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是衔接“十四五”成果与实现2035年现代化目标的关键五年，“合意GDP增长速度”的界定关乎战略落地实效。未来一个阶段，我国面临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外部发展环境明显改变、新一轮人工智能大踏步发展的复杂新环境，而以往以房地产相关产业拉动和地方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式微。探寻未来一个阶段的合意增长速度，安排好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协调，关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推进和国家下个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本文主要从人口红利、资本存量和全要素增长率等方面入手，基于新古典增长方程，对中国经济在下一阶段（2026年—2030年）时期的合理增速目标进行了测算。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背景，本文综合考虑了：（1）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速的影响；（2）部分时期应对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下，政策的“量”和“度”等，探寻下一阶段我国经济的合意总量增长速度。
下一阶段我国经济潜在增速测算
在经济和社会制度较为平稳的时期，一个阶段的经济潜在增速主要受人口、资本存量、技术进步等要素影响。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力结构变化，劳动人口顶点出现，资本回报率降低。近五年我国潜在增速中枢从2015年—2020年的6.5%左右降低至目前的5%左右。
运用新古典理论的增长方程，从人口红利、资本产出效率、技术进步等方面，测算下一阶段我国的合意增长速度。
一般而言，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潜在产出和潜在经济增速通常选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该函数能够较好地估算出各投入要素（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其具体的函数形式为：
其中，
代表总产出，
代表资本存量，
代表劳动人口，
和
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弹性，
代表全要素生产率。
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到：
通常假设生产函数为常规模弹性，即
，那么生产函数可以变形为：
关于资本存量
，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其公式为：
其中，
代表t时期的资本存量，
代表t-1时期的资本存量，即上一期的资本存量。
代表t时期的折旧率，
代表t时期的净投资。按照历史文献的研究成果，根据不同时期选取不同的折旧率，其中1978—1990年为5%，1991—2000年为6%，2001—2010年为6.5%，2011—2020年为7%，2020—2025年为7.5%，2026—2030年为8.0%。关于未来的新增投资增速，采用中国资本回报率（ROC）的估计结果倒推。按照白重恩等（2007）对资本回报率的测算方法扩展至2024年，被解释变量为新增投资增速（I），对1982—202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估计，可以得到如下基本方程：
。其中t值分别为19.85和2.38，
。
按照2008—2024年的年均下降速度（0.73%）外推未来10年的资本回报率情况，代入新增投资增速方程，可以得到2026—2030年期间的新增投资增速在5.2%左右。根据当期固定资本存量、折旧率和新增投资数据，可以测算得到2026—2030年中国的资本存量数据。
关于劳动力（
）的数据，主要参考蔡昉（2012）年的分析，即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根据其人口方程的测算，2026—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0.92%）。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利用高路易（Louis,2009）的数据，通过对趋势全要素生产率的HP滤波分解，得到了中国2025—2030年的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以看出，2011—2015年中国平均每年的TFP增长率约为3.20%；2016—2020年平均每年TFP增长率可能下降为2.70%，2021—2025年平均每年TFP增长率可能下降为2.30%，2026—2030年平均每年TFP增长率可能下降为2.0%。
和
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弹性，且假设生产函数为常规模弹性，因此
。假设资本总产出的弹性
保持不变，即运用历史数据测算值作为未来的预测值。
通过对中国资本存量、劳动力要素、全要素生产率三个方面的测算，我们可以估算出“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中国平均潜在GDP增长率约为7.62%，“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即新常态下中国平均潜在GDP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到6.33%，“十四五”时期（2021—2025年）中国平均潜在GDP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到5.25%左右，“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中国平均潜在GDP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到4.63%左右。
表1基于增长方程测算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速
资料来源：作者估算。
从未来一段时间的人口红利预测、资本回报率外推、技术进步的外推预测来看，按照新古典增长方程，下一阶段中国潜在增长速度约为4.63%。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增长方程对潜在增速的预测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即没有深入考虑未来一个阶段可能进行的经济制度上的改革成效，也没有深刻捕捉未来一个阶段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领域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因此，新古典增长方程预测的结果可以作为一个经济关键要素线性外推的参考来看待。
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赋能、结构转型和政策协同，正在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矩阵”。未来五年，若能有效破解技术瓶颈、优化制度供给、防范转型风险，AI有望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的合理区间运行，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总量需要维持一定的增速。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其核心在于供给和需求相关产业的智能化，即在产业数字化基础上，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生产和消费的智能化变革：利用数字技术将分散或孤立的生产者、消费者等以产业链、价值链等方式连接起来形成联动发展，形成让数据要素成为新资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
首先，数字要素将纳入传统生产函数，作为重要的要素禀赋，成为左右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农业社会的基本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工业革命的出现将资本变成重要的生产要素，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将使得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随着数据处理能力的提升，生成式思考能力的加深，数据要素的积累和优化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深度影响经济增长的趋势。
第二，技术进步推动的供给创新将创造需求。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将催生新场景、新需求，带来人们的生活范式变革，增加和改变居民和政府消费需求，促进经济的循环，并重塑衣食住行、医疗和养老等各种传统生活方式和相关产业赛道。历史上看，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将逐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理念，创造出新的需求，即新的供给将创造需求。例如电气革命带来冰箱、彩电、观影等新需求，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促进生产和生活智能化方向的发展。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主要通过三方面机制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应对老龄化、劳动力成本提升、环境制约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冲击。第一，人工智能可以不断提高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越来越多地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从而减轻劳动力成本提升、环境资源约束压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第二，人工智能通过内生性的技术进步、进一步的资本深化，可以提高资本回报率，进而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减缓人口结构红利式微背景下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冲击。第三，人工智能通过对生产方式、节省成本和智能生成等方面，可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进一步对冲其他要素禀赋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认为，生产函数普遍面临规模效应递减、资本边际效益递减等结构性问题，通过人工智能在生产端的大规模应用，智能生成式的思考和革新，将使得一批不需要过度考虑激励问题的类人脑智能群体，嵌入生产的各个过程，技术进步和组织方式将更加智能化和高效化。
我们参考Prettner（2019）和陈彦斌、林晨（2019）的研究，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资本分为住房资本、基建资本和实体经济资本三类实体资本。从理论上说，伴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和推广使用，这三类资本都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不过，为了简化模型，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只表达了人工智能对实体经济资本的影响，住房资本和基建资本与人工智能之间的作用做了简化处理，即便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对这两类资本起到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我们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主要包括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参考Aghion（2017）的做法，我们将含有人工智能发展的生产函数设定为：
其中，
表示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
是实体经济资本，
是劳动投入，
是中间品的产出弹性，实现智能化的生产任务占全部生产任务的占比为
，即刻画人工智能发展对生产活动的影响，即
越大，代表人工智能对生产活动的影响越大，对产出的影响越大。我们用“先凸后凹”的Logistic函数来刻画人工智能的影响，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在发展初期，其在全社会的普及速度相对较慢；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普及速度快速上升；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工智能的发展态势将趋缓，这一特征符合Logistic函数的特点。
关于对居民部分、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表述，我们以经典的居民效用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政府兼顾增长和服务的函数形式来表达经济体三部门的行为。当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经济体达到均衡时，劳动力市场出清，即居民部门的劳动供给总量等于生产部门的劳动需求总量，企业部门利润最大化，政府部门函数效用最大化：通过求解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再加上各类资本的变动方程，可以得到一般均衡模型的均衡系统。
我们发现，由于基准模型没有考虑老龄化的影响，测算得出的潜在增速与现实比可能偏高，但仍可以发现，没有人工智能的促进作用时，潜在增速在未来10年下滑的速度较快。人工智能的发展，即便在我们采用非常保守的假设影响下，其将显著提升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使得潜在增速下降速度趋缓，且在一定时期保持较为稳定的发展。
表2 数值模拟实验设定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作者估算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人工智能的确促进潜在增速保持稳定，其可以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实体经济资本占比；降低住房资本占比和基建资本占比，进而实现改善居民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在过去增长模式中，地方政府债务推动的基建增长和房地产行业是拉动经济非常重要的两大方面。按照我们的测算，地方政府债务拉动和房地产刚需和改善型需求在未来10年将逐渐式微（刘陈杰，2022），老的经济增长模式出现问题，时代需要新的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模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智能化程度和技术进步速度来增强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吸引资金从房地产领域流向实体经济，从而减轻住房资本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并增强实体经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可以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从而减弱地方政府依靠基建投资“稳增长”的动机，由此减轻基建资本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并进一步增强实体经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考虑到未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资源压力上升等因素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压力，从经济学的范畴来看，应重视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特别是和生产部门融合发展。
从2026年到2035年，无论情景如何，潜在增速整体呈下降趋势，这是人口老龄化、资本边际递减等结构性约束影响的必然趋势。但在不同AI渗透率假设下（10%、15%、20%），经济增长率均显著高于基准情景（Base）。到2035年，基准情景下的潜在增速降至约4.2%，而AI渗透率达到20%的情景下可维持潜在增速在5.8%左右，显示AI普及能够有效托底经济。AI能有效延缓潜在经济增速下滑，但有两个前提：一是存在“阈值效应”——在模型设定中，当AI资本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超过2%，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边际拉动会从0.1个百分点跃升至0.4—0.5个百分点。
当然，我们的模型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如对人口结构的变化并没有重点考察，使得模型刻画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可能偏高；并没有考虑非金融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债务问题，没有考虑发展人工智能的融资问题，投入和产出的分配问题；同时，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很可能存在对传统生产函数的重大改变，比如说出现会思考的机器人等替代人类劳动等现象。作为初步的探索，我们将继续改善模型的设置，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
保持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力，要充分发挥制度变迁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从新古典增长方程测算经济潜在增速，考虑人工智能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我国未来一个阶段的合意经济增速将随着资源禀赋、环境要求、增长限制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经济增长未来五年的合意经济增速将从2021—2025年的5.25%逐步降至2026—2030年的4.63%附近，且增长趋势缓慢下降。人工智能的发展，超过一定“阈值”之后，可能使得我国在“十五五”期间的实际经济增速要高于新古典模型的测算。
同时，为了应对部分时期可能出现的局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景，我们将GDP分为资本收益和非资本收入两个部分，按照目前的资本收益（32万亿）和全社会总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675万亿）测算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在按照过去三年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平均下滑速度来推算未来几年的预测水平，我们发现，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出现重大技术突破和产业跃迁之前，我们可能会因为持续下滑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而出现投资、消费等领域的有效需求不足。具体规模的测算，每年为实体经济新增3万亿—4万亿有效需求，保证国民经济正常循环，以稳定增长的时间，创造足够的新增就业，换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同时，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增速不会出现急剧下跌。保持经济增长活力、维持改革的积极性，需要调动经济体微观参与主体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激励相容”制度。
保持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力，要充分发挥“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后发优势，积极调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观能动。新制度经济学从变迁发起者的角度区分制度变迁的模式。变迁者选择制度安排的主要根据是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如果两种制度安排提供的服务数量相等，那么交易费用低的制度安排或者能提供预期收益多的制度安排可能会被采用，这种以利益驱使为基点的变迁被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但在现实中，制度的变动并非都是受新的获利机会所驱使，有的制度变迁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这种以权力推动为基点的变迁被称为“强制性变迁”。在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下，人们可以在法制框架下自由追逐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合法利益，会为了响应获利机会自下而上地创设或改变制度。这种变迁花费的时间较长，但由于变迁主体对于新制度的发展路径与效益有明确的预期与理解，所以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相比较而言，强制性变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迁过程，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变迁主体是国家（由政府完成），国家发动制度变迁不是简单由获利机会促使的，而是常常受高层权力执掌者的知识积累、变迁给其带来的“成本－收益”比较及实施能力等的影响。
纵观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局和方向性的谋划基本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范畴，最高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开启并坚持改革。相比而言，细节和局部的制度变迁更多来自各类微观主体的试验和创新，大体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范畴。过去的改革过程中，经济增速较高，风险整体较小，全民能较为顺畅地分享经济发展和改革红利，因此很多改革措施与各阶层之间的利益趋于一致，改革的动力机制也是激励相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逐步回落到中高速增长，经济和金融风险增加，资产和金融领域泡沫化趋势显现，实体经济经营困难。当经济的“蛋糕”增速减缓，资产泡沫促进阶层固化的时候，需要更加注重微观主体的改革创新和改革机制摸索，尽量考虑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这样才能使得改革的动力机制更加稳健，造成的社会影响更为积极和谐。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结合我们传统的体制和后发优势，有利于在一些关键领域迅速看到改革的成效。广大微观主体更多地发挥诱致性制度变迁，照顾到最具有市场经济活力部分的积极性，给予这部分活力以改革创新的时间和空间，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长持续向上的基础之一。
（编辑 尚鸣）
中国《中共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七大发展目标，涵盖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美丽中国建设、国家安全等维度，并部署了12项重大战略任务，这是中国在复杂国际环境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制定的重要战略蓝图，其编制和实施将对中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产生深远影响。
“十五五”时期的两大主线
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五五”规划的重点发展方向转向依靠消费，扩大内需和创新拉动的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性跃升，成为“十五五”时期的两大主线，彼此相互牵引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规划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两大目标，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源头破除内卷，提高产能利用率、资产周转率和投资回报率。当前中国在技术创新上突飞猛进，《中国制造2025》目标达成率高达86%。2025年，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首次跃升至第10位，比2020年上升4位，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列全球第一。“十五五”时期，中国“基础研发支出占比”这一指标将会大幅提升，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高基础研发强度，突破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卡脖子”难题，并积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式增长。
就具体路径而言，“十五五”时期中国将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等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未来十年中国“高质量增长”核心驱动力将是创新、效率提升与技术进步。预计将继续设定研发投入年均增速7%以上的目标，到2030年推动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3.2%，在美国技术限制持续的背景下，中国将继续向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及“卡脖子”技术领域倾斜资源，以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提振内需方面。2021—2024年，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86.8%；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平均贡献率为59.9%，比“十三五”时期提高11.1个百分点。为实现经济更可持续、更均衡增长，新规划对消费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强调，以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通过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内需主导作用，降低外部冲击对经济的不确定性，提升发展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十五五”期间采取的措施包括：提高居民收入与消费信心、增加财政支出以完善社会保障、扩大“高品质”消费供给（尤其是服务消费）、优化消费场景，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破除消费领域行政壁垒与限制、加大消费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十五五”规划继续维持“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基本同步”的目标，同时，“以人民为中心”，加大民生投入与完善社会保障。2025年9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强调，经济发展成果应更充分、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深化对外开放是“十五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十五五”规划》强调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统筹布局建设科技创新、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等重大开放合作平台；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国民待遇，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过去五年，中国已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并放宽了金融业外资准入。“十五五”规划将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重点领域包括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文旅、体育、金融。另一方面，新规划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向海外转移部分产能、更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并与国际竞争对手展开竞争，尤其在新能源汽车、电池、高端装备、电子商务、新型消费品等中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新兴领域。
塑造两岸合作新模式
当前，两岸正处在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特殊时刻，两岸加强产业合作不仅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现实需要，更是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机遇的战略选择。“十五五”规划对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遇，两岸产业界需要在产业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企业互利共生上，找出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塑造两岸产业合作新模式。具体可在三个方面努力：
（一）两岸企业加强合作提升两岸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稳定
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已成为新常态，未来两国的贸易争端也将长期化，即使两国达成贸易协议，两国科技主导权之争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面对中美博弈，台资相关业者正在转移生产地点，分散市场，采取避险策略。必须指出的是，台资企业已深度融入大陆产业链，被迫退出大陆的台资企业事实上面临的产业链供应链重构风险更大，随着地缘政治博弈深化，美国实施“对等关税”和“转口惩罚关税”波及全球，技术限制、贸易壁垒、产业配套环境不佳等挑战外移台资企业的供应链安全稳定。美台贸易协议要求台湾对美投资金额高达2500亿至5000亿美元，约占台湾2024年生产总值的44%至69%（7969.04亿美元），以及2025年10月外汇储备的58%至92%（6002亿美元）。美国还要求台湾半导体先进制程加速在美落地，美国步步紧逼，希望50%高端芯片在美国生产，特朗普甚至要求90%乃至全部高端芯片在美生产，台湾高科技产业面临被美国掏空的危险。台湾企业只有加强两岸合作，依托大陆庞大市场规模和完整产业体系，构建更加坚韧的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才能在安全与效率、开放与自主的复杂平衡中实现发展。2021—2024年，大陆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5.4%，占全球比重接近30%，规模连续15年位居全球首位，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为世界第一，两岸在许多产业领域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例如，在半导体产业，中国台湾地区在芯片制造等环节技术先进，而大陆拥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和日益提升的研发能力。在“十五五”期间，两岸应深化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协作，通过增链、补链、强链，提升两岸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二）两岸企业合作抢占全球科技创新高点
全球经济增长动能趋弱，传统产业存量竞争日益激烈，同质化、内卷化特征凸显。而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兴产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大陆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为两岸产业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十五五”规划》提出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台湾产业在半导体、精密机械等领域的优势，与大陆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高度契合。两岸应携手加快科技创新，发挥各自在创新研发、市场纵深上的优势，积极开展合作，优化配置创新要素，打造差异化、高性价比的市场供给体系，共同挖掘和创造更高维度产业价值。两岸产业界要打通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工艺优化、市场应用等环节，形成体系化的创新优势。为此，两岸可以打造两岸产学研创新合作平台，联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加强标准互认与专利共享，加强人工智能在产业中的应用合作，完善人才、资本、数据等创新要素协同配置体系。
（三）推动两岸产业数字化转型，共塑两岸产业新市场
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两岸在信息通讯产业领域合作由来已久，两岸贸易约七成为数字经济相关货品。这为深化双方数字经济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内地海量数据资源及丰富应用场景与中国台湾地区半导体及服务器等优势产业高度互补，有利于台企、台商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深度融入内地产业链、供应链。通过数字化转型，传统制造业将实现生产过程的高度智能化、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两岸企业可以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在数字文创、电子商务等领域，两岸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可以充分发挥两岸各自的创意和市场优势，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文化产品和电商平台。两岸企业可以合作拓宽数字经济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共建更加强韧、更加健康、更具包容性的两岸产业共同市场，还应把握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积极构建以中国市场和产业体系为依托，向“一带一路”区域延伸的两岸产业链供应链，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比重已由2020年的29.1%升至2024年的50.3%。
《“十五五”规划》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完善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布局，提升中欧（亚）班列发展水平，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化贸易、投资、产业、人文务实合作，拓展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卫生健康、旅游、农业等领域合作新空间。两岸企业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在智能化生产及个性化定制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共享“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在全球合作中实现更大范围的市场循环与资源配置，改变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局面。
（编辑 季节）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将面临比以往更为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交汇，将以更为激烈的方式演化升级，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要围绕开放、增长、民生、安全四条关键主线，科学把握“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大逻辑，实现“以开放联通世界、重塑规则，以增长行稳致远、重塑动力，以民生承载初心、投资于人，以安全守护底线、护航发展”。
一、开放逻辑：重塑与世界的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十五五”时期，我们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地缘冲突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如何在新形势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是世界大势、时代潮流，越是面对外部风浪，就越要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
为此，必须谋划好、回答好“中国需要怎样的世界、世界需要怎样的中国”“在全球治理规则‘真空期’，中国应当如何经略大国关系，又如何推动全球化走出逆流”等一系列时代课题；同时，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对外开放格局如何调整，各地方应如何因地制宜地把握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路径和锚点，在国家对外开放的资源通道、商品通道、设施通道、制度通道建设中如何进一步提高韧性，如何构建高效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以及如何保护好海外资产和海外利益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十五五”时期，对外开放的核心任务是重塑与世界的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着眼于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战略部署，我国将通过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推进改革创新，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并通过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推进中国品牌出海，迈向更深层次的全球化，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二、增长逻辑：重塑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推动经济动能接续转换
实践证明，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没有总量、没有速度，只会让局面更加复杂。“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已经出现深刻变化，经济发展将由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社会预期和有效需求相对低迷的局面难以根本扭转，实际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确保经济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速，将成为“十五五”时期的重要目标。为此，“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任务是，重塑动力机制，推动动能接续转换，要从供需双侧发力，要向改革要动力。
第一，抓住新型消费和有效投资，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十五五”时期，要把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拓展新型消费结合起来，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畅通新需求与新供给的新循环。当前，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日益多元且注重品质体验，消费趋势加速向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其中，数字消费、文旅消费、国潮消费、悦己消费、知识消费、健康消费等将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培育新型消费的重点方向。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投资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投资也需要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要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投资对扩内需、稳增长、促转型的带动作用，引导投资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倾斜。其中，科创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和应急基础设施等与“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契合，如以气候变化为逻辑起点，以提升城市韧性、提高国民应急能力和素养为场景的新投资，将成为“十五五”时期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领域。
第二，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新材料、海洋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是“十五五”时期引领经济发展的新支柱、新赛道，也是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所在；“新一代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将是驱动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增长引擎；而运用新技术、新理念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塑传统产业竞争新优势，将是“十五五”时期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抓手。
第三，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激发全社会发展动力活力。解决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必须依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是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关键抓手。其中，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应对未来全球复杂严峻形势、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前瞻性战略；深化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提升人力资源对高质量发展贡献的关键支撑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夯实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实基础；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化财政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三、民生逻辑：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促进人力资本全面提升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而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坚持以人为本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其最本质的要求，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持续地提升人力资本并据此获得高质量就业的机会，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当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放缓、动力减弱、预期乏力等“阵痛”，经济和产业对就业岗位的承载能力越来越低，特别是就业质量呈现“频繁转岗、非正规化”的特征，叠加人工智能和智能体等应用的冲击，不同层面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被“贬值”甚至被“替代”，结构性失业和就业质量下降问题或将成为“十五五”时期最大的隐忧之一。
“十五五”时期民生发展的核心任务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创造高质量就业。为此，必须深入思考几个重大问题。一是从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全局出发，如何提升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就业容量。二是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和数智时代的大趋势下，广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如何更新和优化，以及公共政策应当如何把握共同富裕的战略导向。三是从强国建设全局出发，如何围绕提升国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推动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十五五”时期，建议以提升人力资本为目标制定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创新政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畅通社会流动渠道，让每一个就业岗位都成为孵化和培育人力资本的载体，让产业链成为涵养人力资本的平台，让科技创新成为激发和延伸人力资本的动力。
四、安全逻辑：积极应对各类安全风险，切实统筹发展和安全
“十五五”时期，全球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复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各类安全风险挑战对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韧性、人民财产安全造成的冲击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在突发性、复合型灾害频发的背景下，从城市的排水防洪系统、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再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和公共卫生健康，迫切要求我们必须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适应和谋划，大力提升甚至超前建设应急能力，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安全与发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强化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和重要专项协调机制，提高应急应变效能”“夯实国家安全基础保障，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重大基础设施安全，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加强国防战略预制，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加强后备力量建设”等。“十五五”时期，安全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将安全理念、安全技术、安全标准嵌入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各方面、各领域、全过程。要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编辑 宋斌斌）
从1953年开始至今，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4个五年规划（计划），其中，“一五”至“十五”被称为五年计划，从“十一五”开始改称五年规划。国家发展规划是对传统体制下国民经济计划的继承、变革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确保国家发展规划发挥作用，就要实现规划目标与各级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目标相结合，使前一目标转化为后者主动追求的目标，由此派生出国家发展规划的目标治理体制；这一体制包含目标确立、传导机制和对其起支撑作用的政策协同机制。目标确立和传导机制的功能是确立规划目标，将规划目标传导、分解到各级政府，并对市场主体产生引导规范的作用。政策协同机制的功能是将国家发展规划与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相结合，以确保规划目标与各级政府和企业目标相一致。
绿色发展成为国家规划的重要目标
自“九五”计划（1996-2000）以来，在党中央方针和国家战略指导下，国家发展规划引入了绿色发展目标，并发挥了协调社会分工格局、构筑激励机制的作用。一方面，在规划的引导下，各类资源向规划所要求的绿色发展目标集中配置，推动了国民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另一方面，体现绿色发展的规划目标与市场微观主体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相结合，前者在这种结合中居于相对主导地位。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绿色发展逐渐成为国家发展规划中的重要目标。1996年，“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之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确定为“九五”期间经济工作的重点，明确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环境和生态保护，提出到2000年“力争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的具体目标。“十五”计划继续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要高度重视人口、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抓紧解决好粮食、水、石油等战略资源问题”，并制定了改善城乡环境质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2000年减少10%等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十一五”规划区分了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此后绿色生态类约束性指标始终在国家发展规划指标体系中占据重要比重。例如，“十三五”规划确立了13个约束性指标，其中有10个是绿色生态指标；“十四五”规划确立了8个约束性指标，其中有5个是绿色生态指标。
国家发展规划与企业发展战略有机结合
国家发展规划中的绿色发展目标，通过目标传导机制影响各级地方政府的规划。例如以广东省和深圳市为例，自“九五”计划以来，这两级政府在历次五年计划（规划）中提出了各自的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目标。国家和地方规划目标的上述变化，最终影响到以比亚迪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或民营资本的发展战略。
2025年，在《中国科学院院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王传福回顾了他所领导的比亚迪公司的发展战略：“比亚迪每一次关键选择，从电池制造到新能源汽车，从城市公交电动化到绿色大交通，都是紧扣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敢于提前布局，坚定长期投入。”1992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致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提出要充分考虑燃油汽车对环境的影响问题，建议国家直接开展对新能源汽车的研究和制造。在“八五”和“九五”期间，科技部开始研究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和技术突破问题。上述政策背景推动了比亚迪公司的战略变革。比亚迪创立于“八五”期间的1994年，最初专注于二次充电电池的生产，“十五”期间的2003年开始转向新能源汽车产业。比亚迪的这一战略选择，一方面基于自身在动力电池技术领域的多年积累，另一方面与国家发展规划的绿色发展目标以及发展新能源汽车的产业政策紧密相关。在阐释比亚迪的发展战略时，王传福曾提出“三个70%”的论断，即“我国70%石油依靠进口，而进口石油的70%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我国70%的石油用在了各种汽车上。”他认为，这种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局面是难以持续的，未来必然要进行一场能源方式的革命，电动汽车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最佳选择。
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在于掌握核心技术，尤其是电池技术。针对三元锂电池依赖稀有金属、存在资源安全风险的问题，比亚迪坚持选择了磷酸铁锂电池技术路线。2006年，比亚迪推出全球首款搭载磷酸铁锂电池的纯电动汽车。2008年，比亚迪推出全球首款量产插电式双模电动车F3DM。在发展过程中，比亚迪不仅积极响应国家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关于摆脱能源进口依赖、发展新能源汽车的目标任务，而且对国家战略作出了创造性解读，将国家战略内化为企业自身的战略，而不是以短期利润为唯一导向，成为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耐心资本，最终推动了我国电池及新能源车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比亚迪的发展不仅是响应国家战略的结果，而且与地方政府的规划目标实现了对接。比亚迪F3DM上市时，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尚处于起步期，面临充电基础设施不足、消费者不信任以及销售价格偏高等制约因素，私家车市场拓展受阻，企业亟须调整发展方向。深圳市“十一五”规划提出“积极发展电气化公共交通”的目标，为比亚迪带来了机遇。王传福发现，公交车和出租车的尾气排放量显著高于私家车，并且公交车路线是既定的，便于建设固定充电站和维护点，特别适合电动化发展。2010年，王传福在世界电动车大会上阐释了“城市公交电动化”战略，即实现城市出租车、公交车的纯电动化。这一构想与地方政府规划高度契合。到2012年底，深圳有超过800台比亚迪e6纯电动出租车和200台K9纯电动公交车投入运营，其中电动公交车完全由政府采购。
2022年，比亚迪宣布停止生产燃油汽车，成为首个停产燃油汽车的世界500强企业。比亚迪的战略转型，得益于以规划目标为依据的政策协同机制的支持。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层面来看，以“十一五”期间的2009年为分界线，这种政策协同机制先后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八五”计划（1991-1995）到2009年，是比亚迪政策协同机制发挥作用的第一阶段，其主要在供给侧发挥作用。“八五”时期，科技部开始研究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和技术突破问题。“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安排了“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产业工程项目”，广东省是该项目的主要承担单位之一。1997年，比亚迪主持的镍氢蓄电池项目被纳入广东省电动汽车重点攻关项目。“十五”至“十一五”时期，以国家计委、科技部等部委为主导，我国基本掌握了电动汽车的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了15万辆电动汽车整车和关键零部件生产能力，新能源汽车产业初具规模。
2009年以后，进入政策协同机制发挥作用的第二个阶段，即主要在需求侧发挥作用。通过2009年启动的“十城千辆”电动汽车示范应用工程，以及2010年开展直至2022年才完全取消的私人购车补贴政策，新能源汽车应用规模持续扩大。2022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显著提升，主要动力来自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快速增长。
除了国家层面推行的产业政策外，深圳市的产业政策也对以比亚迪为代表的汽车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在公共交通领域，借2011年“大运会”契机，深圳市积极推广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为纯电动出租车免费上牌，节省了高额营运牌照费用；通过“融资租赁、车电分离、充维结合”模式，使电动大巴全生命周期成本低于燃油大巴；并建设了智能管理充换电网络。“大运会”期间，深圳市政府共采购2011辆新能源汽车，包括比亚迪生产的200辆K9电动公交车和300辆e6纯电动出租车。赛后“深圳经验”在全国推广，比亚迪获得了更多公共采购订单。在私家车市场，深圳作为首批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城市，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又追加地方补贴，提高购车激励。在多维度政策协同下，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在“十二五”时期明显上升，2015年年销量突破6万辆，成为全球第一。
比亚迪公司发展战略的演变，顺应了“九五”以来国家发展规划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环境和生态保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体现了国家发展规划与企业发展战略的有机结合，有利于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发展绿色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编辑 宋斌斌）
我国县域数字乡村建设已跨越起步探索阶段，迈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目前部分市县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数字平台“小、散、乱”现象突出，“数字孤岛”问题频发，平台统合能力薄弱；同时，数字技术服务主体资质与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数字上墙”“数据悬浮”等低水平数字化问题普遍存在，未能有效转化为驱动乡村发展的“创造型数字经济”。为此，亟须通过明确的顶层设计、引入优质服务主体、打通数据壁垒等靶向举措，推动县域数字乡村建设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切实赋能乡村振兴。
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短板
规划统筹短板：缺乏整体规划，平台“小、散、乱”问题突出
中央已出台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指导方针与支持政策，但在县域层面，对“如何建、谁来建、建什么”的核心问题仍缺乏清晰认知，尚未形成针对性的专项部署与整体规划。受县、镇、村三级联动机制缺失的影响，多地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无序建设态势。从成本来看，村级数字平台建设费用约10万—30万元，县市级平台建设费用普遍达到300万—500万元；后续维护成本同样高昂，村级平台年均需投入数万元，县市级平台则需投入数十万元。这种低水平重复投资不仅造成财政资金的严重浪费，更催生了“数字化面子工程”。例如，部分县域下辖村庄产业结构单一，基本以传统种植业为主，无规模化特色产业，且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留守人口多为老人、儿童），本身并无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质需求，却仍投入数十万元建设数字乡村治理平台，建成后的平台功能，仅包含基层党建宣传、人口信息统计、网格化管理公示等简单模块，既无助于解决村庄实际治理难题，也无法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最终成为“闲置平台”，数字平台建设的有效性无法体现。
基础设施短板：数字基座薄弱，平台统合能力不足
信息基础设施是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基石，《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明确提出 “协同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要求重点推进农村公路、水利、电网、农产品冷链物流及追溯体系的数字化改造。但从调研情况看，当前县域数字乡村建设虽以县域为主要探索单元，但基础设施仍存在明显短板：在硬件层面，各地的投入集中于光纤网络、移动通信、数字摄像头等通用性设施，而智慧农业传感器、电商冷链仓储、智能分拣设备等专用性数字设施的布局要么缺失、要么滞后，应用场景仅局限于治安监控、政务公示等有限领域。例如，部分县域农村虽实现“光纤入户”，但网络带宽不足，难以支撑电商直播、智慧农业远程操控等对网速要求较高的场景；在软件层面，县域缺乏统一规划的数字基座，各类非标准化数字平台分散开发。以陕西省某县为例，四大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广电）各自开发数字支撑平台，不仅增加了财政负担，更导致数据格式不兼容、资源无法协同、服务难以统一的“数字孤岛”问题，为后续数据整合与业务拓展设置重重障碍。此外，数字基础设施的维护更新机制缺位，部分设备建成后缺乏后续投入而老化失修，无法适应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动态需求。
产业赋能短板：重治理轻经济，数字化生产支撑不足
数字治理与数字经济是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两大核心抓手，二者本应相互支撑、形成良性循环，但在基层实践中却出现“重治理、轻经济”的失衡倾向。部分县域政府将数字治理等同于数字乡村建设，将大量资金与精力投入环境监测、养老服务、交通管控、平安建设等治理领域，对智慧农业、农村电商、县域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等经济领域的投入则严重不足。例如，某县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斥巨资打造智慧治安监控系统，却对本地特色农产品电商平台的建设与运营缺乏支持，导致农产品销售渠道狭窄，农民增收乏力。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县域政府，不仅对数字经济的赋能路径认知不足，甚至尚未掌握数字治理的核心逻辑，其数字乡村建设仅停留在“纸面数据大屏化”层面——将土地、人口、资产等纸质信息转化为屏幕可视数据，既未实现治理流程的优化，也未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最终导致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流于形式。
服务供给短板：技术主体资质参差，场景适配性不足
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离不开专业技术服务主体的支撑，而乡村社会的特殊性与农业产业的复杂性，对服务主体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热潮下，部分对“三农”领域缺乏认知的企业摇身变为“数字技术服务商”。这类主体沿用城市数字化的服务理念与模式，不了解县域乡村的实际需求与使用场景，难以提供具有“乡土适配性”的专业性服务，直接导致“数字悬浮”问题。例如，在河北省部分县域，存在数字企业本身并无成熟的数字乡村技术解决方案，既缺乏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技术，也无相关项目落地的实际经验，却通过返聘方式，聘请当地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等部门退休干部加入公司任职，或高薪聘请其担任“政策顾问”，利用退休干部的人脉资源与对本地政务流程的熟悉度，获取数字乡村平台建设项目。此类企业中标后，往往通过简化功能、降低建设标准等方式来压缩成本，交付的平台多为“模板化”产品，无法适配当地农业生产与乡村治理需求。这种纯粹以“逐利”为目标的投机性经营，不仅导致县域数字乡村项目质量低劣，更挤压了真正具备技术实力、专注农业数字化服务的优质企业的生存空间，引发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严重破坏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市场生态。进一步削弱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实际成效。
数据利用短板：要素价值未释放，共享流通机制缺失
县域涉农数据利用瓶颈，严重制约数据要素对乡村产业的赋能作用。一是技术应用层次较浅、深度分析能力欠缺。多数县域尚未建立适配农业场景的专业数据分析体系，仍依赖基础工具进行数据汇总，难以实现气象预警、产量预测等精准化应用，与先进地区通过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的动态推演能力存在明显差距；同时，兼具农业知识、数据技能与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匮乏，部分县域虽然已完成数据归集，却仅能输出基础统计结果，无法像湖北省秭归县那样通过数据建模优化生产管理、拓展产业增值服务。二是价值转化机制不畅、应用场景覆盖不全面。数据利用更多集中于农业生产端基础指导，对加工、流通等产业链下游环节的支撑不足，导致部分地区因产销数据衔接不畅增加产业损耗；政企间数据协同缺乏有效机制，市场主体掌握的消费需求数据与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数据难以互通，且数据要素市场化路径尚未打通，无法实现如浙江上杭那样的“数据回流”增值效应。此外，数据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善。数据共享过程中对敏感信息的保护措施不到位，易引发农民个人隐私泄露、企业商业机密受损等问题，进而降低各方参与数据共享的积极性，形成“不敢共享、无法有效利用”的非良性循环。
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的靶向施策建议
破解规划短板：强化县域统筹，完善三级联动规划体系
针对县域层面专项规划缺失的短板，需在完善国家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加强对县域的规划引导，推动各市县制定“县－镇－村”三级联动的数字乡村建设规划。规划编制需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如农业主导产业、旅游资源、生态特色）与发展阶段，避免 “一刀切”与盲目跟风。例如，农业主产县域可重点规划智慧农业项目（如物联网灌溉、病虫害智能监测），旅游特色县域可聚焦数字化旅游服务（如智慧导览、线上预订），确保规划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同时，建立规划实施的全过程监督评估机制：组建由政府、专家、村民代表组成的评估小组，定期对县域项目进度、资金使用、实际成效进行考核，对偏离规划、低效浪费的项目及时调整，从源头杜绝“数字化面子工程”。
破解设施短板：补齐基座弱项，构建统合兼容的数字基座
以“通用性与专用性协同、硬件与软件联动”为原则，全方位弥补县域数字基础设施短板。一方面，在巩固光纤网络、移动通信等通用性设施的基础上，加大对专用性数字设施的投入，根据县域产业特点，在农产品主产区布局智慧农业传感器、智能分拣设备，在物流节点建设数字化冷链仓储，在电商集聚区完善直播带货配套设施，推动基础设施与县域产业需求精准匹配；另一方面，构建统一且灵活的县域数字基座：制定全省（市）统一的数据标准与技术规范，推动县域内各部门、各企业的分散平台互联互通；建立区域级县域数字乡村综合服务平台，整合政务服务、电商运营、农技指导、物流跟踪等功能，为村民与经营主体提供“一站式”服务。建立基础设施的长效维护机制，将维护费用纳入县域财政预算，定期开展设备检修与技术升级，确保设施长期稳定运行。
破解产业短板：推动治理与经济协同，强化生产领域数字化赋能
破解产业赋能“重治理、轻经济”短板，从理念与实践两方面发力。在理念层面，通过组织县域基层干部赴江浙等先进地区考察学习，开展数字乡村专题培训，帮助干部深刻理解“数字治理是手段、数字经济是核心”的逻辑，树立“治理为经济赋能、经济为治理筑基”的协同思维；在实践层面，一方面优化县域数字治理场景，推动治理流程数字化转型——例如，通过“一网通办”简化政务服务流程，通过“智慧网格”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效率，让数字治理真正惠及民生；另一方面加大县域数字经济领域投入：设立数字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县域农业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联合电商平台开展“农村电商带头人”培训，培育县域本土电商团队；推动县域传统产业（如农产品加工、乡村手工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开发定制化产品与服务，拓宽产业增值空间。
破解服务短板：规范服务市场，引入专业适配的技术主体
构建“政府引导、专家评审、市场竞争”的技术服务主体筛选机制，弥补县域服务供给短板，提升服务质量与场景的适配性。首先，明确服务主体的准入标准：从“三农”服务经验、技术研发能力、项目落地案例、后续服务承诺等维度设定门槛，杜绝 “无经验、无资质”主体进入县域市场；其次，建立多方协作的评审机制，对参与投标的服务主体进行综合评估，优先选择能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的主体——例如，广东省朗沙社区在数字乡村治理平台开发中，正是通过严格筛选聚焦“需求适配”的技术服务主体，该主体深入调研当地产业发展特点与外来人口居多的社区，围绕当地治理痛点构建“问题－技术－治理”的循环机制，最终开发的平台并非通用模板，而是针对社会治理的难题提供精准技术解决方案，有效提升了治理效能；最后，加强服务过程监管：建立服务质量考核体系，从项目进度、功能实现、用户满意度等方面进行动态评估，对服务不到位、弄虚作假的主体列入“黑名单”，保障县域数字乡村项目的落地质量。
破解数据短板：激活数据价值，建立安全可控的数据共享机制
以“安全与效率并重”为原则，构建县域涉农数据共享流通体系，破解数据利用短板。一是深化技术应用与人才培养：加大对农业数据分析技术的投入，建立适配农业场景的专业数据分析体系，引入数字孪生、大数据建模等先进技术，提升气象预警、产量预测等精准化应用能力。加强对农业数据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与引进，鼓励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培养既懂农业知识又具备数据技能的人才，为数据深度分析和应用提供人才支撑。二是完善价值转化与协同机制：拓展数据应用场景，不仅要关注农业生产端，还要加强对加工、流通等产业链下游环节的数据支持，通过建立产销数据对接平台等方式，减少产业损耗。建立健全政企间的数据协同机制，搭建数据共享平台，打通数据要素市场化路径，实现消费需求数据与公共服务数据的互通，促进“数据回流”增值效应，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三是强化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实施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建立健全覆盖数据采集、归集、存储、共享、使用、销毁全链条的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各环节安全责任主体。依据数据价值密度与敏感程度进行分类分级，采用数据脱敏、加密传输存储、基于角色的最小权限访问控制等技术手段，对不同等级数据实施差异化安全策略。
县域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支点与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数字技术破解县域乡村发展的痛点难点，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县域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的规划统筹不足、基础设施薄弱、产业赋能滞后、服务供给不足、数据利用低效等短板，本质上是“数字技术与县域乡村实际需求脱节”“短期政绩导向与长期发展目标失衡”的体现。解决这些短板，既需要强化县域层面的统筹规划，推动基础设施与产业需求、治理需求精准匹配；也需要通过规范市场、激活数据、协同治理与经济，让数字技术真正融入县域乡村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唯有坚持“以农为本、实用为王”的原则，避免盲目投入，真正推动县域数字乡村建设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切实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发展动能。
（编辑 季节）
制度创新：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改革深水区攻坚战
利益固化的结构性矛盾制约
中国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只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所谓“帕累托改进”推进空间已基本不复存在，当前经济发展中所触及的矛盾，呈现“多元复杂演变”特征，形成历史性的考验：一是利益主体多元，涉及中央与地方、部门与行业、国企与民企、内资与外资、公权主体与私权个体等多重博弈；二是利益链条复杂，既包括传统产业既得利益，也涉及新兴领域既得利益，既有体制内各类主体的既得利益， 也有体制外各类主体的既得利益，既有国内视野可见的不利于推进共同富裕的利益摩擦和阻碍，也有国际视野可见的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利益掣肘与争端；三是利益分配机制纷繁演变，例如财政税收、政府转移支付、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资源匹配、部门审批权与收费权、土地指标切分，公检法行权等政策工具和公共权力运作，都可能形成路径依赖、机制扭曲、明规则惰性和潜规则勾连。深化改革要“啃硬骨头”，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改革深水区如何面对卡点堵点和风险点去攻坚克难，为优化总体资源配置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焕发活力、实现高质量升级发展。
突破路径的选择：制度机制进行重构
建立上下互动、中央督导、动态优化改革推进机制。自上而下翔实地编制各部门、各政府辖区落实5年期300多项改革任务的实施方案与细则，并检查督导贯彻落实情况；鼓励部门、地方、基层自下而上的改革探索，及时交流和推广好的经验。应把对改革的评估，纳入中央已明确要求的政府行为全过程进行绩效考评，防范局部返贫、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等重点工作，都应把政策与改革紧密结合，将调控寓于改革之中，寻求标本兼治而体现治本为上。对拖延、阻碍改革的部门、工作环节，实行绩效扣分，对取得创新突破的单位和工作人员，给予财政奖励。
强化制度机制创新中的容错纠错机制。细化“三个区分开来”的实施细则，结合官员政绩考评，建立改革风险评估与独立第三方专家团队的评价机制，允许改革举措有一定的“时效期－观察检验窗口”，按照中央文件早已表述的“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取向，注重对主持和锐意推动改革者解除其“后顾之忧”。
积极推动合理构建行业、企业和区域间的利益共享。通过“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将头部企业技术优势、融资信誉优势与中小企业制造和服务能力有机结合，形成产业链利益共同体和供应链金融增信的共享发展。又如，总结化解和克服“新三件”行业与电商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初步经验，积极发展行业内的和跨行业、跨区域的协商协调、共荣共享利益平衡机制。再如，运用横向“生态补偿”等创新机制，针对绿色低碳共享发展中，水系上下游区域或环湖沿岸不同区域间项目开发的矛盾冲突问题，实现利益协调，共同发展。
把有效、有序市场与有为、有限政府进行优化结合，形成“守市场决定论之正、出政府作用论之奇”（“守正创新”“守正出奇”）的资源配置优化局面。上海自贸区成立时，已明确提出“企业负面清单”和“政府正面清单+责任清单”的原则体系，应真正贯彻，从而实现“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让企业真正“活起来”并以长期主义“耐心资本”行为模式，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升级发展。
实现“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行百里者半九十”，深化改革最大的潜在风险可以说是面对“爬坡过坎”时的“不进则退”。最关键的制胜之道，是在历史进程中考验性的临界瓶颈区，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使制度创新作为现代化列车“第一动力”的牵引火车头，取得中央所部署的全面改革任务的决定性成果，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跃迁式发展局面。
技术创新：数实融合的头部引领与生态构建
头部企业引领机制缺陷
当前数实融合的科技创新，还存在着“三个脱节”问题：一是技术研发投入与产业应用需要脱节。部分央企前端研发投入占比可达营销收入40%，但后端成果转化率偏低（不足15%）；不少民企顾虑较多，面对不确定性因素，不敢仿效华为模式做出大比重研发投入；为数不多但有全局性影响的数字化平台公司，在“完成整改”后，还亟须消解疑难、抖擞精神，实现急起直追的发展新局面，这需要得到鼓励和必要的窗口指导，增加研发投入，支持实现“从0到1”的原创突破。二是创新联合体运行机制，往往与“政产学研金用”合作项目脱节，容易存在“形似0而实不合”现象。三是标准制定与市场应用脱节，5G、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存在“标准先行、应用滞后”困境，而中央明确指导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以后的“数据资产入表”，但标准规则体系迟迟未能出台，存在指导实际操作的细则规范付诸阙如的问题。这都可能酿成与积累不利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风险因素。
突破路径建议：构建创新生态体系
头部企业带动，实施“揭榜挂帅 2.0”等创新。在高端芯片、高端工业软件等关键领域，建立“需求方出题、全社会解题”机制。如联想集团通过智库平台发布技术攻关榜单，吸引全球200余家科研机构参与，成功突破了智能生产线动态平衡算法。
打造“独角兽孵化器”。在积极鼓励国内国际的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主体入场支持科创突破的同时，政府设立专项产业引导基金支持独角兽、瞪羚企业，建立“头部企业+创新工场+风险投资”培育链条。如深圳南山区的“20+8”产业集群计划，已孵化出大疆创新等12家独角兽企业，正在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生态格局。
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加快建立数据的确权、交易、分配、安全等方面的一体化制度规则，培育数据经纪人等新职业。上海数据交易所推出的“数据产品挂牌交易规则”，已促成智能制造领域数据交易额突破50亿元，其经验值得交流推广。
产业升级：集群发展与营商环境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的痛点
调研显示，不少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发展和产业活力的提升，面对营商环境中负面因素的约束。不少企业遇到“五多五难”困境：一是有形无形的准入壁垒多，部分行业仍存在进入统一大市场的“玻璃门”；二是监管执法过多，某省中小企业年均接受检查达23次；三是融资成本高，专精特新企业平均融资利率达7.2%；四是知识产权保护弱，专利侵权案件平均审理周期长达18个月；五是政策落实难，某市的惠企政策兑现率不足60%。
我国现有占有“56789”比重和影响力的广大民营企业，要解决如何让这些民营企业把“定心丸”吃到位的问题。前一段曾产生明显负面效应的“远洋捕捞”、一味“倒查”的逐利式执法等情况，对市场信心造成的打击压抑，是值得特别重视的风险点之一，还应继续积极对症下药加以消除。
突破路径建议：打造“四维赋能”体系
立法赋能。坚决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加快制定《产业集群发展促进法》，明确集群认定标准、支持政策和监管规则。比如，河北省出台的《特色产业集群条例》，将共享智造纳入法定支持范围，提供了值得总结借鉴的实践经验。
监管赋能。推行“沙盒监管”模式，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构建包容审慎监管框架。比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施的“监管沙盒 2.0”，已允许20家企业开展自动驾驶测试。
金融赋能。发展供应链金融，建立“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的信用传导机制。比如，浙江“链主企业+政府引导基金”模式，已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融资超300亿元。
服务赋能。建设产业集群公共服务综合体，集成整合技术转移、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等服务。比如，苏州工业园区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已服务企业1.2万家次。
政府治理：破解体制内惰性和障碍因素
体制机制的矛盾表现
部门利益作祟，决策机制僵化。管理机构多而分散，政策设计制定往往存在“部门本位主义”，许多推诿、扯皮内在的逻辑，是“权力最大化，责任最小化”，监管事项上感觉没有麻烦可以体现自己政绩的一拥而上；感觉有棘手问题的则避之唯恐不及；一些领域存在“五龙治水，非旱即涝”，行政效率低下，形式主义积重难返等问题。比如，某省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因涉及8个部门协调，迟迟难以出台。这样一些惰性因素，必然构成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的治理与决策风险因素。
重形式轻实效走过场，执行效能层层衰减。普遍存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现象，以及大量“繁文缛节”。比如，金税工程已经走到了4期，却出现个人所得税的劳务收入完税，需要收入方个人以复杂得“令人生畏”的程序完成增值税代开发票，是从原来的发放单位一体化代扣代缴，出现明显不合理的倒退。又比如某市要求实现的企业减负政策，在乡镇层面被附加上12项之多的申报条件。
监督问责极化泛化，清规戒律过多过密。例如，某地因环保督察对200家企业实施“一刀切”停产；导致产业链中断损失超10亿元。又如，近年间加强纪检、巡视、监察工作，这一举措对反腐败和促规范发展有其必要性，但也出现过多的清规戒律、一线工作者往往动辄得咎、工作面临不应有的压力，形成干事者谨小慎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不敢试错创新的“为官不为”。
杜绝政府合成谬误与分解。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中财办韩文秀副主任做解读时指出政府行为必须纠正的“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是十分值得反思和警惕的教训，这也是极不利于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风险点。
突破路径建议：构建“四化”治理体系
以治理的数字化提升运作效率。建设“互联网+督查”平台，实现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全流程数字化监控，提高治理效能。比如，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上线以来，已整改问题12.3万个。
以考核的科学化追求务实有效。在纠正前些年发展中“以GDP单一指标论英雄”的偏颇之后，应尽快建立健全“GDP+质量效益+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的四维政绩考核体系。比如，江苏省将单位GDP能耗下降率纳入市县政绩考核，倒逼辖区产业结构优化。
以监督的精准化实现合理、有度的规范化。合理有度监管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摒弃形式主义，该管的坚决管住，不该管的应当放开，防止出现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应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升级版，对重点领域实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比如，上海市推行的“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提升监管合理化水平，使监管资源使用效率提升40%。
促进政府体系扁平化，改革行政架构，降低行政成本。应充分肯定早已经由决策层明确的“省直管县”改革方向，以基层普遍实行“乡财县管”为基础，匹配市县两级归入同一行政层次的省直管县改革，将中央-省-市-县－乡镇的五级实体层级，渐进扁平化为中央-省－市县三级实体层级，并适时下决心匹配大部制改革，以求实现精简机构、显著降低行政成本的突破。
微观管理：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制约因素分析
决策机制落后。企业作为竞争性市场主体，决策者以企业家精神准备承担失败风险是必然要求，但决策科学化又是应有导向，信息化时代为此具备了更为充分的市场预测、可行性研究、成本效益分析评估等决策支持手段。但不少企业投资经营决策，仍简单沿用“领导拍板说了算”模式而智力支持不足，导致投资运营因市场变化等原因而失败，总体上看，不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人才结构制约。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三个缺乏”：缺乏战略规划人才、缺乏技术创新人才、缺乏国际经营人才。
创新文化缺失。企业的活力来源之一是形成健康的企业创新文化，但囿于商业文明积淀与营商环境改善方面的不足、国民素质现实水平的约束，在中国已有的1.7亿个以上的市场主体中间，需承认多数企业文化建设缺失或水平不高。
突破路径建议：实施“三力提升”行动
决策力提升。借鉴华为、海尔的经验与模式，建立“市场倒逼决策”“耐心资本”机制。华为实行民主决策和权威管理平衡、技术创新与商业变革双轮驱动、“对着一个垛口不断冲锋”的长期主义决策行为模式，冲在国际竞争一线；海尔通过用户直连制造（C2M）模式，调动员工面对市场需求的创新积极性，将产品开发周期缩短50%。
人才力提升。引导实施“工匠培育计划”，建立“学徒制+技能认证”双轨体系，弥补技能型人才的短板。看具体案例，广东省“广东技工”工程，已培养高技能人才150万人左右。
文化力提升。构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企业文化，引导和鼓励设立创新失败补偿基金。比如深圳华为公司设立“蓝军机制”，对创新项目给予3次试错机会。
实施制度重构，构建突破体系
破解高质量发展卡点堵点风险因素，需要构建“五位一体”突破体系：制度创新要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技术创新要打造生态赋能体系，产业升级要优化法治化环境，宏观治理要破解体制性惰性，微观管理要激发内生动力。
通过实施“制度重构、研发赋能、环境优化、治理升级、文化培育”五大工程，我国经济必将能够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编辑 季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当前经济面临“供强需弱”的基本形势，而“需弱”的核心症结在于消费不振。2025年，中央采取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财政贴息等一系列提振消费的举措并取得积极成效。要从根本上解决消费问题，关键在于对收入分配进行改革。
提振消费需要破解三大核心问题：一是消费能力，二是消费意愿，三是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这三大问题分别对应三大部门和三大改革方向：消费能力与收入分配直接相关，居民有足够收入才能消费；消费意愿与公共资源配置尤其是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紧密相连，财政提高医疗教育养老支出规模以降低居民负担，居民就愿意消费；供给的适配性则涉及企业部门的市场准入与产权保护改革，唯有让企业生产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才能实现供需良性互动。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弥补房地产、基建投资等传统动能下行带来的缺口。但新动能在新科技发展背景下，尤其要防范就业与收入分化问题，这是每一轮科技革命都会面临的问题，也是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浪潮背景下需要前瞻应对的问题。一方面，科技进步大幅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和供给能力；另一方面，新动能的特点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部分劳动者难以融入新动能发展浪潮，进而引发就业与收入分化，进一步加剧了供需失衡——供给能力持续提升，但能够获得稳定就业和收入的群体占比相对下降，使得需求端增长乏力。因此，在这两大背景下，系统梳理我国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尤为必要。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从内部结构来看，三大部门中，居民收入占比最高、政府占比最低、企业居于中间，这与国际情况大体相当。2022年，中国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为62.2%，再分配调整后为60.8%，这一格局与国际基本情况大体一致。通过OECD数据库选取15个发达国家和4个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共同构成20个国家的样本进行对比，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实物调整后的再分配各环节，居民收入占比均处于主导地位。
图1 1992—2022年我国三部门收入占比变化（初次分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2 1992—2022年我国三部门收入占比变化（再分配调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表1 2022年各主要经济体居民、企业、政府部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
注：1.将其他经济体的非营利机构与政府部门加总得到广义政府部门。其中加拿大、南非、韩国三国因数据无法分离，非营利机构仍包含在居民部门内。
2.部分经济体未公布2022年数据，我们以最新数据替代，如巴西以2021年数据替代（下同）。
资料来源：根据OECD、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数据库整理
第二，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处于中等略偏低水平，主要是劳动报酬、财产收入偏低。但从时间序列看，收入分配格局持续优化，居民收入占比不断提高。初次分配中，我国居民收入占比62.2%，再分配调整后为60.8%，在20个样本经济体中，从高到低排列，初次分配排名第13位，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再分配后升至中等水平，但与美国相比，无论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占比均相差约10个百分点。
进一步分析，居民收入占比偏低的原因，核心在于财产性收入占比不足。分析我国劳动报酬的分配情况，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为53.1%，由于统计口径将农户、个体户收入纳入劳动报酬中，口径相对较宽，其他经济体将该部分收入列为与劳动报酬并列的混合收入、口径偏窄。经过调整后进行对比，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仍处于全球中等偏低水平。而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更为显著，我国财产性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仅为4.7%，在20个样本中排名第15，与美国相差约10个百分点，这一差距主要源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以及企业分红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2022年，我国财产性收入中76.2%来自利息收入，只有10.2%来自企业分红。而其他17个样本国家（俄罗斯、加拿大数据缺失）利息收入占财产收入的比例只有18.3%，红利收入占财产收入的比例高达54.9%。日韩两国的红利收入占财产收入的比重也分别达到30.0%和49.6%，远高于我国。
纵向对比来看，2008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已提升5个百分点，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从2008年的57.0%上升至2022年的62.2%；再分配后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从2008年的55.5%上升到2022年的60.8%。主要是2008年前后，我国资源禀赋与要素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08年以前，我国资本稀缺、劳动力相对过剩。2008年尤其是2010年之后，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74.8%见顶回落，劳动力由过剩逐步转向稀缺，推动劳动力价格上涨，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逐步提升。
第三，从企业部门来看，我国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在国际上处于偏高水平，在20个样本经济体中排名第5，与北欧高福利国家及日韩处于同一区间。2022年，中国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为26.6%，在20个样本中排名第5，高于样本均值22.0%，同期英国、美国等经济体均不足15%。
北欧高福利国家必然对应高税负水平来支撑公共服务，而大量公共服务多由国有企业承担，于是产生了较高的企业收入占比。日韩则为财阀经济主导，大企业议价能力较强。我国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偏高，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我国的公有制国家经济性质决定了重大时刻需要国企挺膺担当，国有企业在逆周期调节、抗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国企占比高；另一方面，这与企业分红比例偏低有关——国有企业上缴财政的资金比例有待提高，与挪威等北欧国家相比存在差距，上市公司分红水平同样有待提高，若上市公司分红率提升至40%，以2022年数据测算，居民收入占比可提升1.8个百分点，达到64%左右。
第四，从政府部门来看，呈现“低汲取、弱调节”两大特点。一是政府收入占比相对偏低，表现为“低汲取”。2022年，初次分配政府收入占比11.2%；经过再分配后，中国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仅为16.6%，在20个样本中倒数第3。这主要源于2015—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以来大规模减税降费，以及房地产调整导致相关税收下行。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为例，2024年为16.3%，预计2025年将进一步下降。需理性看待政府“低汲取”：宏观税负下降虽能减轻居民和企业负担，但并非越低越好，若政府汲取能力持续弱化，可能影响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或者支出刚性导致收支缺口，进而推升债务。因此，《“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相较于以往“稳定宏观税负”的表述，体现了政策要因时因势进行调整。
二是政府收入结构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占比低，对收入的调节功能偏弱。近年来，我国个人所得税规模大致在1.4万亿元，占税收收入的比重8%，不足10%，纳税人群仅数千万人，难以承担调节14亿人口收入分配的重任。若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可能进一步缩减纳税人群规模，削弱直接税的调节作用。此外，由于财产税体系尚不健全，遗产与赠与税尚未纳入正式议程，制约了政府收入调节功能的发挥。
图3 2022年各经济体直接税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注：部分国家数据缺失，俄罗斯以2019年数据替代、巴西以2021年数据替代。
资料来源：OECD、粤开证券研究院整理
图4 2022年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整理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四大基本特点：
一是居民收入占比在三大部门中最高、政府最低、企业居中，与国际上其他经济体占比基本一致；
二是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与国际相比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差距重心在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因而，我国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势在必行、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三是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偏高，源自国企占比高、企业分红少；
四是政府部门收入占比偏低且调节功能较弱。
对国民收入分配及三大部门收入占比的思考
第一，收入分配格局是由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决定的。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处于供给短缺阶段，主要矛盾是供给难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核心任务是促进生产、增加供给，而当时资源禀赋条件是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在国内外引进资本，就能增加供给、创造财富。这种资源禀赋决定了制度设计向资本倾斜——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适配供给短缺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房地产定价制度等，均是为了优待资本、扩大供给。如今，我国已从供给短缺进入需求不足阶段，资源禀赋也发生深刻变化，高技能劳动变得稀缺，谁能引进高技能劳动就能创造财富，于是制度要向劳动倾斜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就成为解决需求不足问题的关键，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势在必行。未来的制度体系将从促进生产、供给导向转向消费导向。
此外，收入分配格局还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农业和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居民报酬占比相对较高；工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在收入分配中占比更高，因此劳动报酬占比与工业占比呈反向关系。而工业的占比一般是先上升后下降，一开始伴随工业化所以比重逐步上升，随着服务业逐步发展工业占比又下降。总体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及劳动报酬占比呈现U型变化趋势，与工业增加值占比的倒U型趋势相呼应。
第二，全球收入分配格局可分为三种模式。一是以英、美为代表，居民收入占比较高（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经济体。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达到70%水平，具有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工会力量强大，直接融资体系发达（企业融资便利、分红财产性收入高）等特点。二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企业收入占比较高的经济体。初次分配中企业收入占比超过20%，多是财团经济国家，具有企业议价能力强、直接融资发展相对较慢等特点。三是以挪威、芬兰等北欧国家为代表，政府收入占比较高的经济体。经过再分配过程，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超20%。多是北欧国家，具有高福利、高税收，地理面积较小，人口较少等特点。
第三，从本质上看，三大部门收入结构是国家政治经济选择的结果，不同结构意味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核心是寻求民生福利、企业供给能力与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三者之间的平衡，而非单一部门占比的无限扩张。其一，过去为解决供给短缺，选择扩大资本和企业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是契合当时的主要矛盾，当前为扩大消费、实现供需平衡，需要提高劳动报酬占比，以适应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的必然选择。《“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是顺应新的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我们选择以扩大内需来促进供需平衡的发展方式。其二，收入分配的核心是寻求民生福利、供给能力与宏观调控能力间的平衡，而非单一占比的无限扩张。居民占比过高，可能削弱企业积累与创新再投资（居民报酬是企业收入的减项），并压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调节分配的空间；反之，若企业和政府占比过高，则会抑制消费、加剧不平等。其三，收入分配合理与否，不仅要关注居民收入占比，还要关注居民收入水平是否与当前发展阶段相适配，内部结构是否合理。如果居民收入是一个总体占比较高、内部分配却极度不均的格局，比一个总体占比适中但分配比较公平的格局问题更大。
优化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的建议
（一）对于“居民占比偏低、企业占比偏高”的格局，可通过两大抓手推动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让利，提高居民收入占比。
1.以国有企业为重点，加大国资收益上缴财政的力度。专项用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至农村低保水平（约600元/月），此为“国资－财政－社保”的联动改革，在不额外增加财政负担的基础上，将为城乡居民提供基础的老年生活保障。
2.以上市公司为重点，鼓励上市公司增加分红、实施股权激励，稳步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二）以健全工资增长长效机制为核心，加快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政府应采取积极宏观政策。居民工资增长是由市场主导的，而工资增长的前提是就业稳定和企业盈利，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工资增长，因此工资增长的核心是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总需求、稳定就业。
3.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探索由中央财政出资，设立“城乡居民增收专项引导基金”，借鉴财政贴息模式，对主动为职工涨薪的企业给予适当补贴，鼓励涨薪行为在全社会推广，待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后再逐步退出补贴。目前企业全面涨薪有难度，可以引入财政补贴的杠杆，这也是投资于人的体现。可以在部分城市或者省份试点，效果较好再全面推开。
4.建立科学的薪酬体系。适度提高在职人员收入，适当放缓退休人员相关待遇上调速度，稳住并适当提高基层一线公务员和部分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待遇。根据公务员工作的性质、责任、风险等，风险高、责任重的基层公务员需要适度涨薪。
5.实施城乡居民养老金追赶计划。逐步缩小财政对不同群体的养老金补贴差距，暂缓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养老金上涨步伐，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
6.促进农民等低收入群体增收。推动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同时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从事农产品种植的农村家庭进行收入补贴，提高农民收入。
（三）再分配环节中，增强直接税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7.个人所得税应保持“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即免征额）的稳定，同时着力优化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如果个税改革继续提高免征额，个税的缴纳群体人数将继续大幅缩小，个税的再分配功能将继续弱化，不利于强化收入分配，改革方向要转向优化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对于夫妻中仅有一方全职工作且家庭总收入较低的纳税人，建议将其配偶父母的赡养支出纳入专项附加扣除范畴。将大病医疗费用扣除范围，从纳税人本人扩展至纳税人及其配偶的父母、子女，缓解家庭医疗支出压力。
8.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正在走向综合征收的模式。逐步扩大综合所得征收范围，优先将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逐步将资本所得纳入综合所得。
9.完善财产收入税收制度。研究引入遗产与赠与税等制度，并配套建立弃籍税制度。
（四）实物再分配阶段，大力提高“实物社会转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加大投资于人的财政支出。
通过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间接减轻居民生活负担，提升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扩大义务教育范畴，将公办学前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纳入免费教育体系，免费教育年限从现行的小学至初中共9年逐步扩展为幼儿园至高中共15年。强化基层医疗投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和乡镇，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首诊能力。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构建覆盖全民的大病救助体系，显著提高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智能化，保障偏远地区和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需求。
（编辑 季节）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本文结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从提振消费要处理好三对关系、提振消费的路径、提振消费的长期机制三个层面，深入探索提振消费的机制与路径，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
提振消费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一）内需与消费的关系
内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主要包括消费和投资。过去十多年，内需增长更多由投资拉动，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技术设备升级改造、工矿建设等方面的投资，推动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随着经济进入转型期，传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拉动效应逐渐减弱，加上地缘政治博弈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外投资的空间逐渐收窄。因此，扩大内需的重点应更多转向扩大消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这一指导思想揭示了内需在宏观经济中的双重价值：一方面，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有助于在全球需求疲弱的背景下，增强经济运行的回旋余地，保持增长的基本盘；另一方面，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和居民收入状况，其稳定性强、抗外部冲击能力强，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支点。因而，内需与消费的关系是整体框架与核心支柱的关系，消费是拉动内需的主要引擎。换言之，内需扩大最终要落在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提升消费预期上，让消费在内需体系中发挥更为关键的基础性作用。
（二）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投资对消费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拉动作用。直接作用主要体现在投资改善生产能力、提升公共服务和生活设施水平，从而为居民释放可支配收入；间接作用则是投资通过收入分配和就业实现对消费的拉动。高质量的投资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增加企业收入、提升居民收入预期，进而增强居民消费意愿。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投资的主体和结构决定其对消费的影响程度。随着经济转型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投资主体逐渐由政府向民间、向科技创新产业转移。投资结构更聚焦于新兴服务业、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这些投资有利于创新消费产品、消费服务及消费场景，更大程度地激发消费需求。
消费也可以促进投资。消费的增长能够改善企业的盈利预期，引导资本投向，从而形成投资—消费的良性循环。反之，如果消费增长乏力，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就会下降，陷入投资无力拉动消费、消费不足以支撑投资的负向循环。
（三）技术进步与消费的关系
一方面，技术进步正在重塑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直接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以数字技术为例，智能终端、平台经济与算法的普及，使消费从商品导向更多地转向服务导向和体验导向，从线下门店向线上、即时、个性化场景延展。同时，技术改善了信息获取和交易效率，降低了搜索成本，扩大了消费者的可选空间，促进文化娱乐、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新型服务消费快速增长。消费结构呈现出更高质量、更高附加值的特征。另一方面，技术进步通过提升居民收入和支付能力，为扩大消费需求夯实基础。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劳动报酬提高和就业结构改善，为居民形成稳定、可持续的预期收入提供支撑。新技术加速金融创新，推动消费信贷、支付工具和普惠金融服务更高效地触达，提高居民的可支付能力，使潜在需求得以转化为现实购买力，消费增长因此呈现出稳定、可持续的特征。
提振消费的可行路径
（一）坚持扩大内需
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扩大内需要从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要让居民敢消费、愿消费。当前的实际情况是：居民家庭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占比较高，严重挤压居民的消费空间。因此，通过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推进托育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改善住房保障与租赁市场供给等措施，可以在不降低居民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减少家庭的结构性支出压力。
二是要改善商品与服务的供给方式。扩大内需要提升供给质量，尤其是服务供给质量，让居民“花得值”。当前我国的养老照护、家政服务、健康管理等服务业，仍存在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因此，通过服务标准化认定、服务数字化改造、服务机构激励，能够让居民更愿消费、主动消费，把潜在需求真正转化为现实需求。
三是要让区域内的需求流动起来、汇聚起来。我国人口和产业向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的趋势明显，但中小城市和县域市场的潜力未曾释放。通过完善县域物流体系、补齐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把零散、分散的需求组织起来、集聚起来，使内需增长不再局限于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而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形成规模效应。
（二）“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人口结构深刻调整、居民需求快速升级的背景下，单纯依靠物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投资于人”是指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项目，注重人的能力提升、健康维护、职业发展和潜力开发，以消费潜力释放和人力资本提升驱动高质量发展。当然，人的投入不能与物的投入相割裂。城市更新、新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等都应更多嵌入教育、医疗、养老等人力资源要素，使物质空间的发展真正服务于人才集聚和能力提升的需求。
“投资于人”也将反向提升“投资于物”的效率。当劳动者技能提升、知识结构优化之后，物质资本的投入才能发挥更大效能，即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效率提升的转变。更重要的是，随着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不断提高，收入能力不断增强，“投资于人”才会转化为稳定的消费需求，推动内需持续性增长。
（三）发挥人工智能与场景重构在提振消费中的引擎作用
从技术层面看，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将人工智能嵌入生产、流通与服务的各个环节，通过效率提升直接创造供给和需求。一方面，围绕重点行业推进智能化改造，引入算法驱动的需求预测、智能制造、一体化供应链管理等智力创新活动，缩短产品从设计、生产到上市的周期，降低中间环节成本，使供给具备更高的响应速度和更强的定制能力，让消费升级有货可买、有服务可享。另一方面，要推动服务消费的智能化应用，让数字技术切实消除“难、慢、贵”等痛点。医疗、教育、养老、交通等领域的智能化供给，可通过在线诊疗、智能辅学、数字康养、智慧出行等方式扩大服务可及性，减少成本开支，推动服务型消费从“替代性”走向“增量性”。
消费领域的场景重构对于提振消费极为关键。无论是城市商业街区的智慧改造，还是文旅消费的沉浸式体验，都可以通过场景重构带动新的消费热点，让技术成为创造需求的新引擎。此外，还要推动数据要素在消费领域的高效流动与安全使用，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规模与结构变动情况，准确把握消费趋势，帮助社会找到消费需求，并降低消费需求的边际成本。
不断完善提振消费的长期机制
要实现消费从阶段性回升向长期稳定增长的转变，需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一方面，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安全感；另一方面，应优化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机制，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消费不仅受居民短期收入变化的影响，更依赖居民长期收入预期的稳定性。因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将成为长期拉动消费增长的动力。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应通过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失业保险和住房保障等制度，提升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应通过税收调节、转移支付和最低收入保障等手段，优化居民收入结构，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同时兼顾高收入群体的合理税负，形成更加公平、可持续的财富分配格局；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应以制度供给方式提升教育、医疗、文化、交通等公共服务质量和可及性，使居民在消费中享受高效、便利的服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服务标准、绩效评估机制和资金保障体系，改善消费体验，在结构上引导消费升级，使居民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能稳定释放消费潜力。
推动消费长期稳定增长，还需要协调好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发力。财税政策主要通过精准减税、专项补贴和公共投资引导消费结构优化，同时激励企业提升供给质量；金融政策需要通过消费信贷、数字支付、普惠金融等手段，降低居民与企业参与消费的成本与门槛，增强消费的可持续性；产业政策应当重点支持新兴消费业态、服务型产业和数字化改造，实现供给创新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匹配。三类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要互相适配，形成联动效应。财税激励可以为企业创新供给提供资金保障和价格优势，产业政策的供给创新能够激发居民新的消费需求，金融政策则在资金流动和风险控制中保障居民与企业顺利参与消费。通过这种需求引导供给、供给反哺需求的互动循环，不仅可以平滑短期波动，更能在中长期内增强消费增长的韧性，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支柱。
结论与展望
提振消费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抓手，更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格局的战略举措。稳定且持续的消费增长，有利于增强经济韧性，平衡区域发展差异，提高居民生活质量。通过构建长期稳定的消费增长机制，需求引导供给创新，供给激发新的消费动力，形成良性循环与互动，为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保持内生动力提供保障。在这一过程中，消费不仅驱动经济指标的提升，更成为衡量经济现代化、社会进步和民生事业的重要标尺。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是相对弱势的群体，要为有能力的农民提供在城市拼搏成功的机会，同时进城可能失败的农民也需要将农村作为返乡退路，还有大量农民需要在农村获得基本保障。正是农村的保障为城市市场体制的高效运作提供了基础条件。
关键词：市场与社会 农民进城返乡 农村基本保障
一、引论
新中国为实现工业化宏伟目标，在建国之初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城市以国营企业为主，农村从初级社、高级社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城乡体制界限分明，除非通过招工、参军和考学，农民户口不能迁入城市。为了更好地筹集工业化原始资本，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提取了大量资金用于工业化建设，从而建成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快速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发展工业的限制，且放松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随着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越来越多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入二、三产业，从农村进入城市，政府适时放松了户籍管理制度。当前，农民进入城市的体制机制障碍基本清除，决定农民能否进入城市体面安居的，主要取决于农民能否在城市就业、获利的机会，以及是否具备在城市安居的经济条件。
同时，国家对城市资本下乡有所约束。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不得通过下指标、定任务等方式推动土地流转”，强调“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这样形成一种城市向农民开放而农村限制城市资本进入的体制。国家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体制，显然是要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侵害。习近平总书记讲：“农民在城里没有彻底扎根之前，不要急着断了他们在农村的后路，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 其中原因是，农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无论是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他们都是最少的，而他们的人口规模极为庞大。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在城市中打拼，很可能成功融入城市并在城市体面安居；也可能进城失败退回农村。并且，农民进城并非全家一次性搬到城市，家中年富力强者进城，劳动力较弱成员留村；多数是年轻时进城，年老了可能还要返乡；城市经济繁荣阶段进城，萧条阶段只能返乡。保留进城农民的退路，为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保留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只是出于对农民的关爱，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农民才可能是中国现代化的支持者。
一直以来有一种强烈的政策主张，就是要“打破城乡壁垒，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本）在城乡自由流动。 按这样的主张，就是要推动资本下乡，加速农民进城，在城乡之间建立一个没有壁垒（也就是没有保护）的市场体制，从而让所有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进一步释放生产力，发展经济。这种主张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因为在更大范围和更有深度的资源配置中，可以释放更大生产力。但这种主张的问题，是对当前中国发展阶段及中国国情缺少理解，现实市场是有边界的。
当前中国实际上已形成了城乡两种有所差异的体制，即作为经济发展极的更加“市场”的城市体制和作为稳定器的更加“社会”的农村体制，而更加社会体制的农村，为更加市场体制的城市提供了稳定运行的基础与保障，城市市场体制也为农村社会体制带来了机会与活力。 从这个现实状况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前中国保护型二元体制的特征与功能。
二、高度竞争的城市市场体制
城市经济的高度竞争、优胜劣汰具有充分活力，各种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并在有限地域范围完成了产业聚集，形成了相应的规模效益的城市经济。目前，城市二三产业产值已占全国经济总量的90%以上。城市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配套，有大学和科研院所提供的科技服务，以及完善的金融和生产服务体系，城市是过去三十年以及未来若干年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市场经济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会产生社会分化。市场有效是以优胜劣汰为基础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伴随着大量失败和不平等现象。高效市场体制产生的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产业分布越来越向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聚集，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二三产业大量关停；二是企业的优胜劣汰导致产业集中化，大量企业债务严重、倒闭；三是市场往往缺少对劳动力的有效保障，尤其缺少对进城农民工的保障；四是高效市场几乎必然会带来经济周期。
本文重点讨论劳动保障。城市经济为进城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这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前提。也正是因为中国有大量愿意接受较低工资的高素质劳动力，形成了持久的“人口红利”；依靠这一竞争优势，中国制造几乎天下无敌。
廉价劳动力资源是建立在农民工主要依靠以农村为基地的家庭劳动力再生产基础上的，正是当前这种中国农民普遍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支持了中国高素质廉价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农民工的低收入又导致他们很难在城市体面安居（尤其难以在他们务工的沿海地区或大中城市安居），只具备在家乡县城买房的能力，以及在年老时退回农村养老。
农民工年轻时进城务工，但缺少在城市体面养老的保障条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也缺少为进城农民工提供高水平社会保障的财政能力。
在一定限度内，城市就业机会不足，出现一定社会失序，是可以忍受的。但如果城市出现了大量失业半失业人群，大量进城农民在城市漂泊，甚至身无所居，影响社会安定，社会治理成本将急剧升高。一般的社会治安问题很容易演变为政治问题，甚至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现代化事业就可能出现困难挫折。
在所有城市劳动力中，农民工是最为弱势却又最有韧性的人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200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我当时正在贵州农村调研。按返乡农民工的说法：回到农村家中不就是吃饭时多一双筷子、打麻将打小一点吗？当城市缺少就业机会时，因为有农村退路，农民工就不愿长期在城市漂泊；农民工年龄大了在城市不再好找工作时，随时可以退返农村。这将使留在城市缺少机会群体的数量不会太大，就业竞争也可以相对缓和，国家也有能力为城市中人数有限的困难群体想出缓解困境的办法。
实际上，因为有农村退路，进城农民工大多不愿意缴纳养老保险，因为他们退休后可以拿到的养老金不过是自己之前所缴纳的那部分。而农民有很强的获得现金收入的倾向，关键是，他们有农村退路，在农村就有办法，而即使有养老保障，他们在城市养老也会相当艰难。
这个过程中，利用农村社会体制来平衡和对冲城市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负作用，消化市场竞争中可能带来的社会分化问题，十分关键。
三、保护弱者的农村社会体制
相对于以市场体制为主的城市，农村则是以社会为主的体制，这既与国家制度设计有关，也与中国农村的特性有关。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体制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传统村庄熟人社会
中国是原住民国家，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村庄中，是非亲即邻的熟人社会，是生产、生活、人情三位一体的基本社会单元。村庄是熟人社会，彼此间血缘加地缘关系，成为一个人情单位甚至“自己人”单位。村民之间彼此了解，容易信任，相互帮助，就产生了社会资本。正是村庄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交往，产生出村庄共识与人生意义。
村民祖祖辈辈生活在村庄中，即使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安居，也有家乡的乡愁与牵挂。落叶归根和入土为安，是中国农民的“宗教”。只要回到村庄就可以安心，就回到家了，身体和精神上都不再漂泊流浪。
（二）村社集体经济
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有农户都分配了宅基地和承包地，农户宅基地无偿分配，免费使用，几乎所有农户都在宅基地上修建了住房。农户具有长期且稳定的土地承包权。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他们的父母仍然留守务农。就是说，农户家庭在没有减少土地农业收入的同时可以增加进城务工收入。农户全家进城，他们将土地流转给其他农户，优先流转给亲朋邻里，委托亲朋邻里照看自己留在村庄的房子，照料可能留守农村的老年父母，当他们回村时可以要回承包地自己耕种。只要与土地结合起来，农户家庭就可以衣食无忧。
（三）人与自然的结合
农民世代与土地相伴，只要与土地结合起来就可以自给自足。庭院经济不仅可以种蔬菜养鸡鸭，而且是休闲生活的一部分。
农村四季分明，尤其适合退休养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年轻时在城市打拼，年龄大了退回农村养老过休闲生活，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当前，国家为城乡提供大体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并不比城市差太多，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当大有可为。
以上三个方面都显示出农村与城市市场体制相当不同的社会体制特征。农村体制中有更多自然经济的、传统关系的，更强调公平、公正和基本保障社会主义的成分，而不只是强调效率与竞争。在这样一种农村体制中，保底退路生存是重点，也就是说，当前的中国农村为每个农民提供了最为基本却又基础的保障，为每个农民提供了在农村体面生活的基础，为每个农户奠定了在农村完成家庭再生产的条件。有了这重保障，农民就可以放心大胆进城打拼，在城乡之间往返进出，以最大限度发挥主体性。
越来越多农民在城市安居，他们让渡出之前农村的获利机会；留守的农民也就增加了在农村获利的可能。有能力进城安居的是农民中的强者，在城市打拼成功成为市场经济的受益者，而不应当再享受农村社会体制的额外好处。城市市场体制与农村社会体制形成了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和相互对冲的对立统一体。城市是发展极，农村是稳定器。
四、建设农村社会体制的着力点
我国乡村建设不是高风险、高竞争、高目标、高品质的乡村建设。今后一个时期，少数具备条件的农村（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可以提前实现2050年乡村振兴目标，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业区的农村，乡村建设还远未达到现在就可以“强富美”的阶段。当前建设农村社会体制的关键，是为缺少市场竞争能力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保障，而非抽象地、一般地服务于全体农民。
（一）建设“小美”乡村
“小美”乡村是相对于当前一些地方花费巨额财力打造的“大美”乡村而言的。一些省市在一个村庄花费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打造“和美乡村”，将乡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建设得比城市还要好，而村庄中的很多村民都进城去了，打造的基础设施利用率很低，造成严重浪费。
当前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主要途径是进入城市，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已成功融入城市。几乎所有中国农民都有城市梦，农村是农民进城的出发点，农民并不期望农村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比城市更好，他们不是因为农村比城市好而留在农村的。他们的核心关切是可以获得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大美农村实在是太贵了。
（二）发展适老型农业
城市不再需要的低龄老年人，往往身体仍然健康，生产能力很强，且往往具有很强的生产意愿。当前全国农村耕地的70%仍然由农户家庭耕种，而在农村耕种的主要就是这些低龄老年人。他们种自家的承包地、带孙子，农闲时在附近打零工，他们的生活就建立在春种秋收的农时节奏上。
农村不仅低龄老年人种田，中龄的70岁左右老年人也普遍愿意种点田。种田不只因为有收入，而且是证明自己能够生产而不是在“等死”。
当前全国农村老年人种小块承包地十分普遍，所种耕地占到全国农村耕地的大约一半。老人种田，好处是不计劳动投入，管理精细，不利之处是规模太小，集体行动困难，新技术采用和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都可能不足。
因此，针对普遍存在的老人种田现实，应当推动适老型农业的发展，针对老年人种小块田、不利于集体行动和社会化服务不足的问题，提供专门的服务。
（三）发展互助养老
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家庭普遍出现了分离，就是年轻子女进城，老年父母留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大幅下降，农村养老遂成为大问题。
当前农村六十岁左右的低龄老年人普遍种自家承包地，而且往往想方设法在附近寻找务工机会，农村中龄老年人生产能力比较弱，但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强，生活自理能力弱的高龄老年人，需要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
在不离家、不离土、不离村的情况下，村庄有大量劳动能力强、又有很强增收愿望的低龄老年人，如果国家能拿出少量补贴雇请村庄中的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人提供不同层次养老服务，则可能只需要比较少的花费就可以充分调动村庄资源，建立较高水平的互助养老体系。
（四）注重农村文化建设
农民在乡村只有有限的赚钱机会。一些低龄老年人可以在农闲时间外出打零工，退出生产但仍然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中龄老年人，他们大量的闲暇时间如何能够过得充实，让乡村社会生活更有质量，移风易俗和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就十分重要。
农村文化建设，要关注建设老年人组织，发挥“五老”群体的组织领导与带动作用，将农村大量有闲老年人组织起来，因为他们有很强的文化生活需求和社会交往需要。让他们的闲暇时光变得有意义，就是最重要的农村文化建设。
当农村社会体制可以为中国人数最多、资源最少的农民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保护时，城市市场体制就有了可以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的更大自由空间，中国市场体制就一定可以更加高效，中国经济成长也就更加强劲。所以，正是高度有效的农村社会体制为城市市场体制高效运转提供了基础，高效运转的市场体制所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又最终会将中国推进到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那个时候，国家就有足够财政能力建设大美乡村，让农民也可以享受更多的福利。
（编辑 碣石）
价格是市场供需博弈的均衡结果，是判断经济冷暖的风向标。2025年中国经济克服多种困难，取得了较好成绩，为“十五五”开局打下了良好基础。CPI长期在0%左右徘徊、PPI持续为负，房地产价格补跌，价格虽步入“缓冲期”，但筑底未牢，距年初设定的2%的目标仍有差距。展望2026年，需以更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带动价格水平企稳回升，为经济复苏打牢基础。
2025年中国经济“缓冲期”筑底仍不牢固，2026年有向好预期
价格是观察和判断中国经济运行态势的重要指标。价格是市场供求双方在交易中博弈形成的均衡结果，综合反映了居民购买力、企业利润预期、市场信心乃至经济结构的深层变化。因此，推动价格水平回到合理区间，离不开消费、投资、出口、汇率等经济各个变量的协调运行和有效配合。
价格是否进入“缓冲期”是判断当前中国经济能否筑底企稳的关键信号。“价格缓冲期”存在两种演化可能：一是成功筑底反弹，筑牢经济复苏基础；二是局面失控，价格再度陷入持续下行通道。2025年初，我曾预期价格下行将进入“缓冲期”并有望筑底。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2024年第四季度资本市场启动，股市反弹注入了新的市场活力；二是2024年底至2025年初，一批民营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加速涌现，发展态势令人耳目一新，也让市场对经济复苏充满期待。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CPI涨幅目标设定在2%，但全年运行结果表明，从GDP平减指数到CPI、PPI，均在0%左右徘徊，与2%的水平仍有差距，“价格缓冲期”的底部尚未夯实。
展望2026年，我认为应比2025年略微乐观。一方面，随着对价格问题严重性共识的加深，宏观政策有望从供需两端发力，围绕“稳价格”推出进一步举措；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的拖累效应已明显减弱，其基数经过多年下滑已降至低位，叠加基建、制造业投资可能企稳的态势，2026年整体投资的环比数据预期将出现好转。与此同时，出口的结构性优势和高科技产业的活力，也为2026年经济稳定提供了韧性。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价格不会自发地回归到稳定、上升的通道中来，乐观预期能否转化为现实，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要将仍不牢固的“缓冲”状态，切实转化为坚实的复苏起点。
从商品价格与资产价格看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
从结构上看，中国当前的价格体系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商品与服务价格，以CPI和PPI为代表，反映实体经济的供需状况；二是资产价格，主要体现为房价与股价，反映财富效应、风险偏好与市场信心。2025年两类价格水平的波动分化，暴露出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矛盾仍在化解过程中，这些矛盾既是价格低迷的直接原因，也是2026年政策需要破解的核心问题。
（一）2025年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的“补跌”，成为制约价格稳定的核心变量
在所有资产价格中，房地产价格对宏观运行的影响最为深远。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在于，其价格水平既反映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又作为重要的财富变量，对经济运行具有重要的反作用。2025年，中国一线城市房价出现较为明显的补跌，对市场预期造成显著冲击。
从经济运行的信号来看，房地产价格下行反映了较为严重的供给过剩。中国房地产市场经过二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整体已进入“总量过剩、结构分化”阶段。房屋存量，尤其是部分地区的商品房存量巨大，已远超阶段性有效居住需求，大量的存量土地和待售房源，构成了持续压制房价的“堰塞湖”。然而，在“债务－投资”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下，部分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仍有新增供给的惯性。如若不从供给端进行强有力的约束，仅靠零星的需求刺激政策，房价难以实现自然企稳。
从居民财富的组成部分来看，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严重抑制了居民消费。房地产价格的下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非主要通过金融危机渠道体现。与部分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房地产市场不存在高度复杂的金融衍生结构，按揭风险总体仍处于可控范围之内。真正的问题在于其对居民财富与消费行为的冲击。房地产是中国居民家庭财富的最主要储存形式，房价下跌意味着家庭资产缩水，特别是对于2014年之后购房且构成当前存量房业主主体的中青年群体而言。这部分人群往往负债率较高，房价持续下跌已使部分房产市值跌破首付，使其陷入“临界资产”或“负资产”状态。财富的蒸发直接打击了消费意愿与能力，尤其影响了那些原本具有较强消费倾向的年轻群体，这对扩大内需形成了严重阻碍。
未来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将逐渐减弱，消费属性将逐步增强，并驱动行业格局发生根本性重塑。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下跌，房屋作为投资品的吸引力逐渐降低，房地产市场正加速回归其居住消费的本源，需求将主要由真实居住而非投资驱动。随着属性转变，行业运行逻辑也将深刻调整。高杠杆、大规模开发模式难以为继，大型房企持续面临出清压力。未来市场结构将更趋分散化与本地化，企业竞争焦点将从规模扩张转向存量更新、品质提升与精细化运营。
（二）股票价格稳步上升，为经济复苏提供正向支撑，但需维持在合意区间
与房地产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在2025年表现相对积极，主要股指从低位反弹并稳定在4000点附近。这一表现源于中央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视、居民资产配置的转移、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以及市场对高科技企业未来成长的积极预期。从其影响来看，一方面，股票市场的稳定对整体价格体系产生了积极的对冲作用。股价稳定形成的“财富正效应”，部分抵消了房地产价格下跌带来的负面冲击。与此同时，股市的融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为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便捷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股价的上涨亦有其局限性。当前指数水平在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盈利普遍承压的背景下，已经处于一个“不低”的水平。股市上涨具有“双刃剑”效应，过快过高的上涨可能积聚风险，反而不利于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因此，股市价格更倾向于在当前合意的指数下做结构性调整，缓慢上升。
（三）商品与服务价格在低位徘徊，是“供强需弱”矛盾的直接体现
2025年， CPI与PPI持续低位运行，CPI全年未能实现2%的预期目标，PPI更长时间处于负增长区间。CPI的疲软，核心在于终端消费需求不足。其背后是居民部门面临的双重压力：一是经济下行周期中，就业压力增大、收入增速放缓，削弱了消费能力；二是前述房地产价格下跌带来的“财富负效应”，严重抑制了消费意愿。当人们察觉到财富缩水，并对未来收入增长缺乏稳定预期时，会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即期消费。这使得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内需的战略面临巨大挑战。
PPI的持续承压，则揭示了供给侧更为严峻的结构性过剩问题。当总需求增长放缓时，过去积累的庞大产能未能及时调整，在诸多行业引发了以压低价格为主要手段的“内卷式”竞争。企业为维持现金流和市场份额，被迫卷入价格战，导致工业品价格被系统性压低，利润空间日益稀薄。这种“低价—低利润”的格局，反过来侵蚀了企业进行资本更新、技术研发和员工激励的能力，形成了一个压制投资与创新的负向循环。与此同时，当前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收缩与新兴产业的成长在速度与规模上尚未实现平稳接续，也加剧了工业领域的价格与盈利压力。
商品价格与资产价格并非孤立运行。房价下跌通过财富效应压制消费，传导至CPI，同时使得地产上下游企业盈利恶化（与PPI低迷相关），影响投资和就业，进而又影响消费（CPI）和资产估值（股价）。这两大类价格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价格困境。
如何推动价格回升至合理区间
（一）价格目标的设定
价格目标的设定是宏观政策的重要锚点。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CPI涨幅设定为2%，与国际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政策目标价格一致。2025年的实践表明，实现这一“合意目标”并非易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并不是周期性价格波动，而是供需结构、财富分配、预期转弱等多重矛盾交织形成的价格下行惯性。因此，2026年的价格目标设定应更加注重其信号意义与实际可行性的结合，2%仍是需要全力争取的“预期目标”，而1%则是更具可行性的“阶段性目标”。
（二）从需求、供给两端发力来推动价格稳定
当前价格体系仍处于“缓冲期”，且底部尚未筑牢。从历史经验和现实运行看，价格一旦陷入持续下行通道，极易形成“价格下跌—预期转弱—需求收缩—价格再跌”的负向循环，其惯性往往超出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范围，必须通过政策主动干预打破僵局。
1.需求侧：激活消费、优化投资、巩固出口，扩大有效需求
消费端需聚焦财富效应修复与收入预期改善，重点缓解青年群体的债务压力。青年群体是消费市场的“主力军”，资产缩水导致的消费抑制已成为内需扩张的重要障碍。可通过合理债务重组、延长还款期限等方式，释放中低产年轻人的消费潜力。同时，通过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推动医疗、教育、养老等优质消费需求升级。
投资端需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实现结构性企稳。2025年基建、制造业、民间投资均出现疲弱态势，这种低基数为2026年环比改善创造了空间。投资政策应聚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有效结合，加大5G、人工智能等领域投入；支持制造业高端化转型，通过税收优惠、融资贴息等方式，鼓励企业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打破行业垄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尤其要支持民营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发展，改变过去依赖债务驱动的投资模式。
出口端需巩固结构性优势，应对全球贸易格局变化。出口在2025年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这得益于中国产业链的韧性与“中国制造”向高技术、高质量方向的升级。2026年应继续巩固这一优势，积极应对“友岸外包”“近岸回流”等挑战，通过深化与新兴市场合作、拓展自贸协定网络、支持跨境电商等方式拓宽出口空间。同时，需持续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强化品牌与技术输出，使出口从“量”的稳定转向“质”的提升，增强其对价格体系的正面拉动。
2.供给侧以房地产为重点，推动结构性调整
房地产供给侧调控是重中之重，核心在于“锁住供给、盘活存量”。必须果断停止新增供地，当前市场中大量的闲置土地、待售房源已成为压制房价的重要因素，继续供地只会加剧供需失衡。政策应将重点转向存量盘活，对已出让未开发土地督促开发或收回重新规划，将存量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性住房或租赁房源。同时，提高资源配置和市场出清效率，推动大型亏损房企有序退出市场。中国已度过超前超规模建设期，未来应培育专注于城市更新、产品补齐的小型专业化企业，契合“总量过剩、结构分化”的市场现状。
产业端则需聚焦产能优化与结构升级。针对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内卷严重的问题，加快淘汰高耗能、低效率落后产能，推动行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为留存企业创造合理定价空间。同时，加大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引导让新供给对接新需求，形成新的价格支撑点，缓解传统产业收缩与新兴产业成长的衔接缺口，推动PPI逐步回升。
（编辑 尚鸣）
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宏观政策需要保持定力，既要加大力度解决制约经济循环的短期问题，也要延续“十四五”时期发展与改革思路，为解决结构性、趋势性、周期性等中长期问题打开良好开端。
一、“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十大判断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
外部环境方面，呈现大国竞合新常态与安全发展再平衡。
第一，全球经济将进入低增长、高债务的深度调整期。据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4年3.3%下降到2025年的3.2%和2026年的3.1%，经济增长中枢或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高债务仍然是主要挑战，特别是公共部门债务，截至2024年年底，全球公共债务规模占全球GDP的92%左右，已达到近30年来的峰值水平（除2020年）。
第二，多极化贸易体系逐渐成形，但中国与非美国家的“竞合关系”更加复杂，2025年以来，部分新兴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均对中国展开较为频繁的反倾销调查，非美贸易摩擦已出现升温迹象。
第三，中美博弈逐渐向常态化、复杂化发展，“十五五”时期中美博弈正从以经贸摩擦为主的局部冲突，演变为覆盖科技、金融、地缘政治及国际规则制定权的长期战略竞争。
第四，大国竞争将进一步向政治化、逆全球化发展，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全球供应链更易受到地缘政治力量影响，以地缘政治和战略安全为导向的供应链布局，将成为“十五五”时期全球供应链格局演变的主线。
第五，中国并非完全被动地承受外部压力，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
内部环境方面，增速换挡期的结构重塑与动能转换成为主线任务。
第一，2035年，我国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远景目标，官方表述的“4.17%”或为“十五五”最低增长目标，若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动态目标考量，要想完成远景目标，“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区间将在4.5%—5%左右。
第二，新旧动能转换加速。房地产或处于从底部向新周期过渡的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多数经济体在经历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其调整周期通常持续5—6年，房价自高点的调整幅度约在40%—60%之间。截至目前我国房地产价格已经调整近4年时间，较2021年高点下降近20%，短期内仍将处于底部调整。近年来，新动能培育不断加速，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23年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出贡献提升至11.8%和7.7%，已超过地产链的贡献（13.1%），但距新质生产力“挑大梁”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人口结构逐渐向深度老龄化过渡，工程师红利的释放有望为人口红利下行提供缓冲，但“未富先老”的压力对养老金体系、医疗资源、养老服务提出更严峻、更紧迫的挑战。但也要看到，人口结构变迁会驱动消费需求结构的调整，为消费在康养、医疗等领域的创新供给提供机遇。
第四，改革步入“深水区”，部分改革任务的落地面临较大阻力。一方面，诸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任务，还面临破除长期形成的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壁垒和既得利益格局等深层阻力；另一方面，解决“内卷”、提升生育水平、应对老龄化等问题，需要民生保障、社会政策的深刻变革。
第五，化债取得一定成效，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和债务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也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比如债务结构性问题、“债务－资产”转化仍有提升空间、债务“冰山”问题、拖欠款、城投经营性债务等仍需持续关注。
面对“十五五”时期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把握好五大抓手：一是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核心，聚焦产业提质升级，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跃升；二是以内需尤其是消费为驱动，扭转经济发展预期偏弱的局面；三是以深化民生领域改革为根本，聚焦收入分配，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四是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牵引，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为高质量发展扫清制度性障碍；五是重塑激励约束机制与优化发展环境，进一步释放地方干事的动力与民企经营活力。
二、2026年机遇与挑战并存，宏观政策需保持定力
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GDP增速目标大概率仍设定在5%左右。伴随中美关系阶段性缓和、重大项目投资落地、新动能培育加快、“反内卷”持续推进等因素，出口、基建与高技术投资、价格回暖等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但国内经济循环的内生机制仍存在诸多结构性制约：
其一，有效需求不足仍是制约内循环的核心堵点。我国历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基本稳定在3%以上（除2020年特殊时期），2025年投资增速已连续三个月为负，投资疲软的情形更加突出，预计“反内卷”对制造业投资的掣肘、房地产投资承压仍会拖累整体投资。此外，当前商品销售日渐饱和，服务消费尚未回归常态化增长水平，仍有修复空间。
其二，微观主体的行为还未走出“后疫情” 范式。在收入与预期偏弱、谨慎性动机增强的背景下，居民行为函数发生变化；企业行为转向“风险最小化”，投资意愿和能力均不足；地方债务尾部风险有所缓释，但在财政趋缓与债务约束下，地方行为空间受限，仍存在流动性和结构性问题。
其三，我国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依然不足，特别是在居住、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领域，专业化、个性化供给不足尤为显著。供求结构性错位制约了内需释放。
其四，新旧动能转换往往伴随经济下行的阵痛，当前新兴产业在需求适配与财税就业贡献上尚显不足，难以完全对冲房地产深度调整带来的拖累。
其五，对激励约束机制重视不足，制约了地方活力释放和微观主体预期。
对此，2026年宏观政策仍需持续发力，在加强逆周期管理、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堵点的同时，注重政策调控的前瞻性，着力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结构性和深层次问题。
其一，财政与货币政策延续积极基调。财政政策方面，考虑到在需求不足的背景下，财政政策的效果大于货币政策，且起效较快，有必要发挥承托作用。一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项目落地所需资金更多，二是在近年来财政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背景下，为稳固“十五五”开局，支撑经济增长目标，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发力。建议2026年财政赤字率仍将保持在4%以上水平，广义财政支出规模可达15万亿元。此外，还需关注财政政策的支出结构和效率，促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加快从建设型财政向民生型财政转变。货币政策方面，支持性立场和宽松取向并未改变。考虑到我国实际利率依然偏高，宏观债务持续增长，需保持低利率环境，但由于商业银行净息差等约束，调整幅度不宜过高。此外，结构性工具的使用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其二，要以提振消费为核心，全方位扩大内需。“做大蛋糕”是第一位。只有经济持续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和高报酬的就业岗位。一方面，要多措并举促进服务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除拓展服务消费补贴范围、培育优质服务供给外，还要建立更便捷、高效的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推动相关行业的专业化和标准化发展。另一方面，完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的投入，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此外，可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完善个税体系，包括下调中低档个税税率、研究建立个人与家庭申报相结合的所得税税制等，以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加强供需适配性，在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同时发挥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
其三，坚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方面，实施“价值链跃升”战略，推动传统与新兴产业分类升级，根据不同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有位置和发展潜力，实施差异化的提质升级策略。另一方面，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其四，债务管理进入新阶段，需更加注重债务效率与可持续性。一方面要加强财政、金融等资源统筹，优化调整化债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另一方面要分类化解债务中的“冰山问题”，尤其加快解决拖欠款问题。可以考虑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对2026年化债资金予以适当倾斜；对于城投自身经营产生的债务，在金融机构与平台协商的基础上，借助债务展期、置换等金融化债工具合理开展债务结构优化。此外，在建立完善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同时，加大资产盘活力度、提升资产转化效率，向存量要增量、向存量要空间。
其五，中长期要通过持续改革释放制度红利。重点聚焦经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包括扎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完善地方税制等改革举措，进一步强化内需驱动战略，释放发展潜力。
其六，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产品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并重，以应对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
（编辑 季节）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质量发展专项等系列政策、持续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一系列领域取得了可喜进展，但部分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仍待解决。鉴于此，《中共中央有关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采取超常规措施，从全链条推动一系列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将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基本政策路径。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深入总结近年来在技术攻关整体战略布局上的经验教训，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使其更加适应战略布局的演进和实践的发展。
“歼灭战”模式的优劣势
总体而言，我国现行的科技攻关项目体系多采用“歼灭战”模式：行业企业在技术“弱点”环节感受到的是切肤之痛，所以组织协调和动员难度相对较小。围绕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中暴露出来的若干“卡脖子”环节，以特定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多为行业领军企业和一流院校科研机构）为抓手，投入巨大资源对这些技术“弱点”聚而歼之。“歼灭战”模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攻关任务相对清晰，因而容易定义，也相对容易检验；但其劣势也很明显：
（1）技术“弱点”多是在大国博弈中暴露出来的，并按照国家科技攻关任务体系的节奏去立项和实施技术攻关。这使其不可避免地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
（2）“卡脖子”环节多涉及上下游环节的能力短板，其中不乏长期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绝非朝夕之功。但相关企业不可能为此停止运行。这进一步加剧了“远水不解近渴”的问题。
（3）近年来，美国改变了对我国的技术围堵策略，从早期的“一刀切”（半导体先进制程）转变为逐个封锁、精准加码的“掐烟头”（对人工智能模型、参数、芯片梯次封锁）。我们的“歼灭战”会因此被动拉长战线，甚至首尾不能兼顾。
以立体战思维打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模式
针对这样的问题，有必要重新思考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整体战略。建议以立体战的思维方式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两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体系，与目前的“歼灭战”战线相配合，以三条战线打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立体化布局。
一方面，从时间维度上，建立健全创新型企业直接出题、科技系统直接答题的“遭遇战”体系。这是解决“歼灭战”模式时间滞后性的关键。
企业创新和产业发展是高度动态的过程。其间遭遇的很多技术难题也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暴露出来的，其具体形态往往与现有产业基础密切相关。例如在攻关高端彩超设备时，迈瑞等企业就遇到了西门子等外企从未遇到的新问题：由于芯片和其他硬件水平“先天不足”，他们必须用软件方式把超声信号充分放大，并为此开发有中国特色的算法。这类问题显然不是坐办公室的科技专家能事先计划或者预测的，而只能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被偶遇”。
但现行科技体制在很多方面限制了企业打赢这种“遭遇战”的可能性。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体制内科研机构对“科研项目”和“需求/问题导向”的想象力被严重束缚：日益看重“纵向项目”（财政支持的科学基金和攻关任务）而贬低“横向项目”（企业委托研发项目），这直接导致了各类科学基金的异化；日益倾向于以经费多少来衡量和筛选“横向项目”，却不关心合作项目对产业自主可控、开辟和占领“无人区”的意义。
对此，政策设计者有必要深入了解“需求 / 问题导向”的内涵、外延与表现形式，把科技系统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含义从“做纵向 / 大项目”“发顶刊 / 英文论文”中解放出来，引导更多科研人员树立正确的科研价值观，走出“躺平”和“内卷”，做到人尽其才，更多参与到自下而上的产学研合作中来。在实际工作中应重点考察院校和科研机构：（1）科技投入的多元化水平。推动其凭真本事、做有用事、挣市场钱，而不再一门心思吃“财政饭”；（2）人才评价的多元化水平。对解决“真问题”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原创性成果，要强化其指标性作用，为西方学术做“搬运工”式的研究和“以刊评文”“以‘帽’取人”的恶俗风气必须降温。
另一方面，从空间维度上，建立健全从产业链和工业体系层面自主命题、以非对称创新为目标的“系统战”体系。这是应对“掐烟头”策略的关键。
技术短板的被动暴露，显然不是发现和定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求的最佳方式。特别是在当前美国调整技术围堵策略，以“掐烟头”方式拉长我方战线、欲使我国疲于应对之际，我们更应从战略全局出发，寻找更主动高效的破局之道。
华为应对美国封锁的经验，为新时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国家整体战略提供了参考。面对美国在半导体先进制程领域的封锁，华为没有，也不可能坐等国产CPU补齐短板再上路。华为基于系统工程的思维方式：（1）在系统层面。以对等互联计算架构代替以CPU为中心的计算架构，降低CPU重要性；（2）在CPU层面。利用自身优势技术，优化芯片设计架构，并引入先进封装和3D堆叠，以弥补制程落后带来的性能损失。华为因此摆脱了“弱点”环节的束缚，转而在更大范围内取长补短、自主命题，这才有了达·芬奇架构、灵衢总线、超节点架构等在传统“盲区”和新兴领域的创新成果，夺回了竞争主动权。
华为的经历启示我们，应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重塑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绝不能将攻关任务视为单纯的科技工作，更不能延续跟随模仿的惯性思维：只见特定科技领域“国际前沿”的“树木”，不见现代工业产品复杂技术的“森林”，进而忽略在产品层面统筹多种技术创新、摆脱局部技术“卡脖子”的可能。
因此，新时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要建立更彻底的“系统战”思维：由相关产业部委牵头重点产业链，围绕链主企业核心产品（如华为的手机、大疆的无人机、海康威视的安防监控系统），深入理解行业趋势与市场痛点，全面梳理国内技术链和产业图谱，基于此优化产品系统构架，以系统需求定义部件性能，进而分环节精准设计“补短板”“绕短板”“做长板”“进盲区”等攻关策略，组织产学研各方“会战”。其最终目标是变被动暴露“弱点”为主动定义系统，直至在系统和“长板”环节实现非对称创新，筑牢产业竞争力根基。
（编辑 季节）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做了全面部署。政府债务作为政府投资资金、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既要有效管控风险，又要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要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目标对政府债务管理的需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在此基础上再奋斗五年，到二〇三五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同时，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主要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提出了要求，包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等。
从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上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都需要政府利用债务手段，筹集建设资金，增加投入，加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在科技创新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政府运用国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开展科技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国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投入，能够有效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国债、地方政府债券是我国债券市场的重要品种，其发行、流通对我国债券市场、资本市场有重要影响，是政府调节市场供给、需求的重要手段；在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政府债务管理体制及其财政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加快改革和发展；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国政府债券已是境外合格投资者等国际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品种，需要进一步扩大自主开放；在农业农村建设方面，政府债券资金是重要的投资来源；在区域发展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债务资金项目建设，努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在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近年来我国增加了政府债券资金投入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开展体制改革；在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方面，需要通过控制债务风险，保障国家财政金融体系的安全，等等。
目前我国政府债务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政府债务总量增加较多。2024年我国国债余额为345723.62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475370.55亿元，其中全国地方政府债券余额473766.09亿元，包括一般债券余额165533.89亿元，专项债券余额308232.20亿元。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方面，到2023年年底，全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总额是14.3万亿元，经过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推动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到2024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总额减少到10.5万亿元。2025年政府债务发行额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期。2025年中央财政赤字48600亿元，比2024年增加15200亿元，通过发行国债弥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000亿元、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收入50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440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8000亿元，比2024年增加800亿元，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弥补。2025年11月，我国在限额内又增发5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从债务风险来看，2023年我国政府的负债率为67%，而同一时期G20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为118.2%，其中：日本249.7%、意大利134.6%、美国118.7%、法国109.9%、加拿大107.5%、英国100%、巴西84.7%、印度83%、德国62.7%。G7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为123.4%。因此，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1981年恢复国内债务发行，2015年正式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政府债券在筹集资金、支持国家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我国国债与地方政府债券还存在一些问题。从国债来看，其问题主要有：国债与地方债结构有待优化。从2004年政府债务余额的占比看，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占58%，中央政府的国债余额占42%；目前国债资金使用情况不够透明，国债资金绩效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国债品种设计（短期债券、期货）有待优化，以充分发挥其政策作用；国债收益率曲线有待进一步健全，以发挥其对金融市场的引导功能。
从地方政府债券来看，其存在的问题有：2015年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发行期限拉长。20年期、30年期债券发行量增加，并采用最后一年还本的方式；约80%的债券为商业银行购买，风险集中度高；90%左右的专项债券项目还款来源是土地收入；发行资料可能存在质量问题；项目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债务资金闲置浪费时有发生。另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缓慢，隐性债务治理难度大。
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的政策选择
根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方面，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工作：
1.加强政府债务总规模的逆周期调节，保持合理的债务水平，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根据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情况，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止跌企稳的趋势，预期经济在2026年见底，2027年后可能恢复到正常运行的轨道。对我国政府债务管理政策而言，2026年仍然要依靠政府债务来拉动经济的增长，引导社会有效需求和社会预期，保证经济社会正常的运行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在2027年经济社会运行进入常态化阶段后，要逐年降低政府债务的发行量，降低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逐步消化疫情及后期恢复时期所积累的巨额债务，进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具体把握的数量界限来看，在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情况下，在2027年以后，可以将我国政府的负债率控制在90%以内，并建立新的债务率和负债率警戒线指标。
2.优化政府债务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在国债与地方债结构的优化方面，进一步调整中央政府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务之间的比例，建立政府债务以中央政府债务为主，地方政府债务为辅的基本格局。逐步将国债余额在政府债券余额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70%左右。其次，优化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与专项债券结构。逐步压缩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大致将其发行比例控制在60%，严格防范和控制专项债券的风险。再次，优化专项债券内部结构。目前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范围需要根据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部分更贴近于市场化、适合企业投资的项目，退出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的范围；对于公益性程度高，项目实际现金流较低，收益难以覆盖其成本的项目，调整为由一般债券资金建设。
3.加强政府债务资金的绩效管理，从根本上防范风险，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首先，建立国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绩效管理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制定专门的《国债资金支出绩效管理办法》《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建设项目绩效管理办法》。在绩效管理制度中，对国债资金、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支出的绩效管理目标、绩效管理原则、绩效管理方法、绩效管理程序、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评价报告制度，以及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其次，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制度。从2021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重点需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的改革：第一，重视专项债券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价。第二，加强专项债券项目的现场绩效监控。第三，加强专项债券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
4.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举债的权责利关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首先，进一步完善省级党委和政府对辖区内政府债务负总责制度。通过完善管理制度，省级党委和政府通过省级债务领导小组（债务应急领导小组），负责对辖区市县债务风险进行监测、预警和救助，保证全省债务风险处于安全线以内。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处于高风险区域的市县领导，省级党委和政府及时进行约谈、预警，督促市县政府有效管控债务增长速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到期债务本金偿还比例，努力降低债务率，防止债务违约。建立权责利相结合的债务管理体制，对于发生违规违纪举借地方政府债务、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力的市县领导，进行相应的处罚。其次，落实市县政府对所举借债务还本付息的责任。进一步完善省级政府对市县政府债务转贷协议的内容，要求市县政府在自己财力许可范围内申请和发行债务，并对所举借的债务承担直接的还本付息责任。债务还本付息的责任与市县党政领导的政绩考核、职务升迁直接挂钩。形成市县政府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再次，加快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和出清的步伐，坚决遏制隐性债务的增长。
（编辑 宋斌斌）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五五”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在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我们要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推进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深入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全面提升能源供给保障能力，推动能源消费绿色化低碳化，为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能源保障。
当前全球能源产业处于深度转型变革时期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绿色低碳、数智化、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统筹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既是各国的共同目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提升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是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2014年至2024年，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从13.6%增长至19.1%；同期，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达到20%。2024至2025年，全球电力消费年增长率约4%，高于GDP3.2%的增长率。据国际能源署等机构预测，2025年全球电力增量的75%为光伏与风电，2026年清洁能源发电量将满足全球所有新增电力需求。2050年全球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将达30%，中国达到60%以上，届时中国、美国与欧洲电力消费总量将分别达到18万亿千瓦时、5.5万亿千瓦时和10万亿千瓦时，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发展中实现能源转型与安全供给。据英国能源研究院报告，在化石能源体系下，煤炭、石油、天然气储量排名前五的国家合计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74.1%、61.1%和8.7%，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化石能源资源拥有国掌握了能源发展的绝对话语权。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未来能源消费将快速增长，但缺乏化石能源资源，面临能源供给“卡脖子”的风险。然而，受益于全球风光资源分布相对均衡，新能源将颠覆传统能源的“资源属性”，转变成“科技属性”，引领全球能源均衡发展。据初步统计，“一带一路”沿线38个国家近期规划新能源装机超过6.4亿千瓦，总投资超过6400亿美元。
我国在以“新三样”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占据绝对竞争优势。当前，我国已建成完备的风电、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拥有全球最大的全产业链集群和装备制造基地，可为全球贡献超80%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装备。过去10年，全球风电和光伏项目平均度电成本累计降幅分别超60%和80%，很大程度归功于中国。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288.8万辆和1286.6万辆，销量渗透率达40.9%，占全球销量的比重超70.5%；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装车量全球占比近60%，动力电池关键材料出货量全球占比超70%。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市场，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将为全球碳减排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能源体系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2024年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71.9%和41.8%，油气增储上产的空间十分有限。据测算，我国100米高度的风电技术可开发量约109.4亿千瓦，光伏技术可开发量达456.1亿千瓦，新能源资源禀赋近乎无限，潜在年发电量将达95.84万亿千瓦时，约为2024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的9.8倍，预计为2060年全国电力需求的6倍。因此，建设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减少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是确保我国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
新型能源体系是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能源行业规模大、链条长、覆盖面广、带动效应强，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对畅通国内外双循环起着重要支撑作用。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时期，能源消费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必须加快构建富有韧性、坚强可靠的能源产业链。通过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打造以清洁能源为主的全新能源底座，巩固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推动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以配电网建设为例，预计到2050年，全国配电网累计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对优化经济结构、增加财政收入、创造就业机会拉动作用显著。
新型能源体系是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纽带。中国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跑者和主要贡献国。十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年新增装机在全球的占比均超40%，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升4.9个百分点，中国贡献约45.2%。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5.8亿千瓦，中国贡献约64%，中国能源转型投资达8180亿美元，居全球第一。目前，我国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合作，核电、水电、新能源等标志性项目接连投产，2024年出口风电光伏产品助他国减排二氧化碳超10亿吨。未来，我国将建设新型能源体系，集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优势，深化绿色能源国际合作，重点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经济社会转型整体方案，实现从输出产品到输出技术和方案并举转变，携手各国共建可持续能源的未来。
新型能源体系是构建国际金融新结算体系的重要抓手。新能源崛起削弱了石油的能源主体地位，“石油美元”日趋式微。未来，以“新能源+”生产的电力及派生产品，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宗贸易商品。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核心的绿色金融市场，有利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金融地位。2024年，中国碳市场覆盖排放量为52亿吨，占全国总排放量超40%，而同期欧盟碳市场覆盖排放量为16.8亿吨，占欧盟总排放量的43%。2024年中国碳市场交易额为181.14亿元人民币，而欧盟达到7700亿欧元（约合6.13万亿人民币）。未来，全球贸易体系需寻找新国际结算货币，我国可借助体量优势，结合数字人民币推广应用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超前部署人民币国际化锚定物，提升人民币国际话语权。
新型能源体系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路径建议
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完善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市场机制。一是推进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还原电力商品属性，完善电价体系，充分释放电力价格信号，为各类主体参与交易创造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二是进一步开放配售电业务的投资和创新，推动新型主体参与电力市场，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电力建设的投资活力，促进增量配电网、微电网、虚拟电厂、源网荷储一体化等业态的投资建设和持续健康发展。三是制定科学合理的输配电价和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机制，合理测算核定“过网费”，推动更多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市场。
大力培育能源绿色低碳消费新模式，牵引重构支撑能源结构转型。一是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配额落地，将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目标科学分解至各行政区域、行业、企业，促进终端用户参与配额指标完成。二是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配额的监测、评估和考核机制，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效性，对未完成配额任务采取相应处罚，提升配额制度的约束力。三是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在认证结果中定量化体现产品绿色价值，推动其在国内广泛采信，在国际贸易中结果互认。
加快培育能源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开展典型应用场景试点示范与推广。一是开展分布式智能电网示范建设，在大电网末端、新能源富集乡村、高比例新能源供电园区等区域，探索建设分布式智能电网项目，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实现与大电网融合发展。二是打造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区，依托绿电铝、绿氢、数据中心等高载能产业，开展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传递绿电价值，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与高载能产业转型。三是推广用户侧综合智慧能源示范项目，加强用户侧灵活性调节资源建设，引入可中断负荷、普及虚拟电厂，推动用户侧深度参与电力系统平衡。
推进全国统一碳市场规范建设，高标准建立完善碳计量、碳认证体系。一是分阶段、分步骤地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建材、化工、航空等重点用能行业，逐步引入碳配额有偿分配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作用，使全社会的降碳成本最小化。二是建立并完善碳计量、碳认证体系，加快制定涵盖不同行业、不同排放源的统一碳计量标准和方法，研发高精度、高可靠性的碳排放监测设备和计量技术，建立健全碳排放监测、计量、核算、核查、认证体系。三是加强电碳市场协同，科学设计绿电、绿证与碳排放指标互认和抵扣机制，搭建绿证核发、交易、核销的全生命周期的追踪、认证系统，有序衔接各类终端产品绿色低碳认证机制。
（编辑 宋斌斌）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并强调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化”即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被确定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应该坚持的“方向”，对于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三化”的内涵
推进“三化”联动，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三化”的内涵。
所谓智能化，是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动力，将数据、算力、算法等新型要素深度嵌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市场服务等全流程。通过全面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实现一切过程数据化、万物互联和智能决策。这不仅表现为生产线上“机器换人”或局部环节数字化，更在于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构建智能感知、智能决策、高效协同的智慧产业生态。
所谓绿色化，是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在生态维度强调环境友好、资源可持续；在经济维度构建低碳循环的生产体系，实现降碳、减污、增效；在社会维度倡导绿色生活方式，让人人成为绿色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所谓融合化，是对产业或行业区隔发展方式的突破与要素资源的跨界系统整合，形成从“物理叠加”转向“化学聚变”的产业新形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边界消融，由传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立转向“制造＋服务＋数字”的复合业态；二是技术创新穿透，数字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交叉渗透，催生新质生产力和新兴产业；三是资源配置的协同，不同领域不同行业通过数据链接和AI赋能，实现要素跨界优化配置，创造新的价值。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资源环境约束和产业升级需求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它们之间具有协同共生互促的关系。没有智能化，绿色化难以得到技术支撑，融合化无法解决互联互通和跨界资源配置的难题；没有绿色化，智能化和融合化都将会面临价值导向和能否可持续的问题；没有融合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就不能在根本上推动生产力的“新质”跃迁，也无法实现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升级。三者协同并进、相互依存，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即构建高质量、高效率、低碳、协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特征
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现代化产业体系一般具备以下四大特征：
一是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实体经济是经济大国的立身之本，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和脊梁。虽然发达国家都具有发达的服务业，但没有不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即便是美国，虽然近年大力推进制造业回流，显示出对经济空心化的忧虑，它仍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大国、强国。我国经济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还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这意味着必须避免产业“脱实向虚”和空心化倾向，持续保持制造业等实体产业在GDP中的合理比重，巩固我国产业体系门类齐全、配套完备的优势。历史表明，没有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就没有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建成现代化强国。
二是制造业为骨干。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就已成为经济中最核心、最关键，也是生产能力最强的产业部门。发达国家产业体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制造业现代化、高端化的过程。虽然从表面上看，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普遍高于70%，制造业似乎成为“夕阳部门”，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经历了多轮结构升级、与高端服务业深度融合，成为承载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领域。其定位、特征与发展逻辑，既反映了全球产业分工的演进，也体现了发达国家维护技术优势、经济安全和价值链主导权的战略选择。在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中更显示出我国强大制造业体系的“压舱石”的关键作用。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业、高端服务业，从国际产业分工角度来说，得到了居于制造业价值链顶端地位的强力支撑。美国如果没有构建起制造业价值链顶端的地位，金融业会如何发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取得的伟大进步，集中体现在制造业的不断进步和蓬勃发展，现代化强国的“强”必须建立在先进制造业基础上。
三是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尤其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又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双向互促，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加速转化。创新驱动贯穿于产业体系的各环节，是产业体系先进性和竞争力的根本源泉。
四是以开放合作为支撑。虽然近几年国际贸易纠纷和贸易壁垒有所抬头，但产业体系高度全球化的事实没有改变，资源全球配置、生产全球分工、市场全球互联的趋势不会扭转。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同时融入全球大循环，实现内外联通、协同发展。
以上四个方面相辅相成。实体经济是发展根基，先进制造业构成骨架，创新驱动注入不竭动力，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能够共同支撑起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三化”联动的内在逻辑
“三化”联动的内在逻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
一是互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各自侧重不同维度，在产业转型中形成优势互补。智能化聚焦提升效率和生产力，实现生产方式变革；绿色化侧重降低资源环境代价，为发展设定生态约束；融合化致力于打通要素流动渠道，提升体系整体效能。三者对应“效率—生态—协同”三大命题。
二是互促。三化之间相互促进、耦合增效，产生1＋1＞2的联动效应。智能化为绿色化和融合化提供技术支撑，通过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实现碳排放监测和能效优化，提升绿色转型效率，同时构建起产业融合所需的信息互通、实时协同的数字基础设施。绿色化则为智能化和融合化指明方向约束，它要求智能技术朝着节能低碳方向演进，并促使融合发展遵循循环经济原则，确保产业发展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融合化为智能化和绿色化构建广阔场景，如AI＋应用渗透千行百业，既是智能化本身的进步，也为绿色技术提供了大规模、系统化落地的平台。
三是共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三者最终融合成一个有机体系，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核，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质变跃升的核心动力，体现了效率提升、可持续发展与创新形态的有机统一。如果割裂开来，任何单一维度的进步都难以持续。缺少绿色底线的智能化可能陷入高能耗陷阱，缺少融合牵引的智能化难以大范围赋能传统产业，缺少智能支撑的绿色化转型则可能缓慢而低效。
“三化”联动的内在逻辑，就是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协调发展，通过相互促进实现倍增效应，最终在共生融合中实现产业体系的系统跃升。
四、“三化”联动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机制
“三化”联动依靠以下四方面机制实现：
（一）以智能化构建“数字引擎”
通过人工智能实现技术迭代和流程优化，大幅提升生产经营质效。依靠人工智能、机器人实现决策优化和流程再造，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企业管理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实现精益管理。在供给侧，通过智能化提升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在需求侧，通过数字化连接生产与消费，实现按需生产和柔性制造，科学管理库存，优化配置产能。
通过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重构传统要素体系。数据作为生产资料通过人工智能进入生产环节，转化为质量、效率和效益的提升，创造价值。“数据驱动”的研发、设计、制造模式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实时优化配置，形成以数据、知识、技术等为核心的新型要素体系，推动生产函数从“资本＋劳动力”扩展为“资本＋劳动力＋数据＋知识”的新形态。“数字引擎”带动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将得到不断提升，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动能。
（二）以绿色化筑牢产业体系的“生态底盘”
绿色化可以通过建立碳排放和环境容量约束机制，以市场和政策“双轮”驱动产业转型。运用价格机制和产权交易机制，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一方面，通过碳配额、碳资产交易机制和碳价信号，引导企业主动减排。同时，推进用能权、排污权交易试点。另一方面，大力推动绿色金融，围绕降碳、减污、节能、增绿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此外，实行差别化电价、水价等政策，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收取更高费用。通过这些市场化手段，外部环境成本可以逐步内部化，使企业的环境贡献获得真金白银回报，反之则付出更高成本。通过“政策约束＋市场激励”促使企业将绿色发展纳入经营目标，把绿色转型变成“我要干”的内生行动，而非“要我干”的被动应付。绿色发展机制引导产业进步过程中始终守住生态环保底线，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铸牢“生态底盘”。
（三）以融合化打通产业体系的“协同经脉”
融合化发展正如火如荼。制造业企业向服务领域拓展，延伸产业链至研发设计、营销服务、运维支持等环节，从卖产品向卖服务转变。不同产业之间通过技术和数据的媒介实现融合跨界渗透，催生全新业态与新产业。新兴技术领域相互融合，形成“技术＋技术”的复合产业，如新能源汽车产业融合了汽车制造和新能源、电池技术，生物医药融合了生物技术和大数据，智慧城市融合了建筑、交通与数字技术。不同技术、产业交叉叠加，诞生“新物种”，推动了产业分类由传统三大产业向更复杂的网络演化。如“数字农业”融合农业与物联网，实现精准种植；“互联网金融”融合金融与IT，创造全新金融服务模式。
数字技术和数据是融合化的重要力量，既似“溶剂”，又像“粘合剂”，还如“催化剂”，形成千行万业的互跨和重叠，甚至边界模糊消失的局面，跨行跨业嫁接创造新的场景，催化产生新需求、新供给。AI+应用场景正在造就新的增长点和就业空间。融合化通过跨产业渗透，打通了产业体系的“协同经脉”，从而整体抬升产业体系的创新性和灵活性。
（四）以“联动”激发“加持效应”
当智能技术、绿色技术与融合发展相结合时，通过相互交织、协同共生，产生“1＋1＋1＞3”的协同效应，这既是新质生产力的“质”之新所在，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底层逻辑。“智能化＋绿色化”可以创造技术乘法效应，数字技术为节能减排助力，大数据分析提升环境治理精准度；同时绿色需求也反过来刺激智能技术创新，如发展面向低功耗、高能效的AI芯片。另一方面，“智能化＋融合化”能够放大数字技术的渗透力，产业融合为智能化提供了海量应用场景和数据来源，AI得以在更多行业中训练迭代，不断自我强化；而智能化降低了跨行业协作的沟通成本，使融合更加顺畅。再者，“绿色化＋融合化”催生技术嬗变，跨产业协同有助于构建区域循环经济和工业共生网络，一个行业的废弃物可能成为另一个行业的原料，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多产业协同攻关能源替代和碳减排技术，加快绿色技术迭代。
综上，智能化使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显著提高，绿色化降低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成本，使增长更具持续性，融合化创造了更多增值服务和新业态。“三化”联动赋能的新质生产力将优化经济增长模式，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而非仅靠要素投入扩张，推动产业发展建立自我进化和持续创新的内在机制，能够在动态演进中不断实现更大规模、更高效率、更优质量、更好效率，构建起骨干强壮、血肉丰满、精气神十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