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通道,而且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平台,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

“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通道,而且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平台,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经济带”,也是一条“文化带”。

破解美国对中国的“围墙”

 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首先是要破解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围堵。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没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势力范围。一方面,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盟国,在海外也没有军事基地(唐朝在西域设有安西四镇),保护“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而美国则依赖军队和在全球设立的900多个军事基地来保护美元的国际地位。军费仅有美国六分之一的中国,怎样在占全球陆地面积三分之二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捍卫自己在公路、铁路、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中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投资呢?另一方面,在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已经失去了几千年来与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那种“中国—边地”的二级文化结构;而美国在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却与中国的大多数周边国家形成了“美国—边缘”的二级文化结构。

目前美国对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间组织的兴趣越来越小,并且早已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把重点转向联盟建设,包括军事同盟(如美日同盟)、经济同盟(如TPP)和政治同盟(“民主国家”同盟)。为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美国通过“颜色革命”等手段,加快蚕食前苏联解体后的欧亚大陆碎片化区域,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或驻有美军基地,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战略上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形成巨大障碍。美国领导的政治同盟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上的,它把世界简单地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而这两者之间是不平等的,被划分为“我类”和“异类”。

中国要以一个文化强国姿态崛起

中国最终在“一带一路”上的崛起,必须是以一个文化强国的姿态崛起。历史上,每一个帝国崛起都有与它崛起相关的全球化地带和文化影响圈——治理的最远边疆、交通运输所能到达的最边远地区、宗教文化所能影响的最远边地、贸易所达的最远国家。

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伟大的崛起:汉朝和唐朝。在汉朝,张骞通西域,到大夏寻求恢复与月氏的军事联盟,波斯王子安世高来中国传播佛教。随后,东晋派出中国第一位高僧法显去“西天极乐世界”——白沙瓦和塔克西拉学经;北魏又派出使臣谷魏龙,经过罕萨,出使撒马尔罕。到了唐朝,更多的唐朝高僧经过瓦罕走廊、喀喇昆仑,沿着印度河来到斯瓦特、白沙瓦和塔克西拉,求取佛教真经。

中国与周边国家将建立一种新型关系

“东西双向开放”战略标志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更远的国家将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从辛亥革命以来被动性地融入世界秩序,转入今天主动布局,中国将自身发展与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结合在一起。“东西双向开放”下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不仅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合作体、地缘经济合作体,更大的目标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

多个国家民族血脉相通的文化圈

“一带一路”的枢纽地带是“中巴经济走廊”。围绕“中巴经济走廊”画一个圆圈,那里曾经是西方崛起之前的古代世界,是古代中华影响世界的地方,也是世界影响中华的地方。如果把伊犁或克拉玛依算作“中巴经济走廊”的北部起点,围绕着从克拉玛依、伊犁、经喀什、到瓜达尔港的“中巴经济走廊”所贯穿的地球最高的五大山脉(天山、帕米尔、兴都库什、喀喇昆仑和喜马拉雅)和这个地区发源的大河(阿姆河、印度河)画一个圆圈,那么在这个圆圈里,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个国家民族血脉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语言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共享信仰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有共同文化遗产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有山口、走廊、道路、口岸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高度互补的文化圈。直到近代,这里的很多国家在历史上形成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文化圈。今天,这里的很多地方还是一个未开发、原生态、世外桃源型的文化圈,如巴基斯坦的北部山区。

2014年暑期,在我带学生去阿姆河和帕米尔上课前,曾经在家里的旧书箱里,翻出一本苏联时代的小说《朱拉》,这本小说写的是上世纪20年代帕米尔高原古商道上的故事。小说中写道,吉尔吉斯的老族长取出他用红宝石从喀什商人手中换来的《禹贡》寻求占卜。《禹贡》这部2000多年前的经典讲的是最古老的地缘政治、周边外交和软实力外交:天子所在都城外500里称“甸服”,靠征税治理;“甸服”外五百里称“侯服”,即内臣,靠分封诸侯实行政治控制;“侯服”外五百为边疆地区,称“绥服”,即外臣,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靠教化和军事控制;“绥服”外500里称“要服”,即朝贡国家,为周边国家,靠政治、军事和文化同盟治理;“要服”外500里,为“荒服”,为蛮荒之地,古称戎狄蛮夷,让其放任自流的地方。包括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伊朗、土库曼斯坦在内的“古丝绸之路”文明圈应该属于《禹贡》里所描绘的“绥服”和“要服”地区,中国跟这个地区的关系维持需要文化影响和政治军事结盟。

我带学生去阿姆河、天山西段、瓦罕走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上课,发现帕米尔高原绝不是“荒服”之地。帕米尔高原不仅是天山、兴都库什山、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的汇聚之处,更是“丝绸之路”上的中亚、西亚、南亚文化的交通要道和十字路口。例如,古丝绸之路上的“河中地区”的母亲河阿姆河就发源于帕米尔高原。两千多年来,该地区孕育了多个中亚王朝和汗国,如阿契美尼德、大夏、萨珊、萨曼、花剌子模、察合台、帖木儿、布哈拉和浩罕等。

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等于重塑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文明圈。“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通道,而且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平台,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

建设“一带一路”价值共同体

“一带一路”文明圈的特点是多样、共存、包容、共赢。2500多年来,贯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文化是基于沙漠、绿洲、草原、游牧、高原为生活基础的特色文化,“丝绸之路”上的那些古老民族、文化、宗教,今天还存在。至今伊朗还有2万多拜火教信徒,伊朗议会里还保持着拜火教信徒的席位。“丝绸之路”文化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热爱生活,比如北方草原图瓦人和蒙古人的呼麦、突厥人的沙漠绿洲歌舞等。

自古以来,“丝绸之路”文化是多国共同维护、扶植的文化。例如,从伊斯坦布尔、大马士革、伊斯法罕、希瓦、布哈拉、撒马尔罕、安集延、奥什、喀什、和田、敦煌、到西安,就是一条长达几千公里的商道文化和商旅客栈文化。欧亚陆路的衰败并不完全是开通“海上丝绸之路”所导致的。19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英国与沙俄在中亚、西亚、南亚展开大国博弈,大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重新划分边界,在传统“丝绸之路”的通道上,设置了人为的障碍。例如,英俄对“瓦罕走廊”边界的划分,就阻隔了2000多年来中国、印度、阿富汗、中亚和西亚的最大通道。

有人提出疑问,中国文化的主要元素儒教和佛教都是无神论,如何与信奉一神教的国家建成文化和价值共同体?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这是因为其核心是中正平和,崇尚自然,追求和谐,不走极端,不搞民族斗争和宗教战争,这是唯一能够团结“丝绸之路”不同文明、民族和宗教信仰的文化。

通过“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文化强国,不是宣传“中国中心论”。“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都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建筑、艺术、历史、领袖和社会制度感到骄傲。但是,中国要清晰、独到地表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要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到“中国价值”和“中国梦”,而不是狭隘地局限在中国。中国在“一带一路”倡导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梦”应该是每个人都想实现和都能实现的。中国需要设计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记忆的“核心价值”,便于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传播。

中国的丝路文化价值用汉字“和”、“仁”两个字概括,更容易被“一带一路”国家理解和记住。“和”可以概括个人世界观、家庭观、社会观、国家观和天下观最美好的一面,如和美、和睦、和谐、温和、祥和、和气等。“仁”是人与人之间、邻里间、民族间、宗教间、国家最为高尚的价值观,如仁义、仁爱、仁政、一视同仁、宽仁大度、大仁大义等。“和”和“仁”不仅很好地表达了习近平同志有关新型国际关系的合作共赢的义利观,更可以创新性地翻译成简单易懂、朗朗上口的英文句子,便于对外传播。“和”根据其文字结构和字面意义,可以翻译成“Eat and let eat”(自己吃,也让别人吃);“仁”根据其文字结构和字面意义,可以翻译成“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和”与“仁”深刻地表达了从周恩来所提倡的“和平共处原则”和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各国之间必须坚持合作共存、相互关爱、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让“一带一路”成为沿途发展中国家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

“和”与“仁”还意味着,大国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大国为一己之私、到别的国家或地区以各种借口制造对抗、冲突、流血和战争。例如,美国强行把“美式制度”移植到阿富汗。但是,这个政权运行得并不成功,政府领导人不敢远离喀布尔,最近连续两个阿富汗的大城市被塔利班占领。阿富汗的知识分子分析认为,西方的政治体制并不适合阿富汗的“部落文化”,总统一定要任命各省省长,而老百姓听部落酋长的。结果总统和酋长互不承认,老百姓更多的是跟着酋长走,而酋长跟塔利班又是分不开的。结果,美国打了14年战争,阿富汗政府也成立了多年,但是塔利班仍然控制着这个国家近70%的人口和70%的土地。

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应该好好学一下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后人是如何征服阿富汗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北印度的塔克西拉,不仅没有屠城,还拥护当地国王继续统治。印度阿育王在印度普及了佛教,亚历山大的希腊军团和希腊后裔不仅没有破坏当地的佛教文化,还在其建立的希腊化的大夏王国及其后来的贵霜帝国,由国家资助佛教,并让希腊的工匠艺人按照希腊神像方式大修佛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佛像,被称为犍陀罗佛像。在贵霜帝国时代,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还影响到了新疆。今天我们在楼兰、尼雅、丹丹乌里克看到的文物多是希腊化的贵霜帝国的一部分。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和西亚时,杀人如麻,但他依然能够包容所有的宗教,允许他的子孙和子民信奉各种宗教,从佛教、儒教、道教,到伊斯兰教、基督教。成吉思汗大军虽然把巴格达屠城,但是留下了伊斯兰教。成吉思汗还邀请长春真人丘处机从青岛出发,绕道漠北,来到中亚阿富汗兴都库什雪山里讲道。

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文明的共同性和多样性。由于“一带一路”在地理上夹在多种文明体系中间,“一带一路”文明圈是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中国的新疆地区既是中亚的一部分,甚至跟西亚的伊朗有着密切的文化和血缘关系(塔吉克族),同时又是一个东亚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新疆的多个少数民族是突厥语系,但是又属于不同民族;既有共享文化,也有不同文化;语言上既有相通处,也有不相通处。比如乌兹别克人可以懂得维吾尔95%的语言,但是哈萨克斯坦只能懂得维吾尔40%的语言。塔吉克人如果跟维族人不住在一块儿,就基本听不懂维语。吉尔吉斯是突厥语系,但在文化、历史上跟维族和乌兹别克又存在严重的文化差异和民族矛盾。

因此,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是多样性文明的回归,而不是追求单一文化认同,这就需要一个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通性的意识形态支撑,即政治和文化上的多极化,尊重历史和传统。汪晖说得很好,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重重矛盾就来源于压抑认同的内在多样性,或者以某种认同的单一性撕裂由多样性构成的社会,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共同性基础。比如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把世界简单粗暴地撕扯成二元对立的单一认同社会,否定历史的地缘和文化的共同性。

中国在漫长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家、国、天下”多元一体的复杂国家概念与欧洲的“民主国家”概念相比,不是西方民主国家意义上的同质性的排他性的平等,而是如费孝通所讲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意义上的平等,保持差异,又能保持统一。以公民社会和文化的同质性为基础的西方国家,同中国这样一个以多样性、异质性、复杂性为特征的文明国家相比,中华文明能够包容儒教、佛教、伊斯兰教,让三者共存、共生和共赢的一个国家。这就是文化共生。

很多人认为最艰巨的挑战就是中国与伊斯兰国家怎么做到民心相通。伊斯兰文化是共建“一带一路”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陆路上西安以西就逐渐进入了伊斯兰文化占主流的内亚地带,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中亚五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直到土耳其,穆斯林均占各国人口的90%以上。伊斯兰文化地带是“一带一路”建设必经的枢纽地区,也是中国需要处理复杂因素的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实现中国同伊斯兰国家的民心沟通,如何让这些国家理解中国的政策文化。如果处理不好与伊斯兰国家在文化上相通的正确认知,就会导致国家间的不理解、不信任、不合作,甚至发生暴力冲突。

我们要自觉防止在“一带一路”上搞“新殖民主义文化”,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美国、英国、法国都曾经在这个地区用西方二元对立的排他性文化进行长期经营,从塔利班、基地组织、“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国,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对立表现为“恐战”与“反恐”的伊斯兰与西方国家的军事战争。中国要慎用西方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

(编辑 季节)



¨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5124日的“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上的演讲录音整理,演讲标题为《如何理解一带一路》,本刊有删节。

* 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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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最近五十年来,美国逐步成长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以及后冷战时代的唯一全球性超级大国,其“新罗马帝国”的...

 

当代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是复杂的,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话语中,美国的形象都充满矛盾,一方面似乎非常丑陋,另一方面又仿佛非常美好。因此,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在今天变得愈加必要。

“上帝的选民”之叙事逻辑产生困境

美国人有一种自然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美国宪法的前三个字是“we the people”,即我们合众国人民,或者我们人民,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所谓上帝的选民,并不是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投票者,而是特指的被上帝所赐福、护佑的民族。拜上帝所赐,美国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美国是山颠之城The City upon a Hill)。美国人把自己视为世界的立法者,天然负有为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立法的责任。美国为现代社会创造了不同于古典共和的现代共和、不同于贵族制的民主制、不同于旧欧洲的新帝国,并成为人权的标杆、自由的榜样、民主的样板和人类社会进步的窗口。

    这套叙事可上溯至美国的建国时代。殖民美洲的英国人就拥有这种自我期许的早期版本,美国的建国者也借此向美国人民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汉密尔顿、杰斐逊、杰伊三人化名“普布利乌斯”在《联邦党人文集》开篇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创建一个好政府,到底是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的选择,还是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联邦党人对美国人说,我们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将比母国英国更伟大、更光荣。把当下的政治选择寄托于一个对未来的美好设想,求诸未来安放当下,这是联邦党人说服美国人接受新宪法的政治修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百多年来的美国政治实践,可以视为是对美国1789年《联邦宪法》所勾画的宏大蓝图的迂回曲折的实践。随着美国在西方内部以及全球地位的上升,美国学者和政治家正是借助这种叙事,通过不断的自我循环式的论证,构筑了对美国自身的诸多美好想象。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自身的整个叙事,包括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文化叙事,变得愈加自信、成熟。必须承认,这是美国做得非常成功的地方。受过教育的普通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确信,我们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两百多年来,自由、民主、人权的故事在美国大地上反复传唱,这种自我确证也正是美国例外论的核心。然而,事实却不是这么一以贯之的。在建国初期,无论是民主、自由还是公民权利,都是小范围的,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白人、男性、尤其是清教徒的特权。恰恰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在形成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切实保障公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获得了巨大的道义正当性,迫使美国反思自身的种族问题。种族制下的美国怎么还能自称为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尽管美国出于对峙竞争的需要的确一直这样声张。种族隔离只有在开始威胁我们有效维持在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中的道德领袖地位之后,才得到重视。如果不废除种族隔离,美国国内就没有自由,也就不好意思继续充当自由世界的领头羊。著名的废除教育领域中的种族隔离的布朗案,实际上具有非常强烈的冷战背景。人权叙事开启于1977年卡特的就职演说,主要是作为美国的对外战略工具。民主叙事,始于1983年美国国家民主促进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的创建。而其经济价值观之一,即新自由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极端化版本,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被美国用作一种对外战略,向拉美、东亚、东欧、苏联及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地区推销。冷战结束以来最近20多年,更是“民主”叙事炙手可热的时期,民主转型研究成为学术热点,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正当性达到其自身的巅峰状态。福山认为这意味着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终结,因为最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也即自由民主制已经出现,这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可能性,没有别的选择,也不再会有别的选择。

当然,这些叙事的困境恰恰也正是从其巅峰开始的。如果人类社会也像自然界生命体的生老病死、新陈代谢那样,也有萌生、生长、成熟直至衰败、消亡,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帝国的解体并不是发生在它最虚弱的时候,而很可能是发生在它看上去非常强大的时候。当今美国似乎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美国在获得全球霸主地位之后,不断寻求提升对世界的干预权,因此变得越来越具有扩张性,但却在冷战结束区区10年就遭遇了二战以来的最大挫折,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愈加显著,911事件、欧洲难民潮都可以说是这种文明冲突的症候。那么,这一挫折是如何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并展开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晚近百年来、尤其是五十年来美国各方面的变化做一番历史考察,从而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美国。

美国正在多个层面走“下坡路”

上帝选民、山颠之城、世界灯塔之类美国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正如美国政治家所自称的那样,美国既是一个大西洋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它孤悬海外,没有一个强大的邻国,除了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国,没有任何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对其本土构成重大威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对于同样在美洲殖民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相对于加拿大、墨西哥这样的邻国,相对于拉美、南美这样的“后院”,美国都具有巨大的优势。这使得美国既不同于欧洲国家,也不同于亚洲国家,欧亚各国大部分都多次遭遇严峻的内外威胁,天然有种居安思危的意识。而美国长期以来并没有这种意识,即便曾经有过,相对于欧亚国家而言,也是比较微弱短暂的。比如珍珠港事件、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人在这种意识引导下一度同仇敌忾,其内外政治、法律、文化视野都为之大变。

因此,美国人长期以来形成了乐观主义、进步主义的心态,认为可以通过自身的劳动,通过变革,来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在苏东剧变、冷战格局结束,美国自视为独步全球的新罗马帝国之后,伴随着其经济形态和安全形势的变化,其民族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是这一转变的主要推动力。互联网是冷战背景下的一种核战争军事技术,冷战结束、最大的战略敌手解体,美国的互联网开始商业化、民用化进而变成了全球互联网,金融资本凭借互联网技术创造出一种全球性的金融市场,美国因而获得了操纵和控制这种全球金融市场的能力;相应地,美国的整个经济形态也从实体经济驱动转向了虚拟经济驱动。

全球化进程使美国有能力将世界各国整合进其经济链条,同时也加快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使美国的实体经济产业向东亚、东南亚国家转移。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美国实体经济开始走向相对意义上的衰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民族品质受到败坏,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民众开始依赖信用消费,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也加速膨胀,政府与民众都开始寅吃卯粮,透支未来。这一转变,连同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发力的贫富分化进程,推动了美国在经济、社会、观念和政治等多个层面开始走下坡路。

 经济分化逐渐加剧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美国走下坡路的第一步,美国两极分化程度从此逐渐拉高。美国是世界上富人最多的国家,同时其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加剧。根据美国五等家庭收入(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的长期走势,19471973年是其经济民主程度比较高的时期,以黑人解放、女性解放、文化解放、积极政治参与为主体的民主化运动压制了最富阶层的上升欲望,五等家庭收入同步增长,而且增幅差距不大。但是,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的基尼系数和两极分化程度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并逐年上升。共和党及其秉持的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开始发挥支配作用,其后,里根的政治保守主义、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与对外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相结合,重新释放了包括最富阶层在内的中上阶层的上升动能。从1973年到2000年,其实可以算到2010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收入越高、财富增速越快,收入越低、财富增长越慢。1%最上层的富人的收入,一战以后一直到1968年在不断下降,从1968年开始大幅增加。2008年,1%的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为18%2005年,就1%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的增速而言,美国、阿根廷并列第一,为17%。甚至,美国0.1%的最富阶层的收入比重也升至8%。从1978年开始,10%最富阶层的收入又回到了上涨轨道。1986年即回到41%,之后六年相对稳定,直至1994年后又迅速上升,1997年升至48%,之后又回落至2002年的44%,然后又是一路高歌猛进至200750%

在美国,金融市场资本收益的受益人绝大多数都是富人,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经济规律,越富有的人,越有资本投资,获益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重要的事实在于,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从金融市场当中获益,资本的扩张并不是有利于多数人的。

相反,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财富积累止步不前。经理层和普通工人的平均薪酬比,1980年代是42倍,今天则是400多倍,增加了十倍。普通工人的实际最低工资,从1968年的时薪8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5美元。美国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远低于欧洲,1950年的巅峰期也只有36%,现在更是低至13%,因此,通过工会活动谋求权利保障在美国变成了一项少数人的特权,大多数工人并没有这个权利。在贫富两极分化的道路上,美国的确走在了世界的前头。

社会失范现象频生

美国是世界各国中民众持枪比例最高的国家,每百人持枪率高达88.8%,有人认为高持枪率说明美国公民享有反抗政府暴政的权利,但事实上这种权利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在法治状态下,一旦有人非法持有或使用枪支,就会立刻遭到警察的暴力压制。当代美国警察的装备已经高度军事化,美国警察的治安权力,尤其是在街道、交通治安层面,变得越来越大,警察权屡屡受到滥用。因此,普通人必须听从警察的指挥,一定不要让警察误以为你在掏枪,否则警察会直接开枪射杀。持枪权与警察装备的军事化和警察权力的滥用相互叠加,在美国成为一个社会政治热点,而且是一个基本无解的热点,体现出美国社会日益严峻的失序和失范问题。

民主化运动以追求个性自由和多元生活为标志,却导致美国社会犯罪率攀升。有鉴于此,美国保守主义者举起维护法律与秩序的政治口号,但事实表明,保守主义未能真正扭转美国社会中个体行为失范、家庭价值解体和社会分裂的总体进程。美国现在已是世界上监狱人口最多的国家,每10万人中有716个囚犯,囚犯数量从1972年的30万激增至2014年的230万。美国也是世界上军费最高的国家,军费总额相当于除美国以外所有国家的总和。美国同时也是对外出口武器最多的国家,占全世界出口武器总量的30%。美国还是全世界医疗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最高的国家,但医疗效果却很不理想,原因在于受益人局限于医保公司、医药公司、医疗设备生产商,导致美国的药品、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价格都堪称全世界最高。看病难、看病贵在美国是一个老大难的社会问题。在35个发达工业国家当中,美国还是婴儿出生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以及大学学费最贵的国家。

非婚生子女比例逐步上升也是美国社会失范的重要表征。19652010年,黑人非婚生子女比例升至72%,西班牙裔的这一比例升至54%,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也达到36%,整个美国各种族平均的非婚生子女比例平均是41%,这意味着已经有接近一半的美国家庭不再完整,这无疑是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其长期影响值得关注。

思想观念出现巨大分歧乃至撕裂

好莱坞自由主义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好莱坞生产的影视作品通常都是以自由主义为主旋律的。但好莱坞编剧、导演、制片人以及幕后老板的价值观念和美国的普通人之间存在很大的观念差异。前者中自由主义者的比例高达60%,但后者只有30%。相较而言,美国普通人中保守主义者占43%,但在好莱坞这个比例只有14%。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观念分歧,体现在很多方面。

其一是政党倾向。一般来讲,政党认同与意识形态认同应该是一致的,即如果一个人自认为是某一党派,也基本意味着他认同该党派的意识形态,比如一个精英认为自己是自由派,他一般会选择加入民主党;一个精英认为自己是保守派,那么他一般会选择加入共和党。但在美国却不是这样。政党领导人的一致度高于政党精英,政党精英又高于普通选民,民主党的普通选民只有34%认为自己是自由派,共和党内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

其二是选民的意识形态倾向。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还是占多数,至少远远高于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认为是民主党的人数在下降,这很可能是因为民主党的政党纪律非常松散。自认为是独立的、无党派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数在最近几年有所上升。而两党的忠实选民一直以来基本是稳定的。新世纪以来,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数逐渐增多,民主党的忠实选民人数在下降,相反共和党的忠实选民人数却在上升。这说明,新世纪以来,美国普通人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倾向于保守化,由此衍生出茶党运动、反堕胎运动等社会浪潮。

其三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政策分歧。两党的政策分歧非常明显,在经济、犯罪惩治、刑事司法、社会政策甚至国家安全政策上,两党都是针锋相对的。这些分歧主要表现为,政府要不要干预经济、政府要不要加大投入去预防犯罪或者惩罚犯罪、政府要不要扩大社会福利支出、以及坚持什么样的国家安全理念。比如,自由派认为政府应该在全世界支持人权,这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但是,保守派认为这种想法比较虚伪,美国应该更直接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空谈人权。如此看来,美国的共和党人的确比民主党人更坦率。

不平等的政治参与

美国政治是利益集团主导的多元主义政治,而有政治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又大都是社会的中上层阶级组成的,因此多元主义政治模式实质上仍然是少数上层精英的统治。美国活跃的、有重大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中,由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组织起来的占到88%,这些人是富人精英阶层而非普通人。

相应地,虽然传统上来讲,在政党政治层面,民主党一般代表中下层利益,共和党更代表中上层利益,但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动员对象并没有太大差异,都是中高收入群体,区别只是共和党的动员对象的平均收入在中位收入以上,而民主党的动员对象的平均收入在中位收入稍偏下。竞选捐款的主体到底是谁呢?年收入在五万美元以下的只有5%捐款,年收入在五万美元到十万美元之间的是14%10万到25万之间的35%25万到50万之间的是26%50万以上的是20%,也就是说,实际上95%的捐款者的年收入都在五万美元以上,捐款者绝大多数都是中上阶层。在种族上,捐款者95%都是白人,也就是在当代美国,真正影响政治的仍然是白人。

如果按照年收入划分,把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划入高收入组,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划入低收入群体,可以发现,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在政治参与上差异巨大:在高收入群体中,86%的人投过票,17%参与竞选,56%捐过款,50%和政治家、政客有过政治联系,7%参加过抗议活动。在社区活跃度上,高收入群体中38%的人很活跃,73%的人在政治参与上更积极。高收入群体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远高于低收入群体。

美国国会议员的连任率居高不下。按照美国建国者最初的设想,为了防止民主制的败坏,议员和行政官员要频繁进行选举、更换,避免同一个议员或行政官员长期占据议席或官职。但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参众两院的连选连任率,平均都超过90%,因此有美国学者指出,议席正在蜕变为代表的财产

在严重不平等的政治参与状态下,大众越来越不信任政治精英。从1964年一直到1980年代,信任度都在下降。里根时代的前半段有所上升,但从其后半段开始又在下降,19942001年在上升,“911”之后又急剧下降。大众对政治的不满意度也非常高。人们普遍认为,政府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把持,无法代表人民的真正利益诉求,政府并不关心人民,政府官员自身有特殊利益,他们是为其自身而不是普通人服务的。这加剧了民众的政治冷漠度:主动和他人讨论政治的人只有30%35%,愿意主动投票的人也只有30%35%,能够积极参与政治的只有30%45%。可以看出,在精英统治模式下,大多数人并不喜欢参与政治。

政府机构越来越臃肿

美国建国之初只有4个部门:国务院、财政部、司法部、国防部;后来逐步组建了内政部、农业部、商业部和劳动部、卫生服务部,1965-1990年之间设立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交通部、能源部、教育部、退伍军人部、环保局,2002年建立了国土安全部。除了新设政府部门,政府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13年,包括所有政府雇员在内,美国联邦公务员接近280万,州公务员达到450万,地方政府公务员总数为1450万。美国各级政府的公务员总数达到了2180万。按照政府雇员占就业人口比重计算,6个就业者中就有1个受雇于政府部门。按照政府雇员占全体人口的比例计算,约每12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是政府雇员。很显然,美国的政府规模是极为庞大的。

美国联邦政府雇员一半的人隶属于国家强制部门。在全部政府雇员中,国防部的文职雇员占36%;其次是退伍军人部,占16%;第三位是国土安全部,占9%;第四位是司法部,占6%。这4个部门都是国家强力部门,他们的雇员总数占美国联邦政府雇员数的51%

随着美国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其政府开支也相应增加,联邦政府需要通过财政资源控制地方政府,还要维持在全世界的军事存在,导致美国政府公债自二战以来不断扩张,特别是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幅推行赤字财政,使得美国当下的公债总量已经非常惊人,其公债总量等于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

总体而言,最近五十年来,美国逐步成长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以及后冷战时代的唯一全球性超级大国,其新罗马帝国的自我期许不断强化,美国的扩张性、侵略性也越来越强。同时,美国也开始走下坡路,其经济、社会、思想观念、政治都出现了不可小觑的衰变。经济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引发了思想观念、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国家治理的两极化。因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把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称为“金融资本发动的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寡头政变”。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借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将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归咎于“1%有、1%治、1%享”。“休克疗法”的发明者萨克斯将美国民主党称为“华尔街的民主党”,将共和党称为“石油巨头的共和党”。1989年宣告“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近年来也开始呼吁结束代表中上富人阶层的两党之间的相互否决制(a vetocracy),建立民主独裁制(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以图解决当代美国的重重困境。

当代美国政治制度的现状

对于理解因“帝国化”而走下坡路的当代美国而言,联邦党人的内外政治视野仍有启发意义。一方面,联邦党人有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即首先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并谋划成为新帝国;另一方面,他们也有自己的国家观,他们考虑的是新生的美国如何才能存活。在十三个邦组成的松散“邦联”状态下,在没有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作为政治体统领者、整合者的状态下,这两个目标都是空中楼阁。因此,必须制定一部联邦宪法,而其最终和最高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联邦政府,一个有权有效的联邦政府,其次才是政治权力不同分支之间的制约和平衡。正是因为其政治目标的双重性,学术界对它的政治与法律理论解释也始终存在两个方向,一方面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联邦政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权力的制约和平衡的必要性,误解往往来自于只强调后者而忽视前者。

联邦党人相信,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民,他们同文同种,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偏好,但在“邦联”时代,他们同时既隶属于邦、又隶属于邦联,这种主权中的主权是典型的政治怪胎,各邦往往只维护地方利益,彼此利益分歧严重,尤其需要一个全体美国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意志的代表,只有全国性的政府才能超越各种地方利益,成为这种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而活跃在这个全国性的联邦政府中的政治家们,包括参众议员、总统、最高法院大法官,比地方领导人更有能力、更有德性,而总统又是重中之重:国家治理情况的好坏,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责人如何……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联邦党人文集》第六十九篇)

因此,联邦党人在1789年联邦宪法中为总统权的扩张留下了充分的空间,美国总统直到1944年为止,一直没有连选连任限制,美国总统的否决权也得到了国会最大程度的尊重。在大多数情况下,否决权的行使是否顺畅,取决于总统本身,而强势总统的否决权更可能获得国会的尊重。就长期趋势而言,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当中,从林肯,到老罗斯福、威尔逊,再到小罗斯福、克林顿、小布什,总统的宪法外权力都在不断强化,当代美国政府规模、政府开支、政府职能不断膨胀的背后,是总统行政权的持续扩张。只有充分的政治集权,才能有所作为,美国历史上,现代国家建设和政治制度真正的革故鼎新都是在同一政党控制总统职位、参众两院乃至最高法院的时期才实现的,这种状态并不多见,更像是靠运气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如果行政权力、立法权力、司法权力为不同政党所掌握,往往就会出现政治僵局,三个权力部门都有相互否定的权利,三者角力,互不相让,从而导致美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形成福山所说的否决式政体。

晚近百年、尤其是五十年来,美国总统越来越像一个君主,国会越来越像是选举的寡头制,民主因素被削弱抑制,而沃伦法院之后的美国最高法院,无论能动与否,本质上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机构,罗伯茨法院所推动的法人权利的自然人化就是一个明证。因此,当代美国政制是典型的混合政制,也就是君主制、寡头制、民主制三者的混合形式,而且君主制、寡头制的成分已经形成了对民主制成分的压制之势。晚近五十年来美国所经历的经济分化、社会失范、观念撕裂、不平等的政治以及政府的膨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联邦党人的构想,也背离了托克维尔所说的一个民主社会所必需的身份平等。

今天的美国走下坡路的趋势已经清晰可见。美国兴衰之门户、进退之虚实、变化之得失、损益之轻重,对于那些希望从美国身上获得某种“现实镜鉴”的人们而言,对于那些不欲简单臧否而希冀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的人们而言,不可不察之,不可不审之,也不可不慎之。

(编辑  杨利红)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本文的初稿经张志鹏、王子豪、姚啸宇等同学校对整理,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强世功、丁耘、苏长和、章永乐、萧武、刘晗等师友的帮助。

作为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出生的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一位是萨缪尔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和政策对话倡议组织主席斯蒂格利茨为各界熟知...

 

作为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出生的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一位是萨缪尔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和政策对话倡议组织主席斯蒂格利茨为各界熟知。

两获诺奖的经济学家

1943年,斯蒂格利茨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一个中产阶级商人家庭。到处可见的贫困、失业、歧视与不平等,有强烈的公民与正义感的父亲,教育孩子“金钱不能使人幸福”的母亲,都对斯蒂格利茨日后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斯蒂格利茨考取了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后,在学习期间,还在报纸公开撰文缅怀马丁·路德·金,称他影响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这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对另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纪念和缅怀。在薪火相传的意义上,不理解马丁·路德·金,很难全部理解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

大学还没毕业就被阿姆赫斯特的老师推荐去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就读期间,斯蒂格利茨和同学阿克罗夫以一篇合著的会议论文,登上美国的经济学舞台。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让这两个老同学一起收获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作为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1995年报告的主要作者,斯蒂格利茨的重要贡献使得IPCC获得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如果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凸显了斯蒂格利茨的学术贡献或个人成就,IPCC的诺贝尔和平奖则是斯蒂格利茨等促进世界和平繁荣的集体肯定。

1967年,凭借对不平等问题研究的一篇论文,斯蒂格利茨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1970年获得了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职位。此后,除了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始终没有离开经济学讲台。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研究遍及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领域,涵盖从效率到公平的各项议题。他是学术论文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被认为是改变世人对世界认知的极少数经济学家。在祝贺斯蒂格利茨从教50周年的学术庆典上,作为学者的他戏言,他几乎在所有的美国一流大学工作过。作为经济学教授的他,培养了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等一批经济学博士;作为官员的他,遴选了包括现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福尔曼在内的青年经济学人进入白宫和世界银行,和他一道工作。

从白宫到世行的政府高官

对经济学各个领域的前瞻性原创研究,对公共事务积极而忘我的热情参与,对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坚定追寻,对世态冷热与自身得失的乐观淡定,一直是斯蒂格利茨多年来学习、研究和工作的特点和态度。对传统经济学模型和流行经济学理念的怀疑和挑战,对市场经济稳定性和平等问题的关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彼此作用,是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1993年,受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斯蒂格利茨进入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成为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制定的局内人,这个经历为他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当然,这并不是斯蒂格利茨第一次从一线实践中思考经济学问题。无论是在故乡加里市还是在非洲的肯尼亚,现实案例都曾拉近了他与现实经济问题之间的距离。这些经历,使他比在城里长大的同学们能更好地理解经济问题。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任职经历,使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研究有了更大的优势。这一机构需要提供的政策建议,并不仅仅是宏观经济方面的。斯蒂格利茨深度介入了各种政策的讨论和制定。

1997年,世界银行邀请斯蒂格利茨出任主管发展问题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他介入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减贫问题,在各种场合上为发展中国家说话。他公开批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推行的很多政策,认为IMF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既不正确、也不民主;IMF本身也是一个不民主的机构,由一个国家行使投票权,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缺乏代表性。

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斯蒂格利茨对IMF一系列政策的不满达到了顶峰,IMF和美国财政部则希望他保持沉默。尽管世界银行行长也认可斯蒂格利茨的诸多理念,但是斯蒂格利茨还是决心重返学术界。有人说他是成功的经济学家和失败的官员。可他志在经济学和天下苍生,无论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还是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于他都轻如鸿毛。

心怀天下的“世界教授”

2003年,斯蒂格利茨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并担任主席。校级教授是美国大学给予该校教职员工的最高荣誉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动员了各国上百名学者参与其中,就全球重大发展问题进行政策讨论和学术研究。对斯蒂格利茨而言,重返校园是其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继续。

2002年以来,斯蒂格利茨撰写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满》、《喧嚣的九十年代》、《自由落体》、《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不公平的代价》、《创建知识性社会》、《大分裂》等十多部著作,在全世界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仅《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就被译成至少35种文字,销量过百万册。这些书籍的议题,既涉及 “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之间有关发展模式的争论,又涉及美国经济社会的过度金融化、不平等化等问题;既涉及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之间的辩证关系,又涉及创新的微观机制和宏观制度设计、产业政策、自然资源管理等。在批评“华盛顿共识”、过度金融化、去监管化与不平等化等问题的同时,斯蒂格利茨肯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华盛顿共识”之外独立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区分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百姓福祉之间的巨大差异,强调了政府在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市场经济失灵等方面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设计了从国民幸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治理、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与世界和平繁荣的路线图。

针对美国及全球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斯蒂格利茨近年来连续出版三本著作。他指出,美国的不平等问题是一个政治选择的结果,号召美国社会上下齐心、切实解决这一问题。他对美国政府的批评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也体现在IMF年会以及处理国际偷漏税、希腊危机和阿根廷债务的多个国际经济场合。

斯蒂格利茨担任了多个国家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的政策顾问。2008年,应法国总统萨科齐之邀,斯蒂格利茨出任“经济表现测量和社会进步委员会”主席,负责研究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关系。2009年,联合国大会任命斯蒂格利茨担任联合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主席,负责对现存不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研究提出改革建议。2011年到2014年,斯蒂格利茨出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从教50年来,他被包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内的40多所国际院校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当选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美国哲学学会和计量经济学会的院士,以及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国家学术院的通讯院士等。

哥伦比亚大学的官方通讯称斯蒂格利茨是世界的教授(The Worlds Professor),这个头衔或许是对他学术生涯的最好的概括。

为中国改革开放建言

1980年代首次访华以来,中国的大江南北都留下了斯蒂格利茨的匆匆脚印。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七卷本《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及其它十几本专著,也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的巨变和当下的改革,是他的经济学课堂和执教50周年庆典的核心话题之一。除了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许是斯蒂格利茨最为关切的问题。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蒂格利茨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心、支持和建议,得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在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斯蒂格利茨积极推动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6年当中美两国关系处于低谷时,斯蒂格利茨受命担任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访问中国,为促进两国关系而努力。1997年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后,斯蒂格利茨更加关注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1998年,斯蒂格利茨在北京大学发表“中国第二代改革战略”的演讲,得到朱镕基总理的高度评价,并推荐《人民日报》第2版全文刊发。

近年来,斯蒂格利茨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多次在中国召开学术研讨会,探讨中国和世界经济格局面临的重要问题。他关心和支持中国经济学教育与人才培养,先后获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名誉教授或讲座教授,与中国经济学界互动频频。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很多值得参考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模式和路径方面,他指出了“华盛顿共识”存在的种种问题,肯定中国自主发展道路和经验的重要性,强调渐进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

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场产生了太多的失灵,市场也不能存在于真空世界里,政府必须设定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良性的发展机制有赖于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关系的彼此平衡。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他指出了以科斯定理为核心的产权至上理论的缺陷,称其为“科斯谬误”,认为在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大型企业中,明晰的产权对企业的效率本身并不重要。

关于金融市场的监管,他认为中国政府应对此高度重视,不要重蹈美国因政府监管不足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覆辙。尤其是对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要审慎,决不能操之过急。

关于不平等问题,他认为中国应该在改善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提高医保水平、打击寻租腐败等方面一起发力。

关于创新,他认为政府和市场应该各自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合力打造一个学习型社会、创新型经济。因为创新不仅仅是个别政策产生的,而是整个经济社会体制运行的结果,包括那些影响社会平等、教育医疗的因素。

斯蒂格利茨还认为,中国应该从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缺陷(比如过度的专利化等)中吸取教训,设计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体系。

2015年初,斯蒂格利茨发表题为《中国世纪》的文章,再次吸引全世界广泛关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按照购买力平价指标,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应当正视这一事实,放弃零和博弈思维和以遏制为中心的对华外交政策,和中国一起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针对美国政府对亚投行的摇摆态度和霸权思维,斯蒂格利茨公开撰文表达对中国发起亚投行的坚定支持,认为这一多边倡议将有助于缓解发展中国家援助资金不足的问题,而通过基础设施带动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

多少年来,在涉及中国威胁论、中美贸易赤字、知识产权和人民币汇率等一系列问题上,斯蒂格利茨一次又一次为中国仗义执言,在美国和西方主流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肯定中国发展道路和成就的同时,斯蒂格利茨也一再强调, “十三五”期间,中国政府应该在环境、创新、平等、健康、教育、社保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些都是斯蒂格利茨这位老朋友的知心话,值得中国政府部门和经济学家们认真考量。

(编辑  王生升)



¨ 本文原载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2015119日。

* 周建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联合培养博士生、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人民币成为法定国际储备货币,自2016年10月1日起,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一起共同构成特别提...

 

20151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做出正式决定:中国的人民币将成为法定国际储备货币,自2016101日起,作为第五种货币,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共同构成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即将成为国际公认的“超级”货币。对于现有的国际机制来说,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取得了最难能可贵的决定性发言权。这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志。

特别提款权和货币篮子

理解人民币入篮的关键是特别提款权,即SDR[1]1。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结算,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始之初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它有三个用途:一是作为本国储备资产,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进行拨付轧账;二是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利息和支付费用;三是参加国之间,相互提供和偿还贷款、借款担保、远期交易以及赠与等金融业务。

通常认为,特别提款权具有4个特征:首先,特别提款权本质上是由基金为弥补国际储备手段不足而创制的补充性国际储备工具,基本作用在于充当成员国和基金之间的国际支付工具和货币定值单位,同时也可在成员国之间兑换为可自由使用的外汇。其次,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资产,由基金根据国际清偿能力的需要而发行,并由基金成员国集体监督管理。再者,在基金特别提款权账户下,参加国(享有对自有储备资产的提款权,不受其他条件限制,提款无须偿还,并且可以获得利息收益特别提款权利率的计算方法,大致是根据美、德、日、英四国金融市场短期利率加权平均计算而得,每季度调整一次。最后,为了维护特别提款权作为较为稳定的国际储备资产和货币定值单位的公平基准,基金组织可在任何时候改变特别提款权的计价方法与原则。

通俗地讲,特别提款权是一种账面资产,也就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使用资金的权利。虽然它不是有形资产,但可以用来清偿债务、用作债权凭证、充当国际礼物,或兑换为其他流通中的任意货币。因此,它是一种货币的国际身份和世界地位的金融象征。

那么,特别提款权是怎样分配的呢?

特别提款权1969年由基金年会正式创立,与黄金挂钩,规定35特别提款权等于1盎司黄金。由于当时1盎司黄金 = 35美元,所以特别提款权与美元等值,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特别提款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都以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来套算。

1971815日,美国尼克松政府放弃美元“金本位,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1973年,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纷纷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19747月,特别提款权与黄金脱钩,改用一篮子16种货币作为定值标准。1980918日,基金执行理事会决定,自198611日起,以国际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额最高的5个基金成员国的货币组成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每5年调整一次,该五国货币被定为可自由使用的货币。据此,“一篮子”的组成货币减少为5种主要货币,即美元、联邦德国马克、日元、法国法郎和英镑,它们在特别提款权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2%、19%、13%、13%、13%。1987年,货币篮子中5种货币权重依次调整为42%、19%、15%、12%、12%。2000年,欧元取代马克和法郎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此后,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4种货币的比重虽然略有调整,但币种却从未增减。

一定程度上说,组成货币篮子的货币,代表着所有其他货币的定值标准,发挥着其他货币 “定盘星”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特别提款权的分配额度,直接影响了成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诸多权利,影响了成员国制定经济政策的行动能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IMF成员国可以自愿参加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成为特别提款账户参加国,每5年为一个分配特别提款权的周期。1969年,第24届基金年会决定了第一次分配期,即自1970年至1972年发行95亿特别提款单位,按会员国所摊付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份额越大,分配得越多。这种分配方法,使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分得最少,而发达国家则分得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此非常不满,要求改变这种 “出钱多,分配多”的资本至上的分配方法,要求把特别提款权与援助联系起来,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基金中的份额。

特别提款权的取得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议定的份额(会不定期调整)分配,二是从其他成员国买入。买入的办法,就是有实际需求的成员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用一篮子货币换取特别提款权,然后由基金安排外汇短缺成员国予以兑换。于是,申请国的特别提款权头寸增加(相当于存款增加),兑换国的头寸相应减少。

对于IMF而言,成员国之间的特别提款权头寸交换不改变总的特别提款权规模。特别提款权总规模不定期增加,历史上已经进行了5次增发,迄今共计2800亿。

197841日生效的《牙买加协定》,是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继《布雷顿森林协定》后的又一重大事件,通过使浮动汇率制合法化、实行“黄金非货币化”和扩大特别提款权使用范围,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但事实上,《牙买加协定》中“今后应以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资产,最后取代黄金和储备货币的地位”的目标远未实现,外汇在世界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多年来都高达80%左右,其中主要是美元。这种局面从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游戏规则——“天不变,道亦不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19451227日在华盛顿成立以来,始终被发达国家所掌控,特别是捏在美国手里的一票否决权,越来越严重阻碍着新兴工业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

在当今世界以及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储备货币依然大行其道,说明国际货币机制既是主动设计和人为塑造的结果,更是主要大国国际战略博弈和国家意志竞争的结果,尤其是国际市场选择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淘汰的结果。

10.92%预示了什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人民币将在调整后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占据10.92%的比重。相应地,美元的比重将占41.73%、欧元为30.93%日元占8.33%英镑8.09%

1130日公布的特别提款权最新份额,昭示了多方面的深刻内涵。

第一,人民币“入篮”之前,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如同四大金刚,其权重分别为41.9%37.4%11.3%9.4%。。人民币“入篮”削弱了上述4种货币的权重,这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第二,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后,欧洲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合计损失9.68%;美日仅触及皮毛,失去1.24%;美国可以说几乎毫发无损,美元比重仅仅下降了微不足道的0.17%。美元仍旧遥遥领先,继续充当惟一的世界货币,对比之下,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4种储备货币,可称为国际货币,但算不上世界货币。

第三,国家实力是货币实力的后盾。在刚刚宣布的份额框架中,欧元 + 人民币 = 41.85%,大于美元的41.73%;但欧元 + 人民币 + 英镑 = 49.94%,又小于美日的50.06%;而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差额30.81%,差不多等同于欧元的现有份额。人民币与美元在权重上存在巨大悬殊,但其经济规模正在逐渐接近。这两种货币的长期趋势和中短期表现,直接反映了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复杂联动,也将体现出中美之间竞争合作状态以及它们各自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能力。

第四,调整权重的计算方法本身存在重大缺陷。目前的方式过于倚重拥有发行世界货币和国际货币的主要国家央行,其他较大经济体的货币鲜有参与,其余国家更是不予考虑。其次,官方外汇储备情况与一国货币在国际金融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几不相干,而外汇市场流动性、资本市场活跃度、衍生品交易量、金融资产计价的高使用率等因素,亦即市场提供能力,似乎更具优势。再有,当前公式沿袭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惯性,且赋予出口过高权重。

第五,人民币的需求预期空前增强。特别提款权接纳人民币,标志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肯定,人民币成为基金官方储备候选货币。作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四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和国际银行间贷款货币、以及第七大国际储备货币,在IMF批准特别提款权可以直接兑换人民币后,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必将水涨船高,这有利于减轻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发行也将逐渐增加。

第六,中国金融业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跃升。中国的金融改革,短期看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长期看是能否实现经济转型升级、金融平稳开放,从而造就一个主体多元、规则透明、深度和广度兼具的金融市场,以及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完备的监管管理体系,为实体经济的真正跃进服务,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值得称许的是,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过程中,中国有关部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现了有效交流和双向激励机制。后者提出的一系列标准和要求,有助于加快中国的各项金融改革,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而前者则提供了当今世界最有朝气、最具潜力和最具挑战性的国际金融理论孵化器和全球治理政策试验场。

第七,新货币篮子进一步印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剧烈嬗变。中国倡导的亚投行,形成了现代经济史上中西合璧的金融制度创新。

欧洲可被视为中国现阶段金融变革的同盟军,但非洲、拉美和中国周边国家才是实现这些金融变革的依靠力量和主导力量。这一点,需要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铭记在心。

新世界,新路标

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篮子的组成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给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将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这也是对于中国政府过去几年在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方面取得进步的认可。

由于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和国会的顽固阻挠,尤其是美、日两个特别提款权大户在政治上对中国缺乏信任,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处处受制于人。人民币过了储备货币这道坎,就没有哪个国际机构可以扼住中国的命运,国际社会再难以用双重标准限制中国的行动自由。

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构成货币之后,中国企业的国际贸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将会显著下降。进口和出口均可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省去了汇兑手续和成本,避免了汇率风险,有利于明确核算各个环节和整体交易的投入产出与利润收益。

对于中国的生产型企业,人民币行将扮演的新角色,有助于其对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它们在设厂、雇工、买进原料、卖出成品、核算盈亏、银行贷款、支付费用、当地纳税和利润汇回等方面,会享有更为透明的商业环境、更受青睐的融资方案、更为便捷的会计处理,也有利于其海外收购和全球化配置资产,以及开展资源、技术合作。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转化为行业竞争力。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人民币成为硬通货,则是如虎添翼,相当于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颁发了“世界通行证”。

对于公民个人,则会减少换汇损失和麻烦的手续,享受主体货币的便利。如果是个人理财,人民币的稳定坚挺,也是大大的利好。

为了巩固现有成果,我们还需要谨记下述原则:

战略层面,货币政策选择更加谨慎且富于弹性。人民币“入篮”,只是确定了参加大赛的上场名单,能否夺冠,更艰苦的过程是在比赛过程中。政策层面,量力而行,保持中国特色。要警惕贪大求全,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必须稳扎稳打,切实防范外部冲击,使其服务于稳定、均衡、增长的中国实体经济。

监管层面,务求稳妥,严防人民币流通和运行中的内外溢出效应。加快新的法律、规章、措施的制定,建立国际合作执法新模式。

人才方面,只争朝夕,立足自我培养,多种途径并举,使一支政治上可靠、高度专业化、敢为天下先的队伍成长起来。

(编辑  王生升)



* 赵昌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全称IMF's 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 currency baske,目前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四种货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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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烦恼”

田文林

2016-06-10 09:58:43

内容提要:西方跨国产业资本转移,导致新兴国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跨国金融资本推波助澜,加剧新...

新兴经济体普遍遭遇发展困境

2013年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陷入经济困境。

一是经济增速普遍放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7月统计数据,新兴经济体增长率逐年下滑:2013年为5.0%2014年为4.6%2015年降至4.2%[1]世界银行预计,2015 年新兴经济体增速为4.4%,低于201412月预计的4.8%2015年第二季度,除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增速平均只有1.8%,低于发达国家2%的增长率,为近年来首次。就国别而言,中国过去长期保持8%以上高增长,但2014年增长率仅为7.4%,为1990年以来最低增速,2015年预计只有6.8%2008年金融危机前,俄罗斯经济增速达到8%,自2010年以来逐年下降态势明显。根据IMF的数据, 其2013经济增长1.6%2014年为0.2%2015年可能进一步萎缩。巴西在2010年经济增速达7.5%,但2014年经济增长率仅有0.2%预计2015全年衰退2.26%2016年还将继续萎缩。

二是资金外流、货币贬值严重。IMF统计,目前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跌至15年来最低水平,仅2014年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总量就超过1万亿美元。[2]就国别而言,摩根大通20157月报告显示,中国过去5个季度的资本外流达5200亿美元,相当于抹去了2011年以来吸收的全部外来资本,仅2015年第季度的资本外流额就高达1420亿美元。俄罗斯2014外流净资本达1340亿美元,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相继下调了俄主权债务信用等级。受此影响,人民币、卢布等新兴国家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均跌至近年最低点。

三是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凸显。2012 年以来,拉美国家贫困指数停止下降,贫困人口占比徘徊在28%左右,委内瑞拉贫困人口比例超过32%20136月,巴西因公交票价上涨0.2雷亚尔(0.6元左右),引发20多年来最大抗议,80多座城市100万人上街抗议;201312月,阿根廷全国20多个省份发生哄抢和警察罢工事件;20153月底,南非爆发大规模排外骚乱,上万名外国人流离失所; 20135月底以来,土耳其爆发大规模持续抗议;20159月,印度举行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近1.5亿工人参与罢工。

曾经风光无限的新兴经济体,正在遭遇发展困境。摩根斯坦利将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南非列为“脆弱五国”(Fragile Five)。[3]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金砖国家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可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4]

当前新兴国家面临的困境并非偶发现象。20世纪以来,尽管欠发达国家纷纷追求经济现代化,但绝大多数国家长期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鲜能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据统计,二战后全球超过100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少数经济体跨入高收入行列。世界银行估计,20世纪60年代确定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在2008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5]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有必要置于国际资本体系下分析。

跨国产业资本转移牵动新兴国家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是对新兴国家进入跨国产业资本现状的描述。“其兴也勃”是指,跨国产业资本进入为新兴国家带来繁荣。新兴国家短期内实现经济繁荣,与资本跨国流动和逐利本能有着直接关系。资本是诸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成分,其本性就是谋求利润最大化,但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又是资本运行的必然规律。发达国家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状况,因此,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就进行“时间-空间修复”,[6]即通过向那些尚未充分开发、利润率更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来获得更多利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2005-2014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增加10倍,投资增速比发达国家快30%2014年接受直接投资最多的前20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尼、俄罗斯)。[7]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资本涌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扩散,激活了这些国家原来的人口、资源等潜在要素,使其经济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态势。2001年,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推出金砖五国”(BRICS,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汇丰推出灵猫六国”(CIVETS,包括中国、印尼、印度、越南、土耳其与南非);高盛再度推出金钻11”(Next-11,即增长潜力仅次于金砖五国的11个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尼、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与越南)。新兴经济体一时风光无限。

 “其亡也忽”是指,跨国资本离场使新兴国家陷入经济萧条。跨国产业资本是把“双刃剑”,它给新兴国家带来短期繁荣的同时,也带来长期的发展问题。

一方面,跨国产业资本涌入往往会摧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尤其是为数不多的高端产业,使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产业链下游位置。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毫无缓冲、毫无准备的自由贸易中,不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部门(如电子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制造等),往往最先遭受沉重打击。[8]发展中国家能够保留下来的,大多是纺织、水泥、造纸、出口加工等中低端产业,很难为新兴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产能及动力。另一方面,跨国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大多是松脚型工业”(footloose industry),关键时刻往往“脚底抹油”。这些外资主导、外科手术植入式的中低端产业,总是在不断寻求成本最低、收益更高的投资场所。它们当初涌入新兴国家,就是看中了新兴国家在劳动力、土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一旦投资成本及市场环境转变,跨国产业资本就会将工厂迁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地区。[9]

按照沃勒斯坦的估算,从投资大量进入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当地工人被有效组织起来,迫使工资上升和资本抽离,大约需要30年时间。[10]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已经超过30年,一定程度出现了资本过度积累现象(如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日增,平均利润率下降。例如,过去“中国制造”的低成本是吸引外资的优势,但近年来中国劳动人口日益缩减:2011-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560万,劳动用工成本上升。人口红利的投资优势逐渐丧失。

这种“候鸟型工业”的迁离,使新兴国家出现“其兴业勃,其亡也忽”的巨大落差。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描述得淋漓尽致:“资本主义卡特尔和托拉斯一点一点地把一个国家搬到他国。当他们一点一点地卖完了一个国家后,他们就用这种收入来一公里一公里地收购新的国家的地契,然后再把收购来的土地一点一点地卖光,最后只剩下满地的窟窿,有的窄而深,有的宽而浅。”[11]当年拉美国家凭借原材料优势,以及蜂拥而来的外国资本,在短期内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新兴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但随着原材料降低以及国际资本流出,拉美又正在经历“大衰退”。当前,“金砖国家”在经历跨国企业迁离潮后,同样面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处境。新兴国家要想留住这些跨国资本,往往会以更大的牺牲(包括税收减免、优惠出让土地、降低工资、污染环境等),换取GDP增长和表面的经济繁荣。 这种“寻底竞赛”迫使各个国家抛弃自己的工人保护和就业保障体系,并被冠以所谓的“竞争力”,即“为了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而降低工资。” [12]导致“血汗工厂”的盛行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恶化,新兴国家靠低端工业化发展经济的模式已日趋走入死胡同。

跨国金融资本流动加剧新兴国家经济动荡

金融资本主义是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对很多产业资本家来说,“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症,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13]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背景下,谋求更高利润的冲动,使越来越多的资本离开生产领域,成为靠借贷获取利息,乃至纯粹玩“钱生钱”游戏的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占据决定性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狂想症”日渐从阶段性病状变成结构性病状。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推行的市场化、私有化、放松金融管制政策,使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据决定性地位。20世纪70年代,金融工具仅占所有投资额的1/4,到2008年这一数字已攀升到75%[14]20世纪90年代,投资“其他”领域资本有50多万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已增至600万亿美元,而世界实体贸易额只占全球资本交易量的1-2%左右。“主导今天整个资本积累运动的,是经过二十年发展变化的、各种以食利性金融资本为基础的机构,它们不论在收入分配还是投资节奏上,或是在工薪就业水平和条件方面,都可以通过操纵金融市场活动而起到决定性作用。”[15]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由盛转衰的征兆,其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冲击更大。

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利息率比发达国家高得多[16],跨国金融资本源源不断涌向新兴国家,导致金融资本主义的积累体系,尤其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掠夺财富模式,在世界更大范围内被复制和传播开来,发展中国家也因此遭到更直接、更严重的负面冲击。

首先,极大盘剥和削弱新兴国家的实体经济。金融产业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凭借对资本的占有,参与瓜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金融积累体系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最为直接:

一是实体经济停滞。在金融资本体系下,金融投资者可以通过操纵交易市场,由此使金融资本日趋决定着生产性投资的节奏、形式和地点。金融资本优先考虑的是企业的“市值”,迫使企业不得不回购股票以维持市值,借贷投资,最终导致企业高负债。在企业管理中,金融投资者也是根据纯金融的准则,必须在短期内实现投资回报,因此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高剩余价值和获取剩余价值。在金融统治下,工业管理的核心词是“减员增效”和“结构重组”。[17]在拉美地区,当地企业刚刚私有化和股票上市,跨国公司的并购就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作为收购者的跨国公司为了它们的纯商业利润而瓦解了企业长期目标和生产活动。

二是导致实体经济日趋被“挤出”,经济日趋虚拟化。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政府倾向于采取严厉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货膨胀视为优先任务,由此导致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增长。但高利率又会引起投资和储蓄率下降,使各种金融投机活动增多 “企业不再被激励去进行生产投资和拓展,在利益驱动下偏重于以各种形式购买有价证券进行金融投资。” [18]

金融全球化还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经济法则。一般来说,商品价格上涨会削弱进出口竞争力,但资本价格上涨则将全球的资金吸引到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中。不断上涨的租金、财产和债券支出,往往会抵消工资优势,[19]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随着金融化程度提高,“生产消费型经济体变为越发负债的金融财产型的贝壳式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金融上将变得‘头重脚轻’,并使得储户和债券人之间两极分化。”[20]

三是银行体系风险增大。在金融市场日趋发达的背景下,大企业更乐于通过资本市场在市场上直接融资,而不是去银行借款。银行业出现脱媒现象,不得不寻求业务多样化,特别是转向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品,也将银行业本身置于十分危险的处境。[21]

新兴国家社会财富加剧外流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破坏性极强的金融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掠夺令人发指。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相对落后封闭,对金融游戏规则和风险缺乏深刻了解,跨国金融资本涌入,使这些国家经济活动风险系数倍增,并由此打开财富外流的“绿色通道”。跨国金融资本可以通过操纵发展中国家金融中心的方式,获取工业利润、金融企业收益以及利息和红利,并把这些红利转移到纽约、伦敦或东京金融中心。[22]金融全球化实际使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被切开的血管”,财富不断流向发达国家。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主要凭借美元霸权地位,通过金融杠杆对外转嫁危机、掠夺发展中国家多年创造的财富(俗称“剪羊毛”)。一般来说,跨国金融资本最愿意投资的,是那些可以短期获利、“快进快出”的行业,如房地产、股市、债券市场等。大量资本涌入,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出现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经济过热、本币升值等“虚拟繁荣”。当这些国家出现资本过度积累后,跨国资本便获利撤离,完成“剪羊毛”过程。而发展中国家则因资本贬值陷入经济萧条,并可能在债务偿还的严格规定下遭到劫掠。[23]尤其对那些没有实施资本账户管制、外汇储备不够多的新兴经济体来说,由于缺乏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部分国家已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同时也没有实施足够的宏观审慎监管。跨国金融资本(尤其短期资本,俗称“热钱”)大量流出,使这些国家成为最大伤害者。“今日的国际金融取得了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军事征服曾起到的作用,把债务国锁定为剥夺了所有权,甚至失去对自己资源的征税权的原材料出口国的境地。”[24]那些易受攻击的发展中国家,其付出代价既可包括丧失财产、工作和经济安全,更包括丧失尊严和希望。[25]

当前新兴国家正遭遇这一困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连续推出货币量宽政策,稀释有毒资产,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2010年以来,新兴国家私人资本净流入连续3年超过1万亿美元,是2000年的10倍。但随着20135月美联储停止量宽政策,并进入加息周期,美元重新成为强势美元,滞留在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获利回流。从2013年开始,流入新兴国家的金融资本,由1.06万亿美元降至1530亿美元,2014年降至300亿美元。截至2015821日,全球共有25亿美元资金流出新兴市场债市。这意味着,自2009年开始的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的资本流动出现逆转趋势。[26]

资本外流导致新兴国家出现资产价格下降、本币贬值、经常项目平衡恶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当前强势美元造成新兴国家货币贬值(2015年平均贬值20%)、投资减少或贸易额下降,以美元计价的政府债务和公司债务则大幅增加,高度依赖外资的土耳其、南非、巴西等国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有分析认为,“不论对劳动力的剥削多么残忍,也无法抵消汇率与一种无比强大的货币挂钩带来的后果。”[27]

美元升值还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下降。2014 年下半年,国际油价下跌50%,金属类产品下跌20%,粮食下降17%,那些主要依赖资源出口的新兴国家深受其害。

发展中国家“慢性中毒”

新兴国家陷入困境的内因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张市场化、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认为单靠市场就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带来更快发展和更大繁荣。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自由市场制度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28]该理论选择性地推动资本完全不受限制地跨国流动,看似公平的“自由贸易”和“国际竞争”,实际只对那些掌握核心技术、品牌和规则优势的发达国家有利。因此,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为资本扩张“鸣锣开道”。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其主要目标就是向国外扩展美国的金融力量,强迫别国打开国内市场(尤其是资本和金融市场),将新自由主义实践强加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29]美国的政治压力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加辨析地接受了比较优势、自由贸易、放宽管制、私有化等种种新自由主义信条,对跨国垄断资本“开门揖盗”,其最终结果就是经济日趋敏感脆弱,走上缓慢衰落之路。

实践表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遵照私有化、自由化、削减预算等新自由主义教条发展起来的。[30]相反,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发展中国家,则纷纷陷入经济困境。历史上,拉美地区的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等国,都曾因经济过度自由化和私有化,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当前,巴西、土耳其、埃及、突尼斯等不同类型的新兴国家遭遇困境,同样是新自由主义作祟的结果。大量事实证明,最有可能受到外力冲击影响的国家,是那些在外来及本国金融买办垄断压力下,同时实行贸易与直接投资自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最为严重地受到同时来自金融领域和实业领域双重矛盾的牵制。[31]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就是带有战略误导性质的“慢性毒药”,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尤为明显。

         
         (编辑  王生升)
                                                           


[1] Jeffrey E. Garten, What Future For Emerging Markets? Foreign Policy, August 31, 2015

[2] 同上

[3] John Hawksworth, Escap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 what’s holding back the Fragile Five? Economics in business, 28 August 2014

[4] Holly Ellyatt, BRIC Powerhouses Risk 'Middle-Income Growth Trap', CNBC  3 Jun 2013. “中等收人陷阱概念最早在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出现,认为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总收人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增长动力不足, 出现经济停滞徘徊。主要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5] Jack Deino, Emerging Markets: Can the middle income trap be overcome? The Invesco White Pater Series

[6] (英)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3页。

[7] Jeffrey E. Garten, What Future For Emerging Markets? Foreign Policy, August 31, 2015

[8](挪)埃里克·S·赖纳特著,杨虎涛、陈国涛等译,杨虎涛校,贾根良审订:《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0页。

[9](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著,《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10]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著:《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8-89页。

[11] (美)迈克尔·赫德森著,杨成果、林小芳等译:《全球分裂: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译序,第9页。

[12](挪)埃里克·S·赖纳特著,杨虎涛、陈国涛等译,杨虎涛校,贾根良审订:《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8页。

[1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著,《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15](法)弗朗索瓦·沙奈等著,齐建华、胡振良译《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前言,第5页。

[16](德)鲁道夫·希法亭著,福民等译,王辅民校:《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65页。

[17](法)弗朗索瓦·沙奈等著,齐建华、胡振良译:《突破金融危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中文版序言,第5页。

[18](法)弗朗索瓦·沙奈等著,齐建华、胡振良译:《突破金融危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

[19](美)迈克尔·赫德森著,丁为民、张同龙等译:《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第二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439页。

[20](美)迈克尔·赫德森著,丁为民、张同龙等译:《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第二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440页。

[21](法)弗朗索瓦·沙奈等著,齐建华、胡振良译:《突破金融危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

[22](法)弗朗索瓦·沙奈等著,齐建华、胡振良译《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中文版前言,第8-9页。

[23] (英)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6-97页。

[24](美)迈克尔·赫德森著,丁为民、张同龙等译:《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81页。

[25] (英)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26] Mohammed Aly Sergiem, Currency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anuary 24, 2014

[27](法)弗朗索瓦·沙奈等著,齐建华、胡振良译《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中文版前言,第10-11页。

[28]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

[29](英)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

[30] Sameer Dossani“Four Signs Neoliberalism is (Almost) Dead”CounterpunchApril 222013

[31](法)弗朗索瓦·沙奈等著,齐建华、胡振良译《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中文版前言,第10

按照“一带一路”的构想,中国即是一个中亚国家,也是一个印度洋国家。“一带一路”将把中国变为印度洋国家...

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上)¨

                                                        李希光*

                                          

1990720日的《中国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专稿,报道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丝绸之路”青年学者,从720日这一天开始,离开西安的西门,在丝路古道上跋涉。这条路我一直走到了今天,一边走,一边写“丝绸之路”日记。先后一共走了5条“丝绸之路”路线,其中包括“沙漠丝绸之路”“佛教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阿尔泰游牧路线”和“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从威尼斯出发,经过雅典、伊兹梅尔、亚历山大、马斯喀特、卡拉奇、果阿、科伦坡、马德拉斯、普吉、马六甲、泗水、文莱达鲁萨兰国、马尼拉、广州、泉州、佛山、福冈和大坂等“海上丝绸之路”的古港口。

我在清华教书16年,每年都带着学生沿着上述路线边考察、边学习。前后共带了500名学生跟我在“丝绸之路”,一边走、一边读书,一边采访、一边上课,采访的对象多是草根阶层。我们常常随时停车,直接进到路边的村子里调研,也到一些当地的学者家里采访和座谈。

什么是“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一百多年前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的。张骞、安世高、法显、宋云、玄奘、慧超,这些“丝绸之路”的先行者和记录者,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条路今后会被称为“丝绸之路”。据《史记》记载,张骞及其使团出使西域时,不仅到了今天阿富汗的大夏,还到了位于大夏西南的现今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张骞及其使团在大夏和信德看到丝绸在这个地方非常昂贵,跟黄金一样,都是按斤按两来卖。他回到中原后就报告给皇上,中原皇帝才发现丝绸不仅很值钱,而且是非常方便运输携带的贵重礼品。

但是,从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古丝绸之路”的古文献看,“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质和经贸往来,对中国而言,也承载了来自西方的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佛教文化包括佛像、雕塑、彩绘等等。中国最伟大的文化宝库之一敦煌莫高窟,其文化源头就来自犍陀罗地区的佛教文化,也就是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塔克西拉、白沙瓦和阿富汗地区。没有犍陀罗文化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佛像,就不可能有中国佛教艺术和文化的传播。

丝绸之路与中国的崛起

大家对“中国梦”的解释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说明中国历史上有过崛起。

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第一次崛起为张骞通西域。张骞使团最远到了大夏和今天的巴基斯坦信德省。打通了河西走廊,建立了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国第一次把战略触角伸进中亚,并通过河西四郡和西域都护府控制了新疆,影响了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带的中亚地区。通过实现对中亚的治理,大汉王朝也迎来了稳定和繁荣。

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第二次崛起是在唐朝。唐朝时,中国在丝绸之路上走得更远,治理和影响的范围更大。当时唐朝势力范围超越天山、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以库车为中心,设立了安西四镇。最西边的是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碎叶城,据郭沫若考证,那里是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唐朝大将军高仙芝率领远征队穿越帕米尔高原,走过河西走廊,征服了今天的克什米尔、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地区。20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受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的阻遏,虽然占领了阿富汗,但没能打进中国。近代,人们总是说,阿富汗历来都是“帝国的坟场”,从沙俄到维多利亚的英国、前苏联的红军,到“911”后的美国,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葬身阿富汗的。

几年前,蒙古国政府在杭爱山上用大石头修筑了大蒙古地图,把从乌克兰、东俄罗斯、波斯、中亚到中国都划进了大蒙古国版图。中国元朝在“丝绸之路”上的崛起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如果把蒙古人当成中华民族的一员,成吉思汗当成元朝的太祖,而成吉思汗的子孙征服或远征的疆域几乎覆盖整个亚欧大陆。按照这个逻辑,成吉思汗子孙统治的大盘就成了中国人治理的地方。蒙古的学者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不能否定的是,蒙古的崛起是在“丝绸之路”上的崛起,通过驿站、驿道和军事征服,复兴了“丝绸之路”。

中国在丝绸之路上的第四次崛起是清朝。“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这句话可能让中国人不快,但是如果不是清朝把中原王朝带回新疆,重新获得中亚治理权,中国的版图也就只有明朝大小。美国学界和日本学界常说,南宋和明朝是中国最好的朝代,但是南宋和明朝多被界定为单纯的汉族国家。明朝把中国西部边界定在嘉峪关,把敦煌划在了关外。清朝时期,乾隆收复新疆,并以“旧土新归”为名把西域命名为新疆。通往喀什、阿富汗、印度和克什米尔的瓦罕走廊、喀喇昆仑山口、墓士塔格山口和通往安集延的乌鲁克恰口岸一直到20世纪初都是开放的。如果不是清朝收复新疆,重新治理中亚,不仅新疆,连敦煌都不在中国版图内。

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的四次复兴与中国的四次崛起都是围绕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的新疆、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和中东展开的。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以这个地区为中心,划了一个“椭圆形”,这个椭圆形内的国家正是欧亚大陆上石油及各种矿产资源丰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盛、地缘战略位置重要,而政治宗教问题却极度复杂的地区。而这个椭圆形的核心区也是中国前四次崛起时征服或治理的核心地带。布热津斯基认为,谁征服了这个地区,谁就将统治和主宰这个世界。

“一带一路”路在何方

2015328日,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中说,“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一带一路”东西是三大干线,一条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从连云港经过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欧亚大陆桥;另一条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通过蒙古,进入西伯利亚,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大铁路从海参崴一直到莫斯科;再有就是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

除了三条干线,还有横联这三条干线的南北廊道,又叫“走廊”。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新疆的节点城市通过“中巴走廊”,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瓜达尔港连接起来,把“带”与“路”连接起来,让新疆通过巴基斯坦,直接进入阿拉伯海。目前来看,进展最顺利的是“中巴经济走廊”。“印中孟缅走廊”在缅甸遇到阻力,而印度媒体和一些政客一直把中国在缅甸胶漂港、孟加拉吉大港、斯里兰卡汉班巴托港和巴基斯坦瓜达尔的建设比作一条“围困印度”的“海上珍珠链”。此外还有一个分别连接云南和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泛亚铁路。

在“一带一路”正式提出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有4条线路和廊道运行: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为起点的西伯利亚大铁路、1956年修通的中国经蒙古到欧洲的铁路大陆桥通车、从连云港出发经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抵达鹿特丹港的亚欧大陆桥、2011年通车的“渝新欧”国际货运大通道。

目前,国家制定了“一带一路”三条通道的规划:北通道、中通道、南通道。北通道:自京津唐经山西、内蒙古,从伊吾进入新疆,再经北屯、吉木乃西出哈萨克斯坦至俄罗斯;中通道:自上海横穿中原、经哈密、乌鲁木齐、精河,分别从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出境入中亚至欧洲;南通道:自广东经湖南、重庆、四川、青海,由若羌入疆,再经和田、喀什,进入中巴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中国经济与中亚、中东乃至整个亚欧陆地的经济一体化。“一带一路”通过消除中东、西亚、中亚和东亚之间的人为划分,实现重建跨越中亚、通往欧洲和海湾国家的古老“丝绸之路”的宏伟计划,不仅提供和保障了能源和资源的供应,而且成为中国资本投资的新目的地。

构建新的全球经济带

中国现在需要构建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带,从而促进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即从“跨太平洋时代”、“跨大西洋时代”到“亚欧时代”。这个新的经济带将超越欧盟、TPP、欧亚联盟、伊斯兰国家组织这现有的四个经济带,形成“一带一路经济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65个,总人口为44亿,占全世界的63%,经济规模将近全世界经济规模的30%。新的经济体的潜力在哪里?“一带一路”沿线65个经济体的贸易额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2001年的16.2%增加到2014年的26%;自2001年以来,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已经增长了22.2%,这比中国贸易总额的增长率高出4.4%

从“两洋时代”到“亚欧时代”

为什么说“一带一路”将把全球的经济从“两洋时代”变成“亚欧时代”?经济学家谈全球经济,多是谈“两洋经济”,即大西洋和太平洋。近现代以来,以大西洋海上贸易路线和太平洋贸易为纽带形成的“跨大西洋经济体”和“跨太平洋经济体”,承载着全球占比最大的经济活动总量。今天,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已成为世界经济新的中心,“一带一路”将联通东亚、中亚、西亚与欧洲,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动力,全球经济合作将进入“亚欧时代”。“一带一路”将欧洲经济圈、亚太经济圈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两大经济圈链接起来,成为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世界经济走廊,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地理布局。

中国能源需求必由之路

“一带一路”更是满足中国能源需求的必由之路。中国石油在1993年是零进口,而到2013年每天要进口原油600万桶,进口原油已占中国全部石油消费的58%。根据20141月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13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国际油气资源﹐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逼近60%﹐并继续向70%80%进军。今天,中国人每消费两桶原油,其中就有一桶来自阿拉伯国家。过去十年,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石油增长了3倍,从2003年的每天进口80万吨,增加到了2013年的每天进口280万吨,相当于中国每天进口原油的一半。中国的十大原油供应国中有5个是阿拉伯国家:沙特、伊拉克、阿曼、阿联酋和科威特。自2002年以来,沙特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2014年中国从沙特进口的石油达到19%。中国有三分之一的液化天然气从卡塔尔进口。此外,中亚的石油资源量为172亿至182亿吨,天然气资源量37万亿至39万亿立方米。其中石油资源量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天然气资源量主要分布在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的能源资源丰富,石油探明储量为39亿吨,占中亚第一;天然气储量3.9万亿方,在中亚仅次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有望获得近一半的里海石油储备和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储备,里海的油气储量潜力,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

中国的贸易需求

从中国的贸易需求角度来看,2013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共为4.16万亿,占全世界的11%。我国跟“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包括韩国、中国香港的贸易已经超过我国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韩国人也很清楚,韩国的对华贸易比韩美贸易和韩日贸易加在一起还要多。最近韩国批准了中韩自由贸易区。中国跟大多数亚太国家通过这种双边的自由贸易区绕过了美国的TPP

“一带一路”还可以保障中国的能源和贸易的海上运输通道。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运输通道看,无论中东和中亚出现什么样的乱局,中国都不会远离这个地区。海湾国家的稳定,特别是扼守亚丁湾的也门和索马里的和平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和贸易往来至关重要。到目前为止,中国有大约80%的进口原油和绝大多数的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要通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由外籍油轮运输的进口原油曾一度高达90%。虽然近年来中国籍油轮的增长较快,但是绝大多数进口原油、特别是中东和非洲的原油仍要依赖外籍油轮。如果海上石油运输遭到封锁和控制,内陆运输、尤其是周边产油国的陆上输油管道就成为海运的重要替代方向。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是“一带一路”的交通枢纽和连接“带”与“路”的“金腰带”。

在朱镕基做总理的时候,中国政府决定帮助巴基斯坦建设瓜达尔港。当时中国建好瓜达尔港后,巴基斯坦把港口交给新加坡港务局管理。两年前,巴基斯坦政府决定把瓜达尔港从新加坡港务局收回来,交给中国管理,这意味着“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旗舰已经正式启航了。瓜达尔港不仅将服务于中国对中东北非和欧盟的贸易和能源运输,还将服务于阿富汗、哈萨克、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这些中亚内陆国家。

“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面临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两大挑战

美国的挑战。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预言,2015年美国将失去世界霸主地位。他在书中提出要未雨绸缪,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防止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或一个反美联盟的出现。他认为,欧亚大陆是关键地区,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亚大陆可以作为地缘政治大棋盘,决定世界的繁荣和稳定,决定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75%,国民生产总值占到全世界的60%,以及世界已知能源的四分之三。布热津斯基所划定的椭圆形,包括巴尔干各国、中东、中亚、前苏联地区南部、中国新疆等地区。这个“椭圆形”是一个“充满激烈动荡的漩涡”。过去20年,世界的热点,如伊拉克、科索沃、阿富汗、中国新疆及当前的中东大动乱都没有离开这个“椭圆形”。虽然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把重心放在重返亚太。但是从目前的中东大乱局看,这就是有美国议程和利益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最近宣布通过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TPP),想把中国重新孤立起来。TPP12国虽然占全球GDP40%,但从全球贸易量看,这12国仅占15%,其中绝大多数国家目前的最大贸易国都是中国。比如,澳大利亚对美贸易是300万美元,而对华贸易则超过1300万美元。有专家认为,在现有的世界经贸规则中,中国的竞争力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无法在现有规则架构上保持对中国的优势。如果依然行使目前的游戏规则,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想通过TPP让世界重新回到美国控制的“世界秩序”,因而TPP是“华盛顿共识”的升级版。

伊斯兰世界的挑战和机遇。“一带一路”上经过的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沿途的57个伊斯兰国家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70%的能源和50%的自然资源。这57个国家人口有16亿,但是GDP却只有7万多亿。中国的人口差不多是14亿,GDP远远高于伊斯兰国家组织,这57个国家的GDP加在一起刚超过中国的一半。这意味着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潜力非常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伊斯兰国家的投资风险,近十年来,中国的海外石油投资超过一半以上都是在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地区,其中包括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和也门。

   伊斯兰国家有四种势力在进行较量:一个是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一个是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再有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为代表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力量;还有土耳其为代表的西化派力量。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主要打击的是伊斯兰世界的社会主义力量,包括内战中的叙利亚。美国表面上指责阿萨德是少数什叶派人统治多数人的逊尼派人口,要搞垮阿萨德政权。但实质上是针对三个问题:一是阿萨德是阿拉伯复兴主义的余党;二是他所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的社会主义力量;三是他与反美的伊朗联盟。

“东西双向开放”新思路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的对策是什么?五中全会提出了“东西双向开放”的战略新思路,重新定位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

按照“一带一路”的构想,中国即是一个中亚国家,也是一个印度洋国家。

作为一个印度洋国家,从新疆到印度洋的距离比从新疆到北京的距离还要近。考虑到中国-东盟泛亚铁路、孟中印缅走廊、中巴走廊和青藏铁路,印度洋将成为界定中国的新的地理视角。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一带一路”将把中国变为印度洋国家:在阿拉伯海和海湾地区建立港口,作为中国在印度洋的落脚点,如在巴基斯坦建瓜达尔港、在孟加拉建吉大港、在缅甸建皎漂港、在斯里兰卡建汉班托特港。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的建成,中国将进入“两洋时代”,即太平洋和印度洋时代。

通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国还将变成一个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以西域为中心重新界定中国与世界。我们不再是站在太平洋岸边看世界,不再以深圳和上海为视角看世界。而是以西域为出发点,站在天山或帕米尔的雪山上看世界。构思“一带一路”文明圈:那是一个突厥、阿拉伯、波斯、俄罗斯和汉文化并存、交流、重叠、融合的文明带。站在塔什库尔干往东看中国,用汪晖的话,那是“一个幅员辽阔、层次复杂、无分内外却又文化多样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理学的夷夏之辨、不同于郡县制国家的内外差异、当然也不同于内部同质化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视野。”随着“一带一路”,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开通,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的边疆地带将成为“华夏新中原”、“华夏新腹地”。

“一带一路”作为应对来自太平洋压力的最优对策,是中国的战略觉醒,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制定的国际战略。通过亚欧大陆和印度洋联盟,形成一个中国生存的更大空间,从而平衡“跨大西洋联盟”和“跨太平洋联盟”对中国的遏制。美国的“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是要把60%的军力部署到亚太地区。美国声称,其全球7个“铁杆盟友”有5个在亚太,美日同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石。“新冷战”的主战场在亚太,就是要遏制中国。但是,随着中国在“丝绸之路”上重新崛起的力量释放,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效果并没有达到,反而被中国牵制了其主要力量,这让美国无力顾及布热津斯基布局中的“椭圆形”地区——中东、中亚、西亚。中国可以放手搞好“一带一路”,建设全球最大的经济带。

 

(编辑  季节)

 



¨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5124日的“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上的演讲整理、摘编。

* 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内容提要: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日元国际化并未取得成功。本文回顾了日元国际化的发展历程,从中总结了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元为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日益显现其弊端,美联储以本国就业和通胀为政策目标推行激进宽松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一背景下,促进国际货币多元化的改革方向得到了广泛支持。基于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改革开放进程持续推进,人民币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一点得到国际认可,同时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对人民币国际化来说,汲取其它重要货币在国际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不可或缺。日元国际化无疑具有最为重要的借鉴作用。

                     日元国际化的发展

日元国际化的开端(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推行“贸易立国”和“科技立国”的增长方式,国民经济得到迅猛发展。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日本经济处在黄金期,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并在1968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64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开始承担日元自由兑换的义务。此后,在国际商品和外汇交易中使用日元成为可能,这标志着日元国际化的开端。1970年,日本允许发行以日元计价的外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欧洲日元市场。这一时期,日元国际化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方面,日本政府担心日元国际化所要求的资本账户开放将导致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下降,也担忧跨境资本流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主观上对日元国际化有所抵触。另一方面,日本金融体系的封闭、过度管制和发展缓慢也没有为日元国际化提供生长的土壤。

日元国际化急剧扩张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日本所面临的一系列内、外部政治、经济条件发生变化,这促使其逐渐调整金融政策,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减少金融管制,推进日元国际化的发展。首先,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急剧下降,货币间汇率剧烈波动频繁出现。对于日本这样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来说,稳定汇率、避免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升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日本政府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将有助于提高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本政府也认为日元有能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其次,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欧美国家推动金融自由化的一系列放松管制措施,在客观上对日本形成一种变革压力。再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日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升温,美国将日本的巨额贸易顺差归咎于日本市场的封闭性和被低估的日元,美国对日本开放金融、资本市场以实现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要求不断升级。最后,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日本,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日本企业在快速增长期普遍积累了较为充盈的自有资金,企业的融资需求开始下降,金融市场的资金开始充裕,充裕的资金则要求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增加金融产品的数量,提供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取得了较大发展。198012月,日本大藏省颁布实施新《外汇法》,日元经常项目基本上实现了自由可兑换;对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也由原则上限制兑换,转变为原则上放开管制,这是日元国际化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标志。198311月,美日首脑决定设立协调解决美日汇率问题的专门机构“日元 - 美元委员会”。双方政府于19845月就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日元国际化以及减少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日本金融市场壁垒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1]

日本政府陆续推出了几项促进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的改革措施:取消利率管制。1985年起,日本金融当局允许存款利率实现自由浮动,到1991年,300万日元以上的日元存款利率已经完全放开;拓宽债券市场。1985年起开设商业承兑票据市场、短期国债市场、商业票据市场;废除金融机构的分业经营限制。银行可以从事债券经营活动、参与商业票据市场和金融期货市场的交易。证券公司可通过办理国债担保贷款业务等方式,介入银行业务;放宽外国金融机构的准入。1985年到1989年,外国银行在日本开设的分支机构数量由233家上升至261家,外国证券公司的数量由139家上升至182家。促进非居民对日元的使用。日本政府取消了非居民购买和发行日元债券的限制,准许境外金融机构参与欧洲日元市场,并放松了居民使用欧洲日元借款的要求;建立东京离岸市场(Japan Offshore Market, 简称JOM),对居民和非居民的金融交易进行区隔。对于日本离岸市场,日本政府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如存款利率不受日本银行管制,离岸账户存款不必参加存款保险、无需向日本银行缴纳存款保证金,以及免除利息税等,但不允许进行债券和期货交易。

通过上述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日元国际化的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了明显提升。到1992年,以日元进行的贸易结算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提高了14.610.7个百分点,达到17%40.1%[2]1991年日元债券在国际债券市场的占比由1985年的7.7%上升为12.9%。同期日元银行贷款占比由5.7%上升为11.6%[3]1990年日本在各国储备货币中的比例占到8%,超越英镑(3%),成为仅次于美元和德国马克的第三大国际货币。

 

日元国际化陷入困顿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资产泡沫的破灭,资产价格大幅贬值,银行等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普遍恶化,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针对萎靡不振的宏观经济形势,桥本龙太郎政府于1996年提出了政治、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计划。其中,以“金融大爆炸”命名的日本金融改革是重中之重。日本政府认为,使日本经济长期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落后的金融体制,导致其国际竞争力处于劣势,需加速金融改革。“金融大爆炸”的核心是进一步促进日本的金融开放与自由化。19984月,日本政府对《外汇法》进行了全面彻底的修订,实现了跨境金融交易的完全自由化,废除了批准和报备要求;废除了外汇银行制度,允许其它金融机构自由进入外汇市场。

“金融大爆炸”后,日本政府对日元国际化从渐进改革变为大力推动,全面放开,这种态度变化的重要动因,是欧元的诞生对日元国际货币地位形成的严峻挑战。亚洲金融危机过后,日元国际化的战略从直接追求日元成为贸易、金融交易计价货币和国际储备资产,转向通过推动日元区域化间接实现日元国际化。日本政府提出了以日本为中心组建AMF(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向受亚洲金融危机打击的国家和地区提供金融支援,遭到IMF和美国的强烈反对,这一构想被迫放弃。

20世纪9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完善金融自由化改革和推进日元国际化进程的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日元国际化的程度与其20世纪90年代初的鼎盛时期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停滞与倒退。

日元国际化失败的原因

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1992年至2011年间,日本的GDP接近零增长。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状态大幅削减了国际投资者对日元的投资意愿,降低了日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吸引力。

日元汇率的大幅波动

一种货币的汇率稳定是其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条件。自1973年日元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其稳定性始终难以得到保证。1973-1995年间,日元汇率波动幅度超过10%的年份出现过8次。1985-1986年,日元升值幅度达到40.5%

美国对日本的阻挠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始终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日元挑战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绝对权威,因而强烈阻挠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AMF)等建议。出于政治、军事等方面对美国的严重依赖,日本不得不在本国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方面对美国妥协,因而在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问题上丧失了主动性和独立性。

日本的贸易结构不利于本币贸易结算

日本的贸易结构长期以来有两大特点: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严重,进口以资源能源类产品为主。对于出口来说,1980年和1990年,日本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占其全部出口额的25%32%[4]其进口80%以上是以美元进行结算的。因此,当时日本面对其最大出口市场时,不具定价权。对于进口来说,作为一个资源能源贫乏的岛国,日本对资源能源进口依赖程度非常高。对石油等关键产品几乎完全依靠进口。2010年,资源、能源和农产品占比为50%,而1980年这一比例甚至接近80%。由于资源、能源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定价通常是以美元来实现的,因此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通过进口时支付日元作为对外输出日元的能力。这是日元输出能力的特殊背景。

日本资本输出结构不利于输出日元

“广场协定”签署之后,随着日元的大幅升值和资本账户的不断开放,日本银行对外贷款和日本居民对外投资在迅速增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但对于日元国际化的影响甚为有限。原因之一,日本银行以日元计价的对外贷款比重低,到20世纪80年代末仅占全部对外贷款的25%。原因之二,海外直接投资比重低,1985-1990年间,日本居民的海外资产投资翻了四倍多,但其中直接投资占比仅为20%,其余均为证券类公开市场投资。[5]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这些证券投资绝大多数是以投资所在国的本币进行计价和结算的。

日本金融市场的发展滞后不利于吸引日元回流

日本的金融影响力随着经济长期低迷日益衰落。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债券市场存在流动性不足和国际化水平较低的特点。在流动性方面,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的政府公共部门[6] 持有约半数的本国国债,这些债券在市场上是不流通的。而同期德国政府部门仅持有3%左右的本国债券。在国际化方面,1997年非居民持有的日本国债占全部日本国债的比例仅为10%,而同期美国的比重则近40%,德国近30%。在股票市场,1990年时在东京证交所上市的外国公司数量有125家,而目前仅有1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来自海外。

日元离岸市场设计不合理

日本离岸市场(JOM)效仿美国的IBF市场,实行内外分离型,将内外账户分开。建立离岸市场的根本目的是为非居民提供金融服务,在机制设计上严禁离岸账户内的资金渗透到在岸账户,但并不禁止在岸账户资金流入离岸市场账户。1984年,日本政府放开对欧洲日元市场外币和日元贷款后,离岸市场的日本银行开始进行所谓的“迂回再贷款游戏”,将国内资金首先转移到离岸账户,再从离岸账户转移至该银行设在香港等地的海外分行,最后通过海外分行向日本境内企业进行欧洲日元贷款,以此来规避日本国内严格低效的金融管制,特别是“窗口指导”对国内贷款的种种限制。在资产泡沫形成期,这一模式促进了流动性的泛滥,对泡沫的催生起到一定负面作用。当国内经济陷入衰退、本币贬值预期形成时,日本监管当局对在岸账户和离岸账户的分隔监管不严,使日本离岸市场成为资本外流的便利渠道。

日元国际化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民币国际化提上了日程。人民币国际化是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和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结果。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地位稳步提升,人民币在国际间贸易支付、投资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也势必提高。20158月,人民币首次超过日元跻身世界第四大支付货币,排名仅次于美元、欧元和英镑。但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涉及利率、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等重大改革议程,并以上述改革为先决条件,对我国经济体系具有深刻影响,因而更需全方位谨慎权衡利弊。

日元国际化政策的背景,推出时机都处于两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期;二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政府政策主导的。总结日元国际化的失败教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宏观经济的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日元国际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的持续低迷,这使得日元资产失去了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事实上,即便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对日元国际化进行了大力支持,但在经济整体疲弱的情况下,日元国际化仍然出现了倒退。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人口红利下降、三期叠加等结构性矛盾,金融风暴后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增长也持续疲弱,经济增速水平下降。在我国目前急需推进的诸项改革中,加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与财政体制的改革,相对金融改革和开放更具迫切性:

结构调整优先。在结构调整方面,我国面临严重的低端产能过剩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出清,使市场能够通过价格信号进行合理调整、恢复均衡,我国实际增速在今后几年仍可能低于潜在增长水平。日本在资产泡沫破灭后,“保就业”的政策目标使得其对国内低效企业采取了长时间容忍,造成了经济体系内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这既导致了日本经济增速水平长期陷入极低水平,银行坏账水平显著上升,同时也挤占了相对高效企业的融资能力。在经济长期处于通缩的区域内,即使政策利率水平已下降至零,但实际利率水平仍居高不下。当前我国经济如果不能维持中高速增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难以真正实现。要在未来若干年维护和加强制造业大国地位,通过有效淘汰、出清落后产能,加快《中国制造2025》及有关产业升级规划的贯彻实施,弥补人口红利下降对我国制造业领域竞争力造成的拖累。

财政改革是重中之重。通过财政改革,降低我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显示,截至2014年底,地方政府的全口径债务水平达到30.28万亿。去年以来,财政改革逐步取得突破,通过各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方政府债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但从财政改革来讲,包括税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央地关系理顺仍是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和债务问题的核心,应在今后几年得到根本性解决。

相对来说,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标的金融改革应是更具有长期意义的改革,其成功与否也有赖于上述两项改革的成败。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例,利率市场化的前期很有可能造成整体社会融资成本的上升,如果结构调整和财政改革贯彻不到位,由于“僵尸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利率的天然敏感性弱,再融资“借新还旧”的需求又极强,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以及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不宜作为优先目标。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应采取顺势而为、由市场作为主要推动力的方式逐渐发展;对于我国目前所处时点来说,人民币国际化不宜作为国家战略进行强推,否则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及安全性,并将面临一系列两难问题:

一是从外部看,美联储正处于货币政策正常化时期,金融危机后长期保持的零利率政策即将发生改变。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全球流动性方向的逆转,外部金融条件随之严重收紧。过于强调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必然要求资本项目的加速开放,这对于我国内部经济和金融稳定是相当不利的。

二是在我国结构调整过程中,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是必要的,但如果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加强对于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稳定性的要求,那么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将被严重打折扣。当美国处于升息周期,我国处于降息降准周期,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将会造成人民币汇率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如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而保持与强势美元之间汇率稳定,则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将显著升高。从去年到今年“8-11”汇改前,我国的实际有效汇率上升幅度超过10%,对欧元、日元和主要新兴市场的货币均明显升值,这对于出口部门和国内消费均存在一定负面影响,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的疲弱与境外境内消费的严重分化就是例证。当我国为稳定经济和帮助结构调整进一步调降存款准备金率和下调利率水平时,在资本项目进一步大幅开放的情况下,如果仍要保持与美元间汇率的稳定,则意味着货币当局需要进行大量公开市场干预,抛售美元购入人民币。虽然我国外汇储备存量仍较为充裕,但这一公开市场干预的过程与货币政策的放松方向相反,实际将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

从长期看,资本项目开放在内的金融改革对于我国长期要素流动可能产生帮助,有益于我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分工。但需要在成熟条件下进行,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且面临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大周期背景,更需强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而大力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做法可能成本过高。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需关注几个条件。应重视本币区域化的重要意义。日元国际化过程中,长期忽略本币区域化的作用,日本政府试图一步到位地建立起日元在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和国际储备方面的国际地位。但无论是其主要贸易伙伴还是其主要投资地,都以美国等拥有强势国际货币的国家为主,日元国际化举步维艰。我国应利用好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区域内发展中国家在外交、政治和经济贸易领域的影响力,优先推进人民币在区域内的贸易结算和投资结算功能,加大在区域内国家储备货币中的份额比例。

应扩大我国国债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在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国债市场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下,日元国际化的回流渠道不足,经济和金融体系对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的吸纳、对冲机制。我国目前国债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规模较小,在短端国债不发达的情况下,收益率曲线无法充分反映市场在各期限下的无风险利率水平。可考虑通过增发特别国债的形式购买外汇储备并向金融机构注资,一方面扩大国债市场存量水平,另一方面也可增进外汇储备的多种形式的有效利用,帮助国有金融机构改善资产质量、剥离坏账、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在我国中央层级负债水平仍处于低位的情况下,扩大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是当下稳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应有之义。

在自贸区发展进程中保持谨慎的必要性。日本离岸市场建立初期,离岸账户对在岸账户的渗透被严格限制。但欧洲日元贷款的开放导致对离岸账户的监管失效,离岸市场推动了较大规模的境内、境外套利交易,这在日本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在我国自贸区的发展过程中,目前金融方面的政策创新较为审慎,对离岸金融账户与在岸账户的区分监管要求较为严格,这是有充足道理的;在日后进一步加强自贸区金融开放过程中也不应软化、忽视对离岸账户的相关监管,否则对其他地区的资本账户管制效力将严重降低,导致套利增长和资本外流,增加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

   

 



* 卢季诺,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高级经济学家。

[1] 陈晖(2007):“日元国际化的经验与教训”。8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这一比例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小。美国在1988年的进出口本币结算比例为85%96%,德国为52.6%81.5%,法国为48.9%58.5%,英国为40%57%

[3] Hiroo Taguchi (1994):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Japanese Yen. In volume: Takatoshi Ito and Anne Krueger (1994): Macroeconomic Linkage: Savings, Exchange Rates, and Capital Flows, NBER-EASE Volume 3.

[4] Tavlas George and Yuzuru Ozeki1992):“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urrencies: An Appraisal of the Japanese Yen.” IMF Occasional Paper. January 1992. P23.

[5] Tavlas George and Yuzuru Ozeki1992):“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urrencies: An Appraisal of the Japanese Yen.” IMF Occasional Paper. January 1992. P22.

[6] 大藏省资金运用部、日本银行、日本简易生命保险、邮政储蓄金融自由化对策资金。

从客观效果上看,“修昔底德陷阱”起到了以学术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双重战争讹诈的作用,是美国霸权主义在学术上的具体表现。但在世界格...

学术为政治服务,美国恐怕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最新的范例就是对“修昔底德陷阱”的鼓吹。

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是:古希腊处于支配、主导地位的城邦斯巴达出于对不断崛起的雅典的“恐惧”,先发制人地对其发动战争并将其打败。自2012年以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艾利森教授一再将这一逻辑用于中美关系,并把中美分别对应为雅典和斯巴达。

至少从客观效果上看,“修昔底德陷阱”起到了以学术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双重战争讹诈的作用。一方面,它以隐喻的手法先入为主地把可能的武装冲突的责任加在中国头上,你一解释就中招,而且越解释陷得越深。另一方面,它含蓄地告诉你,如果你不能让美国放心,也就是消除美国的“恐惧”,美国就可能用战争解决问题。果然,中国如何对待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成为讨论的焦点,似乎战争是否发生关键是看中国的表现,毫无疑问,热炒“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要影响中国外交。而中国学界的主流话语却在反复论证中国不挑战什么,乃至作承诺、下保证。

表面上看,“修昔底德陷阱”明显占据了话语权优势,但它同时反映出美国学术乃至政策思维的一个严重弱点。到了21世纪,美国还要用两千年前的模式思考国际关系,动不动就用战争方式对待竞争对手,这充分暴露了美国国际关系思想的陈腐及其对战争根深蒂固的执著,与其刻意塑造的维护和平的自身形象背道而驰。

近两年来,美国一直在进行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讨论,且日趋热烈。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看法是:中国近些年来的政治走向日益明显地与美国的预期方向相反,美国用“以拉为主、以压为辅”的方式将中国纳入其战略轨道的目标基本落空,今后要对中国将采取“以压为主,以拉为辅”的政策。“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说是这种政策转向在学术上的体现。不仅如此,美国另一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政客学者沈大伟,公然鼓吹“中共崩溃论”,恶毒攻击中国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甚至试图干扰中国反腐进程。

长期以来,一些似是而非甚至具有明显误导性的概念和理论的流行,对制造思想混乱发挥了主要作用。例如“现行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利益攸关方”、“中美国”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事实上,近3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融入国际体系。促成中国快速发展的基本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整体进入了一轮周期性的增长期;第二,改革开放前30年建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三,改革开放前30年建立的公有制为改革红利的实现提供了前提条件;第四,中国充分利用了外部的资金、技术、资源、市场等条件;第五,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从而使中国没有出现俄罗斯式的休克和拉美化。对这些基本经验,我们要认真总结,继续坚持。

当前,不仅中国,整个世界都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当前世界经济整体进入周期性的下行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趋于尖锐,社会和生态危机开始普遍爆发,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越发趋于多样化,新兴力量的普遍涌现、美国与其他主要力量实力差距的缩小;国际成员独立自主能力的增强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愿望的增大等等因素,促使美国霸权渐趋衰微瓦解,国际格局正向多中心、多元化、均势化方向发展。

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单靠搞定中国就能维系霸权地位,就能改变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吗?毫无疑问,“修昔底德陷阱说”对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至于其中的战争恐吓,目前恐怕更多地局限于心理战。目前美国的实力的确强于任何单一对手,但它所认为的对手远不止一两个。美国目前多线用兵、多面对敌,特别是同时将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大国作为主要对手,这绝不是什么高明的战略。目前,美、俄、中是决定国际格局的主要力量,而在这个战略大三角中,中俄这条边最短,这就从基本格局上决定了美国的战略被动地位。但从历史经验以及“修昔底德陷阱”等理论反映的倾向看,我们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警觉。美国恐怕难以和平衰落,如何防止霸权战争也有研究的必要,学术界应发挥一些作用才是。

台湾选举民意的变动,是经济快速波动和社会多重分化在特定政治事件上的反映。早期的省籍-族群冲突、南北部发展差距、国家认同矛盾和贫富分化等...

近十年来,在亚太及两岸政经潮流的冲击下,台湾的经济波动和社会分化不断刺激着选举政治的脉动,不仅促成了两次政党轮替,而且催生出一个政治周期,形成了新的政治秩序。2016年初的台湾“大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观测点。本文从亚太经济整合背景下台湾经济动能的流失、社会的多重分化以及公共治理困境的形成等角度,透视2016年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的经济社会根源,系统分析台湾新政治秩序的结构与动向。

引言:一种不良政治周期的提出

当我们看到蔡英文以56%的得票率大胜朱立伦,并且民进党赢得68席“立委”成为台湾第一大党。总揽行政、立法大权“完全执政”时,很多人会想起8年前马英九和国民党的大胜。2008年春,马英九以58%的得票率战胜谢长廷,国民党赢得了77席“立委”,超过了“立法院”2/3席次,一度引发台湾社会对国民党再度“一党独大”的担忧。如今,一贯清廉勤政的马英九的支持率掉到了和陈水扁下台前相近的水平,而国民党的“立委”席次跌落到35席,执政8年后沦落为史上最差政绩。于是问题就来了:国民党如此惨败,恐怕不能只归结为马英九的“无能”,同样民进党的大胜也不只是依靠蔡英文的“能力”(今年蔡的得票数只比4年前多80万票,且多为新增的“首投族”的选票),那么还有什么系统性因素深刻影响了这次政治格局的变动呢?

现代社会,政治明星光环常常是不稳定的,其命运取决于民意起伏。今日台湾民意的变动,往往是经济快速波动和社会多重分化在特定政治事件或政策议题上的反映。当经济波动不断减幅直到失去动能、且社会分化日益固化的时候,一种不良的政治周期就可能浮现:党派精英们想方设法要“公平分配蛋糕”,但受财政收支能力下降、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认同分化的多重制约,公共政策左右为难,举足不定,难以满足的大众就会改变政党偏好,抛弃一个政治明星,捧起另一个政治明星。这是一种缺乏经济持续增长和整体福利扩张下的自我政治消耗,如果遇到认同矛盾则损耗愈重,没有赢家,都是输家。基本上,这就是8年来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执政命运。现在蔡英文一脚踏进这个周期,身处台湾政治摩天轮的周期循环结构之中,她能摆脱马英九的命运模式吗?

亚太经济整合中的孤岛:台湾的经济动能是如何丧失的

台湾经济:从“奇迹”到“边缘化”

虽然“中华民国”政权于1971年失去联合国席位,但在此后二十多年里,蒋经国、技术官僚以及中小企业家共同打造的“台湾经济奇迹”提升了台湾的国际能见度。走向全球市场的台湾外贸,让人们发现它居然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分子,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闪亮经济地位让各国精英油然而生敬意,源自日本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即兼具政府干预与市场动力的发展模式。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台湾地区所谓“发展型”并不如日、韩那样典型,蒋经国治下的不少产业政策并没有奏效,不过是搭上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的顺风车而已,因而资本、技术、品牌、市场四头在外,而只有生产一头在内的“代工生产”(OEM)在台湾十分兴盛。[1]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的资本丰厚,半导体产业领先全球,但是知名科技品牌却寥寥无几,同时世界和亚太区域市场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台湾的中小企业在国际上难以应对更加激烈的贸易竞争。

李、扁以来的战略失败与失误

最近20年是台湾多党政治的迅猛发展期,但是台湾的外贸荣景却逐日黯淡,产业竞争力下滑,经济增长乏力,在世界经济中被日益边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WTO多哈回合谈判破局,区域经济合作与双边经济合作快速兴起,各种自由贸易互惠协议重新塑造了亚太、亚欧的经贸格局,而台湾却与这波互惠自贸浪潮擦身而过。这其中有政治因素的影响——台湾作为非主权国家实体本身并不自动有资格签署FTA官方协议,并且国际社会认识到北京认为与台湾签署FTA有悖于一个中国原则,没有一个国家会和台湾签署此类协定。[2]如果台湾能与大陆建立政治互信,在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大陆并不反对台湾拓展其经贸联系,对外签署具有相当于FTA内容的灵活的贸易协议。在马英九第二个任期内,台湾分别与新加坡、新西兰签署两个经贸合作协议,与日本也签署了租税协议。因此,这个政治因素其实不全是阻碍因素,还在于台湾领导人如何协调两岸关系与对外经济合作。

从这个角度上说,李登辉和陈水扁的战略失败应为台湾经济的边缘化和孤立化承担主要责任。一方面,他们在与大陆进行国家认同对抗的同时又想走上世界政治舞台(包括“入联”、“法理台独”等),结果破坏两岸政治互信,堵死了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大道。另一方面,他们以美、日和中南美洲邦交国为重点的FTA战略最终失败——对美日期待过高,幻想一步到位签署FTA,结果被十分现实的美日所冷落,与中南美洲五国签署的FTA则在经贸总量上微不足道,无法提供经济增长动力。[3]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试图“积极洽签经贸协议,融入区域整合,连接亚太、布局全球”时,中国大陆已经崛起,上海凭借着基础设施优势以及综合保税区(和2013年以后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制度创新优势,早已在加速推进“亚太运营中心”了。

最近8年来马英九在两岸政治互信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并能够善用两岸经贸合作拉动台湾经济复苏。但是,马英九及国民党领导层在两岸关系上也是目光短浅,失去了更好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良机。首先,马和国民党领导层在两岸关系上缺乏全盘规划,只看短期实利,不能关注两岸经贸利益之外的更多和平发展红利。一是台湾近年来的宏观经济稳定中两岸投资、贸易贡献最多;二是台湾的中下阶层、中端服务业、中南部实际也从两岸经济社会交流合作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三是大陆给予台湾中青年世代广阔的发展机遇。而马政府基本只看重第一点,对第二点缺乏鼓励,对第三点却是限制多于鼓励。更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两岸和平发展让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涉外交往得到大幅改善,得以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和亚太经济整合事务,而这些重要收获基本被马眼中的短期利益掩盖了。

其次,马英九没有紧抓台湾民众担忧两岸关系的关键——安全风险,以良方去引导台湾民意。这里所说的“良方”是指更加务实的两岸和平协议。协议的文本要对两岸和平共荣和台湾的安全保障做出明确规定,其最大的功能在于官方“协议”将能引导民意。因为和平乃是两岸现实,两岸和平协议必定是两岸官方授权且认可的政治协议,将赋予含糊不清的两岸政治关系一种政治确定性,激发民众政治信心。惟其如此,台湾民意才能更加正面地看待两岸经贸合作、社会交流以及共同的涉外关系。

如今韩国、新加坡成为签署FTA最多的两个亚太国家,韩国甚至以人口规模超过5千万、人均GDP超过2.8万美元的底气自诩为“中等强国”,出面筹划世界级的“中等强国联盟”。而台湾老一辈还在回味当年的“小龙”光景,新生代面对的是失业和低薪的苦楚,并且盲目地把问题的源头指向本来对台湾有利的两岸经贸合作。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直接把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当作替罪羔羊。

今天,台湾成为亚太经济整合中的政治经济孤岛,除了资讯产品由于WTO信息技术协定(ITA)享有免关税保障之外,难以为重要产品进入各国市场争取到优惠关税待遇,产品竞争力以及原有的产业优势不断流失。唯一因政治考虑持续给予台湾巨额贸易入超的中国大陆,其庞大市场原本是台湾企业获得新生的“美丽新世界”,但是随着东盟-中国FTA和中韩FTA的生效,与韩国、东盟出口产品同质性极高的台湾产品面临着被挤出大陆市场的危险。两岸ECFA的实质是自由贸易加产业合作,不过只是一个框架协议加少数早期收获成果,而两岸自贸的实质内容都在后续的服贸协议和货贸协议谈判里。现在服贸协议已被抹黑,货贸谈判遭到冻结,台湾的经济动脉受到了钳制,而黑手就在台湾内部。

经济波动与蔡英文执政根基

在亚太经济整合进程中的落伍,以及两岸经济合作中的进展与局限,台湾陷入了一个明显的经济波动期,经济短期增长之后往往就是快速下滑,此后由于官方政策的刺激得以复苏,但又往往反复变动(参见图1)。这是这个“浅碟型”开放经济体受快速变动的全球经济形势冲击的结果。要不是近年来不断壮大的两岸经贸联系为台湾注入巨额入差,台湾甚至不会有多次短暂的复苏。


 

1   1990-2015年台湾经济增长和景气对策信号

  数据来源: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

 

     外贸的萎缩对以出口为命脉的台湾经济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自2010年以后台湾的低端出口产品面对东盟国家时已无优势,而高端产品例如面板、电子零配件、芯片等机电产品面临韩国的激烈竞争,甚至正在逐步失去大陆市场。同时,大陆科技产业也有自身的发展需求,台商闻之色变的“红色供应链”开始崛起。如此,作为台湾经济顶梁柱的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力优势即将不保。同时,在台商和外商投资信心不足的时候,在消费能力受就业不稳、薪资停滞影响的时候,在生物科技、医疗、文创等产业不足以支撑起台湾经济大厦的时候,在台企无法突破代工生产模式的时候,台湾经济短暂波动走向持续下滑并非不可能。2015年台湾GDP已经保不住1%的增长率,预估2016年也难有大的起色。

这就是2016年民进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蔡英文今后无法摆脱的经济梦魇。在这样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状况下,近年来台湾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已从最高峰的1990年的25%掉到目前的15%左右。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能力不断下降,刺激和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将随之下降,同时民生福利几无提升之机。台湾财政的经济发展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已从199331%的最高峰拦腰落到201415%的低谷;民生福利支出的占比则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不足10%逐渐爬升到2011年的近20%,但此后4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4]这说明台湾官方除了维持既有福利现状以外,已无余力再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化增添福利项目或者扩张福利基础。而蔡英文竞选主张中的20万户社会住宅建设、青年创业、边缘群体照顾、都市更新加速、北中南部均衡发展等无一不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支持。如此状况,巧妇焉能做无米之炊?

因此,蔡英文当选后,一边在绞尽脑汁琢磨两岸政策说辞,一边在想方设法准备出手刺激经济动能。假如台湾经济状况继续低迷下去,政治摩天轮的转动只会加快,不会暂停,而马英九的今天将会是她的明天。因此,对蔡英文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既要设法稳定两岸经贸关系现状,也要争取台湾工商界的投资信心和配合。近年来她所主张的“内需经济”、“以创新为动能的经济发展模式”等理念,落到实处无非都市更新、医疗照护、精致农业、民宿服务、物联网、新能源等具体的产业,要么产值弱小,要么缓不济急,不足以扛起突破台湾经济困境的重任。近来,她在多个县市阐述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的发展策略,提出将在台湾北中南部同时打造五大产业创新体系,涵盖绿色能源、防务产业、生物医药、亚洲硅谷、智能机械等,希望让各种产业政策同时发挥作用,堆大“柴火”驱散景气寒流。但其致命缺陷在于无视外贸的萎缩和大陆市场的流失,没有市场创新是没有产业生命力的,而台湾内部狭小的市场不足以支持蔡刺激经济动能的产业计划。此外,她十分渴望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TPP),但由于TPP在劳工、环保、政府采购等方面标准极高,台湾能否顺利加入还有很多变数,而且即便加入也很难在短短几年就能帮助台湾经济脱困。所以,目光只能回到两岸——今后两岸经贸关系仍然是台湾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源。

十多年来,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始终保持在60%以上,对台湾GDP增长的贡献率最大的是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其次是对大陆的出口。[5] 可见两岸经贸攸关台湾经济命脉。

如此,经济问题再度回到政治层面:如果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能得到大陆的信任,如果继续搁置两岸服贸、货贸,那么台湾所占有的大陆市场份额迟早落入其国际竞争对手的手中。更何况,由于她迄今不承认“九二共识”,台商和外商普遍投资信心不足,大都停足观望两岸局势,有的甚至准备撤资台湾,这对今后台湾经济发展都是雪上加霜的事。

分化社会的政治秩序:民进党如何应对公共治理的挑战?

台湾的贫富分化

短期的经济波动和中长期的增长乏力导致台湾社会的贫富分化不断扩大。近年来,不管按十等分还是五等分,台湾家庭的最高所得组(组V)与最低所得组(组I)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参见图2)。台湾在工业化时期没有阶级固化的弊病,但是在经济波动的年代,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台湾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分化,其中一小部分发展成高收入群体,另一部分则掉到低收入阶层。[6]

 

 

                            台湾家户五等分组所得差异变化(1980-2014年)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编印:《家庭收支调查报告》,201510

 

对执政者来说,贫富分化社会的最大难题是政府主导下以社会公平为取向的二次分配总是抵消不了基于市场效率原则的一次分配对既有分化的强化,因此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是永远存在的。在选举竞争的年代,这种相对剥夺感和政策扭曲只会得到强化,而非减缓,因为社会政治张力的加强有利于候选人塑造敌我分野的阵营格局,进而动员投票并收割选票。这是台湾民主化以来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之一。

民进党的新定位

蔡英文带领下的民进党深谙此道。从2010年底“五都选举”开始,蔡英文和民进党就努力摆脱陈水扁“政商勾结”的不良形象,追求“中间偏左”的政党定位,亲近社会中下层和弱势群体,极力诉求“公平分配”、“社会正义”的选举主轴,竭力把马英九当局描绘成资本家的“右翼政府”。[7]最近5年来,阶级论战的话语在台湾大小选举动员中十分流行,社会公平分配问题一度代替“政治不正确”的族群认同话语,成为政党论述的利器。[8]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因为从基尼系数、大岛指数等常用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来看,台湾的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比菲律宾、泰国、印尼等国家严重,何以公平分配和阶级话语在台湾如此盛行?甚至冲击到了两岸关系?一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认同、世代、地域等分化问题加码作用于贫富分化问题,使其凸显出来并且通过学运社运等舞台加以传播,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9]

这是一个由社运和政党共同推动的政治建构过程,公共政策问题和两岸关系问题都被卷入这个政治建构过程之中,无不沾染上阶级分化的标签。蔡英文在她的文集《英派》里指出:“全球化经济加大贫富差距,在台湾已产生阶级及社会矛盾;此时两岸加速经济交流,又出现扭曲的政商利益结构。两者产生的分配问题产生加乘效应,终于演变成世代之间的冲突。[10]这里把贫富分化、世代分化与两岸关系问题牵连起来了。而“太阳花学运”组织者传播的《反对黑箱服贸行动宣言》写道:“这些由大财团、大企业、少数执政者所组成的跨海峡政商统治集团,随时可以抛弃台湾,随时可以转往世界上任何一处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他们就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一个国家青年的血汗,就开始寻找其他国家青春的肉体。[11]在这里,“跨海峡政商统治集团”作为学运斗争的靶子,汇聚了贫富、认同、世代等多种分化内涵,不仅是为富不仁的代表,而且具有“吸血鬼”一样丑陋、恐怖的形象,成为号召新世代良善爱台青年勇于抗争的最大激励。这种制造对手并进行妖魔化渲染的手法,也使学运中各种冲击、霸占公权力机构(“立法院”、“行政院”等)的现实违法行动看起来似乎具有“合法性”与“终极正义”,从而提升了学运参加者及支持者的道德形象。对于新世代学运的仇富、恐中、反马心态以及展现出来的大规模社会动员能力和反体制冲击行动,蔡英文和民进党精英是十分欣赏的,甚至自感“望尘莫及”,钦佩莫名。为此,蔡英文强调民进党应与社运团体建立“伙伴关系”,开展“默契合作”,形成“分进合击”的策略以对付国民党。[12]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建构下,贫富分化与其他社会分化形态互相影响,使台湾社会遍布复杂的社会分歧点,极易成为政治动员的导火索。这是台湾民主化以后公共治理最难于处理的问题,也是各种吸引眼球的政治敏感事件之所以层出不穷的社会根源。

分化社会与政治动员

我们必须系统地思考台湾的社会分化问题。当前台湾社会分化的突出特点及其运作效果是:各类新、老分化问题相互影响、渗透,形成了行动能力十足的社会力量、政治敏感性极强的社会舆论以及更加直接的政治参与方式,一方面冲击了过去习以为常的精英主导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另一方面催生出新的选举动员模式,改变了主要政党的社会基础。前者的典型例子是2014年春“太阳花学运”对服贸协议的冲击,后者则体现在2014年底“九合一”选举以及2016年初台湾大选中的各种网络政治动员,特别是对柯文哲的网络造神运动和对“周子瑜事件”的政治情绪宣泄。

这些具有网络化、年轻化、民粹化、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甚至反代议制民主的社会运动,乃是上述四类社会分化汇集反应的结果。2013年8月,因陆军下士洪仲丘受虐死亡案引发的25万“白衫军”凯达格兰大道示威事件,可以视为这类社运成型的标志性事件。类似的事件还有苗栗大埔拆迁案争议、台北文林苑都更案争议、反媒体垄断运动、反核四运动、反国光石化案等。在这类社运中,Facebook和PTT等网络社交工具成为从网络到现实的社会动员的利器。“公民1985行动联盟”、“巢运”、“民主阵线”、“岛国前进”、“基进侧翼”、“民主斗阵”、“民主黑潮学生联盟”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学运/社运组织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有的甚至只是在Facebook上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开展网络社会动员),挑战马英九当局的土地政策、住宅政策、两岸经贸政策、军队改革政策、环保政策以及能源政策,甚至激化两岸认同矛盾,最终在2016年初的大选中汇聚成时代力量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新兴政党。其中,接续“太阳花学运”声势的时代力量在党主席黄国昌的带领下赢得了5个“立委”席位,组建“立法院党团”,一举由反代议民主体制的先锋翻身而成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不良政治周期的运作

2008年以来,随着台湾经济波动减幅到失去动能(2015年台湾GDP增长率只有0.85%),台湾的不良政治周期形成了:国民党重返执政不久即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经过一番努力应对,经济稍有复苏后立即面临公平分配的社会压力,但受财政收支能力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双重制约,公共政策决策在分配优先或增长优先之间左右为难。各种社会分化相互影响下的社会碎片化格局开始固化,对重大政策议题的社会共识基本没有可能形成。于是,复杂分布的社会分歧点所构成的“导火索”一旦因偶然事件引燃,激进的新世代就能利用网络新媒体迅速开展社会动员,组织社运,引发政治紧张。国民党一惯忽视培养青年外围社团,现有的国民党青工会和青年团要么为高官子弟和地方派系子弟操控,要么缺乏网络草根动员的决心与经验,因此国民党虽然成了在野党,但恐怕缺乏利用社运的能力。马英九第二任期内最常见的社会问题螺旋式激化进而政治化的模式。其实蔡英文上台后也很难完全避免按如此模式运转的社会问题。因为经济状况不好,而且社会碎片化,谁当家,谁承担。这一点蔡英文已经意识到了。

在不良政治周期中,多种社会分化作用下社运的蔓延,就是一种缺乏经济持续增长和整体福利扩张下的自我消耗。长期看这里没有赢家,因为特定社会群体一时的权利获益往往同时伴随着整体性的制度损伤。各种制度损伤日积月累,最终造成的只会是体制的失能和治理的失败。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三十年左右的台湾民主化和政党竞争,建立起后威权时代的政治秩序,依托各种民主制度和政策过程为台湾提供了民主规则、市场效率、福利改善以及良好社会规范等政治-社会功能。但是如果这些制度和政策过程一再受损,这些弥足珍贵的功能也将无处容身。

蔡英文执政下如何应对潜能十足的社会力量,将是未来若干年台湾政治发展的新内容。时代力量党已经在“立法院”中发出了要监督民进党执政的声音,各种独派社团、环保社团、社福社团在推送蔡英文和民进党上台以后紧盯着民进党的施政举措。他们不会忘记十几年前陈水扁上台执政却背离社运团体,大搞政商勾结的往事。三年前,“万人送仲丘”活动的主持人喊道:“民进党如果真心诚意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全世界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但如果不是真心诚意,只想着下次选举,民众不会站在你这边。”蔡英文说她随时把这句话放在心上。[13]那么,在高举“公平正义”理想旗帜但又兼有反全球化、反市场化和仇富心态以及强烈“台湾国认同”的新世代社运面前,蔡英文和民进党还能像在野时期那样纵情欣赏和支持社运吗?

总结:台湾政治秩序的未来——分化社会挑战民主社会

台北一位曾任政府文官的老先生告诉我:民主当然好,但是民主越多,下层老百姓就越想念威权领袖蒋经国。因为不是民主越多社会就治理得越好,不是社会越多元民众的福利就越能得到保障。

台湾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一人一票的全面普选,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个制度的形成过程(即“民主化”)受到不少“先天病灶”的影响,包括早期的省籍-族群冲突、南北部发展差距以及近年凸显的国家认同矛盾和贫富分化问题。基本上,民主制是系统性代表社会利益的方法,但仅凭本身无力去改变社会利益的分配,需辅以其他现代国家建设制度,包括法治、市场、公权力配置等。30年前台湾民主化的启动有其问题意识,亦即改变权力资源的产生和分配模式,包括开放政治市场(开放“党禁”、“报禁”),让民众平等获得利益代表(解散“万年国会”)以及最高权力的普选(“总统直选”)等。

随着第三次“政党轮替”的完成,台湾“民主政治”可以说进入了“巩固期”,而由于四大社会分化形态同时存在,不良的政治周期隐然成型,促使台湾民主政治运作的问题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可持续发展、有效公共治理以及公平分配,成为新的新政治秩序的必然要求。这就是未来台湾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命题,是分化社会对“民主政治”的时代挑战。如果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不能完成这些任务,也无法逃脱政治摩天轮的无情周转。

   民主政治不确定,分化社会无共识,这两条是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的难关。大陆对台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直面台湾政治发展的这两条逻辑。台湾的社会分化和政党轮替成为大陆对台政策继续发展的激励因素,未来政策改进的着眼点应更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在坚决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推行让台湾民众“有感”的政治干预,扩大对台湾新世代的政策吸纳,全面布局构建两岸安全共同体等。

 

(编辑  迟晨光)



[1] See Yongping Wu, A Political Explan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State Survival,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Making of Taiwan’s Economy, 1950-198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And, Suzanne Burger and Richard K. Lester, Global Taiwan: Building Competitive Strengths in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y. Armonk: M. E. Sharp, 2005.

[2] Iana Dreyer, et al, “Beyond Geopolitics: The Case for a Free Trade Accord between Europe and Taiwan. ECIPE Occasional Paper, 2010, No.3.

[3] 童振源:《台湾未来关键下一步:透视2016选前两岸关系发展与政策》,新北市:博志文化,20148月,第53页。

[4]台湾“行政院财政部统计处”:《财政统计年报2014》,台北:2015年。

[5]蔡世峰、郑振清:《两岸经济合作对台湾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之实证分析》,《台湾研究》,2016年第2期。

[6] Zhenqing Zheng, “Taiwan’s Wealth Gap and the Evolution of Electoral Polit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es,” Asian Survey, September-October, 2013, 53(5).

[7]郑振清:《台湾贫富分化与民进党“中间偏左”路线的演变,2008-2012》,《台湾研究》,2012年第3期。

[8] Dongtao Qi, “Globalization, Social Justice Issu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aiwan: An Explanation of the Limited Resurgence of the DPP during 2008-2012,” The China Quarterly, 216, November 2013.

[9]郑振清:《蔡英文与民进党路线调整:分配政治与两岸关系》,《中国评论》,20149月号。郑振清、巫永平:《贫富差距扩大的政治效应: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东亚选举政治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10] 蔡英文:《英派:点亮台湾的这一里路》,台北:圆神出版,2015年,第104页。

[11]“黑色岛国青年阵线”Facebook页面《318青年占领立法院,反对黑箱服贸行动宣言》: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41320579384529&set=a.236148243235096.1073741833.177308745785713&type=1&theater.

[12]蔡英文:《英派:点亮台湾的这一里路》,台北:圆神出版,2015年,第108-109页。

[13]蔡英文:《英派:点亮台湾的这一里路》,第112页。

 

受库存拖累,美国三季度经济增长放缓,仅增长1.5%,不及此前预期。 商务部周四数据显示,美国三季度GDP季化环比增长1....

受库存拖累,美国三季度经济增长放缓,仅增长1.5%,不及此前预期。

商务部周四数据显示,美国三季度GDP季化环比增长1.5%,较二季度的3.9%大幅回落,同时低于预期的1.6%。数据公布后,欧元、黄金小幅走高,标普500指数期货反应平淡。

各季度GDP增速对比

经济学家表示,由于内需强劲,库存的拖累可能是暂时的,四季度经济增速将会上升。

早在数据公布前,路透就援引穆迪资深分析师Ryan Sweet表示:“数据不会太好看,但从美联储的角度讲,这对政策的影响并不是太大。他们将忽略GDP的疲弱表现,因为这是受库存影响。”

昨天,美联储周三称美国经济在“温和”扩张,并直接提到下次政策会议,使得12月加息成为可能。美联储自200812月就维持利率在近零水准。

库存状况

以下为具体数据:

美国三季度实际GDP年化季环比初值1.5%,预期1.6%,前值3.9%

美国三季度GDP平减指数初值1.2%,预期1.4%,前值2.1%

美国三季度个人消费支出(PCE)年化季环比初值3.2%,预期3.3%,前值3.6%

美国三季度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年化季环比初值1.3%,预期1.4%,前值1.9%

三季度美国企业库存568亿美元,为2014年一季度以来最低。今年二季度库存为1135亿美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平教授向广大读者推荐美国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Journal)在几年前发表过的一篇题为z...

编者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平教授向广大读者推荐美国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Journal)在几年前发表过的一篇题为《1.4万亿美元的问题》的文章。该文认为,中国已经达到类似当年美苏“恐怖平衡”的地位,但现在中国靠的不是核武器,而是手中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甚至可以决定美国的命运,但却仍让美国掌握着金融市场的话语权。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上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中国人补贴美国是我们耍他们?还是他们在耍我们

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也许自知在美国的形象有问题。他是黑石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史蒂夫和他的公司在中国一度非常出名,博客、报纸和电视谈话中常提到他(他的中国名字苏世民)。在美国,施瓦茨曼因贪婪令人嫌恶。 2007年,为了自己60岁的生日宴会,他耗资500万美元。美国专栏作家安德森称他是“这个贪婪时代的代言人”。。在中国,施瓦茨曼则被怀疑卷走了老百姓的血汗钱。

2007年黑石上市之前,中国的主权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花了30亿美元外汇储备,以每股29.61美元的价格购买了1.01亿股黑石股份。美国新闻界赞此为精明老练之举。美国政府常对中国敲敲打打,要求中国在国际社会运用新增财富时做个“负责任的参与者”,投资黑石看来正如美国所愿。中国政府将三十亿美元的国民储蓄投入美国最著名的私募基金公司,只买了8%首次公开发行且无投票权的黑石股票,用不取得控制权的方式入伙西方的一流公司,同时没有引起政治疑惧。当初,日本人与沙特阿拉伯人在暴富之时,招摇摆阔买下西方著名企业及地标建筑,惹来愤怒与嫉妒,中国人与他们的差别显而易见。

但六个月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综合指数飙升时,中国持有的黑石公司股票账面损达到失约十亿美元,至少从账面上看这笔投资不能算是精明之举。我曾在两所大学演讲,学生都指出,施瓦茨曼是共和党的“大金主”。还有消息说,2007年布什总统前往施瓦茨曼位于曼哈顿的公寓,参加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募款活动。

黑石公司的案例体现了中、美关系较深层、较不公开且有可能更具破坏性的矛盾对立。中国的老百姓一直在补贴的不仅仅是施瓦茨曼的公司,而是每一个美国人。

中国对世界贸易开放已25年有余,领导人一直刻意压低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来支撑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真正含义(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4万亿美元,约每天增加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库债券)。实际上,这等于被(富有的)每个美国人在约十年间向(贫穷的)中国某人借了四千美元。就像许多失衡的经济情况一样,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此也一定会终结。但结束的方式是突然或渐进;有可预见的理由,还是在一阵恐慌中?不同的结束方式在未来几年会对美国及中国经济带来极为不同的影响,且不说对欧洲和其它地区的局外者

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会说,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高于其实际应该所处的水平——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消费总额大于生产总额。经济学家也会指出,尽管中国的大城市看来耀眼夺目,并且出现亿万富翁阶层,但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低于实际应有的水平,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消费额只有其生产额的一半。

中美两国政府都希望别人注意到这种局面,因为这对双方来说都有利。对中国来说,这有助于政府依其想要的方式来引导经济发展。“难以置信的快速增长”与“失控的通货膨胀”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这样做也能防止国内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恶性通膨。就美国而言,它意味着便宜的iPods、低利率、较低的按揭给付、较轻的税负。但是由于双方国内的政治紧张,也由于这项经济失衡的规模庞大,而且有增无减,现在已有迹象显示这种安排将难以为继。

我在2005年撰文《崩溃在即》,描述了一个想象中的未来景象:美国房地产暴跌,信用市场摇摇欲坠,造成中国等外国投资人恐慌,余殃多年不息。真实的世界最近已略有类似的忧虑(编者注:实际上,这种忧虑已经演变成了现实的2008年金融危机)。过去半年来,中国官方机构的某些非重量级人士曾暗示,中国可能不会再供应这么多钱给美国,而这样的言论竟然在外汇市场引起一阵恐慌。20078月,一位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方面学者何帆,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到:假如美元持续贬值,中国可能转移部分资产至较强势的货币。这话并无威胁之意,不过是老生常谈,但该篇文章很快就在欧、美激起危言耸听的报道,说是中国正在考虑使用其“核爆选项”——减持美元。

数月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表达了与何帆大体相同的看法。就在他发言数小时后,国际汇市便一阵交易频繁,迫使美元对欧元及其它货币的汇率跌到当时的最低点。。随后的几个星期,“美元挤兑”及“信心崩溃”之类用语越来越常出现在金融文章里。当年11月,更有影响力的温家宝总理表示:“我们担心如何保住中国持有的美元价值。”此话一出, 人心惶惶。

在美元强势时,下列的(好)事全来了:食物、燃料、进口品、制造品以及其它一切(包括欧洲旅游)的价格都下跌,而股票市场、房地产以及其它一切美国资产价格都上扬。抵押贷款、卡债及商业借贷的利率下降。税率也可能降低,因为外国借钱给美国会降低国债融资成本。唯一的问题就是美国货对外国人而言变贵了,因此伤害美国的出口。

而美元疲软时,下列(坏)事就会发生:食物、燃料、进口货等等价格都会上涨(也不再有欧洲旅游)。股票市场、房地产以及几乎其它一切美国资产价格都会下跌。利率升高,税率也可能升高,以弥补国债融资所增加的成本。唯一的好处就是美国货对外国人而言变便宜了,有助创造就业,并且能提高以出口为导向的美国公司(加州的葡萄酒商、新英格兰的医疗设备制造商)的价值。

美元维持高价已经许多年了——高得有些离谱,大部分是因为与中国人心照不宣的交易。中国的生活水平(虽然上升快速)也因同样的理由一直低得离谱。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奇怪平衡的起源和运行机制,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这种情形难以为继,以及美元崩盘或其他事件后这种情形将被何种情形取而代之。

为何一个穷国家有这么多钱

截至1996年,中国的国外资产首次累积到一千亿美元,主要是以美元持有。此后,金额又增加六倍多,远超过一万亿美元,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居世界首位。日本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以官方汇率计,日本经济实力几乎是中国的两倍,但外国资产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二;其次是阿联酋和俄罗斯。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大部分都放在保守、获利低的金融工具,如国库券、联邦债券,而不是惹眼的黑石股票。国库券与债券有美国政府的背书,被认为是世界最安全的投资,这些票券所付的利息低于公司债券,过去两年给付的年息是4%5%,而美元对人民币便已贬值5%6%,利息勉强抵得上贬值。

美国人有时(但不常)争论说,如此严重依赖外国政府控制的钱是不是一件好事?这种辩论再切题不过了,因为美国以前从未欠一个国家如此多的债务。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在争论这样的交易对他们是否划算?中国官员已经意识到,他们购买股票支撑了美国的401(k)退休基金的价值,维持了美国的低利率,而他们购买美国债券亦复如此,而且还让美国政府花钱却不必加税。

美国前任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曾经提到的怪现象就是,一个有那么多的需求尚未满足的国家,竟会让 “一万亿美元资金从年富力强的地方流到一个垂垂老矣的富有地方。”

虽然有些中国人富裕了,但中国在很多方面还达不到发达国家标准。更好的学校、更多的公园、更健全的医疗、更干净的空气和水、更完备的都市下水道——在中国,所有能想到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跟“工厂─出口经济”搭边。就个人的生活水平来说,情形也一样,大工厂的工人平均现金收入每月约160美元,农村则只有这个金额的一小部份,大部份中国人都感觉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起点非常低。

那么,中国为什么还一直把钱输送给美国?经济学家会描述这个怪现象说,中国目前已是全世界国民储蓄最高的国家。这听起来令人称羡,但像中国这样搞得太过头,显得和世界其他经济体不协调,使人民生活低于应有水平。相较之下,印度的储蓄率大约25%,即印度人民消费掉他们所生产的75%。以韩国与日本来说,储蓄率往往维持在20%多到35%左右的水平。近年来,美国的储蓄率有时会低于零,也就是说美国经由进口外国商品消费了超过国内生产的东西。

中国的储蓄率徘徊在50%上下,这可能是和平时期任何国家前所未有的,但这并不表示一般家庭储蓄占收入的一半,虽然个人储蓄率在中国是非常高的。很多中国国民收入以外国资产的方式“储存”起来,这几乎是看不见的。一直到现在,大部份中国人都心甘情愿地忍受,因为经济增长较高,即使消费水平受到压制,仍会使大部分人的财富逐年增加。

然而,说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仅描述了状况,却没有解释原因。为什么中国要从国内老百姓手中取走这么多钱去给美国?更加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中国明明知道美元对人民币肯定会持续贬值,还甘愿把这么多财物换成美金?中国的人民和国家需求甚殷,却有那么多他们赚得的收入不允许享用?中国政府曾作过一些明确的选择,,这些选择都源自政府的控制,中国的经济在其它许多方面都已大幅开放,但对于至关紧要的部份政府仍维持管控。为了解释这种情形,我们可以追寻一元美金从美国某位顾客手中到中国的一家工厂,然后再转回到美国中期公债(T-note)拍卖场的历程。

一美元的历程

假若你在美国CVS商店买了一支30美元的欧乐BOral-B)电动牙刷。我选择这个例子,是因为我在中国看过一家可能制造这种牙刷的工厂。试想这30美元绝大部分会留在美国的CVS商店、经销商与欧乐B公司本身,最终只有3美元左右会回流到中国南部。这是小型消费品价格中能回到中国南部的平均比例。

中国工厂都用美元为欧乐B报价:X百万支牙刷,每支Y美元。但是中国制造商不能直接使用美元,他们需要人民币——每月付1200元人民币(约合160美元)工资给工人、向中国其它工厂买零部件、缴税等,所以企业主拿着美元到当地商业银行 (假设是深圳开发银行)带着支票或货运单(证明这些美元是真实交易所得,而非投机买卖的流入款)换到人民币。

此处中国开始了第一道管制。在其它主要国家,像深圳开发银行这类机构,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处理他们所收入的美元,比如拿到外汇市场换成欧元或日币;直接投资在美国;或者发放美元贷款等任何一种他们认为收益最高的方式都行。但根据中国 “结汇规定”,中国的银行不能做这类事情,他们必须把美元当“违禁品”看待,将大部分或全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指示)美元给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美联储”),以当时的官方汇率换成人民币。

这样每天有成千上万笔的交易进行,人民银行的美金疯狂地累积,说得更精确点,每天超过十亿美元,累积的速度甚至比对美贸易顺差所显示的还要快,因为其它许多国家的客户也是用美金结账的。

实际上,人民银行必须设法处理这笔钱,而目前中国僵硬的指令只容许一项选择,即把美金交给国家外汇管理局,再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想办法把美元存放在最能获利的地方:有些买美国股票、有些换成欧元,而绝大部份则转为收益低但相对安全的美国国库债券。

于是我们的美元又回到美国老家。先是在CVS花掉,钱转到欧乐B,再付给中国南方某工厂,然后在深圳的银行换人民币,接着“上缴”人民银行,再经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投资,最后到美国国库券拍卖场叫价,随时等着重新注入美国的货币供给再被花掉——理想的话,买的还是中国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百姓从没决定要将这么多钱弄到美国,事实上大部分钱在每一阶段都不由他(她)们支配,这些实际上都是强制储蓄。

强行规定人民币与他国货币的兑换价值,不让人民币像美元、欧元、英镑等货币一样由市场供求的力量决定,这样做明显的理由是为了维持中国产品的低价格,中国工厂就会有忙不完的接单生产。正因如此,美国人抱怨中国在操纵世界货币市场。还有许多较不明显的理由。管控货币价值的作法本身也许是比汇率被实际设定的价位更重要的扭曲因素。就许多美国演讲常讨论的汇率而论,只要中美生活水平维持巨大差距,即使人民币大幅上扬,中国对其他地区的制造商仍保有价格优势(要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一倍,工厂工人每月收入会从160美元涨到320美元,这虽不会让美国增加多少就业机会,却足以伤害中国的出口经济活动)。政府一旦决定要阻挠市场驱动的货币兑换率,就必须控制金融体系其它无数的层面,比如透过一些操作工具,像外币上缴及“冲销债券”等(防止外币交易造成通货膨胀的方法)。

中国用这些以及其它类似的工具实现了难以置信的高储蓄率,虽然非常复杂,但结果是不能使全体消费者获得出口带来的购买力。个别的中国人手中的确有很大的购买力,尤其是那些引起世界注意的挥金如土的亿万企业家。但从巨额国际储备来看,中国花费的并不多。

中央政府采取的上述决策,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能保持前所未有的增长路线。政府不让市场决定人民币的币值,认为那样会打断持续不停的经济增长,打乱小心翼翼用高昂代价确立的“工厂─出口”经济路线。近忧方面,政府担心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的价值会飙升,使上海等高价地区的工厂产品价格贵到没生意可做;远虑方面,他们视不稳定的货币为讨厌的扰乱因素,因为币值波动使一切涉外交易变得更加复杂,公司很难预计海外的年收入,很难商定契约,很难吸引外资,也很难预计燃料、零件和其它进口货的成本。

中国一直创造新的工厂就业机会,从而缓解中国本身的社会紧张关系,为乡下穷人创造机会。中国人会过得一年比一年好,虽然比正常预期的生活水平差很多,但也会免受恶性通货膨胀的灾难,恶性通货膨胀可能让中国数十年经济增长的成果化为乌有。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中国把大量的国家财富换成在美国的账面资产,防止了美元挤兑,支撑中美关系,让大笔的美元现钞洪水般倒流回美国人手中,供他们继续使用。

中国人希望看到的情形

2007年成立的中投公司负责创新渠道,让中国至少二千亿美元的国外资产实现增值。中投开始投资黑石公司时引发了关注。2007年年终,该公司表示要采取更谨慎小心的投资方式,新闻说公司下一轮投资会支持一些信用出问题的本国银行。看起来他们正在研究胆大而心细的方法来管理巨额款项。

布拉德·塞泽尔最近所作的分析表明,尽管有这样那样放弃美元的说法,中国仍照旧将大部分钱财换成美元持有,约占国外收入的65%70%。中国政府不会轻易放出对美元失去信心的讯号,因为那样会导致人民币急剧上升,从而伤害中国的出口商,更会损及中国现存的庞大美元资产。

外国观察家只能揣度中国的意图而无法确知。不确定性部分源自外国人不了解中国金融界的新领导层及他们制定政策的背景。外国观察家也表示,中国金融的领导阶层也许还没完全了解别国对中国的金融意图到底有多么疑虑重重,有的疑虑合乎情理,有的则完全没必要。不合情理的疑虑是对一个新兴强权的所有意图都惴惴不安。一位在中美两国都有丰富经验的金融业者说:“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给当成有政治涵义,不管他们买什么,以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看成‘中国公司’所为。”

合情理的疑虑则是透明度的问题。中国是否会随其富裕变得更透明?中国官员说他们将朝这个方向迈进。艾德温·杜鲁门曾经通过一份管理优良程度评价表,分析了外管局和中投等数十个主权财富基金。他比较了新加坡、南韩、挪威及其它地方的基金,就其管理架构、开放程度及相关性质排列等级,结果中国的基金排在倒数第三——只比伊朗、苏丹、阿尔及利亚好些,但是比墨西哥、俄罗斯、科威特还差,在最高可得12分的“透明度与负责任”这一项,中国只有半分。

恐怖平衡

把外国对中国富强的恐惧推想到合理的极致。美国与中国对贸易、外交政策、环境等问题时常意见相左,有一天分歧可能恶化。

无论面临何种挑衅,中国都会考虑他们拥有的杠杆力量和武器,从中找出最强的一种——也就是别国无法运用的武器。假若没有中国每天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美国就不能保持经济稳定,或不能挽救美元于崩盘。

中国人会用这项武器吗?合理的回答是,不会,因为他们也会严重伤害到自己。他们多年的国家储蓄是以同一种会被他们摧毁的美元持有的,一旦发生抛售恐慌,他们只能收回狂跌前价值的一小部份损失;此外,他们的工厂制品也是靠使用美元的客户来消费的。

但是这种回答实际上是令人心惊胆颤的。萨默斯把现今这种安排称作“金融恐怖平衡”,并说它的缺点如同冷战时期的“相互毁灭”。当时的信念是,美国与苏联都不敢使用核子武器攻击对方,因为反过来自己也会被对方毁灭。夸张一点,中美的美元僵局也可以应用此类说法。中国承受不了不把美元回馈给美国人,因为如果他们这么干,他们自己持有的美元将会全毁。只要这种逻辑站得住,这样的体系就行得通,一旦不管用,我们的问题就大了!

什么情形会把这种逻辑戳一个大洞?不见得要为台湾的未来而发生殊死斗争,才有此忧。只要一个简单的错误就够了。比如,中国经济学界为回应来自美国的挑衅而发表另一篇演说。或者,产油国不再以美元购货而改用欧元计价的谣言。有走漏的消息说,中国政府希望买下英特尔公司,结果惹来美国国会愤怒的谴责,传出中国不参加下一次美国国库券拍卖会的消息。世界悲剧的造成,起因于误判的次数绝不亚于起因于敌意的次数。

各个方面被压抑的政治对立也会惹祸。中国的不均衡增长可能会使得国家越富裕,而社会越不稳定;同时,中国的扩展打乱了世界其它各地的工业,引起紧张;中国每星期注入美国数十亿美元,反而令人惊诧地让美国更难面对自己的结构问题。有一天,维系这局面的绳子断了,他们就得找兴师问罪的对象,而美国这边也已准备还以颜色。

这必然造成大灾难吗?没人能知道,知道也太迟了。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家普拉沙德(Eswar Prasad)最近在一篇关于金融不平衡的论文中写道,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是,是否有“足够的灵活弹性,承受住国内或国外强大的震撼,并恢复正常”,他表示,内含的矛盾实在太大了,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当今美国经济体系的价值变动剧烈,这种情况我们看太多了,因而我们在较长时间里仍不在意。但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人都知道,真正的经济混乱会有多大的痛苦。现在的中国人只要回顾上一世纪他们国家的遭遇也能明白。如今美国人想象不到悲惨的局面,已浑浑噩噩陷在一种由中国提供低利美元支撑美国生活方式的政策设计中,在这种政策持续的期间,生活是舒适的,这可能会再持续一阵子,但不会太久了。

多年前,中国人若选择慢一些但较均衡的经济增长途径,便可避开现在的各种压力。而美国本来也可能选择非常不同的路子:少依赖中国的补贴,多靠自己的现金支付。但现在提这些想法已经有点迟了,唯有准备好对付在各自选择的道路尽头碰上的事了。

(编辑:王生升)


*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曾任卡特总统首席演讲稿撰稿人。本文刊登在《大西洋月刊》20081/2月刊。本刊有删节。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

201310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201410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5月下旬,共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五大洲,具有较为广泛的国际代表性。

舆情概述

629日亚投行签署仪式至71日,国外主流媒体及国内网络舆论对该话题的舆情热度持续升温,国外主流媒体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有335余篇(含媒体转载)。

如图1所示,作为亚投行第二大股东国印度的主流媒体对《亚投行协定》签署事件报道量最高;美国虽然未加入亚投行,但由于《亚投行协定》签署与美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等息息相关,其国内主流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量较高,仅次于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的主流媒体也有较高的报道量。

1 全球他国/地区对“《亚投行协定》签署”的报道量分布图

议题分布

围绕着“《亚投行协定》签署”一事,国外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域中形成了两大议题:1.《亚投行协定》签署的意义与挑战;2.《亚投行协定》中的股权及投票权问题。

《亚投行协定》签署的意义和挑战

亚投行的大股东国和大多数参与签署《亚投行协定》国家的媒体,对亚投行的成立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并给予了很高的关注。

629日,印度最知名的金融报纸《铸币》发布消息称,周一来自57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签署一项关于亚投行的协议。630日,印度报纸《商业标准报》发布消息《亚投行50个国家签署协议》称,印度作为50个国家之一在周一签署了一项由中国引领的1000多亿美元的亚投行协议,该协议提供一个法律框架,被视为由美国和欧洲主导银行的竞争对手。

630日,《巴基斯坦观察者》(Pakistan Observer)连续发表2篇长文《亚投行不是对抗而是一种补充》及《中国正在引领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银行》,文中指出,51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章程”,正式启动亚投行,这是在全球经济秩序下改变游戏规则的一次尝试。文中还多次援引巴基斯坦财政部长Mohammad Ishaq Dar的讲话,如“亚投行具有里程碑意义”、“巴基斯坦在历史性的仪式上,作为联合创始人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日,《巴基斯坦银行家》也发布消息称,亚投行协议的签署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外交政策成功。当日,《澳大利亚人》(The Australian)发表题为《前财长驳斥对亚投行的质疑声》,文中指出,前财政部长Martin Parkinson通过澳大利亚国防决策层参加亚投行的签约仪式,并对近日兰德公司执行长Richard Solomon表示的“美国担心AIIB缺乏透明度”予以驳斥,认为亚投行有积极作用。当天,《吉朗广告人》发布消息称,来自五大洲的国家正式签约由中国引领的亚投行协定,这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的潜在对手,北京正在加快其全球外交和经济作用。

此外,俄罗斯《独立报》发表文章为亚投行点赞;英国路透社也报道称,中国外交政策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之一将于629日成形,届时来自57个国家的代表将在北京就亚投行签署协定;62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亚投行为“中国巨大的外交和战略胜利”;法国法新社报道称,来自五大洲的国家正式签署了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该银行将成为世界银行的潜在对手,中国正在加紧提高其外交和经济的全球地位。

而菲律宾因为临时退出,当地多家媒体就此事热议,如菲律宾《每日论坛报》多次发文批评阿基诺政府没能及早签署协定,如题为《盲目的忠诚与全然不顾》的社论批评道,“全然不顾国家真正的利益”、“将成为另一个失去的机遇”;《马尼拉公报》发布消息称,在一份声明中,财政部长Purisima说菲律宾政府正在“谨慎”研究是否会加入亚投行。此事件也得到了日本的多家媒体的关注,纷纷跟进对菲律宾的“爽约”原因进行猜测,如《产经新闻》629日发文称,菲律宾反对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所以对签署协定面露难色;日本《读卖新闻》称,菲未签署可能是因在南海问题上与中方关系进一步紧张。

美国虽然未加入亚投行,但该国的媒体对此事件关注度较高,如629日,《华盛顿时报》发表文章《中国银行更加开放,而美国站在边上》称,华盛顿几十个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在周一庆祝亚投行协定的签署,这是中国外交和经济的成功。文中还援引美国项目发展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Daniel F. Runde的讲话,称尽管中国官员私下表示,他们不寻求随着银行的扩张而扩大的否决权,但亚投行的影响力肯定将不断加强。当天,《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文章《亚投行将检验北京的管理风格》(AIIB Tests Beijings Management Style),文中指出,亚投行的建立将是北京影响全球的一个里程碑,但现在是最难的部分,是看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妥协,让亚投行接受国际标准。630日,《华盛顿邮报》刊文《中国开启了亚投行,这是“史诗之旅”》与《中国引领的亚洲银行的协议已签署》,文中指出,“亚投行有50个国家参与,是北京而不是美国在引领,北京正在凸显出其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该项目旨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让北京成为中心。” 另外,《环球时报(美国版)》与《中国日报(美国版)》在629日至71日之间发表多篇有关亚投行的新闻。

《亚投行协定》中的股权及投票权

629日,印度《金融快报》发表文章《中国在亚洲银行持有否决权》,文中指出,中国将在亚投行控制超过四分之一的选票,在某些关键决策拥有否决权,尽管北京坚称它不会这样做。印度报纸《经济时代》630日发表新闻《印度,与其他49个国家签署了亚投行协定》,文中指出,亚投行协定规定了每个成员的份额,总资本1000亿美元,亚洲国家将占资本总额的75%,根据协议,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将是三大股东国。

630日俄罗斯《莫斯科时报》发表题为《俄罗斯加入亚投行》的报道,文中指出,俄罗斯拥有第三大股权,亚投行旨在成为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

630日,印尼《雅加达邮报》发表了题为《印尼在亚投行投资巨大》的新闻,文中指出,印度尼西亚参加由中国引领的亚投行建设,并成为其第八大股东国,文中还援引印尼政府一名官员的话:“希望中国可以引领亚投行,解决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大型基础设施融资缺口问题。”

630日,澳大利亚报纸《汤斯维尔公告》发表新闻《亚投行正在签署》,文中指出,财长Joe Hockey已于北京正式签署了澳大利亚参加亚投行的协定,Hockey说“澳大利亚是第一个签署协议的国家”,澳大利亚将贡献约9.3亿美元的预付资本,是第六大股东国。

630日,英国《苏格兰人报》发表题为《中国领导的新的发展银行协议签署》,文中指出,亚投行将首先授权资本500亿美元,最终将提高到1000亿美元。中国将持有30.34%的股权使其成为银行的最大股东, 而这将使中国在多边机构中拥有26.06%的投票权。印度将成为第二大股东,可拥有10%-15%的股份,而俄罗斯和德国将成为第三大和第四大股东。《苏格兰每日邮报》630日发表文章《陷入困境的银行感到疼痛》,文中指出,尽管中国引领的亚投行首批吸引了21个国家,将会拥有1000亿美元的初始资本,但谨慎是有充分理由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股股东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尽管它在金融领域的贡献非常缓慢,但至少它是一个正常运作的盟主。亚投行中国是主要股东,占30.34%的股权和26.06%的投票权。北京热衷于通过展示其反腐例证以树立公开透明的形象,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是否属实。

此外,美国《华尔街日报》71日一则消息称“根据本报获得的一份亚投行章程复印件显示,从亚投行的投票权结构来看,鉴于亚投行的重大决策需获得75%的绝对多数票才能通过,也就是说,作为该行最大股东的中国将可能有机会否决重大决策,足以阻止需要至少75%超级多数票才能通过的结构、成员、增资等重大事项。”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中国在亚投行的投票权为26.06%,事实上拥有对重要事项的否决权”。

舆情评析

亚投行的建立代表了各方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愿望、决心和行动,它也是一种创新机制,有利于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015312日,英国向中方正式提交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此后来自亚欧的几十个国家,纷纷表达了要成为中国提倡的亚投行创始国的意向,尤其是美国的“朋友”不顾美国的意见,也加入到“亚投行”的大军,这个尚未正式运转的国际金融机构一下子成了备受关注的国际事务,被业界、学界看作是对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国际金融机构的最直接挑战。而《亚投行协定》的签署被各方认为该机构“根本大法”,自然引来了舆论热议。

国际舆论主要围绕《亚投行协定》签署的意义、《亚投行协定》中的股权及投票权问题等议题展开讨论。据监测数据分析显示,在国际上,不同国别的舆论场对此话题仍存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与立场,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观察者》的报道偏向积极支持态度,英国《苏格兰每日邮报》、法国法新社的报道较为暧昧,而日本几家传统媒体的有关报道则旗帜鲜明的持反对态度。

1 不同国别媒体话语分析统计

从地域纬度上看,分布在各大洲的亚投行成员国都对《亚投行协定》签署一事给予了较高的关注,美国、日本虽然不是成员国,但由于亚投行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影响,其国内主流媒体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从媒体纬度上看,这些媒体大多属于主流媒体,具有一定影响力。同时,国内的主流媒体及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等舆论场也对该事件保持着热议。从信源及报道框架纬度上看,大多国际上的主流媒体都援引官方信息及政府官员,如各国财政部长的观点,对《亚投行协定》签署一事进行报道、对其意义进行阐释。

亚投行能否成功,事关“一带一路”、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多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国际金融机构都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中国在这方面还缺少相关经验。在这个由中国发起、并占主导地位的新的国际机构中,不仅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有国际经验丰富的英、法、德、澳等国,亚投行面临着在不同国别、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下的舆论引导、对外宣传、民众接受度等问题。从亚投行组建初期到协定签署完成,一些国外媒体在进行有关亚投行的新闻报道时往往带有偏见或敌意。亚投行未来如何持续发展?中国如何承担大国责任?都将对我们党和政府外交智慧的一次新的考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有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全世界的金钱和政治权力正越发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少数超级富翁和家族手里集中,资本寡头手中的天量金钱使资本主义选举的公正性荡然无存。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选...

全世界的金钱和政治权力正越发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少数超级富翁和家族手里集中,资本寡头手中的天量金钱使资本主义选举的公正性荡然无存。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

列宁在1919519日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

“任何自由,如果它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中所载的集会自由都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就是在文明国家里,冬季毕竟还没有消灭、气候还没有改造过来,集会需要有会场,而好的建筑都是私有财产。所以我们先要没收好的建筑,然后再谈自由。”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还指出: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么无论在选举权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细节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建筑物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办报原则上,等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来对付穷人的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

当前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现状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论断,并没有过时

1158个家庭操控大选 为总统选举提供超过一半的资金

法国《世界报》网站20151011日报道,按照日常公布的数据统计,目前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所募集到的1.76亿美元的资金中,将近一半来自158个家庭:这种集中程度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这些家庭显然不是美国的普通家庭,它们往往因为涉足了金融、能源或娱乐等行业的生意而发家致富。

2、家族政治在美国

据《新民周刊》20150513日《家族政治,美国的一部分》一文的报道,号称“民主典范”的国家在独立之初就定下了“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矩”。但不久之后,美国就选出了一对父子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约翰·昆西·亚当斯分别成为美国第二任和第六任总统。这之后,相似的戏码不断上演。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有四个家族出过两位总统。

“美国民众的生活中充斥着这些政治豪门名字:肯尼迪、布什、克林顿……有权势的人通过血缘或者姻亲彼此相连,在美国建立起王朝。”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史蒂芬·赫斯表示,他曾担任白宫幕僚,并著有《美国的政治王朝》一书。

数据显示,美国有700多个家族每个至少向国会输送了2名家族成员。“事实上,在美国地图上随便挑一个地方,你都能看到家族政治的存在。”美国公共广播评论说,芝加哥的戴利家族有过两位市长,老戴利和小戴利担任芝加哥市长各长达20多年,执掌美国第三大城市将近半个世纪。

3、美国总统大选背后暗藏家族实力比拼

据《国际先驱导报》20150421日《美难摆脱“王朝政治”传统 》一文的报道,2016年美国大选既是个人的较量,党派的博弈,同时也是家族实力的比拼。可以说,不论是代表“布什家族”的杰布,还是代表“克林顿家族”的希拉里,除了自身因素外,家族影响力也至关重要,谁赢得了这场超级政治家族战争的主动权,谁就能成为白宫的新主人。

表面上,美国总统都是民选的。其实,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国特色的家族统治和门阀政治的历史。

和西方贵族政治一样,美国也存在着若干个地位显赫、人脉深远的超级政治家族,他们通过各种政治运作手段不同程度地掌握了国家的权力,虽然不能够把手中的权力直接传给子孙,但是家族政治资源和影响力是可以传宗接代的。

美国政治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有24位总统起码和另外一名总统有亲戚关系。而且其中只有两位是通过婚姻找到政治大树的,其余22位是含着政治金钥匙出生。另外,有占比70%30位总统有深厚政治背景,其中20位是政治大腕的儿子,两位是政治人物的侄子或孙子。

就连现任总统奥巴马,也与杜鲁门、布什父子有亲戚关系,还与副总统切尼是表亲。再看父亲、兄长都曾是总统,自己也是总统候选人热门人选的杰布·布什,这种家族成员轮番竞选总统的景象更是美国家族政治的缩影。

4、每名总统候选人的身后都有一名亿万富翁

据法国《世界报》网站85日报道,美国敏感政治问题研究中心做了一份基于联邦选举委员会所收集数据的研究,这份研究展现了百万富翁及其家庭初选阶段在支持各自候选人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对冲基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罗伯特·默瑟为2016年大选投入超过1100万美元,主要受益者是得克萨斯州议员特德·克鲁兹。

报道称,富豪诺曼·布拉曼的500万美元全都投给了佛罗里达州议员马尔科·鲁比奥。亿万富翁唐纳德·特朗普选择资金支持唯一的候选人是——他自己。

报道称,这种机制并非共和党人独有。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是亿万富豪哈伊姆·萨班及其妻子谢丽尔、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制作人杰弗里·卡岑贝格、乔治·绍罗什捐款的唯一受益者。按照逻辑,拥有最少竞选资金的候选人将是最依赖这些募捐的人。

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赫卡比的竞选基金有83%来自一个人,即大商人罗纳德·卡梅伦。后者在其竞选活动中拥有实际上的否决权。

5、当选者只听有钱人的

今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一篇关于“大捐款人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角色”的报道称,在百万美元以上的大捐款人中,杰布·布什已经揽得24个,共和党的科鲁兹公布了6个,沃克拿下4个。百万美元以上捐款者的数量预计将大大超过此前历届选举。美国一些最富有的家族希望花钱来影响选举结果。731日,支持不同竞选人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交了首批实质性选举财务报告,从中可以看出一些顶级精英为选战投入了令人咋舌的巨额资金。美国法律允许“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从个人和企业筹集不受限额的资金,这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格局,也让亿万富豪们能更高效地向竞选人提供巨额财富支持。民主共和两党的几乎所有竞选人都得到一个或多个委员会的支持,有些委员会已经筹集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纽约时报》1日称,2015年上半年就筹款近4亿美元,这场选战是有史以来启动最快的一次。

“美国民主的死亡和2016年总统大选”,《赫芬顿邮报》以此为题称,美国人认为,金钱进入政治太多,正在腐蚀美国民主。美国再也不能自称是民主政体了,过去是一人一票,现在是一美元一票。2014年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指出,统计分析发现经济精英和代表企业利益的有组织机构对美国政府政策发挥实质性影响,而普通公民和公众利益组织则没有或很少有独立影响力。简而言之,当选者不再倾听普通民众的声音,而只听有钱人的。

6、美国政治为富豪掌控

据《人民日报》20150726日整版报道,美国一直宣扬其政治体制以人人平等为基础,即“一人一票”,然而这一体制实际上却受到金钱的支配。美国的立法机构中富人比例很高,参与立法者中的69%是坐拥超过100万美元资产的人。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大部分议员也都身价不菲,即便抛开房产价值不计,这些议员大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资产。所谓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只是掩盖真相的谎言而已。

高端政治活动也往往与大笔金钱有直接关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便有2.38亿美元身家,曾经是美国最富有的参议员。作为美国“重返亚洲”概念的提出者,希拉里·克林顿与其名下克林顿基金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该基金会动辄接受大笔外来资金,有些捐助甚至超过1000万美元。《国际商业时报》资深撰稿人大卫·西罗塔曾做过如下计算:“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她所在的部门共批准了克林顿基金会捐赠企业提出的总价值达1650亿美元的军火销售申请。”

美国政治实际被财富掌控。除了美国政客私人接受资金之外,美国选举结果同样也是由财富决定的。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其结果便是美国的政策反映政客及其资金提供者的利益,却对广大国民造成损害。从最新数据可以看出,自2007年到2013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家庭财富的中位数减少了43%,但美国参议员财富的中位数却增长了22%

6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14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表明,金钱依然操纵美国政治。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的总花费接近40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一次中期选举。有政治诉求的院外组织的投入占选举总费用的比例变得更大,来源不明的竞选赞助费增多。普通美国人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在缩小。华盛顿“K街”成为美国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中心”。游说合法化的背后是金钱、资本对政治的操控。缺乏约束的企业政治捐款成为一种“合法化的行贿”。据《今日美国》2014910日披露,自联邦最高法院2010年的裁决开启了政治捐款的闸门之后,非法的“暗钱”不断进入选举中,本次竞选季“暗钱”的额度更是创下纪录:2010年只有1,600万美元,而2014年已经超过5,300万美元。“大钱”、特殊利益集团、电视广告攻击,竞选的乱象也传染了法官竞选。相比于2002年之前,2012年院外集团花费在法官推选活动中的资金增长了8倍。有学者指出,有钱有势的利益集团能轻易地以合法方式影响国会,只需先捐款,然后坐等不确定的回馈到来,得到政策上额外照顾。民主程序业已腐化或被金钱“绑架”。精英们嘴上满口“自由”,实际上却满心乐意享受特权。

7、卡特:美国政治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

据《参考消息》812日报道,728日,主持人汤姆·哈特曼采访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哈特曼问卡特,他怎么看2010年“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与2014年“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这两项裁决都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5位共和党法官作出的。这两项历史性的裁决使得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现在可以无限制地流入美国的政治和司法活动。

卡特回答说:“这违背了美国政治体系的精髓,而这种精髓才使得美国成为伟大的国家。现在,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无限制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州长、参议员和国会成员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经遭到颠覆,它只是用来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这些献金者希望并期待在选举过后得到好处,他们有时会得到好处……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现任官员把这种不受限的金钱视为向他们提供的巨大收益。国会大老们会有更多途径来捞好处。”

8、特朗普: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

据《参考消息》报道,86日的电视辩论中参选大亨特朗普(Donald Trump)说:“我认为这个国家很大的问题在于‘ 政治正确 ’,老实讲,我真没有时间完全做到政治正确。” 、 “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希拉里收我的钱所以要给我干事,在场这些和我辩论的,几个没收过我的钱? ” “我对希拉里克林顿说来参加我的婚礼吧,她就来了。因为我捐款给他们家族,所以她必须来参加,”特朗普说。此前希拉里开口承诺,如当选“将让经济为每个美国人服务,而不是服务于权贵阶层”,并反复强调“穷人的选票比华尔街的钱更重要”。

据捐款记录,在2002200520062007年,特朗普和他的儿子都曾给希拉里捐过钱。此外,根据克林顿基金会公布的文件,特朗普的捐款额被列在10万至25万美元这一档。克林顿一家也投桃报李。20051月,特朗普在佛罗里达迎娶第三任妻子,婚礼现场名流云集,希拉里就坐在第一排。克林顿虽然没有出席婚礼,但参加了随后举行的婚宴。

特朗普声称作为一名商人,为了拉关系、套近乎,他曾向许多政治家捐款,不论其属于哪个政党。“之前我给许多人捐过款。当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就会捐款。这样一来,两三年后当我有所求于他们时,他们也会答应我,”他说。

9、对腐败容忍下限不断突破,已成美国政治文化一部分

据《人民网》43日《美国参议员腐败案再曝“钱主政治”》一文报道,41日,美国司法部以涉嫌受贿、欺诈、虚假陈述等14项罪名正式起诉美国国会参议院重量级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据指控,2006年至2013年之间,梅嫩德斯从梅尔根手中收受总价值约100万美元的贿赂,作为回报,梅嫩德斯多次利用职权“照顾”梅尔根的生意和私生活。

身在美国国会的梅嫩德斯与远在佛罗里达的梅尔根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活画出美式腐败的典型特征。在此之前,美国弗吉尼亚州前州长麦克唐奈也是因与一位富商的违法权钱交易关系被判入狱。他们的共同根源之一便是美式“钱主政治”的驱动。无论是当州长,还是当议员,选举的过程便是“砸钱”的过程。一旦当选后,便立即想到要连选,于是开始新一轮的筹款竞选进程。随着美国最高法院解除了最高政治献金限额这一“紧箍咒”,美国的黑金政治愈发猖獗。梅嫩德斯从梅尔根那里收受的最大的一笔贿款便是多达75万美元的政治献金,而梅尔根正是瞄准梅嫩德斯这一软肋不断加以利用,并捞取好处。

放眼全美,从最近被揭露的一系列丑闻可以看出,腐败并不是新泽西一地的问题。去年10月,阿拉巴马州众议院议长迈克·哈伯德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的公司或关联企业谋私利遭到起诉。今年2月,被称为“纽约州最具权势人物之一”的纽约州众议院议长谢尔登·西尔弗涉嫌利用职权收受近400万美元贿赂和回扣被捕。同月,俄勒冈州州长约翰·基察伯涉嫌以权谋私,纵容其未婚妻利用其职位影响力获利而不得不宣布辞职。今年3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最为年轻的议员之一埃伦·朔克,被曝出滥用公款对其国会办公室做奢侈风格的装饰,在竞选期间刻意夸大车辆报销里程数、滥用竞选经费等一系列丑闻,因此告别国会山。

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政坛新秀朔克的狼狈辞职,还是梅嫩德斯岌岌可危的政治生涯,接连出现的贪腐丑闻似乎未能撼动官员和政客们的神经。熟悉梅嫩德斯贪腐历史的纽约市立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布莱恩·墨非透露,比起无视法律,政客们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和麻木更为可怕。

墨非指出,这种麻木与竞选制度紧密相关。特别是当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名打开了政治献金通向权力的闸门,政客与金主更加明目张胆地拥抱在一起。几乎所有政客都在这场游戏里,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对腐败的容忍下限不断被突破,这已经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10、美国贫富差距:0.1%富有家庭资产与90%家庭相当

据《华尔街见闻》1013日报道,美银美林的1917年以来美国家庭财富分配图表显示,近三十年来,占人口90%的美国底层家庭拥有的总体财富在全国所占比例直线下滑,从36%降至23%,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占比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增加,已经升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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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图表上看,目前最富有家庭的财富比例还没有1929年高。当时是美国贫富差距最大的年代,最富有家庭财富比例高达25%,而其他相对“贫困”的90%美国家庭财富仅占比16%

400个最富的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超过1.5亿底层美国人占有的财富总和。

皮尤中心调查显示,将自己定义为中产阶级的人数比例从2008年的53%降到了2014年的44%。而那些将自己划分到下层或中下层的人数从2008年的25%上升到了2014年的40%The 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统计数字也说明了这一点:根据统计,最富有0.1%美国人获得9%的收入,享有22%的财富,而上世纪中叶为仅为2%。其中金字塔最顶端的400位富豪占有的财富就可以超过1.5亿美国人占优的财富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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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富有0.1%美国人100年来收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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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富有0.1%美国人100年来财富变化

六成美国人存款不足1000美元,贫富差距仍在拉大

最近美国网站gobankingrates一个调查让人大跌眼镜,在这个名为“你的储蓄账户里有多少钱?”的调查数据显示,逾62%美国人账户存款不足$1000,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根本没有储蓄账户,另外有多达2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存款是01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存款少于$100010%的受访者称自己存款在$1000$4999之间,仅有19%的人表示,自己存款在$4999以上。而同时有14%的美国人存款余额大于$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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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美国收入不平等的趋势正在不断加剧,各地的收容所往往人满为患;美国的贫困率一直居高不下。研究显示,2013年有超过14.5%的美国人(4,500万人,占总人口14.27%)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包括27.2%的非洲裔(1,100万人)。大约42.5%的非洲裔单身妈妈家庭和14.6%的老年人(650万人)生活在贫困中(《赫芬顿邮报》,2014916)。过高的贫困率导致了14%的美国人依赖食物救济(《今日美国》,2014817)

美国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不是仅存在于1%99%之间,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最富有0.1%的美国人正在将最富有1%中的其余人甩在身后,而居于财富顶端的0.01%更是以近乎失控的速度增长,而这部分人所获得的收入比例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

11、政治决策使美国再次进入“镀金时代”

201110月德国《明镜》周刊在《l%大国》一文中指出,近100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还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一边是占总人口1%的幸福的超级富翁,另一边是占总人口99%的那些人。有关真实贫富差距的统计证据是那么确凿:目前,400个最富的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超过1.5亿底层美国人占有的财富总和。就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在其向世界各国公布的国家报告中得出结论:美国的分化比突尼斯或埃及更为严重。

耶鲁大学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所谓自“财富集中在最上层的塔尖上”的情况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就曾存在过。当时控制塔尖的是约翰.D.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和TP.摩根等工业巨子,他们长期控制着这个国家。

作家马克·吐温为那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创造了 “镀金时代”这个概念。在那个时代里,只有表面金光灿灿,下面却掩盖着大规模失业、贫困和被撕裂的社会。现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美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镀金时代,这个普遍存在贫富差距的时代,新的超富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只不过这次的超级富翁是对冲基金经理和金融巨子,而不再是石油和铁路大亨。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担心这将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因为这种极端的贫富差距有可能严重阻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尽管长期以来人们能看到美国的贫富差距在拉大,但在廉价信贷、房地产价格上涨和过度消费的年代里这种发展变化被掩盖了,似乎所有人都能快速走上致富道路。金融危机使问题暴露出来。

从本世纪初开始,问题就不单单是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了。问题还在于分化在加速:2002年至2007年间,65%的收入落入了最上层纳税者的腰包里。虽然美国的生产率自新千年以来得到巨大提高,但大多数美国人没有从中受益,民众平均年收入减少了lO%以上。这是一种新的、迄今为止从未出现过的发展变化—一即便对于一个喜爱极端的国家来说。

哈克说,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 “赢家通吃”的经济体。他和保罗·皮尔逊共同分析了过去几十年里关于收入状况和其他国民经济数据的统计和研究结果。哈克的结论是:“在这一代人之前,美国还是‘强大的经济增长能惠及全社会’的民主国家阵营的一分子。”但是现在该国“正慢慢、但一直在往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国家的方向滑落,就像巴西、墨西哥或俄罗斯那样出现了经济成果高度集中的局面”。哈克和皮尔逊早就不是唯一认识到这种严重社会扭曲现象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美国处于镀金时代的人还有拉里·巴特尔斯,他也是一位重要的美国政治学家。巴特尔斯认为,财富分配的根本变化不是市场力量或金融危机这样的重要事件带来的后果。“原因在于政治决策,”巴特尔斯说。

从前,镀金时代的经济大佬逐步掌握了巨大的政治力量。与之类似,今天华尔街的老板和集团公司的总裁成功使其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家管制。只有这样,对冲基金的经理们才能突然之间做到每年挣好几十亿美元。花旗银行集团的前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桑福德·韦尔把支镶在框子里的笔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作为他影响力的标志。比尔·克林顿总统曾应韦尔的要求,用这支笔签字取消了实施了数十年的投资银行业务与普通银行业务间的分野。

就中期而言,社会分化的这种后果威胁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特别是美国经济学家曾一直认为,不均衡只是经济超平均水平增长带来的一种可以承受的副作用。现在人们对此产生了怀疑。

最新研究表明,在不均衡问题非常严重的时期,国家经济增长往往会明显减缓。反过来说,在收入分配比较均衡时,国民经济增长也较快。

历史学家卡里·格斯尔说,新镀金时代和历史上的镀金时代的最大区别首先在于“缺乏反抗”。“当时街道上挤满了抗议的群众。”曼哈顿现在看上去还不是这样。

察网(www.cwzg.cn )综合自人民网,新华网,新民周刊,华尔街见闻,国际先驱导报,华尔街中文网,参考消息等。

 

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撰文指出,全球经济将掉入陷阱,这个陷阱与日本陷入其中25年的陷阱没有不同——增长停滞不...

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撰文指出,全球经济将掉入陷阱,这个陷阱与日本陷入其中25年的陷阱没有不同——增长停滞不前但又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如今的长期停滞面临一种讽刺,即通常被认为鲁莽的举措提供了唯一谨慎的前进道路。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本周五,世界各地的金融政策制定者在秘鲁召开年度会议,眼下全球经济正面临自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以来最严重的险境。

随着以中国为首的多数主要新兴市场出现种种问题,长期停滞问题——即使货币政策非常宽松,工业国家也无力保持令人满意的增长速度——日益恶化。

这引起了人们对发生全球恶性循环的担忧:工业国家的缓慢增长会伤害输出资本的新兴市场,从而进一步减缓西方的增长。已经濒临停滞的工业化经济体承受不起负面的全球冲击。

政策制定者们严重低估了西方国家重回衰退以及全球发生衰退的风险。如果出现衰退,货币政策制定者们将缺乏应对工具。

工业国家目前基本没有任何再放松货币的余地。预计日本和欧洲的利率将长期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而美国的利率水平仅会以非常缓慢的速度上升。

面对当前挑战,政策制定者们需要作出一个明确的全球承诺,将增长加速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采取行动时不能局限于货币政策。

俗话说:“习惯成自然。”这句话再符合近几年的全球经济不过了。虽然人们口头上一直在说摆脱危机,但各国的未来国内生产总值(GDP)预估值都出现了大幅下调。

相较于2012年作出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年美国的GDP预估值下调了6%,欧洲下调了3%,中国下调了14%,新兴市场下调了10%,全球整体下调了6%

而这一惨淡预测的前提是:工业国家不会出现经济衰退,发展中国家也不会出现系统性危机。这两大前提哪个也不能认为理所当然成立。

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宏观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通缩危险要大于通胀危险,而且我们不能依靠市场经济的自我修复功能。经济衰退不仅代价高昂,而且阻碍未来产出的增长,这种滞后效应远超人们在几年前的想象。

西方债券市场正在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政府债券太少,而不是太多。与往常一样,当形势开始恶化时,两拨人展开激烈辩论,一派认为要保持现状,另一派则敦促进行重大调整。我深信全球经济战略亟需重大改变。

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缺乏效率,且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它还告诉我们,因为不利的市场信号不符合自己的先入之见而忽略它们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犯严重错误。

这是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如果政策制定者们当初能透过抵押贷款证券注意到美国住房市场的价格信号,或者从银行业股价上察觉到金融体系的健康信号,他们面对不断聚集的风暴就会反应更加迅速。还有欧洲的教训。对希腊债务不会得到全额偿还这一市场信号置之不理的政策制定者,没能及时作出必要判断,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债券市场的教训

考量一下工业国家的政府债券市场如今正在暗示什么具有指导意义。它们是世界上最具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反映了很大一群消息灵通的交易员的判断。两个结论十分突出。

首先,风险严重指向低于官方目标的通胀率。在工业国家,没人认为各国央行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实现它们2%的通胀率目标。即使在通胀预期最高的美国,对自2020年开始的五年期间的通胀预期也只有1.5%

这还是在债券市场表明货币政策仍将比美联储(Fed)预期的更加宽松的情况下:美国联邦基金期货市场预计,2017年底的利率将在1%上下,而美联储最新预测的中位数是2.6%。如果债券市场信任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那它将预期更低的通胀率乃至通缩风险。

第二,普遍预期是实际利率会异常低。近25年来,实际利率一直呈下降趋势。

工业国家未来10年的平均实际利率预计将为零。即使这或许反映了某种可能性,即实际利率将受到名义利率零下限以及通缩的人为提升。在实际利率如此低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经济将会过热。

许多人会辩称,债券收益率被量化宽松政策人为压低了,因此,利用它们来推断未来的通胀和实际利率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不能被排除。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如今的利率低于实施量化宽松期间的平均水平,而预测者几年来一直在自信——但错误地——预期利率会上升。

对于这种缓慢增长、低通胀预期及零实际利率同时出现的最有效的解释是长期停滞假设。

这种假设认为,高储蓄、投资降低以及避险心理增加这三者的结合压低了伴随充分就业的实际利率。结果是,名义利率的零下限变得具有约束性。

有四个因素导致了常态实际利率的大幅降低。首先,不平等的加剧——流向资本以及企业留存利润的收入份额的增加——提升了人们储蓄的倾向。

第二,对劳动力增长放缓以及生产率提升变慢导致增长放缓的预期,使投资减少而加大了对储蓄的激励。

第三,更广泛的监管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加造成金融中介活动中摩擦增多,这会阻碍投资。

第四,资本品价格下降,同时经营企业所需实物资本数量减少——想想Facebook的市值是通用汽车(GM)5倍多。

新兴市场遭遇逆流

直到不久前,新兴市场表现强劲还是一个主要的亮点。它们大举接收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这些资本在发达国家国内无法进行有效益的投资。

结果是,这些资本获得比其他情况下能获得的更高的利率,工业国家的产品出口需求上升,以及发达经济体的汇率竞争力加强。

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总额从2002年的2400亿美元,升至2014年的1.1万亿美元。与利率讨论尤其相关的是,发展中国家私人部门的外币借款从2008年的1.7万亿美元,升至2015年的4.3万亿美元。

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净资本流动今年急剧下降——这是近30年来首次出现如此大的降幅——离开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数量超过1万亿美元。

任何讨论都不得不从中国开始,其在2010年至2013年浇筑的水泥数量超过了美国在整个20世纪浇筑的水泥数量。看一下投资驱动型经济体——无论是遭受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石油冲击之前的日本,还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小虎”——近期的历史可以知道,增长并不是温和放缓的。

中国还面临许多其他挑战,从这个星球历史上最为迅速的人口老龄化,到城镇化进程放缓。它还面临政治合法性以及如何处理无效投资的问题。

即便采取乐观的观点,即中国会平稳地转向服务业主导的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中国的生产结构也将会向轻工业大大倾斜,因此中国能够支撑大宗商品市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问题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俄罗斯正在艰难应对低油价、法治崩溃和严厉制裁的问题。巴西一直遭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冲击,但政治失灵的冲击更为严重。印度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但从中欧到墨西哥到土耳其再到东南亚,工业国家经济放缓加上本国政治失灵,抑制了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入并鼓励了资本外流,从而破坏了增长。

坚定立场

所有这些对齐聚利马出席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年会的各国政策制定者们意味着什么?现在不是掉以轻心的时候。有人认为,缓慢增长只是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暂时问题,这种观点非常荒谬。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而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很慢。全球经济接近失速,并且还在放缓,它的主要风险是陷入衰退。

最近最为成功的增长政策声明是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在欧元似乎濒临危机边缘之际发下的著名誓言,即“欧洲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全欧元”。

德拉吉通过无条件承诺提供流动性和支持增长,阻止了早期的恐慌,帮助提升了欧洲的增长率,尽管这还不够。

如今需要的是某种全球范围的类似立场——一个表明各国政府认识到长期停滞及其全球蔓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的信号。低迷的美国就业报告上周五发布后,美联储必须认识到早就应该很清楚的事:美国经济的风险是双方面的。只有在有明确、直接的通胀或金融狂热潮爆发的迹象时才应加息。美联储还必须表明自己愿意帮助阻止全球金融脆弱性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欧洲、日本的央行需要清楚的是,它们最大的风险是经济进一步放缓。它们必须展示出创造性利用手头工具的意愿。在债券收益率大大低于1%的情况下,传统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否还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很令人质疑。它们必须准备考虑支持那些带有风险溢价、且风险溢价可以被大幅削减的资产。它们可以通过吸收债券为财政扩张筹资,以实现更多目标。

长期低利率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该如何看待财政政策。正如低利率可以让房屋所有者承受更大额的抵押贷款,政府也可以维持更高的赤字水平。如果当政府面临5%的实际借款成本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的债务与GDP比率为60%的标准适当的话,那么,如今实际借款成本为负时,比这高得多的比率肯定也是适当的。

实施更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理由在资金被用于投资或设施维护时尤其充分。在任何一个印发自己的货币且利率受零下限约束的国家,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进行财政扩张,直至需求加速。2008年之前的问题是借贷太多,但如今的问题更多是对生产性投资的贷款太少。

利马会议不可避免地会对结构性改革的必要进行讨论——这种讨论一直都有。但是,如今强调结构性改革意味着要接受现状。全球市场越来越有力地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

传统的方式——聚焦于健康的政府财政、增加供给潜力以及避免通胀——会招致灾难。此外,全球应对经济萎缩的主要工具——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用完。因此,旨在提升全球需求的政策成为必然选择。

如果我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看法是错的,那么,风险是通胀加速将过快、经济将出现过热以及太多资本将流向发展中国家。这些结果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即使它们出现,也可以用标准的方法来应对。

如果我的分析是正确的,而政策沿着当前道路走下去,那么,风险是全球经济将掉入陷阱,这个陷阱与日本陷入其中25年的陷阱没有不同——增长停滞不前但又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如今的长期停滞面临一种讽刺,即通常被认为鲁莽的举措提供了唯一谨慎的前进道路。

本文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查尔斯•W•艾略特校级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

 

近日,91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做客访谈节目时称“美国民主已死”,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美国“寡头政治”...

近日,91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做客访谈节目时称“美国民主已死”,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美国“寡头政治”、“金钱政治”的失望。

美国大选长期饱受国际社会诟病,“全然由金钱驱动和运转的政治秀”、“精英民主”、“金钱政治”成为其关键词,由此而引发的不公平、腐败等弊端,愈演愈烈。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后,有美国媒体评论说,当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在指责对方为“说谎者”并为最终夺得270张选举人票而费尽心机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被搁置一旁,那就是整个国家的命运和未来。

距离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大选选战已经鸣锣开道,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如火如荼。

政治运作被金钱左右

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说过:“有些人认为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国会。”资本在美国选举中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资金实力在美国绝对是竞选成功的“王牌”。数据显示,1860年竞选总统时,共和党只花了十万美元便使林肯成为美国第十六位总统,而一百年后的1960年,十万美元只够让候选人在全国电视网出现30分钟。2012年走“草根”路线的奥巴马竞选花费7.3亿美元。这还只是一个候选人的花费,如果加上所有候选人、政党、政治组织和资助集团在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的花费总额,2012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的总花费近60亿美元。因此,穷人选民越来越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选举活动实质上被少数人、被金钱操纵。

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罗思义曾在一文中表示,美国政治体系的本质并非“一人一票”,而是由财富主导,其选举也受资金支持的左右。在这一制度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收入和财富逐渐减少,政客却变得越来越富有。

政治学家认为,竞选资金应来自社会组织而不是由个人或商业组织提供,以避免他们对政治的不恰当影响。而事实上很难做到,美国大选中有专用于选举的公共基金,但是那部分钱难以满足广告等选举活动的需求。“因此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各自向大企业财团筹集更多资金。其结果造成经费水涨船高,支持候选人的财团都期望能够在总统上台后获得一些利益,催生了隐形腐败问题。而穷人没有那么多钱捐献给候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说道。

选举制度弊端重重

美国的选举制度曾被认作是西方民主的典范。但是,其除了被金钱左右,在制度设计方面也存在很多缺陷。

不少观点认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就是海选,这与媒体贯于展示海选的热闹不无关系。“但这只是表面,其实质是内举,表现为提名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表示。“美国两党全国党代会推选出候选人最关键,这也最容易被少数人、被金钱操纵。不仅是总统大选,美国国家机构中很多关键岗位,如大法官、美联储主席等,都是背后妥协直接提名内举。所以美国的‘举’有很大的封闭性。而且,美国的内举制度和‘旋转门’政治还使得募集选举资金等腐败行为合法化。”

美国政治学家认为“美国政治中的不平等继续扩大”,特别体现在美国大选中。美国一再出现当选总统得票少于竞选对手的情形。最受争议的便是“选举人团”和“赢者通吃”的制度。根据美国选举制度,总统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而不是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提前投票,也为操纵选举提供了机会。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观察了美国大选后,其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认为,美国的2012年总统大选存在较大的违规。有学者认为,如何遵守民主规范的问题在当今美国同样存在。而且在这方面,它标榜自己为道德楷模是虚伪的。

不能照搬陷入困境的“美国式民主”

美国一直在试图改良自身选举制度,从黑人、妇女逐渐获得投票权,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选举捐款限额有了一些规定,并一直在不断调整中。但美国社会对选举中金钱的作用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并且其主流民意认为花钱并不多。

目前来看,选举的种种弊端也愈加凸显。除了涉及腐败、不公平等问题,仅就美国选民投票率下降,百分之六七十已是很高的投票率,也能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选民对这种选举程序的厌倦。

就选举制度而言,苏长和表示,西方对外将海选鼓吹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准,许多发展中国家只看到美国选举制度表面的“选”,没有看到西式民主选举制度的缺陷,也搞全民选举或全民公投,最后导致社会政治动荡。

袁征认为,每个国家有自己特殊的政治、历史、传统文化,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选举模式,要根据国情和道路,探索出适应自己国情的选举制度。

 

刘仰

著名文化评论人,《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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