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读书。古今中外，百家学说，兴之所至，无不涉猎。初读英国学者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一书的“导论”部分（以下简称：《马》论），激发了我若干思考。

经验性学问的本质

2009年7月，英国10位著名经济学家集体致信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回答她于2008年提出的问题——“专业经济学家为什么没能预测这场危机？”，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最近几年经济学几乎已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并已脱离了真实世界中的机构和活动了。……研究生教育可能会培养出一代更多精通技术工具但对真实经济事件一无所知的白痴学者。……许多前沿经济学家是如何将经济学变成了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学科，是如何强化不切实际的假设，从而有助于保持对市场运行机制不加批判的观点的。”

如今的管理学界和战略学界也几乎如此！一些学者过对“数学模型”的滥用，不光使这种“人文学”脱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也使得欲进此门者对这样“人为设置的门槛”感到沮丧和愤怒。长此以往，这些学人及其著作就会被决策者们毫不留情地抛弃！

张文木先生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一书中，形象地说道：“学界现在空谈风盛。说大话，简单的事，他给你讲得玄而又玄，什么国际政治要‘站得高一点’，要超越‘主权’。那是科索沃的导弹没打到他家。……现在有的国际政治课（管理学界和战略学界，笔者注）还一定要以‘数学模型’显水平，瞎忽悠。兵不厌诈，数学怎么能解决政治学中的‘诈’、即‘披着羊皮的狼的问题’。”

我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多年，最大的体会就是，经营管理学是一门“实学”。要以老实的态度、务实的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不断实践中，学习和探索经营管理之“实”和“是”（实事求是）。反对搞花架子、耍嘴皮子、做书呆子；这“三子”既知不真、也知不实、还知不透，做起来则行不通，行不果，行不久。

根据多年的观察、交流、阅读和实践，我认为，战略学和经营管理学等“人文学”多为经验性学问。

经验性学问就是“求真务实之学”——非亲身经历难以得其真假虚实，非躬自实践无以成我能力水平。“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爱因斯坦语）。抽象性和系统性的理论虽然也必然以实际的例证为基础，但如果理论过多地抽象化演绎，最终会使其部分乃至绝大部分脱离现实，成为“虚伪之物”。因此，从事实际指挥和决策的人，如果不能抵制理论的“引诱”和被理论“全副武装”了头脑的顾问和学者们的压力，那么，他就会变得盲目、犹豫，给工作带来灾难。

经验性学问也是“经验道理学”。经验者，非得靠实践积累不行；道理者，乃不可违背之规律和原理。经验涵于道理之内，道理寓于经验之中。经验使人们加深了对道理的认识和熟悉，道理又反过来使经验不断逼近其要求（按客观规律办事）。经验道理学不是经验“无理”学，也不是“知道”道理学，而是经验和道理的统一。

实际工作中，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具有同样的危害！有丰富直接经验的人仅是依靠直接经验去认识事物，不一定得其窍门，必须进行间接经验的学习。管理者和决策者，既要通过持续、反复地亲身实践，累积直接经验，又要通过理论学习、交流、谈话等诸方式获取间接经验。干中学、学中干，发扬已被多数人遗忘和忽视的“理论联系实践”的优良学风，不断反省，不断总结，使主观不断符合客观，从而提升驾驭工作的本领。

研究一切问题的起点和前提

今天，“战略”一词已被泛化应用，成为宏观思维、整体把握和深谋远虑的“同义词”。

美国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在回答为什么需要战略时说过，战略是将组织经营之道（哲学，笔者注）转化为绩效的工具，战略的目的是帮助组织在不可知的环境中取得预期的成效。法国“将军战略家”博弗尔也认为，战略是为了传播和实现制定者的哲学的工具。

我认为可以这样来理解战略，即：战略乃是其制定者为实现自己的哲学主张，在既定的条件下和环境中，有效地积蓄、动员、分配和使用一切可支配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主动谋划解决方案，以达到预期目的（目标）的科学和艺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魏征语）。正确的哲学及其指导，实为研究和制定战略的“根本”和“源泉”。为什么一些从事战略管理工作的同志在实践中往往胶柱鼓瑟、洋相出尽？为什么大多数讲战略的书籍给人的感觉总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主要原因就在于本末倒置、缘木求鱼——没有正确的哲学指导。因此，研究和制定战略者，必须加强哲学修养。

综观古今中外那些高明的战略家在进行博弈时，有哪一个不重视从对手的生活经历、性格脾气、教育背景和思想观念入手，研究其“哲学”呢？他们会问——“是什么样的哲学在滋养和塑造着对手的心灵和大脑、指导着对手的言语和行为？”回答对了这个问题，就有助于把握、甚至预测出对手的言行及其动向，从而在博弈中取得主动。

《马》论引用柏拉图的话写道，“像人类社会与国家一样，其他物种显示权利会以如下方式确定：优者主宰劣者并拥有更多。”联想到今天的美国及其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在这个国家的“国民性”及其领导人的大脑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经常发现“柏拉图”？

何为“正确的哲学”？它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马、恩在这里向我们点明：只有首先从人们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需要的方式出发来研究问题，才不会让研究成果显得空洞和无用。否则，起点和前提错了，那么结论和结果也必错无疑。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战略研究领域充满了“多余的研究”的根本原因！

这也就是张文木先生说的：“我的研究方法多不源自国际流行的理论，而是依据被人们称之为‘常识’的经验事实，特别是最简单、最平常、人们天天要重复的像衣食住行这样的经验事实。理论毕竟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的深刻含义。

以研究我国安全战略问题为例。第一个起点和前提，就应当以我国的基本国情、社情、民情和生存发展需要（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大业？）为准。我国的基本情况至少有以下十点：

1、一个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海陆面积的国家；

2、一个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

3、一个有5000年以上历史沉淀的国家；

4、一个尚未统一，又为敌对势力欲解体之而后快的国家；

5、一个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6、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

7、一个发展中的、资源短缺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

8、一个古代辉煌，近代挨打，试过各种救亡图存方案的“灾难深重”的国家；

9、一个有自己独特和一脉相承的文明的东方（亚洲）国家；

10、一个经济、军事、科技和金融等还不发达的国家。

以上“基本点”所对应的领土领海、军事斗争、吃饭就业（尤其是三农、土地关系）、社会管理、意识形态、民族宗教、政治制度、执政党建设、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经济金融等等问题，即应是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基本和主要对象。

处处防备，处处不能防备。不能一谈国家安全战略，一古脑全上来，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关键、枢纽、要害）。如同打仗一样，攻坚挫锐，占住要塞；目标太多，就掩盖了坚锐所在，成了“消耗战”。慎明先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中提出要重视“四大安全”——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问题，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即是抓主要矛盾的一个实例。

研究不要过早和轻易地下终结性的“定论”

做任何研究工作，首先不要在已有的、尤其是权威的“定论”面前“止步”。因为所谓“定论”，仅仅是占有一定材料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是“一家之言”，并非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

历史或国际关系研究，要避免“郢书燕说”的歧义解释和“盲人摸象”的片面主观，就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方式，辨别和探究已有材料的真假与虚实，还原“现场”。这本身就已不易！更不用说在搜集和发掘材料时，常常会碰到以下情况：或是当事人及利益相关者有意掩盖部分或全部的“真相”；或是他们有意制造和传播“假象”。

对某些自认为已掌握“足够材料”的研究者，过早、轻易地下终结性的“定论”，既可能流于肤浅或失之准确，也会让他们的读者忽视或错过许多有意义的历史事实、操作技巧和富有启发的观点。更不用说有害的“意见”对人的误导了！如果这种研究成为风气的话，那就使“以他为鉴，服务于我”的研究目的大打折扣，而且还会使后来的研究者们急功近利、浅尝辄止。最终会使得这两个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领域的学术水平停滞不前，研究成果萧规曹随，从业者们被人奚落！

当然，对“时下”所急需了解和对待的问题，利用已收集到的材料进行研究并拿出“意见”是必要的。但也要注意，一人一时之研究成果仅仅是个人性、阶段性的对“客观现场”进行的“主观拼图”，而非其本身！只有在多个不同的个体、不断地进行多材料、多角度和多方法的综合累积后，才会逐渐地逼近“现场”的“本来面目”，也才能得出更切实有用的东西。

研究者密切关注和跟踪新材料的出现，从新的角度，以新的研究方法，在各种已有“意见”的交叉中，不断地得出富有新意的“创见”、扎实可信的“新论”或提出颇具启发的“问题”。这样，就能为学术的进步，研究的深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把握研究问题的思想源流

《马》论写道，国际关系思想研究的“许多研究文本、甚至那些最近以及最博学的研究成果都显示出对思想起源的不经意忽视或无视。”作者还把曾多次获得美国“普利策奖”，《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对现实主义思想源流的“无知”，斥之为“奇怪论调”！

试问，当下国内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士，你们有没有和弗里德曼先生类似的、对思想源流“无知”的“奇怪论调”呢？

麦卡洛克说：“那些在科学或文学各科里收集大量文献的人，或者那些下苦功夫追寻其历史的人，对于见诸早期开拓者的正确原则和学理几乎无不为之动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不为已经破除的错误和荒谬一再复活所震惊。”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她《百年思索》一书的“代序”中说，当有一天她翻到韩非子写的《五蠹篇》时，让她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

今天社会上动不动就有人自封为某种观点、理论和原理的“发明人”——这种人还真不少！其实深究起来，他们所谓“发明”都能在历史中找到曾经存在着的“文物”！他们敢这样讲，一个原因是无知，另一个原因是无耻！拿着背景、道具和台词已翻新、但却充满错误和荒谬的“古老剧本”招摇过市的“江湖术士”，无非为了一己之私利，利用了人们的无知和善良，又做了一次“时尚秀”而已。

赵汀阳先生说得好：“正如生活中见过世面、经过风雨的人才能成为英雄好汉，思想上见过世面就不会被那些貌似警句的废话所雷倒，就不会被长得很像大师的骗子所忽悠。见过思想的世面，即使得不到真理，也至少能够不为浅薄意见所欺骗。”

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相关要素

“郢书燕说”这个成语典故，是讽刺当时一些学者望文生义的浮躁治学态度，后来多比喻穿凿附会、曲解原意。而这些恰恰是我们在读书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马》论引用恩斯特•哈斯的话说：“任何外交文献所使用的这个词汇[均势]”，“都不能反映作者的精确动机。了解这些动机要对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的整体进行细致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斗胆对每一位全权外交大使所使用的这个词汇的真正含义进行概括。”

要了解一个历史人物通过他的言谈举止向世人“传达什么”，首先必须研究他的“作品”（如：自传、回忆录、书信、著作），从而了解他的生活经历、性格脾气、思想心理和立场抱负。还要看——研究他的传记、研究他所处时空环境的著作以及同时代与其打交道的人的口述、回忆录，抓住“作者的笔”。

当然，这种“相当全面的”了解对研究一般的历史人物来讲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是对某个领域公认的名家、大家进行研究，就应该尽量地朝这个方向努力。

张文木先生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一书中，之所以能精彩地塑造毛泽东、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这些伟大的战略家在处理他们面对各种问题时可信而生动的历史形象；原因之一，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档案、文献，看其自传、回忆录、传记，同时代人的口述和回忆，以及对同类著作的比较等等方法，抓住了历史人物的“精气神”和“作者的笔”，把握其所处的时空环境的情势以及他们的立场抱负和思想心理。

张先生所进行的艰苦的“独立研究”，在今天浮躁的学术圈中是非常另类的、难得的。他对历史人物独到而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就是对“如何准确把握历史人物言行的意味”很好的“解惑”！

专家“集体出错”的知识缺失

为什么社会上充斥着让人真假难辨的大师和似是而非的意见？为什么人们会对某些事物的认识充满了迷惑，抱着固有的成见而不弃？为什么专家们总会被事实及其发展无情地嘲弄和讽刺？为什么我们在不断地否定了曾经的“自以为是”后，发现真相竟然“原来如此”？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能以国家生死存亡、不计家计私利之立场，打通“老死不相往来”的学科门户壁垒、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博通之才”。

世间万事万物的事理彼此息息相关，各种学问不能切割而孤立之。比如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就涉及哲学、战略、政治、历史、地理、经济、法学、金融、军事、心理、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等等诸学，如果一个学者对这些相关的学问未曾问津，只研究战略学，就会感觉到越想进步越难，走入死胡同。不能博通就不能专精。

现阶段，学术发展的最大特点是整合各领域学者的力量。今天最见成效的研究成果来自紧密相连的领域，正是在各种学科的交叉点上才会有新的突破性的发现和成就。

前文提到的英国10位经济学家在给女王的信中还说道：“……对数学技术的偏好胜过对真实世界物质的偏好是怎样使经济学家偏离了对大局的观察的，……我们缺乏的是由一套丰富的知识体系形成的一种专业智慧，……这种缺失在那些给政府、银行、商家和政策机构提供咨询意见的经济学家身上显露无疑。”

很明白，专家之所以“集体出错”，其因皆在仅是某个专业的“家”而已，人为地切割了理论与现实及彼此相互依赖的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专家 “集体出错”的现象，以及《马》论中提到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之间的“鸿沟”、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之间的被“切割成两半”的现象，早已不是英国一个国家、经济学家一个群体、国际关系研究一个领域的个别现象。这几乎是学术界的普遍现象！

当今多数学者，知经济者未必学政治，知政治者未必学经济；研究国际关系者不知政治与历史，研究历史者不明政治与国际关系；搞自然科学者不懂人文，搞人文者不解自然科学；知中国者未必知外国，知外国者又往往不懂中国；博古者未必通今，通今者常常又未必博古；有理论者实践经验匮乏，实践经验丰富者又不懂理论；……不一枚举，令人沮丧。

“尽信书，不如无书。”学者往往或因时间和信息（如：最近刚开始的共济会研究，以前国内就很少有人知道并关注），或因视野和角度（如：“金门炮击”，很少有人能从中、美、英、日及我台湾等角度综合研究之），或因立场（如：中外各方对苏联解体的研究），或因位置（如：官方学者和民间学者），或因能力（如：没有掌握唯物论辩证法或才能不济），或因专业（如：研究政治史的很少研究经济史）等等原因，使得我们对某一问题或某一人物的认识难免产生“盲人摸象”的片面性、孤立性和偏狭性，而浑然不觉。

拿研究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来说，就应该、而且也必须从正确的立场和哲学观出发，从多个领域对美国的认知和总结，多个国家对美国的认知和博弈，多类人物对其的认知和介绍等等方面进行总体的、长时间段的综合探究，从而总结出较为全面，切实的阶段性“意见”。这种研究成果我至今未见！

理论与实践脱节使“问题丛生”

《马》论写道：“‘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与负责对外政策操作的决策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问题丛生，……没有出过海的人不会认为自己了解航海技术，……但是却有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人，尽管自己从来没有从政治国，却宣称知道如何评判国家与帝国的施政当局。’实际上，这就是当今外交事务大臣在听完内阁冗长且常常谬误百出的讨论后所发出的典型牢骚”。

这种学者与决策者之间“问题丛生”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学风在实际工作中的一种表现。

要使这种“问题丛生”的关系变得和谐起来，笔者有以下建议：

第一，学者要和决策者有“一致的立场”。

利益是立场的根基。立场一致，才可能有一样的感情，有共同的语言，情“通”了，讲“理”别人才能听得进去（现在，很少有人认真对待立场这个问题了）！学者在向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建言献计之时经常被礼貌地搁置，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几乎是出自本能的没有认真对待“立场问题”——提建议到底“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情都不“通”，理何以“达”？！

但是，如果决策者站错了立场（如企业负责人光考虑所谓股东利益或者说个人私利，党政部门决策者不考虑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学者和顾问最好“走为上”。

第二，为学当“致用”。

决策者要的“意见”和“滋润其心脑的营养”，都是为了满足工作需要，解决实际问题。从事管理学和战略学这种典型的“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者，如果不能足其所需，如何为之所用呢？这里，学风不正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些研究者为学是“图名利、为卖弄、赶时髦”，把研究学问仅视之为谋生和取宠的手段。

其次，没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忽视或错认“人文学”是求真务实学和经验道理学，自己的成果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货色，谁又敢用？！

再次，文风晦涩冗繁，故弄玄虚，写不出简洁明快、一针见血和为人喜闻乐见的好文章。看看《毛泽东选集》等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著作，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

第三，学者应该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分量。

研究学问者众，然为人重视者少。实际上我们有三类“诸葛亮式”的学者：

一是“事后诸葛亮式”——他们的本事就是事后向决策者做“到底发生了什么及其为何会发生”的解释，而解释的结果有“误读型”和“正确型”之分。

二是“事中诸葛亮式”——低层次是“提醒型”，他会及时和准确地提醒决策者要注意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高层次是“建设型”，他不光能提醒决策者，还会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应对之策。

三是“事前诸葛亮式”——这类学者深得经世致用之实质，通过实践历练和经验总结，能见微知著，有前瞻性，使决策者防患于未然。此乃真学者，大学者！

总之，就经世致用而言，一门学术之兴衰，一位学者之浮沉，全在于是否为时代所需要，是否对社会有用处。在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征途上，希望学者们能认清大势，顺势而为，以期为国、为民多做贡献！

的确，“术业有专攻”。学者缺少一定的实践经验，与决策者缺少足够的理论积累，在现实中是一样的惊人。但并非是说，学者和决策者的角色就不能集于一身，出类拔萃者如曾国藩、毛泽东、斯大林、尼克松、松下幸之助、安迪•格鲁夫等人，尤其是毛泽东，皆是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卓越人物，是“办事者”和“传教者”相统一的大家。

榜样所在，虽不成至，心向往之！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有太多的屈辱、沉沦。面对危难，一些人喊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提出激烈极端的主张，甚至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要求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甚至要取消汉字，从里到外彻底洗心革面。如今，中华民族已经走过了“救亡高于一切”的危急关头，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在展望未来时，还应该回头审视过去。回望历史，我们对救亡过程中大量激情的反叛表示理解。我们理解那些恨铁不成钢的激愤，也理解那些矫枉过正的夸张。但是，我们还应该冷静地意识到，历史是不可能割断的。就算一个婴儿出生要剪掉脐带，与父母的血脉也不可能断绝。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处境不佳而埋怨父母，不能因今天的不幸遭遇而埋怨过去。只有用温情的敬意关照我们走来的每一个脚步，才有可能事实求是地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才有可能为今后提供借鉴和动力。而历史虚无主义则极力贬低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抹杀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的价值，贬损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意义。近年来，一些史学论著极力淡化中华民族曾经经历的巨大灾难，极力美化给中华民族施加了无数灾难和痛苦的源头——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就是在呼应西方，打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要中华民族再次丧失自尊和自信。

历史虚无主义的反面是西方中心论

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中心论是紧密伴随的。不同在于，西方中心论是对西方自身的竭力赞美，而历史虚无主义是对非西方世界的竭力贬低，两者相辅相成。简单说，西方中心论就是认为西方文化高于非西方文化；西方自始至终创造着属于全人类的优秀文明；人类最美好的“普世”价值观都是由西方独创，非西方文化落后，不可能产生那些美好的价值观；西方文化是全人类的至高点，也是全人类必须仿效的唯一出路。

遍观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西方发达国家都不会出现针对自身的历史虚无主义；相反，他们都对自己的历史敝帚自珍，对自己历史上似是而非的功绩不惜笔墨地大书特书。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成为西方中心论的重要历史连接点。从历史渊源上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属于拉丁民族，而它正是被后来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日耳曼人或者说是哥特人、汪达尔人、诺曼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毁灭的。因此，当罗马文明的毁灭者在一千年后将被其毁灭的文明标榜为自己的文明之源时，实际上就是盗窃别人以往的文明成果为自己贴金。中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文艺复兴不完全是欧洲内在动力的结果，它的推动力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被西方强烈贬低的东方。事实上，毁灭罗马文明的日耳曼人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上，文明程度都低于罗马文明，也低于很多亚洲文明。例如，他们长期没有文字，也没有成文法。甚至作为日耳曼人一部分的北欧海盗，也成为那些国家为自己单薄的历史而感到骄傲的一部分。

欧洲的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各派，从源头上说都不属于欧洲，而属于亚洲。但是，欧洲尽量回避这一点，还将同出亚洲一源的犹太教、伊斯兰教等等视为异端，以正统的身份严厉打压一脉相传的父兄。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被反复强调的一个词汇“地理大发现”就是欧洲人自我美化的典型之一。美洲作为地理上的存在，是因为哥伦布的发现吗？“地理大发现”的说法完全否定了美洲原住民的人类身份，仿佛只有欧洲人才能代表人类去“发现”它。

欧洲的启蒙运动事实上也因大量吸收东方文化成果而形成。启蒙运动中很多对于欧洲人来说属于新鲜的思想、观念、文化成果，其实早就存在于其他非西方的文化中。对此，欧洲人总是极力否认。英国作家杰克•古迪将这种方式称为《偷窃历史》。有些西方国家历史短暂，却总是想方设法地利用文物、遗址等方式，给自己的点滴光荣留下琳琅满目的实物佐证，时时刻刻、随时随地地证明他们的伟大。

在欧洲人的历史描述中，对于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都尽量避而不提，或者一笔掠过，或者予以诡辩。西方国家自大航海以后轮番崛起，每一个崛起的西方国家都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例如贩卖黑奴。对此，欧洲人先是说那是给黑奴一个为上帝服务的机会，然后说是英国人有良心，率先废除了黑奴制度。再比如说贩卖鸦片，一会儿说是因为中国人闭关锁国，妨碍了他们的自由贸易；一会儿说那时候贩卖鸦片合法，全世界还没有禁毒一说；一会儿又说中国老是占有贸易顺差，弄得欧洲人不得不反抗。种种论据都指向一点，西方从来都是正确的，都是先进的，错误或悲剧都是因为非西方人的原因。西方人对非西方人即便有点不仁慈，那也是为了给他们送去先进文明。

西班牙在美洲屠杀了那么多印第安人，谁见它道歉了？2008年6月，加拿大总理哈珀向印第安人道了一个歉，但他轻描淡写的道歉内容是针对当年强迫印第安儿童进入寄宿制学校以切断他们文化根脉的洗脑做法。然而，欧洲人在美洲长期奴役、杀戮、虐待印第安人，致使印第安人几乎遭遇种族灭绝，在澳大利亚，有些原住民的确已经彻底灭绝了，他们道歉了吗？面对几百年的黑奴历史，一些国家多次要求西方殖民者道歉和赔偿。2001年9月，欧盟代表回答说：“赔偿并不能改变历史” 。

欧洲历史上即便对同为欧洲人的不同民族也犯下大量罪行，例如英国人长达数百年的镇压、奴役和歧视爱尔兰人；再如欧洲很多国家历史上对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等等。德国对犹太人的道歉和赔偿，是特殊原因导致的一个特例。除此之外，西方人对于自己历史上的种种不良记录，总是力图轻描淡写地遮掩过去，不惜浓墨重彩地粉饰自己。总之，西方从来不对自己搞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是文化种族主义的产物

把西方中心论和历史虚无主义对比，我们就会发现，西方中心论其实是西方对待自己的方式，西方发达国家像爱惜羽毛、爱护眼睛一样珍视自己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对待他人的方式。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随着西方在工业革命后的强大，他们急需为自己的种种野蛮行为辩护，急需为自己构建理论上的合法性。因此，西方中心论便与历史虚无主义一起配合，以实现这个目的。西方国家自我标榜、美化，就是为了表明自己才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功臣。而非西方民族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描绘下，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便处于毫无建树、可有可无甚至是有害的。于是，对人类有用、有巨大贡献的西方人侵略、奴役那些对人类没用、没贡献的非西方民族就变得天经地义，正当合理；那些弱小、落后的民族遭受西方的掠夺、屠杀、镇压、灭绝就是活该、必然，无所谓的。这种手段运用在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澳洲原住民身上获得了成功。哪一个民族如果被认定为“可有可无”，西方对待他们的一切方式便都具有了正当性。

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说：西方“隐性的种族主义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形成的。而显性种族主义形成于18世纪初，到1840年后（尤其是在英国）才强势显现”。“隐性种族主义是通过文化、制度和环境标准而不是遗传学特征来表现‘差异’的。尽管如此，它主要体现了包括西方优越性和东方劣等性的种族权利关系。因此，隐性种族主义远比显性种族主义更富欺骗性” 。霍布森所说的“显性种族主义”就是以种族、肤色等遗传因素为基础的种族主义，所谓“隐性种族主义”就是“文化种族主义”。它的起源可能比霍布森说的“18世纪初”更早，中世纪对异教徒的歧视是它的体现。文艺复兴之后，随着民族国家体系在欧洲的建立，对异族的歧视便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隐形种族主义”，即文化种族主义。当欧洲民族国家的武力冲突达到顶点时，这一文化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相结合，形成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它的核心是将世界上不同人种分成高贵与低贱，西方白种人是最优秀的人种，其他人种从生理上就处于落后、低下的位置，由此得出结论说，全人类应该由西方白种人来统治，甚至可以从肉体上消灭劣等人种。

种族主义是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在某个阶段产生的重要思想和实践，用武力消除所谓“劣等人种”的种族主义曾是西方文化最大的罪恶，如今已经被全世界唾弃。但是，主张文化消灭的文化种族主义依然猖獗。在西方中心论构建了“西方在人类文明绝对领先”教条的同时，“文化种族主义”则把人种上的高贵、低贱转化为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而且，评判的唯一标准就是西方标准，西方等同于先进，非西方等同于落后。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成为绝对真理，强行改变着世界上与之不同的任何事物。近年来，文化多元主义的抬头，某种程度上就是反对这种文化种族主义。然而，根深蒂固的文化种族主义并不那么容易消除，它在不同场合会以不同方式显现。例如，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标准的政治改革目标，或以西方理论为核心的“宪政”等等，事实上都是文化种族主义的体现。

文化种族主义的表现有很多。例如：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西方即便有不好的，也是局部的、暂时的；凡是非西方的都是落后的；非西方的文化即便有好的，也是局部的、偶然的；相反，凡是非西方的，只要有坏的，一定是整体的、根本的、不可救药的，是制度缺陷，或者是文化传统的劣根性。它的结果必定导致全方位崇洋媚外，从学术理论到言谈举止，从服装服饰到酒席菜肴，从家庭摆设到日常消费，从社会风俗到国家关系，等等。由此，西方在文化上便始终处于绝对正确、高高在上的傲慢地位。非西方国家只要与西方理论不符，只要做的与西方不一样，就是错的，没前途的，大逆不道的。这种文化种族主义几乎使非西方国家丧失了话语权，长期处于被批判的状态，遇事总是先检讨自己、求西方“有点耐心，我们以后会同西方一样的”。

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的特殊性

欧洲向世界扩张的道路上，最终要与亚洲相遇，尤其要遭遇中国。当欧洲刚与中国相遇时，他们发现，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居然超过了他们唯一的模糊历史《圣经》，这种难堪是今天的中国人无法想象的。因此，为了证明自己的理所当然的合理性，将中国历史描绘成一片虚无、一无是处，这就成为欧洲或者说西方文化统治世界最关键的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对于西方来说，非常难打。做一个比较，西方为把非洲、美洲的本土文化描绘成一片虚无、一无是处，只要动动嘴、动动笔，用西方文字和学术下个结论就完成了。非洲和美洲没有多少实力来维护自己和反驳西方。例如，欧洲人从肉体和文化实物上大量销毁了美洲文化，以至于今天，残存的、被偶尔发现的美洲古老文字已经没有人认识和正确解读。

而中国随时都能找出大量的历史记载，证明中国历史上比欧洲更先进、更文明。西方对待非洲、美洲本土文明的做法在中国不再适用。西方为此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用“西方中心论”的逻辑、标准、发展规律来描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认定中国历史的价值是比较低级的，属于向西方的高标准逐步靠拢的过渡形态。西方发明的种族主义理论，将人类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的高低层次，黄种人介于白黑之间，就是这一方式的明确体现。

二是通过教育、宣传、武力等种种手法，让很多中国人接受和信奉了西方中心论，靠这些人从内部一点一点地否定中国历史，贬低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光辉成就和贡献，否认其正面价值，助长中国人的历史自卑感。于是，中国人丑陋、中国人有劣根性、中国五千年历史一片黑暗等等言论多年盛行，甚至成为一些中国学者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核心思想。

只要“历史虚无主义”变成中国人自觉的潜意识，那么，西方的伟大和正确在中国就难以动摇了。中国即便不再接受西方的实际统治，也将顺理成章地接受西方的领导、指引和改造。中国再怎么发展，也只能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中国再怎么繁荣，也只能乖乖听西方的话；中国再怎么进步，光荣也只能属于西方文明。更为重要的是，针对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配合文化种族主义，将使中国人失去自信，从而阻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果说否定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是一场漫长的“文化战役”，那么其中还包含着一系列战斗。例如，否定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后各约三十年的历史，等等。针对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斗史、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历史的质疑和争论，实际上是围绕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尤其是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的二十多年的历史价值的言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仅要反对指向五千年历史的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指向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历史的虚无主义。从“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战略分析，局部胜利能够积累起总体战役的最终胜利。“历史虚无主义”向中国发动的局部文化战役，至少在知识分子圈内，的确收获颇丰。

但是，西方不可能获胜，中国的历史永远不可能被抹杀。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性

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意味着如何对待自己的未来。肯定中国历史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并不是要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要客观地认识成绩和分析错误。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意义。习近平所说的“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的确长期领先于世界，并曾经长期是很多国家模仿的对象。中国古人有无数创造发明，产生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其中许多至今还对世界发挥巨大影响。

对于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说，历史虚无主义几乎是否定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历史的必要性，从而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失去了意义。如果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像某些人错误地描述那样，都是一团漆黑，要全部否定，连中国人的性格深处都有难以改变、丑陋的劣根性，试问，我们凭什么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有什么值得复兴？

虽然中国的历史进程并不十全十美，我们需要向别人学习，吸收和接纳各种先进文明的成果，但是，吸收和接纳的对象理所当然地也应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并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虚妄自信，而是对自己实事求是的认识。如同中国实践了几千年的史学传统，对于中国的历史“不虚美，不隐恶”，该肯定的就要肯定，该批判的也该总结汲取教训。如此，才能让今天的中国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充满自信。敢于批评自己，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是自信的表现。但自信还应该看到自己的长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就是自信。它不是低声下气，也不是阿谀谄媚，而是保持自己的尊严，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我为主地看待自己和别人的优缺点。

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用武力打败，引发了中国社会长达一百多年的反思。中国的复兴与反思始终在同时进行，反抗压迫与民族救亡成为首要目标，这一方面使得反思不够系统和深入，另一方面也使得东西方的比较研究显得急功近利和表面化。在这种反思中出现了一种严重的简单化倾向，即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能重新崛起，才能被西方文明接纳。仿佛中国以往的一切都是落后，都是野蛮，不是文明；仿佛是中国以往的一切造成了近代的落后挨打。这种反思虽然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但痛定思痛的结果却并不符合事实，反而有严重的矫枉过正的倾向，使得今天的中国人一方面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另一方面也不能正确认识西方社会。

我们一时还难以改变西方主导的文化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论，但是应该有能力改变自身，而且应该从现在起，立即着手清除历史虚无主义的阴霾。否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失去精神基础。

在经历了历史的曲折起伏后，在当今中国开始迅速上升时，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展现出一百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时，我们更应该实事求是，坚定信心，不人云亦云，不妄自菲薄。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新肯定中国五千年来对人类的巨大贡献，重新面对我们创造了无数光辉成就、光荣业绩的祖先，是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边芹，旅法女作家。近距离观察西方数十年。她以独特而敏锐的眼光，就中国当下社会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困境，写了一系列警示性的文章。

作者通过对中国日常文化生活的大量细节的观察，抨击了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自卑情绪和文化思想领域的颓败倾向。

文化审美权被夺。在天罗地网般的话语战场中，真正的武器是对细节的操纵。各类媒体无处不在的大幅画面天天播放着西方影片或广告，轰炸着大众的视觉和潜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

大学讲堂和媒体普遍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和利己主义哲学，不加筛选地传播西方思想，解构中国文化，误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史，瓦解中国文化自豪感、诱导大众道德自卑感。鼓励全社会“向钱看”、当“快乐的小猪”，淡漠国家主权和尊严。

不少文人盲目崇拜西方、取媚西方人，甚至以充当西方仆从为荣。

“精英”们大规模逃离本土，带动史无前例的“学英语热”和“出国热”。

作者尖锐地指出：近几十年，中国人在西方的文化霸权面前，再次处于弱势。

作者希望，不要对其作品轻易贴上“自大、排外”的标签。“作为‘世界统治集团’的西方和作为个体的西人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概念”，就像说老虎是肉食动物不等于“仇视老虎的宣言”。“我并没有把西方说得一无是处，而是发现曾经被灌输的神话并不存在；我也并未反对西学，只是要告诉国人什么才是西方的真传，学人之长要学真传，而非花招，尤其是人家特意推荐的迷惑对手的花招。”

作者长期旅居欧洲，从“浪漫地欣赏西方文化”，逐步转为深入客观了解西方社会文化的深层内涵、其长处和短处，并与中国进行综合的比较，这样就更深刻而痛切地感受到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社会心理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作为文艺评论家，作者的文字表达不免激烈，但透过激烈的言辞可体会到其忧国忧民的一片苦心。

实际上，作者再次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华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的交往中应有的态度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文明是在和西方文明的交流、较量与取长补短中，不断改进与丰富着自身。中华文化在对传统的继承和锐意进步中，爆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没有这种精神力量，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不可想象的。当今时代，各国文明的相互交往和影响在不断加深，自立自尊、平等交流、取长补短，应该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当前，我们应该特别提倡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边芹的意见，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文化征服战：对审美权和道义权的争夺

全球化了，一些人以为“世界是平的”，这种想法是天真的。这个世界在资本的逻辑下，富者更富，穷者愈穷，在精神文化上更为崎岖不平。

作者认为：西方（这里主要指英美法等国）有一股力量，几百年来努力碾平世界，谋求绝对统治。作者将其称为“集团”、“帝国”。西方的精神世界中不存在“和而不同”。他们不断寻找和制造对立面、打击和摧毁对立面，这是他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 “征服使命”凝聚在西方文明的基因中。西方“思想霸权的力量似如来之手，伸向异文明的每一个角落”， 悄无声息地“导演”着世界，这就是思想的征服战。

对内：强化“界内”意识，高度凝聚“精神集体主义”。

多年来，西方向世界展示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其实这只是外表，内里的东西是集体主义、精神专制主义。“自古只有‘社会集体主义’的中国人永远也吃不透西人的‘精神集体主义’”。

“集团”的真正力量来自精神集体主义，以及由此结成的他人看不见的网。它的特点是没有恒定的善恶、是非标准，只有随利益不断挪移的界内界外。这一点传统宗教是没有的，而是犹太精神的产物。

“精神集体主义”可以质疑政府的政策，却不可与西方统治集团针对敌对国的举措公开唱反调。这是一贯的“政治正确”。

西方凝聚“精神集体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培育和加强“集体优越感”，锻造自觉当卫士、当战士的意识。这不仅用于对外（他文明），而且也用于对内（本文明）的下层，在精神上牢牢捆绑住教民大众。西方文明在十几个世纪里，精神世界囚禁于一本《圣经》，于今也只不过是换了一本“圣经”而已。

对外：窃取审美权和道义权，解构他国文明。

“帝国”征服世界的所有努力，就是不断强化自己的精神力量，解构他国的精神力量。在一个隐蔽世界，长期、接力地展开文明战争。

一个文明有两个权是不能丢的：审美权和道义权。失去了审美权和道义权，这个文明就成了身体尚未冷却的僵尸。

审美权是一个文明的根基。文明外衣是卷在这个轴心上舞动的。 。“二十世纪全球一系列革命……都是嫁接了信仰而无审美权做基石。从苏联六十年代以后的电影可陆续看出，一个失去了信仰的制度，无需外界强敌直接攻打，它自己就会倒掉……信仰这座漂亮大厦的一砖一瓦不是别的，就是审美权和紧随其后的道义权。”

审美权的窃取往往从细节着手。在表面信息流通变得无比“自由”的当代，文明间的战争是靠细节的操纵取胜的。 由心理专家设计的解构“他文明”的纯熟技术，在文艺作品中以看似不经意的细节，诱导大众的潜意识。“集团”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可以指鹿为马，设计“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在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宣传中逐渐改变人们的审美观。

审美权被蚕食吞噬，要比国家的一个政策错误甚至一场战争失败还可怕得多，因为这常常是不可逆转的，是最温和最致命的攻心术。这是摧毁一个文明的转折点。你会一步步交出道义权。“解构他人的战船、一钉一铆地拆卸，对手到船沉了都不知漏洞出在哪儿。”

审美权易手和道义权被劫持，由此产生了幻觉，这一幻觉让背叛者失去羞耻感，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还自觉“无上荣光”。

从“征服中国”到“导演中国”

征服世界与“导演世界”并行不悖。国际上总在博弈，地球就是棋盘。西方人认为自己是棋盘的主人而俯视全球。如果说“征服世界”是外在的西方，那么“导演世界”就是内在的西方。“导演”就是解构他国的文明精神。“很多国人认识的西方止于前台表演，不懂得前台表演的目的是为了征服世界，而征服世界先得导演世界……导演世界是‘集团’秘不示人的那部分。”

“征服”和“导演”是一架庞大推土机的两只轮子。征服世界必须让征服者接受使命，让被征服者接受命运、被打的人觉得该打，这需要高超的导演技巧以及旷日持久的情节。 “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油点似地扩散”。“文明推土机”一层层、一遍遍推，从圈内渗透到圈外，由电影艺术文艺渗入百姓精神世界。 看不穿这一点，自然就看不透我们早就落入“导演”的指挥范畴。

中国被“集团”视为“真正对手”。几千年遵从温良恭谦让的中国，“是一个不以宗教而以文化统治的文明古国，……是一个至今未被收服为打手的君子之国，是不打掉就没法让他们独霸世界的障碍。” 中国并非谋求与西方对抗，只是客观上横亘在“集团”征服世界的道路上，因而必然被当作对手。这是西方统治集团长远的策划。

作者指出：中国人百年来曾经拼死抵抗外敌的武装侵略并取得胜利，但当下面对西方向我们悄然发动的“文明战争”却陷入被动。很多国人误以为“只要富强起来，文明战争必定打赢”。但实际上，“穷与富、工业化先进与落后并非一个文明失魂的决定因素，真正的转折点是审美权进而道义权的失手，信仰的崩塌。”

争夺中国人的审美权和道义权。审美权被夺是中国在“文明战争”中落败的起始。西方人用他们的审美观（或特意为中国编制的审美观）覆盖中国传统审美观，长年累月的诱导，让中国失去传统优越感、不断增加中国人的“道德卑贱感”。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竟拜倒在一个“两百年打劫成功的暴发户”脚下。

西方擅长在“艺术绸缎”下面搞隐形的意识形态大战。中华文化的本质内核是追求高贵的情感和精神，而西方“集团”则鼓励其文艺作品在细节中不断宣扬“负面中国”——“封闭、落后、愚昧、贫穷、卑琐、压抑、扭曲、无个性、无个体自由”。营造中国人“道德卑贱”，是百年来“集团”从未歇手的方针，不同时期变换的只是名词和概念、为心理解构服务。这样一遍一遍把你披挂几千年的道德优越感剥去。被剥的人没有应有的警觉，甚至在艺术的感染下，形成一种“自戕的愉悦”。

西方的涉华电影中，一部分是有中国人为正角的西方电影，另有部分中国电影被挑进“文艺国际”俱乐部。这些作品中均包括被作者简称为“父殇”的细节。传统中华文明讲究尊父敬母，但在西方涉华影片中，“父亲”永远是反面角色。这是他们“政治正确”不可逾越的一条线，而且有着不易觉察的国际携手性。我们从中可以体察西人的“精神同一性”深达什么程度。也许是“文艺国际”的刻意筛选，没有这类细节的电影被悄悄封掉，不给其登台的机会。

策动精英不断“反思历史”。“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要征服一个能干的民族，有比刀枪更隐秘也更有效的办法，就是篡变他的历史观。改变历史观是个潜移默化的活儿，尤其是怎么让少数精英之外的人群接受。

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鼹鼠”对付前苏联的毒招，前苏联领导人向理论界发出“历史不留死角”的指示，如此“伪史”层出不穷，整个俄国革命史、苏联建设史被全盘颠覆。

这些年，中国的一些媒体孜孜不倦干的就是雅科夫列夫当年交待的事情，试图重写新中国革命与建设史。特别是不遗余力诋毁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把中国革命史妖魔化、污名化，抹掉华夏文明的红色元素。

我们没有接受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命运，并为之殊死抗争，但却糊里糊涂地接受了西方对世界的解释。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荒谬之事，这等于是说，一百多年来我们浴血奋斗反对的东西，其实在这30年期间我们从源头就接受了，即承认了征服者对世界的解释权。 “接受了西方“集团”的信仰体系，却幻想着保住我们的独特和独立”。

诱导中国人专心发财致富。在经济上允许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外国的人才、资金、技术、管理乃至文化思想等纷纷进驻中国，中国制造与服务进入西方市场。中国迅速积累起巨大财富，物质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精英阶层乃至中产阶层上层纷纷“活在当下”，为赚钱而疯狂，成为“快乐的小猪”。原本被钉上耻辱柱的“买办”，如今堂而皇之上了光荣榜。底层的弱势群体也多半在“明天会更美好”的期待中。

西方左手送出的东西（物质财富）正是右手牢牢抓住的东西（精神统治）。几十年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心无旁骛。“银河号事件”、“南海撞机事件”甚至驻南使馆被炸事件，这些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件，也未曾动摇国人发财的意志。

我们硬实力的提高并没有加强自己的软实力，并没有从物质的进步中获得本应转换的尊严（得意和炫耀并非尊严），连原有的尊严也毫不足惜地丢掉了，甚至到了丢而无意识的程度。

招募为“集团”尽心竭力的“公知”。几十年来，福特基金、民主基金、阿登纳基金等西方“财主”在中国不断撒钱。在西方思想长期浸润之下，一批合乎他们理想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被“锻造”出来。他们在悄然不知中改造了自己的审美观，进而丧失原有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习惯于在征服者设定的轨道上做惯性思维。

“一些公知尽心竭力为‘集团’当下手，像‘猎犬’一样奔去叼回主子射中的猎物，自己却丝毫不察”； “觉得只要好吃好喝、潇洒自在，头颅拴在谁的腰带上都无所谓。他们目前正处在‘享受诱饵’的历史阶段……这‘历史最好时期’既有自己劳作的收获，更有猎手悉心放置的诱饵。”

选择小卒，给利益小人以大荣誉。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多数知识精英毕竟有着基本的善恶感，当“猎犬”是很忌讳的。有鉴于此，西方“集团”特意挑选所谓“政治正确”（可有效解构中国精神文化）的作品，通过另立独特标杆——揭露丑陋——诱导重塑中国的审美标准。文学“世界奖”、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此类手段的一种。

“只要用正常的脑子推理一下，就一目了然：一个小国、几个评委何来操纵他国历史的如此能量？”被中国以及喜好中国文化与武术的国际读者热捧的金庸，就不可能被诺奖看中。不管他在中国乃至东亚有多大影响。西方“集团”怎么可能让传承中国古典士文化的人走向“国际”呢？

留学“海归”不乏“蒋干盗书”。西方为世界精心准备了两套东西，上面那套是让我们欣赏学习的，但这有时是专为掩藏下面那套设计、用来让对手上当的东西，实际做的是下面那套。说的事从来不做，做的事却从来不说。这种文化上的分裂，处理起来非常从容，切换非常自然顺畅。

西方自己爬到金字塔尖，却让别人止步不前。在自己大搞经济垄断时，却宣扬“竞争越自由经济越有效”，“小的就是美好的”。

近现代中国大批西方留学者，把人家用以解构我们精神的“秘方”拿来，自以为取得了真经，实际却是 “蒋干盗书”。经济上的华盛顿共识，政治上的“普世价值”，科技上的转基因……哪一样都可以将中华民族置于死地。

有些人盲目听信西方说教，以为文艺作品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的。实际上西方在文化领域（从图书市场到电影市场），西方并未真的“玩”市场经济，只不过人为控制得非常有技巧，而且上层抱团守秘。这个所谓“市场”，其实就像纵横交错的水田，田埂的设置和入水出水的闸门完全是人为严密控制的，市场只在可控制大小的田埂内自由行事。市场这张牌只是引君入瓮的圈套，套的是傻乎乎真信的人。

拆除中国的精神城墙。这是西方“集团”近百年来一直在做的事。祖国，除了边界、领土、落脚点这些概念，还是人的精神家园。一个人哪怕腰缠万贯，没有精神家园就是永远的流浪儿。“集团”在不能明火执仗征服的情况下，最便捷的战法就是：改变一个文明对世界的解释权，妖魔化爱国主义，在人们的头脑里打破“祖国=精神家园”这一历经世纪用血肉铸成的概念。 文明战争，说到底就是守不守得住精神家园这个“魂”。

在“宽容开放”的口号下，中国人不知深浅地投入了这个不能玩的游戏，不知游戏的终点是自己的绞刑架。当道义权被劫走的时候，那将物质进步转换成尊严的目标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越追越远。而没有尊严这一精神城墙，你什么样的兵器能守住江山？！

华夏文明面临的危机

近几十年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令很多国人越来越飘飘然，物质上光鲜靓丽，但精神却空虚颓废。在作者看来，中国若不是经历了一次大战的败绩，在精神上不至于如此“惨不忍睹”，这是一场文明战争的失败。

表征之一：普遍的民族自卑感。当今很多中国人往往张口便是：“中国人素质太差”，“西方人文明”；为任何个体的过错而否定整个国家和民族，几乎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连广大中下层人群也落到这一步，是精英层为他们提供的精神食粮出了大问题。强盗打劫总有“强盗逻辑”，但是中国人被打劫后不去研究强盗逻辑、以便对付强盗，而是埋怨自己，觉得挨打是自己不好。

正因为长期不断的精神解构，使我们多多少少形成了“原罪思维”，这是精神上被“驯化”的第一步。“凡事将西方往好里想，将自己往坏里想”。对西方文化的崇拜、道德优越感的失落，由此没有了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表征之二：审美观错乱，以西方为美。看一个实例：上海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劳动最光荣”节目中，两个巧克力糕点师，一个做巴黎铁塔、一个做伦敦奥运场馆，灵巧的手追逐着时髦的影像。在为广大观众提供“视觉盛宴”的同时，谁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这是本土文化符号被悄悄替换的信号。这个巧妙且极具耐心的过程，以看似顺乎潮流的方式，人为制造“时尚审美”，定向清洗大众头脑。这与金融诈骗没有本质差别。

看看先富起来的国人对法国奢侈品的崇拜，就可以明了西方人对国人洗脑如何成功。西方商人把人性研究得透彻，知道刚有钱的人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标识化产品已不再是予人以“精致”，而是为人群打上“烙印”。用标识化的设计替代了奢侈本身，以虚无飘渺的概念扑天盖地地渗入人的大脑，形成“奢侈品=名牌=标识的复制”这一荒诞等式。 这一本万利的（奢侈品）买卖，靠的是对消费人群的精神控制。中国社会的送礼传统和从众心理，更加剧了这种精神控制的广度和力度。

表征之三：价值观变迁，自觉传播西方价值。审美权的丧失不仅导致价值观变迁，而且还会自暴自弃，主动传播宣扬西方价值。在西方不可能见到的怪相在中国已司空见惯：高铁车厢内的视屏，连篇累牍地播放好莱坞电影、明星及西方时尚的画面，让西方代言人来洗自己人的脑。这类画面每天每时轰炸着大众的视觉和潜意识，而播放者丝毫意识不到画面的颠覆作用胜过千言万语！

中国的大学和媒体，为西方文明传播者提供整版报纸和讲堂，贬低和抹去自己的文明，却丝毫意识不到，正在帮着埋葬维护这个国家的凝聚力。这不是说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不能表达思想，而是听其表达的中国人，已经意识不到自己是什么人，更不知对方是什么人。

表征之四：文明自信丧失，民族精神麻痹。中央电视台法语台一部有关西沙的多集纪录片，其中一个细节是一群守卫西沙的女兵，在表现她们如何能吃苦、如何能战斗之外，也不忘展示女兵们爱武装也爱红装。只见军人卧室里，从抽屉里露出一堆东西：洋美女封面的时尚杂志和一些女红——快完工的刺绣上绣的是一对西洋男女，整幅画表现了对那个文明、那个人种的向往。这不是上海小资的闺房，而是中国边防最前沿！这个细节不光意味着中国民间属于本文明的文化符号正以惊人的速度被覆盖，也意味着这支精神上被麻痹的军队可能正在失去战斗力。

有人若以为将西沙女兵抽屉里的刺绣与北洋水师炮舰上的衣物类比有些过度，那么，一个国家几代艺人墨客争前恐后取悦西方以博得对自己作品的好评；几代学子前赴后继到西方留学，研究的对象百分之八九十却是中国问题；青年才俊拼命跻身北大清华多半只是为了便于去西方留学，成为国际公民……如此不一而足，是否折射出华夏文明已被深度休克？

表征之五：精神上再度“下跪”，甘当“仆从”。1949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这几十年，一些精英文人在精神上又纷纷跪下去，并以给“西方主子”当“仆从”为荣耀。 30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和思想体系，似乎都在为“帝国”培养上等仆人，多少年轻人在为得到“上等仆人”的位置而努力。

如果“开放”与“接轨”被这班“主子”做代理人（或通过子女西移作间接买办和代理人）简化手续、并提供道德借口，那我们有权提问：我们为什么被卖？如果我们被卖，只是换得“仆从”的儿女在西方谋得个上等仆人的位置，我们更有权提问：卖得是不是太贱？！

表征之六：“精英”大规模逃离。30多年来国人信仰大半被解构，很多精英投进了西方的怀抱。但他们既看不见外强的觊觎和布设的陷阱，又忙碌地要锯断自己呆在其上的枝干。环顾世界，通常一国的社会精英不会背叛自己的文明价值，不会为一口饭离土弃国，但中国的社会精英却蜂拥而为。甚而不以内外勾结为耻，反以挟洋自重为荣。“测试一国国民的潜意识被操纵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那些背弃祖国的人是否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

但他们不知道，那个世界并非他们想象的大同世界，而是“上帝选民”（西方人）为主人的世界，中国人在其中只有两个角色：被主子接纳的“上等仆人”和未被主子接纳的“下等仆人”。

表征之七：出国人众成潮，甚至以背离祖国为荣。近几十年，举国学习外语，各大城市最聪明的小孩都打破头往外语学校钻，这恐怕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现象。整个国土变成了为西方培养人才的大课堂（父母以小孩能靠留学换得西方某国国籍为荣），好像中华文明成了附庸文明；倾举国之力培育的顶尖人才，把自己的本事都当成了背弃国家的本钱（从顶尖学生到冠军运动员），好像文明心脏早就不在长江黄河畔；社会上层的子弟都以受西方教育为先，好像这片土地没有足够的文化供他们掌握和传承，好像拥有的权力还不够至高无上，好像祖先留下的历史远不足以荣宗耀祖！

在意识形态上，上游闸门若出现一条狭缝，即意味着下游泛滥成灾。精英们的逃离与背叛，使得社会道德颓丧、爱国主义瓦解，形成一股莫名其妙的自我否定、自贱、自戕的潮流。逃离者们非但没有愧疚感，反而还以具有“道德优越感”，作为炫耀的本钱。

表征之八：“崇洋媚外”形成潮流。在部分“公知”眼中，西方人“强大的武力、高尚的道德、杰出的智力”让中国人崇拜——那白人、美国人活脱脱就是优等人种。“以洋为美、以洋为尚、以洋为荣”成风。

中国文明正在被“童稚化”，即失去了主心骨。社会心理颓败至此，一般都是亡国巨创所致。然而上面这一切却发生在一个自称“太平盛世”的国度，强敌没有兵临城下，刀更没有架在脖子上。

近代血腥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在真实的战线上，我们曾拼死挡住明枪，却不知已被暗箭射中。致命之处就在于我们不知道谁是真凶。在殊死决斗的战场上，不知彼也就不知己。梦想世界一家亲，开放到没有边界线，宽容到人家打左脸递右脸，以为这样除了麻痹自己还足以打动世界，那是自作多情；以为这样除了改造自己还足以改变现实，那是白日作梦。

夺回审美权和解释权，赢得“文明战争”的胜利

认清西方文明的本质和长处。

中国与西方，前者讲究“温良恭俭让”，后者崇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中西文明的差异，说到底是“西方文明的征服本质和中华文明的和平本质”的差异。

中国人首先要懂得和学习西方文明的这一面。流氓与书生要比高下，就看放在什么水平上。必要时书生也得学点流氓的手段，学会挡明拳也要学会挡暗箭，否则无理可讲。

1793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乾隆皇帝礼貌待客，但什么都没答应。中方官员全程陪同马特使一行、吃喝全包，送别时依依不舍。但英国人绝不会因为个人得到好处就忘了使命。马特使在横跨中国的旅行中一路收集军情，顺带偷窃茶树之类技术“专利”；回国后不但没有做促进英中友好的事，而是开始谋划后来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的那场（鸦片）战争。

西方比我们更讲意识形态，更重“政治正确”。西方有只信一神、只读一经的传统，意识形态一统是正常状态。

西方派往国外的记者，更接近侦探而非文人。刺探内情、培养反对派是他们的基本活计，必要时帮助反对派推翻政权也是份内事，而绝不是我们理解的“满足百姓的知情权”。中国人专挑舞文弄墨的文人作记者。西方人挑记者首先是意识形态，其次是胆略，关键位置血统乃是重要条件。战士和文人对自由的诠释和满足程度会相差多远？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传媒“自由”之下犹似坚硬的混凝土，而我们一放开就如同散沙！

法国中学会考，把哲学考试放在重要位置。2012年哲学试卷的论题之一：“平等是不是自由的威胁？”这种考试不是考技能，而是考你学了哲学（西方文明的思想体系）后的思想状态。这与中国被废除的科举考试有异曲同工之处，即用考试来代代传承本文明的思想体系。

大力强化“精神集体主义”。中国的“被迫集体主义”止于社会层面，而没有类似于西方社会的几乎随时随地、无孔不入的精神捆绑。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被彻底铲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关键是用“精神集体主义”把“散沙”似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终于让这个被列强踩在脚下的民族重新站起来。

精神层面的集体主义是西方社会表面宽松、内核坚硬的关键所在，它要比社会层面的集体主义更牢固而隐秘。这也是我们对西方社会整体误读的起始点。看到这一层你才能领会：为什么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因为在精神层面上西方社会缺乏个人主义；为什么中国社会提倡集体主义，因为在精神层面上中国社会自古至今都缺乏集体主义！

夺回审美权，增强文明自信，维护国家民族尊严。

破除迷信与神话。西方“集团”编织了诸如“自由经济”、“政治民主”、“普世价值”等系列神话。一些人对揭露西方文明伪善、贪婪的真实情况和褒扬中国人自尊的言论，都要上纲上线，扣上“排外”和“反对开放”的帽子，把“开放”作为对中国人的道德要挟，正是落入了征服者设计的思维陷阱。

中国的诸多精英人士总是幻想西方如何优越、如何自由民主。实际情况是，所谓“新闻自由”更多是操纵的自由。

“比如嫦娥二号升天的新闻是封锁的；法国人也不知中国的高速火车比法国快；不知中国有退休制度（法国媒体声称，中国人连退休二字为何物都不知道）；不知中国妇女与男人同工同酬（法国妇女工资比男人少30％）。不知中国能用高科技织布、炼铁、造汽车（多数民众认定，中国人连织布技术都要偷法国的）；不知朝鲜战争美国人是打不过才谈判的；不知从制瓷、造纸到印刷均传自中国；不知鸦片战争原因是英国人强迫中国人吸毒；不知法国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烧了圆明园……”

凡事都有个度，过了会适得其反。没有神话的西方并不意味着没有优点，破除迷信不一定就是自大自闭。总有人把向西方学习与“放弃自我”混为一谈。学人之长与“认人为主”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就是有人没有足够的智慧将二者分开。

公德与品德无关。今天挂在中国公知口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如何如何差，西方人如何如何好。然而西方人讲公德并不代表就有品德。“穿戴讲究、一切按照规矩行事，是公德、美俗的表现。美俗绝对比美德事半功倍。‘公德’不是无私而是学会划算的自利。公德是规矩，规矩不靠教育而是从小驯养成的习惯；而且不需要里外都一样，只要在特定场合不越界就行。西方诸多文明规则，往往只在界内有效，对界外的自动无效”。

近代以来，在西方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为何一到殖民地、落后国家，霎时间就蜕变为恶魔与强盗？因为西人的所谓公德、是被强大的社会秩序约束、是被文明的华丽外表掩饰的。“在别国做坏事可以不受惩罚，是帝国心态的一种转移，高人一等早已被训练成本能，以致一出国界，到了他们认为‘低人一等’的国度，文雅的小伙子可以转身变成强盗。”

丢掉浪漫与幻想。“带着无敌无界、甚至浪漫致极的心态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如果还有点良心，如果事先没有取弃国的立场，慢慢地就会在一个他做梦都想不到的现实面前惊呆：西方公开地、更多是暗中地、遍及整个上层建筑地视中国为敌，这种越到后来越隐秘的敌对状态旷日持久，从未终结。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冷战’在这里是常态，根本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体制的变化而改变。”

“不管什么制度，要维持都得化身为信仰，让百姓觉得自己在统治自己事半功倍，否则你的经济再好、制度再完善都没用。我们一直以为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种理智安排，那是太天真了，那首先是一种信仰，甚至是宗教信仰。制度就是信仰，理性能安排的只有规则。”

“学人之长，‘长’究竟是什么，你得弄清。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一样，好人愿意授以真长，小人则故意以短相诱。西方连科技都以专利、知识产权、禁售的屏障阻止你接近，其他领域人家会把真长告诉你？不但不让你知道，人家兵不厌诈，还把表面迷惑人的花招力荐给你，让你拿着假方子吃错药。”

维护国家民族尊严。“西人与他人交往，左右手各执一个盾牌：利益与尊严。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逐利之外，就是带着刺人的标尺去试探对方的尊严底线，对对方的态度由这杆标尺上的尊严刻度而定，而绝非出自情与义，那是只有中国人自己有的，而且自作多情想象别人也有的。如果你不把尊严当作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防线，只在受伤时才被动拿出，在‘主观能动’为生命第一要义的西人眼里，就形同低等动物。”

“西方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火车头。但它走出地球一角，一路将其他文明碾压在地，至今没人能测算损失成本。这个文明充满与生俱来的征服欲。虽然有人对前辈洗劫中国感到愧疚，但统治精英并无悔意，法国为将犹太人遣送纳粹德国而忏悔、对贩卖黑奴道歉……但何时对火烧圆明园道歉？”

然而，中国牺牲了尊严，是否就能免于吃苦受罪、实现繁荣发展呢？绝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你如果没有尊严，不要说世界统治集团，就是一个小国都可以玩弄你……十九世纪西方文人学者的著作中，众口一词说中国人‘没有荣誉感’，绝少例外。”

夺回话语权，培植道德优越感，树立文化自信。

话语权，包括历史解释权，关系到“文明战争”的成败。“话语战场的不战而败，严重性远比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要深远而持久，这已不是一个国家的战败，而是一个文明的覆灭。”

多年来，中国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干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有人自我标榜掌握着治病救国的秘诀，实际上是给西方征服集团当马前卒，损害着国家尊严与民族利益。我们宁愿少些“公知”，多些国家与民族的脊梁。

一个文明，审美权和道义权是不能丢的。为了华夏文明的延续，在西方征服集团发起的文明战争中夺回主动权，中国必须夺回这两大权力，重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注：本文引用作家边芹的文字全部来自“四月网”与“观察者网”的“边芹专栏”文章。

 

过去，我常在各种材料上写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但其时我却并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书，甚至一度连研究的兴趣也没有。要“照镜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这件事上，我是长期说假话，且对不起马克思的。而类似我这种说假话不脸红，乃至连内疚都不曾有过者，的确是该“红红脸、出出汗”。

“多难兴邦”这种话虽绝不好玩，但我第一次系统地读马克思，确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记得北大中关园宿舍门外的一树梨花，岁岁都开得如雪一般，而我年年打树下走过，却从未留意过自家门前便有这样的美景。花的后面有一爿旧书店，有一日，我踱进去，只见店主一个人在躺椅上睡觉。阳光扑面进来，四周静悄悄的，倒也正应了那句滥俗的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

猛然看到了屋子角落里堆着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黑皮精装，一共是50卷，便顺口问了价钱。

听到有人，开店的却连眼也懒得睁开，只是懒懒地应着：“一百。”

“什么！”——我大吃了一惊。

店主显然会错了意：“唔——，八十块你拿走吧。可是全套的，一本不多、一本不少。真想要，我这就帮你捆好了，用自行车推你家去，反正放在这里也白占地方。”

于是，大梦未醒的小店主，便乐陶陶地推着一车马克思的书，由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扶持着，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路上——如今想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悲欣交集的人间喜剧。

此后有一段时间，我常独自在这树下坐着望蓝天，怀里捧着一本黑皮精装的马克思著作。四周一片静谧，感觉花瓣落在自己身上，忽而想起徐凝的诗句：“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校无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一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夕何夕。

那时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而现实逼迫着我，不得不结束了“开莫名其妙的会、见莫名其妙的人、讲莫名其妙的话”——四处胡行野走、狼狈不堪的日子。时代的机缘，使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马克思慈父般的目光、与他乐章般的灿烂史诗狭路相逢。

四十岁之后方才知道：面对我自己所关注的课题——从长时段历史去描述中国的改革与革命，倘无马克思的视野，倘无马克思的理论做基础，是绝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和进益的。

魏源曾经这样说过：“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语。而要概括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莫过于抓住追求“富强”与实践“王道”这个基本矛盾。从王安石、张居正、胤禛（雍正帝），到晚清洋务自强运动，乃至国民党的建国运动，撮其要旨，其实也就在于“寻求富强”四字而已。而要寻求富强之道，则必须实现从王朝帝国，向着以财政、金融和军事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其目标，简而言之也就是“富国强兵”。具体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现代财政金融制度相联系的国家科层官僚制度、科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即这里的要害就在于动员、改造上层，变革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或者说，就需完成从“士大夫政治”，向着现代“党军”、“党国”政治的改进。

不过，我们也更需看到，自儒家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独立解放出来之后，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则走了另外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便是追求“王道”。

什么叫做“王道”？“王道”当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便是民心”，“养我心即是养我民”。“大学之道在亲民”，故离开“亲民”，也便无所谓“明明德”，也就无所谓“王道”。“与民同心”，与普天下老百姓同心同德，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便是“大同”，这便是“人间正道”，此即所谓“王道”。而要实现王道，那就必须与天下苍生心贴着心，手拉着手，共饥寒、同冷暖，就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不断改造“精英思想”，始终保持一颗老百姓的“平常心”，而这就是阳明所谓“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要践行“王道”，更必须反抗一切形式的“霸道”，特别是那种“不王道之富强”。而要发扬王道，依靠改革上层和精英的转变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它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革命。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想”与“革命思想”之根本区别，其实大致也就在于此处。

“京都史学派”的伟大奠基者宫崎市定氏，曾经发出过令人感慨万千的疑问：自公元十世纪就跨入了“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依然还不得不再次重复“寻求富强”的“王安石命题”？中华文明何以会在“近代转变”的门槛上徘徊了近九个世纪之久？在他看来，在诸多历史原因中，“王道”对于“富强”的深刻制约，正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我想，宫崎氏其实是怀着同情，乃至景仰的态度去对待理学和心学所张扬的“王道”传统的。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是不能“富强”，对于中华文明的先贤而言，他们毋宁是“不忍独自富强”，不能忍受霸权主义的富强，不能容忍非王道的霸道，不能容忍使千百万人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现代化发展”。吾独富，奈天下苍生何？吾虽独任，奈天下苍生何！

“人皆有不忍之心”，而这就是“仁”。这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道”。

中国当然需要改革，中国当然渴望富强，需要富强。正如严复所指出的，自古“无不富强之王道”，离开了“富强”，“王道”往往就会流于空谈，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而这也确是宋儒以来中国文明的一个致命缺陷。但是，如果把话说回来，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显然也并不在于简单的“富强”，而在于怎样才能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在于怎样才能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而说到底，这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自宋代以来，中国面向富国强兵之改革所主攻的一个目标，就是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历代王朝所施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短缺性的货币政策”。

所谓消极的财政政策，是说国家对民生与产业，奉行“少予少取”，乃至“不予不取”的原则。所谓“短缺性的货币政策”，就是以贵金属为币；而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白银主要依靠海外进口，更使得“短缺性的货币政策”一变而为“依附性的货币政策”。这样一来，中国国家的发展便总是会缺钱。

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去，西方之所以能够在十六世纪之后迅速地超越中国，实现富强，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则在于它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财政金融革命，从而把商品经济转变为信用经济、资本经济。而货币由“交换的中介”转变为以国债为基础的银行券，则是这一革命性转变的突出标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彼此预付”的信用制度基础上的，而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并不是“货币流通”，而是信用即票据的流通——而这一切，都是由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资本论》）所揭示和指明了的。

社会交往方式的革命，为经济交换方式的革命准备了基础，在此之上，方才竖立起相应的政治组织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承认：马克思最懂资本主义，马克思也最懂得富强之道，而这一点，确是我们中国的历代先贤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正如马克思对于金融和资本的研究，是有经济学以来的各路经济学大师所不能比拟的一样。不过，我们更需知道，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不王道之富强”罢了。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照走不误，一切“后发国家”不仅不能实现“富强”，而且还会陷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丛林法则，其结果不仅仅是亡国，而且更是“亡天下”。

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要把富强与王道统一起来，要克服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仅凭“改革”，仅凭改造上层、发动精英增加自身治理能力是不行的，因为这需要动员全社会，需要发动人民群众——简而言之，这需要革命。

马克思极懂富强之理，马克思深谙金融和资本之道，这有《资本论》为证。但马克思更深明革命天演的法则，因而他赞成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这也有他一生的奔走呼号为证。

今天看来，无论求富强还是求王道，我们都离不开“西方圣人”马克思，因为仅靠我们祖宗的遗产，确实解决不了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中国的改革与革命？

2008年，我在纽约与廖子光老谈。廖老曾有言：晚清以来，中国举凡财政金融、军事、科技均落后于西方，不仅陷入国家民族的大劫难，而且陷入了文明的大劫难；要寻求富强之道，什么办法都尝试尽了，结论则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历史的翻盘。直到湘潭毛润之先生出来，方才能够逐步集合中华文明的真谛，一举扭转了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因为毛先生很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近代中国除“人心”之外，再便无富强之“资本”。中国已经一穷二白，欲在如此山穷水尽的条件下求富强，只能依靠“行王道”，舍此再无它法。而毛先生“发财的资本”，靠的就是唤起四万万人的同心同德、空前团结一心，来打败了西方在军事、科技和财政金融方面的优势。他有两只手：一手是理学和心学的“大同”思想，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康有为、孙中山，毛润之先生是集大成者；一只手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因为这后一只手，能把“王道”与“富强”在现代条件下统一起来。所以，毛先生缔造的新中国就不叫民族国家，而叫“人民国家”；他的战争便不叫“国家战争”而叫“人民战争”；他的科学教育不叫“精英教育”，而唤作“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和教育；他的金融叫“人民金融”，而人民金融则是建立在人民的信任基础上的，这是极为高明的设计。

毛先生把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在一个东方大国做了实践，中国最终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他开辟了在“王道”基础上实现“富强”的新道路，他的一些实践、一些做法，固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自有其不成功的地方，但在大方向上，乃是完全正确的。而今天的中国学者的问题却是，对美国和西方霸权和霸道之实质既了解不深，对王道传统兴趣又不大，记忆几近淡漠，故不能以己之长，习人之强，反难免两头皆失之虞，此乃是最可担忧之事。

无论如何，只有走“王道富强”道路，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如果不能把西方“最强”的东西与中国“最好”的东西成功结合起来，中国注定要走到邪路上去，包括复活官二代、封建主义、买办资本、腐败、两极分化这些东西。正如历史上的中国，求仁反不得仁，而今的中国，若只求富强，反不能得真正之富强。

廖老一直把毛泽东主席称为“毛润之先生”，因为廖氏一族，举凡廖仲恺、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一半国民党元老，一半共产党元勋。廖老一生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作为纽约杰出的金融家，他始终关怀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在2005年，廖老便提出中国以“货币互换”抑制美元霸权，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构想，以及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待遇、面向内需、面向中西部谋发展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这位年届九旬的老人，他的博大智慧令我如沐春风，至今记忆尤新。

关于“王道”与“富强”这个话题，我还记得上世纪末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来北大讲学时，偶然在路上遇到他，我向他请教本杰明•史华茨（Benjamin I. Schwartz）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他这样说：我们西方实行的是“霸道”，你们中国坚持的则是“王道”。1840年我们打败了你们的“王道”，可是西方的“霸道”终究也不能长久。现在要看看你们中国，究竟有没有办法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了。与其说将来世界都要看中国，还不如说是全世界都要看中国如何去克服王道与霸道相冲突这个难题。

墨子刻教授对清代制度，特别是《大清会典》有着精深研究。他更继承了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观——而更重要的是，用廖子光先生的话来说，他是少数“真正懂毛泽东思想的人”。

今天以及未来的中国，果然能够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富强”，从而为人类发展开出一条新路吗？

2011年6月，在世界讲坛上，李稻葵教授曾经面对着包括亨利•基辛格在内的西方政要这样坚定地说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会重复西方霸权主义的老路，因为我们要复兴的不仅仅是经济，而是文明，这种文明的核心是“王道”——而这就是我们说的“共同富裕”。中国的现代变革“始于170年前开始的中西文化大碰撞。中国的失败造成了深重的文明灾难，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屈辱，这种屈辱的记忆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仍然在学习这些教训。这次屈辱在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历史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应，包括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为了应对这次屈辱的一个绝决的回应。”

“我的文明教会了我，不要去压迫别人，不要强加于人，而是要与人合作。我的文明教会了我，经济学应该为大多数人服务，而不应是掠夺别人的工具和手段。”

稻葵先生的话，说出了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我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当时舌战群儒的形象：君子威而不猛。

“屡仆又屡兴，慷慨期致远。道逢同心人，万里互可勉。”由此上溯到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为了争取一个文明、进步和平等的新世界而前赴后继、挖山不止。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我们的去路，就没有什么大山是挖不平的。

或许，我算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写完《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之后，我本想一鼓作气，把《龙兴——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写完的。但是，随着写作和研究的深入，我日益认识到：如果不能抓住现代社会转变的根本动力，如果不能洞悉人类社会发展发生“大分流”背后的因缘，无论下多少功夫都是白费的。而要抓住这样的动力，追求这样的视野，那就必须掌握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方法。

我从今年9月初至今一直在生病，家人警告我说，倘若再这么捧着马克思的书不放，恐怕就真的“要去见马克思了”。此虽系笑谈，而我心自知，我们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会怕什么别的东西吗？不做亏心事，何惧鬼叫门。何况我们的许多前人，例如写出了《封建论》的柳宗元，恰在我这个年龄就死掉了。而像马克思一样，他即使在放逐中，却毕竟也没有低下过自己的头。

马克思于1883年病逝于伦敦，于今130年矣。而今天的我们，却正处于他所预言并深刻分析了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之中。而这按照恩格斯的名言来说就是：“我们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