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分享:

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一)

韩毓海 来源:《经济导刊》2016年03期 2016.06.10 14:19:20

 

“地才”

公元18931226日,毛泽东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

这一天是西方的圣诞节,按照中国的传统纪年方式,毛泽东的生辰应为癸巳年、甲子月、丁酉日、甲辰时(即当日上午7-9),因此,日本学者竹内实在《毛泽东》一书中说:“那是太阳在东方升起的时刻”。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人们称他为天才,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把自己称作“地才”。他把“大地”比作中国和人民。

1973622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特拉奥雷说:我们非洲的人都认为毛主席是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法国人教导我,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毛泽东摇头说:你把我吹得太高了。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

一方水土一方人。毛泽东就诞生在中国湖南的大地上。

湖南又称楚地,“惟楚有才”一句,出自《左传》。楚地最著名的人物是屈原,他是中国浪漫主义的鼻祖。毛泽东19岁时所做《讲堂录》笔记,前11页便是手抄的屈原《离骚》和《九歌》,而毛泽东本人的诗歌,也鲜明地继承了屈原的风格。

1500年来,湖南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把湖南看作是中国的“新儒学”——理学和心学的主要策源地,其实并不为过。

理学的开山人周敦颐即是湖南道州人,他是《太极图说》和《通书》的作者,他的《爱莲说》,至今是中国孩子们喜欢诵读的美文。公元976年创办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1167年,朱熹曾经在此与书院主持人张栻展开辩论,是为“朱张论学”。1507年,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在此讲学弘法,明末清初的王船山以《读史通鉴》总结中国历史,晚清的魏源,则以《海国图志》和《圣武纪》开辟了思想和知识的新局,从此,湖南便以“经世致用”的新风引领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岳麓人更以“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而自豪于乡曲。

理学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读书和学习,人人皆可成为圣贤,而圣人不过是肯用功学习的常人。毛泽东毕生提倡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他正是一个酷爱读书的湖南人。

1972927日晚,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开书。他指着周围书架及书桌上的书说:这是《稼轩》,那是《楚辞》。于是在座的大家都站起来,参观毛泽东的各种藏书,田中感慨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就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毛泽东这时便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送给你吧。

田中后来回忆道:毛泽东这是借屈原的例子,含蓄地把美日关系比作秦与楚的关系,从而提醒我:日本不要被美国所绑架。与美国混在一起,最终吃亏的还是日本。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主张“六经皆史”,史即“事”也,人只有通过劳动、行动和做事才能表现他自己,空谈误人,空谈误国。毛泽东的《实践论》继承了王阳明的《传习录》,他毕生倡导“实事求是”,他是个辛勤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湖南人。

近代以来,湖南又以“湘军”闻名。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左宗棠平定了新疆。

中国历史上长期文武分治,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级是个动脑不动手的阶层,而这种风气到了近代湖南,方才为之一变。曾国藩的追求是:“朝出鏊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而毛泽东则将此发展到极致:以思想和学问治军,将战争升华为哲学。

湖南独立的自由思想,不磨的斗争志节,培育了“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

韶山,是湘江边的一座大山,韶峰高达两三千米,是南岳72峰之一,韶山绵延20里长,如水流泻地,故名“韶山冲”。韶山嘴是韶山落脉处,对面就是山水环抱的南岸,那里有一栋半瓦半茅的青色房屋,叫做上屋场,在这所房子里诞生了毛泽东。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年,当过兵,是个勤劳节俭,吝啬苛刻的富裕农民,他脾气火爆,毛泽东毕生对这个粗暴的家长缺乏好感。他的母亲文氏,1867年生于湖南湘乡四都唐家坨,小名叫文七妹,她没有念过书,她的真名叫文素琴。她善良、宽厚、美丽、智慧,长着中国女性最羡慕的梨子型脸庞和佛陀一样感人的眼睛,哲学家梁漱溟初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即为他俊美的形象所震动,称其“貌如妇人好女”,的确,毛泽东的相貌,主要是继承了母亲的形象。

    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舍身为僧。母亲虔诚的信仰对毛泽东影响巨大。他在中国深刻的传统中诞生,这种传统包括在湖南兴起的新儒学,他融合进了强烈的佛学因素。这就特别表现为“理学”与“心学”的不同。朱熹认为,每个人通过刻苦读书便可成为圣贤,因此,他方才说“满街皆是圣人”。王阳明则因为受到佛学的影响,转而认为劳动、做事就是修行,而那些毕生辛勤劳动的人,就是圣人。

众生平等,卑贱者最聪明,劳动者是最高贵的人,毛泽东青年时代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说:“小即大”,“上即下”,“我即宇宙”,“万即一”,“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后来他又说,“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没有像母亲所期望的那样作和尚,而是成为了革命家。

1910年,16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行,从韶山出发,去邻县湘乡,就读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父亲阻挠他,而母亲支持他,于是,文家的亲戚帮助他筹措了这笔“工钱”。临行前,毛泽东把一首诗悄悄夹在了父亲精心保管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必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据说,这是西乡隆盛的诗,西乡隆盛,被称为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后一个武士”。而毛泽东却把这首诗改了一个字,即把学不成名“死不还”,改为了“誓不还”。

1921年,毛泽东率弟弟和妹妹离家投身革命,到解放前夕,毛泽东家实际上已经沦为赤贫,而毛家土改时被划为“富农”、毛泽东出身“富农”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只读了半年,便就继续挑着他简单的行李,去了更远的地方——湖南省城长沙,那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受到革命的鼓舞,参加了新军,退伍后,他花了一块钱投考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并以考试成绩第一名被录取。在那里,他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而这是目前所见毛泽东早年唯一一篇作文。

在这篇写于1912年的作文里,毛泽东讨论了法律、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集中表现为人民不相信法律,因为法律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而那样的法律,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根据这样的观点,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农战”法令,他认为商君法的实质,就是“农战”面前的人人平等。尽管饱受儒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中,最为毛泽东青睐的一家,无疑便是法家。而商君法的实质,就类似于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193111月,刚刚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第一次主持立法,就是制定和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国的女性和无地的农民,第一次有了土地所有权以及选举和被选举权,实现了由法律保证的平等。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这项法律规定:中央苏区必须把土地税收的五分之一用作教育经费,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徐特立,还直接参与编排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大纲,其中除了数学、语文外,还有生理卫生、园艺、商品、速记和演讲课程。

在语文课本里,苏区的小学生们念的是这样的“毛版”新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

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统计人口为6.0191亿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选民登记,并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选。

1954915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建立在全民普选基础上的宪法,在毛泽东主持下诞生,全国有1.5亿人参加了这部宪法草案的讨论。宪法奠定了新中国的基本制度框架,它是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新中国宪法中,工农构成了“人民”的主体,他们是革命和国家建设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军队是由工农子弟构成,是捍卫国家独立与安全的基石。毛泽东认为:法治不等于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也不等于国家专政。而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就是使人民成为立法者和国家的主人。毛泽东主张法治、推崇法家,但是,毛泽东的法治思想绝非照搬外国、照搬西方,而是植根于中国的大地,是中国的历史传统的升华。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法律植根于个人利益。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正是为了防止利益彼此冲突的个人之间的混战,正是为了调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方才需要法律和“立宪国家”。而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法律不是个人利益的体现,国家也不是平衡利益集团的工具,在毛泽东看来,法律应该是最广大的下层人民利益的体现,特别是他们求平等的意志的体现,最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求平等的意志就是“天理”,而“天理”大于“法”,因此,他方才说“造反有理”。

实际上,只有了解中国的世界观,方才能理解毛泽东的法治思想。

中国的世界观由三个基本构成因素,一是作为文明世界的“天下”或者“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

与近代西方和日本不同的是,在中国世界观的构造中,“民”或者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或者国家,而与天下和“天理”相一致。通俗的说,所谓“天理”也就是宇宙发展的规律,在毛泽东看来,这个规律,就是面向平等的永无止境的变化与革命。毛泽东高呼“人民万岁”,因为他认为人民是“天理”的承载者。

毛泽东不仅是新中国的立法者,他也是洞悉宇宙真相的觉者。

2015年,屠呦呦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籍科学家。在获奖演说的结尾,她惊人地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当毛泽东的这段手书出现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会议厅的大屏幕上时,许多人都在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197453日,毛泽东与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谈话,当时,毛泽东坚持说,基本离子不“基本”,因为它一定是可分的。

1977年,在夏威夷开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则说了这样一段话:“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毛泽东不会想到,他自己会为生命科学和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划出一个时代。而他也不可能想到,他与李政道的缘分,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持续下去。

2015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James Lee)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出,在过去的150年里,中国的教育结构发生了四次大的变化: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他们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他们主要来自江南和珠三角地区;19531993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农子弟;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和特定的重点高中。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长时段统计。而完成上述工作的李中清教授,就是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儿子。

1945年,一个叫西德尼·里滕伯格(Sidney Rittenberg)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他遇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一个喝醉了酒的美国兵,故意驾车撞死了一名中国女孩,结果法庭却判决他只需赔付26美元,事后,这个女孩的父亲却退回了6美元,因为这个可怜的父亲以为,按照中国的惯例,这6美元是经手此事的“法官老爷”必须收取的“好处费”。这就是旧中国的法律。

西德尼·里滕伯格的中文名叫李敦白,他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今年已经94岁了。他说: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在旧中国的法律制度下,老百姓命如草芥。他之所以还要讲述这件事,是要告诉我们,毛泽东发动的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讲述它,让中国人民记住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而经历过这样一场伟大革命的人民,势必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经历过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人民。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今天,毛泽东这个名字依然令人颤栗——有人出于热爱,以至于想起他不禁热泪盈眶,当然,也有人说起毛泽东来则“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而无论热爱还是憎恨,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平等或“均平”的时代。

南怀瑾说,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奇迹:一、看病不要钱,二、上学不要钱,三、干部与老百姓“共穷”。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的。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几无不同——这是空前的平等。

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阐释者,但更是最伟大的继承者,而且,他对于传统的态度和理解,一旦形成,终生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

1945的毛泽东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他头戴八角帽,脖子上随意地围着格子围巾,与一群蓬头垢面的农民挤在一起看戏。这张照片后来出现在美国的杂志上,冠之以令人感慨的命名:“大地与平等”。

“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

《商鞅徙木立信论》那篇雄文得了100分,国文老师为此写了7条夸赞的批语,也许这并不稀奇,因为毛泽东的作文总是得100分。

国文老师在批给全体同学“传观”时这样写到:“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精理名言,故未曾有”,文末的总评说:“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国文老师这样赞叹且预言说:“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然而,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仅仅读了半年,毛泽东就又离开了这里,因为他要思考“宇宙”这个大问题,而这个题目,恰恰是学校教不了他的。学校使毛泽东感到厌倦的更主要原因其实是:当时的新学堂流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把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对生物学的研究移植到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据说,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显然,这种把人等于“生物”和“动物”的思想,与毛泽东所受到的深刻的中国传统教育相抵触,这造成了青年时代毛泽东第一次思想和精神的危机,他第一次对西方思想产生了怀疑,其实就是从他毅然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退学这个时期开始的。

离开西学堂,毛泽东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自修计划,他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早上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是买两块米糕充饥,算作午餐,直到图书馆关门才出来,就这样,毛泽东的读书自学持续了半年之久。

湖南省立图书馆门厅里,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毛泽东每天走到地图前,总要驻足良久,陷入沉思:世界如此之大,如果这只是一个奉行丛林法则的动物世界,它能够存在下去吗?如果世界上的人生活得如动物和生物一样,这种人生有意义吗?这样的世界难道不应该改造吗?

1951年,已经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北京与新民学会成员周世钊等人谈到这一幕时,依然感慨万千。他说:

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过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毛泽东选择报考了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他认为自己此生最适合做教员,实际上,直到晚年他还说:我的理想是做教员,没想到要做党的主席。

毛泽东入学半年之后,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与第一师范合并,更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3-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了5年书,他对这所学校的感情很深,他后来赞美这所学校说:我没有读过大学,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比较当时一般大学的水平却要高得多。 正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对“宇宙问题”的思考终于有了答案,他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1917年秋天,24岁的毛泽东一面听讲杨昌济老师的修身课,一面在这门课的教材《伦理学原理》上做了大量的批注,《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代表作,而毛泽东的批注,则结合这部作品,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宇宙的本质是什么呢?毛泽东回答说:宇宙的本质就是变化。他这样写到: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成毁灭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也,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既然宇宙的本质是变化,既然“毁非灭也”、“死非灭也”,那么,对于变化、成毁乃至死亡,便不应取消极悲观之态度。

泡尔生还说,人的精神,由理智与知识、情感与意志这两方面构成。

什么是人的意志呢?毛泽东说:意志,就是人对于变化所怀抱的积极态度。

毛泽东还极为独异地说,意志起源于“好奇心”。

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中这样写到:人生如攀高山涉大海,人生如探险,充满逆料,但这也正是人生之奇绝之处,“平和”并不是人生所要追求的境界。而毛泽东则在这一段的旁边批注说:“此数句可证人类以惊奇为贵。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毛泽东立志追求波澜壮阔的人生。

当时之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而毛泽东呼吁以强大的意志,去直面这样一个令人震惊和“惊奇”的时代。他认为,失败不可怕、变局不可怕,既然“死非灭”、“毁非灭”,故“巨变”不足畏,而只有不变和僵化才是最可怖的。

《伦理学原理》认为,变化可以唤醒古老的民族,震惊则可以促使之觉醒,而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褪化,一个时代的衰老,就是因为它对于世界丧失了新奇与震惊的感觉,从而归于麻木。毛泽东则认为,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时刻,他说,中国人之麻木,就在于其缺乏意志力,而所谓缺乏意志力,就是指中国人缺乏面对变化的勇气,丧失了对变化着的世界的“好奇心”和“惊奇”感。

从此,毛泽东形成了这样观点:求知是人类意志支配下进行的活动,如果泯灭了好奇、求变的意志,也就没有了知识的进步。

在毛泽东看来,当下之中国,并非缺乏读书人,中国的问题在于读书人头脑保守僵化,他们沉溺于固定的知识范式和程式中不能自拔。中国缺乏的也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批判地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变的勇气。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所缺乏的,不仅是智识,而更是热情与意志。

泡尔生把人类斗争的意志称为“抵抗力”。他说,正是通过抵抗外在的压力,人方才创造了崭新的自我和崭新的世界,“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姑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宇宙的本质是变化,而变化的根源则在差别,没有差别,也就没有变化,而没有变化,就没有宇宙与人生。正是站在宇宙论的角度,24岁的毛泽东深刻地思考了死亡。

毛泽东认为,死亡体现了宇宙变化的实质,正是死亡提示我们变化之不能停止,正是死亡告诉我们有未知之世界在,也正是死亡提示我们,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总是有限的。

他说:死并非变化之终结,死亡乃“人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直面死亡——毛泽东的“好奇心”可谓大矣,正是基于这种博大的好奇,他指出:人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是没有完结的,以宇宙之广大,现实世界不过只是宇宙之一隅而已,除现实世界之外,尚有其他未知之世界在,而死亡就时刻提醒我们那个未知世界之存在,真正的大知,根源于永恒直面未知世界之“大好奇”。

而毛泽东的这种觉悟,正可谓是“大智”导向了“大勇”。

死“亦吾有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故死不足畏,而敢于直面死亡,也就是敢于直面宇宙的本质,就是敢于直面无穷尽的未知世界,这便是以包纳宇宙的襟怀,直面人生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

而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后来的那些名言:

“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当时,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写到:世界上的学问,分为“理论”与“实践”两种,“前者属于知识而已,后者又示人利用其能力以举措事物,而适合于人生之正鹄者也。”而“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故皆范于伦理学”。

20年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则这样指出:实践这种认识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的不是“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话来说,实践,就是不断面对和发现宇宙人生之“奇境”。

当年,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说:宇宙即差异。

20年后,他在《矛盾论》中则说,矛盾的普遍性,是指世界的本质就是差异。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认为,既然人的精神是由知识与理智、情感和意志两方面构成,则知识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情感与意志力的提升,实际上——鲁迅也表述过同样的观点:有知识的人,未必有意志。鲁迅还曾自我剖白说,他自己就是因为“看事太细,不易勇往直前”。毛泽东认为,欲求健全之精神,就要使知识与意志紧密地结合起来,后来他更指出,这也就是使知识分子与劳动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劳动者受苦受难、不脱离生产活动,相对于知识者,劳动者的意志力能力往往更为坚韧。这些保留下来的批语的确显示出,青年毛泽东已经开始尝试在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矛盾和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学”,这种“新学”虽说还不是后来的“毛泽东思想”,但显然,毛泽东立足于宇宙和世界大势,开一代学风和文风,创立一种崭新学说的抱负,在他24岁的时候,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当时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看来,要变革中国,则必须启蒙,而“启蒙”,就是学习西方,发展人类的知识与理性,毛泽东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启蒙思想只重视人的理性与知识,却忽视和压抑了人的情感与意志。像卢梭指出的那样,如今学生读书,并不是因为他们爱知识,而是为了掌握一门投机取巧的本领,知识和理性的进步压抑了人类的天性,实际上,在当今的世界上,每个人都违背着自己的情感、意志乃至良知去行动,人人皆是在“理智”的驱使下,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意做、违背自己自由意志的事情,其实,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马克思说,这种异化在工人阶级身上表现得最为深重,现代资本主义劳动违背了工人的自由意志,“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

当然,青年的毛泽东还没有像后来的马克思那样,把对人类精神异化的思考推进到社会经济领域,但是,他却像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一样直面人类精神的异化,并提出:要改造这种异化,当务之急是改造哲学和伦理学,而不是追求某种具体的科学与知识。

毛泽东说,欲动天下之事,当动天下之心,而非增天下之巧智。要变革中国,当求“本源”而非“枝节”。夫本源者,即宇宙之真理,宇宙真理,各具于人人心中,掌握了宇宙真理这个大本大源,方才能动人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则天下之事可为也。他后来说,死读书可以造就各式各样的职业者,但它却绝不可能造就一大批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

要造就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使青年人从小关心天下、宇宙、国家大事,就必须使他们“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被同学们称作“毛奇”,意思就是“宇宙中的奇男子”。

老师们格外赏识他,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则是教授伦理学的杨昌济和教授国文的袁仲谦二位先生。湖南第一师范,特别是杨、袁两位老师传授给他的,与其说是知识和学问(理论),还不如说是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埋头苦干的品质(实践)。

毛泽东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固然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此不足畏也,不足叹也,不足悲观丧气也。恰恰相反,这种变局,正为青年一代提供了焕发斗争意志和“抵抗力”的千载难逢的大舞台。面对大厦将倾,面对江河日下,毛泽东呼唤他的学友们站起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衰落,就在于社会缺乏组织能力,这就表现为国家与人民之间,几乎没有关系,于是,中国就没有现代国家思想和政治思想。而毛泽东青年时代形成的这种真知灼见,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1917年,毛泽东被选举为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此前,这个职务一直是由教师担任的。而毛泽东上任伊始,即提出应创办一个工人夜校,他的理由是:

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神圣不可捉摸之物。

中国社会的分裂,就表现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巨大差别,而现代科学技术不产生于中国,就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鄙视动手,从而使得知识与实践、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不能结合在一起,更在于知识者与劳动者,是判然分离的两个阶级。青年时代便形成的这一观点,毛泽东坚持了一生。

要改造中国,就必须从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入手,而要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则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而这样的新社会组织,应该由“新人”、或者“新民”组成。

191847日,是个星期日,毛泽东等14人,在蔡和森家开满桃花的庭院里,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起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新民学会最终发展到80名成员,大多数成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如毛泽东、何叔衡)以及早期领导人(如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罗学瓒、罗迈、陈章甫、夏曦等),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在残酷的革命中牺牲了。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他以《伦理学原理》批注开一代学风,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历史的比较,提出了中国之衰败,在于“抵抗力”——国家和社会组织能力低下的独特见解。他从组织新民学会、创办工人夜校入手,立志去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世界。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1917年暑假,他和另外一个同学不带一文钱,徒步走遍长沙、宁化、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行程九百多公里,进行历时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他后来这样回忆说:“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当时,这个沉思着时间与空间这种“大本大源”问题的青年,最喜读的是历史与地理著作,19159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深刻地说:

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之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

1925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执行委员及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再次来到长沙,他漫步湘江,再登爱晚亭,感慨系之,吟成《沁园春·长沙》一首,再现了第一师范时代“立此大心”时的豪情壮志: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未完待续)

(编辑   季节)

热门话题

关注医改,没有健康哪有小康

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疗改革,明确医改的目的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

查看更多

新常态下装备制造业路在何方

2015年4月22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邀请行业内部分重点企业领导人和管理部门&...

查看更多

>

2022年03期

总期号:275期

2022年02期

总期号:274期

2022年01期

总期号:27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