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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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杂记:变了的乡村和没变的乡愁

萧武 来源:《经济导刊》2016年04期 2016.06.10 15:51:18
家乡的变化,对短期回乡的人而言会更容易感受到。变化之所以称之为变化,就在于这种变化既有积极、好的变化,也会有一些消极、不好的变化。以外来者的眼光看,可能很容易产生“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受。而对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但最终却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的人来说,积极的变化与消极的变化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然而,变了的是乡村,没变的是乡愁。

 

对于身在异乡的人来说,一年一度的春节大多数情况下是必须回家的,不仅因为那里是自己的故乡,更因为父母都在那里。

家乡的变化,对短期回乡的人而言会更容易感受到。变化之所以称之为变化,就在于这种变化既有积极、好的变化,也会有一些消极、不好的变化。以外来者的眼光看,可能很容易产生“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受。而对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但最终却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的人来说,积极的变化与消极的变化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然而,变了的是乡村,没变的是乡愁。

在变化的乡村中寻找丢失的幸福感

最近一些年来,回农村老家给人最深的感受往往是农村越来越萧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农村的人口在大幅流失,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农村的往往是老幼妇孺,自然显得没有什么生气。但不应该忽视的是,正是因为劳动力流出,通过性别之间、代际之间的分工,老人、妇女在农村务农维持基本生活,青壮年劳动力则外出打工,积累货币收入。正如一些学者的研究所指出的,农业收入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这是一种劳动力流出带来的结果。

农民的生活必须依赖大量的货币流通才能完成。最基本的如一些农业生产工具,也必须通过货币交易才能完成。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货币支出已经无所不在。吃穿住行,都必须有现金流才能维持。那么,这样的货币从哪儿来呢?农业生产周期较长,不可能获得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大量现金流,那就只能通过打工来获得现金收入,以维持日常生活。所幸,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外出打工的农民提供了这样的工作机会。

因此,农村确实如一些人所说,正在变得越来越萧条。但同时,农村的积极变化则是家用电器越来越普及,房子修得越来越漂亮,汽车也已经开始逐渐普及,生活越来越方便。今年春节回家,我发现我们村里的汽车普及程度已经相当高,从吉利、比亚迪到大众、本田、丰田等国产和进口品牌,都已经有了。这在十年前的2006年是不敢想象的,基本上是2008年以后才出现的新情况。路也好了很多。2007年,村里到镇上的路变成了柏油路,但村里的主干道还只是从土路变成了石子路;2015年则由于国家财政资金支持,村里的主干道也变成了水泥路,实现了路面硬化。以前一下雨下雪,路就泥泞不堪,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交通方便多了。

村里的房子变化也很大。例如房子的结构,我小时候还有不少是土木结构,而现在新修的房子已经完全变成了砖木、砖混结构,再没有人用土作为主要材料建造房屋。与此相应,修建房子的成本也大幅提高。即使成本逐年提高,但每次回家,总会发现又有几家人修建了新房子。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农业收入退居次要位置,打工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也带来了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我小时候,村里三世乃至四世同堂的情况还很多,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绝大多数家庭要么是两个老人在家,要么是两个老人带着孙子在家。家庭结构也和城市一样,在向倒金字塔结构转变。现在的情况是,几乎家家都有狗,一条大狗看门,一条小狗在院子里跑,让院子里显得有点生气。对中国人而言,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人的流动性的提高,显然影响了人的幸福感。就我对村里的观察,一个家庭如果子女就近工作、生活,每一两个星期或半个月回家一趟,就能够照顾到家里的日常生活。如果有条件,父母在家种地,还可以养猪、养羊,增加些收入。这样的家庭,幸福感是比较高的。而像我们这样,子女离家比较远,父母独自在老家,虽然我们可以给钱,但毕竟有许多日常的事情照顾不到,我们和父母的幸福感都比较低。比如说父母生病了,子女近的可以直接带到城里去看,而子女不在的,则要麻烦得多。对父母一辈来说,进入城里现代化的医院,简直如同进入迷宫。无论医护人员的态度,还是各种繁琐的手续,他们都不熟悉。如果子女在,就可以办得更顺利些。因此,家庭规模的缩小与人的流动性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物质条件改善带来的幸福感,使人们主观上觉得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其实,对父母而言,他们更需要的是能够随时叫回来帮忙的子女;对子女而言,则缺少工作劳累之后能够放松心情的港湾。

人员流动性提高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农村劳动力缺乏。不仅种地和一般的家务活目前只能依赖于妇女和老人,甚至于农村盖房子很多时候也只能找妇女做小工。这样,农村的劳动力价格也跟着城市一起大幅提高。1995年暑假,我读高中的时候,在建筑工地上干过一个月小工,平均一天的工资只有十块钱。而现在找一个人干活,哪怕是劳动强度并不大的一般性农业劳动,比如在田地里除草、种玉米、给苹果园施肥,一个劳动效率并不高的妇女每天的报酬也要在一百元左右。即使如此,还经常找不到人干活。

村里的人际关系也在变化。我小时候,也就是1980年代,村里还有变工,也就是你家忙的时候我给你帮忙,我家忙了你给我家帮忙。虽然当时这种变工主要是邻里或者血缘关系比较紧密的族人之间,但毕竟还有。这种相互帮忙不用货币结算,所以也不计入GDP统计,但对农村来说,却很方便。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要找人干活,就必须出钱,而且必须按照市场价出钱,否则根本找不到人。比如家里水龙头坏了,找邻居修一下,虽然不一定要钱,但往往也要给一包烟之类,必须有物质报酬。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以货币作为交易中介,最早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过程中,而在熟人社会里并不需要。因为在熟人社会里,相互帮助是必须的,也是长期的,虽然今天我帮你,不一定你马上就能帮到我,但总有一天我会遇到需要你帮忙的事。同时,这种相互之间的信任也是基于长期交往形成的,也包含着对未来继续长期交往的预期。而用货币作为交易中介则意味着相互之间没有信任,也不一定要建立在长期交往的基础上,等价交换之后,对未来也没有继续交往的预期。因为流动性提高,也就造成了农村邻里之间的行为短期化。

这种人际关系的变化也影响了在农村生活的人们对社会变迁的认识以及感情上的认同。所以,村里人经常感慨,“现在的人情淡得很”。意思就是说,现在农村不像以前那样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薄,交往越来越多的时候需要用钱作为中介。比如红白喜事随礼,我们当地称之为“行情”。以前大家虽然也在意随礼的钱多少,但大家都很清楚,重要的不是随礼的钱到了没有,而是人来了没有。那时候,常见的情况是,一家人随礼只有一两块钱,但全家人都来吃饭。现在,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在城里或者镇上的酒店里办酒席,成本相对高一些,所以办红白喜事的主人越来越在意随礼的钱。如果有客人随礼的钱很少,而来吃饭的人很多,主人就会不大高兴,觉得这个亲戚或者朋友不大地道。

幸福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当然基于亲人、亲戚、朋友、邻里和村庄内部的交往。当这些关系都处在急剧变化和重构过程中时,这种情感体验也就变得越来越难获得了。

与城市联动的生产生活

不过,对于更多年轻人来说,在村里盖房子都不是第一选择,他们宁可想办法筹钱到城里去买房子;有些年轻人是在外打工,攒了钱以后,回来在城里买房子,有些则是在城里做生意,挣钱买房子。有些年轻人其实在城里并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他们也希望在城里买房子,逐步到城里生活。和大城市的姑娘们一样,房子越来越成为结婚的必备条件之一。有些年轻姑娘结婚的条件之一就是男方必须在城里有一套房,并且最好不和父母住在一起。这样,既可以一举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跨越,又可以摆脱传统的媳妇儿与公婆之间的矛盾。市里下属各县乃至乡镇,有稳定工作的人,很多人都在城里买了房子。但对他们来说,平时并不在城里生活,只有到周末,才全家到城里来享受生活。因此,城区的许多小区,平时都关着灯,没有人住,只有周末才亮灯。一个做生意的同学说,他观察了一年多,发现马路对面的一排房子,每天晚上开灯的尚不足十分之一。

这也造成了这些年来城里的房价持续走高。前几年最高的时候,常住人口不到30万的小城市,房价一度高达6000多元一平米。近两年由于政府调控和经济形势变化,房价回落,目前仍然在4000元左右。现在的问题是,库存严重积压,无法消化,房价下跌更是打消了一些人投资房产的念头。甚至前几年一号难求的经适房,如今也已经无人问津。不仅城里的房子这十年来从均价1000元左右涨到了4000元以上,连镇上的房子价格也大幅上涨。2010年还只能卖10万元的一套房子,现在已经到了28万元。除此之外,镇上也新建了不少商品房。庆阳的房地产真正起步是在2005年以后,也就是过去这十年的事情,之前并没有多少人在城里买房子。2010年前后,城里的二手房基本上无人问津,但现在已经非常抢手。当地的房地产开发模式非常不规范,即先圈地,从政府手里拿到土地以后开始预售,筹集一部分资金,再用这些资金建设。建设到中间,如果房价上涨了,就要向已经买房的人再收一部分钱,再继续建设。所以大多数人在2010年前后买房都是这样,一旦先交了定金,后面就必须不断追缴,才能保证自己最后拿到房子。正是因此,就形成了房地产商拖欠建筑承包方、承包方拖欠建筑工人(主要是农民工)工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对政府来说,正是那几年土地收入大幅增加,才形成了土地财政的局面。当时,土地财政在学术界和媒体上已经被广为诟病,但对庆阳这样的中西部城市来说,才刚刚学会玩这个游戏。政府用土地出让得到的一部分钱征收土地,增加土地储备,再逐步出让,增加收入。如此循环,就使城市的面积不断扩张,圈占的土地越来越多。同时,房价也稳步上升,当地的一些人也从买房中获得了高额收益,房地产就成为一种新兴的投资品。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城市人口少、规模小,房地产市场起步晚,但也仅用了三五年时间,就将房地产泡沫吹得很大,成为一个定时炸弹。2012年后,国家出台限购政策,中西部城市房价泡沫膨胀的速度才降下来。2014年后,基本上进入滞胀阶段,之后开始逐步下降。庆阳的房价就从6000元以上降到了现在的4000元左右。

2015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开始鼓励房地产商降价销售,去库存。但就我的观察来看,这个库存量相当庞大。庆阳市全市常住人口不到250万人,其中,城区常住人口约25万人。而庆阳市的住宅存量足够城区每家一套,即使把其它各县大量平时不在城区生活、只有周末回到城区的人都算上,也完全足够每家每户有一套房。这还只是已经建成的楼房,不包括已经圈占但尚未开工建设的土地。现实是,有购买能力的人基本上前面几年都已经买好了房子,现在房价不稳,投资价值不大。而那些已经在农村老家盖了房子,或者没有能力进城生活的人,更没有意愿在城区买房。即使银行愿意提供利率较低的贷款,他们也没有多大动力去背这个包袱。也就是说,房地产的库存是绝对过剩,房地产供应过剩的情况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庆阳这种情况不是个案,内地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大多数与此类似。过去十年间,城市占地面积以惊人的速度扩张,新建住宅足够当地全部人口居住,但现在却面临着房价回落、购买力不足的问题。不过,好处是过去这些年,虽然城市面积急剧增加,但各地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差不多从十年前开始,每个村都有了通往镇上的石子路,随后又逐步变为公路。并且,每个村都有了经过镇上通往城里的公交,每天往返三趟,定时从村委会大院门前的车站出发。

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既方便了城市和农村之间人和物资的流动,也拉近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使农村日常生活对城市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1980年代,村里经常来一些“货郎”。家里一些常用但平时不注意储存的小物件,村里人都是在货郎那里买。后来,村里的商店逐渐多起来了,人们越来越多地到商店去买东西。商店就慢慢取代了货郎。而现在,因为农村生活中用到的工业产品更多,品种也更丰富,许多是村里的商店所不能提供的,所以必须到镇上去买。而交通和通讯的便利,则为这种物资交流提供了条件。比如盖房子,以前要提前很久就开始准备材料,而现在则完全不需要,可以边盖边买,需要了再去镇上买。还有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前村里人多数只需要在商店买就行了,现在则会更多地选择去镇上买,因为镇上的商家更多,品种也更多,选择余地更大,价钱也会更便宜一点。有车的人家,甚至会选择进城去买,因为相比于村里和镇上商店里的假货横行,城里的商店产品质量更可靠。农村生活对城市、对工业产品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农业生产对城市以及由城市主导的物资流通市场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比如养猪,我小时候一般是家里种一点玉米之类的秋粮,然后用秋粮喂猪,一家也就喂两三头猪,到年底杀了拿到镇上的集市卖掉,可以获得一点现金收入。那时候种秋粮往往和养猪联系在一起,不养猪一般不会去种玉米,只有在主粮能够保证全家吃并缴纳必须的公购粮、订购粮及土地税之后还有富余的情况下,才会种玉米,养猪。在当时,这就意味着土地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家庭收入的多少。但现在喂猪越来越依赖于工业化。很多人并不是把玉米用来喂猪,而是直接拿去卖掉。养猪的人家也并不一定种玉米,而是从镇上或者城里买工业化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饲料。还有麦子的耕种和收割,也越来越和全国联系在一起。我小时候,都是人工收割,再用人力运回家里,打碾、晾晒,相当费时费力,一般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而后来逐步演变成用收割机收割,不仅快得多了,也方便多了。2014年夏天收麦子的季节,我刚好回家,赶上了收麦子。村里全是从外地来的大型联合收割机,人们只要把联合收割机上打出来的粮食用袋子装起来,运回家里就行了。开收割机的师傅说,他们是湖北人,共有近20台联合收割机。从六月初开始,他们先从湖北到陕西汉中,然后到关中,再到咸阳,再到庆阳,之后还要去宁夏、内蒙,这样一路打过去,一直到七月中旬差不多结束。

当然,与全国统一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另一个代价是农民的生产行为也越来越由市场价格决定。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信息反馈慢,农民往往是看今年什么东西价格高,就种什么,而当下一年收获的时候,价格就变了。这也造成了类似内蒙的土豆、山东的大蒜等到了收获的季节却因为价格下降,根本没有外地客商前来收购的情况。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对庆阳当地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进一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2015年全国经济形势不好,增长乏力,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玉米、小麦等庆阳的主要农产品价格也随之大幅下降。2014年玉米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1.20-1.30元,而现在只有0.75元。麦子也与之类似。2014年一斤1.10-1.25元,现在就只有0.90元多一点。但作为工业产品的农资和人力成本价格却并没有下降多少,所以春节期间,村里人都说,今年不管种啥,都肯定要赔钱。当然,也有些工业产品的价格下降,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成本。我小时候,村里的主要燃料是小麦和玉米秸秆,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以煤为主要燃料。冬天,因为天气冷,煤炭的用量更大,但今年冬天一吨煤只有350元左右,比往年便宜了好几百块钱。不过,宏观经济形势低迷的影响也有负面的。村里人出去打工,尤其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大多数是在城里搞建筑。前几年,人工费用节节攀升,而随着城市房地产市场陷入萧条,基建基本饱和,今年的活儿不大好找了,人工费用下降也在所难免。

精准扶贫: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作为基层公务员,今年春节期间,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去年底提出的“精准扶贫”、“消灭绝对贫困”的相关举措。

其实,按照他们的说法,扶贫成为工作重点,并不是从去年底中央提出“精准扶贫”之后才开始,而是早在现任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调任甘肃之后,就一直很重视。从几年前开始,每个公务员必须定点帮扶几个农村贫困家庭。无论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还是乡镇一级,公务员都有定点帮扶的任务。一般由所在工作单位统一组织分配,每个月必须到定点帮扶对象家里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几天。同时,政府也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向农民提供低息、贴息贷款,帮农民找项目,帮助农民提高收入。

2015年底,中央提出到2020年要消除绝对贫困,并且提出“精准扶贫”,扩大了这项政策。近两年,中央提倡棚户区改造。在我们老家,政府也相应地提出了危房改造项目。那些至今还住在窑洞或住房已经达到危房标准的贫困家庭,可以先自己筹资建房,建成后再由村里向镇上、镇上向县里逐级申报危房改造项目补贴,一旦通过审核,国家可以无偿提供一到两万元不等的财政补贴。除此之外,各区县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财政情况提供一些额度不同的补贴。

2015年,这项政策的力度空前加大。按照现行政策,贫困家庭建房,政府可以提供五万元左右的贷款,贷款利息由政府财政直接补贴,对农民来说,这就是无息贷款了。据说,各村都有一定的名额,由乡镇派出干部,村干部配合,进村入户了解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之后由干部填表申报,贷款下来后,再由干部送到农民家里。

“精准扶贫”政策出台后,贷款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农民建房可以申请贴息贷款,还可以申请贴息贷款用于投资、经营,增加家庭收入。就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全镇分配到每个村的贷款申请名额大约三四十个,像前面提到的危房改造贷款一样,由村干部配合乡镇干部进行调查,再由乡镇干部填表申报,贷款下来后直接送到农民家里。但对很多家庭来说,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投资和经营能力。所以,拿到贷款后怎么用,也是个问题,需要考验每个家庭的自主经营能力。听做过这项工作的人说,只有极少数人将这个贷款用于经营活动,再稍微好一点的就是用来翻建房屋,还有些人用于日常生活开销,最糟糕的是有些人干脆拿去赌博。

“精准扶贫”政策提出后,下乡扶贫成为工作的重点,政府机关部门的公务员几乎都有下乡扶贫的任务。一般一个人固定联系三户人家,每个月必须至少去一次,不允许在农民家里白吃白住,吃住都要自己付钱。还要千方百计想办法,帮助联系的贫困户搞一些经营项目,以早日脱贫。对于稍微有些权力的部门和干部来说,可能办法还多一些,但对绝大多数普通的年轻公务员来说,这个要求其实有点高。因为他们本身也没有搞过经营活动,在社会上也没有那么多做生意的朋友,所以他们能想到的办法大多数就是养殖、种植之类的传统办法,得到农户同意配合的承诺后,再去申请贷款,帮贫困户落实。可是,经常碰到的情况是,下乡干部让农民养羊,农民说他没养过,万一养死了咋办?干部说,羊羔是政府补贴的,农民不用掏钱,养大了卖掉的钱归自己,而且,还有专家定期下乡指导,不用担心技术问题。即使如此,农民也不愿意养,他们还是愿意要钱。

为了督促和检查下乡对口扶贫的干部的工作情况,市里有专门的检查,会不定期抽查,或者电话抽查,或者直接实地考察。如果农户反映干部不够积极,这个干部可能就会被批评或者面临其它不利后果。因此,下乡扶贫的干部除了要帮贫困户想办法找项目,每次去还得给老人小孩买点礼物,请他们在检查的时候尽量说自己的好话。

消除贫困当然是好事。但有的地方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强制推行,在一个虽然已经离开农村但仍和农村保持联系的人看来,这显得有些拔苗助长。扶贫办的工作人员举了一个例子,他们曾经碰到一个家庭,三口人,加上大病保险、粮食直补、退休工资等各种补贴,平均一个人一年大概可以拿到1.8万元,数字相当惊人。所以,多数公务员认为,现在的扶贫政策实际上已经超出了需要的限度,而且成了普通公务员一个沉重的负担。而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则认为,虽然存在一些弊端,但毕竟还是农民得到了实惠。他说,有几年当地为了让经济数据好看,不断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数字,导致当地失去了贫困县的帽子,也失去了数亿元的扶贫资金,而这个损失是农民的。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土地流转和城镇化。这是最近几年党和政府重点抓的工作。听同学说,目前全镇都已经完成了土地确权,大概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完成流转。按照原来的计划,土地流转主要是将土地集中起来,便于进行机械化耕作。而且,有政策明确规定,流转土地不允许种树,不允许建蔬菜大棚,只能用来种粮食。但实际情况是,几乎所有已经流转的土地都没有用来种粮食,而是种树和建蔬菜大棚。原因很简单,种粮食成本高而收益低,种树和建大棚则见效快、收益高。相关部门对此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并没有进一步监管。此外,前两年城镇化建设提得比较高的时候,镇上曾经有个计划,将全镇的土地都流转出去,将农民集中到镇上居住,统一上楼。这个计划看起来好像挺不错,其实根本没有可行性,后面土地流转只完成了几个沿公路的村子,离镇上比较远的村子就没动。把农民集中到镇上居住的计划,也无疾而终,慢慢没人提了。但一些稍微关心宏观形势的人都认为,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终究还是要搞,目前虽然没行动了,但未来还是避免不了的。

客观上说,目前应该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土地集中耕种的条件。因为农村劳动力流出,留下种地的人少。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按要素分配的,让现在已经掌握了资本的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再去通过流转获取土地,那么他们获得的要素进一步增加,在分配过程中自然就获得了更大的优势。而那些本来就不掌握资本,只有一些土地的农民现在干脆连土地也要以很低的价格转让出去,那么在分配中就更加处于不利地位了。这种情况需要考虑。

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扶贫也是这样,重要的不是直接给农民钱,而是让他们有自主摆脱贫困的能力。而现在有一些扶贫做法给人的感觉恰恰相反,不是注重农民能力的培养,而是直接给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肯定是弱势群体,他们唯一能够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而这样的组织就需要基层党组织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但如果扶贫工作寄望于从上面下去的干部依靠个人能力和资源帮助农民直接解决问题,摆脱贫困,却看不到基层组织发挥任何作用。作为农民组织领导核心的村两委,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的工作也就是配合上面下来的干部。至少从理论上说,这种工作方法就是本末倒置的。现在农村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一盘散沙,缺乏组织,扶贫工作应当逐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组织领导作用,在开展扶贫工作中将已经多年陷入停滞的基层组织恢复起来,以基层组织为主来进行农村的各项工作。

 

(编辑  迟晨光)



萧武,独立学人,《经略》网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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