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的重要体现,决不能因为是市场主体,是上市公司,就只强调企业的经济属性、市场属性&...

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的重要体现,决不能因为是市场主体,是上市公司,就只强调企业的经济属性、市场属性,而把党的领导放在一边,忘记党性原则和政治立场。从严治党,国企不能例外。要唤醒国企党员干部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同样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一把尺子量到底。

党章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但是,很多国企负责人觉得自己有特殊性,认为国企领导是不是可以同其他党政干部区别对待,办公室能大一点,坐的车子能好一些?有的说,因为业务需要,是不是能够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上有所变通,可以公款宴请、打高尔夫球、持会员卡?甚至有人提出,企业要讲经济效益、展现活力,能不能在管党治党、党风廉政建设上松一点,给企业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单独出个规定,列一个清单。诸如此类论调不绝于耳,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特殊论”。

企业的行业、领域有差异,但管党治党不能有特殊。国企负责人不仅是企业的管理者,更是企业党组织的负责人。既然是党任命的干部,首先就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贯彻中央的精神,这是基本原则、基本常识。中央给予央企负责人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有央企代表,中央全会和工作会议、举办的各类学习研讨班,央企负责人都参加。反过来,有的同志却有意或无意间淡漠了党的观念,弱化了党的领导,希望从严治党在企业能放宽标准,把自己等同于私企、外企老板。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已经两年多了,但有的企业对中央要求视若无睹,享乐、奢靡问题仍然突出;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走了过场,依然故我、我行我素,好像就他是例外;对中央巡视组反馈的意见、提出的整改要求,竟采取敷衍对付的态度。如果只要待遇、享乐不减,忘记责任、不讲担当,那还像是党的干部吗?!

全党是同一部党章、同一套纪律,全面从严治党,国有企业必须置身其中,同样要用纪律和规矩这把尺子去衡量,一寸不让。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搞特殊,管党治党也不分行业,决不可能金融系统一个标准、石油企业又一个标准。中国共产党内没有特殊党员,没有特殊组织,不管在哪个企业、行业,哪个部门、单位,只要是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就得按党章和党的规则办事,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贯彻,从严治党要求要落实,党的纪律和规矩也都必须遵守。

巡视央企就是给所有国企和金融机构击一猛掌,唤醒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把管党治党责任扛起来,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确立起来,把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体现出来。只有这样,国企的改革和发展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苏东国家私有化的教训以及本轮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纷纷采纳国有化的政策从两方面宣告了私有化政策的破产。但在中国,还有一些人在以各种方式鼓吹私有化...

在经济学界,关于私有化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一大批严肃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那些支持私有化的论断在理论上是缺乏说服力的,也是缺乏客观事实支持的。苏东国家私有化的教训以及本轮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纷纷采纳国有化的政策从两方面宣告了私有化政策的破产。但在中国,还有一些人在以各种方式鼓吹私有化,甚至把国有企业作为改革攻坚的对象。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关心中国发展的人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 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63.6 万亿元,这意味着按官方汇率计算我国经济规模已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60%,是排名世界第三的日本经济总量的 2 倍左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这么近。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西方学者和媒体也开始讨论诸如“西方应该向中国学习”以及“西方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之类的话题。但同时,某些国家和势力是极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的,给中国捣乱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成为了他们当前的重大任务。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积累了许多社会经济矛盾,部分群众对一些现象也存在着不满的情绪。这为那些国家和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我们应该把对私有化问题的思考置于这个大的背景之中。

一、私有化是一个致命的政治问题

早在 20 年前,斯蒂格利茨在著名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就曾指出,至少有一位东欧国家政要曾经明确表示支持私有化的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之所以搞私有化是出于政治原因。有多位苏东国家当时的政要和政策顾问也已经承认,当年之所以急于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是为了在大众醒悟过来之前造成既成事实,防止“改革倒退”。在中国,一批著名学者一边大力鼓吹私有化,支持“国退民进”,一边大力鼓吹“宪政”,鼓吹西方的普世价值,甚至公开宣称已到“图穷匕见”的时候了,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其真实意图。

不难想象,如果再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如某些国际组织建言的那样,将我国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降到 10%以下,那么,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必将被改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将丧失其执政的经济基础,中国极有可能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而这恐怕是国内外某些势力所乐见的,但对中国人民则意味着巨大的灾难。最近出现的某些大型私企和外企挑战国家有关监管机构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中国要继续改革和发展,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是必要条件,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又是稳定的必要条件。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二、私有化将削弱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

虽然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经济学家们很少研究国家治理能力,但政治学界普遍认为国家治理能力是保持一个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中国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苏东大部分国家之所以出现转型灾难,是与他们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强与弱密不可分的。

国家治理能力,从经济层面来看,主要是国家管理调控经济以使经济最大化地实现繁荣与稳定的能力,它包括议程设置能力、财政汲取能力、经济社会管理能力等。如果私有化,那些被私有化的企业必然落入国内外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将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削弱中国政府的议程设置能力。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外企和私营企业在上缴税收方面总体而言是缺乏积极性的,而国企是普遍缺乏避税和逃税的动力的。因此,私有化必将进一步削弱中国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以引起社会广泛不满的高房价为例,这与许多地方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是直接相关的。由于没有了国有企业,非公企业收税又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靠高房价来维持高土地收入。中央政府之所以在调控房地产市场方面投鼠忌器,除了其他原因外,担心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个重要原因。相反,某直辖市由于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并从中汲取了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从而可以比较自如地把当地房价控制在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水平,成为一个房价的洼地。

同时,国有企业事实上是中国政府调控经济并应对各种紧急情况的重要手段,而一旦私有化了,中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能力必将被严重削弱。

三、私有化将可能会葬送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成就

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存在的各种矛盾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议题。虽然西方社会错误地给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打败了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而一个强大并有活力的国有企业部门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撑。换句话说,虽然某些机构一定要把国有企业描述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障碍,但西方社会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强大的国有企业部门,中国经济发展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在《财富》杂志 2014 年度世界 500 强企业中,中国已经以 100 家公司上榜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拥有上榜公司第二多的国家。在内地上榜的 95 家公司中,92 家是国有企业。对世界经济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现在国家之间的竞争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大企业之间的竞争,而对中国而言,除了以华为为代表的少数大型民营企业外,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是国有企业。而一旦这些企业被私有化了,很可能一部分企业直接被外资所控制,另一部分即便暂时不被外资控制,未来被外资控制的风险也将很大。这将直接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断中国经济发展的上升势头,增加中国经济被殖民化的风险。

不仅如此,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尖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分配格局失衡,收入差距过大。而所有制格局是决定分配格局的基础性原因。考虑到我国二次分配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私有化将进一步恶化我国的初次分配格局和最终的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加剧各种社会矛盾和消费不振的局面。从社会层面上讲,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将给我国社会政治稳定局面带来更大的挑战,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隐患。从经济层面上,由于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并且有进一步增多的可能,我国未来的出口不可能保持前些年的高增长,极可能处于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的状态;而我国的投资水平又已经接近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保持前些年那样增长速度的难度在增大,当前几乎所有行业都出现的产能过剩现象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力。考虑到我国居民目前面临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压力,尽快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是提振居民消费信心从而保持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必由之路。而私有化则正好与之背道而驰,将加剧贫富分化从而压制居民消费,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四、私有化将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文化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观念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一旦经济基础发生了质变,政治上层建筑也必然发生质变,相应的意识形态也必然发生质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资和私人资本的不断发展,其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比如,私企老板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外企甚至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我国相关法律的起草等。同时,外资和私人资本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各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而这又反过来导致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中的问题恶化。极端个人主义必然导致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蔓延,严重影响党政体系的效率;拜金主义导致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愈演愈烈。

本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并将长期处于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的条件下,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共存的情况下,社会思想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当前有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恐怕已经大到开始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例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反思历史”的名义下否定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从而试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再如,代表西方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影响越来越大。改革开放的每个重要时期,总有大量新自由主义观点和政策建议涌现;一些人鼓吹“市场万能论”,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一些人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有调查表明,该思潮在一些官员中造成了思想混乱,甚至被个别官员奉为真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某些部门和地方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具体表现:1.只讨论改革的具体措施,忽视改革的总目标,即便谈及总目标,也只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却少提甚至不提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主要强调推进混合所有制,而且明显有人在故意把推进混合所有制曲解为出售国有企业,搞事实上的私有化。3.只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少提甚至不提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些错误的思潮不仅搅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已经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此外,在部分私企老板以及与他们和外资联系密切的知识分子中开始出现的“异质化”倾向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前不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得到了广大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者的一致拥护。但一些积极宣传《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的官员和学者在网络上遭到一批公知和“大 V”的围攻,其中某些长期质疑党的领导的学者尤其积极。这些人长期活跃于高校和社会,甚至被某些党政部门奉为座上宾,如果不考虑外资和私人资本的强大力量,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推行私有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然会被动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在今天的中国,鼓吹私有化者如果不是无知,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朱安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党委副书记。

 

我一直认为,这场股市风波就是一场战争。如果股市一直在2000点左右,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发展会缺乏一个腾挪空间。熊市已长达六七年了 ...

我一直认为,这场股市风波就是一场战争。如果股市一直在2000点左右,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发展会缺乏一个腾挪空间。熊市已长达六七年了。十八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党中央推出很多战略举措,居然没有激发出股市向上的激情和热情,这让人难以理解。这个当下,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推股市一把是有必要的。

问题是,股市很快就有点摁不住了。拉起来的动作很猛,迅速到了5000点。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马上出现一系列唱空中国股市的声音。大家都知道,股市受信心的影响非常大。一些过去受中国百姓信任的重要国际投行机构开始唱空砸盘,一些国内机构跟风。巧合的是,618A股进入暴跌通道,当天正好是香港政改方案搁浅,第二天便大跌300点。此后中国政府连续出台降息降准等多项重磅利好,但股市毫不理会,629日亚投行签字当天,A股仍遭暴力砸盘。这些时间点上的惊人巧合,显然非同寻常。当年索罗斯掀起亚洲金融风暴,也是事先没有人知道的,还是他们完胜后自己炫耀出来的。

这次幕后操盘者可谓是段位不低的高手,远在当年的索罗斯之上,所动用的资源也远非索罗斯所能比。先是从打击人们的信心入手,而且直接与重大事件挂钩。买股票虽是买一种回报,但更多买的是表现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预期,对政府领导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的一种信心。信心一旦被击垮,重建会非常困难。

如果股市真的被砸回到2000多点,从我多年研究经济的经验判断,后果将不堪设想,它会引起连锁反应,很可能是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在这轮股市动荡中,受影响的主要是“中产阶级”,他们的稳定无疑非常重要。

所以我说,这是冲着五星红旗来的。

美国对亚洲的几次“狙击”

这些人绝不仅是想捞一票,而是有政治目的。美国对亚太崛起一直有戒心。世界的中心一直在大西洋,不过最近几十年亚洲一直在崛起。《日本世界第一》一书面世之后,美国人开始警觉了,通过《广场协议》逼着日元升值,从而沉重打击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让日本陷入长期衰退,这可被视为美国对亚洲的第一次狙击。

美国对亚洲的第二次狙击是针对“亚洲四小龙”,重点是我国台湾和韩国。美国的办法是劝它们的企业搞专业化,给美国企业做打工仔。台湾人听了美国人的话,就出现了高度专业化的大型企业。台湾企业也就只能成为美国超市经济的“盘中餐”,被美国力量所左右。韩国人不听美国那一套,搞了三星、现代这样的大型跨国企业,像三星集团,曾号称是从手纸到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业都搞,总算是取得初步成功。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是美国对“亚洲四小虎”(泰国、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狙击。美国人清楚,若亚洲国家发展起来,其经济实力将远超欧洲,美国的世界第一宝座也可能就得让出来。97年金融风暴后“亚洲四小虎”也就雄心不再。

这一次的矛头明确针对中国了,直接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考验我党驾驭经济的能力。做空势力想通过一连串事情导致经济滑坡,社会不稳定,甚至可能借机策动颜色革命。如今这个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是难以分割的,是一场立体战争。

必须要树立大国国民意识

居然还有人问,敌人在哪?谁在先唱空后砸盘,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问这样的问题,真会让真正的对手笑掉大牙。这样的问题也让我感到挺悲哀的。当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韩国人有谁在问,敌人在哪里吗?我们看到当时韩国人众志成城,为国护盘,还有海外韩国人把结婚戒指都寄回祖国。韩国以5000万的人口跻身G20,顺利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没有大国意识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韩国的景象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我感到很遗憾。我想起,抗战时期大扫荡时,冲在前面的都是一帮伪军,“皇军”跟在后面。伪军常常加起来数倍于日军,试想当时若伪军都调转枪口,日本鬼子受得了吗?

敌人在哪儿?将来会很清楚。当年戈尔巴乔夫都已经举了白旗,美国还不善罢甘休,几乎把俄罗斯的血榨干。当时俄罗斯的老百姓没有想到,美国会利用经济战争加颜色革命这种手段达到不战而胜。现在俄罗斯人才觉悟过来,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也许大多数国人没有意识到,问题有这么严重。国资委这次要求我们央企果断出手护盘,是非常必要的,非同小可。如果对经济事件的掌控出现偏差,其后果将是很难把控的,甚至不可挽回。我们一直主张要通过护盘,把大家的信心提振起来。说老实话,我们企业的资金也是有限,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筹集资金积极应对。我们就想表明,我们的护盘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我们要向中小投资者表明态度,我们是他们的铁杆同盟军。

我接受采访的消息出来后,引起一些争议,我身边的人也为我担心。我就一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管外界有什么争议,自己都应该坚持真理不动摇。现在有一些人缺乏担当的精神,面对国家经济受到攻击,连挺身站出来说句真话的勇气都没有,我觉得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中国人必须树立大国意识,面对危害国家的事情不能置身度外。

*林左鸣: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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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是“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坚持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以公有制为主导...

2014413日,天津和北京部分高校的教师和学者,在天津财经大学围绕“经济、文化安全”的主题,学习领会习近平相关讲话的精神实质,交流心得体会,从不同视角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

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抵制“普世价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绝不是要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有人试图否定我国的政治制度,认为只要照搬西方多党轮替、三权分立、两院制,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目前他们宣称的所谓“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西方对付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在意识形态上不断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危害有二:一是搞西方标准的“宪政”,企图以此直接改变我们的国体;二是宣扬西方的民主标准和所谓的人权标准以改变我们的政体。他们无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看美国的国情也不看中国的状况,想当然地说中国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本质上是“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坚持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学习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的一个重要体会,就是要走自己的路,想走自己的路就必须依靠人民。当今美国推行的全球化和贸易规则,本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化。资本的发展空间是不断索取剩余价值。抵御全球资本主义的贪婪和破坏,需要依靠人民。现在西方宣传的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已被实践证明行不通,我们则有必要根据中国的经验提出中国道路和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高梁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省部级学习班上,有很大的篇幅讲了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完善政治制度,一个是塑造价值观念。要针锋相对地、旗帜鲜明地应对西方用普世价值观来对我们进行“西化”和“分化”的阴谋,这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当前,在肯定我们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国家安全存在不少问题,无论是能源、金融、食品和信息安全,还是工业、交通、通信、电力安全以及舆论安全,甚至国家工业和交通体系的信息网络安全也存在隐患。产业安全方面,除了少数几个我们自己能够掌握技术和企业控制权的行业之外,大部分行业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产业和技术控制权的问题。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必须坚持独立自主。摆脱对国外的技术依赖,强调关键性行业、关键性技术的独立自主。在产业政策方面,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西方以推动自由贸易规则为借口,对我国关键行业和技术进行阻隔和侵蚀。在所有制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关乎国计民生甚至国家命脉的行业中,对国有大型企业的扶持和保护,掌握经济命脉的控制权。一个大国必须要保持国家战略骨干行业的独立性。因此,开放不应是无限制的,市场化也要有底线意识。邓小平说过,市场和计划只是工具。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私有企业才是市场的主体,否则不是市场经济,只有消灭了国有企业才能算市场经济。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改革必须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必须为了国家的现代化。绝对不能背离了这个出发点,去把市场化提到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高度。

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

历史给中国提供了崛起的机遇,给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可能性。但中国能否抓住机遇,能否把可能性变成必然性,还存在不确定性。习总书记的讲话,使我对中国的未来又有了信心。习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的观念、理念、主张如果能够切实贯彻,将有助于中国实现崛起。5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走到今天,毫无疑问是在走下坡路,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探讨,还是从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或者西方学者基于历史视角去研究西方文明,都能不约而同地得到这一结论。最近,哈佛大学享负盛名的一位历史学家把资本主义过去500年发展史做了一个很精致的描述,并得出了结论:500年的资本主义时代即将过去。21世纪将是一个重大转折时期,而中华文明的崛起可能就在21世纪中叶。至于中国能不能崛起,关键就在于能否抓住机遇。

现在西方人对西方文明是否会衰落一直是忐忑不安的,而“主流”舆论却在引导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西方为样本,而且是不遗余力地灌输这种思想,这值得警惕!中国现代化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必须重新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坚持的,也是我们应该宣扬的立场。中国崛起的道路不同于荷兰、英国、美国的道路。在过去这六十年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有能力在这个基础上选择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很多人推断,我们在严格意义上说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只不过正在与不遗余力地攻击否定中国道路的舆论进行较量,我觉得应该坚守中国模式,坚守中国道路。

中国的崛起,有几个关键点:第一,在基本的经济制度安排上一定要以公有制为主导。第二,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强调完善中国式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国式的宏观调控,核心是供给管理,产业政策是关键,这不同于西方的总需求管理式调控。第三,破除争议,坚持以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完善和强化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第四,分配制度上必须强调共同富裕,把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第五,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加入经济全球化要和基于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相结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江涌研究员

习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应当“以强烈的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和矛盾。”习总书记讲话中强调治理的制度选择和核心价值体系是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要立足国情的基础,来解决中国重大发展问题。习总书记批评了当前的一些倾向:只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而不讲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只讲国有企业怎么搞混合制,不讲国有企业怎么主导;只讲单独二胎,不讲计划生育这个国策没有变等。同时,他也提出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更要防止落入西方分化的陷阱。他强调了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关系,强调了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习总书记在说明中特别强调改革发展和安全问题的关系、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这些都是经济学要立足于中国基础或者建立中国经济学学派的重大课题。

2007年到2008年的西方经济危机不仅是一场周期性危机,更是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危机,西方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习总书记引用WTO前总干事拉米德的评论:“环顾世界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只有中国的经济错误是犯得最少的。”中国用自身建设成就宣布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更加确定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如果我们不能够超越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思维,这些问题就无法解决。

现在西方确定的价值观和国际秩序本质是丛林规则,是一种达尔文式的弱肉强食的法则,在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上,国家之间没有朋友关系,只有利益关系。但是中国历史上则不是这样,王道和霸道的建立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问题意识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这个时代特征需要我们站在人类的道德高地上来思考。经济学需要发展。无论是从微观,还是从整个国家治理的宏观,经济学都面临许多难题。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实践面前被证明不行了,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对经济学提出了新的需求。所以,将会有一个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是我们应当确立中国学派和中国经济学的时候了。

天津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王晓林教授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曾说用30年时间建成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改革开放终将要进入稳固建设阶段。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要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立独立自主的自觉意识十分必要。从主体、思想、组织诸维度分析独立自主,它们恰与习近平所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内在相关。在中国,主体当然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人民。1949101日,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自然在站稳脚跟后要迈开自己的双脚,走自己的路。198291日,邓小平首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开宗明义也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年毛泽东诠释接班人五条标准,后来邓小平诠释四项基本原则以及1989年讲话,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成为“附庸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谆谆告诫,至今仍值得后人反复掂量。这也是“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一脉相通之处。独立自主指谓自觉自为。若要自觉自为,至关重要的一是要有思想,二是要有组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之一是契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引导,之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统一、高效、坚强的组织保证。

弘扬中国精神须臾离不开自觉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尤其是从对自己的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历史实践中积淀的经验教训的概括中来,从对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各族人民群众智慧的传承中不断完善。至于所谓“普世价值”则不值一哂。凝聚中国力量须高度关注“组织”,值得反思的是:最难处理的是组织农民,最有效率的是组织军队,最具挑战的是“组织”市场,最为重要的是建设好党组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组织与思想这“两条腿”的支撑。说到底,独立自主和祖国统一才是中华民族最硬的道理。

《求是》杂志李文阁研究员

核心价值观是各个国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在美国,奥巴马每年在121日上台演说,主要是宣扬美国价值。在德国,每年都会开展一个核心价值观的普查,总结出几条核心价值观来。在新加坡,当年刚刚独立时,面临各民族融合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四十字的核心价值观,李光耀特别强调这一点。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核心价值观特别重要。这方面的研究,围绕着“三个倡导”、“二十四个字”,学术界也在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论。

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在主持会议发言讲话时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三中全会决定里有二十四处提到“公正”,十几处“平等”,四处“均等”。三中全会以实现公平正义,以增加人民的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之前的文件中鲜有的,也确实是比较新的提法。对一个国家来说,价值观的培育是很漫长的。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和践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目前确实是一个矛盾凸显期,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抓价值观培育,从党的建设,从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状况,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习总书记的系列讲话还把领导干部应当具有的思维分为五点——战略思维、全局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民本思维。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思维就是民本思维。在人民立场上,习总书记是十分坚定的。他坚定地把实现公平公正作为当前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提出来,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各个领域都能体现出来,最根本的还是把握立场问题。对学界而言,哲学方面也讲立场问题、党性问题,包括经济学也有这个问题,站在谁的立场,为谁说话。

清华大学朱安东副教授

“中国会不会倒在现代化的门槛上”是近期热议的问题,本质上是路线之争。最近伦敦亚非学院华裔经济学家卢迪有篇文章“两条路线,中国经济评论动态随想”,提醒中国警惕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思路最终沦为全球资本主义的边缘国家的危险,有借鉴意义。

习总书记讲话非常有针对性,观点鲜明。最值得注意的是重提阶级分析法。很长时间以来,阶级分析方法和计划这两个词被妖魔化、边缘化了。阶级分析方法强调价值观和立场问题。阶层和阶级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考虑中国目前的情况,如果丢掉阶级分析法,就说不清。这可能涉及到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问题。目前国际上一些比较严肃的文献,基本上都认可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时代,而且是以美帝国主义为主导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搞的全球化只不过是在各个地域和不同层面上实施帝国主义统治的手段罢了。

在这样的全球化过程中,改革开放当然是必要的,是我们的强国之路。但必须认识到,与国际接轨,首先是怎么接的问题,其次还要预估接轨以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和矛盾。最新的数据表明,这个世界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越来越趋向竞争性,实际上是垄断程度正在不断加深。现在我国的很多产业都是别人对我们进行垄断,而且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对西方国家来说,最好的手段就是思想的控制,先让你成为它的思想殖民地,然后再控制你的经济。西方国家另一个手段就是制定并推行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规则,并按照情况的变化不断改变规则以维护其自身利益。最典型的就是WTO,当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开始捆绑在一起取得一定话语权时,西方国家就“另起炉灶”炮制TPPTTIP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回到阶级分析就有必要了。虽然阶级矛盾不是现在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它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都有鲜明的表现。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因为人家已经用了几百年,积累了很多经验并形成了一套做法。我们不正视阶级斗争就相当于是缴械投降,最后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要保持清醒:第一,一定要坚决反对私有化,要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第二,就是要坚决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第三,要坚决反对经济领域里边的自由化现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田文林副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和系列讲话,事实上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或者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势下的必然产物。新中国前三十年,我们经历了计划经济或者说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个尝试,有经验也有教训。而后三十年的改革也有经验和教训。英国人把19782008年称为“新自由主义扩展的三十年”。2008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世界范围内遭遇了失败。很多西方国家人士也开始投身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命题。多党制、议会民主制、君主立宪等西方制度不适合中国。我们应当有意识地跨过自由化陷阱。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的核心问题是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国体问题是政治制度中的关键问题。民主问题,其实是一个政体问题,就是属于一个上层建筑的问题,是“以何种方式来产生权力”的程序性问题。西式民主只是表面上的“公平自由选举”,事实上,在政治实践中,竞选是需要力量、资本和资源的,只有权贵才能当选总统,而穷人无法当选总统。当年毛泽东说,“宪政是一种吃人的政治”,建国后他又谈到民主是一种工具,自由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具体的自由。前苏联、乌克兰、埃及的教训说明,西方向其推销的民主是蒙汗药、甚至是毒药。从这个意义说,中国坚持自身的政治制度显得特别重要。西方国家推动的所谓西式民主即“宪政”,是私有化所需的政治基础。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其目的和危害。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制度选择和改革面临的问题很多,既要面临安全问题和发展问题,又面临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强政府的政治制度。许多西方国家说的合法性都是程序上的合法性,而人民支持,比任何选举的形式都要重要得多。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丛屹教授

市场和民主,同为社会发展的手段。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是社会福祉、人民幸福。从这一点来看,市场和计划、民主和集中只是工具和手段,是不同社会制度在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的选择集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长期发展、渐进改革、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它的改进和完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我们不能罔顾历史和国情、照搬照抄他国模式,更不能丢掉自己的制度优势。离开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盲目谈市场和民主,是不科学甚至别有动机的。不同的经济学科,有不同的价值观判断、或称主义,或隐蔽、或旗帜鲜明。马克思主义也讲市场经济,但它的主义旗帜鲜明,就是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市场化的改革,并非以放任自由为目的,放任的市场经济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所谓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质是有效的市场加有效的政府,政府的有效性反而是一个前提。

中国的经济学,不应崇尚市场,而应崇尚公平正义。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但必须回答资源配置应该为谁服务?应该满足社会的什么?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我们看得很清楚,实践的结果,往往是越基层越弱势,丛林法则符合垄断者利益,并不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今天我们正处于全球化的时代,开放的目的是参与全球竞争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必须认清的是,全球化根本不是一个匀质化过程,发展中国家必须学会应对发达国家的垄断和“垂直化”。后起国家如果没有国家主导的产业发展战略,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发展。东亚的经验,强调的也是政府有效的主导策略,以本国利益优先的发展策略。文化、产业和经济安全的本质,实际上是融入全球竞争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保反兼顾”。安全、底线方面的研究,必须及时推进,否则我们极其容易被别人主导和误导。今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还必须警惕“碎片化”、“技巧化”、“西化”的倾向。要树立“理论自信”,尽快形成共识,建构中国的理论体系、发出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影响,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具有国际影响的学科群。

(编辑  东源)

 


* 本文为“经济、文化与国家安全理论研讨会”专家发言综述。王晓林、丛屹整理。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考察吉林时,在不同场合三次谈及国有企业改革,这被外界视为非常重要的&#...

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要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

——6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

◆解读

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指向性。

今天,中纪委发文痛斥一些企业领导把自己混同于“老板”,坐商务机、比阔气,行事风格与党风风马牛不相及。此前的巡视也发现,国企权力寻租、以权谋私问题严重,一些亲属子女围着企业转。十八大以来,一大批国企高管因为贪腐问题落马。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一些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出现了弱化,难以形成有效监督。所以中央把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列为了重点抓的事情之一,在上个月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已经明确将从两方面发力:

一是选人用人,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市场竞争需要”选任干部;二是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同时,要求国有企业党组织要承担好从严管党治党责任。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机制制度创新,强化国有企业内部监督、出资人监督和审计、纪检巡视监督以及社会监督,加快形成全面覆盖、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制约有力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

——6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

◆解读

不久前,中央通过专项巡视发现,在一些国有企业,有干部以改革为名,打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旗号,贱卖贵买、予取予求,侵吞国有资产如探囊取物。

对这种现象,习近平的态度十分明确:严肃问责。为震慑国企干部使其不敢逾越底线,中央明确将使出强化监督的利器。

具体而言,监督的形式多样:内部监督、出资人监督和审计、纪检巡视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监督的重点明确: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等重点部门、重点岗位和重点决策环节;监督的方法也很灵活:放管结合、提高效率,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真正确立国企市场主体地位

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治理模式和经营机制,真正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市场竞争力、发展引领力。

——717日,习近平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

◆解读

国企改革要遵循什么规律?习近平的态度很明确:市场经济规律。

与之相适应,就要“真正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而不是仅仅依靠政策的优惠、靠特殊身份来获得竞争优势。

为了让人们更清楚这一改革方向,习近平在前往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并提醒“要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推动国有企业不断提高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由此可见,中央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第一,国企改革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经验,必须因地制宜;第二,国企改革既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但也要避免市场的盲目性。

把国企做大做强做优

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

——717日,习近平在长春市考察调研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解读

2014年,中国(含港台)有100家公司跻身世界500强榜单。但统计数据显示,500强榜单中一共有50家公司在2013年出现亏损,其中中国独占16席,且全为内地国企,国企“大而不强”的痛点暴露无遗。

因此,在习近平看来,搞好国有企业,不仅要做大做强,更要做优。装备制造业是重要产业,必须“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大国和强国”。作为“我国装备制造的一张亮丽名片”,成为我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抢手货”,高铁更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至于如何让国企高品质成长,办法就是加大投入和研发力度,奋力抢占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抓好创新、质量、管理。

推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717日,习近平在长春市考察调研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解读

在巨大的市场风险面前,国有资产只确保不流失显然是不够的,习近平深知这一点,他对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同样重视。这“三个有利于”,就是他为国企改革设定的“硬杠杠”。

其中,“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必须要达到的标准;“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是国有经济立于不败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则要求国有经济增强控制力和影响力,能更多的撬动市场和资本。

维护好职工群众合法权益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717日,习近平在吉林东北工业集团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视察

◆解读

现实生活中,一些国企在劳动合同和职工保障方面做得并不算好,存在恶意欠薪、强制加班、休假得不到保障等现象。今年2月,全国总工会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非法使用劳务派遣工问题在国有企业表现依然突出;此外,随着反腐风暴的深入,一些国有企业假反腐之名拿掉职工应有的福利,侵害职工的合法权益。

企业兴则经济兴,职工稳则社会稳。对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央一直非常重视。在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正是要着力减少损害职工利益的现象。随着相关举措的落实,我们可以期待,和谐劳动关系将逐步构建,国企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将得到更好体现。

一揽子国企改革方案将出,这些股票不能错过         

据中证报报道,业内人士表示,从当前的政策和市场面来看,国企改革总体方案出台时机已成熟,预计下半年国资委将下发一揽子的国企改革方案文件,下半年国企改革有望进一步提速,而央企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领头军,改革落地值得期待。

太平洋证券对于国企改革的投资线索建议挖掘:

一、第一批试点央企和第二批潜在试点集团(第一批中的中粮系、国投系,第二批可能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中国轻工集团)

二、有人事变动的央企和资源整合平台龙头:钢铁、汽车、煤炭(如宝钢系、东风汽车系)等国企资产的整合;

三、央企唯一上市平台中存在整合预期的公司:市值不大,又是集团唯一上市平台的公司,在一季度自身经营面临转型要求,推荐关注哈尔滨电气集团的佳电股份和武钢集团的武钢股份。

国泰君安也认为,央企改革将是下一阶段主题热点的重点配置方向,存在三大投资机会:

一、央企改革试点,特别是国资管理体制和混改的试点(中粮/国投/中建材/国药/新兴际华和中节能六大集团),推荐:国投新集、中国巨石、启源装备、国药股份、北新建材、国药一致,另外中粮屯河也将受益;

二、央企国资证券化,重点在传统上证券化程度不高的行业,大集团小公司通过资产注入实现证券化进程加快,推荐:国电电力、风神股份、葛洲坝,另外一拖股份受益;

以行业性的国资运营和投资公司为核心,央企会进行大规模整合、重组和合并,资源类和高端装备是重点方向,推荐:中国重工、中煤能源、国电南瑞。

多位券商研究员指出,国企改革主题投资机会将贯穿2015年,主要围绕资产注入、整体上市、重组并购以及借壳上市等并购形式展开。

投资者该如何把握这一重大机遇?我们梳理了央企和上海、广东地方国企涉及的117家公司。A股赚钱下一个风口就在其中。

 

 

http://www.qstheory.cn/laigao/2015-07/21/c_1115986362.htm

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指出,“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旗帜鲜明地就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做大做强国企、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做出指示。其实,早在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时,习近平同志就强调:“旗帜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首要问题,也是国有企业的首要问题。”“国有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必须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也是贯彻和实践党的基本理论的重要阵地。”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时刻,各种主张层出不穷。党中央主要领导对国企改革的道路和方向做出这样的宣示,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中国要不要办国有企业、要不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还存在各种模糊的、错误的、缺乏自信的、虚无主义的、照搬书本的、言必称希腊的观点。实际上,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中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并非仅仅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具有充分经济理性的选择。这是历史的必然,是现实的必然,也是走向未来的必然。

国有企业是中国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

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要解决在一个资本、技术、市场、人才都匮乏的农业大国,如何在全球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实现“突围”,打破大国垄断,实现工业化,并不断实现产业升级的问题。这一过程关键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集中有限资源到关键工业部门。欧美等国家,是通过向海外殖民等办法,在农业生产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解决工业化资源来源,但后来的国家已经没有条件走这条路,只能主要依靠国内积累。二是如何处理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时,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已经建立,如果只是被动地融入这一体系,就必须接受大国安排的全球分工。东亚四小龙这样做是划算的。但对我们这样的大国,如果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仅仅充当大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一环,那么就连基本的国家安全都难以保证,更无法实现现代化。

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和国民党政府也曾希望推进工业化,当时我国也具备了一些现代工业要素,但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两个问题,导致现代化进程中断。从外部看,旧中国走的是依附型工业化道路,希望依靠外国投资、技术和人才实现工业化,结果导致资源、交通、军工等关键经济部门过度依赖外国,不仅没有获得发展成果,而且养虎贻患,危害国家独立和安全。国民政府就曾以低价出卖宝贵的钨、锡等有色金属资源,换取军工设备。从内部看,我国脆弱的小农经济仅能满足糊口,一旦工业部门从农村汲取大量资源,就导致土地兼并、农民破产,工业化进程半途而废。建国前,我国工业产值不到GDP20%,而且绝大部分是简单轻工业,仍是典型的农业国,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没有强大而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中国积贫积弱的经济根源。所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很多有识之士也都提出建立国有经济、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的设想,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提出发展国有资本、实行计划经济建设的思路,但只有中国共产党将这些设想变为了现实。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工业体系,尽管这一体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却使中国从依附型走向独立自主,为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一是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我国依托国有经济,集中资源建设了机械、冶金、有色金属、石油、电力、交通、化工、航空航天等工业部门,拥有了“两弹一星”等国之重器,实现了石油自给,为轻工业充分发展提供了机械设备和原料,为农业提供了机械、化肥等要素。

二是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当苏联试图当“老子党”、干涉我国内政时,受到我国坚决抵制,如果当时我们没有重工业基础,没有“两弹一星”,就不可能有这个底气。美国70年代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同我国建交,也是同我们实现工业化、开展了三线建设分不开的,这是国有经济的历史贡献。

三是通过大规模协作推动技术创新。依托国有企业全国一盘棋、统一指挥的制度优势,组织大规模集体协作,“干中学、学中干”、“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推进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迅速普及到全国。

四是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在消费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国企承担了大量社会保障的职责,保障了职工家属上学、就医、住房等基本需求,降低了不安全感、稳定了职工队伍,使得集中资源搞工业化成为可能。

五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如大庆油田形成的“三老四严”铁人精神,鞍钢形成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也为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激励资源。

回顾历史可见,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并不是照搬书本理论,也不仅是学习苏联,而是发展的客观条件和任务所决定的,是总结一百多年惨痛历史教训而得出的结论,是历史的选择。不能把当年建立国有经济和后来发展民营经济对立起来。当年依托国有经济建立了工业体系、积累了物质基础,培养了一支产业工人大军,维护了国家安全,都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如果没有强大的国有企业,民营经济也不可能发展起来,解放前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发展多种所有制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否定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

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已经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发挥公有制的优势,弥补市场失灵。这一时期,我国保持了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成功应对了重大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等多种挑战,国有企业以新的形式发挥着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的中流砥柱作用。

国企在战略性领域提高竞争力,占据产业制高点。我国在航天、高铁、智能电网等领域开展自主创新,走在国际前列,中央企业带动了产业集群,在走出去过程中发挥了主干引领者作用。2012年,中国国有企业占世界500强企业资产总额比重上升到14.8%,其中非金融类上升到4.6%。中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与美日欧企业的相对差距从1996年的25.5倍、38.3倍、43.2倍下降到1.7倍、1.1倍和3倍。这将带动中国引领的新一代经济、金融全球化,与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中后期美国大量跨国企业走向世界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国有企业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日益深刻,发达国家通过跨国企业和大型金融机构,操纵原材料、能源资源、金融等市场,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规模的企业,就免不了经济命脉被控制。我国国企在这方面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2008年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中石化和中石油为国内市场价格进行了大量补贴。中国五矿集团、中国有色矿业集团等企业在澳洲、南美、非洲等地开展经营,而且融入当地社区,承担社会责任,被所在国视为“全天候的朋友”。

国有企业引领技术进步,提供公共产品。国有企业科研实力和基础雄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需要国有企业提供基础理论和共性技术研究。目前,中央企业许多技术走在了国际前列。中国建筑在国际上承建了很多高难度的建筑,在全球主跨逾千米的26座桥梁中,中交集团设计建造了10座。神华集团煤炭产量和销量均居世界第一,百万吨死亡率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了新科技革命,国有企业应树立强烈的创新自信,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

实践证明,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道路决定命运,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更凸显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意义。俄罗斯全盘私有化后,失去了能与西方跨国资本抗衡的工业体系,沦为资源和原料出口国。拉美一些国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绝对私有化,虽然短期减轻了财政负担,但造成了大量失业和两极分化,金融资本迅速聚集到少数大财团手中,使其垄断了全国大部分经济活动,社会经济陷入危机之中。正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搞好国有企业,抵制住了一度在国际上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坚持把搞好国有经济作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实践,宣告了以全盘私有化、绝对市场化为指导思想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

国企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公有制带来的,不能把国企妖魔化、意识形态化

当前,国企改革还没有完成,国企确实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重视和解决。但是,也有一些声音很大的观点,把这些问题都一股脑的推到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上,进而把国有企业妖魔化、意识形态化,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比如,关于“国企垄断”的指责,大多数是没有道理的。所谓“国企垄断”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国企在历史上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和优势竞争力,这对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是有利的,这本质上是行业集中度的问题。例如,美国明知波音和麦道合并,会导致垄断美国航空市场,却仍然进行了合并,判决微软垄断却并不肢解他,这说明,美国更关注的是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而并非仅仅把眼光国内,我国在这一点上要向美国学习。实际上,央企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证明,国企依靠的是由规模带来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垄断地位。国企的盈利大户,不仅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行业,也包括船舶、汽车、航运、冶金、建筑等竞争性行业。中石油、中石化,在国外的油田都是外国企业不肯去的地质情况复杂的地方,在没有行政保护甚至是面临劣势的情况下,央企仍有充分的竞争实力。

第二种是带有自然垄断的行业。这种行业与其让私企垄断,还不如让国企垄断。第二种情况,是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如铁路、电网等。这类企业,在国际上也是以国企为主,但是通过严格的监管,使之不利用垄断地位攫取超额利润。国企由于本身就承担着政策性目标,再加上政府自身就是所有者,监管力度最大,能够有效避免这种风险,解决这类垄断的问题主要是靠监督和民主管理、信息披露,私有化可能适得其反。

再比如,关于国企效率低于民营企业,这种状况确实存在,民营企业的机制更加灵活,人浮于事、吃大锅饭等现象能够有效避免,许多民营企业家吃苦耐劳、精打细算。但同时也要看到,国企的效率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率上,也体现在社会效率上。例如基础设施,投资大,收益时间长。我国铁路以世界6%的总里程完成24%的总运量,每公里铁路承担的运量比欧美高3-6倍,干线高10多倍。如果仅看铁路自身经济效益,固然不高,但是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运量,我国经济不可能达到这样高的增长率。国有经济还承担着优化产业地区布局、促进全国平衡发展的社会效益,中西部摆一个大中型企业,就带动了一片地区经济增长,这种企业,经济效率必然低于东部,但是不能不办。最后,国有企业在职工福利、就业、社会保险等方面,都要带头模范遵守法律,不能偷税漏税,不能不交社保,要带头讲究诚信、保护环境,这些也增加了成本。

再比如,所谓国企贷款容易,民企贷款难。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其实质是由企业规模差异带来的问题,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一般来说,大企业由于影响力强、资金稳定,同金融机构的关系较好,而不是由于所有制问题,大型私营企业同银行同样有较好的关系。再加上一些贷不到款的中小企业,是不符合节能减排的方向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也要靠综合改革。

还有一些对国企的意见,带有跨国企业自身的利益。随着我国国企的日益壮大,在国际上开展收购,占有资源,跨国企业和外国政府感到危机和压力,他们利用我国改革中尚不完善的环节,制造舆论,使我们解除武装,是十分自然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要有自主意识,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另一方面要加快深化改革的紧迫感,让国企以更新更好的形象展示出来,经得起一切苛刻的质疑。

增强制度自信,让国企浴火重生

中国的国企改革和发展,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把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的设想和20世纪以来各种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但是,国有企业的理论建设远远跟不上丰富多彩的现实。实际上,中国的国企改革发展,已经探索出了不少独特的经验。例如,中国没有像前苏联那样,搞高度集中的国有经济,而是把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管理者和工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也不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举办国企,国家主要掌握资产收益权,而是在竞争性和非竞争性领域都充分发挥国企的引领作用,综合发挥国有资本优势、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有效地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些经验都需要总结,增强制度自信,坚定办好国企的信心。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面临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资源能源的争夺更加残酷,国际市场瓶颈更加凸显,国家安全的边界和内容空前扩大。国企在应对国际竞争、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职能将更加重要。目前,在世界500强的50个行业分类中,中国只占领了其中18个行业,仅占三分之一,其中主要是国企。对国企而言,应以世界500强为对手,不是退,而是进,不是有进有退,而是能大进则大进,能进多少进多少,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国重器。

国企的成败,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败是融为一体的。有了正确的方向,再经过改进作风、反对腐败的洗礼,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的国有企业一定能够加把油、争口气,在深化改革中浴火重生。

*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A股刚刚过去的股灾到底有没有“敌对势力”在作祟?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国有特大型军工企业中航工业集团(下称中航工业ᦀ...

据澎湃新闻今日(719日)报道(记者李淑平),A股刚刚过去的股灾到底有没有“敌对势力”在作祟?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国有特大型军工企业中航工业集团(下称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认为“有”,“在A股打响这场经济战争,是冲着五星红旗来的。”

719日,中航工业微信公众号披露,717日,林左鸣在接受中国航空报采访时,谈到了这次股灾的性质以及中航工业救市护盘的过程。林左鸣还称,中小投资者是救市铁杆盟军,央企救市并非高抛低吸与小股民争利。

“诱导人民群众对中国政府不信任”

林左鸣认为,这一轮牛市,从操作思路看并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引入的一些国际上通行的操作办法,在这一轮股市暴跌中被做空势力恶意使用。

“我们面临着一场经济战争,这是显而易见、无需置疑的。”林左鸣对中国航空报表示,618日,也就是中国香港政改方案搁浅的这一天,A股进入暴跌通道,当天上证指数下跌182点,第二天更是直接低开低走,重挫307点。毫无疑问,做空势力选择香港政改搁浅这一政治事件发生时出手打击中国股市,其险恶用心路人皆知。此后我国政府连续出台重磅利好,但股市居然毫不理会,暴跌不止,就在629日亚投行签字当天,A股仍遭到暴力砸盘,市场信心濒临绝望。

林左鸣称,暴跌时间点上的惊人巧合,显然并不是偶然,而是一场有预谋、有准备的恶意做空,是来势汹汹的针对中国发起的一场经济战争。这场战争还影响到大宗商品的价格和人民币汇率等大幅波动,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这场金融战争对中国股市的重创,特别是在中国加快改革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其本来目的正是打击中国社会的信心面,并配合各类喧嚣而上“唱空中国”的论调,诱导人民群众对中国政府不信任,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信任,最终破坏中国改革进程,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直至击溃整个中国经济。所以,在A股打响这场经济战争,是冲着五星红旗来的。

至于境外空方势力如何做空中国股市的,林左鸣称,在中国境内一直活跃着一些国际著名的投资公司,他们控股、参股了无数国内企业,而这些企业的业务都是国际化的,资金进出并不难。实际上做空势力与中国打经济战,在具体办法上有太多的可能,决不能太幼稚!

A股暴跌的情况看,林左鸣分析,做空势力对中国资本市场非常了解,能够很好地抓住弱点进行有效攻击。做空势力重点选择创业板等中小盘股下手,容易暴涨暴跌。加上杠杆融资、配资等工具,“踩踏”事件随之发生,形成“甩卖+暴跌”的恶性循环。毫无疑问,这次组织做空A股者,其“段位”并不低,绝不可以轻敌和大意,“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迎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成立“护盘”特别行动小组

去年下半年中国股市进入牛市,面对沪指急剧飙升到5000多点,“在这过程中我们就感到来势不妙,认为可能不是市场的自发行为,或许有恶意势力介入。”林左鸣表示。

由此,中航工业党组当时迅速组织开会研究对策,一方面,建议大股东在合规范围内适当减持一些股票,以此提醒股民不宜头脑发热、盲目追涨;另一方面全面提高警惕,筹备资金,以防在股市被恶意做空后,能够出手护盘。

“今天看来当时的判断确实没错。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认为央企在高点抛售而现在出手护盘是在高抛低吸,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林左鸣分析,今年以来,整个A股市场产业资本减持超过5000亿元,但整个央企系统减持仅仅300多亿元,占所有减持额度的1/10都不到。

林左鸣介绍,在股市暴跌后,中航工业党组于74日起开始研究“护盘”的具体措施:整个“护盘行动”由谭瑞松总经理挂帅坐镇指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顾惠忠副总经理负责筹备和提供充足的“弹药”,吴献东副总经理作为前敌总指挥,董事会秘书陈元先、副总经济师兼战略资本部部长李平、特级专务兼计划财务部部长李耀等组成“护盘”特别行动小组。

林左鸣笑称,过去人们往往了解中航工业有一批优秀的航空专家,其实我们还有一批“段位”不低的“股神”,他们在这次“护盘”战斗中全力以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两天后,中航集团基本形成救市的思路:第一,准备好充足资金,制定好操作方案,做到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第二,做好舆情宣传工作,拟定《中航工业关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倡议》等材料,准备在集团公司网站、微信发布;第三,由于事关重大,按照组织原则第一时间上报国资委,待国资委批复指示后立即行动。

另外,中航工业对这场“反击”做了一个预判,认为广大散户、小投资者是中航集团本次“护盘”的铁杆同盟军,因为这次股灾虽然大量散户损失惨重、市值蒸发大半,但是真正“割肉”离场的并不多,他们正等着市场企稳后,通过增资来降低持股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企业在市场上组织反击,一旦股价企稳翻红,必然有散户增资,跟着企业一起挥师向上,这样市场的流动性又可以带动起来,市场信心也会逐步恢复。

“原本准备了数十亿准备血拼”

78日上午,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做负责任的股东,不减持上市公司股票”的要求,中航集团立即组织研究制定应对方案,具体“护盘”操作方案获得国资委认可,之后全面行动起来。

79日,中航工业在所属A股上市公司开盘6支股票跌停的情况下,采用打开跌停股、促绿变红、促红涨停的操作原则,吹响了“反击”的号角。截止9日上午收盘,中航工业所属上市公司股票除停牌的深天马A外,20支股票全线飘红;截止下午收盘,20支股票全部涨停,港股市场中航工业系股票也全线大涨。从78-10日,中航工业及下属企业累计增持A股约2.85亿元,H5368.78万元,合计约3.38亿元,且后续还在不断增持。

在护盘行动中,林左鸣也出手了。717日晚间,中直股份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以自有资金购买了公司2000股。

林左鸣表示,按照最初的计划,中航工业准备了数十亿真金白银准备投入市场进行“血拼”,而且后续还要滚动筹集资金,并鼓励广大干部职工购买集团公司股票,坚决打赢这一场“A股保卫战”。现在看来,准备的措施还没有全部用上,已经在前几个交易日的战斗中初战告捷。

对于航空军工行业的股票高市盈率的问题,林左鸣认为,中航工业所属上市公司的股价并没有高估,航空工业作为军工高科技产业,其价值的核心在于具有强大的科技实力作为支撑。实际上,中航工业有很多重要的技术由于保密原因,并没有对外公布,如果这些项目进入资本市场,其价值前景不可估量。

 

习近平总书记7月17日在吉林省长春市考察调研。两个考察点长客股份和长春一东有个共同之处国有企业。总书记同干部职工进行了深入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717日在吉林省长春市考察调研。两个考察点“长客股份”和“长春一东”有个共同之处——国有企业。总书记同干部职工进行了深入交流。

【关键词一:装备制造业】

习近平首先来到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前身为长春客车厂,始建于1954年,是国家“一五”重点建设项目之一。20023月改制为股份公司。

在总装车间,习近平登上一列即将竣工的动车组头车,走进驾驶室听取技术人员介绍,并在车厢内坐上旅客座椅体验。

习近平说,高铁动车体现了中国装备制造业水平,在“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方面也是“抢手货”,是一张亮丽的名片。

习近平说,这两年他走了很多国家,谈的最多的合作项目之一就是高铁。俄罗斯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铁建设,就是他同普京共同见证签署的项目。习近平希望高铁建设再接再厉、创新驱动,继续领跑、勇攀高峰,带动整个装备制造业形成比学赶帮超的局面。

【关键词二:实体经济】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一汽东光离合器厂,始建于1992年,1998年完成股份制改造,是国内产品系列全、配套能力强的汽车离合器生产基地。

在装配分厂一班和二班的班组园地,总书记同企业干部职工围坐一起进行座谈。习近平指出,中国梦具体到工业战线就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把制造业搞上去,创新驱动发展是核心。我们要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把实体经济抓上去。

【关键词三:国企改革】

在两家企业考察过程中,习近平反复强调,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也要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推动国有企业不断提高效益和效率,提高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游刃有余。

【关键词四:接地气】

在长客股份总装车间,接线班工人姚智慧流利地说出一大串工艺流程。总书记称赞说:“这个‘工序一口清’很厉害。”姚智慧告诉总书记,每列动车有19726根线束,近10万个接线点,必须将工艺流程倒背如流,才能保证高质量完成每道工序。

习近平在座谈时对大家说,到地方考察调研,最希望同广大工人、农民和各方面的群众直接接触,听听你们的意见和建议,这对我们决策很有帮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中央领导是人民的大勤务员。请大家开门见山,把真实想法一吐为快。

有机会同总书记面对面交流,企业的干部职工感到十分激动,大家觉得习总书记和蔼可亲,很接地气。

 

重庆严格控制P2P公司发展是不是意味着保守?重庆的互联网+金融战略将怎样推进?坊间冠以“金融市长”头衔的重庆市长黄奇帆近期在马上消费金融公...

以下为讲话实录(根据录音整理)

前面已经开业的消费金融公司都是银行、商店和商业集团相结合的公司,都是线下消费金融类的公司。而我们这一块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消费金融类公司,所以我先对这个公司的诞生表示衷心的祝贺!

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一个主导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对于经济的拉动在70%左右。我们国家目前还相对较低,大约是40%,投资的比重较大,以前出口的比重也比较大,这几年逐渐下滑。所以我们国家大的一块还是靠投资拉动,消费仅占40%。我们国家的消费有个特征:口袋里有多少钱就买多少货,现货买卖,基本不透支。消费透支、透支消费在全球、全世界这100年只有金融才允许透支,所以这个透支型的消费金融一共有三类:

1. 个人贷款。比如说我买房子,按揭贷款,支付30万、按揭70万。这是20年前中国才刚刚开始普遍的推开按揭贷款,这是个人贷款型。再比如:买汽车透支。这是10年以前在中国推出的,比如买一辆汽车要10万,自付2万、贷款8万等等的方式,于是汽车金融公司开始产生。总之,个人贷款按揭性质的金融是一种性质的消费金融。

2. 信用卡。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张信用卡,你可以在里面存钱并且可以透支,但它有一个透支额度。这一块中国的发展不算很好,从2000年到2015年这15年间,中国唯一的银行卡清算组织只有银联。银联发展了近20年,整个发了4亿多张卡。中国有13-14亿人口,按美国的概念:他们2亿左右的人差不多有10亿张卡。如果按此推算,中国13亿人口应该有50亿张卡。我们姑且不按美国的标准计算,即使每个人仅有3-4张信用卡,我们现在的信用卡也还有3-4倍的空间,这个情况也是方兴未艾。

3. 线上线下的消费金融公司。这个在我国目前基本是一片空白,其实它和信用卡消费、个人贷款性质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它又不同于信用卡和按揭贷款,按揭贷款是个大街,这个消费鸡零狗碎,每天消费买小东西涉及方方面面,不固定、不定时。这是明显不同之处,只是它是允许透支的。与信用卡的相同在于它们都可以透支,但不同的是它不需要像信用卡一样每个月都要清欠。当然他也有一定的额度,一般在20万元以内。也它不需要你用房子、车子作为抵押而变成一种抵押贷款模式,它是根据你在线上消费的大数据记录、线下的家庭背景调查来给你一个透支的额度。总体而言,我们这个业务的展开对所有投资股东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第一, 参与我们这个金融公司的股东不是随便组合的,这些股东既可以参与分红,更可贵的是可以分享企业扩张给自己的专业带来的好处。刚才何谦作为大股东的代表作了发言,他是重庆百货集团的董事长,重庆商社一年营业额600亿人民币,在中西部所有百货集团排名第一位、在全国排在前五位。那么这样的公司,如果它完全依靠实物消费、现手买卖、有多少钱买多少货没有透支的话,那么消费的刺激性增长性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消费金融公司跟他挂上了勾,凡是重百的体系都可以透支,按照常理这样经营的话重百的商店营业额会相对提升,他是受益者。

第二, 我们重庆银行将会成为我们马上金融消费公司的结算行,那么消费过程大量的现金流、周转。实际上,银行跟着资金流、跟着结算流迎风而走,对重庆商业银行走向全国、加快发展也是非常好的利好。我相信今天公布以后,重庆银行在香港上市的股价都会有较好的反应。

第三, 对于重庆的互联网金融业来说也是一种促进,它使得互联网和金融业、互联网+和金融相结合。我们以前做过这样的比喻:金融业与互联网的结合就好比一家银行装了电话,通了电话的银行肯定是比没有通电话的银行业务发展快;率先把互联网技术运用到金融行业的单位肯定是比那些技术相对落后的单位发展快。把互联网进入到传统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一定会发展更快,这是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互联网+传统金融机构性质又有所不同,它改变了一定的商务模式、营销模式、经营的模式。但改变归改变,金融业务本质就是“讲信用、讲杠杆比、讲整个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三个概念是不能颠覆的,因为金融就是信用、信用、信用。信用就有杠杆比,没有杠杆比用不着信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需要太多的信用。有杠杆了、有透支了有1315杠杆比了才需要有信用,有了信用当然就有抵押。抵押物如果泡汤,那就有风险了。所以“信用、杠杆、风险”是搞金融不能违背的。无论是线上金融、线下金融、还是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总之,这三个要件“讲信用、控制风险、有一定的杠杆比”都是必须遵守的,管好三个概念。总之这是互联网+金融必须掌握的原则,这个原则跟传统金融掌握的原则是一样的。我经常会把P2P给批判一通。原因是什么呢?P2P本身不该被批判`,因为它也是互联网+金融时代的一个新生事物。一个“P”指千千万万各方面的网民,另一个”P”就是想要融资的、借钱的网民。P2P这样的平台它自己本身不做任何交易,它只是一个通道,就像开了一个赌场,里面是赌民和赌民自己在打扑克牌,它只提供一副牌和一个桌子。通过网络,想在网上借钱的网民与手里有钱并且愿意借钱的人沟通好了,但缺一个交易的平台,于是P2P出现了。因为是这样一种原理,所以它还是很稳健的。英国在90年代最先成立P2P公司,然而20年过去了,英国的P2P公司没超过10家。10年以后美国也应用了这个技术,然而到现在美国的公司也没有超过10家。我讲这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有概念、可以运转,但市场规模也不大,有它内在的约束性。而我们国家为什么一年多两年时间全国范围有2000P2P公司呢?它们都是些什么性质的P2P呢?那就是形似而神不似。真正意义上的P2P公司是这样的:比如说这家P2P公司向20位网民集资2000万,那么这些网民不是直接把钱借给其他网民而是交给P2P公司,由P2P自己打点寻找到三个五个公司,把2000万借走了。这个时候的P2P公司就和一家金融机构银行差不多。但是金融机构借钱,万一借钱的人坏帐了怎么办,那就要有坏帐准备金;万一借钱给你的人现在突然要用钱,你怎么样把已经借给客户的钱拿回来还给他,这个时候你要有存款准备金。如果你没有这些概念,只是把钱借出去,顺风顺水的时候好像大家都要发财了,而且放出去的是高利贷。如果一倒霉稍微出点问题就可能引发破产。客户这边贷款者坏帐也会出问题、借你钱的人要钱也会出问题、管理者如果心存歹意卷钱而走,变成跑路公司也会出问题。谁在监管、谁能监管、怎么监管?工商局就这么随意登记让他们像蝗虫一样生长,对老百姓极度的不负责。所以在重庆我一讲到这个事就强调,必须严格控制、不许搞砸。但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是保守的呢?不是,我们全身心的、全力的支持互联网+金融,也支持金融机构互联网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这个线上、线下消费金融公司的成立就是对互联网+金融的一种支持。因为它是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游戏规则、银监会批准的创新的金融机构。

第四,今天成立的这个消费公司也将会给重庆的金融业发展带来三方面积极意义:

1. 给重庆的金融体系又增加了一个金融牌照。我们有一个目标:重庆的金融发展希望形成一个全牌照的金融体系。所谓“全牌照”就是“一行三会”,每年要推出多少种各种类型的金融业务、金融许可、金融牌照。我们就应该创造条件满足这些牌照运行的外部环境,使得一行三会允许、支持重庆发展这些业务,与时俱进的成为西部金融中心。我们国家的金融发展、改革开放这30多年发展是相当难的,从一开始只有商业银行一种类型,到90年代较快发展起证券市场、资本市场以及保险公司(包括一般的保险公司、信用的保险公司、支持出口信贷的保险公司)。新世纪以来,我们出现了影子银行系统,这是贬义的叫法。褒义的叫法是普惠金融系统。总之是除银行贷款之外的金融机构,包括信托,信托在2000年左右,全国只有一万亿资产,现在到了10几万亿,其他像租赁公司、小贷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财务公司等等诸如此类的公司,国家这10几年,这些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每年都新开发有几种,业务管理能力到位后推出。重庆有几家这样的公司每年都争取一些这种牌照。应该说重庆在整个中西部地区这种牌照是比较多的。我们现在有1200个金融机构,就是各种牌照的公司。比如说,小贷公司我们就有200多个,担保公司也有200多个、各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应有尽有。去年国家新推出了12种金融牌照,我们基本争取了12块牌照。这12块牌照,马上消费金融公司就是其中一块。我们去年还获得了两块保险公司的牌照、我们还有一些金融租赁的牌照。我讲这段就是想要和大家说明,取得这些牌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获得一块牌照对于中央来说是给了你一块牌照、给了你一种业务的支持,对地方来说,实际上是地方金融系统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特别是这些牌照以前都没有过,是一种全新的业务,那就要有改革、创新、金融业务创新的意识。每个牌照都是有含金量的,少则几千万多则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含金量。所以争取到牌照有时候也是金融效益提高的一种资源。比如说租赁公司,我们全国有1500个商业租赁公司,全部租赁公司业务量是15千亿。那么人民银行批的、也是银监会批的金融租赁公司总共27块牌照,这27块牌照形成的租赁业务也是15千亿。这意思说明含金量是不一样的,一块租赁牌照可以放大,可以由10亿放大到100亿的业务,你如果是商业租赁,那基本是有多少钱干多少事,当然也可以去融资。金融的各种牌照非常值钱,要珍惜。所以今天我们拿到了这块牌照,也许以后还有第二、第三、第五块消费金融的牌照。

2. 它当然也支持了重庆的普惠金融体系,因为所有的非银行证券市场之外的、保险系统以外的那些金融体系都属于普惠金融体系,为中小企业、为老百姓服务。所以这一块上去以后,将为重庆的基层、社会提供方便。

3. 自然推动了重庆互联网+金融这个体系的发展。我认为重庆的互联网+金融体系的发展,线上消费类金融公司的发展是一大块,信用卡公司的发展也是一大块,我们会努力争取在重庆有信用卡的发卡和信用卡的结算的这样的公司的诞生。这也是和互联网+联系在一起的。此外,互联网+金融还包括我们互联网业务中跨境电子商务的各种金融结算,那也绝对是互联网体系中的金融体系。而且这块体系,不仅是做跨境电子商务的金融结算,还应该可以做国内到国外、亚洲到欧洲、欧洲到美洲等这些成千上万的企业通过互联网消费、贸易、用互联网的金融进行结算。这个结算没有地理位置之分,在重庆只要做得了这个业务就有穿透性、辐射性、集聚性。总之我们会把互联网金融当作一件很大的事情、但又一定是符合金融原理的、规范的业务来健康的推进。

希望我们“马上消费金融公司”的诞生为我们重庆的发展带来好兆头;也祝愿“马上消费金融公司”在全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实现他们自己的梦想,就是1000亿元资产的公司!谢谢大家!

6月15日-7月3日,上证指数三周狂跌28.77%,造成了中国人空前的财富灾难:A股市值蒸发21万亿元,投资者户均损失41万元A...

615-73日,上证指数三周狂跌28.77%,造成了中国人空前的财富灾难:A股市值蒸发21万亿元,投资者户均损失41万元,相当于普通人8年的工资,对于中国散户投资者——普通社会大众来说,这可谓是十分惨痛的教训。然而,如果与中国彻底开放资本项目和签署不受限制的中美投资协定相比,后者结果将比此次股灾严重何止十倍——中国人建国66年来积累起来的财富将被彻底洗劫,中国中央集权很可能解体,国家将四分五裂,人民将生灵涂炭!

猛烈做空A股要挟资本项目开放

612日,中国证监会主席肖刚在中央党校做报告称:改革牛成立,股市不差钱。13-14日的周末,市场主力通过微信等网络工具大肆炒作615日的大大生日,而后猛烈做空。

以权贵资本和国际热钱为主力的市场力量之所以如此猛烈做空,是因为它们发泄对两大诉求未能如愿的不满。一是6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两个国企改革先导性文件,会议强调国企改革需“做强做优做大”、“优化企业管理”,强调防止国资流失,这与此前市场主力预期的“私有化”、“国退民进”和“国资退外资进”可谓南辕北辙。二是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编制的MSCI国际指数拒绝将中国A股纳入,这与中国对于开放资本项目比较慎重有关。此前国内外媒体曾抛出诱导性舆论,称加入该指数会给A股带来1万亿美元的国际游资。这令国内外投机资本热烈期盼。

MSCI的拒绝让A股市场存量外资失去了留在A股的最后理由,国际热钱加速流出中国。根据基金研究公司(EPFR)统计,68-11日,新兴市场基金共流出93亿美元资金,创2008年来同期之最。其中71亿美元来自中国股票基金。这创下历史新高。

MSCI之所以拒绝中国,是因为中国未能拿出令其满意的利益交换。这就是资本项目开放。在MSCI拒绝的三个原因中,其中之一是沪港通尚有额度限制,而如果沪港通额度取消,则基本意味着开放资本项目了。

A股纳入MSCI指数更大的诱饵是——纳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特别提款权)。其好处非常“虚”:如果纳入了SDR,可以成为某些国家央行的储备货币,但人家也有权不储备。中国想得到这个“虚荣”,就必须放开资本项目,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的货币。

开放资本项目是引爆中国金融危机的“核按钮”

博弈至此,美国和西方想从中国获得的东西已经很清楚了。这就是:1、放开资本项目,美元的做空投机资本可以合法地自由进出中国;2、签署中美(欧)投资协议,外资可以不受限制地收购中资股权,特别是金融机构股权和国有骨干企业股权。

外资此刻要求开放资本项目绝不是为了投资实业,甚至不是为了长期金融投资,而是为了方便国外最具破坏力和杀伤力的对冲基金(比如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入境,在做空中国赚钱后能迅速合法地离开中国。目前,中国的人民币、楼市、债市和股市等资产价格已经全面高估,这正是对冲基金做空中国赚钱的最佳时期。

国际资本只有完成了二个阶段的运动,才能完成对一国财富的转移。这是西方教科书极力掩盖的秘密。

国际资本以美元的方式进入中国,换取了中国廉价的资源、廉价的股权和廉价的商品;相应地,中国形成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然后,国际资本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一次反向运动,形成资本的回流,抽干中国人的银行储蓄和外汇储备,才能最终达到彻底掠夺中国财富的目的。南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都是发生在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二阶段,即国际资本回流阶段。国际资本在中国已经走完第一阶段,在未来一、二年之内将配合美元加息和美元走势趋强而进入第二阶段,即国际资本回流阶段。这就是引爆中国经济金融危机的最危险阶段,而引爆中国经济金融危机的核按钮正是资本项目开放。

2010年开始,外资先后从实体经济和金融股权投资领域开始战略性撤离,如今外汇占款(美元从海外流入而兑换成的人民币,形成国内的基础货币发行)与基础货币的比例已经从最高值的140%下降到了98%。这是国际资本由流入阶段转变为流出阶段的重要衡量指标。国际大型对冲基金已经闻到了血腥的味道,他们急于拿起屠刀,进入中国股市、债市和汇率市场。

对冲基金对各种人民币资产的做空工具包括:股市的股指期货、融券、转融券、期权;债市的国债期货、市场化利率工具;汇率市场的人民币汇率期货等。这些金融工具可以组成复杂的组合拳来击垮任何带有结构性瑕疵的经济大国。多年来,在西方经济金融导师的指导下,中国证监会等为国际金融资本做空中国准备好了各类金融屠刀。最近三周的“股灾”不过是中国未来更大危机的一次预演。

不受限制的中美投资协定意在使中国四分五裂

国际金融资本做空中国人民币资产,其最终目的在于廉价掠夺中国国有骨干企业和资源企业——这也是中国公民理论上最后可以分享的国民财富。

美元不过是美联储发行的纸币符号。美元符合本身没有经济价值。因此,在本质上,美元资本不需要美元,而需要资产和资源。美元资本做空中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低价获取中国资源和人民币资产。国际资本一旦成功引爆中国经济金融危机,股市和债市将大幅暴跌,人民币将极度贬值,金融机构、国有骨干企业和优质资源类企业的股权将变得极其低廉。此时,就是美元资本的收割季节。为此,华尔街大佬们急需签订《中美投资协定》为美元资本不受范围与比例限制地收购中国优质资产和资源提供国际法保障。

如果美元资本完成了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控制,那么,这就意味着华尔街金融集团完成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如果美元资本完成了对中国骨干国企的控制,那么,这就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势力实现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釜底抽薪,也是对中国中央集权的釜底抽薪,中国国家将四分五裂,做不了买办的中国人将任人宰割,在十三亿中国人被视为“黄祸”——与西方人争夺地球有限资源的背景下,大多数中国人的未来命运将非常悲惨,很可能被饥荒、瘟疫和内战所消灭,只能剩下4-5亿人为西方永久服苦役。

一旦中国资本市场被成功做空并引发银行和信托等的全面信用危机、一旦外汇储备快速流失并引发国际兑付危机,那么,中国只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第一是履约,即变卖国有资产和金融股权,任由美元资本直取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七寸要害(他们是不会接手其它非要害资产的),此时《中美投资协定》可以提供国际法律便利;第二是毁约,然后接受比俄罗斯更严峻的西方经济制裁;第三、接受战争。

如果中国政府经济智囊人物没有看清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中美投资协定的要害,没有认识到资本项目开放与该投资协定之间紧密关联的秘密,那么,中国政府在处理中美战略关系方面,中国的国之底线极有可能成为“中美夫妻论”的谄媚礼物。在本次中美战略对话公布的70多项经济成果(摘要见附文)中,中方代表承诺在汇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项目方面继续大步推进。中方代表还承诺加大谈判力度“营造更开放投资环境”——即大幅缩减中美投资协定草案中禁止外资收购项目的负面清单。也许,中方主要谈判代表希望将这个最新的所谓成果作为“见面礼”,由国家领导人九月份访美时提交美方,并由领导人承担未来严重的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

目前,美国以南海战争和中断中国石油供应等手段威逼中国在经济安全底线和政治安全底线上作出退让,旨在通过美国最具优势的货币武器与金融武器彻底击垮中国,消灭潜在的挑战者,使中国成为继前苏联之后第二个被美国软实力和巧实力瓦解的大国。

因此,在中国经济刚刚开始经济结构调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一方面,在国内金融领域,中国政府应该尽快着手清理甚至取消资本市场的做空工具和做空平台(这也是当年朱镕基总理关闭国债期货市场的原因),降低和限制投资者的融资杠杆,建立商业银行与股票市场之间的防火墙,防止股市崩盘演变为银行体系和信托体系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领域,我们建议党中央和国务院坚决顶住美国的各类威逼利诱,以不惜与美日一战的决心和意志,把拒绝开放资本项目、拒绝签订中美(欧)投资协定列入中国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底线。

201573

(张庭宾为中华元国际金融智库创办人 余云辉为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

附录: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经济轨道70多项成果摘要

关键成果之一:推进自由浮动汇率

中国将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汇率灵活性,加快推进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美方注意到,自上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情况,并对中方显著减少外汇干预表示欢迎。中方承诺仅在出现无序市场状况时进行干预,并将积极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向市场化汇率过渡。

关键成果之二:资本项目开放,特别是开放债券市场和地方债评级

为实体经济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开发一个深度、高效的债券市场,加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中方承诺增进外国金融服务公司和投资者对其资本市场的参与,其措施包括:(1)逐步扩大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业务范围。(2)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49%,内资股东不限于证券公司。(3)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经纪机构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依法设立期货公司,代理境外交易者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4)允许境内设立的符合条件的外资独资和合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按规定开展包括二级市场证券交易在内的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业务。(5)推出一项计划,按照中国有管理的资本账户可兑换政策,通过对所有外国投资者设定总投资限额而非对单一国家或机构分别设限的形式允许其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6)制定一项计划,推动外资机构通过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账户投资交易所债券市场。(7)允许符合条件的在华法人美资及其他外资金融机构在取得债券市场结算代理人和承销资格方面与国内金融机构享有同等待遇。(8)允许外资评信机构发布对地方政府债券的评级。

关键成果之三:降低美资对华投资收购的限制

中美双方重申投资协定谈判是双边经贸关系的最重要事项,并对迄今所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双方认为,在第19轮谈判中交换负面清单是谈判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双方承诺将加大谈判力度,于今年9月早期交换各自的改进出价。改进出价应体现双方营造更开放投资环境的共识。双方将继续积极推进谈判,以期达成一个互利共赢、高水平的协定。

关键成果之四:中国石油战略储备透明化

因此,中美两国重申其承诺,进行更密切的信息共享与合作,确保全球能源市场正常运转。作为此项承诺的一项内容,美国能源部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高层官员承诺今年举行会晤,以规划一个侧重于实质性内容的研讨会,此研讨会关注两国数据采集工作。美国能源部石油储备办公室和中国国家能源局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已按照2014年签署的战略石油储备合作谅解备忘录举办了两个有关战略石油储备数据合作的技术研讨会,在此基础上,双方承诺通过工作层的努力为未来的交流做准备。鉴于双方关系的重要性,双方承诺在今后举办的会议中确保派高级别代表出席。中美双方还决定进一步加强信息交换和沟通,并且拓展石油库存政策和管理方面的合作。

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经济成果全文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特别代表、美国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于2015623-24日在华盛顿共同主持了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来自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出席了本轮对话。

中美双方认识到双边经济关系不断得到拓展,特别是中国全面深化经济改革和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美国经济持续增强,为中美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与会者承诺将继续努力取得务实进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本轮对话期间,中美双方强调全面履行在历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做出的承诺非常重要。双方表明将采取进一步具体措施支持强劲的国内和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开放的贸易与投资,强化和支持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双方讨论了国际金融体系相关问题,包括经济政策协调、国际规则、全球经济治理、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的重要性。双方承诺就战略性经济问题保持坦诚沟通,为习近平主席今年9月对美国事访问打下了重要基础。

一、强化经济政策合作

20147月召开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以来,中美双方采取了重要行动促进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继续支持持久的全球复苏,确保国内经济增长支持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增长,并为进一步的经济合作不断拓展机会。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设定的改革议程及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的承诺,中国将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汇率灵活性,加快推进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美方注意到,自上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情况,并对中方显著减少外汇干预表示欢迎。中方承诺仅在出现无序市场状况时进行干预,并将积极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向市场化汇率过渡。

根据其法定职责,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积极促进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在与上述目标一致的情况下,FOMC预计将通过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等方式推动货币政策常态化,以透明并尽可能可预期的方式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美联储高度关注其政策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维持国内和国际的金融稳定是美联储的一项关键目标。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在基于国内需求和更为平衡的消费—投资关系的基础上平稳、可持续的增长,中方承诺采取重要措施增加家庭财富和收入,促进强劲、可持续和更加平衡的增长方式,确保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中方将:(1)加快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保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到2020年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2)到2017年,顺利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立有效运行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3)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各部委和地方制定新的优惠政策时,需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自身的管理权限。

中方承诺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空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美方欢迎中方推出面向企业和个人的可交易大额存单。

美方承诺推动构建以更高的投资和国民储蓄为特点的强劲、可持续和更平衡的增长方式。奥巴马政府2016财年预算决心通过促进财政可持续性、向促进劳动力参与的教育和培训领域投资来实现这一目标,如为负责任的学生提供两年免费社区学院教育,使面对大学的美国教育机会税收抵免永久有效,延长带薪病假和探亲假;促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策,鼓励基础设施领域的公私合作投资,包括重新批准六年共4780亿美元的地面交通基金、永久创建“美国快速前进债券”(AFFB)项目、永久建立“合格公共基础设施债券”(QPIB)项目,及豁免“外商投资房地产税法案”(FIRPTA)对外国养老基金的应用;为中产阶级和工薪家庭提供税收减免;出台有利于新技术开发的政策,如进一步促进“研究和试行税收抵免”政策并使其永久有效;出台增加雇主和私人退休储蓄政策,包括通过激励措施鼓励个人退休账户的自动登记录入。

美方认识到可预期性在预算程序以及更为广泛的联邦财政路径中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实现财政中期可持续,同时促进强劲、可持续和更加平衡的增长。美国政府2016财年预算预计将使联邦预算赤字在10年预算期的后半段下降至GDP2.5%。为达到上述目标,美行政当局将以目标明确的开支削减、封堵漏洞等措施取代自动减支措施,并通过税制改革等措施额外减赤1.8万亿美元,相关税制改革包括:取消一项使富有家庭可逃避资本利得税的按市值计算遗产税税基的税法规定;将高收入家庭的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红利税的上限提高至28%;改革金融业税制,增加高杠杆金融公司通过过度借款获取资金的成本。同时通过移民改革和医保计划改革实现减赤,医保改革方面包括促使联邦医疗保险提供者提高医疗效率的倡议,以及支持已覆盖数百万美国人健康保险的《可负担医疗法案》。

中美双方致力于加强关于地方政府融资的交流。

根据新修订的《预算法》和相关法规,中国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编列并公开到项。从2015年起,中国亦将指导地方政府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到2020年,中国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提高到30%,更多用于改善和保障民生。

二、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

中美双方强调开放、透明、非歧视的贸易与投资环境的重要性,认识到这对两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中美双方承诺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深化双边贸易与投资关系,支持营造开放、公平环境以及为中美两国企业和民众创造更大的机遇:

中美双方重申投资协定谈判是双边经贸关系的最重要事项,并对迄今所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双方认为,在第19轮谈判中交换负面清单是谈判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双方承诺将加大谈判力度,于今年9月早期交换各自的改进出价。改进出价应体现双方营造更开放投资环境的共识。双方将继续积极推进谈判,以期达成一个互利共赢、高水平的协定。

中美双方认为,应高度重视与商业和贸易领域的ICT产品、服务和技术相关的信息安全问题。中美双方在发布与此类ICT相关法规前都应依法征求并考虑国内外各方面意见,提高政策透明度。双方将就与此相关的问题保持开放和持续的沟通。中美双方高度重视银行业信息网络安全、银行信息系统风险管理、银行客户信息的安全保障。双方均认为竞争是确保高质量产品进入银行业的重要因素。双方承诺在商业银行业普遍适用的ICT法规方面进行沟通和磋商。双方承诺:(1)透明化地制定这些ICT法规,包括在正式发布相关法规前公开对法规草案征求意见并考虑国内外各方意见;(2)确保这些银行业ICT法规为非歧视性的,并且不对商业机构在相关产品的购买、销售或使用方面设置基于国别的条件和限制。

美方重申,继续促进和便利商用高技术产品对华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双方重申,继续通过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工作组深入并详细讨论共同关心的出口管制问题。

2014年中美商贸联委会中方关于反垄断执法方面承诺的基础上,中方承诺,根据反垄断法发布行政决定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有关决定的行政诉讼拥有管辖权;当有关决定涉及知识产权,并且发布机构位于北京、上海或广州,当地的知识产权法庭将对相关行政诉讼拥有管辖权。中方确认反垄断程序中的当事方有权根据相同的中国法律和程序寻求行政复议。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和工商总局各自内部负责行政复议的法律事务部门将与美方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各自的行政复议程序。商务部的相关部门是条约法律司、工商总局的相关部门是政法司、发展改革委的相关部门是法规司。

中国政府发布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措施,包括产业发展促进指导意见和中央、省市和地方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同等适用于并提供给外商投资企业。中方承诺对上述措施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就其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以加强该领域的政策透明度。

中美双方将加强集成电路产业交流和对话。双方认识到,在全球集成电路创新体系中基于公平和非歧视的企业间研发合作的重要性。双方还认识到透明度对于两国企业创造公平竞争及促进开展深层次合作的环境亦非常重要。中美双方就新材料产业加强交流、探索合作,包括新材料设计和应用的潜在方法,以及多边新材料国际标准制定。

中美双方确认在监管措施包括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发布中,透明度对于提高市场参与者的可预见性和增强对两国经济信心的重要性。

美方赞赏中方在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方面所作的努力,包括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制度。美方也欢迎中方2015年新修改的立法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法院对有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如果法院经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许可或行政处罚。中方确认,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的最终文本必须依法公布。

中方将与美方讨论制定一项短期方案的各种方法,以解决因发布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有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引发的问题,包括讨论公开征求意见问题。

中方欢迎美方关于清理过时和重复的法规,以及可能时采取措施予以修改或废除的持续承诺。美方行政当局在大幅节省开支和减轻文书工作负担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

中美双方注意到,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副总统拜登在谈判和最终审定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用于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谅解备忘录》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该《备忘录》于2012218日草签,于2012425日正式签署。为履行《备忘录》项下的承诺,中方将确保:(a)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SAPPRFT)立即采取相应措施通过向更多中国企业颁发执照的方式在固定收费进口电影发行领域积极促进进口影片的发行的改革,(b)中国企业可以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申请发行固定收费进口电影的执照,(c)只要申请人符合有关要求(此类要求不得具有随机性和歧视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对有关申请予以批准,以及(d)获得执照的发行人将能够直接与固定收费电影的外国制片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电影集团或任何其他国有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影响获得执照的发行人与固定收费电影的美国制片人或其授权的代表之间的合约的谈判、条款、补偿数额或履行方式。中美双方确认,任何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执照、可在中国从事电影发行的中国企业,有权独立于中国电影集团下属的任何企业或任何其他国有企业,选择是否与其他发行者签署合约或结成伙伴关系从事进口固定收费电影的发行。

美方重申将遵守经合组织20086月公布的《主权财富基金与投资接受国政策宣言》对主权财富基金坚持公开、非歧视原则的承诺;中方重申将遵守主权财富基金普遍接受原则和惯例的承诺。

中美双方将进一步加强两国政商界在各自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沟通和交流,探讨互利共赢的商业化合作模式。中美双方对在各自国家基于最佳实践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合作表示支持。

双方欢迎中国省、市与美国州、市、县间通过有关机制开展的经济与贸易合作,如中国省、市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艾奥瓦州、德克萨斯州和芝加哥市之间建立的“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机制。双方对工作组寻求在促进中美地方经贸投资合作、加强双边经济联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感到鼓舞,欢迎建立类似机制,并尽力为两国地方政府间更密切的经贸往来创造条件。

2014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承诺打击违法生产、销售、出口假冒伪劣药物活性成分(APIs)以及用于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APIs的基础上,双方继续致力于保护药品供应链安全,确保患者获得安全和高质量的药品。关于API制造商的监管,中美双方同意继续在有关部委之间进行专家级讨论与合作。美方承诺继续评估其授权,考虑将未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企业的大宗化学品排除在进口以外。双方同意继续就用户收费项目交换意见。为了促进中美两国间的交流,中方承诺共享由多部委工作机制制定的监管和实施框架草案以对可用作原料药(APIs)的大宗化学品的制造商进行监管。中方正在修订《药品管理法》,在此过程中将提出并认真考虑将可用作原料药的大宗化学品生产企业的监管要求纳入《药品管理法》修订中,包括“仅供出口”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将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律法规及国际义务以草案形式公开征求公众意见,中方将对美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的评论进行考虑。

双方承诺就农业信息化、精准农业、农业数据管理等领域开展务实的合作与交流。

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与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同意加强合作,进一步对话和沟通,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为互利中美两国,努力达至运输类飞机双边适航互认。

中美双方将继续就技术进出口许可协议相关问题交换意见、进行对话和分享经验,包括各自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私人当事人决定技术进出口许可条款的范围。鉴于中国快速演变的技术需求和对市场化改革的重视,中方将对《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研究。中国商务部将在2016年第一季度与美方共同举行一次联合研讨会。

中美双方一致认为,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犯罪行为已成为全球公害,开展跨境交流合作、严厉打击此类犯罪十分必要。中方将继续把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的专项整治列为2015年重点工作,进一步健全监管制度,严肃查处违法犯罪行为。中美双方承诺继续通过联合联络小组开展识别、调查和起诉知识产权犯罪者的工作,包括互联网上的有关犯罪行为。

美方确认将继续在特别301报告和“恶名市场”名单中客观、公正和善意评价中国政府和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方面所做努力。

中美两国重申双方在2014年中美商贸联委会的承诺,激励两国的未来创新和经济增长,为创新营造有利的环境,包括通过加强合作保护创新不受恶意诉讼。

美方欢迎中方于20153月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与贸易有关的部门规章英文翻译工作的通知。这一通知规定了与贸易有关的部门规章的英文翻译的发布。中方注意到美方对中方及时发布与贸易相关行政法规翻译的关切,中方将研究这些关切。

中美双方都欢迎外国投资,并认识到各自国家的企业通过投资在第三国发挥的重要作用。当这些企业从事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将为本国和东道国都会带来一系列惠益。考虑到上述情况,两国政府欢迎在海外投资的企业视情参与关于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的国际倡议并遵循有关最佳做法。

三、支持金融稳定和改革

双方认识到强劲、稳定的金融系统对实现可持续、平衡增长的重要性。双方承诺采取以下措施以支持进一步推动各自金融领域改革并加强金融领域监管,推进双边合作,加强在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支持全球金融稳定:

为了进一步达成三中全会的目标,为实体经济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开发一个深度、高效的债券市场,加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中方承诺增进外国金融服务公司和投资者对其资本市场的参与,其措施包括:(1)逐步扩大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业务范围。(2)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49%,内资股东不限于证券公司。(3)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经纪机构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依法设立期货公司,代理境外交易者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4)允许境内设立的符合条件的外资独资和合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按规定开展包括二级市场证券交易在内的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业务。(5)推出一项计划,按照中国有管理的资本账户可兑换政策,通过对所有外国投资者设定总投资限额而非对单一国家或机构分别设限的形式允许其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6)制定一项计划,推动外资机构通过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账户投资交易所债券市场。(7)允许符合条件的在华法人美资及其他外资金融机构在取得债券市场结算代理人和承销资格方面与国内金融机构享有同等待遇。(8)允许外资评信机构发布对地方政府债券的评级。

双方均意识到中美两国证券期货市场联系日益密切,以及由此建立一个针对上述市场和市场参与者的监管和信息共享机制的重要性。双方承诺将开展技术交流,并促进监管合作和信息分享。这可能包括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关于中国概念公司的信息分享机制,在这个机制下,当一家中国概念公司向美国证监会注册成为公众公司后,美国证监会将尝试告知中国证监会这一情况。

在尊重各自主权和法律的前提下,双方承诺加强对公众公司审计监管的跨境合作,双方将共同协作以开展一次试点检查项目,旨在建立审计监管合作机制,以保护投资者、提振公众对两国资本市场的信心。双方将探索合作的有效方式,积累可能支持未来监管依赖的经验。

中美两国将继续按照G20声明执行本国的场外(OTC)衍生品改革,具体包括:报告所有场外衍生品合约有关情况,在交易所或电子平台上交易标准化场外衍生品合同,在适当情况下实现标准化场外衍生品合同的集中清算,并对非集中清算的衍生品交易制定更高的资本要求和保证金要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承诺将加强场外衍生品市场改革信息共享与监管合作。对于符合按照支付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制定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等国际标准制定的国内法规的中央清算方,双方将考虑予以适当监管豁免。

美方欢迎中方从20155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存款保险条例》。与G20承诺保持一致,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正式建立,中方已构建了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处置框架,并将继续完善实施细节,以与金融稳定理事会颁布的《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机制核心要素》的相关要求保持充分一致。为监控系统性风险,中美双方承诺通过加强美国金融研究办公室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技术合作,加强金融统计领域的合作。中国正在为向国际清算银行(BIS)报送国际银行业统计数据做技术性准备,并将考虑定期报送这一数据。

中国政府部门正在积极考虑参照国际做法针对拥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或非金融公司的金融集团制定并表监管框架,如考虑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

美方实施沃尔克规则时,将在不违反立法本意的前提下,解决对外国银行机构影响的关切。美方愿与包括中国实体在内的利益相关方会面,讨论沃尔克规则的实施。

中美两国欢迎双方加强合作,共同采取措施保护金融体系,以有效实施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打击洗钱、恐怖融资和扩散融资的建议。双方承诺进行定期、紧密的工作层和高层接触,共同应对和遏制新兴恐怖主义融资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威胁。两国进一步承诺,加强双边监管和执法合作,并加强在新支付手段和网络银行领域的信息共享。为进一步扩大合作,双方承诺视情邀请本国金融部门参加双边会议,分享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最佳实践经验。

中美两国欢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通过开展合作项目推动中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及产品的互联互通。对此,中美双方支持加强两国金融市场的联系。

四、提升全球合作和国际规则

中美双方将加强合作,包括在二十国集团(G20)、APEC等多边框架下深化合作。双方认识到反映全球经济体系演进的贸易和金融领域国际标准的重要性,承诺采取以下具体措施深化该领域的合作,不断完善国际经济治理:

中美双方重申将在G20框架下加强合作,支持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双方支持G20安塔利亚峰会主题“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强劲增长”,重视落实以往峰会承诺。双方承诺同其他G20成员一道,致力于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保持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完善全球能源合作,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双方承诺共同推动安塔利亚峰会在金融监管合作、国际税收问题等多个领域取得积极成果,并致力于在落实2009G20峰会关于逐步取消低效化石燃料补贴的承诺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美方积极支持中方担任2016G20主席国并期待继续推进G20议程。

中美双方注意到,在有意义减缓行动和透明实施情境下,发达国家已承诺至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资金解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需求。此资金将来自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及双边与多边等多种渠道,并包括替代性资金来源。中美认识到绿色气候基金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资金机制运营实体,是主要的、专门的多边气候资金机构。我们有决心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缔约方一道,共同做出建设性努力,确保绿色气候基金有效运营。

在尊重接受国政府意愿的前提下,中美双方承诺依托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机构的平台,在第三国开展发展融资合作。

美国欢迎中国承诺年底之前根据基金组织特殊数据发布标准(SDDS)披露经济数据,也欢迎中国在提高透明度方面所做的持续努力。中方认识到,满足其他主要储备货币透明度标准对成功实施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美方支持中方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在此前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及其他场合下,美方已经表示支持中方实施能够使人民币纳入SDR篮子的改革。双方承诺尊重IMFSDR审查中的程序和流程,并将在人民币加入SDR事宜上加强沟通。

中美双方承诺在IMF机制下加强合作,并继续完善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美方承诺尽快落实2010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并再次确认份额的分配应继续向具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以更好地反映IMF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权重。中美两国认可IMF执董会为寻求过渡方案所做的努力,过渡方案旨在使份额比例尽可能地趋近于第14次份额总审查确定的水平。但是,任何过渡方案都不能构成或被视为代替2010年改革方案。双方支持IMF执董会在推动第15次份额总审查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以第14次份额总审查为基础制定一个新的份额公式。

中美两国欢迎国际工作组(IWG)在谈判新的官方支持出口信贷国际指导原则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在下一次全体会议(今年稍晚时召开)开启综合性规则讨论。考虑到新的综合性的指导原则尚处于IWG工作的起始阶段,中美双方承诺加强IWG各成员之间的内部沟通,稳步推进IWG磋商进程。中美双方重申支持:(1IWG指导原则涵盖包括由政府或代表政府提供的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以及(2)新的、综合性的官方出口信贷支持国际指导原则,这一国际指导原则将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照顾不同国家的利益和国情,并与国际最佳实践一致。

中美双方认识到两国在清洁能源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美两国承诺就公共融资在减少温室气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以及发展融资机构在加快向低碳解决方案过渡中的作用展开讨论。两国认为,其对其他国家的双边投资以及来自国际金融机构和新发展机构的投资,应当支持低碳技术和气候耐受能力。为此,两国将把运用公共资源支持并鼓励国内和海外项目向使用低碳技术转变作为优先政策考虑。

中美两国重申关于规范和逐步取消鼓励浪费的低效化石燃料补贴的承诺。中美两国目前正在开展G20框架下化石燃料补贴同行审议。双方重申,承诺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同行审议,公布结果并向利益相关方提供简要说明。双方承诺鼓励其他国家参与化石燃料补贴同行审议。

中美双方认识到习近平主席于201411月宣布定期公布中国的政府(非商业)战略石油储备数据。因此,中美两国重申其承诺,进行更密切的信息共享与合作,确保全球能源市场正常运转。作为此项承诺的一项内容,美国能源部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高层官员承诺今年举行会晤,以规划一个侧重于实质性内容的研讨会,此研讨会关注两国数据采集工作。美国能源部石油储备办公室和中国国家能源局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已按照2014年签署的战略石油储备合作谅解备忘录举办了两个有关战略石油储备数据合作的技术研讨会,在此基础上,双方承诺通过工作层的努力为未来的交流做准备。鉴于双方关系的重要性,双方承诺在今后举办的会议中确保派高级别代表出席。中美双方还决定进一步加强信息交换和沟通,并且拓展石油库存政策和管理方面的合作。

中美双方共同支持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目标,重申致力于高质量会计准则的趋同工作。双方承诺继续努力确保会计准则的一致应用并加强会计准则的交流与合作。双方亦欢迎对方继续参与完善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国际努力。

中美双方承诺与其他APEC成员经济体共同促进亚太区域经济发展和繁荣。我们赞赏2014APEC 领导人会议所取得的重要进展,承诺落实会议成果,并继续为区域和全球经济未来增长作出更大贡献,为此,我们致力于推动2015 APEC菲律宾年取得务实成果。我们承诺继续与相关各方共同协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区域互联互通,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持之以恒,致力于与其他经济体共同落实好《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包括开展并在2016APEC领导人会议前完成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我们还承诺落实《北京反腐败宣言》,加强在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机制下合作。在APEC财长会进程中,我们支持制定致力于促进金融一体化和弹性、财政透明度,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方面的宿务行动计划。

中美双方承诺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合作在20157月底前完成制定“后巴厘”工作计划,并力争于今年底结束多哈回合谈判。此外,中美承诺就接触和鼓励其他WTO成员批准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共同机会交流观点,以便协定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第十次部长会议前生效。为便于在上述问题上加强沟通和协调,中美双方承诺定期举行司局长级会晤,美方牵头机构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方牵头机构为商务部。

附录

机制性安排:

中美双方承诺继续通过一系列其他对话和机制开展经济合作,加强双边关系,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双方合作领域包括:

1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美国劳工部之间的合作

2、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美国劳工部的合作

3、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和美国劳工部的合作

4、金融自律组织交流与合作

5、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6、反假货币合作与交流

7、反洗钱反恐融资监管合作

8、中美银行业监管磋商

9、保险业合作

10、标准方面的技术合作

11、选择性的反向贸易代表团计划

12、中美贸易统计技术交流与合作

13、中美原产地规则合作

14、中美创新对话

15、中美中小企业合作

16、透明度对话

17、农村和农业发展战略交流与合作

18、中美交通论坛

19、能源价格和监管交流合作

20、中医药领域合作

21、中美航空合作项目

22、国家航空货运安保方案互认项目

23、提升航班运行效率

24、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级培训班

25、继续积极落实《中美知识产权合作项目框架协议》

26、知识产权刑事执法联合联络小组(JLG)合作

27、海关知识产权执法合作

28、海关执法合作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积...

据新华社北京74日电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围绕转型升级任务迫切、融合创新特点明显、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提出了11个具体行动:一是“互联网+”创业创新,充分发挥互联网对创业创新的支撑作用,推动各类要素资源集聚、开放和共享,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二是“互联网+”协同制造,积极发展智能制造和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提升网络化协同制造水平,加速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三是“互联网+”现代农业,构建依托互联网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发展精准化生产方式,培育多样化网络化服务模式。四是“互联网+”智慧能源,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智能化,建设分布式能源网络,发展基于电网的通信设施和新型业务。五是“互联网+”普惠金融,探索推进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拓宽服务覆盖面,拓展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六是“互联网+”益民服务,创新政府网络化管理和服务,大力发展线上线下新兴消费和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教育、旅游、社会保障等新兴服务。七是“互联网+”高效物流,构建物流信息共享互通体系,建设智能仓储系统,完善智能物流配送调配体系。八是“互联网+”电子商务,大力发展农村电商、行业电商和跨境电商,推动电子商务应用创新。九是“互联网+”便捷交通,提升交通基础设施、运输工具、运行信息的互联网化水平,创新便捷化交通运输服务。十是“互联网+”绿色生态,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加强资源环境动态监测,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十一是“互联网+”人工智能,加快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突破,培育发展人工智能新兴产业,推进智能产品创新,提升终端产品智能化水平。

附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积极发挥我国互联网已经形成的比较优势,把握机遇,增强信心,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有利于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新兴业态和创新公共服务模式,对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在互联网技术、产业、应用以及跨界融合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已具备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的坚实基础,但也存在传统企业运用互联网的意识和能力不足、互联网企业对传统产业理解不够深入、新业态发展面临体制机制障碍、跨界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等问题,亟待加以解决。为加快推动互联网与各领域深入融合和创新发展,充分发挥“互联网+”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重要作用,现就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提出以下意见。

一、行动要求

(一)总体思路。

顺应世界“互联网+”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我国互联网的规模优势和应用优势,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各行业创新能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坚持改革创新和市场需求导向,突出企业的主体作用,大力拓展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发展潜力和活力;着力做优存量,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着力做大增量,培育新兴业态,打造新的增长点;着力创新政府服务模式,夯实网络发展基础,营造安全网络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二)基本原则。

坚持开放共享。营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将互联网作为生产生活要素共享的重要平台,最大限度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形成以开放、共享为特征的经济社会运行新模式。

坚持融合创新。鼓励传统产业树立互联网思维,积极与“互联网+”相结合。推动互联网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渗透,以融合促创新,最大程度汇聚各类市场要素的创新力量,推动融合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和新支柱。

坚持变革转型。充分发挥互联网在促进产业升级以及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中的平台作用,引导要素资源向实体经济集聚,推动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变革。创新网络化公共服务模式,大幅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坚持引领跨越。巩固提升我国互联网发展优势,加强重点领域前瞻性布局,以互联网融合创新为突破口,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现跨越式发展。

坚持安全有序。完善互联网融合标准规范和法律法规,增强安全意识,强化安全管理和防护,保障网络安全。建立科学有效的市场监管方式,促进市场有序发展,保护公平竞争,防止形成行业垄断和市场壁垒。

(三)发展目标。

2018年,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基于互联网的新业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互联网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互联网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互动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经济发展进一步提质增效。互联网在促进制造业、农业、能源、环保等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基于互联网的新兴业态不断涌现,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对经济提质增效的促进作用更加凸显。

——社会服务进一步便捷普惠。健康医疗、教育、交通等民生领域互联网应用更加丰富,公共服务更加多元,线上线下结合更加紧密。社会服务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公众享受到更加公平、高效、优质、便捷的服务。

——基础支撑进一步夯实提升。网络设施和产业基础得到有效巩固加强,应用支撑和安全保障能力明显增强。固定宽带网络、新一代移动通信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加快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更加完备。人工智能等技术及其产业化能力显著增强。

——发展环境进一步开放包容。全社会对互联网融合创新的认识不断深入,互联网融合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有效破除,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相关标准规范、信用体系和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2025年,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完善,“互联网+”新经济形态初步形成,“互联网+”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二、重点行动

(一)“互联网+”创业创新。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创新驱动作用,以促进创业创新为重点,推动各类要素资源聚集、开放和共享,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开放式创新等,引导和推动全社会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等负责,列第一位者为牵头部门,下同)

1.强化创业创新支撑。鼓励大型互联网企业和基础电信企业利用技术优势和产业整合能力,向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开放平台入口、数据信息、计算能力等资源,提供研发工具、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提高小微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培育和孵化具有良好商业模式的创业企业。充分利用互联网基础条件,完善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集聚创业创新资源,为小微企业提供找得着、用得起、有保障的服务。

2.积极发展众创空间。充分发挥互联网开放创新优势,调动全社会力量,支持创新工场、创客空间、社会实验室、智慧小企业创业基地等新型众创空间发展。充分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商贸企业集聚区、小微企业创业示范基地等现有条件,通过市场化方式构建一批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的众创空间,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实施新兴产业“双创”行动,建立一批新兴产业“双创”示范基地,加快发展“互联网+”创业网络体系。

3.发展开放式创新。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充分利用互联网,把握市场需求导向,加强创新资源共享与合作,促进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及时转化,构建开放式创新体系。推动各类创业创新扶持政策与互联网开放平台联动协作,为创业团队和个人开发者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加快发展创业服务业,积极推广众包、用户参与设计、云设计等新型研发组织模式,引导建立社会各界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跨区域、跨领域的技术成果转移和协同创新。

(二)“互联网+”协同制造。

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强产业链协作,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协同制造新模式。在重点领域推进智能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打造一批网络化协同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形成制造业网络化产业生态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共同牵头)

1.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以智能工厂为发展方向,开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加快推动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等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推进生产装备智能化升级、工艺流程改造和基础数据共享。着力在工控系统、智能感知元器件、工业云平台、操作系统和工业软件等核心环节取得突破,加强工业大数据的开发与利用,有效支撑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构建开放、共享、协作的智能制造产业生态。

2.发展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支持企业利用互联网采集并对接用户个性化需求,推进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的柔性化改造,开展基于个性化产品的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鼓励互联网企业整合市场信息,挖掘细分市场需求与发展趋势,为制造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提供决策支撑。

3.提升网络化协同制造水平。鼓励制造业骨干企业通过互联网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协同,促进生产、质量控制和运营管理系统全面互联,推行众包设计研发和网络化制造等新模式。鼓励有实力的互联网企业构建网络化协同制造公共服务平台,面向细分行业提供云制造服务,促进创新资源、生产能力、市场需求的集聚与对接,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加快全社会多元化制造资源的有效协同,提高产业链资源整合能力。

4.加速制造业服务化转型。鼓励制造企业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整合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形成面向生产组织全过程的决策服务信息,为产品优化升级提供数据支撑。鼓励企业基于互联网开展故障预警、远程维护、质量诊断、远程过程优化等在线增值服务,拓展产品价值空间,实现从制造向“制造+服务”的转型升级。

(三)“互联网+”现代农业。

利用互联网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培育一批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的现代“种养加”生态农业新模式,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加快完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培育多样化农业互联网管理服务模式,逐步建立农副产品、农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农业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商务部、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林业局等负责)

1.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鼓励互联网企业建立农业服务平台,支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加强产销衔接,实现农业生产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科技化、组织化和精细化水平,推进农业生产流通销售方式变革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值空间。规范用好农村土地流转公共服务平台,提升土地流转透明度,保障农民权益。

2.发展精准化生产方式。推广成熟可复制的农业物联网应用模式。在基础较好的领域和地区,普及基于环境感知、实时监测、自动控制的网络化农业环境监测系统。在大宗农产品规模生产区域,构建天地一体的农业物联网测控体系,实施智能节水灌溉、测土配方施肥、农机定位耕种等精准化作业。在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和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基地,推动饲料精准投放、疾病自动诊断、废弃物自动回收等智能设备的应用普及和互联互通。

3.提升网络化服务水平。深入推进信息进村入户试点,鼓励通过移动互联网为农民提供政策、市场、科技、保险等生产生活信息服务。支持互联网企业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合作,综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立农业信息监测体系,为灾害预警、耕地质量监测、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控、市场波动预测、经营科学决策等提供服务。

4.完善农副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充分利用现有互联网资源,构建农副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公共服务平台,推进制度标准建设,建立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机制。支持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利用互联网技术,对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精细化信息化管理,加快推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二维码、无线射频识别等信息技术在生产加工和流通销售各环节的推广应用,强化上下游追溯体系对接和信息互通共享,不断扩大追溯体系覆盖面,实现农副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可追溯,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四)“互联网+”智慧能源。

通过互联网促进能源系统扁平化,推进能源生产与消费模式革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节能减排。加强分布式能源网络建设,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促进能源利用结构优化。加快发电设施、用电设施和电网智能化改造,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能源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负责)

1.推进能源生产智能化。建立能源生产运行的监测、管理和调度信息公共服务网络,加强能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信息对接和生产消费智能化,支撑电厂和电网协调运行,促进非化石能源与化石能源协同发电。鼓励能源企业运用大数据技术对设备状态、电能负载等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与预测,开展精准调度、故障判断和预测性维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2.建设分布式能源网络。建设以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多能源协调互补的能源互联网。突破分布式发电、储能、智能微网、主动配电网等关键技术,构建智能化电力运行监测、管理技术平台,使电力设备和用电终端基于互联网进行双向通信和智能调控,实现分布式电源的及时有效接入,逐步建成开放共享的能源网络。

3.探索能源消费新模式。开展绿色电力交易服务区域试点,推进以智能电网为配送平台,以电子商务为交易平台,融合储能设施、物联网、智能用电设施等硬件以及碳交易、互联网金融等衍生服务于一体的绿色能源网络发展,实现绿色电力的点到点交易及实时配送和补贴结算。进一步加强能源生产和消费协调匹配,推进电动汽车、港口岸电等电能替代技术的应用,推广电力需求侧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基于分布式能源网络,发展用户端智能化用能、能源共享经济和能源自由交易,促进能源消费生态体系建设。

4.发展基于电网的通信设施和新型业务。推进电力光纤到户工程,完善能源互联网信息通信系统。统筹部署电网和通信网深度融合的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同缆传输、共建共享,避免重复建设。鼓励依托智能电网发展家庭能效管理等新型业务。

(五)“互联网+”普惠金融。

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全面提升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力和普惠水平,鼓励互联网与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的融合创新,为大众提供丰富、安全、便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不同层次实体经济的投融资需求,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型企业。(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网信办等负责)

1.探索推进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建设。探索互联网企业构建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在保证技术成熟和业务安全的基础上,支持金融企业与云计算技术提供商合作开展金融公共云服务,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精准化的金融产品。支持银行、证券、保险企业稳妥实施系统架构转型,鼓励探索利用云服务平台开展金融核心业务,提供基于金融云服务平台的信用、认证、接口等公共服务。

2.鼓励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拓宽服务覆盖面。鼓励各金融机构利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在更广泛地区提供便利的存贷款、支付结算、信用中介平台等金融服务,拓宽普惠金融服务范围,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支撑。支持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依法合规开展网络借贷、网络证券、网络保险、互联网基金销售等业务。扩大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试点,充分发挥保险业在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中的作用。推动金融集成电路卡(IC卡)全面应用,提升电子现金的使用率和便捷性。发挥移动金融安全可信公共服务平台(MTPS)的作用,积极推动商业银行开展移动金融创新应用,促进移动金融在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等领域的规模应用。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借助互联网技术发展消费信贷业务,支持金融租赁公司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金融租赁业务。

3.积极拓展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的深度和广度。鼓励互联网企业依法合规提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中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和个人的投融资需求。规范发展网络借贷和互联网消费信贷业务,探索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积极引导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投资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利用大数据发展市场化个人征信业务,加快网络征信和信用评价体系建设。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和投资者保护,建立多元化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改进和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服务安全性,有效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及其外溢效应。

(六)“互联网+”益民服务。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高效、便捷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服务消费成本。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加快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教育、旅游、社会保障等新兴服务,创新政府服务模式,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卫生计生委、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林业局、旅游局、网信办、信访局等负责)

1.创新政府网络化管理和服务。加快互联网与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促进公共服务创新供给和服务资源整合,构建面向公众的一体化在线公共服务体系。积极探索公众参与的网络化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等,加快推进政务新媒体发展建设,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交流,提高政府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响应速度,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深入推进网上信访,提高信访工作质量、效率和公信力。鼓励政府和互联网企业合作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探索开展一批社会治理互联网应用试点,打通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数据壁垒,利用大数据分析手段,提升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加强对“互联网+”行动的宣传,提高公众参与度。

2.发展便民服务新业态。发展体验经济,支持实体零售商综合利用网上商店、移动支付、智能试衣等新技术,打造体验式购物模式。发展社区经济,在餐饮、娱乐、家政等领域培育线上线下结合的社区服务新模式。发展共享经济,规范发展网络约租车,积极推广在线租房等新业态,着力破除准入门槛高、服务规范难、个人征信缺失等瓶颈制约。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文化、媒体和旅游等服务,培育形式多样的新型业态。积极推广基于移动互联网入口的城市服务,开展网上社保办理、个人社保权益查询、跨地区医保结算等互联网应用,让老百姓足不出户享受便捷高效的服务。

3.推广在线医疗卫生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卫生服务,支持第三方机构构建医学影像、健康档案、检验报告、电子病历等医疗信息共享服务平台,逐步建立跨医院的医疗数据共享交换标准体系。积极利用移动互联网提供在线预约诊疗、候诊提醒、划价缴费、诊疗报告查询、药品配送等便捷服务。引导医疗机构面向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开展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等远程医疗服务。鼓励互联网企业与医疗机构合作建立医疗网络信息平台,加强区域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整合,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提高重大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能力。积极探索互联网延伸医嘱、电子处方等网络医疗健康服务应用。鼓励有资质的医学检验机构、医疗服务机构联合互联网企业,发展基因检测、疾病预防等健康服务模式。

4.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支持智能健康产品创新和应用,推广全面量化健康生活新方式。鼓励健康服务机构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搭建公共信息平台,提供长期跟踪、预测预警的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发展第三方在线健康市场调查、咨询评价、预防管理等应用服务,提升规范化和专业化运营水平。依托现有互联网资源和社会力量,以社区为基础,搭建养老信息服务网络平台,提供护理看护、健康管理、康复照料等居家养老服务。鼓励养老服务机构应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便携式体检、紧急呼叫监控等设备,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5.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鼓励互联网企业与社会教育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数字教育资源,提供网络化教育服务。鼓励学校利用数字教育资源及教育服务平台,逐步探索网络化教育新模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公平。鼓励学校通过与互联网企业合作等方式,对接线上线下教育资源,探索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公共服务提供新方式。推动开展学历教育在线课程资源共享,推广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等网络学习模式,探索建立网络学习学分认定与学分转换等制度,加快推动高等教育服务模式变革。

(七)“互联网+”高效物流。

加快建设跨行业、跨区域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提高物流供需信息对接和使用效率。鼓励大数据、云计算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建设智能仓储体系,优化物流运作流程,提升物流仓储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和运转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交通运输部、网信办等负责)

1.构建物流信息共享互通体系。发挥互联网信息集聚优势,聚合各类物流信息资源,鼓励骨干物流企业和第三方机构搭建面向社会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整合仓储、运输和配送信息,开展物流全程监测、预警,提高物流安全、环保和诚信水平,统筹优化社会物流资源配置。构建互通省际、下达市县、兼顾乡村的物流信息互联网络,建立各类可开放数据的对接机制,加快完善物流信息交换开放标准体系,在更广范围促进物流信息充分共享与互联互通。

2.建设深度感知智能仓储系统。在各级仓储单元积极推广应用二维码、无线射频识别等物联网感知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仓储设施与货物的实时跟踪、网络化管理以及库存信息的高度共享,提高货物调度效率。鼓励应用智能化物流装备提升仓储、运输、分拣、包装等作业效率,提高各类复杂订单的出货处理能力,缓解货物囤积停滞瓶颈制约,提升仓储运管水平和效率。

3.完善智能物流配送调配体系。加快推进货运车联网与物流园区、仓储设施、配送网点等信息互联,促进人员、货源、车源等信息高效匹配,有效降低货车空驶率,提高配送效率。鼓励发展社区自提柜、冷链储藏柜、代收服务点等新型社区化配送模式,结合构建物流信息互联网络,加快推进县到村的物流配送网络和村级配送网点建设,解决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

(八)“互联网+”电子商务。

巩固和增强我国电子商务发展领先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电商、行业电商和跨境电商,进一步扩大电子商务发展空间。电子商务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不断深化,网络化生产、流通、消费更加普及,标准规范、公共服务等支撑环境基本完善。(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质检总局、网信办等负责)

1.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产品、农资批发市场对接电商平台,积极发展以销定产模式。完善农村电子商务配送及综合服务网络,着力解决农副产品标准化、物流标准化、冷链仓储建设等关键问题,发展农产品个性化定制服务。开展生鲜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电子商务试点,促进农业大宗商品电子商务发展。

2.大力发展行业电子商务。鼓励能源、化工、钢铁、电子、轻纺、医药等行业企业,积极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优化采购、分销体系,提升企业经营效率。推动各类专业市场线上转型,引导传统商贸流通企业与电子商务企业整合资源,积极向供应链协同平台转型。鼓励生产制造企业面向个性化、定制化消费需求深化电子商务应用,支持设备制造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融资租赁服务,鼓励中小微企业扩大电子商务应用。按照市场化、专业化方向,大力推广电子招标投标。

3.推动电子商务应用创新。鼓励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的大数据资源,提升企业精准营销能力,激发市场消费需求。建立电子商务产品质量追溯机制,建设电子商务售后服务质量检测云平台,完善互联网质量信息公共服务体系,解决消费者维权难、退货难、产品责任追溯难等问题。加强互联网食品药品市场监测监管体系建设,积极探索处方药电子商务销售和监管模式创新。鼓励企业利用移动社交、新媒体等新渠道,发展社交电商、“粉丝”经济等网络营销新模式。

4.加强电子商务国际合作。鼓励各类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商发展,完善跨境物流体系,拓展全球经贸合作。推进跨境电子商务通关、检验检疫、结汇等关键环节单一窗口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创新跨境权益保障机制,利用合格评定手段,推进国际互认。创新跨境电子商务管理,促进信息网络畅通、跨境物流便捷、支付及结汇无障碍、税收规范便利、市场及贸易规则互认互通。

(九)“互联网+”便捷交通。

加快互联网与交通运输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基础设施、运输工具、运行信息等互联网化,推进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便捷化交通运输服务发展,显著提高交通运输资源利用效率和管理精细化水平,全面提升交通运输行业服务品质和科学治理能力。(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共同牵头)

1.提升交通运输服务品质。推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企业将服务性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鼓励互联网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实时交通运行状态查询、出行路线规划、网上购票、智能停车等服务,推进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多种出行方式信息服务对接和一站式服务。加快完善汽车健康档案、维修诊断和服务质量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2.推进交通运输资源在线集成。利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进一步加强对公路、铁路、民航、港口等交通运输网络关键设施运行状态与通行信息的采集。推动跨地域、跨类型交通运输信息互联互通,推广船联网、车联网等智能化技术应用,形成更加完善的交通运输感知体系,提高基础设施、运输工具、运行信息等要素资源的在线化水平,全面支撑故障预警、运行维护以及调度智能化。

3.增强交通运输科学治理能力。强化交通运输信息共享,利用大数据平台挖掘分析人口迁徙规律、公众出行需求、枢纽客流规模、车辆船舶行驶特征等,为优化交通运输设施规划与建设、安全运行控制、交通运输管理决策提供支撑。利用互联网加强对交通运输违章违规行为的智能化监管,不断提高交通运输治理能力。

(十)“互联网+”绿色生态。

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完善污染物监测及信息发布系统,形成覆盖主要生态要素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动态监测网络,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充分发挥互联网在逆向物流回收体系中的平台作用,促进再生资源交易利用便捷化、互动化、透明化,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商务部、林业局等负责)

1.加强资源环境动态监测。针对能源、矿产资源、水、大气、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各类生态要素,充分利用多维地理信息系统、智慧地图等技术,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优化监测站点布局,扩大动态监控范围,构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立体监控系统。依托现有互联网、云计算平台,逐步实现各级政府资源环境动态监测信息互联共享。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和大数据分析。

2.大力发展智慧环保。利用智能监测设备和移动互联网,完善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增加监测污染物种类,扩大监测范围,形成全天候、多层次的智能多源感知体系。建立环境信息数据共享机制,统一数据交换标准,推进区域污染物排放、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等信息公开,通过互联网实现面向公众的在线查询和定制推送。加强对企业环保信用数据的采集整理,将企业环保信用记录纳入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完善环境预警和风险监测信息网络,提升重金属、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风险防范水平和应急处理能力。

3.完善废旧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开展信息采集、数据分析、流向监测,优化逆向物流网点布局。支持利用电子标签、二维码等物联网技术跟踪电子废物流向,鼓励互联网企业参与搭建城市废弃物回收平台,创新再生资源回收模式。加快推进汽车保险信息系统、“以旧换再”管理系统和报废车管理系统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互联互通,加强废旧汽车及零部件的回收利用信息管理,为互联网企业开展业务创新和便民服务提供数据支撑。

4.建立废弃物在线交易系统。鼓励互联网企业积极参与各类产业园区废弃物信息平台建设,推动现有骨干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向线上线下结合转型升级,逐步形成行业性、区域性、全国性的产业废弃物和再生资源在线交易系统,完善线上信用评价和供应链融资体系,开展在线竞价,发布价格交易指数,提高稳定供给能力,增强主要再生资源品种的定价权。

(十一)“互联网+”人工智能。

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人工智能公共创新服务,加快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突破,促进人工智能在智能家居、智能终端、智能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推广应用,培育若干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骨干企业和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活跃、开放合作、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信办等负责)

1.培育发展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建设支撑超大规模深度学习的新型计算集群,构建包括语音、图像、视频、地图等数据的海量训练资源库,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资源和公共服务等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推进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处理、生物特征识别、自然语言理解、智能决策控制以及新型人机交互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动人工智能在智能产品、工业制造等领域规模商用,为产业智能化升级夯实基础。

2.推进重点领域智能产品创新。鼓励传统家居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开展集成创新,不断提升家居产品的智能化水平和服务能力,创造新的消费市场空间。推动汽车企业与互联网企业设立跨界交叉的创新平台,加快智能辅助驾驶、复杂环境感知、车载智能设备等技术产品的研发与应用。支持安防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发展和推广图像精准识别等大数据分析技术,提升安防产品的智能化服务水平。

3.提升终端产品智能化水平。着力做大高端移动智能终端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规模,提高移动智能终端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能力。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差异化细分市场需求分析,大力丰富可穿戴设备的应用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推动互联网技术以及智能感知、模式识别、智能分析、智能控制等智能技术在机器人领域的深入应用,大力提升机器人产品在传感、交互、控制等方面的性能和智能化水平,提高核心竞争力。

三、保障支撑

(一)夯实发展基础。

1.巩固网络基础。加快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组织实施国家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推进宽带网络光纤化改造,加快提升移动通信网络服务能力,促进网间互联互通,大幅提高网络访问速率,有效降低网络资费,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建设和运行维护,使互联网下沉为各行业、各领域、各区域都能使用,人、机、物泛在互联的基础设施。增强北斗卫星全球服务能力,构建天地一体化互联网络。加快下一代互联网商用部署,加强互联网协议第6版(IPv6)地址管理、标识管理与解析,构建未来网络创新试验平台。研究工业互联网网络架构体系,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试验验证平台。(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资委、网信办等负责)

2.强化应用基础。适应重点行业融合创新发展需求,完善无线传感网、行业云及大数据平台等新型应用基础设施。实施云计算工程,大力提升公共云服务能力,引导行业信息化应用向云计算平台迁移,加快内容分发网络建设,优化数据中心布局。加强物联网网络架构研究,组织开展国家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设跨行业物联网运营和支撑平台。(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负责)

3.做实产业基础。着力突破核心芯片、高端服务器、高端存储设备、数据库和中间件等产业薄弱环节的技术瓶颈,加快推进云操作系统、工业控制实时操作系统、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研发和应用。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解决方案以及高端传感器、工控系统、人机交互等软硬件基础产品。运用互联网理念,构建以骨干企业为核心、产学研用高效整合的技术产业集群,打造国际先进、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网信办等负责)

4.保障安全基础。制定国家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发展时间表和路线图,提升互联网安全管理、态势感知和风险防范能力,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和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实施国家信息安全专项,开展网络安全应用示范,提高“互联网+”安全核心技术和产品水平。按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等制度和网络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加强“互联网+”关键领域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保障。建设完善网络安全监测评估、监督管理、标准认证和创新能力体系。重视融合带来的安全风险,完善网络数据共享、利用等的安全管理和技术措施,探索建立以行政评议和第三方评估为基础的数据安全流动认证体系,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管理制度,确保数据安全。(网信办、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安全部、质检总局等负责)

(二)强化创新驱动。

1.加强创新能力建设。鼓励构建以企业为主导,产学研用合作的“互联网+”产业创新网络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支持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建设跨界交叉领域的创新平台,并逐步形成创新网络。鼓励国家创新平台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线开放,加大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等网络化开放力度。(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信办等负责)

2.加快制定融合标准。按照共性先立、急用先行的原则,引导工业互联网、智能电网、智慧城市等领域基础共性标准、关键技术标准的研制及推广。加快与互联网融合应用的工控系统、智能专用装备、智能仪表、智能家居、车联网等细分领域的标准化工作。不断完善“互联网+”融合标准体系,同步推进国际国内标准化工作,增强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质检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网信办、能源局等负责)

3.强化知识产权战略。加强融合领域关键环节专利导航,引导企业加强知识产权战略储备与布局。加快推进专利基础信息资源开放共享,支持在线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建设,鼓励服务模式创新,提升知识产权服务附加值,支持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加强网络知识产权和专利执法维权工作,严厉打击各种网络侵权假冒行为。增强全社会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推动建立“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加大对新业态、新模式等创新成果的保护力度。(知识产权局牵头)

4.大力发展开源社区。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和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支持形成的软件成果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开源。引导教育机构、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发起开源项目,积极参加国际开源项目,支持组建开源社区和开源基金会。鼓励企业依托互联网开源模式构建新型生态,促进互联网开源社区与标准规范、知识产权等机构的对接与合作。(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质检总局、知识产权局等负责)

(三)营造宽松环境。

1.构建开放包容环境。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放宽融合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制定实施各行业互联网准入负面清单,允许各类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未纳入负面清单管理的领域。破除行业壁垒,推动各行业、各领域在技术、标准、监管等方面充分对接,最大限度减少事前准入限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继续深化电信体制改革,有序开放电信市场,加快民营资本进入基础电信业务。加快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发展改革委、网信办、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商务部、卫生计生委、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负责)

2.完善信用支撑体系。加快社会征信体系建设,推进各类信用信息平台无缝对接,打破信息孤岛。加强信用记录、风险预警、违法失信行为等信息资源在线披露和共享,为经营者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企业网上身份认证等服务。充分利用互联网积累的信用数据,对现有征信体系和评测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有力支撑。(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网信办等负责)

3.推动数据资源开放。研究出台国家大数据战略,显著提升国家大数据掌控能力。建立国家政府信息开放统一平台和基础数据资源库,开展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改革试点,出台政府机构数据开放管理规定。按照重要性和敏感程度分级分类,推进政府和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共享,支持公众和小微企业充分挖掘信息资源的商业价值,促进互联网应用创新。(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办公厅、网信办等负责)

4.加强法律法规建设。针对互联网与各行业融合发展的新特点,加快“互联网+”相关立法工作,研究调整完善不适应“互联网+”发展和管理的现行法规及政策规定。落实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和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加快推动制定网络安全、电子商务、个人信息保护、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等法律法规。完善反垄断法配套规则,进一步加大反垄断法执行力度,严格查处信息领域企业垄断行为,营造互联网公平竞争环境。(法制办、网信办、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安全部、商务部、工商总局等负责)

(四)拓展海外合作。

1.鼓励企业抱团出海。结合“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支持和鼓励具有竞争优势的互联网企业联合制造、金融、信息通信等领域企业率先走出去,通过海外并购、联合经营、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相互借力,共同开拓国际市场,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构建跨境产业链体系,增强全球竞争力。(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网信办等负责)

2.发展全球市场应用。鼓励“互联网+”企业整合国内外资源,面向全球提供工业云、供应链管理、大数据分析等网络服务,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应用平台。鼓励互联网企业积极拓展海外用户,推出适合不同市场文化的产品和服务。(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网信办等负责)

3.增强走出去服务能力。充分发挥政府、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及相关中介机构作用,形成支持“互联网+”企业走出去的合力。鼓励中介机构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信息咨询、法律援助、税务中介等服务。支持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与企业共同推广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以技术标准走出去带动产品和服务在海外推广应用。(商务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税务总局、质检总局、网信办等负责)

(五)加强智力建设。

1.加强应用能力培训。鼓励地方各级政府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向社会提供互联网知识技能培训,支持相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开展“互联网+”基础知识和应用培训。鼓励传统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建立信息咨询、人才交流等合作机制,促进双方深入交流合作。加强制造业、农业等领域人才特别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互联网技能培训,鼓励互联网人才与传统行业人才双向流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信办等负责)

2.加快复合型人才培养。面向“互联网+”融合发展需求,鼓励高校根据发展需要和学校办学能力设置相关专业,注重将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尽快引入相关专业教学中。鼓励各类学校聘请互联网领域高级人才作为兼职教师,加强“互联网+”领域实验教学。(教育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信办等负责)

3.鼓励联合培养培训。实施产学合作专业综合改革项目,鼓励校企、院企合作办学,推进“互联网+”专业技术人才培训。深化互联网领域产教融合,依托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智力资源和研究平台,建立一批联合实训基地。建立企业技术中心和院校对接机制,鼓励企业在院校建立“互联网+”研发机构和实验中心。(教育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信办等负责)

4.利用全球智力资源。充分利用现有人才引进计划和鼓励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多种方式,引进和培养一批“互联网+”领域高端人才。完善移民、签证等制度,形成有利于吸引人才的分配、激励和保障机制,为引进海外人才提供有利条件。支持通过任务外包、产业合作、学术交流等方式,充分利用全球互联网人才资源。吸引互联网领域领军人才、特殊人才、紧缺人才在我国创业创新和从事教学科研等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网信办等负责)

(六)加强引导支持。

1.实施重大工程包。选择重点领域,加大中央预算内资金投入力度,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分步骤组织实施“互联网+”重大工程,重点促进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能源、服务、农业等领域的融合创新,发展壮大新兴业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发展改革委牵头)

2.加大财税支持。充分发挥国家科技计划作用,积极投向符合条件的“互联网+”融合创新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统筹利用现有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互联网+”相关平台建设和应用示范等。加大政府部门采购云计算服务的力度,探索基于云计算的政务信息化建设运营新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创新风险补偿机制,探索“互联网+”发展的新模式。(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网信办等负责)

3.完善融资服务。积极发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等对“互联网+”的投资引领作用。开展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创新试点,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支持国家出资设立的有关基金投向“互联网+”,鼓励社会资本加大对相关创新型企业的投资。积极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增信等服务,鼓励通过债券融资方式支持“互联网+”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开展产融结合创新试点,探索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降低创新型、成长型互联网企业的上市准入门槛,结合证券法修订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支持处于特定成长阶段、发展前景好但尚未盈利的互联网企业在创业板上市。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与金融服务,加大贷款投放力度。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为“互联网+”重点项目建设提供有效融资支持。(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网信办、开发银行等负责)

(七)做好组织实施。

1.加强组织领导。建立“互联网+”行动实施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切实推动行动的贯彻落实。联席会议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推进。建立跨领域、跨行业的“互联网+”行动专家咨询委员会,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支撑。(发展改革委牵头)

2.开展试点示范。鼓励开展“互联网+”试点示范,推进“互联网+”区域化、链条化发展。支持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中关村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先行先试,积极开展“互联网+”创新政策试点,破除新兴产业行业准入、数据开放、市场监管等方面政策障碍,研究适应新兴业态特点的税收、保险政策,打造“互联网+”生态体系。(各部门、各地方政府负责)

3.有序推进实施。各地区、各部门要主动作为,完善服务,加强引导,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互联网+”,在实践中大胆探索拓展,相互借鉴“互联网+”融合应用成功经验,促进“互联网+”新业态、新经济发展。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规划,提高服务和管理能力。各地区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适合本地的“互联网+”行动落实方案,因地制宜,合理定位,科学组织实施,杜绝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务实有序推进“互联网+”行动。(各部门、各地方政府负责)

国务院

201571

(此件公开发布)

 

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开发布。这一文件的发布,...

星期六。你或许还在休息,但国务院一点都没闲着。这一天,《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开发布。

这一文件的发布,将意味着“互联网+”正式从概念上升为国家行动,你的生活也将随之被深刻改变。

根据这份《指导意见》,到2018年,“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到2025年,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完善,“互联网+”新经济形态初步形成,“互联网+”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这些变化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推进“互联网+”的国家行动锁定了十一大重点领域,在这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国家又有各种具体部署。

1、“互联网+”创业创新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创新驱动作用,以促进创业创新为重点,推动各类要素资源聚集、开放和共享,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开放式创新等,引导和推动全社会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2、“互联网+”协同制造

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强产业链协作,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协同制造新模式。在重点领域推进智能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打造一批网络化协同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形成制造业网络化产业生态体系。

3、“互联网+”现代农业

利用互联网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培育一批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的现代“种养加”生态农业新模式,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加快完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培育多样化农业互联网管理服务模式,逐步建立农副产品、农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4、“互联网+”智慧能源

通过互联网促进能源系统扁平化,推进能源生产与消费模式革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节能减排。加强分布式能源网络建设,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促进能源利用结构优化。加快发电设施、用电设施和电网智能化改造,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5、“互联网+”普惠金融

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全面提升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力和普惠水平,鼓励互联网与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的融合创新,为大众提供丰富、安全、便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不同层次实体经济的投融资需求,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型企业。

6、“互联网+”益民服务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高效、便捷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服务消费成本。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加快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教育、旅游、社会保障等新兴服务,创新政府服务模式,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

7、“互联网+”高效物流

加快建设跨行业、跨区域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提高物流供需信息对接和使用效率。鼓励大数据、云计算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建设智能仓储体系,优化物流运作流程,提升物流仓储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和运转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8、“互联网+”电子商务

巩固和增强我国电子商务发展领先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电商、行业电商和跨境电商,进一步扩大电子商务发展空间。电子商务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不断深化,网络化生产、流通、消费更加普及,标准规范、公共服务等支撑环境基本完善。

9、“互联网+”便捷交通

加快互联网与交通运输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基础设施、运输工具、运行信息等互联网化,推进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便捷化交通运输服务发展,显著提高交通运输资源利用效率和管理精细化水平,全面提升交通运输行业服务品质和科学治理能力。

10、“互联网+”绿色生态

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完善污染物监测及信息发布系统,形成覆盖主要生态要素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动态监测网络,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充分发挥互联网在逆向物流回收体系中的平台作用,促进再生资源交易利用便捷化、互动化、透明化,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

11、“互联网+”人工智能

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人工智能公共创新服务,加快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突破,促进人工智能在智能家居、智能终端、智能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推广应用,培育若干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骨干企业和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活跃、开放合作、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

 

这是本刊第三次在重要位置报道两个月以前的一个座谈会——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召开的“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情况与对策座谈会”。...

秦川机床龙兴元*:要在解决供应端的问题上下功夫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装备企业和美国同行做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企业普遍存在“三高”的亚健康状态:

一是社会发展压力高。地方政府重视GDP指标,经济一旦下行,领导就会问企业:经营指标怎么又掉下来了?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强周期的行业,波动是经济规律。对企业的监管,如果硬性规定每年的增长幅度是很不合理的,客观上做不到,对企业压力太大。

二是利息高。秦川机床现在还算不错,但多数企业利息负担太重。我们那里有一家国有企业,前一段扩张发展较快,去年下半年银行紧缩信贷,把它的贷款收走了,只好去借18%的小微贷款,后来找我求援,想找百分之五点几的贷款。但即使这样对它也太高了,装备制造业能有多少利润?

秦川机床在美国有一家公司,使我有机会研究了美国近3年对制造业的鼓励政策。美国的贷款利息是1.5%左右,有的时候才1%,对大企业不超过2%。我认为国内实行的高利息不利于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税费高。比如我们原来有所学校,还办得不错,但要交教育附加费,还不返还。其他还有很多费用。国内装备制造企业的税费负担大约是美国企业的3.5倍,并且有些费用是政治要求。

几点建议:

第一,要在解决供应端问题上下功夫。应考虑如何改善企业运营质量所需要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从长远、根本上解决企业的问题。现在很多领导和学者主要从宏观上谈需求、投资、消费、出口等,这些来自需求端的条件改善传导到机床企业有点远,应该更加关注供应端问题的解决。比如劳动力成本中,五险一金已经固化,企业的个人社保负担是14%多点,如果员工工资1万元,实际收入8600元。很多员工对此结构有疑问,例如,有些人已经有房子了,还有必要再交个人住房公积金吗?

装备制造业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技能劳动密集行业,对人的要求很高。要认真研究劳动力供应的体制机制,使我们的竞争力有根本的保障。我们企业提出生活工作一体化,尽量为员工的生活提供方便。劳动力其实也包含研发人员,特别是高级技工,我们给技工划分13个台阶,我们自己事先决定,没有和上级说,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在供应端这一头,大家比较重视土地,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劳动力,人才的薪酬包括期权问题。这个问题说了很久,但省国资委没有决定权。所以,我们希望先抓紧实施减免税,恢复原来的一些专业门类机床的先征后返增值税等政策。

第二,发展模式要创新。机床行业里的工具就是弱周期的,因为只要汽车厂在开工,一定会消耗刀具;零部件是弱周期的,因为和存量的整机来比,这是消耗性产品。于是,我们首先找出对周期不敏感的这些产业,加大整合力度,搞了一个事业部。下一步准备进入一些和周期运行相反的产品领域,这样会形成企业的支撑。再有就是发展售后服务业务。

第三,国家对高档数控机床的重大专项很有必要,但行政成本太高。院所的专家们参加论证的多,研发资金给企业的不够,最后得利的是院校,而最应该得到资助的中小企业很难拿到研发资金。

我们在美国设厂,感受到美国鼓励制造业回归的政策套路。我把他们多项政策归纳为几大方面,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研究:

一是优化政府服务职能。比如设置专门机构,组织专家咨询团,简化管理流程,让企业和社区居民互动、方便招工等等。我们在美国那家工厂的规模不大,销售额2000万美元,当地政府官员每年来访两三次。美国很多政策非常细,比如新招人的所得税怎么免等等。

二是税收扶持的力度。海外回归的企业,对员工免个人所得税24-36个月。我们工厂员工现在有40多人,免税二至三年。密歇根、北卡罗来纳、印地安纳三州都是这样。用工成本降低对企业的回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大企业发展也拉动了产业链上配套的中小企业。

三是强化外贸政策,严进宽出。政府表面不动声色,但实际上对出口企业支持力度很大。我们在美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到墨西哥、加拿大、南美,州长帮我们去疏通。密歇根州政府甚至把我们在美国购并企业的故事,在纽约时代广场播了三个月,他就是要告诉大家,到我们这里来设厂是可以搞好的。美国在贸易政策方面既宏观又微观。

四是推动产业升级创新,抢占制造业话语权。美国在通用汽车上花了大精力,做得非常到位。几年前通用计划在上海投资15亿美元,后来投在密歇根了。美国这些政策都是在解决供应端的问题。

【公司介绍】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简称“秦川机床”,股票代码:000837)拥有宝鸡机床、汉江机床、汉江工具、关中工具、秦川格兰德、美国拉削系统公司等多家子公司。公司是中国机床工具行业的龙头企业,规模位列第三。是中国精密数控机床与复杂工具研发制造基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试点企业,建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美国研发机构及3个省级技术研发中心。公司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及多项科技奖,被授予“2014年行业排头兵企业”、“质量标杆企业示范”等多项荣誉称号,“秦川 QINCHUAN”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公司坚持“技术领先,模式取胜”的发展思路,着力打造31/3的业务板块,即机床装备和智能制造岛(生产线),高端工艺技术引领的关键零部件制造,以及现代制造服务业。公司立志成为所涉及领域的技术领先者、行业领导者、高端市场占有率的追求者;以系统集成为擅长,以“精密、高效、复合、专用、大型”为特色的大型数控机床工具企业集团,努力建成具有世界水平的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系统集成服务商和关键零部件供应商。

沈鼓集团苏永强*:国家政策要尽快落地

国有企业的困难大同小异。一是市场下滑比较快,订单减少;二是资金压力大,而且三角债严重;三是市场低迷,产品大幅降价。我们做的一部分大型机组出厂价比前几年掉了一半;四是企业税负高,银行利息居高不下。最后是人力成本降不下来,现在的困难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相仿,但比那时候严重,那时人均年工资是1万多元,现在已经翻了八九倍,去年我们企业人力成本为12.4万元,这是刚性成本。

困难的原因有外部和内部。外部看,国际市场依旧低迷,美国经济虽然稍好一点,但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复苏。

企业内部的原因很多。我们的研发能力比国外还有很大差距。去年我们集团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6.22%,但国外公司已达10%甚至15%以上。研发能力和研发人才和国外比也有较大差距,我们的研发速度还不能完全跟上市场的发展。

我们的管线输送增压机,在国家和中石油的支持下,经过几年努力刚研发出来,然而国外又有一种新的产品拿出来了。尽管一时替代不了我们,但这是趋势,人家又走在前头了。他们有了新的机型,正在说服我们的大用户采购,我们也要尽快提到研发日程上。我们将原定3-5年的研发周期压缩到两年,但毕竟还没有样机。国内企业没有拳头产品是不行的,必须奋起追赶。

要加快研制速度,融资是个大问题。目前融资成本太高,融资渠道太窄。我们正在申请上市。

沈鼓的产品结构还比较单一,主要是做主机,系统集成做了一些,但没有形成产品的主流。我们要尽快抓住新的市场机会。虽然国家在这个产业上还没有形成较大的拉动能力,但未来是个方向。

关于开拓海外市场。尽管全球在萎缩,但我们近三五年在海外已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去年沈鼓出口增加2.7倍,今年一季度增加89.5%。市场还是有的;但我们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像西门子、GE那样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另外,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分配机制等等,都存在问题。

我们的建议。

第一,要给企业放权。从国家政策层面看,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应该增加企业的活力。企业是经济组织,应该按市场规律运营。不管企业怎么改制,有一点要明确,国有企业是为国家服务的,为国家发展重大装备,支撑国民经济发展,这是它的责任。现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某种程度上是按照管公务员的办法做的。

第二,要对企业分类型。个别央企可能存在垄断情况,但地方国有企业基本上都属于完全竞争型企业,国家在考核企业时要分类型,管理上要有差别,以确保这些竞争性企业有活力。

第三,国家政策要落地。国家出台很多政策,但有些政策一直没有真正落地。李克强总理说,要有一个实施细则。这是问题的关键。比如鼓励技术、管理入股,但技术管理怎么做股份、怎么鉴别,没有下文。中国证监会规定发起人股东不超过200个,包括自然人股东,所以我们企业改制定位是150个股东,一些骨干进不来,这就是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具体实施部门的规则存在矛盾的现象,这需要国务院来统一协调。

再如,国家重大投资要拉动重大装备国产化这个政策谁来坚持?总书记和总理的批复谁来落实、怎么操作?用户怎么敢于选择国产的重大装备?沈鼓这10年来其实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一大批高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们研制一个,成功一个;二是实行了混合所有制改制,有自然人持股了。许多装备制造企业和我们一样,这些年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既然有这些基础,那么国家为什么不能强力推动重大装备国产化这个政策呢?现在虽然中国的高端制造业上来了,但不稳定,如果这个时期不支持,一旦滑下来就要重头再来。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它们的策略就是首先把中国的主力企业打下去。我们要正确对待WTO、自由贸易等规则,欧美日这些国家因此就不制定自己的政策吗?美国总统奥巴马制定了制造业回归政策,在美国建厂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很快就见效了。现在美国装备制造业对整个工业的拉动达到了13.5%,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奥巴马政府计划提供3.4万亿美元来支持装备制造业,用于研发,特别支持中小企业,要把装备制造业做大。我们也应该向沈鼓、济二机床这样的“共和国宝贝”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如何用投资拉动重大装备国产化,必须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来认识。

第四,提高效率,已经确定的项目抓紧启动、开工。我们太多时间都在等批件、走流程,企业早就望眼欲穿了。还有,已经上马的项目要注意完善资金配套,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大项目。现在对民营企业贷款可能有问题,它上的项目是国家批的,有关部门批准后也应该创造条件解决资金配套问题,这些问题都要从国家层面去考虑、去解决。

我国企业还是应重点加大研发力度,越困难越要搞研发。同时要转型。我们确定了未来三到五年努力的五大方向,即发展高端装备、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发展工程成套、向服务转型、大力发展新市场,这五大方向被列入我们的十三五发展规划。

【公司介绍】

沈鼓集团主要从事研发、设计、制造各类离心压缩机、轴流压缩机、离心鼓风机、大型通风机、往复式压缩机、离心水泵等重大工程技术装备,以及换热器、齿式机械、自控、汽轮机等配套设备,产品主要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金、天然气输送、煤炭、纺织、制药、制酸、国防、环保等领域。其中主导产品有离心压缩机、轴流压缩机等8个系列300个规格的风机类产品,高压给水泵、强制循环泵、核泵等51个系列579个品种的泵类产品,45个系列400个规格的往复式压缩机产品。公司有近80年历史,是提供重大技术装备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机械工业500强企业,2014年获得中国工业最高荣誉——中国工业大奖。

半个多世纪以来,沈鼓集团生产的各类产品覆盖全国各地,远销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大型离心压缩机国内市场占有率为85%,大型鼓风机占50%;冷凝泵占60%,高压注水泵占50%;石化行业往复压缩机市场占有率为60%左右。沈鼓集团累计为国家重大技术装备提供大型设备近万台(套),以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组、长输管线压缩机组、十万空分压缩机组、核电站用主泵、二、三级泵为代表的数百台套产品创造了中国第一,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直接替代进口45多亿美元,为国家能源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赢得了“国家砝码”的美誉。

沈鼓集团将始终以装备中国为己任,正在实现“发展高端装备,向服务转型,向工程成套转型,扩大国外市场,向新市场发展”的五个转变,围绕风机、泵、往复机等三大类产品完成重大技术关键攻关200余项,重点开发10大类54种世界级新产品。具备研制生产超大规模乙烯装置用裂解气压缩机、丙烯压缩机、乙烯压缩机、急冷油泵、急冷水泵;超大型空分用空气压缩机、增压机,多轴空气压缩机;核电主泵等大型装备的能力。

沈阳机床关锡友*:苦练内功,迎接新的行业高峰

世界装备工业有一个20年发展周期的规律:20世纪4060年代的辉煌在英国,代表企业是600集团;60年代到80年代的辉煌在美国,代表企业是辛辛那提;80年代到2000年的辉煌在日本和德国,催生了日本马扎克和德国德玛吉的发展;2000年之后转移到中国。

2002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机床消费国,在2011年市场消费总额达到最高峰,2012年后开始下滑,2013年、2014年,行业普遍处于亏损状态。未来几年的市场可能仍旧延续下滑的态势。

2002年中国加入WTO开始,这黄金10年正处于世界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波峰期,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六次经济周期高峰来临前夕的波谷期。推动下一轮经济周期发展的是什么?我们认为,不再单纯是技术革命,而是基于互联网的一场新方式的革命。

根据经济周期发展规律推算,第六次经济高峰来临在2020年左右,现在正处于酝酿期,我们正处于这场革命当中。最近行业内知名企业发生的变化令人深思,比如,西门子把家电、医疗领域业务剥离,只剩一个数字化工厂集团;GE也正在回归工业本源。西门子和GE这两家企业的鼻祖,都是改变世界的发明家,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已经跨入了以消费方式创新为驱动的新时代,它不是由消费者带来的,而是由企业创新带来的。例如:美国最大的住房提供商Airbnb,是世界最大的住宿提供商,却没有自己的房产;阿里巴巴公司是最大的零售商,却没有商场等等。可以看出,网络时代谁贴近客户最近,谁获得利润最多。我刚看到麦肯锡发布的关于未来五年最具竞争力企业的分析报告,阿里巴巴排在第一位,而微软公司排在第100位。在过去180年漫长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推动其发展的是西门子、爱迪生、福特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世界知名的企业家,马云首次写上这份名单,他代表了信息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中国企业和世界强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当前市场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需求变化快。而且客户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剧变,原来买机床是为了拥有,现在则是租,客户是按时间买、按效率买、按服务买,因为它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一段任务,于是只买一年。这时,企业遇到了新的消费方式。对企业自身而言,应该从过去以产品为核心转向以市场为核心,客户才是我们市场的根本。

我们公司的情况,今年一季度基本持平,这得益于我们多年新产品的开发。国有企业的通病到现在为止我们依旧存在。最近我在省里开会,领导问想要什么政策,我说投资权。企业看准一个项目,报批时间太长,等申请最终审批下来,市场却没有了。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但实际情况却还未真正实现。

最后就是要创新,通过创新来创造需求。谁知道苹果iphone7是什么样的?乔布斯推出的苹果手机革新拉动了一个行业飞速发展。我们装备行业也一样,我们市场下降是由于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用户的需求是创新的来源。

作为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在民族伟大复兴中担负着神圣而艰巨的任务。国有企业在市场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一是我们缺少企业家。企业家这词汇有冒险者的含义,失败了可以再干。但是我们的企业家没有这个环境,失败了你就没机会了。很多人管我们叫企业家,但我们又是国有企业任命的厂长经理。举个例子,6年前我带领着一帮年轻人开发现代控制技术,先后花了15个亿,最终成功了。这个高端核心技术的评定不能用斤称,也不能用尺量,不冒险哪行?我至今都不敢想象一旦研发失败的后果。二是体制机制问题。

最后,一个活跃金融市场很重要。最近我们公司的股票连续3天涨停,股票市值增加了30亿元。只要解决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问题,资金可以在市场上筹措。所以我希望继续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

【公司介绍】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1995年通过对原沈阳第一机床厂、中捷友谊厂和沈阳第三机床厂资产重组后成立。作为我国最大的机床制造商、数控机床开发制造基地,沈阳机床有着辉煌的历史:共和国的第一台普通车床、第一台卧式数控车床、第一台摇臂钻床、第一台卧式镗床和第一台自动车床都诞生在这里,沈阳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机床之乡”。

2004年以来,通过并购德国希斯公司、重组云南机床厂、控股昆明机床厂,公司目前已形成跨地区、跨国经营的全新布局,目前下辖沈阳、昆明、德国三大产业集群(包括两家上市公司: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和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主导产品为金属切削机床,市场覆盖全国,并出口到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经营规模跃居世界首位。2011年实现销售收入180亿元,世界机床行业排名从2002年第36位跃升至首位。

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开发出世界首台具有网络智能功能的“i5智能化数控系统”。自20142月产业化以来,实现订货3000余台。

产品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加速淘汰普通机床,低档产品向社会化转移。成功开发出i5系列智能机床、ASCA高端机床等一系列世界级产品,推动了产品升级换代。中高档数控机床占比从2002年的25%提高到现在的75%

行业地位及品牌影响力显著增强。机床产销量、市场占有率均居国内同行业之首;拥有国家唯一的高档数控机床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在德国设立的世界级产品设计中心。2014年,沈阳机床设计研究院被美国《环球科学》杂志评选为“2013年度最具影响力十大研发中心”,国内仅有两家本土企业获此殊荣。

链接:中国制造必须补好“工业2.0”这一课

中国制造必须走工业2.0补课、工业3.0普及和工业4.0示范的并联发展模式

工业4.0Industry 4.0)是德国政府《高技术战略2020》确定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它已上升为德国国家战略,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工业4.0的发展理念也迅速获得中国的认同,长期在产业链低端徘徊的中国制造业似乎突然间前景光明,相关的云制造、智慧化工厂、数字化车间和互联网+等概念不断涌现,中国制造业似乎在30年后就将进入世界强者之列。

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阶段的积累,装备实现了现代化,制造流程实现了标准化,特别是有了一大批融入了核心工艺技术的专用设备。因此,他们进入工业4.0是渐近式的,是水到渠成。而我国现代化装备基础薄弱,设备自动化、信息化平均水平低,设计、工艺、制造、管理等知识经验沉淀不足,流程管理概念和文化缺失,流程动态信息难以采集。因此,我们进入工业4.0是植入式的,其困难可想而知。

在我国,过分强调工业4.0等概念,容易忽略我国制造业基础不牢,共性技术不强的短板,这有可能是对制造业的拔苗助长。近年来工业机器人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但与此同时,产业空心化的风险也进一步暴露。目前,国外品牌工业机器人已占据我近95%的市场份额,国外主要机器人企业近年来也加紧将我国作为机器人的生产基地,已经从整机组装深入到关键部件生产。在缺乏自主技术支撑和标准体系的情况下,我们难以在未来制造体系的塑造上掌握话语权,最终只能再次陷入跟随式发展。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指出,我国制造业亟待加快产业升级改造的智能化发展,同时还应警惕“脱实向虚”的倾向,防止产业空心化及制造业边缘化。

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制造业不能弯道超车,直接跃入工业4.0时代呢?我们认为,信息化技术并不是解决产品质量和关键共性基础技术的灵丹妙药,而这些问题不解决,信息技术只能建在空中楼阁之上。首先,尽管信息技术可以解决产品一致性的问题,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品可靠性等质量问题。例如,一台通过正向设计的国外机床和一台仿制的机床,在短时间内都能达到用户加工精度的要求,但仿制机床精度的保持可能只有几天,而国外机床精度的保持可以在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其次,信息技术并不能彻底改变产品自身的制造规律。制造产品过程中的加工角度、压力、温度等经验数据都是在制造过程和实验过程中经过千锤百炼而得出的结果,也是通常所说的企业KNOWHOW。再次,信息技术并不能彻底改变产品的自身工作原理。从专利申请看,国外专利主要是有关产品制造技术上和控制、减排等技术,而我国专利则更多集中于机器结构的改变方面,这说明我们对机器工作原理的理解并不深刻。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我们对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共性技术的研发投入不够,多年来过多强调应用技术和“拿来主义”,止步于简单的“引进来”;二是只求速度不求质量,对科学研究的试错性缺乏包容和理解。研发其实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越是基础性的研究,其错误的概率越高,而一旦成功,则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三是情报研究体系和科技共享平台落后,基础研发数据缺失。研发工作需要坚实的基础科学数据和开放共享的科学资源作为支撑的,但近20年来原有的情报研究体系和科技共享平台受市场冲击严重,真正从事研发和情报研究的科研院所几乎没有,基础信息平台缺失造成很多工业产品的标准化、研发数据管理等成为空白。工业化的基础是规模化,规模化的基础是标准化,工业4.0的基础首先是将机器的生产组织数字化,而在这方面的基础数据支撑,我们缺失严重……

发达国家走过工业2.0,也是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一个产品只有经历了从设计、制造到实验的千万次互动过程,才能不断提高质量和可靠性。国外的生产车间和实验室一般是11的配置,而GE这样的顶尖公司实验室环绕巨大的装配车间,数倍于生产面积,形成一个实验城。在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的不少制造企业还都有一个工艺实验室;但在今天,只有为数甚少的企业还有实验室。例如在机床企业中,只有极少数的企业拥有较完整的机床振动测试仪器。

现在欧洲、日本、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很多大企业都是由采掘业慢慢延伸至冶炼业,再慢慢拓展到金属产品制造,最后成为装备的关键零部件制造商、整机制造商。凭借这种产业链的自然进化过程,这些装备制造企业的基础很扎实,内力很“绵长”,即使很一般的产品也能注入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最终成为高端产品。

近年来,日本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地位不断降低,其制造业产品的战线似乎有所退缩,但在关键零部件领域却仍然严防死守。日本有一批“怪物级”长寿企业(约3000家)和一群经验丰富的工匠,日本在全球电子、材料等技术集聚型产业中仍然占有绝对的技术优势。他们的技术优势绝不是大众熟悉的“电饭锅”或“马桶盖”,而是隐藏在消费品背后的控制部件和原材料产业的尖端技术实力。以工业机器人为例,机器人的关节用RV减速机,90%以上被日本帝人精机公司垄断。有人形象地比喻,如果日本人说跪,那么全球机器人没有几个能站着……。哪怕我们的制造业将来真的进入了所谓工业4.0时代,但日本人说跪,我们的机器人还得跪下,这能说明我们成功了吗?

目前我们的制造业规模达到全球第一,但其生产力水平的跨度则覆盖了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各制造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差异极大,大量中小企业处于机械化阶段。网络不均质和水平差异过大,导致我们的制造业整体的网络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推进存在巨大的困难,水平的差异使得智能制造推进速度慢和效率低,新技术渗透缓慢。更为严重的是,大部分产业无法享受生产数据汇集所形成的集聚效应和机器联通所带来的网络效应。令人担忧的是,假如从工业3.0到工业4.0需要花一元钱,那么从工业2.03.0则要花4元钱,这将是一笔巨大的投入。因此,需要国家拿出一定资金,重点支持有关产业和一批企业,率先实现突破。

工业4.0并非我们的唯一方向。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存在着多重目标多重任务,需要构建自身的内在动力,而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基于这种认识,近日工信部苗圩部长指出,中国制造业必须走工业2.0补课、工业3.0普及和工业4.0示范的并联式发展道路。

“强化基础”在“中国制造2025”中成为未来制造业强国的重要原则,它首次被提到国家层面而备受关注。“强化基础”原则将发展基础技术、共性技术和材料、关键零部件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强调加快实施国家级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并弥补原有国家级科研院所对基础共性技术研究的缺位。对于重塑中国制造业而言,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重大转变。

链接:美国“制造业回归”

美国制造业回流,各地工厂订单不断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美国决心重振制造业,提出美国“制造业回归”,奥巴马政府先后出台了包括“购买美国货”、“出口倍增计划”、《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建立全美创新网络和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等政策,美国“制造业回归”是高度协同的战略框架,对美国本土实体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已经显现,具体来说,是从五个方面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

一、优化政府服务职能,完善制造业发展的行政环境

1)、设置专门职能机构。201112月,白宫宣布成立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旨在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制度和执行,并推动美国制造业复苏和出口。这个办公室由商务部长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共同领导,此类职位首次由内阁级别的官员担任。

2)、组织业内专家智囊团,成立于2004年的美国制造业委员会隶属于商务部国际贸易署,旨在搭建美国政府与制造业企业的沟通平台,该委员会成员代表美国制造业的不同行业,包括钢铁、纺织、半导体、医药等。多年来,委员会就美国政府出台的制造业发展相关政策和计划措施,向商务部部长提出建议,并定期举办论坛,探讨工业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3)、简化政府管理流程。美国对外贸易区在加强国内外经济联系,促进美国制造业就业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对外贸易区采纳可选址框架(ASF),对总、分区设置和管理方式进行调整,简化审批流程。

4)、促进制造业企业和社区居民间的良性互动,为大型制造业特别是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加大税收扶持力度,减少企业的运行成本

美国国会2010年通过了《2010制造业促进法案》提出,包括机床制造设备,人造纤维产品等在内的800种制造业生产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口关说被免除;同年出台的《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提出为了鼓励美国企业留在美国本土,将对将对工作岗位转移到美国以外的地区的企业取消税收优惠,而将这些优惠提供给美国人创造就业岗位的公司,为从海外回迁的企业提供为期24个月的工资税减免。

三、强化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政府善于利用贸易手段,实施“严进宽出”策略。20121月,美国商务部在《美国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报告中明确提出,通过贸易政策支持美国制造业的振兴。美国一方面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国际协定为美国产品打开市场,另一方面以反倾销和反补贴手段抵消美国产品在本国可能受到的国外低价产品的不利冲击。

同时,为保障其在未来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中的核心利益。美国在千方百计推进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协定》(TPP),《跨大西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为核心的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秩序制定。

四、推动产业升级,鼓励创新,抢占先进制造业话语权

1)、美国鼓励高新技术研发投入,《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涉及133亿美元研究和开发投入,主要流向美国竞争力计划重点支持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三个机构和国立健康研究院,以促进高新技术的研发、鼓励创新投资、促进技术扩散,实现研究和实验税收抵免永久化,以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和降低开发新技术的风险。

2)、制定措施促进高新技术研发合作。2011年出台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鼓励企业、大学和政府加强合作,共同研发全球顶端技术。2013年,政府出资10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成立15个由制造企业、高校和联邦政府组成的制造业“产、学、研”中心,加强对新材料、高端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科技、机器人和智能高效生产流程等领域的研发和技术应用。

3)、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推出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资金扶持方案,重点投向可再生能源、节能、智能电网、医疗信息化等高新技术行业。2009年《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计划10年投资1500万美元,支持发展下一代新燃料和相关基础设施,并建立清洁技术发展风险资本基金,支持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发展。

4)、重视高新技术人才的培育。2011年《美国创新战略:保护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提出未来十年内招聘10万“科、技、工、数”教师;《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提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美国名校建立教材共享、共享先进技术、联动创新的合作框架。

5)、优化能源结构,降低制造业的能源成本。鼓励制造业企业更新设备和节能减排,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争取在未来10年减少1000亿美元的能源消耗支出,降低对进口能源供应的依赖;争取到2035年电力供应的80%来自新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电、生物能、核能和清洁煤。具体措施有:出台“先进能源制造业税收补贴”,对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制造企业提供总计23亿美元的税收补贴;积极鼓励本土天然气的安全生产和开发利用,特别是大力推动页岩气开发;计划取消炼油和石油生产商的抵税优惠政策,将先进制造业企业(例如高新技术应用)的抵税率由9%提升至18%

链接:装备制造行业的“内忧外患”

近年来,大批外资机床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对中国国内机床企业提出了严峻挑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接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国家和地区之一。FDI的领域重点从轻工业已逐步转向重化工业,其中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占据了主要份额。在装备制造业的若干领域,跨国公司投资的合资或独资企业越来越多,在整个产业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跨国公司实力强、技术先进,又利用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更享受若干优惠政策,因而占据有利竞争地位。以传感器为例,2015年全球传感器市场将达1500亿美元,其中国内预计将达1100亿元,但是国内市场外资企业占据67%的市场份额。相比于国外巨头如霍尼韦尔和精良电子等,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则处于散弱格局,普遍体量偏小。又如工业机器人行业,2013年国内工业机器人自主品牌仅占4%,独资及合资品牌占比高达96%

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美欧等工业发达国家再度关注实体经济发展,纷纷制定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促进高端制造回流。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德国发布《工业4.0》,日本《2014制造业白皮书》中表示要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英国也发布了《英国制造2050》。以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新工业法国为代表,主要发达国家加快在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技术产业、数据战略资产、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网络经济体系等方面进行战略部署,谋求在技术、产业方面继续领先优势,占据全球高端制造领域的有利位置。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对中国制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对我国高端装备未来发展构成激烈竞争,而且还将对已经形成优势的产品造成市场空间挤压。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也开始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以更低的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

机床产业外资挤占中端市场

随着机床行业步入调整期,跨国公司迅速调整战略,市场表现明显优于国内企业。2014年,中国机床产业困难重重,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十几年来行业最难熬的低谷,全国多数机床企业先后陷入亏损,一批企业宣布倒闭。但外资企业的日子要好过得多。2014年,大多数在华机床外资企业经营业绩较上年有所增长或持平,数控系统、刀具等企业,特别是针对特定市场的产品更是表现突出。

外资机床企业凭借明晰的战略定位和成熟的管理经验,已经抢占了工业4.0的先机。目前,低端机床市场由国内企业主导,高端市场由欧、美、日外企主导,至少95%以上的高端产品依赖进口,而中端市场成为竞争最激烈的阵地。

在市场下滑的背景下,外资企业为挤占市场空间采取了一套成熟的策略。其一,本地设厂。近年来,外资机床企业在中国所建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这些工厂从建立之初就起点很高。例如德马吉和森精机在华联合设厂,日本天田设立中国公司,瑞士百超天津工厂成为其全球最大工厂,美国哈挺在嘉兴投资建厂等。

其二,量身定制。大多数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始,通常是直接引入国外已有的成熟技术,或成熟产品。如今,面对日渐强大的中国机床企业,外资企业开始对当地销售的产品进行再设计或局部技术再创新,使产品更好地满足中国用户的需要。这在以精密、高端见长的德国、瑞士机床工具企业中较为常见。

其三,重视服务。随着中国本土企业技术和研发水平的快速提高,客户服务一跃成为市场竞争的核心内容。外资企业纷纷亮出自己的“服务牌”。例如,德马吉将其亚洲配件中心设在上海;来自美国的哈斯自动化将其在全球运营的HFO模式成功移植到中国,先后在中国建立21个集展示、培训、备件为一体的HFO,其推行的“一站式”服务更是颠覆了数控行业的服务理念;托纳斯则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两大贸易中心设立备件库,确保能够迅速满足全国各地的用户需求。

可以预见,未来国际巨头将以高技术为先导、用高技术装配的低价格中档机床产品迅速占领中国机床市场,对中国国内机床企业提出了严峻挑战。(编辑杨利红)


*龙兴元,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董事长。

*苏永强,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锡友,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

内蒙古自治区土地流转主要有反租倒包、专业协会组织带动、农牧民股份合作、土地入股等模式。随着产业资本逐渐进入土地流转领域,...

近年来,国家在土地流转方面出台了许多政策文件。2013年,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本文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土地流转的案例分析,提出金融机构应该对股权式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合作社以及所涉及的上下游企业给予一定贷款利率上的支持,降低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增加现金流;或合理引入第三方担保,缓解目前信用担保的困境,破解农村土地流转的“融资瓶颈”,保障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利益。

内蒙古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

土地、草场流转规模

截至2013年底,内蒙古土地和草场流转面积为111.6万公顷和492.8万公顷,分别占土地和草场总面积的15.6%7.1%。自治区主要农地流转区域的流转情况如表1

内蒙古土地流转的主要模式

反租倒包模式。这是指村或村民小组等集体经济组织以租赁方式,将农户的承包地集中到集体,然后由集体进行统一规划和布局,有的还进行一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然后再将土地使用权租赁给农业大户或外来的公司。

专业协会组织带动模式。即通过专业协会的带动,推进专业化规模种植。例如德岭山镇大圣村制种玉米协会,以内蒙古种星种业公司为依托,以“支部加协会”为主要发展模式,由内蒙古种星种业公司提前垫付籽种、化肥、浇灌等费用,并派驻技术员负责全程技术服务,指导种植户按照技术规程进行操作,实现统一种植、统一技术、统一管理,规模经营。2008年,制种玉米订单面积达到9000亩。

农牧民股份合作模式。农牧民凭借土地自愿入股,合作社将所有入股牧民分为两组,一组抓种植,另一组抓养殖。种植方面,由几户农牧民“统种统管”;养殖方面,合作社统一购入牛羊源,统一进行科学育肥,逐步实现规模化经营。[1]

公司化运营带动模式。即农民以耕地入股,与农牧业企业合作进行生产,入股农民按股份享受分红待遇,甚至可以到企业工作。该模式由松散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迈进,增加农民收入和就业机会。根据企业规模不同可分为村民土地入股、企业投资的股份合作制经营的模式和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村企合一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农牧区土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流转规模偏小,流转水平有待提高。我国发达省区土地流转水平在35%-55%之间;与之相比,内蒙古土地流转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现有耕作方式以小规模经营为主,多数农地流转期限为十年以下,流转期限短,流转的土地零散,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

二是流转形式单一,以转包、出租为主。主要是农户间的自发流转,流转内容简单,合同化程度不高,容易引起纠纷,且土地等级制度、合同制度的不完善不利于解决纠纷;流转效益低,流转前后生产力差别不大,农民收益少。

三是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及其服务体系建设滞后[2]。土地流转缺乏有形的流转交易市场和中介机构服务。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价格体系、中介机构、抵押市场,土地流转信息公开程度不够,缺乏流转信息发布的平台,缺乏提供相关的法律、仲裁、评估、咨询、监督等服务的专门部门。很多地方把推进土地流转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下指标、定任务,一边吸引企业进驻农村承包土地,一边采取各种办法把长期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从土地中剥离出来,如此催生了农民上访和土地的‘非农化”、“非粮化”。

四是金融支持力度不足。土地流转后实现农地规模化种植,农户购买现代化机械、引进新技术时需要资金支持。现有的涉农企业银行机构贷款额度低,担保制度严格,融资成本高,种植大户很难贷到满足生产需要的资金量。农业保险缺位,一旦遭受自然灾害,对种植大户的冲击很大,无法保证持续性经营和土地租金的交付,不利于土地流转的发展。

五是农牧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3]。农牧民恋土情节深,把土地看做养老的重要保障,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不愿意出让土地。一些地区农牧民土地出让后获得的收益有限,农地流转效益不高,不能解决养老问题,打击了农牧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

土地流转对金融支持的需求

土地流转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银行、信托等各种金融机构参与。如果要吸引各种金融机构介入,就要细分因土地流转而衍生出的相应的产业链中每个环节所适用的金融服务。

诸多土地流转的成功案例表明,土地流转只有结合土地的集约使用,才能更好地提升土地的利用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给农牧民带来长期的价值增值。推进土地的集约使用,不能仅仅依靠农牧民的自发行为,各级政府也不能仅仅提供土地流转的场所,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其中包括发挥当地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作用。这些企业应该是当地具有相当实力和信誉的农牧业龙头企业,有条件吸引农牧民采用土地入股的形式,加盟企业分享企业的经营成果。在这种企业主导土地流转的模式中,金融机构可以协助企业完成农牧民土地的确权行为,帮助企业对入股的土地进行股份确认。全程跟踪企业后续的扩大再生产活动,在充分了解企业经营信息的基础上为企业提供贷款、发债等多项金融支持,而农牧民入股的土地将是企业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优质抵押品。

金融机构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就是为其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其中银行的作用主要包括给企业提供抵押贷款和第三方支付。土地流转后形成的产业链中参与的企业都是其贷款的对象,而作为第三方支付也为银行增加了更多的储蓄客户。但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还有其他环节需要大量的资金,如土地整合而无法提供相应的抵押品。这时候就需要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参与,如信托和基金。而这类机构的利益在哪里呢?主要来自整条产业链的增值。这类金融机构的优势则在于产业链的整合,通过入股的方式进入产业链的各环节,如农产品加工、食品加工、工业加工甚至物流环节,获得整个产业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增值。因此,金融机构也是有动力参与土地流转过程中所需的金融服务的。

土地流转激活了土地这一基本要素,给融入金融元素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土地改革必将催生“土地金融”的出现。因此在土地流转中还可以采用金融机构主导模式,即金融机构利用自己在产业、信息和与政府良好关系等方面的优势,主动与有土地流转意向的农牧民联系,确定土地流转规模;与此同时,积极寻找合适的、可以利用这些土地进行农牧业生产的优质企业,在一定的金融产品模式——例如土地信托模式下,将三者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模式中,金融机构具有主导性质,一方面可以监督企业的运营,确保农牧民的利益,另一方面还可以给这些企业提供后续的金融支持,为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保证。除了土地信托模式之外,金融机构还可以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未来收益权组合贷款、农户联保+土地未来收益权质押等形式的信贷产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同时也给金融机构扩宽业务范围,增加长期性收入打下坚实基础。

内蒙古土地流转的实践案例

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土地流转贷款

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根据该公司与通辽市双叶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双叶公司与通辽市科尔沁区莫力庙苏木小街基嘎查村民委员会签订的“育肥牛养殖开发项目合作合同书”,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租用了基嘎查村民委员会的集体土地,面积共计850亩,土地用途为建设育肥牛养殖场,剩余年限22年。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希望用上述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向金融机构申请1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用于土地流转。

2013年以来,中信银行结合国家和总行的相关政策,在对该项土地流转业务进行前期业务调研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了以下解决措施:

一是从法律上积极寻找支持依据。经与企业对接,确定了土地的性质为荒地承包,并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物权法》和《担保法》等有关法律资料,确定了业务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二是多渠道争取政府机构支持。联合企业积极与当地政府有关领导多次进行洽商,政府对农村土地流转业务表示肯定和支持。经主管农村土地流转业务的农牧局对该业务详细核实,对所涉农村土地范围及承包内容进行了真实性确认,出具了《关于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农村土地经营权作抵押贷款的函》,实现了土地流转过程中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融资的工具。

三是在业务方案设计上创新。为有效防控业务风险,中信银行对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整体经营情况、生产规模及发展前景等做详细的调查与测算,对流转土地进行有效的评估,作为土地流转业务支持的依据。

这项土地流转是养殖业中典型的通过规模效益获得收益增值的方式。但此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相关法律制度有待建立。虽然国家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和操作细则来支持土地流转业务,流转过程中存在改变土地用途等方面的政策风险。

其次,风险形成后收贷期限将较长。虽然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抵押给金融机构,但如果形成风险,金融机构再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专业单位,也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收回贷款。

再次,有待建立相关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从全国来看,土地流转贷款在各家金融机构都没有完整的操作模式,有待建立相关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如果可以由政府出面引入一些担保公司或保险公司共同参与土地流转业务,多方共同分担风险,既可以保障农民享有的土地权利不受损失,也可以保障银行贷款的有序发放和回收。

蒙羊集团的产业链融资

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规模化生态草场建设、有机饲草料加工、良种肉羊繁育、有机肉制品精加工及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未来若干年内,蒙羊集团的战略布局是在内蒙古全区建立六个主要的羊源基地:呼伦贝尔、科尔沁、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乌拉特、和林格尔。并且基地附近就建立交易市场,贴近农村,每个基地对应多个交易市场,拟实现上游养殖,中游屠宰加工,到下游产品销售的产业链式发展。

在这样的产业链模式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土地的流转。产业链向上游环节拓展,需要大规模养殖基地的建设,在土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通过确权等方式拥有土地经营权的农牧民将是支撑产业链上游的重点。目前产业链向上游环节延伸的具体操作方式可以多种选择,目前蒙羊公司在政府支持下正在进行业务探索。

蒙羊集团公司由财务投资者创建,商业模型较为清晰,现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短时间内快速做大做强,争取上市,然后股东退出获取溢价收益。这种通过上市以寻求投资者退出的运作模式,使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对于商业银行开展业务而言也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公司按照较高标准进行管理,上市对公司财务记录的严格要求,确保了公司管理规范,财务记录准确,极大降低了融资风险;其次,上市后公司的资本数量将会大幅提升,为贷款的偿还提供了保障;再次,上市后信息披露制度,将使得公司的经营管理更加规范,降低内部风险。

东达蒙古王集团的园区建设

东达集团达拉特旗风水梁产业园区建于2005年,占地面积53平方公里,曾经是典型的沙漠地带,经过集团种植沙柳、改善荒漠,现已建成集特种养殖、煤炭物流、工业生产、文化旅游、生态移民为一体的生态示范工业园区。除獭兔养殖外,园区充分利用资源,在轻工业园区建立了服装加工厂、包装厂、三合板厂、轮胎厂、太阳能发电厂、饲料厂、屠宰场等;保留少数沙漠建立文化基地,作为那达慕大会、汽车拉力赛、影视拍摄的场地或滑沙景区;利用沙漠太阳能源进行光伏发电,除了供工厂使用的电能外,每年有3.5兆瓦剩余电能并入国家电网,资源的充分利用使企业实现收益多样化、风险分散化;农户的劳动自主性增强,獭兔养殖间歇可以到工厂打工,获取额外收入。

东达集团的土地流转运作模式是通过政府与村委会直接对接,一个村整体进行土地流转,村委会组织农民签署同意流转的合同文件,由当地农牧局统一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权证》给企业。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希望与政府交涉,在保障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当地农民致富的前提下,政府能直接更改土地的使用性质,以便减少之后产生纠纷的可能性;企业支付给农民的收入按年支付,钱统一先给政府,若土地性质转成工业用地,则企业需要交纳土地出让金。

总体而言,东达集团的土地流转项目顺利实现了企业盈利、农民就业、环境保护、土地使用与抵押,成为当地土地流转的成功模式。

首先,东达集团获得了土地50年使用权,但对于50年的长远规划,管理层的思路并不清晰。这反映了农村企业发展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根源在于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制度,目前根据农地性质不同,使用年限由30年至70年不等,但对于到期后的续期问题没有明确的安排。尤其是本案例中,村集体交出了土地使用权,在下一期土地使用权续约问题上,续约方是谁、续约土地的面积划分方面必然存在争议和利益争夺。

其次,在东达集团的土地流转中,农民完全交出了土地使用权,成为产业工人。一方面,对企业而言节约了与农民不断谈判的成本;另一方面,农民实现了就业,增加了收入。但失地农民因此而紧紧依附于企业,要求企业必须处于盈利状态,保证农民的收入。一旦企业经历风险、无法收购农民的产品时,就可能导致农民与企业的矛盾爆发,造成不良后果。

最后,政府在土地流转中具有很强的自主性。政府可以收回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将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若当地政府能够分辨项目质量、判断企业价值,则土地可能获得高效利用;若当地政府因眼前私利与企业进行内幕交易、强行获取农民土地,并无法向农民提供长期保障时,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图:草原生态产业联盟土地修复前后效果图

土地入股: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一个途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近年来,以股权模式进行的土地流转逐渐兴起,并成为土地流转的重要方式。《决定》中所说的“股份合作”就是用农村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股权的合作模式,也就是土地入股。它是指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由集体经济组织、有经济实力的大户或工商企业发起,在坚持承包户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将承包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股份公司或者土地股份合作社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见图1)。

1 股份模式的利益流转

使用权换股权的基本流程

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发展己经相对稳定,其流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量化,即对土地进行评估,成立土地评估小组,评估登记入册,为折股量化提供依据,然后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土地作价。

第二步,股份的设置,主要包含三种形式:(1),以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与土地一起折价入股,参与股份合作的利润分配;(2),仅以土地折价入股,参与入股土地产出的利润分红;(3),在开发农业中,以一个生产项目为主,吸收土地入股,参与项目产出的利润分配。

第三步,建立经营企业。这种企业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按照现代股份制企业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与监事会,并按照现代企业的形式进行经营和管理。

金融机构在股权式土地流转过程中,应该针对股权式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合作社,以及所涉及的上下游企业进行一定贷款利率上的支持,降低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增加现金流。或合理引入第三方担保,从而有效缓解目前信用担保的困境,破解农村土地流转的“融资瓶颈”进而起到积极的作用,有效保障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利益。

使用权换股权存在的问题

一是与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存在一定的冲突。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股份制公司,公司股权是可以转让的,而一旦经过股权转让,非农村集体成员也有可能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显然不符合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二是存在匿名股东权益保护的法律风险。根据《公司法》第24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而按照全国人均承包地面积计算,符合该限制条件而成立的农业公司的经营规模是有限的,为规避《公司法》第24条,使用权入股登记的公司就必须采取股权代理制的方式,即从入股农户中选出入股代表登记为股东,或者通过股权代理人集中农民股权、进行公司登记。这样就出现了有一部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入了股,却不能进行股东登记注册的“匿名股东”情况。一旦出现纠纷,未进行登记的股东们的权益就会面临不受法律保护的风险。相比较而言,入股成立合作社可以避免此类法律风险。

三是存在清偿债务的风险。比如农户入股成立股份制公司,虽然说他们只是以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入股,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集体,承包权仍然属于农户,但实质上他们己经在和公司一道承担经营风险。如果公司经营不善,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份不能退,只能转让。如果公司倒闭,按照《破产法》的规定,出现其他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时,就必须动用股本金来偿债。这就意味着,作为股东的农民可能因此永远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然而,我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又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是不能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设定其他权益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56号第15条的规定“承包方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或抵偿债务的,应当认定为无效”。这样债主的债权有可能得不到应有保障。可见,农地使用权换股而注册登记成立“公司”,其注册资本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瑕疵,土地使用权股本部分无法像其他资本那样得到平等的确认。合作社也同样面临此类的清偿问题。

四是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评估作价的困境。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公司或合作社,首先面对的就是其评估作价的问题。而由于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没有真正在市场流通,它的评估和市场价格的确认,是法律的一个困境,也是技术性的难题。

五是股金和红利收入的制定和发放环节不好掌握。股金是农户流转土地、加入合作社的最初动力,股金过低,农民不会入股;股金过高,则可能没有盈余或盈余很少,导致分红无法进行。有些农户希望一次性得到经济收益,而一些农户则希望分期取得分红收益。因此,如何处理好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利益分配问题也是一个难题,将间接制约使用权换股权模式的推进。

 

 

 

 


* 哈斯,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行长。

[1] 赵国玲.内蒙古农地流转现状及存在的问题[J].经济论坛,201203:41-43.

[2] 栗林.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农村牧区土地(草场)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探究[J].畜牧与饲料科学,200903:117-120.

[3] 于红梅.内蒙古耕地流转对农村养老保障的影响——以通辽市为视角[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38-40.

 

“走出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与其他行业相比,海外银行市场竞争更激烈,监管强度更大,经营限制更多&#...

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提出“走出去”战略,至今已有14年了。“走出去”战略在中国银行业得到了很好的响应,五大国有银行和大量的股份制银行都在海外设立了分支机构,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对“走出去”战略定位模糊以及对海外金融市场情况不够了解是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

中资银行为什么要“走出去”

从中资银行的角度理解,“走出去”主要是为了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学习先进银行管理经验、为海外中资机构提供服务、获取利润。但中资银行的想法能否实现、怎样去实现。现实性和可操作性需要深入思考。

“走出去”是个大战略,很多行业都在积极“走出去”,但能达到我国海外工程承包行业水平的并不多。中国的工程承包行业全球领先,但金融服务则相对落后。如果仅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中资银行“走出去”不是一个好的竞争策略。

另一个思路是主动参与(高水平)竞争,从而加快成长。但中资银行不是只能通过海外竞争来学习先进经验。外资银行很多已在内地落户,竞争早已开始而且将愈益激烈[1],外资银行的很多优点在本土就有机会充分接触。到海外建子行、分行,成本可能不菲,而且在这十年快速攀升。

从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整体来看,很多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重要的目的地,有着很好的业务发展潜力。目前国有大银行已在中东、南美、东南亚等地积极布局。

中资银行积极服务海外运营的中资机构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既能为中资企业海外发展提供便利,也为中资银行提高客户粘性、开拓新业务提供了方向。目前中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为中资机构提供服务的成功案例目前还不多,这种状况跟(海外)中资机构的资金来源、融资习惯等有关,但也说明了中资银行在此类业务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服务跟着客户全球走是大势,其实全球很多大型银行都是紧随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进行服务的,这也是国际业务能力较强的大机构较之中小机构相对明显的优势。很多外资银行为自己的客户提供优质的全球服务并获取不错的收益,中资银行同理在海外也可以很好地服务于中资机构[2],盈利前景可期。服务中国客户,满足其海外工作、学习、出行、投资等要求也是应有之义。

国际银行市场风云变幻,由中资银行完成全套跨国支付在安全方面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加之目前国际上有很多西方国家主导的制裁行为,与某些国家的贸易往来也必须通过自己的银行。当然这些安全上的考虑更多是国家层面的,更多的是一些大银行有能力去承担这种责任。而且由于国际银行业高度市场化,这种安全保障的效果有限。至于与特定国家完成结算,在当今的市场监测手段下往往不易持久,多次交易后很难不被制裁方发现。

海外市场给“走出去”的中资银行带来什么

海内外银行市场发展状况区别较大,这种差异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放眼全球银行市场,中国市场的优异表现是很突出的。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增长普遍乏力的背景下保持了中高速发展,银行业更是利润丰厚。但是海外市场则不同:西方国家银行业竞争激烈,监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变得十分严格;发展中国家的监管制度本身可能并不严苛,但实际上限制很多;或是经济不稳定,开展银行业务风险很大。经济乏力带来的市场不景气则是大多数市场面对的共同问题。

这种差别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首先,美国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后的定位已不仅是高利润行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的金融机构纷纷面临倒闭风险,为了维持市场稳定,美国政府对各主要银行大量注资,一些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尚可的银行也在内,政府注资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允许银行回到高利润的轨道本身就与之相冲突。同时基于社会利益需要,美国政府频繁要求银行大幅降低面向社会大众的收费标准。美国银行利润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信用卡业务和诸如刷卡费、查询费等中间业务,由于政府的强力干预,相关领域收费标准正在大幅降低。

根据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被严格限制,银行的利润部门纷纷被剥离。同时由于民众存款意愿低,而优质贷款客户又因经济危机而大幅减少,使得存贷款利润空间很小。这一点与中国市场有较大差异。[3]

另外,美联储要求在美主要银行必须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全方位评估,并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经营风险,明确控制这些风险的具体方法。风险与收益正相关,这样的要求使得在美经营的银行事实上对那些利润较高的业务几乎无法上手。即便从事的都是低风险业务,在对美联储的汇报中也不见得都能顺利过关。现在美国从事银行业压力测试工作的人员特别抢手,即为明证。[4]

美国对银行的管理在一定意义上延伸至银行的主要股东。根据其《银行控股公司法案》,商业银行与其他行业相分离,在美国拥有一家银行机构意味着该银行的控股股东将不能在美从事大多数非银行业务,且有可能需要每年向美国政府进行复杂的报备工作。这对中资机构,尤其是国内那些拥有银行、业务范围很广的综合性跨国企业,是很大的束缚。

欧洲的银行业压力测试虽然尚未达到美国的完善程度,且出于刺激经济的考虑,监管强度也有所放宽,但欧洲的经济不景气是大环境,业务发展困难,且福利主义盛行,企业的税负和社会责任更重,由此,欧洲银行在本土市场的利润表现常常逊色于海外市场。

亚非拉市场中,除新加坡等少数发达经济体外,大多在市场准入政策上比较苛刻,甚至朝令夕改。管理不透明、政商勾结等问题始终困扰着外国银行,所以在进入市场前一定要详细考察。另一方面,很多地方急需银行服务(比如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完成国际间结算),这时如果能成功进入该市场,则可能取得不错的回报。

相比之下,中资银行在港澳地区业务发展比较稳定,尤其是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龙头的地位更加值得重视。[5]香港市场长期紧密服务大陆市场,人民币业务量很大,加之现在沪港通的影响,香港市场是中资银行“走出去”最重要的阵地。

中资银行如何“走出去”

与其它国家同行相比,中资银行目前整体资金和运营情况良好,也有进军国际的业务要求。不同于很多国内企业以资产收购为主的海外“抄底”,银行业现在“走出去”可能并没有多少“底”可抄,所以要根据业务上的具体需要制定策略,可以“走”得更稳健、更扎实一些。

在开拓各地区金融市场时应考虑下述有关事项:

如前文所提,港澳地区一般是海外布局的第一步。特别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地理位置优越、业务量和人才储备都很好。目前要注意的主要是资产溢价的问题,过高的收购价格会使得投资本身的价值下降。

美国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中心。按照美国现在的金融政策,我们所需要的美国资本市场的大多数业务与商业银行的业务相冲突,在美国开一家分行就要放弃在美从事大多数高端服务业的机会。同时,由于目前美国银行业的监管压力过大,此时新设立分行时机不一定合适。[6]与在美的资源较好的银行合作开展业务可能是一种更务实的选择。

欧洲市场同样重要,且欧洲目前的监管强度和金融政策要比美国宽松不少,但受制于各成员国的经济体量和活跃程度,大多数地方业务量有限。所以综合考虑,要在欧洲布局,像伦敦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需要优先关注的。另外,中国企业聚集的区域也将带来业务的地方。同时,欧洲将来可能出现新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亚非拉的情况非常复杂。这里有三个标准可以参考:第一,市场开放程度和政策稳定性。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就不要轻易进入缺乏开放度和稳定性的地区;第二,是否有业务需要。比如有客户需求,当地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等;第三,参考外国银行的做法。全球经济一体化中金融业步伐很快,外资银行海外布局也比较成熟。在其它条件相近的情况下,外资跨国银行的选择可以较好地体现出当地金融市场开放度和透明度、业务量等情况。如果把“走出去”视作向海外先进银行学习的过程,应观察先行者在海外如何布局。

国内同行也提供了大量经验。以中国银行为例,中行在香港和澳门的成绩非常突出,在当地银行业市场举足轻重。尽管香港地区的金融监管正在逐步升级,但以中行(香港)的实力相信不会对其市场地位造成影响。当然,这种优势是历史形成的,但也足以证明中资银行同样可以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

成功总是与教训并存。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是中行海外分行中的翘楚,开通了人民币业务,并和美国大通银行合作发行了信用卡。另一方面,中行在美国市场有4家分行,目前只有位于纽约的两家分行的存款受到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保护。[7]纽约分行在风控上问题频发,因违规放贷,在2002年被中美两国监管机构各罚款1000万美元,自身损失则超过1亿美元。[8]综合看来,中资银行在美国等发达地区还是有发展空间的,但是不能冒进,更要重视风险和合规管理,而这也是中资银行的短板。

短板还有服务的问题。尽管中行海外分行很多工作人员是国内派出去的,能够提供中文服务,但业务并未充分开展。留学生名义上是国内银行大力争取的客户群,但服务内容和便利程度还需要提高。中国银行在纽约、伦敦等分行提供见证开户服务,产品设计上是服务留学生群体,但该服务被大量挪用至海外移民投资项目,因为后者利润丰厚。不过随着留学市场的迅速扩大,国内银行纷纷推出自己的留学生产品,这部分市场重新得到了重视。

中行是中资银行海外发展的旗舰。它的表现既说明了中资银行具备海外发展的实力,也暴露出了中资银行海外发展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利润回报和风控的关系问题。中资银行建立海外发展战略时要明确:海外业务要有利可图,但不要追求不切实际的高利润,在风险和合规问题上要有清醒意识,这些是中资银行相对薄弱的地方,必须要尽快提升管理水平和强度。

综合来看,中资银行“走出去”要明确目的、调整心态、详细考察、多做参考、全盘分析、量力而为。严格遵守金融监管规则,不追求不切合实际的高利润。根据客户和业务需要开展海外业务。积极参考海内外同行的做法,充分了解目标国的市场情况和金融政策。可以以设立办事处等方式投石问路,以避免过多的前期投入和监管压力。与当地银行合作开展银行业务也是一种很好的切入方式。

 


[1]201511日施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很可能会使竞争更加激烈。

[2]如果通过境外机构直接运用海外资金的话,也可避免用汇额度和汇率风险等外汇相关问题。

[3] 在中国存贷比这一标准使用得远比美国多。

[4] 当然也不是所有在美的银行都有压力测试的要求,但是在美国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银行肯定受到金融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

[5] 香港市场有着海外最高的人民币存款额,人民币兑换也可能在近期彻底放开,加上从内地大量流入的人民币,优势十分明显。

[6] 美国本土银行业认为,外国银行因其外国身份而享受了本土银行得不到的“超国民待遇”,对此有很大意见,美国监管机构也在2014年对苏格兰皇家银行、汇丰银行、瑞银集团等开出巨额罚单。

[7] 在美国不受FDIC保护的存款往往被认为得不到有效保障。

[8] 2003年又因协助贷款人逃避关税被迫支付525万美元罚款。详情参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2722日和20031022日的报道。

 

王德福

社会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

宋铮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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