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厦门、宁波、大连、彭州、昆明等地之后，PX项目再次在广东茂名引发群体聚集事件。

据茂名市政府发布的消息，3月30日上午，茂名市区一些群众为了表达对拟建芳烃（PX）项目的关切，在市委门前大草坪聚集，并在个别路段慢行。当日下午，有小部分人上路堵塞交通，后逐步散去。但晚上10点半之后，“小部分闹事者开始骑乘摩托车扔石头、矿泉水瓶等，破坏公共设施，公安机关迅速行动，果断处置，有效控制了局面，事件中没有人员死亡”。

茂名市政府31日发布“告全体市民书”，告诫广大市民一定要相信科学、相信政府，不要让不法分子乘机制造混乱。市政府表示“热忱欢迎社会各界，通过正当渠道表达对项目的关切，通过正当渠道反映项目情况” 。

但茂名PX事件的舆情风波，不仅没有随着“告全体市民书”戛然而止，反而持续上扬。除了点评地方政府的种种危机处置举措之外，如何化解PX困境，成为舆情纵深发展的主旋律。尤其是与以往类似案例相比，茂名市已经在宣传和沟通方面汲取教训、积极主动——进入2月份，茂名市官方高调预热PX项目，当地媒体密集报道相关内容、政府单位先后举办石化项目推进工作会议，并签订责任书，还请来专家详谈茂名PX项目。

但是，一些香港媒体、公知、网络大V、财经类媒体和评论人跟多年前的厦门PX项目媒体抗议事件一样，继续拿PX制造网络媒体事件，进行了有效的舆论动员，引发群众街头抗议政府。环保部官员指出，一些PX反对者得到专业组织的指点和资金。文清在其博文中指出：昆明暴恐、广东茂名PX游行事件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其根源在于执政党公信力的透支。

下文将予以详细分析。

舆情脉络分析

根据社会舆情监测与预警系统（X-GOT）的统计，从2014年3月29日至4月24日，共有涉及广东茂名PX事件的相关新闻9558篇（含新闻网站转载），论坛主帖43150则，博客文章7622篇，微博主帖826844条（不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

网络和媒体舆情走势显著不同，网络于3月31日出现舆论最高峰，而媒体报道高潮出现于4月4日。根据舆情走势变化可将整个舆情过程分为：潜伏期（3月29日以前）、爆发期（3月30日-3月31日）、发展期（4月1日-4月11日）、回落期（4月12日至今）。

网络舆情脉络

网络舆情的潜伏期。可追溯到2009年茂名市进行PX项目选址工作引发的争议，如《以科学发展观的名义，环保专家应该关注茂名PX工程选址问题》《 “给省委书记捎句话”请关注茂名PX项目的选址问题》，总点击量超过12万。2014年2月底以来，当地政府密集高调的宣传活动激起群众的恐慌与不满情绪，尤其是3月27日的网民座谈会，网民称“结果被搞到不欢而散”、“沟通存在问题”。

舆情的爆发始于3月30日，茂名一些群众为表达对PX项目落户茂名的不满与担忧，通过网络号召等手段，在茂名市市委及周边路段聚集游行。30日聚集游行事件被网络直播，网络关注度直线上升，并在31日到达最高峰。该舆情阶段有微博大V@任志强、@夏尔谢夫工程师等介入，迅速扩大了聚集游行的关注度和影响力。3月31日，“演员文章出轨”消息在网络上引起极高关注度，@文章同学所发微博总转发量超过200万条，网民对“文章出轨”事件的关注远甚于茂名PX游行事件。如此强烈的反差，引起部分网民谴责网络大环境的娱乐态度和对民生问题的漠视，“中国之声”等微博发表了相关评论。当晚，@茂名发布转发官网新闻统稿“PX项目仍处于普及知识阶段 是否上马需听取民意才决策”，网民哗然。

舆情的持续期。微博名人@五岳散人、@克里斯托夫·金、@叶檀、@袁裕来律师等都发表相关微博，参与该事件的讨论（具体观点见后文的舆论阵营），多将此事件原因定性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也有网民对该事件进行深入剖析，如文清的博文《公信力透支是社会管理失控的根源》认为：昆明暴恐、广东茂名PX游行事件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导致中国社会公共管理失控，其根源却在于执政党公信力的透支导致执政资源的枯竭，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民心的流失。再如，和静钧的博文《反PX的“环保”成了利己主义者的万金油》认为，中国已经到了针对某个地方的集体“邻避”现象找出解决办法的时候，如何让民众更理性和有序地提出诉求，则是需要考虑的方向。

另外，该舆情阶段，各种道听途说、小道消息、谣言在网络舆论场广泛传播，如“茂名官方为阻止游行出动坦克”、“茂名反PX游行造成‘15死300伤’”、“茂名市民因反PX遭警察当街暴打”等，多使用嫁接图片的手段，误导舆论。

舆情的回落期。网络关注日趋减少，论坛和博客以转载媒体评论为主，微博舆论场很快被其他社会热点事件转移。但个别微博加V认证人士对此事件的关注并没有消减，发布多条具有眼球效应的微博，促使网络舆情涟漪不断，如微博认证为“社会新闻工作者”的“记者刘向南”连续多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发布3月30日茂名PX游行事件有死者（被官方辟谣），茂名官场黑暗等微博。此外，4月12日，广东茂名所辖化州市欲建火葬场，疑由于沟通不畅，引起聚集抗议活动，虽未发生明显冲突，但网民将其与PX事件联系，表达对当地政府的不满。

媒体舆情脉络

与网络关注度不同，自3月30日爆发PX聚集游行后，媒体舆论场持续发酵四天，于4月4日爬升到报道量峰值。此后，媒体关注度回落迅速，4月11日有所反弹，出现次高峰。4月12日后虽有小的波动，但以回落为主。

媒体舆情的潜伏期。3月中旬，茂名政府启动了对PX项目的宣传活动，“PX”频繁出现在当地媒体，如3月18日起，《茂名日报》接连发表《PX到底有没有危害》、《揭开PX的神秘面纱》、《PX项目还要不要继续发展》、《PX项目的真相》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只是普及PX项目知识，未提到项目上马的任何信息。

舆情的爆发期。媒体反应滞后，在事件发生后一天才进行报道，且报道数量有限，基本是政府官网稿件或新闻统稿的转载，如茂名新闻网3月31日的报道《广东茂名市民游行反对PX项目政府：不法者挑唆》，并附《茂名市人民政府告全体市民书》，称“PX项目仅是科普阶段，离启动为时尚早”。

舆情的持续期。媒体报道数量明显增加，出现两次明显波峰。其中，4月4日的波峰主要由于3日茂名市政府就民众反PX项目事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引发。此外，当天国际在线的报道《清华化学化工系学生昼夜捍卫PX词条》也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话题挖掘。4月11日的波峰则由北京召开的“中国PX发展论坛”推动，会上官员及专家的观点成为媒体报道的主要信源。如《新京报》的报道《环保部官员：一些PX反对者得到专业组织指点和资金》引用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的说法，PX恐惧症成为中国PX发展的最大阻力；环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贾峰则指出，反对者“背后有人”。

此舆情阶段，党媒官媒的评论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舆论导向，引发理性思考。如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以更细致工作化解PX焦虑》，认为多起PX抗议事件是民众与政府的信任困局，要在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上做好群众工作，拿出谋发展的热情来认真做群众工作，就不难穿越隔阂、消除误解、赢得信任。再如《环球时报》发表的评论《PX项目，溃退中呼唤坚守点的出现》，认为在发展PX和重化工的问题上，各地政府必须为全国的利益有所担当。“政府的担当会通过各种途径转化成公众态度的改变。如果政府随意弃守，整个社会就会溃不成军，一个谈PX色变的国家即使走向现代化，也是一瘸一拐的”。

舆情的回落期。4月23日，中国新闻网对茂名PX事件的惩处结果进行报道《广东茂名PX事件刑拘24人批捕5人 36人受行政处罚》。尽管事件本身已淡出舆论，但PX引发的思考在媒体场没有停止，相关评论性文章依然零星出现。

舆情脉络小结

综上，广东茂名PX事件有明显的潜伏期，随着聚集事件的突发，舆论骤然升温，随后经过10多天的僵持，舆论日渐恢复平静，舆论议题演化见表1所示。小结如下：

1）网络舆情早于PX聚集游行爆发，当地官媒密集和老调的宣传套路引起网民不满；当地政府漠视网络舆论场的诸多隐患，如3月27日的网民座谈会后网络出现大量负面声音及3月30日晚PX百度词条被悄然改为“剧毒”；

2）舆情的爆发期和持续期，媒体和网络舆论场表现出强烈的差异化：网络舆情集中于聚集事件爆发后的1-2天，以现场爆料和碎片化观点为主；传统媒体的报道在4-5天后才密集出现，鲜有对聚集事件本身的描述性报道，以评论反思文章为主；

3）整个舆情过程中，出现舆论话题漂移现象，清华学生捍卫百度词条及PX引发的大讨论其实已经脱离了茂名PX聚集游行事件本身；

4）该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如“茂名官方为阻止游行出动坦克”、“茂名反PX游行造成‘15死300伤’”、“茂名市民因反PX遭警察当街暴打”等最早出现于境外媒体并由网络媒体进行二次传播、扩散。

舆论阵营分析

表1  舆论阵营分析

反对PX项目的声音：

第一种反对声音认为PX项目会对环境产生严重污染，抑或PX本身会致癌，威胁到周边居民。如@一毛不拔大师发表微博称，由于PX工厂产能巨大以及现有的污染处理设备及监管水平较低，民众担忧其会造成巨大污染是有道理的。

针对PX在生产制造时会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腾讯微博“方舟子和他的网友们”第31期中做出了如下回应：“我去年参观过韩国蔚山的PX工厂，那里天是蓝的，水是清的，空气中闻不到化学品味道。在化工项目中，PX应该算是低污染的。即使生产过程中有污染物也是可以控制的。”央视、新华网等媒体也发布《工信部：PX项目对环境影响小 安全可控》等新闻安抚民心。

第二种反对声音主要针对政府处理PX项目的方式，认为政府缺乏透明度和沟通，无视群众的“正当诉求”。如香港南华早报中文网总编辑@郑维发微博称，茂名PX项目至今未有正式环评报告及征求意见报告，一味让群众去学习PX知识，对地方官员的能力表示质疑。@泰山童子微博称，“PX项目一而再再而三的上，一次次引起民众的抵触，这说明在某些为民谋福利项目上，政府缺乏起码的透明度，缺乏事前足够的调查研究，缺乏对百姓的解释和说明，百姓有权了解这些项目是否安全。信息不对称时这些项目不该强行上马，毕竟健康活着才是民众最大的心愿。”

对此，《瞭望》周刊发表评论指出，抵制PX已成为否定政府和解构权力的切入点。PX项目成为人们表达情绪的窗口和通道。一些反对PX项目的人，可能并不是单纯地针对PX。很多人根本不去看地方政府的环评公示，就直接说不透明，要求知情权。

第三种反对声音则直接将矛头指向政府的公信力和体制问题。北京大学教授@吴必虎在微博中写道：“在为官短期、外地执政、缺少监督、系统腐败、央企独大的制度里，没有危险的事情都危机四伏，何况本身就有环境风险的PX？” @五岳散人则称，政府如今公信力无法提高，是多年来打压民间社会的结果。

财经网发表评论《沈彬：茂名PX“说不”若不自由赞成则无意义》称，PX不再是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公信力问题。茂名市要做的是重拾公信，尊重市民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不能掩耳盗铃，封杀了网络声音，就以为天下太平。如果市民没有掌握说不的权利，任凭专家怎么讲“科学”，依然难有公信。@老徐时评则在评论“老百姓为何谈PX色变？”中指出：“在互联网时代，PX项目想建在哪里，哪里就会掀起民众反对的高潮。不是觉得项目不安全，而是觉得政府承诺不靠谱。政府正在为自己公信力的丧失买单。”

不难看出，“环保”是公众反对PX项目的最初和最主要理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理由被渐渐的淡化了。舆论场开始更多的讨论政府的公信力问题，批评的矛头指向政府的沟通能力、执政能力、监管能力等，最终还是指向体制与公权力，这一点是值得警惕的。

支持PX的声音

@杜建国在其微博中明确指出，传播谣言、鼓动民众反PX情绪的源头就是《南方周末》。《扬子晚报》则发表《不妨点明PX反对者背后是什么人》一文，指出如果有关部门掌握相关证据和名单，不妨公开，也好让公众重新认识PX项目、PX事件。对于那些给PX反对者提供指点和资金支持的“专业组织”要彻底揭露并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PX事件重演。

此外，在此次PX事件中，支持者的声音以辟谣以及反驳反对者的意见为主，缺少“主动出击”。其中一些说法引起网友的不满，容易导致议题偏离。如方舟子与网友聊PX项目时，针对网友@陈慕蓝称“PX在发达国家没有问题，在我们国家却有了问题，原因何在一目了然”，方舟子答道：“你这话把PX替代成任何别的东西都成立，所以中国现在什么事都别干了，先来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经济就不要发展，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一回应引起了部分网友的不满。再如经济学家@王福重认为，“生产不可能不损坏环境。当然要评估，尽量控制。但也不能过分，否则太贵，你用不起。”对此有网友表示：“对不起，我宁愿选择进口！”可见公众对从经济角度分析PX项目是比较敏感的，在引导舆论时需要注意。

综上所述，支持PX的阵营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流媒体为主，以及一些学者、网站为主。反对PX项目的阵营则以一些所谓公知、网络大V以及财经类媒体和评论人为主。

此外，境外特别是香港媒体在此次事件中较为活跃，包括《南华早报》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了不实或反对的消息。其中“茂名事件造成15死300人伤亡”的谣言就来自香港《东方日报》，《明报》也发表评论《引入现代社会管理“PX 焦虑”》称，茂名当局没有汲取厦门事件的教训，“以密集、宣传、引导方式，强力操作，制造项目已经定案的假象；另外，则从维稳出发，打压反对意见”。由此可见，事件背后的境外“推手”若隐若现。

微博热点分析

PX事件中，微博成为舆情爆发、发酵、观点激辩的主战场。

下述蒲公英图揭示出本事件中最为活跃的微博聚集热点及其推动力量。其中，蓝色实心圆代表舆论风暴中心，由此生发的红色实心圆代表引发活跃转发和评论的微博。被蓝色圈住的为媒体微博原创，被紫色圈住的为大V微博原创，被绿色圈住的为政府微博原创，被灰色圈住的为企业微博原创。红色实心圆周边的绿色实心圆均为与之互动的其他微博博主。

图1 茂名PX案蒲公英图

由蒲公英图可见：

从量的角度，在茂名PX项目中，普通网民的活跃度较以往的舆情事件更为明显，不少原创微博成为重要的一级传播节点；与此同时，大V整体的活跃度也高于媒体微博平均活跃度，除广东茂名之外，政府官方微博参与度较低，企业官方微博参与度几乎没有。

从质的角度，综合转发量、评论量以及微博在舆论场的影响力，蒲公英图中的热点微博如表1所示。由表可见，头条新闻、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在微博舆论场中影响力较强，作为本地官方微博的“茂名发布”在舆论引导中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相对而言，其他媒体官方微博在突发事件时的报道评论和舆论引导能力仍有待提升。再者，一些言辞新颖的观点也受到网民追捧，如“@夏尔谢夫工程师”谈到的清华学者捍卫百度百科PX词条，不愧是流着拉瓦锡门捷列夫血液的化学人。

链接：茂名PX案热点微博一览

排名	博主	微博
1	夏尔谢夫工程师	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昨日誓死捍卫百度百科px词条，双方易手竟达57次，这就是当今中国大学生的独立人格：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乃大丈夫也！不愧是流着拉瓦锡门捷列夫血液的化学人！向他们致敬！
2	央视新闻	【6天被修改36次 清华学生捍卫PX“低毒”描述】3月30日，茂名民众反对"PX项目"最激烈的一天，有网友将百度百科中PX毒性由"低毒"改成"剧毒"。由此拉开"词条保卫战"，有人不断篡改，清华多位化工系学生反复更正了数十次！学生们说：“有责任解除民众的误解，有责任捍卫科学的阵地”。
3	冷酷的Noah	我觉得，PX和核电站，肯定是成熟安全的技术，就算体制内，监管也不是问题。例如把PX建在清华化学系宿舍楼旁边，把核电站建在五环内，体制监管，肯定成熟有效可续，你们说是不是呢？
4	茂名发布	【PX项目仍处于普及知识阶段 是否上马需听取民意才决策】
5	观察者网	【14个问答告诉你PX到底是什么】PX（Para-xylene）是对二甲苯的缩写，是对人类生活影响深远的化工原料，国际公认大型PX项目造成的污染弱于其对环境的间接贡献。但PX项目为什么成了各地民众抗议的焦点呢？到底px是什么呢？
6	四月网	【茂名反PX游行致“15死300伤”？港媒又造谣】近日，茂名反PX游行造成“15死300伤”“坦克车进城”等传言开始在网络上散播。所谓“坦克车进城”照片是前几年某部队训练行进在公路上的图片。另一张所谓市民流血横卧街头的图片，是一则“大龄男子纠缠前女友被砍……”的新闻图片。
7	头条新闻	【全球最大PX工厂在新加坡试运行 距主城区仅5公里】本月起，新加坡裕廊芳烃公司价值24亿美元的石化工厂将试运行，该项目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对二甲苯(PX)生产企业。工厂位于新加坡西南部外海，距离新加坡主城区仅5公里。据悉，2011年我国进口PX的5.2%来自新加坡。
8	记者刘向南	茂名17岁少年温万彬是连年几起PX事件中第一个有名可查的死者。3月31日凌晨他驾摩托车载着同伴江锡材驶过市委附近的事发现场。江告诉我，当时有棍棒朝摩托车打来，噼里啪啦响，他们先是躲过了，紧接着就摔了出去，温当场死亡，江则昏迷，头部受重伤。图1为温万彬母亲，4月13日傍晚本人摄于金塘温屋村。
9	辟谣与真相	【“国外PX项目安全性高”--再高也有发生事故的概率，国外居民为何不打砸烧反PX？--要么是民众懂科学，明白危害不大；要么是民意虽不同意，但反对无效！】全球最大PX裕廊芳烃公司距离新加坡主城5公里，埃克森美孚公司PX距离居民区不足1公里，日本川崎PX距离居民区5公里，荷兰鹿特丹PX距离居民区800米。

PX争议引发的思考与讨论

对于PX项目，舆论场始终未有审美疲劳，只是舆论场的话题渐渐从厦门、大连时的“发生了什么”演变为宁波、昆明时的“为什么发生”，以及今天广东茂名的“如何避免发生”。

围绕PX争议，有很多议题值得思考和讨论：

PX引发的群众聚集游行，是否仅是因为信息不畅、对话受阻？

我们看到，昆明PX抗议发生后，昆明市长亲自坐镇新闻发布会、民众恳谈会，对话并没有受阻；我们也看到，为了避免争议再现，茂名早早启动网民座谈会和科普宣传等，信息不能说不畅，为何依然阻挡不住群众上街游行？

PX引发的群众聚集游行，是否仅是因为对其污染致癌感到恐慌？

如果说在厦门、在宁波，很大程度是因为掺杂着谣言的短信和网贴的散布导致群众恐慌而上街的话，到了广东茂名，已不单纯如此。每一次的PX群体抗议事件，都成为政府和官媒科普宣传的机会。而在广东茂名相关舆情中出现新的迹象，如对官媒宣传“PX知识知多少”的吐槽和不满等，公众对PX的反对似已超越PX本身。

PX引发的群众聚集游行，是否仅是“邻避效应”蔓延的体现？

十八大前夕，宁波镇海、四川什邡、江苏启东三起环境性群体事件先后爆发，引发有关“邻避效应”和“环境敏感”的讨论。毋庸讳言，互联网加速了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与膨胀，群体抗议往往都是从项目选址地核心利益相关群众中开始的；但不容忽视的是，从宁波到昆明到茂名，抗议都是如涟漪般传导，上街抗议的，包括被“别有用心的势力”煽动的，早已超出项目选址地的范畴，在宁波镇海持续三天的抗议冲突中，甚至有人从江苏、上海赶赴现场、加入抗议队伍。

由此值得反思的，PX争议不是逐步蔓延的邻避效应，而是逐步蔓延的执政公信力危机。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民意绑架政府，最终一次又一次让舆情决策取代科学决策。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技巧亟待提高。

在公共政策议题愈来愈被网络和媒体背后的推手所绑架的过程中，中国的很多问题都 “PX化”，“集中力量办大事”已经越来越困难。当日本、韩国、新加坡都能成功建设PX项目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的是，下个十年，我们发展的优势在哪里？破除“PX化”，我们最应该做些什么？

（编辑  远山）

 

游击队战士与数字化巫师

2013年1月，年仅26岁的程序员，网络积极行动主义的倡导者阿伦·斯沃茨（Aaron Swartz）面对美国联邦检察官多达11项的重罪指控和可能长达35年的监禁，在纽约的寓所中自杀身亡。两年前，这位年轻而富有理想的网络专家，带着信息共享和开放存取的理念，从商业数据库JSTOR非法下载了大量学术期刊文章，随即被警察拘捕和起诉。然而，斯沃茨的行动绝不是一起有关盗版的简单案件，他的行为并非出于私利，也没有因为公开发放盗取的文章而给商业公司带来任何损失。斯沃茨的“犯罪举动”和随后的自杀身亡更像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他在2008年写下的“开放存取游击队宣言（Gue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宣言的主旨是号召每一个网民行动起来，阻止商人和政客把网络私有化，让知识和信息被社会公众所共享：“大公司利欲熏心……它们收买政治家支持它们，通过法案让它们拥有专属的权力决定谁可以复制信息……我们要夺回信息，无论它们被存在何处，制作我们的副本并和全世界分享。我们要获得版权到期的东西并将它们归档，我们要买下秘密的资料库并将它们放到网上。我们要下载科学期刊并将它们上传到文件分享网络。我们要为游击队开放访问而战。”

对于国内的新媒体研究者和传播学专业学生来说，阿伦·斯沃茨的故事和他关于“著佐权（Copyleft）”^[1]和“点共产主义（Dot-Communism）”^[2]的理念可能都相当陌生。然而，如果我们要提起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提起凯文·凯利的“失控”，提起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则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些摇滚歌星一般的学术名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数字化崇拜”的浪潮，他们的“名著”一版再版，纷纷成为时髦的畅销书，即使在本该严肃辩证思考社会问题的高校学者和研究生中也被奉为经典。

同样是希冀凭借互联网和数字化达成人类的大同，斯沃茨只能面对国家机器的惩罚，走向终结生命的人生悲剧，而那些畅想“赛博空间”美好新时代的未来学家们却广受追捧，他们虽然总以挑战旧制度、旧时代和旧思维的“草根”革命家面目出现，然而却与世界各国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一拍即合、频繁互动。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截然相反的境遇呢？

通过斯沃茨撰写的“宣言”，我们可以看出，他眼中的互联网并不是一个脱离真实社会权力关系的“赛博空间”。在斯沃茨看来，信息和知识在全社会的分享和自由流通，依靠的不是信息技术本身，而是打破信息私有权藩篱的社会运动。正因为如此，这些宣言和行动常常被学者称作“点共产主义（Dot-Communism）”。可以说，斯沃茨的观念并不是数字化时代的新产物，而是现代社会人类为争取分配正义而挑战强权的传统延续。虽然战斗的场所从原野丛林变成了信息网络，但斯沃茨还可称得上是一名实实在在的游击队战士。然而，那些描绘未来信息社会生存美景的数字化巫师们有关“赛博空间”的讨论，更像是奥古斯都笔下超越尘世的“上帝之城”，似乎信息传播技术凭借其本身的特性就能够创造出一个民主平等、互联互通的美好新世界。

本文将这些数字化巫师有关网络世界政治图景的畅想称作“赛博迷思”（Cybermyth），同时，通过考察“赛博迷思”与全球化时代统治阶级和统治策略的关系，我将一种与互联网技术密切相关的政治方案命名为“点新自由主义”（Dot-Neoliberalism）。本文将考察这些观念的历史，并解析它的政治内核与政治影响。

反主流文化与“赛博迷思”的兴起

“赛博迷思”的基础，是其构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社会政治系统，即“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个词汇衍生于诺伯特·维纳（N. Wiener）提出的“控制论（Cybernetics）”。维纳是一名常年为美国军方服务的科学家，他从事的主要科研项目是设法让导弹顺利地跟踪和击落敌机。在这些研究过程中萌生的思想形成了两部重要著作：《控制论》和《人有人的用处》。它们奠定了维纳日后在“赛博迷思”建构者中的精神导师地位。

在维纳的理论中，控制论系统通过各个组成部分的信息交换和反馈，不断调整自身的运行方式，完成系统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从而形成无需外部规划和干预的自发秩序。在维纳看来，这样的原理不仅存在于防空导弹系统中，而应该构成一种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如果将人类社会、生物体和自动化机器都看作一个控制系统，那么它们就不存在本质区别。也就是说，一旦达成了自我调节，人类社会也一样会出现自动化系统般的和谐、平等和民主的秩序，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去中心化系统。

反主流文化运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群美国青年学生在反主流运动中紧紧抓住了“控制论”的核心理念，希望凭借创新性的个人化技术和排除了工业化、技术官僚化的点对点社区交往构造一个新的社会系统。这些观念与近30年来有关互联网政治的主流判断有着明显的近似性，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很多数字化预言家也都产生于这个反叛青年群体。由此可见，“赛博迷思”的思想基础早在计算机网络普及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是社会发展史的产物，而不是新媒体技术的产物。回顾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关于“赛博空间”的一整套政治方案和路线图[3]。

20世纪中期的美国民众，在二战和冷战的交互历程中，体验着3种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压力：首先是冷战宣传下的共产主义威慑，其次是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恐惧，最后还有战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集中化、理性化和技术官僚主义的束缚。这3种心理威胁在青年群体的文化中被抽象成了一种对工业主义时代的等级制、集权、国家体系的整体反感。青年人中一种逃离丑陋现实的乌托邦主义呼之欲出。美国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就是这种文化氛围和舆论状况的直接结果。

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的反主流学生运动并不具有完全一致的政治方案，其中至少有两种差异显著的力量：一是常常以“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为精神领袖的“新左翼”运动，他们希望凭借批评理论和社会运动这两种武器对现实社会权力关系进行整体重建，具有显著的激进性和现实干预意识；二是试图摆脱现实社会束缚，通过超验的手段重建精神家园的“自由主义革命”和“新公社运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垮掉派”文学、禅宗佛教、迷幻药服用者，以及那些返土归田、试图构建新型社群的公社主义者。当同龄人在创办政党和进行反越战游行时，这些嬉皮士们则选择远离政治，转而拥抱技术和意识转变，并将这些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来源[4]。在这一群体中产生了日后关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政治的一整套主流观念。

从1967年到1970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开始在山上和树林中建立自己的公社。这些返土归田的嬉皮士们利用无线电、二极管、继电器、投影仪、镁光灯和迷幻药等小规模技术创造一种逃离大都市工业化、商业化和技术官僚化的新型社区，体验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平等和自由交往。他们大量阅读诺伯特·维纳、巴克敏斯特·富勒（R. B. Fuller）及马歇尔·麦克卢汉（M. McLuhan）的著作。这3位学者的共同之处是将人类生活世界与通过媒介技术构造的信息通讯系统进行类比，试图借用科技发展构造一个互联互通、自由平等的地球村。参与公社运动的年轻人希望利用这些读物中提供的愿景，构造一个类似于开放信息系统一样的新型传播网络，并将这种开放网络的交往状态看作是自然的和普世的。

不久，原本分散的公社运动就有了自己传播网络的核心与领袖。通过几名最为活跃的记者和创业家搭建的交流平台，各种反主流艺术家、作家、技术群体和波西米亚群体之间形成了频繁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在这些人际关系的桥梁中，反主流文化群体与计算机科学家之间的融合对未来“赛博空间”的建构产生了基础性的意义。当集纳了信息技术发烧友和大量研发人员的“增益研究中心”（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帕罗奥图研究中心”（Xerox PARC）、“人民计算机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和“一资源”（Resource One）等科学家群体被日益壮大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所吸引时，受公司和政府资助的计算机技术研究便顺理成章地与一种互联互通的“赛博空间”政治构想结合在一起了。正像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概括的那样，“互联网在20世纪最后30年间的创造和发展，是军事策略、大型科学组织、科技企业，以及反传统文化的创新所衍生的独特混合体”[5]。计算机网络从诞生之日起就不仅是一种通讯技术方式，而被附着了特别的文化政治内涵。它不仅被当作改造社会的神奇工具，还催生了一套改造社会的政治纲领。

反主流运动最终融入主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社主义运动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已经渐渐解体。那种在社会系统之外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社群的理想已经被看作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由于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公社运动者们却从高山和树丛中走向了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重新找到了自己新的栖息地，让控制论理想和新公社之梦再度复兴。

随着“使用者网络”（Usenet）、“惠多网”（Fidonet）和WELL（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等电子交谈系统、公告牌系统和其他网络通讯工具的出现，计算机技术发烧友、反主流文化群体和新闻记者群体在数字社交平台上深度融合，并不断展示一种先进的和充满诱惑的新型交往方式。由此，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虚拟社区”、“赛博空间”等关于互联网政治的主流阐释逐渐形成了。“平等”、“开放”、“言论自由”、“多样性”、“草根民主”、“去中心化”、“自主创新”、“无国界”和“世界大同”，这些有关互联网的“赛博迷思”开始成为说明一个新时代和预言未来社会状态的主流政治语汇。它们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治精英、跨国企业领袖们念兹在兹的时髦辞藻。原本那些迷恋于新公社运动、迷幻药、控制论和麦克卢汉著作的“垮掉一代”中，则产生了一大批穿着考究、腰缠万贯、引领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信息产业大亨和数字化预言家。他们进入了一个由政治经济精英把持的主流社会，并成为其中光鲜亮丽的英雄人物受到全世界的追捧。这种看似不合逻辑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新自由主义”的官方祭祀

“赛博迷思”如何能从反主流文化变为一套如此主流和深入人心的政治方案，我们必须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变革逻辑中来寻找答案。这段时间，不仅见证了计算机技术逐渐成熟并开始成为个人联网工具的技术发展史，更见证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革和意识形态变革。如今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转型或者“里根/撒切尔革命”的“政治经济改造工程”与一场以数字通讯技术和网络化为特征的“新经济”热潮几乎同时来临。这两场相互关联的“革命运动”要想说明自身的合法性，就需要构建新的理论体系，而数字互联网技术的本质特性及其对未来的政治许诺，正是这个理论体系中的一项核心命题。

市场乌托邦与数字乌托邦的高度契合

实际上，从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低成本的德国和日本生产者加入到全球制造业市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制造业大国就进入了生产过剩导致的利润率长期下降，经济增长逐渐衰退的过程中[6]。为了挽救资本力量，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欧美的权力精英们开始了一场席卷文化、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的社会改造工程。具体来说，这项改造工程凭借对资本解除管制、国家从社会福利供给中退出、公共部门私有化、挫败工会等劳工群体的抵抗力量，以及利用高等教育、社会科学研究、政府决策咨询和大众媒体宣传塑造一种有利于以上经济调整的自由市场理念得以完成。

这种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基本内涵是在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制度框架内，将市场交易的频率和达成率最大化，尽可能解除政府对资本的限制性措施和干预政策，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充分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并借此带来社会自由度的提升和福祉的增加[7]。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新自由主义所构筑的市场乌托邦，会发现它与试图构建数字乌托邦的“赛博迷思”在理念构想上有着众多吻合之处，例如，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机会平等主张、去中心化的控制论逻辑、建立在原子化个体基础上的自由至上主义、社会运行的自发秩序原理、不设限制的自由交易等等。从实际历史进程来看，推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保守派精英也确实极大地调用了“赛博迷思”的各种理念，并将其包装成一套诱人的新技术奇观。在这个意义上，有关新媒体技术政治意义的正面塑造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也因此，本文将其冠以“点新自由主义”之名。

关于“赛博迷思”与“新自由主义”高度契合的另一个重要证明，是原本在政治坐标上距离最为遥远，彼此蔑视的保守派精英和新公社主义者，如今竟然围绕互联网政治和新经济议题成为彼此捧场的亲密战友。

“全球商业网络”与《连线》杂志

那种亲密关系的建立，集中体现在两个推广新经济和“赛博迷思”的重要社交/媒体平台当中。一个是为跨国企业家和政客提供咨询服务的“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Network）；另一个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聚焦数字化和新经济变革，蜚声国际知识界的期刊《连线》杂志（Wired）。

20世纪80年代末，在原公社运动领袖的促成下，“全球商业网络”成立并开始频繁活动。这个组织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壳牌公司、沃尔沃、AT&T、施乐、IBM、南方贝尔等跨国企业的高管，服务于美国军方的顶尖智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的官员，以及一群热心“赛博迷思”的人类学家、生物学家、新媒体工程技术人员。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地把资本精英、政治精英和倡导新经济的知识精英结合在一起的人际网络。这个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向企业家和政客提供网络新经济的理念，帮助他们开拓和适应后福特主义的经济变革。

在“全球商业网络”的运作中，“赛博迷思”的制造者们以理论导师的面目出现，这些曾经的反叛青年没有丝毫迟疑地将反对等级制的乌托邦思想转换成了促进弹性契约、扁平化管理和生产灵活性的后福特主义经济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反主流文化有关网络传播的各种观点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达成了高度契合，此时，这群迅速主流化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本对工业、军事和保守派力量的反感态度。

另一个集纳了以上各个群体的有代表性的人际平台是大胆预言数字化生存的《连线》杂志。这个著名期刊中最重要的几位编辑作者将数字乌托邦的构想与解除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化和促进全球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方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连线》影响最大的那个年代里，他们不遗余力地将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保守派学者、政客和走在后福特主义经济发展前沿的跨国企业高管、工程师描绘成反主流文化革命的先锋和未来社会的先驱。

编辑尼葛洛庞帝在一篇写给共和党领袖金里奇的信中这样说道：“当我们从一个原子世界转向比特货币世界之时，我们需要像您这样的领袖对历史做出解释……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两党的通力合作，来帮助（也可以理解为迫使）其他国家放松对他们的电信产业的管制并使之私有化。当你走遍世界去传播信息时代的福音时，人们会洗耳聆听”[8]。实际上以《连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九十年代一直借用数字乌托邦的理念和反叛文化的论调，充当着新自由主义官方祭祀的角色，是权力精英推动新经济改革的重要“喉舌”。投资这份杂志和诸如MIT媒体实验室等相关组织的机构，主要也都是实力雄厚的跨国集团，其中包括众多在国际电信业呼风唤雨，而又急待政府解除管制门槛的企业。除了电信企业，为“赛博迷思”制造提供有力财务支持的还包括跨国的生物化学企业。正像菲德尔（B.J. Feder）所发现的,孟山都、杜邦、国际纸业、宝洁、联合利华等重要公司，都为制造迷思的培训和宣传工作提供了持续支援[9]。

“数字化巫师”被主流征用与驯化

如今，当我们面对欧美劳工组织被不断挫败、世界范围内大批工人失业下岗、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体系全面瓦解、发展中国家广泛的农民破产、主要发达国家贫富分化愈发严重、世界范围内陷入金融危机等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后遗症时，很难说这其中没有鼓吹弹性新经济的“数字化巫师”们的“功劳”。

“赛博迷思”的建构历程与信息技术革命的历程基本相同，即都经历了一个先是自发出现，而后又被主流征用和驯化的过程。正像曼纽尔·卡斯特所说：于70年代群集于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群集于加州的信息技术革命，受到复杂的文化、制度、经济因素的影响，不能被说成是资本权力为应对经济危机而促成的结果。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里根/撒切尔革命”真正开始的年代，资本主义则有效地开掘和利用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和相关政治理念，并引导和决定了新技术的发展方向[10]。同样的命运，从反主流青年们被有效地包装成新自由主义大祭司的过程中展现无遗。“赛博迷思”的各种理念之所以能够被推崇成为主流，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本身，已经蕴含了符合新自由主义诡辩术的各种思想基因。

网络新经济与数字乌托邦

凭什么曾经的反主流文化斗士被社会的政治经济精英所接纳和推崇？这些网络新经济的代言人如何调用“反主流”的话语配合保守派政客推进改革？这个群体如何自由市场奇迹和未来信息技术奇观联系在一起的努力。概括来说，这些努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上构造一个通过传播科技达成的全球大同盛世；二是微观上构造一个分布式、分散化、充满弹性的高效率“柔性工厂”；三是将数字化的未来塑造成一项巨大的“信用”来支撑信息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全球“大同盛世”的自由市场体系

在全球市场层面，20世纪最后的25年时间里，解除管制和自由化经济政策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席卷了各个国家，无论这些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何种阶段，也无论这些国家的社会大众是否会成为全球自由市场的受损者，进入一个统一规则的跨国市场体系似乎成为唯一的发展路径。为了加强这一过程的合法性，从数字乌托邦的角度把“平的世界”叙述成一个必然趋势，把加入新自由主义全球架构叙述成一个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路径，就成了很多理论家的历史使命。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者可算是纽约时报的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 L. Friedman）了。在他所总结的“碾平世界的十大因素”中，个人电脑的风行、操作系统和浏览器的发明、互联网通讯标准的建立、网络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数字搜索引擎的出现等等这些网络科技因素与柏林墙的倒塌、离岸经营和销售网络的创立、全球物流供应链的打造等政治经济因素成功地汇聚在一起，许诺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统一市场图景[11]。在其中，数字通讯技术既是全球网络的基础，也是继续迈向开放大同世界的依托。

实际上，像弗里德曼这种关于信息革命和全球自由市场的召唤早在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初期就已经上演了。上世纪80年代，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 Toffler）和他预言信息革命的著作《第三次浪潮》成功地在发展中国家知识界得到普及。在当时的中国，托夫勒的名字甚至频繁出现在北京街头书摊小贩的吆喝声中[12]，而这位四处推广信息技术革命的未来学家还曾经走进中南海，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亲自接见，从而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13]。由此可见，除了债务危机、贸易制裁、制度改造，甚至发动战争这样的“硬手段”，勾画一个全球自由市场和网络信息时代的美好未来，已经成为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重要“软力量”。

充满弹性的“柔性工厂”与“创意产业”

新自由主义的变革工程涉及的不仅是全球市场体系的搭建，还有微观层面的生产方式变革和企业组织变革。这些变革的总体逻辑是借助信息科技提供的便捷，增加生产、管理和营销方面的弹性。其具体做法是通过劳动契约的短期化、企业管理层级的扁平化、工作任务的分散化和外包化等手段，将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尽量多地从资本一方转移到劳动力一方。对于占现代社会大多数的雇员群体来说，任务导向的工作、低稳定性的契约、灵活的劳动时间和地点、低福利保障的生存状态成为信息时代的一种生活常态。当然，我们知道这种结果的实现并不是信息科技和生产方式自发调整的结果，它的前提是“里根/撒切尔时代”以来国家和资本力量对劳工群体抵抗的持续打压，有时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最终，二战后形成的“国家-资本-工会”的稳定三角关系被强力破坏，后福特式的网络化新经济登上历史舞台。

在这种生产关系和企业管理方式变革的过程中，数字化巫师们的鼓吹起到了鸣锣开道的重要作用。他们相关阐述的狡猾之处在于，把越来越缺乏稳定性的劳动关系叙述成充满创新潜力和个人成功机遇，没有等级制和威权管理的网络化自由经济。凯文·凯利的名著《失控》极有代表性。在这本书中，凯利把新公社主义者的乡村伊甸园之梦变成了对信息科技、后福特主义生产实践的赞美[14]。凯利详细阐述了“新兴网络经济”应该具有的特征，所谓分布式、分散化、灵活制造、协同进化的观点，与后福特主义劳动关系改造的题中之义是完全吻合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种网络经济不仅有收益递增的经济理性，还被赋予了个人实现和民主参与的积极政治内涵。

几乎是同样的逻辑，近些年来颇为流行的“创意产业”研究，也同样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劳动分工和“去中心化”的、生机勃勃的新型产业形态连结在一起。在这些创意产业研究专家的叙述中，未来理想的知识生产是资本力量构筑一个创意和交易的数字互联网平台，个人化的信息生产者成为这个平台上的主角，他们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才能，相互协同，创造出传统生产方式无法企及的各种信息产品。在他们看来，以数字化为基础的创意产业实现了在商业世界里将文化生产带回原始的、个人化的、分散化的创意艺术的转变[15]。近年来，又有美国的明星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R. Florida），沿着“创意产业”的思路，带着“反主流文化”的思想遗产，构造了一个“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概念。他将那些没有固定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的知识劳工形容成新经济时代放荡不羁、标新立异、充满才智和创造力的游吟诗人，认为他们是网络化经济时代的新财富创造者和新生活引领者[16]。

有关“创意产业”和“创意阶层”的论述至少有两点让我吃惊不已：一是这些学人居然完全忽视消费社会已经形成的对文化产品进行筛选的市场逻辑，如此轻易地将“自由”、“民主”、“多样化”的帽子扣在眼球和利润主导的文化生产链条上。二是在世界范围内遭遇经济危机，年轻人就业困难，中产阶级大量失业，职业阶层面临巨大经济压力和社会心理压力，甚至频繁出现街头政治的背景下，这样的奇谈怪论竟然还能堂而皇之地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和知识精英不断推崇的“新知”。例如，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一经出版，立刻吸引了《连线》、《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众多主流媒体的关注和各国政客、知识界的追捧，被当作预言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扛鼎之作。而互联网金融泡沫破裂后在美国已经失宠的未来学家们，如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广受追捧的文化偶像。

新媒体技术成为资本投机的“新噱头”

数字化巫师们构造的网络新世界，不仅为新自由主义的权力结构调整铺平了道路，还为已经松绑的资本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投机创造了舆论环境。20世纪的最后几年，见证了一个互联网投资的狂潮，人们不断地把赌注压在与数字网络业务相关的公司上。1999年，几位研究生发表了一篇题为《.com的增值效益》的研究报告，发现无论公司的业务是否改变，也无论其业务是否与互联网业务相关，只要是改变了名称使之包含“.com”、“.net”或者“Internet”字样，其股价市值都将有大幅提升[17]。

这是一段疯狂的时期，而投资者的疯狂离不开“赛博迷思”建构者的鼓噪，他们除了许诺一个互联互通的网络信息社会之外，还对互联网经济进行直接追捧。《连线》杂志的编辑就曾经预言，由于网络化新经济的发展，2020年美国平均家庭收入将超过15万美元，道琼斯指数将会在5万点到10万点之间[18]。然而，从千禧年开始，推动网络产业繁荣的股票市场突然暴跌，绝大多数网络公司一夜之间不复存在。我们由此见证了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裂，这也预示了货币主义经济政策的无解危机。这种经济运行逻辑只能寻找一个又一个新的“迷思”，制造新的泡沫，才能维持运转，无论这些新的投机领地是生物科技、新能源还是房地产开发。在这个意义上，“赛博迷思”实际上为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供给学派经济政策和金融的放开管制寻找了第一个有力支柱，为跨国精英推动的全球经济转轨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可否认，这些传播通讯技术的发展仍然具有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社会沟通的潜在能量。然而技术的发展总是无法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权力关系。在传播领域，从铁路、航运、海底电缆、无线电报、电话再到今天的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本身成为资本投机的噱头，而且承担着支撑“未来”的重要使命[19]。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上，就会很容易地发现，每一次鼓噪新技术的过程，也是资本在这个新兴领域投机套利的过程。知识分子给传播技术赋予的神奇魔力和美好未来，从工业革命开始就起着不断为资本开疆拓土的功能。“未来”是被资本许诺永远不会最终交割的巨大信用。资本不断裹挟人们的获利期待，在每一代新技术上下注，鼓噪每一代新技术的发展将带来革命性变化。

“赛博迷思”的政治学

本文的阐释并非暗示这些知识分子在违心地迎合精英群体的意志，以求成为资本力量的附庸，更不是要告诉读者这些曾经的反叛青年与权力精英一起策划了一场经济转轨的阴谋。“赛博迷思”参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改造，并不是简单地被胁迫的结果。这套对信息技术和网络传播的政治预言，早在新自由主义转轨之前的六十年代学生运动中就已经存在了。他们之所以在20世纪晚期受到推崇，更主要的原因是其意识形态的逻辑符合了经济转型的需要。

概括来说，“赛博迷思”的意识形态刚好可以在自然、必然、应然3个重要方面为新自由主义观念提供有力支持。所谓自然，是将经济权力调整的人为工程讲述成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的过程；所谓必然，是指除了网络新经济和弹性生产的改造之外，不存在另类的经济发展途径；所谓应然，是指“赛博空间”具有前文所说的“平等”、“开放”、“言论自由”、“多样性”等众多政治正确性，因此应该成为各个社会必须加入的普世共同体。受篇幅限制，我虽然不能完整地展开对这套理念的论述，但是有必要对“赛博迷思”中最重要的几个特点进行概括，以展现它对新自由主义方案的独特价值。

特点一：“生物隐喻”

将新媒体技术、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生物世界进行类比，暗示信息化技术和网络传播可以缝合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沟壑，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存在状态。这种颇具原始宗教般神秘性的观念在“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中占有一个核心地位。作为一名虔诚基督徒的凯文·凯利在他的名著《失控》中，最清晰地概括了这种观念：“造化所生的自然王国和人类建造的人造国度正在融为一体。机器，正在生物化；而生物，正在工程化”[20]，“技术人员可以归纳和总结出生命体和机器之间的逻辑规律，并一一应用于建造极度复杂的系统；他们正在如魔法师一般召唤出制造物和生命体并存的新奇装置”[21]。在随后的文章中，凯利干脆声称“上帝是机器”，“世界不仅像一台电脑，它就是一台电脑”[22]。当然，这些论述的目的不简单地指向机器与生物的近似性，《失控》的主体部分实际上是在阐述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和交往形态，如何因为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出现而走向与自然的融合。

将机械系统、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相互等同的观点在几十年前维纳的控制论思想和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的思想中就已经有了种子。对于新自由主义方案来说，这种“生物隐喻”具有双重价值，一是创造了一种脱离真实社会的复杂和苦难，充满科幻魅力的乌托邦世界，它暗示走向网络新经济，就意味着重归自然；二是它可以将一个人为的权力攫取过程美化成一个自然进化过程，把充满辛酸血泪的自由化经济改造，描绘成在一个文明和谐的“平的世界”中实现“同一个梦想”的过程。

不出所料，“生物隐喻”的观念刚一登台就立刻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关注和效仿，在《生物经济学：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一书中，迈克尔·罗斯柴尔德（M. Rothschild）提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经济事务的必然天性。对一个自然现象评头品足无异于浪费时间和精力”[23]。在另一本名著《自私的基因》中，理查德·道金斯（R. Dawkins）利用各种生物现象来佐证“欲望加利润”的资产阶级文化是一种求生和竞争的自然状态使然[24]。“生物隐喻”对于新自由主义观念塑造的启发性由此可见一斑。

特点二：“历史终结”

这是一个冷战结束之后知识分子们耳熟能详的说法。柏林墙刚刚被拆除，弗朗西斯·福山（F. Fukuyama）就在自己的著作中迫不及待地宣布：“我们所见证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和战后特殊历史时期的消逝，而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结点，西方的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最终的政治组织方式自此得以普世化”[25]。这样的论调与资本全球市场开拓的最终目标暗暗吻合，那就是要构建一个没有政治边界的、权力结构永远固定的“帝国”[26]。在文化上，这催生了两项紧迫的事业：一是将“帝国”状态叙述成历史进化到达终点的“必然王国”；二是许诺一个与以往任何时代相互决裂的“光明盛世”。

数字乌托邦所能够提供的技术奇观和大同愿景自然成为论证“历史终结”的最佳途径。这其中最重要的阐述是利用“比特”代替“原子”的想象，表明一个社会形态的必然趋势，以及数字新时代与既往历史的根本决裂。正像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讲的：“从原子到比特的变化是不可避免也不会被终止的”[27],“就像一种自然趋势一样，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无法被拒绝和阻断。去中心化、全球化、和谐性和向社会赋权这四个强大的特质一定会让它取得最终的胜利”[28]。与尼葛洛庞帝一样，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赛博迷思”阐释者几乎都带有一种宗教般的末世论情节。这些说辞“展示了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大获全胜和无比优越性的基础上的新历史（或者是一种非历史），并借由传播和信息的新技术发起了一场进入赛博空间（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空间）的无冲突的冒险历程”[29]。

需要补充的是，这种数字末世情节不仅在时间上将新自由主义方案塑造成一个历史发展的终点，而且在空间上宣称数字技术将导致“地理终结”和“距离之死”。从数字技术的本质特点来看，这样的推论很容易理解，“地球村”的比喻也早已为人熟知。然而讽刺的是，当分散在暗黑星球上的全球都市亮点和那些游走在信息网络上的跨国精英、中产阶级知识劳工体验着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消亡时，也正是数字鸿沟、文化认同鸿沟、阶级鸿沟和“发达/欠发达”的地理鸿沟越发显著的时代。在这里，“赛博迷思”的抽象性和空想性刚好可以让人们尽可能地将全球化的丑陋一面忽视掉，使一个充斥着权力支配和不平等的“帝国”看上去像是“同一个世界”。

特点三：“法外之地”

“赛博迷思”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构造物就是一个脱离真实社会权力关系，存在于虚拟数字世界中的“赛博空间”。这个词汇来源于威廉·吉布森（W. Gibson）1984年的数字科幻小说。但是它的思想基因早在反主流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经奠定了。当时新公社主义者的文化偶像巴克敏斯特·富勒曾经提出了一个“法外之地”（Outlaw Area）的概念，用以概括一种超越于尘世之外，摆脱了日常生活规则束缚，自由平等、无拘无束的新政治领地[30]。这种想法被反主流的嬉皮士们发挥成了一个充满超验主义色彩的乌托邦。例如，在《反主流文化的形成》这本名著中，罗扎克（T. Roszak）提出反主流文化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宣告一个新天堂和新地球的诞生，在新天地中依靠年轻人的力量对抗工业时代的技术官僚体系[31]。如此一来，政治问题变得极为简单，那就是社员群体与外部社会的二元对立，用今天的时髦政治语汇来说，就是市民社会与威权力量的二元对立。

在数字化时代，计算机网络所形成的虚拟社会似乎把这些乌托邦设想变成了现实，这让“赛博迷思”的建构者们围绕着互联网的技术本质特征展开了一系列有关网络社会和公民政治的联想。这些联想的核心逻辑是将“赛博空间”视为一个平行于真实社会空间，代表着民主希望的新政治领地，它必将由内而外地塑造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

“赛博空间”对新自由主义的第一项重要功能在于它将再分配问题系统性地排除在政治运动的视野之外。审视“赛博迷思”建构者们的著述，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多数内容都是抽象的传播科技特性和未来网络经济景观，在欢愉而简洁的乌托邦叙述中，几乎完全没有关于产业状况、所有权问题、网民社会经济背景等真实社会问题的讨论。特别有意味的是，流行的数字化巫师们不仅不反对信息的私有化和垄断等这些直接危害网络公共性的因素，甚至本身就是传播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积极推动者。

其实，空想乌托邦的基因早在反主流文化的公社运动中就已经十分明显。特纳曾经指出，当时的新公社主义者与新左翼截然不同，他们往往对越南战争、妇女解放、种族平权、贫困现象等真实社会问题系统性地忽视[32]。可以理解，当这一群体已经找到了解决所有问题的新媒体技术这把金钥匙，也就不必费力关注其他的革命路径了。更何况，冷战宣传早已经将社会主义要求分配正义的方案描绘成了走向集权的道路。问题是，这种只要与开放的“网络/市场”接驳，无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都可以平等参与的幻象，正是新自由主义拓展领地时必备的宣传理念。它把一个政治经济意义上十分复杂的平等和正义问题，替换成了一个简单而抽象的机会平等的假象，让自由自在、温情脉脉的小资文化彻底占据大众传播的主流，将那些质问传播权力本身分配不公的声音排除在外。

特点四：“威权民粹主义”

我在此将“赛博空间”的另一项新自由主义政治功能放在最后单独论述，是因为它对今日之政治舆论现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斯图亚特·霍尔（S. Hall）在分析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改革的舆论策略时使用了“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这个词汇[33]。杰索普（B. Jessop）、博耐特（K. Bonnett）等人后来也对这个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34]。他们发现撒切尔的政策虽然明显是从工人阶级群体中攫取权力，损害工人的利益，但她却总是策略性地站在工人的角度说话，和他们一起抱怨官僚主义、鼓动草根的造反活动，并许诺一种真正的平等和民主。在这种被霍尔称作霸权性文化实践的过程中，威权力量被塑造成亲民的和有代表性的，权力精英的利益被塑造成公众的普遍利益，从而为新自由主义改革营造了最为有利的舆论氛围。

这种思路对于我们理解“赛博空间”的现实政治意义有着重要的启发。在“赛博迷思”的政治神话里，内部无差异的“网民群体”一方面构筑了一个平等理性交往的“网上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不断与外部等级制社会的强权压制作斗争。他们往往被塑造成网络监控和审查制度下受到迫害的悲情英雄，承担着击溃外部强权，实现人类社会民主大业，最终打造一个让历史终结的“平坦世界”的使命。这套“互联网公共领域”的说辞反复调用“网民”、“草根”、“民意”这样的词汇，实际上掩盖了网民内部社会经济地位和传播资源占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且将网络舆论本身可能出现的集权和非理性因素排除在考量之外[35]。在这一点上，它与法西斯主义对“民意”的煽动和调用非常相似。特别有意味的是，“赛博迷思”的建构者们还尤其注重召唤年轻的一代，苦心孤诣地将变革希望寄托在这些“新人”身上。例如，尼葛洛庞帝曾说：“当政客们甩不掉历史包袱的时候，新的一代人从数字化景观中脱颖而出，他们不带陈旧的偏见，摆脱了地理的局限……让数字技术成为推动人们进入更伟大的世界和谐的一股自然力量”[36]。

之所以说以上这些观念构造具有“威权民粹主义”的特征，是因为塑造“网民群体”民主代表性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帝国”在全球化的地方领地中寻找生机勃勃的代理人的过程。在那些资本并未完全掌权的国家中，当网民被等同于公民，甚至人民的时候，他们就成为对抗“帝国”中这些“另类政治体”的关键力量。

正因为如此，一种亲近年轻网民和政治异见分子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变得尤其显著。而承担“雕刻师”角色的往往是著名学者和都市媒体。例如，有分析中国互联网民主力量的学者指出：“在当今中国，平凡的网民等于无畏的、有见识的、激情的以及不容易受骗的人”，他们最终将发起“文化革命”、“社会革命”等“草根民主实践”，达到改造中国政治的目的[37]。在中国都市知识阶层中有很大影响力的《南方都市报》，在其“年度综述”中称：“网络公民的崛起，是无数次智力较量的结果……网民的每一次闹腾、愤怒、哂笑，都在为自己的生活作辩解”，总之，“谁都别想蒙网民”[38]。在知识分子看来，在中国这个“特殊社会”中，“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此时，对互联网民主潜力仅有的限制，来自于中国政府的网络监控、互联网的低普及率和中国社会较低的公民文化素质[39]。这些叙述常常让我不禁想起哈维尔（V. Havel）关于地下政治团体的鼓噪和一整套颜色革命的文化动员方案[40]。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文化策略实际上基本继承了文化冷战的方式，只不过是在新的时代找到了新媒体技术这种更高效的工具。

当然，在这场政治动员和主体塑造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绝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和媒体，真正的权力精英也常常亲自出场。他们的言行切实让人体会到“威权民粹主义”这个词汇表面上的矛盾特质。因为，你很难相信亲切接见各国网络政治异见分子，推崇网民挑战强权精神的民主旗手，同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追逼斯诺登、阿桑奇和斯沃茨的猎手；你同样无法相信，走遍世界各地宣传网络带来民主与开放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是搭建了恐怖的全球网络监控系统的幕后黑手；你可能还无法相信，那些倡导信息高速公路、预言数字化生存的导师，同时也是放开资本束缚，让商业大亨垄断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本身的政策推动者。在前南斯拉夫、在委内瑞拉、在古巴、在伊朗、在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乌克兰等东欧国家，注资颠覆政权的社会运动，甚至直接投放社交媒体养成异见团体，这些事件早已是被媒体不断报道的公开秘密了。“赛博迷思”的魅影不断逡巡在这些真实世界里不断上演的故事中，将数字乌托邦的愿景廉价地倾销到全球化的边缘地带。

最后，我们可能禁不住回想起本文开头关于“游击队战士”和“数字化巫师”的比喻。在一个互联网和数字化的时代，也许民主的真正希望就寄托在阿伦•斯沃茨们的思想和行动上。只有从空洞的新媒体技术特性和“网民/公民”的教条中返回真实社会，正视那些限制正义实现的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问题，找到民主真正的敌人，并用游击战的方式夺回民主的阵地，我们才能做自己的主人。为此，我们需要斯沃茨这样的战士，我们也需要“点共产主义”这样的“反乌托邦”。

（编辑 萧枫）

[1]“著佐权”（Copyleft）是号召软件开源和信息共享的自由软件运动。一旦软件的许可协议中增加“著佐权”条款之后，用户就可以自由使用、散布和改编这种信息产品，而且改编后的作品也必须要以同等的授权方式发布。

[2]“点共产主义”（Dot-Communism）的概念较早来源于伊本·莫格林（E. Moglen）的“点共产主义宣言”。这种理念将自由、共享、开源等自由软件运动的理念与民主和权力再分配的社会公正问题联系在一起。它提出信息自由是民主和自由社会的基础，应该打破资本垄断，让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被大众所掌握。

[3]在这方面，弗雷德•特纳（F. Turner）写作的《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启发和考察线索。参见，【美】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

[4]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5]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6]罗伯特·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郑吉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7]参见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至4页。

[8]转引自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68页。

[9] Feder, B. J., Plotting Corporate Futures: Biotechnology Examines What Could Go Wrong. New York Times, 1999 June 24.

[10]参见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11]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

[12]吴锦才：“请听北京街头书摊小贩吆喝声‘李泽厚、弗洛伊德、托夫勒……’”，《人民日报》1986.12.14，第3版。

[13]张亮：“赵紫阳接见托夫勒”，《人民日报》，1988.09.14，第1版。

[14]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

[15]王维佳：“‘去中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背后：创意产业的影响及其实质”，《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16]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司徒爱勤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17]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18]同上，第3页。

[19]王维佳：“互联网政治的现实与未来”，《上海传媒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20]凯文·凯利：《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东西文库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1]同上。

[22]Kevin Kelly, God is the Machine, Wired, 2002 December: 180-185.

[23] 转引自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页。

[24] Dawkins, Richard.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5]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in G. Tuathail, S. Dalby, P. Routledge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107.同时参见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Avon Books. 1992.

[26]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7] Negroponte, Nicholas. Being digital. Random House LLC, 1996: 4.

[28]同上，第229页。

[29]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30] Tomkins, Calvin. “In the Outlaw Area.” New Yorker, January 8, 1966: 35.

[31]Roszak, Theodore. 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Technocratic Society and Its Youthful

Opposition. NY: Doubleday, 1969: 208, 50, 240.

[32]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张行舟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96至101页。

[33] Hall, Stuart,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 Verso 1988: 123-146.

[34] Jessop, Bob, et al. "Authoritarian populism, two nations, and Thatcherism."New Left Review 147 (1984): 32-60.

[35]王维佳、杨丽娟：“‘吴英案’与微博知识分子的‘党性’”，《开放时代》，2012年第5期，第48-62页。

[36] Negroponte, Nicholas. Being digital. Random House LLC, 1996: 230.

[37] Yang, Guobin.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217, 209-226.

[38] 胡传吉：“谁都别想蒙网民”，《南方都市报》，2008年1月13日。

[39]参见胡泳：《众生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0页。

[40] Havel, Vaclav.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Routledge Revival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Routledge, 2009.

 

怎样认识当前中国媒体的现状、媒体以及舆论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怎样认识新闻和舆论乱象背后的价值观混乱，积极、主动地开展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之争，改变思想和舆论环境？3月29-30日，在《经济导刊》杂志社举行的“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从政治、历史、国内和国际的视角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研讨。

本期摘要刊登三位与会者的发言。

潘维[1]：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统一全党和全国媒体的思想认识

我们都知道媒体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时代的原因。第三产业时代和制造业时代不一样了，制造业时代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有发言权，但是第三产业创造的产品主要是无形产品。而在无形产品里我们发现，虚拟的作为真实，比真实的真实还真实。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所谓真实的政治，它其实是虚拟的真实，或者是被媒体描绘出来的真实。因此在这个时代，媒体就变得极其重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要。这是我从政治学的视角得出的一个结论。

我谈四个问题：

第一，媒体的功能。作为一个媒体局外人，我认为媒体有三大功能：一是传播信息。信息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国内国外的信息，如果你不知道，你这个国家在文明上作为一个总体的概念就会出局。还有政治信息，也就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信息，人民对这类信息是感兴趣的，因为关系到人民的命运。今天是信息社会，要求媒体自由，因为必须有信息的自由流动。因此，自由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是评论政府的政策。媒体掌握新闻话语权，代表社会的各种势力来评论和评价政府所做的事。人民是有权利评价政府的，政府在做什么，怎么做的，做得对不对、好不好，人民有发言权。这是媒体的第二个功能。

三是塑造价值观。媒体塑造价值观是通过对信息的选择以及报道信息所使用的概念和词汇来实现。任何一种媒体、任何一家媒体在传播信息时，不仅仅选择事实，而且选择使用的语言和概念。这种有选择的信息传播表达了媒体或媒体人的价值判断、价值体系，因此就有塑造人民乃至政府的价值体系的作用。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说，过去西方教会是塑造价值体系的主要机构，之后变成大学文科是塑造价值体系的主要机构，今天这个排序要变过来：第一媒体是塑造价值观的主要机构，第二是大学文科，第三才是教会。

价值观对于政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政府管理社会的基本方法有四种：第一是执法，维持社会整体秩序。第二是代表最强大的社会集团，叫代表性。第三是平衡利益——现在与将来、部分与整体、变化与不变的利益，这是政府的责任。第四种可能是最复杂、最高级的一种管理社会的方式，就是把各种利益凝聚在一种正义观里，也就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媒体是塑造价值观的最大机构，所以受到政府的密切重视，要么政府出面管理，要么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来承担这个责任。

这三大功能中，自由传播信息与塑造价值观这两者是天然矛盾的。就是说，因为媒体有塑造价值观的功能，政府出于治理的需要，不可能不干涉新闻自由、传播信息的自由。这一点，全世界哪个国家都一样。

第二，新闻自由的本质和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如果我们简化说，这个世界有一种东西叫专制，那么是否被认为是专制并不在于选举制，也不在于一党制，甚至不在于外国人怎么贴标签。比如英国治下的香港，既没有政党制度，也没有选举制度，但不论香港居民还是外国学者，都不称它为专制社会。什么原因呢？专制是个坏词儿，它跟集权程度没关系，而且集权的程度也没办法来判断。它靠什么来判断呢？就是人民最关心、最感兴趣的自由，也就是揭露高官违法行为的自由。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缺少这种自由，这个国家就被称为专制国家，包括它本国的人民也都会这么认为。反之，如果媒体有揭露高官不法行为的自由，这个国家通常不会被称为专制，本国人民也不会认为自己国家专制。所以，新闻自由的本质和与政体之间的关系就在于，新闻媒体有没有揭露高官做不法之事的自由。

第三，对我国媒体现状的思考。我谈四个方面：首先，30多年来我国的信息传播自由已经有了飞跃式的进步。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两报一刊就是媒体，媒体就叫两报一刊。这种情况是我们不满意的，因为既不可能有独立，也不可能有创新。那是一个缺乏创新的时代，是一个新闻媒体闭锁的时代，也是一个无知的时代。今天来看就更清楚了，第三产业的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谁能够创新，谁就有前途；谁不能创新，谁就没前途。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我们的媒体有了飞跃式的进步。一方面是专业化，一方面是国际化，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手机报，等等，都给人一种进步的感觉。我也认为，很多的新闻从业人员是极其敬业的。

但是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与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混乱互为因果，已经危及到了国本。为什么是自上而下？因为我们是官方而非教会承担着教化的功能。今天从上而下看，我们的价值观真够混乱的，底线都突破了。而且有各种表述，谁也说不清，记不住。如果美国人说就一个词——自由，欧洲人说也一个词——民主，伊斯兰教国家说，我就一个“伊斯兰教”，中文的表述简洁明了也能说清楚。作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定要简单好记，而且是官方和人民共同认可的。

今天西方人宣扬“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分两类，一个叫民主法治，一个叫专制人治，制度决定一切。这是冷战后兴起的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是一种极其简单化的认识。到底历史是制度塑造的，还是制度是历史塑造的？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制度，还是制度塑造一切？大量的事实和研究结果表明，制度不是决定一切的。但是这种制度决定论，最后被归结为民主法治是好制度，其他都是坏制度，而且大家都不得不跟着这么说了。

这其实不是西学的精髓。但是这样一来，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就被接受了，特别是我们由此上了西方人的当。什么市场与政府干预两分，国家与社会两分；以人为本，而不再谈以民为本。结果以人为本变成了以个人为本，造成个人主义膨胀到荒唐的地步。学校连体育课都不敢上了，怕被学生起诉。哪个学生摔了胳膊折了腿，甚至跑步的时候心脏病发作，因此学校体育课就不上了，运动会不办了，春游也不搞了，到了这种极其荒唐的地步。

这是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为什么不提以民为本，而非要提以人为本呢？既然以人为本，因此一个人就可以挟持所有人。比如住房拆迁，99%的家庭都同意了，拆迁费也合适了，就有一家人不同意，成了钉子户，最后没办法，就拿钱摆平。结果先迁走的人觉得吃亏了，99%的人都不高兴，共产党因为一个人得罪了99%的人，那你日子还过不过了？所以，中国今天价值观混乱是自上而下的，是从上头开始混乱，从精英群体、知识界开始混乱，不是从老百姓开始的。

第三个方面是文风问题，官八股盛行，洋八股盛行，导致我们的媒体让人感觉特别不好。官八股表现为言必称领导人曰，洋八股则是言必称阿伦特曰。我刚看完一本杂志，里面一半文章都提到汉娜·阿伦特，把我们今天的社会形容为极权主义社会。虽然这是很莫名其妙的事，但人家就是这么来回说。为什么有官八股和洋八股的两极化、对抗化？跟文风有关系。改造我们的文风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会官八股？是有一批从年少到年老都在那写文件的人，跟社会没接触，认识脱离实际，写出来的东西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同时又是左一句右一句，全面的、辩证的，让人不知所云，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不会“说人话”。洋八股是用一种特别蹩脚、劣质的翻译语言在那故弄玄虚。比如讲中国农村，上来先说外国某思想家说过一句什么话，然后就着这个话来说中国农村，其实那人跟中国农村什么关系都没有。洋八股言必称西洋理论，长句子、怪词，什么现代性，这个性那个性，总之是拿洋人来褒扬自己，吓唬别人。

应当认识到，现在这个时代，知识不再被少数专家所垄断，人民的知识已经普及了，民智大开。我在学校讲课时，有学生指出我什么地方说得不对，我会对全班学生说，刚才我说错了，最新的发展是这样的。所以别吓唬别人，今天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跟老百姓说话，老百姓是不买账的。另外我觉得，没有青年就没有未来，与青年的沟通交流出现障碍是今天官方媒体的一个问题，也是洋八股媒体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方面，新媒体出现的新情况，即粗俗化、快餐化的倾向。到处都在骂街，骂得可难听了，这使得学者们避之唯恐不及。对于这个倾向不可任其发展，它破坏舆论环境，扰乱民心。所以要净化我们的舆论场，增强正能量，消减负能量，纠正错误的舆论导向。

最后谈谈怎么办。第一，政府对媒体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而是怎么管的问题。不放开新闻监督的自由，是管不好媒体的。不解决官方自己价值观混乱的问题，也管不好媒体。政府不改善自己的文风和作风，也是管不好媒体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提个建议。可以像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样，召开一个广泛的、有深度的研讨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让媒体从业人员说说怎么来改进。目的不是为了所谓的百花齐放，而是让全党和全国媒体从业者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在一个先进的方法上，来改善媒体目前的状况。如果不让大家讨论，自以为是，觉得我就最正确，那媒体也就会自行其是；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会不尊重你。所以需要一个充分的讨论，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

当年毛泽东听了一个星期的讨论，每天听完后不发一言，但是晚上回去自己总结，最后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一篇经典文献。就是在这个文献的基础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这是一个先进的做法，是延安作风。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谈政府管媒体的问题，而怎么去管是需要大家一起讨论的。要让各方面的人充分发表意见，才有可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

第三，如果说，意识形态之战、话语系统之战是至关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生命攸关、一个政权生命攸关的事情，那么就必须建立这样一种认识：共产党最出色的管理人才，就是能把媒体变革成认同这个国家、支持国家发展事业的人。换句话说，如果说今天的政治是一种认同的政治，那么谁能够在这种认同政治里领导打赢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战，打赢话语系统创新之战，谁就是我党最出色的管理人才。如果建立起这样一种认识，那么最出色的人才就应该放在这个位置上。

乔良[2]：中国今天有必要来一场思想大辩论

先讲一件事。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是从《军报》转载的。《军报》原文是报道我军潜水艇上一名士官，技术超强，几次在潜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成功排障，使潜艇得以顺利运行。这样一篇完全正面的报道，到了网上成了什么呢？题目被改为：《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风险极大》。同一篇文章，变了个题目，就完全变味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首先是网络编辑的立场有问题，他已经不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处理新闻稿了。这在今天的网媒及从业人员中已不是孤立现象。现在不少媒体人的立场是，只要是官方宣传的，我都要站在对立面，所以如果不能改写这篇文章，那就改标题。除了立场问题，还有商业考虑，要吸引眼球。如果是宣传英模人物的报道，可能就没人看了；说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看的人就多，就增加了点击率。有立场问题，也有追求经济效益的问题，这样当然会伤害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甚至会误导舆情。

下面我谈几点意见：

第一，对媒体不要急于去批评指责，应该先反省我们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媒体今天的状况？我同意潘维说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比如价值观问题，宣扬价值观理所应当，但是你得言简意赅，让大家过目不忘。而且要经得起推敲，比如“北京精神”那四个词儿，其中一个是“创新”。作为一国之都，只把创新当作精神是不够的，必须有保持传统、传承文化的一面，这是首都的责任。比这更早的还有《北京市民公约》，把“无私奉献”也写进去了。这个是对党员的要求，怎么能作为市民公约呢？

现在有些部门在提出规范、制定规则方面经常是草率行事，连语义推敲都做不到，就向全社会颁布推行。结果说了也白说，对民众毫无吸引力和约束力，反而使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混乱。所以，在分析现今全社会信仰缺失、思想混乱的状况时，我们首先要检讨自己，是我们的思想贫血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六神无主。以其昏昏，怎么能使人昭昭？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话语平庸，而话语平庸说到底是思想平庸。平庸的话语怎么能让别人听你的，信服你？

对媒体更是如此。官方话语平庸陈旧，且一遍遍说个没完，谁还愿意听？要想让媒体听你的，或者让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中立、更公正，就必须从领导讲话、中央文件开始，推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鲜话语。没有新鲜话语，就会脱离世界，也脱离自己的人民。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深刻反省，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要勇于承担，有错的地方必须改正。首先要改变我们的话语方式，建立一个全新的话语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如何应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今天，国内不少媒体方向迷失、道德水准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与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媒体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这些媒体方向上的迷失，也造成了对大众舆论导向的迷失。看看国内那些稍微有点特色的媒体，几乎都是以立场见特色。这个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都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都反对。这一立场定位看似是非分明，实际上是立场决定是非。这样也就没有了是非观，或者说是屁股决定脑袋，失去了正确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今天许多媒体的通病。

再有，媒体的道德水准在经济效益的压力下直线下降，完全失去了职业自律。当然这和政府导向也有很大关系。把一个又一个媒体推向市场，让它们自负盈亏，想法挣钱。记者个人挣黑心钱，拿着一点事儿要挟企业，企业一给钱就摆平了。而媒体行为则变成了个别记者行为的整体放大。包括我前面讲的那篇潜艇报道被改标题，和媒体的商业动机有很大关系。媒体置新闻真实和职业操守于不顾，和我们今天整个新闻体制有很大关系，更和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有直接关系。对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提高媒体和媒体人的职业自律自不待言，加强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尤为重要。

媒体管理不能仅仅用压制和封堵的方式。无论是从思想层面，还是技术层面，网络都是压不住也封不住的。压制网络舆论需要技术支持，有了技术支持，又无法判断哪个信息可以上网哪个不可以，最后只好用关键词的办法，干脆封杀了事。这种方式绝对不是一种有效的和可取的方式，不如尝试创新一种更先进的方式。应该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网络专家都参与到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工作中来，而不能仅仅依靠宣传部门的官员去管理。

第三，不能再让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造成的“精神错乱”传染全社会。国内不少媒体存在严重的“精神错乱”——受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影响的精神错乱。相对来讲，西方的话语更有吸引力，表达上更能植入人心。这是因为很多人今天仍然没看清楚，西方现在的话语体系与它的发展方向正渐行渐远，越来越相背离。也就是说，西方已经越来越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却还在用他们的“思”和“言”，来左右别人的思想和行动。

当西方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开始质疑他们的制度是否出现问题时，在我们这里，却有很多人仍在大谈中国的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好像自己抓住了中国的病根。但这些人真的弄清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了么？如果认真问他这个问题，他除了把从西方搬来的民主教条背一遍，还能说出什么？这些人远没有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来得认真，压根没弄清楚民主是怎么回事，就成了“民主”和“宪政”的坚定捍卫者。这同样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怎么产生的？我曾经跟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有过一次辩论。我说，你们美国人并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却满世界去推行民主。他一听就急了，在他看来，美国是民主国家的样板，而你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军官，居然指责美国人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于是他开始大讲民主的历史，说了个把钟头。

我告诉他，你说得不对。民主制的确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经过中世纪的黑暗，开始文艺复兴，再到法国百科全书派，最后到美国，形成潘恩的政治哲学，这个轨迹都没错。但这是民主发展史上的事件和转折点，并不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根源。在我看来，西方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形式相近，根源却不相同。现代民主产生于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因为只有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才产生出充分发育的契约精神，而西方现代民主是全民遵从的契约精神的产物。什么叫宪法？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全民的大合同，宪政就是全民履约的过程。

我对他说，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你讲什么民主？不懂得这一点，你就搞不懂，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能产生这样一种制度，而在别的国家却不行；别的国家在东施效颦中全都出现了“烂民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产生契约精神这个必要的土壤，没有完成社会契约化的过程。我不是说西方民主完全不好，大家都按契约来办事当然是好事儿。可是除了上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约束这个前提条件，西方完成契约化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少又经历了近三百年。而中国从辛亥革命到现在才不过一百年，真正稳定发展也就几十年，你给我三百年时间行不行？不给我足够长的时间，让我现在就玩西式民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要么是台湾今天这样，学生占领立法院，要么是中东颜色革命，要么是今天的乌克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没有整个社会充分的契约精神的建立，民主就会变成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政治暴力。这一点，你美国人难道视而不见么？那你不是政治幼稚，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第四，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这场意外的思想交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像三十年前刚改革开放时小平同志说的那样：不争论？我们今天是否已经走到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在这个岔路口，如果不争论清楚方向、目标和路径，我们将不知道下一步迈向哪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民族复兴的宏愿就可能化为泡影。为此，至少应该让思想界争论起来。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民主到底是什么？它适合不适合今天的中国？如果不适合，那它适合不适合未来的中国？如果适合未来的中国，中国该怎么从今天走到未来？这些问题必须弄明白。如果思想界都弄不明白，怎么让全党明白？怎么让媒体明白？怎么让全国老百姓明白？所以，中国思想理论界今天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大辩论。只有在思想大辩论的基础上，真理才能越辩越明。即使不能把真理越辩越明，好歹也要把道理越辩越清。

我在一些大学讲课，不少学生给我递条子追问一个问题：中国今天不民主、不自由。我问他们，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什么关系？请用一句话给我讲清楚。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我说，那让我来告诉你。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对权力的限制，这个“力”是力量的力。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对权利的限制，这个“利”是利益的利。民主是用来限制公权的，自由是用来限制私权的。或者说，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是限制个人权利的。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政府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都是有限的。你以为自由是什么，是让你随心所欲吗？有位法国人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已经成为关于自由的定义：一个人的自由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这就是说，在任何国家，每个人的自由都是有限的。在不同的空间里，人们享受的自由度也是不同的。不妨设想一下，生存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4亿中国公民，当一个人转个身都可能触碰到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时，他们与生存在93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3亿美国公民，所享受的自由空间会是一样的么？

中国今天不论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个倾向，在宣传自己的理念时，压制别人表达不同观点。包括那些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响很深、对西方“普世价值”宣传很起劲的人，他们即使在表达对民主自由的见解时，也对持其他观点的人显露出一种专制的态度，几乎不允许别人讲话。这还有一点民主自由的味道吗？用如此专制的口吻宣传民主和自由，怎么可能真正到达民主和自由呢？

第五，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我们必须开始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顶层设计。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我们的GDP在未来二十年撵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就可以完成大国崛起。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历史上没有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最后不表达为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我们可以不喜欢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大英帝国，也可以不喜欢至今还在压制中国崛起的美国，但不可否认，它们的确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两个文明范本的国家。大英帝国提供了一种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美国超越英国，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经济的金融文明。尽管这些文明都不够公正，有掠夺别国财富的动机和倾向，但它为世界提供了在其文明框架内运行的有效体系：交易的信用体系和交流的价值体系。

毋庸讳言，今天这两个体系都出了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主导的利比亚战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促使走到岔路口的中国要停下来想一想，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或者说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我们准备给世界提供什么？某种意义上说，能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也就可能为世界的未来解开难题。但眼下来看，我们还远未解决这一难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说到底，还得从最基本的话语问题开始。也就是说，解决舆论界、思想界的乱象，千头万绪都要从改变文风开始。首先领导人的讲话不能再用传统笔杆子的写法，不能再用那种四六句式的党八股，必须使用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词汇，自上而下从语言上给全社会带来一股新风。话语体系改变了，才有可能赢得话语权。人们都以为腐败很可怕，其实只要下决心，腐败是可以一步步遏制的。但改变话语体系却没那么容易，因为话语是在每个人脑子里扎根的，怎么改变，这是远比反腐败更困难的事。

现在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的顶层设计、体制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开始的，是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顶层设计。中国必须确立和弘扬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认同它。这方面，必须迈开第一步。就像潘维讲的，先好好开几个座谈会，在思想界好好地进行一场大辩论，明辨是非之后才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主管部门的几个官员或者某个院校的几个专家就能设计出来的，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什么是全民智慧？就是大家都去想同样一个道理。当大家都能接受同一个道理的时候，那就是全民的智慧。

黄平[3]：诉诸群众，改变思想和舆论环境

今天的舆论环境，我们都身在其中，感受都很深。如果说改变舆论环境也是一场战斗，那么可以借用一个词，这是一场“文化上甘岭”。记得很早中央就提出，要牢牢掌握主流媒体。我那个时候就感到，就算国家牢牢掌握着主流媒体，但是如果各大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没什么人看，甚至连干部都不认真看，那也没有多大用。

而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有没有人看、有多少人看、多少人信，而是商媒、外媒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流的，甚至有些官媒背后的标准也出了问题，在自觉不自觉中，也把西方的标准当成了我们的标准。如果标准出了问题，即使形式上仍掌握在自己手里，实际上也丢失了。

我很同意首先从文风着手。就如同当年延安整风，为了端正思想路线先从党八股整起一样。当然，同时也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这为摆脱教条主义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奠定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风基础。记得几年前在一个学习座谈会上，谈到文风时，我不加思索冲口而出说了十个字：我们现在的文风“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后来在一个访谈中，也把这个观点表达出来了。但文风问题过去这些年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很多东西不仅味同嚼蜡，而且不知所云，惨不忍睹、惨不忍闻。

当然还不只是文风出了问题，历史虚无主义也很严重，不光涉及一些基本历史事实，也包括价值标准、思想路线等大问题。潘维、乔良说价值观的概括要简洁，的确如此。过去“仁义礼智信”就很简洁，“为人民服务”也很简洁。而且要让人感到中国特色，而不是拿到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能用。如果说我们要坚持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本身的正当性或者道统，那还得再思考、再提炼，要让人民听得进，记得住，留得下。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它被说成是个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大趋势。我们说不走前苏联亡国的路，很多人以为只是不采用“休克疗法”；无非是转轨的速度慢一点、节奏缓一点、方式稳一点，但总的趋势还是要朝那里去。我们的正面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体失语的，有人说是患了“集体智力低能症”。现在的网络、微信等新舆论环境，甚至一些传统媒体，不仅很混乱、很失序，甚至基本倾向也很有问题，所以才出现大量影射性甚至颠覆性的段子、小道消息和传闻，许多是歪曲历史本来面目的。在传统媒体乃至学术环境里，也有一些学者说是重写历史，实际上是拿着国外的钱专门搞一些“细节”，用细节的小真实来颠覆历史的大道理。一些很严肃的学者，讲来讲去都是些细端末节，许多也真假难辨，但是颠覆的却是大历史、大逻辑，其实就是要整个颠覆近现代历史。

除了现象层面无硝烟的“上甘岭”，在理论层面也需要认真思考。我们本来是有丰富的理论资源的，但是由于这些年来片面理解“不争论”，也由于过于追求物质利益、个人利益、私人利益，有意无意之中把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些理论资源给扔掉了。现在的舆论环境，甚至包括整个思想领域，一个最大的问题，用老祖宗的话说就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着变化。当我们的经济基础、经济关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时候，那舆论阵地怎么守得住？舆论环境怎么能不发生变化？

但这又确实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论。所以列宁讲，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行动。当年的延安道路是创造了奇迹的。那时候既没钱也没技术，小米加步枪而已。井冈山时期如此困难不用说，经过长征到了延安后，也非常困难。就是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延安整风时期，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那三篇著名的整风文献，其实还有《论持久战》、《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大量窑洞里油灯下写出来的文献，共产党首先解决的是思想建设问题。在一个连无产阶级几乎都没有的社会，现代工业几乎也没有，但是通过思想建设，抗战胜利前就已经解决了文化领导权（今天所谓的话语权）的问题。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文化领导权。如果无产阶级解决了政权问题，但不解决经济问题，肯定是站不住的。但即使在解决了政权问题后也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如果不解决文化领导权问题，仍然不能解决正当性问题。葛兰西提出这个问题，是说共产党或它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不仅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还得把传统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争取过来。这就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我们党的这个历史确实是创造了奇迹！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就是说，一定要有硬实力才会有软实力。延安那会儿有什么硬实力呢？可不但青年学生，连大量民主人士乃至工商业者也都支持或同情共产党。诸如此类的命题有很多是经不起历史事实和逻辑理论检验的。共产党从井冈山到延安，一路走下来，恰好不是先有了硬实力才发展起软实力。这个问题，我跟一些老前辈争论过，他们当时在大力推动改革开放。但是说到发展是硬道理，我说，你们知道吗？至少在一些地方，发展是硬道理被解读为赚钱是真本事。然后由此又发展出一个命题，叫财大才能气粗。如果照这个解释，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就没有办法解释了。现在来看，共产党当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风风雨雨，破破烂烂，怎么能如此走下来，最后走到北京，走出一个新中国？

但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中，在没有硝烟的“上甘岭”上，我们有时候连游击战都没做到。今天的中国，一方面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很接近了；但另一方面，在世界舆论环境层面，老实说，我们还在延安，还是西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范围内面对西方的舆论，我们当然还只能是游击战。但越是游击战越要讲主动性、正当性，越要分清敌我友。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看清楚，究竟什么东西不是可以简单地说不争论的，比如是非、立场，包括国家立场和人民立场这样的大是大非，恰恰要敢于争鸣、敢于亮剑。如果这个不解决，只是有钱、有技术，用钱和技术来搞文化“走出去”，不但浪费了钱，效果很可能还适得其反。一些官方人士在国外讲话，不只是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而且不断地认错、不断地道歉，甚至不断地求饶：我们没有侵犯人权，没有用犯人器官做试验，没有迫害少数民族、破坏少数民族文化……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标准已经是人家的了。这种情况下还出去讲什么呢？无非就是辩解辩解，那还不如不讲。

最后说一点，我们今天能做什么？为国分忧是一方面，同时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是一个担当。我认为，奇迹是可以创造的。鲁迅当年就创造了奇迹，整个白色恐怖下，一个人、一支笔。主席后来讲，鲁迅是一个旗帜。在今天世界舆论环境西强我弱的条件下，对于思想者的力量，我们决不能忽视。包括传统媒体，更包括新媒体，一定要用新的语言、新的方式。尤其是对年轻人，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的一套再也不能要了。

恩格斯晚年讲到马克思时说，他和马克思这辈子最苦恼的，就是没有碰到过一个势均力敌的论敌。杜林也好，蒲鲁东也好，比起马克思来实在差得太远了，但是还不得不跟他们论战。列宁也一样，一开始和很多二流三流的人论战。后来列宁发现，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述诸群众，述诸无产阶级。其实毛泽东也是走的这条路，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中国道路，就是这样一条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既是工作作风，更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对于错误舆论，论战是必要的，鲁迅当年也不得不论战。但实际上，可能走出当前的舆论困境就是要直接诉诸群众，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么多年了，有些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重难返，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何况世界的舆论环境大气候是那个样子。但是问题已经看准了，就得一步一步地做，一开始也许不是全社会，但是先要有一些思想平台。这些思想平台，不管是传统媒体或者其他新形式，应该开展真正的思想探讨——无所谓是官是民，地位是高是低，找到真正的问题，认真严肃地来讨论、来争论，而且用新的语言、新的文风。这样才能改变新八股和由此形成的失语，改变游而不击或无力还手乃至一味求饶的窘境。

（编辑：苏歌）

[1]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2]乔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

[3]黄平，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研究员。

 

3月29-30日，《经济导刊》杂志社举行“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17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近年来，国内一些媒体制造假新闻、新闻敲诈案件不断被曝光，引起社会各界强烈质疑。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在相当程度上公权私用，非但不能很好地服务社会，传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反而腐蚀社会道德、败坏社会风气，严重损失了社会公信力。正如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所言：媒体的种种不良不法行为，“毒化了整个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社会秩序，违背了新闻出版工作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损害了新闻队伍的形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改革不断深入，新闻和舆论自由度加大，一些媒体在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影响下，政治标准和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偏差。有的媒体沦为国内国际资本的代言人，不再坚持新闻的人民性。更有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新闻话语权，以及新兴媒体的便利和监管上的漏洞，与国外敌对舆论相互呼应，借用“普世价值”的名头，抹黑我们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

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一些民众思想认识不清，盲目跟风，对我国发生的事情用西方价值观念来评判，新闻和舆论场上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泛滥。以今年2月东莞扫黄为例，竟然出现了一些媒体和网民是非不分、无视司法，“笑贫不笑娼”的咄咄怪事！毋庸讳言，这样的媒体已经成为污染我国新闻和舆论环境的重度“雾霾”，成为破坏社会安定的“最大变数”。

舆论斗争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如果不能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占据价值体系的制高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

怎样认识当前中国媒体的现状、舆论斗争形势、媒体及舆论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怎样认识新闻和舆论乱象背后知识界的思想斗争以及背后各种不同的国内外势力？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展开研讨，从媒体和新闻学，同时从政治、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对问题的表象和实质进行了分析。

本刊将连续摘要刊登部分与会者的发言。

熊蕾 ：中国媒体的问题不是单方面造成的

今天中国媒体有很多人玩世不恭，要不就是和当权者掐着干。你让我往东我非得往西，哪怕我不得不顺着你的意思评论，我在自己的博客上也得把你讽刺挖苦一通。某些媒体毁人的本事真不小，甚至还有把人逼疯的本事。有人说，中国媒体已经沦陷为西方的工具了。可能还不能说是沦陷，但是离心离德的情况非常严重，或者说是貌合神离。

这有媒体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甚至有些相当一级政府的领导人在追逐私利，你要媒体保持社会良心，我觉得很困难。不排除有些从业人员还有这份良心，但是社会大环境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让有这份良心的人非常难。有的媒体人自发对一些公众关心的、关系国民健康和生态安全的热点问题去进行实事求是的采访调查，结果遭到封杀，甚至被解雇。人家记者是有一腔报国心的，并不是为了私利，结果遭到这样的待遇。这让媒体怎么能做一些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媒体的很多问题，跟大环境、跟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

媒体自身的素质也值得检讨。不光是媒体，整个中国知识界一批人在宣扬“普世价值”。可是宣扬“普世价值”这么起劲的人，却有一点就是不跟美国接轨。美国的知识精英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度非常高，而这些中国知识精英认同度非常低。看到有人对国家利益认同，他居然能说出“爱国贼”这样的话，恶骂你。但是美国从媒体到科研人员，跟中国同行们完全不一样。

又比如美国孟山都公司，我最近查看了英文维基百科，发现它确实底儿潮。从1943年就开始和美国政府合作，参与过“曼哈顿计划”。此后它给美国政府做了很多事，落叶剂（“橙剂”）、滴滴涕，都是孟山都参与或主打的产品。后来滴滴涕遭禁，又因为“橙剂”赔偿越战老兵上千万美元，要是一个中国企业早就撑不住了，它还能撑到现在，而且越撑越好。如果没有美国政府撑着它能行吗？这样背景的一个公司，中国不少人还跟着它跑，有人揭露还遭到封杀。孟山都在美国都很难做到的事，在中国却畅通无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孟山都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同度这么高，和美国政府的合作这么密切，中国媒体却不说。美国媒体不说的，中国媒体也就不会说。

再比如美国的一些政治明星，这个国务卿、那个国务卿，这些人对中国是什么态度？！可是中国媒体肉麻吹捧的大有人在，成版成版说谁谁谁多了不起，谁谁谁器重他了，比你的民族英雄还英雄。这些人不用花钱就在中国“买”了这么多版面，做了这样的宣传，咱这不是冤大头吗？中国一些媒体就能干出这样的事来，然后也没有人说这有什么不正确。而另一方面，有见解、有分析能力的媒体却有可能会被灭掉。新华社有一位记者写了很多文章，指出中国金融对外资开的口子太大，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风险，结果文章被禁止发表，哪怕在内参上都不能发，就能这样封杀。所以我认为，中国媒体的现状不是媒体单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李希光 ：中国今天舆论的背后是什么？

我刚从巴基斯坦回来。在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前国家计委主任谢立克请我到他家喝茶。他谈了对中国的一个观感：西方正通过影响或收买中国某些精英，来搞垮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而搞垮中国的国家认同。他还说，巴基斯坦之所以今天这么乱，发展不起来，主要是没有一个统一强大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国家认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前舆论界存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媒体问题，更不是记者的问题。问题出在几个方面：

第一，国内官方主流媒体的标准出现问题。纵观中国今天的舆论景观，首先，传统的新闻界，特别是有影响的官方主流媒体，在新闻标准和政治标准上出了偏差。过去几年来，每当国内外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几乎没有自己的议程设置、新闻立场、新闻语境、新闻语言和政治正确性标准。他们使用的语言、语境，特别是判别是非的政治标准，基本不再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所讲的政治标准了，而是照搬西方媒体的观点、立场、语境和语言文字。有的时候，我们在收听国内某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时，还以为是在收听美国之音呢。其中不排除有媒体人在新闻采写编辑中为了图省事，直接从外媒翻译过来当成自采的新闻用。近年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办了中文网络版，所刊载的专栏和评论多是国内“公知”的文字。但官方媒体不知就里，还当成西方的主流观点，转载到中国的官方媒体和网站上。其实，西方媒体中文网的很多东西在其母语版上是看不到的。

第二，传统主流舆论场“八股”照旧，新兴媒体舆论场“八卦”充斥。中国的新闻界，官媒的“八股新闻”内容空洞，语言文字老套，在塑造社会舆论方面很少建树。在当今网络时代，新闻界最盛行的是以丑闻、秘闻、绯闻和传闻为主要内容和报道焦点的“八卦新闻”。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八卦新闻”是有强烈主观选择性的，特别是涉及政治人物、国企传闻的报道，都是为某个政治或经济集团的政治议程或经济议程服务的。

第三，新兴主流媒体操纵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是传播学的一个概念，意思是，通过炒作，让你在媒体和网络上看到某个人出事儿了，使你一想到这个人，就想到这个事儿，想不到这个人还做过其他的好事。这种议程设置的短期目标，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就是让你不停地道歉，不断地认错，不断地讲自己现在做错了什么，过去做错了什么，正在做错什么，让你的政权毫无合法性可言——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你就是一个不断道歉认错，但就是不愿下台的政党。这种议程设置的长期政治目标，是颠覆执政党的政权合法性。现在有的宣传干部常常内疚地说，“我在党的宣传部门工作”，让人觉得给共产党做事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当前国内舆论界主流话语的议程设置，在经济领域的目标主要是：一要国企私有化，要求国企对国际资本放开；二是恨不得农民的土地也要华尔街资本进来抢购；三是高铁和铁路。当年媒体和网络一哄而起，猛烈炒作温州动车事故，攻击高铁和铁路部门。事实上，温州当时还没有铺设高速铁路轨道，高铁是2013年7月1日通车的。但是一些公知和媒体联手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高铁是杀人列车”。严格讲，铺在专用铁轨上的“高铁”是世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比汽车、飞机和其他国家的火车和铁路都安全。但问题是，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政府的一些人胆怯了。据报道，美国前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在离任前，带着一帮华尔街的投资者到新疆考察南疆战略铁路的投资建设。由此可见，网络和媒体大肆炒作“温州高铁”事故，正是为了实现“华尔街化中国铁路”的重大议程设置。说到这再补充一句，前面谈到的巴基斯坦的谢立克先生还跟我说，美国正在通过联手中国的富人来搞垮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最终达到分化中国的目的。

第四，舆论背后的力量。今天国内这种舆论环境的形成，是其背后四种力量互动的结果。第一种力量是资本集团；第二种力量是政策部门（包括经济部门、宣传部门、网络管理部门）；第三种力量是思想界、教育界和智库；第四种力量是媒体本身。

千万不要小看智库和思想界对中国舆论形成的影响。特别是西方各种财团、智库、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通过与中国大学联手合办智库、合作办学，以及安排访问学者、开办系列讲座、举办年会论坛等等，在知识分子中培植代理人。在中国和世界重大事件发生时，抢在第一时间安排美国学者前来演讲、开座谈会，主导相关事件的学术思路和议程设置，直接影响中国知识界的独立判断，甚至影响政策部门对事件的研判和决策。

今天中国顶尖级大学的教授要想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创建一个研究中心十分艰难，这和十多年前很不一样。今天有的知名大学给开办智库设置了极高的资金门槛，达千万元以上，而政府很难出这个钱。那么，一些境外财团、基金会就趁虚而入，出资帮你设立智库。拿了人家的钱，你的研究中心开研讨会、撰写研究报告、提出政策建议，都会在无形中考虑出资方的政治和经济诉求。比如，智库出资方如果对投资中国高铁有兴趣，研究中心就会写一份相关政策建议，召开研讨会，邀请政府领导来致辞甚至演讲，同时请媒体现场采访。媒体通过渲染性的报道，就形成了一个政策议题。一旦有机会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办公会或通过两会代表委员变成两会上的议题，就有可能成为国家政策，境外资本集团的目标可能就这样在中国得到实现。“温州动车”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今天很多引起关注的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常常是“新闻判断”高于“科学判断”，以媒体的新闻“价值”来研判事情的真实性。因此需要指出，在今天的舆论乱象中，政府要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而不是“决策的新闻化”。

最后，要警惕“网络舆情报告”和“微博问政”导致政府陷入他人的“议题陷阱”。现在有不少机构都在向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报送所谓“网络舆情”报告。有的官媒舆情部门还在全国各地县设立通讯员，任务就是动员当地党政部门订阅他们按照某种政治或经济议程、有选择性地编写的“网络舆情报告”。有的通讯员甚至带有威胁性地暗示说，“你们县每年花几万元订阅我们的舆情报告，我们保证帮你们铲事儿，保证你们不会发生舆情事件。”

近几年来，有的政府部门和领导用开办“官方微博”的办法来应对“舆情事件”。其实，微博问政非明智之举。有人说，开办微博只有两个作用，要么去骂别人，要么等着别人来骂你。官微开办后，政府的相关领导就再也睡不成一个踏实觉了，每天都被微博上可能出现的问题牵心挂肚。时时刻刻要看看大V们在官微上说了啥、大V的粉丝们跟帖说了啥。结果大V和他们的粉丝们在围观和围攻什么，党和政府就得去关注什么。按照议程设置理论，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你只要关心别人提出的问题，你就被人牵着鼻子走了。有一种势力就是通过威逼政府开设“官微”达到议程设置的目的。

怎么面对微博最好呢？最好是釜底抽薪。各级政府的领导和干部都不要去看某些机构编写的网络舆情，也不要去看微博；重新回到群众路线上来，走到网络之外的群众中去，了解没有被网上的资本力量操纵和窜改的社情民意。这样一来，党和政府就能专心致志地思考、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而那些试图靠微博来改变党和政府正确决策的境内外政治、经济势力，就没有市场了。

李北方 ：保障人民“被听到的权利”是党和国家的责任

伦敦的海德公园有个“演讲角”。世界各地的“演讲角”很多，这个最有名，已经成了著名的景点。演讲的人各种各样，内容五花八门，传教的也不少，听众以游客为主。去那里看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言论自由。

这当然只是言论自由的一种模式，但它是印刷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模式，是18世纪的公共领域的遗迹。这种模式隐含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表达的自由，思想的场域也是个自由市场，经过沟通、辩论、交锋，真理可以胜出，共识可以达成。

这种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方式在今天仍然很有影响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不少人为新媒体的发展鼓与呼，说微博给每个人提供了发言的平台。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成了记者，好像技术的发展会自动带来更多的言论自由。

然而，这种理解方式在当今的条件下，显而易见是错误的，可以说在报纸兴起之后就已经过时了。因为在以“演讲角”、咖啡馆闲谈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时代，每个人在传播观点的能力上大体是平等的。当然绝对的平等不可能，嗓门大的、表达能力强的就有更多人围着听，但差距也不会太大。这也就是说，每个人既享有表达的权利，同时还享有大体平等的“被听到的权利”。这两者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对确保言论自由而言，缺一不可。

进入印刷资本主义时代，个人在传播观点的能力方面差距就拉大了。媒体为言论的发表设置了一定的门槛，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出书的门槛就更高了。一直到今天，对很多人来说，名字被印成铅字还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言论被媒体发表，其所能到达的范围就比口头表达广多了，影响力也大多了。于是，随着传播技术手段的革新，“被听到的权利”就变得极度不平等起来。到了电视大规模发展起来之后，这种情况就愈发明显了。

媒体为言论发表设置门槛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不难理解。这种设限以专业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决不会停留在以客观为特征的专业主义。很多力量会借专业主义的掩护向媒体渗透，攫取“第四权力”，所以大众媒体在兴起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再封建化”的状况。在市场条件下，对媒体渗透最深的是资本。一方面，媒体的生存依赖资本的资助；另一方面，资本的意识形态生产能力强，对媒体从业者的思想的控制能力也强。所以，市场条件下的大众媒体虽然以专业主义、公共平台为标榜，但绝不是，也绝不可能是公共的。一部分声音会经由媒体放大，一部分声音则会被媒体遮蔽。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没有改变这种现状，只是让问题变得更加隐蔽化了，以平等权利被推进的表象更巧妙地掩盖权利不平等的事实。中国网民据说有六七亿了，而在网民群体中，表面看每个人都有在网上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是“被听到的权利”的差距就太大了。有多种力量介入了这种差距拉大的过程。以微博为例，每个新注册的用户都会被系统自动添加一些关注对象，或者经常收到系统对一些所谓大V的推荐。薛蛮子就是这样被打造成舆论领袖的，而他把舆论往什么样的方向引导，也是清清楚楚的。大V和草根用户都在微博上发言，在这方面的确是平等的，但实际影响却天差地别。用薛蛮子自己的话说，他每天评论转发微博的感觉就像皇上批奏折似的。草根用户呢？喊破嗓子都没人会理睬。

媒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最大的功能是议程设置。近年来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媒体提出的要求最后通过国家政策得到落实，这意味着被国家权力支配的大量资源，最终流向了媒体所要求的方向。细分析可以看到议程设置的路线图：先由新媒体挑起话题，并集中炒作，然后纸媒体和电视跟进报道；这些报道再回到新媒体上进一步发酵，直至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议题。

媒体越重要，媒体的公共性就越重要。媒体的公共性来自于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心声的呈现。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媒体，无论表面上装作如何客观、公正、职业，都只能是一种欺骗性的伪装。

我国的媒体在整体上很让人失望。从如今的媒体生态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市场化取向的媒体。这一类媒体有各种类型的形式，已经形成了集团军的模式，包括国家名义上控制的一些报纸杂志（比如所谓的“南方系”和多数的都市报），也包括绝大部分新媒体（主要是四大门户网站）。这些媒体几乎完全沦为资本的代言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主要是外资势力的代言人。它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对立的，而且它们也形成了一整套制造话题、炒作话题的机制，薛蛮子便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另一部分是市场化取向不那么强的媒体，也就是国家控制程度还比较高的那些，姑且称之为体制化取向的媒体。老实说，这些媒体过于死板，对人民群众缺乏感召力，对有害于人民群众利益的声音缺乏战斗力。国家为了实现宣传目的而向这些媒体的大量投入，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在这样的媒体现状下，人民群众“被听到的权利”几乎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宣传部门应该说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已经有所改进，比如近期媒体上开展的“走基层”活动。但是表现形式需要推敲，质量亟需提高。这里需要遵循的是真正的群众路线精神，首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在倾听人民群众声音的前提下，拿出真正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表述；并将其源源不断地输入公共空间，与其他声音一起构成完整的舆论生态，一起完成议程设置。

坚持以18世纪的视角看待言论自由的那些人认为，国家是言论自由的敌人。他们以此反对国家对媒体的任何介入，并将媒体完全开放视为应该推进的改革方向。这种观点表达是资本扩展领地的诉求，是不可取的。根据正统的媒体观念，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喉舌。但随着社会不可逆转地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前进，这种观念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是不能达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准的。

美国学者欧文•费斯提出，国家有责任介入言论自由领域，培育全面、公开的辩论。国家的责任是“试图通过确保把各方的意见都呈现给公众，来为集体性的自治建立根本性的前提条件”。其手段不限于简单地增强弱势群体的势力，甚至可以为了听到另一些声音而压低某一些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一定是言论自由的敌人，更可能是朋友。

费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这么认为。所以，党管媒体的原则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党和国家对媒体要进行干预，这些没什么不对。问题在于，要对管理和干预的方式进行改革创新。扶植能够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讲话的媒体，向这样的媒体开放言论空间，以此监督资本权力的僭越，也监督不符合党的宗旨的政府权力的僭越。唯此，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被听到的权利”。这正是党和国家的基本责任，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应有的组成部分。

刘瑞生 ：人家对准你的下一代，你怎么应对？

我的研究领域是新媒体，主要是网络舆情、网络传播。当前中国的网络舆论是什么特点？很多人很幼稚地期待网络舆论是自由民主的，是代表民意的，但其实不是这样。例如新浪微博这样庞大的舆论场，真正主导其导向、影响力最大的是少数意见领袖。这说明，舆论导向完全为少数人所操控，而其最深层次的影响是政治倾向。在诸多微博舆论热点事件中，最活跃的意见领袖，八九成都是具有一定自由化倾向的“公知”。特别典型的是2013年初的“南周事件”，非常明显，这些有影响的意见领袖几乎全都参与其中，甚至是有组织的。西方媒体甚至称“南周事件”是给新一届中央领导施压、在规模和参与方式上都有所突破的“2013年第一社会公共事件”。总之，在资本、技术和政治多种力量的博弈下，网络舆论安全已经成为当前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最大变量”。

在这种背景下，从去年七八月开始，有关部门部署打击传播网络谣言的大V。今年2月，中央专门成立了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这说明中央领导集体已经高度重视网络舆论安全，是有担当的。以前有人可能还把网络意见领袖视为有影响力的时代宠儿，甚至给他们营造形象。即使他们经常发表“出格言论”，也认为要以团结为主，不敢斗争。但这样没有边界的纵容，反而把网络舆论阵地的制高点拱手相让。下面讲几个方面的意见：

第一，社会转型期媒体的根本变化。在社会发展转型期，媒体风险性作用很大，特别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国家发生动乱时，媒体是一个极高的风险性因素。亨廷顿曾说，对于发展中国家，“宁可有秩序而无自由，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大众传媒也发生了急剧转型。首先是从事业单位变成了企业，是商业化主导，这就极易被资本和经济利益所影响。第二是功能变了，以前的功能是宣传喉舌，现在媒体的功能极大丰富。第三是媒体的类型转变。从新闻和舆论影响力来看，传统媒体式微是个全球现象，现在影响力最大的是新媒体。在这样一个媒体格局已经完全改变的时代，怎么来打造社会主义媒体？社会主义媒体怎么来影响舆论？其实，只要有媒体就有一定会有控制。美国很讲究控制媒体、影响舆论的手段，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并超越美国。

第二，当前媒体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意识形态安全和舆论安全问题。在全球开放传播的媒介环境下，美国早就把“网络意识形态”上升为它的一个重要战略。那我们在战略上怎么应对？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应对不足。

二是商业化转型对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职业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影响。纵观世界，根本没有理想化的媒体，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近30年来美国大众传媒的公信力在急剧下降。西方早就有学者认为，全球媒体都在走向垄断，所谓“穷民主，富媒介”，大媒体是为资本代言的。那么中国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也必然会受到这种影响。

三是意见领袖问题。以西方向我们兜售的所谓“普世价值”为例，其实西方的学术书籍很少使用“普世价值”这个词，也就是一些西方政客在那讲。严格说它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可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一个甚嚣尘上的“思潮”了？而且它也不是西方学者推介的，恰恰是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有意包装并推销的；其用意并不是为了学术争鸣，而在于为改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进行舆论造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在学术、理论、宣传上去全面应对，反而正中其下怀，助长了其影响。这说明，近年思想领域中由意见领袖所引起的一些争论，其实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但我们却每每在议程设置上滞后，被动地被意见领袖“牵”着走。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四是新媒体的影响。新媒体是在市场化环境中产生的，包括各大网站。在管理上，宣传部门能管的只是一小部分。一直讲党管媒体，现在在市场框架内，党的宣传部门怎么去管新媒体产业？现在最主流的传播方式已经不是大众传播了，微博、微信活跃起来，占据了我们更多的获取信息的时间。这意味着，信息的传播、我们意识形态的构建，正急剧转向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尤其对于青少年，影响极大。美国之音去年3月专门制作了一部8集系列网络视频专题片，在它的中文网站播放，就叫《中美网络博弈：下一代的新冷战》。可见美国已经把“冷战”对准中国的下一代，那你怎么应对？

五是正面话语权缺失，造成政府的公信力缺失。在国际上有话语权的是西方媒体；在传播影响力最大的新媒体领域，有话语权的是商业媒体和海外中文网站；在舆论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是微传播。大量的攻击中国政治体制、妖魔化中国社会、历史虚无主义的信息，在西方媒体、商业媒体、海外网络和微传播社交网络中比比皆是；在网络上，爱党爱国的人士及其声音往往受到谩骂和攻击。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话语权和公信力缺失，最终影响党的公信力。

六是在市场化和新媒体化的大背景下，主流媒体分化的问题严重。市场化导致主流媒体去创收，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媒体的政治分化则进一步引发人们对党内存在不同政治态度的猜疑。为什么有些媒体被西方称为“中国最自由的媒体”？为什么有些鼓吹普世价值、颂扬西方资本主义宪政和歪曲中共党史的媒体能够长期存在？网络自由主义不过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种延伸而已，根子还在于政治立场的分歧。

第三，如何评估这些问题。不同立场和政治倾向的媒体，影响有多大？怎么评估它的风险性，怎么应对？我们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但到底管什么，怎么管？在新传播环境下，目前这个问题似乎不够清晰。在媒体管理上，表面上管得很多很严，但更多是治标，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其实管得很不够。美国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管控比我们严得多，媒体并不真正自由，例如在微博上记者是不能随便攻击甚至嘲笑总统的。

我们要辩证地看社会主义媒体的发展。在现代媒体建设中，我们经验不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国内一些知识分子把西方媒体作为参照物，但西方媒体发展了几百年，媒体一定程度的自由、权利和专业化水平并不是天然就存在的。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博弈和演进的过程，所以不能简单用西方媒体来比照中国媒体。但是，我们的媒体一定要超越西方媒体，以满足公众日益高涨的言论表达和舆论监督的权利诉求，这个任务很紧迫。

很多人认为，传媒学界是一个西化程度比较高的领域。其中一个原因是，新闻学理论研究难以深入。很多关键问题，如党性与人民性、新闻自由、新闻法、舆论监督等问题，研究得不深入。还有的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其实是拿马克思主张的新闻出版自由“反观”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体制，然后把美国的很多东西给神化。实际上，在西方并没有“新闻自由”这个概念，更多是一些具体的，如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等。

最后是几点建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重建并打造一个升级版的社会主义媒体。不仅仅有喉舌功能，还要有信息传递功能，并充分发挥上下沟通的功能。乔良和王湘穗写《超限战》，我们现在的媒体战也是超限战，不能用常规思路。特别不能迷信舆情，被一些舆情的假象牵着走；目前中国舆情调查的水平其实是很低的。我们需要建立真正的舆情机构，调查真正的舆情，发现舆情中的真正问题。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工作。

党管媒体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应对艰难挑战中成长壮大的，对于当前媒体变化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相信，通过改变观念、调整机制，是可以提高管理水平的。抓好意识形态一定要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有效的方式。

我们自己要设置议程。这么多年来，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我们往往是被人牵着鼻子走，非常被动。人家设置一个议程，我们就跟着辩论；还没辩论清楚，人家转移了，又一个议程出来了。我们今后别上这个套，甩开他，自己说自己的话。就像张维为老师说的，做一种辩争。谁说得更好，谁的话能取信于人，让人相信你说的有道理。目前来说，战略上的话语主动权是最重要的。

 

对比西方媒体对重大事件报道的两类工作方式（主动与被动）和工作目的（控制舆论方向、抢占话语权与信息传播），一般就可以反推出事件的性质，甚至倒推出事件是否由西方插手或预谋。

从西媒报道方式看马航失联事件

马航失联后，就法媒的动向（法媒与美英媒体密切联动），对比几个月来对乌克兰局势的报道，有一条分明的界线。对乌克兰的报道是舆论走在事件前面，即传媒主导事件、制造新闻。几个月来主流媒体的报道，扑天盖地灌入民众脑袋里的是：乌克兰“腐败”的“独裁者”（他是民选合法政权的事实可以被明目张胆地抹去），背叛乌克兰人民的利益，投入“邪恶”的“暴君”普京的怀抱，遭到人民的反对。人民要“西方民主”，不要“俄罗斯专制”，通过和平合法的抗议，赶走了这个任期都没做完的民选“独裁者”，建立了“民主政权”，奔向西方“民主自由”。这是对法媒几个月来乌克兰报道内容的提纲挈领，其中引号中的词语均为西媒锁定的“接力”词语，用来事先定性，垄断解释权（不让受众有任何自我判断）。

相对于对乌克兰的报道，西方对马航失联事件的报道就被动得多。这里的“被动”只是相对于他们的“主动”而言，即跟踪事件而非策划事件的走向。这是辨别一件国际大事是由西方直接策划还是偶然突发的关键所在。“直接策划”的典型特征是舆论走向由西方媒体挑头、在传媒的鼓点下完成。当然也有直接策划但不想让人知道的事，那时“集团”会一致守口如瓶。

在“直接策划”与“偶然突发”之间，还有一类“中间事件”，比如“昆明3.1暴恐案”，既不属于“直接策划”，又非完全“偶然突发”，而是暗中由某种势力长期鼓励和推助，那么西媒的工作方式又会大大区别于对前两种事件的报道方式，相对会比较低调（对2008年“西藏3.14暴恐案”的高调是因为直接策划），但控制解释权（西方主流媒体一致回避了恐怖袭击的定性）。

一些国人以为西方各国政府谴责了恐怖暴力而媒体不跟随，乃传媒“独立”的表现，殊不知民选政客可以换人，传媒却是绝对的集中垄断，核心人物是终身甚至世袭制的。

由此，大致可从西媒颠倒黑白的程度、主动和被动程度、高调或低调来判断一起国际大事是什么性质。当西媒的颠倒黑白消失，事件属偶然突发，就有一定的百分比可以定性了。那么从西媒对马航失联事件的报道方式看，也可将此事件划入后一种。在西媒有关国际新闻的报道中，我们也只能在这一部分看到大致客观的信息。

西方媒体“使命在身”

西媒有组织的接力体现在：控制话语的流向以确保信息源掌握在自己手里，牢控对事物的解释权则是控制思想。只有控制了信息源和思想，才能掌握话语权。这需要一支意识形态自愿军团有组织有纪律地秘密配合（公开配合则会失去公信力），看似各自“独立”的传媒在平时可以各行其事，为的是在战时（对必传递性信息）实行众口一调地接力。

从这个角度看，马航失联报道属于“平时”工作，新闻的属性也可划入“非传递性信息”，即不必统一口径接力的信息，一般媒体可各显其能。但报道方式依然，则根据乘具（飞机、火车、船等）属于哪国，乘客的构成，报道方式都会有显著的或微妙的不同。

比如，因为飞机上的大部分乘客为中国人，西媒一上来一致采用了低调、避免人道视角的报道方式，我们几乎看不到西媒关注受害者个人命运，投向中国乘客家属的镜头极少。这是为了避免为中国人制造悲情气氛。而如果这150人是美国人，又确定是恐怖劫机，那报道方式非要炒得全世界都为机上人掉泪为止。只有在需要妖魔化对手时，西媒才会制造悲情氛围、放大受害者的个体命运。2009年法航飞机失事，因为是自己的航空公司，尤其不能妖魔化空客或波音，事发后报道便集中在寻找失事飞机和失事原因，机上的法国乘客便成为无名无姓无画面的整体，个体命运在这种情境下是不被张扬的。如果那是一次恐怖袭击，报道方式会完全不同。

要注意，西媒从最初的低调逐渐热乎起来，那是因为事件不再仅仅是发生100多中国人的空难（在西媒眼里，西方之外的世界死个百把人的事故，一般不算一回事），而成了航空史前所未有的奇案。如此越胀越大的全球话题，解释权怎可丢给“世界下层社会”？西媒一旦变被动为主动，它们就有能力也有手腕掌控信息源头、截获解释权。尤其自部分中国乘客家属大闹吉隆坡新闻发布会之后，西媒已找到这起事件中“可下蛆的缝”，使命感更成倍窜升，一天天把中国乘客家属的悲情推向事件的中心。这就是开始制造舆论以图主导事件了，往往是西媒嗅到了事件往某个方向发展的利用价值。如能炒得中马关系恶化，甚而令中国政府成为民怨目标，干吗不多加把柴火？他们做这些事都是精细而敏锐的，干这种职业的人，很少只图一个饭碗，而是使命在身。因为有计在心，都深知怎么隐藏自己的意图，操纵画面、选择词语，绝少流于偶然。

只有面对偶发事件，西媒与中媒的工作目的才在某个点上重合——那就是追逐真相。为什么说只在某个点上重合？因为追逐真相并非西媒的主要任务，它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主导舆论方向、垄断话语权，为此一要始终掌握信息源头，二要牢控解释权。这两点才是西媒存在的理由！

如果一个媒体的工作目的只是为了传播信息（或者说保障知情权），“掌握信息源头和牢控解释权”这么高标准的存在理由势必有点专权的味道。而这是审视西媒和中媒必须明白的核心分界线：西媒是统治权本身（重要组成部分）；中媒则是介于统治权和民众之间的力量。自古中国读书人就扮演着这个角色，与作为最高权力本身的西方教士完全是两个性质。中媒在近几十年不知不觉地成为西方的传声筒，也是因为它有别于西媒的本质。

如果将马航失联事件的传媒竞争比作又一次的话语权争夺战，西媒手段占上风是没有太大悬念的。对于基本没有争夺话语权意识、更不会将“掌握信息源头和牢控解释权”作为存在理由的中国传媒，无论是选拔人才还是工作目的和工作方式都与西媒不成对手，没有沦为传声筒已是万幸。

中西媒体交手背后浮出现实

话语的胜利首先是实力的胜利。在马航失联客机报道中，中西媒体的力量对比，最警世的揭示并不是中国媒体如何不敌对手，而是世界的内核与外围，它的内核在哪里、以及身处外围的我们在哪里。这些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们被忽悠着用GDP看世界，有些得意忘形。此次马航事件，中西传媒在第一线交手让一些平时人们不太在意的现实浮出水面：

首先，这个世界很多核心技术仍然垄断在西方集团手里，比如飞机发动机。技术垄断不光意味着资金向某个方向流淌、工业化领先与落后，更意味着内核对外围的全盘把控。这是一种无孔不入的监视和控制，连每台飞机发动机如何运转的原始数据也在他们手里。这就是为什么一架马来西亚飞机失联，掌握第一手调查秘密的是英美、而非当事国。如果此次空难不是前所未有的扑溯迷离，这种力量对比还不会暴露得如此之深。这才是当前世界最触目的真相。“外围”传媒与“内核”传媒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就算同处“内核”，离中心远的也同样没有这个“能耐”。

其次，各类“国际组织”、有些甚至是联合国名下的“国际组织”，实际的主人还是西方集团。这折射出的依然是内核主导、外围附庸的关系。20世纪随着殖民帝国的终结似乎被“独立”淹没掉的世界秩序本质，在这次马航失联事件中像浮水放掉、露出了河床的本来面目。此次美英记者频得内幕消息，而非中国记者，便是明证。以为信息世界具有某种大同希望的人，被泼了瓢冷水，被迫看到了话语战争的强军和弱旅，以及强弱折射出的既成世界等级。19世纪以后我们接受的这个现代概念的“世界”，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一两个强国单凭军靴就能踏出来的，更不是我们头脑里那个建筑在绘图册上的地理概念，而是有着严密的组织者和统领者、在各个关键点掌控情报、设定规则、策动方向的“世界”。在这个统治与被统治的秩序中，信息的分配也没有多少平等可言。当然，在注定作传声筒和少作甚至尽可能不作传声筒之间，还是有回旋余地的，一切都取决于弱势方的自我意识。

第三，要看清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别看表面上一堆“友好邻邦”，其实世事艰险。一起奇特的空难便暴露出像马来西亚这类看起来中等发达的国家，多多少少还是由前宗主国和大英帝国的接班人美国牵着线（通过操纵上层建筑），这是这个国家鲜少动乱和流血、得以发家致富的前提条件。事发后，马方与美英分享调查内幕，而非与亚洲友好邻邦、事件的最大受损方中国来分享，在民众看来有悖常理和情理，但我们应该心中有数。如果马方事发后与中方优先分享调查内幕，那这个政权还能如此安稳？还能不被西方成天揪住“民主”、“人权”的小辫子？恐怕在分享之前，就被“颜色”或“花朵”革命掀翻N次了。

第四，到目前为止，西方记者几乎在世界各国都可直入上层建筑，不是直接通过操纵台上就是迂回于台下的反对派。要注意，应邀出席新闻发布会或采访高官名人，不等同于进入上层建筑，被动的接近只能起传递信息的作用。只有能对之施加影响、并从中获取内幕才称得上进入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记者离目标还远着呢。而直接或间接操纵所在国政治、搜集情报、影响所在国上层建筑思想是西媒驻外或特派记者的本质工作。

当一国的上层建筑暗中掌控在西方集团手里，西方记者基本上是进了自家后院，有各种早已设好的门让他们登堂入室。在有些国家，这些记者甚至分享着决定该国政权生死的大权。中国媒体人最大的问题是对第二手信息的分析与辨别能力都乏善可陈，但当好“防火墙”总可以吧。

有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话语战争是一场高智商、硬实力的博弈，也有上百年领先和落后的问题。要追赶先得认清自己要什么，然后才知挑什么人、以何种手段追赶。承认落后还得看清薄弱点在哪里。富与穷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强弱，但这不是决定性的杠杆。自由不自由更是有意让人偏离正确答案的人造鱼饵。大把撒钱，广设言路，招一堆只会外语的人铺将出去，根本扭转不了劣势。到了今天，中国不可再犯19世纪后半叶的致命错误，以为购得军火就能建成现代军队。关键在人，以及引领这些人的大脑之谋略。

 

2014年2月9日，央视对东莞多个娱乐场所涉黄进行暗访报道。同一天，东莞迅速部署全市统一查处行动，广东警方也以雷霆之势掀起为期3个月的全省扫黄专项行动。截至2月12日13时，全省公安机关共清查各类娱乐服务场所18372间次，共查处涉黄场所187间，抓获涉黄违法嫌疑人员920人，刑拘121人、行政拘留364人，停业整顿歌舞娱乐场所38间，桑拿按摩场所156间。

扫黄行动如火如荼，舆论场则更喧嚣沸腾。继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产业之后，以一些“网络大V”及南方都市报评论、广东发布为阵营，微博舆论场掀起了反央视、挺东莞的言论战。尔后，《人民日报》连发四篇社论予以反驳，舆情陷入对峙和激辩。关于央视及其背后公权力的讨论，甚至超过对扫黄打非本身的关注度，议题出现明显漂移。

本次事件中，一方面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舆论动员力和对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力更为凸显，另一方面舆论场阵营分化加剧、舆论博弈更为激烈。本文从舆论阵营分析和微博热点分析入手，通过东莞事件案例，捕捉并探讨当下舆论场的发展趋势和微妙变化。有名人称东莞扫黄“目的是救党”，此结论透露出的关键信息是，这次南方的媒体和广东发布等力挺东莞阵营的齐声呐喊，更像一个媒体化的政党在行动。

舆情脉络分析

据有关数据统计，从2014年2月9日至2月25日，共有涉及东莞扫黄事件的相关新闻10706篇（含新闻网站转载），论坛主帖10921则，博客文章4680篇，微博主帖832943条（不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

舆情可以分为：爆发期（2月9日-2月10日）、发展期（2月11日-2月13日）、高潮期（2月14日-2月17日）、回落期（2月18日-2月25日）。

媒体舆情脉络

2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焦点访谈》等多档栏目曝光东莞多个娱乐场所存在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该报道引动了舆情爆发。2月10日，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等主流媒体跟进报道东莞扫黄举措，舆情热度迅速飙升。

舆情发展期。参与媒体数量持续增多，观点鲜明的评论文章层出不穷，如人民日报的评论《是非界限岂能模糊》、环球时报的文章《骂央视，反主流，这种乐子莫成瘾》、光明网的评论《东莞扫黄，关键是反腐》、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大V不该为“东莞色情”选边站》等，均将矛头对准南方报系与网络大V，舆情进一步发酵。

舆情高潮期。2月14日新华社发表东莞公安局长被免职的通稿，东莞市委对扫黄工作不力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随后，2月16日当地媒体《东莞日报》刊登4名镇党委书记的公开道歉书，人民日报发表第四篇评论《治理责任不可含混》。媒体对东莞色情业背后的“保护伞”的揣测与打探成了高潮期的主基调。

舆情回落期。全国各地的扫黄行动分散了媒体对东莞的集中关注，评论转向对东莞扫黄后经济发展的讨论。在此期间，2月18日，东莞召开娱乐服务行业专项整治工作会议；2月21日，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对东莞扫黄遭非议进行表态、力挺主流媒体的政治责任；2月22日，东莞一副市长声称“扫黄后若经济上不去将留笑柄”等均引发媒体小幅关注，但整体呈回落态势。

网络舆情脉络

舆情爆发期。自 2月9日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业起，网络舆论场就掀起不小的波澜，网络大V“作业本”、“五岳散人”、徐昕、李银河、罗永浩及南方都市报评论、广东发布等连夜发出抨击央视的言论，炮制煽情口号“东莞挺住”、“东莞不哭”、“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等，一时间“东莞挺住”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与主流媒体舆论场形成对峙格局。

舆情发展期。网络舆论场关注话题逐渐深入与分散，观点趋向多元。如四月社区的帖文《“东莞挺住”不过是南都“绝望的呐喊”》，凯迪社区的帖文《东莞扫黄：“太子辉”梁耀辉好日子到头了？》、《央视对东莞的色情业报道是否客观公正？》，中华网社区的帖文《梁石川：拿东莞扫黄替卖淫者脱罪或是伪命题》，共识网的博文《胡赛萌：央视曝光东莞涉黄背后的权力博弈》，网名为“钞太平”的博文《东莞事件的舆论立场分析》等，各种观点的碰撞，网络舆论场活跃度继续攀升。

舆情高潮期。广东对东莞扫黄不力人员的问责成为网络讨论的焦点。面对汹涌质疑，网民将当地政府部门免职东莞公安局长这一行为解读为对中央的初步交代。对此，独立学者司马南提出，“必须追究东莞泛黄的主要领导者责任”，西祠胡同的帖文《严小康何以当上东莞局长?》将矛头指向广东省领导。与此同时，对央视的批评声音并没有停止，如网民“王东Money”在微博上发起“央视、东莞你支持谁”的投票，将舆论的对立与分裂进一步直观化。

舆情回落期。由于没有新的爆料与发现，网络舆论场的话题转移到如京津冀持续雾霾、中央反腐新进展等其他领域，舆论热度日渐回落到平稳水平。在此期间，网民对色情行业该不该合法化的讨论仍有余音。

综上，在舆情爆发期，央视报道为网络关注设置议程，但网络大V和南方报系发出“东莞挺住”的声音，又引发了以央视、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央主流媒体针锋相对地回应反击。在两大阵营胶着对峙下，舆情进入发展期，观点碰撞激烈，甚至从扫黄打非主议题偏离到媒体责任、新闻伦理、权力庇护等次生议题。

随着地方官员被免职和发出道歉信，舆情关注度在走向高潮的同时，也逐渐向理性讨论回归，各地扫黄打非行动渐次出现，中央以扫黄来反腐的决心和行动力愈发显现，舆论平稳回落。此次舆论事件，并没有明显的潜伏期，但纵观八项规定、扫除“四风”到近期整治政法腐败，东莞扫黄事件的发生并不偶然。

此事件再次表现出，在媒体时代，网络舆论更容易聚焦、瞬间点燃、集中爆发；社会舆论泛政治化特点愈发明显，舆论场分裂已经从暗处走向明处。除央视等中央主流媒体和南方报系明显对峙外，商业媒体开始站位，地方媒体或暧昧不清或前后矛盾，舆论场博弈恐将愈发激烈，网民对央视等中央主流媒体报道风格的习惯性反感将成为博弈的软肋。

舆论阵营分析

话题一：“东莞挺住”与“挺央视”的辩论

围绕央视报道的激辩在三大观点阵营中最为突出。这一阵营辩论的焦点并不在卖淫嫖娼是否合理合法，而在于对中国的所谓“公权力”的质疑。在时下网络许多问题的辩论中，几乎都可以按照质疑或支持“公权力”的标准分为正方和反方。

以@作业本和@徐昕为代表的一些大V发文称，“央视无情，人间有爱，东莞挺住！东莞不哭！今天，我们都是东莞人！”短时间内便获得上万转发量，引发舆论高潮。

《南方都市报》评论官方微博@南都评论也发文：“东莞挺住！舆论对央视暗访东莞色情业的揶揄和反弹，不仅是对报道本身的不满，更是对权力僭越要管住公民下半身的恐惧的本能反应。”

@五岳散人发表博文对央视的报道表示不满：“做小姐的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我哪怕要曝光此事，也只会找背后的原因，不会用猎奇的手法拍下她们跳艳舞的镜头哗众取宠。一个掌控着巨大媒体资源的机构，它的使命绝对不该是如此做新闻。”

在2月12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骂央视，反主流，这种乐子莫成瘾》之后，@五岳散人又发表博文，赤裸裸地对央视进行调侃：“央视代表中国主流社会？那就是说中国是城乡结合部更年期女性为主流的国家了？”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广东发布”，2月10日起持续挂着“东莞挺住”的内容。“东莞你好，不要害怕嘲笑”，“东莞你好，不要害怕诋毁，请告诉他，因为挚爱，我们不会出卖灵魂”等，被认为是对央视的直接反击。

除去微博上的言论，平面媒体中《新京报》社论《东莞“扫黄”重点不在“小姐”》也隐晦地批评央视“找错了重点”：“杜绝色情业泛滥，关键不在于抓了多少‘小姐’，关了多少经营场所，而在于当地是否依法打击这个产业背后的犯罪，铲除背后的权力‘保护伞’。”“如果司法机关和媒体老是不能找到真正的重点所在，无疑就是对这个产业的变相纵容。”

此外，外媒对大V与央视的PK也颇为关注。《新京报》在微信的电脑版“爱微帮”上发表的文章《外媒评“东莞扫黄”》中提到：《华尔街日报》调侃说，央视“曝光”无疑是为东莞做了一次免费宣传。《纽约时报》则指出，东莞的性产业有目共睹，央视的偷拍式“曝光”很荒唐。

另一方面，从2月13日到16日，《人民日报》连续4天刊发署名“钟新文”的系列评论文章，分别从是非界限、文明底线、媒体责任和治理责任等方面，表达对“东莞扫黄风波”及其引发的舆论波澜的思考。

2月18日，《北京青年报》发表评论《对东莞扫黄唱反调有违公序良俗》，支持央视，“央视等媒体曝光东莞色情业泛滥，可谓扫污浊、扬正气，从大处说可利国利民，往小处说也可重塑一地的良好秩序，在微博上有少数人嗤之以鼻，甚至故意唱反调，真是可叹更可笑，可悲复可鄙。”

《法制日报》的《东莞扫黄为何被搅变味》以及《光明日报》的《东莞需要“挺住”什么？》则批评一些网络大V哗众取宠、一些网民跟风起哄的行为，指出“东莞需要‘挺住’的是城市精神，更应该‘挺住’基本的道德和良知。”

话题二：色情业合法化的辩论

围绕色情业合法化的争论由来已久，此次东莞扫黄事件之后又再度复燃。网上一些大V借此宣传合法化的好处，但普通网民大多数反对色情业合法化。

@文史女教师发表微博称：“政府为什么不正大光明承认性产业合法化呢？这样做好处有三：一是可增加财政税收；二是定期检查性工作者的健康，防止一些疾病的流传；三是杜绝相关部门的灰色收入。”

灰鸽子会肥在果壳网上发表日志《想哪儿写哪儿》，提出卖淫的行为不可能完全消失，而扫黄动用的社会成本和警力成本太高，不可能持久，如果只是把色情中心从东莞赶到其他地方，意义何在？

以上是支持色情业合法化声音的几条典型观点；对此，新华网评《重拳扫黄也要清扫某些人思想上的“黄流”》反驳道，“这种思想观念无疑是荒谬的，也是极其危险的。”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在微博上评论称：“性的市场自由被等同于性自由，是东莞被挺的原因。事实上，性交易中女性被剥削与欺凌，甚至制度性人口贩卖与强制的伴生，从来就无法依靠自由市场来解决，而是相反。”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也参与进来，其官方微博发文称：“性工作者和所有人一样应当享有选择自己工作的权利，不应当因为工作选择而受到歧视和侮辱性的对待。”关于性工作者的社会问题，本来存在争议，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选在2月9日晚上发出这一论断，让人怀疑其批评指向。

作家@宝中堂创作了一个生动的小故事反驳@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想象一个未来世界，17岁的女儿要买一个iphone10s手机，没有钱问父母要，父母不给，女儿就去已经合法的院子里卖淫，不，进行性工作的打工。父亲知道后，大怒下打了女儿一记耳光，女儿找到了媒体，搬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条例，对父亲进行了深刻的普法教育，要他尊重女儿的人权，最后父亲因为家暴被捕。”

作家陈希我发表博文《嫖娼的政治学》，从政治的角度解读此次扫黄行动，认为谁掌握着政治权力，谁就拥有性的特权。建议“如果确实要彰显法制精神，那么该杜绝的应该是高档的卖淫场所，而不妨保留底层民众的嫖娼空间。”

对此，《环球时报》社评《合法化，中国色情业决走不到的彼岸》指出，“广东扫黄是一个重大信号，它意味着中国始于2010年的大规模扫黄运动并没有中断，色情业从非法向半合法灰色地带过渡的通道仍被牢牢堵死，卖淫嫖娼活动在中国继续具有高风险。”

话题三：东莞模式及未来发展的辩论

随着扫黄行动的推进，舆论渐趋平稳，讨论的重心转移到东莞城市的未来发展上。在这一话题上，阵营分化没有前两个话题那么明显，报道基本都围绕东莞转型与产业升级进行，但有些媒体有意无意地强调“扫黄”给东莞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而另外一些媒体则反驳这种说法。

《新京报》文章《东莞涉黄业发展史：95年前后出名 97年渐成“性都”》提到，文化专家吴祚来曾撰文建议引进法国“红磨坊”发展模式，将东莞改造成有中国地方特色的情色之都。东莞应该发展的不是色情产业，而是情色文化。

财经网转载大公网的文章《东莞扫黄致色情产业链断裂 20万人另谋生计》，称“东莞居民对当局严打地下色情业‘喜忧参半’。东莞色情业直接和间接至少提供20万个工作岗位。有部分商家担忧色情产业链断裂，影响生计。”

2月11日香港《新报》发表报道《反腐必须扫黄 东莞经济另寻活路》称，“尽管很多网民都认为，扫黄的副作用并不小，对经济和民生有重大的影响，但大方向是值得支持的，因为反贪腐是大工程。但是，东莞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始终还是要解决的。中央政府和广东省如何救活东莞，减少当地居民的民怨，也是当务之急。”

《环球时报》对所谓东莞扫黄导致巨大经济损失予以驳斥，报道《外媒关注东莞扫黄风暴:负面形象将使其引资更困难》中，记者就“扫黄给东莞带来经济损失达500亿元”这一说法采访东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得到“这一说法完全不靠谱”的回应。文中还引用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郑梓桢的话称，“不能说这么大的城市是靠色情事业支撑的，那是对东莞改革开放30多年成绩的否定。”

《华夏时报》2月21日的报道《东莞：痛并迷惘着色情产业链突然断裂》也认为扫黄影响经济发展和“反腐影响经济”的论断同样经不起推敲，“除去肿瘤的世界工厂更健康”。荆楚网的文章《“莞式服务”不能成为东莞的内涵》则提醒相关部门，长久致富之路怎么走要想清楚。

美国《侨报》2月11日载文《东莞该挺住什么？》指出：色情业这种灰色产业在东莞发达的背后，是东莞模式的衰落。以吸引外资和制造业起家的东莞经济，近些年来面临着人力成本上升、技术人才短缺之困。东莞色情业的此番整顿，舆论应该讨论的是像东莞这样的城市及其产业如何升级转型，服务业如何创新而高端，更关乎中国发展。

微博热点分析

本次事件中，微博成为舆情发酵、升级、观点激辩的主战场。有鉴于此，课题组应用X—GOT的微博数据挖掘工具，对微博热点予以发现和梳理。

蒲公英图（图5）揭示出本事件中最为活跃的微博聚集热点及其推动力量。其中，蓝色实心圆代表舆论风暴中心，由此生发的红色实心圆代表引发活跃转发和评论的微博。被蓝色圈住的为媒体微博原创，被紫色圈住的为大V微博原创，被绿色圈住的为政府微博原创，被紫色圈住的为企业微博原创。红色实心圆周边的绿色实心圆均为与之互动的其他微博博主。

由图5可见，在东莞扫黄事件中，产生较大微博影响力的，为媒体原创微博；但是，央视、人民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原创微博，互动的以普通网民为主，头条新闻、南方报系等商业媒体原创微博，则相对有更多的网络大V起到关键性的二次传播作用。

表2显示出在东莞扫黄舆情中，最活跃的5个微博。排在第一的东莞官方微博“莞香花开”在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业后，14:00发出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东莞下了场不小的雨”引爆舆论。排在第二位的是央视新闻，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产业也成为微博交锋最突出的话题。人民日报从2月13日到16日，连续4天刊发署名“钟新文”的系列评论文章，分别从是非界限、文明底线、媒体责任和治理责任等方面，表达对“东莞扫黄风波”及其引发的舆论波澜的思考。大V“于建嵘”2月17日 11:53就“东莞扫黄”分析当下形势，称“上在集权，有意治乱反腐，目的是救党；政界大佬各有利益和顾忌，观望为主”挤进了微博排行的前五。

点评与反思

在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业泛滥后，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广东发布”立即推出“东莞你好”，其用意究竟如何？不得而知。而广东媒体《南方都市报》官方微博“@南都评论”发文《东莞挺住！》，直接指责“东莞扫黄”，各路“大V”公知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蜂拥而出，异口同声地反扑央视，“东莞挺住”、“东莞不哭”、“今天，我们都是东莞人”、“平安东莞”、“天佑东莞”这些看似熟悉而又陌生的口号弥漫整个网络空间，令人联想到2008年汶川地震时，“汶川挺住”、“汶川不哭”等通过央视等主流媒体的传播、已经耳熟能详的口号。时过境迁，而今网络上的一些意见领袖使用央视的表达方式来反对央视，“央视无情人间有爱、天堂里没有央视”，这些表面上看是对央视报道的不满，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和舆论环境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舆论是很容易被持有优势媒体资源的利益集团操纵的，政党化媒体为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服务，操纵舆论。以“东莞事件”为例，央视的报道究竟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网民的关注？支持和反对央视报道的人比例各有多少？支持和反对那些咒骂央视的公知的比例有多少？网络平台提供商可通过删帖、封帖、置顶、推荐等方式影响舆论的比例和方向，在“东莞事件”发生后，打开某微博平台，话题榜第一的就是“东莞挺住”，满屏看到的都是咒骂央视和支持东莞的声音，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在《南方都市报》官方微博“南都评论”发布了《东莞挺住》的微博后，跟帖中出现了大量的普通网民反对的声音，但很快被删除。

有大V称东莞扫黄“目的是救党”的结论透露出的关键信息是，这次南方的媒体和广东发布等力挺东莞阵营的齐声呐喊，更像一个媒体化的政党在行动。作为执政党代言人的传统中央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优势受到极大挑战，新兴媒体已经成为国内对执政党不满的利益集团所把持的优势资源，这些集团可以利用每天发生的任何一件事，进行舆论动员、社会动员、政治动员，其手法之娴熟，渠道之畅通，网络平台阵地就好似其家园一样。如果政策许可或治理松弛，聚集在某些媒体周围的经济、社会力量形成独立政治势力的可能性很大。此类媒体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不可小觑的角色，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最大变数。

此类媒体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成熟的营销策略。很多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通过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通过屏蔽什么、不屏蔽什么，删什么帖、不删什么帖，在微博里重点推荐谁、封杀谁，来制造民意、引导舆论，营造政治氛围，甚至通过与某些舆情编写部门紧密合作，有选择、有议程地呈报“舆情报告”和“舆情排名”，影响高层决策部门。网民和大众并不清楚某些大众性媒体的政治意图，结果在诸如东莞扫黄和乙肝疫苗等舆论事件中，民意被绑架。本来作为政党与群众联系纽带的媒体集团演变成了议程设置者、甚至政治动员者和组织者。正如麦克奈尔说，“今日的政治已经进入媒介化时代，倘若不能正视媒介在政治过程的角色，将不能了解政治活动的真相。”

 

西方政府不使用“宣传”一词，将“宣传”贬为“洗脑”。其实，西方政府十分重视“洗脑”，只是将其包装为“公关”。近些年，中国宣传工作在方式方法上有了不小的改进，但对于西方现代洗脑（公关）技巧仍然缺少研究，甚至一些官方媒体起到了西方传声筒的作用。

美国洗脑业遥遥领先

2013年夏，美国政府紧锣密鼓，掀起一波又一波指责中国黑客袭击美国网络的舆论浪潮，而中国方面则反控在遭到的网络袭击中，来自美国的黑客最多。在这场口水战即将进入高潮前，美国政府突然鸣锣避战了。原来这时冒出一个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员斯诺登，爆出美国政府代号为“棱镜”的大规模全球监视项目，其中包括组织黑客长期入侵中国的民用电信网络，窃取了无数的通讯资料。

美国通过高调指责对手来掩护自己行为的战术，并非始于今日，而早就驾轻就熟。洗脑就是较早的一例。美国政府一方面以鄙夷之情严词谴责洗脑行为，占据道德高地；另一方面则不断改进洗脑方式，将其运用得炉火纯青，化洗脑于无形中，取得了非凡成就，在这一领域遥遥领先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2003年伊战前夕，尽管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投票反对入侵伊拉克，连美国的盟国法国、德国也极力反对，但是根据盖洛普公司开战前一天的民意调查，有76%的美国民众支持小布什发动伊战。这可以认为是美国政府对民众洗脑的一个指标性成就，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民众被蒙骗了，小布什的开战理由纯属虚构。

2013年10月16日，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网播出了一个称为“儿童圆桌会议”的节目。当主持人问到：“我们欠中国1.3万亿美元债务，怎样才能还清？”一个6岁美国男孩的回答是：“我们绕到地球的另一边，杀死每一个中国人”。不可思议，一个6岁孩子怎么会对地球圆型的概念、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地理位置知道得如此清楚，这到底是一个“神童”，还是他下意识地复述了成年人向其灌输的仇华洗脑言论？答案应该不难得出。

作为著名的主流电视网的、有相当知名度的主持人，他的反应更说明问题。这位主持人一本正经地回复：“杀光所有中国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子。”他可以辩称为“调侃”，可一个6岁的孩子能理解这是“调侃”吗？完全不可能。接着这位主持人高声问孩子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容许中国人活着（Should we allow the Chinese to live）？”有孩子大叫：“不容许!”对此，他居然一笑置之。只有美国人经长久洗脑后，才会狂妄地认为美国有当然的权力主宰别国人民的生命，才会无意中向孩子们灌输傲慢、狂妄、愚昧的霸权思想。

新闻洗脑术的经典案例

高明的洗脑术不会直奔主题，而是潜移默化，在细节上做文章，让细节来说话，并且以新闻的面貌示人。伊战初期发生3件著名假新闻，堪称是洗脑术的经典范例。

2003年4月2日清晨，美军紧急召开记者会，宣布几个小时前美军突袭伊军驻守的医院，成功营救被俘的19岁美国女兵杰西卡•林奇（Jessica Lynch），并发布了一段5分钟的“实况录像”。在这段采用夜视镜摄影设备录制的“影片”中，突击队的两架直升机抵达医院上空时，画面突然变成一片漆黑，接着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黑暗中可以看到子弹划破天空的闪光和听到突击队员“冲！冲！冲！（Go，Go，Go）”的吼声。好一阵后，画面又回到可视状态，是医院内摇摇晃晃快速闪过的镜头，只见从医院大门冲出一队美军士兵，抬着一具担架，急速上了保持启动状态的直升机，立刻升空飞离。接下来就是林奇在美军医院受到良好护理的感人场景了。

实际上，是伊拉克医生通知美军来接走负伤的林奇，美军出发前很清楚医院里没有一个伊拉克军人，医院所在的城市也没有伊拉克军队，他们已在两天前溃败逃跑了。记者会上美军发言人故弄玄虚，不回答营救行动中与伊军交火的问题，称不便具体透露。虽然发言人闪烁其辞，但“新闻”节目的受众，在漆黑画面，混战一片的无言细节中，被洗脑了一把，很自然地接受了一个美军“英勇奋战”的诗篇。这里洗脑的画面上没有一句解说，而效果远胜于慷慨激昂的说教。

在美军占领巴格达的凯歌声中，许多美国人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一个欢欣鼓舞的伊拉克人，动情地对着摄像镜头说：“谢谢你，布什！谢谢你，美国！”这十几秒钟为布什歌功颂德的画面，感动了美国人，冲淡了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质疑和反对声。倘如观众知道这个画面是广告，就不会有如此效果了。然而，这确确实实是一则广告，攻占巴格达之前在美国制作，而且出品部门不是电影公司或电视台，而是美国国务院。电视网把这段政府预先制作的“现场采访”悄悄地同其他伊拉克新闻片段混合在一起播放。这是深得现代洗脑术精髓的高明之作：洗脑，但不能让你察觉。

像这种公关作品冒充新闻的手段，美国政府早已驾轻就熟。《纽约时报》在2005年3月13日发表长篇报道，标题是《布什政府开创了一个电视新闻预先包装的新时代》，专题介绍美国政府雇用公关公司炮制对其政策歌功颂德的新闻和电视节目，花钱收买名家和专栏作家撰写支持其政策的“独立评论”，用这些手法操纵舆论，引导民众。

2003年4月9日，美国CNN、福克斯等主流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天巴格达市民举行大规模起义（a massive uprising），无数人自发涌进巴格达市中心的菲尔杜斯广场，把萨达姆的大型雕像拉倒，并向美军欢呼致敬，庆祝美军解放巴格达的历史时刻。但电视摄像机没有提供广场的全景图像，只有局部人群熙熙攘攘及向美军感谢的近景。据后来揭露的事实，这又是一次精心组织的假新闻。此前美军先行清场，禁止巴格达市民进入。当时广场上的美军士兵、摄影记者、以及由大型军用飞机从美国运来的萨达姆反对派，总共不到150人。这些两天前还住在美国的伊拉克人，充当了“市民大规模起义”场面的道具和演员，雕像其实是用长铁索被远处的美军重型卡车拖倒，当然演员们受命使劲握持铁索，以便让新闻记者拍照为证。一张事后流出的广场长镜头显示，整个广场只有在雕像前有一些人，由于菲尔杜斯广场非常大，看上去的感觉就是一小撮人而已，完全不存在市民大规模涌进广场起义的报道情景。

新闻霸权的现实

同假新闻本身相比，美国政府和媒体合伙造假以及新闻霸权势力，更令人吃惊。女兵杰西卡•林奇被俘和获救，菲尔杜斯广场上拉倒萨达姆雕像，这些事件完全没有一手遮天的可能性，但美国主流媒体还是敢公然报道假新闻。

当时追踪伊拉克战争的国际媒体大本营，设在巴格达18层楼的巴勒斯坦大酒店，而这个大酒店紧挨着菲尔杜斯广场，完全可以俯视广场上发生的事。显然美国军方和CNN等主流大媒体不忌惮在各国媒体的鼻子底下“睁眼说瞎话”，将根本不存在的巴格达市民大规模起义的“新闻”，向全世界广为播报。美国军方和美国主流媒体有恃无恐，是因为能进入伊拉克采访的媒体和记者都需事先获得美军的批准，而这些记者们很清楚，与美军闹别扭，会被立刻赶出伊拉克。

杰西卡•林奇被俘和获救的故事，美国媒体就表现得更离谱了。林奇在伊拉克医院接受了9天的治疗，但美国军方和主流媒体将就在眼前的伊拉克医生、护士和其他目击者视如无物，而是以取悦美国民众、美化美军、创造英雄为“新闻”准则，随心所欲作报道。这件事的洗脑谎言与事实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军方和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主流媒体，无中生有地报道林奇遭遇敌军后浴血奋战，杀死了多名敌人，直到打完最后一粒子弹。林奇身中数弹，并被刀刺伤，因枪伤和刀伤失去知觉被俘。有些媒体更夸张，称林奇被俘前举枪自杀，但因为子弹都打光了，所以没有自杀成。事实上，林奇的车队开错了路，意外开到了伊拉克军队的阵地，在突围的慌乱中，林奇乘坐的装甲车高速撞上前面一辆美军装甲车，驾驶员当场死亡，林奇负重伤，全身多处骨折，失去了知觉。在遭遇伊拉克部队后，林奇没有放过一枪一弹，只是跪在装甲车里祷告，一直到出车祸昏迷。林奇被俘后，伊军看她伤势很重，就把她送到一所民间医院。

林奇身上没有枪伤和刀伤，美军医生肯定一目了然，但他们任由军方和媒体胡说。美国媒体在伊拉克战场上占绝大多数，但没有一家就近采访林奇住了9天的伊拉克医院，而是凭空捏造新闻，最后因为英国的《卫报》记者去那个伊拉克医院实地调查，才使美国“新闻”露了馅。

第二，美国媒体报道林奇被俘后受到残忍虐待，身上一些伤口是受审时留下的。事实上，根本没有人审问林奇，她被俘后就被送到医院，受到伊拉克医生和护士全心全意的救治，受到当地可以提供的最好护理。伊拉克医生对英国记者说，林奇一到医院就作了一次全身检查，除了车祸造成多处骨折，没有找到其他任何伤。过了一天，医生又给林奇作了一次全身检查，没有新的发现。林奇被安置在这个医院唯一的高级特殊病床上，尽管人手紧缺，医院还是专门配给林奇一名护士。为了安抚林奇的情绪，这位护士为她唱歌解愁。当时血源紧张，伊拉克医护人员捐出自己的血输给林奇。相比于伊拉克战俘惨遭美军凌辱虐待的不堪丑闻，“民主国家”军队的素质，真令人不禁摇头。

第三，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突击队强攻萨达姆精锐部队烈士旅驻守的医院，经过激烈交战后成功救出林奇。事实上，医院里根本没有一个伊拉克军人，而医院在两天前还用救护车尝试将林奇送到一个美军公路检查站，但在接近时突然遭到检查站美军狂射，林奇差点被美国兵打死，这辆救护车幸运地逃了回来。接着医生冒着危险，将林奇在医院的信息传递给美军，请他们快来接人，因为林奇伤得很重，需要更好的治疗。而美军得到消息后，却精心等待适合造假的时机才去接人。伊拉克医生对英国记者说，当他看到美军半夜用直升机来接林奇，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医院乃至整个城市都没有军人，完全可以白天来。而美军冲进医院后，对医生、护士极为粗暴，马上将他们及其余病人全部绑起来或铐在床架上。

在《卫报》记者不知趣，败了美国同行的兴致后，林奇的美国主治医师们急急忙忙宣布，林奇患了失忆症，不记得被俘后发生了什么，而且这些失去的记忆很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在媒体疯传林奇浴血奋战、负伤被俘住院时，医生们不澄清；当真相开始浮出，为了阻挡人们向林奇核实，医院就透露她永远不可复原的“失忆病情”了。不难看出，这是军方、媒体、医院的系统性造假行为。幸好林奇本性单纯正直，她被“失忆”了一阵后终于出面说话，坦诚伊拉克医生和护士讲的全是事实。林奇又表示，她的生命幸亏伊拉克医生和护士的全力抢救才得以保存，伊拉克人是她的真正救命恩人。军方与媒体合伙导演的这部英雄主义大戏，到此被迫戛然落幕。

林奇获救事件，本来是伊拉克人可以引以为傲的人道主义范例，但由于没有话语权，真相被彻底抹杀；而在这个事件中，原本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美国人因为握有新闻霸权，反过来趾高气昂大作文章、滥发“新闻”。至于林奇，虽然只需要保持“失忆”状态，就可坐拥纷沓而至的荣誉和种种好处，但她顶住军方压力道出事实真相。在我看来，林奇真是一位名至实归的美国英雄。

新闻自由是空洞的命题

新闻自由理念有积极正面的意义，不能抹杀，应予肯定。然而，并不是那些将“新闻自由”喊得冲天响的国家就有了新闻自由。从实践来看，新闻自由话题虽然喊了几百年，至今还是一个空洞的命题。

首先，抽象的新闻自由没有立足之地。新闻能影响舆论，舆论能引导民众。舆论是杀伤力强大的信息武器，可以用来帮助维持社会秩序，也可以用来颠覆社会秩序。如果舆论不停地发鼓噪之声颠覆秩序，影响到社会稳定时，任何政府都会出手干预，决不会听之任之。新闻自由问题，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可操作定义，但是迄今未见有这样的定义；即使在自称有新闻自由的美国，其实也没有这样的定义，媒体对新闻的取舍是以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实用主义为准则的。

第二，新闻自由只适用于资本，不适用于记者。如果媒体有一篇报道政府不准发，媒体可以用新闻自由原则抗争。媒体发的报道归根结底要由记者撰写，但记者却没有新闻自由的权利。如果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报道，而媒体老板出于某种原因不准发表（比如该报道是揭露一个大广告客户的丑闻），这种情况下记者不可能用新闻自由原则抗争。你如果要坚持发这篇报道，老板就叫你卷铺盖回家，你打官司也没用，法律不会支持你。

第三，出现了所谓的新闻自由与新闻霸权、新闻资源垄断共存的反讽现象。美国号称为新闻自由的国家，但新闻资源被几家大媒体集团高度垄断，全国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导向只得跟从它们的指挥棒转。这种状况特别有利于垄断大媒体搞洗脑作业，因为洗脑术的要诀是不能让受众感觉到洗脑，而“新闻自由”的桂冠可使新闻貌似客观独立，从而起到隐蔽洗脑的作用。

伊战前美国媒体大规模系统性地制造假新闻，宣称伊拉克拥有核武器、化学武器；伊战中美国媒体又故技重施，营造美军正义之师的形象。这些足以说明美国媒体的新闻伦理道德水平低，表里不一，无资格为人师表。

而西方的新闻自由，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依托新闻霸权，享受选择性报道的自由。美国新闻界仍然延续冷战时期的态度，只喜欢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越耸人听闻兴趣越大。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名女孩在唱歌，但歌声其实来自另一个女孩，这种假唱确实不好，不过也算不了什么，因为这不是歌咏比赛，没有演员表，要突出的不是个人。如果这点造假的事儿发生在美国，实在是太过寻常了，并且性质又同电影中替身演戏差不离，肯定没有一家媒体会感兴趣。但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美国主流媒体就反复播报，处理得像是一个什么超级大丑闻，美国《时代》杂志年底还将此次假唱事件列为当年世界十大丑闻之一。可讽刺的是，美国媒体大规模制造伊拉克战争的假新闻穿帮后，对于这些真正的超级大丑闻却从未作出哪怕是稍微像点样儿的反思。

ABC电视网借小孩之口公然播放“杀死每一个中国人（kill everyone in China）”，这种赤裸裸的纳粹极端主义言论，理所当然地激起在美华人的大规模抗议，抗议持续了一个多月，并且组织了全美27个大城市在同一天抗议游行，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却全都装聋作哑，不予报道。这又一次印证了西方的“新闻自由”原则屈就于冷战意识，演绎成为选择性报道新闻的自由。

其实，现代所谓的新闻自由这个词，就像普世价值、言论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名词一样，主要是作为洗脑武器和颠覆武器，向美国不喜欢的国家输出。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于这些词的概念十分冷漠，甚至厌烦，认为是政客们玩的假惺惺游戏，所以使用的频率非常之低。

西方洗脑术以及新闻导向与管理的启示

古代打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今打仗，军队未动，舆论先行。近年来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莫不如此。小布什深谙此道，通过制造假新闻引导舆论，硬是鼓动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民众支持他发动一场毫无由来的战争。新闻导向的能量，由此可见一斑。

打仗如此，改革也一样。重大的改革依赖舆论先行，如果不能成功引导舆论，改革很难平稳进行。中国新闻业肩负着引导舆论、协助各项重大改革平稳进行的重要使命。这就涉及到新闻业本身的改革。

然而，新闻业的改革又特别难，没有适合中国的现成模式可以借鉴，因为迄今为止各种新闻理论都脱离实际，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西方媒体说一套，做一套，不足为师，但他们一些实践证明有效的方法，还是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首先要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

无论称为宣传、洗脑还是公关，其行之有效的关键，是让受众在潜移默化或不知不觉中接受。这些内容前已详述。虽然按照西方新闻理论，宣传是宣传，新闻是新闻，两者不可混淆，可这是虚幻理论，西方新闻界口是心非，用此来说教，自己却不遵守。美国媒体利用新闻形式为小布什大造战争舆论就是一个实例。

然而，新闻造假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当受到谴责。造假不能持久，新闻从业人员须记住林肯的名言：“你可能一时愚弄所有人，也可能永远愚弄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愚弄所有的人。”不仅不能鼓励新闻造假，并且无论是新闻从业人员还是网络上自由撰稿人，都不得有造谣不受惩罚的自由，法律要在这方面发挥威慑作用，维护正常的传播秩序。

其次，构建大媒体集团。

美国由几个大型媒体集团发布全国性和全球性的新闻报道，地方媒体只采访报道当地新闻，超出地方范围的新闻，就转发大型媒体集团的新闻稿。这种格局使新闻资源高度垄断，算不上是正道，但从新闻管理来看，确实有效，防止了新闻乱象。

中国也可以考虑组建大型媒体集团报道全国和全球的新闻，而地方媒体只采访报道当地新闻，涉及全国和世界新闻就转发大型媒体集团的新闻稿。记者有自由写稿权，但没有自由发稿权；大型媒体集团内部设置审稿发稿的程序细则，将新闻按政治敏感度分类，给予不同的审稿级别。比如说，体育新闻审稿级别最低，重大政治新闻审稿级别最高。另外将新闻报道的期限同审稿级别挂钩，一次性报道的新闻，其审稿的级别低于连续追踪报道的新闻。

美国大型媒体集团报道的国内政治新闻，来源主要是政府部门，同时政府官员频繁接受采访，引导舆论。因此，美国政府有很多软性手段可以影响控制大媒体，比如媒体不听话，就将不对其提供新闻或不接受其采访作为惩罚手段。中国政府也应当考虑增加软性手段来引导舆论。

第三，适度开展舆论战。

其实，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从未中止过，中国即便一味退让，也无济于事。俄国原总统叶利钦对西方民主体制佩服得五体投地，掌权后急不可待地向西方投怀送抱，到有生之年来日无多时，才经由冷酷的事实醒悟到，西方民主俱乐部绝不可能平等地接纳他，美国人给他设计的所谓经济“休克疗法”，目的只是要搞垮俄国。普京上台后即适度开展同西方的舆论战，提升了他在国内外的声望。

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网发生的反华、辱华事件并非偶然，这是美国媒体对中国长期舆论战的自然延伸，源自美国统治精英的政治需要。例如，美国军事力量毫无争议是世界之最，军费开支也是世界之最。伊战已经结束，但2012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仍然占到世界军费总开支的41% 。然而军方永远想获得更多的拨款，主要方法就是带动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多年来在国会讨论年度军费拨款的前夕，军方一定会推出一份吹捧中国军事力量的报告，平日里不可一世的美军，这时竟然把自己描绘成一幅可怜相。

另一方面，受长期冷战宣传的影响，美国人也乐见竞争对手国的负面消息。媒体迎合这种心理，不断播放中国的负面新闻，然后归结为意识形态原因，归结为体制问题，转移美国民众对自己社会问题的关注，使他们盲目相信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以满足美国人特有的自大心理。

掌控新闻霸权，对世界舆论呼风唤雨，这些都是西方的软实力。考察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西方现在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软实力，是通过冷战得以壮大。中国的软实力与大国地位很不相称，亟需提高。但软实力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接受挑战，不回避有限度的冷战，会有助于突破西方软实力霸权，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影响。

美国人的宣传方略：“高明的洗脑（宣传）术不会直奔主题，而是潜移默化，在细节上做文章，让细节来说话。”换言之，无须直奔主题纠缠于意识形态，可以采用实证导向的方法，用事实来做文章，让受众自己得出结论。中国应当推出一批说服力强、具有可读性、讲事实摆数据、经得起验证的作品，向中国民众介绍一个真实的美国，破除中国民众和知识界对美国制度的迷信，凝聚自信心，走自己的路，创建中国模式。

 

近30年来，土耳其一直将全面私有化作为实现其经济繁荣的“主要法宝”。表面看，这一政策令土耳其受益颇多：土目前是“展望五国”和G20成员，经济总量排世界第十七位。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私有化政策引发的恶果严重而深远。2013年5月底以来，因马克西姆广场改建引发的持续抗议，不过是土耳其私有化政策负面效果的冰山一角。土耳其发展之路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通过全面私有化释放“改革红利”

20世纪80年代，主张自由放任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当时，英国撒切尔政府、美国里根政府均大力推行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西欧国家还将引入市场改革作为入盟必要条件。受此思潮冲击，土耳其成为最早一批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国家。

在此之前，土耳其奉行进口替代战略，1927年曾专门颁布《奖励工业法》，借助政府力量推动经济工业化。到80年代时，土耳其国有企业已占据整个经济的半壁江山。1983年厄扎尔上台后，经济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主要政策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推动国际自由贸易等。从1984年到2001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进程缓慢而有限。这一时期主要有两大制度性措施：一是l994年制定《私有化法》，为经济私有化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建立了专门的私有化高级理事会和私有化管理机构。

上世纪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向土耳其提出加快市场化改革的建议。特别是1999年12月欧盟将土耳其作为欧盟候选国，更刺激了私有化改革的力度。从2001年开始，尤其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发展党(AKP)上台执政后，土耳其私有化进程明显加快。2003年5月18日，埃尔多安政府启动“土耳其私有化战略”，将几乎所有剩下的国有资产都列入私有化或拍卖行列，国有企业涉及能源、交通、银行、工业、烟草、桥梁等领域，社会服务机构包括卫生、教育、住房等等。据统计，从1985年到2009年年底，土耳其共有270家公司、l03家机构、22家未建成企业、8个收费高速公路、2座博斯普鲁斯桥、1家服务单位、524家不动产和6个港口的国家股份被私有化。私有化收入（出售国家资产所得）由此大幅增加。据统计，1986-2003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收入总共只有80亿美元，但2003-2012年的9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总收入已达535亿美元。埃尔多安政府已表示，2013年土耳其还将加速各行业私有化进程，计划出售的国有资产包括电信、化工、银行、钢铁、体彩、热电等领域。同时，电站、桥梁、公路等基础设施的私有化进程也将逐步推进。2013年前五个月，土耳其私有化收入l4.62亿美元，还有47个大项目正履行私有化审批程序，涉及金额90.33亿美元。

截止目前，土耳其政府己完全从水泥、畜牧饲料、乳制品、林业、饮食服务、石油分销行业退出；旅游、钢铁、纺织、海运和肉类加工行业中，国有股份50％以上已被私有化。同时，电力、通讯、银行、石油、烟草、盐业、航空、港口、高速公路等公共基础性行业均被私有化，或面临私有化命运。考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强调国家干预，土耳其继续高歌猛进地推进私有化战略，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实不多见。

全面私有化使土耳其发展之路越走越窄

表面看，大规模私有化给改革土耳其带来不少短期利益：从2002年正义发展党上台到2011年，土耳其GDP年均增长5.2％，高于l990-2000年的4.3％，以及l980-1990年的4.6％。按GDP计算，土耳其已成为世界第l7大经济体——正是这种表面的经济成功，持续强化了土耳其政府对市场的偏执信仰。然而，土耳其经济私有化释放的红利短暂而有限，由此带来的问题则深刻而复杂。

首先，私有化并未提高经济效率，反使国家发展潜力被提前透支。从实际效果看，土耳其全面私有化并未使企业经济效益根本好转。“许多经济学家希望基础设施私有化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企业变得更加低效。由于缺乏投资和未能更新设备，这些转型后的基础设施部门非但没有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赫德森指出，主流经济学家推动私有化的说辞是这些公司部门缺乏效率，而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看中了其垄断租金。私有化不过是国际金融资本攫取垄断权和租金的一场运动，而不是为了提高效率的运动。就一般情况看，l974-1991年期间，官方统计的国有和私有企业平均效率相同，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并不明显。在私有化后，土耳其制造业部门的效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1984-2004年的20年间，土耳其共有188家企业被私有化，其中65家已经倒闭，8家被清算，l6家因违规遭到处罚。换句话说，私有化之后，反使企业经营效率下滑。

土耳其实行新自由主义30年来，既没有使民众真正增加财富，也未使工业结构真正转型升级。当前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投机资本流入、高额外贸赤字、高估土耳其里拉币值。相较于GDP的数字增长，广大民收入却停滞不前。据《中东季刊》统计，土耳其大约40%的人口每月收入低于773里拉（415-419美元）的最低工资，年轻人失业率达18%（有的统计数字高达22%）。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等城市，60%的人口生活在棚户区。GDP等经济指标表面风光无限，背后则是暗流汹涌，危机重重。

土耳其政府一味靠出卖国企筹措发展资金，用这种“杀鸡取卵”、“崽卖爷田”的方式，虽可暂时满足政府和民众的眼前需求，却牺牲了国家长远发展的潜力。土耳其大幅消减国有企业，使国家制造业技术进步缓慢，长期被固定在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中低端位置。

其次，日渐丧失经济主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深陷“依附性陷阱”。欧美在国际上提倡新自由主义和自由竞争，很大原因是他们的私人资本力量已发展上百年，实力强大。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力量远逊欧美，“这些国家政府过早放任自由竞争，则落后国家中最为先进和知识密集的产业必将趋于消亡。”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土耳其充其量算个“半边缘国家”，无论资金、技术、品牌乃至组织管理水平，均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土耳其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其私有化和自由开放政策，很容易变成国际大资本对其国内幼稚产业的扫荡式摧毁，为国际大资本向土耳其渗透、控制提供难得良机。

私有化使土耳其日益丧失经济主权。一是越来越多的本土行业被外资掌控。由于国内有实力的大资本有限，因此该国大部分私有化项目，需要依靠吸引外资完成。2001年后，境外资本大举涌入。据统计，在土耳其私有化过程中，有35%是外国投资者。该国许多私有化项目是国内和国际资本以“战略伙伴”方式联手完成的。2011年，土耳其的境外直接投资共l57亿美元，主要投向银行(59亿美元)、能源(42亿美元)、制造(32亿美元)等领域。2012年，土耳其本土企业参与并购共l40宗，价值l50亿美元；外国企业参与并购ll9宗，金额l30亿美元。由此，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和公用服务行业落入外国资本之手。二是经济对外依赖严重。1980年之前，土耳其外贸占GDP比重低于l5％，2011年这一比例增至50％左右。由于进口多于出口，导致其贸易赤字不断增加。2011年土耳其贸易赤字创造了1050亿美元的新纪录。三是外债激增。1979年土耳其外债为ll0亿美元，1989年增至450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债总额进一步上升，2011年外债已高达3066亿美元。

由于土耳其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捆绑紧密且产业层次较低，发达经济体稍有风吹草动，土耳其经济便会出现巨大波动。l994年，土耳其爆发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的首次经济危机，GDP下降6％；l999年到2001年，土耳其又接连发生两次经济危机，数百亿美元外流，各大股市交易指数暴跌，经济濒临崩溃。2008-2009年，土耳其再次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受损程度远比其他新兴国家深重。2011年土耳其经济增速超过8％，但2012年增长率仅有2.2％。每次发生危机，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求助欧盟以及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而后者为土耳其提供资金援助却附加条件，那就是进一步加大开放自由化和私有化力度。正如当年拉美国家(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为偿还外债，采取债务与股本交易(debt-equity swap)政策，通过加大私有化来减少外债。负债累累的土耳其同样只能饮鸩止渴，越来越重视私有化及其获得的收益。土耳其2013年政府预算中，超过22亿美元靠出售国有资产。这就使国家日益陷入“经济危机—负债增加—卖国有企业”的恶性循环，由此导致经济更加脆弱。在这一过程中，国际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卷入土耳其经济重建，逐渐掌控了土耳其的经济主权。

第三，“劫贫济富”加剧贫富分化，埋下社会动荡祸根。据报道，土耳其政府某高级领导人曾涉嫌将两家媒体公司，以11亿欧元的价格卖给由其女婿担任执行董事的卡里克股份公司（alik Holding），而这笔钱又是由国有银行支付的。私有化过程就是贫富分化和腐败加剧的过程。“私有化大大加宽了有钱有势者与贫穷的弱势群体之间的鸿沟。本来旨在托起所有船只的不断上涨的潮水，其实却使更多的船沉了底。财富并没有涓滴下来；财富从处于底层者被吸吮到了位于顶层的少数人那里。”

政府企业在转为私人企业的过程中，公共服务目标让位给资本盈利目标。“为了赢利，大公司必须降低自己的成本，所以付给其雇员的薪水和福利必须显著低于公共部门的雇员。即使与后者相同，也一定设法提高雇员的工作效率。” 因此，伴随私有化而来的，往往是大量裁撤工人。土耳其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私有化以来，失业率急剧飙升。l990年失业人口大约150万，2009年为350万，平均每10年增加100万。l990年土耳其失业率为7-8％，2000年为l0％，2009年为l4％，但到2012年该国失业率仍达l0％。调查显示，工人收入在私有化后普遍降低。92％的水泥行业和87％的石化行业工人称，被解雇后的收入水平比在国营企业工作时明显下降。

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社会财富分配必然向资本家倾斜，导致收入两极分化进一步加重。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3年中期，土耳其私人制造业实际工资下降l9．6％，国有制造部门下降l5.4％。如果以1997年实际工资指数为l00，私有企业2003年的实际工资指数下降到82.2。据土耳其官方统计，在推行自由化政策第一阶段(1984-1997年)，GDP增加l25．8％，人均收入增加60.6％。但接下来的12年中，国民收入增加38.3％，人均收入只增加9.6％，年均增长不足l％。

私有化政策必然挤压和牺牲劳工利益。土耳其政府的家长制特点和右翼政策结合，借助政党组织确保政令畅通，依靠福利或扶贫计划取悦赤贫阶层，对左翼力量进行选择性打压。具体地说，这种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任由资本力量侵占公共空间。不仅越来越多的国企被私有化或拍卖，而且很多公用事业部门和公共空间也被私有化。例如，伊斯坦布尔著名的Karakoy、Tophane、Sallpazari海滩，以7.02亿美元价格被拍卖，此后便禁止公众入内。这次规划改建位于黄金地段的塔克西姆广场、拆除盖齐公园，同样是私有化战略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将其变为上流社会场所，将普通民众赶出去。除非遇到来自草根阶层的强烈挑战，否则正义发展党会继续推行城市和经济领域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二是以反恐名义严厉镇压劳动民众的反抗。例如，2010年，土耳其工人举行大规模抗议，反对将TEKEL(前烟酒国有垄断企业)私有化。执政党宣称抗议者是反对国家经济未来的“另类”，严厉打压。据美联社报道，过去10年，世界上共有35117人被指控为恐怖分子，土耳其就达12897人，占总人数的1/3。 多年来，土政府一贯压制工会组织，直到2013年，土耳其政府仍在将数千名工会组织成员投入监狱，土耳其工会密度从1999年的10.6%下降到2011年的5.9%。国际劳工组织将土耳其列为最不尊重劳工权益的国家之一。

三是挤压中产阶级。正义发展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向赤贫阶层提供食品、燃料、医疗等补助，但这些用于再分配的财富，主要来自对中产阶级征税，而不是向富人征税。这种做法导致本来是社会稳定中坚的中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加剧两极分化。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基尼系数本来呈现下降趋势，但80年代又开始上升。目前，土耳其20%最富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最穷的20%只占总收入的6%。土耳其是经合组织34个国家中收入分配最不平衡的国家之一。

贫富悬殊导致该国阶级矛盾凸显，社会动荡。2013年5月底以来的民众大规模持续抗议发生后，政府宣称“抗议者与恐怖主义有联系”，大量抓捕抗议示威者。有评论认为，土耳其经济模式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一面，它包括极端经济自由、肆无忌惮的榨取利润、私有化、违法乱纪、忽视工人权益、投机资本流入等，由此造成经济和社会状况极度脆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而成为引发经济社会不稳的动乱源。

教训与启示

第一，新自由主义是戕害发展中国家的“慢性毒药”。

土耳其的遭遇并非个案。在拉美地区，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巴西等国，都曾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道路，虽然赢得了暂时的经济增长，但是始终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深陷贫富分化、经济脆弱、外债激增、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经济遭受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还要严重的打击，匈牙利、波兰GDP损失20％，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下跌40％。在中东地区，埃及穆巴拉克接掌政权时，埃及工业总产值的50%、银行、保险业的90%由国营经济支配。1992年埃及成立带有美国背景的“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CES），目的就是将全国350家国有企业（合计总资产1000亿美元）私有化。2000年，埃及政府宣布私有化“提速”，矿产、交通、银行、保险、电力、电信等重要行业统统被私有化，结果导致贫富悬殊、腐败丛生，乃至最终爆发民众革命。2011年阿拉伯剧变很大程度是新自由主义泛滥所致。这次土耳其大规模骚乱同样如此。大量事实表明，私有化在短期释放“改革红利”之后，随之而来是无穷无尽的动荡与危机。

“迄今为止，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尚未有全球化导致繁荣的已知案例。世界上24个合乎逻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通过遵循全球化教义的任何处方而取得各自成就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并非是NICs(新兴工业国)，而是约l30个NNEs(无法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体)或者是更糟的UCEs(无法治理的混乱实体)。” 世界银行2006年统计，l980年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风靡全球时期，105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

很多媒体不加批判地接受了“GDP崇拜”，而忽视那些衡量国家富强稳定与否的真正指标(如工业化程度、贸易结构、贫富分化程度等等)，由此掩盖了表面繁荣背后的深层问题。“全球主义教义是一种富强国家戕害其第三世界牺牲者，确保他们永远无法挑战帝国列强和分散其注意力的智力镇静剂。”

第二，摒弃私有化道路、壮大国有经济成为大势所趋。

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损害了后冷战秩序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美国实力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弊端日渐显露。强调国家干预和国有化再次成为世界新的潮流。自2008年9月起，美国政府相继宣布以相关机构优先股认股权证或普通股为交换，向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等大型金融企业注资。2009年6月，以债务转股形式获得通用汽车公司60%的股份。2008年10月，英国政府宣布用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的优先股，并成为诺森罗克银行、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莱斯银行的最大股东。2009年2月，德国通过《救援兼并法》，允许政府对陷入困境的银行实行国有化。在石油产业，“国进民退”现象越来越显著。西方私营的跨国公司生产的石油只占到全球10%，储备量只有3%。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既取得了瞩目成绩，也积攒了不少问题。幸运的是，中国未像土耳其和拉美国家那样，彻底陷入依附性处境，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完全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中流砥柱作用，使实现“中国梦”有了坚实的物质支撑。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捍卫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壮大国有经济。

 

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是一个中心环节。

理论界的一种流行意见，主张国企应该实行彻底的产权改革即私有化。理由是：私有企业才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国有制的效率必然低于私有制。而对现实中国有企业效益的提高、在各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则找出种种理由予以贬低或否认。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基本的社会制度，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在全球市场化的今天，中国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要不要掌握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控制权主导权，国有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方向、道路，关系亿万人民未来的命运。

国有经济的实际状态和趋势，它的成就和问题怎样，如何深化改革和改善管理，使企业保持活力，这些具体而又事关重大的问题，则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从实践中总结和探索。

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表现为国有制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消除资本主义的劳资鸿沟、消除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

有人说，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公社制和股份制。此论意在说明：今天的国有企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不能把国有制企业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总之是要抽空社会主义“旗帜”的“经济基础”。

理论讨论不能脱离现实的背景。一个多世纪来社会主义的实践说明，“依靠世界市场的大工业、联系全国和全世界的交通，以及地方性中小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等性质迥然不同的生产并存，必然要求全社会的组织协调。铁路工厂要交给全社会……必定要求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只能是作为全民代表的国家所有制。

由政府机构具体管理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必然提出用何种形式保证全社会所有的实现、防止公权私用的问题。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格透明公正的管理规则和监督机制，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严格考核管理、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等等，是防止“全社会所有”被异化的基本条件。

其次，就一般意义看，国有企业是国家推行经济社会政策目标的最有力的组织保证。工业化初期的西方国家，在公共设施建设领域（市政管网、铁路网等）中就遭遇私人企业竞争的种种弊端，最终违背“自由竞争原则”改为政府建设和运营。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的国有经济曾经达到很高比例，主要是因为私人资本缺乏基础工业巨额长期投资的积极性或管理能力。

后发展国家，凡是成功实现工业化追赶的，从来都不是单一自发的市场演进过程。后进国家要克服“后发劣势”发展本国工业，必须动用国家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在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政策之间取平衡。西方经济学史的“自由贸易论”和“生产力论”之争，实质上也是工业化早期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争。

苏联和中国在其工业化起步时期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后进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经验。新中国如果没有贯彻全社会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可能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集全国之力，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科技教育体系。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是穷国推行工业化战略的最有力的组织形式。

今天我国的产业体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一体系的运行有其内在规律，不能随意“推倒重来”。原苏联牵头的经互会体系突然瓦解，其体系的内在经济联系被断然切断，再加上采取“休克”式的私有制改革模式，导致俄罗斯工业体系瘫痪瓦解，陷入长期经济衰退，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教训。

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背景、过程、成果和争议

我国1978年后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动因，一方面是“文革”的后遗症（工业管理松弛、干部职工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原因。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国有企业直接隶属于行政机构，管理部门条块分割、重复交叉，指令性计划涵盖企业几乎全部生产经营活动（人财物产供销等）；固定价格无法反映实际需求、衡量企业绩效、企业负盈不负亏；出现分配的平均主义和“铁饭碗”倾向。企业活力衰减，资源配置失当。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在国有企业领域进行了多项改革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提高留利水平、拨改贷、利改税、允许企业跨地区跨行业投资等。目的是“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 。当时由于国企体制的种种缺陷，在放活企业的同时，出现了投资无序、工资攀比、企业截留利润、负盈不负亏等问题；宏观上的表现是“投资工资双膨胀”。要改变僵化的计划管理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需要在价格、财税、流通等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而如果企业不能真正自负盈亏、优胜劣汰，则市场机制也难以发挥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国企改革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基于此，国企改革的目标，最终定位为以股份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管理机制从行政管理转为资产管理。

1992年以后，在世界经济进入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改革快速推进。配套改革措施（计划、流通、价格、劳动、工资、税制、信贷、投资、外资、外贸、外汇）相继出台，原计划体系不复存在。市场化程度的空前提高，为国企的全面产权制度改革扫清了道路。

1990年代，民营、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猛增，市场竞争压力陡然增大。而此时，我们的国企体系应对能力不足，加上种种因素的拖累（资本金先天不足、税利上缴比例过大、干部精神滑坡、监管机制薄弱、企业办社会包袱太重等），企业效益普遍下滑、甚至产生大面积亏损。国企和非国企的税费负担过分不平等，更削弱了国企的竞争地位。国企改制中有关产权界定、评估、招股、处置等事项缺乏细则与监管，导致普遍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国企的产权改革遂演变为全面的私有化浪潮。

1995-2005年期间，原有国企中50%被拍卖出售转为私营，26%被合并或破产，地县级中小国企基本消失。国企职工从1.1亿人锐减到4288万人。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刚刚起步，数千万人下岗，成为广泛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被不少学者所推崇和广泛实行的“管理层买断”，直接导致贫富分化和干群对立，引起全社会的不满。其后，在战略性制造业的骨干企业改制中，试图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做法更是引起有关方面的警觉，并予以纠正。

有人认为，由于社会上对改革实施中的错误进行抵制，造成了改革的“停滞”。这种看法是颠倒了大道理和小道理。如果一项政策在实行中挑战了公平正义底线，损害社会稳定团结和国家治理根基；或无视产业运行基本规律、漠视国家经济安全，仅顾眼前的“效率”，这就违背了改革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如果把这种单线思维的“惟私有化”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就走错了方向。

各种所有制同台竞争，民企增长汹涌，不存在“国进民退”

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形成国有、民营、外资同台竞争的情况，不存在“国有经济独大”问题。现有的统计年鉴没有提供经济总量中的所有制结构。有学者计算，到2010年，国有经济在GDP总量中占21.7%，其他所有制成分（集体、民营、三资）占78.3%。全部国有（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从2002年的15.9万家减至目前的9万家左右（2012年国有控股企业法人27.8万，占全部注册企业法人1/30）。

中共十四届到十七届代表大会的文件均指出，“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体现”。图1是全社会经济资产中所有制演变的情况。

图1 全国经营性资产中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比重的演变2000-2010

（转引自赵华荃：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分析和评价《当代经济研究》2012.03期）

就工业领域看，1992年国企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2005年降至1/3，2010年降至1/4。集体企业比重从1992年的35%降至目前的2%以下，内资民营企业从不足5%增加到50%以上（见表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

当前工业行业中各类所有制的分布情况如下：

国有企业占优势的行业有：重点矿山、煤矿、油气田、电力、石化、冶金、重大装备（包括军工）等基础性战略性部门，以及交通运输骨干网、金融、战略物资储备等，这些都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国企在装备制造业产值中占1/4（电子、仪器仪表仅1/10），集中了为国防和基础工业提供重大装备的“国宝”级企业。国有经济结构布局调整的任务已大体到位。

在多数制造业（化工、造纸、制药、建材等）中，国有、民营和外资3种成分不相上下。

我国累计吸收各类外商直接投资超过1.4万亿美元，跨国公司活跃在各个已经放开的领域。在纺织服装、轻工类、电器设备等行业占据销售额的30-40%，在制药、一般装备制造业占40-50%，在日化、电子通讯等行业占70-80%。外资在不少轻工部门（日化、饮料食品、五金制品等）占据了垄断或寡头或行业主导地位。外资还在向种子、物流（流通）、快递、高端零售、金融及各类服务业（会计、律师、咨询、信息）延伸。外企独资比重在不断提高。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看到：多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本特点是“国退民进”，不存在“国进民退”问题。在放开竞争的领域，“中退洋进”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下降，将动摇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外资对部分产业和市场的控制导致国民财富流失、国家调控能力削弱。

对各种所有制要理性分析，国有经济支柱作用不可否认

尽管国有经济在总量中的比重不断降低，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的绩效已经大大改善。国有经济改革和结构布局调整，使骨干国有企业卸下了包袱、轻装上阵；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也是国企绩效改善的贡献因素。

就全部国有企业看：2002-2012年间，销售收入从8.5万亿元增至42.4万亿，年均增长17.3%；毛利（企业利润+各种税费）从1.06万亿增至5.5万亿，年均增长18.0%；净利润从3786亿增至2.2万亿，年均增长19.2%。2012年，中央企业占全部国企销售额的61.5%，净利润占到68.5%。表1反映的国有工业企业的发展情况，也印证了国企总体增长的良好态势。

关于国企和非国企的效益对比，可以肯定的是，在部分竞争性行业（如装备制造业）中，就工业增加值率指标来看，各类所有制企业之间差别很小（都在26%左右）。私营企业的资产利润率虽然远高于国企，但因工资成本差异、各行业资本构成的差异等因素，故资产利润率只能说明部分问题。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01年的报告指出：工业行业可分为“市场驱动”和“技术驱动”两类；典型情况如：服装厂需要具备按市场变化快速调整产品样式的能力，而电厂的效益主要来自技术设备和管理水平。不同类型的企业都可以在适合自身优势的领域发挥作用。我国国企目前主要分布在技术驱动性强、规模效益显著的行业，这是和国企管理体制的特征大体适应的。

国企对经济社会的贡献，不仅仅表现为量的增长和效益的回升。

产业支柱作用。如大型装备制造业具有很高的关联度，一家大企业可带动数十乃至上百家零部件、辅助材料厂和下游服务业，拉动社会需求和就业。大企业和众多中小企业是共生共存的关系，龙头企业的发达就等于中小企业的兴旺。

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国企仅占经济总量的20%，上交税金占全部税金的38%。就企业上交税费占全部盈利（企业利润+各种税费）的比重看，国企为60%，私营和外资企业在30-35%之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所交纳税金、附加和增值税，国企为8元，私企为3.2元，外企为2.3元（2011年）。这导致国企利润率明显低于非国企。

国企职工的工资收入普遍高于其他所有制普通职工的工资。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其他类型工人的2倍以上。所谓“国企职工收入高造成贫富差距”的说法是很牵强的，非公企业高管薪金与工人工资之间的巨大差距，是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国企工资水平较高，实际上是平衡一次分配格局的积极因素。

在全球化竞争中，骨干国企对提升综合国力起到了中坚的作用。过去10年，国内成长起一批特大型企业，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跻身世界500强行列，其中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

（注：欧盟企业数为27国合计数。 数据来源：Fortune Global 500）

（转引自：胡鞍钢，《红旗文稿》2012-10）

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进口替代、重大工程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采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保障了国内巨大需求。铁路系统将自主研发和引进消化相结合，使我国铁路装备制造和铁路运输能力跨上了新台阶。国有骨干装备制造业近年来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如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70万千瓦水电机组、世界领先的特高压交流/直流输变电系统、第三代核电设施国产化、百万吨级乙烯装置、大型施工机械、港口起重机械，以及多种高端机床、工业控制系统……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带动了整体工业的技术升级，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在一系列敏感领域冲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

关于“国企垄断”问题，属于自然垄断范畴的铁路、电力网、电信网、城市供排水系统，以及油气体勘探开采等事关全社会福利和国家战略的领域，由国家增强控制力和影响力是必要的。为避免因垄断造成的价格、腐败等问题，则需要加强政府监管。这一类行业的运行效率更多来自技术和管理，且更强调社会责任。如果委托私人企业运营，则效率和社会责任的效果不一定理想，反而会提高政府监管难度和运营成本（如英国铁路私有化的教训）。

事实证明，在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市场化的环境下，国企通过自身的改革逐渐适应了市场竞争。国有企业不仅没有“拖经济发展后腿”，而且对国家的结构优化、技术创新以及兼顾收入分配的公平方面，都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发挥了特有的优势。曾经流行的“国企冰棍论”，只反映了特殊时期的情况。

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三类所有制并存、竞争和互动的局面。

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一般组织管理较规范、技术水平较高；但普遍存在机构臃肿、官僚作风等问题。

各类民营企业在规模上已经居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且正在壮大之中。目前，除少数大中型企业和数万家科技型企业之外，绝大多数企业规模偏小，停留在低成本竞争状态，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很多停留在初级的家族式管理。这导致很多行业集中度过低，技术档次低，行业协调差。

外资企业在中国注册，遵守中国法律，带来了资金和现成技术，拉动了就业，但从权益的归属、资源可动员性与可调控性的角度看，外资企业不能计入综合国力的有效部分。

我们的改革研究应该实事求是，既不要把民营企业理想化，也不应片面夸大国企的弊病和失误。今天我国以公有为主体、公私并存的市场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上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经济结构的缺点问题需要逐步完善，不能拔苗助长，重蹈前苏联覆辙。

我们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国企的中坚骨干作用和民企的灵活反应优势。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结构优化升级任务紧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心任务是以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发挥低工资优势、出口导向，拉动经济快速增长。2008年以来，国际市场扩张受阻，加之人民币升值、工资成本上升等因素，调整传统发展思路已经提上日程。

我国的工业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这容易导致“工业化已经实现，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误解。从工业技术水平和整体竞争力看，中国工业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是头号工业大国，但又是品牌和知识产权小国、技术弱国。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很多开放型行业缺自主核心技术。高端技术装备、元器件、零部件大量依赖进口。我国年产1000万辆轿车，但发动机等关键部件大部分靠进口；钢产量7亿多吨，每年却要进口近8千万吨高级钢材。最具比较优势的纺织服装业，所需的高端纤维、面料、加工设备也要依赖进口。工业产值的1/4用于出口，其中一半是外资的“三来一补”，位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只能拿到微薄的加工费。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使国民收入大量外流。

开放引进对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但由于偏重数量型扩张、过于依靠技术引进及外资“技术溢出”，忽视自主消化和再创新，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企业自主开发的高技术产品难以获得市场支持。自立自强的建国方针被淡化。理论界一度盛行“依靠比较优势、被动服从国际分工”的发展思维。

我们开放的目标是引进国外资源为我所用、增强自身实力，开放的底线是确保本国政治经济的独立自主性。

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旧的发展思维。关键是要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导向，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

自主型的产业升级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内容。它将有效提高工业附加值，为农业现代化和城镇、三产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支持；将为新一代青年技术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国民收入一次分配格局；也将有条件运用和推广国人用得起的节约型环保型技术装备。这是后发展国家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国有企业是推动产业升级和战略转型的中坚力量

有人以为，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活力和私人积极性，就可以解决技术创新的问题，这是一个误解。当今是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位居技术进步的前沿，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竞争，实际上是国家间争夺技术优势和产业制高点的竞争。

这样，一国创新能力的问题就已经带有国家战略的性质，它已超越企业层次，成为提升全社会整体创新效率的问题，即“国家创新体系”。由于科技和经济的规律不尽相同，全社会的创新效率，涉及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效率、综合运用竞争-协同-国家组织动员机制、知识在创新各环节间的顺畅流动等多方面问题。企业处于研发-产品-市场实现的中枢位置，故被视作“创新主体”；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不可偏废。

国家在创新体制中的职能包括：对技术-产业发展的前瞻性预测，制定发展规划，资助各类创新机构，组织协调“官产学研用”各方实施科研攻关项目，重点突破、带动全局，鼓励科技成果加速应用和产业化的政策，等等。

后进国家的产业升级战略，必然要进入高端技术领域，和先进国家进行正面竞争，这就必须克服两方面障碍：一是本国技术能力和创新效率的差距；二是开放环境中发达国家企业的市场垄断。这就更需要政府的组织协调和全社会努力。需要统一明确的战略方针，和相应的体制政策的安排。要综合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消除阻碍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和市场实现的种种因素；要规划和组织行业共性应用技术的研发推广、组织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以及适度的支持和保护政策。

对我国来说，创新体制还要注意到如下具体情况：

第一，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是有条件的。这包括：创新环境、企业规模与战略、可用资金、技术队伍与持续研发活动的积累等。西方的巨型跨国公司有能力组织从基础科研、应用科研到产品推向市场的几乎全过程，而我国绝大多数企业还无法与之相比。

我国数百万家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处于成本-价格竞争阶段，没有技术创新能力；十几万家民营科技型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水平不一），和少数具有研发能力的大企业（如华为、三一、比亚迪、吉利），则表现突出。但由于规模的限制和协同机制的欠缺，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多是有限范围内的“单打独斗”。

前沿科技项目往往需要多学科大范围的协作和巨额投入，技术标准的制定修改要由权威机构执行。这需要国家出面组织、由那些有能力承担此类任务的特大型企业牵头实施。目前，作为各行业龙头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科研机构，汇集着全国70%以上的技术人才，仍是国家科技和产业升级战略的主力，其战略地位尚无人可替代。不论什么所有制企业，如果实行一言堂的家族式管理，没有基本的职业稳定，没有技术民主的氛围，就不可能吸引高素质人才，就没有创新效率。

第二，“自主创新主体”也有限定的条件。“自主创新”必须是由本国机构和人才掌控的创新过程、技术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增进国民福利并具有可动员性。自主创新的主体，只能是中国公民及法人控股并实际运营的企业。

第三，中国企业在高技术和竞争性行业的弱势地位突出了国企的战略地位。我国国内市场早已国际化，西方跨国公司以技术和品牌优势占据国内高技术市场。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在规模、组织能力、技术和营销方面的竞争力，远不是跨国公司的对手。当今我国市场经济的最大问题，主要不是“国企垄断”；而是在各细分市场中，民族产业受到跨国公司的强大压力、乃至被其并购、丧失独立性的危险。而在高科技市场，本国民营企业处于更为弱势地位，更容易被外资挤垮，不少很有潜力的中小型高技术企业因经营困难被外资收购。

在这一局面下，国有骨干企业所坚守的基础性战略性领域，是抵御跨国公司强势竞争、保持经济结构稳定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可靠力量，也是推进产业升级的不可替代的平台。

第四，“国企退出竞争领域”是错误的命题。世界各国都有大型企业在国内垄断、同时面对国际竞争的情况（如波音和空客的竞争）。这是国家间在战略产业领域的竞争，各国都没有用“反垄断”法规束缚本国企业的手脚。

我国是技术追赶型国家，其基础性支柱性工业（冶金、石化、装备等）和高技术领域，既具有高度竞争性，同时具有战略性。其中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行业技术进步的骨干。在开放条件下，它们面对着跨国公司的竞争，竞争的成败关系国家安全与产业升级的能力，不能任其被淘汰（如美国政府2009年出手救通用）。

所以，在各关键行业保持国有骨干企业、支持其做强做大（同时也支持本国民营企业做强），是国家保持对这些行业控制力与主导作用所必须。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或以“反垄断”为名将国有骨干大企业拆解招股；其最可能的结果，是把其控制的主导权拱手让给强势跨国公司，自动解除国家对这些重要产业的控制。工业和经济的自主权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最基本保障，我们必须有起码的居安思危意识。

很多国外研究机构对中国的改革提出过好的意见。但也要看到，中国企业的壮大必然构成对西方的潜在竞争威胁。一些关于中国国企限期私有化的建议，实际上符合了西方跨国公司的利益，而非真正愿意看到中国富强。东欧和拉美一些国家曾经盲目接受国外“全盘私有化”的建议，其命脉性国企被外国资本控制，导致经济主权旁落、政策执行力削弱，直至政局动荡。前车之鉴，值得我们注意。

综上所述，讲要点综述如下：

第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有经济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研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要结合生产力特点、结合国际竞争环境，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鉴于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要求，体制的安排将要有利于以自主创新支撑产业优化升级这一核心，要平衡政府和企业、微观竞争和宏观协调、分散和集中、开放性和自主性等关系；要处理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关系。

第二，我国民营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但就各类企业的平均素质和综合竞争力看，目前国企作为自主创新主力和中坚的地位无人替代。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挥两类企业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在高度开放条件下，国家主要通过骨干国有企业保持对战略性核心产业的控制。这是保持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基础，国家独立、安全和发展的保障，也是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之所在。

第三，多数国企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总体的绩效水平和竞争水平不断提高，国企改革的主体任务已基本完成，对此要实事求是。当今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已经是国有、民营，外资三分天下的局面。根据当前的发展态势，应提倡“国进民也进”，不宜再单方面鼓励非公成分。要保持国有经济的数量基础，在支柱性战略性领域保持主导地位，并做强做大。

第四，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适度增加民间参股，同时保持其结构的稳定。在发展混合所有制中，要坚持骨干企业的国有控股地位。目前国企管理暴露出不少问题，但不能以此否定国企存在的必要性。国企目前在体制上的弊病，主要来自企业主管任命考核的行政因素（相对于企业管理者素质因素），以及监管的漏洞。要跳出“产权决定”的思维惯性，考虑在既有前提下，理顺资产管理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和企业的责权关系，提高国有企业管理经营水平。主管部门的管理和考核，应更切合企业“自主创新主体”的功能，更符合技术进步的规律。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非小农社会，国家的“现代性”不在于市场化的“完美”，而在于管理能力的高低。我国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征途中，提高管理水平（特别是巨型组织的管理），将是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经济导刊》：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家国有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的董事长，您如何理解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

常振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经济结构有清晰的阐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根据我国国情，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并在国家宪法中予以明确宣示。

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国有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十八大提出，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国有企业的研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的具体化，其内涵将根据国情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我认为对国有企业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目前的研究还非常不够。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最基本的构成，但目前社会上有些人对国企认识上有偏见，或是误区。您认为存在哪些偏见？

常振明：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刚刚启动时，一提到国企，人们的印象多为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一个人干、一个人看、一个人在捣乱，等等。现在提到国企，这种印象又变为行业垄断，不公平竞争，与民争利，国进民退等。社会上的确存在不少对国有企业的偏见，或者叫认识上的误区。

有些社会舆论经常提到“国进民退”问题。我理解，国企与民企都是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并购是市场竞争中企业间正常的商业行为，作为理性的市场参与者，绝大多数的并购双方在并购时应该都实现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段时期内国企与民企占比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各类企业应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而这种应变能力恰恰是商业竞争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现在有些人将国企对民企的一些商业并购行为政治化，认为是政府“国进民退”的政策取向。我认为这是偏激的看法。

现在还有人提出，国企应退出竞争性领域和盈利的领域。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纠正的偏见。国企说到底还是企业，既然是企业就要生存，就要赚钱。国企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都是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只是说在竞争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施宏观调控等措施使得竞争更加公平，但实现这样的公平，并不是要让国企退出、消亡，更不应该成为歧视国企的借口。另外，说国有企业是“与民争利”不符合逻辑，从概念上更难以说通。国有企业的基本属性是公有制，国企的发展和利益本质上应属于全社会人民所有，怎么会在人民的对立面？

再比如，有些人认为国企领导人员不是企业家，不是职业经理人，是政府官员。我认为，这样的认识也是片面的，职业经理人要具备的道德能力标准，难道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就不需要具备这些条件吗？国企也是企业，国企管理人员首先必须是企业家，是职业经理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如果我们的管理人员没有企业家精神，企业不可能搞好。我不否认有些国企多少存在一些问题，但很多优秀的国企经营管理水平并不比其他所有制的优秀企业差，这些年国企的改革发展全社会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我们要用实践消除误区，也要从理论上克服偏见。

二、厘清不同国企的功能和作用

《经济导刊》：从国有企业功能的角度看，您认为国有企业应分为几种？

常振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不一样，自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后，中国基本上就不存在纯粹的私营企业，都转为国企了。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绝大部分企业都可以被认为是国企，所以，与西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不同，中国的企业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以私有制为基础，国有资本一般不按照公司法设立企业。在西方国家一提到企业，就是私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一般作为特殊目的的公司为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参与全球市场竞争逐渐深入，我国国有企业的概念越来越被西方的经济界和学者所关注，也引起了许多争论。比如国企与民企竞争的不平等性、对一些行业经营的垄断等等。因此，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厘清各类国企的功能和作用非常有必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准确界定不同国企的功能，提到了两类国有企业：一类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国企，如公共交通领域的国企；另一类是自然垄断类型的国企，如军工、石油、电信、电网等行业的国企。我认为，还有一类是商业性国企，业务涉足竞争性领域，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中信集团就属于商业性国企，业务涉及诸多行业，应定义为在市场经济中参与市场竞争的商业性国有企业。一些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也属这个类型。

当然，对不同类型的国企应采取何种治理模式，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去探索，不断丰富这一领域的理论认识。比如，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国企能否追求利润？应如何考核行业的自然垄断国企？什么样的企业就可定义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已上市的国企如何提高透明度？国企如何承担平抑社会分配不公的责任？等等。

《经济导刊》：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您认为有什么意义？

常振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一个计划经济时期，西方国家是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的，而我们也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西方的角度看，我国的国有企业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市场经济中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公司治理等等，我们都需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国有企业进行科学分类，有利于明确各类国企的功能定位，进而寻找到符合各类国企特点的公司治理制度。目前理论探讨尚显不足，可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为什么这样说？十几年前国企改革时就明确提出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风险可控、效益良好”为目的的公司治理模式，经过这些年实践，现在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仍有不同，尚未定型。比如国资委管辖的国有企业，有的采取总经理负责制，其中党委书记与总经理分设；有的采取董事会制度，像金融企业基本是董事会制度，有独立董事，有监事会，监事会制度是来自欧洲一些国家的公司治理方式。此外还有专职董事制度，专职董事就是股东派来的董事，常驻企业。到底哪种方式更适合还需探讨，我估计若干年后也不一定有统一的结论。中国要实行哪种模式，应研究和比较各类制度的优缺点是什么，每种治理模式下各岗位的权责是什么，各类国企更适合哪种模式；同时借鉴国外的一些企业管理经验，逐步走向规范化，最后形成中国特色的、科学的、规范化的公司治理模式。

此外，对国企进行科学分类，对于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也是有利的。

准确区分各类国企有利于国际竞争

《经济导刊》：如何理解区分国企类型有利于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

常振明：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是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现在已是迫在眉睫。美国的政策近年来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提出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要向公平经济和公平贸易转变。所谓的公平贸易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特别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提出来的。

《经济导刊》：您指的是美国还是全球市场？

常振明：全球市场，以美国为主导，这是极其重要的变化。在国际秩序中，过去我们对外开放，走出去就是走向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壁垒和其他壁垒。现在人家说要设置壁垒不是妨碍自由贸易，而是为了实现贸易公平。

《经济导刊》：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

常振明：正在发生变化。西方国家舆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政府给国企的补贴方式造成了不公平竞争，由此需要改变贸易规则，这是一种很明确的战略。所谓TPP，即跨太平洋贸易协定，是在WTO之外的贸易协定，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想单独搞一个贸易组织，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公平贸易的提出。他们说中国利用国有企业的优势和他们进行不公平竞争。因此，区分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也是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

《经济导刊》：您认为这既是战略问题，又是策略问题？

常振明：更主要的是战略问题。西方认为你是国有企业，进行的是不公平竞争，因为国家给了很多优惠，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的很多国有企业都是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在公司注册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公司注册都是按照公司法，而西方国家不能想象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怎么能去注册一家公司，他们是不能这样做的。但在中国，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只要有钱就可以注册一家公司，政府当然也可以。所以我们的国企与西方理解的国企有很大区别。我们现在区分不同性质的国有企业，就是要说明我国大多数国企属于商业性国企，国家并未给予过特殊的政策。

现在我们在国外做生意已明显感觉到压力很大了，很多商业行为受到国企身份的限制。例如，中信集团目前仅持有中信证券约20%的股份，中信证券又是沪港两地上市的公众公司，去年中信证券收购了里昂证券，里昂证券在美国有一家公司，需要美国政府批准才能继续运作，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未批准。理由是中信证券大股东是中信集团，中信集团的股东是财政部，这个逻辑最后被推导为里昂证券美国公司被中国财政部控股了。我专门为此事去美国谈判。在去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汪洋副总理也把此事作为一个题目去谈。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为了应对国际竞争，为了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去”的需要，我们应该把国有企业有关概念理顺，准确区分不同性质的国有企业，这样有利于说清楚商业性国企在国际竞争中的商业属性，从而打破所谓公平贸易的封锁和壁垒，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

《经济导刊》：国外说的政府不支持也只是做表面文章，比如美联储的国务委员会，其实就是企业的代表，政府做什么决策企业也是知道的。

常振明：各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不一样，应该慢慢让其他国家了解我们的制度特征和企业竞争的真实背景，我们也应该对他们的制度有所了解。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对本国经济进行指导和必要的干预。据我所知，日本的海外协力基金对其本国企业的支持力度就很大。

三、要对国有资本管理进行探索和实践

《经济导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中信已率先走出了这一步。您能否结合中信经验，对中国未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该怎么做，包括管理权属、经营范围、公司规模等，谈谈您个人的看法？

常振明：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将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模式，需要在运行中不断地摸索，在实践中总结一些经验。中信本身是一个控股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了很多子公司，分布在不同行业，其中有一些子公司也上市了。中信对子公司的管理是以业绩为导向，对子公司管理层的管理和考核，也是按照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体系进行的。

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到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深化国企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的制度改革。这里面就涉及到三种提法：第一种称职业经理人，第二种称企业家，第三种称国企管理人员。这三种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国企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是不是企业家？国企管理人员是不是职业经理人？是不是国企管理人员就不能是企业家，而只有民营企业管理人员才是企业家？这些概念需要在实践中厘清。

资本管理最主要的特点是价值管理

《经济导刊》：中信集团作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是否也参与资本经营？

常振明：什么是资产经营？什么是资本经营？中信作为控股公司就带有资本经营的特点，但同时对资产的管理是有专业性要求的，所以不能简单定义。现在是概念盛行的时候，不搞清楚是有风险的。

关于管资本和管资产的定义，大家理解不一样。我个人认为，管资产就是什么都得管。比如我们有一千亿的资本金，一万亿的资产，如果是管资产的话，对每一项资产都要管，企业每一个决策都要过问。那什么是管资本呢？最重要的是对资本金投入的价值，或者说对投资的企业的价值进行管理。政府层面应主要关注国家投入企业多少资金，是不是保值增值了，增值是快还是慢。现在说国企的经济责任是保值增值，说的就是资本。国有资产管理以“管资本”为主，就是要将企业运营、投资等决策权交给企业管理者，赋予企业管理者更多权力和责任。

此外，对管资本和管资产，我理解还需看具体的实践，灵活处理。有些国有企业越做价值越低，但是变成混合所有制后，有些项目交给民营企业运作，国有资本的价值就会高得多。比如中信投资的一个公司，投入2个亿，如果中信自己做这个项目，由于人才支持、产业链协同、体制机制等方面不能配套，可能价值就萎缩了；如果交给行业内专业的民营企业去经营，资产价值就会大幅提升。中信原来占100%的股份，可能这100%的国有股份就值2个亿，但卖掉50%的股份后，剩下的50%的国有股份可能将来值10个亿。

《经济导刊》：您说的这个很有意思，这种模式好像是充分发挥了私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各自的优势。

常振明：其实中信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在中信的实践中，有一类项目需要直接去参与资产的经营，这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必不可少的路径；还有一类项目是和其他的经济成份组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我们的侧重点在资本的保值增值，把管理的职能交给混合所有制实体来实施。中信的实践就是这样的，面对几十家下属子公司，会有不同的经营方式，但我们主要经营的是它的资本，下属子公司来经营它的资产。

中信刚成立时，国家一共投入2.5亿元现金，2013年底合并净资产已达到2722亿元。据我了解，国家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投入都有几千亿元。中信本身只有这么点资本金，因此投资到下属子公司的资金也很少。上世纪90年代，母公司中信集团的注册资本一直比中信银行的注册资本少，所以监管部门认为中信集团是借钱投资，违反规定。对中信证券的投入，只是对当时中信集团五个下属公司的证券营业部进行整合，注册资本只有三个亿。现在中信集团持中信证券约21亿股的股票，市值约为200多亿。中信集团是慢慢滚动发展起来的，对许多子公司的原始投入都很少。当然这中间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高负债率问题。

四、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国有企业效率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目前在公共产品领域的投入现状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来一些，更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常振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要加大对公共产品的投入，但没有提具体操作的方案，这需要我们今后在实践中探索。对自然垄断领域的国企和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考核标准应该有区别。因为自然垄断企业在这个行业中利用了国家提供的条件，或者说是国家所给予的特殊优惠。而在完全竞争领域，国企应以盈利、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这个定位和区分其实是难点，现在即使国资委所管的企业，也有不同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需要在摸索中研究一套比较系统的、对不同类型国企进行管理的理论和制度。

对于商业性国企而言，我认为所谓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就是实行混合所有制。目前在高度竞争的领域，像中信证券，我们现在仅持有约20%的股份，应该说它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了。我理解，国家的投资预算以及国有企业将上缴的30%利润再投资，肯定要倾斜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领域。

《经济导刊》：那么，在公共产品的这些领域里，是不是应该更多的由国企参与？

常振明：一定是由国企来做，而且我觉得这类企业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因为以盈利为目的必然要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冲突。假设地铁运营企业希望涨价，如果涨价权在企业手里，又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话，那企业管理者一定会有涨价的冲动。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进入公共领域，怎么才能保证其机制有效率呢？

常振明：这需要一个比较科学的规划。以北京的地铁运营为例，现在北京地铁执行的是一票到底的价格，票价2元钱，仅这一项，北京市财政每年要补贴上百亿元。如果这样补贴下去，等于说北京市政府修建地铁越多就要补贴得越多，就会越来越没有动力去修更多的地铁，民营企业也不愿意来投资。如果能够设计出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吸收民间资本，让企业可以也有动力去投资地铁，就会使北京市的补贴压力逐渐减小。这种制度是可以设计出来的，也有成功的先例，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可以参照。

《经济导刊》：如果纯粹从公司的角度来经营非盈利性项目，可以由国家设立这个项目，谁来承担这个项目，国家就给谁项目补贴。至于谁来做，私营企业可以，国企做也可以，它们相互之间进行竞争，这种形式有没有可能实现？

常振明：这方面世界上有很多比较成熟的经验，比如日本、英国、德国、香港，包括投资地铁、公共设施项目，都有一些好办法。香港有两条隧道就是中信建的，东隧和西隧，连接九龙到港岛，这两条隧道都是中信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投资的。目前我们还有大概6至7年的经营权，政府和企业之间有个协议，项目运行得一直很好。

五、中信的实践与鲜明特点

《经济导刊》：一般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所有权问题、激励问题。国有企业对干部的考核是老大难问题。很多国有企业领导层压力很大，领导更换较频繁。但是我们看到，中信在这方面一直做得比较好，比如领导层相对比较稳定，长期以来，企业发展的速度也比较稳健，现在净资产也比较健康。在这方面，中信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我们很想了解一下，中信对干部的考核激励有何特点？

常振明： 我们曾经系统总结过中信的鲜明特点，一共有9个方面：一是勇于创新，成为一些行业的创建者和市场引领者；二是金融与实业并举，形成独特的综合优势；三是在竞争中求发展，市场化程度较高；四是诚实守信，形成了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五是国际化程度高，善于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建立了广泛的海外联系；六是具有较强的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七是在发展中形成了雄厚的客户基础；八是聚集和培养了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九是形成了以“诚信、创新、凝聚、融合、奉献、卓越”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

在这些特点中，在竞争中发展壮大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说中信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1979年成立时，中信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走出一条市场化的道路，按经济规律办事。因此，我们在经营管理中一直实行与绩效挂钩的考核机制和考核办法，这一机制在中信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实行以绩效为基础的市场化考核机制

《经济导刊》：中信具有很强的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同时形成自身发展的鲜明特色。中信是如何兼顾竞争性与稳定性，短期性和长期性，直接性和间接性，以及区域性经营差别的呢？中信市场化的考核机制和办法是否可以推广到一般性国有企业？有些国有企业更换领导比中信频繁得多，考核也比中信严格，但是企业的经营情况又不是太好。

常振明：关于考核的问题，我认为报酬与业绩挂钩是基础。我当过建行的行长，在银行绩效考核有很大难度，而中信集团内考核难度更大。中信是综合性的企业集团，仅金融业务就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等等，在制造业，我们也有五六家企业是世界上同类型企业中最大的。

对银行的考核，各分行、支行的业务都是一样的，其考核的难点在于地区不同所带来的差异。比如上海分行的行长和广西分行的行长，干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且经济落后地区可能更辛苦，但在绩效考核的时候，上海分行行长肯定挣钱更多，因为地区存在差异，上海分行的业绩肯定更好。

中信内部除地区差异外，不同行业之间差异更大，比如金融业与非金融业之间的差距，有的制造类企业已经成为该行业内全世界最大的企业了，对集团的贡献也很大，但是这些企业部门总经理的工资水平可能和证券公司的普通员工差不多。

考虑到行业差异，中信的考核体系第一个原则是以业绩为主进行考核。根据企业的性质和所在行业的特点，制定出比较规范的方案，包括几个维度，既自己跟自己比，看业绩是增了还是减了；也要和同行业比，看在同行业中的位置。与同行业比较是我们考核的方向，将来与同业比较在考核中的比重会加大。

第二个原则，在同行业中，我们希望员工的报酬处于中上水平。现在有的行业已经迈向国际化了，所以我们也在考虑，是不是鼓励它们实行国际化标准，但是每往前走一步，都会面临一些很具体的矛盾。比如中信证券，与国内同业相比，它的员工待遇不能说是最高，应是靠前的，但如与国际上的证券公司相比，中信证券又有差距。我们把握基本的原则，以国内同行业水平比较为主，但要参考国际水平。比如外国投行工资奖金约占公司净收入的55%-65%，中信证券现在约占30%-40%。如高于这个标准，我们要进行限制，这是我们给出的指导原则。因为我们还要从整个集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中信信托现在信托资产有8千多亿，中信信托董事长是中国信托业协会主席，这是一家只有400多人的团队，2013年的净利润已达30多亿，人均净利润是800多万。但我们对中信信托员工报酬也设定了一个标准进行限制，不能超过这个标准。

现在经常有民营企业到中信信托高薪挖人，但是中信信托的员工并不都愿意离开，毕竟中信的品牌市场认可度高，开展业务相对较容易。虽然员工到民营企业的收入会比现在高，但对他们来说，民营企业没有中信稳定，在中信工作也有成就感。所谓的激励，薪酬只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包括成就感等其他内容。总之考核和激励政策的目的是保持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协同是中信集团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导刊》：在内部协同上，中信这两年力度明显加大了，中信是如何在金融监管、风险控制上进行创新、加强协同，以体现出集团较强的综合服务能力呢？

常振明：中信业务门类多、客户资源丰富，具有独特的综合优势。为了发挥综合优势和协同效应，我们按照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成立了专门的内部协调部门即业务协同部。由业务协同部牵头，集团与很多地方政府、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子公司寻求合作机遇，推动项目落地；定期组织子公司交流信息，推动子公司之间开展合作，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总体看，这几年协同机制大大加强了。

协同就是齐心协力，合作共赢。真正的协同实际上来自于企业自己的意愿，靠硬推是推不动的。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内部子公司之间已经有很强的共识，协同已成为共同的经营理念。因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么做大家才有机会。中信从王军董事长、孔丹董事长开始，一直都强调协同，讲了十几年，大家发现协同确实能实现互利，对大家都有好处。比如中信银行需要客户，而中信地产各地有很多客户可以共享；中信出版社想开一家书店，而中信银行为吸引客户想在营业场所摆一些书，那就摆中信出版的书，这就找到了协同点。这些互相合作的案例很多，但一定要来自企业自身的需求。

《经济导刊》：协同一个是企业愿意，另一个还要高层领导的重视。

常振明：应该说，中信集团的领导层越来越看重协同效应。协同实质是文化问题，也是集团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上升到经营哲学的高度去认识。

探索综合性企业集团管控模式

《经济导刊》：中信有这么多的领域，这么多子公司，从理论上讲，子公司多了以后，肯定能够分散一部分风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业务领域广、结构复杂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对管理要求很高，在企业管理与风险控制方面中信是否有创新？

常振明：这是我们一直要面对的问题。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GE等很多公司都是综合性公司；80年代以后，投资者不太认可综合性公司，认为综合性公司风险管理有问题，专业性公司更能够规范经营。在投资银行的分析报告里，对各种专业性公司有很多分析，但却鲜见对综合性公司的分析。从80年代到现在的30多年时间里，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最近有所变化。2013年初《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综合类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有效的。

投资与贷款不同，假定银行贷款100笔，利差是2%，每笔1个亿，共100亿，如果有3家不还款，那就是3个亿，银行就要赔钱了。但假如进行投资，投资10个项目其中有两个成功了，可能就会赚钱，能把所有的投资都收回，“东方不亮西方亮”。

中信这样的综合性企业有着很多优势。在传统的制造行业，我们也有很强的技术优势，有几个国家级实验室设在我们企业里，如中信重工、中信特钢、戴卡轮毂等。从矿山开采矿石，做成球团到炼钢，再做成汽车零部件等，中信基本覆盖汽车制造所有环节，这样的能力全国可能只有中信一家可以实现，从材料至每一道工序都是我们制造。中信也有一些企业分布在一些关联度不是很高的行业中，经过多年发展，这些企业逐步成为所在行业的佼佼者和领先者。中信还在采用综合经营的管理模式，我们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信特点的企业发展模式。

前不久我在中信召开的务虚会上讲到，中信从成立之初就想借鉴国外的管理经验，但到底采用哪种模式？研究过日本商社，由西方国家控股的皇冠公司，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及GE公司，但都不一样。我们的金融业较大，风险管理始终是中信要面临的挑战。我们一直想学习别人，但始终没有找到可以拿来用的模式。最后还要依靠我们自己，摸索适合我们自己经营特点的模式。

培养具备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

《经济导刊》：中信的业务涉及的领域这么多，对集团里的人才要求可能也比较高。现在中国高校培养的学生，您认为培养哪些能力是比较需要的？

常振明：你要当企业家，就必须要具备企业家应该具备的创业能力、创新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培养的人才来看，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

《经济导刊》：中信30多年前就把向海外发展作为重要的目标，现在如何考虑？

常振明：中信成立之初，计划经济时期国内项目配套人民币资金都是对应的，那时中信本身没有资金，资金只有到国外市场去借。中信走出去的历史比较早，上世纪80年代，中信就开始在海外筹资。

当时，中信集团的海外投资主要投向国内短缺的大量依靠进口的资源，荣毅仁老董事长就给国务院写报告，希望到国外投资国内短缺的资源领域。现在我们到海外的绝大多数投资仍在资源行业，在大量依靠进口的资源领域，希望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

我们亦大力支持下属企业到海外投资，提升他们的技术档次。比如中信戴卡轮毂，每年汽车轮毂的供应量大概占全世界的15%，在全国有不少工厂。他们为提升品牌价值和技术水平，从轮毂生产延伸到汽车铝产品加工，包括汽车发动机里用到铝的部件，所以就收购了德国的KSM公司。

近年来，我们的子公司中信建设的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发展迅速，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我们在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伊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委内瑞拉等国都有很多基础设施、住房和工业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带动了国内产品、技术及管理的输出，也给所在国带来了实惠。我们亦准备在一些比较熟悉的国家，利用中信集团综合性企业的优势，拓展项目投资的潜力。

六、中信集团在践行中国梦中的角色和作用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是践行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中信这样的国企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和使命？

常振明：中信的成长和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初期，中信承担了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这样一种历史使命。中信通过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在计划经济中探索一条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服务国家经济建设。

在国家新一轮经济建设中，我们要从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高度来规划自身的发展愿景，深入思考中信要做什么、中信在践行中国梦中的定位和角色，这是使命所在、责任所在。党的十八大后，中信对自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概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2）实现金融业务和实业投资业务相互促进发展，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3）适应国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新经验；（4）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5）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优秀人才；（6）进一步扩大与港澳台工商界的交流，促进香港澳门繁荣稳定和两岸交流；（7）履行好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信在历史上创造了许多先行尝试的案例，比如国内第一家企业在海外发行债券，第一个建立中外合资企业，第一家涉足房地产业务，成立国内第一家租赁公司、第一家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和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公司，第一家在海外大规模投资，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第一家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等等。在当前新一轮改革中，中信从战略上应先行先试，“等”的态度很难生存下去。面对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信必须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在践行中国梦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