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就要被欺负，落后就要被侵略，这是积贫积弱屡遭列强欺凌的近代中国留给我们最沉痛的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初，外部安全环境非常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甚至以核战争相威胁。发展国防科技尤其是尖端国防科技，捍卫国家安全，是新中国的头等大事。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工业化建设刚刚起步，急需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以维护国家安全、支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上文化上的落后状态，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①]

    当时我国科技基础薄弱，必须集中有限资源投向战略项目和重大任务。为此，选择若干重要科技领域的关键问题，集中人力和资源实施攻关，形成一些重大标志性科技成果，不仅可以有力推动经济和国防的发展，也有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影响力、凝聚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毛泽东强调：“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②] 这一时期是举国体制的形成和运行阶段，集中有限科技资源，实现了国防尖端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建立集中统一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制，为重大科技攻关提供坚实保障

    新中国建立起来的有效政府及其动员能力，为实行举国体制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按照发展经济学原理，拥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它不仅能够提供发展的必要环境和秩序，而且能够纠正“市场失灵”，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大优势，就是拥有一个高效、廉洁和动员能力特别高的政府。

    在尖端国防科技研制的组织领导方面，1958年，我国成立了国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隶属于军委和中央科学小组。国防科委将分散的国防科研力量整合起来，统一领导，统一规划。1958年10月，原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科研工作的职能机构。国务院成立了“二机部”（原子能）、“七机部”（航天和导弹），分别负责所在领域科研事业的推进工作。中国科学院负责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通过国防科委、国家科委、有关工业部委和中国科学院，实现对国防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上述机构则直接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负责，从而建立了完整的科技领导体系。

    1962年11月，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任主任，包括7位副总理和7位有关部门的领导,统一动员和协调各方面力量，进行核武器研制。为保证“两弹”和国防科研所需的特殊材料、配套产品和备品备件共两万余项产品的研制生产任务，形成了国防科研、生产所需原材料和配套产品的协作网，把分布在十几个部委、二十多个省市的几百个企事业单位、两万多种原材料和配套产品的协作关系纳入其中，涵盖冶金、机械、化工、石油、建工、轻工、纺织等工业部门，还建立了专门管理机构，切实保障“两弹”研制配套任务的完成。

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明确战略目标和重大任务，为分阶段有步骤实施重大科技创新绘制蓝图

    科技规划是国家对科技发展及其相关问题作出的前瞻性和纲领性的规划和部署，核心是配合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制定的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科技规划有利于举国体制下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明确重大科技项目并保障逐步落实。

   1956年12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 《十二年科技规划》）颁布实施。这是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是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我国科技事业开始走上国家统一领导、远景规划和近期计划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十二年科技规划》制定了57项重要的科技任务（共616个中心问题），根据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和科技发展的远景，针对那些对国家的生产技术基础有根本性影响的重大科学问题，确定了原子能和平利用、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喷气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等12个重点任务。从组织过程和实施结果来看，《十二年科技规划》有利于推动举国体制下重大科技创新，把我国科技领域最短缺、国家建设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强化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整合，推动中国科技发展实现了一次大的跨越。

    1962年底，《十二年科技规划》所确定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1963年经中央批准，开始组织实施《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简称 《十年科技规划》）。《十年科技规划》是在《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并参照世界科学技术的进展情况而制订的，是我国科研工作在经历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等曲折历程后的一个新起点。《十年科技规划》提出了“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方针，着重“打基础，抓两头”。“打基础”，即迅速提高基础工业技术水平和基础科学学科水平；“抓两头”，即一头抓农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学技术，一头抓配合国防需求的尖端科学技术。《十年科技规划》的实施，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后来由于“文革”的发生，《十年科技规划》的执行基本陷入停顿状态。

恢复和健全国家科学体系，培养新一代科技人才，为举国体制下汇聚科技资源提供人才储备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注重科技人才的培育和管理。恢复和重建科研机构，调整高校院系，培养新一代科技人才，并积极争取海外科技人才归国，密切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为新中国初步组建起了一支科技人才队伍，为举国体制下重大科技创新提供科技人才储备。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仅有30多个科学研究机构，全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科研设备严重缺乏，基础条件十分落后，现代前沿科技几乎一片空白。1949年11月，国家组建中国科学院，随后陆续成立了中国科协、中国气象局、国家地质部等科技协调与研究机构，初步建立起我国的科技体系。高等院校参照苏联高等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规模院系调整，大力发展专门学院。1954年，全国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增加到25.5万人。1955年，中国科学院共有科研机构44个，科研人员近3000人。此外，各地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至1965年，全国省、地（市）所属科研机构共1127个，专业人员4万多名。

新中国的建立激发了大批海外学子的殷殷报国心，以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等为代表的一批海外专家学者克服重重困难，纷纷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者达三千多人，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全部海外留学生和学者的一半以上，他们中大多数人成为我国各领域科技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在中国科学院选定的第一批233名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中，近三分之二是这批归国的海外学人。

    党和政府注重密切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1949年颁布《关于保护与争取技术人员的指示》；1951年颁布《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61年中共中央批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研工作十四条》）。1962年，我国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到会的各学科、各部门科技工作者有310人。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鼓舞下，科技人才队伍持续壮大，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人，到1978年6月底达到595万人。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抓住有利时机开展国际合作，为举国体制下重大科技创新提供有益补充和借鉴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和限制，新中国在外交上执行“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在科技上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密切合作。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处于较低的技术梯度，所以中国一项重要的国策是，借助苏联的帮助，实现大规模的、系统的、水平较高的技术转移。正基于此，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需求，中国先后与苏联签订了156项建设项目和122项科研项目的合作协议，并派遣大批留学生赴苏，苏方则派遣大量专家来华，形成了这一时期中苏国际科技合作的主体，对新中国经济与科技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1958年1月，中国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简称“122项”协定），其有效期是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期（1958-1962）年。根据协定，中苏两国进行全面科学技术合作，实现中国《十二年科技规划》。该协定涉及众多重要科技领域和部门，且以技术科学为主，涵盖16个领域，与《十二年科技规划》大体对应，中苏双方有600多个单位参与合作。

20世纪70年代前期，中国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建议：在三至五年内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工业设备，通称“四三方案”。之后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总额51.4亿美元。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我国实施的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利用所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我国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极大地推动了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和冶金工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我国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在重大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爆炸成功；1970年，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下水第一艘核潜艇。1964年，“南优2号”籼型杂交水稻培育成功；1965年，中国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标志着人类在认识生命、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1972年，抗疟药物青蒿素的研制，为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利用市场促进科技发展（1978-2012年）

   改革开放后，对曾经以高度集中管理和单一计划调节为显著特征的原有科技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举国体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和运行的科技举国体制，与当时基础薄弱、人才短缺的条件相适应，更多地依赖政府行政动员和集中计划调配能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完善，过去完全由政府主导的机制，转变为运用多种政策引导资源和人才向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方向集中配置的机制（如竞争和激励机制）。同时，发挥好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协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导向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既需要重视政府的作用，也需要重视市场的作用。

实施市场化取向的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与科技发展规律相适应的科技新体制

1985年，国家颁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其重点是在运行机制上改革拨款制度、拓宽经费来源、开放技术市场，同时重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使科研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动力。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技术引进方式从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逐步转为向地方和企业放权的分级管理模式，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逐渐形成。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把科研院所人员分流和结构调整作为取得突破的关键，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要求，在优化基础性科研机构布局和规模的前提下，鼓励其他行业类和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实现技工贸一体化经营，支持科研院所实行企业化管理或并入大中型企业。

2006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强调“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工作的中心环节”。一系列科技政策和措施支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显著。

高铁的发展是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的典型案例。2008年2月26日，科技部与铁道部共同签署了《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自此，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合作的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体系正式建立起来，在举国体制下集中全国优势资源，为高铁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樊春良，2019）

科学统筹、系统布局，科技创新战略规划远中近相结合，保障重大科技目标的具体推进和实现

   党和政府注重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安排和部署一系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把长远性、全局性的科技规划与短期规划、重点项目规划长短搭配、有机结合，保障举国体制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过程中重大科技目标的具体推进与实现。

    在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方面，1978 年颁布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指导方针，确定８个重点发展领域和108个重点研究项目。2006 年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和《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明确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总体方针，具体部署了16个科技重大专项，涉及航空航天、生物科技、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人口健康、能源资源环境等重大紧迫问题，进一步明确了10个重点领域的62个优先项目，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重大原创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为实现长期科技发展战略目标，我国部署实施了多个重大专项或重点工程。1986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把大型运载火箭、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空间系统及应用列为面向21世纪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1988年，国家科委制定了“火炬计划”，着重发展计算机、微电子、激光、生物工程、新型材料等重要领域。1991年，为加强基础性研究，国家科委制定了“攀登计划”。1992年，中央正式批准实施载人航天工程（“921工程”），并规划了“三步走”发展目标。2004年1月，中央对月球探测工程正式批准立项，命名为“嫦娥工程”，确定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规划,为后续探月工程的顺利实施打下了重要基础。

重视科技和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为重大科技创新提供人才保障

科技创新的关键是人才。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邓小平指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恢复和发展科技人才的培育、评价和奖励制度。1983年发布《科技界继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六条政策界线》，1986年发布《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报告》，1995年发布《关于培养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意见》，这些政策的实施对科技队伍的重建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进入21世纪，党中央把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确立为基本国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战略部署。在人才强国方面，中央将造就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作为战略目标，具体措施聚焦于创新型人才培养、激励和引进等方面，紧缺人才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力度持续加大，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和为国服务工作成效显著。

    1995年，国家批准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正式启动“985工程”。

1998年，中央支持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试点，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科研机构。早在1994年，中国科学院率先实施面向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百人计划”，吸引了大批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各领域的科技领军人才，带动了我国科技创新整体水平的提升。2012年，中国全社会科技研发人员达到324.7 万人，为新型举国体制中重大科技创新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   

对外开放条件下，积极引进吸收国际先进科技成果，为重大科技创新提供参考借鉴

新时期在对外开放方针指导下，我国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明确指出：学习哪些国外先进技术要有一定的选择，要从中国的经济需要、技术基础等条件出发，把学习国外经验同自己的研究和创新结合起来；并规定今后引进技术要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凡国内已经掌握的技术就不再引进；技术引进要采取多种方式，并尽可能与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以及技术援助结合起来。

2006年，科技部在《“十一五”期间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中指出，通过对全球科技资源的充分利用，加强本国的研究开发工作，进而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获得更强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新型举国体制下，我国的重大科技创新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979年，我国成功突破了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1983年，“银河1号”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2003年10月，发射并回收“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首次取得载人航天飞行的成功，突破了载人航天基本技术，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开展载人航天的国家。载人航天是规模宏大、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共有100多个研究院（所）、基地、高等院校、工厂直接承担了研制、建设、试验任务；国务院有关部委、军队各总部、有关军区、军兵种和省、自治区、直辖市3000多个单位的数十万人承担了工程协作配套和支援、保障任务，是举国体制下我国重大科技攻关的成功典范。

    （编辑 宋斌斌）

在当代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政治方面“两个结合”的集中体现。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表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独特性；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下的“集中统一”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前提，也是中国特色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区域之间差别巨大，中国一直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实行“集中统一”的合理性，也是符合历史和现实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在大国国情条件下，中国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需要集权体制。

中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域条件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别显著。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的权威力量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那么，存在地域差别的各地方很容易因地方利益和矛盾，出现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离心倾向，难以拧成一股绳，更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典型的是百年前民国时期，无论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难以摆脱国家分裂和混乱局面，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境地。中国共产党拯救了民族危亡，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新中国建设和治理中，必须有一种权威的力量去管控各个阶层，各个不同党派，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同发展。此外，权力的集中统一，也便于应对各种内外部紧急情况，使国家发展规划和目标的执行统一协调，集中力量办大事，化不利为有利。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虽然首先在中国暴发，但正是由于有这种集中国家力量快速反应的机制，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示范效应，体现了集权体制的优越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二）中国处于美西方扼制下现代化过程之中，面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客观上需要集权体制。

 “落后就要挨打”是很多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真实写照，这也是通过现代化赶超西方而进行集权的典型例子。接近中国文化的新加坡更是如此。但是，新加坡为了实现现代化选择了“威权”政治，力图促进国家快速崛起。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是在威权体制下实现的经济起飞。亨廷顿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首先需要集权。而集权体制中，一党制和一党居优制度比军人执政更具有稳定性。^[1]

目前，中国处在现代化的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尚处于劣势的高科技领域和战略高技术产业，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加快突破技术瓶颈，适应了现代化对资源供应集中统一的要求，保证了经济建设决策集中，资源的集中投放，以及大工程、大项目的快速高效实施，尽快形成必要的规模和竞争力。与此同时，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意味着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改革过程中以集权的方式雷厉风行地推动改革，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顶层设计、集中推进，是改革必要的和迫切的客观现实需求。

总之，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当代中国实行集中统一具有必然性。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中华“大一统”的传统源远流长。“大一统”集中表现在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在文化上和经济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一）长期尊奉“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就起到了促进国家统一的作用（后世《春秋公羊传》将《春秋》的主旨阐释为“大一统”，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战国时期，孟子在“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的对话中明确提出了“大一统”的主张；同一时期，荀子主张“四海之内如一家”“法先王，统礼仪，一制度”“天下为一、诸侯为臣”（《荀子•儒效》）等“一天下”的主张，其儒法结合的治国之术深深影响了其学生韩非和李斯，他们更是在思想和政治上奠定了秦国统一中国的局面。荀子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谭嗣同曾言“二千年之政,皆秦政也；二千年之学,皆荀学也”。^[2] 不过，秦朝、汉初只是政治上甚至是军事的统一，是脆弱的，缺乏意识形态依据。汉初只好以“黄老之术”弥补秦制的不足，以皇帝特别是汉文帝的克勤克俭实现休养生息。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依据董仲舒《春秋繁露》“大一统”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大一统”正统观念正式确立。此后，“大一统”观念为历朝历代所继承，并作为遗传密码深入到中国政治文化基因之中。这种遗传密码一旦确立，便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分裂国家者被认为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西方则相反。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陷入碎片化状态，查理大帝帝国曾昙花一现，随即又分崩离析。神权与王权并立，王权与市民权、有产者与无产者分庭抗礼，使西方各国在国内层面维持着制约和平衡的分散状态。与之相应，近代以来欧洲国家之间维持“均势”状态是长期奉行的国际政治规则。正是这种分而治之的局面，既促进了西方国家相互竞争和创新，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又导致国际社会陷入“丛林法则”，以至于诱发了一战、二战等摧残人类文明的惨剧。二战后欧洲各国吸取历史教训，逐渐走上了联合自强的道路，呈现出某种“集中统一”的特征，成为当代多极世界的一极。

（二）中国大一统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体现。

在经济领域,自从管仲为代表的“轻重派”主张国家控制经济之后，历代都沿袭了类似的主张。汉代桑弘羊支持《盐铁论》并大规模实行了盐铁专卖制度，为后世纷纷仿效。唐朝刘宴的改革就是对“轻重派”思想的发挥。北宋初年，面对地方割据的局面，宋太祖和宋太宗实施的“强干弱枝”政策是以赵普提出的“制其钱谷”为基本手段，其中蕴含着“轻重派”控制各地诸侯经济命脉的观点。

当代中国经济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力量，既是对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国有制主张^[3] 的应用，同样也是对中国“轻重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在思想领域，秦汉以后，历朝历代对思想领域进行规范和控制。中国宗教难以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相反，历代宗教和文化政策都是国家对宗教和思想领域进行规范和控制的一种体现；而宗教界和思想界也主动向世俗政权靠拢，甚至以得到敕封的名号为荣。而诸如“竹林七贤”等不屑与世俗政权同流的文人，多数归隐山林，势单力孤，难以像欧洲那样形成与国家分立或抗衡的团体，或如“罗马俱乐部”之类的独立人士集团。相比之下，欧洲在30年宗教战争（1618-1648年）之后才“教随国定”，之前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教会动则辄以革除教籍的名义对封建主进行制裁。^[4] 中国思想领域服从政权的“大一统”传统与西方政教之间分庭抗礼的传统差别巨大，各自形成了不断传承的独特文化基因。

古代专制皇权“大一统”导致治乱循环

简单来说，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公权力的社会将是“丛林法则”，会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5]之中。没有秩序会导致人类文明倒退到原始状态，这种状态并不会持久，最终会有一种势力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宰，重建秩序，使得社会恢复稳定。但“权力总是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6] 公权力的特殊性在于：公权力关系到整个社会，一旦腐败发生，就会给整个社会埋下隐患，给掌权者带来威胁。

各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和主张，各有利弊。儒家主张统治者要修身养性，实行仁政，但是，儒家寄希望于统治者主观修为的策略往往不稳定、缺乏有效制约，统治者的治理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个人的“贤愚智不肖”，比如汉武帝、唐玄宗、宋真宗、乾隆都属于这种前期英明、后期昏聩的角色。道家主张统治者清静无为，不干涉各个机构的职能，但是，道家让政治家清静无为不符合权力所具有的扩张性特征；不过，道家思想确实大道至简地揭示了一个朝代兴亡的基本规律，对此，后人提出了所谓“黄宗羲定律”（一个朝代初期轻徭薄赋则矛盾少，统治稳固；一个朝代后期横征暴敛则矛盾多，统治风雨飘摇^[7]）。法家主张则君主运用“法、术、势”凌驾于各种机构之上，为自己增加权威，但是法家所提出的这一统治术实际上放大了儒家主张的缺陷，因为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一旦出昏招，将导致社会陷入危机，典型者如秦二世时期，万马齐喑、朝廷昏聩，刑法严苛，直至官逼民反，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迅速崩溃。后世为了避免这种极端的现象，采取了法家与道家、儒家结合的治国之术。虽然推崇“儒法结合”的荀子及其学说被历代王朝继承并被誉为“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但是采取儒法结合的王朝都在经历过初期政治清明、中期出现危机及短暂“中兴”之后，都最终走向了崩溃和灭亡。自从秦朝之后，很少有一个朝代超过300年的原因正是如此。这说明儒法结合本身所存在的缺陷。

中国在马克思的视野下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8] 国家。庞大的人口群体、幅员辽阔的土地、经世致用的治学传统，使得集权在中国历史上在所难免，这是中国这个“庞大国家”的最独特之处。而古代专制主义“大一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导致了在中国历史上兴衰周期律不断反复上演。这预示着我们，需要根据时代发展的特点找到一条适合新时代超大型国家发展的科学道路。当前，中国处在现代化中期需要集权的历史阶段，因此，中国相对集权的体制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发展的需要。而如何使得相对集权的政权长治久安，就是一个考验华夏民族古代王朝和现代共和国智慧的千年课题。

当代“集中统一”是对古代“大一统”的扬弃

由于具有民主集中制、定期选拔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群众路线、纪律建设等因素，当代“集中统一”比古代专制王权的“大一统”更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既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历史发展逻辑，又是党中央根据新时代新形势高瞻远瞩做出的战略判断。当代中国“集中统一”与古代“大一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又在根本上存在不同。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革命需要和建党原则创造性地提出来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规律和巴黎公社原则的论述，在实践中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取得丰硕成果。

从《共产党宣言》诞生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以及恩格斯在领导第二国际的时候，就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进行阐释，并根据巴黎公社等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建党原则，其中蕴含着民主集中制的萌芽。后来，列宁对民主集中制（与“官僚主义集中制”是两码事^[9]）进行了探索和论述,并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民主集中制原则影响此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许多后发国家纷纷效仿，并尝试实行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策。这也是中国革命成功和政治运行的现实逻辑。

但是，在现实中，对于民主集中制，仍然存在很多认识误区，认为民主和集中是民主集中制的两个极端，需要调和、折中。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看法，民主集中制，并非在民主和集中之间“和稀泥”，而是以民主的权力授受机制为前提的集中制，即民主的集中制：通过民主的权力授受过程把分散的政治权力赋予权力集中的机构，去统一决策和执行。这实际上是对代议过程的凝练概括：毕竟现实经济社会条件不允许每个人去直接行使权力，实行完全自治（即便是将来生产力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广大民众也未必有同等的政治参与意愿或能力），而代议过程则通过权力授受机制，适应了客观条件。

与民主集中制相反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专断的集中制，其权力来源没有民主过程，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就是这种情况，而民主集中制针对的就是这种专断的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而不是专断的集中；二是完全自治，即公民直接行使权力，这种情况在古希腊城邦政治、实行全民公决的瑞士等个别小国比较普遍，而对于大国则显然难度极大。

定期选拔干部，突出政治标准选人用人

定期选拔，针对的是封建社会世袭制和终身制的陋习。古代“父传子、家天下”且终身制的“惯例”使天下系于一家一姓，这种安排难免会出现政治低能者当政的情况，而且往往是一代不如一代。其根本原因是开国之君久经历练、出类拔萃，遂团结人才、凝聚民心，从而削平群雄、独占鳌头，进而开创一个朝代。而后世的帝王大多缺乏前辈具有的智慧与领导能力，乃至懦弱昏聩、甚至荒淫残暴。帝王如缺乏驾驭群臣的能力，朝臣间的政见分歧和利益纷争很容易出现朋党现象，对于全社会则是一场劫难。而封建时代“父传子、家天下”的世袭制和终身制的“惯例”，是王朝政治陷入历史周期率的总病根。为了克服这种弊端，近现代文明国家一般都采取了任期制和选举制相结合的做法。

选举制使从政者经过选民的筛选、公众的认可，保证政治家不能仅凭借血统就获得治理国家的资格，确保政治家的才能居于中上等；任期制则避免了即便是英明君主也难以避免的长期掌权导致的麻痹大意、慵懒怠政现象。

当今中国政治的定期选拔制，吸收了任期制和选举制度的长处，同时避免了自由放任选举带来的民粹主义风险。定期选拔制度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举与自上而下的提拔相互结合的人事制度。近期欧美各国的民粹主义风潮表明，自由选举其实是一种金钱和权势的政治豪赌，而选拔制对选举制加入了自上而下对候选者进行甄别的环节，这对于维护政权的集中统一、维持公共理性的张力都很有必要。

定期选拔制无疑是对干部素质的甄别和确认。干部素质无论是在选举制还是在选拔制中，都极其重要。干部素质包括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两个部分，是决定事业成功与否的总开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提出了新时期好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标准和“三严三实”“四有”“四个铁一般”等要求，突出强调干部首先要在政治上达标，选人用人首先要看政治素质。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取胜之道。它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源于群众、高于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实质上是党在履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同时又具有反馈功能，通过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合适，用人民群众通过实践做出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 ^[10] 来检验政策，形成了一个包含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决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等环节在内的完整的决策闭环系统。群众路线是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方法论，也是唯物史观在实践论中的具体反映。我们总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的直接体现者，就是人民群众。正是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毛泽东才说“卑贱者最聪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1]

“源于群众、高于群众”。“源于群众”是群众路线的基础环节，而“高于群众”则是群众路线的关键环节。若不高于群众，则会因缺乏高度，陷入疲于应对日常琐事的事务主义和只是顺从、传播群众意见的尾巴主义。

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如今，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政治纪律关系到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进行执政党建设，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盛不衰。这既和历史上明君注重吏治，对官员严厉、对百姓宽和的良好政风异曲同工，又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新特点。经过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探索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积累，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总结出了一个重要的经验或法宝，那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治吏，保证各级官员谨慎用权、不乱作为，才能保证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而全面从严治党治吏的基本立足点就是纪律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治吏，当然不仅仅是纪律建设，更有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从严治党，但纪律建设无疑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戒尺和“红线”。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客观力量：一是历史逻辑和客观现实需要集权体制；二是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民主。这两方面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的平行四边形合力”（恩格斯语），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集中统一”，当代中国“集中统一”与古代“大一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又在根本上存在不同，是对“大一统”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扬弃，可谓新型大一统。在当代中国，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集中概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对数千年以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保持稳定和发展客观需要的经验总结。党的集中统一立足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建立在群众路线、定期选拔、纪律建设和民主集中制等基础之上，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有助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并从体制机制上克服并跳出历史周期律。而体制机制等制度问题带有长期性、根本性，“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2]只有在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的思路下，才能实现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进而从根本上为当代集中统一提供科学的顶层设计。

（编辑  杨利红）

“举国体制”是指由国家出面，为实现某一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组织动员和调配全国各方面力量，实施某项重大任务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举国体制是党领导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法之一，用好举国体制是我国的制度优势所在。举国体制在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国防安全、竞技体育等领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经历了由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变迁。研究传统举国体制和今天的新型举国体制，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因此，科学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和外延，吸取国内外历史经验，研究可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的领域和条件，特别是在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工程中如何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体制机制，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是今天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是我们从事中共党史、新中国经济史、科技史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旧举国体制都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至今，举国体制在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形式，承担不同的历史使命，发挥不同的历史作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集智攻关，合力建设，使中国实现了现代产业和科技的从无到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积极利用市场经济，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产业和科技发展，传统举国体制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中国为了加快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需要加快建立并完善新型举国体制。

新中国建立时，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世界冷战格局下的两次局部热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朝鲜战争以及其后美国对我国的严重威胁，苏联对中国建设的全面援助；而国内环境则是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又面对经济非常落后贫穷的状态。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赶超的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在贫穷落后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了科技和重大经济项目建设中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在国防建设和现代工业建设的初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举国体制，就不会有尖端的国防科技“两弹一星”，也不会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科研和工业体系。

在计划经济时期，传统举国体制的内涵和作用主要体现在“集智攻关”与“合力建设”两方面，其主要特点：（一）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主要依靠党政命令来组织动员各个单位，而非通过市场购买。在当时基本固定的价格和工资制度下，所有人力和物力资源都以较低的价格获取，从而大大节约了成本。由于物质奖励有限，所以主要采用精神激励的手段，从而集体主义成为传统举国体制的精神内核。（二）举国体制在当时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而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这一时期的产业和科技发展，主要目标是填补空白，而不是获取利润或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主要算“政治账”而非经济账，是传统举国体制的显著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一穷二白，国家的工业和科技非常落后。中国当时基本还是一个农业国，不仅现代工业非常稀少，无法形成体系，而且用于工业建设的人才、资金、生产及生活资料都非常匮乏。当时中国科技水平很落后，全国科研机构仅有40多个，科研资源稀缺，科学技术人员不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仅有600余人。除了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地域性调查工作和一些可以不依靠实验设备而勉强进行的研究工作之外，现代科学技术几乎一片空白。产业和科技的落后，导致了国防的落后，在美、苏等大国已经拥有导弹、核武器的情况下，新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因此，新中国产业和科技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在一穷二白的极端落后条件下，解决工业体系、科技体系尤其是尖端国防科技“从无到有”的问题。

但是，即使是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科技领导体制，也无法完全满足产业和科技发展的要求。首先，在工业建设领域，有些重大的工业项目是单独一个工业部门所难以胜任的，需要其他工业部门、地方政府和军队配合，才能完成项目建设。其次，在科技领域，尤其是国防科技领域，不仅需要集中有限的科研力量，而且需要工业部门的密切配合。因为像“两弹一星”、核潜艇这类尖端科技，不只是科技问题，更是系统工程问题，需要工业部门配合进行大量的勘探、开发、建设、制造等工作。例如，原子弹核心材料铀-235的提取，就是一个宏大工程，要经过勘探、矿山开挖、选矿、粗加工、反复筛选提取等环节，才能制作出半成品，随后还要将半成品送到多家工厂和研究所接力加工……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科研部门的能力范围。因此，中国要进行现代工业、现代科技和现代国防建设，必须工业、科技等各部门以及军队、地方等力量密切协作。但是，对于具有全局性重大影响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两弹一星”这样的尖端科技来说，单靠计划部门不足以胜任其中的决策、协调和监督工作。因为这些项目要求中央部委、军队、地方各参与单位全力配合，但各单位都有自己的本位利益，协同攻关时难免遇到权责不清、局部与全局关系等问题。因此，必须成立更高层次的领导机构，负责分解任务，落实责任，解决困难，督促进度，一抓到底，最终完成重大任务。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呈利益多元化格局，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市场主体。为赢得市场竞争，新兴的市场主体日益重视科学技术。产业和科技进步的微观动力被有效地激活，原来的国家-单一公有制体系动员方式为特征的举国体制作用不再突出。但是，在国防和高科技领域，以及一些国民经济命脉产业，举国体制在自主创新领域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防领域，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买不来的，只能依靠自主创新。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如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等，关键核心技术作为一国的高度机密，也不可能从国际市场买到，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在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如特高压输电技术，虽然国际上有先进技术可供借鉴，但中国幅员辽阔，电力资源集中在西部，而用户却集中在东部，中国所需要的超长距离输电技术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只能自主创新；又如导航系统因军民通用而被美欧拒之门外，只能依靠自己研发建网、实现自主可控。。

在上述领域，举国体制不仅发挥着作用，而且其制度和机制也发生了变化，此时的举国体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且相当部分是以市场化的方式组织资源，用招投标、申报立项等方式选择工程和科研力量，在项目研发和制造过程中，会以购买或合作协议的方式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200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以新世纪我国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这是在公开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举国体制”。不过，举国体制不止应用在竞技体育领域。2011年7月，科技部制定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提出“将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作为深化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载体，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这是中国政府在部门所发的文件里首次提出“新型举国体制”这个词。

从总体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相当一段时期，我国除了积极实施以“863”“北斗”以及航天等为代表的带有新型举国体制性质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项目外，在民用科技方面，凡是能够通过贸易、合作等方式获得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主要采取引进外资、合作、购买等市场方式，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式获得技术能力。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但形成全社会的共识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都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就国内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爬坡过坎的关键期，传统的要素红利已渐趋枯竭，产业向中高端攀登、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唯一出路。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出来。就国际看，中国不仅经济规模和总量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工业门类最齐全，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产业结构正在快速优化升级，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正在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在相当多的科技和产业领域，已经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开始由以互补为主转向以竞争为主。这是占据了全球科技、军事、金融霸权地位已近百年的美国所不能容忍的。近年来，美国不择手段地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遏制政策。

面对国内、国际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将创新作为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并将科技创新列为创新发展的核心，以至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全和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高度。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使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同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重要讲话，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创新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凸显，“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被明确为国家战略，而且成为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2019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指出：“这次嫦娥四号任务，坚持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在月球背面巡视探测，率先在月背刻上了中国足迹，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同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2022年9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2022年10月，党中央又将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

如果说传统举国体制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为了巩固国防安全，对成本考虑得较少，甚至不惜代价、不计成本。改革开放之后，传统举国体制虽然正在向着新型举国体制转变，但主要还是在国防和尖端科研领域发挥作用，受市场经济效率原则的制约较少，而且在整个经济和科技领域内发挥自主、自立的作用尚不突出。进入新时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新阶段后，新型举国体制要解决的是“从有到优”“从弱到强”的问题，研制的产品必须经得起市场检验和国际市场竞争，能够与国外产品一较高下。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动员方式，也只能是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计划经济下政府统揽，要遵循市场规律和法治原则。

就国际形势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中国正在通过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改变自己也改变着世界，中国由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快速攀升、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国的崛起引起美国为维持其世界霸权而产生焦虑和不安，因此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发展。在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期，美国的封锁打压，严重威胁到中国的产业和科技安全。“卡脖子”问题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2018年，《科技日报》提出了一份包含35项技术的“卡脖子”清单。清单显示，就连一些中国引以为傲的产业中的核心技术或零部件仍被外国攥在手里。例如，中国的高铁总里程世界第一，但养护钢轨的铣磨车中最核心的部件——铣刀却需要从国外进口；国产掘进机在整机制造能力上已接近世界最先进水平，但关键的主轴承却依赖进口。一旦被封锁断供，中国的产业体系将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一些核心技术的缺失，导致中国相关产业大而不强。中国动力电池销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但电池中关键的隔膜材料却大量依赖进口，拖累了整个产业。一些核心技术的缺失，还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例如，我国海底科学观测网高度依赖从美国进口的水下连接器，中国的产品仍处于实验样机阶段，导致我国在海洋环境监测、灾害预警、国防安全与国家权益维护方面存在重大漏洞。

新时代、新形势、新阶段、新任务，决定了新型举国体制具有三个新特点：

第一，新型举国体制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新型举国体制要面对国民经济主战场，不仅要实现技术突破，而且要达到量产标准，满足一致性、稳定性和成本控制等要求，能够以性价比取得国际竞争优势。企业处于市场竞争一线，对于产品品质和成本收益最为敏感。因此，新型举国体制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特点更为显著，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

第二，新型举国体制需要由国家力量解决困扰企业的重大问题。新型举国体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国家只解决企业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说，国家应帮助企业破解“协同”和“市场”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国家要成立权威的领导机构，负责重大项目的决策、议事、协调和监督工作。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需要多学科、多部门、多单位协同攻关，但互不隶属的各个单位间不易协调，需要党中央或中央政府成立权威的领导机构，以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成果为导向，统一协调各单位工作，明确分解落实任务，严格督促任务完成。另一方面，国家要为科技创新开拓市场。新型举国体制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契机，来为自主创新开拓市场。此外，国家还应通过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来帮助本土企业应对外部的不公平竞争，帮助中国企业打开市场，走上迭代升级的良性发展轨道。

第三，新型举国体制以市场助推国家科研，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建立自主自立科技体制为目标导向。新型举国体制不仅要使用国家力量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要在保持传统举国体制优势的基础上，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优化国家力量的作用方式。一方面，积极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国防和重大科研项目，不断提高综合效益，推动这些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军民融合以及尖端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运用，为国民经济发展开辟新产业、新空间。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机制的思考

举国体制演变的历史体现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党和人民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从新中国73年的历史看，举国体制的形成是与20世纪50年代前期国家经济受到封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分不开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看，新型举国体制则是在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信息化、国际化不断发展和西方的逐步扼制，科技不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和诉求能否得到保护。

今天的科技发展，特别是科学的发现和重大技术创新，已经完全不同于19世纪那样依靠少数天才和有限资金就可以实现。如今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已经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没有大规模的人力、资金投入以及跨学科跨行业合作、政产学研合作，很难走到世界科学和重大技术创新的前沿。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大规模、集成性、持续性趋势，日益成为国家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趋势，中国必须了解和能够提出应对方案。

从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发展历程表明：举国体制的目的在于完成重大任务，为此要突破既有体制下的分工，调动最广泛的积极因素，建立全国性的分工协作关系，这就要求国家设立更高层次的领导机构，统一管理、协调和监督各参与部门，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由此可见，举国体制不等同于计划经济体制，它既可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也可以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上。传统举国体制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主要目的是实现中国产业和科技尤其是尖端国防科技的“从无到有”；而新型举国体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主要目的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者对市场竞争、成本收益的考虑有限；而后者必须遵循市场经济效率原则，研制出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和科技成果。因此，新型举国体制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由国家力量出面解决单个企业难以完成的任务，解决市场机制不能自发解决的问题，包括组织全国产业和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帮助本土企业突破外国企业设立的垄断壁垒等。新型举国体制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保持和发挥有效政府的优势，一方面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国家主导的重大科研项目，另一方面积极促进重大科研成果的市场化应用，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相得益彰。

对新型举国体制的研究应当不断深入，不仅要有大历史观和全球视野，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战略、目标意识，具有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诸因素的能力，而且要深入重大规划、重大工程以及重点项目之中，而非停留在一般层面和理论研究。第一，明确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外延，做到精准化。新型举国体制既不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归，也不是全能型的，它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产物。

第二，如何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科学是发现，技术创新是发明、创造和改进，二者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学发现风险大、成本高，市场机制往往失灵，而企业的动力也不足。在不少科学和技术领域，有不少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发现，只能为后人起到铺路石和敲门砖的作用，因此在这方面，政府的保障作用就非常重要。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在市场调节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的地方，在企业无能为力的地方，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

第三，深入研究新型举国体制如何与现有的国家治理水平和市场成熟度相协调。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都不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还不到30年的时间，科技体制机制远不够完善，需要深入研究，统筹考虑，辩证施策，进行精准操作；需要自然科学界与哲学社会科学界协调攻关，需要产学研紧密配合。

第四，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的应用是有国界的；技术没有国界，但是技术带来的利益是有主人的，特别是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间的竞争力，更是成为各国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但是科技创新又离不开国际交流，因此，需要我们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针对不同的科技领域、不同的国家，深入研究科技交流和合作的对策，如何使新型举国体制在科研院所、企业以及科技工作者个人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方面发挥好作用。

第五，新型举国体制是一个动态的、仍然处于变革和发展中的体制，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以及国家安全、国防现代化是什么关系？与我们的教育体制、科研体制是什么关系？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长期目标是什么关系？如何适应新型工业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如何应对潜在的科技创新挑战？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第六，科技创新更多的是脑力劳动，但又是一种投入和产出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劳动，自觉的投入很重要，因此精神的支撑和激励非常重要，这包含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也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人民谋福祉的高尚情怀。新中国建设历史是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红色精神谱系和一大批优秀代表人物，其中有“两弹一星”精神、三线建设精神、大庆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涌现出一大批英模人物，其中有邓稼先、郭永怀、钱学森、于敏、黄旭华、南仁宫、袁隆平、马恒昌、王进喜、郝建秀等。这些反映了举国体制中精神激励作用和家国情怀的精神谱系和模范人物，我们应该好好研究这一宝贵的精神谱系，并使之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辑  尚鸣）

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盘活改造各类闲置房产。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发布了多个相关政策文件，加大住房保障支撑力度。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十四五”期间，全国计划筹集建设保障性住房870万套间，预计可帮助2600多万新市民、青年人改善居住条件。

本期刊载原国家房改课题组组长、原中房集团董事长孟晓苏的专题文章，解读如何做好保障性住房的顶层设计，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推进建设，确保住房建设质量，同时解决规模化地提供保障房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

                                              ——编者按语

今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要求，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了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重大变化的新形势，特别强调发展保障房建设，要求“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

中央提出保障房建设发展方向已经十多年，但业内一直缺乏有力措施进行落实，导致各大城市保障房至今数量严重不足。现在令人担心的是，各地对中央精神是不是真正理解和认真落实？会不会又是层层往下布置而缺乏机构开展和落实？会不会只在商品房“公摊面积”等问题上做无用功，而不去为低收入群体建设和提供保障房？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就是现在对房改存在不同的认识：楼市政策上凝固化还是调整优化？发展模式是弱保障还是双轨并行？未来走向是退出还是前景广阔？这些问题都要在调整优化中解决。

要不要加大保障房建设和供给

中国房改实现了两个目的。一个是实现了“居者有其屋”。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现在中国居民有房者达到96%，一些低收入的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达到90%。另一个是让房地产业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这将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房地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拉动了100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

我们曾在国家房改课题组组织的课题报告中提出“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观点，在2003年被国务院接受。但这一观点不断被质疑，有人提出房地产业是最大的“灰犀牛”，这种言论实际上影响到一些部门的决策。房地产到底是拉动经济的“老黄牛”，还是影响经济的“灰犀牛”，现在慢慢看清楚了。

楼市政策是凝固化还是调整优化

这些年对房地产限制性政策增多，特别是楼市限购，使中国经济受到了影响。去年因为各项政策的综合作用（包括限购），其直接影响是楼市销售额从18.2万亿元一路跌到13.3万亿元。楼市萎缩造成一系列问题，相关产业下滑，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其实，这个限购政策是在房地产过热的时候出现的，现在房地产是严冬了，但限购政策还在给房地产降温。

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必须深度结合市场现实；对动态变化的市场不能凝固化，需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优化。7月2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指出，要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房建部明确提出“认房不认贷”的问题，这是对一部分一套房购买者的歧视性政策仍未落实的调整。原来不限购的就不限购了，原来限购的仍然限购。政策都明确了，为什么还没有变化？目前的问题是政策明确了，但是没有落地。这种现象在社会上被形象地称为“说到了以为是做到了，做到的以为是做完了，做完了以为是做好了”。特别是“限购政策不能前功尽弃”这种错误认知，妨碍了对中央政策的正确理解。什么叫“前功尽弃”？这就是把前一段对房地产发展的制约手段当作一种“成功”。功过不能正确区分，这是目前存在的问题。

发展模式是弱保障还是双轨并行

这些年我们一直认为发展保障房是偏弱的，而现在中央提出的新发展模式，就是住房双轨制再加上租售并举，这是核心内容。其实，住房双轨制是在我们当年设计房改方案中提出来的，当时提出“市场供应商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此后，中央一再强调发展这两个体系，即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将双轨制表述得很清晰。

保障房是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中确定的“住房双轨制”的重要内容。27年前，我们房改课题组的报告中把保障房建设的建议写入房改方案，作为我国住房供应体系的重要部分。这个建议并不是我们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借鉴了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实践经验。

我们首先研究了英国的经验。英国在二战结束后建设了1000万套房屋，其中500万套是为低收入家庭建设的保障房。英国是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首先出现了如何解决工人住房的问题。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揭露当时英国工人的居住条件极其困难、极其不人道。恩格斯并不是建议让国家出面建设保障房，而是要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来在国际社会主义思潮推动下，英国逐渐进行变革，二战期间英国很多城镇被德国空军炸成废墟，二战后大力建设居民住房。战后4000万人口的英国建设了1000万套房屋，让多数家庭住上新房，其中50%是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保障房。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可以这样去改革，从被恩格斯揭露的不顾工人死活的罪恶的资本主义剥削劳工制度，到用提供保障房来化解社会矛盾，为资本主义续命。

英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把保障房制度复制到香港，实行“居者有其屋”计划。香港建设的保障房之中包括“居屋”、“公屋”、“夹屋”等不同类型，目标是覆盖50%的居民家庭。因为香港土地资源有限，因而香港的保障房面积都很小，仅仅40-60平方米，到160平方米就被称为“豪宅”了。保障房只能解决基本住房保障，要住大房子就可以去买商品房。新加坡则是把保障房的“组屋计划”发展到能覆盖87%的居民家庭，组屋大的有四室一厅、140平方米。

研究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验，对制定我国住房制度有现实意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三次分配”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指出，在第一次分配领域，试图在工资分配上拉平或者在股权比例上拉平是不可能实现的，那样就没有发展动力了。但连资本主义国家都能给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住房保障，保证他们的基本居住条件，而这种保障房政策是中高收入人群不能享受的。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保持制度稳定的基础。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利益奋斗。我们更应该解决好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所以，我们房改课题组就做出这样的设计：“市场供应商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而且提出保障房要覆盖到我国50%的城镇家庭。

在国家推动下，房改初期，我国建设了一批“经济适用房”，那些房屋就是“不收土地出让金，只收基本税费”，保证了土地的低成本。那时建经济适用房的目的，一是帮助设定各地房改出售公房的基准价，二是为保障房立下基本标准，就是保障房不能收取土地出让金，开发机构利润率要很低，但是施工标准必须保证，不能低于普通商品房。

我国必须加大保障房建设和供给，这是世界各国都认可的理念和都在做的事情，更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大力推进的一件大事。

我国保障房建设存在哪些问题

25年前，我国启动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此前两年，由国务院四个部委组成房改课题组，形成了课题报告《房改方案》。课题组参加机构是原国家体改委、原建设部、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科委、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与中房集团研究所。多位老领导、大专家参加了课题组工作，我担任课题组组长。当年我们在设计房改方案时就提出，在推动住房商品化的同时，政府同时继续进行保障房建设，形成住房供应体系上的“双轨制”。

近年中央多次提出“完善住房市场体系与住房保障体系”的要求，原因就是多年保障房供给严重不足，已成为我国房地产发展过程中明显的短板。低收入群体和“新市民”、年轻人、“新家庭”本来都应当享受保障房，但是因保障房建设和推动实施不利，低收入群体不得不面对价格高企的商品房市场。

在保障房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由于缺乏认识，主管部门认为市场化能解决所有问题，忽视建设。在房改初期，从2000年到2007年，全国保障房开发投资很少，只占房屋投资比例的3%-5%。我们房改课题组人员提出了推动中出现的问题，主管部门拿出的是两个不伦不类的办法：一个是“小户型政策”，要求把所有商品房户型面积都切小，被称为“70/90”，就是70%的商品房要在90平方米以下。他们以为把鲍鱼切小，低收入群体就吃得起，岂不知道他们要吃的不是鲍鱼龙虾，而是小鸡炖蘑菇、大葱炒鸡蛋，他们需要的是保障房。另一个办法就是“降房价”，试图用行政手段把商品房价格降低，却又不减少地价，还通过严格实行“招拍挂”提高地价，让商品房价格越来越高。即使价格能降下来一些，它们也并不是保障房，而是商品房。

1994年通过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提出了两种土地出让方式，一种是拍卖招标，另一种是双方协议出让。协议出让就解决了包括保障房用地的特殊用途。后来，主管部门取消了双方协议出让方式，这样保障房用地实际上被取消了，保障房陷入缓慢发展状态。

从2011年起，我国开始推动棚户区改造，提供了3000万套保障房，缓解了保障房的供需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保障房建设高度重视。2017年国务院提出“两个为主”——“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实现基本保障”；2018年又明确要求“完善两个体系”——“完善住房市场体系与住房保障体系”。虽然中央非常重视，要求非常明确，但是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工作一直不到位，十多年来，我国的保障房建设始终不足。

保障房建设上的一大问题是层层进行布置，却缺乏有人认真落实，这叫做“跛子打围——坐着喊”。上级政府布置任务给下级政府，省政府就把保障房安排到小县城去，市政府把保障房建到远郊区，都舍不得拿出城市土地来建保障房，建成的不少房屋成为“无效供给”。

还有一些“聪明”的地方政府把建设保障房的责任转移给开发商，他们使出一种“限地价、竞配建”的招数，在把土地高价拍卖给开发商的时候，要求企业承担一定百分比的保障房。这些做法表明，某些地方政府刻意回避自己保障房的建设责任，保障房得不到不含地价的土地；政府将公共服务职责推到开发商头上，而且政府拍卖土地还不少收地价，让开发商去平衡土地成本。这种乌龙做法居然一度还被当作先进经验到处介绍推广。其实这些都是下级应付上级的做法，从根本上忘记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

我国应当如何建设保障房

各国各地保障房建设时，都是以政府行为为主，由政府给土地、管分配和后续服务，由国有企业负责投资建设。

英国二战后建设的保障房占全部新建房屋的50%，就是由16个公营的“建房公团”来建设的。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建屋发展局”，组屋的建设都是由国企投资施工。香港特区政府则设有“居屋署”与“公屋署”，两个机构有2000人，主要是工程师，就是从事保障房建设的管理团队，安排由“房屋协会”对非低收入但是收入不高的“夹心层”家庭建设“夹屋”，专门为“夹心层”解决住房问题。政府行为还不止于保障房的建设，建成后的保障房分配、资格认证、贷款等事宜，都需要政府管理，后续也需要政府实施动态管理，包括租赁房屋和把保障房卖给低收入家庭。

现在我国保障房严重缺位。政府把管理权过多地用于商品房上，特别是管理商品房价格，或一会儿限制涨价，或一会儿限制跌价，还要求高价商品房低价卖，催生出富人“炒房打新潮”，出现许多笑话。其实商品房不需要政府这样干涉，政府作用主要是建设与管理保障房。

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地方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央企要发挥主力军作用。而保障房建设用地不能收土地出让金，只能收取基本税费，这样才能让它的成本低、价格低。地方政府要舍得拿出位置比较好的土地建设保障房；保障房建设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投入，包括专项债投入，这些事情都要靠政府与央企来做；与市场化商品房开发不一样，保障房要控制好售价与租金，不能追求商品房的利润率，保障房在分配与管理上也都要体现政府行为，不能是商品化销售。

按照国务院要求，国企要退出竞争性房地产领域，全面回归保障房建设本位。其实，保障房建设有足够大的工作量，其投资回款安全可靠，这本来就是国企发挥作用的领地。发挥房地产国企的公共服务职责，是国家建立这些企业的初心。

通过以上多项成本控制手段，保障房的租售价格就能达到要求。按照销售价格计算，不含地价的产权型保障房价格应当是商品房价格的三分之一左右。保障房的建设安装成本是不低的，绝不允许偷工减料，但保障房建设就像商品房建设一样，能够拉动建筑材料生产与施工安装，带动房地产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现在商品房的投资销售在不断下滑，就可以用加大投资开发保障房来从结构上转型，集中力量发展保障房建设规模。

有人问，是否能把空置商品房变成保障房？商品房改造成保障房的最大困难在于，商品房里包含着高地价，而保障房价格低的原因是地价低，开发建设机构的目标不是追求利润。而拿商品房改为保障房时地价是退不出来的，有些户型面积也不一样。闲置房产可以拿出一部分改造成“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商品房去库存的主要办法是盘活楼市，用市场力量消化这些商品房。历史上的存量房屋，多数都被慢慢消化掉了。

根据我多年参与保障房建设的经验，要满足保障房需要，我们就要“超前规划”与“足量安排”。我曾经说过，保障房建设不怕“适度过量”，其实保障房的“足量”与“适度过量”说的是同样意思。原因有三：其一，住房建设本身就需要超前，因为从投资开始到形成有效供给，需要足够的时间，其中仅建房周期就需要18个月，还要有项目准备的时间，加起来要两三年；其二，考虑到各地保障房建设规模普遍偏小，若不要求按“足量”或“适度过量”部署、而按现期人口数据来紧紧巴巴地建设，建成时往往就会落后于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其三，保障房建设规模略大一些，形成一些短期的房屋过剩，相当于让商品可以摆在货架上供人选，才能让低收入居民有选择的空间，才能防止保障性租赁房的租金太高，这些都会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实际上保障房建多少都不会被剩下。

我在中房集团工作的十几年期间，在全国230多个城市开发1300多个住宅小区，建的主要是保障房，房子都没有剩下。所以保障房建设需要大规模开发，需要超前开发，需要足量安排，这是我作为资深保障房建设者的实际经验。

保障房建设资金如何良性循环

保障房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资的钱从哪里来？既然保障房建设主要是政府职责，当然需要财政出钱。不少专家建议发行“特种国债”。我认为保障房建设很适合通过发行长期国债来建设，比如10年或20年国债。国债就应该投向民生。在债务存续时间里，保障房肯定可以卖掉回款，还可以偿付国债利息。如果每年由国家财政投资1万亿元，要求地方政府配套出资，再通过向保险、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扩大融资，可以达到5万亿元的规模。保障性住房没有土地出让金，只交土地成本与基本税费，因此5万亿元都能用在房屋建设上，可以发挥出10万亿元的作用，这样很快就可以规模化地提供保障房。

保障房可租可售，保障性租赁房的资金循环已经有现成的金融模型，就是通过资本市场发行保障性租赁房的信托投资基金（REITs）。几年前我提倡引进资产证券化，3年多前，我国已经启动基础设施REITs试点，至今已经有29支REITs成功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流通，其中就有4支保障性租赁房REITs。REITs可以通过组织社会资金持有保障房资产，原来的开发持有机构就可以拿回投资资金，还可以投资到新的保障房建设。今后REITs基金可以通过增发收购其它保障性租赁房，使REITs基金覆盖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有资格享受保障房的人群，约占我国城镇家庭的50%。我们在25年前推动房改时，就已经解决了不少老职工的房产权问题，他们都属于50%之内保障房享受对象。那时为了向老职工出售公房，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公房出售时，即使按成本价卖老职工，他们也买不起，我们就设计打两个折扣，“工龄折扣”和“一次性付款折扣”，折后一套房子仅两三万元。这在当时也是不少钱。老职工们掏尽自家储蓄、再跟亲友借钱，就把原租公房给买下了。房改5年后，按照购房价的1%补交了土地出让金，这些房产就可以进入市场流通。

如今25年过去，当年的商品房平均增值了5倍，而房改房以优惠价格购房，出现了百倍甚至几百倍的增值。现在房产价值已占到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60%，成为人民群众的主要财富构成。房改购房与房产增值使老职工们跟上了致富步伐，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现在有资格享受保障房的人群应当是“一低两新”：低收入家庭、新市民家庭和年轻人新家庭。今后，低收入群体可以利用他们现有的支付能力，以低廉的价格租赁保障房。有购买保障房能力的居民，可以用上自身能力与人们所说的“六个钱包”，再加上银行的贷款支持，按照保障房价格购买房屋产权，实现他们的房屋产权梦。要允许已缴纳房租冲抵房价，相当于享受一次“工龄折扣”。

保障房应规定几年内不能入市交易，房改时规定的是五年不能入市。过了这个时限后，就允许入市交易，允许保障房与商品房并轨。这样随着经济发展与货币运行，这些居民就可以享受商品房价格上涨的红利，像当年老职工们一样，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保障房未来可以与商品房并轨的预期，使它具有更大的升值潜力。这些因素可以促进服务对象积极租赁或购买保障房，很容易形成保障房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

走出当下保障房缺失的误区

我国保障房建设多年缺位，致使人们都误以为解决住房问题只有靠商品房。低收入群体也不知道他们可以享受保障房，反而都把眼睛盯在商品房上。比如抱怨“价格高买不起”的是说商品房，抱怨“公摊面积多”的是说商品房，说“收入房价比高”的也是说商品房。

低收入群体把他们的住房希望完全寄托在商品房上，而商品房市场却不能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当然怨气越来越大，并不时把积怨发泄出来。这都是源自住房双轨制没有及时建立起来，而过去的房地产调控走偏了方向。

本来在住房双轨制的制度下，是可以实现“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的。商品房与保障房在不同轨道上运行，房价也各有不同规律。持有商品房的居民希望自家的房屋资产保值增值，不愿意看到房价下跌，跌得厉害了就可能去售楼处闹着退房。而可以享受保障房的群体也不需要盼望别人的房价下跌，因为他们跟商品房涨跌关系不大，他们更关心的应是能不能买到或租到廉价的保障房。

如果能形成“住房双轨制”或“两个体系”，不仅可以使居民住房条件得以进一步改善，而且社会矛盾可以化解不少，社会心理也会平复不少。

我所说的保障房建设与分配路径不是不可企及的。25年前，我们已经在中国城镇进行过一次成功的房改实践，有的年轻人哀叹说，我们生不逢时，没有赶上那次房改。我们要继续推动保障房建设，会给年轻家庭提供一次新的机会。

将启动规模化保障房建设变为现实，比抱怨“商品房价格高买不起”更为有效。所谓“收入房价比高”是在没有保障房供给的情况下，拿商品房价格与普通人的收入水平比。但是如果能提供足够的保障房，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商品房“公摊面积”的问题。所谓“取消公摊”无非就是把“公摊前的建筑面积”改为“公摊后的使用面积”，把公摊从“显性存在”变为“隐形存在”，实际上没有取消公摊，只是算法不同。其实这就是“榴莲带壳卖”还是“榴莲剥壳卖”的区别，榴莲壳一样从买家收钱。难道能把“公摊”摊给政府、或者摊到别的项目上去吗？都不可能。购房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房本上面积还小了，单位房价提高了不少。比如，本来公摊面积是30%，以减去公摊面积后的“使用面积”计算，房本上面积就小了30%，每平米房价还上涨了43%，购房者在哪头儿都没占着便宜。这就让老百姓满意了吗？房本面积小了就踏实了？单位房价涨了就高兴了？这种糊弄人的做法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忽悠“取消公摊”是做无用功，客观效果会转移管理者对保障房的关注，最终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真正惠及低收入群体，就要把精力放在如何多给老百姓建设保障房上。

如果能把中央要求的“加大保障房建设和供给”落到实处，我相信，在“住房双轨制”正常运行下，社会认知会走出保障房缺失的误区。

（编辑  季节）

提炼标识性概念，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实践的重要形式，也是巩固党的理论建设成果的基本方式，更是党的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归于人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在这里，“人民民主”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识性概念。

（一）

“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主张。马克思指出：“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①“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②。

在实践上，“人民民主”开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尤其是苏联时期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但由于苏联长期以来不正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精英政治、经济、文化等意识过强，以至于后来逐渐形成了脱离基层人民、高高在上的“特殊利益集团”，致使“人民民主”形同虚设，并在苏联的改旗易帜中失败。

然而，“人民民主”在苏联的失败，无法也不能等同于“人民民主”本身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国家持续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坚定不移地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并在不断探索和创新中，丰富、充实、完善“人民民主”理论和概念的内涵，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理论的标志性概念。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列宁十分精准地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在帝国主义所构建的国际政治体系中仅仅是“客体”而非“主体”，东方国家的存在，也被资本主义国家当作发展其文明与文化的“肥料”。基于这种认知，帝国主义国家勾结中国内部的封建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推入灾难的深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求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哲学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它的革命逻辑是“民众的大联合”。信仰人民，依靠人民，组织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不二的政治选择。这是新中国致力于“人民民主”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最深厚基础。

“民主”，相当长时期以来都被人们作为国家对于公共领域治理的理想追求。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基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化的理论和产生这个这一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的状况，民主主要被限制于政治的领域，并以所谓“人人都是国家主权平等参与者”为理论根据。然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的平等仅仅被限制在政治领域里，而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却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之中，这种所谓政治平等的理念无异于一种对大众的欺骗和维护统治阶级实现政治垄断的意识形态说辞。如果民主主要或者仅仅被体现于政治上的民主，这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以政治民主为名，行政治垄断之实的政治欺骗。因此，民主的发展必须突破资产阶级民主的羁绊，必须向真正体现人民立场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向“人民民主”的方向发展。其实际的要求就是：民主不应该被限制于政治的领域，民主应该成为支配社会公共生活全部领域的基本原则。而社会公共生活绝对不仅仅限于政治的领域，还全面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以及生态等人民参与其中的领域中。换言之，它应该是涉及全体民众公共生活的全部领域。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民民主应该是社会公共生活全领域的人民民主。

实现这样的民主，唯有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尤其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下才是可能的。经济民主的合法性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所赋予，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民主要求，由于社会主义消除了这些领域主要以私营为主的状况才具有法理上的合法性。我们可以说，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内生互构”关系。“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必须充分体现人民民主”等说法，正是这种关系的具体体现。可以说，社会主义民主本身就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民主”，可以被看作是“一体两面”的同一性概念。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都是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的一种崭新要求和主张。两者之间不仅有着表现形式上的不同，更有着实质上的根本区别。

（二）

人民民主，主体是人民。何谓“人民”？周恩来同志有过一个专门说明。他说：“有一个定义需要说明，就是‘人民’与‘国民’是有区别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派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造以前，他们不属于人民的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他们遵守国民义务。”①这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思想：一是“人民”是由诸多复杂的爱国民主阶级、阶层和个人构成的，它是一个“非同质性”的概念；二是“人民”与“国民”是有明确区别的，基本根据在于：国民的资格一般随着人的出生和国别而获得。“人民”的资格则主要根据于政治认同的状况。只有那些对于人民国家和代表人民国家的政权持有正向的、积极的认同立场的国民，才具备成为人民的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就是一个表征国民政治认同的政治性范畴。

这个区分的最直接意义在于确保人民政权在革命和后革命时期，得以有效防范敌对人群的消极政治行为。其逻辑与孙中山先生的“民权”思想一脉相承。中山先生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但是，“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②。

（三）

民主的本来意义来自人民是国家主权平等参与者的政治预设，所谓一切权力归于人民，就是它的集中表达。依据这一精神，毛泽东在著名的“窑洞对”中，强调民主不仅仅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还应该让“人人起来负责”。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借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机会，阐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深刻思想。他说：“（教科书）讲到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证。”①他还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②在“人民民主”中，人民是主体，不是客体。“人人起来负责”，必须落实于人民实际地参与各种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这个社会公共事务，不仅包括政治事务，更包括公共性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与生态等事务。因此，“人民民主”并非那种每隔几年让选民在不同政治集团中选择政治统治者的游戏，而是要体现“人人起来负责”，参与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以及生态等公共事务全领域的实际管理。从这一意义上看，相对于那种把民主局限于几年一次让选民参与选择政治统治者的游戏，“人民民主”不仅是对于“精英史观”的否定，也是对于民主内涵的革命性突破。我们在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同时，还需要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公共事务“全领域人民民主”，这是对“人民民主”概念内涵较为完整的揭示。

（四）

“人民民主”只能产生于“人民政权”的体制下。没有人民政权，就没有人民民主。人民实际上是由各爱国民主阶级和分子所组成的，它是一个“非同质性”的存在。在“人民政权”之下，“非同质性”的人民共同拥有在“人民政权”之下，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而创造出人民平等地享有美好生活的公共空间，是人民民主实现的基本内容。所以，“人民民主”是一种不同于彼此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进行竞争、博弈，以寻求“彼此相互代替”的“政党政治”的崭新的政治文明形态。这种新的政治文明形态的生成，随着夺取政权、建立起人民政权，从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转入新中国的建设才能够生成，这种新的政治文明形态就必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新的社会生活主题，以利于不断在“非同质性”的人民中，创造彼此之间协同、合力的机制，从而及时地消除人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人民之间的大联合、大团结，从而推动新中国走向民族持续复兴之路。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的关系”①。这种关系的正确处理，不是人民内部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竞争、博弈，更不是寻求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替”，而是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下，努力消除不同阶级、阶层的“小圈子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主张，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②。这里的逻辑，全然不同于西方通行的竞争性、博弈性民主的逻辑。可以说，“人民民主”是一种实现人民内部不同阶级、阶层与分子之间的协同、合力的新型民主。

（五）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③“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①。周恩来也指出：“到开会的时候才把少数人了解的东西或者临时提出的意见拿出来让大家来讨论决定，这是旧民主主义议会中议事的办法。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②他还说：“我们所要反对的是旧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因为它不是事前协商，只是便于剥削阶级政党间互相争夺，互相妥协，共同分赃的制度。……我们却是长期合作，不是彼此互相交替。”③以寻求“彼此相互交替”为目的的政治，一切都是博弈的手段和方式。从根本上看，“协商民主”不可能属于以寻求执政权的“彼此相互交替”为根本目的的“政党政治”的基本政治方式，而是属于以寻求人民中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相互协同、形成合力为目的的“人民民主”的内在政治形式。发展和完善“协商民主”，既是“人民民主”的体现，也是发展和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

（六）

卢梭认为，“众意与公意之间往往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公意只考虑公共的利益，而众意考虑的则是个人的私利”④。“公意之所以能成为公意，不在于它所得的票数，而在于其间有使人们结合起来的公共的利益”⑤。卢梭的公意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得到积极回应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谴责推崇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原则的意识形态，批评资产阶级的人权主张，从来“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他指出，“当只有最英勇的献身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这种献身精神的时候，当牺牲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必将提上议事日程、利己主义必将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时候”①，继续鼓吹这种人权就是对于民族的堕落性背叛。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自觉地以民族、国家的救亡与复兴为旗帜，并一贯以“人民的公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作为政治主张的基本依据。新中国不断建构起来的“人民民主”制度与理论，必须也只能以“人民的公意”作为它的基本前提。如果罔顾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和分子在不同时期对于各自利益的特殊关注，或者失去对于不同阶级、阶层与个人利益的合理平衡，“公意”就有可能成为罔顾人民实际利益诉求的幌子而导致政治危机。所以，推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必须认真地平衡好社会“公意”与“众意”之间的关系。“人民的公意”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的体现。失去这一关注与追求，政治就会陷入机会主义而危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因此，“人民的公意”是推进“人民民主”的根本基础。如果由此而失却对于不同阶级、阶层人民的利益照顾与平衡，政治也不可能得到持续的健康发展。所谓“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就是要求我们在坚持“人民的公意”的同时，认真地平衡地实现“众意”的要求。从这一意义上看，任何把“人民民主”与平衡好“公意”和“众意”关系对立起来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准确地把握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确保“人民民主”顺利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政治思维和应有实践路径。

（七）

从逻辑与实践上看，西方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竞争性、博弈性民主有其历史根据和进步意义，它结束了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屈从于一个人的统治的历史，而这个人行使统治权的合法性就在于他或她的出生的政治过程。马克思曾经调侃过这种政治：马生下来就是马，国王生下来就是国王，两者的根据均无异于自然的出生。然而，任何竞争、博弈即使有着形式上的平等规则，实际上都只能是社会统治阶级与集团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在社会不同阶级和等级的人们处于财富上、文化上和精神上都极不平等的条件下，尤其在社会存在着庞大的贫困、弱势人群的条件下，任何所谓政治上的竞争、博弈，实质上都只能是社会强势阶层对于公共权力的操纵和垄断，而且必然带来全社会持续不断的对抗和撕裂。“人民民主”的意义在于力图克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性缺憾和种种羁绊，努力探索全面实现人民主权的途径，扭转民主即是内耗与撕裂的消极局面。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尽管有过曲折与蹉跎，但它在中国结束了政治即是政客之间恶斗、分赃的黑暗历史，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消极状态，确立了中国人民的主体地位，牢固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并通过“人民民主”的不断建设，汇集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新中国的“人民民主”正朝气蓬勃地前行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大道上。

总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国情，活将克思主义政治原则中国化的一种探索与创造。它不仅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以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竞争、博弈为特质的旧式民主的崭新政治形态，而且不断以其新的实践开创出中国日益风清气爽的政治局面，创造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欣欣向荣的气象。“人民民主”因此应该成为表征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识性概念。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人民民主”作为一种崭新的民主形态，我们对它的探索、丰富、完善和建设永远在路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等方面，拥有足够的自信和足够的清醒，都是十分必要的。

（编辑  宋斌斌）

最近几年，学术界许多人都在热议70多年美国前总统科技顾问范内瓦·布什提交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被认为是美国科学政策的“开山之作”。其核心观点主要有两点：第一，科学的价值无可替代，如果没有科学进步，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无法确保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健康、繁荣和安全；第二，广泛的科学进步源于学者的思想自由及研究自由，他们理应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索未知，自主选择研究的方向。

大工具、大数据、大合作是当今科研主导性方向

毫无疑问，范内瓦•布什的报告深刻影响了美国战后的科技政策。但是，当人们将目光聚焦于“好奇心驱动”的时候，还有几个值得特别关注的背景和信息。一是范内瓦·布什本人是位工程师，而且一生将此引以为荣。就在呈送这份报告不久，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对一种实用设备进行了详尽预测，这就是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个人计算机。二是当时正值二战刚刚结束，大批欧洲科学家汇聚北美。此前美国的基础理论主要依赖于欧洲，诺贝尔奖的80%是欧洲人贡献的，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几乎为零，范内瓦·布什认为这个短板应当借人才之机尽快补上。三是这篇报告还有一个目标指向，就是二战前美国基础研究的过度实用化倾向，布什希望为科学家争取更大的权力，放权科学家自我管理。

总之，这个报告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政策背景下的产物，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鼓励好奇心驱动，但并非否定基础研究的目标导向，更不是否定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的价值，而是期望达到某种“平衡”。实际上，布什的理想从来没有完全变成美国的现实。特别是在科研范式上，美国科技政策尊重传统的“小科学”范式，即由科学家个人或小组提出假设，独立执行，探索式解决，但基于大工具、大数据和大合作的“大科学”范式不但没有因此退出舞台，反而越来越成为主导性方向。比较典型的有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人类基因组计划等。可以认为，战后近80年来，美国科学体系既尊重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又通过大科学的组织与交叉融合，不断开辟新的“科学边疆”。

另一位与范内瓦·布什同时代和齐名的伟大科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他发明了回旋加速器，并因此获得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主导分离出原子弹最为关键的原料——铀-235和钚，从而挽救了“曼哈顿计划”。美国有两座顶级国家实验室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另一个是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跨学科的“大科学”时代，重塑了国家间科技竞争的游戏规则，并且帮助美国一举实现了基础科学的“弯道超车”。仅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就已培养出了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0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回旋加速器的发明充分体现了大科学的特征。一是学科交叉渗透，物理学家、化学家、材料学家、光学家、生物学家等汇聚起来，形成了科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跨学科时代，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就是其中一员；二是基础理论与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相互促进，彼此求证，点线面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三是目标导向，有助于产业界广泛参与，同位素技术、原子核技术等都展现了令人激动的开发前景。为了解开核结构的神秘性，劳伦斯与其他科学家、工程师们合作，发明了由多个小脉冲对质子逐步加速到100万伏的加速器，其中从直线到圆形轨道，从常态到真空室，从10厘米验证到69厘米回旋加速器，每一步都是技术集成与工程实验的结果。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项技术，以及由此发现并提纯的放射性元素——94号元素“钚”，就不可能有曼哈顿计划，就没有原子弹和今天的核能工业。

在当今尖端科学领域，古典传统“小科学”的局限性早已显而易见，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比如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领域，缺乏大工具、大数据和跨学科融合的“小科学”很难有所作为。那种局限于书斋斗室里的个人智识，已经无法进入微观和宇观的极限世界；基于还原论的原理性突破，也无法回答整体与系统结构的功能问题。“大科学”时代的到来，不但突破了“小科学”的各种局限，而且使得科学研究范式发生了三个显著变化：一是科学共同体的合作性超越了个人贡献，科学英雄时代让位于科学家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二是科学成为社会体系的一部分，既为社会做出贡献，又依赖于社会支持；三是科学的技术化趋势日益突出，现代科学不再是纯粹的科学，而是与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型举国体制：围绕国家战略目标，构建大科学组织体系

我国在基因组学领域20多年来的发展进程，也大致上反映出“小科学”与“大科学”的本质差异。当年学术界对研究路径存在明显分歧，一条是功能基因组方向，另一条是全基因组方向。最终功能基因组方向占了绝对上风，中科院、清华、北大等基本上都是这个路数，声名显赫的PI，顶级的新型研究机构，大量的研究经费，都砸向了功能基因组研究。而以华大基因前身——中科院北京基因组力推的全基因组方向几乎被完全否定，也导致多名核心成员离开体制南下深圳，独自扛起中国基因组学的另类之局。今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结构决定功能是世界观的基础，没有大工具和大平台，没有学科交叉融合，没有海量的基因组大数据，基因组学研究基本上就是一条歧路。期望通过“抄近路”而捷足先登，这是反逻辑、反规律的。正如李政道先生所说的，“一个个地认识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

至2022年年底，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已达到2.8万亿元，接近美国，成为全球第二位，是第三名日本的三倍，研发人员数量为全球第一。但是，如此巨量投入的效果究竟如何？仅从科研模式来看，目前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范式仍然还是“小科学”主导，明显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高度分散。在宏观大目标下派生出大量的子课题和PI，彼此之间少有关联与协作互动，被学界称之为“切豆腐”，大豆腐切成小豆腐，小豆腐切成豆腐块、豆腐丁、豆腐泥。二是多为跟踪模仿，少有新的突破和发现。90%以上高端科研仪器设备来自国外就能说明中国科研的大致定位。三是主要产出是SCI论文。论文和由此派生出的奖励及职称等关联利益为主要目标，因而科研的目的既不是科学本身，也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更无法形成价值闭环，而是科技人员个人名利的驱动。

可以断言，这种科研小分队、“个体户”的小科学范式，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既无科学价值，更谈不上满足国家目标的需求。

最近一些学者再提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这是一个长达几十年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我认为本质上也是因为科研路径和范式的误区。第一，什么是成果？恐怕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许多文章和专利只是为了满足结题和职称评定，并不具备转化可能。第二，从成果到产品和商业模式，是一个基于特定应用与需求场景的工程化、系统化和再定义过程，本质上是要素组合的结果，而不是就科技论科技。第三，强调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遵循的仍然是从科技到产品再到商品的线型思维，与实践相去甚远。

多年前，中国科学院老院长周光召先生就曾说过：“希望对创新有一个了解，并不是发表一两篇文章，包括SCI收录的文章，或者是申请一个专利就算是完成了创新。如果发表的文章根本没有人看，专利没有人买，没有产生任何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是不能叫做创新的。”

很多评价标准应该重新研究，仅用SCI排名或者是专利数多少来评判一个研究机构、一个学校，甚至一个企业对社会贡献大小是不够的，它是可以参考的一个指标，但是绝对不是充足的条件。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否定小科学的价值。即使在大科学体系中，自由探索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仍然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将这两条路径对立起来，要更加强调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关系。有整体没有局部，不是科学；同样的，只有局部没有整体，也是教条的。最近国家正在一些“卡脖子”领域组建新型国家实验室，这也是打破小科学与大科学“两分法”的有益探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要点：一是要凝练出明确的大目标；二是打破学科壁垒；三是形成稳定支持。

对“新型举国体制”的再认识

美国国家实验室是举国科技体制的一个典型。美国科研体系由国家实验室、高校和工业界共同构成，而国家实验室则是当仁不让的核心支柱和“定海神针”。美国国家实验室是二战后开始启动的，目前共有100多家，分别隶属联邦各部门，包括能源部、国防部和航空航天局等，但大多委托大学、非营利机构和私人企业运营。美国政府每年为此投入千亿美元，对实验室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美国国家实验室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国家目标导向，服务于国家使命。美国的武器研制、原子能利用、太空竞赛等都是其标志性成就。二是规模宏大，包括人员、大型仪器设备、经费，都体现了国家实验室的集中性和战略重要性。三是大科学范式，以大型仪器为依托，坚持多学科大团队协作，这就是美国的举国科技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催生了一大批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科技成果，一大批世界顶级的科技人才，一大批引领世界的前沿科技方向。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表现尤为突出。比较典型的有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高速铁路，以及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大飞机、载人空间站等，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关键就在于发挥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

但是，由于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以及研发与应用的脱节，这种体制优势也在不少领域出现了异化和弱化。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确定的16个重大专项，其中不少被高度细分和切割。比较而言，目前美国的举国科技体制比中国更为充分、更加有效。

所谓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是指我国至今未能围绕具体国家目标，形成类似美国国家实验室那样的研发组织。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等的研发活动，更多的是围绕课题而非组织形态实现合理的分工与衔接。竞争性项目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剧了机构间的分割，有时甚至表现为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与内耗，重复立项、相互封闭，许多项目的管理过程往往成为各单位的利益平衡。如果说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还可以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实现相关力量的组合与配置，那么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大集中、大合作的机制和动力需要进一步明确。可以断言，如果不进行体制和结构的变革，没有包含科学、技术和工程在内的学科间相互交叉融合的大科学组织体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就成了一句空话。

所谓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是指目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经费中，财政稳定支持的基本上是人头费，而科研活动经费大多是通过竞争性项目获得，即使基础研究也不例外。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研发活动的短期化，这对于那些需要长期积累的领域几乎是致命的。同时，由于这些年来的项目管理体制比较强调所谓领军人物的身份和背景，这也使得许多单位将工作重心放在引进或“造就”学术大咖，而不是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高端平台、知识积累、学术氛围。用短期化思维处理长期性问题，结果导致许多项目结题之日便是结束之时，很难形成代际传承。

最近中央反复强调新型举国体制，这并不是再多搞几个专项，再增加多少经费，关键是要打破目前产学研用彼此脱节的机制痼疾，从体制、结构和政策等方面推进既符合大科学规律又充分满足国家目标导向的体系重组。

为此，我建议在关键和前沿领域抓紧组建不少于100个国家实验室，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第一，充分体现国家目标、稳定支持、开放共享，长远布局；第二，大科学范式，技术科学主导，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融合；第三，独立建制，主要委托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负责运营，向中央政府负责；第四，打破课题组负责人制（PI），既强调专业分工，更注重协同合作；第五，定期评估，内部外部结合，定性定量结合，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第六，鼓励产业界参与，与应用场景有机衔接。

还有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就是市场的参与度。科学研究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大都信奉科学无国界，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彻底打破了这一梦幻。市场也是如此，贸易政策可以迅速转化为地缘政治工具。多年前，我曾提出要把市场作为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的战略资源，强调研发政策与市场政策的协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市场大量排斥中国制造、中国创新。当下的竞争态势再次警示我们，不能把市场简单理解为供求交易关系。我们迫切需要形成产学研用一盘棋的格局，除了强化科学研究本身之外，还要对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统筹规划。中国研发+中国制造+中国市场，这才是国家创新体系的要义。

（编辑  苏歌）

兼备理论力量和革命实践的锻炼，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

无产阶级领袖的巨大作用还表现在,把正确理论的力量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结合起来,经受过长时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与考验,使理论与实践统一于一身,取得人民的充分信任与衷心爱戴。

无产阶级优秀的实践家,坚持正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有着英勇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并置身于革命的实践之中,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最密切的血肉联系,时刻把握时代的脉搏,及时提出指导运动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承认和公认,并享有崇高的威望。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要是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火热革命斗争,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领袖。人民群众要拥戴、爱戴与捍卫自己的领袖;人民的领袖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在谈论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的关系时,一定不能忘记党的领袖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伟大历史活动家的作用可以比拟为滋润大地的甘露,但是甘露毕竟是由同一个大地蒸发的水蒸气构成。正如列宁所说:“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1]

斯大林说:“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在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艰辛探索实践并形成了符合时代大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论。他们的后继者与人民群众一道,在这些伟大领袖思想和光辉实践的指引与鼓舞下,必将最终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

无产阶级的领袖还都有一个十分突出的优秀品格,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人类文明事业勇于坚持真理、勇于担当重任、勇于进行斗争、勇于争取胜利。1924年1月28日,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回忆列宁时说:“党的领袖们不能不尊重党内多数的意见。……但是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的多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3]

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从根本上说,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精准把握和对真理始终不渝地坚持,是毛泽东特有的坚毅和自信品格的根源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掷地有声的名言、誓言,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精神的生动诠释。

领袖并不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所谓“天才”,而是终生为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顽强执着地艰辛奋斗者。1850年,马克思说:“至于说个人的牺牲,我为阶级,而不是为个人作的牺牲不比其他任何人少。”[4]列宁对领袖的自身条件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我们应该培养一些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5]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批评陈伯达唯心主义先验论时指出,“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6]。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7]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反对个人迷信;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崇拜真理。二者不能偏废。一些年来国内又出现了对一些西方教授和崇拜西方的一些教授的迷信,这是不是在新的形势下的个人迷信呢?这种现象同样可悲,在特定条件下,会给党、国家、人民带来灾难。

人们的行动在历史上始终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当实现某一任务的客观历史条件一旦具备,人们的主观因素,即人民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则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还可以对群众与领袖之间的关系作这样一个综合的概括:作为社会全体即群众的集合体及其活动,就是社会存在。这一社会存在的历史的推进有时是可怕的缓慢。但在这个社会的内部,却在不断地积累着过渡到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的条件。有时,这一社会存在历史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则是令人意外地迅疾。

每一个社会时代的存在都需要并必然创造出自己的伟大人物。由于剥削阶级的首脑与无产阶级的领袖所承担的使命不同,对他们所要求的素养则有着根本的不同。无产阶级的领袖所从事的是人类历史所从未有过的无比艰难又无比壮丽的事业,他们所必备的首要条件，就是自身的思想理论的修养和素养。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同时也是当时社会意识的杰出代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反作用,并在特定条件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伟大人物总结、凝练和升华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极大地丰富着人类思想的宝库。尽管伟大人物的自然生命与常人一样是有限的,但他们的思想与人类文明一道永存,并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极大地反作用于政治的上层建筑和社会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8]

中国是个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个大党,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在今后国内外风云际会的激烈斗争中,必然会诞生出世界级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必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新的伟大创造与新的伟大发展。

习近平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培养出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郑重地警示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要警惕糖衣炮弹,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说到底,这就是为了保持党及政权永不变质。

在努力保持党及政权永不变质的征程上,毛泽东越来越重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毛泽东这一思想的产生,一是基于对我们党的建设任重道远现状的深刻认识;二是基于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集团脱离、背离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及其后果的预见;三是基于对杜勒斯兄弟“和平演变”战略的高度警惕。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在文中亲笔加了很长一段话，原文如下：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然后文章指出:“上面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武器。”

温室里可以栽培出艳丽的花草,但养育不出参天大树。更何况,种种大风大浪本来就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呈现之状态。人、阶级、政党和国家的主观能动性只能使之提前或推后而已。以为哼着小曲漫步在林荫道上，就能踱入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无疑是庸人梦呓般的幻觉。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是在矛盾和斗争中前进的。所以,毛泽东高瞻远瞩又见微知著,高度重视对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惨痛现实的总结。

从一定意义上讲,由于几千年私有制的成长、壮大和完善,由于几千年私有观念的渗透、侵蚀和浸泡,由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影响、引诱和引导等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和产生,要比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培养和产生困难十倍、百倍乃至千倍。1968年12月,毛泽东毅然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是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其中虽有对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的考量,但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经过上山下乡锻炼过的知青,逐渐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这个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是上山下乡知青,占比为28%。而最高层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4位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占比为57.1%。青年习近平在西北黄土高原一干就是7年。当年上山下乡的一大批知识青年,现在正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和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4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延安电视台专访时说:“插队本身是一个标志界定的一个阶段,在插队之前,如果我们有所知所获,我总感觉到了插队以后,是获得了一个升华和净化。个人确实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那么在之后我们如果说有什么真知灼见,如果说我们是走向成熟、获得成功,如果说我们谙熟民情或者说贴近实际,那么都是感觉源于此、获于此。”[9]

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50多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中国最底层农民的朝夕相处,艰苦环境的磨炼,对中国特有国情的认识,已经并将是他们终生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这可能是打断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预言链条的最可靠的战略之举。

如何确保我们党永不变质、长期执政,确实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所应努力解决的重大甚至是根本性课题,关涉我们党乃至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应当坚决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要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又要坚决防止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就需要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用科学正确的结论来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并进而部署相关工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杜勒斯兄弟等人和毛泽东都是代表本阶级的大战略家,都有自己的理论。只不过杜勒斯兄弟等人服务的对象是世界上极少数人,毛泽东则是为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他们各自所创立的理论,都仍在实践中较量着,这种实践和较量远远没有结束。

在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在国家和军队领导部门开阔视野,然后沉入基层,从县委副书记干起,历练多个岗位和多个区域,既坚守“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党的优良传统,又拓展世界眼光,不负党心、民心、军心,与一大批年轻人一起,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这既是历史的偶然,同时又更是历史之必然。

党的十八大诞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多年来国内外各种风浪的考验和检验,进一步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成长起来的杰出的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而且是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戴的当之无愧的革命领袖。

比较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任期制,更加坚定“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的自信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期间,邓小平多次讲到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正确地选择接班人。但他反复强调的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并未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届数作出具体规定。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所以自党的十二大以后，形成了党的总书记任期届数与国家主席的任期届数相同的惯例:往往都是连任两届共十年。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明确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校正党和国家的前进航向,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但是,党和国家建设中多年的积弊,并不是一个短短十年能够完全纠正和消除的。而实践已经证明,“三位一体”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大优势。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我们党毅然打破过去的惯例,按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党的二十大在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上进一步巩固“两个确立”,明确要求全党坚定做到“两个维护”,这不仅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对于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解决干部终身制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经验,但从上到下的任期制中又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问题,特别是“杀鸡取卵”“过度举债”“吃光分净”“污染环境”“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创新放一边,以招商引资为纲”等短期行为。我们常说“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但在现实中,往往是一个地区或行业换一任党政领导,甚至是主要领导人一更换,就要换一张“蓝图”。前任规划的“蓝图”有问题,当然必须进行适当调整,但前任的规划是正确的,有的后继者却不惜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各种名义进行调整。他们认为把前任“蓝图”接着绘,辛辛苦苦绘成了,也仅是在为别人的政绩“添砖瓦”。这种不正确的政绩观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最大的“软实力”,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三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精神可以变物质。我国的原子弹、氢弹以及现在的航天技术这些全球领先的“硬实力”即物质，都是由以上我们的“软实力”转化而来的。如果走全盘私有化之路,我国不仅不能像美国那样强大,反而会重蹈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之老路。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它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生产相对过剩。为了对付经济危机,他们会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工资,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材料价格,但绝不会稍微认真地降低日用工业品和食品的价格。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垄断集团之间,便进入生死撕咬之争,绝做不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这种意义上讲,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的特有优势。

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宪法》一直赫然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2021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明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10]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强和创新监管,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年轻、最为进步、最为文明的并正在艰难探索中成长的政权。这一政权直接执掌着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与运行体制机制,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尤其是领袖人物,不仅需要具有出于公心的高尚品德,而且需要具有十分丰厚的实践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需要具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战略策略的胸怀视野,需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等。

毛泽东特别强调人特别是党的领袖的作用。早在1965年,毛泽东在谈到苏联修正主义问题时明确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1]。从现在开始,在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班子中,要逐步恢复毛泽东时代已实行过的“老中青”三结合制度,把真正信仰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即具有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不忘初衷,坚持人民至上的“老中青”选入各级尤其是中高层领导班子,特别是要担任一把手。从一定意义上讲,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人民至上是道,是纲;其他都是术,都是目。

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和国家今后一些年紧紧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的命脉所系,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赢得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所在。因此,“两个维护”是我们党的政治命脉,是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最重要的政治纪律、最严肃的政治规矩,我们要毫不动摇践行“两个维护”,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编辑  季节）

最近，许多人都在关注美国对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加码限制的问题。对于一个每年进口量达数千亿美元，信息产业规模早已跃居世界第一的国家来说，这种限制无异于在一个疾行者的前路挖了个大坑。其实何止芯片，中国高校、科研单位、医院和企业里，但凡高端仪器设备和核心软件，至少90%都是进口的。多年前有人曾发出“谁来装备中国”的诘问，庞大制造业大厦的底座掌握在他人手里，这个问题至今在许多领域仍然未解。

“卡脖子”是否因为我们基础落后、人才经费不足

应当承认，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及本地化、商业化开发，是后发国家绕不开的发展路径，今天不可一世的美国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对于现实中的“卡脖子”问题，我主要有两点思虑：

第一，这些年来类似的问题始终存在，信息产业面临的风险更是令人揪心。某种程度上说，产业规模越大，被“卡脖子”的可能性也越大。但产业界的人们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他们认为西方国家不会放着到手的钱不赚，所谓“毁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蠢事不可能出现。而“以市场换技术”，从“技工贸”到“贸工技”的转轨，是把中国产业大厦牢牢建构在他人底层技术基础之上。今天，当美国决意以国家安全名义开展“在岸生产”，以意识形态名义开展“友岸外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以商业思维谋划国际竞争战略，是进行路径选择，还是战略短视？

1. 芯片技术理论早已定型，甚至看起来并不深奥，我们又有那么多的专家，为什么一直做不出来？荷兰ASML的专家说，即使把光刻机的图纸交给中国，中国也造不出来。中国台湾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也说，中国大陆举全国之力，也造不出高端芯片。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形，比如同样被别人“卡脖子”的航空发动机、高端数控机床、高端医疗仪器，甚至已经进入千家万户的乘用汽车、农用拖拉机等，中国许多专家早就对其理论烂熟于胸，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造不出稳定可靠的高质量产品，究竟原因在哪里？

   更多的人将原因归结于中国科技人才匮乏，科研能力和水平不行。于是，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科技教育经费预算，围绕教育、人才和科技的国家级行动和计划不断推出，985、211、院士、杰青计划、千人计划、知识创新工程、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技专项、大科学工程等层出不穷。若论经费，中国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早已位居世界前列。在高端人才方面，中国绝对在世界第二方阵中。地方政府也穷其财力引人才、建平台、搞园区，试图一举突破产业瓶颈约束。据说，仅高端芯片产业就已投入上万亿，投资百亿级的芯片项目接连冒出，效果究竟如何？

   我无法苟同将产业问题简单归咎于科技问题，因为理论是一码事，工程实践是另一码事，两者虽然密切关联，但形成规律完全不同。更为重要的是，理论也许可以共享，技术也许可以引进，物化的技术产品也许可以用钱买到，但技术能力必须是内生的，是十年磨一剑和久久为功的结果，从来没有速成之说。以芯片为例，台湾总共只有2000多万人口，无论是人才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可能比大陆强多少。资金方面更是没有可比性，广东、江苏一个省的实力都能超过台湾。在市场应用方面，别说台湾市场，整个欧洲国家市场加起来也不如中国的大。有人有钱又有市场，却无法在芯片的核心技术和产业上挺直腰杆、赢得尊重，看来不仅是板子打得不够重，下力不够猛，而是可能打错了地方——方向和路径错了。

   最近有两份材料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一个是MIT前校长苏珊·霍利菲尔德的新书《生命科学——无尽的前沿》，从科学的视野出发，阐释了生物技术和工程学的结合，在不久的将来如何“为改善我们的世界提供非凡的手段”（哈佛前校长福斯特荐语）；另一个是重温原国务委员宋健同志2015年发表在《前沿科学》上的一篇文章《还原论和系统论》，在充分肯定还原论对于近代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奠基性作用外，文章特别指出其理论的局限性，包括对信息的忽视，而信息恰恰是与物质、能量并列的宇宙“三基元”；对系统层级结构的忽视，难以回答“总体大于子和”；还原论描述的自然过程都是可逆的，但生物进化不可逆，时光不会倒流。

   这两位东西方学术大师的中心思想，都是指向基于系统和工程化的技术科学。我们知道，科学是发现，完成从0到1的过程，具有唯一性；而创新是对理论的产品化、工程化和系统化，完成的是从1到100乃至无穷的过程。实践证明，这个工程化过程并不只是线性的理论成果转化，而是学科交叉融合、系统整合配套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大量缄默知识，具有对特定情景的高度关联性，并且具有典型的“非公共性”。哈耶克认为，在人类的知识中，除了有Know that外，还有Know how，显性知识只是人类知识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说一切知识总体是一座冰山，那么显性知识只是露出水面的一角，而缄默知识则是隐藏于水下的绝大部分。

   这种缄默知识来自于工程化实践。由此，我结合中国目前的学术生态、科技体制以及相关资源配置情况，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卡脖子”问题，关键不在于还原论基础上的经典科学差距，而在于系统工程的缺失，技术科学、系统科学是最大的短板；第二，解决“卡脖子”问题，必须更多地突出市场和需求的引领，突出企业和企业家的组织功能，然而用解决学术问题的思路无法解决复杂应用场景下的系统组合问题；第三，政府的作用需要精准定位，要着力解决创新生态，特别是政策的碎片化、资源配置的低效化以及对颠覆性创新的体制性扼制。

   我国科技布局缺乏对工程科学、技术科学的重视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先引用两位杰出华裔科学家的论断。一位是杨振宁先生，他在1981年就曾指出，中国的科学研究“倾向于走两个极端”，即基础研究和产品研究。“在中国容易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美国原理研究经费比发展性的研究经费多得多。事实正相反，美国的发展性研究经费大约是原理性研究经费的10倍。”我理解的发展性研究，就是指的工程科学、技术科学。

   另一位是李政道先生，他在1999年说过：“以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从这个简单化的观点出发，不会有暗物质，也不会有类星体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基因组织也是这样，一个个地认识基因，并不意味着解开了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而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我认为到了21世纪，微观和宏观会结合成一体。不光物理学如此，这也许还会影响到生物学和其他科技的发展。”显然，经典意义上的还原论无法回答大多数系统问题、宏观问题。

   引用以上思想，主要是试图说明一个问题：隐藏在水面之下的知识冰山究竟有多大，形状如何，运行轨迹如何，才是决定露出水面部分之功能关键所在。如果只有理论研究，而没有基于完整、持续发展研究的工程科学和技术科学，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但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诸多“卡脖子”问题，而且也失去通过工程化手段探索和认知极限状态、系统状态下自然现象及规律的可能。在我国目前的科技结构中，基础理论科学固然亟待加强，而技术科学、工程科学是更大的短板。一方面，正如杨振宁先生所说的，我们历来关注两端的基础研究和产品研究，各种资源配置及政策集中于这两个方面，工程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主体也不够清晰；另一方面，学术界对工程科学和技术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能工巧匠的层面，并未登上学术“大雅之堂”，以至于工程科学和技术成为教育、科研和就业的偏门冷门，真是谬以千里！

   以荷兰ASML为例，它从1984年起步，至今已近40年。加上对菲利浦之前20年技术开发基础的承接，可以说是集60年之力而成就的。为了保证全球工厂每秒以比头发丝千分之一还细的精度准确刻出上千亿个晶体管，他们不但开创性地利用全球“智识”为我所用，进行全球性的产业链布局，而且在时间、精度、速度、成本、强度、稳定性、成品率等多维度下求得最优，是数学、材料学、光学、化学、力学等众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是为一个数据往往需要经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试错与否定的过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巨系统，是系统性思考、互动性分析、创新性思维的成果，是对各子系统互动规律的全新发现和认知。

   这样的世界性企业还有不少，美国的特斯拉、韩国的三星、中国台湾的台积电都属于此类。他们能够走到世界领先乃至一骑绝尘的位置，成为国家倚重的战略力量和国际政治角力的关键筹码，其成长过程和规律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赢在工程科学、技术科学上，赢在通过不断实践和迭代所积累的丰厚缄默知识上，赢在与市场应用场景及上下游关联企业的互动与协同上。归纳而言，第一，十年磨一剑，与急功近利无缘；第二，应用场景和市场结果导向，构成完整价值闭环；第三，开放合作，实现全链条合作共赢。

   目前我国无论是在科技结构布局上，还是资源配置上，都没有对工程科学和技术给予足够的重视，有时甚至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排斥。我曾与一位知名科学家交流工程技术对现代科学发展的价值，但被其完全否定。言谈之间，明显表现出对于工程技术的不屑，认为只是工匠和苦力，不是原创，不具有前沿性。我不知道这种思维在学术界是否为主流，但以在CNS等顶级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为大确属事实。最近几年，医学界不断曝出学术不端行为，一个成功做了上千例手术的临床医生，居然必须以发表学术文章获得职称晋升。这鼓励的是什么？申请课题，发表文章，获得奖励，这种“三点一线”的学术路径，让不少学者陷入陷阱，这种机制怎么能支持创新性的研究？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是成功孵化出全球无人机领导者大疆创新、“水上特斯拉”逸动科技等一系列明星科技创业公司的知名科学家。他曾分享创业成功的核心思维模型——工程意识：“以前招学生，都是找最好的学校、成绩最好的，最后发现错了，工程意识比成绩更重要。未来的工程师要学会跟跨学科的团队合作，学会从设计到制造的快速迭代，学会把艺术、工程跟设计融合，去面对全球的市场”；“你需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知道如何动手，如何学习，然后在做的过程中不断迭代。我们所熟知的创业者，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马斯克皆是如此”。脚踏实地才能解决问题，这既是经验之谈，更是规律使然。

   不少学者认为工程科学、技术科学不是原创，那什么才是原创？原创并不是经院中的奇思妙想，是牛顿、爱因斯坦式的科学灵光，更多的是在长期和大量工程实践中打磨而成的经验性知识、平台型模式、开拓式思维。ASML、台积电、三星做原创都是在几十年工程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厚重，令后来者望尘莫及，望而生畏。马斯克的电动汽车、火箭回收、星链计划、真空管道交通和脑机链接，其实都不能算是原理创新，但人们却认同其原创性、颠覆性。集成，并由此积累起缄默知识和产品门槛，这就是技术和产品层面上的原创，其复杂性、探索性绝不在原理发现之下。

   20世纪9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学立国”，并且取得了骄人成就，其发展路径同样发人深思。陕西科技厅原厅长孙海鹰教授认为，日本的科学技术进步不是搞什么“遴选拔尖人才”“苗子经费资助”“面向国际前沿”“基础科学计划”“帽子、票子”等，也不盲目追随西方，而是在产业应用中深入科学研究，敢于进入“无人区”。在日本已经获得的23项诺贝尔奖中，有6项属于基础科学（基本粒子等），有17项属于技术科学，技术科学是日本科学研究的重点。

   事实上，当代最热门的新兴学科，几乎都是科学、技术和工程一体化的产物。比如计算科学，当人们认识到计算机本质上是对符号的操控，更高级的编程语言、更能控制程序运行的操作系统以及基于软硬件结合的算法不断被开发出来，并且奠定了人工智能的科学基础。再比如材料科学，过去更多的是基于大自然已有材料的功能发现与利用，而超导材料、纳米材料等的出现表明设计特定功能的材料成为可能，深圳光启实验室就是中国在这一前沿领域的探路者。技术乎？科学乎？

   （编辑  苏歌）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明确要求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是党的二十大最为重要的政治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的政治思想与组织保障。

只有理论上清醒,才可能真正做到政治上坚定。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广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包括自然辩证法,也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有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和深度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才能更加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

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权威伴随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非常重视维护代表大会和党章的权威。在该章程中明确规定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和全盟的立法机关,既体现了“民主”，又体现了“集中”的思想。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非常重视支部的作用。1850年,他们明确提出支部在党的整个组织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强调“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1]。1873年,恩格斯发表了《论权威》一文，指出：“一个是一定的权威，另一个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2]

列宁继承并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苏联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党的领导核心还没有形成时,全党和群众对党的领袖的重要性还没有深刻而又统一的认识。1900年后,列宁对党的领袖从不同角度作了多次的论述。他首先认为,党的领袖是一个集团,但他同时还认为,这个领袖集团同时也是由领袖个人组成的。1900年,针对俄国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不要任何党的核心、忽视理论斗争的主张,列宁高度重视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强调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他明确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3]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4]；“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持久”[5]。列宁在该文中又指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6]。列宁还指出,“可以把一句名言(指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作者注)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7]。1918年,列宁指出：“如果没有统一的意志把全体劳动者结合成一个像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经济机关,那么无论是铁路、运输、大机器和企业都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社会主义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如果正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不能使自己的各种机构像大机器工业所应该做的那样进行工作,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了。”[8]1920年,列宁的专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诞生，标志着列宁关于党的领袖的思想更加完整和系统。列宁在这部重要的著作中同时论述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列宁在该书中指出:“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无逊色。”[9]1920年8月,列宁指出:“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10]1921年,列宁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11]

1935年，我们党的遵义会议的决议指出,“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12]。对于领导核心,毛泽东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13]“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14]邓小平也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15]2016年,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这一政治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深刻揭示,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的科学总结,对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是成熟的政党,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个乃至一批具有十分坚实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依靠群众、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领袖人物。这样的领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往往起着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深刻理解“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首先是新时代党之大者,同时又是国之大者。

坚定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历史经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欧洲工人运动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始终强调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积极推进各国工人阶级的联合,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即“第一国际”,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向前推进。1871年5月巴黎公社失败后, 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如果有人对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16]

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这样的领导集体和列宁这样的领导核心。列宁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要结合革命具体实践坚持和发展科学理论的重要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坚持以列宁为政治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和科学理论指导,才取得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核心,领导苏联取得了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脱离、背离马列主义,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则彻底背叛马列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民主集中制被抛弃了,政治纪律被动摇了,党中央权威没有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党内思想混乱、纪律松弛。在这种情况下,“哗啦啦轰然倒塌”也就成为难以逃脱的命运,最终导致苏联亡党亡国。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大灾难、大倒退。当今正在发生的乌克兰危机,正是1991年苏联亡党亡国悲剧的历史回响。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形成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全党坚决维护这一核心,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尤为重要。1935年遵义会议前,由于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核心,致使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失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延安整风特别是党的“七大”后，我党形成了坚强正确和成熟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十四年间，不仅战胜日本侵略者,而且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扫除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撑的蒋介石反动政权,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从思想理论上弄清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的关系

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弄清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特别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列宁深刻阐发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列宁是把这四个概念及其关系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视野下进行阐发的。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就不可能认清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但列宁的重点是为了阐发领袖的极其重要性,并把群众作为论述的逻辑起点。他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党内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7]

我们党通常所讲的群众，实际上是指人民，我们通常把人民和群众联系起来放到一起讲,叫人民群众。我们党所讲的人民群众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政治概念。人民群众主要是指一切能够促进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坚持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根据时代背景和革命形势的变化,群众概念的内涵会相应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开明绅士包括地主,只要赞成抗日、参加抗日就是人民的范畴。“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18]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原来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等已经不复存在,同时为了适应新的历史任务,人民群众的内涵也随之发生改变。毛泽东在1957年2月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20]二是剥削阶级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革命者,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在任何真正意义的革命中,工农群众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人民群众与革命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21]1921年,列宁进一步指出,“我们是执政党,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22]。这就为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提供了思想、理论和政治的依据。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既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获得解放的力量所在，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的性质的上述表述十分正确与准确,这是从毛泽东关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等一系列论述演化转化而来的。但这两个先锋队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第一个先锋队是阶级性质,第二个先锋队是第一个先锋队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中所起的作用。只有始终保持第一个先锋队的鲜明的阶级性质,第二个先锋队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强顽强的生命力。当然,必须把这两个先锋队的辩证关系统一起来,但也决不能把这两个先锋队的作用相并列,更不能对立起来;在当前形势下,应防止有人用第二个先锋队来淡化甚至否定第一个先锋队鲜明的阶级性质和根本性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往往是灾难性的、颠覆性的。”[23]他还说:“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越要把党中央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落实到工作中去。”[24] 强调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决不是要否定民主集中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一致的,“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反对,言者无罪”，“但是,一旦党中央作出决定,各方就要坚决贯彻执行”，“在坚决执行的条件下,有意见、有问题还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这都是允许的”。[25] 我们党坚定提倡贯彻民主集中制,就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

中国共产党无疑是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政权的核心,但党和国家政权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同样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是个国家概念,党是国家中的领导力量。用党的领导来替代国家政权同样是十分荒谬的。

列宁论述了领袖的内涵。领袖是一定阶级的突出代表,同时又是一定历史时代的必然产物。一些人常常有这样的历史错觉,好像伟大人物的出现是伟大事件和伟大时代的原因。这恰恰颠倒了伟大人物与伟大事件、伟大时代的因果关系。每一个社会和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伟大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必然会造就伟大人物。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必然出真知、出领袖。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一个成熟的政党总会在长期的实践斗争中产生自己的领袖人物,以带领党和人民更好地推动理论发展和实践变革。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是成熟,一个根本性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个乃至一批有十分坚实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依靠群众的领袖人物。这样的领袖,往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着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在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政党创建了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境界,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指明方向。无产阶级领袖又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有着崇高的威信,与人民群众时刻保持着血肉联系,是人民群众的向导、组织者和鼓舞者。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往往能以科学的预见和非凡的胆略，在历史转折关头高瞻远瞩，带领党和人民不断夺取新的胜利。“两军对垒帅坐镇”。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即领袖间的较量。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我们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一代又一代极长期的、复杂的、艰难困苦的斗争,最终把所有传统、陈腐的所有制和与其相适应的观念送进历史的坟墓。

我们需要弄清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劳动群众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26]，“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完成,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27]。列宁说:“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28]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决定历史的结局。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更主要的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所决定。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民领袖是能够正确地总结、概括、反映并能带领人民实现自己意志的伟大政治人物。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人民万岁”;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但是,马克思主义决不否定个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一代又一代地推举出自已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与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即使取得统治地位,这个阶级所取得的统治地位还会丧失。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无产阶级忠诚的先锋战士,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捍卫者。肯定伟大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作用,就是肯定人民群众的作用。

无产阶级领袖的巨大作用,首先体现在革命理论的创立、坚持与发展上。人类社会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当社会新的伟大任务提上日程的时候,先进阶级的领袖常常是历史必然性的最先表达者。1901年,列宁指出：“‘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29]唤醒了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公认的领袖。列宁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毛泽东和习近平特别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读原著,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和习近平对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都十分熟悉。

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马克思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时也说,“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30]恩格斯还说,马克思的思想“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31]。

列宁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同时,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32] 列宁在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呢？毛泽东说：“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33] 毛泽东这段话还告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今没有过时,而且还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

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的关于党及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极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的重要组成。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恩格斯如下所言：“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34]而现在有的学者整天热衷于“创新”,在一篇普通的学术论文中,就宣布自己有多少多少处“创新”。这种文风其实是新八股的一种突出表现。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35]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36]

（编辑  季节）

关于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

19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从理论上可以区分为三个类型，可称为市场经济的1.0、2.0、3.0，三者之间核心的区别，就是如何理解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市场经济1.0理论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理论，在它看来，经济和政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凯恩斯之后的市场经济理论有很大变化，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凯恩斯对于用货币政策调节利息率、影响投资并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已经不具有信心，他期待由国家承担投资和拉动经济复苏的责任，经济和政治被看作是相互嵌入的。从凯恩斯开始，国家经济治理嵌入了经济结构并成为后者的一部分。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这一点上继承和弘扬了市场经济理论2.0。

由于市场经济3.0和2.0有较多的相似性，下面我们把2.0抽象掉，比较1.0理论和3.0理论。

图2的三角形是我们对所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结构的划分，不论新古典范式还是马克思经济学范式，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纯理论、历史制度分析和政策理论。所谓纯理论要研究的范畴或者规律，是适应于市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具有一般性。历史制度理论强调在不同阶段有特定的制度，因而需要结合纯理论与这些制度进行历史制度分析。最后是政策理论。

将这三个层次划分法与前述三种理论类型结合，我们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学的分野。在图3里，横坐标是纯理论，右方是市场经济3.0的纯理论，与之对应的是左边的1.0纯理论；纵坐标是历史制度理论，上方是市场经济3.0的历史制度分析，下方是1.0的历史制度分析。这是我近几年来，为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分野所做的一个尝试，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基本上都可以囊括在这个图中。

我们可以大致划分出三个象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第一象限，跟它对应的第三象限则罗列了一些理论，比如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当然新古典经济学流派比较复杂，比如说卢卡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以放在第三象限。但是像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思想史上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本书《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提出一个观点：苏联东欧剧变证明新古典经济学是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不是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从这里还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兰格。

目前在中国流行的竞争理论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大多数有关研究在我看来都可归入第三象限，因为他们都接受了新制度经济学对政府作用的限定：即界定产权，降低交易成本。这事实上是自由主义的理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果说经济学家在逻辑上要做到完全自洽的话，按道理只应该在第一象限或第三象限。不过我们关注到一些过渡状态的理论，它是有内在矛盾的。我们在第二象限中放了林毅夫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他在纯理论方面应属于1.0，因为比较优势理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皇冠上的明珠”。但另一方面，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制度理论，即围绕中国经济制度的分析，又属于历史制度理论的3.0版，比如关于产业政策的理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等。林毅夫曾提出，国有企业的效率主要取决于它外部的竞争环境非内部治理等等，因为企业内部治理是不同所有制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如何理解中国增长奇迹的

我们的分析主要侧重在制度和规律层面。张军教授主要从战略层面分析，这也很重要的，这跟我的观点是互补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话语当中，我们很熟悉的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有两个特点，包含了双重结合。第一个为纵向的结合：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要素分配、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以及19届四中全会以后增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者是相互结合的。它们在图3上是纵向排列或纵向结合的。但同时，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命题都是二元结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相对，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相对，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对。若将公有制、按劳分配、政府作用放在一起，它们对应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另外一边是非公有制、按要素分配、有效市场，这是市场调节的一般机制。这两端是横向的结合，它体现了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跟市场调节机制的结合。通过这种结合，国家不是在市场外部，而是在其内部发挥作用的。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调节的一般机制的结合，也是两种资源配置机制的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事实上有两个经济调节者，两种经济协调方式或者两种资源配置机制，它们相互结合，但也相互区别。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关节点，它需要实现从制度分析向规律分析的转化，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一个关键。那么，用什么样的经济规律描述这两种相互结合、又相互区别的机制。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获得很好的解决。

    与上述两种资源配置机制相对应的，是两种类型的规律：一种是国家经济行为规律，另一种是市场调节规律，或资本运动的规律。关于国家行为的规律，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论述的关于国家行为的两条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基本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有借鉴意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在高度的技术基础上发展社会生产，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1] 它的功能是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提供一个生产目的，也就是给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目标进行排序。抽象地讲，这个规律界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具象地讲，就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规划所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以后，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就是实实在在地进行资源配置，实现这个目标。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试图对社会主义经济基本规律引入制度变迁的因素，斯大林对这个规律的表述没有涉及生产关系，只是提出发展生产和满足人们需要，因为当时假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完善的，而毛主席对此做过批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的一次讲话指出：过去35年来我们做的一切，都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发展生产力。这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经过新的表达以后用于解释我们的改革。

    除了国家行为规律以外，用什么规律来描绘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呢？图4呈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有“剩余”概念的经济学，这跟新古典经济学是不一样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推论，在人类历史上剩余的生产无外乎两种方法：相对的方法或绝对的方法。如图4，我们从坐标原点画一条45度的线，其中横轴代表生产力，纵轴代表剩余产品、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沿着45度的变动说明剩余的增加是跟生产力的进步齐头并进、互为条件的。生产力的进步主要来自创新，创新必然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剩余。

    图4中的垂直线，如果沿着图中的垂直线往上运动，意味着剩余的增长是以生产力不变为前提，这可理解为马克思讲的剥削：给定技术不变，但剩余还会增长。以这两条线为参照有一条曲线，这个曲线开始时斜率很陡、几乎垂直，表示在人类社会生产力低下时剩余的增加主要是绝对剩余的增加。但这个曲线过了一个拐点之后就逐渐靠近45度线。这个拐点发生在工业革命时代。通过这条曲线的变化，可以表明马克思表达的一个重要观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逐渐成为生产剩余的主导方法。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是描述人类工业革命的经济学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讲了一句话：资产阶级在夺得它的统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社会以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共产党宣言》发表十年以后，马克思完成了第一部《资本论》手稿，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厘定了他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也就是关于技术革命的理论。依照这个理论，一方面，只有技术进步或创新，才能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另一方面，迫于竞争的压力，剩余价值或利润又必须用于生产性投资或创新。马克思通过一个具体的经济学理论，说明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实际含义。

    有些经济学家力主把国有企业从创新的图景中排除掉，这是不恰当的。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无非是创新职能的承担者，它跟私有制、公有制没有必然关系，甚至政府也可以是一个企业家型政府。如果我们把国有企业乃至政府加进马克思的理论，就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我把这样的理论称为社会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它的根本任务是解释一切社会剩余向生产性投资的转化。这将从根本上说明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和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

两周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发表了一个演讲，这个演讲证实了张军教授强调的国家战略的重要性，而证伪了一些学者否认国家战略重要性的主张。沙利文分析拜登政府要推行的工业和创新战略，这个战略要确定一些特定的部门，这些部门的特点是：第一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性部门，第二是从国家安全视野来看的战略性部门，国家要在这些基础性战略性部门发挥引领的作用；第三是私人企业无法进行投资以实现国家雄心的部门。沙利文区分了私人资本的目标和国家的目标，其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或经济协调方式。美国政府贯彻的工业和创新战略，背后代表了跟市场调节机制不同（但也相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市场调节与国家经济治理的有机结合，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而且也有可能成为美国市场经济最终趋向的目标。

（编辑  碣石）

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四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梁启超首倡“中华民族”概念，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毛泽东号召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强调中华民族要为人类做较大贡献。邓小平提出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江泽民提出“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胡锦涛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二十大报告中又着重强调“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和灵魂。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泽东的论述，为我们正确解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提供了锁钥。

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第六条是“坚持胸怀天下”。运用习近平同志的宇宙观、天下观，学习他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这一判断为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明确的思想理论，指明了政治方向和实现的根本路径。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它使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和贸易活动的联系不断增加，有利于新知识和高科技的迅速交流和广泛应用，有利于促进各国、各地区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实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各自的经济效益。这种生产社会化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各地区带来新的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这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地区和民族都不可能或不应该被置身其外。置身其外，是闭关锁国；被置身其外，是被边缘化。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多次强调，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里所说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是专指不走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封闭僵化之路，并不是指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因为毛泽东时代我们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严密封锁，即使这样，我们也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与我友好的国家开放，并力争“用小球推动地球”，促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指不走苏联亡党亡国之路。如同人的手心与手背无法分离一样，从来没有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苏联亡党亡国之后西方少数强国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法律全球化、民主全球化等等，本质上是以这些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以实现全球极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国际垄断资本力图征服整个世界的过程。正因为如此，连西方国家学者也承认，“全球化的本质是经济强国的国家利益”。西方少数强国所要达到的全球化还表现为它们向全球推销浸润其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可能会风行一时，但从历史的长河看，真正的公平、正义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必然要被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所代替。当今西方少数强国所主张的这种全球化，绝不是什么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更不是人类发展的最终归宿。

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来自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应该积极倡导、共同努力推进公正合理的全球化。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全球化。是实现全人类、全世界各个国家逐步共同富裕的全球化，而绝不是某些少数人、少数特定集团、少数特定国家或少数特定国家共同体内部富裕的全球化。但现实情况却是，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国际种种资本垄断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却是极少数人极其富有，绝大多数人日益贫穷。2022年11月16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撰文指出：“少数亿万富翁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上半数最贫穷的人的财富。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将全球1/5的收入纳入自己的囊中，而最富裕国家居民的预期寿命比最贫穷国家的长30年。”美国经济学家埃马纽埃尔·萨埃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最不富裕的90%的人的收入停滞不前，而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增长了两倍，后者现在几乎占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英国《卫报》2023年1月15日报道：“统计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仅占全球总人口1%的亿万富豪们占有全球63%的新增财富。国际救援组织乐施会发布一份最新报告称，截至2021年年底，全球1%的最富有群体获得26万亿美元的财富，占据全球新增财富的63%，剩余财富由其余99%的人分享。这说明疫情以来，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状况正在加剧”。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平等、公正、互惠、共赢的全球化。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主要是由西方少数强国主导和推动的。这样的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不公正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产业分工的不平等。这是历史上长期的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结果。几百年过去了，这一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有些方面却更加严重。

二是国际贸易体系的不平等。首先是规则的不平等。现在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中通行的国际惯例和规则，主要是由西方强国制定的，由于西方强国掌握了世界市场多数商品价格的决定权，因而他们随意抬高工业制成品特别是高新科技产品的价格，恶意压低原材料和各种初级产品的价格。

三是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的不平等。西方强国的贷款条件日趋苛刻，是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根源。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就必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就必须把经济全球化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平等、公正、互惠、共赢的基础之上。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共享人类文明和高新科技成果的全球化。互联网是当今世界高新科技的缩影和代表。但是，享受这一高新科技成果的主要是西方强国。美国拥有的电脑数量比世界其他地方的总和还要多。而当今世界上仍有大约一半人连电话还从未使用过。弗朗西斯·福山把这一现象称为“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美国的《独立宣言》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但在享受人类现代科技和文明上，人与人之间是完全不平等的。因此，除了用界碑或地雷、铁丝网界定的国界线外，还存在着一条用是否能够创造、拥有和应用高新技术来划分的无形的国界线。

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强国所主导的全球化就是其垄断资本和垄断技术相结合的全球化。我们在大力提倡并保护知识产权、鼓励知识创新的同时，应警惕并反对在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中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推行科技封锁、垄断和盘剥，搞科技霸权。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美国何以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和信息等各个领域都处于霸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它在金融上有绝对霸权。一是它发行了其中包括期限为30年的长期国债，这些长期国债的购买者不少是日本、西欧、阿拉伯和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二是它的股市长期繁荣，其相当的比例被国外持有。三是美元是世界基础货币，目前美元实际上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总额的72%。四是截至2023年年初，美国国债规模约为31.37万亿美元，将很快逼近31.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这些国债若平摊到每个美国人身上就是9万多美元，接近65万人民币。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国债规模和GDP的比值控制在70%以下相对安全。但美国这一个指标，已经超过安全线的两倍。美国国债这笔巨额财富流向何处?首先是到了极少数富人手里。其次是被美国政府“发配”到世界各地策划、发动战争等，以维持目前全球这个极不合理、极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旧秩序。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积聚的巨大的金融“黑洞”，还伺机在全球各个角落掀起金融风暴。在日益信息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动荡的“蝴蝶效应”将愈加明显。现在世界金融市场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总额高达数万亿美元，但其中98%以上与商品贸易无关。这样的金融全球化，明显增大了各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临着新的挑战，极大地影响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站在美国极少数富人立场上来考虑，奥巴马所说的“如果让14亿中国人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就是他们的道理。不过，这正是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道理与逻辑。正因如此，现在世界上少数西方强国常常无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原则。美国在制定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政策时，甚至不加掩饰地宣称“这个世界不能失去美国的领导”。以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标志的新版美国全球战略用“转折时刻”“关键十年”“两制之争、两序之争”加以表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2022年12月1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式签署通过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的2023年美国国防经费达857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万亿元），高出拜登总统提出的国防预算申请450亿美元，创下了美国军费开支最高纪录。而拜登总统预算申请中的所谓生物安全建设即从事生物战研制的经费高达882亿美元，核能力建设即从事核战争研制经费为747亿美元。美国从事生物武器的研究经费早就超出了从事核武器研究的经费。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在2018年就指出：“美国政府60%的科研经费用于生命科学研究，美国民间投资最多的产业之一是现代生物制药业；美国科学院超过50%院士从事生命科学研究，耶鲁等大学的年度科研经费，生命科学占70%-80%。”我们完全可以说，自美国在朝鲜和越南战争失败后，不仅世界和平的形态而且世界战争的形态都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与高度警惕。

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的存在都是以主权国家的存在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仅从应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的世界市场来说，经济全球化愈深入，就更加需要国家进行调节。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作用非但不能削弱，反而应进一步增强。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全球化最基本的法律依据和准绳。公正合理的全球化应是必须充分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并确定开放的方式和速度的全球化；应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必须严格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把自己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的全球化；应是国家之间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全球化；应是通过和平方式合理解决国际争端，而决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全球化；应是所有各国平等参与和协商解决，而不是由一个或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的全球化。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共存共荣的全球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应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同时我们赞成各种各类文化和文明相互学习借鉴，在学习借鉴的交汇融合中构建自己新的文化和新的文明。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某些西方国家企图用单一文化、单一价值观念来“化”全球，企图为用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念统治全球作舆论准备。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在当今世界上，西方个别发达国家，正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信息等实力，企图将其文化和价值观念置于全球统治地位。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化通过全球媒体、娱乐业、贸易和旅游等，使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接触、了解了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这对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极少数西方强国，或是以追求商业金钱为目标，或以征服世界为目的，大搞“文化霸权主义”，从而造成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与少数西方强国的文化交流严重失衡。

世界上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性，都积淀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骨骼里，奔腾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血液中。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应首先维护和弘扬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也应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特色和风格的文化传统。

党的二十大为我们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我们深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全面正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能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与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各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被剥削民族一道，共同迎接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无比灿烂的春天。

（编辑  季节）

随着国际形势剧变，深层次的“卡脖子”技术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此背景下，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政策界和社会上一般的意见，是加强基础研究、加快成果转化、强化学科教育、推动协同创新等。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加强和改善这些方面的工作，需要在体制和政策方面做相应的调整，要有一个过程，而目前在美国扼制下解决“卡脖子”问题又耽误不起。

强化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是第一要务

目前，从创新体系层面解决“卡脖子”问题的第一要务，是毫无保留地进一步强化企业、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以系统性政策工具支持目前的行业龙头，克服困难、缩小差距，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只有强大的龙头企业才能负担现代工业创新所需的巨大投入，才有可能扛起在短期内冲破西方技术封锁和市场围堵的重任。美国打压我国是遵循“掐尖”逻辑：集中把对它威胁最大的领军企业全部干掉。当我们没有领军企业或者领军企业被打压的时候，“卡脖子”问题就会久拖不决。

近年来这类教训很多。2019年华为被美国制裁。国内手机芯片设计的两家领头羊企业——华为海思和紫光展锐,四年来都遭受严重的经营困难。而从行业角度看，2022年之前的芯片创业大潮有上万亿资金融入，而时至今日，芯片创投进入寒潮，新老企业大面积经营困难，但创业潮解决了多少“卡脖子”问题，尚未可知。

生物制药行业的境遇也与芯片类似：一方面，官产学各界都盛传生物医药“从科研到产业”的故事，鼓励了很多不可持续的、以“烧钱”为荣的商业逻辑；另一方面，很多创业团队对成果变现的设想过于乐观，低估了跨国药企的非研发实力。以2022年BTK抑制剂市场为例：上市第三年，百济神州泽布替尼的销售额仅5.5亿美元，远不及强生伊布替尼和阿斯利康阿卡替尼的市场表现。精密仪器、石墨烯等行业的困难，也同领军企业缺位、产业格局“小散乱”密不可分。

“卡脖子”领域的创新体系建设

领军企业缺位就很难攥起拳头打仗，对“小散乱”格局听之任之还可能陷入严重的内卷与内耗。但华为的困难只能靠华为或更强的企业去解决，不能靠创业公司、更不能靠大学的半导体学院；若要对抗强生和阿斯利康，就要充分利用化药时代领军企业的家底，而不是鼓励百济神州和一批创业团队从头干起，“舢板”即使再多也捆绑不成“航母”。所以，有必要明确“卡脖子”领域的创新体系建设重点：

1.调整政府主导的创投基金评价标准。引导其重点扶持商业逻辑可信（而非热衷烧钱）的新创企业和有扩张与投资需求、且处于产业链关键卡位的领军企业（通过定向增发等形式），而不是被外国故事和套路牵着走，更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而为各类产业投资做好带头示范。

2.在技改支持、贴息贷款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适合途径，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的工程化投资。这个环节过去基本是政策盲区，但其投资强度大、共性技术要求高，又是“卡脖子”问题的落地环节，完全靠企业自有资金很吃力，也会延滞“卡脖子”问题的解决进度。

3.在重大专项、短板工程等国家级技术攻关项目中，全面落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方面，取消产学研合作等强制性规定；另一方面，加大来自一线企业的技术专家在项目评审中的比重，以本土产业实际需求倒逼应用基础研究，驱动科研议程设置。

4.建立产业政策与产业情报联动机制，推动骨干企业向产业链“卡点”“堵点”领域提前布局，形成持续性投入和前瞻性规划，并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国内大循环为契机，出台激励性政策，鼓励龙头企业兼并重组。

5.公平对待不同产业和背景的领军企业。扭转差别化政策思维，在此基础上，建立市场机制和行业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大中小企业、新老企业和三次产业在市场运作中融通融合，既不能老死不相往来，也不要依赖政府机构出面为国家队“拉郎配”。

6.调整地方政府考核导向。为创业指标、尤其是“卡脖子”领域的创业活动降温，避免政策资源与有限的资金被进一步稀释。此外，进一步突出现有企业提质增效盈利成长等指标的地位，引导优势资源集中集聚，瞄准“卡脖子”环节打歼灭战。

（编辑  季节）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追求，也是现代政治应有之义。现代民主并非唯一标准，一花独放，而是多元形态，百花争艳。西方实行的是竞争性选举为中心的代议制民主，中国推行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两种民主类型，对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治理问题给出了不同答案。

第一问：什么是民主，表相还是本体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个人被难题困住的时候就好像被绳子捆绑，不能动弹。实际上，当一个人被狭隘观念困住了，也会像被绳子捆住一样不能动弹。在如何看待民主这个问题上，当今束缚世界上许多人认知的，就是把竞争性选举为中心的代议制民主看成现代民主的唯一形式、唯一标准，事实上它只是民主的表相之一。

理解民主可以用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概念 “体相用”——本体、表相和用途。任何事物都有“体相用”，例如一辆汽车本体就是它要有动力装置、方向装置等，其用途是交通工具；同时它又有各种表相，有不同牌子、不同排量的车；用就是可以载人，也可以载货等等。

民主也有“体相用”。就民主本体而言，我们要回到民主的原意，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或者说是人民掌握政权、反映人民意志，政权为人民服务。民主的“相”是指它的各种实现形式，如抽签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直接民主、间接民主等等。“用”是说民主会有不同的应用场景，一个国家实行民主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

西方式现代民主只是民主的表相之一。从民主发展历程上看，西方式现代民主离民主本意、民主本体很远，本身就是西方从“直接民主”到实质民主、再到程序民主的民主观退化。同时如台湾著名学者朱云汉先生所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民主劣质化”问题。如果将这种狭隘的、表面的、劣质的民主看成“民主灯塔”，就如同将一辆年久失修、嘎嘎作响的老爷车看成现代汽车的标杆，而其他牌子、其他型号的车都被认为不是汽车。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两个限定语，第一个限定语就是“人民”，这是从民主本体上说的。人民民主看起来像同义反复，民主的民也是人民，为什么还要加一个人民的限定语呢？这个限定语恰恰规定了民主的本体属性，即：它是属于人民的、是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我们在国体、政体、民主运行机制上都要保障这一点。

第二个限定语就是“全过程”，全过程是从“相”和“用”的层次来界定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全链条、多渠道、多层次和多场景的民主。全链条是指从选人、用人、决策、管理、监督的整个链条推行民主。多渠道是指党的群众路线、人大代表、政府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政治协商等不同渠道。多层级是指有中央政府层级、地方政府层级、基层民主等等，形式也是多样的，选举只是其中一种，协商、评议、选拔等都是民主实现形式。多场景是指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民主应用场景，如国家重大决策和国家治理，直到社区治理、民间纠纷调解、乡村扶贫等具体微场景应用。

 为什么全过程人民民主看起来比竞争性选举复杂得多？这是因为每一种手段、形式与渠道都有它自身的局限，通过这么多的形式和手段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去接近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本体。

第二问：谁的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

从雅典开始，西方民主观下的民主就不属于多数人。据估计，当时雅典的公民人数大概只占总人口的1/10左右，妇女、外邦人、奴隶都不算公民。[1] 近代以来，西方普选权的推开，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今天虽然大多国家都实现了普选，但是并不意味着民主属于多数人。人民本质上不过只是选民，如同萨托利所言，在现代西方民主视角下的人民只是具体的个体，或者按照绝大多数原则或有限多数原则所指的大多数人。[2] 同时，西方民主劣质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投票率下降，总统、议会等各种类型的选举投票的人的比例在下降。统计表明，20世纪90年代，采用多数制的77个国家投票率平均只有60.4%，^[3]这样的话按照简单多数原则，一个候选人只要获得30%多一些选票就可以当选，这意味着当选并不等于真正代表多数人。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人民有普选权，但是选民对于政客只是闻其名并未真正了解，看到的都是媒体包装出来的人设，选民对于专业公共政策很难有系统认识，更多关心的是个人短期利益，这些因素导致选民难以做出理性决策。一般公众无法决定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的最大受益群体还是少数人，所以斯蒂格利茨说，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是1%有、1%治、1%享。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民主。有关人民，同时包含以下几重含义。

    第一，个体意义上的人民。我们谈民生发展，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保障人民选举权利等，都是指个体意义上的人民。

第二，人民范畴涵盖绝大多数人。我们谈人民这个概念时始终是指绝大多数人，始终要站在绝大多数人的一边。在人民概念演进过程中，人民的范畴涵盖了几乎所有人，只有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分子才被排除在人民之外。

第三，整体意义上的人民。西方式民主不承认有整体意义上的人民，但是恰恰只有我们认同有整体意义上的人民，我们才能够保证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高铁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和美国差不多同时提出建设高铁的规划，2011年奥巴马曾经雄心勃勃地提出要让高铁的覆盖率达到人口的80%，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美国高铁只有几百公里，而中国高铁已经达到了4.2万公里，这就是人民整体利益能够得到有效体现的一个案例。而如果像美国那样，民主体现的只是不同政党、不同州、不同企业、不同利益集团、不同个体的碎片化利益，而不管整体性利益，就很难有效推动那些涉及全民利益、具有高度外部性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重视中下层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它的政策偏向于照顾中下层工人农民群众。中国刚刚完成了人类脱贫减贫历史上的壮举，在十年时间内实现了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实现了农村人口的整体性脱贫，下一步我们还要坚持不懈推进共同富裕。

第三问：民主是选择治国人才还是选择作秀人才

西方式民主，主要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但是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商人、演员等毫无社会治理经验和资历的人士赢得竞选、成为总统。这不符合现代职业成长的基本逻辑，因为几乎所有的现代职业，基本上都需要按照资历、工作能力、工作业绩一步一步晋升，但是却假设总统这个最重要的职业可以不经过职业台阶，“一步登天”。当然，另外一种假设是能够通过选举机制将竞选能力最强的人选择出来，问题在于善于选举的人未必善于治理国家。当年美国就有一句话，“选举是诗歌，治理是散文”，这两者并不匹配。

到今天这样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民主劣质化的一个表现就是选举变成了选秀，选举能力变成选秀能力，善于筹款、制造议题、作秀、煽动情绪、拉流量，这些并不意味着善于治理国家。另一个民主劣质化指标，就是政党分赃、酬庸政治依旧盛行。以前美国竞争性选举体制存在政党分赃制，后面通过公务员各种改革法案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今天美国的选举还是摆脱不了“分赃制”，获胜者有权去分配这个胜选的战利品。美国总统有权任命7000名左右政府官员，其中只有500名左右需要参议院批准。总体上总统任命过程是相当随意的，可以对自己的朋友、亲属或者在选举过程中有帮助的人投桃报李。特朗普曾经不断地在推特上威胁官员“你被解雇了”，其实其他总统也这么干，只不过特朗普把它拿到台面上了。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模式，官员任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竞争性选拔。我国很多大省本身就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人口，相当于世界上大国的人口规模。在熟悉地方情况后，官员还要熟悉全国情况，才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习近平主席就是先治村（6年）、治县（3年）、治市（11年，3个市）、治省（11年，3个省），而且在党的系统、行政系统、人大系统、军队系统都经过历练，然后再到中央治国，同时在中央也经历了5年的历练，才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

竞争性选拔体制保证了政府官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检验，而不是通过选票检验。通过层层历练、检验、选拔，才能成为国家领导人。中国的竞争性选拔体制，是一种有利于筛选出实干型治国人才的选拔方式。

第四问：民主到底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

政治民主本质上是讨论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民主应该既体现在民意的“输入”，也体现在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输出”。无论是西方古典民主，还是现代西方的程序民主，都是强调输入端的民主，人民能够抽签、能够投票、能够参与民主；而政府是否为老百姓做事情，不属于民主理论考虑的范围。这是由西方民主的政体思维所决定的，否则它就无法将民主制与君主制、贵族制有效区分。在民主实践中，这种片面的民主思维模式，会给人类民主探索带来一个极大误区，会使选举出来的政府有可能完全背离民意，或者压根不为老百姓办实事。中国式民主是输入端与输出端相结合的民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民本主义，政府政策要为人民着想，这实际上就是从“输出端”理解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哲学——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就是既强调人民充分参与，同时也强调政府官员要为人民服务，主动为老百姓做事。例如减贫过程中无数党员干部到村庄里和老百姓同吃同住，一同想办法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最现实的民主。

第五问：民主是程序的还是实质的

西方古典民主理论家曾经提出实质民主理论，但是到今天，西方的民主仍然只是程序民主，正如熊彼特所说的，现代程序民主是政客通过特定选举程序，竞争民众对于统治的同意。但是即使程序上完全合法，也很有可能会造成一种实质上无意义，甚至完全背离民众的状况。例如，美式民主劣质化的一个指标就是老百姓对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竞争性选举不过是提供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另一个指标是短期政治以及表面的政治盛行，政客关注短期性议题，而没办法解决一些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例如基础建设落后、贫富差距巨大、政府债务水平不断升高、枪击案、种族冲突等等制约美国长远发展的问题，陷入了无解状态。

中国式民主，恰恰是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程序民主要服务于实质民主。人民主权实现的形式不是通过一个虚拟的社会契约实现权力由神授向人民授予转变，而是通过作为人民替身的中介——中国共产党——来实现人民自我统治。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最高组织形式与最高意志表达。人民通过中国共产党实现自我统治，这是基于党与人民的主客辩证关系来实现的，两者互为主体，同时互为客体。首先人民是主人翁，而党则是实现人民意志的工具，党的方针政策来自人民，体现人民的意志与主张；其次，党是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是人民的主心骨，而人民则是追随者。人民与党的主客辩证关系是中国人民民主的精髓所在，人民主权的实现恰恰在于人民与党的持续、密切的互动之中。中国式民主是民意、民主、民生三者的闭环。中国的重大政策制定包括两会议程，有大量关于民生的议题，到各个地方去调研，会看到政府每年都要拿出需要落实的办民生实事的清单。

第六问：民主是寻找共识还是制造分裂

西方式民主原本是一种利益妥协与观念协调的机制。竞争性选举提供了一种不同派别斗争的暂时妥协机制，同时在分权制衡制度框架基础上设置了许多协调机制。但是近年来我们观察到西方民主劣质化，其主要表现就是议会民主越来越难以弥合分裂：一是否决政治盛行，决策过程布满各种否决点（veto player），为了否决而否决，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对一个政策议题长时间争论不休，经常陷入政治僵局。二是政党意识形态的极化，从美国近年的政治演变来看，“两党制导致趋中”现象已不存在，两党意识形态之争和冲突两极化日益明显，中间选民几乎消失。三是政党轮替带来的政策“翻烧饼”问题，当年华盛顿就指出政党政治只不过是一派暂时压倒了另外一派，是轮流的专政，现在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政党轮替导致政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两边反复进行折腾，当年小布什推行ABC（all but clinton ）的政策，就是“除了克林顿做过的其他都可以干”，特朗普上台后把奥巴马的政策全盘推翻，拜登又把特朗普大部分的政策倒过来。

中国民主政治是寻找共识的过程。14亿中国人民虽然利益多元、观念多元，但是追求民族复兴、追求人民幸福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不是竞争性、对抗性的关系，而是协作性的关系，决策过程中不同主体是作为意见输入方，而不是作为否决点参与政策，目标不是掣肘，而是要让政策制定得更为妥善，不同群体通过民主讨论、民主协商的过程中找出最大公约数，画一个同心圆。政府换届不是翻烧饼，而是接力棒，一棒接着一棒往前跑，一届接着一届往前干，这才能使得我们能够在百年历史中，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实现。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对于民主探索，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不需要去抄西方的所谓标准答案。进行相互比较，并不是说明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多么完美无缺，中国式民主还面临许多方面的挑战，还有很多短板，但是首先要坚定我们的制度自信，就如同马克思当年说的，“这里有玫瑰，就在这里跳舞吧”。同时，我们需要不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不断提高民主水平和民主质量，让中国民主之花开得更加鲜艳，让中国民主之光更加明亮，为人类超越狭隘、表面和劣质的民主观做出中国贡献，为21世纪人类建设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民主做出中国贡献。

（编辑  杨利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体现在“六个必须坚持”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要深刻把握这“六个必须坚持”精神实质，可能需要认清以下几点。

“六个必须坚持”之间不是并列关系

一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根本立场，是其他五个必须坚持的方向和灵魂。人民至上体现着《共产党宣言》中“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一根本的立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因此，人民至上的立场，就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青年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时期的正确引导，强调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第一粒扣子”。假若不是以绝大多数人利益即人民利益至上，而是以极少数人利益甚至个人私利至上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第一粒扣子”，其余的方法论都会跟着“扣错”。

只有真心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做到人民至上，也才能真正做到敢于坚持真理，同时又敢于修正错误。人民至上既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根本立场，又是共产党人的方法论和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我们共产党人，既强调一切为了人民，这是世界观和根本立场；又强调一切依靠人民，这是实现一切为了人民这一世界观的方法和路径。人民至上，是把人民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高度有机相统一的人民至上。人民至上同时内蕴和统领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人民至上这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根本立场是贯穿后面其他五个必须中的主线。这“六个必须”中，如果抽掉了人民至上这一根本立场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成为可以为除人民之外的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服务的方法论。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也可以说，人民至上就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和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坚贞不渝的初心与顶天立地、铮铮不弯的精神脊柱,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和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唯一的出发点和归宿处。

二是 “六个必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兼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除了人民至上贯通其他五个必须之外，其他“五个必须”又分别贯通另外的“五个必须”之中。比如系统观念中的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则同时贯通于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之中。

三是学习运用“六个必须”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坚决反对静止地孤立地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今具体实际相结合中产生的。我们必须紧密地联系当今国际国内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学习，才能真正学懂弄通，并在当今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工作中具体化。坚决反对仅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词句放在唇齿之间，甚至当成谋取一己私利的工具，而不是有的放矢，去解决种种现实问题。

四是“六个必须”既是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又是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基本指针。

关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理解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深入理解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所强调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包括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时又包括了我们所要或已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坚持和发展、守正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统一的表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就是坚持矛盾的普遍性的思想与解决矛盾的特殊性相结合，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不能丢，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1959年—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既要勇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勇于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在二十大报告中又强调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可随意粘贴的标签，并不是谁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者，就真的成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者了，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有客观标准的。这个客观标准就是：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坚持的同时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回答本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本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

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人提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搞的究竟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疑问，我们不仅要从事实而且要从理论源头上理直气壮地讲清楚，我们所要坚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或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几次使用的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明确把坚持与发展同时并列使用。这一表述是十分准确和正确的，是科学的。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说，这一提法是开创性的和科学的。这就是说，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又结合了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

2022年11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明确指出：“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双方走的是不同的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所用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而是社会主义。这不仅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且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坦坦荡荡地亮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底线和旗帜。我们的不容侵犯的底线绝不仅仅是“台湾”主权，我们不容侵犯的根本和更高的底线是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这说明，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都不是我们所要的马克思主义。只强调坚持而不谈发展，就容易产生教条主义，这是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容易犯的错误；而只强调发展而不谈坚持，就容易产生实用主义，这是在右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容易犯的错误。教条主义与实用主义同样有害。从一定意义上讲，教条主义是“左”倾错误的世界观方法论；实用主义则是右倾错误的世界观方法论。个人精致利己主义是实用主义世界观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具体体现。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把实用主义具体化为个人精致利己主义的人往往会如鱼得水。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关于党的自我革命、全过程人民民主、“三个务必”和找到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

共产党执政后，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的十分重大的战略性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袖中，毛泽东最为重视解决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按毛泽东自己所说，他自己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件事就是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确保党及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并努力付诸艰辛的实践。毛泽东关于党自我革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就是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中所提出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以及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与此后艰辛实践中所得出的正确思想。

邓小平所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是我们永远应该铭记的至理名言。

努力解决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人就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要求全党一定要牢记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否则，“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从现在的情况看，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提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这就明白无误地指明了我们党在执政后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第二个答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短短的引言部分中的“三个务必”，即：“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新时代，我们党坚持自我革命，并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三个务必”思想，则是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1945年7月，在延安窑洞里，针对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如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代王朝兴衰周期率的困惑时，毛泽东坚定而又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坚持和发展关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思想。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强调：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他还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深入思考并发展着毛泽东关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的思想。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入谈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我们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就是当年毛泽东所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制度保障。“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毛泽东多年致力于实现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找到了这一根本的路径。

关于“三个务必”。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的“三个务必”思想是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转化而来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主要是针对当时“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这“四种情绪”而提出的工作作风。而习近平总书记则是根据十八大前“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和“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等问题提出的。这些问题恰恰是需要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所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和意义深远的历史性任务。

（1）关于“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主要有四点：一是党的性质不能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党的根本性质。“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一根本的阶级性质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中所起的作用。二是党的宗旨不能变。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两个绝大多数”思想的具体和根本体现。三是党的指导思想不能变。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至今没有过时。四是党的最高纲领不能变。要始终坚持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和党的最高纲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找任何借口去加以改变。

（2）关于“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殷殷教导，是真正的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内在与外在有机统一的鲜明标志和标识。如果我们能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始终保持“两个务必”作风，老百姓就会最终认定我们是真共产党和真共产党人。

（3）关于“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时明确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一个十分正确并重大的判断。当前我们既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个历史时代，同时也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这个小的历史时期，还处于帝国主义由垄断的、寄生即腐朽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垂死的资本主义过渡这个更小的历史阶段。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遇到了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是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总爆发。国际局势十分复杂，对待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要善于斗争，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第一位的。

敢于斗争不只是局限于国际领域内，在国内、党内我们都要敢于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第三个历史决议。2021年12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指出：“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在党和国家历史问题上正本清源，取得显著成效。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党郑重、全面、权威地对党的历史作出科学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持之以恒推进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让正确党史观更深入、更广泛地树立起来，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这也就是说，要彻底解决历史虚无主义，任务仍十分繁重。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强调“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滋生腐败的土壤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要真正解决以上种种问题，毫无疑问，仍然任重道远。

在回答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中，正确处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三个务必”的关系，十分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讲，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监督政府，是他律，是社会革命；“三个务必”就是刀刃向内，是自律，是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党只有始终勇于推进自我革命，永葆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才具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引领社会革命的条件和能力。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时刻听取广大人民群众意见，始终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把伟大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才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不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毛泽东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民给的权力不在大小，关键是在为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越大越好。为个人一己私利和小集团谋取与人民群众相根本对立的特殊利益，这样的权力一点也不应给，更不能有绝对的权力。

（编辑  季节）

从财政体制这个角度看，地方政府融资扩张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地方自身的原因，它也是现有体制环境的一个反映。如果不从体制这个角度着眼，仅仅是通过督察、问责来控制地方债务风险，效果是有限的。

从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的权衡看地方债务的扩张

首先，怎么从理论上来阐释这个问题呢？应该从风险的角度看地方债务为什么扩张。它的扩张不是无缘无故的。中央债务、地方债务都是公共债务。公共债务的性质是由公共风险来决定的，这是理论上的一个表述。

为什么要有公共债务呢？就是因为存在公共风险，并随着公共风险的扩大而扩张。公共债务是可以调整的，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它的逻辑是财政风险与公共风险的权衡。如果公共风险加大，那就是公共债务要扩张，财政风险也会上升。公共债务的扩张是有约束条件的，财政风险过大将会出现财政危机，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是处在不断权衡中的状态。评估公共债务的风险，要和公共风险关联起来，就是说通过债务扩张有效对冲经济衰退、失业等公共风险，同时规避财政金融风险，以达到宏观政策目标之间的平衡。

公共债务扩张是有限度的，其限度的约束条件，是财政风险是否可控。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同时财政要可持续。从国家的角度看，控制地方债务风险是财政风险控制的重要内容。

    公共债务的这种相机抉择调整期，体现了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的权衡，权衡的结果就是按照风险的优先级顺序来决定债务是否扩张。如果公共风险扩张快于财政风险，就要扩张债务，以大局为重；但如果财政风险的扩张快于公共风险（如当前的地方债），引发财政风险快速扩张，甚至可能引发财政危机，这时就不能放任公共债务的扩张，甚至要收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洲五国曾经因为政府债务收缩、财政支出缩减，导致民众和公务员上街游行，演变为政治问题。所以财政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的约束条件是不能危及政治稳定。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总是在权衡，相生相克。当然这仅仅是从财政角度来说的。所以，当政府债务（财政风险）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使用时，要特别小心，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说经济决定财政、而财政反作用于经济，这是有条件的。在一定条件下，财政也可以决定经济，有人说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要从长期趋势看，但短期趋势有时也起决定性作用。历史上，因为财政出了问题把经济搞死、甚至导致政治危机的例子也不少见。

    把财政和金融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

我们应该把视野扩大一点，从财政和货币金融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看问题，而不能把两者各自孤立起来看。债务扩张只要有效，那么公共债务扩张的限度，就不只是财政风险，而且是货币风险，也就是通货膨胀。这是权衡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说白了，债务可以货币化，货币化就把财政约束的边界条件改变了。

如果把财政和货币作一体化考虑，那么风险权衡就拓展为衰退、失业等公共风险与货币风险（通胀）的权衡。在这里，财政风险就不是最重要的了，如何权衡实际上取决于货币风险。在不发生显著通胀的条件下，债务可以增加，并通过货币化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评估债务风险，要看基于什么样的视角权衡风险。如果仅就财政收支本身去看，地方财政风险已经越来越大。如果基于财政货币一体化考虑，风险是不是还是那么大呢？那就要另做评估了。

    积极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所以要扩张，是为了抵消疫情、经济衰退和失业等公共风险。公共债务的变化反映了公共风险的变化，当然它还反映财政风险的变化。所以，公共债务的扩张要从财政货币整体来考虑。

财政、货币是否要一体化，这是当前争论的一个难点问题。目前，各个国家都强调不能透支，但实际上各个国家都在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也就是债务货币化。一些专家也在讨论财政赤字货币化在中国的可能性及其影响。

财政货币是否一体化，这不取决于法律，也不取决于人们的观念。各个国家制度没变，为什么它的操作方式变了呢？按照现有法律和人们所能接受的观念，各国央行都是独立的，货币政策也是独立的，为什么财政货币政策能够一体化呢？实际上这取决于现实的状况，也就是国家面对什么样的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以及对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程度的评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说形势逼人强，形势就迫使你去采取这样的方式。老百姓说的一句粗话，话糙理不糙，就是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现有理论也好，法律也好，都要跟着实践的变化而调整。

如何评判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从我国1990年到现在的财政扩张的状况分析，财政收支的缺口是越来越大的。前些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曾一度高于GDP增速，而近几年都是低于GDP增速。全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的扩张一直在攀升，赤字率和赤字的规模在2021年有所回落，其他年份都是往上走。从中央和地方的负债情况看，我们的公共债务结构，地方占比高，中央占比小。同世界上其他国家横向比较，我国这样的公共债务结构是很少见的，至少在发达国家中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形。

地方债务，不论从自身规模还是相对比重，包括地方债务率、地方债占综合财政的比重，都在不断增长。

国家的综合财力预算有四本账：（1）一般预算+基金预算(两本账)，（2）一般预算+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三本账），（3）一般预算+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账）。如果按四本账算，财政债务率是100%多，还算可以。如果按三本账算，债务比例就高了很多；如果按两本账（一般公共预算+基金预算）算，我们很多地方的财政债务率已经超过了300%。这样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只能保吃饭，要发展只能靠借债。

    现在全国公共预算支出是24万亿元左右，加上基金预算共30多万亿元。公共预算支出的86%是地方政府支出。如果算两本账，那么大约90%的支出都在地方。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这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数字。这种纵向的支出结构，反映了我们的财政体制，反映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履行职责的情况。从支出对应事权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事权是由地方政府履行，而中央政府更多地像一个发号施令的司令部。

    我们原来的改革设想是，事权要逐渐上移，有的上移到中央，有的放到省级。现在从财政支出的变化看，这一改革目标在实践中没有实现，实际上事权和支出责任反而在不断地下移。

    现在中央与地方的支出都在持续扩张。而公共债务的扩张引致的财政风险，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地方一般财政支出扩张引起的？按我们的一个模型作评估，其影响率只有3.7%。这说明，地方债务的扩张，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的关联性是极小的。地方债越来越大的原因，是中央调控地方化的结果，是中央与地方宏观调控事权的下移。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央宏观调控开始快速地方化，通过各种融资平台、城投公司来扩张地方政府债务，以对冲经济衰退和失业风险。

    今天，这种宏观调控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其效果越来越有限。由地方债务的扩张对冲经济风险这一宏观调控方式，导致地方财政中利息开支越来越大。按照账面反映，一般公共预算的利息支出也就是1万多亿元，但实际上把地方债务中基金预算的利息，包括实际由政府承担责任的隐性债务的利息都算进来，利息总额已接近3万亿元。地方债务利息问题，实际上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导致地方财政压力越来越大。

如果仅仅是本金负担，还可以通过借新还旧得到缓冲。但利息是要拿出真金白银的，这就影响了地方财政的现金流。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其实主要不是体现在它的偿债能力，因为偿债能力是着眼于宏观，着眼于未来，着眼于税源、财源去进行估算的。地方债务风险主要体现在现金流的不足，以至于迫使地方想出各种各样的怪招。比如说，让政府公务员抵押自己的房子到银行借贷，借到钱给政府用，因为通过投融资平台、城投公司借债这条路被堵死了。还有的地方充分发挥想象力，让政府公务员通过信用卡透支去借钱套现，然后转给政府用。这反映出地方的现金流风险已经越来越大。有的地方政府看起来账面上有钱，实际上钱早拿去还债了。现在地方财政的处境不是用“困难”这个概念可以形容的。

所以，解决地方债务风险问题，要有一个基本思路，在理论上要根据公共风险最小化的原则进行调整，更重要的是解放思想。现在财政风险的约束越来越紧，单独用财政来评估的财政已不可持续了。

财政和金融可以总体考虑，财政货币政策也可以一体化，积极财政政策的约束条件应该放宽到货币风险来考虑。就是说，积极财政政策，其支出的扩张、债务的扩张是有约束的，以前的约束是财政可持续，现在的约束条件应放宽到货币风险，以不发生通货膨胀为限。

宏观调控的模式要回归本位

宏观调控的模式要回归本位，中央调控归中央，地方当配角。目前这种宏观调控方式，即2008年以来让地方当主角，中央变成了宏观调控操作上的配角的模式，风险越来越大。这需要财政体制的改革。

    在财政总盘子中，要提高中央支出的占比、中央债务的占比、中央对居民转移性支出的占比。这是未来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目标。1994年，财税改革提高了中央收入占全国收入的占比，那是收入一侧的改革。这一次改革应该加上支出一侧的考虑。就是上面所说的三个占比都要提高。很多事情应该中央来做，层层转移给地方去做，已经不合时宜，地方也难以进行。

这里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说人口流动。我们当前的专项债，以市县为空间单元去布局这些项目，这从微观看也许有些道理。但是从整体角度、尤其从人口流动和人口布局不断变化的情况看，可能有很多项目，现在投下去即使质量不错，但若干年以后看，这些项目可能都是闲置浪费的，因为人走了，当地居民情况在变化。所以，项目的布局，要基于都市圈发展、基于对人口流动趋势的分析。现在全国300多个大中城市，很多城市人口是流出的，也有些城市人口在流入。但是，现在不管人口是流入还是流出，都是按照现有市县来布局项目，一些人口流出的县、市，也在按照专项债给它的指标布局项目。可想而知，这样的项目投资不会有经济效益，也不会有社会效益，纯粹是浪费。所以，现在的专项债由省里向各市县分指标的方法，应当马上调整；以这种方式进行投资拉动，效果也不会明显。

改革财政体制，上移事权

改革财政体制，上移事权，支出责任要上移。从治理的角度看，目前地方已经是“小马拉大车”，形成了恶性循环。现在我们有一个幻觉，似乎是地方干事没干好，是因为财政困难，所以应该进一步财力下移。这是一种直观的经验，以为财力下移，让小马吃饱了就可以拉动大车。

另外，钱放下去了，就要加强地方的监督、检查、督察，各种各样的检查就越来越多。这种监察成本也是越来越高。地方这个小马拉大车拉不动，出错的概率就越来越大，很多事情办不了也办不好，于是监察的力度又不断加大。一方面快速下移财力，另一方面又加大对地方监督的力度，这就造成了在治理上的恶性循环。问题越多越以为钱不够，越以为地方不作为，造成整个治理效能越来越低。我们迫切需要改变“一个小小的中央政府、一个庞大的地方政府”的局面。 地方养的人太多、机构庞大，这是中国的一个特点。其他国家一般都是中央政府大，地方政府小，越往下政府就越小。发达国家的情况基本如此。我们则是相反。

    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看问题，还可以看公务员的占比。中央政府公务员大约占5%，其它都在地方。这就造成了一个很长的委托链条，由此效率递减，风险、漏洞越来越多。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这么一种纵向的治理结构，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恐怕下一步需要大幅度的进行调整和改革。

    当前地方债的问题，仅仅是国家治理这种纵向结构衍生出来的一个侧面的问题。实际上，因为纵向治理结构不合理，衍生出来的问题可不仅仅是这些。怎么解决？更需要考虑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改革，而不仅仅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

当前条件下，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财政金融要联动，一定程度的债务货币化是可以考虑的，不应把它当成禁区。理论、观念和法律应当让实践来检验，应当跟着实践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解放思想，不然我们很多改革也没法搞。财政货币政策的创新很难，所以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让实践来检验，摸着石头过河。否则很多创新可能被传统的法律和人们的传统观念框死，那就没有创新可言，风险也难以化解。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