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2012年马云和马化腾到我的办公室,沟通组建互联网保险公司问题。当时互联网保险的运行模式仅仅是一些初步的概念。由于互联网金融的特点是无分支机构、无经营网点、无业务柜台、在线完成所有e流程,批示这样一家保险公司是没有先例的。

    最初的几家保险和银行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是试点性质,相应的监管也在探索,希望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监管方式。监管的目的是在不发生大的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促使互联网金融在审慎监管的框架下规范运行。显然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

互联网金融呈现两类风险叠加的特征

    互联网金融不同于以物理形态存在的传统金融活动,而是以网络的形态运行。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与互联网两个高风险行业融合与创新的产物,既具有传统金融的风险,同时还具有互联网特有的风险,呈现两类风险叠加的特征,由此,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难度可想而知。

    从风险角度看,最担心的是互联网金融以种种形式不断突破一系列风险底线,这也是监管底线。从互联网金融的技术特征看,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面临若干新的挑战,主要是风险追踪处置难度和信息安全风险防范难度加大。

    互联网金融的敏感数据往往都在网络云端集中储存,可能受到高技术支撑的网络攻击。实现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既需要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也需要金融监管部门与网络安全监管部门的协调,目前这一机制正在完善过程中。

    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市场活力与监管的平衡

    市场活力与监管的平衡,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当前互联网金融仍处于发育、成长阶段,尽管已经获得了高速的发展。促进互联网金融这一新生事物健康发展,既要尊重市场选择,又要防范风险。因此,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总体上应本着积极支持和坚持监管的原则,但是必须始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一底线。

    从国外的情况看,许多金融规则都是在经历了一系列大的风险之后,不断制定和完善,因为这些风险规则是守住整个经济体系不发生混乱,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一道门槛,不可偏废。说它是血的教训也不过分,只要我们看一看过去的若干次金融危机就可以一目了然。

对于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范,一是要不断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二是要推进互联网金融与互联网网络的协调发展和协同监管;三是要注重防范互联网金融中远期风险;四是要不断提升实时在线监管的技术水准。

关于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也要本着促进发展和防范风险并进的思路推进。随着金融科技拓展、人工智能引入金融业,促使互联网金融的高科技能量不断提升,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智能化产品日新月异。与此同时,金融监管也不断受到挑战。监管机构需要具备科技含量更高的监管手段,防止出现新一轮的监管真空。

    关于系统性风险

    由于种种原因,最近社会上对互联网金融产生的若干新的疑虑和担心,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和风险隐患存在一系列不同看法,有些观点很尖锐,甚至针锋相对,包括对系统性风险的提法亦出现非议。长期以来,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监管的一条铁定的底线,这是监管工作的出发点,各项监管策略和方法都是围绕这一点推进的。   

    系统性风险在金融领域是指市场风险,通常是指由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局势等原因对金融市场(主要是证券市场)产生连锁性的严重冲击,致使投资者的利益遭受断崖式损失,以至对国家整体经济造成全局性危害。任何国家只要有金融市场存在,就不能排除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在我们经历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系统性风险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很清晰的。   

利用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包循环放贷引发的问题

    监管部门的一些专家强调,如果循环放贷的次数和数量过频过大,通常会直接影响整体金融秩序。监管机构对此高度关注,人民银行在20162017年发了几个文件,有关部门正在根据国情和市场现状,为稳定金融市场强化监管力度。在2020年底举行的财新峰会等会议中,周小川、尚福林、楼继伟等提及金融监管仍需加强,一些新业态应遵循金融业的基本规律,既要提高市场效率,同时不可忽略风险防范。这实际上是把握监管力度和尺度的问题。   

关于市场活力与监管的平衡

    作为经营者,主要是从企业发展和企业利益角度看待监管,更多的是把监管看成一种不情愿的束缚,这是可以理解的。多数经营者期望监管的力度和尺度尽可能宽松。然而一个好的、强的企业实际上是希望监管的,因为监管能对问题企业加以更多的限制,为好企业营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当然前提是监管要公平、公正、有效,达成市场活力与监管环境的平衡,促使企业健康发展。

    金融业务监管者必须有很高的素质,相关要求很严谨,特别是监管者不能与市场行为参与者有利益关系。市场行为主要是指金融业务的经营者和投资者,包括各种理财方式。如果监管者的亲朋好友或家人正在做某只或多只股票的多投或空投、参与某基金或信托产品的投资,这一监管者即可能与上述人员有某种利益关系。由此可能促使这位监管者的决策行为和工作态度出现不应有的偏差。

    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市场监管领域都有类似的情况,这是值得警惕的。在实际中,只能说存在这种道德风险的可能,这种行为显然是很难确认、也很难束缚的。因此对监管者也需要深层次的制度约束,这是一个潜在的监管难题。

总体看,互联网金融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但其正常发展离不开市场监管,只有在审慎的、日益完善的监管框架下,才可能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应有的作用。如果失去了这种监管,那么互联网金融就可能直接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副作用可能也是相当明显的。

(编辑  碣石)



* 李克穆,原中国保监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


 

我这里就数字经济社会的安全问题谈几个观点。

如何保护数据隐私和安全

    大家特别关切蚂蚁集团的上市。在上市前两天,被按了暂停键,蚂蚁集团几个高管被四个主管部门约谈,后来第二天就宣布暂缓上市。

    蚂蚁集团被暂缓上市以前的市场估值很高,总的估值是2.1万亿人民币,其中上海预定的价格是68.8元,H股预定的价格是80元,它的上市融资,按当时的汇率折美元是344.5亿美元,这比中国的任何一个IPO都要多,比全球最大的IPO,沙特的阿美200多亿美元还要多。

    我分析了一下资本市场对蚂蚁集团的估值里面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蚂蚁的算力要素。蚂蚁集团确实在算力方面有它的优越性,它能够把一些数据真正地变成资源、变成价值,所以这是它的本事。

    第二个要素就是监管政策缓进的要素。我看到我们对外宣称的原因是说监管政策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也看了很多的报道,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现在网络小贷法规正在征求意见讨论中,未来网络小贷出台办法规定的杠杆率应该是16倍左右。但是蚂蚁集团通过花呗,通过联合贷款,通过其他各种方式,它现在实际的杠杆率达到了48倍。如果说蚂蚁现在按48倍来上市,上市一段时间以后,网络小贷办法正式出台后,按监管要求,杠杆率只剩16倍了,它的资产、盈利就将大幅度缩水,这样它的市场估值就会大幅度下降。

    我认为中国在关于网络业务、关于网贷、关于数字金融方面的监管还是比较宽松,也存在监管的空白。

    第三个要素就是数据资源。今年中央已经把数据列为生产要素之一了,蚂蚁集团显然占有了很多很多的数据资源要素。

    我们可以把数据分为:具有社会属性的公共数据;具有所有权属性的著作数据;具有隐私属性的个人数据。公共数据的价值在于真实,著作数据的价值在于归属,个人数据的价值在于安全。

    10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信息被纳入各种各样的数据库。这一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技术性数据孤岛的问题。

    万物互联意味着数据的集合,但集合不能够自动解决数据孤岛的问题,甚至会形成数据垄断。例如,互联网电商平台,移动通信运营商,连锁商场、连锁超市、连锁酒店,品牌房地产商和物业管理企业,航空公司、高铁公司、物流公司,学校医院等等都拥有大量的个人数据,而且形成数据孤岛。在这些海量的数据中,部分属于公共数据,更多的属于个人数据。技术性的数据孤岛,当然可以成为数据占有者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但站在国家的立场,这种数据垄断是有可能妨碍公共数据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也有可能因为商业利益或者因为安全疏漏发生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

    我们国家很多法律,包括《网络安全法》、《民法准则》、《电子商务法》都对这些个人信息保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一些具体的法律规范有待进一步明确。例如对于公共数据的界定、归属和管理,对个人隐私数据的界定和商业利用,缺乏细致明确的法律规范。20202月,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最近出台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个人金融信息数据保护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制定了个人数据保护的具体规定。不过落实到位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这方面管理的幅度、监管的幅度、要求的严格程度,跟西方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在西方国家,保护隐私不仅仅见于法律,而且成为公民的自觉意识和行为规范。欧盟的《数据保护通用条例》于20185月正式生效,被称为最严格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律。条例强调,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有不可动摇的权利,规定数据保护范围涵盖所有直接或间接与自然人相关的个人数据(姓名、身份证号)和敏感数据(种族民族、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健康和性生活等)、数据处理范围涵盖了数据的收集、注册、系统化、存储、调整、使用、披露、传播、提供或者汇集的任何行为。条例订立了新的原则。一是隐私默认,企业收集及处理数据,必须得到数据所有者明确主动的同意;二是数据最小化,限定于约定范围收集和处理数据,不得无故收集或者用作他用;三是数据遗忘权,数据所有者有权要求数据占有者删除涉及本人的所有数据。我个人认为,我国立法和执法的焦点在于:如何平衡数据所有者的权利与数据占有者的利益,如何协调数字经济社会的宏观稳定和微观动力,如何培育公民的自觉意识,并形成企业的行为规范。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不宜照搬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的具体条文。但应该强调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的基本权利,同时借鉴条例提出关于隐私默认、数据最小化、数据遗忘权的原则。

    如何在实现数据共享的同时,保护数据隐私,在提升数据资源价值的同时保护数据安全?一些科研机构正在探讨技术创新保护数据安全的可行路径和解决方案。例如,同盾科技融合运用大数据、AI和密码学技术,开发知识联邦系统。这个系统基于数据安全协议,可以利用多个参与方的数据,将散落在不同局域的数据联合起来转换成有价值的知识,同时可以保护数据隐私,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形成一个支持安全多方检索、安全多方计算、安全多方学习、安全多方推理的智能化应用框架。

如何摆脱数字技术的依赖

    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和数字化市场大国,却是软件弱国。从已经普及的电脑、手机到正在深度研发的人工智能、区块链,操作系统、源代码和算法程序的知识产权大多数是美国和日本控制的。

    目前我们中国的区块链代码贡献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我国的区块链专利的申请数量达到2002个,高于美国1076个,居全球首位。但是在区块链底层的核心算法等高强度的技术领域,中国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

    在区块链底层技术上,作为一种技术集成创新,区块链的数据库、P2P对等网络、密码学算法等基础组件技术相对成熟,但集成程度不够高,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新技术还有待完善,据分析区块链技术发展成熟还需要5-10年。

    我们对国外的操作系统和开源程序的广泛应用,势必导致技术依赖风险。201911月,美国跟日本达成《数据协定》,原则上禁止国家强迫企业公开源代码和算法。2020612日,被美国商务部列入管制名单的哈工大、哈工程等高校的师生发现,学校购买的来自美国的正版软件MATLAB--—理工科研必备数学软件,被取消激活。

    数字技术的平等是数字经济平等竞争的基石。即使是大国,经济上的闭环运行一般只会降低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经济运行的总体成本,并影响国民消费的品质。但如果在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一旦遭遇大面积封锁,就可能造成经济失速、全球化进程受阻。因此,不仅在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等硬件制造领域,而且在操作系统,核心数字技术等软件开发领域,我国只有补齐短板,才有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   

    首先是在核心硬件领域,我国大型银行的数据中心多年来一直依赖IBM的大型主机,同时大量使用非自主品牌的数据库和存储设备。重要机构应该加快推进IOE替代(IBM服务器,oracle甲骨文数据库,EMG高端存储)。

    在核心软件领域,现在国产的操作系统已有突破。但是像大银行的操作系统、服务器和桌面操作系统基本上还是Window,这是一个我们如何加快替代的领域。

    第二个是企业管理软件。企业管理软件包括技术、人力资源、财务等。现在最好的企业管理软件是德国的SAP系统。SAP系统在中国国有企业里的占有率达一半以上。现在中国也有一些企业正在创建的SAP系统,例如博科,国产替代工作正在进行过程中。还有实时操作系统,它的响应速度特别快,可以达到微秒级,比如说在高铁、在国防、在互联网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优势。在核心软件领域,国产替代的进程要进一步加快。

如何保护万物互联的安全性

    据测算,到2019年,中国物联网的规模是30亿元,到2025年我国物联网营业规模会达到70亿元。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数字链接的社会中,人跟人之间、人和物之间、物跟物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已趋近于零,这会提供更加广泛的便捷性,也会带来更加直接的危险性,构成重大的安全挑战。

    这里说一个故事,大概一周以前,杭州举行了国际软件博览会。博览会上举行了一个补天杯的破解大会。这个破解大会有好几个团队,叫白帽黑客,就是允许参加比赛的黑客来攻击系统。他们攻破了很多系统,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就是最新刚刚上市的iPone12,他们破解了,用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破解。破解以后,机主所有的银行账户、所有的密码全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并且手机所有者所有的行动轨迹也看得清清楚楚,这将对我们整个金融安全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第二个就是智能家居系统,他们通过某一个品牌的智能音箱进入了你的家庭系统,进入了你的电脑,然后他可以控制你家里所有的设备,而且可以把你实验状态下的无人驾驶汽车开走。

    这表明,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安全问题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这里有很多挑战,但也有很多机遇,我感觉在这方面,社会公众好像更关注便捷性和企业竞争力。我们怎么样从系统性的金融安全方面思考,保证我们这些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的安全。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这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有措施很好地解决。

    (编辑  季节)



* 李礼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银行原行长。


 

2019年,我先后赴贵阳、杭州、重庆、成都和北京,就金融大数据的发展和规制进行调研,并与政府有关部门、金融科技公司、头部大数据分析公司、网上银行等进行座谈,就大数据技术与金融结合问题做了一些思考。


大数据金融战略在数字经济时代应被提上日程


当前,以数字化经济和数字化金融引领的浪潮,为方兴未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新机遇。世界各国纷纷通过修法立法的方式保障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并进一步为其提供指引。如,2016年英国全面修改数字经济法并最终通过《数字经济法(2017)》,这是一个促进性的法律,旨在推动英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先进的数字经济国家。

经济和金融的数字化已成为塑造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意义重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金融战略应当被提上日程。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技术构成了当今金融科技的几个主要要素。我认为,大数据技术是其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中之重。金融数据是对过去的描述,而金融大数据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分析和应用。其中,算法和模型等底层技术和行业规制是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底层技术的绝对优势和完善的监管规制决定着未来谁是引领数字经济时代的主体;另一方面,由于大数据的高延展性,金融风险的传递和感染速度会随之加快,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对传统的监管理念和模式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监管者的角度看,金融与技术结合的本质还是金融,创新值得鼓励,但创新的前提必须是安全可控、金融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创新应以服务实体经济、满足人们对金融服务的有效需求为本。


大数据催生了一些金融新场景


金融普惠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随着大数据等技术在金融机构的逐步渗透,金融机构信息来源更加广泛、信息处理能力更加高效、风险控制更加精准、服务和产品运营成本趋于零边际,使得金融机构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服务成为可能,进而更好地为小微企业、“三农”、低收入人群等“长尾客群”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如,某金融服务公司推出的一款消费贷款产品中,70%的客户是传统银行的“白户”,且其贷款不良率低于传统银行。

To C端转向To B端成为趋势

大数据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业务正在由To C端向To B端的技术输出和解决方案服务发展。目前,已有部分金融科技公司和互联网技术公司正在利用在数据、模型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为工、农、中、建、交以及各种类型的商业银行“量身定做”风控和反欺诈模型。

实现了传统银行服务场景的无缝对接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对传统银行业产生了颠覆性变化。如,银行通过人脸识别、指纹识别、活体检测等新型身份验证方式,能够提高验证效率及验证结果的稳定性,提高账户冒用难度;信贷业务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信贷平台高效分享信息,实施新型放贷业务;清算、结算等精细的传统业务也正在被人工智能取代。

线上金融机构经营模式日趋成熟

以网上银行为例。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网上银行的业务模式和交易方式不断创新,金融交易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和保障。与传统银行相比,网上银行基本实现了“无分支机构、无客户经理、无现金业务、无原生客群、无自有场景、无特殊数据”的“六无”经营模式,基本实现了“秒审”“秒贷”。而上述“六无”中的要素往往被传统银行视为重要资源。

优化宏观审慎监管

大数据的理念和技术手段能够帮助金融监管当局从体量巨大、类型庞杂且彼此关联的微观金融数据中提取系统性风险信息,将未来诸多的不确定性锁定为确定,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预测和审慎监管,从而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

促进“两链”协同,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金融机构应用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搭建开放性底层平台,并根据产业链发展的需要构建数字化平台,实现了产业链和数据链的协同。数字化平台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掌握真实的交易信息,并与各类金融机构合作,为供应链上的各类企业提供融资、贸易、资产交易等金融服务,从而促进供应链产业协同发展,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大数据视野下的金融发展和监管困局


大数据的资产属性和产权归属问题

大数据的资产属性和产权归属是我们在发展数字经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虽然人们对于大数据价值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但在法律层面还未对大数据进行资产的赋权。不确定的大数据产权给各参与主体在数据的采集、存储、共享、使用和交易等环节带来了不可控的风险成本,也为部分企业“钻法律政策空子”“打擦边球”制造了灰色地带。金融数据是数据中的一个较为敏感的数据集合,应用价值更大,应用场景更为广泛,其资产属性和产权归属亟需在法律层面明确。

金融信息与技术安全问题

一是金融信息安全。在设计之初,部分金融大数据基础平台主要考虑在可信的内部网络中使用,但在安全防范方面有所欠缺。金融信息平台上的信息、交易、账户、账户资金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

二是金融科技自身安全。大数据等技术的“公平性”还有待商榷。部分技术本身发展还不够成熟,存在算法“不可解释性”、对数据依赖度高等问题,可能导致结果偏离预期、算法歧视和系统异常等风险。

三是金融科技应用风险。大数据等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存在被不当使用甚至恶意使用的现象,可能导致扩大违法违规行为危害的风险,如“大数据杀熟”等问题已在银行和保险业出现。

四是隐私泄露风险。由于个人隐私的法律边界不清晰,目前,我国数据泄露事件数量持续增长,尤其是“爬虫”“爬媒”等技术的滥用,使得金融消费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金融底层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我国大数据等技术对算法和模型等底层技术的研发还处在起步阶段。调研发现,服务于金融领域的大数据公司的商业模式和算法模型较为单一,应用场景还有局限性。只有少数头部企业在大数据领域的应用创新和专利申请方面有所成就,但在底层技术创新方面还未有重大突破。

“信息孤岛”问题普遍存在

缺乏有效的共享机制。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通过行政力量介入,贵州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数据调度机制,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的数据高效调度管理。尽管有行政力量的介入,但金融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问题还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金融监管部门的智能分析能力和监管能力受到挑战和考验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监管理念和模式构成了大数据等技术发展的主要矛盾。监管部门对于金融新业态的管理意识滞后,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一些新业态在发展的中后期容易异化,如P2P以及相近似的业务。

大数据视野下的金融发展和监管建议


各国纷纷通过立法立规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对金融科技新业态一般采取规制性的做法,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规制性的做法不是立法,而是相当于行业的指引,或者是一个部门规章,目的是给一些合法合规的金融科技公司留有发展的空间。发达国家在立法上的智慧和技巧值得我们借鉴。

对于当前在乱象中发展的金融新业态,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前提下,我们的监管既要体现包容性和适度性,也要避免治理乱象时的“法律真空”和“无法可依”。一方面,不能任由新业态野蛮自由生长;另一方面,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最好不搞“一刀切”政策,否则可能会给大数据分析行业带来重创。

大数据视野下的金融监管着力点

经调研验证,应用场景和行为脱敏应当成为未来监管的主要方向。根据行为监管的理念,对大数据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各种应用场景要有清晰的画像,明确应用边界,以便规范发展,杜绝乱象。同时,要对金融新业态引入智能合约监管。

另外,要严格禁止非持牌机构以任何形式直接从事金融业务。大数据分析公司或互联网机构与持牌金融机构合作时,若合作各方均触及金融业务,则必须持牌。需要压实持牌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的各项责任,并对与持牌金融机构以外包业务形式合作的第三方大数据分析公司制定准入门槛。

强化金融信息保护,明确金融数据使用规则

首先,需要明确个人信息保护范围和边界。在理清和界定个人信息边界的前提下,明确并细化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监管部门必须在“授权、脱敏、最小介入和机器使用”等核心问题上出台可操作性的指引。

其次,在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上,对金融信息进行分层处理,必须明确金融信息的定义和范围。其中,处理好金融数据、敏感数据、重大数据的关系最为值得关切。要严格依法保护重大、敏感的核心信息,若出现泄露则建议直接入刑。对次要或不敏感的金融信息进行分类分层规制。

另外,在实现金融数据“爬虫”“爬媒”技术合法合规方面,关键在于就“爬什么”“如何爬”以及“如何用”这三个问题做出规范。

同时,建立起数据的控制者和处理者之间的“防火墙”。区分数据控制者和数据处理者,要求分包时必须签订书面合同。侵害个人信息时,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立法应进一步提高罚款限额,可借鉴国外经验,加大违法成本。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规定的处罚措施十分严厉:针对第一类侵权行为,处以1000万欧元或企业上财政年度全球营业总额2%罚款(采用孰高原则);针对第二类侵权行为,处以2000万欧元或企业上财政年度全球营业总额4%的罚款(采用孰高原则)。

用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的刚性确保“技术向善”和“技术中立”

一是加快针对金融数据、征信数据、商业信用数据、政府数据和社会信用数据这五大类数据的法律规则研究,避免在乱象中存在立法真空。

二是明确一个统一的监管部门和职能安排,对金融大数据等新技术进行全面监管。若新技术的应用涉及相关专业领域,可通过部际联席会议或联合公告的形式增强监管部门的融合性及协调性。

三是在行业内积极倡导负责任创新等理念。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中性”的问题,加强制度建设。同时,形成市场监督机制。

四是构建金融数据共享机制,编制金融数据共享规划纲要。借鉴欧盟经验,通过数据共享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市场发展和权益保护的矛盾。在传统金融信用信息基础库建设的基础上,构建由政府、银行、监管当局和征信机构组成的半封闭化的金融数据共享环境,探索打破“数据孤岛”,逐步建立金融数据流转、共享的程序规范和技术标准。

强化监管能力的学习,加大力度引进领军人才,加强底层技术研究

一是通过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倒逼金融领域监管理念变革和思路创新。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主体予以适当的创新空间和激励机制,探索沙盒监管模式。

二是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和机制,引进一批行业领军人才。加强与院校、科研单位的合作,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金融科技交流合作基地。同时,着力于现有队伍的培训和未来科技人才的培养也是当务之急。

三是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加强与第三方大数据分析公司的合作,共同克服技术难点,合力创新金融的底层逻辑和技术。

(编辑  季节)



* 刘萍,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信用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人民银行原参事室主任,国务院参事室原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我从四个方面谈谈我对后疫情及新经济时代的健康产业发展方面的基本认识。

健康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凸显的矛盾

    如果做一个基本判断,可以说,中国在主要的大国中已经率先开启了后疫情时代,也就是从基本控制疫情到完全战胜新冠病毒,使社会继续保持发展这个阶段是从武汉解封开始划分出来的。虽然现在国内还有一些零星的疫情不断困扰社会生活,但是我们毕竟已有相当大的把握进行决定性局面控制。做基本控制后,到什么时候可以像消灭天花的威胁一样消灭新冠病毒的威胁,现在还是未知之数,然而其中的趋势还是可以预测的。如果从谨慎乐观的角看,2022年防病的疫苗应该可以得到普遍的应用,从治病的一些有效药物和护理经验的水平提升来说,可以把死亡率进一步压低。在后疫情时代我国要义无反顾地拥抱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要使得科技创新成为整个防控疫情和经济社会推进现代化的支撑。

    在这个背景之下,健康产业的强烈的社会需求会进一步凸显,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另外,相关的矛盾明显在现实生活中凸显出来。一方面不期而至的疫情大大强化了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意识,由此激发的关于健康的需求客观地需要和产业对接。另外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国人的需求水平升级,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视角看,明显表现在消费的热点和重点已经从最初重点解决基本的吃穿用升级为大众越来越多的“住行学”需求,即需要解决住房、出行以及人力资本培育方面的学习培训再进而升级为现在的医养娱”即需要更高水平的医疗,更好养生、养老,还有生活中要更有艺术情趣和更好的娱乐等。

中央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是,我们要通过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断提高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在实际生活中,这一矛盾的紧迫性更多体现在要解决健康产业领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和有效供给的不充分问题。

    所谓不充分永远存在,关键中国现在突出的矛盾和挑战是由结构的不平衡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引出的。例如健康产业,并不能够覆盖所有健康方面的有效供给,当然有些是非产业的部分,在市场经济环境之下,“托底”的非市场部分如果能够把非市场部分托到位,那么在“托底”以上部分的产业发展是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

健康产业的发展格局和短缺性

我认为,健康产业是当下中国不多的短缺领域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体上已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但仍可到供需现象上的一些纠结。例如,中国老百姓所要求的医养娱”,首先这个医疗有一个前的预防(防病)和疾病早期发现迫切要求,所以近些年来“体检”产业得到很大发展,早已出现产业化的特征,但仍供不应求。据我观察,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有寡头垄断现象,有几个已成名的体检系统,现场看到的就是拥堵、短缺,在网上预约得等20天甚至一个月。医院体检的供给能力虽然在提升,但跟不上社会需求,而且体检还主要在城镇区域发展。其实农村区域不是没有这种需求,主要有效供给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层面。我国14亿人,现在能够到慈铭、爱康等体检机构去接受系统体检的还是少数,以后还要更多的人提供这样的条件。

医疗适度产业化的探索,提到“治病”概念下的“医改”那就更令人纠结了。医改是全世界的难题在中国到底如何把它处理好,虽已有几十年的探索,也总结了很多模式或经验,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模式,还要继续探索,要继续解决现在大家看到的就医难 看病贵等问题。中国高水平医疗的短缺情况是毋庸讳言的老百姓看病的时候碰到的基本情况就是,口碑好的医疗机构要排长队,不得已要找“黄牛”去解决挂号的问题。由此产生相关治理上面的挑战——怎么样能够减少一些没有挂号经验的人被这种“黄牛”的盘剥。有条件的人到国外去寻求就医。国内也有一些强制替代,在挂号的场合有很多人游说,你这边号排不上,干脆到我们医院,我们那有什么神医,有什么特别的解决办法,有什么妙方诀窍……网上更是很多的骗子。这些现象都表明高质量医疗资源的短缺。从适应社会需求和民众诉求的优化要领来看,我认为值得进一步去探讨

    一,发展健康产业的前提是要有一个非市场机制为主的托底政府要牵头把它做好。即使最弱势的群体也应该有基本医疗保障,在托底这个基础上,则要有健康适度医养的市场化。有的同志主张,整个医疗系统应该由国家包起来,国家可以把别的事情减少一点,出钱把整个医疗服务系统改为全民免费医疗那就是美好生活。这个主张恐怕过于简单化了。这里还不是简单的国家有多少公共资源可用的问题,而是涉及这个系统和机制是不是健康和可持续的问题。比如曾经报道的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据我了解,它确实有公共服务升级的引领意义和作用,但是后面跟着的小病大养住院不出院等等问题怎么解决?如果把这矛盾放大到全国这个机制就不是好的机制,肯定它有可之处的同时还必须考虑这个机制的可持续问题。所以,还是要有适度的医养市场化。在产业概念它要有一种权责利的机制来约束又有激励又有约束,还是要跟市场兼容和对接。

    二,要处理好有节制和低比重的医养官场化。我认为,任何经济体医养方面都不可能没有一些官场化。你看看英国首相、美国总统得了病得到的是什么医疗待遇?那就是官场的配套条件,得承认必须有这样的条件。但在中国要解决的是怎么样合理节制,有些体制内的同志退下来以后直率抨击过多医疗资源用到了政府内部高端人员的医护上面,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好并不是完全取消官场化,但是它需要有节制,需要有合理的低比重。

    三,要推进有内生动力的医养健康产业的专业化和高水平化。不必讳言,既然对接市场机制,就有一定的竞争,竞争会产生内在的动力让大家在提高专业化水平方面对接最高水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化的情况,国外的信息也是一种很好的引领,我们自己内部应该有一种健康向上的机制,所有的医护人员在医疗和护理方面还有养生养老产业的从业人员在服务方面,如何提高专业化水平的内在动机,以及这动机的可持续。

    第四,积极促进医养和健康产业的发展一定要对接到中国必须走通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或者理解为城乡要一体化互补化。实际客观条件看,也有这样的物质上的一些必要性我们现在很多的医疗养生场景并不限于城镇区域,特别是康养,很多是在农村区域,在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很好对接。

    让健康产业发展插上高新科技和数字经济的翅膀

最近我听到一些案例。一个是5G应用场景之一的远程医疗高端手术现在已经有具体的案例,是相当成功的,时延仅1毫秒,那等于同步可以做。在几千公里之外,由高水平的医生完成偏远地区过去完全不可能做的手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另外,有大数据分析支持的医养专业水平提升很多现在可能的对于特定疾病、特定人群所形成的特定方案。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锁定具体这个人的基于一系列数据分析以后的所谓最佳方案或者至少是次优方案,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疗水平的提升,是由数据分析支持达到的新的境界。还有就是可能有突破性的植入芯片的医疗、康复、养护的新模式和新境界。比如原来有些残疾人现在用这种植入芯片等方式恢复他的一些功能,造福这些人群,现在这种最新科技的贡献当然就非常值得称道。

    第一个视角,“两新一重”的建设。我觉得支撑这种最新进展的科技手段一定要连接到中央现在特别强调的有效投融资之中。“两新一重”的建设和健康产业数字化的结合是从新基建入手将会使我们国家的数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5G、产业互联网等等的硬件支撑迈上新的台阶,进而可以使我们的研发和运行进步更快不必讳言,数字经济时代是硅谷引领潮流的,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做有声有色,但是原创技术是跟人家的。如果我们的新基建做好,在若干年内可能在中国支持研发投入的情况下跟上来,技术、软件原创的一些东西也可能在中国出现。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努力争取的。新基建就是一个底座,是一个基础设施的体系,从而支撑我们在数字经济时代站上几个制高点。当然,也要支持整个全局中的数字经济体系的运行。

    第二个视角就是新型城镇化,这可以使我们的医养小镇医养园区健康产业开发区等等得到蓬勃发展所谓“城乡一体化”,意味着不是把眼光全都聚焦到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可以在中小城镇及周边乡村的范围和视野之内做很多连片开发或者综合开发的事情,中心区对接乡村这个腹地在这个方面可以相得益彰。

    第三个视角就是传统基建的架桥修路各种公用设施水系整治绿化带建设等等。健康产业医养区域的共同开发,这将形成良性互动和综合配套。包括政策性融资在健康产业发展中也不可或缺。我认为政府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机制创新有浓厚的政策色彩,它做的事情过去一直是政府牵头的准公共产品概念之下的相关基础设施但是因为多少可以跟市场兼容和对接,就打开了这个新天地,政府少出钱,更多的资金由体制外的非政府企业主体调动积极性以后来筹集,是以伙伴关系的方式形成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1+1+1>3”的这种绩效提升机制,既是融资模式创新,又是管理模式创新,融合在一起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向的治理模式创新。

显然PPP机制是要跟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有机结合的我们很多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引导的重点要体现在PPP的项目建设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就是我们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团队特别看重的“守正出奇”,这个概念我觉得跟中央所说的“守正创新”是对接的。要守市场经济之正,还要知道市场有缺陷有失灵的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在常规发展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机制上面合理加上创新出奇支撑超常规发展这样的特色和我们由此形成的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可持续的势头。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调整到中高速,在大的经济体里仍然是高速增长,如果我们能在5%-6%的中高速区间运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继续明显缩小和美国的距离,而且最终先在总量上超过它。美国经济增长最理想的速度充其量接近3%,这已经被大量经验数据证明。我们处理得好,“新常态仍在中高速的平台上关键就是要质量提升。而守正出奇主要是通过结构优化,在保障中高速的状态下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经济将起到创新的龙头作用一定要跟上硅谷开启的这个潮流,紧抓不放。如果说高端芯片是我们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展中被“卡脖子的方面,那么现在看得非常清楚,只有“华山一条路”,必须以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要丢掉一切幻想,不管是五年还是六年还是八年,这个关是一定要攻破的。

    健康产业发展和需求侧改革相联结

2020年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的整体效能。我的理解,中央提出的“需求侧改革”是和我们继续扩大内需释放需求潜力、注重内循环为主体相关制度安排的优化变革,它的关键就在于 打通堵点。这绝不是有人臆想的所谓风向变了。基本精神是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把需求侧改革也体现在中央所要求的系统性思维里,在新的统筹协调高质量发展时期要更多注重以系统论思维来指导我们的全局工作。

我觉得,需求侧改革和健康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还是要消除堵点为关键来考虑,至少有如下三个角度就是消费、投资、出口,形成一个“三驾马车”动力机制。对这个已经结构化的“三马车”的认知、处理必须延伸,在供给侧处理好解决好更复杂的整个供给体系结构优化的问题。

    首先,从需求侧的视角来看,在与健康产业相关的改革中率先是要消除医疗保健养生养老相关的消费需求的堵点,一大突出问题是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而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涉及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社会保障体系,托好底,而且使中产阶层也减少焦虑,使老百姓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当期更敢花钱,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这将涉及对消除堵点非常重要的相关制度安排。当然,还要同时有托底的事情,抚恤、救济、弱势群体的低保等,是在托底这个层面首先要解决好的。

    第二,消除健康产业发展相关的投资需求的堵点,对接有效投融资的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中信在城市运营建设中提出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我也高度认同。因为要看清楚在国土开发、不动产开发这个领域里绝对不是可以依靠微观的基层的主体以试错来形成所谓的结构优化。现代经济反复证明,国土开发、不动产开发一旦布局错了,你要再纠错成本极高,甚至基本不可能。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就要首先体现在中国能不能在全球形成更高水平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这种政府牵头来做顶层设计。现已形成的很多概念显然都对此无法回避。比如说“海绵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还有“综合管廊等国家建设项目,它需要标准化的系统,需要有关方面使之对接到可操作层面。我曾经建议,现在国家管理部门应该做出硬性的规定,根据专业化标准体系,所有新建的区域必须按照“综合管廊”要求来做,虽然投资可能增加很大一部分,但这是国家长远发展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必须规定下来的事情。据我所知,目前有关管理部门尚未有清晰的态度。“海绵城市”也是这个道理。“海绵城市实际上与“综合管廊”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表面看主要都是在地下的体系它既要是“海绵城市”,又“综合管廊”,必须是以“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来解决的问题。把这个事情解决好了,堵点消除了,有效投融资的需求会非常明显涌现出来。

还有PPP的规范化。2014年以后,李克强总理多次督办,两大部门已经把这个事情推到了高潮,以后又合乎逻辑往下稳一稳,现在特别迫切需要把PPP推到新一轮更健康发展的状态。所谓PPP规范化就是法治化、专业化、阳光化。不过,关于PPP的立法一再拖期,已经说了几年的“条例也仍没有出台。这也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至少要有一个较为规范的法化环境,才能解除企业这方面的很多疑虑。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失信,也是企业在投资中顾虑重重的一个现实问题。

    我们已经有PPP这方面非常好的运作。我专门调研过中信城市运营在汕头做的168平方公里连片开发,这种大手笔在中国太宝贵了,我认为一定要配上法治化、专业化和阳光化这些机制,使我们投融资的有效需求消除堵点。

第三在外贸方面,我们要消除医养和健康产业相关的外贸出口需求的堵点,使双循环更好地相互促进,以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落实到运行层面。比如涉及外向型的医养园区的规划,博鳌将要建设的外交医养园区,可以把它嵌入打造全球最大体量的海南自由贸易港,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如果规划得好,这方面的双循环需求的互动就会跟着活跃起来。还有在出口方面的信息服务,行业协会和贸易商会穿针引线的协调机制等等我们有一些初步的经验,但是一定还要把它进一步总结好,并把这些经验推广好运用好。

(编辑 季节) 



* 贾康,全国政协委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拜登当选第46届美国总统。有理由相信,美国内政与外交政策都会有所调整。中美关系在经历了充满不确定、疾风骤雨式的特朗普周期后,目前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特朗普遗产:美国分裂、疫情失控与萧条迫近

 

    4年短暂的执政期中,特朗普狼奔豕突、反建制、反主流,四处出击、广泛树敌,把内政与外交搞得一塌糊涂。如今盘点,面临分裂与混乱的美国、失控的疫情和日益迫近的经济大萧条,成为特朗普给美国留下的遗产。

大选展示美国的深刻裂痕

当选总统拜登自豪地说,他得到了7400万美国人的选票,是美国历史上得票最多的当选总统。同时需要看到的是,特朗普获得了7300万张选票,是获得选票最多的败选总统。7300万人对7400万人,这近乎5:5的对立,构成了美国政治分裂的民意基础。从地图上看,东西部城市的蓝色地区与美国中部的红色地区形成一条以财富为界线的裂痕,象征美国内部斗争的极化景象。在红与蓝的对立背后,存在着城市与乡村、城里人与乡下人、年轻人与老年人、白人与有色人种、穷人与富豪、靠全球化生存的白领与靠本土就业的蓝领和“红脖”之间的深刻矛盾与尖锐对立。经济基础的巨大裂痕,引起了建立在其上的美国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这就导致了在大选中本土红与全球蓝的尖锐撕裂。大选之后,美国需要疗伤,弥合其社会的巨大分歧,政府才能获得稳定施政的基础。

已经失控的疫情

白宫办公室主任在回应记者采访时宣称,特朗普政府已经放弃了对疫情的控制政策。目前美国的疫情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截止到1114日,美国累计确诊1106万人,累计死亡25万人。从114日起,连续10天日新增确诊患者人数超过10万人。是目前全球新冠病例确诊最多、病亡最多的国家。

失去控制的疫情,对美国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和破坏。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进而又导致了以种族矛盾为焦点的社会危机、并触发了危及宪制的政治危机,一系列危机的叠加对美国机体造成了共振性破坏。在疫情失控情况下的复工和持续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又导致暴发新一波疫情,“让美国再次病倒”(Make America Sick Again疫情给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连锁性、叠加性的破坏,导致美国综合国力的加速衰落,使美国社会遭受严重的冲击。

疫情大萧条日益迫近

疫情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各项经济运行指标出现断崖式下跌,有可能导致疫情大萧条。美联储祭出史无前例的举措,美国政府推出救援计划,只是勉强稳住了暴跌的股市,却难以改变金融市场紊乱、实体经济下滑和服务业停摆的局面。制造业指数、工业产值环比、设备利用率、零售销售环比等经济指标均出现大幅下滑,剧增的失业人口已经赶上了大萧条时代的水平。美联储发布的褐皮书报告称,美国所有地区的经济活动在陡然地急剧萎缩。高盛预计,美国经济将衰退34%,冠状病毒大流行已经使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美银美林认为,疫情蔓延将导致美国企业被迫大规模关门,美国经济恐陷入“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摩根斯坦利预计,美国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收缩5.5%,为1946年以来最大降幅。据统计,标普500指数报告美国2020年以来11个行业中有10个净利润率同比下降。许多机构估计,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美国经济可能会经历数年的经济大萧条。

多位华尔街金融家已经发出了有关美国进入经济萧条的警告。分析预计,或将有23万亿美元的国际资金将陆续从美国市场撤离。罗杰斯称,“美国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将来临,美国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国”, “下一次金融危机可能比我们今年看到的还要严重,这肯定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

美国国税局预测,美国就业岗位减少的局面可能会持续数年,美国经济复苏前景十分悲观,萧条或将持续至2027年。

 

内政优先: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

 

社会对立、疫情冲击和经济下滑,是摆在美国当选总统目前最紧迫的三大内政问题。如何处理特朗普留下的烂摊子,是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

一是稳定政局减少对抗。美国社会的分裂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人一时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拜登所要做的,是缓解社会对抗,避免大规模冲突。正因此,拜登在胜选演讲中强调,我虽然是个民主党人,但我现在是美国的总统。我看到的没有红州、没有蓝州,我看到的只有美国。选举尘埃未落,拜登就开始着手弥合被大选进一步撕裂的美国。然而,由于特朗普不肯承认败选,还在努力煽动支持他的7300万选民积极抗争,为赢得“公正的选举”努力。如果这种抗争长期化,将进一步激化红蓝对立,导致更持久的社会对抗。

二是努力控制疫情。自113日大选投票日后,美国确诊新冠患者人数激增,连续10天日增超10万,其中两天超过15万人,1113日更是达到18万人。严峻的疫情形势,迫使拜登将控制疫情放在优先事项的首位。据118日拜登成立的“过渡网站”发布,新总统任期的四大优先事项,包括应对新冠疫情、促进经济复苏、恢复种族平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119日,拜登组建“新冠疫情过渡顾问小组”,并任命了12名专家和研究者。同时还宣布,将制定“拜登-哈里斯新冠计划”,在明年1月上任第一天付诸实施。

三是稳住经济。在社会动荡不安和疫情加剧的情况下,美国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为了扭转经济颓势,拜登政府将会加大支持财政刺激计划,并推动基建、科技、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拜登计划对气候和环境投资1.7万亿美元。据预测,如参议院仍在共和党控制下,政府将可能推出1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如民主党能够控制参议院,政府刺激计划将达到2万亿美元。拜登将提高富人和大企业的税收,增收资本利得税,为美国工作家庭提供税收减免。

为促进经济复苏,拜登计划将“向州、地方政府提供所需的援助,以免教育工作者、消防员和其他重要工作者被解雇”,并将“扩大新冠危机保险的覆盖范围,以帮助那些失业的人”。在就业方面,拜登将扩大短期补偿规模,挽救工作岗位。采取提高最低时薪,为家庭、小企业和社区提供即时救济、扩展失业保险,调动美国企业制造和创新提供新就业机会。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与走势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美国新政府对外政策将根据美国内政的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从目前的已有信息和情况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与政策将会做出调整,形成与民主党理念和全球战略配套的对华战略框架。其主要包括:

1、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遏制中国发展以巩固美国全球领导者的地位,是美国两党政治精英的共识。拜登在选举前发表文章、在大选中接受采访时多次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拜登及团队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不会是奥巴马政府早期的“伙伴”或“利益攸关方”,也不会是特朗普政府后期的“敌手”,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竞争对手”。

2、对华战略的基调:“遏制为主、接触为辅”。拜登团队对中美关系恶化的看法,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放弃了克制政策,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因此,美国必须改变对华“接触”战略,要对中国的“掠夺式发展”和“外交扩张主义”予以坚决地遏制。基于中国长期发展对美国带来了全面挑战,加之目前美国社会反华情绪高涨,拜登政府将不会全面重置(reset)已严重恶化的美中关系。拜登会在保持“遏制为主”的基调下,在抗击疫情、恢复经济、维持人文交流等美方迫切需要中国帮助的方面进行有限的接触,既作为博弈手段,也争取获取实际利益。

3、继续与中国展开全方位、多领域的竞争。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是美国不允许中国继续发展以威胁其全球霸权地位。因而,拜登主导的中美战略竞争与特朗普时期一样,也同样会在全方位、多领域展开,而且可能表现得更加强硬。

4、对华竞争将延续的全政府方针。拜登政府未必完全照搬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方针》,但有可能吸收其有效部分。其中最有可能的是延续其对华的“全政府方针”,以协调政府各部门对华政策和行动,提高对华竞争的效率。拜登政府可能会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使用特朗普现有“已设定桌子”的元素作为自己的工具,追求新政府的目标。拜登政府会系统化、多边化地使用另一些工具,寻求与日本和欧盟协调,在商业和安全问题上联合对付中国,包括投资审查,在自由航行和贸易等方面制定规范、标准和规则。

5、推进有选择的部分脱钩。拜登最信任的外交政策顾问布林肯认为,中美彻底脱钩是“不现实”,也是“彻底有害的”。从一些智库的建议来看,拜登政府可能采取有选择的部分脱钩,主要是在高技术产业方面。

6、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拜登曾经是投票赞成“台湾关系法”的初始参议员之一,他习惯在中美关系中打台湾牌。近年来,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通过多项“涉台”法案,民主党在大选前修改其党纲,删除了“一个中国”原则。拜登外交政策顾问把台海局势的紧张归结于中国大陆。从以往拜登对台政策表述中可以认为,拜登对台政策的目标将是维持台海现状。他曾表示,若台湾宣布独立挑起战争,美国就不该出手相助。利用台湾而不被台湾所利用,这应该是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底线。

7、运用人权大棒全面打压中国。人权问题一定会是拜登政府攻击中国的重要武器。近期美国最有可能做的,是拉拢西方国家,利用新疆问题向中国发难;他们将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力图给中国带上“种族清洗”的帽子,借机推动各种制裁活动,遏制中国的发展。拜登政府也可能支持达赖集团在美国的政治活动,对西藏问题进行干预。香港是美国推动亚洲颜色革命的重要基地,《香港国安法》颁发后,重挫了美国在香港的政治势力,拜登上台后不会放弃对香港的干预。香港与新疆、西藏等问题都会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

8、积极构建反华遏华的“民主国家联盟”。拜登长期担任美国参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主张美国积极发挥全球领导者的作用。他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表示,“我若当选总统,将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他宣称,在执政第一年,美国将组织主办一次全球民主峰会,以重振“自由世界”各国精神和共同愿景;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及其盟友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使“自由世界”国家能够获得中国无法忽视的影响力和全球事务的塑造能力。

9、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威慑。民主党政府历来有对外动武的传统,事实上,在奥巴马-拜登时期,美国发起了多次对外战争和军事行动。因而有评论指出,拜登有可能成为新一位的“战争总统”,在拜登团队中也有极端鹰派,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美国仍会依仗其军力优势、保持并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中美之间发生局部性、低烈度的混合型战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中美关系未来可能走势

 

综合目前的各种信息,我们有理由相信,拜登政府有可能调整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阻止中美关系走向无底线的恶化。同时,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不应期待中美关系在短期内就发生重大改善。

其一,难以摆脱的特朗普遗产特朗普政府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对华采取全政府方针实施全面打压,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的基础。面对特朗普的反华遗产,拜登肯定不会照单全收,但也存有机会主义的想法,会利用特朗普打下的博弈空间与中国进行新一轮的战略竞争。

其二,美国内政问题的制约。恢复美国团结、控制疫情和稳定经济是拜登政府面对的紧迫问题。批评中国、打压中国可强化渲染外部威胁,对团结美国内部有正面作用,因此拜登不会把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自身紧迫任务。但是,美国要控制疫情和稳定经济,则离不开中国的配合支持。这就使得拜登在对华关系上必须保持平衡,至少要阻止中美关系的继续下滑,以换取中国对其实现内政目标的支持。

其三,外交团队对华政策理念和目标的导向。拜登外交团队的骨干人物把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基本归结于中国的“不克制”和“扩张主义经济政策”,认为“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对中国要采取遏制政策。

其四,美国国力的制约。能够干什么,对于想要干什么是最基础的制约。相信拜登政府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力是不足以支撑彻底打垮中国的目标。其对华政策和战略目标,应与其实力相匹配。

其五,世界格局的变化。拜登十分重视团结盟国,一再表示会通过结成民主国家同盟来组团制约中国。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力量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国家不愿意按照美国的意愿选边站。1115日,RCEP的正式签约标志着东盟主导、中日韩澳新等15国参加的世界最大的自贸区启动。可以预见,美国要组团遏制中国发展的做法,越来越难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

其六,美国国会法案的影响。近年来,美国国会通过了12个涉华法案。这些法案与总统行政令不同,具有超越行政当局任期和权力之上的约束力。国会的这些法案,对拜登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形成了重要制约,限制了行政部门的权力。特别是如果由共和党继续控制参议院,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调整的自由度上将大受影响。

其七,中国的意愿、能力与行为。中国对美政策和行动,对美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实际上,两国政策具有相互塑造的能力。如果拜登政府决心对特朗普对华政策改弦易辙,释放善意、表现出行为的可预见性,中方也会相向而行,双方政策将实现建设性互动、保持稳定性,无疑有利于中美关系的逐步改善。

可以预见,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受内外多种因素制约的复杂决策,难以一蹴而就、一键重启。我们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不应抱有过高、过急的期待,而应保持耐心和定力。从目前已知的信息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有可能出现以下趋势。

一是内政优先,对华政策服从并服务于内政。外交服从并服务于内政。就任初期,拜登政府会集中精力和资源解决美国内部问题,在对华政策有可能出现1-2年相对缓和的空窗期。在内政的制约下,拜登政府会倾向对中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根据美国内政和利益的需求,去塑造中美关系。

二是降低对抗保持遏制。从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角度衡量,中国就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把中国当作敌人,并挑起走向失控的中美对抗;新当选政府可能会调整对华策略,但仍会坚持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采取以遏制为主的对华战略。

三是中美战略竞争将长期化。从现在起到2049年,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30年,也是中美综合国力发生交错的30年。中美战略博弈与竞争,将贯穿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全过程。

四是寻求中美的竞争性共处。美国较为理性的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靠强力打压、完全遏制中国的发展,是无法实现的政治目标。他们提出通过与中国的“稳定竞争”,阻滞中国发展,减缓美国衰落,更持久的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

五是中美有可能共同塑造未来的中美关系。长期以来,美国是中美关系的主导方,是中美矛盾的主要制造者。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特别是在抗击疫情、恢复经济中的优异表现,使拜登政府在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中更需要与中国合作,这无疑增加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塑造能力。未来的中美关系,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去塑造。

(编辑 季节)



* 王湘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即将过去的2020年,注定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为阻断疫情,各国采取防范措施,被迫暂停或封锁经济,引发一系列问题、矛盾甚至冲突,不但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亦极大地考验着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甚至对全球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安全格局深刻调整,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数字化浪潮给金融业带来巨大挑战

 

在抗击疫情中,迅速崛起的数字经济成为全球防疫的重要武器,不但帮助我们取得了武汉保卫战的伟大胜利,并在后期的疫情防控中展现了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疫情期间全面向生活、生产的各领域加速渗透,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又成为了抵御全球经济衰退、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引擎。万物互联、万物数字化的变革浪潮正推动人类社会从互联网时代向数字化时代升级。

全球金融业在疫情冲击和数字化浪潮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此次疫情加快了数字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加速了金融数字化转型。而数字经济的崛起也为金融业带来了新机遇。大量的新基建、新产业、新业态的投融资需求不断涌现。新的经济模式呼唤新的金融服务形式,其中,金融科技是新金融的典型代表,是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是驱动现代金融业升级换代的重要引擎。金融科技的开发和运用,将会是未来衡量传统金融机构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数据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也为金融业带来重大变革。“上云用数赋智”已成为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的“必选项”。借助于强大的网络和算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为金融业带来大量业务革新,使得金融服务更快、更广、更便捷、更精准。

疫情和数字化浪潮也给金融业带来巨大挑战。疫情造成的经济下滑冲击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各国大多通过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暂时稳住了金融市场,但其负作用将长期影响全球经济金融体系。而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重塑,使得依赖关键核心技术的数字金融科技系统的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在数字化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在数字化拓宽金融范围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危险性;在数字化创新金融模式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在数字化带来新业务的同时,也对金融业提出了新要求。

 

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加强风险防范

 

在当前全球复杂而多变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全球金融治理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在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的同时加强风险防范。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同时它也依赖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金融必须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当前,我国金融业要服务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大力支持科技创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将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资本是关系到当下和长远发展的重要命题,而信用是实现从财富到资本转化的关键要素,也是金融的基础。信用不牢金融不稳。不管是互联网金融还是数字金融,其本质都是金融,都要遵循金融的规律,要以合法合规、健康良好的信用为基础。当前金融治理要扎实做好国家、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守好每个环节的信用,金融体系就不会出大问题。要加快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好数字技术服务和监管数字金融。同时,要积极推动债务信用升级为股权信用,乃至尚未出现的国际股权信用来支持科技创新和跨国合作,特别是数字科技的创新与合作,这有利于维护各国金融系统的安全。

当前,我们要坚持金融创新与加强监管并重,坚持守牢底线,维护金融稳定。金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金融的新业态层出不穷,在提高效率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金融风险不断放大。要在鼓励金融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扩大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能力之间寻求平衡。要加强基础性、制度性建设,监管与金融机构要提升科技和数字经济的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要积极发展金融监管科技,利用创新技术升级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推进数据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孤岛,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防范风险方面的应用;这些需要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科技企业携手努力,密切配合。

病毒无国籍,疫情无国界。同样,在全球经济金融已深度融合的今天,金融风险的蝴蝶效应理论已得到了证实。这次疫情的发生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而纵观人类历史上数次大的疫情,尽早、尽责的隔离防治是阻断疫情的有效手段。国际社会应该携起手来,守望相助,共同应对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而不是“任其私心”,笃信“本国优先”,更不能轻启所谓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威胁手段。不管是全球疫情防控还是全球金融治理,尽责监管、积极合作、先进科技是全世界一致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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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陈元在世界金融论坛武汉峰会暨第三届世界金融论坛上的演讲,本刊略做编辑。

* 陈元,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原董事长。

 

最近几年,ofo,蛋壳公寓,e租宝……不管是做房产中介,还是共享单车,或是做纯投资的P2P,一旦涉及互联网金融模式,只要爆雷就会遇到很大问题。因为互联网延伸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我们随手拿起手机就能够接入互联网,并可能成为其用户,那么风险就会放大,一旦爆雷,破坏性就会很强,并且波及人数动辄几十万上百万。这不得不让我们警惕,如果有一天,一家规模比上面几家公司还要大的涉及“互联网金融”的公司,用户规模是几千万人、几亿人,如果一旦爆雷了,那对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什么后果?这个破坏性和烈度简直难以想象。

 

老老实实搞制造业更好

 

制造业企业员工能超过一万就很大了,例如一家规模一万人的大型制造厂破产了、烂尾了,影响的是这家企业的员工,以及部分对这家企业依赖性高的供应商、渠道和客户,范围通常也就是几千人几万人,而且这一万名员工至少曾经拿到了工资。这些企业就算破产了还能留下土地、厂房、生产设备、技术专利、库存产品和原材料,更重要的是有一批技术人才,这些人到其他企业还可以继续创造财富。

最近在说半导体行业盲目投资,而武汉弘芯总是被拿出来当典型案例。跟蛋壳比起来,弘芯还没有量产,烂尾并没有影响到消费者。由于还在建设期,员工人数也很少,估计就几百人,这跟蛋壳公寓波及的人数一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弘芯的投资者当然在资金上有损失,但是这类制造业的投资绝大部分是投在土地、厂房和设备上。

我看了不同券商做的研究报告,一般认为晶圆制造厂的投资,70%-80%左右是在生产设备上面,虽然数据未必精确,但也能说明设备投资的量级。这种实物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拿去搞财务投资不是一个概念。

    假如华为这样的国内顶级制造业企业万一倒下了,华为的员工、部分供应商和渠道客户等规模几十万人,当然会受到影响,也是中国的重大损失,会损失大量税收。但是作为制造业企业,它至少还能留下一笔很丰厚的遗产,有大量经验丰富、掌握全球一流技术的研发工程师和技术人才,以及大批具备海外市场拓展经验的国际化管理和营销人才,他们脑子里面最有价值的知识还在,不仅可以想办法再就业,或许还能打造出不少华为系的创业公司,就跟目前在工业自动化和电源领域大批华为员工创办的企业一样。不仅如此,华为还能留下海量的技术专利和基础研究储备,国际水准的实验室和生产设备……当然了,还有遍布全国的办公基地。设想一下,如果一家用户规模同样是几亿人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倒下了,能给中国留下什么?制造业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上百年,政府监管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不像互联网金融还是个比较新的东西,政府监管体系还需要发展完善。

 

我们对制造业的投资太少了

 

我国对中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太少了,这些领域是我们要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发展的关键领域。台湾是世界级的半导体加工基地,台积电召开的2020年第三季财报法说会上,公司总裁魏哲家表示2020年公司资本支出将达170亿美元,折1173亿元人民币(按2020年平均汇率6.9)。这只是台积电一家,台湾还有联电、力晶、世界先进、稳懋等半导体晶圆制造厂的投资。

与此同时,202011月中国大陆的集成电路制造厂中芯国际发布第三季度财报,由于受美国出口管制的影响,对于2020年资本开支,中芯国际计划从67亿美元下行到59亿美元,只是台积电的三分之一。

国内互联网经常报道某地某个芯片制造项目又投资几百亿、几千亿元,这类新闻非常多,给人一种似乎我国对芯片项目投资金额非常大,已经碾压全球其他地区的印象。其实这些项目很多只是一个框架、意向,金额也是指未来多年的累计金额,真正落地的比例极低。

别的不说,国内芯片工厂到现在为止也就是中芯国际、华虹、华润微、士兰微、积塔半导体、粤芯半导体、长江存储、长鑫存储等不到10家企业真正有能力量产,芯片代工厂产能能够进入全球前十的仅有中芯国际和华虹两家。如果把IDM厂也算进来,那我们只有中芯国际一家在全球前十位。

2016年之后,中国大陆新成立并且开始量产的有长江存储、长鑫存储、积塔、粤芯4家企业,积塔预计今年年底开始量产,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国内半导体制造不是过剩,相反是极为稀缺。半导体是中国现在进口的第一大商品,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种类,比石油进口金额更高。按照当前的投资扩产和技术升级速度,到2030年以后,我们依然要大量进口芯片。

目前台湾竟然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大进口逆差来源,其背后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台湾的芯片制造能力极强,是全球芯片产能最高的地区。韩国也是我国一大进口来源,其中存储器为核心的半导体占了很高的比重。

 

集成电路大基金一期带来巨大回报

 

2014年我国成立了集成电路大基金一期,极大地带动了资本市场对国产半导体产业链核心企业的投入,促成了长江存储、长鑫存储,也极大地促进了产业链上各企业的大发展。这也带来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回报。

第一是财务上的收益。国家大基金一期于2014年启动,初始计划投入规模1200亿元,实际投入规模1387亿元,累计投资项目70余个,主要股东来自于国家出资。其中涉及A股市场投入方式有二级市场买入、参与定增、IPO前增资、协议转让等4种。

截至2019年年底,国家大基金共投资购买A20只,初始投入金额测算为308亿元左右。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在2018年对中兴、2019年对华为发动了芯片战争,导致国内半导体资本市场暴热。大基金手里持有的A股市值,以20205月底的价格测算,已经超过800亿元,浮盈接近500亿元,浮盈高达1.6倍。不仅如此,大基金在港股中芯国际与华宏半导体也有一倍以上的收益。以上只是A股和H股的收益,还不算大基金持有的未上市公司的股权的收益。

投资半导体制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高利润,甚至可以说是暴利。当初大基金大量投资国产半导体产业的时候,谁能想到美国政府后来会以芯片作为科技战武器呢?又怎么能想到中国芯片资本市场因此而大热呢?如果这笔钱当初用在了别的领域,还能获得如此惊人的获利回报吗?

第二个是战略上的收益。由于大基金的投资涉及芯片设计、制造、封测、设备、材料、EDA等所有环节,到2020年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尤其是在制造部分投入主要的金额(占比为67%),而制造部分恰好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目前最为薄弱的部分。

我认为,要想推动上游的国产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加快实现国产化,唯一的道路就是搭建大规模的国产半导体生产线,也就是必须为国产装备和材料开辟本土市场。不要指望日韩欧美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工厂来验证和使用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只有在个别领域推进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极少数厂家才可能有机会。

在华为受到制裁之后,目前国内各界对28nm节点所需要的主要半导体生产设备和材料反复进行分析,在2022-2023年完成28nm产线国产化不再是绝不可能的任务,国产28nm工艺节点光刻机有望在2021-2022年完成产线量产验证。这将夺回一定的科技战主动权,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华为,增加了华为生存的希望。

如果没有大基金累计投资的1387亿元人民币,及其带动的总计数千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大大加速了国产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那么今天中国半导体产业链的水平就会再倒退几年,在未来几年内搞出28nm国产化产业链将毫无希望,华为生存或者说保持技术领先的希望和概率将会大大降低,要知道华为可是规模达到8000多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制造巨无霸。这是大基金带动对国产半导体产业链高强度投资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战略收益。

 

投资到制造业补短板将会长远受益

 

以上两点回报,我相信都是2014年决定大基金上马的时候想不到的,应该说得到这个收益已经超出了预期。中国制造现在的短板还很多,和国外技术差距较大的领域也还有很多,但是投资到这些领域,才会有巨大的机会,并且有超出预期的收益。我个人认为,集成电路大基金是过去10年我国最为成功、最有意义的国家产业投资项目。

集成电路大基金只是一个例子。如果追溯历史,当瓦特造出蒸汽机,英国人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恐怕也没有想到搞制造业能够给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在后续的几百年带来如此惊人的红利,掌握着全球最先进和最庞大制造业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击败了全球所有的对手,他们的子孙在今天掌握了如此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自然资源,享受着极高的生产力,英语成为全球霸权语言。

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我们在制造业上相对西方和东亚先进地区都还存在不少短板,我们老老实实搞制造业,尤其是搞中高端制造业,会让中国在未来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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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海外滩金融峰会的一篇演讲,激发了国内外金融监管、学术、司法界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热议。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余额宝、花呗、P2P网贷等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金融产品不断涌现。互联网金融机构对传统金融业务进行了创新,衍生出众多新型交易形式,为发展个人融资、电子商务以及中小微企业增添了活力。

2004年,第三方支付作为最早一批中国互联网金融业务开始推广运行。同年12月,支付宝正式成立。2013年,京东金融开始独立运营。过去的十几年间,互联网金融经历了高速发展,从社交网络、“互联网+”发展到大数据金融。

应关注互联网金融监管问题

在带来诸多金融服务便利的同时,互联网金融使用多元复杂的产品结构也为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难度。随着金融综合化经营的深入,互联网金融在发展创新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同时跨市场金融创新业务大量涌现形成监管空白,增加了交叉性风险传递的可能性,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压力不断增大。E租宝现象及出现的诸如此类问题,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关注。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以及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以法制手段和法律框架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同时,运用“穿透式”监管,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甄别业务性质,严防交叉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成为金融监管部门的共识。

“穿透式监管”内涵及在国内外的实施

金融业“穿透式监管”是近年我国金融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广泛关注的热点。官方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是在2016101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中,具体整治要求包括根据业务实质明确责任”“根据业务实质认定业务属性”“根据业务本质属性执行相应的监管规定”“透过表面判定业务本质属性、监管职责和应遵循的行为规则与监管要求

2016年,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对金融业“穿透式监管”的理念进行了阐述,即透过互联网金融产品表面形态看清业务实质,将资金来源、中间环节与最终投向穿透联接起来,这一监管理念的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实质重于形式,“戳破互联网金融面纱”。针对特定的业务种类进行功能监管,改变以往监管机构根据职能划分的横向监管。

“穿透式监管”理念的提出,能够有效应对当前金融创新型交易的监管空白,对互联网金融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近年来,在域外金融监管实践方面,美英等国家大多实行“统一监管与分权多头”的监管体制,并在市场准入、金融消费者保护、事中监管创新等方面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探索,在互联网金融监管实践中也在积极探索金融统一监管、立法与行业协会协同发挥作用。

2010年,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其金融监管改革完成,由此进入了金融监管的新时代[1]。该法案有三方面特点。一是设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由监管委员会全方位协调各个监管机构和部门的运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收集信息识别风险点。二是提高金融衍生品的透明度。要求将场外衍生品合约纳入中央统一清算,从而增强监管透明度。三是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

英国为加强金融交易监管也采取了一系列金融监管的改革措施,包括加强英格兰银行的中心地位,赋予英国央行一定的监管职能,并采取调整利率、贴现率等手段加强宏观管控。同时成立金融消费保护机构,向金融消费者提供投资咨询,向其传授金融投资知识,对投资风险进行解释和告知,加强投资者对风险的预期。

澳大利亚秉持双峰监管理念,将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相结合。在此模式下,多个监管部门的职能集中于一个监管机构中,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成本,这样,信息共享更加便捷,监管效率进一步提升。国外这些基于各国国情的不同监管模式,其背后均体现着“穿透式监管”的理念和精神。

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穿透式监管”的必要性

基于互联网金融的阶段和特点

“互联网金融”一词最早由谢平教授在2012年提出,在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主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推动了新的融资模式的产生。该模式和传统商业银行提供的间接融资模式以及资本市场进行的直接融资模式均有所不同,被称为“互联网直接融资市场”或“互联网金融模式”。

2012年以来,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催生下,互联网金融及其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迅速占据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巨量市场份额。20209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指出,截至2019年末,我国网络购物交易规模达10.63万亿元,同比增长16.5%;截至20206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49亿,同比增长17.2%,使用手机进行网络购物的用户增加至7.47亿,同比增长20.1%

互联网金融虽同属金融的范畴,但与传统金融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异,故风险的形成亦有自己的特点[2]。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和金融的有机结合,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形成的,基于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技术的功能化金融业态及其服务体系,包括基于网络平台的金融产品、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服务以及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等。

从业务类别看,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中将当时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业态分为六类,分别为互联网支付、众筹融资、P2P网络借贷、非P2P的网络小额贷款、金融机构创新型互联网平台以及基于互联网的基金销售。从互联网金融的形式以及金融的功能和目的出发,当前互联网金融主要有以下几种业态:一是第三方支付,包含移动(手机)支付、互联网支付等;二是网络投资,分为网上基金市场和P2P投资;三是网络融资,包括小微贷款(如“借呗”)、网购消费贷款(如“花呗”),P2P平台贷款、网络众筹等。

2015年,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代表的十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定义了互联网金融的种类,即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以分类指导监管的方式公布了七种互联网金融发展业态。在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的通知中,四种互联网金融类型得到了明确的政策支持:网络金融产品、网络借贷、互联网支付、股权众筹融资。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监管层对互联网金融并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和分类标准,这与我国互联网金融正处于不断推陈出新的高速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基于互联网金融的独特风险

相对于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有其独特的风险性。一方面是系统性风险,在极其敏感的互联网金融市场内,政策、价格、经济环境的微式波动,基于敏感迅捷的特点,就可能对互联网金融交易市场产生波浪滔天的影响,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相较于一般的金融产品,互联网金融产品本身极具复杂性,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常常在毫不知情中被侵犯、泄露,互联网金融产品经营者大多数时候也不会主动告知消费者产品存在的风险。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征信体系在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加大了消费者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风险性。

从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源来看,互联网金融的运行特征和规模性导致了金融风险泛化,冲击着投资者利益乃至国家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定和社会稳定。

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认为,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信用风险,P2P等平台的信用风险远大于银行;二是顺周期风险,投资者更容易在有利可图时疯狂投资,在亏损时迅速撤资,引发“羊群效应”,加剧市场波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18)指出,互联网金融具有网络安全风险,该风险可能发生在金融科技的各个环节和场合,特别是网络黑客已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的威胁。

从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实践来看,2015年以来,以P2P平台跑路、非法集资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事件频发。其中,中晋资产、E租宝、泛亚、上海申彤大大等案件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些互联网金融平台打着创新的幌子,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导致大量投资者损失惨重,甚至诱发了社会稳定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的不力与不足,值得深刻反思。一方面,互联网金融风险频发,与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中机制尚未健全、投资渠道狭窄、投资者金融教育欠缺等有较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当前互联网金融法律规范的不完善与监管存在空白地带及监管措施的不到位。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填补立法空白,强化监管合力,将是今后互联网金融领域努力的方向。

基于我国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监管现状

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经历了包容性监管(19992013年)、原则性监管等发展阶段。包容性监管“更加突出监管制度环境的营造和各监管机构之间进行的协调联动,以及制定的监管政策会产生何种社会效果等多重性、综合性评价”。李有星(2014)认为:“原则导向下的金融监管一方面关注既定的监管目标是否实现,另一方面确保前述目标是为了提升金融整体业务服务水平,以及增进消费者的福利。”在《互联网金融发展指导意见》中也指出,互联网金融应遵循“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基本原则。

在监管范式上,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以“功能性监管代替机构性监管”,以适应金融模式的大众创新。在监管策略上,姚海放(2018)认为,应辨明直接融资的信用中介定位问题,然后厘清出借人、平台、借款人之间的关系,制定符合商业逻辑和基本法理的管制规则。在监管技术上,如周仲飞(2018)提出的“数据驱动监管”,许多奇(2018)、唐士亚(2018)提出的“科技监管”策略等。“穿透式监管”在我国金融市场实践中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113日,蚂蚁集团暂停上市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之一,蚂蚁集团仅用16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线上消费信贷、小微经营信贷、线上理财服务和线上保险服务平台。目前蚂蚁集团的金融核心业务已经和商业银行的功能相近,其实际拥有的客户群体、管理的信贷规模、客户资产规模以及市场影响力都超过了很多传统的商业银行。因为其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模式颠覆了现有的金融监管规则和理念,使得蚂蚁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金融监管的原有框架。此次事件进一步暴露出互联网金融监管面对新的发展业态、新的金融产品缺乏及时跟踪研究,尚存监管空白,监管方法和监管工具也存在局限性。如何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实质有效的监管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基于此,近期监管层表示,将按照金融科技的金融属性,把所有的金融活动纳入到统一的监管范围,完善风险全覆盖的监管框架,增强监管的穿透性、统一性和权威性,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系统,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因此,答案似乎就锚定在穿透式监管上。事实上,为治理互联网金融乱象,我国从2016年开始,在监管实践中引入穿透式监管理念。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曾明确提出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的深层次思考就是穿透式监管。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为解决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监管提供了新思路。当然,通过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降低信息非对称成本,强化监管部门的协调统一职能、完善法律法规也是穿透式监管亟待解决的难点与瓶颈问题。总体而言,穿透式监管不仅不会扼杀金融科技创新,而且将不断引导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政策建议

互联网金融“穿透式监管”的核心功能在于“回归本源”“发现事实”。“穿透式监管”通过对主体、产品、嵌套层级的“穿透”,可以发掘背后的实质当事人、产品的实质属性、层层嵌套的金融产品交易结构。而深入落实穿透式监管,需要政府监管部门、司法部门、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多方共同协作努力,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基于此,还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

一是进一步明确监管目标。要以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为目标,基于这样的目标理念,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协调对象不仅为一行两会,还需要协调财政、发改、国资、税务等部门的政策,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共同实现监管目标。

二是找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源头。这是有针对性制定监管措施的前提。现有研究过多集中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类型上,如信用风险、顺周期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流动性风险等。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需要大数据、风控体系和信用体系三要素。从现有研究来看,一方面,除已经被克服的大数据风险外,学界对风控体系和信用体系的风险源到底为何,缺乏深度系统分析。另一方面,只有准确定位监管目的,才能切中要害地制定监管规则。

三是坚持行为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要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理念,采取横向监管和纵向监管相结合的方式方法,同时根据业务主体进行划分。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打破了原有的行业界限,导致分业监管难度大增。因此,坚持实质重于形式才能让监管部门看清业务本质,抓住业务的核心和根本,从而精准划分监管对象,集中监管力量。

四是明确穿透式监管边界,从立法角度强化监管。互联网金融创新增加了监管难度和监管成本,因此穿透式监管应在一定的合理界限范围内进行,要明确监管主体权责范围,做到不滥用监督权力。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整治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相关制度体系。同时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还需从具体的制度设计入手,脱离泛泛而谈的理念型论证,通过规范的法学理论分析,进行系统性的制度设计。

五是进一步完善合作监管机制。互联网金融因其商业模式创新、集结跨市场和跨行业等多种特性,其监管不仅仅是监管机构的责任,同时也是金融市场所有参与者的责任。因此,金融监管需要引入多方力量,形成合作监管、协同监管。

创新是永恒的,变是唯一不变的。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带来了风险,也对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各监管机构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下,不断完善和推进穿透式监管措施,我国互联网金融必将行稳致远,推动中国金融业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和人民,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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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艳艳,中信银行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管理博士研究生。

[1] 闫瑾. 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穿透式监管[J]. 广西质量监督导报, 2020, 000(001):176-178.

[2] 最高人民法院课题组:《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情况、立法规制与司法应对》,载《金融服务法评论》2015年(年刊)。

 

 

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税制转型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税制改革的演化历程可划分为税制改革的酝酿、兴起、深化和新征程四个阶段,税制改革经历了三种类型。1987年以前,我们的税制以产品税为主体,当时税率设计的原则,是要调节计划价格给不同行业和企业间带来的盈利水平的差距。如果计划价格定得比较高,税率就高一点,如果计划价格低,税率就低一点,使得行业间、企业间的盈利水平趋于均衡。

1987年开始实行税收承包制,政府和一个个企业签定纳税承包额。比如都是钢铁企业,甲企业核定包多少税,乙企业包多少税,和增量是什么关系,都在合同中写清楚。承包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保证财政收入,但这个办法不利于公平竞争,因为政府和企业一对一谈判,企业盈利水平就不取决于企业的实际水平,而是看跟政府谈判的能力和承包条件。承包条件好的,企业竞争力差也能盈利发奖金;如果承包条件不好,或因当地政府财政困难、给企业的包税条件差,那就很难获得利润。税收承包制实行了大约6年。

1994年,开始实行税制改革,全面推行增值税。增值税制度的设计,是为改善制造业的环境。

1984年开始,我们就在若干行业试点增值税,当时的流转税有增值税、产品税、营业税。通过总结经验和借鉴国外经验,我们认为,增值税对制造业发展是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第一,制造业分工越细,企业的产品税负担就越重;第二,实行增值税可以方便出口退税,有利于鼓励制造业出口。1994年,实行增值税和出口产品增值税退税之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形势非常好。1994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排在第十几位,经过1015年,我国制造业先后超过了德国、日本和美国,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当时增值税改革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美国2017年的税法改革

 

2017年底,美国通过了税制改革法案,2018年全面实施。美国这轮税改的核心思想是要鼓励企业的科技研发活动。他们原来就很重视鼓励科技研发,但特朗普主持的这次税制改革对科技的支持力度很大,值得关注和借鉴。其中主要措施有:

1)企业购买机器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成本,不用提折旧。这样企业当年就可以回收购买机器设备的投资,投资回报的时间就可提前。

2)鼓励企业研发的所得税政策。我国原来规定企业研发费用可100%列入成本,为鼓励企业研发改为按150%扣除,前不久又提高到175%。而发达国家已达到200%250%甚至300%扣除,等于政府承担了企业研发的部分费用。

3)鼓励企业利用无形资产赢利。美国规定,企业到海外投资,只要利润率超过10%的部分,一律视为企业的科技无形资产获得的收益,对这一部分利润实行减税,利润率越高减税份额越大。这样企业就愿意把已有的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投向市场。可见,他们鼓励企业科技创新政策的力度是很大的。

4)关于企业海外投资所得利润汇回的税收政策。原税法规定,这笔利润汇回本土要交35%的所得税。这样他们的跨国公司纷纷把海外赚的利润留在海外总部,国内应交税款挂在账上。这个问题多年没有解决,国会也没人敢提出企业海外利润必须交所得税的提案,因为谁也惹不起这些大公司。而2017年,特朗普的税改政策规定,跨国企业利润汇回后可以减税,最多可减60%(原定35%,现只收14%),这样跨国公司就愿意把海外利润汇回,既可以给股东分红,还增加了国内储蓄。到20188-9月,已有6000亿美元(税后)汇回美国,其中4000亿留在公司搞研发(相当于美国GDP2%),另外2000亿支持了美国股市的上涨。

美国税改的另一个重点是鼓励就业。特朗普将企业税负从35%降到25%,鼓励企业多雇员工。由于个人所得税交税的门槛提高,所以很多工资较低的职工不用交个人所得税,但职工都要交社保。这样,美国的失业率从奥巴马时期的7%降到3%左右(疫情之前),同时社保基金的收入远超过小企业因减税多得的利润。政府从企业那里减少了税收,但增加了社保收入。美国2017年税制改革时,我国不少人认为,如此改革,美国财政平衡不了,这是对美国财政税收体制了解得不够。

 

    新时期我国需要进行税制转型

 

第一是关于鼓励企业科技研发的税制调整。

我国现行税制还不能很好适应科技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比如对企业增值税的计算,企业购置设备和基本建设投资,不要说100%列入成本,购置设备的留底税款(当期征增值税留待下期抵扣的税款),到现在还解决不了。2016年推行营改增后,我在调研中听到反映,留底税款从1994年底到现在累计已达1万多亿元(数字可能有波动),这笔钱都是应该返还企业的。20182019两年采取措施,退了一点税,但是退的税还不如新增的扣税多。

这里的问题在于,越是高科技、重资产的企业,这部分留底税负越重。举例说,清华紫光在武汉投资建了个芯片企业,留底税款最高时达100亿元左右,从开工建设到建成试运行、再到正常生产,已经10年了,还不能对冲掉这笔税。所以这个税制对高科技、重资产企业非常不利,而我们现在要重点鼓励的恰恰是这类企业。

另外还有企业研发投入的加计扣除问题、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问题。很多人都对设备投资留底税款等问题提过意见,但现在财政也很困难,这么多年的留底税款都花掉了,要一年内就把这1万多亿退给企业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我们这次转型跟以往的区别在于,我们现在需要采取鼓励企业科技进步的减税政策,包括加快固定资产折旧、研发投入加计扣除、设备购置增值税留底税款返还等等。这些减税的性质,和简单降低税率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因为上述减税措施是今天减、明天还要收,只是推迟了财政收入的时间。

这个转型非常重要,但所需资金数量很大。如果不搞一个国债来解决这几个政策,仅靠一般预算,每年拿出一部分资源来解决的方式,可能几年也解决不了,这样我们的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的税负不但不能减轻,可能还要不断累积增加。不过,这次税制转型并不是要财政简单拿出一笔钱来还旧账,而是要发行一个特种国债,今天把应该退给企业的钱退掉,让企业过几年经营情况改善之后,该交税时再交。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税制改革转型中需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二是关于就业的问题。

未来几年,我国就业形势将十分严峻。一是外需减少,二是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提高科技含量,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机器人代替人工。我看到很多事例,比如有的面粉厂,七层楼高的生产线只用4个人。碧桂园房地产公司使用建筑机器人,搬运材料砌墙等工作全是机器干。技术装备的升级、外需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萎缩,都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农业方面,随着装备水平提高,一个职业农民能够经营几百亩土地,将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释放出来。总之,我们就业的问题将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

不过,越是高科技企业,单位资本就业率越低,越是小微企业,单位资本就业率越高,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小微企业。美国税制改革经验说明,如果把小微企业的税收放宽一些,增加了就业,其中一个效果是社保收入可以增加。社保收入增加,可以减轻政府的扶贫压力和低收入群体的社保压力。而社保的收入是我们现在财政缺口最大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税制转型方向,应该是在未来若干年内,一是为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减轻负担,需要发国债解决税收的时间问题;二是让小微企业的税收,从现在的增值税、所得税转化到征收就业增加后交纳的社保资金。如果完成这两个转型,对我们实现科技创新驱动战略,一定会有很大的支持作用。

    (编辑  高梁)



* 许善达,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协同应对

官产学协同,攻克工艺技术

达成合作意愿只是技术突破的第一步。虽然当美国进入二战时,合成橡胶的生产已有20多年历史,但美国自身并没有大规模生产合成橡胶的经验,相关技术还没有过关。与天然橡胶相比,合成橡胶更难制造、粘性更小;因此在制造轮胎时需要更多的粘合剂。为了生产可靠的通用橡胶,必须研发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在谈到业界最初对GR-S的试产时,一位亲历者回顾道,第一批实验样品很快就显示出,这种“古怪的”新型合成橡胶与业界熟悉的天然产品完全不同。拉伸强度约为天然产品的三分之一。固化速度要慢得多,而发热速度却增加很快。他说,“如果有选择的话,新的合成材料可能会被扔进垃圾桶。但这是战时紧急情况,别无选择,业界必须学会用它制造轮胎和其他产品”。

由于GR-S需要确定与天然橡胶不同的复合条件、促进剂、抗氧化剂以及炭黑的种类和剂量,政府携手产、学、研发起了一项“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American Synthetic Rubber Research Program),重点是改进GR-S现有生产流程,并解决现有和潜在技术难点。该项目的牵头人是贝尔实验室的资深化学家罗伯特·R.威廉斯 (Robert R. Williams, 1886-1965),参与者除各相关公司的研究人员外,还包括来自贝尔实验室、美国国家标准局、伊利诺伊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的学者。贝尔实验室的多位化学家解决了GR-S生产中的诸多关键技术问题;例如威廉·贝克博士 (William O. Baker, 1915-2005) 开发了一种利用橡胶溶液的折射率确定橡胶中的苯乙烯含量的技术,对提高GR-S质量作出的重大贡献。其他参与计划的学者也不遑多让,以至于固特里奇公司总裁约翰·科利尔(John Collyer, 1893-1979)禁不住将科学家和工程师比作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突击队和别动队”。在橡胶署长办公室的强有力领导下,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团队联合起来,各种知识与想法汇集在一起,所有数据与成果进入同一个信息库,大家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即这个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通力合作很快显现出巨大的威力,该计划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短时间内攻克诸多技术难关,在合成橡胶的开发和实际使用上取得快速进展,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计划开启短短16个月后,GR-S便开始批量生产。在该研究计划持续期内,100多种详尽的研究报告通过橡胶署长办公室分发到所有参与方,各公司共享了200多项专利的研究成果。一位于1941年投身合成橡胶行业的化学家相信,通过以这种大规模集成方式展开技术攻关,美国合成橡胶产业得以“将平常需要走10年的路,缩短至一年”。

政府直接投资扩大产能

在推进技术研发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大手笔向合成橡胶产业投入巨资。据估算,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合成橡胶工厂的建设投资高达7亿至7.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11亿至120亿美元),用于兴建51座工厂,占这些工厂建设费用的97%。此外美国政府对橡胶项目还有大量其他投资,总金额高达2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今天的320亿元左右。[1]

 

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可以说完全是一场豪赌。当时就有咨询公司评论说,“在这个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样,还没有成熟的经验、没有经过试运行,就将这么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到新的制造设施中去”。但大战当前,不赌行吗?

很明显,这51座工厂都是全资国有企业。为什么采用国有制?原因很简单,私营企业看不到大规模投资合成橡胶可以很快给自己带来盈利机会,而政府这时正要为前线供应武器装备,无从、也无需斤斤计较市场价值得失。此前,政府也曾于1940年试图推动合成橡胶工厂的建设,但几乎白白浪费了两年时间,只建起4家年产量很低的小厂。“橡胶调查委员会”在19429月建议政府“硬闯”(bull through)合成橡胶领域;随后由杜鲁门领衔的国会委员会严厉批评了此前的谨小慎微的做法,这才为美国合成橡胶的大跃进扫平了道路。[2]

 

51座工厂分头由四大轮胎厂商设计、建造;建成后,政府以每年1美元的价格将其租给这几个厂商经营,几乎是白送;看起来这仿佛是国有民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政府对这些工厂以及合成橡胶上下游企业实行严密监管,形成了一个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合成橡胶生产厂集群。其次,为了避免妨碍各个厂商之间的合作,联邦政府在合成橡胶领域暂时叫停了反垄断法,不再奢谈自由竞争。[3]

再次,这些工厂所生产的橡胶并不能随意拿到市场上销售,而是必须记在“橡胶储备公司”的账上,按“战时生产局”制订的分配方案,出售给工业用户。同时,它们所需的原材料也是政府机构计划分配的。用当时“战时生产局”负责人的话说,“在广大的生产领域,生产什么、谁来生产、出售给谁都是由政府决定。价格和工资由政府控制,政府引导劳动力在工厂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流动”。[4]

 

综合起来看,相关企业根本谈不上“民营”,而是国有官督商办。需要指出的是,在那段时间,美国上下对政府这么直接的干预合成橡胶产业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辩论。事后证明,政府出手的效果良好。以其中最大一间工厂的建设为例,在正常情况下,其建设周期需要10年;然而,在战时,由于各方面的齐心合力,它不到10个月就投产了! 美国的工业部门此前从未被要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承担如此巨大的任务,但他们知道,如果合成橡胶计划失败,美国的作战能力将被大大削弱。既然没有退路,面临再大的困难,也只能硬着头皮砥砺前行了。

前面提到,1940年,美国的合成橡胶生产能力只有4500吨;1941年,提高到8400吨;1942年,战争已经开打,4家新建的工厂原计划将产能提高到4万吨,但最终只完成了2.25万吨。转机出现在1943年。这一年,“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初见成效,15座工厂完工,GR-S开始量产;当年产量是前一年的十倍多,达到23万多吨,相当于同期全球天然橡胶园的产量。1944年是战争最吃紧的年份,对橡胶的需求升至顶峰。这一年,一个全新的合成橡胶产业已在美国形成,产量提升至76.3万吨,是1940年的一百多倍。[5]

 

这年,曾担任过“橡胶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哈佛大学校长、化学家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在给该委员会牵头人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 1870-1965)的信中激动地写道:在短短两年内,美国完成了“一项几乎是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即建立起一个通常需要20年才能发展起来的庞大合成橡胶产业。“回想两年前那些炎热的八月天,仿佛就在昨天;现在这一切几乎好得不像是真实的”。 到战争结束的1945年,建设美国本土合成橡胶工业的目标已超额完成,当年产量达94.5万吨,占全国橡胶消费量的87.6%,产能更高达110万吨。

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面临生死抉择的伟大崛起

谈到二战时期的科技进步,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原子弹的威力容易吸引眼球,但合成橡胶对美国赢得二战也许贡献更大。实际上,当时的不少知情人都认为,合成橡胶计划堪比“曼哈顿计划”。1947年,深度参与合成橡胶计划的劳伦斯·伍德(Lawrence A. Wood)在一本小册子中指出:“美国的战时合成橡胶计划与美国在原子弹上的项目非常接近”。在他看来,这两项计划至少有三个共同点:1)总费用分别都有20亿美元左右;2)都是按照提前制定的计划执行,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3)都是在政府的指导和控制下,大批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团队合作。直到1955年,被人称作“两洋海军之父”的美国资深众议员卡尔·文森(Carl Vinson,1883-1981)还在一次国会关于政府合成橡胶项目的听证会上情不自禁地说:“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说,二战期间建造起这些工厂是最伟大的战争成就,仅次于核武器的发展”。

的确,几乎从零开始,合成橡胶的飞速发展称得上是美国二战期间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从质上讲,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美国还不能生产可以用于制造轮胎的合成橡胶; 1942GR-S的产量只有区区3721吨,占当年合成橡胶产量的16.5%,质量也不太好。随着“美国合成橡胶研究计划”快速取得进展,1943GR-S的占比已接近八成,且质量持续改善。到战争结束时,GR-S的占比稳定在八成以上,其质量已可媲美天然橡胶(见图1)。

 

1  美国合成橡胶的构成与产量,1940-1945

数据来源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7; Chemical Heritage Foundation, “Government Rubber,” https://pslc.ws/macrog/exp/rubber/synth/asrrp.htm

 

从量上讲,珍珠港事件前,美国的合成橡胶产量远低于苏联与德国;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大合成橡胶生产国,产量比德国的最高产量(1943年)还要高出7倍。战后,美国占据全球合成橡胶生产霸主地位长达65年(图2),直到中国合成橡胶的产量、产能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超过美国,夺得世界第一合成橡胶生产大国的头牌。[6]

 

量的另一个指标也许更重要,从1944年起,美国生产的橡胶已经可以满足战争需求;到1945年,除满足战争需求外,橡胶产量已略有富余,可供民用。1940年底,罗斯福曾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将美国建成“民主的军火库”(Arsenal of Democracy)。恐怕直到一年后他才深切的感受到,没有足够的合成橡胶,尤其是丁苯橡胶,这个“军火库”根本无法建起来。直到美国上下一心、协同攻关,突破GR-S关键技术瓶颈以后,它那个“军火库”才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在二战期间,美国工业为前线总共生产了303,717 架军用飞机、88,430辆坦克,94,179艘战舰、260万辆军用卡车、60万辆军用吉普。研究表明,“二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盟军军备生产的优势”。

 

2  美国与全球合成橡胶产量及美国的占比,1939-1956(万吨)

数据来源Ray R. Gehani,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s in Synthetic Rubber and Tire Technology,”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Vol. 2, No. 4 (January 2007), p. 62

 

假如没有足够、适当的橡胶供给,哪里会有这些军火、装备?没有这些军火、装备,美国哪能具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岂有战争胜算?正是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时,全国上下众志成城、迎难而上,才使美国得以从零开始,在三年之内发展出全新的合成橡胶产业,支撑起庞大的军火库,全面碾压德意日轴心国。马丁·邓普西上将所说的“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就是一个绝佳的佐证。

世界上最不怕封锁的就是中国

今天中国面临的芯片危机十分严峻,但还没有达到生死攸关的地步。我们已经可以满足自己30%的芯片需要;利用现有的技术,我们已经有能力制作出28纳米乃至14纳米技术的芯片;也就是说,非高端芯片的自给率可以快速提高到70%,甚至100%。真正遭人卡脖子的是用于手机的7纳米、5纳米的先进制程芯片,以及此类芯片的制造设备与技术。顺便提一句,用于航空的橡胶轮胎也是我们的技术短板之一。[7]

 

以前,通过国际产业链,我们可以买到相关产品,就像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到天然橡胶一样。现在断供了,这是坏事,但坏事并不可怕。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许多人看到那个‘事’字上边有一个‘坏’字,就认为它只是坏。我们说还有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8] 对当年的美国而言,天然橡胶断供是极大的坏事,但如果不是经历这件坏事,它的合成橡胶产业不知何时才能发展起来。美国都可以将坏事变为好事,中国也一定能。

在坏事变好事、化危为机方面,中国有丰富的经验。《孙子兵法·九地》讲到有一种用兵原则叫作“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9] 于是我们有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成语。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类似成语还有济河焚舟、破釜沉舟、有进无退、背城借一、背水一战、壮士断腕、绝处逢生、向死而生……,它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披荆斩棘,奋勇向前。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更是不断化危为机的历程。长征途中,面对失利和困难,毛泽东豪迈地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日本打到中国,毛泽东引老子的话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指出“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10]

 

抗战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在七大上一口气列举了“十七条困难”,然后告诉大家“古人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11]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使出种种损招,企图把我们扼杀在摇篮中,毛泽东大无畏地宣布:“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12]  1959年,面对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拒绝援助我国核潜艇研制,毛泽东掷地有声地发出豪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13] 1960年,为了“制止战争”、“不受人家欺负”,毛泽东又指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4] 

 

从建国一直到70年代初,美国纠集其盟友及走狗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苏联也于1959 6 月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并于 1960 年撤回全部在华的 1390 名苏联专家。然而,即使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们也于196410月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于1967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于19704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于197012月下水了第一艘核潜艇。而且我们还在极其薄弱的经济技术基础上,仅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便建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包括重工业体系、 国防工业体系、高技术工业体系。正是有了这样的经验,1989年,当西方国家再次启动对中国的制裁时,邓小平才能底气十足地说:“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15]

 

与过去遭遇过的严重危机比,当前的芯片危机可谓小巫见大巫;与过往落后的历史条件比,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制度的固有优势依然安若磐石、稳如泰山。高端芯片的设计与制造确实充满挑战,但绝非遥不可及,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肯定也能做到。“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面对美国的“脱钩”、“断供”威胁,我们只能同仇敌忾,绝地反击,因为除了胜利,我们别无选择!

(编辑  碣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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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ecial Commission for Rubber Research, Recommended Future Role of the Fed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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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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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space.mit.edu/bitstream/handle/1721.1/27851/MIT-EL-76-027WP-04125239.pdf?sequenc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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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Long, “Dec. 1, 1942: Mandatory Gas Rationing, Lots of Whining,” https://www.wired.com/2009/11/1201world-war-2-gasoline-ra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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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绍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1] 价值换算依据以下网址https://www.in2013dollars.com/us/inflation/1942. 

[2] 19421月到19437月,美国国会专门为合成橡胶的发展举办了超过100次听证会。Paul Wendt, “The Control of Rubber in World War II,” pp. 210-212.

[3] Alan S 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 p. 179.

[4] Paul R. Samuelson, “The U.S. Government Synthetic Rubber Program 1941-1955.”

[5] Jerome G. Peppers Jr.,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Logistics 1935-1985 (Huntsville: Logistics Education Foundation Publishing, 1988), pp. 63-6519415月,美国政府规划的合成橡胶产量的最初目标是1万吨,7月提高到4万吨。珍珠港事件后,该目标于19421月提高十倍,达40万吨; 33日又将目标提高至60万吨; 421日再将目标提高至80万吨;最后,9橡胶调查委员会把目标设定为100万吨。Paul Wendt, “The Control of Rubber in World War II,” pp. 209-210.

[6] 周文荣,自主创新、快速崛起的世界第一合成橡胶大国,《中国石化》,201812期,http://www.sinopecnews.com.cn/news/content/2018-12/28/content_1729473.htm

[7]中科院院长:把美国卡脖子清单变成科研清单2020917日,https://tech.sina.com.cn/d/i/2020-09-17/doc-iivhuipp4859072.shtml

[8]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8页。

[9] 骈宇骞、王建宇、牟虹、郝小刚等译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9页。

[10]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8页。

[1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0页。

[12]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6页。

[13]  郭勇,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中国军转民》,2015年第1期,第56-58页。

[14] 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 —1962)” (连载二),《当代中国史研究》,第8 卷 第5 期(2001 9 月),第69页。

[15] 邓小平,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9页。

 

 

新冠疫情引发全球性国际关系危机

新冠疫情百年不遇,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不仅是一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而且是一场全球性国际关系危机。疫情引发的各种危机相互叠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刻,对国际秩序、世界格局、大国关系造成的冲击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远大于几次金融危机。

首先,国际秩序空前混乱失序。美国维护日渐衰落的全球霸权的挣扎,越来越近于非理性、极端性。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走向极端,利用疫情乱打横棍几近疯狂,严重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动摇以联合国为中心、以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美国推动的逆全球化与新冠疫情相互激荡,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出现广泛断裂危机,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大衰退、金融风险进入易爆期、国际经济秩序进入失序期。基辛格所言“新冠疫情将会永久改变世界秩序”不无道理。

其次,国际格局分化组合复杂多变。美国纠集西方一些国家疯狂围堵中国,企图打造“全球反华联盟”;中国联手俄罗斯等新兴力量,加紧构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美国“拉俄制华”加大力度,但是俄美结构性矛盾难以化解,俄美关系持续紧张。欧洲大国对美疑虑重重,与美距离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既同情中国又惧怕美国,陷入“选边站”的困境。美国政府到处树敌,世界健康力量加速集结,对美国霸权的抵制日益增强,快速崛起的中国成为全球反霸力量集结的核心,对抗美国霸权的力量体系有望形成。

再次,中美大博弈空前复杂激烈。中美大博弈贯穿于政治、安全、经济、科技、意识形态、治国模式、国际话语权等各个领域。美国锁定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不断放大和激化与中国的矛盾,全面遏制围堵的大动作接连不断。美国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能源战、产业脱钩战、舆论战、意识形态战同时开打,军事挑衅、军事威慑伴随其中。中美从既竞争又合作走向全面对抗的危险性急剧增大,“中美世纪大博弈”提前到来,世界多国在不同程度上被卷入。

最后,世界正在进入“准多极时代”。当今世界既不是霸权势力可以为所欲为、称王称霸的单极世界,也不是几大力量相互制衡、多边共治的多极世界,而是从单极霸权向多极制衡过渡的“准多极世界”。其主要特点是:旧的世界秩序加速坍塌,新的世界秩序远未形成,围绕新旧秩序的斗争具有剧烈性;美国霸权走向衰落,但是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仍然拥有在全球横行霸道的资本;世界多个力量中心尚未完全形成,其消长趋势及相互关系远未确定;世界多极化的走势日益强劲,多极世界隐约可见,但是远未成型。

“准多极时代”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

在“准多极世界”加速形成,世界格局大重组、世界秩序大混乱、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大背景下,我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同时也有望迎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首先,疫情暴发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而我国率先恢复了经济增长。

新冠疫情最早暴发于我国武汉,来势凶猛,加之人类对新病毒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又要防止因判断不确、措施不当而引发社会恐慌,不失时机地形成抗疫动员的决策实属不易。在习主席、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及医学科学界的积极努力下,中国很快就从被动走向了主动。

我们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民为本”的治理优势、“守望相助”的文化优势,在中央统一部署和高效运筹下,采取了令其他国家难以置信的果断措施,调集了全国的人力物力,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共战疫情,在较短时间里取得了遏制疫情蔓延的重大胜利。我国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复工复产,并且正在快速实现经济增长。我国驰援数十个国家抗击疫情,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表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许。

尽管我们取得了抗击疫情的初步胜利,但是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远未结束。尽管我们有着强大的自力更生能力以及供应链、销售链、资金链、技术链相对完整的优势,复工复产进展顺利增大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但是在疫情引发世界经济大萧条、大衰退的背景下,高度依赖世界资源、世界市场、世界资本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形势不容乐观:保增长任务艰巨复杂,经济发展可能失速;大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可能面临停工破产危机,其他企业也要程度不同地开启“过紧日子”模式;作为制造业和吸引外资大国,产业链、资金链、供应链、销售链局部断裂的危险增大;“一带一路”建设合作面临新的挑战,不少项目短期内难以正常运转。

其次,疫情对我国社会领域的影响同样十分巨大。

一方面,疫情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企业倒闭可能造成失业潮,城市待业人口激增,大批农民工无处安身,保护中小企业、安置待业人口、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空前艰巨。

另一方面,抗击疫情强化了全社会命运与共的意识,增强了全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提升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对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认同感。

最后,疫情引起我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疫情对我国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相关。

在中国抗疫最为艰难的阶段,美国不仅未表示任何同情,更谈不上任何援助,反而是幸灾乐祸、冷嘲热讽。尽管中国频频发出预警,美国政府却无动于衷,心思完全不放到抗疫准备上,而是要看中国的笑话。特朗普政府热衷于权力争斗而疏于对新冠疫情防范,终于导致美国疫情全面暴发,很快就成了全球疫情的“震中”,出现了超高死亡率,美国人民陷入空前灾难,特朗普政府沦为世界笑柄。

面对如此危险的形势,按照常理,美国政府应当改弦易辙,集中精力于与疫情作斗争。然而,特朗普政府及一帮反华政客却反其道而行之,置美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于不顾,把蛮劲集中于打压中国上,妄图甩锅、嫁祸于中国,并且借机发动“对华全面大围剿”“中美新冷战”。特朗普本人及蓬佩奥之流不顾身份、不留后路,直接冲到反华最前沿,不仅赤膊上阵、恶言恶语,诬陷抹黑、追责索赔,而且加紧集结国际反华力量、动员胁迫他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华恶浪,舆论抹黑战、法律追责战同时开打,经济制裁、产业脱钩迅速升级。特朗普政府不仅疯狂打击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而且将几十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推动与中国经济脱钩,甚至扬言要“与中国切断整个关系”。特朗普政府还蛮横无理地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扬言制裁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属。民主党尽管在国内政治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斗得你死我活,但是在反华问题上一点也不甘落后。可以说,特朗普政府、美国两党政客遏制围堵中国已经近于癫狂。形象地说,美国霸权病毒大发作,对华遏制围堵的乌云迅速聚集,电闪雷鸣接踵而至,大有压城欲摧之势。

那么,特朗普政府及一帮政客为何如此疯狂反华?在笔者看来,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出于维护严重动摇的执政地位的需要,借“甩锅”中国,推卸抗疫失职、损失惨重的政治责任,转移民众不满,拉抬选情,服务于即将到来的大选。

二是将抹黑诬陷孤立中国作为对华围堵的一场战略性战役,服务于对华“新冷战”,妄图制造第二次“庚子赔款”,让中国倾家荡产,打掉其维系全球霸权的最强大对手。

三是美国两党精英以反华为“政治正确”,对中国成功抗疫展现出的制度、治理、文化优势感到恐惧,妄图以舆论战、抹黑战、追责战遏制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

特朗普正在发动对华“新冷战”

国际评论普遍认为,特朗普及美国反华势力正在发动对华“新冷战”。说到“新冷战”,一些人不以为然。他们的主要论据是,现在不存在两大阵营,也谈不上意识形态对抗。笔者的看法是,这就是“新冷战”。依据主要有三:冷战相对于热战,既然不是热战,但是发生了全面对抗,那就是冷战;虽然不存在两大阵营,但是正在形成两大阵线;美国政客恶毒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国家治理,张口闭口大讲“中国专制独裁”“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意识形态对抗又是什么?这就是说,中美大博弈具备了冷战的基本特征。为了区别于美苏冷战,我们姑且称之为“新冷战”。

至于这场“新冷战”的前景,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中国艰难胜出,迎来中华崛起的新纪元;二是中国惨败,陷入万劫不覆的深渊;三是两败俱伤,美国霸权不再,中国崛起延后。至于何种前景可能性最大,一是取决于中国战略方略的确定,二是取决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发挥,三是取决于中国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构建。

这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仍是世界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不仅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远远超过中国,而且国内国际动员与胁迫能力依然十分强大。不要认为美国当局的霸权行径缺少民意支持。经过霸权主义的长期熏陶,美国多数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霸权思维,为美国政客疯狂反华提供了社会基础。国际上,或者出于意识形态偏见、现实利益考量,或者惧怕遭到美国打压、受到美国胁迫,跟随美国的国家仍然为数不少。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综合实力虽然大幅增强,但是短板依然很多,与美国的差距依然很大。相当多的国人对美国可能会容忍中国发展强大仍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应对美国对中国全面围堵的思想和力量准备仍然严重不足。美国几十年在我国培养亲美势力,在舆论界、经济界、教育界、国际关系学术界的影响不容小视,其所散布的“崇美论”“投降论”“自责论”可能成为我们对美博弈的重大掣肘因素。

与此同时更应当认识到,我们的战略优势也十分突出。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有全党全军全民的爱国热情,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举国体制”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有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强大物质基础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有抗疫成功、经济率先恢复赢得的先机,有美国霸凌主义行径激起的民族愤怒。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产业门类相对齐全、产业链相对完整。世界多国对与我经济合作产生依赖,经济发展、社会供给离不开中国。我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朋友与伙伴遍布全球。特别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及中国能够发挥引领作用的上合组织,有望在对美大博弈中为我提供战略纵深和战略支撑。国际社会对美国逆全球化、霸凌主义、“美国优先”等等倒行逆施的不满日益增大,完全有望为我所用。

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一方面,这是一场十分艰难险恶的大国博弈,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决战,我们可能要经历种种艰难困苦,要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另一方面,我们有英明的统帅、坚强的党,有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13亿各族人民,有强大的人民军队,有4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综合国力,对这场霸权势力强加给我们的大博弈应当充满必胜的信心。

从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中美间的“世纪大博弈”已经到来。这场大博弈是世界两大国之间的全面对抗,是霸权势力对中国的一场大围剿,必然你死我活、少有妥协余地,必然将在多条战线同时开打,空前激烈凶险。但是,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调动战略智慧、用好战略资源,全党全军全民齐心协力,完全有希望在这场大博弈中胜出。

可能有人认为,如果大选后特朗普下台,中美大博弈可能就会停息,“新冷战”不一定会发生;即使特朗普再次当选,由于不再有大选压力,或许有可能调整对华姿态。

美国大选结果确实可能对其对华姿态产生重要影响。的确,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没有了大选的压力,其对华策略可能会有所调整。民主党拜登上台也可能不似特朗普一伙那么疯狂。但是,以反华为“政治正确”已经成为两党的共识,美国精英层已经深陷“修斯底德陷阱”想象,霸权思维已经渗透进美国多数选民的骨子里,大选后的美国遏制中国发展强大的冲动不可能实质性减少。更何况以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已经写入美国几大国家级战略报告。美国铁了心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强大,这是美国精英层的霸权逻辑所决定的。美国对跻身世界老二的国家从来都不客气,历史教训不应忘记。因此有理由认为,不论大选结果如何,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不会实质性减少,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不会实质性改变,中美大博弈难以避免,仅仅是对抗的形式与烈度可能会有所不同。一句话,“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再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新冷战”会否发展成为大规模热战

笔者认为可能性很小。中美都是核大国,中国已经具备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核大国之间“相互确保摧毁”的规律仍在发挥遏止核大国战争的作用,美国政客虽然狂妄自大,但是对于中国的核还击能力不会茫然无知;中国国防建设近年取得重大进步,战略导弹、航母编队、战略核潜艇等新一代武器装备大批列装,海洋战场建设大幅增强了海上防御能力;美国发动的是侵略战争、非正义战争,而且会给许多国家带来灾难;在我国周边打仗,我拥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加之我是防御作战,可以以少胜多,美国是进攻作战、必须拥有三至五倍的兵力兵器优势,虽然可能两败俱伤,但是我们的胜算更大。因而有理由认为,中美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微乎其微,特别是在我做好充分迎战准备的情况下,中美军事大博弈大概率将是中低强度的。

同时需要认识到,尽管中美大博弈极小可能引发两大国全面战争,但是中美间发生军事摩擦、军事对抗甚至军事冲突的危险正在增大。南海、台海局势紧张度可能进一步升高,随时可能发生军事摩擦。如果我武力解放台湾,美国军事介入、中美军事冲突恐怕难以避免。非常情况下,不排除美国对我某些军事目标实施远距离高精度打击的危险。美国还会加大对“三股势力”民族分裂和恐怖活动的支持力度,在我周边生战生乱的动作也会增多,甚至存在发生中国被迫卷入的周边代理人战争的危险。

需要认识到,如果我军事力量不够强大、战略威慑能力欠缺、战争准备不够充分,不仅难以遏止美国在大博弈中军事冒险,反而可能诱使美国采取战争行动。因此,必须把加强军队建设、国防建设提高到大博弈准备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只有能战,方能止战。加强国防建设、增强遏止军事冲突乃至局部战争的能力,应当纳入我们的“底线思维”。

(编辑  季节)

 



* 王海运,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驻俄罗斯前国防武官。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它还在进行当中,哪些是变化的动力,哪些是变化的后果,现在来讲或许为时过早。它将持续多久,最终又将演变成怎样的新格局、新秩序,都充满了未知数和不确定性。”黄平说。

在黄平看来,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看清过去百年来的变化轨迹。百年之中,全球发展及权力中心曾先由西欧转移到北美,再逐渐显露出往东亚转移的迹象。随之而来的,则是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与诸多待解的老问题。他说:“过去的一百年见证了两场世界大战,见证了大萧条,见证了冷战,也见证了发展,却没有见过今天这样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

世界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时代,但即便如此,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尤其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越大,各个国家便越是进退与共的共同体。黄平认为,在生与死面前,在发展还是不发展、安全还是不安全面前,大家会发现,世界各国其实都在同一艘船上。面对惊涛骇浪,首先要保证航行的方向正确,同时要保证行稳致远。因此,面对日益严峻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需摒弃丛林法则,坚定维护和平与合作。不可否认,全球化在给世界带来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不均衡和不平等。“我们该如何与时俱进,让全球化更加公平?这也是百年未见大变局提出的新问题。”

“在时代的大潮里,中国既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塑造新秩序的主要力量之一。”黄平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需要形成全新的发展理念,以合作共赢代替零和博弈,开辟新的发展路径。

 

 我们国家于2018年做出“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的判断。从狭义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18年正好是100年。广义的讲,百年可以是一个复数,就是近代两百到三百年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最早在西欧发端的以工业革命引领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后来扩展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它还在进行当中,哪些是变局的动力,哪些是变局的后果,人们正在不断深入地认识,因为我们正身处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中。

透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争、萧条、革命、发展

这个百年大变局,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观察,一个是百年时间的角度,另一个是世界空间的角度。从时间上说,狭义的这一百年在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呢?小事数不清,地方性的事数不清,世界性的大事也很多。20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是动荡的世纪、战争的世纪、革命的世纪,当然也是发展的世纪。

时间维度

中国进入20世纪不久,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帝制。而欧洲这个最发达的地区,在前半个世纪发生了两次大战。当然1819世纪的欧洲也是战争不断,但都是局部战争。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次世界性大瘟疫。

一战结束不久,发生了三件大事。一个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大批企业倒闭,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另一件大事,在中国推翻满清王朝之后,世界上好几个老牌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德意志帝国都终结了。一战结束了帝国的时代,建立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第三件大事,作为一战的一个后果,在世界上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世界又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多的国家被卷入了战争。一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包括了亚洲战场,当时叫东方战场。我们从“九一八”算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拉开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整个世界在战争与革命的交织过程中走过了20世纪的前半段。

1945年二战结束后,世界上又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1945年成立了联合国,直到今天,联合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具有合法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方面最重要的成果。第二是产生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新中国,70余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几千年和整个亚洲的面貌。第三是过去西方帝国主义用侵略、占领、掠夺的方式控制的亚非殖民地纷纷走向了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今天联合国190多个国家中,一些是原来的列强即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是曾经的和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就是从殖民主义统治下争取独立而新建立的国家,今天被称作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

联合国秩序既是战争的产物,也是为了不再发生像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而建立的。但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后,世界很快又进入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这是又一件大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立时,冷战已经开始,我们国家受到帝国主义长期的封锁,不得不参与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等等。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才结束了冷战的格局。20世纪后半个世纪,没有像前半个世纪那么血腥,但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期间,地区战争、局部战争几乎没有断过,越南战争一度扩大到几乎整个印度支那地区;苏美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形成“核恐怖平衡”,两国所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全世界毁灭许多次。

还有一件大事,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国民收入,以及居民的健康指标、识字人口指标等都有明显的进步。19世纪时,世界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就是西欧几国加上美国。但是到20世纪末,除北美、日本和西欧、北欧主要国家之外,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或地区也实现了工业化,包括已经进行了2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东南部和沿海地区都发展起来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谋发展。

这是从时间上说20世纪的世界,至少有以上这么八件大事。

空间维度

从空间的维度看,19世纪末西欧经济最发达,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居主导地位。到1945年二战结束,权力的接力棒从英国交到了美国的手中。所以20世纪在空间意义上发生了一次世界强权的转移,即主导权的转移。

20世纪的中后期开始发生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苏联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长达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它能和美国进行角逐、较量。实际上20世纪已经不只是西方在支配世界,20世纪后半期整个冷战期间,以苏联为中心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它也是一个高度工业化、高度现代化的科技发达的国家集团。

第三个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之一的日本,在被美军占领后经济得到迅速恢复,成为冷战中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同盟。它作为战败国,按宪法规定不能有自己的正规武装力量,只能有自卫队,而且只能驻在本土。客观上,日本成为冷战中能够在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发展起来的西方式工业化强国,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它是西方世界中(虽然它并非身在西方,也不是文化宗教和族群意义上的西方)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加入了七国集团,成为西方世界中的非西方人的国家。写《邓小平时代》的美国学者傅高义,最早的成名著作是《日本第一》这本书。日本第一就是要超越美国。1985年广场协议之前,日本经济很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也很明显,日本的工业品和电子产品,甚至日本文化产品的影响,世界各地无处不在。家家户户用日本的家电,旅游者都挎着日本的相机,连欧洲那些最重要的文物,从法国的凯旋门到英国的大本钟,日本都想买下来。

日本这个现象到了八九十年代已经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单一现象。继日本之后,在东亚又出现了“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再后来还有“五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尼、菲律宾。

中国于70年代末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到了20世纪末,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体量、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的发展势头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连当时美国那些搞外交、战略、军事的学者都开始谈论“权力转移”(power shift)的问题,担心历史上世界主导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的事情再次重演。

2018年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二。2010年中国GDP刚超过日本时,曾有人担心我们能否持久,毕竟日本稳居亚洲经济第一、世界经济第二已经有40年了。但是从20102019年,我们的GDP总量已经与世界第三的日本远远地拉开了距离。2019年中国GDP总量是14.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16.34%,日本同期是5.08万亿美元,占世界5.79%。世界银行曾用人均购买力平价指数(PPP)进行排名,PPP是选取各国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50种商品,根据人们对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实际购买力去衡量,而不是用汇率去折算。这样算下来,世界银行甚至认为我们2017年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当然我们不认可这个算法,因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力和整个经济的综合实力是两个概念,用GDP测量更能说明问题。

但是,从空间的意义上说,进入20世纪的后期,我们观察发展中心的东移现象(不是什么权力东移),东亚就已经不只是一个日本加“四小龙”和“五小虎”现象了,而是整个东亚的兴起与发展,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的发展。

在大变局中,持续了近50年的冷战格局已成为历史,但1945年以来大国制定的国际秩序代表性怎么样?当然联合国还是最具合法性的,但是光凭联合国能不能解决今天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其中既包括传统的,也包括非传统的问题,既包括最重要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也包括气候变化和我们正在面临的各种传染病、恐怖主义,以及金融危机等问题。对此,联合国的应对似乎不够及时,这样才搞了G20组织,我国也参加了。至于流行性传染病,包括非典、埃博拉等各类全球性传染病,包括今天的新冠病毒,这类非传统的问题也危及所有国家、所有个人,威胁到他们的健康乃至于生命。在这些问题面前,原有秩序还灵不灵、够不够?

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大变局之始。美国在苏东解体以后有一段时间是“一超独霸”,但是很快人们发现,由西方七国集团来主导世界局势,显然已经不可能了。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非西方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最典型的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金砖五国”,以及韩国、印尼、阿根廷、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就是2007-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以后,西方七国集团的领导力已经不能主导世界局势,对当前很多重大问题无能为力。所以,世界上那些大事,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在和平的保证下获得发展,在发展基础上求和平,需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才有可能。

在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就明确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和平就是要解决东西方冲突,发展是要解决南北差距。我们看世界上有那么多事,突发的事、意外的事或有些人捣乱的事,包括今天有些美国人要拿中国来做文章突破红线的事,但整个时代要解决的最大的事情,一是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和平与发展,第二就是新的非传统的、但我们又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如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疾病与健康问题。传统的国际关系没有把它们列为重大议题,现在却成了威胁我们的高风险事件,处理不好就可能成为大危机。

全球化:“丛林法则”还是共商共享

2008年,发生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没有过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危机。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要害的金融中心华尔街,发生了金融崩盘,其直接导火索是因两房“次贷危机”导致一些重要金融机构面临支付危机甚至倒闭,由此引发了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其深层原因则是因经济高度虚拟化导致的金融泡沫化。它影响的深刻,比此前的几次金融危机更甚。比如拉美80年代的主权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但它们与2007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还不可等量齐观。

第二就是“9·11”事件,那是美国建国以来从没有遇到过的,用非传统、非国家的形式,以极端的恐怖主义方式来挑战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并且在光天化日之下,把纽约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炸毁。

2007-2008年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几乎所有国家,10年之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持续蔓延的新冠病毒疫情,都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性挑战。所以可以说,我们是处在高度的不确定、高风险之中,这也使我们形成新的安全观。

金融风暴至少把一个原来很学术的用语变成大众化的词汇,就是“不确定性”。当然与它相关的其他词汇还有风险、危机,乃至于“陷阱”、“黑天鹅”等等。前两年一个最流行的话是现在“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这显示我们进入了一个高风险、高度不确定的时代。

但恰恰是这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挑战和风险,也可能带来新的机会。因为越是重大的、共同的挑战,人类越会意识到大家是在同一条船上,必须面对共同的利益、安全和健康保障问题。如果回到你死我活的丛林时代或冷战时代,反而不现实,哪怕听上去很“现实主义”。

所以,从联合国机制到地区、国家间关系机制,特别是今日的欧盟,战争不再是他们的首选,和平成了首选。过去的100年是充满了斗争和战争的不平凡的世纪,但在新的世纪,全世界面临的新挑战更多、风险更大、不确定性更强。旧有秩序不灵了,原有格局不够了。

第二个现象,就是所谓“权力中心”从西欧到了北美,然后发展的中心移到东亚。现在中国的发展又成为非西方国家高速发展的最重要的案例,甚至很多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奇迹”。1991年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地的新一轮发展就开始了,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各个国家和地区已经不只是求生存,而且也求发展,其中当然包括贸易、投资,商品流、资金流,还有技术和信息的普及与分享,当然还有服务。我们随时能看到各国人员的大流动,从教育、科技界人士到文化人士、旅游群体,还有大量的企业家、劳动者,都在大规模、高频率,甚至是跨国跨地区流动。进入21世纪这一轮全球化,不是突然才出现的。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看,探讨背后的深层次的结构和制度原因,这似乎是又一次权力转移。

现在的全球化是不均衡的、不够公平的,那怎么改变它?这是新的百年未有大变局中的应有之义、需解之题。

百年大变局正在重塑世界秩序,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不确定性

所谓大变局,就不仅仅是变化。变化天天都在发生,问题也永远存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那么大的不确定性,这次疫情这么大的风险,都是实实在在的挑战,挑战每个国家、每个社会、每个社区以及每一个人,行为上不改变、不调整、不适应、不配合,那么已经过去的危机可能又会再来。一方面是如此之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非西方的发展,如此之快和如此之大的影响,这是百年来没有过的。

从生产体系的结构上讲,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制造业就会外溢,其背后是资本外溢和输出,这是资本不断追求高利润的本性所使然。如果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或投资建厂的成本更低,而利润更高、回报更快、限制更少,资本就必然要过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中心的转移,在欧洲也发生过好几次。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到荷兰,从荷兰到英国,都是因为资本和制造业的转移。而随着制造业和资本的外移,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是失业、犯罪等社会病症的蔓延。当然也留下了金融业的发达如银行、股票、债券,以及各种服务业。金融资本成了资本的主要形态,虚拟经济、泡沫经济是对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的解释。今天美国不断指责中国,把中国当成替罪羊,实际上它的问题恰恰是结构性变化所导致,是根本的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

贸易不平衡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是结构性的矛盾。资本输出导致生产基地的转移,导致本地的失业增多,税收减少,政府预算和财政赤字增加,基础设施陈旧和破败,还有相关的社会病,等等。所以,问题不在于谁有没有“偷”它的工作,更不在于是否尊重知识产权,是否对国企不当补贴,是否“强制”技术转让,是否“遵守规则”,到现在,甚至连新冠病毒也成了中国故意传播给美国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也成了“罪过”了,恨不得再来一场“新冷战”。

再一个问题是,全球化造成的不仅是商品和资本流动,技术、服务、信息等要素也在大规模地流动。但核心的问题是,一个金融帝国如果没有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支撑,没有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它的霸权地位怎么维持呢?仅靠美元霸权印钞,进口优质低价的商品,是不能持久的。关键是自己的经济体系是否独立和完整,制造业或实体产业是否是支撑其金融等的基础,以及它的科技是不是继续处于最前沿,还能否继续支配垄断高科技技术,包括以专利的形式、知识产权的形式去垄断,也包括军事等是否继续处于最前沿、最高端。

这个全球化,从狭义角度看就是商品、服务、资本、信息、技术,以及(部分)人员的跨越国家和地区的流动和配置。它确实也带来人们的不适应,不仅带来机会,也带来过程和分配方面的新的不平等。

在人类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遇到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挑战,甚至带来新的危机的时候,是回到冷战、回到丛林时代,回到零和游戏呢?还是更加需要合作和交流,通过交流找到合作的机会,实现成果的共享?我们不能倒退回冷战格局,互相为敌、互相孤立、互相对峙、互相仇视。

今天和百年前那个时代不一样了。中国早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谁要想把中国排斥在外,再把它孤立出去、另外自己再搞一套,是做不到的。中国希望走互利合作共赢的道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经验、智慧、能力,使我们不会掉进冷战的陷阱,自我孤立起来或被人孤立起来。我们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乃至于相当多的发达国家,一直是本着互利合作、共赢共享来发展关系的。就算有些人一心一意要与我们“脱钩”,想与我们打新“冷战”,这既不现实,对这些国家乃至对整个世界都没有好处,甚至是灾难。如果世界真的再次陷入冷战,对所有的人都是灾难。当然,我们自己要应对好各种风险和危机,做好必要的准备。要坚持原则底线,做好各种预案,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求得发展,在发展中让我们更安全。

过去一百年那个西方秩序、那个安全框架和基本经济结构正在改变。西方主导的秩序或霸权秩序也越来越不灵了,而新的秩序正在百年未有大变局过程中型构与博弈之中。这个过程还有多少曲折,博弈过程中还有多少风险、挑战、危机,还有多少新的不确定性,因此还要经历多长时间,也还是不确定的。

总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征程“行百里半九十”,最后的冲刺和攀登,还有什么风险与危机,还有什么沟沟坎坎,还有什么新的不确定性,都要求我们必须保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同时我们也要千里之行始于脚下,实事求是、稳中求进,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解决问题,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就能“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明确提出在新时代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不同,但两国不冲突、不对抗是底线,不仅是确保中美两国能够在和平和安全环境下获得发展与和平共处,也能确保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至于进入当年那样的冷战状态,或被迫选边站队,或者被孤立隔绝。

第二就是互相尊重,因为两国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支撑这套制度的价值意识形态不同,我们本着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相互尊重,承认差别但互相尊重。没有互相尊重,无法真正和平共处。

第三,合作共赢,就是能合作的领域,经济也好,贸易也好,科技也好,乃至于非传统安全,气候变化、疾病等等,都可以通过合作求得共赢。

至于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愿景,要花多长时间达到,这不是我们一方能决定的,我们还是要尽最大努力确保一个基本安定的国际环境,不至于打乱我们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步骤,实现民族复兴与祖国统一,为世界和平做出我们的贡献。要保证我们的主权、安全和独立、保证我们的发展利益,也保证支撑我们这些核心利益的基本制度、基本理念。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是绝不会退让的。

 

(编辑 季节)



¨ 2020731日,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黄平做客第六十七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剖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文根据讲座内容整理编辑。


中美贸易战的美国理论

2004年,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谈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交换,这是最经典的李嘉图国际贸易模型。李嘉图证明了,两个国家、两个产品分工交换,以往贸易理论认为能够使两个国家的福利都得到增加。萨缪尔森在这篇文章里非常严格地用数学模型证明,可能会出现一个国家的利益得到了拓展,另外一个国家却因为参与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使得它的利益永久性地受到损害。

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大,它阐述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全球化也许对发达国家来说并不有利。它等于是颠覆了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现在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我们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看看能不能挑出他的毛病,但是萨缪尔森毕竟是经济学大家,他的论证逻辑非常严密,他从两种商品、两个国家最后扩展到3个国家、N个国家,N种商品,都给出了证明。

简单地说,例如中国和美国原来没有贸易,中国在A产品和B产品上和美国劳动生产率不一样,然后通过分工和交换,两个国家的福利都提高了。而中国在这个交换过程中,由于技术进步得到提升,比较优势中原来比较弱的领域,生产效率跟美国相比没有差距了。美国本来从国际贸易能获得好处,这时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逐渐消失了;中国的社会福利提高,技术也提高了。所以他认为,这就是美国受到永久性的损害。我谈萨缪尔森的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要说明今天的国际贸易中,美国发动贸易战、中美博弈是有理论基础的。

奥巴马时期就开始注意萨缪尔森的理论,特朗普这几年基本上是在践行这个理论,但是他把大国关系引进来了。最典型的就是今年5月份,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对华战略方针,其中明确提出,他们打压中国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他们愿意支付这个代价。我觉得这个非常清楚,本来特朗普讲的就是“我们赢你们输”,是“零和博弈”,现在他进一步说“负和博弈”,即双输都可以。这是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他真正做好双输博弈准备。这和全球化理论的发展是有关的。

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中美贸易下降的速度很快。波士顿咨询公司7月份做了一个模拟并公布了模拟结果。它认为,未来两年中美贸易要下降15%以上。从贸易接着谈到脱钩,现在对于脱钩的各种各样的研究都有,麦肯锡全球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专门谈中美脱钩问题。它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未来5年,全球企业生产的产品将有四分之一转移到其他国家,受影响的贸易商品总值是2.9万亿-4.6万亿美元之间,这个数字是很大的。

中美脱钩的内在基础

脱钩的主观原因是政府要求国家提高自给率,这一点我们都看到了。这是美国政府的要求,但还有一些分析值得我们关注,就是脱钩本身有内在的基础。

第一,贸易纠纷。打贸易战,气候灾害,网络攻击,这些事情在过去几年经常出现,很有可能造成价值链的断裂,这本身就是企业面临的问题,企业必然要考虑这种风险。麦肯锡对企业进行了几十年研究后发现,任何一个企业平均3.7年就会遇到一次持续一个月以上的供应链风险。所以现在企业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降低了劳动力对企业的重要性,技术进步使得工资的差异作用越来越小。

第三,消费者对快速配送的需求迅速上涨。我买了东西希望马上寄过来,如果这个商品还在美国或在日本,这太远了。所以市场的变化,使得打造更短的多元化、本地化供应链的需求上升。当然这次疫情也加速了企业对产业链的重新全面评估。

我们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一方面来自政策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有内在的驱动。当然各种相反的结论也都有,比如标普咨询公司发布的最新报告说,美国要跟中国脱钩,脱得了吗?成本太高了,不可想象。我们可以列举很多的例子,讲脱钩的成本,中国这么大市场,全面脱钩不可能。

我们前两年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中西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在经贸领域主要的意向是“规锁”,这就是美国拟采用新的一套国际规则,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并不想跟你全脱钩,你生产帽子、鞋或玩具,那些东西无所谓。他们担心的是中国做高端产品。所以中美贸易战刚一开始就一定是在高科技领域,而其他的一般产品它是不太在意的,这也是和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规锁”政策连到一起的。

宏观经济学解释不了疫情现象

关于金融,今天国际上争论最激烈的是什么问题?所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这次疫情后,全球经济到底将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恶性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这个争议非常激烈,现在还没有结论。伦敦政经学院一位研究货币问题的著名学者查尔斯最近的一篇文章说,不管疫情之后市场走势是通缩还是通胀,有一点是确定的,各国经济学教科书恐怕需要重写了,因为今天的宏观经济学根本解释不了这次疫情产生的很多现象,它对整个宏观经济学的影响将是持久性的。

现在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将会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因为这次疫情时期,为了各种救助项目,各国已经投入了20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因为纾困导致债务增加,全球的债务与GDP之比今年将上涨19个百分点。

第二是家庭的财富上升。本来,经济状况不好,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应该大幅度下降。为避免下降而采取措施,股市后来又开始涨,现在还在波动,但总体来讲,家庭财富在不断上升。这些都将导致通胀,特别是一些低收入的家庭,将得到政府的补贴。

再一个因素是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欧洲、日本都是负利率,美国也是低利率政策,现在联邦基金利率是0-0.25,我们估计美国很可能要进入负利率。美国现在的僵尸企业达到15%-20%,这个数字相当惊人。

最后是供应链的冲击。这次疫情期间,很多产业供应链受阻或者断裂,使得一些产品价格迅速上升。以上是支持未来将产生恶性通货膨胀的论据。

认为将会发生通缩的理由是:第一,虽然货币供应量增加很快,比如7月份,美国的M1M2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几,这是美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但另一方面是流通速度下来了。金融机构的准备金3万多亿全放到央行那里,商业银行的企业存款达16万亿美元,贷出去的很少,存款增长很快。钱都淤堵在那里,流通速度放慢了。

第二个理由,就是家庭恐惧,消费恐惧,支出下降。从2009年到2019年,美国10年间的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低于10%,而今年46月的储蓄率为25%,这可以看出居民的恐惧心在上升。

第三是劳动力市场。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尽管有所下降,但仍在8%以上,说明它的要素没有充分利用。只有生产要素被充分利用了,才可能出现通货膨胀。

2009年金融危机时,各国也在纾困,当时也讨论说将会发生恶性通胀,后来也没有发生,所以这方面争议是非常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份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是-4.9%,明年是-5.4%。这对我们未来一年、两年甚至五年的影响都很大。用总书记的话讲,国际经济形势是波涛汹涌的。

(编辑  季节)



* 张宇燕,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本文根据作者在20209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五次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最近一年来,几乎每天都会传来有关中美经济脱钩的坏消息,华为首当其冲。美国现在已经摆出架势,要对华为发起“绝杀”,意图禁止全球几乎所有制造商向华为出售一切采用美国技术生产的芯片。不仅华为依赖进口芯片,整个中国高科技产业也依赖进口芯片。2019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仅为30%左右,当年芯片进口金额为3040亿美元,远超排名第二的原油进口额。与芯片生产相关的高端半导体设备具有极高的门槛和壁垒,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为外国所垄断。在脱钩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中国芯片自给率能不能迅速提高,在2025年达到70%左右?中国的高端芯片能不能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对此,很多人不敢乐观。而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却很冷静,他嘱咐华为战略预备队学员:“‘要让打胜仗的思想成为一种信仰;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这是美军马丁·邓普西上将的话。你看,我们高举美国将领的话,向美国学习的精神并没有因为美国打击我们而改变。[1]

其实,脱钩、断供在近代历史上并不少见。本文回顾一个小小的历史片段,即美国在二战期间曾经遭遇过的致命橡胶危机。看看美国的例子,也许有助于我们提振信心,探索前路。

有人可能认为,芯片是现代工业最精密最高端的部分,与随处可见的橡胶似乎没有可比之处。殊不知,今天中国人对芯片的关切程度还不一定比得上二战初期美国人对橡胶的关切程度。昔日被称作“黑色黄金”的橡胶具有不可或缺性,这反倒是今天的芯片无法比拟的。事实上,今天人们之所以认为橡胶唾手可得,恰恰是因为它曾经的稀缺,催生了现代世界不可须臾离开的合成橡胶产业。

最大短板

橡胶原本只有天然橡胶。早在20世纪初,当汽车工业刚刚诞生时,人们已预感到,天然橡胶将无法满足未来社会的需求。1909年,一位德国有机化学家领导的研究团队获得世界上第一个合成橡胶的专利。次年,德国橡胶巨头“大陆集团”(Continental AG)开始生产合成橡胶汽车轮胎。一战期间,英国的海上封锁迫使德国厂商转向,生产了大约2500吨甲基橡胶。十月革命后,屡遭外敌封锁的苏联也付出极大努力,发展合成橡胶产业,于1927年完成第一项合成橡胶实验,于1932年开始批量生产合成橡胶产品,是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成就之一。

一战与二战初期的主战场在欧洲,与美国远隔一个大西洋,战争的紧迫性没有那么强。整个30年代,美国主要还是使用天然橡胶,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橡胶进口国,吞下全球一半天然橡胶产量。不过,美国几家相关公司也开始研发合成橡胶,出现五种不同的技术路线。但这时,它们是各怀鬼胎,都希望压倒竞争对手,没有任何合作意愿。特别是与德国化工巨头法本公司(I.G. Farben AG)分享大量合成橡胶专利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即后来的美孚),它不断制造要与本土竞争对手分享技术的假象,以阻止其他公司展开合成橡胶方面的独立研究。后来,杜鲁门牵头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标准石油公司的所作所为 “确实阻碍了美国合成橡胶的发展”。

反倒是身处欧洲大陆的苏联与德国更有紧迫感。早在1936年,希特勒就开始催促本国企业大力发展合成橡胶,他说:“……合成橡胶的大规模生产也必须以同样的紧迫感来组织和实现。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找什么工艺没有完全确定之类的借口了。我们是否要再等下去,这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否则,就会失去时间,危险时刻的突如其来会让我们措手不及。”苏、德两国在30年代下半叶大力发展合成橡胶产业,掌握着该产业的核心技术。到1940年,苏联的合成橡胶年产量已达9.7万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德国紧随其后,是世界上第二大合成橡胶生产国;以至于开战后,它们双方战车使用的都是合成橡胶制作的轮胎。

在直接投入二战之前,美国生产的几乎每一种战略物资的份额都比其他国家高,唯独合成橡胶是例外,成为最大短板。美国在这方面的研发与生产远远落后于德国与苏联。1940年,美国的合成橡胶生产能力只有区区4500吨(占国内消费总量的0.4%),而苏联和德国两国合成橡胶的年产量共有12万吨左右,是美国的几十倍。事后,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赖特·派特曼 (Wright Patman, 1893-1976)遗憾地说:“100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获得橡胶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使用了大约35000种橡胶产品,但我们犯了一个近乎致命的错误,认为橡胶唾手可得。我们几乎完全没有从战略角度看待橡胶,没有意识到它在这方面有多么重要。”

的确,橡胶当时是现代战争中最强大的武器之一。橡胶是制造飞机、军舰、坦克、汽车、各种军械和器械所必需的材料。二战中为美国及其盟军屡建奇功的谢尔曼坦克,每辆需要大概半吨橡胶;每架重型轰炸机大概需要一吨橡胶;每艘战舰需要两万多个橡胶零部件,重量共约16万磅。此外,二战爆发的时候美国有3000万辆乘用车、公共汽车和卡车,它们都需要轮胎;每个工厂、每个家庭、每个办公室、每个军事设施里的每一寸电线都需要橡胶的包裹。没有足够的橡胶,根本就无法应战,更谈不上取得战争胜利了。

 

 

1  美国橡胶供给来源(1939-1945年)

数据来源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7.

 

1940年,战争已在亚洲进行多年,欧洲方面,德国从入侵波兰开始,攻城略地、势如破竹。面对全球供应链可能完全断裂的局面,罗斯福在这一年6月终于宣布橡胶为“战略与关键物资”,并成立了国有企业“橡胶储备公司”(Rubber Reserve Company,简称RRC),抓紧大量囤积来自海外的天然橡胶(与今日华为囤积芯片相似)。如图1所示,1940年与1941年,美国的天然橡胶进口大幅增加:1940年猛增64%,从不到50万吨跃升至约82万吨;1941年再增16%,致使1941年的进口量几乎比1939年高出一倍,达95万吨,备足了大约一年的民用需求。为预防更糟糕情况的出现,美国政府于19415月签订合约,计划兴建4座合成橡胶生产厂,让4家轮胎制造商运作,年产量定为1万吨;7月,又将产出目标提高到4万吨,是1939年的10倍,希望足以应付可能到来的橡胶短缺。

陡然断供

1941127日爆发的珍珠港事件,对美国来说还是打了个措手不及。事件之前,美国98%的进口天然橡胶来自于远东(图2),主要是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与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而这两个地方已分别于1941128日、19421月落入日军控制之下;215日,驻新加坡英军向日军投降。这样,珍珠港事件六周之后,日本人已掌握了世界上90%以上的天然橡胶供应,美国几乎完全断供, 比华为芯片的断供还要来得突然、猛烈。

 

2  美国天然橡胶的进口来源,1940

数据来源:Stephen L. Harp, A World History of Rubber: Empire, Industry, and the Everyda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5), p. 103.

 

珍珠港事件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几天之后,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对美国宣战,迫使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被动迎战。因为这一切是突如其来,应对起来十分棘手,橡胶成为整个美国经济中“最脆弱”、“最致命”的部分,比芯片对当代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有过之无不及。美国政府很清楚,若不能迅速获得大量新的橡胶供给,这个仗根本没有办法打。为了确认当时的情况到底有多么严重,19428月罗斯福总统成立了由哈佛大学校长、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等专家组成的“橡胶调查委员会”(Rubber Survey Committee)。该委员会1942910日发布的报告开宗明义第一段话就警告说:“在所有关键性与战略性物资中,橡胶是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盟国事业的成功构成最大威胁的物资。钢铁、铜、铝、合金或航空汽油的生产可能足以使我们如愿以偿地、迅速而有效地进行战争,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仍能保证这些物品有足够的供应,以强有力地支援我们武装部队的大规模运作。然而,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确保大量新的橡胶供应,我们的战争努力和我们的国内经济都会崩溃。因此,橡胶短缺是我们面临的最关键问题。”[2] 很明显,橡胶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可以说是生死攸关。

美国应对橡胶危机的第一招是寻找天然橡胶的替代进口源。1942年初,世界上唯一还没有被日本控制(但受到日军的威胁)的天然橡胶重要产地是英属锡兰(今斯里兰卡),但它的产能只是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零头;其余在非洲、南美的天然橡胶产地产能更低, 加在一起也只够美国两个星期的消费量。更何况,其他很多国家(如英国、苏联)也希望从这些地方进口。显而易见,即使能从这些地方进口一些天然橡胶,也无异于杯水车薪,是一条不太靠得住的出路。事实上,从19421月到19459月这三年半时间里,美国总共从全球搜罗来31.5万吨天然橡胶,不足半年的战争需求。

第二条出路是废旧橡胶回收。1942512日,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向全国民众发出呼吁:翻箱倒柜把一切废旧橡胶找出来。15日,罗斯福总统又录制了一段战争宣传纪录片,在全国所有电影院放映电影前播出,其主题也是回收废旧橡胶。罗斯福号召所有的美国人在6月的后两个星期,将一切用不着的橡胶制品收集起来,以每磅一美分的价格,卖给担任回收任务的全美40多万个加油站和汽车修理铺。[3] 罗斯福还带头将其宠物狗法拉(Fala)玩耍的橡胶骨头捐了出来,用于再生橡胶生产。然而,尽管采取了当时最先进的动员手段,到6月底,这次回收活动总共收到了不足22万吨废旧橡胶,让罗斯福大失所望。延长10天后,回收总量提升至45.4万吨, 这几乎已把美国的犄角旮旯彻底掏空了,但距离罗斯福设定的100万吨目标还相距甚远。据称,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回收活动”, 但它是一锤子买卖,无以为继。

第三条出路是减少橡胶的使用。为了节省汽车轮胎,也为了转产军品,1942210日,全美最后一条民用汽车生产线关闭。在19425月的广播讲话与纪录片中,罗斯福同时发出号召,“减少汽车的使用,通过慢速行驶和少开车来节省轮胎”。要达到这个目的,不可能完全依靠民众的自觉。当月,17个州通过法案,开始发行票证配给汽油;没有票证,有钱也买不到汽油。不过,汽油配给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节约汽油,而是为了防止美国人过多使用汽车,浪费轮胎,浪费橡胶。汽油供应减少,可以迫使民众少开车,从而可以少磨轮胎,少费橡胶! 同样为了节约橡胶,19429月底,联邦政府通过法令,将高速公路的行驶速度降到每小时35英里,因为相关部门研究发现,时速35英里的轮胎寿命是时速65英里的轮胎寿命的四倍。194212月,罗斯福总统又下令把汽油配给的做法推广到全国所有48州。这三项节约轮胎的措施一直实行到19458月日本投降之后。

上述三种开源节流的招数肯定有助于缓解橡胶短缺,但它们开的“源”太小,节的“流”不多,仅靠这三招不可能弥补天然橡胶断供造成的巨大空挡,更难以应付与日俱增的本国与盟国的战争需求。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最重要的只能是第四招,即快速发展合成橡胶工业,它被提升至最高优先事项。[4] 19425月,美国“陆军和海军军需委员会”主席警告:除非在库存耗尽前,“合成橡胶可以大量供应,否则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能叫停整个战争”。 被战争与断供逼得无路可退时,以前想办却无法办到的事反倒出现了转机。在这其中,政府扮演了关键角色。

协同应对

战时状态的政府集中管理

前面提到,美国政府在1940628已组建了“橡胶储备公司”。成立之初,该公司最重要的使命是进口、囤积与分配天然橡胶,服务于国防需要。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它马上被赋予了全面推进合成橡胶产业发展的任务,包括控制相关原材料的生产,协调相关公司、大学与科研机构展开合成橡胶的研发与生产,以及合成橡胶制品的生产。当时,除“橡胶储备公司”外,还有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负责组建新的合成橡胶生产工厂,这些机构免不了相互扯皮、掣肘,拖慢了建设进度。为此,“橡胶调查委员会”于19429月建议,“对与橡胶计划有关的政府机构进行全面重组和合并”, 将所有涉及橡胶供给与使用的相关职权(包括技术研发与橡胶的购买、销售、征用、储存和制造等等)集中到一个新设立的机构——“橡胶署长办公室”(Office of Rubber Director),直属于权力巨大、机构庞大的“战时生产局”(War Production Board)。 

“橡胶储备公司”与“橡胶署长办公室”这两个政府机构的作用是沟通产、学、研,协调人、财、物,争取用最短的时间,从无到有,发展出一个足以支撑战争与民用需求的合成橡胶产业来。几十年后,当一位美国学者回顾合成橡胶发展史时,他不无感叹地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甚至是我们孙辈的有生之年,都再也不会看到当时合成橡胶项目展现出来的万众一心。政府、私营企业和学术界全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分享专利与协议,为了美国的整体利益而运营这些设施。”

专利共享

为了生产适合广泛军用的合成橡胶,美国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专利问题。战前,杜邦公司已经发明氯丁橡胶,标准石油公司已经开发了丁基橡胶,但这两种合成橡胶都不能用于生产轮胎。适合生产轮胎的是丁苯橡胶,由德国法本公司发明,曾于1937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获奖。幸运的是,通过战前与法本公司广泛的技术合作与共享,标准石油公司获得了生产丁苯橡胶的专利与技术知识。但直到1941年,该公司不仅自身没有投资生产丁苯橡胶,还以提起诉讼为威胁,阻止轮胎企业固特里奇(Goodrich)和固特异(Goodyear)使用这项技术。

珍珠港事件4天后,1211日,德国对美国宣战;同日,美国对德国宣战。交战双方公司之间的商业协定不再作数。在这个背景下,官办的“橡胶储备公司”趁势而入,于1219日协调标准石油公司与美国四大轮胎生产巨头固特里奇、固特异、凡士通(Firestone)以及美国橡胶公司(U.S Rubber)签署了一份专利和信息共享协议。次年,美国政府发起对标准石油公司与敌国法本公司合作关系的司法调查;为了避免政府进一步施压,标准石油公司不得不于326日同意,在整个战争期间免费与所有参与协议的公司共享合成橡胶方面的专利。同时,各公司代表和美国政府达成共识,所有类型的合成橡胶都采用新代号“GR”,意为“政府橡胶”(Government Rubber):丁苯橡胶(Buna-S)被称作“GR-S, 丁基橡胶被称作“GR-I”等等,共五大类;产品以丁苯橡胶为主,其他种类的合成橡胶为辅,并确定将使用“共同配方”。最终,美国在二战期间生产的合成橡胶中86%为丁苯橡胶。可以说,没有用于轮胎生产的丁苯橡胶,机械化的二战根本无从进行。

直到这时,即政府迫使标准石油公司确保解封专利之后,大规模合成橡胶生产才真正成为可能。按照1941年与1942年的这两次协议,除相互交流生产技术相关信息外,对于此前已经存在的专利,只需交付一小笔费用就可以使用;而此后发明的新专利,将由所有签署方共享,直至1948年。这两项协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美国公司同意分享他们的商业秘密”。

(编辑  碣石)

 



* 王绍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1]任正非最新发声: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202097日,https://tech.sina.cn/it/2020-09-07/detail-iivhvpwy5282799.d.html

[2] United States Senate, 77th Congress, Technological Mobilization: Hearings before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Military Affairs, Volume II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2), p. 554.

[3] 纪录片“‘’Scrap Rubber Needed‘says FDR,’” 1942615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fn9Z90MPeQ; Paul Holroyd, Brief History & Introduction of Rubber, May 18, 2015, https://www.rubberlinings.co.uk/single-post/2015/05/18/BRIEF-HISTORY-INTRODUCTION-OF-RUBBER.

[4] Alan L. Gropman, “Mobilizing U.S. Industry in World War II,” McNair Paper 50,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ugust 1996, p. 115. 当时,合成橡胶不仅对美国至关重要,对纳粹德国与苏联也不遑多让。为此,美国曾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合成橡胶制造基地进行轰炸,德国也曾在19411943年间对苏联的合成橡胶生产基地发动过毁灭性攻击 William G. Clarence-Smith, “The Battle for Rubber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Coope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Jonathan Curry-Machado, eds., Global Histories, Imperial Commodities, Local Interaction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3), pp. 208-209.



 

金融形势有惊无险,经济严重衰退

2019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状况频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20198月美国国债收益率倒挂。根据经验,出现这种情况往往预示着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更大的事情是今年3月美国股市暴跌,道琼斯股指20191212日到达最高点,到320日,道琼斯股指跌了35.1%,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又一次金融危机的前兆。但股市暴跌没有伴随重要金融机构的连锁式破产的情况,所以不能认为出现了金融危机。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今年全世界的经济和金融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5月份,美国一些大牌经济学家预测将出现通货膨胀,有人发表文章鼓吹持有比特币就可以防范通胀。其实2018年高盛就有过这种说法,不断有人说狼来了,但是直到现在狼还是没有来,美国国债收益率倒挂没有出现金融危机,股市暴跌后迅速回升还创了新高;通货膨胀依然无影无踪,基本上还是通缩的形式。

目前世界经济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新冠肺炎导致的经济衰退。2020年第二季度主要国家GDP同比增速的情况如下:

    

1  2020年第二季度主要国家GDP同比增速

 

可见,经济衰退情况是空前的。世界上所有重要经济体中,唯独中国取得了3.2%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各国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世界上多次出现国际金融危机的征兆,随后是疫情的冲击。然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美联储的政策都是印钞票,以不变应万变。美联储的几个主要招式有:

1.隔夜基准利率降至0

2.无限量化宽松(QE5,美联储资产负债表77天内从4.24万亿增至7.04万亿);

3.直接购买(A1/P1)商业票据;

4. 5.4万亿美元的3个月定期回购交易,每天1万亿美元的隔夜回购;

5.设立一级和二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购买投资级/非投资级公司债券和ETF(高收益债至BB一级),以外汇稳定基金分步出资500亿美元,其中250亿美元用作资本金投资级可10倍杠杆(高收益7倍)=7500亿美元购买力; CARES Act向外汇稳定基金注资4540亿美元,用于辅助美联储扩张信贷工具;

6.全面贷款支持工具:6000亿美元的中小企业贷款计划;

7.向各州和市政府提供500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

8.9个国家地区的美元掉期(亚洲,韩,新加坡);

9.对所有国家地区FIMA定期回购计划。

为了对付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国采取了极为扩张的财政政策,动用了相当大的财力。德国的财政政策向来比较保守稳健,但为了解决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德国所花费的财政支出占GDP比例已接近25%。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告诉我,他在德国开的工厂已完全停工,但他给职工的工资一分钱不能少发,企业负担30%,政府补助60%。总之就是不让职工因疫情受到损失。

2  一些国家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

 

 在世界主要大国里,中国用于对付新冠疫情的财政开支几乎是最少的。中国人基本是靠动用储蓄过日子。我问过一些农民工、理发员等,都是如此。

由于各国极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债务的上升不可避免。美国的国债近百年来一直在上升,到2020年已进入急剧上升时期。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从今年10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预计将达到或超过美国GDP100%。如果再加上养老金等部门,债务总额对GDP的比例将达130%。这将使美国成为日本、意大利和希腊等少数债务负担超过其经济规模的国家之一。

3  1900-2020年美国联邦国债增长图

 

世界主要国家政府都大举借债,但多数是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而不是发放国债、让金融机构和居民买债的筹资方式。

中国国内对这个问题有争论,很多学者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不合法,会造成通货膨胀。但实际情况是,美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程度已超过了25%,日本超过43%左右,新西兰明文规定,财政赤字货币化不能超过GDP50%

财政赤字货币化会引起通货膨胀。但问题是引发通胀的时间点是今年、明年或5年之内?谁也说不清楚。美国2008年引入QE、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到今天也没见通货膨胀。1996年日本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超过了3%,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超过92%,政府为避免出现资产泡沫或恶性通胀,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他们叫财政重建),从1997-1998年开始收消费税,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国债余额对GDP的比例急剧上升,现在已经达到250%。但20年过去了,当时预期可能出现的财政崩溃并没有发生,相反,日本的主要问题还是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最终可能卷土重来,但由于不知道通胀什么时候发生,所以决策者一般只是先考虑短期内要做什么。目前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刺激增长、解决眼前失业问题,这比预期1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更重要些。

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有扩张性货币政策支持。20203月以来,美国M2急剧增长,M2的增速也急剧提高。根据美国著名金融对冲基金专家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预计,今年年底M2将比去年同期增长20%-40%。上一次M2以如此速度增长还是在二战的时候。尽管很多人警告会发生通胀,但货币当局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

总之,西方国家并未因为担心通胀而退出QE和负利率政策,而是进一步加大了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强度。   

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和金融战的形式

我们之所以关注美国,因为我们是他们的重要债主。目前美元是在贬值,但还不要轻易判断美元进入了贬值周期,因为还有很多未知的因素。美国经济好,美元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美国经济坏,美元也可能升值或贬值。日本央行负责人曾对我说,他在日本管外汇管多年,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不要预测汇率的发展方向,预测不准的。

美国目前的政策对我们的影响,短期看主要是美元流动性,有时流动性紧些,有时流动性松些。长期看,美元资产的价值已被稀释,确实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危险,除非它能及时退出QE。理论上,为遏止通胀可以提高利息率、收紧货币,但紧缩政策又会造成经济衰退。

作为持有大量美元债权的中国,减持美元资产,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基本方向。

以上是不考虑中美金融冲突因素的情况。美国对中国发动金融战:一是金融制裁,就是根据美国的法律(例如美国制裁伊朗引用的法律),把具体机构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其中一种是SDN名单,中国有150多家实体受到这种制裁。还有一种情况是没有被列入SDN名单,但它发现中国和受到制裁的人有关,也要制裁,如昆仑银行、丹东银行都碰到这种情况。二是金融勒索,就是美国认定中国有罪,但私下协商解决,敲诈一笔钱;它对我国农行、工行、中行都搞过勒索。金融脱钩有各种方法,比方设法切断美元流动性,等等。 三是把中国的金融机构(大规模或小规模)踢出SWIFT报文体系和CHIPS清算体系。四是扣押中国的金融资产。五是对中国发动汇率战,特别是攻击中国汇率操纵、诱导人民币贬值。以上五种情况是大家已经讨论的比较可能性。

汇率政策和美元资产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汇紧张,所以当时国家鼓励多出口、多储存外汇。但当我们的外汇储备达到几千亿美元、超过必要规模的时候,还在走这条路就有问题了。

我们对外贸易多年顺差,同时资本项目也是顺差。在双顺差情况下,如果汇率仍然不能浮动,央行就必须买进美元,这将导致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国家再拿巨额外汇买美国国债。凯恩斯早就说过:如果你欠银行1000英镑,你就会受银行的支配,如果你欠银行100万英镑,银行就会受你的支配。美国政府欠我们1万亿美元,谁受谁支配?这很清楚。

2005年,美国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是曼昆,他的办公室主任菲利浦(马里兰大学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说:“有人认为中国向美国倾销,应该征27%关税。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征税,就意味着中国的产品以低于市场价格27%卖给我们,他们把赚到的外汇又拿来买美国的金融资产,使美国资本市场维持低利率,这样我们得到廉价的商品和资本市场繁荣这两个好处,为什么我们要跟中国过不去?中国的特点是,你越让他干什么,他就越不干什么,所以我们不断压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就不升值了。这样我们的好日子就可以永远过下去。”这就是美国精英当时的思维。

今天中国已持有大量的美元国债,很多事情就比较难办了。201312月,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说:“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美国完全可以扣押中国的一部分金融资产。这样做的经济的后果对于全球都是灾难性的,但是可以肯定,对于中国比对美国要糟得多”。

我们是否要抛售美债?当然抛售美债不可能悄悄地做,因为我们持有的美债主要由美国的道富、梅隆两大托管银行托管,资金走向很清楚。如果抛售,美国可以以扰乱市场秩序为名,对中国进行惩罚和制裁;即使我们把美债换成现金,也只能存入美国的银行,而美国只需禁止他们的金融机构同中国机构发生往来,中国货币当局就无法运作在美国的储备资产(比如用所持国债作为抵押借款)。在目前情况下,罗奇的建议是对的,就是以静制动,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不要做得不偿失的事情。

现在美国的国债已经是22万亿美元,中国在其中持有1万多亿美元,虽然是第一国外持有者,但跟美国国债的总量相比,不足以对它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所以不要在这上冒更多的险。

 4  1996-2018年美国国债持有者的结构

 

后悔药是吃不得的。现在只能亡羊补牢,抓紧作些补救工作。主要应该做的是:

第一,停止增加使用美元资产干预汇率,只要汇率能够浮动,就不用始终把重点放在增加外汇储备上,关键是保持贸易平衡。

第二,减少美元存量不意味着必须卖美债,我们可以找各种方法,如在一定时间维持适度贸易逆差(更多进口能源、农产品),或发熊猫债等把这笔钱花掉。

第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可以搞自己的CIPS,但如果想用它替代SWIFTCHIPS,短期内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要忘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跨国资本要想做空一国货币,首先要握有该国的货币,索罗斯在泰国之所以能做空,是因为他能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找到泰币,然后再去卖空泰币。而索罗斯在香港难以找到足够港币,他们做空就比较难。什么事情都有好坏两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需要特别小心谨慎,否则会惹祸上身。

第四,进一步推进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全面开始金融服务业是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而且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可以刺激中国金融企业提高竞争力,而且也很难设想,外资金融企业进入会对中国金融服务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但我们需要注意把开放金融服务业和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区分开来。

最近又有声音主张加速资本项目兑换自由化,主张通过开放来对冲美国对我们的金融战。这种意愿是好的,但要具体说明开放怎样就能对冲美国的金融战?中国资本项目下的大部分子项目早已开放,我们现在还要开放哪些项目?开放的路线图是什么?开放这些项目的成本和收益是什么?对中国的金融安全会有什么影响?真理是具体的,切忌空谈。我们必须掌握好度,正确的东西再多走一步就可能变成谬误。

切实贯彻“双循环”,是保证金融安全的根本途径

2020730日,中央政治局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实行好、贯彻好这个政策,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加强我们的金融安全。

实际上,中国经济格局一直是“双循环”。只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比较强调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出口加工;此后随着外汇储备增加,来料加工变成进料加工,以后又进一步上升为一般的加工贸易。与此同时,我们经济的主要部分依然是国内生产、国内销售。所以两个循环一直是同时存在的,就经济活动在GDP中的比重而言,国内循环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外循环是国内循环的补充。但国际循环通过各种外溢效应,为整个经济增长注入了难以衡量的活力。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当我们经济规模很小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GDP在全球排17位),可以假设我们的出口和进口对国际市场价格没有什么影响。但我国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2009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2018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3.6万亿美元,占世界GDP16%,是日本GDP2.7倍。当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对外部的影响就很可观了,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而且会冲击人家的国内市场,贸易摩擦就会不断上升。

所以我们的国际大循环出现的问题,恰恰是这个策略的成功造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也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理解。在成功的时候多想想它会有什么问题,就可能及时调整了。

所以,即便没有中美贸易战,调整也是不可避免的。不是否定过去,而是要掌握好度。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进程就可能停滞。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调整:

第一,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我国贸易总额/GDP最高时2007年是60%多,现在是30%多;出口占GDP比例原来是30%,现在是17%左右。贸易顺差占GDP比例最多时11%,现在1%左右。某些地方需要进一步调整,当然不是闭关锁国。

第二,加速对国际贸易失衡的纠正,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我们每年对美国有2000-3000亿的贸易顺差,如果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安全有好处,就可以多买。但中国贸易现在基本平衡,如果减少对美顺差,对其他国家就是贸易逆差。其中需要一些大的调整。在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同时,我们可能不得不减少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这样,中国的对外依存度自然就降下来了。

第三,在高科技行业和产品要实行进口替代。华为的经历说明了“备胎”的重要性。

第四,引进外资政策、外贸政策、汇率政策做相应的调整。汇率尽早实现自由浮动。外贸退税政策的着力点,应是让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不因为税的问题低于美国企业。如果把退税作为一般贸易鼓励政策就是错误的,需要调整。

第五,调整中国的海外资产结构,提高海外资产的安全性和盈利性。现在中国大约有5万亿海外资产、3万亿海外负债、2万亿净资产。但10多年来,我们的投资收益年年为负,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资产结构中主要是美国国库券,收益率极低(接近0);而我们的债务主要是投资,加上资本外逃、谎报瞒报等等。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就越来越依靠已有资本的收益。日本在2015年就是贸易逆差国,但它的海外投资经营项目是顺差,其收益足以弥补它的外贸逆差。中国已迈进老龄化的门口,现在钱借出去还给人家付利息,到时候怎么办?

第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依法严厉打击一切侵权行为。侵犯知识产权就是抑制企业的创新能力,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不但要保护外国人的知识产权,对中国企业也坚决不能做这事。

第七,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有人提出“缠抱政策”,我就尽可能“拖着”不走,这是对的。但也要强调本地化、区域化,在关键的环节增加自主可控力,让更多的产业链和终端留在或靠近本国市场。不但中国这么做,其他国家也在这么做。

第八,改善内地投资环境,鼓励企业向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当然这比较困难,比如边疆民族政策问题等。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要都跑到越南去投资。因为归根结底这还是国家利益的问题。

第九,用财政手段,通过二次分配减少阶层、行业、地区的收入差距。财政方面,该收的税要收,该公布的财产就要公布。所有国家都在这么做,中国也应该这么做。

第十,对外援助和投资要量力而行,尽量避免陷入海外债务陷阱。去年我到非洲某国访问,他们的外债占GDP70%还满不在乎,因为是欠中国的钱。这就是他们的心态。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有一句话,“不要借钱,也不要跟人借钱,否则你会失去朋友,失去金钱,人财两空”。我们该做买卖就做买卖,其他因素少考虑一点。

第十一,构建内循环格局要深化改革,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制改革的新形式,比如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等。要找到一个平衡,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要让国家能够发挥矫正市场失误、市场失败的作用,我们必须要有许多个类似《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发展规划,现在的问题是规划执行得好不好的问题,而不是应该不应该做发展规划的问题。

(编辑  高梁)



*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本文根据作者20209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五次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左大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05年被选为孙冶方经济学奖评议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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