郑京海教授一直在推动如何把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介绍到国际学术界。今天，他的讲座报告就是为今年九月在欧洲中国经济学会年会准备的主旨报告。这是一次与西方学者的学术对话，又是对中国学者的总结和评价。

同学们做博士论文时，如何选择题目和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这就使我想起30多年前，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做博士论文，我选择了中国最突出的人口与发展问题，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研究我国人口经济系统，此后出版专著《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青年经济学者》丛书，1989年版），对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粮食与经济发展进行综合性和长期性分析研究，同时也指出对有些变量（确定的和不确定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国内的和国际的）未能予以考虑；我与邹平（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研究人员）合作出版了《人类·发展·前景·抉择》（学术书刊出版社，1990年版），系统地考察了中国人口与耕地、粮食、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变动历史的关系，定量的分析了当代人口生育机制转变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同共进的新人口论，作为未来中国发展模式选择、发展战略制定的理论基础和国情依据。为此，马世骏学部委员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称这是对“人口发展协同共进”的理论命题的重要探索，是大胆的尝试。

我的国情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吸取了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因为我所面临的对象是一个人口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复杂大系统甚至是巨系统，主要受到钱学森先生系统集成论的启发和影响，即“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Meta-synthesis），他倡导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科学理论和经验知识、定性和定量知识、理性和感性知识，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学森在航天部710所组织“系统学讨论班”，他提出了巨系统、复杂巨系统等重要概念，其中社会系统可以称作特殊的复杂巨系统了。系统方法论反映了钱学森系统综合集成思想。[①] 我当时参加了研讨班，深受启发，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国情研究思路和方法论。

钱学森力图把“两弹一星”系统科学的成功做法，应用于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他曾提出国家应当设立经济体制改革总设计部，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这一设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共计16个部分、60条、336项改革措施，充分体现了顶层设计、系统设计、长远设计的改革思路。2014年1月，建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8年3月，建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习总书记亲自担任主任，进一步完善了改革决策机制。

我们如何研究中国国情？可以按照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来构建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自然系统，也包括政治系统。此外，中国巨系统又与国际巨系统相关，确实是巨大的复杂系统。国情研究对象就是这一巨大的复杂系统，不同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又相互发展、共同进步。这也成为我们先后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四位一体”（包括社会现代化）、“五位一体”（包括绿色现代化）、“六位一体”（包括国防现代化）的思想和实践来源，也为我们直接参与国家五年规划提供重要思路和政策建议。例如，只有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到中高速，能源等消费增长的弹性才能下降，进而碳排放增长率下降，同样的是主要环境污染物才能与经济增长脱钩，空气质量才能有所改善。这都反映了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这需要运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国情国策，使之产生决策体系的正面影响。

在经济系统内部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概念，如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等。就中国而言，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我们把中国三十多个地区可以根据人均收入、人类发展指标（HDI）等重要指标将中国划分为“四个世界”。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过程、发展变迁。

这就需要做出实证分析，做到实事求是，非常务实地研究中国复杂的、动态的经济社会巨系统。讨论发展的初始条件，如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研究建国之初的初始条件，包括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条件比较，包括发展起点、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等，还专门讨论了初始选择。因为有不同的初始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如毛泽东在《共同纲领》中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就是混合经济，既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

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1）》中研究改革开放之初的国际背景和初始条件，包括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这也涉及到邓小平的初始选择，即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混合经济，与毛泽东当初的初始选择之间有着历史的联系，历史的继承，历史的创新。因为在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时代是无法解决占世界1/4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问题，这就必须创新中国之路，中国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走上混合经济是必然的选择，才能够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市场主体，超过了上亿登记户，才能够创造世界最大的就业规模，达到7.8亿人，比印度高出2.8亿人。

我们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需要去理解中国奇迹背后的逻辑，需要复杂系统经济思维。复杂系统理论本身就是系统科学中前沿方向和焦点。钱学森先生对复杂系统的认识，^[②] 又加了一个关键词，即开放型的复杂巨系统。^[③] 这为我们认识更开放更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提供了重要思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外而言，从封闭到半开放再到全面开放，对内而言，从内部分割到区域一体化再到全国一体化。

开放系统的关键要素是什么？这涉及到现代化要素：能量、信息、数据、科学、技术、知识、各种物质等交换和转换。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有效的利用这些现代化要素，特别是在开放的背景下，利用经济全球化来有效利用全球现代化要素。

不同的系统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关联，又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例如我们研究经济系统，就要考虑对自然系统的影响，这就涉及到经济发展为何要绿色发展，一味地追求高增长就会有巨大的生态代价，如何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例如当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行时，能源消费增长弹性系数将会大幅下降，进而碳排放增长率随之下降，再加上发展绿色能源，煤炭发电清洁化（目前已有80%火力发电机组属于超低排放），中国已经进入碳排放高峰平台期，今后有可能提前进入碳排放下降期，这不仅对中国是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有可能因中国，世界可能提前进入碳排放高峰平台期，进而进入下降期。这也反映了中国系统与世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

中国是如何应用复杂系统思维和有效方法来开拓和创新工业化道路？这就是五年计划或五年规划的方法论。应当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相当成功的，不仅经济增长率高达9.2%，中国GDP（PPP，1990年国际元）占世界总量比重从4.5%提高至5.5%，而且为中国奠定了工业化基础。经过长达十三个五年计划和规划的实践，中国已经从学习和照搬苏联模式，到创新中国特色的五年规划，从而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成为中国在认识处理这一开放复杂巨系统方面极为成功的案例，也解决了拥有14亿人口内部差异甚大的中国，如何通过五年规划一步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从而形成独特的“中国道路”，大踏步的赶上而且在许多方面正在超越美国等发达国家。

作为中国学者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原则，总结和阐述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坚持下来，让历史证明，让实践检验。郑京海教授从复杂系统经济思维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式，向国际学术界传递了中国学术。

（编辑  季节）

 新中国的发展成就，是现代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首次提出：到2001年，我们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本文将用更多的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把中国放在当代人类发展的视野来讨论。作为一名中国学者，见证并且总结中国发展的奇迹及动因，是我们这代人必须承担的学术使命。

从“一盘散沙”到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的世界政治大国

从政治的角度看，新中国完成了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到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同时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的世界政治大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一天，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的历史，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华民族摆脱了100多年以来受帝国主义侵略、欺负、控制的半殖民地的局面，维护了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从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侵略中国的领土。

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首先必须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必须形成一个中央政府，它有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社会资源，在极低的起点，尽快推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特别是落后国家如何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二战后纷纷独立的后进国家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中国，只有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根本解决中国内部长期分裂、相互争斗的局面，从而实现国家长期的政治稳定、高度统一、各民族一体多元的空前团结。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一体多元，特别是进入现代国家，这个“一体”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多元”就是由56个民族组成，并且采用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的启动，不能不提的就是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我国在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进行的一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较量。在当时，中央下这样大的决心是十分艰难的，也是伟大的。毛泽东不仅考虑当时中华民族的处境，同时谋划着中华民族的长远与未来。当时有人提出美国人手里有原子弹，毛泽东说“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当然，在这一场战争中，中国和朝鲜在与美国的较量中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是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和平的基础，捍卫了我国的独立安全，树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红利。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1979年和美国正式建交，我国基本上获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40年没有再发生战争。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和平环境，我们才能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直到今天。一个国家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到高度统一、各民族空前团结，这不是所有后发国家都能实现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做到了。 

回望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国在世界上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再看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从这个意义看，中华民族复兴的含义，就是在整个民族多次挨打之后，进行了一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次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一次改革（改革开放），成为世界大国。这几个历史发展阶段是紧密衔接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在之前发展基础上的飞跃。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为后来我们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创立了战略机遇期。由此，中国逐渐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

从世界的“饥荒之国”到世界第一大农业生产国

70年前，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预言，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以无法治理国家，只有靠美国人的面包才有出路。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批驳了这种历史唯心论。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1]

从1949年的数据，我们就能理解当时中国农业的困难状况。当年中国的粮食和棉花产量分别比历史最高产量下降了24.5%和76%，全国平均每亩粮食单产仅为71公斤，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农业总产出比历史最高峰下降了20%，为历史最低点。中国需要解决占全球20%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生产就成为现代化起步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毛泽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定会地动山摇。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已经成为粮食净出口国，到60年代以后才变成净进口国，这和“大跃进”失败有一定关系。70年代起，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粮食净出口占国内粮食生产的比重趋于下降，从农村起步的经济改革使最穷的人优先受益，极大地发挥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12种，居第二位的有2种，第三位的有4种。[2]

中国从1949年的起点发展至今，基本依靠自给自足解决了养活自己的问题，这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的粮食单产在1961年低于世界水平，而后一路上升，现在已大大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客观地说，中国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质量并不好，有大量超过25度斜坡甚至更陡的土地开垦为耕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来一步步提高粮食单产。中国的耕地面积在1949-1957年是持续扩大的，在1957年达到高峰，而后就开始下降。从那时起，中国农业产量的提高从两条腿走路即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产，变成了依靠提高单产一条腿，解决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吃饭问题。

表1 中国与世界谷物耕地面积、产量、单产变动趋势（1961年-2016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我国在全世界谷物耕地面积的占比在10%～20%，但是我们的谷物产出大体都在20%以上，[3] 我们有效地利用稀缺的耕地资源，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质疑“2030年中国能否养活自己”。我当时写了文章批驳他，告诉他缺少历史知识，他所预测的2030年中国粮食产量相当于中国1973年的产量。在中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有艾奇逊预言的破产，也有我亲眼见证的布朗预言的破产。

我们从农业增加值的角度来比较中国、美国和OECD三个经济体（当然美国也属于OECD）。图1显示，中国从1997年农业增加值占世界的20%，到2015年达到24%。OECD国家从31.9%下降至大体和我们差不多，但是OECD耕地面积的比例远超过中国，我们是在不利的农业资源条件下取得的农业发展，我们也大大超过美国。[4]

图1 中美OECD与其他国家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1997-201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表2 四大经济体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1997-201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从四类国家人均谷物的产量（见图2、表3）可以看到，OECD国家不仅耕地面积大，而且单产和农业现代化程度也比较高，始终保持比较高的人均谷物产量；而中国基本处于世界平均水平。通过具体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谷物产量远高于比我们农业资源更发达的南方国家。很多比我们农业资源条件好得多的国家，比如南非，谷物的单产是很低的。在中国，解决好吃饭问题是一个巨大挑战，70年来我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我国农业在农业科技等方面的进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图2  中国、OECD、其他国家与世界人均谷物产量（1961-2016年，公斤）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表3 中国、OECD、其他国家与世界人均谷物产量（1961-2016年，公斤）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从工业落伍国到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

发展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有一定的资本。从1861年洋务运动到1949年的88年间，中国工业积累的全部固定资产只有100多亿元（1952年价格），当时我们有超过5.4亿人口。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仅是人口多、耕地少，最重要的是底子薄，“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5]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均固定资产只有20多元，工业净产值只有45亿元，人均工业净产值只有8元，占国民收入的12.6%，这就是旧中国留下的极其微薄的工业基础。新中国搞工业化，必须解决建设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靠殖民主义、侵略和掠夺，而是靠自己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1949年，毛泽东提了一个“一九开”的说法，把工业的现代化部门、交通运输的现代部门、金融的现代部门、服务业的现代部门加在一起。他在七届二中全会讲到“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6]，这就是当时的基本国情。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上提出中国工业化的构想：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与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和金融等事业。[7] 到1956年党的八大，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提出这样一个构想：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8]

今天，我们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工业体系。[9]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的资料，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目前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位，在15个大类中名列前三位，2017年中国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10] 到2018年，我国手机产量达到18亿部，占世界总量的90%，计算机生产量达到3亿台，占世界总量的90%。包括美国人用的计算机、手机，很大部分也是在中国生产的。彩电生产量达到2亿台，占世界生产总量的70%。类似的例子太多了。今天中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占世界总量比重和在世界上的位次都在不断提高（见表4）。2015年，中国铁矿石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1.6%，煤炭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7.7%，粗钢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9.5%，只有原油的资源条件较差，占世界比重为4.9%。从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开始向绿色化转型，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高，从2000年9.5%上升至2018年的22.1%，可再生能源（不包括水力发电）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00年的1.46%上升至2015年的17.26%，居世界首位。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工业化，更需要绿色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巨大挑战，对我们更是巨大机遇。

表4 中国主要资源型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及占世界的比重（1949-201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按照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工业增加值，1997年中国是世界第四大工业生产国，到2011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一，2017年中国占世界工业产出的比重为20.8%，2016年相当于美国的1.27倍（见图3、图4）。[11]

图3 五大国工业增加值（1995-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2000年之前只有5%和6%，2017年已经分别达到24.5%和20.8%（见图4），[12] 还没有达到美国在二战后的最高点，但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占比已经超过了美国当年的比重。

图4 中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2011年美元价格）占世界总量比重（2004-2017，%）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中国在2000-2013年期间，制造业增加值保持了16.7%的增速，而美国只有2.0%的增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赶超系数，从25.0%上升至143.2%（见表5）。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工业大国，进而成为新型工业化大国。2017年，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达到23.8%，也明显高于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比重（13.9%），^[13] 显示了中国在全球高技术产品市场不断增强的国际竞争力。

表5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对美国的赶超（2000-2013）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基础设施落后国到世界现代化基础设施大国

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现代化。1949年，全国仅有5万公里破破烂烂的公路，没有什么柏油马路，而二次大战时的德国、意大利、美国已经有了高速公路；我国铁路里程为2.18万公里，还不及印度的一半；只有十几架小型飞机，这就是中国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14]

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已基本完成了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建设（见图5）。这是国家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到2025年的目标，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提前实现了这些目标。2018年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了近3万公里，连接80%以上的大城市，基本连接省会城市和其他50万以上人口的大中城市，高铁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总里程的66.3%。这一指标可能是铁路或高速铁路的历史最高纪录，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最快的铁路网。

图7  2025年国家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图

中国的公路网2018年已经达到了486万公里，居世界第二，其中高速公路达14.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15] 2017年占世界总里程（36.5万公里）的35.6%。高速公路的发展，也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1991年我去美国学习，刚下飞机看到纽约肯尼迪机场，让我感觉很震撼，当时北京机场只有T1航站楼。而当时中国的高速公路只有500公里，今天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了美国。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要看它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程度，中国正在构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先进、最高效（例如海关通过时间）的交通基础设施。^[16]

建设长江大桥是当时的一件大事。1956年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诗篇，“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是“一五”计划156个苏联重点援助项目之一，在武汉建一座由苏联设计、施工和监理的长江大桥；1968年我们才有了自己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今天我们的长江上有多少座桥？根据最新的统计，已建和在建的超过200座，还没有包括江底隧道等。中国南北之间的“天堑变通途”，我们今天已经实现了。

我国目前有多少座公路桥梁？1963年是8.3万座，1978年是12.82万座， 2018年达到83.25万座，中国修建的桥梁达到全世界当年修建桥的60%甚至70%，“要想富先修路”，有了路才能富起来，富起来才可以修更多的路。我们现在又通过“一带一路”让更多国家的人民也像中国人民那样富裕起来。

中国是一个地理不平的国度，地理不平又造成经济发展水平不平。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只有通过基础设施现代化，通过修路修桥实现全国和各地区互联互通，才能重塑中国经济地理。1994年我去贵州，当地最大的问题是“地无三尺平”，除了贵阳到黄果树100多公里的快速公路，既没有公路桥也没有高速公路。但是今天通过基础设施现代化，贵州已经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后来居上。2018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6453公里，高铁营业里程1127公里。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告诉国人，也可以告诉世界，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是大陆之国，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海洋大国、海运强国。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8个港口进入世界前20强，上海港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洋山港四期7个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4000万标箱，这是美国全国之总和。2016年开始使用已经超过了3700万箱，还将进一步扩大。第四期是全自动化的无人智能码头，而且还在美国的长滩港口建了一个小规模的智能码头。美国人做不到的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用国际上更专业的指标“班轮运输相关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大国、海运大国。这个指数包含船舶数量、船舶集装箱承载能力、最大船舶规模、服务量、在一国港口部署集装箱船舶的公司数量，共5个指标。计算时取最领先的国家定义为100%，也就是中国2004年的数据，到2018年已经达到了187.8%。同期美国仅提高了13.4个百分点，目前该指数仍滞后于中国2004年的情况(见表6)。这表明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海洋大国，通过“一带”更通过“一路”辐射到全世界七大洲所有的港口，因为海运承担了全国90%以上外贸货物运输量，也占了世界主要港口货物吞吐总量的1/3以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打造世界最大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世界提供巨大的公共产品，促进各大洲、各国、各地区的互联互通。

表6 班轮运输相关指数国际比较（2004-2018）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在航空运输方面，1975年中国乘坐飞机的只有100万人次，2017年已经达到了5.5亿人次，2018年超过了6亿人次。我国民航客运量相对于世界的比重，从0.23%提高到13.85%，不过相比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今后发展民航事业的空间相当之大，作为地级市拥有了机场以后，物流业发展会非常之快。

我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建国初期，我国通信设备、通信方式和通信手段十分落后，而目前电信业已建成包括光纤、数字微波、卫星、程控交换、移动通信、数据通信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电话网络规模跃升世界第一，电话、互联网用户数跃居全球之首。目前，我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信息化社会，是世界最大ICT技术的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2001年时，我们还在思考中国如何应对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数字大国。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

我们以1952年为基期，按照不变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见表7）进行纵向比较。2018年，我国GDP是1952年的173.5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9.46倍；第二产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860倍；工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972倍；第三产业是1952年的204.3倍；人均GDP是1952年的70.92倍。

1952-2018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速是8.1%。其中，1952-1978年期间为6.1%。1978年至2018年，GDP年均增速9.4%。以人均GDP来看，1952-2018年的年均增速达到了6.7%，其中1952-1978年期间为4.0%。按照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统计，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速超过3%，就可称之为高增长类型。改革开放之后至今，我国人均GDP增长率更是高达8.4%。^[17]

这些数据都表明，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它最大的受益者是从1949年5.4亿人口变成了今天的14亿人口，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发达国家经过了200多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才发展到今天的水平，OECD国家人口总和是13亿人，比我国少了1亿人。我国后来者居上，为二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表7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52-2018）

计算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六十五年》，第681页；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8》，第26-27页。

再看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一是汇率法，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的美元来计算（见表8），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60年1.13%提升至2017年的12.69%。^[18] 二是购买力平价，^[19] 按照2011年国际元计算（见表9），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990年的3.66%提高到2017年的18.21%，^[20] 尽管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率有所减缓，但这一比重大体是每年增加0.5个百分点左右。这两种计算结果也都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成为提供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动力的国家。

表8  中国GDP（汇率法，2010年不变价美元）及占世界比重（1960—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表9  中国GDP（PPP.2011年国际元）及占世界比重（1990-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文盲充斥”“人才匮乏”大国到世界人力资源大国

中国现代化最有意义的还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就是要不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所有人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1912年到1948年，中国累计大学毕业生只有21万人，[21] 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年，[22] 大大低于美国8.38年的水平；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累计18.5万人，只占全国5.4亿人的0.034%。文盲充斥、人才匮乏，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一穷二白”的“白”，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23]

今天，中国成人识字率已经超过了96%，15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23年，是1949年10.23倍。2017年，中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生在校生达到了2754万人，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了3700万人。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人力资本的基础。我们估计，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1.8亿人，我国平均每年进入大学的学生人数约700多万，再加上各类在校生或者非在校的高等教育类型，人数将超过1000万。这样到2020年，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基本上可以达到两亿人。如果有了两亿大专以上人口，那么无论是经济生产力，还是文化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包括国防生产力都将有质的提升。

  从“东亚病夫”到“健康中国”

看人口的健康程度，最重要的指标是人口预期寿命。1949年之前，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期望寿命（1950年为49岁），更不要说像美国（68岁）、日本（61岁）等国；1950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为200‰，高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5‰）；建国初期，全国吸毒者达2000万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3.7％。新中国成立后几年内，就全部解决了禁毒问题，这就是我们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断地发动卫生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卫生革命，在国家还很穷的时期就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当时毛泽东为江西消灭血吸虫病而欣然写作了一首七律诗《送瘟神》。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将中国列为极低收入或者低收入国家，但198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66.8岁，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61.0岁），这本身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到2017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6.7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2.2岁），婴儿死亡率降至6.8‰，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2.9‰），已接近美国水平（5.7‰）。中国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2016年召开了全国卫生健康大会，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我国首次提出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明确提出到2030年，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0岁，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

表10   中国、印度、美国和世界人均预期寿命（1950-2017）

注：中国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18页；

其他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世界最大贫穷人口之国到世界最大“全面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什么概念？简要地说，就是上中等收入水平社会。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人均GDP，还是城乡恩格尔系数，以及人类发展指数，70年沧桑巨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4元，到2018年城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251元与14617元，相当于1949年的393倍与332倍。[24]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汇率法计算，2016年人均GDP约为8123美元，居世界（230个国家或地区）第91位，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比例的79.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根据OECD年度报告，一个出生于贫困家庭的人，需要经过四至五代（约150年）才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在中国，仅需要一至两代人就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且人口规模达到14亿，占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总人口（25.76亿人）比重的53.8%。

建国初，我们估计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70%以上，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80%以上，属于极端贫困类型。到2018年，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7.7%，属于富足阶段；农村居民已降至30.1%以下，[25] 即将进入富足阶段。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36.9平方米和46.7平方米。

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0.225（1950年）的极低水平,提高到1980年的0.456，2017年提高至0.752，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组，成为过去40年世界各国中提高幅度最快的国家,1990-2017年平均增长率为1.51%，相当于世界平均增速（为0.73%）的两倍。

再来观察中国和世界减少绝对贫困标准的情况。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贫困线标准（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90美元），1981年中国有8.8亿绝对贫困人口，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2500万人；而世界上其他国家1981年为10.19亿人，2013年降至7.66亿人，减少了3.6亿人（见表11）。中国减贫对世界贡献率达到了75.5%，这说明中国的成功就是世界的成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功。

表11 中国与世界减少绝对贫困人口（1981-201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贫困线标准为1.90美元：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APS?locations=CN

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方面作出了庄严政治承诺。可以这样讲，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敢于作出这样的政治承诺。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全体人口、包括绝对贫困人口彻底脱贫的小康社会。中国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即将告别人类历史中上百年、上千年延续的绝对贫困，这个意义远远超过了中国自身发展的意义。

从科学技术“空白之国”到世界“创新大国”

建国初期，国内仅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人，相当于就业总人数的0.028%，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足500人。^[26] 1956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提出要“重点发展、迎头赶上”，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某些重要的、亟需的部门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27] 之后又编制过多次科技发展长远规划。

40多年过去了。我们看中国从事研发的人员折合全时人数，2018年已经达到418万人年，相当于美国总数（2014年为135万人年）的3.1倍。我国人口占世界比重已降至19%以下，而2015年我国研发人员数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44.4%。大量的科技人员是我国最宝贵的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

1984年，我国制定了《专利法》。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见图6），1985年，我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世界总量比重仅为0.9%，到2017年已经上升至57.6%，相当于美国总数的4.24倍，相当于日本总数的4.79倍，相当于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1.49倍。

           图6 中美日及经合组织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1985-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IP.PAT.RESD?end=2017&locations=CN-JP-US-OE&start=1985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知识生产国。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在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方面，我国是第一大国。^[28] 在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等各类知识产权申请量方面，也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商标。更关键的是高质量的、国际化的数据即专利合作协定（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2000年至2017年，中国这一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8.4%。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WIPO IP Facts and Figures 2018》，2017年中国PCT达到48900件，超过日本（48206件），跃居世界第二位，排在美国（56680件）之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说，中国已经从技术使用者转变为技术生产者。世界技术创新的中心正在从欧美向中日韩等东亚国家转移。

从世界最大的传统农村社会到世界最大的现代城市社会

中国从一个世界最大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城市社会。1949年，全国仅有城市132个，城市市区人口39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100万人口以上城市仅有10个。[29] 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国家。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城镇人口已达到8.3亿人，相当于美国城镇人口数的3.1倍，相当于欧盟城镇人口数的2.1倍，相当于印度城镇人口数的1.84倍（2017年）。[30]中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人口的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包括两亿多农民工变成市民，使得他们享受到的现代化因素和公共服务因素越来越多。

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2016年，用水普及率为98.4%，燃气普及率为95.8%，城市污水处理率93.44%，这些指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我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在农村。[31] 目前中国正在加速城市化战略格局，将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三大城市群逐步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

从农村社会到城镇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92年我国农村人口达到最高峰后，开始持续下降，城乡人口比例原来是二八开，现在已经达到并超过了四六开。短短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城镇化道路。

1952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为2486万人，仅占全国总就业人员的12.0%；2017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达到42462万人，相当于1952年的17.1倍，相当于1978年的4.4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1%，占全国总就业人员比重的54.7%。我国城镇规模显著扩大，人口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城市数从1978年末的193个增加至2017年末的667个，其中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从1个提高至16个，300万-500万人口城市数从3个提高至25个，50万-300万人口城市数从60个提高至271个，50万以下人口城市数从129个提高至349个。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潜力，还有两亿左右的非户籍人口需要成为城镇户籍人口。

从封闭社会到全面开放社会

195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0.9%，只相当于美国的5.5%，相当于德国（西德）的23.4%。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2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8%，相当于美国的6.4%、德国的8%。^[32] 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5.33万亿元；进口12.46万亿元，我国连续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我国也将变成世界最大进口国，为世界提供更大的市场。1982年到2017年中国的贸易增长率，无论出口和进口都达到14.2%。同期美国出口增长率是5.9%，进口达到6.7%（见表12）。如何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实现出口和进口相对平衡，是下一步的目标。

表12 中国、美国、世界货物进出口（1982-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世界投资国，2017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48万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尤其是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直接促进了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对外承包工程规模迅速扩大，累计签订合同额近2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4万亿美元。^[33] 这是中国最开放的时代，是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更是中国对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最大的时代。

从封闭落后的文化之国到开放、先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大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进入到大发展、大开放、大繁荣的时代。2012年，全国出版图书高达37万种，一年的出版量就大大超过了古代到辛亥革命2000年出版量的总和（20万种）。[34] 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2.15%提高到2017年的4.29%，进入了世界文化产业大国前列。我国公共文化事业迅猛发展，到2017年末，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综合覆盖城乡14亿人口和3亿多户家庭，[35] 广大人民群众以极低的成本享受各种文化服务和个性消费，进入了历史上中国文化建设的最好时期。在国内，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也要创作反映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成果。在国际上，坚持“对外开放、以我为主”，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从“一大二弱”之国到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

古代中国曾是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到了近代，中国沦为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落伍者，落后必然挨打。直到新中国成立，现代中国开始崛起，成长为世界政治大国、经济大国。诚如邓小平所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36]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建设飞跃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巨变。到2000年，有两个指标居世界第一位；到2010年，有7项指标居世界第一；到2017年，共有11项指标居世界第一，有5项居世界第二，有1项居世界第三（见表13）。这反映了中国进入21世纪走向世界舞台，到2017年，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心。

表13 中国主要指标位居世界第三、第二、第一的年份

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从被挨打、被歧视的世界弱国，[37] 建成世界社会主义大国，进而跃居世界综合国力前列的过程。在近代以来世界性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曾是落伍者，但是后来居上，仅用了70年的时间，就赶上和超过了发达国家200多年达到的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成就，从“一大二弱”之国到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当然，这个现代化过程还远未结束，按照中央制定的宏伟蓝图，我们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贫穷、经济最落后的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转型之路；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继续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创新之路；是由十几亿人民，56个民族，以及港澳台地区，海外侨胞共同推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和平发展之路。中国的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38] 其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39]

    （编辑  季节）

40年前，9.6亿人口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313元，人均GDP甚至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值；但到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相当于非洲的4.2倍。已经富起来的14亿中国人民始终关注有着12亿人口的非洲大陆何时实现经济起飞，以及怎样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也关注非洲大陆怎样能够像中国那样，让十几亿非洲人民富起来。

2013年3月，刚刚担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南非德班会见非洲国家领导人时指出，中国与非洲从来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历史反复证明，中国发展好了，非洲发展会更顺；非洲发展顺了，中国发展会更好。

1963年，非洲联盟正式成立，52年后的2015年，非洲联盟第24届首脑会议制定了《2063年议程——我们想要的非洲》，这是非洲消除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渴望到2030年成为一个繁荣的大陆，成为全球生活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非洲的总体GDP要与非洲占世界人口和自然资源的比例相称，使世界级的、一体化的基础设施遍布非洲大陆；2045年非洲占国际贸易份额将从2%增加到12%，非洲内陆贸易从2013年的12%上升至50%；非洲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进而实现整个非洲大陆共同富裕。这就是非洲雄狮的“非洲梦”。

快速起飞的非洲经济

我们需要走进非洲、了解非洲、认识非洲，才能更好地帮助非洲。目前，国内绝大多数人没有去过非洲，对非洲大陆知之甚少，即使是学术界，对非洲和非洲各国国情的研究也是相当有限的，缺乏系统性。这与中国对非洲经济增长、工业化、基础设施、双边贸易、直接投资、承包工程、增加就业、发展援助、减少贫困、培养人才、医疗健康、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贡献极不对称。

《21世纪的中国与非洲》一书的作者行走非洲，在2016-2017年，历时120天，对非洲七国进行了调研，行程6.5万公里，考察中国公司在非洲的102个工程项目，访谈302人次，包括3位国家总统、3位国家总理、18位政府部长。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作者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可以说这是目前中国国内对非洲研究具有开拓性的重要进展。通过本书，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到非洲大陆经济正在起飞，有一大批普通中国企业家、技术员、工人及外交人员深度参与其中，助推非洲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

这里，我从中国与非洲的视角，说明非洲为什么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为什么中国全力助推非洲经济起飞。

21世纪以来，曾经被视为世界最为贫穷和落后地区的非洲正在快速进入经济起飞阶段，被《2063年议程——我们想要的非洲》视为非洲的转折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0-200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3%，低于世界平均增速（3.0%）；1990年，该地区人均GDP（PPP，2011年国际美元）为2513美元，高于中国人均水平（1526美元），到了2000年，该地区人均GDP仅为2379美元，比中国人均水平（3701美元）低得多；2000-2016年，该地区年均经济增长率提高至5.1%，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速（3.6%）。2016年，该地区人均GDP提高至3453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45.1%；工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2722亿美元增长至最高峰2015年的4588亿美元，增长了69%；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从2000年的1197亿美元增长至最高峰2012年的5341亿美元，增长了3.46倍；外国直接投资从2000年的68.75亿美元增长至最高峰2015年的462.81亿美元，增长了5.73倍。以上数据表明，非洲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持续高增长纪录，经济正在起飞，后来居上。

中非经济的合作共赢

为什么二战之后，经过了50多年经济发展的起起落落，直到21世纪初，非洲才进入经济起飞阶段？

直接的原因是，非洲从21世纪初才开始进入工业化时代，2000年之后，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到5.2%，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到5.6%，带动了总体经济增长。但从总体上看，在独立后的50年，非洲未能建立一个比较独立、互为配套的工业体系。201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工业增加值（2010年美元价）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只有2.0%，GDP（2010年美元价）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2.2%，显然，只有加速工业化才能加速经济发展。为此，非洲联盟2007年发起了“非洲加速工业化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了加速工业化发展的七个优先领域，将工业化作为非洲发展战略的主体，其目标是在21世纪使非洲成为工业化大陆。

间接的原因就是中国全力助推非洲工业化进程，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00年中国与非洲国家贸易额为100亿美元，到2014年增至2200亿美元。之后由于世界贸易额持续下降，直接影响中非贸易额下降，但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与非洲进出口总额约为1697.5亿美元，占非洲进出口总额（9503亿美元）的17.9%。其中，中国对非洲出口约945亿美元，占非洲出口总额（4167亿美元）的22.7%；自非洲进口约752.5亿美元，占非洲进口总额（5336亿美元）的14.1%。

第二，中国主动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对部分非洲国家减免进口关税，极大地刺激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增长。

第三，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投资来源国。2017年中国对非洲贷款额超过1000亿美元，是2010年贷款额的50倍。2007-2017年，中非发展基金作为合作方在非洲开发项目投资总额达到200亿美元，建设了100多个非洲工业园，铺设了近6000公里的铁路、4000多公里的公路，建成了9座港口、14座机场，同时建成了34座火力发电站、10座大型水电站、1000座小型水电站。

第四，中国企业成为非洲基础设施工程的最大承包商。根据《工程新闻纪录》（ENR）杂志的2017年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最新数据，中国企业在非洲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市场占有率为56.2%，其中大部分建设资金来自中国政府框架合作项目的“两优贷款”。

第五，中国成为非洲第二大官方援助国，向非洲国家直接提供对外援助，包括人力资源、发展规划、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咨询培训，扩大科技教育、医疗卫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减少贫困等领域的对外援助和合作，提供免息减息贷款等。据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估计，2000-2016年中国对非援助总额约为750亿美元，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中非研究所估计，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的贷款总额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正因如此，中国极大地助推了非洲经济起飞，推动了非洲“三网一化”建设，即建设非洲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区域航空“三大网络”及基础设施工业化。由此可见，中国“走出去”、“投资非洲”与非洲工业化、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是同向、同行、共建、共赢。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并不是西方媒体所描绘的“新殖民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的“共赢主义”，突出表现为中非关系的五大要素合作：一是政治上平等互信；二是经济上合作共赢；三是文明上交流互鉴；四是安全上守望相助；五是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是典型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不仅根源于20世纪50-60年代中非的传统友好关系，也体现在2000年在北京创建的中非合作论坛，与52个非洲国家以及非洲联盟建交，更体现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中非共同制定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明确了中非关系未来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包括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五大支柱”，着力实施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和平和安全“十大合作计划”。正是基于此，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并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与非洲各国实施“十大合作计划”。

非洲经济起飞的道路选择

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非洲走什么路？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选择。

一是美国模式。2018年6月1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Detroit Economic Club）明确表示，要把西方模式，也就是“人权、法治、知识产权”理念教给非洲，这样非洲的发展就更接近“西方模式”而非“中国模式”。他还指出，一个经济体可能暂时不采用“美国模式”，但最终只有“美国模式”才可能产生活力、创造力和技术创新。事实上，“美国模式”并没有让非洲国家富起来，诚如前文所述，非洲人均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非洲大陆最缺的从来都不是“美式民主”，而是严重不足的现代基础设施，许多设施基本上是殖民主义时代留下的遗产。如果将电力视为一个家庭、社区、地区和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因素，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信息，2000年非洲未能获得电力供应和服务的人口比例达到四分之三，这意味着非洲有7~8亿人口并不享有现代化生活基础。从历史上看，美国对非洲的所谓支持更愿意出钱出兵发动战争，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却是一个典型的“葛朗台”！

二是中国经验。为什么非洲各国愿意从中国发展道路中汲取经验，向中国学习？因为中国从来不输出“中国模式”，更不会强迫非洲国家采用“中国模式”，而是提供“中国经验”和 “中国方案”，如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正如这本书所详细介绍的各种典型案例，特别是中国的五年发展规划经验对非洲国家极有吸引力和借鉴之处，它们纷纷到中国实地考察、学习取经。我曾经多次去非洲国家授课和讲座，这些国家不仅关心中国五年规划如何制订，更关心五年规划是如何实施和评估的。最主要的还是非洲各国通过大量的“中国工程”、“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运营”的案例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把中国视为成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老师”，学习中国经验。例如，中国帮助非洲国家修建水电站、火电站、国家电力网等，极大地削减了非洲无电人口比例，到2016年，非洲的无电人口比例已降至57.2%；又如中国帮助肯尼亚实施“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人才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特别是中国提出的“要想富先修路”的简单道理，已经成为非洲各国的共识，要求中国帮助它们修建铁路及各类基础设施。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帮助非洲国家修建了近6000公里的铁路，这相当于非洲6万公里铁路存量的1/10，相当于新修建铁路总里程的90%以上。仅以2017年建成通车的蒙内铁路为例，这条480公里长的铁路将带动肯尼亚GDP提高1.5个百分点。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帮助非洲建设最先进的电信基础设施，消除数字鸿沟。2000年，非洲移动电话用户量只有1100万户，到2016年已经高达7.54亿户，相当于2000年的68.5倍。中国在非洲大陆参与的港口建设多达20余个，这为非洲进出口贸易创造了基础设施条件。中国经验对非洲国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示范效应，它们纷纷效仿中国港口、工业园、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保税区等做法，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对非洲的各类援助和投资，不只是“授之以鱼”，更重要的是“授之以渔”，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2017年，非洲来华留学生人数达到近5万人，是10年前的20倍；同年，由中国政府出资主办的各类培训项目超过4万人次参加，其中来自非洲的学员占60%～70%。此外，中国有大量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医务人员进入非洲、援助非洲，这标志着中国与非洲已经进入大合作阶段，中国助推非洲进入大发展阶段，也标志着非洲开始走向了富起来的新的发展阶段。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提出“三个世界”的思想。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

中国发展起来之后，逐渐改变了两个世纪以来的南北“大趋异”，进入21世纪，世界首次出现了南北“大趋同”。在这一全球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首次提出“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让非洲12亿人富起来，加速南北“大趋同”。

1982 年 1 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时说：“‘南南合作’是新提法，这个提法好，应该给发明者一枚勋章。”“‘南南合作’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改革开放40年后，在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南南合作”的助推之下，非洲的经济起飞正在成为现实。富起来与强起来的中国有意愿、有能力帮助非洲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本书中所展现的那些为了帮助非洲、受中国政府以及企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非洲的普通中国企业家、技术人员、工人以及外交家等，每个人都应当获得一枚勋章！

（编辑  宋斌斌）

胡鞍钢：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又给我提供一个机会，因为昨天我也在这里参加了陈雨露校长主持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会议。大家知道今年9月份，总书记要到美国访问。昨天经济学院院长张宇教授也专门发出邀请，让我今天就“一带一路”战略谈一些看法和观点，正好我还准备了这方面的材料。同时利用这个时间，将我们对“十三五”，甚至2020年、2030年中长期的一些设想交换一下想法。

我今天演讲的核心观点是通过中国国内的经济一体化，以及周边区域的一体化，进而经济全球一体化，重塑两个经济地理：一是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二是重塑或者推动世界经济地理。

21世纪：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2009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首次从新经济地理学、新贸易理论和新自然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一主题，提出了三个关键词：密度、距离和分割。

它的思路比较清楚，首先要不断提高人口密度、经济密度，而且根据它的计算，大体世界各国只用1.5%的国土面积就创造了50%以上的经济总量。

二是解决距离问题，既要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缩短物理和空间的距离，同时实行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税率、通关便利化等，在非物理距离上进一步缩短距离。

最后一个问题是各国各地区之间确实存在分割，由于要素积聚，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一个国家内部也会出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距，怎么来解决这些分割问题等等。

该报告所讨论的这些世界性发展问题，既为我们提供了前沿性的国际发展理论，又提供了前沿性的国际发展经验。我们来分析中国经济地理的理论框架，不仅要考虑它所说的密度、距离、分割，可能还要讨论第四个经济学角度——新自然经济学，就是要考虑一个地区发展的资源承载能力、环境容量。以北京为例，最大的约束条件实际是水资源。如果我们从长江调水过来，成本还是非常高的，这时就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不仅要遵照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还要遵照自然规律，才能进一步讨论重塑中国经济地理。

今天我们讨论“一带一路”战略时，在本质上有一个关键词恰恰被人忽略了，就是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以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在理论上进行更多地讨论和分析，而更多从实证角度分析一下中国发展战略和全球发展战略的关系。

中国经济地理革命变迁史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中国是如何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呢？或者我们称之为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经济地理革命呢？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是从哪里起步的，又是如何演变到今日的新格局？为什么说“一带一路”战略是4.0版的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不仅会重塑中国经济地理，还会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可以看出来，传统农业时代到它的解体，再到现代是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的，特别是到了1949年，中国引入资本主义因素、现代化因素后就基本形成了三大经济板块，第一大块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东北板块，即当时由日本占领的满洲国。日本已经在这些地区建立了相当高的铁路密度，特别是铁路基础设施，也包括其它方面如能源、电力等。这个经济板块是独立为日本服务的，90%以上是对日本出口，并没有与我们说的内陆经济的板块相关。第二大块，很显然按照政治和经济地理所描述的，就是沿海和沿江地区，特别是沿长江流域形成了现代经济飞地和腹地。第三大块是幅员最大，也是最落后的，就是内陆传统农村地区，它们至今是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形态，境况和几百年前差不多，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已经十分凋落，粮食总产和单产都降到现代历史最低点。当时的中国是现代与传统二元经济并存，如果按照当时毛泽东的说法就是“一九开”，90%都是传统经济，只有10%才是现代经济。

建国后，我们通过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发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第一次大规模地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也就是说，第一次通过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了东北、沿海沿江、内陆三大板块本身的高度统一、高度整合、高度一体化。对此美国的中国经济专家尼古拉斯·R·拉迪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他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

在“一五计划”期间，毛泽东认真分析中国国情，研究沿海与内地两个板块。刘少奇也重新认识到要解决这个不平衡的问题，也就是第一次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当时还没有这个词，但实际一定意义上是这样做的。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这次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能够解决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如果我们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话，可以发现建国以后各省市区的人均GDP相对差距系数实际是上升的。

第二次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就是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他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充分利用了经济地理的一些基本思想，引入了市场和开放经济手段，最重要的是通过开放14个沿海城市，积极引进外部投资，充分利用外部技术，开始重塑中国的经济地理。这一时期，我们也发现，1978年到1990年间地区发展差距是缩小了，然而从1990年实行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之后，无论是按30个地区，还是东、中、西三大板块之间的差距系数都扩大了。

人们对如何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认识又进一步深化了，尤其在20年前的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制定“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时就提出了东、中、西三大板块，提出的重要政策就是要“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不过当时我们提供的研究，包括与国务院研究室合作的一项研究，认为可能是先缩小社会发展差距，将来才有可能缩小经济发展差距。

可以这样讲，江泽民时代提出的这些思路，尤其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了第三次重塑中国经济地理革命，还带来了很大影响，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中国地区差距扩大趋势将得到逐步扭转。事实上在2004年，这个发展差距达到高峰进而下降，比原来的设想大大提前了。

到“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逐渐形成了地区发展总体战略，即四大板块。特别是“十一五”规划，我们把它称之为是第三次比较完整的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战略。“十二五”规划第十八章进一步强调了四大板块，同时也出台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这一点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所提出的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框架，它不仅有原来的三维，还多了一维，特别是考虑到自然环境、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可以说这是中国的一个创新，将主体功能区分为四大功能区，在接下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路线中，不仅考虑到了经济发展规律，比如前面所说的三个新（新经济地理理论、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还考虑到了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强调了所谓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具有包容性和共享性。最重要的是考虑到自然规律，也就是说尊重自然规律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在很大意义上我们也看到这个重塑经济地理的过程中有两只手，不仅要充分利用市场之手，加速要素的集聚，同时也要通过政府之手在几个方面起重要作用。

例如中西部地区之所以能够获得比较快的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算了下至少有三大基础设施做出了重大贡献，包括以电力为核心的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此外还有公共服务。通过这些手段来解决前面谈到的分割性问题、差距扩大的问题。中国也在不断找寻这样的路子，从“十一五”到“十二五”，以及将来的“十三五”都可以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贡献。

尤其在提出“一带一路”时，其实中国已经提出了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框架，或为4.0版本，这就是“十一五”包括“十二五”所提出的“两横三纵”路线，这为后来提出的三大战略（三大支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说明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时是需要不断实践和不断试错的，一步一步走过来，这包括对三大国情——经济国情、自然国情、社会国情比较的全面认识。总书记讲要尊重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怎么才能实现它的科学发展；二是尊重社会规律，怎么样进行包容性发展；三是尊重自然规律来进行可持续发展。

我们再来看看1952年至2012年全国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变化曲线图：2004年之后地区差距在明显下降，到2012年已经低于1990年水平，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信息，也就是说在发展过程中差距不一定是必然拉大的，通过政府和市场两只手，通过建立要素的统一市场，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集聚，让人们用脚来投票。我们看到，从2000年到2010年，至少有六七个省区总人口数是下降的，而那些要素比较好的地区，总人口是大幅度增长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已经出现了地区发展趋同趋势，如果我们用更专业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计算，就可以发现中国的人类发展过程，实际上从第四世界为主，逐渐向第三世界为主，进而向第二世界转变了。

什么是第四世界呢？我们指的是极低人类发展水平。2000年，全国人口大幅度进入到第三世界即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大体上占总人口的86%。到2010年，第二世界即高人类发展水平（占60%以上）、第一世界（指极高人类发展水平）都有了较大增长。我们估计到2020年，中国大体上都进入到第二世界（占96%），少数地区（4%）可以进入到第一世界。如果按照这个趋势，2030年也有30%的人口进入到极高人类发展，基本上中国是在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这也告诉我们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过程中是可以解决分割问题的，但它的前提条件可能还真是需要政府创新基本制度，如促进要素流动，还要由政府这只手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

我们看到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经过四个阶段或4个版本，从毛泽东时代的1.0版本，到邓小平时代的2.0版本，再到2000年后的3.0版本，特别是以十六大报告为标志，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民并共同分享的小康社会，其实就是开始转向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的思路。

党中央三大战略布局

下面我们对区域发展战略做一个分析，今天党中央所提出的三大战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四大战略，还包括海洋强国战略，只是今天我在这里没有强调。继承前面四大板块，今后中国大战略就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的“4+3”，或者“4+4”，由此就形成了4.0版本。

这个4.0版本非常有意义，它不仅按照三大规律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300万海域面积上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对加速区域一体化、国内一体化具有深远意义，特别是对加速以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促进大的统一市场的形成也有意义。这样就有可能出现进一步发展趋同，这是我们对中国区域发展战略4.0版本的简要概括。

下面我想就党中央所提出的大战略，来谈谈怎样从对国内统筹，到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统筹。很显然，长江经济带将形成中国的经济脊梁，也会进一步加速东部、中部、西部一体化，以及沿着长江经济带的南北进一步一体化，有了一体化我们才有可能出现大趋同。

此外，也提出了长江经济带的重点任务，而这些重点任务都是以基础设施为主、优先的，特别是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以及打造综合的、立体的、现代化的交通走廊。在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自然发展规律和中国的自然国情，首次明确提出要把长江带建设成绿色生态走廊。另外，长江带也为我们实行“一带一路”提供了最重要的经济地理图示。可以想象如果该纲要公布的话，会一直指导到2020年，甚至更长时间。

最重要的是，党中央提出的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通过统筹两个大局，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正在不断成功塑造本国的经济地理，同时开始塑造或者重塑周边经济地理，进而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一带一路”是党中央的决策，都是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才实现的，两个主要领导同志习近平、李克强先后访问了20多个国家，几乎所有的重大项目都看过了。可以说“一带一路”使得我们形成了中国内部格局和世界格局的一个大的东西双向互动，构建了沿海一线与欧亚大陆桥的“大T字形”，因此这个框架拓展到周边国家，就形成了经济地理的视角，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统筹两个大局。这两个大局，我理解是中国企业，包括中国投资者，从配置和投资960平方公里的要素，进而向周边国家、向沿线国家、向全世界投资，这也反映了中国对外开放本身的逻辑。

过去30年，我们主要是通过优惠政策，在那些经济地理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搞特区、开发区，让世界投资中国。从未来角度来看，很显然是要中国投资世界。我们看到“一带一路”正在有序推进，“一带一路”的路线图一旦确认，就会给更多的投资者，特别是国内投资者非常有意义的信息和指导。

2014年，总书记出访了1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今年出访了2个国家，共计20个。我也看了一些重大工程，特别让我感慨的就是港珠澳大桥，因为它的投资额虽然只有一千多亿元，但珠江三角洲是全世界最繁忙的出海口、航运路线。它不只是建一个桥，而是通过海底隧道出去，这个桥的建设是世界最高标准和最高技术，很多都是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没有任何先例。我把它称之为中国的“新都江堰”，预计寿命在100年左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100年后再评估，你会发现这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接近零成本，也会加速三个地区的一体化，从而成为我们走出去，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大的桥头堡之一。

当然不只是珠江三角洲，也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区。这是中交建集团的路桥公司，重塑吉尔吉斯斯坦的公路，当然也是帮助他们制定公路发展规划，帮助重塑经济地理。图片所展示的是修成后道路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通过基础设施，验证了“要想富先修路”，这个先修路改变了区域优势。

这是中吉乌铁路项目，也是中国帮助设计招标，包括将来负责建设施工。这也包括我们的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配套的变电站，他们是央企和民企合作走出去的典型案例。

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大改变了新疆的经济地理，直接通向印度洋。这是中交建总承包的瓜达尔港，将来它会成为到达印度洋的最近出海口。还有中交建对科伦坡港的总体建设。最成功的是在马来西亚搞了槟城二桥，我觉得这是标志性建筑，一旦建成标志性建筑，可以向全世界说明“中国建设”，“中国制造”，包括装备制造、承包工程的质量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而且这些工程全部是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上公开招标、公开竞争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的统筹两个大局，大致的大手笔、大布局已经基本形成，这就是“4+3”，即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

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海洋强国，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二五”规划都分别做了部署，我想“十三五”规划还将进一步规划和布局。

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和中国经济地理的本质是实现经济一体化，这就带动了区域一体化、全国一体化和周边地区一体化，特别是我们说的24个周边地区经济体，包括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会带动几十个国家。

最后，最核心的还是基础设施现代化的问题。在1956年党的八大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特别谈到了“交通运输现代化”，而后被“科学技术现代化”取代。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我们不大懂什么新经济地理理论或者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但我们却付诸实践，无论是从领导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形成一个共识就是“要想富先修路”，既是一个简单真理，又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真理。恰恰中国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推动我们的基础设施现代化。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四化同步”，我们认为到了“十三五”，特别是从长远的角度看，要重提基础设施现代化，从“四化同步”到“五化同步”，到2030年基本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

过去我们考虑的主要是国内范围，现在我们也可以帮助其他国家来做这件事，可以说中国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将带动这一轮的全球基础设施现代化。

我也去过澳大利亚，他们在举办G20峰会已经明确提出到2018年要使世界经济增长率额外增加2个百分点。我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有效投资、长期投资，或者说从长期寿命角度来看接近零成本的投资，特别是降低所有市场主体、投资者的交易成本，这样通过“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就会达到三个重塑：

第一，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实现全国经济一体化和发展大趋同。

第二，进一步推动和重塑“一带一路”的经济地理，互联互通，实现欧亚大陆一体化和共同发展。

第三，进一步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推动全球基础设施现代化，提高全球经济增长，实现全球一体化，促进南北国家发展大趋同。

为什么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作为世界的火车头或带头羊呢？我想最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位置发生巨大变化，如果说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相当于100年前的1913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第一大贸易体一样，具有历史性意义。言外之意，也许100年之后可能有第二个取代我们，如果我们假定的话。

第二，从PPP角度看，2014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即使按照汇率法计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也是第一大经济体。经过30多年，中国从世界第29个经济贸易体变成第一大经济体，也完成了从商品输出进一步向世界的资本输出、技术输出，尤其是装备制造输出。中国也成为世界第一大工地，这就使得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央企纷纷走出去，像中交建在海外走出去差不多有40年的过程，它在全球国际承包商250家中排名第9位，中建是世界第20位，中电建是第23位，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第25位，中铁建第28位。这些都是拥有我们称之为走出去的航空母舰型、联合舰队型，他们在全球招标都是靠实力竞争，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靠政府。只不过现在中交建采取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通过联合体形式走出去，竞争力更强，获得了世界同行的认同和尊重！

谢谢大家！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倡导者

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衰落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兴起，中国之路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当中，具有西方主流意识的学者最为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将极大地吸引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模式正在夺取西方模式的优势，让西方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国之路为什么能成功？中国制度的优势何在？这需要我们作出自己的回答。

从中国来说，提出这个命题是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有没有中国之路这样一条道路？第二，中国之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轨迹是什么？第三，未来的中国之路走向哪里？又如何继续走出一条崭新之路？纵观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们一直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之路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新中国7年来的发展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当时国情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力图突破苏联模式，走出中国自己道路的初步探索。这说明毛泽东是有自主性、自觉性的。毛泽东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最经典的中国之路的倡导者是邓小平。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在1987年10月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这里，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创新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基本思路，从而形成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相结合的改革开放思想路线以及方法论。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同时大胆解放思想，是十分智慧的政治思维。这也清楚地反映出中国之路的基本经验。

我对中国之路的定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的发展包括三个基本因素，是一个不断增加并相互作用的过程。

第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本质上看，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包括经济、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追赶。这是所有国家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还要超越西方。

第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虽然他的许多创新实践没有成功，但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着追求、探索和努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前进的动因和财富。成功是财富，失败也是财富。在中国这个有着56个民族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凝聚人心，动员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政治上实现长治久安，使国家统一强大。

第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比如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等。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和理想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意识和自我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在自觉地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社会主义因素是实现现代化追赶的“加速器”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把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一穷二白。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今天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下，各种资源的人均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国情特点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占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量和消费量。但是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一穷二白、一穷二弱的国情特征有了巨大改变。毛泽东说这话是在1956年，那时的中国是最贫穷的国家。若按购买力平价方法（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不足1/20，而2010年已经接近1/5，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即使是按汇率法（现价美元）计算，也超过了世界总量的1/10，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从2000年的8.3倍，急剧缩小为2.06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时的中国是最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还养活不了自己。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量第一大国，也是农业增加值第一大国。

那时中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少之又少，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沿海港口国家；是高速铁路和快速城际铁路里程最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还是世界大国中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最多的国家，共有42个。中国正在建设世界最长的大容量、高效率、跨区域特高压输电网；水电装机和风电并网装机分别在2004年和2010年超过美国，两项都已成为世界第一；清洁能源占全国总发电量的近30%。

那时中国在现代工业方面是典型的小国、弱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第一大制造业增加值国家，2010年打破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垄断了120年的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地位。

1956年中国全国高等教育人口只有几十万人，2011年已经突破1.2亿人；1956年全国从事科技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到100万人，现在已达到5800万人。现在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四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跃居世界第六位，研究和试验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

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从全球GDP总量增长看，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大发动机。2007-2012年间，不论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还是汇率法计算，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都显著超过美国，分别相当于美国的2倍和3倍（见表1）。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第一大发动机。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25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已经从最大的“世界工厂”变为最大的“世界市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减贫方面的成就。1981-2005年，世界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减少6.56亿人，其中中国减少6.24亿人，对全球的减贫贡献率为95.1%。减贫是过去30年中国对人类发展最大的贡献。

影响世界需要中国自觉、中国自信和中国标准

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面临三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老路”，突出表现为“两个凡是”，这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就被否定了。另一条是“新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我们过去30多年的历程。还有一条是“邪路”，就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轨迹。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很多知识分子曾经热衷于宣传推广西方的“普世价值”，他们既是社会主义大厦内部的定时炸弹，也是国家解体、历史倒退的受害者。现在他们中有不少人痛定思痛，已经在反思反省；也有不少人非常羡慕中国，因为中国不仅避免了走上邪路，而且成功开拓了社会主义的新路。

2012年我曾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谈论中国道路的话题，他特别强调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辟出社会主义道路。这条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我称之为“人间正道”。2011年，我和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了《人间正道》 一书。该书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先进性，旨在打破一百年来国人对西方文明和制度的迷信，树立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季塔连科还特别谈到，中共党内的确有西方“普世价值”的倡导者。但我认为，这种价值观及思潮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因为中国有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自强不息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谐哲学，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哲学；和合思想，已成为中国的天下观、世界观。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式民主？这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把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称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纳闷，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他还说，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一切别的东西，中国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是人民的民主共和国。

为此，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西方的议会制度，也不是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创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而不是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轮流执政，也不是苏联的一党制；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单一制国家，而不是美国或苏联的联邦制。这些基本制度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差异甚大的国情，符合中国多元一体、统一强大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发展大势。中国因此就成为独特的现代国家，具有独特的现代政党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民主制，而它一旦形成，就产生了“路径依赖”，不仅一路延续下来，而且在实践中不断“试错”，不断“修正”，不断“改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拒绝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重建、恢复和改革毛泽东所建立的基本制度，而不是推倒重来。

邓小平不但拒绝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并且在1980年创意性地提出“邓小平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我为什么称之为“邓小平标准”呢？就是针对许多人讨论中国的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问题，基本上是鹦鹉学舌，以为可以把西方标准作为世界的唯一标准。其实没那么回事。这正是毛泽东所批评的“贾桂思想”，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中国的改革是开放式的改革，中国的创新是开放式的创新，的确要学习世界经验，包括西方的经验，也包括他们的教训；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自主性的改革、自主性的创新。因为我们不仅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世界唯一的创新、历史继承、不断再创新并持续延传下来的中华文明的国家。这三个基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在融入世界、并大规模影响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中国自觉、中国自信和中国标准。在这方面，邓小平是我们的楷模，也是后人的楷模。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真正的主流

中国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因为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现代化因素不断扩散，不断传播，不断应用，也不断创新，已形成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趋势。但是现代化因素分布在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既不平衡，又不同速（度），这就出现了我们所面对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这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成本与代价。所以，现代化并不是免费午餐，也会有成千上万的问题。

对现代化造成的问题，我们不能放任自流，任其自由发展。这就需要另一个因素，即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因素不断扩散，不断传播，不断应用，也不断创新，来与现代化的负面因素、风险、成本和代价“对冲”。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一定是，现代化因素越强，社会主义因素就需要越强；中国越是现代化，越需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中国既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所在。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要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更要使全体人民、全部地区共同富裕起来。共同富裕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民心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执政纲领和政策的基点。

这才是中国真正的主流。所谓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的说法从来都不是主流，也上不了台面，而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被唾弃，被淹没。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十几亿人民摆脱绝对贫困，并且逐步富裕起来，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先后经历了两步走或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富论”，即让一部分地区和人口先富起来。邓小平在1978年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后来党的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都坚持和重申了这一原则。

2002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共同富裕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一核心目标。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的原则。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从“先富论”阶段转为“共同富裕论”阶段，从“效率优先”原则转为“关注公平”原则，从不平等机会转为平等机会，从不和谐社会走向和谐社会。

如果说，使中国人民普遍相对富裕起来的目标基本实现，创造了第一个“中国奇迹”，那么第二个“中国奇迹”就是使十几亿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这可能是最艰难的目标，也一定是最伟大的目标。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起点，中国用30年或更长时间，是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更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

“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

从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看，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有国内外各种因素、党内外各种因素，而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主要是国内因素。国内因素又主要是政治因素，而政治因素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因素，中国共产党因素主要是党中央因素，党中央因素主要是决策机制因素。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因此，中国的许多失败，固然有其他国内因素的影响，但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决策机制因素。

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中，把这个问题概括为一个核心观点，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发展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发展战略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决策成功，防止决策失误。归根到底，就是如何保证党的中央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制，而不是个人领导制。正如邓小平所说，把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是危险的。

从中国的决策机制演变看，过去30多年是最好、最稳定、最有效的时期，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决策转变为邓小平时代延续至今的集体决策，从封闭决策转变为开放决策，从独自内部决策转变为参与咨询决策。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集体决策、科学决策、参与咨询决策是过去30多年巨大成功的保障，也是未来30年取得更大成功的保障。

中国的集体领导决策制不同于世界上类似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或总统个人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集团是由优秀的治党治国治军领导人才组成。中国的领导人不像其他一些国家的总统、总理是靠政治演说上台，只会政治表演，没有什么政绩，更没有什么政治阅历。中国的领导人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他们政治坚定、坚强有力、奋发有为。中国政治家集团的成员构成、质量水平以及团结统一的程度，是中国创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因素。

反观美国，近年来的事实表明，美国的总统制度安排是典型的个人专权、个人专断制度。小布什当政时一个人就能决定先后发动以反恐为名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是明显的低级错误。小布什执政8年，美国的最大负外部性就是向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金融危机，他却连一句“对不起，我错了”都没说过，便一走了之。这是典型的美国总统制度失败的案例，而且是一错再错，错上加错。这样一种制度，尤其在它问题已经明显暴露之时，中国人为什么还要迷信美国、吹捧美国？

如前所述，邓小平早就指出：照搬别国的经验，从来都不能成功。过去我们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不能成功，今后如果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也不可能成功。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根据中国国情的自主创新发展之路才是一条成功之路。为了保证未来我们发展战略的决策成功，防止发展战略的决策失误，中国必须坚持自己创新的独特的党和国家集体领导决策制度和机制。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制度优势

习近平最近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认为，这一总目标的提出，是对我党执政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纲领。这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了新的目标和新的历史任务。

什么是国家制度现代化？邓小平在1987年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1992年，邓小平又提出，用30年的时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国家制度建设的战略设想。正是基于这一设想，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对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做出具体设计，并先后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到2022年将如期实现邓小平的这一战略设想。

由此可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不断地进行国家制度建设，就是国家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没有国家制度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经济现代化，也不会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国家现代化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我们所看到的有形的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多领域的建设；二是无形的现代化建设，即国家制度建设。“无形现代化”我称之为“国家公益性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能够保护和增进全体人民的利益福祉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这就如同新鲜空气，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感觉不到它，但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没有它，所有的人都会受损。这种国家公益性产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只能由共产党和政府来提供，从而确保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以及和平发展作用。与此相反的案例，就是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利比亚、埃及等国所面临的“国家失败”，既无法提供国家公益性产品，也无法提供国家公共产品。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二者又是什么关系？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在党的领导下”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特征。这一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尚处在极低发展水平基础上开始创建的，它很快就实现了全国覆盖，进而不断改进，形成了独创的高效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恰恰是中国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所在。共产党的领导大大地加速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创新型政党，从而也大大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制度现代化，即制度和法律作为现代政治要素，不断地、连续地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的过程。一是国家制度体系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包括一整套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环境的制度。二是在这一制度体系下，制度执行能够更加有效、更加透明、更加公平，包括执行手段的进步和现代化。这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有制度，没能力，那么制度就徒有虚名；有能力，没制度，那么能力就会被泛用滥用。在制度体系下不断提高执行能力，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完善改进制度体系。

一个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就是不断降低治理费用、减少治理成本。因此，国家制度现代化本质上是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提高国家现代化收益。例如国家经济制度现代化就会大大降低各种经济活动主体的交易成本，大大减少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障碍，而当提供了巨国规模效应，就会大大促进经济增长。从国际竞争看，国家竞争本质上也是国家治理竞争，国家治理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竞争。

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国家治理绩效的第三方评价研究。

2008年和2011年，我们先后对“十一五”规划进行中期评估和后期评估。在22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有19个如期实现规划目标，实际得分为86分。

2013年7月，我们对国家“十二五”规划进行了中期评估。结论是：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纲要》总体实施进展顺利，7大目标有6个进展顺利，24个（实际28个）主要指标有3/4提前完成或如期完成。

2013年9月，我们又对中国经济改革十年（2003-2012）进行了后期评估。结论是：十六大所确立、十六届三中全会所设计的“建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总目标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综合完成率高达89.7%，综合未完成率仅为10.3%。

国家治理实际绩效不仅是可量化、可测量的，也是可评估、可改进的。这本身也是国家治理的学习曲线，它会沿着“目标设定—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强化实施—后期评估”的周期循环往复，不断改进，也不断进步。从这个意义看，国家治理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具体指导我们不断提高国家治理绩效的实践问题。

坚定制度自信，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如前所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能力竞争，而国家治理能力竞争本质上是国家制度竞争。竞争的规则就是：不进则退，进慢了也是退。过去十多年中国显示了极大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制度优势。对此，我进行了专题的国际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治理绩效比较。

2011年1月，我发表了《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一文 ，采用两个案例来进行国际比较：第一个案例是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库的数据选择了100多个国家的三类指标：一是GDP年平均增长率，以反映经济增长绩效；二是GDP年平均增长率的相对差异系数，以反映宏观经济稳定状况；三是人类发展指数提高幅度，以反映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发展程度。在所有的指标中，1978-2008这30年间，中国是世界100多个国家中最好的。

第二个案例是对G20国家2009年四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GDP增长率、CPI上涨率、失业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进行国际比较。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考试成绩最佳，同时中国大大缩小了与美国GDP的相对差距，从危机前的4倍缩小为2.5倍左右。

对此，我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中国总是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我的结论是：这源于过去30多年实现了中国式的政治制度重建与改革：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中央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我还做过两个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一是中国国家治理绩效和机制与欧盟比较（2000-2010）；另一个是与美国比较（2000-2013）。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美国欧盟同时期比较，国家治理绩效最好，国家治理能力最强，真可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也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打破长期以来对西方的盲目迷信，需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学习西方，不是“邯郸学步”，一味模仿别人，不仅没学到本事，反而把自己原来会的东西忘了；而是为了“迎头而上”、“后来居上”，还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超越西方。

为什么中国的国家治理绩效大大优于美国和欧盟？中国有哪些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在哪些方面显示了“中国特色”、“中国优势”呢？

首先，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来源不同。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历史来源和历史轨迹是不同的，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发展轨迹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也曾学习、模仿、照搬过西方的制度，如总统制、国会制等，但都失败了，因此中国就从初始条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基本制度。

第二，国家治理基本制度不同。美国欧盟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则是创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的时间也是不同的，中国不仅是现代化的后来者，还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后来者，因此一方面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少走弯路，这就是所谓“制度学习”效应。另一方面还必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毛泽东等人自觉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等人更加自觉地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快速地、成功地追赶了先行国，特别是美国。

从制度比较看，中国的制度体系更年轻、更具活力、更具变革性；相反，美国的制度体系更年久、更稳定、更具保守性。如果比较一下美国宪法与中国宪法制定的时间，先后相差一百多年；而中国宪法的修正频率（几乎每五年一次）远高于美国，这显示了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性。这也表明，仅有一个好的制度还不行，还需要有不断改革、不断调整、灵活适度的制度变迁。中国是符合这一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的。

第三，国家治理基本手段不同。美国欧盟是基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基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混合经济。中国强调“两只手都要硬”，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条腿走路就比一条腿走路的竞争者走得快。

比如，中国不仅有国防和军事战略，而且还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战略；而美国只有国防和军事战略，却无国家发展战略——只关注“大炮”，军费开支占了世界比重的40%，在全球过度军事扩张，也成为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中国采用五年规划手段，同时还有国家专项发展规划；而美国只有国家专项规划，更多的是国防和军事专项规划。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知优劣,知优劣才有中国自信。只有通过国际比较我们才能有理由、有自觉性地增强制度自信，坚定制度自信。

第四，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不同。美国欧盟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没有明确长期目标的，无论是它们的宪法还是施政纲领，都没有明确的表述。中国则大为不同。我们的《党章》（2012）表达了长期目标，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我们的《宪法》（2004）也表达了长期目标，提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在最近的讲话中又明确表达了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就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 。

中国今天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经过60多年的实践，已经创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从而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是完美无缺的。诚如习近平所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这里有一个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的认识，制度自信是建立在制度自觉的基础上。所谓制度自信，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诚如毛泽东所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所谓制度自觉，就是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还会随着发展进程出现各种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纯而又纯、一切都美好的社会。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曾告诫我们。正因如此，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好的东西。正因如此，我们才要有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制度自觉和制度自信，并且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总会是好事多于坏事，先进取代落后，健康战胜腐朽，进步阻止倒退，正义战胜邪恶。

如何不断改革完善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的最好表达。

65年前，毛泽东等人面对的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却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就是在这种落后于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下，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创建了现代国家制度，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人民解放、民族团结和天下大治。36年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人面对的是一个因长年政治运动而致使多项制度遭破坏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领导人重建了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实现了经济起飞、社会进步和对外开放。之后，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中国领导人又不断完善与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使中国迅速崛起，全面开放，不断创新，终于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至今日，中国崛起已是不争事实，中国道路的成功发人深省。中国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其成功是否有迹可循？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回答。

中国道路优越于西方

中国道路优越于西方，这样的结论，不是任何“权威”能够擅自确定的；可以给出具有说服力答案的，唯有事实本身。事实是，当代中国与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美国、欧盟的同时期相比较，中国的治理绩效最好、国家治理能力最强。

下面，以西方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为例，依据中美两国政府提出的施政方针，如中国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围绕六个维度来同时考查中国与美国政府的实际治理绩效。具体讲，就是比较两国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财政可持续性、扩大国民就业能力、改善社会保障能力、促进科技创新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安全和保障公民人身安全的能力。这些关键性指标具有很高的信息含金量，更具可比较性，也更直观、更客观。最重要的是，这种比较能够经得起其他研究者的检验与核对。在这里，我们选择了2000-2012年期间两国的公开数据，对中国而言，还包括2013年的数据，由此作为依据，来评价中美两国政府的治理绩效。

这一段时期，对美国而言，是指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的两届任期和民主党奥巴马的一届多任期；对中国而言，包括三届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任期。

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大大高于美国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按200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2000-2012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1%，美国为1.8%；其中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0.4%，2009年又进一步下降至-3.1%，而同期中国仍保持在9.6%和9.2%（见图1）。如计入2013年的最新数据，中国仍然保持了7.7%的经济增长率，美国仅为1.9%；中国从2000至2013年的年均经济增幅为10.6%，美国仅为1.9%（见图1）。

图 1  中美GDP增速比较（2000-2012，2005美元不变价）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

从国民生产总值（GDP）情况看，根据IMF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00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为30.3%，到2012年已增加至79.4%（见图2），平均每年缩小4.1%。

图2  中国GDP相对美国追赶系数比较（2000-2012，购买力平价）

（计算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从国民人均收入情况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从2000年的6.6%增长至2012年的17.9%。这意味着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美国国民人均收入相对中国的领先优势从15倍缩小到了5倍多。在过去十多年间，美国打了两场战争，又制造并出口了一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而中国却牢牢把握并充分利用了战略机遇期，保持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为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为进一步全面超越美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水平显著优于美国

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是衡量一国财政可持续性水平进而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公布的资料，在2000-2012年间，美国一般性政府债务相对于GDP的比重从不足55%上升至近70%。这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紧密相关；小布什在任期结束前，又推动国会通过了“七千亿救市”计划，这一指标进一步攀升，到2012年已增至106.6%。相比之下，尽管中国一般性政府债务水平占GDP比重于2010年间陡增至近35%，但很快在2011年又回落至低于26%，2012年再下降至22%，接近2002年以来20%左右的平均水平（见图3）。

图3  中美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比较（2000-2012，%）

（计算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

中国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表现远在美国之上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最大、最重要的治理绩效。根据中国的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十五”期间，城镇年新增就业人数为900万人，“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均为每年950万，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统计结果显示，从2001年到2013年，中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1.38亿人，2013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1%。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不仅对扩大就业向人民作出了郑重承诺，也兑现了承诺（见表1）。

表1中国城镇就业目标与实现情况（2001-2013）

资料来源：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2011）；

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2月24日。

相比之下，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整个衰退期共损失800万个就业机会：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就净减少340万个。奥巴马2008年承诺在2011年前为美国民众新增250万个就业岗位，，2009年1月加码至400万个。承诺与实现值之间，存在740万的巨大差距。2012年的失业率为6.6%，高于中国4.1%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水平。

中国的基本社会保障取得更大成就

以医疗保险覆盖情况为例，在2001-2012年间，中国城乡无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从2001年的94.3%，大幅下降至2012年的1%；而同期美国无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2001年的13.5%升至2010年的16.3%，之后随着奥巴马医改法案的通过才略有下降，回落至2012年的15.4%，但仍有4774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见图4）。

图4  中美两国基本健康/医疗保险未覆盖人口比例（2001-2012，%）

（注：中国数据2008年（含）前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2009年（含）后将城镇居民也纳入其中。数据来源：美国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

http://www.census.gov/hhes/www/hlthins/data/historical/HIB_tables.html，中国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美国医疗开支存在占GDP比重过高、投入效率低的情况。从2000年到2012年，中国公用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从4.62%增至5.36%，累计增幅为0.84%；美国从5.74%增至2011年的8.28%，累计增幅2.54%，是中国的3倍。但尽管如此，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并未实现相应的显著增长。从2000年到2012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7岁提高至78.49岁，平均每年增加0.124岁；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1.40岁增加到75.2岁，平均每年提高0.317岁，比美国高出0.193岁。这也反映了虽然美国医疗卫生开支世界最高，但由于社会不公平，并不能有效地提高人口预期寿命。 

中国的科研创新赶超势头强劲

在推动科研试验、促进技术与研发创新方面，中国表现出非常强劲的赶超美国势头。一方面是研发（R&D）投入增长情况，从2001到2012年，中国R&D投入占GDP比重从0.95%增至1.98%，增幅超过一倍，2013年又进一步增至2.09%；美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则基本没有增加，2011年水平仅比2001年高出0.08个百分点。不难发现，尽管2012年中国R&D投入占GDP比例与美国2011年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但这一差距已比2001年缩小了一半（见图5）。

图5  中美研发投入占GDP比重（2001-201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截至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2009-2012年数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科学与工程指标（2014）》（美国2009-2011年数据）；《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2013年数据）。）

另一方面是科研产出的情况（见表2）。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4年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2年，美国和中国的国内专利申请量分别以5.2%和23.5%的年均增幅增长，其中中国的主要增长来源是本国居民，美国的主要增长来源是本国非居民。这表明：中国国内技术创新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善。从专利授予量看，2000年到2012年，美国和中国分别以4.0%和26.4%的年均幅度增长，中国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从8.29%提高到85.76%，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不久可能超过美国与日本。

表2  中国与美国发明专利申请与授权情况比较（2000-2012）

注：国内专利申请量和授予量均为居民、非居民两项来源的总和。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4年1月）http://www.wipo.int/ipstats/en/statistics/country_profile/#U。

中国的社会秩序明显优于美国

美国长期自任“世界警察”，但其国内的社会秩序与安全水平堪忧。UNDP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将杀人犯罪率（每十万人中故意杀人犯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人身安全水平和社会综合指数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此指标来看，2004-2011年期间，中国为1.1（世界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组平均为2.1），美国为4.2，相当于中国的近4倍，死亡总数在1.3万人。可见，中国是世界上相当安全的国家。

上述中美治理绩效各项指标比较的实证分析表明：在2000-2012年间，中国已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之势。总体的对比形势是，美国在相对退步，中国在相对进步。

这种比较，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创新，也显示了中国独特的道路优势。所以，中国人不要害怕国际比较，应打破长期以来对西方的“盲目迷信”，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确实在有些方面还需要学习西方的长处，但这种学习不是“邯郸学步”，一味模仿别人，而应该是 “迎头而上”、“后来居上”，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能够超越西方。

那么，上述21世纪最初的十余年间，中美国家治理绩效存在明显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今天的中国道路，是在毛泽东时代的基础上，通过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最终确立，逐步完善起来的。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设想：“如果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30年（时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之长。”形象地讲，前者是铲除旧中国的地基（指旧制度），后者是建立新中国的地基（指新制度）。毛泽东是新中国新制度的创意者、创建者。1949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等有形或无形的一整套新制度，不仅实现了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根本转变，而且也超越了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还超越了被视为最好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以强有力的制度创建，开启了中国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将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用极短的时间彻底终结了20世纪上半叶长达50年的旧中国山头林立、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

文革结束后，中国曾面临三条道路的选择。

一条是老路：“按过去方针办”，即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路线的“两个凡是”，继续走传统的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的老路。

一条是邪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模仿和转向“西方之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受到严重挫折，所以主张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放弃“共产党领导”的原则，放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公开拒绝了社会上极少数人主张走资本主义的邪路，避免了后来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大转轨”中所发生的“大崩溃”、“大解体”、“大衰落”。

一条是新路：由邓小平独辟蹊径开创的“中国之路”，换言之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方向下，以渐进改革方式，对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主动对外全面开放，创新式开辟了一条中国发展的新路。对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而言，这条新路，既是最适宜的，也是最稳妥的。这条新路，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就是人间正道，就是中国崛起之路。

这样一条中国道路，形成了鲜明的自我特征。这种特征可以称之为“1+1>1”，它指的是一种能够兼收并蓄、取各家之长、行中道而非走极端的发展方式。具体表现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在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关系上，“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一个积极性”。

“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

在一个社会中，政府与市场是存在其中的两个主要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单纯依靠政府一种“无所不能”，或者单纯依靠市场一种“万能药”，都是无法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我们既要了解两者之间的不同方面、不同作用、不同优劣，又要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的对立方面还可以转化为统一方面。这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唯物辩证法。

如果把一个经济体比作一个人体，那么有政府和市场的“两只手”，比只有“一只手”好。历史经验也表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不是简单地从“一只手（计划）”转向“另一只手（市场）”，砍断一只真手，安装一只假手（所谓“坏市场”）；而是转向了“两只手”，调整政府之手（转变职能），扶植市场之手（放开并培育市场），建立并完善混合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两只手”的优势，也注意避免“两只手”的劣势。在明确政府之手是服务于市场之手的基础上，更要认识到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不同地区也有着自己不同的特点。在有些地区市场发育不够完全，政府的作用可能多一点，也是适当的；但如果政府过度干预或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可能就有问题了。怎样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度，是一门重要的政治艺术和治理艺术。两者并行不悖。

正是在这两大互有联系、又互有区别的发展脉络中，要求我们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既用好市场的“无形之手”，又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

那么，如何用好这“两只手”呢？大体上有两大原则。

一是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各发所长。市场之手在资源配置、有效竞争、激励创新、以价格杠杆调节供需方面，具有极强作用。但另一方面，在资本逐利性的推动下，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市场主体极端追求个人利益也会对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乃至环境利益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在一些领域，必须管住市场的“掠夺之手”。而政府之手在组织有效市场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基础设施的硬件投资和对公共卫生、教育、知识、信息的软件投资，促进各类市场资源更有效率的配置。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宏观调控保障宏观经济稳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保障民生，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遏制地区发展差距。但另一方面，政府也存在过度干预市场、从政府主体出发、获取或掠夺经济利益的冲动。因此必须要让这“两只手”在应该发挥的领域展其所长，在不应涉足的领域避其所短。

二是以透明公开的秩序监督“有形之手”，保障“无形之手”。对于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都需要以公开透明的秩序管理进行监督，即以制度的手段约束“两只手”。只有通过可预见的公平制度，才能够使“两只手”都在阳光下运作，避免潜规则破坏既有的良性局面。

总之，我们应当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两只手”要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两只手都要硬，两只手都要活”。“两只手都要硬”，是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更加发挥政府作用；“两只手都要活”，是活而不乱，充分发挥“两只手”各自的优势，使之产生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同时避免或减少各自的劣势，也有相互制衡、相互对冲、相互抵消的意思。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所印证的卓有成效的中国经济治理经验，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

从中国的经济所有制发展实践看，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前30年，是从新民主主义的混合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当时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但是用“一条腿走路”还是走不远，也走不下去。

后30年，中国经济改革迅速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所有制，形成公有制、私有制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外溢、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新格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有序发展”，这就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导、不同经济成分共存、齐头并进的混合经济结构。这一结构，如同中国这个“东方巨人”的“两条腿走路”。

“东方巨人”的“两条腿走路”，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公有制经济的“一条腿”，也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主要基于私有经济的“一条腿”；还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即通过对国有企业私有化，锯掉“这只腿”，安装一只“假腿”（所谓“私人寡头”）。中国是通过改革医治国有企业“这只腿”，大力扶植民营经济，形成“两条腿”走路，这就要大大优于“一条腿”走路，走得稳、走得快、走得长远。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新的里程碑，中国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必将进一步完善、成熟；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质量在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组成结构基础之上，必将进一步壮大和提升。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还要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做活、做精、做细”，使“两条腿”都很强壮，使两类企业都能健康成长。中国将形成一个混合经济的良好发展模式。

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大大超过美国和27国组成的欧盟。据统计，欧盟有2070万家中小企业，美国有500万家中小企业，而中国实有企业超过了15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4400万家，总计有近6000万家中小企业。因此，中国进入了一个企业家创业、创新、创造的时代。他们既是创造中国GDP的主体，也是创造新增就业的主体；既是创新技术发明的主体，也是创新各种财富的主体。衡量一个企业的好坏，不能从所有制类型去判断。好企业与坏企业划分的标准十分简单明了，这包括：一是技术创新企业与假冒伪劣企业；二是诚信企业与欺诈企业；三是“绿猫”企业与“黑猫”企业；四是劳资两利企业与劳资冲突企业；五是社会责任企业与社会失责企业；六是基业长青企业与昙花一现企业。凡是满足了前五个好企业条件的企业，就会成为基业长青企业，反之就是昙花一现企业。

“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一个积极性”

自秦始皇建政以来，中国的大一统制度已经绵延两千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制度和央地格局，既具有承继于古代中国“华夏一家”的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又不同于古代中国“以一人治天下”的君主专制，而是一个现代政党领导下的新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有机结合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这个“东方巨人”，是靠“两个积极性”来治理国家和地方的。中国是世界上实行单一制的13亿人口大国，基本行政架构为“条”“块”并存、以“块”为主。这就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面临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称的局面。解决“两个不对称”，需要不断改革，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大幅度降低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这“两个成本”；要建立激励相容机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实质，是实行“激励相容”原则，有效地解决全国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使两者的目标函数一致性并且最大化。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分工，总体上形成中央决策、国家规划、部门指导、省级政府负总责、地市级和县市级政府实施的分工合作体系和激励相容机制。既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又可以发挥地方的创造性。中央要相信地方，依靠地方办事，支持地方创新，帮助地方纠错，指导地方发展。

变革是道路成功得以延续的唯一途径

中国道路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兼顾制度延续与制度创新，进而形成了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国家治理需要相因应。

实际上，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并非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或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成不变，而是经过了一个不断成熟、不断定型的变迁过程。譬如五年规划，从早期党的领导人个人直接主持规划编制工作，到改革开放后先由中共中央全会审议通过关于五年规划编制的建议，指导国务院编制规划，再到“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编制过程中更多地吸收专家学者的专业研究成果、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其决策机制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从相对较低转变为相对较高；其内容也从经济指令计划向发展战略规划、从经济计划向全面发展规划、从微观干预领域向宏观调控领域、从经济指标为主向公共服务指标为主转型。正是因为有了在治理实践中的不断学习、不断调适、不断变革，中国治理体系才能够以主动的制度变迁，成功应对发展环境变迁、发展阶段变迁所带来的挑战。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不难发现，变革是制度生命力得以延续的唯一途径。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也同样适用于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无论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先驱者还是后来者，都需要坚持自我完善、革除制弊，才能顺应时局变革，再建造福于民的新功。

我们完全有理由坚定对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自信、对中国道路的自信。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苏联迷信”要破除，“美国迷信”也要破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打破迷信、探寻新路的历史。未来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要继续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以更具竞争力的国家治理机制和更具说服力的国家治理绩效，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增进全人类的福祉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编辑 萧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