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俄制裁措施不断加码的当下，欧盟却在遭遇能源供给体系脆弱性的反噬，寻求能源独立路径已成为欧盟诸国的“第一议题”。从2022年5月18日审议通过Repower EU计划，到9月13日通过的欧盟可再生能源法案，再到美国近期就能源安全和气候投资3690亿美元的拨款，对清洁能源不断“追加”投资，预示着新一轮能源科技竞赛的“白热化”，对各国能源低碳转型的路径选择发起挑战。天然气较高的对外依存度是我国能源安全的“软肋”，能否跨越对天然气的路径依赖，实现从以煤为主到新能源接棒，是我国实现能源革命的关键。

“双碳”目标下天然气在我国能源转型中的作用

在能源和电力系统安全上，由于欧美环境要求高，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天然气供给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形成了以较为清洁和灵活的天然气为调节电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局面。天然气发电的杠杆作用，对于欧美特别是欧盟区域内的新能源规模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此次乌克兰危机对欧盟的能源供给造成极大冲击，为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欧洲各国开始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包括加快推动终端用能电气化和重启部分煤电项目。欧盟委员会审议通过Repower EU计划，提出将欧盟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的总体目标从40%上调至45%，到2030年光伏累计装机量达到600GW，争取在2027年前实现能源独立。9月13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可再生能源发展法案。同时，欧盟正在筹集近3000亿欧元，将95%用于加快和扩大清洁能源转型，其中可再生能源投资860亿欧元，氢能投资270亿欧元，电网投资290亿欧元，节能和热泵领域投资560亿欧元；天然气与LNG投资100亿欧元，石油投资在15亿至20亿欧元之间。为抢占科技制高点，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欧盟也在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建设。欧盟如果能顺利渡过近2-3年的“困难期”，将大幅减少对于俄罗斯油气的依赖程度，全面转向以电能为主的终端用能结构，最终实现能源独立。

美国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上加大了投资力度。8月16日，美国《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正式生效，立法拨款3690亿美元用于能源安全和气候投资，重点覆盖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池、电动汽车以及关键矿物等清洁能源制造业，旨在2030年将碳排放量减少40%。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气候投资法案。

能源安全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我国油气资源禀赋不佳，且未来增产增储的潜力不大，目前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较高。2021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2%，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45%，这是我国能源安全的“软肋”。2021年，我国天然气探明储量突破6.5万亿立方米；天然气产量达到2053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8.2%；天然气表观消费量372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2.7%（其中城市燃气、工业燃料、发电、化工消费量占比分别为38%、33%、19%、11%）。我国LNG进口量大幅提升至7763万吨（约1084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进口总量的65%），并超越日本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LNG进口国，其中2021年从美国进口的LNG约为2020年的3倍左右。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要通过逐步推动交通领域电气化减少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降低对于进口油气的依赖。

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气电装机约10859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4.56%，利用小时数约2814小时，发电量约3055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68%。鉴于目前我国天然气资源禀赋不足，且气电发展规模占比不高，我国的能源安全应该建立在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的基础上。盲目扩大天然气发电的应用规模，将加剧我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目前，我国先进高参数煤电机组经过灵活性改造之后，调峰深度可达90%，基本与单循环天然气调峰电站相当。同时，相同容量的煤电、气电机组，煤电的度电成本更低。碳中和场景下，灵活性煤电+CCUS有可能成为我国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基于我国天然气储量和产量来测算未来天然气发电规模，刚性需求将建立在国内天然气供给的基础上，超过国内供给能力的天然气消费要有预案，并且要逐步应用国内的技术和资源替代。

 新型电力系统中天然气发电的发展路径

我国天然气发电的战略定位

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需要立足基本国情，强化能源保供，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未来，我国能源供给侧中，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的地位和作用将发生深刻调整和系统转型。

从资源禀赋出发，我国必须构建和强化以煤为主的能源供应体系，煤炭将发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长远战略储备和压舱石的作用；石油将发挥保障国家应急能源安全的作用，并逐步实现煤炭从燃料向原料的角色转变。

天然气发电作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过程中过渡补充电源，要建立在国内天然气供给的基础上，为新能源发展提供辅助调节和支撑。同时，未来能源的安全和保供压力应当尽量避免把调节能力或者电力来源建立在没有气源保障的天然气发电项目上，要尽快推进替代进口天然气的能源转型。

我国天然气发电发展目标与路径

天然气发电虽是提供系统灵活性的重要来源，但其发展受到资源禀赋、能源安全、经济成本、碳排放等多重因素制约，未来在我国的增长空间有限。结合基本国情和新能源产业全球领先优势，超越发达国家采取的由煤电-天然气发电-新能源发电的低碳转型发展路径，直接由煤电跨越至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引领全球能源和电力清洁发展。气电在能源转型中与新能源形成良性互补，成为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的支撑性电源和调剂性电源，应因地制宜、适当有序发展。预计到2030年、2060年，我国气电装机容量将分别约为2.2亿千瓦、3亿千瓦。我国天然气发电各阶段发展路径如下：

一是尽早达峰阶段（2020年～2030年）。我国用电负荷“冬夏”双峰特征将更加突出，新能源在电力系统中占比持续提高，电力供需紧平衡日益加重，电力调峰难度日益加大。气电在支撑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服务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等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2030年前气电发展的主要方向，调峰电源在满足清洁低碳发展转型需求的同时，与风、光、水进行多能互补，促进风、光等新能源就地消纳和远距离输送，为未来进一步发展做好技术和政策上的准备。预计到2030年，全国天然气发电装机容量约2.2亿千瓦左右。

二是快速减排阶段（2030年～2050年）。该阶段是实现“双碳”目标最为关键的阶段。风、光等新能源迅猛发展，逐步构建以风、光直流并网为核心和“煤电+CCUS”为核心的交直流混联大电网，积极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微电网和局域网的建设，构建交直流混联大电网与微电网协同互济的新格局。这一阶段，天然气发电主要根据国内天然气生产供给的基础，作为快速减排阶段的调节性和支持性电源，主要用来辅助调节和支撑新能源稳定运行。预计2050年全国天然气发电装机容量约3亿千瓦左右。

三是全面中和阶段（2050年～2060年）。鉴于我国天然气资源禀赋不足，在页岩气等没有取得突破的前提下，天然气主要用于保障民生。快速减排阶段建设的超过国内天然气供给能力的天然气发电装机需要进行升级改造，加强科学技术研发，构建“绿电油气”产业生态，应用生物质燃气发电、液氨发电、天然气掺氢、纯氢燃机等方式逐步替代天然气，“天然气发电+CCUS”将主要承担基础能源保障和长周期储能的作用。预计2060年天然气发电装机容量约3亿千瓦。

我国发展天然气发电建议

在国际市场天然气、电力、油品短缺问题愈演愈烈，全球能源价格加快上涨的同时，近两年我国部分区域局部时段也出现了能源供需偏紧问题。我们要正视转型期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立足国内保障供应安全，进一步增强我国能源持续稳定供应能力，更好地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一是进一步明确气电定位，做好国家与地方统筹衔接。综合考虑我国资源禀赋、技术优势和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需要尽快解决能源安全和技术“卡脖子”问题。建议国家层面从“双碳”发展和能源安全角度，深入研究并明确新型电力系统中天然气发电的发展定位、发展规模、实施路径等，逐步减少我国对于天然气的依赖，尽早实现能源独立，尽快推进能够替代进口天然气的能源品种发展。各地区应结合区域能源资源禀赋、电力系统特点和环境保护要求等，统筹优化各类能源规划，做好地方与国家规划的衔接。从长远看，天然气电站作为基荷运行既不经济，也不利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建议能源主管部门专题研究天然气电站作为纯调峰电站运行的政策机制。

二是协调保障气源，降低天然气发电成本。进一步深化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理顺天然气产业链上中下游价格传导，提高天然气保障能力；建议仿照煤电企业和发电企业的模式，引导发电企业与天然气上游企业合作，通过签订长期购销合同、互相参股等方式，在实现燃气直供、减少中间交易环节的同时，获取稳定的天然气供应量和价格。拓展气电在环保价值和调节性能方面的正外部性收益。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地区发展需要，完善辅助服务机制，因地制宜出台“两部制”电价等政策，确保气电项目能够保本微利运行。

三是加强技术研发，探索燃（掺）氢燃机示范。建议加大对天然气发电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力度，推动发电企业与装备制造企业联合攻关和产学研深度协作，尽快突破相关核心技术，推动设备国产化和维修本地化，降低天然气发电机组单位投资成本和长期维护费用。加强以氢为燃料的发电供热燃机机组研发，打通风、光电-氢能-电热的技术路线，实现风光电能的大规模、长周期存储和利用。通过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以绿氢和绿电全面替代天然气发电，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并逐步减少我国对油气的进口依赖，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四是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天然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根据初步估算，2020-2030年，我国东中部和西部北部气电装机规模比例以8:2为宜。建议充分发挥天然气发电的灵活清洁优势，综合考虑电力电量缺口和调节能力不足问题，因地制宜推动天然气发电与新能源耦合供电协同发展，不断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促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首先，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合新能源布局和特高压输电通道分布情况，鼓励依托 LNG 接收站、天然气干线等选址合理建设高效天然气调峰电站，提高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其次，在冷热、电力负荷需求较大的城市核心区域或工业园区，通过发展冷热电三联供分布式能源电站，提高区域用能效率。第三，在天然气资源丰富、新能源发电较多的三北地区，开展风光气（火/水）储一体化项目的建设，优化风光出力特性，提升输电通道的利用效率和受端消纳能力。

（编辑 季节）

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已形成共识，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确提出碳中和的目标，采用碳关税、碳排放权交易等措施控制碳排放总量，引导投资向绿色低碳产业发展。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动承担责任，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出发，提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力争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我国既是能源生产大国，又是能源消费大国，还是碳排放大国。据国际能源组织（IEA）统计，2021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363亿吨，我国排放总量为119亿吨，占比33%。按英国石油公司（BP）的数据统计，2021年世界二氧化碳总排放量389.8亿吨，我国120.4亿吨，占比为30.9%。2030年以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总量还会有所增加，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由我国经济建设发展新阶段决定的。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确定发展思路、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我国煤炭、石油、电力等大型国有能源企业纷纷采取具体措施，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抓住机遇，及时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初步见到一些成效。

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能源企业是关键。2021年我国能源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达105.2亿吨，占全国总排放量的87.4%，比2020年的88%略有减少，但仍然占比很高。因此，强调能源企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发展得好不好，不能只看规模扩张的速度，还要看能否向社会提供绿色低碳高质量的产品、提供绿色低碳高质量的技术服务和社会服务。重点是看企业经营水平是否持续提高，企业资产结构是否符合绿色低碳要求，资产质量是否提高，资本实力是否增强。

在全球能源市场大变革的新形势之下，我国能源企业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就要积极推动能源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按照清洁、绿色、低碳、高效的要求，提供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的能源产品。

    推动能源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究竟应当怎么办？国家能源局已有部署，具体方法千差万别，各有不同的特点和做法，每个行业、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规划。我以大型国有石油天然气企业为主要对象，就如何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转变经营理念，理顺发展思路

转变理念是解放思想、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前提条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石油天然气企业经过重组改制，经营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有很大提高。但对标国际先进企业，从总体上看经营理念相对落后，经营方式仍然不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油气企业发展高度依赖于油价，国际油价高，企业效益好；油价低位徘徊，企业经营就比较困难，企业领导者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显得不足。国际油价对油气企业，包括上下游乃至石油天然气化工企业的经营效益影响很大，这是客观事实，但不能“唯油价是从”“靠油价吃饭”。关注油价变化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市场发展的趋势，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市场变化，争取企业经营的主动权。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分别已达到72%和43%。国际油价相对低一些，对国家大局是有利的，国家大型石油企业要千方百计稳定全球市场“供大于求”的基本态势，控制油价，以便我国获得更多利用国际资源的机会。国际大型油气公司正在努力改变自己的经营方式，以适应国际油气市场的变化。我国油气企业要按照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要求，摈弃粗放型的经营模式，加速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夯实企业基础工作，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重视油气资源开发，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始终是我国能源企业特别是油气企业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企业经营发展的战略任务。乌克兰危机之后，美欧西方国家联手制裁俄罗斯，俄罗斯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双方都以油气资源为“武器”，突显出油气资源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由于美欧限制俄罗斯油气出口，导致欧洲出现能源短缺，推高国际油价，引发金融通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世界正在遭受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方面，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艰难，油气行业上游投资大幅收缩，2021年全球油气勘探开发投资下降到3680亿美元，只有最高年份的一半，新产能建设脱节，未来国际市场油气资源供应存在诸多风险。

事实说明，“资源为王”的时代还远未过去，大国博弈，地缘冲突，归根到底是为了争夺资源。我们强调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并不是盲目退出传统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与光、风、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是互补互生、互相支撑的关系。光、风、生物质等新能源绿色、低碳、可再生，未来一定会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最近十年来，光、风、生物质等新能源发展很快，由于一些关键技术还有待突破，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加快完善，近10年乃至20年内，新能源还没有能力完全替代传统化石能源。2021年我国低碳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为17.29%，其中光、风、生物质为7.18%，水电7.77%，核电2.34%。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规划到2060年，以光、风、生物质为主的低碳清洁能源在能源总消费量中占比要达到70%-80%，清洁能源要在当前的基础上翻两番多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就是我国能源向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油气企业要发挥主要支撑作用，牢牢端稳能源安全的饭碗，大力开发油气资源，为发展新能源创造条件。

油气企业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要加大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力度，稳住年产原油2亿吨，力争有所增长，要大力增产天然气，继续做好常规油气勘探开发这篇大文章，努力拓展非常规油气领域，搞清国内资源，充分挖掘国内资源的潜力；二是要树立全球资源配置的思想，立足国内，发展海外，继续“走出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建设多点、多元、多渠道油气供应基地，保障我国油气资源供应安全。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投资效益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投资效益，是推动企业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支撑点，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乌克兰危机改变了国际油气市场的格局，在美国的操纵之下，石油企业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越来越复杂。石油企业作为我国油气资源的主要供应商，要满足消费升级对油气的需求，企业要提升内在的经营能力，把企业建设成为高水平的服务平台，降低生产成本，为市场提供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的油气产品，让老百姓“买得到、用得起”。

降本增效不仅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高水平治理的重要任务，能不能降本增效，也反映企业的经营能力和发展潜力。我国企业降本增效的潜力非常大，根据《财富》世界500强公布的数据，中国有145家公司入围，其中大陆（含香港）136家，台湾地区9家。按规模排序，中国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分别排第三、四、五名；按利润排序，沙特阿美以1054亿美元高居榜首，埃克森、雪佛龙、壳牌等国际大公司都位于我们前列。大陆136家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809.8亿美元）、平均总资产（3580亿美元）、平均净资产（431.8亿美元），都超过了世界500强的平均水平。但是，我国企业的盈利能力与世界500强公司的平均水平差距比较大，美国有124家公司进入世界500强，平均利润100.5亿美元，而我们平均只有41亿美元，相差了将近2.5倍。我们需要从上游到下游全产业链的各个生产环节入手，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控制成本，提升企业经营效益。

管理和技术是实现降本增效的两个基本方面。技术是基础，管理是手段。掌握新技术，进行精细管理，将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降本增效就会见到实效。在新形势下，要强调技术的作用，一支不掌握新技术的队伍打不了胜仗，技术不更新换代，企业生产经营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准噶尔盆地南缘高探1井打出40年来第一口日产千立方米以上的高产油井，推动准噶尔盆地勘探获得重大突破。这又一次说明，扭住技术突破这个中心环节，将管理实心化，企业生产经营就能够更上一层楼。

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

企业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要紧密结合企业发展战略目标，根据市场变化，优化产业结构。过去几十年里，在高油价、高利润的驱动下，油气产业一度投资过快过猛，形成结构性产能过剩，新产品、新产业开发滞后，区域发展也不平衡。面对国际市场格局的新变化，石油企业首先要通过“三去一补”优化产业结构，要按绿色低碳的原则，剥离不良资产，盘活存量资产，引导增量资产，升级传统产业，开发新型产业，把发展传统能源产业与开拓新能源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要调整产业布局，现有产业布局存在哪些不合理的地方，通过调查研究逐步予以调整，该停的要停，该转的及时转，改变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与市场脱节的现象。企业与市场的发展不协调，势必提高企业综合成本，增加无效供应。三是要优化投资方向。投资方向决定投资效益，选择投资项目，要认真做好风险评估，加强投资风险管理。资源型企业当然要重视资源开发，从单纯资源导向型投资转型到资源、技术综合导向型投资的方向上来，从单纯依赖资源开发的传统发展方式中解脱出来，优化资源配置，发挥现有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的作用，进行效率变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引导企业持续发展。

深化企业改革，增强经营活力

要用新体制、新机制调动企业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要特别重视企业用人制度、分配制度、决策制度、管理制度、监管制度等重点领域的改革。这些都是影响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员工利益的基本制度，也是改革的难点。企业只有改革旧有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按市场规律办事，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先机。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推动发展的根本道理，是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推动企业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关键在于企业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培养有能力、有作为、敢于改革、善于创新的青年干部，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加强学习，从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转到市场经济思维模式，从规模建设型转到质量效益型，主动适应绿色低碳市场新秩序，转变领导作风，深入群众，带领群众一起探索企业发展的新路。

改善创新环境，加大创新力度

现代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技术、文化等领域的创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创新能力上。创新能力决定一个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基础地位，创新已经成为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改革的本质意义就是推动创新，用创新的方法摆脱旧的束缚，才能真正解决企业的增量问题。石油企业近几年涌现出一批创新的优秀成果，创新的形势很好，但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比，技术创新还是滞后于油气行业发展的要求，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较仍有一定的差距。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大型国有油气企业要利用好现有条件，发挥科技攻关主力军的优势，组织研究传统化石能源绿色开发技术体系，减少和消除油气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要加强赋能技术研究，大力发展数字技术，建设智能、智慧油气田。对重大技术课题，要加强跨界合作研究，联合新能源开发技术公司，合作研发节能、储能、氢能、碳捕捉、碳利用技术，助推建设绿色零碳园区和分布式能源供应基地，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多做贡献。

石油企业是一个人才聚集的地方，创新资源非常丰富，创新的领域也很广阔，关键是要改善创新环境，完善创新机制，增强员工创新动力，在关键环节以及关键技术问题上加大创新投入。据国际机构统计，2018年中国企业的研发总费用不及美国的一半，研发总投入排名前列的2500个企业中，进入前50名的中国企业仅华为一家公司。企业内部缺乏鼓励创新的氛围，不少人才埋没在旧机制里面。企业要把生产发展过程中技术上的难点热点问题，当作科技研发的重点，分层次分类别组织攻关，整合应用技术，强化核心技术，研发前沿技术，培育自己的“独门绝技”。中美贸易摩擦的事实告诉我们，企业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前沿技术是无法引进的，唯有立足自主创新、持续创新，才能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要设计一种新制度，创造一种新环境，让创新者得到鼓励，使懒惰者受到鞭策，激发人人勇于创新，形成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国际合作的水平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石油企业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率先对外开放，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扩大国际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面对国际市场大变局，油气企业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总结几十年来对外开放的经验，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当前，油气市场扩大开放，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要进一步开放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上游市场。既要充分发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等大型油企的主力军作用，同时要放宽准入条件，允许民营企业和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油气行业，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加速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的步伐。二是要扩大对外开放，降低准入门槛。要根据市场变化，研究新的合同框架，设计新的商务模型；完善各类税费制度，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吸引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把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市场搞得更活。三是认真贯彻“走出去”的方针。鉴于我国油气资源有限，对外依存度不断攀高，我国石油企业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能源建设，加强与周边国家开展油气合作。要优化海外资产结构，提高海外投资抗风险能力，提高合作项目管理水平，与投资项目所在国共商共建共享，以项目建设为基础，建立利益共同体，建设油气安全保障供应体系。

加强文化建设，提升品牌价值

企业的品牌价值不单单是靠时间沉淀得到的，而是通过不断技术创新，用高质量的业绩，适应新环境变化，经过市场的洗礼而生存发展起来的。企业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树一帜。

绿色低碳是现代企业的新品牌，这种品牌只能是在新技术引导下，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先进科技，在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中产生的。石油企业要用优质产品和优良服务，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好口碑，才能赢得市场的青睐。石油企业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历代石油前辈们艰苦创业，为我们留下许多不朽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文化，注入新时代的先进文化，提升公司的品牌价值。要将我们倡导的先进价值观落实到企业各级干部的行动中，内聚人心，外树形象，构建起一整套能够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体系，用文化的力量促进企业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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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方不只是向国际社会贩卖各种名目繁多的“中国威胁论”，还在精准向中国推销五花八门的“陷阱论”，什么“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不一而足，弄得国人眼花缭乱，生怕掉进各种陷阱去。

近来，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引发的辩论为代表，与前些年流行的“中国恐惧症”形成鲜明对照，美国又开始鼓吹“中国崛起峰值论”。直接针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讲话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的进程”，唱衰中国防疫模式，炮制中国“创新陷阱”和经济发展“失速论”“失势论”。

陷阱论背后的陷阱

在各种“陷阱论”当中，前些年流行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看似最不负面，其源自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发现。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体和最大强权国家，但又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结果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对当代全球化而言，同样存在缺少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的问题。2017年1月，“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在欧洲新闻网发表的文章里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论”，引起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该陷阱论逆向思考，告诫美国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

“金德尔伯格陷阱论”实则和各种“陷阱论”一样，本身就是陷阱。

其一，陷阱说有其话语体系。“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理论根基是“霸权稳定论”，用此说形容中国，无形中就表明中美正发生霸权转移：中国正在取代美国霸权却又不能承担美国霸权的责任。欧亚集团2018年的风险预测也顺水推舟，将中国填补特朗普“退群”留下的权力真空当作排名第一的风险。

其二，“陷阱论”有其隐含逻辑。无论赞同还是批驳，只要用其概念，就会掉入其逻辑陷阱中。比如“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前提是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不像一个国家内部，由中央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以维护社会秩序；国际社会只能由霸权国家出头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才能维护国际秩序。如果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是“霸权”行为，而如果中国不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不负责任。这就陷入Damned if you do, damned if you don’t（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境地。其逻辑陷阱是：这里的公共产品与我们强调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给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中性涵义并不相同，它只是由霸权国家提供，而霸权国家是唯一的。如果中国如约瑟夫·奈建议的那样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美国的联盟体系、霸权体系还能维持吗？这么说，只是希望中国在一些领域给美国帮忙，而绝非希望中国真的取代美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半个世纪前，毛泽东主席的话就充满了豪情。今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和理念，不就是提供各种各样的公共产品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日欧总和，平均占三分之一。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说，如果没有中国，世界经济早就陷入衰退局面，并不存在什么“金德尔伯格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用于中国，更是张冠李戴。中国自古有自己独立的文明体系，近代探索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构建了世界上最独立而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那些依附于美西方体系的拉美国家境况所远不能类比的。

这些“陷阱论”往往只是在一些国家的局部经验、阶段总结，并不能成为普世的必然规律。比如“修昔底德陷阱”，且不说两千多年前的西方局部历史经验能否适用于当今世界，尤其是适应东方文明古国，仅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而言，西方史学界就一直有争议，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解释只是其中之一，并非真理，而且修昔底德本人的逻辑也是前后不一。在炒作这些美国学者的陷阱学说时，无形中提升了他们的话语权。然而，如果这些“陷阱论”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国内反而不那么热衷了。因为“哈佛教授”才能吸引中国人眼球。中国教育存在两大缺陷——不教拉丁文，不上宗教课，使得我们无法进行说文解字，正本清源，看穿各种陷阱说背后的陷阱。有些中国学者把美国的“软实力”概念拿来就用，不明白美国的“软实力”概念基于硬权力和软权力二分法思维，带有鲜明的“美国例外论”与天定命运情结——认为自己永远正确，且无所不能。这与中国传统内圣外王的权势观大相径庭。而美西方就是不承认中国的软实力，最近以“锐实力”来回敬。

中国处于伟大民族复兴进程中，文明体系、工业与国防体系、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体系都是独立而完整的，连续性、包容性最强，哪来这么多陷阱！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陷阱论”，大可置之不理，中国有些学者若一当真，就会掉进其陷阱的陷阱中。这说明，我们中间不少人所说的“四个自信”仍然还停留在口号上，在话语权上并没有自信；宁可花高价传播美国的“陷阱论”，而不去很好研究或传播中国学者的本土理论。

陷阱论背后的双重逻辑

西方“陷阱论”层出不穷，这些“陷阱论”的潜在逻辑是：中国如果不走西方的道路，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其本质是不认可、不看好中国道路。这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思维的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代表了普世价值，终结了历史选择，致使西方总是不能实事求是地看世界、看自己、看中国。

各种“陷阱论”的本质是中国陷阱，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能否超越西方经验、西方模式及西方价值，打破西方普世的神话。给中国设陷阱，表面上是无法正视中国崛起，其实是无法正视西方概念；表面上给中国挖坑，其实是西方作茧自缚。

为什么“陷阱论”不断？面对中国的“四特”，西方的经验、知识、观念都不够用了。

特长历史：在欧洲人看来，中国相当于罗马帝国的悠久历史迄今还没有解体。戴高乐曾说过，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谁的历史？当然是西方的历史。西方知识很大程度上源于《圣经》，《圣经》记载了人类各种古老文明，却唯独没有中国。而在耶稣诞生前221年，秦始皇已经统一了中国。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治理方式大体上还是秦开创的郡县制。对于西方来讲，中华文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连续不断的古老文明，仍焕发勃勃生机，不可思议。

特大规模：“在比利时人看来，中国就是一个洲。”欧洲人喜欢引用比利时前首相的话自嘲说，“在欧洲只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小国，另一类是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小国的国家。”人类工业化起源于英国，那个时候英国才几百万人口，后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那也只有几千万人口，只有到了美国以后，工业化的人口数量才达到一亿级，而今天中国十几亿人在实现工业化。目前中国的手机用户已达12亿，网民数量达8亿，微信用户就相当于美欧人口的总和！

特世俗社会：使用当今世界唯一现存的非字母文字，继往圣之绝学，是西方所无法理解且把握的。更重要的，中国是历史上唯一世俗国家的崛起。让西方纳闷的是：中国不信教为何不垮？中国强大了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美西方原来寄希望于在改革开放中把中国皈依成同类，没想到中国有了“四个自信”！根源在中国有“天”的概念，天之下诸神并存：儒、道、释。中国把佛教中国化为佛学、禅宗，又把基督教中国化，让西方演变中国的接触政策落空。

特殊崛起：中国工业化没有靠海外任何殖民掠夺完成了原始积累，改革开放32年后就从农业大国变成世界第一大工业化国家，速度和规模均创造人类工业化奇迹。今天，中国人均GDP才是美国的七分之一，而GDP大体上已是美国的70%，史无前例。同时，中国未富先老，伟大复兴不是恢复历史最大版图，不是重复国强必霸历史，而是开创没有霸权的时代，和平合作，共同复兴。

当然，很难说西方学者是恶意拿这些陷阱来影响我们，一方面是西方知识不够，世界对中国的悖论导致各种“陷阱论”；另一方面，西方看不清中国，中国说不清楚自己。

为何说不清自己？因为长期以来言必称希腊，将西方理论奉为圭臬，“陷阱论”多是“哈佛教授”炮制出来的，中国的哈迷们再去呼应，媒体跟风，成为普世真理。如今，靠忽悠中国人出名的老外越来越多，那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排名就是典型例子。中国就是在炒作这些美国学者的“陷阱论”中不自觉提升了美国话语权。同时，中国发展太快了，不仅西方没有准备好，我们自己也准备不足，或者一直兢兢业业务实，无暇理论总结。现代化以西方为师，养成路径依赖思维定式，如今改革开放到了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需要更多的理论支撑，容易为各种“陷阱论”动心。

如果我们的学界总是奉这些“陷阱”为圭臬，会造成一种恶性预期，一种心理暗示，就是俗话说的，怕什么来什么。还是那句话，流言止于智者，陷阱终于自信。我们要坚定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

西方看中国，往往是从需要、期待出发，将中国纳入其轨道，引导中国的发展；中国人看自己，往往不自觉拿西方、尤其是以美国来参照，认定伟大复兴就是以超越美国为目标。一句话，西方用他们的眼镜看中国，中国用西方的眼镜看自己，这是“陷阱论”此起彼伏的供给与需求双重逻辑。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就不会为“陷阱论”埋单。中国正在开创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而西方并非过来人，不能对其有“拜菩萨”心理，要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定位好自身世界角色。

告别中式赶超陷阱

告别西式陷阱，也要告别中式陷阱。

党的十八大后，胡鞍钢教授关于“全面超越美国”论曾经一时成众矢之的。“超越美国论”反映了近代压抑百年屈辱的中国赶超志向，却遭来一些网民嘲笑甚至口诛笔伐，甚至指称他提出的超美论要为美发起对华贸易战买单，说超美论暴露了意图，暴露了实力，撞在了“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枪口上！美国近些年相对于所有大国，实力差距都在拉大，唯独相对于中国在缩小。于是，唱衰者博得了爱国、理性的名声; 唱盛者随时要为问题负责: 就你忽悠的！

这也引发一个根本问题的思考：未来世界的竞争力逻辑，究竟是工业社会的逻辑还是后工业社会的逻辑，亦或所谓工业-后工业社会的进化逻辑本身就有问题？我们进入逻辑不确定性时代？我们进入没有彼岸的时代，中国崛起某种程度进入无人区？这是世界的不确定性？还是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

1.工业社会逻辑：中国的综合国力到底如何？我们有估计不足的地方，高端制造很多层面让我们很难看；但我们也有低估的地方，比如：中国在基建方面体现了国力和美国统计的问题。2016年，中国消耗水泥20多亿吨，美国不到1亿吨；中国消耗钢铁10亿吨，美国几千万吨；中国城镇竣工房屋面积422375.65万平方米，再加上乡村房屋竣工面积，竣工总面积大约近100亿平方米，美国竣工房屋面积1.88亿平方米；中国铁路公路等新建分别是上万公里、十几万公里，中国桥梁一年新建几万座，而美国基本是0！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建筑业GDP被统计为8000亿美元，而我们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只有7500亿美元。再比如我们看看发电量，目前中国的发电量已经比美国多50%以上，大约是欧盟的两倍，多于除了中国的整个欧亚大陆，相当于美国、日本、俄罗斯三国的总和，或者是整个南北美洲，这难道不是综合国力第一的证据？如果细分的话，中国的工业用电大约要占四分之三，已经是美国的几倍了，而且中国的工业用电已经相当于全部OECD国家的总和，这才是一个全球制造中心的最有力证明。

2.后工业社会逻辑：关于综合国力的讨论实际上忽视了效率。这表明我国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同时表明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基础设施较完善，没有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我们工业的效率较低，人均能耗比超出美国很多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差距。一个国家到了后工业化时代，经济总量中服务业占主导地位，高科技引导世界潮流的改变，这是根本差距，我们不能拿传统的产业来比较，没有可比性。

通过对“中式超越陷阱”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世界观上。我们应以天下观天下，不以他(美国)喜，不以己悲。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的新世界观，提示我们要从人类整体性看世界，不再纠缠于哪个国家的月亮比中国圆——其实我们人类共有一个月亮，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社会不只是抽象谈论中国崛起，而是“一带一路”。这就把国际话语体系从近代几百年拉长到两千多年，超越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之争，倡导人类共同价值，解构了西方中心论，体现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

——认知论上。应超越而非简单驳斥“中式”“西式”陷阱。近代以来，中国人要解决的是中国问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改革开放后还要解决影响中国的世界问题：市场、技术、能源等问题；进入新时代，中国越来越着眼于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展示中国智慧。

——方法论上。定量分析如果不结合定性，冰冷的数据没有温度，就会违背常识、掉入陷阱。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仍然是我们基本的方法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更强调文化影响，推崇辩证思维，主张全面、综合、协调的科学方法。

切莫掉入美国设立的舆论陷阱

 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西关系互补性下降而竞争性增强，双方甚至进入“同质竞争”层次，美西方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博弈更是从技术、制度到战略层面。中美之争，事关未来全球化规则和格局走向，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国际竞争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

对华政策上，美国拜登政府“合作无量、冲突无胆”，只好不断打出制造舆论叙事牌，将中国塑造为“坏蛋”，以此凝聚其国内、盟友的共识，群殴中国。于是乎，新疆、香港、台湾、冬奥、人权······一轮牌打出来不见效后，又打出病毒溯源牌，最近还发起中国网络攻击的指控，盟友旋即附和之。

编造中国对美网络攻击，试图将中国塑造为“犯罪之国”，胁迫其盟友与中国脱钩。不久前美国通过丹麦窃听欧洲海底光缆的丑闻言犹在耳，斯诺登事件也殷鉴不远，为何北约和西方国家会附和美国？

美国在互联网方面技高一筹，可以大摇大摆地窃听、黑客他国，“合法地”犯罪。欧洲对美国互联网技术的依赖，使得窃听丑闻不了了之。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2020年报告揭示，“2020年，共有位于境外的约5.2万个计算机恶意程序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约531万台主机”，还特别指出三个“北约成员国（美国、荷兰和德国），分别控制了中国境内446万、215万和194万台主机”。谁黑客谁，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事实上，美国政府联合欧洲和亚太盟友就网络攻击大肆抹黑中国，中国驻多国和国际组织的使馆及代表，要求指控者拿出中国政府支持网络攻击的证据，他们没有一家能够堂堂正正地拿出证据，这是一场空前理屈词穷的指控。其要害在于，要中国自证清白以及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式的调查，西方的舆论大环境构成了让中国越描越黑的超级陷阱。这样的舆论攻击，其实是自带话语机关的，你一旦跟着他回应，就很容易陷入越描越黑、授人以柄的漩涡之中。

虽说“为而不争，故莫能与之争”，但是面对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造谣污蔑，我们不能无所作为，世界不能无动于衷。

首先，要搞清楚美国恶人先告状，污蔑、抹黑中国的伎俩，无外乎有以下心理因素作怪：

一是不怕神灵怕魔鬼。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国际社会不怕中国，怕美国，不只是欺软怕硬，而是神鬼怕恶人。中国人和善，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不干涉内政。国际社会宁可得罪中国，不敢得罪美国。这在共建“一带一路”上也被证实：美国威胁“要中国钱，我要你命”，屡试不爽。

二是打时间差。污蔑快，证伪慢，可以乱我节奏。数字时代有个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舆论场也有类似定律：污蔑易，正视听难（耗时）。当人们发现伊拉克确实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萨达姆冤魂早已消逝。

三是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美国的盟友和依附于美西方的其他国家，要么敢怒不敢言、爱莫能助，要么袖手旁观、无可奈何，使得恶人先告状、先得势。

其次，要争取国际舆论的中间地带。对于美国逢中必反、胁迫站队的把戏，美国的盟友也看不下去了。2021年出版的德国知名记者、作家米夏埃尔·吕德斯新作《伪圣美国：为什么我们必须走出美国的阴影》通过列举大量实例，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如何通过媒体和机构操控世界舆论。作者称，欧洲媒体深陷在美国的话语霸权中，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世界强国。欧洲必须思考如何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护自己的利益，走出华盛顿的阴影。

我们要推进国际舆论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于变局中谋新局，于危机中育新机，掌握主动权，强化自主设置议题的意识，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在世界上讲好美国故事。“真相在穿鞋子，谎言已经绕地球跑好几圈了。”我们要给国内外打预防针，并且举一反三，揭穿美国妖魔化诡计的三十六计，让造谣者自取其辱。我们与美国叙事斗争要比高——谁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而非比烂——下三滥的造谣、污蔑、攻击。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联合世界上一切能团结的力量，通过推动国际立法净化世界舆论环境。

当今世界正经历工业文明向数字化文明转型，中西竞争进入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的同质性竞争层面，从全球化核心技术、标准、规则乃至全球化体系本身延展开来。中美斗智斗勇到斗法斗叙事，既考验中国，也历练中国。中美叙事之争，也要把握正反合的逻辑，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

（编辑  季节）

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资管新规的出台是服务于这个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的顺利结束，市场保本理财产品已经实现清零，银行理财行业进入了全面净值化的新阶段,全市场转型升级步入“深水区”。

银行理财行业发展现状

经过三年多的转型整改，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水平已经取得显著进展，运作的规范性、专业性不断增强，在我国金融体系和资管行业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进一步突显。以“破刚兑、净值化”为核心，推动银行理财回归资管本源为首要目标的资管新规，已经取得积极成效。

一是银行理财市场发展有序推进，主体结构进一步多元化。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301家银行机构和21家理财公司有存续的理财产品，共存续产品3.63万只，存续余额29万亿元，同比增长12.14%。分机构类型来看，截至2021年年末，理财公司存续产品10483只，存续规模17.19万亿元，同比增长157.72%，占全市场的比例达59.28%。从存续规模来看，理财公司为重要机构类型，理财市场已呈现出以理财公司为主、银行机构为辅的格局。银行理财公司和外资控股公司陆续成立，为银行理财市场注入新生力量。各个理财公司打造特色产品体系，市场格局进一步向专业化方向演进。

二是业务转型稳步推进，产品结构不断优化。理财业务规范化转型效果明显，存量资产处置工作有序推进，保本型产品持续压降。截至2021年年底，保本理财产品规模已由资管新规发布时的4万亿元压降至零，基本完成银行理财业务转型整改任务。

三是专业化水平持续提高，投资收益保持稳定。理财新规发布以来，理财产品的起售金额大幅下降，投资准入门槛有所降低，理财投资者队伍逐步壮大。2021年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增长3967.42万个，截至2021年年底为8129.90万个，同比增长95.31%。

在投资者队伍继续壮大的同时，经过三年多的转型升级，银行理财自身的专业化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在产品端，银行理财已经开始从单一的理财产品供给方，向为不同风险偏好的客户提供差异化、综合化理财方案的服务供应商逐步升级转变；在投资端，银行理财一方面传承了母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优势，另一方面，也结合银行理财业务特点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了自身的信用风险识别能力。同时，银行理财也持续发挥自身在大类资产配置等方面的优势，保持了产品投资收益的整体稳健，积极发挥了为广大投资者保值增值的作用。

商业银行理财业务面临的挑战

资管新规实施三年以来，理财存量业务整改平稳运行，存量老产品基本已被处置完毕，资管业务实现了向新产品的平稳过渡。从2022年开始，银行理财将由各银行理财子公司主导，银行理财行业正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仍面临着许多方面的挑战。

体制文化难以适应行业竞争，人才激励大幅落后

理财子公司脱胎于传统商业银行，在运行机制、管理风格、处理问题效率等方面依然存在着非常浓厚的传统商业银行特点。而银行理财的本质是资产管理，其竞争对手并非商业银行。若照搬商业银行传统模式，在竞争异常激烈的资管行业当中无法获得长期竞争优势。如何在充分吸收和传承母行优秀基因的基础上，适应新的业务发展特点，向高效灵活的市场体制为核心的资产管理机构转型，将是理财子公司“破局”的关键。

首先是理财子公司的人才机制。人才问题是目前银行理财子公司所面临的关键挑战。目前，除个别理财公司以市场化招聘人员为主，大部分理财公司的主要人员均来自原有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板块。这部分人员虽然具备完备的银行传统理财业务素养和经验，但在产品的净值化管理能力方面仍存在一定短板。与此同时，随着理财子公司治理框架完善，业务类型的拓展和管理规模增长，理财公司对成熟人才的需求快速上升。但仅通过理财公司自身内部培养并不能在短期内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员需求。因此，以市场化方式在社会上招募人才，是短期内各理财公司弥补人才缺口、提升团队投研能力更直接、有效的途径。现阶段，如何吸引和稳定人才是理财子公司更加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大部分理财子公司薪酬水平与社会同业差异较大。

其次是理财子公司与母行之间的统筹协同。理财子公司成立前，各业务条线同属行内管理体系，理财业务与行内其他各业务条线的协同联动比较顺畅，具有表内外互动协同的优势。理财子公司成立后，理财子公司与母行成为两个经营主体，理财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属不同的会计主体和利润中心，两者在业务划分、资金支持、利益分配等方面可能产生潜在的分歧与冲突。此外，目前理财子公司的薪酬体系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母行整体薪酬水平的制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理财子公司的人才激励机制难以适应市场化竞争。因此，如何在确保有效隔离风险的基础上，依托母行资源优势，实现理财业务与银行其他业务板块之间的利益平衡与合作共赢，构建相互赋能的新型表内外合作模式，同时做好母行文化、体制机制与理财子公司市场化发展需要之间的统筹与平衡，是当前理财子公司乃至其母行都需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净值化转型步入“深水区”，业务模式升级仍在路上

资管新规的核心要求是银行理财的净值化转型。对于银行理财来说，这意味着产品供给端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意味着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即将步入“深水区”，银行理财业务模式所面临的深层次挑战也将更加严峻。

一是客户对净值产品的接受程度相对较低，投资者教育任重道远。目前，个人投资者仍是理财市场的主力。截至2021年年底，持有理财产品投资者数量[1] 达到8129.90万个，同比增长95.31%。其中个人投资者为8067.23万人，较年初增加3919.13万人，占比高达99.23%；机构投资者62.67万个，较年初增加48.29万个，占比0.77%。个人投资者风险偏好集中在稳健型和平衡型，合计占比约65%。整体投资风格偏保守。长期以来，银行理财客户大多偏好低波动、低回撤、追求绝对收益和长期稳健回报，甚至部分投资者将对银行存款的认知转嫁于银行理财，默认商业银行会按照预期收益率到期兑付本金及收益。但是由于资管新规要求，刚兑被打破，产品全面净值化，客户对于难以确定收益甚至是保本均无法保证的产品类型，是否愿意接受，现仍是大问题。今年以来，由于国内股市与债市均出现一定程度调整，导致银行理财产品净值产生较大波动。据中国理财网显示，3万余只存续理财产品中，累计净值低于1的产品占比超过5%。这是自2019年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改造后首次大面积打破刚兑，也引发了较大幅度的客户投诉与媒体关注，导致各家理财公司面临阶段性经营压力。

二是产品结构相对单一，产品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净值化转型背景下，传统银行理财产品“刚兑”的最大卖点已经不复存在。银行理财产品相比公募基金、保险资管等的相对优势也逐步弱化。未来如何与同业展开差异化竞争，是银行理财面临的另一突出挑战。这要求银行理财产品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强化主动创新，从产品种类上实行差异化战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差异化需求。在产品特点方面，一方面以特色化为主线，以促进产品的多元化和差异化；另一方面，将标准产品转变为针对不同客群的定制产品，从“我能给客户提供哪些产品”向“客户需要哪些产品”的观念进行转变。

三是权益、另类等方面的投资缺少积淀，投研能力整体相对薄弱。无论是未来的增长主力固收+产品，还是具有长期发展空间的权益类和混合类产品，都需要借助权益、另类投资来增强产品收益。如何在净值稳定的前提下提高收益，是各大理财公司都要面临的问题，提升投研能力必不可少。此外，长期以来商业银行注重信用研究，而权益研究相对薄弱。从目前的情况看，截至2021年年底，银行理财配置权益类资产占比仅8.40%，绝大部分理财子公司的权益投资以委外合作为主，尚未建立股票池的理财子公司占比超过七成，现阶段还未形成权益市场的自主投研体系。长期看，建立起覆盖宏观、行业等投研一体化体系，培养覆盖固收、权益、大宗商品、海外等各领域的投研团队，加强绝对收益和大类资产配置的投研能力，将是理财子公司拓展产品多样性的必经之路。

四是风险管理体系面临重塑，风险管理与业务创新匹配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强大的风险管理能力是银行理财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银行理财涉及表内、表外部门众多，理财子公司风险管理体系的重塑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同时，在同业竞争加剧、产品创新频繁的背景下，银行理财面临多市场、多类别的风险因子，风险管理工作要及时有效应对业务变化的难度较高。如何平衡业务创新与风险控制，特别是要从传统信贷管理的框架与理念，逐步转化为对标准化资产投资管理的风险控制，提高风险管理与业务创新之间的匹配性，是摆在银行理财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点挑战。另外，理财子公司在建立新的风控体系的同时，能否充分挖掘母行原平台中沉淀的各类客户信息和海量数据，并联动母行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是风险管理体系重塑的又一大挑战。

金融科技实际应用较为有限，科技化程度仍然较低

近年来，金融与科技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手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包括资管在内的各个金融领域。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数字化工作与数字化服务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疫情影响下，大量客户转为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投资交易，使得拥有线上数字化平台能力的机构获得更多的增长机会。这进一步强化了资管机构对于金融科技应用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度。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数字化快速渗透以及商业模式的线上化，资管机构正在加速自身的数字化能力建设，通过自建、并购等多种方式，围绕投研、营销、风控、运营等各个环节开展数字化升级。数字化能力正成为资管行业展开竞争的又一核心领域。

从国内来看，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不断发展，国内商业银行利用金融科技为各项业务赋能提效成果显著。相比之下，银行理财业务中，金融科技的实际应用较为有限，业务流程仍大量依赖人力，环节繁琐，整体业务流程效率低。未来如何在投研、交易、风控、产品设计、营销等细分领域逐步加强科技应用，提高整体业务效率，将对未来银行理财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从实际情况看，一方面，目前理财子公司科技投入普遍不足，大部分理财公司的科技人员占比不超过10%，以外部采购系统为主；另一方面，目前理财子公司对母行已有科技研发能力的利用程度尚不充分。长期来看，在数字化时代，持有科技赋能、系统平台优势的机构，将更有可能获得新业务提早发展的先机。各理财子公司将加大科技人才和资源投入，科技发展的竞争也将越发激烈。

政策建议

在我国加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为进一步提升我国银行理财行业应对全球竞争能力，进一步推动我国银行理财行业的长期稳健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几方面政策建议。

持续构建科学有效的行业监管体系

（1）短期建议，加快出台银行理财相关配套监管细则和公平政策安排。一是统筹考虑现实约束，适度提高在政策执行层面的灵活性，支持银行理财加快转型。提高银行理财成本法估值的灵活性，允许以持有到期为目的或没有活跃交易价格的固收资产优先以摊余成本法估值；在特定资产投资规定方面，对私募200人限制、个案期存量非标资产承接等相关问题进行长效性、制度性安排；在部分监管细则方面，建议比照公募基金，进一步明确底层投资标准化资产的银行理财产品可直接认定为标准化资产，扩大银行理财有效需求；尽快明确银行理财产品在银行间市场直接开户的规则，便于去嵌套；加快出台银行理财FOF/MOM投资细则，更好发挥银行理财在宏观与资产配置方面的投研优势，明确理财产品互投规则。二是给予银行理财公平竞争的政策安排。税收政策方面，比照证券投资基金对银行理财实施公平税赋政策。净资本管理规定方面，相较券商和信托而言，理财子公司净资本管理规定在杠杆使用和投资范围等方面相对更为严格，应适度拉平。给予银行理财参与养老第一、第二支柱资质，持续提高银行理财资金参与养老金管理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扩大银行理财产品代销机构队伍，丰富理财产品销售渠道；提高理财产品销售便捷性，适时考虑豁免对R4以上产品的销售面签等规定。

（2）进一步推动完善资管行业的统一监管框架和上位法的修订与完善。进一步统筹协调好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之间的关系，推动相关上位法修订，从而在法规层级上实现资管行业统一监管框架的提级。在遵循监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分步推进，稳妥实施。明确由人民银行负责资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则负责资管机构的微观行为监管。同时也要强化对银行理财等新兴资管业务的监管资源投入，加强监管力量。

持续培育健康成熟的行业环境与文化

（1） 打造全方位的投资者教育体系。由监管部门牵头，积极发挥各类投资者保护机构在投资者教育中的引导作用，联合行业自律组织和各类金融机构共同强化投资者教育，培养高质量的投资者教育队伍。同时，深化投资者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大对资管新规特别是对“破刚兑”“净值化”等内容的教育和普及力度，改变投资者的“刚兑”思维，传递净值化理念。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科学设计投资者教育内容，合理定位不同教育主体角色分工，促进投资者群体素质的整体提升。

（2）建议强化理财行业“信义义务”共识与责任。根据投资者的实际情况和产品属性，进一步细化信义义务规范标准。信义义务首先应该表现为投资者利益优先。目前，我国信义义务的规范主要是《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其中，《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中有关受托人信义义务的规定，可以直接用于资产管理业务中的相关金融机构。但总体来看，上述规范对信义义务的规定简单，内容狭窄，难以在司法实践中被用来保护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3）积极倡导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理念，加大培育中长期理财客户。一是进一步扩大养老理财产品试点，更好匹配客户中长期养老理财需求；进一步明确理财子公司等机构在养老金第一、第二支柱等方面的投资管理人和产品供给方资质，提高养老金管理人和养老金投资品的多元化。二是继续稳妥有序扩大资管领域特别是银行理财领域开放，引入更多国际成熟机构投资者，优化国内理财市场投资者结构，引进成熟投资理念和先进理财产品，更好服务客户需求特别是中长期理财需求。

（4）推动银行理财机构由“产品供应商”向“综合服务商”的定位升级转变，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宗旨。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给予银行理财公司开展理财顾问咨询业务牌照，未来买方投顾的发展将改变资管机构“产品供应商”的单一角色，有利于围绕客户需求提供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资产管理服务。同时，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加强数字化能力建设，根据投资者客观风险承受能力、主观风险偏好、收益诉求、流动性诉求等因素来刻画投资者风险画像，运用大数据模型分析用户行为特征，以更加准确识别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精准理财服务。此外，借助金融科技帮助长尾投资者获得公平便捷的投教服务，提高投教效果。

持续强化银行理财机构能力建设

（1）加快差异化、突出银行理财特色的产品创新。一是鼓励商业银行对集团内理财子公司、资产管理部门、私人银行部门以及控股公募基金等板块进行有序整合与协同，鼓励差异化发展。二是构建既符合资管新规要求，又适应我国银行理财客户特点的理财产品体系。三是进一步利用好母行的渠道、客户端优势，结合业务特色，做好客户、市场细分，深入挖掘市场需求，不断丰富产品线，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

（2）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投研能力。一是银行理财应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投研框架，搭建涵盖宏观策略、中观行业的大类资产研究体系。二是精心打造强有力的专业投研、交易团队，加快培养具有市场影响力、客户认可度高的明星投资经理和专家型人才队伍。三是针对银行理财在权益等资产领域投资能力仍相对薄弱的现实情况，各机构短期内可酌情采取FOF/MOM模式等委外投资模式开展相关投资，并重点做好委外投资中的管理人筛选、跟踪、评估等管理工作。

（3）进一步强化全面、独立的市场化风控体系。一是风险管理前置，在业务开展前对承担的风险形成清晰、可量化的评估，明确业务开展所需的风险预算。二是业务开展过程中做好风险监测、反馈、控制，不断优化完善风控手段，确保风险管理及时反映业务开展状况与环境变化。三是根据理财业务特点，以产品维度为核心，建立涵盖制度、产品、资产及运营层面等多层次的立体化风控体系，实现全面风险管理。

（4）进一步夯实人才、系统、科技等业务发展基础。一是要加强人才引进培养，推进专业团队建设。一方面，在内部为优秀人才提供明确的晋升通道、合理的绩效考核及薪酬体系，同时做好多元化人才引进，吸引更多优质人才加盟。另一方面，强化存量人员的培训力度，借助定期培训学习、外派培训等方式提升存量人员业务能力。二是加快理财系统建设。持续加大科技力量投入，配备专业人员，设置专业团队，通过自建与外包相结合方式，做好理财系统建设，支持业务转型发展。三是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数字化转型。银行理财要借鉴国外先进资产管理机构经验，加速金融科技在理财业务中的逐步应用，围绕智能获客、智能投顾、大数据风控等方向，加快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强化对母行科技实力的利用。

(编辑 尚鸣)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加快以国内市场的内生动力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有利于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自主性和总体可控性。  

加快形成内生驱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今后可能会不断强化。在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的遏制影响下，我国对外贸易环境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对我国外贸增长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世界经济因此受到巨大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受到严重影响。我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疫情防控工作依然不能放松。面对复杂多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客观上有必要对我国以往依靠外部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做出适当调整，加快以国内市场的内生动力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进而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可控性。

我国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建设的有序推进以及企业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都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现阶段正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重要起步时期，加快内生驱动经济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必要的战略选择。经过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和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伟大成就。一个拥有14亿人口规模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国内市场初步形成，覆盖全国范围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广阔。这些有利的内部因素使得我国已经具备了依靠内生发展动力带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健增长的基础条件。

内生驱动经济增长的实现途径

我国国内市场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为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发展潜能。我国经济内生驱动增长方式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改善民生、保障民生为基本途径，进一步提升国内消费总体规模，使国内消费成为带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市场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居民消费信心不足的限制，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与供给能力之间一直存在着供需不平衡问题，进而出现了部分产能过剩、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升国内居民的消费水平。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国内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提高国内居民的购买力；另一方面，要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有足够的消费信心，敢于消费、愿意消费，这样才能使增加的收入被用于消费，形成更大的消费购买力。因此，促进消费和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是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在医疗、教育、养老和保障房建设等公共服务领域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和扶持力度，减少居民进行消费的后顾之忧，具有提高消费信心、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作用，有利于形成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水平不断提升的国内消费需求，使不断扩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二，以扎实推进城市化建设和乡村振兴工程为基本途径，不断提高城市化建设的水平和质量，使城乡现代化建设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城市化是推动工业化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工业化又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决定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条件。城市化建设不仅能够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而且对形成规模化的消费聚集区和产业聚集区具有带动作用。在城市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能单纯强调建设规模和速度，而应高度重视相关建设的宏观外溢效应和长远综合效益，坚决杜绝为了短期政绩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从全局性、战略性的角度，通过统筹规划、科学设计和严格论证，精心做好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工程的整体规划和合理布局，并且扎实稳妥地逐步实施，不断提高城市化建设、乡村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城市建设的基本布局不仅要满足当时、当地经济发展的短期要求，而且要符合未来更长时期、更大范围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长远要求，在全国形成具有不同核心功能、不同产业特色的大型区域经济带和现代产业聚集区，进一步提升我国区域经济的规模体量和现代产业的整体实力。此外，城市化建设还要统筹兼顾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不仅要惠及城市人口，也要惠及农村人口；不仅要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也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通过扎实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工程，全面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大力促进现代农业、现代农产品加工业、现代服务业在农村地区深入发展，从而提升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扩大我国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使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成为国家全面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受益者和参与者。

第三，以科技进步、自主创新为基本途径进一步推动企业创新发展，不断提高企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使企业创新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内生动力。科技水平的提高、创新能力的增强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过去由于我国工业技术基础较为薄弱，科技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企业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提高，市场环境和外部力量的倒逼压力，迫使企业必须转向依靠提高产品品质的创新型发展方式。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成为我国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市场需求方面看，随着国内市场规模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市场需求对企业产品的质量、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促使企业更加注重对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持续投入。在企业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国内逐渐形成以企业自身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手段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态势，促进企业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进而带动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国内消费市场的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而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会进一步拉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推动国民经济保持长期高质量发展。

实施内生驱动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意义

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最好方式，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好促进国内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各项工作，持续不断地提升我国科技水平和整体实力。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经济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条件，强大的自身经济实力是抵御各种外部风险与挑战的根本保障。实施内生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减少我国经济发展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能够增强我国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性和灵活性，对于我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内生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排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更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在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基础上，使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建立起更加平衡、稳定的相互关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上，以更强实力的中国企业、中国产品，乃至中国资金、中国基建，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深度与广度。随着我国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在高端产品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将得到提升。这有助于形成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条件。

（编辑 宋斌斌）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不少城市都经历过严格的疫情防控，一些跨国企业开始考虑把供应链移出中国，或采取“中国+1”战略。当前，我国高端产业链集中于沿海少数大城市。4月份，全球汽车芯片大厂安森美关闭了位于上海的全球配送中心，迁往新加坡。苹果公司旗下产品iPad，决定将部分生产线迁移到越南。目前，绝大多数外企仍然看好中国市场。但是，部分跨国企业的外迁和供应链的相应调整，仍然会给我国产业安全稳定带来隐忧。

产业转移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

2010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指出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2022年1月，工信部发布了《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中心城市等创新要素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地区转移，支持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和环保、能效、安全生产等标准要求的高载能行业向西部清洁能源优势地区集聚。

西部一些地区具备承接高端产业生产的能力。近年来，重庆按照“整机＋配套”的垂直整合发展模式，相继引进了跨国公司惠普、宏碁、富士康等电脑巨头。英特尔在四川成都建成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在西部地区，一个从芯片最上游硅材到芯片最下游封装测试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正在形成。甘肃的集成电路产量排名全国第二，西安三星半导体工厂是全球最大的闪存芯片制造基地，宁夏银川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单晶硅制造基地。近年来，西部基础设施和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拥有众多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又有大规模新能源开发利用和充足的水资源供应，具备承接高技术产业能力。

在大国竞争和乌克兰危机等背景下，将主要产业链过度集中于少数超大城市，具有不可持续性。应对复杂国际形势需要产业布局调整。2021年，北、上、广、深以及杭州、苏州6个城市，高新技术企业均超过10000家，中高端人才流入率最高的5座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杭州，合计占全国的37.4%。要尽快调整全国产业布局，形成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这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经济循环过程中出现堵点、断点，循环就会受阻。”“我们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炼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没有任何人能打倒我们、卡死我们。”

当前，东南亚、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正在崛起，而西方国家正在推进产业链“去中国化”。要畅通产业链“内循环”，必须加快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合作，实现产业体系的新一轮重构，推动西部地区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阀和稳定器。

将推动产业布局调整上升为国家战略

由于物流成本高、人才要素聚集难、产业配套能力弱等因素的影响，推动高端产业以及集群调整布局或向西部转移存在一定难度。面临复杂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反复无常的疫情影响，只是从成本和市场的角度考虑产业布局调整显然是不够的，要从安全、多元、平衡的角度重新审视，巩固国内产业链，防止产业链规模化外迁，努力形成全国产业链的有益补充，加速推动西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建立高层推动机制。在中央层面建立产业转移承接领导小组，负责产业链转移的发展规划编制、重大布局调整和重点政策制定。在西部地区选择一批发展潜力较大的二三线城市，以这些城市的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和自创区为载体，同时，赋予这些城市经济特区的功能定位，探索构建高端产业链的备份生产线和生产基地。

二是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建立中央政府层面产业转移扶持基金，增加中央财政安排贴息资金规模，通过竞标的方式推动产业转移项目落地实施。大幅度降低承接地企业增值税、所得税税率，有效降低关键科技行业的个人所得边际税率。发挥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作用，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产业转移项目。

三是完善利益分享机制。建立协调发展的投资合作机制，对于可能产生较大收益的高端产业转移项目，应不受项目所在地的限制，实行联合投资；对于跨区域的产业转移项目，应采取联合共建、股份化运作等方式，进行利益分成和收益共享。重新核定承接地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适宜建设区域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四是创新区域合作机制。支持城市间发展“飞地经济”，鼓励沿海和西部城市通过委托管理、投资合作、共同组建公司管理园区等形式合作共建园区。鼓励引导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加强创新要素对接流动，合作共建技术转移中心、成果转化基金，加快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区域合作重点项目。

五是健全“双碳”考核目标。研究制定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项目的能耗总量指标部分转入承接地的政策。可以将承接的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项目能耗指标按照双方各自的存量基础和未来排放趋势拟定一定的比例（例如30%—50%）转入承接地；或对承接的重大产业项目能耗指标且对全国减污降碳整体有利的指标纳入全国单列，即国家掌握一定指标，对西部产业承接地进行扶持。

（编辑  季节）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承受较大下行压力。二季度GDP同比增长0.4%，上半年同比增长2.5%。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要实现全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当前，财政运行中一些隐忧需要引起重视。一方面要贯彻落实党中央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发挥财政政策支撑和兜底作用。另一方面，要兼顾改革，针对诸如财政收支矛盾、债务风险等问题，需要多措并举，不断提升财政政策的运行效能和可持续性。

当前财政运行主要特征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筑底回升，但总体依然较弱

2022年1-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4981亿元，在扣除留抵退税情况下增长3.2%，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9.2%。分阶段看，一季度累计同比增长8.6%。受到疫情反弹和留抵退税影响，4、5月连续出现较大降幅。进入6月份以来，财政收入触底回升，首次由负转正。7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为-4.1%，扣除留抵退税后，同比增速为2.6%，连续两个月正增长。但当前财政收入仅完成全年预算收入的59.5%，明显慢于过去5年平均值，总体依然较弱。

受多重不利因素影响，部分省市财政收入下降明显

受疫情反复、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供应链冲击、留抵退税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部分省市财政收入下降明显。在扣除留抵退税影响后，一些地区财政收入也出现了大幅下滑，如吉林、天津、上海上半年同比分别下降了28.6%、17.7%和12.9%。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为受影响最集中的区域，区域内城市财政收入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土地市场持续低迷，政府基金收入大幅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7月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分别同比下降23.1%和28.8%。受房地产市场下行、资金链收紧等因素影响，各地区土地出让收入延续深度下跌。土地出让收入是财政“第二本账”的主要来源，并在其中占比较高，一些地方甚至超过了85%。受此影响，1-7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3384亿元，同比下降28.9%，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31227亿元，同比下降30%。土地出让收入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矛盾。

专项债发行提速，对投资支撑作用不断显现

2021年年底至2022年年初，地方专项债发行政策密集出台，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及财政部的部署，2022年新增专项债要在9月底之前发行完毕。据统计，截至6月末，各地发行新增专项债券3.41万亿元，2022年用于项目建设的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基本发行完毕，已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券共支持超过2.38万个项目，带动市场化配套融资超过5300亿元。专项债在扩大投资、促就业、稳增长方面的作用逐渐显现。

财政支出突出重民生和稳增长双目标

今年前7个月，财政支出重点突出民生保障和稳增长领域。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三项民生支出同比分别增长4.7%、5.5%和8.6%；农林水、交通运输支出分别增长8.7%和13.1%。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财政支出不断发力，为保障民生和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增强发展后劲提供支撑。

现阶段财政运行面临的几点隐忧

1.基层财政困境问题不容忽视。近年来，我国基层财源压力不断增加。2017年至2021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增长分别为7.7%、7%、3.2%、-0.9%和10.9%（2020年低基数效应），总体不断下降。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市县基层财政收入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特别是政府性基金收入下降明显。另一方面，减税降费、留抵退税以及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行等刚性支出占比不断增加，疫情负面冲击进一步放大了财政收支矛盾，对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这集中体现为财政自给率降低。2021年，全国财政自给率约为47%，除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份财政自给度较高外，超过三分之二的地区财政自给率不足50%，特别是西南、西北及东北等省份财政自给率均在35%以下。

2.事权和支出责任层层下移，基层治理压力加大。近年来，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一直较高，2021年这一占比为85%，今年上半年达到88%，这客观上反映出国家治理重心下沉的趋势，总体上符合激励相容的原则。2016年以来，我国已经陆续出台医疗卫生、科技、教育、交通运输、生态环境、公共文化、自然资源、应急救援等领域事权及支出责任改革方案，明确了央地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但是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尚未真正落地。对基层政府而言，经济发展、抗疫、维稳、生态及其他公共事务方面的工作十分繁重和艰巨。地方政府承担了太多无法完成的任务，导致一些地方治理失灵的问题。

3.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压力增大，隐性债务风险仍在。付息支出快速增长与地方债发行增长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也反映出债务偿还压力的快速增加。2022年上半年，债务付息支出5119亿元，同比增长19.8%。上半年，地方债发行提速，发行额同比增长56.9%，债务余额同比增长26%，均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从各省偿债能力看，2021年各地区财政两本账（一般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与当年债务余额对比，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山东等经济强省一般预算收入与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大于当年债务余额，说明总体债务偿还能力较强。北京和西藏大体持平。其余多数省份一般预算收入与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小于当年债务余额，其中宁夏、青海、甘肃、吉林、天津、黑龙江、内蒙古、贵州、云南等区域仅为当年债务余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偿债压力更大。

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偿还压力不断增加，也带来了隐性债务上升的风险。面对促稳定、保安全、谋发展等多重任务目标，一些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情况仍时有发生。2022年5月和7月，财政部两次通报了16起隐性债务问责案例，安徽、贵州、甘肃、黑龙江、江西等个别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新增隐性债务，导致新的风险累积。据统计，2021年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是城投有息负债）增加6.1万亿元，余额为53.4万亿，增速仍在10%以上。

相关建议

1.发挥财政稳增长的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良性循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今年上半年经济同比增长2.5%，在疫情扰动、国际宏观政策收缩、乌克兰危机等不确定因素下，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面对增速放缓局面，一方面应充分发挥财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和托底作用，保障重大战略及重点任务实施，适度超前推进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上半年新增的基建项目地方专项债，要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另一方面，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能，在支农支小、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方面增加投入，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同时要增加公共卫生、教育、社保、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发挥财政的托底作用。此外，财政政策的运用应注重激发市场和企业的内在动力和活力，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和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空间，培育税源，为财政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2.加快完善省以下事权和支出责任。2022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明确了划分省以下各级事权的总体思路，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支出责任的承担原则和要求，为今后改革指明了方向。对于当前突出的基层财政困境，下一步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应关注以下方面：一是省级政府的统筹和协调作用要充分发挥。对于省一级来说，除了按照《意见》要求履行相应事权和支出责任外，还应更多担负起保持区域内经济社会稳定、促进协调发展等职能，比如基层财力均衡、疫情防控、应对突发事件等，增强省级统筹全局的协调和应对能力。二是梳理省、市县级政府职能和事权，按照全覆盖的原则，加快制定省、市县级政府事权清单和支出责任明细，并动态调整，同时应考虑将市县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由省级直接履行，减少市县基层过多的执行事项，降低地方治理失灵风险。三是在清晰划分事权与支出责任并形成相对固定制度的基础上，适时推进省以下财政关系立法工作，以法律或地方法规的形式将省以下事权和支出责任总体框架和原则固定下来，稳定地方预期。

3.充实地方财源，提升地方财力。财源不足是导致财政增收乏力、收支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综合考虑税种属性、外溢性等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充实地方收入。2011年，我国在上海、重庆试点房产税，2021年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可进一步总结试点经验，统筹考虑房地产保有及流转各环节的总体税负水平，简化优化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开征规范的房地产税，收入划归各级地方政府。资源税方面，加快水资源税改革步伐，在前期10个试点省份基础上扩大试点地区范围，并考虑将资源税征收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森林、草地等。消费税领域，2019年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提出，要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展地方收入来源。烟、酒、成品油及乘用车四类产品在我国消费税收入中比重较高，可率先在这四类产品中落地实施。同时，应结合当前正在推进的消费税立法工作，做好衔接并为后续改革预留空间。

4.完善债务治理机制，防范风险累积，提升财政可持续性。2015年，新预算法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进行了约束。当前地方债快速增长，有应对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的合理因素。对于快速增加的债务偿还压力，一方面应严格地方债审批程序和准入门槛，根据地方经济发展、财政收支等因素合理确定政府债务规模上限。为防范违约风险，应允许地方合理发债借新还旧，平滑集中偿债压力，同时借新还旧的比例应保持合理水平并逐年降低。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强化债务风险管理，建立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应急处置、信息公开、考核问责等一系列债务风险管理机制。

相对显性债务，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危害性更大。解决隐性债务问题需要多措并举，消减存量，遏制增量，不断完善化债长效机制。当前阶段，对于存量债务，应尽快明确剥离、置换等安排，开展分析和甄别，分类制定偿还计划。对于有一定收益和稳定现金流、具备一定市场化运作条件的项目，可以通过资产划转、债转股等方式由政府债务转化为企业债务。对于没有收益或经营困难无以为继的项目，可通过兼并重组或破产清算的方式转化或核销。结合正在试点的建制县隐性债务化解工作，可增加隐性债务风险较高地区的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发行力度。同时深入推进城投公司市场化转型，明确企业经营模式和转型定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决策机制，推动管理模式创新。对于确无实际业务、转型困难的平台公司可尝试有序破产。通过改革，使地方融资平台由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变成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编辑  宋斌斌）

中国IPO制度从审核制、核准制，到开始注册制，体现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完善市场化机制。注册制相较于前两者上市条件更低，在注册制下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和监管主体会由于本身的特性，不可避免地出现金融伦理道德问题。

资本市场注册制中不同主体层面的金融伦理问题

上市公司主体层面的金融伦理

1.逆向选择风险与道德风险。上市公司的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可以表现为：仅仅由于为了实现圈钱套现的目的进行IPO注册制上市，或公司上市后，将筹资的资金用于不当之处。

首先，管理层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可能与股东的管理目标矛盾。一旦时机成熟，管理层手中所持股票可以自由流通时，为了套现而大量卖出手中股票，导致股价变动明显。

其次，有些公司为上市而过度“包装”。现科创板和创业板由于实行注册制，上市门槛较低，给有些公司带来对自身业务和产品进行打包修饰、过度包装的机会。注册制的核心是证券发行人提供的材料，不存在虚假或者遗漏，需要发行人对公司信息的真实性做出一系列公开承诺，如果这些承诺没有兑现，则将损害该上市公司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已上市的公司为了继续获得融资和稳定股价，也可能进行财务造假。这种不诚信行为如果不能及时遏止，必然形成“逆向选择”。

这类金融伦理道德问题在我国资本市场时有发生。譬如蚂蚁金服在上市科创板途中被叫停一例。蚂蚁集团消费信贷业务一度占到公司收入的四成，且年贷款利率平均为15%左右。蚂蚁集团提供的匹配借贷双方的业务模式实质是金融服务，但蚂蚁集团一直强调自己是“科技公司”而非“金融公司”，为什么没有将核心业务作为公司性质？其原因主要是科技公司IPO估值大，在科创板上市可以筹得更多资金。它所谓的金融科技创新是利用大数据进行个人信息挖掘、精准匹配，找到愿意接受高利率的小额贷客户，掩饰其金融业务本质，把公司包装成科技公司以便在科创板上市。

2.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注册制下，资本市场大量普通投资者较核准制下更为弱势，由于没有证监会对公司业务信息的严格审核，信息不对称更加明显，首次上市公司更有可能因此发生机会主义的行为。譬如：欣泰电气于2014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15年发现该公司的上市相关申请材料和披露报告弄虚作假，于2016年被暂停上市，并被处以“市场禁入”处罚。欣泰电气通过虚增收入和减少原材料实际成本虚增利润。欣泰电气由于融资需求、管理层薪酬较低、中介机构推波助澜、违法处罚力度低等原因造成了机会主义。在核准制下仍出现了欣泰电气这样的欺诈行为，在上市条件更为宽松的注册制下，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概率可能更大。

3.信息披露问题。由于创业板的注册制改革是在总结科创板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于上市企业信息披露的要求基本延续了之前的有关规定。科创板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定了相关管理办法：要求上市企业是信息披露的第一负责人，企业披露的信息真实及时、公开公正、准确完整，让投资者能获得该公司最基本信息和与投资相关的重要信息。但是，在相关准则中没有给出信息披露的详细规定，公司公开披露有关投资决策信息的自觉性不高。譬如：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中就隐瞒了与关联方交易的相关信息。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大多以配合监管为目的，投资者的需求关注不足。上市公司的年报篇幅冗长，但内容与格式相差不大，无法有效及时阅读到重要的信息，往往需要单独询问后才知道，加大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若公司经营情况好、财务情况良好，企业则会倾向更好的信息披露。因此也可以从公司业绩入手解决信息披露问题。公司应该根据不同投资者特点发布多种信息披露，提高公司的透明度。

投资者主体层面的金融伦理

1.投机风险日益凸显。到2019年年末，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达到1.59亿，其中自然人占比高达99.7%，机构投资者占比仅为0.3%。至2020年年末，投资者数量合计1.78亿，同比增长11.28%，其中自然人投资者1.77亿，机构投资者数量为41.72万。可见当前个人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中占大头。一般情况下，多数个人投资者带有盲目性和投机性，缺乏必要的金融理财知识，有的甚至对公司基本财务情况和经营情况不了解，导致股票市场非理性波动明显。有些公司与机构投资者相互配合，前期将股价抬高，诱导个人投资者盲目跟风接盘。实行注册制后，对股市实行幅度为10%和20%的涨跌停限制，具有赌性的投资者自然会被20%涨跌空间所吸引。在注册制改革初期，市场炒作不断创新高，一个极端案例是，C康泰一度达到2300%左右的涨幅。可见投机风险也会给实行注册制的股市带来严重金融伦理和道德问题。

2.信用评价体系不完善。当前我国的信用环境还不成熟，体系制度尚未健全。在信用评价体系中暂未包含有关机构投资者。由于缺乏信用评价体系的管制，使得机构投资者也有发生机会主义的可能：例如频繁操纵股票市场、与上市企业等相关利益者进行利益输送、搞暗箱操作建老鼠仓等行为，造成信用大量流失。加之当前我国有关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震慑力度不够，使得机构投资者也往往存在侥幸心理，进一步导致失信行为。所以，机构投资者在注册制中的科创板和创业板中比以往更容易发生信用问题。

监管主体层面的金融伦理问题

1.证监会的监管工作。科创板和创业板实行注册制后，证监会不再像核准制那样对股票发行进行实质性审核，而是侧重关注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让市场淘汰机制发挥作用。与核准制相比，证监会工作看似轻松简单，条件宽松了，但对中介机构要求更高，需要证监会进一步自律。一方面，由于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证监会的配套措施，市场风险可能暂时较大。另一方面，若只有证监会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则无法做到全面管理，市场仍存在许多漏洞，在监管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

2.证券交易所监管风险。证券交易所主要职责是对股票的交易进行观察和监测，如发生异常交易时应向证监会报告，但证监会没有实质决定权，会因处理不及时导致市场风险。加之政府对证券交易所进行一定的干预，交易所自主选择范围较小，对会员的处罚措施、手段主要为通报批评或者公开谴责，措施较为单一，效果不太明显。

3.保荐机构的监管风险。在注册制下，保荐机构所负责任也相应地增加，要求保荐人工作认真谨慎、态度诚实并且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有责任督促上市公司符合注册制股票发行的规则。但由于保荐人可能在自身利益和尽职尽责两者平衡上会有所顾虑，从而出现保荐机构法人为了让企业尽快IPO注册制上市，与上市公司一起造假隐瞒，欺骗市场。譬如：2012年发现万福生科于2008-2010年涉嫌财务造假（虚报营业收入和利润）发行股票。万福生科的保荐机构、审计机构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义务，负责的相关文件存在不真实内容。其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公司未进行谨慎核查，使得中介机构所做有问题的报告意见和各报告期的财务数据得以蒙混过关，同时也没有对万福生科实行持续监督核查，导致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存在内容不真实问题。前述欣泰电气2014年上市的保荐机构——兴业证券公司对欣泰电气的弄虚作假行为未履行审核职责，甚至没有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底稿进行单独函证。目前，监管部门对保荐人采取了更为严格的保荐制度，但在起步不久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市场中，是否会杜绝此类似事件的发生，尚难以定论。

资本市场注册制中不同交易市场的金融伦理问题

中国一些优秀企业不在国内的证交所和深交所上市，而是选择国外的市场或者香港地区的市场，这大部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核准制原因。但是即使在注册制下，科创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仍会有一些金融伦理问题。

科创板市场的金融伦理

1.IPO定价制度。我国IPO定价为询价制，由于发行人、投资者和承销商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因素，发行人希望可以获得尽可能高的发行价格；而投资者则希望以较低的价格获得IPO股票。对投资银行而言，希望起初价格升高以获得更多的承销收入，企业也可获得更多的收益，但又担心因发行价格太高、后期调整回落，会在询价过程中压低IPO发行价格。因此，常出现新上市股票头几天不断涨停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调整后，又出现因询价对象的不断竞价导致发行价格偏高的情况。此外，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关规定，要求发行价格上浮幅度须小于或等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的25%。这实际上是对市场化原则不得已的限制。对于科创板来说，如果不对发行人和承销商的行为进行约束，那么科创板市场IPO定价也会有偏低或者偏高的可能性。加之科创企业经营特点，不可根据市盈率进行IPO定价。

2.相关交易制度。目前我国股市实行“T+1”交易制、“单边做多”交易制，并规定了每日涨跌停幅度。T+1制度由于规定当天卖出股票只能于第二日获得资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交易量。资金流转的不及时则会影响到投资者的新一轮投资和调整所持有仓位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投资者风险，尤其在暴涨暴跌的情况下加重投资者的损失。20%的涨跌幅限制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股价大幅度波动的风险，但是也给主力机构提供了操纵市场的机会，特别是一些中小盘股票。单边做多交易，容易在投资者非理性大量买入股票时导致市场泡沫。科创板沿用当前的交易制度，则可能出现金融伦理问题。[1]

3.退市制度。上市公司可以因自身原因自主退市，也可以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强制性退市。注册制中的退市制度有利于股市的纠错和进一步完善注册制市场化。不过，相较于美国和欧洲资本市场，我国的主动退市机制如同虚设，退市量远小于上市量，2001年以来退市公司尚未超过100家。一方面，由于退市机制较为滞后，虽然科创板正在努力完善相关制度，但是许多关于退市条件的指标是由国外股票市场引进，尚未能因地制宜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将当地企业上市数量看作“政绩”，往往尽力防止企业的退市。此外，某些核心数据指标容易被人操控，特别是以财务指标进行量化标准的人为修改，导致退市效率低和难的现象。

创业板市场的金融伦理

目前在创业板注册制中，出现了一些不合规现象。某些在审项目中，所提交申报文件出现了种种错误描述。如：错误地描述事实情况；统计方法和数据的错误、书写笔误，甚至出现大量无意义的复制粘贴且内容文不对题，等等。不仅在提交申报文件中有问题，在保荐代表人和独立财务顾问方面，为了帮助企业上市，也出现了上述种种低级错误。虽然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发行上市的审核专区进行了改进，但是保荐代表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依然不按规则填写申请文件，或者不仔细对照关注要点填写，敷衍了事，导致申报文件反复修改，降低工作效率。

相关的对策建议

上市企业层面

1.建立和完善对高管层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代理人同时追求自身利益和公司利益的最大化无可厚非，但是不得突破职业道德底线。对准备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来说，可以考虑设计出一套对管理层具有激励作用的制度，譬如：定期的内外部审计、管理层的报酬、按业绩确定职位等。具有信息优势的管理层会使用信息不对称获得意外利益即权利租金，因此股东要对管理层进行定时验核，并对不当行为实施惩罚，使管理层站在公司利益的角度审慎行事，有效降低道德风险。

2.完善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注册制的核心在于信息披露，有效的信息披露只能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严格规范。目前我国的《证券法》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主要问题是范围不够全面，处罚力度较小，无法起到真正的震慑作用，让有关公司造成侥幸心理，导致它们更加不愿披露信息，即使违规被处罚，获利结果仍很有诱惑力。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相应法律法规应做到内容清晰、通俗易懂，尽量减少繁文缛节，进而减少注册制中金融伦理道德问题的发生。

投资者层面

1.进行投资教育和风险教育。对中小投资者要进行金融知识的普及。当投资者在股市开户时，证券公司应认真履行职责，除了检查投资者是否满足购买股票的硬性条件，也要对缺少经验的投资者介绍股市及投资注意事项，减少盲目跟风买卖；或可考虑开展培训、进行风险测评和建立投资者数据库，让中小投资者学会自主分析，明白收益与风险是同向相关，尽可能地培养理性投资者和有效的证券市场。

2.着力强化机构投资者队伍。有战略眼光的机构投资者是注册制改革中的主要力量。机构投资者资金较雄厚，对股市走势有较大影响力，理性的机构投资者可以承担社会责任。我国的机构投资者相对于散户来说数量少，并且现有的机构投资者参差不齐，投机性较大。需要增加机构投资者队伍，进行一定程度的散户优化，消除市场短线投机行为，对进入科创板和注册制创业板的机构投资者制定规范合理的准入制度。

3.建立和完善机构投资者的信用评价体系。由于我国对机构投资者的信用评价体系仍是空白，建议根据我国信用环境，建立基于国内股市实际的信用评价体系，对机构投资者的市场行为进行约束，抑制市场操纵行为、与相关方进行利益输送和建老鼠仓等行为，让诚实守信成为机构投资者的信念，并且使委托人和投资者对机构投资者的信用情况一目了然，减少注册制中因机构投资者产生的金融伦理问题。

监管主体层面

1.强化证监会的执行力。证监会的自律，可以让注册制下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市场更加有效率和安全。证监会要忠实履行职业使命，除了实行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管，也需要遵守相应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必依，保证执法力度和可行性。

2.加强证券交易所的自主性。证券交易所并不只是简单地对证券公司上市前的上市条件进行监管，也包括公司上市后的一系列监管。在注册制下，证券交易所的持续性监管应注重监督市场交易行为的合法性。为了让证券交易所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有必要加强证券交易所的自主性，对会员的处罚手段要多样化，尽可能消除金融伦理问题的发生。

3.加大保荐机构的管理力度。保荐人和上市公司私自联合隐瞒社会公众的事件偶有发生，会给各类投资者带来利益损失。不仅要对保荐人进行严格监管，建立更高违法成本的制度约束，也要对保荐机构进行监管，对其法律责任进一步强化，强调社会责任，对惩罚力度也相应提高。目前我国的保荐制度只在保荐当时发挥作用，不能确保上市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对公司监督,因此要加强保荐机构的执行力度，保证上市公司的股票质量，维护股市秩序，保证公司的信誉。

科创板市场和注册制创业板市场

1.完善IPO定价机制。注册制下的科创板设立是为了让资本市场更好地实现市场化规则。在科创板IPO定价应进一步改善询价制度，摒弃原来实行的非完全累计投标询价制度，采取更为合理的发行方式——累计投标询价制度。让承销商根据一系列综合情况制定出股价区间并路演，投资者依据承销商的价格区间确认购买数量，最后承销商统计投资者购买数量并按一定的规则向投资者配售。

2.完善退市制度。在注册制下大量企业涌入股市，其中也包含了质量较差、经营存在问题的企业，若让这些企业一直在股市里活跃，则会降低股市的效率，影响注册制本身应有的优势。因此在宽进的同时，也应该做到严出，将那些不合格的企业严格剔除在股市外，不仅促进股市的运行质量，也让投资者提高风险意识和保护意识。应完善和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对退市指标进行调整，防止核心数据指标被人为篡改，但也不能单单依靠修改指标条件，有时候可以选择动态调整，消除行政色彩过于浓厚的现象，确保高速度高效率退市。

3.严格整顿市场不良现象。创业板注册制刚实行不久，就出现了一些不合规现象，其中不少错误是因为相关负责人敷衍了事、不认真仔细，降低了上市效率。必须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一定的严管措施，确保上市过程井然有序，不浪费公共资源，减少因注册制中人为因素导致的金融伦理问题。

我国实施注册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优化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为主板和中小板实现注册制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完善注册制中的IPO定价制度、交易制度、退市制度和整顿不良现象，解决金融伦理问题进一步积累了经验。

（编辑 尚鸣）

【主题词】高新业态 条块合力 积分贷工程 数字金融产品设计

江苏省昆山市连续17年被排列为全国市县经济第一位，处在我国高科技创新企业聚类萌生的第一方阵。昆山市高新区是高科微微实体萌生，幼微实体分蘖，小微及中小潜力企业盈利模式的凝练，并在业态整体上成为厂商行为信用相互质证的一片沃土。科技部火炬中心实施高科企业创新“积分贷”试点工程，昆山是最佳的候选地。

工商抵押金融助推数字企业成长遇到瓶颈

轻资产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遇到抵押困境

长期以来，工商企业信贷金融是抵押金融：在提供给厂商信贷资金时，银行需要贷方提供一份大于贷出资金的不动产，比如土地、厂房、设施等作为抵押物。原因是，在企业提出申请、银行前端尽职调查、中台核对流程和发放贷款后，银行面临贷后监管高成本和企业挪用资金的可能。一旦风险出现，藉由抵押资产大于贷出资产的前置条件，银行可用折扣的方式在拍卖市场上补偿自己的损失。不管信贷产品如何复杂多样，银行数百年来的经营历史大体上是这样的逻辑。

但是，目前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出现以后，厂商沿着“工业2.0-3.0-4.0”的技术进步路线迭代演进，轻资产企业实体，尤其是创意空间、创客工坊的数字服务中介，迈出工坊苗圃步入孵化器时，婴幼实体在“孵化器-加速器”之间的小微成长实体，个体资金需求量不大，但由于数量众多，资金总需求量并不小。新生实体企业希望得到贷款，一线银行愿意放贷，但由于婴幼时期的小微-微微实体，多数是由专利技术资源以及轻资产构成，抵押金融所需要的实物资产基本为零。银行金融机构为了放贷的安全，拘泥于抵押金融形式，数字中介难以成长集聚为产业生态。工商抵押金融助推数字企业的成长遇到了技术瓶颈。

一线实体创新、科技部门支持及可能的理论探索方向

不过，科技进步为化解上述难题提供了新的手段。40年来“工业2.0-3.0-4.0”技术进步及多种数字商务平台的发展，不少数字企业与数字平台累积了多种抓取对手有价值信息的画像工具及技术，慢慢累积成了企业实体的行为过程机理，比存量可视资产类的会计稽核信息更能反映企业还款意愿及还款能力。在某些条件下，一组这样的关键显性行为信息，通过某种第三方技术平台加权计量，转换为厂商最大化行为的逻辑特征向量，捕捉的厂商行为不仅信息真实，而且成本低廉。

基于上述技术进步，科技部火炬中心号召各地积极探索企业创新积分应用场景，以便为商业银行提供对应企业更加真实的信息。结合商业银行科技金融探索资源，火炬中心希望“积分贷工程”可以构建一种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互匹配的科技金融体系，促进创新要素向区内科技企业集聚。

经济学家早就观察到了抓取厂商行为的动态信息机理（Barry，2000；Hermalin，2004）。其可以叙述为：一组关键的显性行为特征变量，内在地反映了厂商显示的真实价值信息。其中，全阶信息捕获行为（一级定价理论）：显阶信息捕获行为——信息披露与信息屏蔽耦合机理（二级定价理论）和具阶信息披露行为——一种分类别信息捕获行为（三级定价理论）是特征向量画像机理的经济学理论核心。

公共部门与金融机构协同启动创新工程建设

公共部门引导金融机构协同调研、选点与示范

为响应科技部火炬中心号召，积极探索企业创新积分应用场景，昆山市高新区、昆山市发改委与建设银行苏州分行等商议，决定聘请国内重点高校参与调查研究。顶层设计讨论的内容包括：（1）探索建立企业积分信息系统架构；（2）搜集对服务对象精准画像的经验和工具手段；（3）比较对照创新场景厂商实体行为集聚与聚类差别；（4）讨论新出生高成长婴幼实体的信用资源质证序列；（5）出台高效组织优质信用资源的分类政策工具；（6）实现信贷资源与优质科技企业配置的关联逻辑。

在基本框架完善的同时，试点工程对创新科技对应的高新厂商行为、市场行为及所需金融产品的内在机理作出细节梳理。先是破解厂商创新场景动员资源类别的辨识，银行系、非银系金融机构功能的排序，财税类非银系和园区类非银类金融机构集聚的内在动力机制，比如多层次创投基金、配套评估、授信、增级、回购、担保类算法的科技金融，低成本高回报但提供“定贷”类金融产品的工作原理及机制等细节和流程研究和开发设计。

在顶层架构、大流程梳理基础上，创新团队还在专有方向上进一步细节化。借用张家港市永联村案例，建设银行发现其积分制模式在集体资产收益分配领域，具有追溯村民自然人、经济人实体的“一日工作行为”对集体收益贡献的真实映照关系，一种“经济人行为-分数积累-村队收益-分配权重-总体权衡”五位一体性质的逻辑关联。如果将这种关联做适当特征行为变量修正，平移到信贷价值评估过程当中，将会为建设银行在永联村的存量信贷规模，提供来源于建设银行内部信贷信息之外的另外一个维度的映照关系，这对提高甄别过滤建设银行内部信贷信息的真实程度很有价值。另外，积分制在资源配置上的村镇权衡机制，也启发了当地政府把它运用到类似高科技创新企业的遴选、培训、及激励授信的过程中。

基层发明、创新案例调研、行为逻辑辨识、理论优化及项目导向设计，使得联合工作小组发现，积分贷工程在社区管理、金融机构信息甄别成本降低、金融产品设计以及算法模型再造等领域，具有广普性质的使用性。经过推荐演示，得到昆山市政府重视，建议在高新区试行工程改进推广试用。

公共部门与市场部门协商攻关：中国的发展优势

基层社区发明，银行机构流程“平移”，条条机构优化提炼，块块政府支持实施，这是一个多环节传导机制，很难从基层一线上升到国家示范层面；在高科技创新领域难度更大。但昆山市似乎在不经意间走完了“全程”：一种中国独有的，国家条条机构和地方块块政府合力，发现散点式实例，根据产业面上展开的实际，形成一种不断矫正提高的体制机制模式。这是中国经济过去40年快速增长的珍贵经验。国内外学者也逐渐发现了中国这样的一个特点：“举国之力”办大事，娴熟地运用国家公共品资源、中央条条公共品和地方公共品资源，尤其是三者的结合，形成基础公共品序列，为发展提供最基础的分享性制度支持。

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将资源、人力、技术、金融等要素资源整合，转化为多期连续的发展规划、目标、路径，并阶段性展开和进行任务分解实施等，需要一个“前置”的基础支撑机制：一种极为稀缺的领导性组织形态的公共品组合。如果没有新中国70多年来的举国体制与各方协同、为共同目标努力的传统，中国的增长就不可能保持高速、稳定和长期可持续。

具体到积分贷工程，一线实体创新引起了政府各部门关注，为这一工程给予了多方面支持——政策引导示范，地方综合部门与金融机构配合形成创新工程项目敷设——地方公共品跟进。经济学家也给出相应研究成果——既成为上述工程和示范的启示，也是后续创新的指引。三大类公共品结合起来，这也是中国人启用“举国之力办大事”的写照。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三个阶段的举国体制安排。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可称其为举国体制1.0版，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1978年以后，举国体制进入了2.0版，其特点是探索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发挥举国体制的作用。举国体制2.0版本的出现，表明它是一个动态的演化机制。从十八大开始，举国体制上升到了3.0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性。但“举国体制”在演化中也可能出现偏差，比如单项重大工程的合理性，在复杂的单项传导机制，以组合的方式构成网络网格制度复合体的时候，就可能出现整体效果上的“合成谬误”，这就好像每个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一加一大于二或者一加一小于二的机制都可能存在。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后的历次重大实践中体验到了这种“合成谬误”的内在生成机理。正所谓“理解了的东西才能够更好地感知它”。

公共品前置下“积分机制”萌生、创新内涵及阶段性成长

张家港市村社集体内生“信用积分”的案例

2020年前后，建设银行苏州分行发现张家港市永联村有一种分配村内年度收益的积分制度——“永联分”。由于村民联合体每年的收益分布在多个领域，有的是资产性收益，比如租金，门票等，有的是商业服务性收益，如商店、酒店收入；还有村属加工生产单元（如印刷），及守护、物流等服务。这些收益为村内的年中分配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平衡资产性收益比较简单，按人头分配就行了，但是数个人同时出工的同一类别服务，会出现出工不出力、按时出工和迟到早退之区别等等，按人头分配必然带来负激励。在此情况下，村民们将自己出勤、诚信、奉献与爱心等的特征行为化约为一组变量积分做为考核依据，在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收录累积下，解决了年终收益分配的问题。

建设银行发现“永联分”在揭示行为人工作努力和社区诚信方面的积分，也是一种商业诚信。将这种描述诚信的积分设计成授信指数，可以替代信贷员走乡串户收集经济人资产负债信息。通过客户授权，建设银行以永联分为基础，接通行内数据，联系政府激励制度信息，为村民生产生活提供增信+金融信用评分及相关权益。“永联村联名卡”融合原先由多张实体卡承载的不同福利权益，并新增资金结算等金融服务功能，比尽职调查带来的抵押信贷所需核准信息还要更加可靠。

“永联分”通过商业银行维度向“信用积分体系”升级过渡

在这一机制安排下，是不是同样一份信贷资金发放出去，村社居民的还款效率更高，不良信贷比率更低呢？建设银行采用“1+3+N”的架构。“1”是指1个永联信用评价体系。“3”是指3套应用系统，村民“永联一点通APP”用户端，商户“数字人民币管理系统”以及面向后台管理人员的“数字永联”管理端。“N”是指打造多个权益场景。

系统化的“大数据+信用体系+数字货币”等新技术，不但把张家港永联村实施多年的“文明家庭考评体系”通过数字“永联分”升级，对域内26880名村民（居民、职工）信用评级，评级授权，授权增级为“文明贷”信贷额度，利率优惠激励，在农耕文化园、文体俱乐部、天天鲜超市等商点折扣，实现场景互联式的信用互动质押机制。

2022年8月30日，张家港市信用平台试点在永联村启动，中国建设银行试点发放了第一笔永联文明贷30万元，对2.6万村民形成巨大的行为激励带来福利的价值激励效应。

从商业信用积分走向数字“高科创新积分”制试点

永联村案例启发了苏州市政府，一个稳定的“行为人生态聚类群落”也同样具有类似的行为信用及信用质押激励。昆山市政府决定在高新区的高科创新企业聚类实行信用积分体系。这一次，积分信用的对象不是村民而是轻资产的科创企业实体，特别是早中期科技型企业，关联小微制造企业，以及其他潜力微微企业等。

1.创新四位“1”体的评价方式：以积分促贷。

昆山高新区将企业综合评价的最后积分按高到低进行排名，按照不同的分档（例如按不同积分分布分为A/B/C/D四档，可根据积分实践应用的试算情况进行修改），由建行配置差别化的信贷支持政策。

2.创新“1+9”专属信贷服务模式。“l”指以积分促贷；“9”指结合企业生命周期定制化形成九大定贷模式。

另外，积分贷更具科创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通过九大定贷模式适配相应定贷方案：

在初创期（年营收小于500万元），根据初创期企业人员工资、研发投入、经营周转、订单、备货等情况，测算资金需求，不包括采购设备、固定资产投资及股权类投资。具体的积分贷产品有：开户即贷——开户后成立满一年即可申请最高10万元的备用金（信用贷款）；以机构增信定贷——落实地方政府风险基金风险补偿，最高授信额度300万元；以投定贷——对企业已签署认股协议，最高授信额度500万元；以房地产抵押增信定贷——以企业主或股东的个人名下房产抵押，最高授信额度500万元。

在成长期（年营收在500万元-2000万元），客户需求可参照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测算公式，测算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具体按以下分类分项确定，择高定贷。具体的产品有：以投定贷，以税定贷，以工资定贷，以订单定贷，以专利价值质押定贷，以应收账款质押定贷。

在发展期（营收在2000万元-10000万元），继续参照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测算公式，测算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具体的产品有：以房地产抵押增信定贷——最高授信额度3000万元；以机构增信定贷——纳入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类风险补偿资金池，最高授信额度1500万元。

在成熟期（营收在10000万元以上），客户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可参照大中型客户的授信条件，一户一策，成立专项服务团队跟进。

地方国民经济体系及社会综合收益

地方国民经济体系收益

积分制是动员企业行为信用资源的累进性激励工具。在一个给定的物理半径范围内，当一组实体类微微中介、小微企业、中小企业等围绕核心企业形成供应链关联，厂商上下道工艺顺序形成集聚，两两集聚越过门槛线阈值形成聚类，聚类集聚出现创新业态场景时，积分制制度可以使创新企业分蘖，产业加速成长。

积分制可使地方长链金融产业形成。在助推昆山高新区创新实体萌生、婴幼主体快速越过死亡谷，增加瞪羚类厂商出现概率，实现“独角兽”厂商领衔多个创生创新行业示范成长的对应科技金融产品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积分贷助推高科企业创新场景聚类成长为地方国民经济体系的发动机力量。企业创新积分制提供金融政策公共品，其助推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融合，形成配套市场长链的金融长链。长链金融、长链市场配套长链产业共成长，在高新区内生国民经济体系成长所需的增长动力机制。积分制是金融政策公共品，金融公共品助推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融合，形成配套市场长链市场的金融长链。长链金融、长链市场配套长链产业共成长，在高新区内生国民经济体系成长所需的增长动力机制。

社会综合收益

积分制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人群的正规军支持力量，也是金融队伍打硬仗、打胜仗和制度创新的沃土。企业创新积分制的沃土是中小微和微微实体聚类场景。创新聚类出现的时候，集聚区内的企业行为信用资源变得丰裕，动员此类新生资源，为欠缺传统工商企业抵押信贷资源的高科技企业所用，不仅中小微企业容易越过“死亡谷”，而且金融性机构资产运营效率高，经济增长速度快，税收收益可持续。

积分制立足区域特色，探索创新客户积分体系与权益体系的有机结合，建立集企业创新积分体系与金融权益体系为一体的合作共赢体系。伴随着企业在高新区内的范壮成长，其创新积分逐步累积，可以探索给予企业积分等级对应的专属权益。比如，进一步的积分支持，可使创新创业人才获得人才礼遇（房贷、信用卡相关定向优惠）；财富管理方案设计，一对一“自然人银行”等财富自由服务；财税、法务咨询等社会安全保障服务等。

（编辑  季节）

近年来，美西方反华势力无视中国政府在新疆扶贫脱贫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的民族分裂势力撑腰打气，不断出台所谓报告、法案，污名化新疆治理，炒作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强迫同化”，企图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美西方反华势力为何频繁炒作新疆存在所谓“强迫劳动”

2019年11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所谓“涉疆强迫劳动问题报告”，题为《连接散布新疆的点——强迫劳动、强迫同化与西方供应链》。2020年3月1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题为《出售维吾尔人》的报告，诬称中国把新疆“教育培训中心”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转移到全国各地，让他们在一些世界知名品牌的工厂中“强迫劳动”。

2020年3月11日，美国跨党派议员提出“预防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该法案（草案）要求美国政府严格限制从新疆进口商品。2021年2月18日该法案通过。2022年6月21日，“预防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正式实施，对全疆企业实施出口制裁。

2022年8月19日，“当代形式奴隶制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小保方智也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提交《影响族裔、宗教和语言少数群体的当代形式奴隶制》报告，恶意诬蔑攻击“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直存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农业和制造业等部门遭受强迫劳动的情况”。

上述系列报告是强盗的语言、强盗的逻辑、强盗的行径。他们炮制中国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文化灭绝”“宗教迫害”及“当代形式奴隶制”等谬论，罔顾事实，指鹿为马，从特朗普政府开始接续到拜登政府，喋喋不休地鼓噪这类弥天大谎，妄图以此抹黑、污损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是美国极右翼势力企图运用“混合战”、对华“脱钩”战略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产物。首先，它是美国“以疆制华”战略的舆论工具。这些报告用“似乎”“可能”“也许”等捕风捉影的材料，追随反华政客的步调，为美国极右翼反华势力提供歪曲事实的“学术”支撑，为他们攻击中国的治疆方略提供“炮弹”。其次，它为美国“长臂管辖权”提供靶向。报告“列出可能涉嫌强迫劳动的机构和行为”，建议“美各界向中国施压制止新疆强迫劳动”，“找出参与强迫劳动的中国公司，并在名誉和经济上摧毁它们是重要的影响手段，这些公司可能反过来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强迫劳动。美国政府应该鼓励其盟国采取同样措施”。美西方的一系列操作显示，美国欲通过立法做出进一步反华涉疆战略部署，重新洗牌全球产业链，通过“脱钩中国”“追溯源头”等方式，打击中国传统出口产业，并对中国高科技企业造成伤害，在世界范围发动对中国国家责任追究的诉讼风暴。第三，试图从根本上动摇新疆稳定的基石。报告与法案是对新疆“污名化”的系列组成部分。美国反华舆论制造商将教培中心污名为“集中营”，把受宗教极端思想感染者混同于普通穆斯林信教民众，污蔑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改造是侵犯人权与自由，攻击使宗教极端思想感染者尽快融入社会成为正常公民的举措是“强迫劳动”“强迫同化”，其根本目的是全面否定新疆去极端化、反对恐怖主义活动已经取得的成果，从根本上干预我们反分裂斗争，阻断我们去极端化进程，从根本上动摇新疆稳定的基石。第四，对边疆少数民族扶贫脱贫成就进行否定。报告和法案罔顾中国政府正在致力解决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尤其是帮助边疆少数民族摆脱千百年来贫困的羁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让他们通过培训，成为能融入历史发展潮流的产业工人、现代农民，不仅分享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红利，而且成为靠自己双手劳动产生价值的创业者，民族进步、国家富强的参与者。

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一度成为南疆四地州脱贫致富的拦路虎

新疆南疆四地州，即喀什、和田、阿克苏地区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这里的维吾尔族居民占当地居民总人口的90%以上，贫困人口占新疆贫困总人口的近一半。四地州贫困人口的聚居区，一度成为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泛滥、恐怖主义活动高发区域，是反恐、去极端化的前沿阵地。扶贫脱贫不仅仅关乎民生问题，更与反恐、去极端化互为依存，成为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筑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消除宗教极端思想病灶是脱贫致富的前提和基础

1.宗教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活动是南疆四地州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最大障碍。自1870年始，以瓦哈比教义为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开始传入南疆，并迅速落地生根，与本地早已经存在的激进的纳格什班迪教法为基础的依禅派，成为民族分裂势力的思想源头和非法宗教基础，以分裂政治目标为牵引蜕变为宗教极端思想。其本质是“泛伊斯兰政治化”，鼓吹“圣战殉教进天堂”，主张一切依据《古兰经》和《先知圣训录》，以“神”的治理取代“人”的治理，以恐怖手段建立哈里发政权取代世俗政权，用伊斯兰教法取代世俗法律，用原教旨主义的风俗取代新疆多元文化下的民族风俗习惯。

2.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穆斯林群众幻想“圣战殉教上天堂”，放弃了勤劳致富的本世吉庆。南疆四地州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受宗教极端思想蛊惑，相信“野阿訇”仇视政府的非法讲经及隐含其中的反动政治宣传，幻想通过“圣战”上天堂。这些被感染者生活在极端、狭隘和愚昧的个人世界中，敌视世俗生活，好逸恶劳、自我封闭，禁锢家庭成员融入社会和融入现代生活，成为个体和家庭脱贫致富的最大障碍。

3.恐怖主义活动严重破坏了南疆四地州的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疆四地州“伊斯兰解放党”活动猖獗，他们以“迁徙圣战”和“判定异教徒”的宗教极端思想为工具，大力发展激进的“穆斯林兄弟会”，诱使受蛊惑信教群众变卖家产，叛逃出境，频繁制造暴恐事件，并将“迁徙圣战”活动蔓延到内地及其他边疆省份。一系列恐怖事件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严重恶化了南疆乃至全疆的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

4.宗教极端思想的落后观念制约了少数民族穆斯林群众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宗教极端势力依据“建立教法神权”理论，否定一切世俗观念和现代文明成果，煽动信教群众抵制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排斥现代科学知识，蛊惑信教群众拒绝学习掌握就业技能、改善经济条件、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受“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思潮影响的组织和个人不断从境外向境内渗透，推波助澜，严重干扰新疆社会治理的政策与措施的落实。很多受蛊惑的少数民族群众认为“一切都是安拉”给的，多生的孩子是安拉给的，政府的扶贫资金财物、牛羊也是安拉给的，本来用于生产发展的资金财物和牛羊等生产材料很快被吃掉用掉，甚至被一些受极端思想深度感染的人恶意毁掉。反动“宿命论”在南疆四地州一度甚嚣尘上，成了阻碍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根本症结。

5.如何消除孳生恐怖活动的宗教极端主义土壤，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新疆是中国去极端化、反对恐怖活动的主战场，也是中国消除贫困的主要区域。借鉴国际惯例及西方主要国家、伊斯兰国家去极端化方面的经验做法，新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在系统的国家反恐战略指导下，通过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改造某些学员所受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在实践中，多措并举根除他们内心的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思想病灶，有组织地对他们进行法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就业技能培训，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文盲或只掌握少量农垦技术的农民转变为现代产业工人，社会地位和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培养学员自觉融入社会的公民意识，成为尊重法律、人格健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新公民。

6.中国政府始终致力于消除贫困，在扶贫道路上不丢下任何一个人。新疆的贫困人口占中国“三区三州”贫困总人口的近一半，在脱贫致富进程中，对普通老百姓，鼓励引导帮扶；对受宗教极端思想感染的群体，教育挽救，为他们学成后务工就业创造机会。脱贫致富，天经地义，这是中国政府负责任的表现，是新疆各族贫困群众的迫切愿望，何来强迫？劳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是人类的基本谋生手段。不劳动，难道要张口等着天上掉馅饼吗？世界上哪个国家会养懒汉？美国政府难道鼓励国民当懒汉吗？美国政府难道没有强制改造那些反人类、反社会的群体吗？

7.教培中心主要针对受到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感染成员，为扶贫脱贫扫清了障碍。扶贫脱贫事业有效遏制了宗教极端主义的进一步蔓延，从根本上铲除宗教极端思想生存的土壤，培养了一批具有初级产业工人素质与能力的少数民族群众，使他们有了摆脱贫困及改善自己生活的一技之长；另一方面，曾经蔓延到近乎失控的局势得到控制，宗教极端主义得到有效遏制，恐怖主义事件高发的浪潮应声回落。新疆所取得的扶贫脱贫成就是史无前例的，这是对世界各国去极端化工作的开创性贡献，是新疆各族人民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依法促进公民劳动就业是去极端化工作的巩固与深化

上述美国西方的报告和法案，无视新疆少数民族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新疆对广大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扶贫就业，视为“强迫劳动”“民族同化”；把曾经受到宗教极端思想感染的在教培中心学习的群体，混同为普通公民；把约束改造他们的思想污名为“人权”问题，极力为宗教极端主义背书。而事实是：

1.新疆扶贫减贫进程走的是法治化道路。作为“国际劳工组织”创始国之一，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促进充分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劳资合作、改善劳动条件、扩大社会保障、保证劳动者的职业安全与卫生，并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劳动领域沟通与合作。为了保护劳动权，中国政府通过了系列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最近中国还加入了预防强迫劳动的两项国际公约。

2.新疆扶贫减贫进程充分保障了劳动者权益。新疆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劳动就业领域依法管理监督力度，持续加强劳动就业保护，健全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全面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劳动仲裁执法力度；依法加强对妇女的就业保护，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实施特殊的劳动保护措施，实现女性与男性同工同酬，彻底改变了宗教极端思想禁锢妇女抛头露面、使妇女沦为男人依附品的愚昧落后现象，提高了妇女社会地位。各级政府及企业还有效发挥工会和职工维权机构的作用。

3.新疆设立教培中心的政策方向是去除极端化土壤，为脱贫致富根除病灶。教培中心依法设立，最大限度地挽救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的人员，最大限度地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反动政治和非法宗教土壤和条件，最大限度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免受民族分裂主义的侵害。一大批受宗教极端思想蛊惑、感染的群众，通过培训，提高了劳动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如今，教培中心完成了它的阶段性历史使命，教培中心毕业的学员开始了对美好新生活的追求。这是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千方百计污名丑化它的根本原因所在。

    4.教培中心学员结业后依法务工就业。学员经过思想矫治和职业技能培训后即结业，分别进入工厂企业就业、自主创业，或到中、高职院校继续深造学习，提升劳动就业技能。民以食为天，所有的贫困群众包括教培中心结业人员，就业脱贫的积极心态都是一致的，脱离愚昧向往美好生活的渴望都是强烈的，感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心态都是发自内心的。在新疆稳定团结的大环境下，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愿望，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强烈。

    南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为世界提供了“去极端化”中国经验

事实说明，南疆四地州基层普通脱贫农户、教培中心结业学员，以及大规模的普通农民进工厂的产业工人，他们的脱贫致富都是政府扶持和内生动力的结晶。

新疆坚决贯彻落实中国政府脱贫攻坚战略，在南疆四地州走出了脱贫致富与去极端化相结合的有效路径，通过发展产业、转移就业、自主创业、生态建设、扶贫搬迁等多种途径，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物质帮助与技能培训相结合，鼓励贫困群众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投身到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发展产业是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

在南疆四地州，首先致力于巩固第一产业基础。不断优化一产结构，发挥市场能力强、技术水平高、带动意愿足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积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深入实施特色产业提升工程，推进良种推广、林果业提质增效和畜禽规模养殖，走出特色优质高效的发展路子。发展第二产业，吸纳大量富余劳动力，优先发展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引导发展林果、肉类等农副产品优势加工业，大力推动消费电子等产业，有效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收；第三产业拓宽就业增收途径，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产业，扎实推进旅游扶贫、电商扶贫，加强农产品批发、集贸市场的建设。

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解决贫困代际传递

近年来，南疆四地州各级政府不断优化就业扶贫工作流程，不断提升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实现了转移就业、稳定就业、长期就业。2019年，南疆四地州累计对贫困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14.27万人次，实现贫困劳动力有组织转移就业7.47万人。目前，南疆四地州3年10万人转移就业规划，已实现转移人口14万余人。

充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是脱贫的必经之路。四地州许多贫困劳动力长期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观念保守，汉语水平低，职业技能缺乏，乡土意识重，不愿意离开农村。教培中心的培训教育扭转了他们“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的观念。近几年，南疆四地州各类园区、小微企业、卫星工厂（扶贫车间）、农民合作社蓬勃兴起。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外出务工、积极主动脱贫的意愿十分强烈。不等不靠、劳动光荣、勤劳致富、靠奋斗改变命运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

易地扶贫从根本上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

2016年至2019年，新疆完成了40125户、15.91万人易地搬迁任务，南疆四地州完成易地搬迁4.9万人。当地政府将搬迁安置区与现代农业开发、产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后续扶持，已建成棚圈1010座、设施大棚507座、卫星工厂14个，实现搬迁对象在安置区企业就地就近务工。四地州政府还积极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修建了学校、幼儿园、卫生室、文化活动室等。如今的南疆四地州，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景象。

自主创业走上脱贫致富道路

阿克陶县的夏提江·买买提通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思想观念彻底转变，他说：“思想不解放，一辈子都穷。”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夏提江在阿克陶县工业园区开办了8个店铺，涉及餐饮、水果、理发、食品加工等，带动38名结业人员到园区就业，其中20多名是贫困人口，他们的工资每月达到1500元左右，实现了稳定脱贫。

护边守林增收致富

新疆不断完善普惠边民政策，将生活在边境地区的贫困群众优先选聘为护边员，全面落实护边员补助政策，使护边员个人和家庭走上了脱贫道路。2019年，新疆明确补助护边员每人每月2000元到2600元不等。同时，不断提升边境一线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有效改善了边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目前南疆四地州共有7个边境深度贫困县，基本实现了边境一线未脱贫户1户1个护边员的目标。

新疆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建立保障贫困地区经济收益与生态补偿机制，既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快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途径。2019年以来，南疆四地州认真落实国家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通过购买服务、专项补助等方式，选聘生态护林员、草原管护员，每人每年补助1万元。大力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保护与恢复工程，完成退耕还林83.3万亩，惠及贫困户12298户。

扶志扶智激发内生动力

新疆扶贫脱贫最大的特点，是通过扶志扶智引导广大群众改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抓好教育，培养好下一代，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新疆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据统计，“十二五”期间，全疆财政性教育经费年投入均超过500亿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优先发展使新疆双语教育质量显著提升，老百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果。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意识到教育与技能培训的重要性，意识到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性，意识到脱愚才能脱贫，才是鸟儿有了翅膀。

近年来，南疆四地州结合当地需求和就业条件，组织开展服装和鞋帽加工、食品加工、电子产品组装、美容美发、汽车维修、畜牧养殖、蔬菜种植、果树栽培、农机技术、家政服务、地毯编织、建筑装饰、电子商务、手工艺品制作等技能培训，帮助贫困群众掌握实用技术，增强他们脱贫和自我发展能力。人有一技饿不死，技能培训变输血为造血，破除了“等、靠、要”的懒人思维。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开发式扶贫的根本途径。

（编辑  季节）

现在很多企业进行农业农村投资，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最初带着情怀进入乡村，发展几年后，因为大量的政策不匹配导致企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企业投资农业农村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农业、农村和农民，正确分析投资的机遇到底在哪儿。

城乡融合是未来中国城乡空间发展的归宿。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是要打破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以工业化的导向忽视农业产业的发展等问题。

绿水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需要企业在进行农村投资的时候，必须遵循农村生态本身的价值。如果有些投资项目把当地农村的生态环境破坏了，降低了整个乡村的生态价值，那么企业将很难在当地立足，也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乡融合是未来发展的归宿

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包含两大空间，一个是城市空间，另一个是乡村空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率达到64%。在讨论乡村振兴时，要考虑到从以城市为中心到以城乡融合为中心的战略转变，企业投资乡村的时候，要考虑到现在的新发展阶段，而新发展阶段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其中最不平衡、不充分的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解决城乡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考虑到现阶段城乡之间到底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在新发展阶段中，我们要从过去单向的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转向城乡融合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一般在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时就开始转向郊区化发展，即城市空间以外区域的产业发展，人口开始从城市向乡村流动，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在乡村的发展。实际上，这是城乡融合的一种形态。

实际上，城乡融合形态是未来中国城乡空间发展的归宿。城乡空间发展不仅是城市化率的提高，或把城市发展得更漂亮，还包括城乡融合的空间。未来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是要打破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发展主业是社会责任的重中之重

在新的城乡融合形态下，企业进行农村投资的机会很多，但要明确哪些投资项目属于盈利性投资，哪些是公益性投资，哪些要在体现社会责任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

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从国家角度来讲，企业对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责无旁贷，农业主业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中之重。在小规模农业、小规模土地的基本约束下，整个中国的农业产业革命如何推动？这需要投资农业产业，尤其从事粮食和食品产业的企业，要与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合作。

首先，一个县域要能够做成相应的主导产业，应依托当地的比较优势，政府与企业之间开展合作。发展农村主导产业，就是要提高单位土地的报酬，实现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和资产要素的有效组合，进而提高农业的规模报酬，使这个产业变得更有竞争力。这不仅需要企业认真探索，也需要政府与企业之间进行有效合作。

其次，要提高乡村产业本身的复杂度和知识含量。历来中央文件包括一号文件出台了很多关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在此背景下，要让企业有钱可挣，需要重新定义乡村产品。现在农产品的复杂度太低，基本局限于田间地头，缺乏知识的含量和人力资本的含量。提升农产品的价值含量，打造更多“名优特”产品，往往需要企业家的努力。

第三，在乡村与城市两个空间平等发展的前提下，整个县域级产业的发展应该为企业提供更多乡村发展的空间。

企业进入乡村投资，农民信任企业投资者的最重要指标，不是在这里圈了多少地、上了多少项目，而是看你是不是真干实干。如果一年365天只有5天在乡村，其他时间都在天上飞，当地农民估计永远不会相信你，投资项目也很难实现盈利。

当然，也有很多农村投资项目是非盈利性的。对于企业来说，村庄公共服务的改善，道路、桥梁和其他设施的改善，以及很多文化建设，都是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这些项目不能完全依靠政府，而要把它们作为一部分社会责任进行投资，以此赢得农民的信任，从而为乡村投资项目获得盈利性机会。

乡村投资的特殊性呼唤社会责任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企业进行乡村投资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社会责任？其原因不仅是农村产业的弱质性问题，还包括乡村投资的特殊性。

第一是土地。乡村所有的投资都与土地相关。城市的土地可以盖房子，乡村的土地是农民的“根”和“魂”，一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什么很多乡村投资项目强调集体所有制不能改，就是因为农村土地具有特殊性和可持续性。

现在很多土地投资项目都很注重土地整理，却忽视了对土地的长期可持续性的投资。日本的地往深挖，土还是黑黝黝的，因为他们使用了大量的有机肥。反观国内一些项目，一把化肥撒下去，大型农机高效率运转，土地被压得出现板结化，导致肥料下不去，土地的整体结构变得非常畸形。

第二是生态问题。生态环境决定了整个乡村和城市的特殊性。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需要对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企业在进行农村投资的时候，必须承认生态本身的价值。

第三是乡村的人。城市是陌生人的社会，农村是熟人的社会，正如费孝通所讲的礼俗社会。如果只用法律、契约，我们很难和农民打交道，彼此之间的信任往往建立在大量非正式规则的基础上。

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解决乡村的问题，企业家进行乡村投资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企业在下一轮发展中不关注乡村问题，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漠视。解决乡村问题拥有大量的机会，我们进行乡村投资一定要认清乡村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乡村企业家其实就是社会企业家。

（编辑  宋斌斌）

区域问题是影响全局、关乎社会前途的重大问题。我国幅员辽阔，但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运用国家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中国的一个创举，其效果已为过去几十年区域经济高速增长、日益协调的实践所展示和证明。可以说，区域战略在国家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实践效果

严格地说，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针对日益拉大且比较显著的地区差距，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应当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并强调“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1]自此开始，缩小不合理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就提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上。

遵循这个指导思想，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到2006年，形成了以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分类指导为特点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针对“四大板块”战略覆盖的空间尺度仍然比较宽、“一刀切”状况依然是一定程度存在的事实，从2006年起，政府着手缩小区域政策的空间单元，通过为一些典型地区量身制订规划和方案，进一步将“四大板块”战略的实施加以深化、细化和实化。

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即“四大板块”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对之深化、细化和实化带来了十分明显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区域增长格局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所谓“革命性变化”，指的是前所未有的变化或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区域战略的实施扭转了长期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一马当先、中西部与东部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状况。2007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而从2008年起，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全面超过东部。今天经济运行相对困难的东北地区，实际上从实施振兴东北战略的2003年起，一直到2012年，都曾实现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实践表明，无论在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都有过辉煌的表现。有人对东北经济运行有些担心甚至灰心，认为其发展难以出现新的转机，这种担忧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东北经济是可以搞好的，关键取决于我们怎样去做。

二是培育打造了一批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地区的经济引擎能量得到进一步激发的同时，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成渝经济圈等一批中西部地区的增长极迅速崛起，显示出蓬勃旺盛的增长活力。

三是有力促进了困难地区的转型跨越。一批革命老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资源枯竭型地区摆脱贫困，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这得益于中央出台的一大批直接服务于它们的政策文件与发展规划。例如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从实地调研到制定出台只用了90天时间。且这一文件措施实在，具有很高的含金量。经过这些年有针对性的扎实贯彻实施，赣南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完全可以用“今非昔比”“翻天覆地”来形容。国家对乌蒙山、秦巴山等11个贫困连片地区和新疆南疆地区等三个深度贫困地区制定了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这些扶持政策为贫困地区加快脱贫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实践证明，基于适宜的空间板块运用战略规划和政策文件实施分类指导，对加快缩小地区差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十分有效的。这个过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实践效果，而且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理论和思想观点，完全可以构成一部中国独创性的区域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得到进一步的重视，战略谋划实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最高层直接谋划与推动，一批区域重大战略陆续出台。与此同时，在政策指导上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较为突出的有两个：一是更加注重跨区域、跨流域的经济区建设和一体联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等战略，所涉空间范围都是跨省域或跨区域、跨大流域的。二是更加注重聚力解决区域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最具标志性的就是实施扶贫攻坚战。绝对贫困是导致地区差距悬殊、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首要问题。经过艰苦努力，运用中国独创的方式，这场攻坚战成功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建立了全面小康社会。

今天，谋划、制定与实施区域战略和政策已列入各级党委、政府的核心议事日程，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工程”，也成为各地方各部门的自觉行动。地区的新领导、新班子到位后无一例外都把谋划区域发展格局作为优先开展的重点工作，区域战略与政策拥有的地位之高可谓前所未有。区域战略具有很强的感召力、集聚度和时代性，集高品位、强影响和大实惠于一体，作用举足轻重，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根本支撑与关键抓手。中央要求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战略，促进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在今天，无论是短期谋划还是长期部署，区域战略与政策都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

实现区域重大战略协同联动的重要意义

我国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尤其是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在实行“全国一盘棋”部署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区域板块的实际状况进行分类指导是十分必要的，能够大大提升区域战略指导的精准性、匹配度和有效性。虽然从空间上看，十八大以来所推出的区域重大战略是以跨省域或跨区域、跨大流域的，但从全国范围看，这仍然是一种区别了四大板块的另一种形式的分类指导。由于是一种基于较大地理空间的分类指导，换个角度看，它又是一种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相关省份间的一体联动，或者说是跨区域的一体联动。这样的一体联动有利于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流动和配置，从而能够提高区域整体经济运行的协调性和效率性。如果有科学理性的区域规划引领、坚强有力的组织机制推动、持之以恒的联动举措支撑等相配套，这种一体联动无疑有利于缩小战略覆盖区域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国情区情复杂性的表现之一是，即使以单个省份而论，其内部各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也是很大的。从这个角度看，任何基于较大地理空间的分类指导同时也是一种缩小版的“一刀切”。此外，一般的逻辑是，战略覆盖的空间范围越宽，务实操作的难度就越大，不仅会因责任主体不清而影响工作力度，也容易导致实际操作浅尝辄止、大而化之。这构成了区域经济理论中一对有趣的“矛盾”：从合作联动角度看，空间范围似乎越大越好；从分类指导角度看，空间范围似乎越小越好，而它们又都是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

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近些年在地区分化加剧的同时，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又有所扩大，其产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总结“十一五”及以后一个时期通过缩小政策指导空间单元带来的区域差距逐步缩小的成功经验，可以认定，秉持这样一种操作策略也是极为必要的，即在实施跨省域或跨区域、跨大流域的区域重大战略的同时，应着眼于一些空间尺度较小的特殊地带，量身打造具有针对性的战略规划和政策举措。这种基于区域板块细分的分类指导，能够弥补缩小版的“一刀切”或操作中“大而化之”带来的缺陷，从而有力地推动一些特殊地带摆脱困境、实现跨越发展。当然，这类基于较小空间板块的分类指导并非都需要由中央政府直接开展，其大部分应该是在国家指导下由省级行政区进行决策和实施。为了遏制区域差距扩大的势头，这项工作应与区域重大战略的谋划实施共同持续推进。

鉴于区域重大战略的独特功效和作用，必须促进各区域重大战略间的有机衔接和一体协同。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会直接影响到对抑制不合理地区分化和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所做出的各种努力。

区域重大战略是依特定区域的自然环境、当前基础、主要矛盾、基本需求等基本因素而制定的，其所体现的基本目标、战略定位、主要任务、基本政策安排等各不相同。这种不同是“因区制宜”的必然选择，也是体现其实施效果的必由之路。但有着明确区域指向的区域战略，也为各战略间的相互隔断提供了潜在条件，如果对其进行封闭性实施就有可能形成两种情形：一是各自为战。各自独立贯彻所涉区域的发展战略成了一件十分自然也非常正确的事情，但这也使一些地区囿于圈中而跌入自我循环境地。从宏观层面审视，这就是一种地区间的战略分割，准确地说，是在相互独立运作中使战略差别演变成为战略分割。二是各司其政。实施不同的政策成为相关地区的当然职责，也相应阻碍了相关政策在地区间的融通和灵活运用，形成了地区间的政策极差。

“战略分割”将导致要素自由流动直接受到限制，一些基于先行先试所形成的经验与做法得不到及时扩展，而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要素开放也面临障碍等后果；而“政策极差”必然带来地区发展环境的差异、所得红利的悬殊，造成各地区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和发展权利的不平等。也就是说，战略分割和政策极差都可能给区域发展带来新的不平衡，也可能会带来不合理的地区分化。这个问题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包括被区域经济研究者所忽视。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区域战略本身对促进区域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而区域战略本身的显著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区域战略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但如何避免封闭性实施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正确的思路是，大力推动并实现区域重大战略间的协同联动。

推动并实现区域重大战略的协同联动要关注开发性和平衡性：一是最大限度保持区域战略间措施实施的开放性。除了存在较大社会风险的先行先试项目、地域特性很强的发展改革举措、需要中央特殊授权或特别审批的事项这三种类型，各区域战略中所涉及的改革发展安排原则上都应对所有地区开放。一些体现现代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制度规则，尤其应允许各地相互借鉴和自主移植。二是最大限度保持区域战略间直接政策红利的平衡性。除了对特殊困难地区明确给予的政策优惠，原则上不应通过战略规划等直接给予特定地区优惠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对处于经济发展高位的发达地区尤其如此。对这些地区的直接支持主要应集中在赋予其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权利上，而这种赋权又主要应集中于风险很大、成本较高、前景不明的试验项目上。一旦试验成功，应该及时向全国其他地区开放，防止因固化政策差别而形成或强化“马太效应”。

强化区域重大战略协同联动的探索空间

任何实践活动的推进都需要理论的引领和支持，区域重大战略的研究、制定、实施是如此，促进区域重大战略的协同联动也是如此。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在研究探索中应当把握住这样的导向或原则，即不仅要敢于批判，更要善于建设；不仅要讲否定什么，更要讲提倡什么；不仅要告诉不能做什么，而且要告诉应当怎么做；不仅要强调应当是什么，还要阐述只能做什么。总之，最为关键的是，既要提出问题，更要结合实际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案。

应当把推进区域重大战略间的协同联动作为一项重要使命，为之提供深刻的、源源不断的理论成果和政策建议。例如，各区域战略间的融合对接应秉持怎样的原则，可融合对接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如何在实行战略开放中保障其直接覆盖地区必要的排他性探索权利，实现战略间协同联动需要构建怎样的体制机制，如何实现区域战略探索独特性和政策公平性的有机统一。与此相关值得研究的课题还有：不同层级区域战略实施对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战略覆盖区域与非覆盖区域发展效应的差异、重大探索成果复制推广的原则与路径、区域战略协同联动的平台建设与运行，等等。

（编辑 杨利红）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以后，全球贸易和投资在全球GDP占比是上升的，发展速度快于世界平均GDP增长速度。其中数字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全球数字经济中，网络空间的视频、游戏、软件迅速增长，虽然这部分比重不是很高，但增长最快的是数字生产者服务。如果我们不能利用好这一部分高质量的全球流动的数字生产者服务，将会影响整个制造业转型升级。

数字技术为国际贸易复苏做出突出贡献

当前，学术界各方面对经济全球化包括国际贸易、跨国投资、技术流动，都持相对悲观的态度。但正是国际贸易的强劲增长，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有力引擎，其中数字化贸易的表现是最突出的。

网络空间的数字贸易是可以复刻复用的，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无论是国外视频还是国内视频都是如此，所以数字技术的全球链接并没有额外的成本，跨境也特别方便。网络空间就是一个网络平台，和商品贸易有距离和运输成本不同，其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

202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1.4%，跑赢各项GDP指标，“外循环”在这个特殊的时段不仅发展比较顺利，而且成为带动国内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样，全球经济复苏中，国际贸易复苏明显快于GDP的增速。由于2020年是一个特殊年份，所以我们把2021年和2019年做了一个比较，可以看到，无论是全球、中国还是美国，国际贸易的复苏都显著快于GDP的增长。

在其中，数字技术为国际贸易的复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商品贸易总量中，数字技术含量最高的ICT(信息和通信技术)类商品贸易的比重明显上升，即该类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最快。至于数据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近30年经过了三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的比重比较小，2000-2010年期间开始明显增长，而过去10年，全球数据驱动服务贸易占到整个服务贸易的一半。所以说，当前数字带领的国际贸易是主要的增长驱动力。

数字技术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宏观的贸易比重这个指标上，也体现在跨国公司微观指标上。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2021年数字跨国企业前一百名榜单，相比传统的前一百榜单，数字跨国公司成长迅速，资产总额、销售总额和净利润都看不出疫情的影响。总之，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对全球经济复苏非常重要，起了非常强劲的引领作用。

全球数字生产者服务快速增长，带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生产者服务是嵌入制造全链条过程中的，最前端有研发、设计、制造、服务，整个流程的安排、生产线的组织；其后有企业内部的管理、产业链的管理、供应链的管理、市场营销等。所以在制造过程中，服务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制造业的竞争能力除了硬科技之外，其他效率提升的节点都主要靠嵌入数字服务提升能力。目前数字生产者服务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在持续提升，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已超过50%，成为主体部分。所以，我们不能把数字化仅仅理解为网上看视频、做游戏等等，数字生产者服务是数字服务中最重要的部分。

例如，数字设计服务平台可以聚合全球最顶级的、专业对口的工程技术人才一起参与研发。波音787的设计是30多个国家1000名以上的技术人员同步在平台上设计新产品，因为是有不同的零部件在不同国家的企业生产。以前工艺和功能的匹配是很复杂的问题，一般要靠头部企业逐个匹配，现在数字平台上直到最后形成实体样机之前，所有设计、图纸、零部件以及功能的匹配，全部可以在平台上实现。过去串联的研发工程现在变成并行研发，大大提高了进度，节省了工程时间和费用。因此，复杂数字技术嵌入工业设计，全球化的研发平台非常重要，正在成为一个主流的模式，可以利用全球的科技人员，而不仅仅是买一些技术专利或买一些软件。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待这样一个新的机会。再高水平的经济体、再大的企业、再多的投入，也不可能在复杂产品上拥有世界最熟练、最成熟的工程技术人员，而是要动员分布在各国的科技力量共同努力，这是全球研发的过程。

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也正在发挥很大作用。海量的供应商和客户在平台上通过智能化的方式进行匹配，可以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并且和平台的规模经济很好地匹配起来，实现既有个性化又高效率的匹配，这是以往很难想象的一种贸易模式。全球国际贸易格局中，平台是非常重要的载体，平台有自己的治理体系和网上国际贸易纠纷的解决规则。因此，平台不仅是国内市场的共治者，也是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共同治理者。以前消费者投诉和赔付要通过国家之间的规则和程序，现在平台上的各方主要按照平台规则、平台守则来交易，效率更高、监管更有效。

数字时代最好的产品是集合全球多国能力的产品

当前，数字时代的国际技术交流合作日益频繁，最好的产品基本上是集合全球多国能力的产品。不能简单地以某国家进口技术的多寡来评价该国的技术实力。中国是ICT出口大于ICT进口，印度大量地做软件外包所以ICT软件出口最多，但国内做不了高端产品；美国是ICT技术出口和进口基本匹配，集成全球优秀技术做出了最有竞争力的产品。所以在技术迅速迭代、利用全球技术不是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每个经济体从品质、投入、速度各方面考虑，会尽可能地集合全球的技术优势发展自己。各国竞争力比较强的产品基本是进口技术和出口产品匹配比较好的产业。

数字时代，技术开源是主流。需要多链接，数据不断更新，技术能够运用到越来越多的场景，这是任何一个企业自身闭环做不到的。所以把软件基础部分开源以后，通过分步式的开发走得越来越远，连接越来越多，应用场景越来越广，这样的技术才有意义，除了自已谁也不用的技术，不符合数字时代最本质的特点，海量、链接和智能匹配，这些都需要开源的数字形态。

在科学发现领域，全球合作也日益深化。美国最近新发射的太空望远镜韦伯，比此前的哈勃望远镜提升许多。现在大科学项目也是多国合作的项目，韦伯是美国航天局、加拿大航天局和欧洲航天局合作的项目，欧洲航天局的成员单位有二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科技工作者一起来做这个项目。我国去年批准加入了世界平方公里阵列天文台项目，在1平方公里的地面布设数千碟形天线组成巨型望远镜阵列，可极大地提升巡天的深度、广度和速度。但是这样的项目，无论是资金能力、科技人员的力量还是数据分析能力，单个国家都做不了。所以现在高能物理基础研究项目、人类基因组项目、大型宇宙探测项目等，大都是全球合作的项目。这类项目的合作，需要一个数字平台把多方连接起来，平台本身就非常复杂。总之，数字时代的研发、销售和科学发现都是多国合作的项目，既有理念也有数字技术的支撑，这一切才有真正的平台和载体。

利用数字全球化的机遇提供发展新动能

中国月活移动端用户达到11.8亿，人均每日上网时长7小时，中国每天国民移动端上网时长将近80亿小时。所有互联网平台不管是干什么，社交也罢，购物也罢，娱乐也罢，总归要在网上实现。我们有这么大的互联网市场，真正可以做到规模经济和竞争效益的双重效应。一个超大市场允许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同时存在，相关企业能够在国内成长起来，就可以成为非常有竞争力的数字企业，走出去也会很有竞争力。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5G基站、5G用户数量都是全球的60%-70%，这些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所依托的重要基础设施。我们也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集团，产业生态完整，因此企业可以投几十亿、上百亿，从头部往下延伸，投入可以被分摊，带动的产业规模特别大，这是中国非常大的优势，我们可以在很多产业做到全球链接企业数量和产值最大的互联网平台。

中国产业门类齐全，很多产业研发从开始到消费端，链条都是齐全的，这也和国际上很多中小经济体不一样。我们在任何一个环节如有创新创意的加入，前后延伸的链条都很长，产业规模都很大，可以形成非常有成长性的产业。所以数字技术能够带来多环节增值，提升全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这些都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非常好的机遇，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遇。以现在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是很有竞争力的。

总体上看，数字时代，跨境链接、跨界链接的成本极大地降低，收益可以显著提升。在数字时代，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新一轮的红利已经出现，而且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推动数字全球化时代到来，将成为疫后复苏和长期发展强劲的推动力量。我们的产业基础和企业竞争力，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极大地改善，数字技术发展潜力尤其巨大，我们要推动数字时代的高水平开放，利用数字时代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继续提升产业竞争力。

（编辑 尚鸣）

近期，全球市场对持续高通胀和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忧日趋严重。滞胀最为显著的时期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彼时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大量失业和严重通胀并存的现象，被称作滞胀。形成滞胀的成因，学术界认为主要是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供给因素带来通胀冲击。当然，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劳动生产率的停滞不前也对当时的滞胀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2022年,世界市场出现了原油、天然气、粮食等方面的供给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宽松政策对通胀的累积作用，全球主要经济体劳动生产率近十年以来的停滞，也让我们对潜在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开始产生担忧。面对逆全球化对产业链的影响、全球宽松政策的后续效应以及疫情对供给侧的影响，全球会不会出现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我国会不会面临通胀和增长停滞的风险？本文试图从不同经济体的供给状况来探讨中长期内可能的滞胀风险。

滞胀成因的现实比较

通胀的成因主要来自总需求的加速扩张、供给侧的冲击、超额货币的拉动、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等。

来自供给侧的负向总供给冲击是20世纪70年代滞胀形成的重要原因。两次石油危机是彼时美国高通胀的直接导火索。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引起的能源价格飙升，使得工业品石油价格压力增加，与之伴随的粮食价格同样出现上涨。1974年、1979年和1980年美国的通胀率都超过了10%。虽然美国彼时的核心通胀率的统计口径不断修改，货币政策制定者不希望能源、食品等供给方面的冲击影响宽松的货币政策趋势。但是，到了中后期，美国核心通胀率逐渐攀升，与整体通胀的差距逐步缩小。来自总供给的冲击是从成本端推升通胀水平，即便部分时间美国实施了价格管制，但换来的是通胀的报复性上涨。总供给侧的冲击是推升通胀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更深层次的滞胀因素来自于需求侧和实体经济生产率。

 我们的研究发现，总供给冲击并不是形成滞胀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总需求和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供给冲击发生之前，美国的趋势通胀率已经先行上升了一段时间。在1965-1970年期间，美国通胀率已经明显提高，主要原因是持续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实际工资增长在理论上应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一致。劳动力价格不能根据生产率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屡见不鲜。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放慢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趋势增长率已经低于二战后20年平均增长率1个百分点，显示出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疲态。

目前全球经济面临地缘政治引起的原油、天然气、粮食等价格高企的供给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宽松政策对通胀的累积拉动作用，主要经济体劳动生产率近十年以来的停滞，让人们对潜在的通胀和经济停滞产生担忧。如果我们面对的通胀和经济衰退压力只是周期性的，比如持续1-2年，还不能称之为持续的滞胀压力；如果我们面对的压力是结构性的，通胀和经济增长放缓将是长期现象，甚至如美国在20世纪的整个70年代，那么我们就要高度重视目前可能的全球滞胀苗头。

地缘政治冲突的因素如果能在短时间内结束，那么全球滞胀的风险将大为缓解。逆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产业链割裂和分工不畅，将人为地提升工业品和消费品的价格中枢，不利于全球通胀的缓解。2008年以来出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果谨慎地消化巨量的货币存量、资产价格泡沫，逐步退出非常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将对全球滞胀风险产生重要的影响。人类对于疫情的控制，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恢复，对缓解中长期的滞胀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实的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带来了经济发展高度不确定性，不过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能战胜那些阻碍人类进步的暂时的沟壑，使供给侧、需求侧和政策面的问题一一迎刃而解。

中长期来看全球不同经济体的滞胀风险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通胀水平与货币发行增速之间相关性并不强，且略滞后。相对而言，部分国家实施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了较大数量的货币，却带来了恶性的通胀，比如南美等部分经济体。从近十几年各国的实践来看，宽松货币政策确实与通胀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不一定带来恶性的通胀。本部分阐述近期对于各个经济体不同供给函数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不同反应的思考。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带来持续的通胀和经济停滞的压力，取决于这一经济体整体的生产供给能力。我们将经济的生产供给分成两个部门：低生产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按照货币数量方程的角度，古典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并没有显著影响，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体现为价格的上升，即为通胀。事实上，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有影响，且各行业影响不一。

低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资本深化较低的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供给能力较弱，不能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容易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上涨。高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资本深化较高的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供给能力较强，可以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上涨。当供给增加较快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供给，有可能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下降，即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部分行业的通缩共存。

低效率部门的生产效率较弱，宽松货币政策很难提高供给产出：

高效率部门的生产效率较强，宽松货币政策容易提高供给产出：

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各个不同经济体为何反应不一样？主要因为各个经济体中低生产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比例不一样。比如，当一个经济体中高端制造业(较高资本深化，近似高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达到一定的阈值，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低生产效率部门表现为产品的通胀，但在高生产效率部门则表现为通缩。当一个经济体里高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超过阈值(这一阈值可以通过国际比较和历史数据得到一个大致的经验数值)，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带来较高的整体通胀水平，比如制造业较强、工业部类较广的中国、未来的越南等。反之亦然，低生产效率部门占主导的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很可能是通胀，比如南美部分经济体。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外溢效应，从全球范围来看，只要全球高生产效率部门的国家足够多，占比足够大，那么即便美联储持续宽松，也不会带来显著的通胀压力。

综上所述，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效果并不一样。中国制造业较强、工业部类较广，具有较高比例的高生产效率部门，也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较为持续的显著的通胀压力可能性较小。即便来自于供给侧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经过工业部分等实体经济部门的较高生产效率的对冲，实际落到最终产品的价格上涨将不会出现持续的上涨压力。一些低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较大的经济体，因为供给能力较弱，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很快体现为通货膨胀。因此，从中长期来看，全球不同经济体的滞胀风险主要取决于各个经济体实体经济的生产效率。

短期而言，美国通胀压力不减，明年将面临衰退风险

按照我们的模型分析的结果，美国通胀模型基于美国超额货币需求、大宗商品涨价和通胀预期等因素，美国整体通胀在未来一个季度不会出现明显的缓解。由于夏季出行等季节性因素和基数效应，美国通胀三季度可能维持在7.0%-8.5%之间。同时，在油价的中性假设下，美国通胀在2022年年底可能维持在6%-7%的水平，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的进程仍将持续。

美联储等机构之前低估通胀压力的一个原因，是通胀预测模型沿用了传统的产出缺口模式，这一模式在全球疫情严重影响总供给的背景下会产生对通胀趋势的误判。由于全球疫情的影响，全球部分生产国的总供给函数出现收缩，严重影响了依靠产出缺口的通胀预测模型。

我们的通胀预测模型主要依赖于超额货币需求、大宗商品和通胀预期等因素。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总量的货币数据在预判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等方面的作用在下降，大量的信用货币使得总量的货币统计和定义变得非常困难，因而对政策的指导意义下降。但是，总量货币数据如果剔除实体经济真实交易部分的货币量，对于通胀预测(提前两个季度)和资本市场信用扩张的预判将有较好的引领作用。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统计，并不一定在当期全部进入实体经济进行交易和流通，有部分货币可能被微观主体闲置、进入金融市场或其他虚拟经济的资产领域。为了进一步探索通胀与货币量之间的关系，我们重新定义并通过计量模型测算了真实进入实体经济流通和生产领域的货币量，即为本文所称的真实货币量。

按照公式的定义：

真实货币量=货币当局公布的货币量-闲置的货币量-虚拟经济的货币量

短期而言，我们发现，这部分的真实货币量领先于通胀大约两个季度，即真实进入实体经济的货币量可能会在1-2个季度以后影响通胀水平。当资金流入资产领域较多时，货币当局公布的货币总量增速虽然较高，但很多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或者虽然一开始流入了实体经济，但实体经济的资金不进行再投资和生产，资金空转再流入资产领域)，实体经济的通胀水平依然可以保持平稳。当资金真实地流入实体经济较多时，货币当局的货币供给较大时，通胀可能被这部分真实流动性推动到较高的位置。

短期美国通胀对于供给冲击的敏感性风险是：如果地缘政治引起的原油价格、粮食价格能在短期内得到缓解，原油价格逐步回落，2022年年底回到85-95美元/桶，那么2022年年底美国通胀可能降低至6%-7%的水平；如果地缘政治局势没有在短期内得到缓解，原油价格2022年年底仅回落到110美元/桶左右，那么2022年年底美国通胀可能维持在7.5%的水平。当然，如果原油价格因为各方面的因素持续攀升，那么对全球通胀的影响将更加显著和深远。

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市场、企业设备投资和产成品库存数据，以及近期的PMI数据和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持续高通胀对于经济增长产生压力。同时，美联储接下来的加息和缩表政策，也将在1-2个季度以后开始影响企业生产性投资的资金成本和劳动力市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在2023年可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就全球而言，欧洲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甚于美国，经济增长压力在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下更加显著。

我国是否会面临通胀和增长停滞的风险？中长期而言，我国在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中，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较高，虽然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但是横向来比，还是远高于部分发达经济体。因此，面对同样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压力，实体经济通过较高的生产率实现了对终端产品价格上涨的对冲，我国2022年的通胀压力并不显著。从增长趋势上看，虽然近年来我国潜在产出缓慢下降，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层出不穷，经济结构变化、产业内结构变化日新月异，依然是全球最富活力的经济体。随着疫情的缓解、宽松政策的发力，我们相信，中国经济并没有遇到经济增速停滞的风险。短期而言，中国可能受到大宗商品价格的成本传导，猪肉、粮食等价格的缓慢传导，通胀水平可能出现缓慢抬升，但是幅度和持续时间显著低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整体而言，如何摆脱滞胀风险，全球应该减少供给方面的冲击，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做好做强实体经济。

（编辑  季节）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制度型开放[1]，这是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背景下，中央为继续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对于制度型开放的基本内容和重大意义、制度型开放面临的严峻挑战、实施制度型开放需要做什么、如何贯彻中央的重大决策，本文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制度型开放的重大意义

持续发展背景下的主动对标

“制度型开放”这一表述，是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新要求，“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2021年3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强调，“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2]中央就对外开放提出的新要求，尤其是对制度型开放，包含以下基本内容：

第一，逐步由政策型开放转变为制度型开放。在商品和要素开放的初级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许多机制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探索，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以灵活的政策型开放为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政府行为的规范化，使得这些改革逐步以制度、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形式固定下来，需要促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逐步转变为相对稳定的制度型开放。

第二，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我国不仅要在商品和市场要素层面上对外开放，在规则和制度层面上也要对外开放。规则和制度层面上的对外开放要求我们既要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3]，又要主动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包括主动对标WTO多边经贸规则中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在法律移植和法律输出[4]过程中建立起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国内规则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习近平主席在谈到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时指出：“要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5]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要通过实现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增创我国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一是通过制度开放解决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问题。制度型开放需要主动对标国际通行规则，这一主动对标过程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推进，同时要朝着国内制度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方向推进；改革我国经济制度中不符合竞争中性原则的制度；改革政府管理中不公开、不透明的制度；要实现我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些制度型开放是以对标改革为基础，决定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对于增创国际合作与竞争具有重大意义。二是通过制度型开放解决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中成本优势减弱的问题。走向全方位对外开放，即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数字贸易、碳中和贸易；从实体经济到金融、虚拟经济；从国际贸易到国际投资；从商品和要素市场到其规则制度等，各方面都要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传统的土地、劳动力等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正在减弱，尤其是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经济领域中，土地、劳动力等传统低成本竞争优势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而制度比较优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通过制度型开放发挥比较优势在新经济领域具有重大意义。制度型开放是适应新形势、新特点的对外开放；是促成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对外开放；是高水平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对外开放。

中央提出制度型开放的决策，是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更好地融合在一起的战略自觉；是对国际通行规则体系这一国际经贸领域里的公共产品的一次主动对标，意在建立更加平等、公开、公正、可预期的国际通行规则体系；是一次需要克服固有观念，伴以思想解放的一种更加主动、更高格局的对外开放新策略。

制度型开放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作为一项对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要意义的决策，制度型开放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严峻的挑战，能否有效、有力地回应挑战是决定其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国际规则层面：三大矛盾被激化带来的严峻挑战

2022年6月17日，WTO副总干事张向晨在接受澎拜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WTO的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问题没有解决，各方的利益如何在越来越复杂的全球化的竞争中来加以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之间内部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怎么来处理？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他指出的WTO结构问题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也折射出我们在国际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类矛盾的挑战。

龙永图曾经说：“入世谈判时中国始终坚持了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是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二是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6]这表明中国入世时就在发展利益和制度利益两个方面同美西方国家存在矛盾，现在无非是矛盾激化，引发了安全利益的对立和冲突。结合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历史，我们认为，中国和美西方国家在国际经贸规则领域里的关系始终涉及三方面主要矛盾：

第一，发展利益矛盾。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导致发达国家企业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可能获得不公平竞争利益，从而在各国之间产生矛盾。我国和美西方国家在发展利益矛盾方面的核心冲突问题包括：中国是否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是否在利用其发展中国家的待遇获得不合理的竞争利益。

第二，制度利益矛盾。由于各国在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国有企业和国家产业政策等制度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相关国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可能获得不公平竞争利益，从而在各国之间产生矛盾。我国和美西方国家在制度利益矛盾方面的核心冲突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否属于市场经济，是否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形成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相对立和冲突，是否必然导致国家间不公平竞争。

第三，安全利益矛盾。由于国家自身经济竞争和发展，可能导致对其他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各国为维护其自身国家安全利益，进而在各国之间产生矛盾。我国与美国在安全利益矛盾方面的核心冲突问题包括：中国的制度安全是否需要得到承认和保护，中国发展的哪些事项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是否在滥用国家安全，用不合理的制裁、脱钩等方式损害中国利益，抑制中国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三大矛盾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共振”，加剧了三大矛盾的对立和冲突，极大地增加了我国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型开放的难度，这是我们必然面临的严峻挑战。

美西方国家策略层面：美国提出的投资、结盟、竞争策略带来严峻挑战

美国错误地认为，发展利益矛盾和制度利益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对立和冲突的程度，并导致制度利益矛盾和安全利益矛盾不可调和，因此提出了投资、结盟、竞争的应对策略。为此，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在国际上企图促成以下共识和措施：

第一，达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不属于市场经济的所谓“志同道合”的共识，并以制度利益矛盾不可调和为由，主导将WTO多边经贸规则向“拉帮结派”的区域性规则转变，建立不包括中国的区域性规则，同时联合区域规则体系各成员国与中国形成所谓竞争关系，共同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例如，美国联合欧盟、日本从2017年开始发表了数份联合声明，认定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是非市场经济制度；[7]2022年5月启动的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8]等等。

第二，以完善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制度为由，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待遇，激化中国和美西方国家的发展利益矛盾，进一步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三，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并依据其国内法对中国施加各种不合理的制裁、脱钩措施，意在从国际供应链中排斥中国，激化中美之间的安全利益矛盾，继续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美国这种错误判断可能严重激化矛盾，其主导将WTO多边经贸规则向“拉帮结派”的区域性规则转变的做法，是制度型开放必然面临的严峻挑战。

国内制度层面：我国经济制度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差异带来的严峻挑战

随着中国全方位开放的深入，中国诸多开放领域都与国内制度密切相连，例如服务贸易的商业存在，投资的国民待遇，数字经济的国家安全，绿色发展中碳中和的国家责任等。只有使这些国内制度与国际经贸规则中的相关规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再形成制度障碍，全方位开放才能得到制度保障并顺利实现。由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市场经济与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有所不同的，制度差异导致的矛盾，既需要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又需要改革其中不符合国际经贸规则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的相关制度。如果不能很好地厘清应该坚持什么、改革什么，也会使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型开放面临新的挑战。

应对挑战，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措施：对内改革与对外融合并举

坚持合作发展，是应对制度型开放所面临挑战的基本策略。中国要继续坚持经济全球化，在认清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间矛盾冲突本质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国家间矛盾的中国方案；以最大的诚意避免或减缓矛盾和冲突，促使相关国家逐步重新回到合作发展的道路上，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发展。制度利益矛盾在我国入世时就存在，美国主导的区域性规则针对的主要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有必要以解决制度利益矛盾为基础，在缓和或解决制度利益矛盾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动缓和或解决发展利益矛盾和安全利益矛盾，避免三大矛盾同时激化产生共振。与此同时，将各国在新形势、新特点背景下产生的新需求，通过法律移植和法律输出体系性地融和在一起，两大举措并举。

一方面，我国需要通过法律移植主动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改革国内不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制度，使得我国制度在与国际通行规则的衔接中更加通畅；另一方面，我国需要将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有益于其他国家借鉴的成果经验和有益于缓解或解决各国矛盾的成功方法形成法律输出。只有这种双向的制度型开放才能使我国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结合起来，使我国国内规则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起来。

对内改革：通过法律移植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深化国内经济改革

我国与美西方国家在制度利益矛盾方面的核心分歧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仍然属于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主导力量、按劳分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项原则[9]，这三项原则是实现我国经济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制度保证。现有多边经贸规则既没有规定国家只能按什么比例设立多少国有企业，也没有规定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只能起什么作用，更没有规范各国的分配制度。实践中有不少国家，比如新加坡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仅设立了大量国有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似的经济制度。因此，依据中国宪法规定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多边经贸规则并不是矛盾的，也是中国必须坚持和维护的。

我国和美西方国家在制度利益矛盾方面对立和冲突的关键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三项原则的实现路径是否与多边经贸规则相一致。根据国际经贸规则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除非涉及国家安全，在企业市场竞争微观层面，政府应该促使和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公平参与竞争，在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基础上，实现国家宏观层面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制度。换言之，政府不应该通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适用不同的行政保护措施和产业政策来实现国家的宏观经济制度。这与我国反对美西方国家在国际经贸规则中专门加入针对国有企业的规则有着同样的道理和逻辑。

因此，我国可以输入上述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并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借鉴对标、深化改革：

第一，改革不符合商业考量原则的公有制企业相关制度。对于为了实现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而专门针对公有制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实行的国有企业分类、国有企业经营指标等制度中可能存在的不符合商业考虑原则的相关制度进行改革，使得各种所有制企业在竞争中性的法治环境中充满同样的竞争活力。

第二，改革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非商业援助相关制度。对于为了实现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制度，专门针对如何整体性发挥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实行的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指定垄断、对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的财政金融支持等制度中可能存在的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非商业援助相关制度进行改革，使得整个国家宏观经济能够在促进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发展。

第三，改革非公开透明和可预期的政府管理经济模式。改革政府部门某些通过政策性文件、部门规章，而非法律法规管理经济的方法，使得政府部门对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转变为更公开透明、更具全局性和更可预见的法治管理模式。

上述三项国内制度改革，既可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外资量增质升，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成为自主创新经济所必需的。

对外融合：通过法律输出针对各国新需求，提出国际通行规则改革新方案

在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过程中，我国要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深化改革，也要适时推动国际通行规则进行相应改革，完善和丰富关于缓和或解决矛盾方面的规则，使各国国内规则更易于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国际经贸规则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了缓和或解决矛盾，形成了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而适用不同规则的差异性规则体系：为了解决发展利益矛盾，形成了以特殊和不同待遇为核心内容的差异性规则；为了解决制度利益矛盾，形成了以替代国价格、反补贴等调整不公平价格为核心内容的差异性规则；为了解决安全利益矛盾，形成了以国家安全例外为核心内容的差异性规则。这些成体系的差异性规则在过去比较有效地缓和或解决了三大矛盾，防止了矛盾发展到对立和冲突的程度。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形势和新特点下出现了新问题，面对美国提出的以“选边站”的区域性规则替代包容性的多边规则的解决办法，挑起矛盾更加对立和冲突，是“逆经济全球化”的；真正能够继续维护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方法，将在坚持多边经贸规则基本原则和制度基础上，以前述成体系的差异性规则的方式，关联性、体系性地解决三大矛盾中产生的新问题（三大矛盾分别适用各自对应的规则解决），避免矛盾各方发生对立和冲突。

在三大矛盾中，制度利益矛盾是主要矛盾，因此，首先通过制度型开放的方式加以缓和或解决制度利益矛盾。第一，反对美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定性为非市场经济，制定能够进一步合理调整由于制度差异形成的不公平竞争利益的新的差异性规则。第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在有效市场基础上，对市场失效的领域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这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中摸索出来的这一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在缓和或解决制度利益矛盾的同时，我国更在缓和或解决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矛盾方面，提出国际经贸规则应当改革和完善的建议。这些建议可以包括：第一，反对不合理地取消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待遇，但争取在发展中国家资格认定、特别待遇给予和取消问题、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国家间产业转移可能引起的国家产业利益保护问题等方面形成共识，制定能够进一步合理调整由于发展差异可能导致的不公平竞争利益的新的差异性规则。第二，反对美国任意将制度利益矛盾转变为安全利益矛盾，在国际范围滥用其国内法长臂管辖，并依据其国内法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脱钩的行为。在推动限制一国依据其国内法实施制裁、脱钩以及有效适用阻断法等问题上形成共识，制定能够进一步缓和或避免政治冲突的新的差异性规则；争取在国家安全制度包括事项中加入制度安全，保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顺利发展，防止被恶意诋毁和不合理侵害。

综上所述，2018年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国内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重大决策，确定了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2001年中国入世后，随着经济发展，围绕着中国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国家，是否仍然应给予发展中国家待遇，是否危害着美国的安全利益，产生了制度利益、发展利益、安全利益三大矛盾。其实这三大矛盾在其他国家之间也存在，国际通行规则中已形成了调整矛盾的三类差异性规则，并且比较好地避免了矛盾发展到对立和冲突的程度。但是面对三大矛盾，美国不是在现有差异性规则框架下调整矛盾，而是提出投资、结盟、竞争的策略，企图以拉帮结派排斥中国的区域性规则调整矛盾，这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必然面临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贯彻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一方面应该以调整制度利益矛盾为抓手，主动对标国际通行规则中市场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深化改革国内规则中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和相关制度，尽可能缩小与国际通行规则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应该将各国对规则的不同诉求相互融合起来，特别需要针对美国滥用安全例外行为，研究制度安全诉求，坚持以体系性改革和完善差异性规则的方式调整矛盾，循序渐进地缓和或解决三大矛盾，避免三大矛盾发生共振。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