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全面制裁并呈现出常态化、长期化的趋势。在诸多制裁措施中的“杀手锏”是金融制裁，把俄罗斯银行从SWIFT体系[1]中剔除，使得俄罗斯在对外贸易中无法通过国际银行系统接受或支付资金,影响俄罗斯的对外贸易。针对俄罗斯与美国、欧盟之间的双边贸易相互依赖度，本文评估西方国家的贸易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俄罗斯的承受能力，进一步分析中国与美国、欧盟之间的贸易数据和相互依赖度，评估类似的“制裁”施加于中国的可能性，以及如果实施这样的制裁将对中国外贸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俄罗斯与美国、欧盟外贸市场相互依赖度

2020年俄罗斯出口总额为3376.6亿美元，其中2452.1亿美元（占72.6%）是初级产品；[2] 各类制造业产品[3] 出口总额为27.4%。俄罗斯向欧盟国家（28国，包括英国，[4] 下同）出口总额达到1337.5亿美元，其中有1115.5亿美元为初级产品，占向欧盟国家出口总额的83.4%。从进口角度看，2020年俄罗斯进口总额为2333.6亿美元，其中从欧盟国家进口总额为900.1亿美元。从欧盟国家进口产品的88.7%为制造业产品，其中，中高端技术产品占从欧盟进口总额的72.9%（见表1）。

相比与欧盟的贸易联系，俄罗斯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规模非常小，2020年俄罗斯向美国出口额为105.7亿美元（其中62.3%为初级产品），进口总额为93.4亿美元（其中91.2%是制造业产品），俄美进出口总额约为俄欧进出口总额的6%。

表1 2020年俄罗斯联邦与美国、欧盟的外贸数据（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根据表1的数据，我们计算俄罗斯、美国、欧盟之间的外贸依赖度（见表2）。俄罗斯的出口市场对欧盟的依赖远大于对美国的依赖：2020年俄罗斯出口市场对欧盟的依赖度达到39.6%，而对美国仅为3.1%。在初级产品出口方面，俄罗斯对欧盟出口的依赖度高达45.5%，而对美国的依赖度仅为2.7%。从进口的角度看，2020年俄罗斯对欧盟国家的依赖度达到38.6%，而对美国的依赖度仅为4.0%。在制造业产品进口方面，俄罗斯对欧盟国家的依赖度也高达41.5%，而对美国的依赖度仅为4.4%。

表2 2020年俄罗斯外贸市场对美国、欧盟的依赖度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计算

俄罗斯进（出）口对欧盟、美国的依赖度定义为相对于欧盟、美国进（出）口金额占俄罗斯进（出）口总的比例。

下面看欧盟、美国对从俄罗斯进口商品的依赖度（见表3）。 整体而言，2020年欧盟的进出口市场整体对俄罗斯的依赖度不高，只有初级产品（主要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进口对俄罗斯的依赖度达到7.7%。同期，美国初级产品、制造业产品进出口市场对俄罗斯依赖度均小于1%。

表3 2020年美国、欧盟外贸市场对俄罗斯的依赖度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计算

欧盟、美国进（出）口市场对俄罗斯的依赖度定义为俄罗斯进（出）口市场占欧盟、美国进（出）口总额的比例。

从以上数据看，俄罗斯经济的对外贸易结构特点鲜明，出口以初级产品（主要是能源）为主，进口则以中高端制造业产品为主。俄罗斯出口的初级产品对欧盟市场依赖性较高（45.5%），而同时进口的制造业产品也对欧盟市场依赖性较高（41.5%）。欧盟国家对于俄罗斯市场的依赖主要在初级产品的进口方面，但依赖度并不高（7.7%）。相比之下，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联系非常弱，无论是初级产品还是制造业产品进出口的依赖度都低于1%。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影响的评估(二级标题)

欧盟国家对于俄罗斯市场的依赖主要在初级产品，依赖度并不太高（7.7%），但制裁俄罗斯会使欧盟国家遭受一定损失。欧盟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如果降低俄罗斯初级产品的出口，那么也会在短期内对自身经济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特别是欧盟由于进口俄罗斯初级产品（主要是能源产品）的比例相对较大，会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根据欧盟的数据，2020年欧盟国家能源自给率约为42.5%，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产品约占能源需求的24%，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能源产品占到能源需求的33.1%。^[5] 欧洲国家仍然需要俄罗斯的能源，所以短期内（找到替代来源之前）会对俄罗斯能源出口放行，比如俄乌大战最初的2个月，俄罗斯依然通过乌克兰天然气管道向欧洲输送天然气。中长期来看，欧洲国家将增加从美国、中东国家的油气进口，加上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终将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2021年5月19日，欧盟公布计划寻求在2022年将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减少三分之二，到2027年将完全停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根据该计划，欧洲国家近期将进行合作，与美国、中东和非洲的生产商协商天然气供应协议，以取代俄罗斯的供应。同时，欧盟将通过增加项目资金和减缓项目建设的监管措施，来大规模扩张可再生能源建设。

尽管欧盟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短期内会对自身造成一定伤害，但中长期内还是会追随美国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相比之下，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相互依赖度几乎可以忽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俄罗斯可以放手制裁，基本不会直接影响自身既有的贸易利益，而且还会因为俄罗斯油气出口受到阻碍，而增加美国能源产品的出口。此外，由于俄罗斯不是制造业大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主要是终端消费品，不是再加工出口的工业品，因此基本不会对全球制造业的供应链产生影响。

2020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总额为484.4亿美元（见表4），其中初级产品为423.4亿美元，占87.4%。而同年中国进口的初级商品总额高达7616.9亿美元，从俄罗斯同类产品的进口仅占5.6%。即便在假设的极端情况下，俄罗斯对欧盟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1115.5亿美元）全部转往中国，加上俄罗斯原来就出口到中国的初级产品（423.4亿美元），也只占2020年中国进口初级产品总额的20.2%。2020年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总额为24211.5亿美元，而同年俄罗斯从欧盟国家进口的制造业产品金额为798.4亿美元，仅占当年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总额的3.3%。

表4 2020年中国与俄罗斯联邦的贸易数据（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从中俄双边贸易结构看，俄罗斯与中国高度互补，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能够增强俄罗斯对西方国家制裁的承受能力。即便是西方国家最终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其石油、天然气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特别是中国作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经济仍处于较快发展过程中，对石油、天然气有庞大的需求，只需加快增加建设向中国出口的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如果中俄加强合作使得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措施难以发挥作用，西方国家必然进而要求中国配合对俄罗斯的制裁。2022年5月14日，G7外长会议发表声明，要求中国“不要破坏”西方对俄实施的制裁。

中国与美国、欧盟外贸市场的相互依赖度(二级标题)

2020年中国出口总额2.59万亿美元，其中4639.6亿美元出口到了欧盟国家，其中初级产品出口仅为145.3亿美元（占对欧盟出口总额的4.4%）；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为4435.3亿美元（95.6%）。制造业产品出口中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1063.5亿美元、低技术产品374.0亿美元、中技术产品1400.2亿美元、高技术产品1597.6亿美元（见表5）。

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规模与对欧盟出口大体相当。2020年中国向美国出口总额为4525.8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396.9亿美元（占对美出口总额的1.8%），制造业产品出口4386.6亿美元（98.2%），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988.8亿美元、低技术产品363.8亿美元、中技术产品1431.9亿美元、高技术产品1602.1亿美元。

表5 2020年中国与欧盟、美国的外贸数据（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从进口的数据看，2020年中国商品进口总额为2.06万亿美元，当年从欧盟国家进口总额为2783.3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为434.6亿美元（占从欧盟进口总额的15.6%），制造业产品为2345.2亿美元（84.4%）。从欧盟进口的制造业产品中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占到制造业进口额的89.2%。

2020年中国从美国进口总额为1360.0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为396.9亿美元（占从美国进口总额的29.2%），制造业产品为957.0亿美元（70.8%）。从美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中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占到制造业进口额的92.5%。

以上数据清楚表明，2020年中国在向欧盟、美国出口高技术产品（总计6031.8亿美元）的同时，也从欧盟、美国进口相当数量的同类产品（总计2978.2亿美元）。这是因为中国进口中高技术产品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经过加工后的中高技术产品再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高技术产品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曾经处于“大进大出”的状况，这一点与俄罗斯的情况完全不同。

同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总额依然较高，2020年此类产品的出口金额为5080.3亿美元，约占当年全球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壁垒增加，中国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制造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开拓市场。

从市场依赖度的角度看（见表6），2020年中国出口对于欧盟的依赖度达到17.9%，其中制造业产品对欧盟的依赖度达到18.3%；中国进口对于欧盟的依赖度为13.5%，其中制造业产品对欧盟的依赖度达到18.3%。相对美国而言，2020年中国出口对美国的依赖度为17.5%，其中制造业出口对美国依赖度为18.1%；中国进口对美国的依赖度为6.6%，其中制造业对美国的依赖度为7.5%。

表6 中国外贸市场对美国、欧盟的依赖度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计算

中国进（出）口对美国、欧盟依赖度的定义为相对于美国、欧盟进（出）口金额占中国进（出）口总的比例

从美国、欧盟外贸市场对中国的依赖度看（见表7），2020年欧盟进口对中国依赖度为9.8%，其中制造业产品对中国依赖度13.0%；出口对中国市场依赖度为4.4%，其中制造业出口对中国依赖度为4.7%。2020年美国进口对中国的依赖度19.0%，其中制造业产品对中国依赖度高达23.4%；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依赖度为8.7%，其中初级产品对中国依赖度为11.1%，制造业产品对中国依赖度为8.1%。

表7 美国、欧盟外贸市场对中国的依赖度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计算

美国、欧盟进（出）口市场对中国依赖度的定义为中国进（出）口市场占美国、欧盟进（出）口总额的比例

中国与美国、欧盟之间的外贸在相当程度上相互依赖，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制造业产品进出口的依赖度相当高。所以，如果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高强度的制裁，那么会发生“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状况。因为欧盟、美国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产品，满足市场上消费者的日常需要，在这方面，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替代中国。制裁中国还会严重干扰全球价值链的运作，因为美国、欧盟中高技术中间产品需要出口到中国加工组装，目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替代中国，中国有全球最完整的供应链和庞大数量的熟练技术工人，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西方国家难以下决心对中国实施类似针对俄罗斯那样的全面制裁。

前景与对策(二级标题)

纯粹从经济利益角度看，美西方国家难以对中国实施类似对俄罗斯那样的极限制裁。但我们必须注意近年来世界上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现象，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更加剧了这种趋势。美西方国家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不会仅以经济利益为依据，绝不能排除他们出于非理性的政治动机而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的可能性。如果中国不配合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或者台海因“台独”出现紧张局势，那么美国西方国家完全有可能将制裁的大棒指向中国。对此，我们不能抱有幻想，必须未雨绸缪，有所准备。

首先，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俄两国之间经贸进一步扩大合作可以帮助俄罗斯应对西方的制裁，但是却无助于中国应对西方的制裁。因此，我们要继续建设统一的大市场，打造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作为一个整体去抵御来自国际上的压力。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要保持稳定，即有一些产业需要调整，在向其他国家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低端技术产业的同时，也要在国内保持相当部分产能，不能空心化。建议为民生、医疗健康基本用品设立最低国内“产能红线”（可参照“耕地红线”）和物流基础设施保障，保证在全天候、各种紧急情况下的自给自足，有足够能力应对外部市场波动。

第二，目前我国制造业的主要部分尚处于“大而不强”状态，需要大力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发挥“工匠精神”，提高质量效益；重点支持国有、民营企业发展中高技术产业，保证其竞争性、创新型和实用性，以高质量的中国自主品牌和服务水平扩大国内外市场，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中流砥柱。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设备对外依存度高，建议通过人力、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激励科研机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引进与创新并进，特别是以全市场化的机制通过企业研发机构吸引高端人才，推动我国向高技术产品制造业的高端移动。

第三，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要保持定力。坚信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规模，跨国公司出于多元化考虑，需要借助中国的产业链布局全球业务，不会从中国大规模外移。也就是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和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去中国化”。建议鼓励跨国公司实施“中国+X”，把中国视为全球产业链多元化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为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发挥“锚定”作用。

第四，继续在“一带一路”扩大朋友圈。在大国博弈过程中，亚非拉中小国家被边缘化，逆全球化现象也阻碍了制造业投资向这些低成本国家的转移。建议国家和企业调整思路，在“一带一路”国家与当地企业联营，在开拓和深耕当地市场的基础上，产品同时面向全球出口。多做惠及民生的“小基建+小制造+服务业”，发展分布式绿色能源供电，建设公益性的学校、诊所，改善社区卫生条件，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民生目标。

最后，美国、欧盟并非铁板一块，非洲也不是地缘政治的热点，因此我们的回旋余地较大。特别是在非洲地区，欧洲国家的影响很大，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规模较大，有潜力在这一地区联手欧洲国家助力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非洲的工业园区建设中推动与第三国合作，尤其是争取发达国家的国际品牌和买家公司投资园区落地，共同分担风险、分享投资收益。结合非洲经济发展的三方合作，不但有利于促进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中欧企业自身发展，共同助力非洲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转型，形成良性互动和多方共赢的局面。

（编辑 尚鸣）

当前，数字技术是全球创新最活跃、竞争最激烈、影响最广泛的领域。如何抢抓数字经济新机遇，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全面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是需要持续探索的重大命题。近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相关领域多位专家，研讨“数字时代元宇宙技术的演进与应用”。

元宇宙将带来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很多国家围绕元宇宙的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应用拓展的竞争愈演愈烈，新科技革命带给我们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要深入探讨如何使用好“元宇宙”这把双刃剑。

元宇宙：是什么？为什么？

元宇宙的来源

元宇宙（Metaverse）起源于科幻小说。1992年，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小说《雪崩》（Snow Crash）提及了“Metaverse（元宇宙）”和“Avatar（化身）”这两个概念。在这部著作里，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虚拟替身，而这个虚拟的世界就叫作“元宇宙”。此后，元宇宙的概念在《黑客帝国》《头号玩家》等影视作品及《模拟人生》《我的世界》《堡垒之夜》等游戏中都有呈现。

元宇宙的实质是虚实共生，是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融合。中国最早的“元宇宙”概念可追溯到三十多年前。1990年，钱学森院士在致汪成为的书信手稿中，提到“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并将其翻译为具有中国味儿的“灵境”，使之应用于人机结合和人脑开发的层面上，并强调这一技术将引发一些震撼世界的变革，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大事。

什么是元宇宙

目前学术界和产业界对元宇宙没有统一规范的定义。元宇宙（Metaverse）从英文来看是超越宇宙；从中文来看，“元”是开始，四方上下是“宇”，古往今来是“宙”。多位专家对元宇宙的理解，概括为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元宇宙是下一代互联网。第一代互联网（Web1.0）是“只读”的信息展示平台，网站与用户没有互动，产生了如搜狐、新浪等门户网站。第二代互联网（Web2.0）是“互动”内容的生产网络，允许用户自主生成内容，与网站和他人进行交互和协作，如博客、社交媒体平台等。第三代互联网（Web3.0）是“去中心”的个性化环境，内容由用户创造，数据归用户所有。

二是元宇宙是人类生活在三维数字世界的重构。它结合了社交媒体、在线游戏、增强现实 (AR)、虚拟现实 (VR) 和加密货币的各个方面，允许用户进行虚拟交互，在数字世界重建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这是一种相对狭义的理解和定义。

三是元宇宙是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虚实共生。易股天下集团董事长易欢欢认为，元宇宙是数字经济发展到极致的社会形态，是现有前沿科学技术的集大成者，融合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超级融合体。虚实共生涵盖了现实世界中一切生产、生活，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实现实时交互、优化。

阿里研究院副院长安筱鹏认为，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虚实共生是业界关于元宇宙的最大公约数。数字技术最大的价值在于构建了一个数字空间。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存在四种关系：一是没有比特化的物理世界；二是数字游戏、数字货币是只存在于数字空间的虚拟事物，没有物理实体映射关系；三是数字博物馆、数字藏品等数字空间是对物理世界的单向映射；四是物理世界的体育场馆、炼钢高炉、人体心脏等，在数字空间有一个数字孪生体，可以实现数据的实时互动优化。

人们以各自不同视角理解元宇宙。但我们认为，目前业界对于元宇宙概念已经逐渐产生一定的共识，即元宇宙应包括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是一个在现实世界基础上的持久稳定的实时虚拟空间，数字与物理世界将融合成为一个具有互操性的生态。它包括大量的用户和其他参与者和一个全面运作的经济系统，全面且丰富的数字内容，甚至是一个虚拟数字世界。

元宇宙的技术体系

元宇宙是多种技术的集成。

一是人机交互技术。这是元宇宙最核心的关键技术之一，主要包括VR虚拟现实技术、AR增强现实技术、MR混合现实技术、全息影像技术、脑机交互技术和体感技术，为元宇宙用户提供了虚拟沉浸现实的体验阶梯，不断深化感知交互。沉浸式交互设备为玩家进入元宇宙提供了真实、持久且顺畅的交互体验，是真实世界与元宇宙的桥梁，而沉浸感的实现需要依托于一个终端设备接口来实现。具备3D显示、大视角高分辨率的AR/VR/MR有望成为元宇宙世界的重要接入方式。

二是区块链和NFT（数字凭证）技术。区块链技术和NFT（数字凭证）技术是元宇宙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共享账本和数据库，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集体维护、公开透明等特点。基于以上特征，区块链应用于实现点对点的金融交易、数字版权确认、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等方面。区块链将会扮演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桥梁，提供去中心化的清结算平台和价值传递机制。NFT通证清晰地表明了每一件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其最大特点在于唯一性，是一种不可分割且独一无二的数字凭证。NFT能够映射到特定资产（包括数字资产如游戏皮肤、装备、虚拟地块等，甚至实体资产）。

三是人工智能技术。为元宇宙大量的应用场景提供技术保障，例如通过计算机视觉将现实世界的图像数字化呈现，为元宇宙提供虚实结合的观感；通过机器学习为元宇宙当中所有系统和角色达到或超过人类学习水平提供技术支撑，提高元宇宙的运行效率和智慧化程度；通过智能语音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元宇宙主客体之间提供准确的交流和理解。

四是网络及云计算。数字空间的价值在于与物理空间交互的实时性，它对通信和计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G/6G技术为元宇宙提供高速、低延时、规模化接入提供传输通道，为元宇宙用户提供更实时、流畅的体验；元宇宙对高算力和低时延提出了新要求，云计算通过提供快速创新、弹性硬件和规模经济，可以提供功能更强大、更轻量化的终端设备。

五是物联网技术。为元宇宙万物链接及虚实共生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网络层和感知层为元宇宙感知物理世界万物的信号提供技术支撑；应用层将元宇宙万物链接并有序管理，是虚实共生的最重要支撑。其中芯片产业是元宇宙数字世界的“底座”，所有搭载的元宇宙设备都需要基于芯片，包括所有的数据处理设备也都需要借助于芯片及处理器。

六是数字孪生技术。将物理世界在数字世界重建需要各种软件工具和开发平台，包括3D建模、仿真优化、实时渲染等技术。

全球元宇宙技术、产业竞争格局

美国：元宇宙技术、产业、应用的领导者

元宇宙的发展基于多个数字技术集成，在涉及元宇宙的多个技术、产业和应用方面，美国借助全球数字科技巨头全面发力和众多科技创新的小企业崛起，成为全球元宇宙的绝对领导者。

人机交互技术及产品创新。前端硬件层，微软在AR硬件市场份额全球领先，核心硬件产品HoloLens 已更新至第二代，与微软 Azure、Dynamics 365等远程方案结合使用。2021年3月，微软与美国军方签署了一份价值219亿美元的合同，未来10年内将为美军提供12万套HoloLens AR增强现实头盔，该头戴设备可以将情报信息直接叠加到士兵的视野中来帮助士兵了解战场地形，选择目标并发现潜在的威胁。Facebook具有大量的虚拟现实核心专利技术，旗下VR龙头Oculus成为史上第一款超千万销量的VR设备。苹果先后布局ARKit和AppClip，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AR平台，拥有数亿台支持AR的设备，以及AppStore上的数千个AR应用程序”。马斯克旗下公司Neuralink致力于开发脑机接口，在人脑/动物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信息交换和连接通路。

底层芯片技术及创新生态。在后端基建层，英伟达作为全球GPU（图像处理技术）领进厂商，基于GPU构建了软硬件一体技术生态，成为全球首个面向元宇宙的基础模拟和协作平台。发布元宇宙开发工具Omniverse Avatar，为工业、建筑、生物、游戏等3D数字空间的建筑提供低门槛、高效率的创新开发平台。微软聚焦“企业元宇宙”，开发企业级公有云平台Azure云服务，提供数据库、云服务、云存储、人工智能互联网、CDN等高效、稳定、可扩展的云端服务，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Facebook相继收购3D建模公司、游戏开发引擎、计算机视觉公司和面部识别公司等，全方位布局元宇宙生态。

三维数字空间社交。社交办公方面，微软在现有的Team功能（线上会议）上，加入Mesh混合现实的功能，允许不同地理位置的人加入协作办公和共享全息体验，人们可以在其中加入虚拟会议、发送共享文档等，允许人们使用个性化的3D头像，体验一个沉浸式的空间。Facebook 推出远程办公应用程序Horizon，利用VR 设备实现了人们在虚拟现实中进行会议。

三维数字游戏发展。Roblox是3D游戏创作和大型社区的互动平台，平台游戏支持VR设备，通过数字身份进行社交，甚至平台上获得的货币可以与真实货币转换。微软是全球三大游戏机制造商之一，旗下Xbox推出《光晕》《我的世界》《模拟飞行》等元宇宙概念游戏。Facebook提供了Oculus Quest Store 作为VR游戏软件开发者平台。

数字教育创新。高通赞助美国莫尔豪斯学院开设VR校园以提供线上VR课程，为学生提供身临其境的VR学习体验。在生物学课程中，展开人的心脏并步入其中；在历史课上，能够在战场上行走，从“上帝”视角看待历史，身临其境地了解历史人物的观点；科学课上，学生们能够亲眼目睹周围旋转的原子。

中国：产业创新和应用开发跟随者

人机交互技术创新。在前端硬件层，腾讯投资了Meta、Innovega、Snap三家AR技术公司，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移动AR硬件及内容平台。字节跳动以90亿元人民币收购青岛小鸟看看（Pico），专注移动虚拟现实技术与产品研发。阿里投资明星AR 创业公司Magic Leap、AR 汽车导航公司WayRay，多方位布局AR。

核心芯片与创新生态。在后端基建层，华为布局鸿蒙系统、海思XR 专用芯片、华为河图、自研VR/AR SDK。阿里达摩院成立XG 实验室，为VR/AR 等场景研究符合5G 时代的视频编解码技术、网络传输协议等且制定相关标准。腾讯自研VR/AR SDK，投资虚幻引擎公司Epic Games、AI 与计算机视觉公司UiPath、边缘AI 视觉整体方案轻蜓视觉、投资3D 建模公司Oben等。字节投资中国版 Roblox 代码乾坤，发力UGC，完善硬件+内容+娱乐社交平台布局。

三维数字空间新应用。阿里利用淘宝BUY+利用VR技术，还原美国Target、梅西百货、Costoco等购物场景。腾讯发行沙盒MMO游戏《我的起源》，是“元宇宙第一股”Roblox 的股东，拥有《堡垒之夜》母公司Epic 40% 股份。同时，通过天美计划打造对标《头号玩家》的游戏。字节旗下拥有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Tik Tok等，收购了沐瞳科技、有爱互娱等游戏公司。百度发布国内首个“国产元宇宙”产品“希壤”，致力于打造一个身份认同、经济繁荣、跨越虚拟与现实、永久存续的多人互动虚拟世界。网易伏羲实验室推出瑶台系统—沉浸式云端会议系统。

金融领域新业态。在数字货币中，数字人民币的可编程性，是其能够应用到元宇宙中的最重要特征。《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提出，“数字人民币可以通过加载不会影响货币功能的智能合约实现可编程性。在确保安全与合规的前提下，可根据双方交易的条件、规制进行自动交易，从而促进业务创新，提升扩展能力，促进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随着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兴起，中国的数字人民币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具有较高的整体安全性、使用效率性；此外，数字人民币以国家信用作为背书，在保证币值稳定、资本有序流动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公信力。

韩国：危机意识驱动的激进跟随者

韩国是对元宇宙推动最为激进的国家之一，已从国家层面开始对元宇宙产业进行规划，在MSIT的领导下，韩国组建了一支超过200家公司参与的Metaverse联盟，目标是到2026年实现元宇宙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五，首尔将打造虚拟市政厅，成为全球首个加入元宇宙的城市。

元宇宙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元宇宙是产业升级和创新的历史性机遇

中信证券科技产业首席分析师许英博认为，元宇宙不只是互联网的一个延伸，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作为未来科技浪潮的一个延伸，有机会带来一个长周期量级的机会。它的核心价值是科技的进步，次核心是AI技术的发展以及工业生产过程和社会运行成本的下降，具有重大实际战略意义。

安筱鹏指出，物理世界与数字空间的虚实共生，可以发生在以人为核心的消费端，也可以发生在以物为核心的供给端。元宇宙可以融入到工业、医疗、物流、金融等各个领域，为产业带来新的形态、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增长空间。我们需要把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连接起来，打通四个环节：一是状态感知，利用现代感知技术将隐性的数据显性化，将隐性的知识显性化；二是将数据进行结构化的加工整理，使其变为可靠有用的信息，用于实时分析；三是利用现代的通信、存储、计算、算法以及大数据技术，通过机器学习掌握知识，用于科学决策，解决问题；四是通过上升的智慧层面，统筹各方资源与能力，精准执行，从而构建数据-信息-知识-决策的闭环，实现物理世界资源优化。

元宇宙将激发数字技术及产业新一轮突破。元宇宙在社交、游戏、购物、医疗、工业、物流等场景中的应用，将会激活核心技术的突破和持续创新，这将孕育着重大产业机会。元宇宙是前沿科学技术的集大成者，新需求将会激发对芯片、数字孪生、XR、脑机交互、全息影像、AI和区块链等技术突破，也会带来包括新一代移动通信、物联网、云计算、边缘计算等技术和产业发展。

新应用将催生新产品和新业态。虚拟人是元宇宙的基础生命形态, 在元宇宙中与人、地点、事件进行实时交互，完成消费、社交、娱乐等行为。目前虚拟人已经进入到部分实际场景应用中，如虚拟偶像、数字主播以及虚拟主持人等发展迅速。在医疗健康领域，医生可以在复杂手术前利用VR技术，真实地、全方位地模拟手术中的潜在困难，也可进行远程治疗，合理化分配医疗资源；通过Al、大数据等技术缩短新药研发周期，降本增效；在医疗教学上，沉浸式VR模拟培训可以培养护士和医疗保健工作者临床推理和协作。数字藏品/NFT发展迅速，具有一定经济价值，2021年国外的NFT交易总额超过了400亿元美金。梵蒂冈将开设一个官方虚拟现实NFT画廊，以便世界各地观众可以查看其收藏的艺术品、手稿和其他物品，梵蒂冈将把一部分收藏品转换为NFT。元宇宙也可为虚拟战争服务，在现有兵推软件的技术上，基于元宇宙的无限资源、MR的先进技术、数字模拟等应用，让参与者身临其境参与战争过程。

工业元宇宙是传统工业升级的新引擎。珠海市横琴新区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经济学教授朱嘉明认为，在产业领域工业元宇宙改变了传统的制造业范式，利用各项技术的集合，保证元宇宙可以和物质世界维持着精准的、动态的、全方位的互动关系。基于数字孪生、AIoT、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通过在制造业等供给端构建物理世界与数字空间数字孪生体，重构飞机、高铁、服装、药品、建筑等行业研发、设计、生产、服务等全生命周期体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提出“数字孪生体2027计划”，建立数字孪生体工程体系，将大量飞行验证实验仿真放置于数字世界中完成。马斯克SpaceX通过大量数字孪生和仿真技术，火箭发射成本降到原来的七分之一。工业元宇宙将打破物理边界、组织边界、协作边界，在虚拟世界构建物理模型，加速创新，探索新的协作方式。

新秩序建立中的标准制定和法律主导

元宇宙的发展将带来相关的立法规制建设问题，首先不能失去在新秩序建立过程中的标准制定权和法律界定的主导权。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评估委员会主任彭俊指出，数字经济规则是要能够互联互通，打通各个国家之间的边界，能够形成一体化，而不是一个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国家的团体各自搞一套元宇宙，或者各自搞一套数字经济。需要逐步建立国际数字经济规则。

目前在国际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中，各个国家的立场和主张并不一样。彭俊指出，国际数字经济规则谈判中争议的核心是数字贸易的自由化和数字主权监管之间的关系。美国的数字经济规则核心词是自由化，主张高标准的数据自由流动，做数字服务税，反对计算设施的本地化。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则反对做数字服务税，强调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数据服务平台的监管和互通。中国既强调国家安全、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计算设施本地化，同时又支持数据的互联互通。

风险与挑战

元宇宙存在的风险与挑战不容忽视。

国家安全层面。先发国家拥有技术和标准垄断优势，滞后国家对领先国家会形成技术和标准依赖，并在元宇宙可能催生的新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滞后国家在寻求接入领先国家的元宇宙时可能面临歧视性的门槛和要求。

社会治理层面。在元宇宙大融合下，虚拟世界将打破国家边界，全球互联互通将更加紧密，从社会意识形态、消费习惯，到审美喜好，全球将进一步同质化，对国家政治文化安全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同时，高度去中心化的运行机制，也将给国家社会治理带来挑战。

经济风险层面。由于相关技术仍待发展，元宇宙要实现产业化落地和商业化盈利还需要很长时间，目前总体处于高成本、低收益阶段，投资与收益不匹配。元宇宙的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与现实经济联动，可能存在经济秩序不稳定而引发金融风险的问题。

产业风险层面。一是元宇宙时代容易发生垄断固化,进而出现垄断导致的低质量陷阱蔓延在元宇宙和真实世界，如：平台与平台之间的恶性竞争、虚拟平台竞争导致实体产业举步维艰（渠道垄断/流量垄断/价格垄断）。二是由于核心技术缺失，产业发展路径背离社会需求。一方面产业链不完备易造成产业风险，对浅层技术簇拥，而对深层核心技术挖掘程度不够，带来产业风险，形成产业泡沫，导致“卡脖子”技术问题产生。另一方面企业扎堆涌入元宇宙领域，纷纷包装成元宇宙企业，元宇宙产业存在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过度迎合概念热潮可能产生偏离原有技术发展路径的行为，对产业格局和企业发展带来挑战。

个体心理风险层面，面临极度沉迷后的现实缺位风险。用户层面对于“元宇宙”这一概念及其相关产品怀有好奇心和新鲜感，但元宇宙的发展与监管体系仍未成型，且存在身份认同和人格解体等风险。

政策建议

积极拥抱、谨慎前行。当前美西方正在以逆全球化的方式对二战以来建立的规则与秩序进行攻击瓦解，但由元宇宙推动带来的新的全球化正在产生。中国具有巨大的应用场景市场和非常大的工程师红利及流量优势。应高度关注科学技术发展对时代变迁的推动作用，展开新一轮的全球合作与竞争。要积极培育元宇宙技术创新和产业培育，警惕虚拟货币和虚拟数字品交易等“泡沫化”现象。

一是把握价值锚点，防止概念炒作。元宇宙领域，技术与技术的集成应用是手段，元宇宙真正的价值发掘与实现应体现在实体经济方面。安筱鹏指出，元宇宙的价值锚点在于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带来的产业竞争的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国力的增强。如果将元宇宙过于狭义化，炒作元宇宙游戏、NFT、数字藏品等概念，将使元宇宙陷入和现实世界失衡的状态，进而迷失发展方向。

二是加强核心技术攻关，防止“卡脖子”现象。元宇宙相关技术发展不均衡，较落后的技术制约着元宇宙整体应用水平，需要不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技术成熟度。在元宇宙的基础技术上，我们应聚焦于数字孪生、XR、脑机交互、全息影像、AI和区块链等涉及元宇宙核心技术的突破，加快元宇宙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综合性智能化的信息基础设施。

三是构建元宇宙基建标准。即元宇宙之间的标准，或是下一代互联网的标准。元宇宙需要依赖一个互联互通的标准。传统由美国定义的互联网国际标准体系，即TCP/IP协议、域名的管理。如今，由于元宇宙话题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希望在元宇宙时代，中国能有更多的参与标准制定的机会，并且能够提出自己原创的技术标准。

四是合理监管，立法规制。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李克穆指出，元宇宙属于新兴事物，监管部门应合理利用“监管”手段，留出创新空间。另外，元宇宙治理应以法治为基，相关部门需研判发展趋势，监管滞后会带来巨大的试错成本和监管成本，需完善体制机制，从安全预警、风险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方面完善治理体系。

五是加强伦理体系建设。元宇宙是人类社会的映射，伦理体系在元宇宙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将元宇宙领域的产能控制在地球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二是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个体在元宇宙的刚需，不能只为大企业或者政府服务。三是技术可信和可控，能够被老百姓所接受，是元宇宙技术伦理方面的发展方向。

（编辑   季节）

中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骨干力量和重要依托，中央企业有义务、有责任在“走出去”中带头执行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和企业的良好形象。其中，海外传播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落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央企，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优良的企业资源，在各国迅速站稳脚跟，并为落地国的经济版图带来了诸多利好，但从整体来看，央企海外传播的理念和能力还有待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与央企对外传播

    中央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开工和计划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中央企业承担的项目数超过了项目总数的60%，合同投资额超过了总额的80%，建设了一批标志性工程。目前，中央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员工构成中，85%是本地员工，不少企业员工的本地化率甚至达到了90%以上，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央企还积极投身当地社区文化建设和公益事业，造福当地民众，比如出资帮助所在地建设医院、学校，解决民众就医难、上学难等问题。这些深耕社区、润物无声的努力也得到了所在国民众的好评。

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央企是从事海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主体。央企在海外落地国的企业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央企也承担着联通中外的重要使命。国外民众对中国的感知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身边的中国企业和企业雇员的印象。央企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通常与所在国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央企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要比其他组织更易于被接受，也更有可能在国家形象传播中实现多方共赢。

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跨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通常是在企业落地之后，公共关系、声誉管理等软实力先行，为企业构建良好的品牌形象和民心基础，企业再逐步推进长期的发展战略。中国企业“走出去”，多是资本等硬实力先行，资本和劳务服务先到位，其次是产品，再次是技术。这一路径有其合理性，但由于软实力的建设没有跟上硬实力的步伐，开展业务过程中一旦出现负面舆情，企业往往限于被动，在形象受损之后才意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此时再进行正面宣传、打造品牌形象、践行社会责任，往往事倍功半。

央企“走出去”多遵循“资本-（服务-产品-技术）-企业宣传-品牌形象”的传统路径，经历初期的快速布局之后，企业往往就进入发展的瓶颈期，业务的后续开展并不顺利。尽管软实力先行的投资回报相对较慢，但如果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往往能够带来更长远的回报；如果软实力建设滞后，尽管企业硬实力很强，但工作推进可能受到重重阻碍，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

央企海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不断走深走实，央企在国际传播中也迎来难得的机遇。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实现沿线各国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通”的实现需要文化传播作为桥梁。“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加深了跨国经贸合作，为国家和企业的海外形象构建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平台。

当前,国际传播秩序“西强东弱”的态势仍未得到改变。一些西方媒体利用其强大的传播实力,通过话语霸权对我国企业进行打压抹黑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国际传播中，这些媒体通过污名化手段，对我国央企的海外活动进行片面甚至扭曲的报道，将一些个案性的问题夸大，并将出现的问题归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中国式的传播理念与西方传播理念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从观念上看，对于大部分中国企业来说，市场、品牌、公关都是近几十年才兴起的新概念，与西方国家长达百年的企业公关经验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传播主题设定、渠道运用以及与媒体打交道的方式等诸多方面，一些央企都还未能很好地与国际惯例接轨。在媒体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精准传播成为企业形象国际传播的规范，以往大水漫灌的方式无法真正提升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央企需要基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受众的具体需求进行策划及宣传，才能真正实现有效传播。此外，从传播的规划和视野来看，成功的全球知名公司往往是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长期耕耘，才具有现在的规模和品牌美誉度。部分央企缺乏明确的海外传播目标和部署长期计划的耐心，仅仅关注“提升海外知名度”这一短视而且粗放式的目标，热衷于立竿见影的短期传播行为。

央企对外传播的经验与短板

为了积极适应海外生产经营环境，央企不断总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在增强对外传播意识、改进传播技巧等诸多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首先，近年来央企的综合国际传播能力明显加强，出现了较多世界知名的品牌。英国知名品牌价值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综合品牌知名度、用户忠诚度、员工满意度以及企业声誉等多个指标，发布年度“全球品牌价值500强”。2019年，中国上榜品牌共77个，总价值高达13074亿美元，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与10年前相比，中国品牌在所有500强中的占比由3%升至19%，说明我国企业的综合品牌价值及实际影响力在不断加强。从2016年开始，由中国国家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有关单位发布《中国海外企业形象调查报告》，历年数据显示,我国海外企业在融入当地经济社会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有的央企成为中国形象在所在国(地区)的“代言人”,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第二，随着中国企业融入当地社群的态度越来越积极，企业的经营活动和传播实践让中国企业与海外媒体展开良性互动，海外媒体对央企的正面报道不断增加，提升了海外传播效果。外媒涉及中央企业的报道多以正面中性为主，除了侧重报道中国企业发展规模、体量之外，更多地关注其国际化和顶级等特征，其报道的高频主题词包括“全球的”、“金融的”、“最大规模的”、“国际的”、“顶级的”等。词云分布所构成的语义场表明，国际媒体对中国企业的报道中增加了更多正面的内容，中国的企业开始被视为具有国际化维度的全球性公司。

第三，央企的国际传播力在近几年得到较大提升，除了借助国际主流媒体发声，在自有媒体的建设方面也有很大的进展。在渠道选择上，央企进行海外传播坚持主流媒体与自有媒体双轮驱动、两翼齐飞，从平台覆盖、传播速度及多样性上都实现了全面突破。在对外传播中，央企的自有媒体建设集中在脸书、推特、领英等国际性社交媒体平台，设立企业账号并进行运营维护。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国际传播力”研究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央企开始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平台加强其国际传播的效果，拥有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的央企近70%。在Facebook平台上，央企账号平均粉丝数环比增长约2.9倍；央企发布单条消息的最高点赞量上涨达79倍。一些领头企业已逐步实现同平台用户间的良性互动。

检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央企的海外传播历程，可以发现央企在进行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存在如下的短板。

首先，在传播过程中，部分央企仍然固守“企业宣传”的传统策略，没有真正理解企业国际传播的内涵。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包括央企在内的中国企业长期习惯于埋头干事，做了不说，而且与当地社区的融入不够主动，海外传播缺乏整体规划，也没有与所在国媒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导致央企在所在国的存在感较低。

传播技术的演变促使企业对传播活动进行全方位的关注，只有树立全媒体传播的理念，才能真正构建良好的企业形象。改革开放40多年中，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主体是中国企业，尤其是建造“国之重器”的大型央企。这些奇迹的背后有无数题材可以挖掘，可以给当地的企业带来启示，也可以给央企的企业文化增加内涵。但是，央企对这些故事背后的人文性挖掘不够，呈现故事的方式单一老套，尤其是对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受众的接受心理研究不够，本应非常出彩的“中国故事”并未发挥其重要作用。

其次，在全媒体传播时代，除了需要充分调动国际媒体资源之外，所在国本土媒体拥有更直接影响当地民众的渠道，而央企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对于这些本土化媒体资源挖掘和利用并不充分。“走出去”的央企尚未与当地媒体建立良好关系，如果没有处理好与本土媒体的关系，企业形象得不到有效传播，往往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缺乏能够直接联系当地民众的渠道，企业在品牌建设和危机应对中就会无处着力。

央企对本土媒体资源的挖掘利用有限，媒介投放渠道仍大多局限在当地的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缺乏对当地群众媒介使用习惯的科学调研，未顾及传播分众化趋势，对当地社交媒体的研究和合作也着力不够，导致传播效果不佳。

另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大量华文传媒。这些传媒本身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面向本地华人的媒体，另一方面也是所在国媒介谱系的重要成员。这些媒体运营者往往拥有广泛的人脉，是央企切入本地社群的重要抓手。但是央企普遍不够重视海外的华文媒体，尚未充分调动它们发声的积极性。

最后，央企的国际传播承担主体较为单一，内容生产效率需提高，传播方式的适用性较低。当今，传播生态已由专业媒体主导的大众传播时代向着高度媒介化的时代转变，企业的国际传播并非只是宣传部门的事，而是全员承担的传播活动。目前，中央企业在各项国际传播事务中仍然以企业的宣传部门为主体，而企业员工潜在的传播活性未得到有效开发。随着传播活动的常态化、生活化趋势日渐明显，触点不够将导致企业在进行国际传播时渠道受限，所呈现的中国企业形象不够多元立体。此外，由于机制不灵活、层次不丰富，企业故事不够生动，感染力不强，很难被海外的用户和民众接受。

提升央企海外传播影响力的措施

首先，从传播意识上，央企应立足于练好内功，打造国际领先的企业软实力。一方面应提升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应着眼于国际传播所需要的硬件设备、平台体系以及人才队伍等方面的建设。要建立良好的海外形象、提升影响力，根本是央企自身的实力壮大，企业的技术、资金等硬实力应当保持国际领先水平；与此同时，大力坚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将“共商、共建、共赢”的理念落实到每一个项目。项目所在国的民众在审视中国企业的时候，第一出发点是作为“外资企业”，这些中国企业是不是真的能够尊重当地的人民、风俗习惯和文化，能否真正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能否提升当地民众的福祉，能否推进当地的环境保护事业。作为中国企业的领头羊，央企在规模、效益等方面已经处于领先之列，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提升自身软实力，打造先进且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和管理体系。与此同时，还要将当地民众的实际利益和企业利益统筹考虑，设计能够实现双赢的发展战略，这样才能对提升海外形象和社会影响力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其次，将央企海外宣传纳入企业发展战略，提升海外传播的重要性。央企需要内外联通，加强软实力建设，从上至下形成统一的品牌意识，将海外传播与公共关系建设纳入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突出其战略重要性。央企的海外传播应当把为企业长期本地化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宗旨，根据所在国的具体国情，设定“精确定制”的目标，既着眼于长期战略规划的目标，也包含更加具体的短期重点发展规划，将目标与路径相对接，将组织架构和资源配置进行科学的设计。在此基础上，央企应当将企业国际形象建设纳入内部考核指标，实行动态考核。主管部门可以设立科学的海外传播指标体系，推动央企将海外形象建设纳入企业发展战略。

第三，培养一支具有专业国际传播能力的人才队伍。央企应通过内引外联，迅速搭建一支高效的企业公共关系团队，并按照“一地一例”的原则，按地理区域来制定企业海外宣传指南，并组织多层次的专业培训，提高高层管理者和国际化人才的对外传播交流与沟通能力。按照地区和重点国别的社会和文化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宣传策略和适用方法，让企业在“短板”领域能快速提升。

第四，充分利用其“走出去”的机会，加强与智库和学术界的联系，强化对目标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研究。对形势和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缺失是许多央企在海外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当前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企业抱有偏见，部分政界人士与媒体合谋抹黑中国的制度和央企形象。在此情境下，“走出去”的央企面临的社会风险具有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的特点，有时候一个小的错误会被放大，最终导致较为严重的企业危机。“走出去”的央企必须加强对目标国的研究，在充分了解当地国情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开展宣传，建立与当地社会和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建设企业海外形象、提升社会影响力是央企长期立足海外市场的关键，是提高国际竞争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更是央企支持国家形象建设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五，将“自塑”与“他塑”结合起来。进行国际传播，建构国家形象不能仅靠自己讲，而是要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这一机制落脚到企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就是既要增强“自塑”，也要培育“他塑”的资源。一方面，对于恶意抹黑中国企业的谣言需要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说明事实真相，但是不宜对西方媒体全面出击，一棍子打死，要充分把握西方媒体的理念、认知、传播与我国传播理念之间的差异，同时央企也应当在社会实践层面以及传播层面认真反思在国际传播中是否有失误和疏忽。另一方面，央企海外传播能力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让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企业，单纯依靠自我传播并不能完全说服对象国的民众，需要充分调动企业公关能力，建立与当地社区和媒体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树立企业的良好口碑，将当地民众变成央企的“代言人”，发展“他塑”的力量。

深挖企业内涵，学会讲好“央企故事”。“中国故事”有许多维度，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企业故事。讲述企业故事应当选用符合国际惯例但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要选择对象国能够理解接受又是中国所独有的故事；讲述央企故事还需要巧妙融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涵，这样对象国受众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将中国人民解决问题的智慧和方案融入央企故事之中，使受众能够通过企业故事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将央企的企业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核结合起来，形成长久吸引力，推动国际受众对中国企业由被动了解到主动理解，以此实现中国企业与海外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

（编辑  杨利红）

文/*

中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骨干力量和重要依托，中央企业有义务、有责任在“走出去”中带头执行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和企业的良好形象。其中，海外传播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落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央企，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优良的企业资源，在各国迅速站稳脚跟，并为落地国的经济版图带来了诸多利好，但从整体来看，央企海外传播的理念和能力还有待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与央企对外传播

    中央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开工和计划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中央企业承担的项目数超过了项目总数的60%，合同投资额超过了总额的80%，建设了一批标志性工程。目前，中央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员工构成中，85%是本地员工，不少企业员工的本地化率甚至达到了90%以上，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央企还积极投身当地社区文化建设和公益事业，造福当地民众，比如出资帮助所在地建设医院、学校，解决民众就医难、上学难等问题。这些深耕社区、润物无声的努力也得到了所在国民众的好评。

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央企是从事海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主体。央企在海外落地国的企业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央企也承担着联通中外的重要使命。国外民众对中国的感知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身边的中国企业和企业雇员的印象。央企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通常与所在国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央企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要比其他组织更易于被接受，也更有可能在国家形象传播中实现多方共赢。

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跨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通常是在企业落地之后，公共关系、声誉管理等软实力先行，为企业构建良好的品牌形象和民心基础，企业再逐步推进长期的发展战略。中国企业“走出去”，多是资本等硬实力先行，资本和劳务服务先到位，其次是产品，再次是技术。这一路径有其合理性，但由于软实力的建设没有跟上硬实力的步伐，开展业务过程中一旦出现负面舆情，企业往往限于被动，在形象受损之后才意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此时再进行正面宣传、打造品牌形象、践行社会责任，往往事倍功半。

央企“走出去”多遵循“资本-（服务-产品-技术）-企业宣传-品牌形象”的传统路径，经历初期的快速布局之后，企业往往就进入发展的瓶颈期，业务的后续开展并不顺利。尽管软实力先行的投资回报相对较慢，但如果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往往能够带来更长远的回报；如果软实力建设滞后，尽管企业硬实力很强，但工作推进可能受到重重阻碍，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

央企海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不断走深走实，央企在国际传播中也迎来难得的机遇。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实现沿线各国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通”的实现需要文化传播作为桥梁。“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加深了跨国经贸合作，为国家和企业的海外形象构建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和平台。

当前,国际传播秩序“西强东弱”的态势仍未得到改变。一些西方媒体利用其强大的传播实力,通过话语霸权对我国企业进行打压抹黑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国际传播中，这些媒体通过污名化手段，对我国央企的海外活动进行片面甚至扭曲的报道，将一些个案性的问题夸大，并将出现的问题归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中国式的传播理念与西方传播理念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从观念上看，对于大部分中国企业来说，市场、品牌、公关都是近几十年才兴起的新概念，与西方国家长达百年的企业公关经验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传播主题设定、渠道运用以及与媒体打交道的方式等诸多方面，一些央企都还未能很好地与国际惯例接轨。在媒体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精准传播成为企业形象国际传播的规范，以往大水漫灌的方式无法真正提升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央企需要基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受众的具体需求进行策划及宣传，才能真正实现有效传播。此外，从传播的规划和视野来看，成功的全球知名公司往往是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长期耕耘，才具有现在的规模和品牌美誉度。部分央企缺乏明确的海外传播目标和部署长期计划的耐心，仅仅关注“提升海外知名度”这一短视而且粗放式的目标，热衷于立竿见影的短期传播行为。

央企对外传播的经验与短板

为了积极适应海外生产经营环境，央企不断总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在增强对外传播意识、改进传播技巧等诸多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首先，近年来央企的综合国际传播能力明显加强，出现了较多世界知名的品牌。英国知名品牌价值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综合品牌知名度、用户忠诚度、员工满意度以及企业声誉等多个指标，发布年度“全球品牌价值500强”。2019年，中国上榜品牌共77个，总价值高达13074亿美元，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与10年前相比，中国品牌在所有500强中的占比由3%升至19%，说明我国企业的综合品牌价值及实际影响力在不断加强。从2016年开始，由中国国家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有关单位发布《中国海外企业形象调查报告》，历年数据显示,我国海外企业在融入当地经济社会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有的央企成为中国形象在所在国(地区)的“代言人”,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第二，随着中国企业融入当地社群的态度越来越积极，企业的经营活动和传播实践让中国企业与海外媒体展开良性互动，海外媒体对央企的正面报道不断增加，提升了海外传播效果。外媒涉及中央企业的报道多以正面中性为主，除了侧重报道中国企业发展规模、体量之外，更多地关注其国际化和顶级等特征，其报道的高频主题词包括“全球的”、“金融的”、“最大规模的”、“国际的”、“顶级的”等。词云分布所构成的语义场表明，国际媒体对中国企业的报道中增加了更多正面的内容，中国的企业开始被视为具有国际化维度的全球性公司。

第三，央企的国际传播力在近几年得到较大提升，除了借助国际主流媒体发声，在自有媒体的建设方面也有很大的进展。在渠道选择上，央企进行海外传播坚持主流媒体与自有媒体双轮驱动、两翼齐飞，从平台覆盖、传播速度及多样性上都实现了全面突破。在对外传播中，央企的自有媒体建设集中在脸书、推特、领英等国际性社交媒体平台，设立企业账号并进行运营维护。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国际传播力”研究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央企开始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平台加强其国际传播的效果，拥有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的央企近70%。在Facebook平台上，央企账号平均粉丝数环比增长约2.9倍；央企发布单条消息的最高点赞量上涨达79倍。一些领头企业已逐步实现同平台用户间的良性互动。

检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央企的海外传播历程，可以发现央企在进行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存在如下的短板。

首先，在传播过程中，部分央企仍然固守“企业宣传”的传统策略，没有真正理解企业国际传播的内涵。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包括央企在内的中国企业长期习惯于埋头干事，做了不说，而且与当地社区的融入不够主动，海外传播缺乏整体规划，也没有与所在国媒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导致央企在所在国的存在感较低。

传播技术的演变促使企业对传播活动进行全方位的关注，只有树立全媒体传播的理念，才能真正构建良好的企业形象。改革开放40多年中，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主体是中国企业，尤其是建造“国之重器”的大型央企。这些奇迹的背后有无数题材可以挖掘，可以给当地的企业带来启示，也可以给央企的企业文化增加内涵。但是，央企对这些故事背后的人文性挖掘不够，呈现故事的方式单一老套，尤其是对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受众的接受心理研究不够，本应非常出彩的“中国故事”并未发挥其重要作用。

其次，在全媒体传播时代，除了需要充分调动国际媒体资源之外，所在国本土媒体拥有更直接影响当地民众的渠道，而央企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对于这些本土化媒体资源挖掘和利用并不充分。“走出去”的央企尚未与当地媒体建立良好关系，如果没有处理好与本土媒体的关系，企业形象得不到有效传播，往往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缺乏能够直接联系当地民众的渠道，企业在品牌建设和危机应对中就会无处着力。

央企对本土媒体资源的挖掘利用有限，媒介投放渠道仍大多局限在当地的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缺乏对当地群众媒介使用习惯的科学调研，未顾及传播分众化趋势，对当地社交媒体的研究和合作也着力不够，导致传播效果不佳。

另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大量华文传媒。这些传媒本身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面向本地华人的媒体，另一方面也是所在国媒介谱系的重要成员。这些媒体运营者往往拥有广泛的人脉，是央企切入本地社群的重要抓手。但是央企普遍不够重视海外的华文媒体，尚未充分调动它们发声的积极性。

最后，央企的国际传播承担主体较为单一，内容生产效率需提高，传播方式的适用性较低。当今，传播生态已由专业媒体主导的大众传播时代向着高度媒介化的时代转变，企业的国际传播并非只是宣传部门的事，而是全员承担的传播活动。目前，中央企业在各项国际传播事务中仍然以企业的宣传部门为主体，而企业员工潜在的传播活性未得到有效开发。随着传播活动的常态化、生活化趋势日渐明显，触点不够将导致企业在进行国际传播时渠道受限，所呈现的中国企业形象不够多元立体。此外，由于机制不灵活、层次不丰富，企业故事不够生动，感染力不强，很难被海外的用户和民众接受。

提升央企海外传播影响力的措施

首先，从传播意识上，央企应立足于练好内功，打造国际领先的企业软实力。一方面应提升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应着眼于国际传播所需要的硬件设备、平台体系以及人才队伍等方面的建设。要建立良好的海外形象、提升影响力，根本是央企自身的实力壮大，企业的技术、资金等硬实力应当保持国际领先水平；与此同时，大力坚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将“共商、共建、共赢”的理念落实到每一个项目。项目所在国的民众在审视中国企业的时候，第一出发点是作为“外资企业”，这些中国企业是不是真的能够尊重当地的人民、风俗习惯和文化，能否真正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能否提升当地民众的福祉，能否推进当地的环境保护事业。作为中国企业的领头羊，央企在规模、效益等方面已经处于领先之列，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提升自身软实力，打造先进且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和管理体系。与此同时，还要将当地民众的实际利益和企业利益统筹考虑，设计能够实现双赢的发展战略，这样才能对提升海外形象和社会影响力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其次，将央企海外宣传纳入企业发展战略，提升海外传播的重要性。央企需要内外联通，加强软实力建设，从上至下形成统一的品牌意识，将海外传播与公共关系建设纳入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突出其战略重要性。央企的海外传播应当把为企业长期本地化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宗旨，根据所在国的具体国情，设定“精确定制”的目标，既着眼于长期战略规划的目标，也包含更加具体的短期重点发展规划，将目标与路径相对接，将组织架构和资源配置进行科学的设计。在此基础上，央企应当将企业国际形象建设纳入内部考核指标，实行动态考核。主管部门可以设立科学的海外传播指标体系，推动央企将海外形象建设纳入企业发展战略。

第三，培养一支具有专业国际传播能力的人才队伍。央企应通过内引外联，迅速搭建一支高效的企业公共关系团队，并按照“一地一例”的原则，按地理区域来制定企业海外宣传指南，并组织多层次的专业培训，提高高层管理者和国际化人才的对外传播交流与沟通能力。按照地区和重点国别的社会和文化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宣传策略和适用方法，让企业在“短板”领域能快速提升。

第四，充分利用其“走出去”的机会，加强与智库和学术界的联系，强化对目标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研究。对形势和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缺失是许多央企在海外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当前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企业抱有偏见，部分政界人士与媒体合谋抹黑中国的制度和央企形象。在此情境下，“走出去”的央企面临的社会风险具有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的特点，有时候一个小的错误会被放大，最终导致较为严重的企业危机。“走出去”的央企必须加强对目标国的研究，在充分了解当地国情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开展宣传，建立与当地社会和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建设企业海外形象、提升社会影响力是央企长期立足海外市场的关键，是提高国际竞争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更是央企支持国家形象建设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五，将“自塑”与“他塑”结合起来。进行国际传播，建构国家形象不能仅靠自己讲，而是要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这一机制落脚到企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就是既要增强“自塑”，也要培育“他塑”的资源。一方面，对于恶意抹黑中国企业的谣言需要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说明事实真相，但是不宜对西方媒体全面出击，一棍子打死，要充分把握西方媒体的理念、认知、传播与我国传播理念之间的差异，同时央企也应当在社会实践层面以及传播层面认真反思在国际传播中是否有失误和疏忽。另一方面，央企海外传播能力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让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企业，单纯依靠自我传播并不能完全说服对象国的民众，需要充分调动企业公关能力，建立与当地社区和媒体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树立企业的良好口碑，将当地民众变成央企的“代言人”，发展“他塑”的力量。

深挖企业内涵，学会讲好“央企故事”。“中国故事”有许多维度，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企业故事。讲述企业故事应当选用符合国际惯例但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要选择对象国能够理解接受又是中国所独有的故事；讲述央企故事还需要巧妙融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涵，这样对象国受众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将中国人民解决问题的智慧和方案融入央企故事之中，使受众能够通过企业故事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将央企的企业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核结合起来，形成长久吸引力，推动国际受众对中国企业由被动了解到主动理解，以此实现中国企业与海外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

（编辑  杨利红）

近几年来，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与技术封锁，对中国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华为公司进行了极端无理甚至无耻的多重打压。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下，华为是如何应对的，公司现在的状况怎么样？这不仅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而且问题的答案对中国其他企业也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美国近几年对华为的打压封锁不断升级

2018年以来，华为遭遇了美国的多轮打压封锁。

一是无理拘压华为高管孟晚舟女士。美国时间2018年12月1日，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被加拿大温哥华当局扣留，因面临美国纽约东区未指明的指控，被美国方面寻求引渡。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因孟晚舟女士此前曾担任香港天通科技的董事，该公司与伊朗企业有电脑设备交易行为（伊朗正受美国制裁），违背了华为此前对美国的保证，据此美国方面认为孟晚舟犯了欺诈罪。美国方面的理由其实是很牵强的，事情很明显，因为孟晚舟女士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美方通过这种流氓手段明显是要向华为施压。经过中国政府的多方努力，直到2021年9月25日，孟晚舟女士才得以回国，至此已被加拿大方面非法拘押近3年。

美国的行为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指责。

二是滥用国家安全名义对华为进行封杀。2019年5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意即美国企业不得采购华为的电信设备）；同日，美国商务部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计划将华为及其70个分支机构列入“实体名单”，《出口管制条例》要求清单内实体需获得许可证才可购买美国物品或含美国技术的物品（意在封锁华为从美国购买软件或硬件产品）。5月20日，谷歌即表示停止与华为部分合作，华为将不能使用谷歌的一些服务（由于华为手机使用谷歌安卓操作系统，此举直接影响到华为手机未来的正常使用）。由于华为公司的美方零部件供应商众多、且华为是它们的重要客户，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和应对美国厂商不断提出的诉求，美国政府曾先后5次延长“临时许可证”，允许美方厂商向华为供货。

三是不断加码、收紧对华为的封锁。对华为实施封杀后，美国政府发现华为公司还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零部件，就再次收紧了封锁。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计划通过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海外设计和制造半导体的能力，以保护国家安全。2020年8月17日，美国商务部进一步收紧了对华为获取美国技术的限制：华为作为“买方”“中间收货人”等方式参与第三方芯片设计公司的交易，均需要获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同时，美国将华为在21个国家/地区的38个子公司全部列入“实体清单”。在这些禁令影响下，2020年9月14日，台积电正式对华为断供，不再为华为生产芯片；中国国内的芯片厂商也受到管制，2020年10月5日，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要求部分美国设备、配件及原物料供应商，须事前申请出口许可证后，才能向中芯国际继续供货。

其实，技术封锁制裁对美国而言是把双刃剑。在美国2019年出台封锁措施时，华为公布的供应商名单中有33 家来自于美国，占核心供应商的36%，其中大多为芯片供应商，包括Intel、博通、TI、高通、Qorvo、skyworks 等，美国很多芯片公司营收的相当部分，依靠华为及其他中国厂商的采购，禁购政策对美方企业的影响也很大。美方先后5次延长对华为销售的“临时许可证”，主要就是迫于美方企业的压力。后续在讨论将对华为出口禁令限制改为“美国制造比例小于10%”的可能性时，却遭到美国国防部的反对，后者认为这将减少美国企业的利润、从而限制科技发展。不少美方研究机构和著名咨询公司也撰写报告指出，对华为禁售使得美方企业经营和研发活动受到很大负面影响。

美国封杀给华为造成营收损失（二级标题）

三年多来，历经美国的制裁打压，华为不仅活下来了，而且还活得比较有质量。虽然，华为也的确受到了较大的伤害与损失。

今年3月底，华为公布了2021年年报。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年报致辞中说，“过去三年，严峻的外部环境和非市场因素，对公司经营带来了困扰。当暴风雨来临时，我们选择了在雨中奔跑。我们努力保障业务的连续性，确保对客户交付和服务不中断；我们也努力多打粮食，使自己能够活下来。倾盆大雨没有浇灭理想的火花，反而激发了我们的奋斗热情与创造力。”2021年，华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68.07亿元，净利润1137.18亿元，资产负债率从62.3%下降到57.8%。从分业务板块来看，运营商业务收入2815亿元，占总收入的44.2%，其中海外收入占比超过50%；企业业务收入1024亿元，占总收入比重为16.1%，其中新兴业务收入增长超过30%；消费者业务收入2434亿元，占总收入的38.2%，其中智能穿戴、智慧屏等收入增长超过30%。

2017-2020年，华为的收入与利润都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势头，但在2020年美国再度收紧封锁后，华为也受到了较大影响，2021年的整体收入下降了28.6%。

2021年，华为的利润为1137亿元，明显高于2020年的646亿元，但其中处置子公司及业务（即出售手机荣耀业务）的净收益574.31亿元；如果除去这部分出售收益，2021年华为的真实利润仅562.7亿元。即2021年华为的收入和利润实际是双双降低的。

华为官方给出了营收下降的三点原因：一是过去三年华为在供应连续性上是持续承压的；二是运营商业务与全球5G建设的周期紧密相关；三是在疫情下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在笔者看来，美方在华为供应链方面的打压封锁是华为营收和利润下降的主因。

在受到美国无理打压后，华为的消费者业务收入2021年同比下降49.6%，华为手机2021年出货量已降至3500万部，较2020年下降了 81.6%，而其全球市场份额从2020年的15%下降至2021年的约3%，本来，华为手机在全球市场已经开始和美国苹果手机争锋，可2021年后华为手机的市场占有率直接跌出了前5位。跟2020年相比，华为运营商业务收入也下降了7.0%，仅在企业业务收入方面上涨了2.1%。从华为全球分区域的营收来看，中国下降30.9%，欧洲中东非洲下降27.3%，亚太下降16.7%，美洲下降26.3%。因此，美国2020年对华为的封杀政策对华为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

华为公司的自救与应对措施

华为在美方的极限施压下并没有倒下。华为年报中说，“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华为会不会倒下的时候，华为最关注的还是坚持为客户创造价值、与生态圈合作共赢，同时踏踏实实提升经营质量、持续投入未来”。华为的态度令人钦佩。

那么，这几年华为究竟是如何应对美方的多轮打压？华为的应对策略涉及很多方面，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构建长期、持续、稳定的供应能力

针对美方主要的打压措施“断供”，华为在2021年年报中对供应战略做了一个书面的说明，即开展“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建设”，并表明“华为坚定不移地拥抱全球化、多元化的供应战略，不依赖于任何独家供应商或单一地区，构建长期、持续、稳定的供应能力”。华为确定了长期、中期和短期对策，以及相应的举措。

1.“研发和采购领域的关键举措”。（1）多元化方案：华为坚持国际化和多元化的供应策略。在新产品设计阶段，从原材料级、单板级、产品级支持多元化供应方案，积极发展供应资源，保障原材料供应多元化，避免独家供应或单一地区供应风险，确保产品的持续可供应性。（2）分场景储备：在量产阶段，为满足客户需求，应对全球疫情、极端自然灾害、贸易冲突、需求波动以及供应行情等不确定性变化，提前识别风险，组织建立从原材料、半成品到成品的合理安全库存。（3）供需能力可视：与供应商深度协同，通过IT系统实现需求预测、采购订单、供应商库存的可视，确保需求的快速传递和供应能力的快速反应。

2.“制造供应和备件储备领域的关键举措”。（1）制造供应能力备份：坚持自制与外包并重，与多家电子制造服务商(EMS)建立了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形成了华为和EMS，各EMS之间可相互备份单板制造供应能力；在全球布点，建立了深圳供应中心、欧洲供应中心、拉美供应中心和迪拜供应中心，四个供应中心之间均可相互备份整机的制造供应能力。（2）全生命周期备件储备：在产品停产之前，按照市场需求与历史用量滚动进行备件储备；在产品停产之后，按全生命周期预测一次性做足备件储备，确保客户现网设备运行的连续性。

华为在制造供应方面确定了短期、中期、长期对策。短期对策，就是华为提前备货关键元器件，将库存周转期由半年拉长至两年。由于华为之前与供应商保持了良好关系，美国政府禁令出台后，美方供应商纷纷帮华为积极供货囤积零部件，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延长临时许可证。中期对策，就是华为要求台积电、日月光等供应商在大陆布局生产线。长期对策，就是华为加大研发提高芯片自给率，加强国产替代，寻求国内优质供应商。近几年，华为在几大最为核心的ICT领域均实现了国产化的突破，推出了自己的核心软硬件，正在培育相关的生态：在芯片端CPU有“鲲鹏”；AI芯片有“昇腾”；操作系统有“鸿蒙”“欧拉”；数据库方面有“高斯”。目前来看，针对华为用到的各种关键软硬件，国内供应商正在逐步成长和替代，当然质和量的提升需要经过一个过程。例如，在电子设计软件EDA方面，国内厂商中华大九天可谓是做得最好的，但目前还只是在模拟IC领域优势明显，目前国产EDA仍不能实现工具链全覆盖，与国际三大EDA巨头Synopsys、Cadence和Mentor Graphic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经过几年努力，华为在供应战略方面的“非美化”效果正逐渐显现。今年3月，据媒体报道，华为P50手机经拆解，18项核心零部件已经基本替换为由中国大陆厂商提供，只有麒麟芯片为中国台湾的台积电代工。

截至2021年，搭载HarmonyOS（鸿蒙系统）的华为设备数超过2.2 亿台，HarmonyOS Connect（鸿蒙智联）已有1900多家生态合作伙伴，三方生态设备新增产品发货量超1.15亿，鸿蒙系统已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操作系统。华为推出多终端、跨OS、全场景的HMS Core 6，开放领先的技术能力和服务，包括图形、媒体、人工智能等七大领域69个Kit，共计开放21738个API，鸿蒙全球应用数量同比增长147%，全球应用分发量超过4320亿次，鸿蒙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移动应用生态。

    过去数年，华为坚持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1+8+N”全场景智慧生活战略（1代表手机；8代表平板电脑、PC、VR 设备、可穿戴设备、智慧屏、智慧音频、智能音箱、车机；N代表泛IoT设备），持续深耕，坚持创新。华为正以鸿蒙系统（HarmonyOS）和鸿蒙生态为核心驱动及服务能力，围绕智慧办公、运动健康、智能家居、智慧出行和影音娱乐为主的五大场景，为消费者打造极致的全场景智慧生活体验。

    通过“技术强度+人才浓度”来保证华为的持续创新能力

诚如华为2021年报所言，“理论突破、软件突围、架构重构将为我们未来求生存、谋发展奠定基础。实现三个重构的关键在于开放创新及广纳英才。”人才、科研和创新精神，是华为赖以生存发展的三大要素。

长期以来，华为坚持每年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究与开发，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2021年，华为的研发费用支出为人民币1427亿元，约占全年收入的22.4%。近10年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人民币8450亿元。据欧盟统计，2020年华为的研发投入在全球企业中仅次于谷歌，位居全球第二，高于微软、三星、苹果等公司。2021年，华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约10.7万名，约占公司总人数的54.8%。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使得华为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权人之一。截至2021年年底，华为在全球共持有有效授权专利4.5万余族（超过11万件），其中90%以上为发明专利。华为所持有的专利价值得到行业充分认可，在第三方专业机构发布的专利全景报告中，华为在5G、Wi-Fi 6、H.266 等多个主流标准领域居于行业领先地位。获得华为知识产权许可的厂商已经从传统通信行业扩展到智能汽车、智能家居、物联网等新兴行业。

华为广泛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在笔者看来，华为吸引全球优秀人才，主要靠三点。一是靠使命感。华为年报表示，“华为总结了ICT(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最具挑战性的课题，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世界级的人才共同攻克这些世界级的难题。”二是让科学家充分发挥作用。华为提出，“让天才成群而来”，让专家在关键业务领域充分发挥作用，让他们在科学领域“横冲直撞”，以人才的浓度对抗技术的难度。三是给予人才较高的薪酬待遇。华为的高薪在业界早已闻名，华为对于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非常具有吸引力，2019年华为更是启动了“天才少年计划”，发布全球招募令，计划在全世界招募20-30名天才少年，至今已有20位天才少年加盟华为。在2021年全球最佳雇主的排行中，华为位列第八。

华为在全球积极布局开放式科研。一是广纳天下英才，全球布局研发中心。在2019年时，华为就已拥有16个全球研发中心，31个联合创新中心，外籍专家占比达90％。二是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目前华为在全球已建立了86个基础技术实验室，扎根基础研究，建立相关的核心技术体系。华为已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建立了“黄大年茶思屋”和“九章院”，希望通过提供宽松、宁静的创新环境，让科学家们心无旁骛、潜心研究，真正面向未来、开创未来，为人类社会发展做贡献。三是积极参与国际产业组织。截至2021年年底，华为在标准组织、产业联盟、开源社区、学术组织等全球近700个产业组织中担任超过400个重要职位。

面对美国的无理打压和技术封锁，华为正通过技术研发来实现系统突破。正如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所言，“华为现在面临先进工艺不可获得的困难，我们要生存，必须加大战略投入，在单点技术领先遇到困难的时候，积极寻求系统突破”。华为正在进行系统架构的优化、软件性能的提升和理论的探索，用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方面的突破性研究，来应对打压和封锁。例如，华为研发团队用创新性的加法神经网络，来替代传统的大容量的乘法计算的人工智能网络，16位的加法相较于16位的乘法，计算功耗可以下降88%，对应的电路面积可以下降76%。这意味着，华为的产品可以用不那么先进的工艺生产出来，而达到同样甚至更好的性能效果，这将更能适应智能时代。

几点启示

对于打压封锁，华为的自救与应对可以带给我们几点启示，供国内其他企业借鉴。

    第一，敢于斗争，不怕牺牲。我们寄希望于和平发展的环境，但面对不可避免的斗争，靠妥协退让是不可能求得和平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仅无理，而且毫无底线，但是华为没有屈服。任正非曾表示，“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美国政府做的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

    第二，广交朋友，利益相连。华为与业界合作的口碑不错，包括与欧美大厂商的利益关联也处理得比较好。任正非表示，“在和平时期，我们从来都是‘1+1’政策，一半买美国公司的芯片，一半用自己的芯片。尽管自己芯片的成本低得多的多，我还是高价买美国的芯片，因为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应该融入世界。我们和美国公司之间的友好是几十年形成的，不是一张纸就可以摧毁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美国政府禁令出台后，美国相关供应厂商为何能够积极帮华为备货，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延长临时许可证。

    第三，有备无患，国产替代。美国打压华为以来，大家才发现，华为内部早就制定了一个备胎研发计划“Plan B”。如果谷歌不让华为用安卓系统，华为就用鸿蒙作为替代。对于美方的打压封锁，任正非说，“我认为，这件事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会受到一些影响，另一方面，会刺激中国系统性地、踏踏实实地发展电子工业。”这几年，中国人民要感谢美国给我们上了一课，认清了美国丑陋的真面目，不经受打压，不把我们打疼了，我们恐怕不会把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

第四，立足自研，开放创新。国家强调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指要立足自主研发，即以我为主的研发，因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但是自主研发不是封闭起来搞创新，而是要开放创新。任正非曾表示：“我们不会排斥美国，狭隘地自我成长，还是要共同成长。”“（我们）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这种状况下，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为什么不开展跨国创新呢？可以在很多国家中建立创新基地。哪个地方有能力，就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可以在当地去建一个研究所。”

    第五，全球揽才，强基精技。任正非曾表示，“所有一切失去了、不能失去的是‘人’，人的素质、人的技能、人的信心很重要”。华为这几年能够在美国的打压下扛过来，核心就是靠其遍布全球的19万优秀员工队伍。华为清醒地看到，要想破局，华为必须坚持重视基础研究。任总说，“中国要踏踏实实在数学、物理、化学、神经学、脑科学……各方面努力去改变，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能站起来”。近几年，华为与很多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都开展了相关合作，与高校加强基础研究。在强化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技术研发的精进。

    第六，尊师重教，潜心追赶。强调人才，强调研发，强调创新，根本在于教育。任正非说，“中国将来和美国竞赛，唯有提高教育，没有其他路。以教育为手段的商品是另外一个事情，我认为最主要还是要重视教师，因为教师被得到尊重了以后，大家都想做教师。只有教师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提升，经济待遇提升了，我认为才可能使得教育得到较大发展。”有媒体报道，近两年深圳中学招理化老师，北大、清华甚至海外名校的博士都去应征，有人认为“太内卷了”，但笔者认为这是好事情、好现象，因为恰恰是最好的人才去当老师，我们下一代才会更强。面对落后，我们要潜下心来去追赶，不能心急，华为今日的成功亦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高强度研发与潜心追赶。正如任正非所言，“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做学问”。

（编辑 宋斌斌）

俄乌冲突已持续一段时间，美西方对俄制裁不断扩大。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具有极强的现实警示意义。双方在制裁反制裁中的路径、手段、影响都值得深入研究。

制裁具有长期化、常态化特点

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美西方已联合37个国家对俄罗斯发起了近100多轮制裁，制裁具有长期化、常态化特点。

2022年2月24日以来，美西方发起多轮密集制裁，涉及金融、能源、贸易、科技、资产、交通、网络、文化、人员等多个领域，截至4月29日，已攀升至10128项，是有史以来对单一国家最大规模和最严厉的制裁。对俄新制裁具有措施出台速度迅猛、实施力度密度强烈、制裁对象覆盖面广泛、制裁目标精准等特点。美西方在经济、金融、科技和国际规则上与俄罗斯的深度“脱钩”，目的是将俄与国际金融和经济隔绝，使其成为世界经济的孤岛和国际弃儿。

 制裁影响及俄罗斯的应对

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与美西方之间一场力量悬殊的博弈，冲突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溢出效应，也使俄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所面临的战略环境持续恶化。

西方制裁的第一波打击是在金融领域，包括限制俄罗斯使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进行贸易结算，冻结俄主要银行资产，使其无法在美国及欧洲市场进行借贷筹资，将选定的俄罗斯银行从SWIFT信息系统中剔除，以确保这些银行脱离国际金融体系，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一半的外汇储备等。制裁对俄罗斯卢布汇率及金融市场稳定、对外经贸往来与金融交易开展等带来了重大冲击，卢布和股市经历了当代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崩盘。

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为稳定卢布，俄罗斯央行重新入场干预，2月28日一次性加息1050个基点，将关键利率从9.5%上调至20%；实行严厉的资本管制，要求国内出口商强制售汇80%、禁止外国客户出售俄罗斯证券、限制企业和居民从银行账户提取外币的额度、禁止向非居民提供外币贷款等。

俄罗斯宣布，自4月1日起，对俄“非友好国家和地区”改用卢布结算俄天然气，之后又扩大以卢布结算的俄出口货物清单，将谷物、化肥、石油、金属和木材纳入其中。3月28日，俄央行宣布，卢布与黄金挂钩，交易以每克黄金5000卢布固定价格进行。随着上述措施的出台，俄金融形势得以快速稳定，普京称美西方针对俄罗斯的经济闪电战已经失败。

一般认为，俄罗斯应对西方制裁打出的金融组合拳效果明显。这首先得益于俄金融监管当局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做了长期准备。在过去8年里，俄当局做好了脱钩准备：建立起独立的国家支付系统（NPS）和金融报文传送系统（SPFS）；为抵御经济制裁，积累起大量外汇储备，以满足对外流动性需求；不断推进去美元化，灵活实施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扩大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本币结算规模等措施，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同时，俄央行还构建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从2017年9月开始，进行了宏观审慎压力测试，定期从宏观角度、逆周期角度对金融组织、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进行监控，对相关金融信息进行动态评估与预警，关闭有问题的银行，并对应对极端情况做出推演。俄金融界认为，金融制裁清单中唯一的意外是冻结俄央行外汇储备，该做法不仅超出了预判，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势必加剧全球各大经济体的去美元化进程。

天然气以卢布结算和卢布与黄金绑定是金融组合拳中的最重要举措，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等国际货币的安全性、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动摇的议论。组合拳更多体现的是短期措施，象征意义更强，而天然气及大宗商品卢布结算是否被完全接受并具有可持续性，更需要观察和评估。

欧洲对俄能源高度依赖是俄提出卢布结算天然气的基础和筹码，围绕卢布结算在欧洲内部已经形成不同的国家派别。由于德国在能源政策上立场的变化，欧盟已形成第六轮对俄制裁草案，包括欧盟计划在6个月内逐步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在今年年底前停止进口精炼石油产品。在不同的场合，德国还表示到2027年停止进口俄天然气，表明其“能源依赖去俄化”的决心已定。该决定具有风向标意义。

从中长期看，俄罗斯对欧洲的油气供给都可能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俄欧之间将出现经济大逆转。同样，在美西方的制裁压力下，也不排除将卢布锚定粮食、金属、化肥、木材等大宗商品实施产生困难的前景。以粮食为例，俄罗斯农业短板是种子对西方进口依存度较高，如果种子断供，就可能对农业造成影响，卢布锚定粮食的政策也将难以实施。 

随着汇率和金融稳定风险不再上升，俄央行货币政策重点已从化解风险转向支持经济。俄央行在4月份连续两次降息，将关键利率从20%降至17%后再降至14%。俄央行认为，全年关键利率平均值将维持在12.5%-14%。

对实体经济部门制裁的影响及应对

西方制裁的重点目标是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最大的是科技制裁、贸易限制和能源禁运，以及对俄关闭领空和港口引起的物流链中断，美西方力图通过多方位制裁全面孤立俄罗斯，将其与世界高科技产业隔离，最终将俄逐出国际经济贸易体系。

2022年2月24日，拜登宣布对俄实施全面出口限制，禁止向俄罗斯出售、供应、转移和出口两用产品（如某些合金、加密技术和特征材料等）。欧盟还对可能用于军事、石油加工和航空工业的产品实行禁运，列入限制名单的产品包括通用电子产品、电子组装产品、电信设备、信息安全设备、传感器、激光设备、导航设备、航空控制系统、海洋和海洋技术等。

3月8日，拜登签署行政令，宣布禁止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禁止美国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新投资；禁止美国人资助或支持在俄罗斯投资能源公司等。英国则分阶段减少俄国石油进口，到年底停止一切俄国石油进口。

3月11日，拜登宣布，取消对俄罗斯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待遇。美国将增加从俄罗斯进口商品的关税，实行新的壁垒。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组成的联盟还呼吁暂停俄罗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的资格。

制裁引发了在俄西方企业的大规模集体“撤俄潮”。在高科技领域、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航空航天和汽车行业、银行、金融和运输行业、消费品快消品牌、食品和饮料以及快餐连锁行业，近700家外国公司已经或正在离开俄罗斯。

目前，制裁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几乎波及俄所有经济部门，按俄政府救助清单包括70多个行业。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技术、设备、零部件等进口依存度高的部门，包括纺织产品、制药工业、电气设备、计算机、电子电气设备、半导体芯片、机动车辆等，这些产品的进口依存度均超过50%，在金属制品、纸制品和化工产品的最终消费中，进口依存度从30%-50%不等。与此同时，俄经济对外依存度在地域上高度集中，进口产品和技术一半来自欧盟和北美，另一半主要来自中国。这种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和对有限供应商的高度依赖对俄经济的长期稳定性构成了威胁。

表1 俄罗斯工业产品的进口依存度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俄罗斯高级经济学校报告数据制表

俄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指出，俄经济已出现萎缩，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物流的限制和经济中流动性不足。截至3月底，工业和贸易增速下降了11%，其他部门下降9%-10%。其中汽车制造、航空制造和运输、芯片活动半导体、能源勘探设备保证均受到严重冲击。

俄民用航空中有55%的飞机为国际租赁，主要来自欧洲，国产SSJ-100客机从发动机到航天大量核心部件来自欧洲、MC-21苏霍伊超级喷气机的国外零部件占比也达到70%-90%。欧盟对俄关闭领空，禁止对俄联邦境内飞机及零部件的供应、租赁、维修和保险对其民航运输造成双重打击。

美国禁止向俄罗斯及其盟友白俄罗斯出售高科技产品的措施，目标直指国防、航空航天和海事行业使用的半导体和电信系统，使俄高科技产品进口减少50%。随着时间推移，将导致其军工基础恶化，同时间接影响汽车工业、飞机制造以及所有以任何方式使用生产自动化控制的行业。

俄油气开发技术和大陆架能源开采、炼油和液化天然气加工仍主要依靠国外设备和软件，主要由国际油服公司进行。随着雪佛龙、埃克森美孚、道达尔、壳牌在内的国际九大石油巨头及六大国际油服公司剥离在俄业务股份或停止在俄的生产活动，对俄油气业造成除能源禁运外的二次打击。预计2022年俄石油开采量将下降17%甚至更多，这将是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石油产量下滑。

农业是俄实施进口替代取得成绩最大的部门，但由于种子、种畜、兽用疫苗和饲料酶等对进口的高度依赖，大型农业机械及其零部件、国际运输和保险的中断、农产品贸易结算困难，使其中期发展仍面对不确定性而被列入风险区。

从地区看，受制裁影响最严重的为俄制造业集中的工业中心区。随着欧盟对俄煤炭和石油禁运措施的落地，预计燃料动力综合体和石化工业集中的地区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为应对制裁，在实体经济领域，俄政府已经连续出台四套200多项救助措施，打算动用一半的储备基金来支持企业和扶持经济。目前俄罗斯已转入动员经济，主要任务是稳住经济基本盘，重建经济联系,加快进口替代，重建独立工业体系。

第一，为稳定经济基本盘，俄政府通过一项优先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包括五个跨领域的短期优先事项，具体为：确保企业顺利运营；扩大国内企业的自由度；支持特别困难的人群；确保商品市场供应；提供必要的部门支持措施。对不同商品和市场分类施策，尽可能为企业创造条件，使其重构产业链条，积极进口零部件和终端产品，并在俄进行生产等。

第二，根据新变化的市场格局重新布局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物流，经俄工业贸易部评估，创建自身的进口和供货渠道。在这一过程中，为满足国内对受贸易限制的国外商品的需求，俄政府已将平行进口货物合法化。俄工贸部已经批准允许平行进口的商品清单，共包括50类约200个品牌。俄专家认为，平行进口将有助于解决消费领域电子产品短缺问题，但在专业领域仍会面对服务器和数据存储系统设备短缺问题。

第三，强化进口替代加快结构转型。当前进口替代的重点：

一是加快发展国内IT业，为此出台了IT业从业人员缓服兵役、提供优惠房贷、企业税收优惠、通过国家订单和各种项目扶持等措施，为确保行业稳定发展创造条件。

二是加快各种配套零部件的国内生产。俄工业贸易部与数字化发展、通信和大众传播部为在俄罗斯的生产制造公司和客户之间的互动创建了“进口替代交易所”在线平台，加入该平台的公司可发布工业产品、零配件的采购申请，供应商可提交报价，无需中介费。俄央行研究和预测司认为，未来的经济转型将经过“打破既定链条、初步调整、逆向工业化、调整完成”四个阶段。部分产品在没有办法快速实现进口替代的情况下，将允许生产前几代产品，如汽车从欧5标准退回到欧0标准。

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走势

从短期看，2022年俄经济增长会踩刹车。日前，俄经济发展部提交的最新预测认为，2022年俄GDP将下降8.8%-12.4%，通胀率或超过20%。经济衰退的最低点将出现在2022年第四季度，GDP的季度降幅将达到12.5%-16.5.%。在GDP大幅下降的条件下，失业率将翻一番，人均收入下降19%，贫困人口反弹至占国内总人口的21%。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指出，西方制裁给俄经济造成的损失堪比苏联解体，俄总理米舒斯京认为，俄现在处于最近30年来最困难的局面。苏联解体30年来，俄罗斯为融入欧洲和世界经济体系所付出的努力及发展成果将损失殆尽。总体看，俄罗斯资源丰富，能够满足自给自足，经济有依靠内循环独立运行的经验，被经济金融制裁压垮的可能性不大。俄经济会逐步适应制裁环境并恢复发展。但目前在美西方的集体打压下，俄会被进一步孤立和边缘化，无论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将陷入一个新的低谷。标普的观点最为悲观，认为在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需要10年时间才能将国内经济恢复到2021年的水平。

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的国际变局使中国的安全和发展环境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将面临美国在政治、贸易、金融、科技等多领域的长期施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尽量避免与美国正面对撞和“硬脱钩”，同时要坚持底线思维，未雨绸缪，强化国家安全意识，迎接可能的挑战。

努力保证自身金融安全

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金融博弈的手段颠覆了以往对金融安全的认知，破坏了迄今为止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资产（美国国债）的安全性，透支了美元信誉。美国频繁把货币“武器化”的做法将促使各国央行开始寻求美元之外的储备多元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首先要维护自身海外资产的安全。一是加快储备资产多元化，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对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进行多元化配置；二是对美西方可能禁止使用SWIFT和美元清算系统、关闭账户，冻结资金带来的安全问题，要进一步加强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快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加快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应用，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多渠道并行工作机制，防止金融“核武”造成的冲击；三是设计选择好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路径，稳中求进，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谨防美西方的二级制裁

2014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2年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当前形势下，美国采取有倾向性的将中俄绑定的做法，滥用经济金融制裁和出口管制，中俄经贸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美国二级制裁的高风险区，自俄原油进口、对俄车辆、集成电路及含有芯片的相关机电产品出口、对俄投资、结算等，都有可能落入二级制裁的范围，这意味着未来中俄合作的机遇与风险并存。在此背景下，政府职能部门和国内企业均需要重新设计对俄合作的方式。为此，有必要加强安全和风险意识，采取黑名单筛查、出口产品物项筛查、物流运输筛查等措施，系统研究审慎应对制裁带来的不确定性，保证中俄经贸能安全稳定运行。

提高重要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进口替代率

加紧构建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经济格局，通过自主创新促进制造业升级，在关键的生产环节和技术环节做到自主可控。在中美竞争对峙长期化，美西方对我实施出口限制和强化技术封锁的国际环境下，“卡脖子”风险随时可能发生。为实现核心技术安全可控，应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内发展中，通过基础再造，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基础核心领域，提高重要科技产品和服务的进口替代率，加大对替代产品的研发、验证、生产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推动其在中高端领域取得进展和突破。

（编辑  季节）

中国在扩张吗

2015 年 9 月25 日，在与美国奥巴马总统一起召开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中国领导人就南海问题提出了一个更加合理的方案，表示会支持全面、有效地落实中国在 2002 年同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呼吁尽早完成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而奥巴马错失了利用这个合理提议的机会。相反，美国海军加强了巡逻力度。

有关“中国的谎言”是如何产生并被广泛接受的，在经过数十年的仔细观察后，我得出结论，这是由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制造出来的，世界上顶级的情报机构和主要媒体都在这个系统中。这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生态系统，涉及“五眼联盟”，该联盟汇集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情报机构。这五个国家高度地共享情报，还时不时地与西方主要媒体分享信息。西方主要媒体的一些报道必须依赖政府的消息源，包括“五眼联盟”这类情报网络，此为事实。

一直以来，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好的发言人，能够以幽默的方式和敏锐的洞察力去有效地解释中国人的观点。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却是个令人惊讶的例外。他曾与许多主要的西方媒体直接对话，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彭博电视台、《时代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英国广播公司等。他说话权威而清晰，语言直接且引人注目。

中国有许多强有力的理由说明自己本质上并非军国主义，比如可以谈谈历史事实。如果中华文明天生就是黩武的，那么这种军国主义倾向，尤其是想征服他国领土的倾向，早就暴露了。自秦朝统一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大部分时期是亚欧大陆上最强大的文明，而它并没有像西方列强那样去征服海外的领土。15世纪初，中国就曾派出传奇人物郑和七次远下西洋。郑和当时乘坐的船只远比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得多，最远抵达非洲。然而，中国并没有征服或占领任何海外或遥远的领土。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赓武教授认为，汉族本质上是农耕民族。汉族人遍布中华大地上能找到优良农耕土壤的所有地区，一旦遇到贫瘠的草原或山区，他们就会折返。同样，他们也不主张去海外。自秦朝统一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人并非扩张主义者，哪怕他们打过许多仗——其中大多数发生在本土。

    近几十年来，美国在面临战略挑战时， 第一选择总是使用军事手段。亨利·基辛格阐述道，中国人总是避免采用军事手段：中国在动荡时期奠定了（独特的军事理论的）基础，当时，与敌国间的残酷战争使中国人口大量减少。面对这种屠杀，中国的思想家发展出一种战略思想，即宣扬避免与敌军直接发生冲突，而是通过心理优势来取胜。历史上，中国的领土版图不断变化，在此期间，中国也学会了与许多曾经多次交战的邻国和平相处，包括缅甸、日本、朝鲜以及越南。随着中国变得越发强大，它将像所有大国一样去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但是，中国不会将诉诸武力作为实力的第一展现。

自秦朝统一以来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中国与美国从根本上是不同的，中国不愿意第一时间诉诸武力。还有一点不同，中国不认为自己肩负着弘扬中华文明并推动全人类效仿的普世使命。而美国从根本上认为，自己代表一种普世价值，全世界都应践行它的价值观；当美国不能领导这个世界时，它所留下的权力真空要么会引发混乱，要么会被其他国家或势力介入并填补。美国文化的这种“普世化”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它会卷入如此多的军事冲突中。

中国人的想法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观。我长期生活在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社会中，但我的中国朋友没有一个想让我变得同他们一样，哪怕我会说流利的中文，也习惯了中国的习俗。中国 40年来没参与过一场大的战争，30 年来没有发射过一颗越境子弹，这并非偶然。不诉诸武力既折射出一种强大的文明推动力，又反映出一种高度务实的权力观。

40多年来，中国小心翼翼地避免诉诸武力，却被美国人描绘成一个天生具备侵略性且奉行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国家。2019年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提出几项引人注目的指控，声称中国的军事行动在过去一年里变得“越来越挑衅”，认为中国在南海“经常威胁”东盟邻国，同时在东海挑衅日本，并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各港口建立据点，表面上是出于商业目的，但最终可能服务于军事目的”。这种在军事领域对中国的警告越来越尖锐。2019年初，在华盛顿两极分化严重的政治氛围中，人们几乎不可能就任何议题达成广泛的政治共识。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政治、安全和学术机构——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却达成了一个强烈的共识，即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激进的军事竞争对手。

然而，当代中国军事政策的重点是防御——旨在保护中国领土和主权。中国在 2019 年 7 月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防御性”国防政策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明显地透露出这种防御性思维。中国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单纯采取防御性措施并不总是奏效；例如中国的长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未能有效提供抵抗外敌入侵的安全保障。基于这些原因，现代中国战略思想也探索出了不同的方法。首先，通过政治和经济外交，中国希望与所有邻国建立起一种积极、包容以及尽可能友善的关系。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等为例，中国战略上的当务之急是巩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总体上，中国将加强在欧亚大陆的战略地位，从而巩固其在周边大陆的地位。

此外，历史上，中国虽然与日本、朝鲜、缅甸和越南有过多次战争，但在未来几十年里，爆发此类战争的可能性几近于零。为什么呢？因为几千年来，这些国家一直与中国为邻，对于如何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它们早已培养出精细又微妙的直觉。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将会有很多往来反复或摩擦，但不会爆发战争。

台湾是使中国卷入战争的一个特殊导火索。虽然多数时候，中国领导人对很多事情会给出很大的政策灵活性，但他们无法屈服和妥协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任何中国领导人，都不会在台湾问题上软弱。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知晓，从鸦片战争到 1949 年中国遭受了百年屈辱，如今这百年屈辱的历史痕迹都已解决（包括香港和澳门问题），剩下的只有一个——台湾。在 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后，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中国对西方列强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数度失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曾从美国和英国那里得到保证：将在巴黎和平会议上把山东归还中国，而山东却被列强转让给了日本。事实证明，西方盟国同时与中国和日本签订了秘密协定，以便把两者都拉到盟国这一边。中国真实的感觉是自己已被西方国家深深欺骗了。1919 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上有关归还山东问题的争议，中国国内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五四运动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段历史教会中国人不要轻易相信西方国家的保证。

今天，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支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任何举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让人联想起这段历史。它会激起一种有力的、激烈的全国性反应。美国无法说它不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与中国修好之际，台湾问题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和中国达成了多项明确的谅解，其中最明确的一项就是台湾和大陆属于同一个国家。1972 年《中美联合公报》是这样表述的：“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既然台湾和大陆都认为它们同属一个国家，那么任何美国人声称大陆对台湾的主权主张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具有扩张主义、侵略性的国家，都是错误的。大陆希望与台湾实现统一，这是恢复原状，而不是在扩张。

美国必须问自己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它是否认为自己应该受到与中国正式就台湾问题签署的明确协议的法律约束？然而，美国已经摒弃了它签署的条约和协议。只有一个原因导致如此：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可以摒弃任何法律协议或条约且无须承担任何后果，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美国遵守法律。

“9·11”事件之后，美国的自我约束大都消失了。在无视国际条约和协议的所有法律义务方面，特朗普政府做得最极端。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明确地表示：“对美国来说，承认国际法的有效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哪怕这么做短期内似乎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从长期看，那些信奉国际法的国家的目标就是要制约美国。”

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对中国来说，有两大制约因素。其一，美国国会于 1979 年1月1日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明确指出：美国的政策是“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的高压手段，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以及“美国将使台湾能够获得数量足以使其维持自卫能力的防卫物资及技术服务”。 其二，允许一个社会和政治实验室继续存在，以显示中国社会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如何运作，这实际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也是中美利益的交汇点。

近年来，中国历届政府不遗余力地增加和推动大陆与台湾的接触。2008 年，约有 18.9 万名台湾游客到大陆旅游，约有 32.9 万名大陆游客到台湾旅游。2008—2016 年，在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2015 年大陆赴台湾的游客数量达到峰值 418 万。2008 年发生了重大突破，当时中国大陆允许两岸旅客直接通航。

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它不会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孕育出一种战略文化，告诫人们切忌穷兵黩武。当中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和影响力显著增长时，它并不会表现得像一个咄咄逼人的、好战的军事大国。

美国能做出重大转变吗

冷战时期，美国经常做出灵活、随机应变且理性的决策。如果中美之间爆发全面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两国都将被完全摧毁），甚至中美之间爆发一场小规模冲突也不可行（这会导致双方滑向全面战争）。所有理性的战略思想家都会明白，这两个大国之间迫在眉睫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不会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国海军拥有 13 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即便美国将其中一个甚至三个战斗群封存起来，其国家安全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这将节省大量的资金。诚如美国海军上校亨利·J. 亨德里克斯所言：“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购买和运营成本非常高。把相关航空母舰空军联队、五支水面战舰和一艘快速攻击潜艇在总生命周期的成本算进来，再加上近 6700 名舰组人员，每个战斗群每日的运营成本约为650 万美元。”五角大楼的预算连续13年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目前美国的国防开支比在冷战时期的平均数高出2500亿美元，那时苏联、中国和东欧的军队都在跟美国及其盟友对抗。而在过去 10 年里，美国没有强劲的对手，国防开支占全球国防总开支的比重却从 1/3 上升到了1/2。国防花销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为什么不能削减国防开支呢？因为它并不是由一个全面合理的国家战略决定的——该战略会评估美国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需要哪些武器系统。相反，美国的武器系统采购是国防承包商进行一系列复杂游说的结果。目前，美国已陷入了自身无法摆脱的非理性决策流程中。

相形之下，中国会做出理性的长期防御决策来保证国家安全。如果中国僵化、机械地思考，可能就会照抄美国，也建造1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这么做绝对是愚蠢至极的。因此，中国把重点放在一个较弱军事力量在非对称战争中会采用的战略上。中国把预算花在先进的陆基导弹上，这可能会使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完全丧失作战能力。建造一艘航空母舰可能要花费130亿美元。中国媒体声称，中国的东风-26弹道导弹，有能力击沉一艘航空母舰，而它只需要花费几十万美元。新技术也在助力中国防御航空母舰。中国高度的国防理性体现在不增加核武器储备的决定上。美国有6450枚核弹，而中国仅有280枚。

对美国来说，尽量避免卷入代价高昂、痛苦且不必要的冲突是明智之举。今天美国的做法正相反，它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美国累计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对阿富汗的干预正在彻底失败。2003年，美国又入侵伊拉克。从国际法角度，或者从美国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来看，这都是完全不正当的。美国又一次花掉了数万亿美元。

如果管理美国的是一群敏锐且富有洞察力的战略思考者，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应该尽可能减少参与外部冲突，这才合乎逻辑。过去美国介入的许多冲突，是与苏联进行地缘政治对抗造成的。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体面地赢得了胜利，并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本应抓住这场非凡胜利，从对外国冲突的干预中撤出。然而相反的情况发生了。克林顿政府从一开始就奉行“自由主义霸权”；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期间，这一政策贯穿始终。毫不奇怪，美国在此期间卷入了许多战争，在几乎所有这些冲突中却都未取得成功。

美国在破坏中东更大范围地区的稳定方面也发挥了核心作用，给那里的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这些战争中，美国忠实的伙伴——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也要为美国造成的麻烦承担部分责任。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就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发生重大危机时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场危机迄今毫无缓和的迹象，它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别提乌克兰的利益了。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是一个独立机构，它编撰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1798—2018 年美国海外武装力量使用实例》，研究报告显示：在冷战结束前的190年里，美国总共在海外部署军队216次，平均每年1.1次；在冷战结束后的25年里，美国大幅增加军事干预，动用武装力量152次，平均每年6.1次。美国的许多行动并未在法律上被定义为战争，并且美国国会对部署军队决定的监督已经减弱，总统让国会辩论只是走走形式。

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拥有众多资金充足的战略智库，也没有哪个国家在智库上的花费能与美国相比。这些战略智库的作用和责任应该是保持战略警惕。在美国，从事战略思维产业的人数众多，不仅有在智库工作的人，还有许多人在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工作，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等。所有这些人都是一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当华盛顿特区政府换届时，他们经常走进或离开政府。显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战略思维产业。

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教授试图探究这种群体思维的深层根源。他说：若夸大外国威胁的个人和团体数量更多，资金也就更充足，而且往往享有更高的政治威望。整个军工联合体有明显的动机去夸大外国危险，以说服政府给予它更多的资源。鹰派智囊团从国防承包商和个人那里得到了慷慨的支持。

在因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而焦头烂额之后，如果美国足够灵活、理性，它合乎逻辑的反应将是避免卷入伊斯兰世界的不必要冲突。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政府内外的重要战略思考者仍支持对不同的伊斯兰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包括利比亚、叙利亚、索马里等。由于卷入伊斯兰世界不必要的冲突，美国已经在国内外饱受伤害。

实际上，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优势是在地理上远离伊斯兰世界。在 21 世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将是拥有超过13亿人口的广大伊斯兰世界为适应新的现代世界而进行的不朽斗争。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从伊斯兰世界的生存斗争中脱离出来的大国，然而它却直接或间接地干预许多伊斯兰国家的冲突，这是不明智的。把手指头戳到马蜂窝里是傻瓜的行为。对美国而言，从伊斯兰世界完全抽身会更明智。令人惊讶的是，在美国，没有哪个主要人物倡导这种符合常识的行动。

过去，美国持续介入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的一个战略理由是，它需要从阿拉伯国家获得石油。现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因此，美国每天花费数百万美元在海湾地区驻军，唯一的受益者是中国，因为此举保护了对中国的石油供应。

尽管美国拥有如今世界上最大的战略思想产业，但相反的事情却在发生。2013年 8月，在叙利亚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后，奥巴马决定不对叙利亚实施轰炸，这几乎遭到美国战略思维阶层的一致谴责，因为奥巴马曾表示，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都是越过了“红线”。战略思维阶层的主要成员是否注意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赞成单方面的轰炸行动。

同样，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也记录了世界如何变得更加文明。他写道：“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丛林好像又迅猛地生长起来了。这个地区就是东南亚。”这也是地球上检验“美国停止轰炸后世界变得不文明”这一命题的最佳之地。英国广播公司描述道：“奥巴马总统说老挝是历史上被轰炸得最严重的国家。1964-1973 年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平均每分钟投掷 8 枚炸弹——投掷量比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掷的都要多。美国在老挝上空执行了 580344次轰炸任务，投放了 2.6 亿枚炸弹——相当于 200 万吨弹药，一次又一次地命中了南越和北越的许多目标地点，这正是孤立北越共产党军队的部分行动。”

在美国这次壮观的撤军和全面停止轰炸之后，东南亚本应陷入混乱。相反，正如我与孙合记合著的《东盟奇迹》所记录的，自1975 年以来东南亚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东南亚人觉醒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由自身的决策来决定。这个地区成了和平与繁荣的灯塔。

如果现任美国政府能够学会倾听的艺术，听取美国外交官的意见，制定出与全球人民的观点和情绪相协调的政策，那么美国的外交政策将取得长足进展。遗憾的是，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专家的建议不值一提。很多时候，美国国内的政治考量压倒了明智的外交建议。

美国不存在像苏联解体那样的危险。因为美国比苏联强大得多，然而，即便美国不会完全崩溃，它也可能大大衰落，变得羸弱不堪。比较现实的分析师可以描绘出美国国力将如何变得衰微。但许多美国人无视这种情形。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不为失败未雨绸缪，失败就会来临。

可悲的现实是，许多美国人虽然认识到中国带来的新挑战， 但却无法采取合乎逻辑的应对措施，并预想美国可能以何种方式失败。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不管情况怎样，美国都会赢，因为美国必胜。

（编辑  季节）

新中国成立73年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只是瞬间，但中国人民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不仅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抚今追昔，回顾新中国73年来创造的经济奇迹，对于提升和坚定“四个自信”是非常必要的。

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阶段

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时期；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个时期一脉相承，接续完成中国经济从起步到腾飞、再到转型升级的历史任务。

站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保证国家安全（1949-1978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进入发展进步的新纪元，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绘制新中国发展蓝图时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成立初期的新中国，通过土地改革将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和保护民族工商业，建立起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的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促成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然而，当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面临工业化道路选择时，有三大因素影响中国改变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第一，国家安全和统一要求重工业优先发展。近代以来，饱受欺凌的中国对工业实力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有着异常深刻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并随后签订所谓“保护台湾”的条约。当时，美国钢、煤、原油、电力的产量分别为中国的62.6倍、7倍、70.2倍和63.4倍；人均产量为中国的268倍、25.4倍、245.5倍和226.1倍。[②]悬殊的工业和军事实力，迫使中国中断了解放台湾的统一大业。朝鲜停战之后不久又爆发了越南战争。二战后，美国介入的两次大规模局部热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严峻的安全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完备的国防工业。1953年，毛泽东亲自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就指出：“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③]

第二，国民经济体系迫切要求解决重工业瓶颈问题。重工业的落后不仅不能有效保障国防安全，而且拖累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毛泽东在1955年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④]谈及重工业落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陈云说：“我们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扩大轻工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许多轻工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定增加的纱锭还得减少，原因就是缺少原料。除缺少来自农产品的原料，比如棉、丝、毛、烟叶、甘蔗等等以外，还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比如化学品、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等。”[⑤]

第三，资本严重短缺、农业剩余非常有限，制约了工业发展。新中国成立时还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国家，当时全国5.4亿人口中有4.8亿是农民，农业剩余是工业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然而，当时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09公斤。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仅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多数农户从事家庭为单位的经营都很困难，在正常年景下，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全国尚有两千万以上农民缺少口粮。根据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中国的GDP仅为679.1亿元人民币，人均119元（按1955年币值）；年末全国城乡储蓄存款8.6亿元，人均1.5元；国家外汇储备只有1.08亿美元。可见，中国当时确实处于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为工业化提供积累。

为迅速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工业，中国确立了重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而为了确保低收入下实现高积累政策和社会稳定，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从而确保了有限的资源在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支援工业化建设，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等为代表的尖端武器，为国家的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1952—197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5.9倍，年均增长11.5%，三大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50.5%、20.8%、28.7%变为27.7%、47.7%、24.6%，实现了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变。

这一时期还为日后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诸多必要条件。在基础设施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据统计，截至1978年，全国各地共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4585座，建成万亩以上的灌溉区5249处，实现农田有效灌溉面积4805.3万公顷，较1949年增加3212.5万公顷；[⑥] 1953—1977年，交通运输业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840亿元，先后建设了青藏公路、武汉和南京长江大桥、成渝、兰新、成昆及京沪铁路复线等重大项目，改变了落后闭塞的交通面貌。上世纪80年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铁路建设投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少的，经济发展明显得益于过去的较多投入。国家高度重视基础教育，1978年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5%；1982年，文盲率降至22.8%。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准备了条件。

富起来：改革开放开启致富之门（1978-2012年）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突破了“贫困陷阱”，保障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为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保障国防安全、储备发展要素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调动全社会各种积极因素、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还有待进一步实现。

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不多，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整体上还较低，远未摆脱贫困状态。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605元，比1957年的637元不升反降，（1977年冬普调工资后）1978年也仅为644元。^[⑦] 从消费来看，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406.12斤降至1978年的390.92斤，食用植物油由4.84斤降至3.19斤、猪肉由10.15斤增至15.34斤，食糖由3.02斤增至6.84斤、棉布由20.47尺增至24.11尺、煤炭由170.19斤增至210.31斤，生活水平提高有限。[⑧] 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城市居民消费处于温饱阶段，农村居民则处于贫困阶段。按照2010年标准，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达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

从劳动生产率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了。从1977年下半年起，国务院安排各部委派团出国访问考察，考察结果令国人警醒。法国马赛钢铁厂，从采矿到轧钢，年产350万吨钢，职工只有7千人；而当时武钢年产230万吨钢，职工6.7万人。[⑨] 丰田汽车厂，职工4.3万人，加上直接协作的工厂不过15万人，年产汽车270万辆；而长春汽车制造厂4.3万人，1977年生产汽车4.3万辆；全国汽车行业70万人，1977年生产汽车总共也只有13万辆。在质量方面，中国的汽车跑10万公里就要大修，而日本汽车能跑40万公里。中国的电视显像管按规定标准可用1000—2000小时，实际上有些只能用700小时，而日本的能用1.3万小时。[⑩] 1978年9月，邓小平谈及出访带来的思想震撼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11]

强烈的忧患意识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邓小平率先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引导中国社会主义走向创新发展的最重大命题，中国迎来了活力迸发、财富涌流的时代。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对内“搞活”，通过“放权让利”和引入市场调节机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不仅形成了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而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看不见的手”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招商引资、制度创新等方面积极作为，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协同作用，将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等要素普遍调动起来。中国还通过扩大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这种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国内国外资源市场“统筹兼顾”的方针政策，使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1978—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高歌猛进，年均增速接近10%。1978年，中国的GDP为3678.7亿元，居世界第11位；1986年突破1万亿元，居世界第9位；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居世界第6位；2010年突破40万亿元，居世界第2位。

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1977年，中国内地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只有148亿美元，甚至低于同期香港的196亿美元；到2012年，中国大陆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38671亿美元，增长260倍。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推进，中国的产业结构持续升级。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35.7%，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就业最多的产业；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

中国的城市化率也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2年的52.57%，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

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传统发展方式也存在问题。中国一直在实施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产业结构主要满足于投资和出口需求，最终消费比重长期偏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出口骤降，2000万打工者于10月提前返乡；2009年，约2500万人找工作困难，加之610万应届毕业生，中国面临30年来最严峻的就业形势。

在此情况下，中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需求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在逆境中保持增长，国内基础设施面貌天翻地覆，民生持续改善，国家在整体上实现了富起来。

然而，需求刺激政策也使传统发展方式弊端凸显，难以为继。

首先，在宽松的信贷环境与预算软约束下，基建、开采、冶炼、机械等行业迅速扩张，出现普遍性产能过剩，由此引发的利润率下滑使得一些企业不得不加大债务融资，甚至沦为依赖举债为生的“僵尸企业”。

其次，在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而货币充裕的大环境下，房屋土地作为投资品的功能凸显，大量资金涌入刺激了城市房地产行业膨胀与房价暴涨。不断上升的房价抬高了实体经济成本，加剧了社会投机心理，使得资金脱实向虚，销蚀着制造业和科技研发的根基。高企的房价也令低收入群体望房兴叹，导致库存积压。

最后，因不同企业和居民获得信贷的能力不同，信贷资源分配有失均衡，拉大了财富占有差距。而强刺激政策导致的投资激增，也加剧了国内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总的来看，需求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维持了增长势头，但也遇到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率攀升的问题。如果放任旧增长模式延续，终将导致行业亏损加剧，引发债务违约、破产失业的经济硬着陆。

强起来：转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12-2022年）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至2022年的十年，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与此同时，世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际经济风云变幻、美国逆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新冠疫情肆虐，中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大历史观来看，这十年不仅是新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发展面临的“三期叠加”问题和必须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及时把握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下，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以创新为动力、以改革促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就经济领域来看，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理念、所有制结构、对外开放、共同富裕等重大理论和政策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十八大以来的十年，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跃上了新的台阶。2012-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从51.9万亿元增加到114.4万亿元，10年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39771元增加到80962元；202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的12500美元。2015-2021年粮食产量连续 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基础设施日益完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发电装机容量、互联网基础设施规模均居世界第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社会发展成绩显著，人民获得感空前提升。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彻底摆脱了几千年来如影随形的绝对贫困问题。2013-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8311元增加到35128元，年均增长7.5%，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总量超过4亿人。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6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2亿人。

紧紧抓住信息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加大对研发和高科技产业的投入。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0年的第14位，是跻身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前30位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并且中国有17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2位。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解决主要矛盾，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体包含三大转变：一是推进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加快增长方式创新；二是推进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三是推进城乡二元经济向城乡一体化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尚未完成，未来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实体经济内部结构失衡，传统中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供给不足并存；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业关系失衡，“脱实向虚”问题仍然严重，金融风险隐患尤在；三是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有效需求不足，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失衡；四是资源和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外延型扩张受到约束；五是国际经济竞争趋于激烈，中国经济和科技正从“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竞争对手主要转向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不断升级，给中国造成更为沉重的外部压力。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和有利条件，大大超过了不利因素和困难：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自我革命，确保了中国经济始终向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向坚定前行；二是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的体制优势，有助于避免双重失灵，继续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三是中国经济规模大，创新空间大，回旋余地大；四是中国人力资本雄厚，重视教育，并可以充分利用海外教育资源；五是中国人民具有勤劳的品质和文化传统，尤其是高储蓄率传统有助于规避债务陷阱，并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扩大投资生产，最终跻身全球产业链的高端。

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新征程中的地位

时代呼唤思想发展、理论创新，而思想发展和理论创新又指引中国前进。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站上了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为依据，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为出发点，以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方向，以巩固改革、发展、稳定的社会大局为责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擘画中国梦的宏伟战略蓝图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系统深刻地回答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历史方位、指导思想、制度基础、发展主线、根本要求、经济体系、发展道路、战略选择、对外开放、发展安全、根本保障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揭示了蕴含其中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并在指导实践中彰显出科学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

这一思想体系以科学、求实、创新、开放的姿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重大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为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实现指南和理论基础，它不仅为推动中国经济治理现代化标注了新高度，也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因此，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并将其落实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工作中，是我们今天的必修课。例如，我们要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社会生产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做好经济工作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例如，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初心使命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内嵌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当中，确保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还例如，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发展环境新变化，引领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如果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是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是经过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那么新时代这十年的辉煌历史则告诉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则具有决定性意义。

历史由党和人民书写，未来须在开拓中前进。“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新时代的这十年，是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十年，是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的十年。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更宏大的目标、更伟大的成就已经摆在中国目前，航向已经确定、风帆已经鼓起，中华民族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下，正在向着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劈波斩浪、奋勇前行，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编辑  季节）

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与指标体系

“十四五”规划本质就是我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开局规划。规划纲要提出了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良好的开局是成功的一半”，关键是如期实现“十四五”规划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指标，全面完成重大战略任务。

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2035远景目标，你能否进一步谈谈如何设置衡量共同富裕的具体量化指标、构建的指标体系？

胡鞍钢：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设置应坚持五个基本原则。一是充分体现中央《建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内涵要求，把量化指标划分为五类指标，包括生产力指标、发展机会指标、收入差距指标、发展保障指标和人民福利指标，全面、科学、定量评估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二是根据数据的可获性选取评估指标。三是利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体现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标（特别是民生福祉指标），在此基础上预测2030年、2035年趋势性量化指标。四是突出指标的代表性，在重要领域设置最具代表性指标。五是采用国际通行的可国际比较的指标，如人均GDP、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预期寿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类发展指标（HDI）、基尼系数等，便于进行历史纵向比较和国际横向比较；能够进行年度监测、五年规划中期评估和后期评估，使之具有可行性、连续性以及必要的调整余地。

1、生产力指标。

（1）GDP增长。该指标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反映国家综合经济实力，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未来15年，我国GDP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并保持中高速增长，实际增速将在5%左右，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符合我国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能转化的特点。这一增速高于除中国之外的高收入国家平均增速2%左右，仍具有明显的追赶效应，可视为增长底线指标。按2020年不变价格计算，到2035年，我国GDP将从2020年的101.6万亿元达到210万亿元以上，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8.4%提高至27%左右，经济实力迈上新的台阶；同期我国人均GDP将从2020年7.2万元上升至2035年的14.6万元的高收入水平（2025年之前）、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35年），成为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2）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辛勤劳动，全体人民实现富裕主要靠工资性收入的持续增长。而劳动收入增长来源于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这源于人均物质资本存量迅速提高和人力资本水平持续提高，以及非农业、新兴产业占GDP比重的提高，结构的优化升级。《纲要》要求“十四五”时期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GDP增长，2020-2035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达5%以上，比2020年翻一番以上。由于我国就业人数总数已达高峰（2017年）并呈缓慢下降趋势，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将进一步实现“两个提高”：一是提高劳动者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达到50%以上，二是继续提高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2020年占55.7%），这会大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3）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这里的受教育年限是指学历教育（含成人学历教育，不含非学历培训）的年数。该指标反映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者素质持续提高。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7年增至2020年的10.8年，预计到2025年提高到11.3年，2035年将达到12.3年，年均增速为0.9%，略高于2018年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12.0年)。按全国总人力资本（劳动年龄人口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之积）计算，中国始终是世界第一大人力资源之国，年均人力资本增速为0.7%，在人口数量红利下降的同时，人力资本红利持续上升，无论是从人力资本规模还是增长速度，都在全世界居于前列，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国家，2020年相当于印度的1.63倍，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2019年高达68.6%，大大高于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22.3%），也高于美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67.9%）。

（4）人才资源。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我国人才资源总量从2010年的1.2亿人增长至2020年的2.2亿人，占就业总数的比重从15.8%提高至29.3%。其中专业技术人才7840万人，占比为35.6%，各类研发人员全时当量509万人年。到2035年，人才总量将超过3.2亿人，至少增加1亿人以上，占就业总数比重45%以上，其中专业技术人才占一半以上，各类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再翻一番以上，突破1000万人年。我国人才规模优势、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更加凸显，将有力助推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建成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

2、发展机会指标。

（1）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化加速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之一。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9.02亿人，占世界城镇总人口的20.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3.89%，已高于世界平均城镇化率（56.15%），但还明显低于OECD国家城镇化率（81.5%），仍有发展的巨大空间。预计到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近70%（城镇人口超过10亿），到2035年达到78%-80%，接近OECD国家城镇化率，届时我国城镇总人口将超过11.3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300万人。同时需要加快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或称城镇化的“新两化”）。与此同时，农村总人口将从5.1亿人减少至3亿人左右，即用15年再向城镇转移2亿人左右的农村人口。这“一加一减”将明显增加我国中等收入人口规模，明显减少低收入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万元以下，2020年价格），也有助于持续缩小城乡收入消费差距（从2020年的1.97倍减至1.50倍左右），基本实现城乡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了避免产生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建议不再采用非户籍人口的提法，可统称为“新市民”，这是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所在。

（2）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指城镇新就业人数减去自然减员人数之差，这是反映经济增长所创造就业岗位的发展性指标，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指标。

“十三五”时期，我国累计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6564万人，超过5000万人的预期目标。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就业和新增就业岗位。

“十四五”期间，我国城镇新增规模之大、压力之重前所未有。预计到2035年，我国城镇人口可能再增加1.5亿人，每年新增1000万人以上。中央提出新时代就业工作总目标是促进就业结构优化。特别是第三产业，要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目标，确保劳动报酬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持续增长。

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和专业技能。我国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居世界首位，这是中等收入人群的重要来源。2020年，全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占就业人数的26.7%，其中高技能人才为5800万人。“十四五”时期，将新增技能人才4000万人以上，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技能劳动大军。到2035年，形成我国在诸多领域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位居世界前列。

3、收入分配指标。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基本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按劳分配仍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预计2021-2035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能够实现翻一番，年均增速5%左右。健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机制。

（2）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我国已经进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阶段，从2020年的2.56倍开始下降，力争到2035年降至2.0倍以内。这是推动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之一。

（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基尼系数仍高达0.465，虽已进入下降期，相对于2008年的高点水平（0.491）仅下降0.026。如果2035年力争实现下降至0.4以下，就意味着再分配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要大大加强。

此外，还可以设置若干监测指标，如城镇与乡村居民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比重（2019年为52.2%）、最低收入的5%居民（约7000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及结构（恩格尔系数）监测。

4、发展保障指标。

（1）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在全国实现普惠性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从2020年85.2%（已超过OECD国家2019年79.8%的水平）提高至2025年的90%以上。按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所提目标，2035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超95%，体现幼儿教育的公平性。

（2）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已进入高度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2020年为91.2%，2025年将达92%以上，2035年提高至97%以上。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到2035年全国实现12年义务教育。

（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在校生超过4000万人，在学总规模达到4183万人，仍处在加速普及化（毛入学率大于50%）的阶段。《纲要》提出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到2025年达到60%、2035年达到65%的预期目标。我们预计，2025年将提前实现65%的预期目标。预计我国大专学历以上人口将从2020年的2.18亿上升至3.2亿以上，人才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一资源的作用更加凸显。

（4）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该指标是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2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超过91%，预计2025年可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法定参保人员全覆盖，覆盖人数超过10亿人，到2035年实现全覆盖。

（5）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这是“病有所医”的重要保障。2020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6131万人，参保率稳定在2020年的95%以上，预计到2025年可达到98%以上，到2030年可全覆盖。

（6）全国及城乡妇幼健康指标。我国城乡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及健康水平走向趋同，并率先达到OECD国家水平。2020年，我国婴儿死亡率已降至5.4‰，低于OECD国家的5.9‰（2019年数据），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7.5‰，接近OECD的7.0‰（2019年数据），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6.9/10万，也低于OECD国家18/10万（2017年数据）。

（7）婴幼儿入托率。要有效解决我国城乡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短缺的突出性问题，实现“幼有所育”的民生目标。2020年我国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仅1.8个，全国托位总数仅有254万个。“十四五”规划首次采用该指标，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全国托位总数达到640万个左右，相当于2020年的2.5倍以上。

（8）人均预期寿命。该指标综合体现了医疗卫生、人民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状况，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三个合成指标之一。《纲要》提出：到2030年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得到较大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健康公平基本实现。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8.5岁（比目前提高1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2030年达到79岁，2035年将达到79.5岁，接近于OECD国家水平（2019年为80.9岁）。

（9）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总床位数的比例。《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这一比例由2019年的40%左右，到2022年达到50%、2035年达到80%的目标。

5、人民福利指标。

（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于我国总人口已进入高峰平台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可以实现与GDP增长同步，到203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翻一番，从2020年的3.22万元达到6.44万元以上，按三口之家年收入从9.66万元达到19.31万元，达到国家统计局中等收入家庭标准（户均年收入10-50万元）的群体，[①] 将成为世界超大规模中等收入人口社会，也成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大标志。其中占总户数20%的低收入户成为国家和社会帮扶的重点人群，形成4比1的转移支付再分配或三次分配新格局。集中80%的人口帮扶20%的重点人群，可以设计国家或地区基本收入直接转移支付标准（约占GDP的2%），直接补贴20%重点人群（不足3亿人），主要是农村低收入人群，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弱有所扶”的制度优势。

（2）居民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指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与人均收入或消费水平成反向相关关系，可更好地反映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和质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呈现持续快速下降与趋同，从绝对贫困（60%以上）到温饱（50%以上）、到小康（40%以上）、再到富裕（30%以上），将进入更富裕（小于30%）阶段，分别从2019年的27.6%和30.0%，2025年的25.5%和27.9%，到2035年同步下降至21%和23%。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从2018年的39.0平方米、47.3平方米提高至50-55平方米，相当于中等发达型生活水平，充分体现“高品质生活”水平，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趋同，反映了他们之间实际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3）人类发展指数。该指标是联合国倡导衡量人类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即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人均总国民收入，购买力平价，2011国际元）三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综合指标。2019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761，位居世界189个国家中的第85位。到2035年，预计我国人类发展指数将提高至0.850，排在世界前40位。这是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人类发展总值（指人类发展指数与总人口之乘积）从2019年的10.73亿人HDI上升至2035年的12.26亿人HDI，累计增长14.3%，年均增长率为0.8%。为此，本文特别建议采用人类发展指标作为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指标，以便于进行国际比较，为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提供中国案例、中国经验。

2020年，除西藏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指数（HDI）之外，全国各地区均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占总人口的75.7%，其余地区均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到2035年，我国各地区将全部进入极高人类发展组。这是实现全体人口走向共同富裕的重大国际标志之一。

新时代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

问：确保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需要有基本制度的保障。如何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转化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政治优势、经济优势、制度优势？

胡鞍钢：首先，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为国家建设、国家税收财政、人民生活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各种发展差距做出了突出贡献。要坚持壮大国有经济，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经过70多年的持续积累，到2020年全国国有资产达到635.2万亿元，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仍占优势，国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这属于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大资源基础。

根据国资委提供的信息，目前中央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的户数占比超过70%，上市公司成为中央企业混改的主要载体；中央企业总资产的67%、营业收入的65%、利润的86%都来自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了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有效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事实上，国有企业不仅要追求效率目标，还承担着国家赋予的社会目标，如保障宏观经济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实现社会和谐等。他们充分发挥了国有经济的体制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国际竞争优势、防范重大风险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发挥了“半壁江山”的作用，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民营经济贡献了我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走向 “共富”道路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辅相成、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作用。

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第一次分配是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要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所得，特别是提高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重至少应达到50%以上。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特别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缩小经济组织内部的收入差距。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要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最重要的是在初次分配上做文章。

完善再分配机制。第二次分配是健全国家（政府）再分配调节机制，构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财税政策体系。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再分配职能，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所得税、财产税等经常税比例。建立和完善个人或家庭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加强对高收入者税收调节和监管，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特别是规范资本性所得税征收，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列出负面清单，规范各类资本。加快社会保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高质量社会保障体系，使其覆盖全民。

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大力倡导自觉自愿的济贫救困。

我国市场主体从2012年的5500万户到目前已经突破1.5亿户，个体工商户数量已突破1亿户，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从2012年的19925万人上升至2019年的40524万人，增长了一倍多，占全国就业人数比重从26.0%提高至52.3%，相当于每年平均提高3.8个百分点，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新增就业岗位。到2035年，我国市场主体总数将达到2.5亿户，既是创造各类就业的主体，也是创造各种财富的经济主体，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体。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问：实现农村现代化，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农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应该怎样统筹推进？

胡鞍钢：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来推进。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不是孤立的，而是“四化同步”的现代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并联模式”。目前，农业现代化既是最大的短板，也是最大的发展潜力，可以充分利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电商化的“四化”带动并实现农业跨越式的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林牧副渔相结合，一二三产业相融合，提升产业链、价值链，提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构建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加快农业机械化、水利化、信息化、智能化、标准化建设。2025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将提高到75%，2035年则提高到80%以上。随着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将根本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土地生产率、产品附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

随着农村现代化达到新水平。农村人居环境将明显改善，特别是乡村水、电、路、气、邮政通讯、广播电视、物流等，其规划、标准、建设、管护及服务基本达到本地城镇现代化水平；农村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宜居乡村基本实现。基本实现“农民现代化”的目标，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确保农业后继有人。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农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到2035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由目前4.4万元/人提高至9万元/人以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万元提高至3.5万元以上。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基本实现。大力支持农村党组织带领农民兴办各种合作社，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混合经济，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推动集体与农民股东化，多渠道增加农民各类财产性（房产、农地林地、农机、金融资产等）收入，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包括提供乡村公益性岗位，增加劳务收入。

全面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

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推进城乡一体化融合式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发展距离。乡村振兴如何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结合？

胡鞍钢：我国新型城镇化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社会需求。

首先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加大吸纳新市民规模，2020年全国城镇占总人口比重为63.9%，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仍有2.61亿农村户籍待转移人口和1亿以上农村劳动力。到203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80%左右，城镇常住人口将从2020年的9亿扩大至11.6亿人。根据“十四五”规划，要优先落实两大落户政策：全部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300-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落实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到2030年左右，全国绝大多数大城市、超大城市基本取消户籍制度，实行居住证制度。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本质是加快农业户籍人口市民化，逐步减少农民。

其次，加快外来人口新市民化。建议不再使用非户籍外来人口的谓称，将在城市稳定就业者（特别是农民工）、新就业大专院校毕业生等常住人口称为“新市民”，使“新市民”均能享受所在地的基本公共服务。

第三，积极推动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这是吸纳本地农村人口、小城镇人口的重要载体。

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问：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政府将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这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未来如何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

胡鞍钢：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就是投资于人民，以相对低的成本、相对高的质量，不断提高完善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就业创业、基本社会保险、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服务、基本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在“十四五”规划的基础上，政府将进一步明确2030年、2035年的主要公共服务目标，由此细化国家基本标准及动态调整。

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一是不断提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对GDP的比重，第一步要达到22%，并进一步提高至25%左右，这才能基本满足14亿人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二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效率，这包括服务人口规模、重点人群、重点地区，以及主要民生指标的改善，尤其是就业、社会保障、健康、教育、文化及困难人员（如低收入、残疾人）等。特别是优先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有利于保障和便利老年人口养老金的发放。

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战略目标。如何健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

胡鞍钢：我国需要再用三个五年规划，建立与基本实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相适应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到2035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建成，实现公共服务全人口覆盖，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高。

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统一、标准统一，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是公共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全民健身、优抚安置、残疾服务等，为人民群众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积极发展非基本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一是准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幼儿园、职业教育、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社会办医、重点群体托养服务、保障性住房等，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或市场机制，提供由政府定价、政府多项措施予以支持的社会公共服务。二是经营性公共服务，基本上通过市场机制，提供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的社会公共服务。

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明确中央和地方在公共服务领域事权和支出责任，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支持，加大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

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世界意义

问：中国曾经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社会从解决温饱、达到小康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会对世界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中国减贫的成功，是否意味着为发展中国家减贫提供了新的可参考途径和重要借鉴？

胡鞍钢：中国全面建成世界最大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改变上百年来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人口格局。以共同富裕为重要特征的中国道路，将促进全球包容性、共享性发展，特别是加速南北国家发展趋同，为人类开辟十几亿人口走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的新道路。

中国进入新时代，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和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首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建成世界强国的人民社会基础、民心基础；其次，实现世界强国目标，又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同时，共同富裕与建成强国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继续书写中国及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

总之，中国已经大踏步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目标。这将前所未有地影响世界、重塑世界、成就世界、贡献世界。

（编辑  季节）

毛泽东题写报名和撰写发刊词

《解放日报》（延安）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我党领导的根据地的第一个大型日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毛泽东题写了报名并撰写发刊词。发刊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总路线和本报的使命，即“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

《解放日报》创刊不久，苏德战争爆发。该报及时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分析，最早明确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方面是有功绩的。

初期存在脱离实际的倾向

创刊初期的《解放日报》，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主要表现在：社长秦邦宪（博古）要求每天写一篇社论，但质量普遍平平；版面安排上，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地，国际优于国内；报纸内容以刊登国际新闻为主，对党的中心工作配合不力，特别是对陕甘宁边区已经开始的全党整风和大生产报道不够；文风上，党八股现象较为严重。

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多年来经历了艰苦而英勇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新闻界整风的重点是改造《解放日报》。在1942年2月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它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他强调指出，《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郑重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秦邦宪根据会议的意见，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

一个月后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秦邦宪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毛泽东说，我党现有八十万党员，五十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他认为：报社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

毛泽东提出，要“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1942年3月16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的篇幅为外国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只不过是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必须进行改造。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同秦邦宪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七十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在整顿“三风”讨论中出现的绝对平均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做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解放日报》及时派出记者采访各界人士听取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并在报纸的“信箱”栏目刊出读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批评与建议。

对《解放日报》的改造从改版开始

为了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当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突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解放区、八路军的情况，加强了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头版——要闻版主要刊登反映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第二版是陕甘宁边区和国内消息版，第三版是国际版（不再直接采用外国通讯社和本国非党的通讯社的电讯，对电讯进行选登和改写），第四版是副刊和各种专论。新闻报道以关注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主；不少社论由党的高级领导人执笔，整体品质较高；克服了教条主义习气和呆板枯燥的文风，版面上多为党的中心工作和群众生活的内容。

是年8月，党中央任命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以加强报社的领导，并决定他和社长博古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从组织上保证报社领导及时了解党中央的决策，使报纸能迅速、准确地反映党的活动，宣传党的政策。从9月起，《解放日报》兼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并在边区各地陆续建立通讯处，派出特派记者，扩大报道面。西北局明文规定，每月讨论一次报纸关于边区工作的宣传方针；报社编辑部派人出席西北局的会议，西北局派人参加编辑部的会议。9月15日，毛泽东表示“报馆（解放日报社）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陆定一在39年后回忆说：改版后《解放日报》不再是王明路线的残余，而是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曲线救国”等等，最后发展到揭露美帝国主义。这种揭露是有事实，有道理，有分寸的。

中共党报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为了宣传无产阶级办报思想，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许多阐述新闻工作的社论和文章，如《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报纸和新的文风》《党与党报》《本报创刊一千期》《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和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胡乔木的《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等。对党报的性质和作用，全党办报的方针，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两种新闻观的界限，以及文风等基本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基础。毛泽东为改造该报及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形成厥功至伟。他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修改了大量社论、评论和消息。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均首先在该报发表。

《解放日报》改版后结下的新闻理论硕果主要有：坚持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贯彻“全党办报”方针；彻底的唯物主义新闻工作者，须正确处理新闻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关系；坚持新闻为党的实际斗争服务的方向；反对“无冕之王”的观点，树立“人民公仆”思想；坚持群众办报路线，大力发展工农通讯员队伍；反对党八股，树立鲜明生动、活泼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

《解放日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的改造，使该报成为真正的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改造与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形成乃20世纪中国新闻界的大事件，由此党报走上了成熟的发展道路。这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一次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把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都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组织形式是贵州农业现代化产业组织创新的方向，交易成本的下降、发挥各类主体比较优势和利益联结的实现是组织创新的动力源。该组织创新路径表现为从中心组织向中介组织演进，从产业链的角度则沿着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路径演进。

深化农村改革，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组织支撑。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是农业经营组织的创新。这种组织形式的创新有力地促进了农村“产业选择、培训农民、技术服务、资金筹措、产销对接、利益联接”实现有效组合，适应当前贵州农业的发展阶段。在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这一形式创新改变了农业生产过程的组织分工关系，改变传统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利益分配模式，加快引入现代要素，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并惠及小农户，从根本上解决小农户生产的脆弱性，推动贵州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保障。

当前在贵州大力推广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还面临着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龙头企业实力偏弱、规模偏小，科技支撑能力亟待提升，企业制度有待完善，制约着企业引领能力与溢出效应、联动效应的发挥；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社尚处于发展初期，组织生产、沟通市场的桥梁纽带作用发挥并不好，对农民增收带动有限；特别是当前合作社利益联接多数以项目资金入股分红、务工和土地流转等方式进行，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经营管理不规范、随意性大等问题格外突出。因此，有必要依据当前贵州各地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经营组织的运行与管理现状，应用案例分析方法，加强对农业产业组织演进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贵州农业现代化组织创新动力分析

农业经营组织的演变与农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自2018年开始，贵州加快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实践证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是符合贵州当前农业发展阶段的。一方面，这种组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当地特色高效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实现了规模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农产品的品质得到保障，打破了“户自为战”的局面，促进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户的利益联接向农业产业联合体转变。以突破“单一种养殖”，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塑造以龙头企业为中心的多方利益联接的联合体，实现多方利益主体的“共赢格局”。

当前，这一类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这与贵州各地结合自身农业发展水平所做出的选择密切相关。本质上是为适应化解“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矛盾的需要，以推进农业产销各环节有机衔接。

创新农业组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小农户种植效率低、在市场经济中缺乏竞争力的问题，是传统农业亟待破解的困局之一。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人数逐年上升，外出务工主要以青壮年为主，留守农村的中老年劳动力文化水平偏低、体力差、经营能力弱，无法和现代化农业所需的新型职业农民相比；他们一般选择种植收入较低的粮食作物；以家庭为单位的细碎农业耕种，效率很低。“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改变了小农种植局面，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户”基于股权纽带实行纵向组合，促使各主体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分工协作，使得贵州特色农产品的发展得以实现规模化。

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改变小农户的“粗放”生产方式，需要通过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创新，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形式，实现集约生产，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贵州多山，地表崎岖，农户分散。在六盘水市等地农村，通过组织农民合作社，“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简称“三变”），把小农户联合起来。破解了小农户“自给自足”的约束，促使农户加强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并以合作社为桥梁，与龙头企业对接，完成从小农生产和市场的对接。

推动农业生产与大市场对接

小农户销售“提篮小卖”与现代市场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发挥龙头企业商业嗅觉敏锐的优势，推动贵州农产品走出大山，与广阔的大市场对接。传统小农受限于种植规模小、品种单一、产量和品质不稳定等因素，无法成为农民增收的稳定来源。

打破这一局限，需要农户加入合作社，通过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合作。在合作社的沟通协调下，龙头企业负责制定和实施引入技术、资金和风险管理的具体办法，农户更专注于自身具有优势的精耕细作环节，在三方分工协作的基础上，使农产品的量与质得到保障，加快优质农产品与大市场的对接，助力“黔货出山”。

助力农产品品牌化战略

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有助于推进地方特色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发挥龙头企业品牌建设的带动作用，将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户的利益通过股权纽带联接起来，使品牌建设的外部收益通过内部转化形成各方努力的共同目标。

从实践效果来看，2018年，贵州省农业龙头品牌带动农户超过211万户，增收总额超过140亿元，多方共赢格局初步形成。从农业经营主体的演进角度来看，以家庭联产承保责任制的经营体制为中心，从农户单一生产到“企业+农户”的订单农业或分包农业，再演进到当前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这个过程逐步增强了贵州农产品品牌建设的能力，提升了“黔货出山”的整体市场声誉。

健全农业全产业链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在逐渐改变贵州山地农业从低效种植向高效种植转变的同时，也实现了农产品的规模化，为进一步深化分工、实现精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搭建“产经销一体化，农工贸一条龙”的全产业链创造了可能。

龙头企业借助于合作社的中介作用，牵手小农户，将科技引入传统农业中，通过组织创新促使农业生产规模化的同时，龙头企业可发挥带动作用，引入产前种业服务、产中技术服务和产后营销策划，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有效地解决量与价的冲突，化解“谷贱伤农”的难题。

从贵州特色产业之一——金刺梨产业的发展来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充当了延伸产业链、融合金刺梨产供销各个生产加工环节、提高金刺梨附加价值的组织角色。从这条成功的路径可以看出，具有要素聚集、利益联接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生产经营组织的创新，是健全贵州农业全产业链的有效路径。

促进农村三产融合

贵州农村一二三产业之间协调度较低，要素聚集水平不高，机制不完善和跨界配置难度大，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经营组织，以龙头企业为中心，促进要素聚集，合作社发挥中介作用，带动农户参与到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延伸与整合之中，可以有效促进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加快三产融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创新的理论分析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的动力

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的演化动力上，主要形成了以下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

第一，降低交易费用，是促使“企业+农户”向“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演进的根本动力。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联系，起初主要是通过产品销售契约为纽带，此后是以合作社通过“反租倒包”与农户建立契约关系，主要表现为“企业+农户”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可以把企业和农户的外部市场交易内部化，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费用，但节约程度有限，因为企业与农户间信息不对称、小农户所得有限。“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更注重各类经营主体通过要素契约，更好地平衡各类主体的利益，让弱势农户的利益得到保障。合作社可以更好地促使合作企业与农户双方的信任与互惠关系的建立，演化为逐层递进的利益纽带关系。

第二，我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的基本模式表现为共生组织群，“小农”在市场化、社会化网络这一共生界面的基础上被“改造”。现代市场体系和社会网络的发展为共生系统提供了共生界面（刘畅和高杰，2016）。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可为农户获得有利的生态地位。

第三，实现利益联接可以保障农户分享产业链收益。农户往往被动卷入农业现代化，因资本进入而出现“二律背反”造成利益受损。通过合作社的介入，农户加入到“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从而成为“股东”，拥有资产和分红的权利，就有更强的动力去维护“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稳定性。

2014年，贵州六盘水开启了在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实施农村“三变”改革，通过龙头企业的引入，合作社的创建与运营，解除了要素流动的限制，有效激活要素，探索出一条具有贵州特色的创新利益联接的机制。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的演化路径

交易费用的下降，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分工协作收益的增加，是推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演进的重要动力。在这一过程中，“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户”的共生关系不断进化，基于“三变”的股权激励机制的创新与实现，促使各类主体利益更紧密地联接在一起，构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创新的内在逻辑。按照这一内在逻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路径表现出由龙头企业带动型向中介组织联动和合作社一体化逐次演进。

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的演化路径上，形成了以下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

第一，从交易费用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逐渐从中心组织向中介组织演变。周立群和曹利群（2001）认为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将会成为主要的组织形态。以商品契约达成的互惠合同促进了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的联接，但不能有效约束当事人，需要在“组织链”中加入新的元素——合作社。“龙头企业+土地股份合作社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发展农业服务组织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在实践中均被证明具有较好的成效。

第二，从产业链的角度，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逐渐从单一的纵向一体化，向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角度探究组织的演进。蔡海龙（2013）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的创新路径主要有两种：通过优化纵向产业链实现农业生产的一体化，通过合理方式适度扩大经营规模、发挥要素规模优势的横向一体化，这种观点是从产业层面探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的路径。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治理结构的选择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在不断创新演化中，组织形式的治理结构取决于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农业产业化的最初形式“龙头企业+农户”以产品契约的方式，帮助农民应对农业所特有的自然风险与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然而，由于不确定性、契约的不完全、双方的有限理性，导致订立的契约多为双方事后的转售、压级压价、敲竹杠等预留了较大的空间。因此，需要引入第三方参与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治理中，对双方进行监督，但这种监督很难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应依据资产专用性与交易频率来选择合理的治理结构。

依据汤吉军等（2019）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演化中的治理结构进行的分析，可以认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对应的是“双向治理”。如果在这一组织中双方交易频繁，资产专用性高，选择统一治理的关系契约是更为有效的治理结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创新会沿着准一体化的“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以及完全一体化的“龙头企业＋农场”模式的方向演进。

贵州依据农业发展的山地条件与生态优势，确立了集中资源，重点发展12个主导特色产业，这意味着“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中的各类主体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入，资产专用性的程度会越来越高，组织内部的交易频率也会随之上升，组织的有效治理结构将逐渐从双方治理的关系契约向统一治理的关系契约演进。

对策与建议

加大农村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基建的建设

国家对农村传统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与建设，保障了交通网、信息网与物流网的畅通，促进了外部现代要素引入到贵州农业发展之中，同时也加快了贵州商品走出大山，加快脱贫攻坚的步伐。目前，为加快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有必要加大对农村科技创新设施的投入与建设，为打造智慧型农业提供可能；提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整合资源和开拓市场的能力，推动贵州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创新演进。

加快集体产权制度变革，促进要素流动

实践说明，加快具有中心组织特征的“龙头企业+农户”的订单农业向具有中介化组织特征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转变，可以破解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中的困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快集体产权制度变革，进一步激活贵州农村各类要素的活力，加快组织创新步伐，激发更大的组织潜能，助力贵州乡村振兴与农村产业革命。

营造培育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骨干人才

由农村能人大户主导的利益联结紧密型的合作社，在带动能力、发展潜力方面，相较于农民自发组织型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主导型合作社而言，表现更优。因此，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培育更多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骨干人才，是加快落实以农户为主体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经营组织创新的关键。

大力发展农村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

贵州农村的实践表明，“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创新在实现农业规模化、品牌化方面表现突出，但是当前该组织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公共服务缺位，这并不是龙头企业所擅长和愿意投入的领域。因此，贵州应该加快体制机制的创新，大力发展农村各类社会化的公共服务，提升各类要素收益，形成共赢格局。

（编辑  杨利红）

在近年被查处的各类腐败案件中，金融领域的腐败案件占有相当的比例。某些腐败大案涉及公职人员近百人，涉案金额达到十几亿元的规模，对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从2019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强调金融反腐，彰显出党和政府对金融反腐工作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厘清金融腐败的发生特点及治理思路，对于提高党员领导干部防腐拒变能力、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金融腐败的主要表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也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基石。金融行业具有调节和调度社会资金资源配置的职能，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如果因金融腐败问题导致资源浪费、资源错配，就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威胁金融安全，严重时还会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其他领域的腐败相比，金融腐败的主体广泛、形式多样，既包括金融监管者公权私用的行为，也包括金融机构的违纪违法行为；既包括金融从业人员的腐败行为，也包括非金融领域公职人员利用金融交易作为腐败工具的行为。从已曝光的案件看，金融腐败主要有四种类型：

一是利用审批权谋取特殊利益。金融监管机构及其公职人员有权对金融市场准入和机构业务范围实行较为严格的管理和限制，对金融资源尤其是资金配置拥有直接或间接主导权。现实中，某些领导岗位的审批权伸缩区间过大，对相关业务既可以积压案头、长期不批，也可以短期突击、大量审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监管干部有意识通过拒绝批准、提出不合理要求、故意拖延审批时间等方式进行设租，或是利用手中的监管权与他人共谋以获取私利。除了监管机构的审批权之外，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掌握着信贷审批等权力，近年来屡屡发生的银行系统腐败，很多都是“关键少数”利用职务便利以贷谋私。

二是利用内幕信息开展腐败交易。金融行业专业性强，信息优势明显，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有机会利用资本市场的敏感信息攫取非法利益。这种腐败交易的内容既可能是政策性信息，也可能是经营性信息；交易主体既可能是企业或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及其相关人员，也可能是立法机构和政策制定部门；交易方式既可能是官员自己或其亲属介入市场获利，也可能是向他人泄露信息而寻租或受贿。

三是利用职务便利违规经商办企业。由于金融行业掌握着巨大的资金流，与关联企业的接触相当频繁，因而部分公职人员亦官亦商、违规经商办企业的腐败现象成为突出问题。有的公职人员在关联企业投资入股、兼职取酬；有的与自家亲属所办企业发生业务往来，或为亲属在关联企业安排职位；有的借他人名义开公司，再和自己管辖的单位签订单；还有的由特定关系人代持股份、股票、房产等。

四是将金融体系作为其他腐败行为的工具。除了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本身的腐败问题之外，其他领域的公职人员也可能利用金融工具“洗白”腐败收益，或是转移、增值腐败获利，使金融体系沦为腐败行为的下游工具和实现渠道。当然，这些行为通常也离不开金融行业腐败分子的参与和配合。例如，一些腐败分子利用期权交易的长期性特点，在公权私用后不急于向企业或个人索取回报，而是与对方暗通款曲，达成“君子协议”，通过干股受贿、期权腐败等这些新型腐败方式，在他们辞职或退休后再对腐败收益进行变现。

金融腐败的行为特征与生成诱因

近年来金融反腐力度持续加大，在“零容忍”“全覆盖”“强高压”的态势下，金融领域的政治生态、产业生态正在廓清。然而，伴随金融业的高速发展，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违纪违法问题仍然时有发生，金融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相较于其他领域的腐败问题，金融腐败有着较为特殊的特点与成因。

金融腐败的行为特征

1. 隐蔽性。从实际案例看，金融腐败涉及信贷、会计、储蓄、投资等多个操作部门，渗透到吸储、放贷、资金审批等多个工作环节中。由于金融市场交易过程日趋复杂，金融腐败很可能被合规合法的表面形式所掩盖。特别是随着金融业务创新力度不断加大和金融电子化、信息化快速发展，资本运作更趋智能化和复杂化，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金融腐败交易往往呈现长期性，如干股受贿、期权腐败等腐败形式，通常时间跨度较长，这就延长了腐败证据链条，加大了腐败行为因果关系的判定难度，使金融腐败行为更加隐蔽。

2. 专业性。金融领域的业务特征鲜明、市场工具丰富多样、专业化特点很强，无论是宏观形势和微观经济分析，还是经纪业务、自营业务、资管业务等，都需要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专业背景。这种金融体系所特有的专业性，使局外人难以准确理解和掌握相关业务流程，使外部监督者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等机构推出了大量金融创新产品，有的业务环节还融入了更强的专业化技术手段，一旦信息披露不健全不透明，就可能为腐败提供滋生土壤。

3. 传染性。随着我国加大金融业务的监管力度，金融领域单独作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单一业务模块独立犯罪的概率也在降低。但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互关联，特别是金融业务向综合性和创新性发展，同一业务链环环相扣，不同业务链交叉点众多，任何环节出现腐败问题，都可能传染至其他环节，这就导致金融腐败一旦出现，很可能是不同机构、不同个体的大规模“抱团腐败”。另外，金融圈相对较小，容易形成裙带关系，腐败可能在同学、朋友和亲属间传递，这也使金融腐败的亲缘案件较多，甚至监管者与监管对象之间也可能形成“腐败同盟”。

金融腐败的生成诱因

1. 客观诱因。腐败作为一种“预估之罪”，通常是个人或群体在权衡风险与回报之后的理性行为。对潜在的腐败者而言，稀缺性是导致腐败交易产生的核心因素。腐败激励因素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公职人员有权分配稀缺资源或对某类行为施加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腐败的一项关键诱因是公共权力对资金这种稀缺性资源的垄断性配置，这为金融腐败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一方面，由于金融行业具有风险外溢性，政府对金融业必须实行较为严格的牌照准入和特许经营，对金融机构的资质提出一定要求。金融行业作为特许经营行业，客观上具备了一定的垄断性，存在设租寻租空间。同时，金融业处于实体产业资金运动的源头，是处理资金活动的中介，与财富的转移和保值增值密切相关，资金往来频繁的特点使金融业容易成为腐败行为利益输送的工具。特别是当前的金融业呈综合经营趋势，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相互渗透，互有交叉，许多金融企业成立子公司、分公司，开展各类业务，呈现出关系复杂化、业务混合化、利益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导致很多腐败行为往往借助金融活动完成。

另一方面，除了金融行业本身廉洁风险较高以外，当前的金融法治体系也存在薄弱环节，部分法律制度尚未健全。例如，新兴金融业务领域存在制度空白，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领域的法治体系尚未完善，有的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有的缺乏法律配套法规。又如，一些金融立法的内容过于强调原则性，对金融违法行为的规定总体偏向于粗疏，对许多具体的金融行为缺乏有针对性的严密规范，可操作性不强；在实践中，大量需要发挥作用的制度往往层级较低，导致立法的规制力较弱。

2. 主观诱因。相较其他行业，金融业通常潜藏着更为巨大的利益诱惑，不管是高级管理人员还是一般员工，都拥有较大的权力和权力异化的便利。面对巨额资金和专业性较强的业务工作，倘若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淡漠，思想防线被物欲的“洪水”冲毁，在业务开展过程中衍生和形成不良作风和陋习，就有可能走上贪腐之路。

总体而言，思想防线的失守有多种表现形式：一是 “江湖习气”积弊难除。在与市场主体的长期密切接触中，一些金融领域的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纪律意识淡薄，法律底线失守，浸透江湖习气，与私营企业主称兄道弟，“亲”“清”不分，自律自觉缺失，知规违规，知法犯法。二是“圈子文化”陋习犹在。少数金融领域的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爱搞“小圈子”，圈中人对内抱团结盟，开展特殊利益交换；对外则以人划线，排除异己，掣肘使绊。实际上，这种“小圈子”也是源于市场经济趋利性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利益集团。三是“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爱虚荣、摆阔气、讲排场、高消费是金融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罔顾中央精神，纪律素养缺失、出入高档会所，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四风”要求，贪污享乐，私欲膨胀。

更为严重的是，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腐败易于传播蔓延，一旦不良作风和陋习导致“抱团腐败”在特定业务环节或特定部门发生，来自腐败同伴的群体压力，会使“站队”问题成为“圈外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要想不被孤立，只有挤进“圈子”，参与“抱团腐败”。只有挤进“圈子”，成为圈中人，才能获得特殊利益甚至本该享有的利益。在从众心理、利益考量和“法不责众”的心态下，“圈外人”就可能参与腐败行为，这也反映出现实中部分金融腐败的涉案人员从抵触、抗拒，到逐渐适应、习以为常的心态变化过程。

治理金融腐败的基本思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金融反腐已成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未来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一项重点工作。为了最大限度消除腐败的滋生土壤，有必要从制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在进一步完善现行金融监管制度体系的同时，筑牢思想防线，坚持不懈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健全金融监管制度体系

我国主要有六大支柱抑制金融腐败：金融机构自身的自律监督；金融监管机构的外部行业社会监管；由财税、审计构成的外部社会监管；纪检监察机关的专责监督；公检法机关的法律监督；社会监督。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套制度体系也存在监管套利、监管缺失等可能性和短板。对此，有必要提高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建立健全针对金融监管者的监督问责制度，尽可能剥离金融监管部门的发展职能而专事监管职能，纠正仅重事前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倾向，明确其与被监管机构的关系。

完善部门间金融反腐协作机制，加强综合监管。金融反腐不同于一般性的金融业务工作，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一根本性问题。只有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和金融行业以及其他行业之间形成紧密协作，才能加大金融反腐力度。在金融业综合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应当通过推进金融反腐体系建设加强不同监管者之间的分工合作，建立跨部门的综合监管协调机制和跨行业跨市场金融风险预警处置机制。除了要协调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好与税务、财政和审计等非专业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促使定期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法制化，明确交叉业务中的监管职责。

完善金融立法

完善金融立法是推进金融领域法治化进程的客观需要，也是加大腐败成本、提高执法效率的有效途径。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行业自律规则等层次的金融法律制度框架体系。然而，随着近年来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业面临着新的形势与实际需要，金融立法还存在许多与之不相适应的问题。

一方面，针对部分金融领域基础性制度缺失问题，有必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填补制度漏洞与不足，如尽快制定出台《期货法》《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市场急需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依法规范互联网金融、投资理财产品等新兴金融业态的研究和立法工作。

另一方面，还需全面梳理现有金融法律法规，根据当前金融业的实际需要，修改完善《证券法》《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特别是通过制定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授权机制，对需要在执行中具体掌握或在实践中探索的相关事项，充分授权金融监管部门制定具体办法，避免频繁修改，提高金融立法效率。

涵养廉政文化，筑牢思想防线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经验表明，思想腐败是造成权力腐败、行为腐败、作风腐败和生活腐败的根源，因而需要“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双管齐下。首先需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应按照“忠、专、实”的衡量标准，选拔任用政治过硬、素质过硬、踏实肯干的金融干部人才，切实整治“以业绩论英雄”“以关系论能人”等不良用人风气。其次要强化对金融从业人员政治素养、职业操守和道德素质的培养，引导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和价值观。严格执行从业人员职业操守和行为准则，加强行业自律，推进以清正廉洁为核心的清廉金融文化建设。三是针对金融业公职人员特别是关键少数建立道德考核指标体系，在严防“有病入职，带病任职”的同时，还应做实同级同类干部警示教育，对普遍性和反复出现的金融腐败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坚持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使公职人员心存敬畏、心有戒惧。

（编辑  尚鸣）

目前，全球气候变暖和全球要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不争的共识。世界各国无论是积极还是被动，都无可选择地朝着碳中和目标迈进。在这一进程中，欧美等西方发达工业国既是该议题的始作俑者，又占尽了国际道义高地和谋利先机，这就是碳缘政治的源头。

实现碳中和，要以相当高的经济成本为代价。据国际著名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估算，全球实现碳中和将累计损失75万亿美元GDP，其中仅中国就将损失20万亿美元。各国损失GDP的绝对值和相对值是多是少、该多该少，是碳缘政治中各方已经并在未来仍将不断博弈的焦点。

碳缘政治正悄然显现

随着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的不断推进，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形态悄然形成。所谓碳缘政治，是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体系中，国家之间引领与被引领、攫取或维护利益的行为和博弈，是影响全球资源重新配置和利益重新分配的重要杠杆。当前主导碳缘政治的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占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道义高地，占据着能源科技的优势，控制着碳达峰碳中和话语权，左右着“双碳”进程，并不遗余力地忽悠、逼迫高碳消费、高碳排放国家作出更多、更进一步的承诺，将全球所有国家纳入由它们构筑的减碳轨道。

与地缘政治不同，碳缘政治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以清洁能源消费为主的发达国家，包括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它们的能源消费结构中，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占比已分别达到22.4%和28.3%，而煤炭占比仅为12.6%。这类国家有明确的碳缘政治目标，不遗余力地推进温升1.5℃情境下的碳中和。美国则因油气资源丰富，是油气消费/碳排放大国，且实现了“能源独立”，为顾及其化石能源家族利益，特朗普政府背弃国际义务，一度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今后其政策可能“翻烧饼”。

第二类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国，其能源消费中煤炭仍占很高比例，碳排放居高不下；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新兴市场国家尤甚。中国能源消费的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占比分别仅为15.7%和8.2%，天然气占比尤其低，煤炭占比仍高居56.6%。印度的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占比分别为10.3%和6.7%，煤炭占比亦高达54.8%。这类国家在气候变化“国际道义”面前主动或被动作出“双碳”承诺，有些正在采取切实措施履行承诺，多数在盘算和观望。

第三类是依赖化石能源出口的资源国，以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沙特等中东北非资源型国家为代表。这类国家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要实现本国碳中和，另一方面要面对全球能源转型后化石能源需求急剧减少的尴尬局面，所以对碳中和的态度更趋保守和保留。这三类国家将围绕着“双碳”问题，进行一轮接着一轮的博弈。

西方碳缘政治玩家的三重目标

继续引领世界，保持领先优势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失去高科技领域绝对领先的优势。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升温2/1.5℃控制，在一众专家论证之后，便成为它们继续引领世界、保持领先优势的核心抓手，不遗余力地积极倡导和推进。目前它们仍在发号施令全球各国，围绕碳减排、碳中和与升温控制议题，并且凭借自身清洁能源消费占尽先机的优势，获取未来竞争优势。

利用低排放优势，广泛榨取碳利益

2019年12月，欧盟发布的《欧洲绿色新政》中提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俗称碳关税），要求欧盟进口的商品，须根据含碳量购买相应的碳排放配额，使进口商品与自产商品承担相同的碳成本。在该机制下的后续立法即将完成，预期在2026年将正式施行。碳关税一旦施行，将成为各国产品出口欧盟的重大障碍，引发一股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潮流，其他国家和经济体也将竞相效仿。与此同时，欧洲正在对贸易商品推行绿色论证和绿色标识，这又是一种新的非关税壁垒。

在这一安排下，发达国家利用自产商品低碳排放优势，一方面通过收取碳关税榨取他国利益，加上非关税壁垒抬高进口商品成本，削弱进口商品的竞争力，藉此支持本国经济，打击出口国经济。

扼杀化石能源出口国经济

化石能源出口是大多数资源国（如俄罗斯和中东国家）的经济支柱，其化石能源在GDP中占比、纳税占比、出口创汇占比都较高。全球一旦走向碳中和，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将降至历史峰值的5%-10%，这些资源国为保有市场将面临激烈的竞争。如果不及时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寻求新的经济支柱，其前景堪忧。

左支右绌：资源国应对乏力

在应对气候变化各大里程碑上，各资源国虽然是议定书、协定和条约的签署国，基本没有落下任何一次、任何一个环节，但无论是减排行动还是对减排、温升、碳中和的认识，资源国并不是热心者、主动方或推动力。连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对于“双碳”都迟迟不肯跟进承诺，更遑论俄罗斯、沙特、尼日利亚这样经济实力不够强、更加依赖油气的国家了。它们对“双碳”承诺显得很被动，左支右绌、应对乏力。

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一直拖延到COP26峰会召开前，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才作出承诺。2021年10月13日，普京宣布致力于2060年碳中和；同年11月1日俄政府抛出粗线条的相关战略，计划半年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要求下属政府机构和企业据此制定相应战略规划。

该战略规划要求在维持减排和宏观经济稳定间平衡的前提下，2031年起进入减排阶段，确保到2050年（与未采取减排措施相比）总排放量减少6.91亿吨，吸收量增加6.65亿吨，净排放量减少13.56亿吨。不晚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

目前，俄罗斯发展新能源的基础几乎为零。据《BP统计年鉴》，2020年俄罗斯的水电与核电能力分别占世界的5%和8%，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仅占世界总量的0.1%，相当于中国的0.4%。同期中国绿色能源占世界总量的27.4%，几乎与欧洲相当，为美国的1.56倍。由于化石能源极其丰富，俄对发展光伏、风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缺乏意愿，几乎是白纸一张。在固碳、发展CCUS（CO?捕集、利用和封存）/CCS（CO?捕集和封存）方面，俄最近刚在亚马尔LNG项目（由俄、法、中国企业合资，依靠中法两方技术资金支持）进行示范性试验。在发展碳交易市场方面，俄仅有萨哈林岛碳市场正在建设中。中国则于2021年初推出了覆盖全国的碳交易市场。

俄罗斯有苦难言。碳中和实现后，全球对化石能源的需求约为峰值的5%-20%。按高限20%测算，到2050年全球需求石油10亿吨（峰值按2020年需求量41.65亿吨的1.2倍计算）、天然气1.2万亿立方米（峰值按2020年需求量3.85万亿立方米的1.5倍计算）。这点市场“蛋糕”由如此多的资源国来瓜分，俄罗斯能分到多大的份额？对于经济和财政严重依赖油气出口的俄罗斯来说，这是不堪设想的，由此，尽快推进经济转型是俄罗斯的急迫战略任务。普京在宣布碳中和目标的同时宣布了新的LNG战略，要求到2035年俄LNG产能由原规划1亿吨提高到1.4亿吨，占全球份额的20%；当欧洲提出大力发展氢能时，俄随即提出向欧洲大量供应蓝氢（用天然气制氢并配套CCS）。如此一来将有大量二氧化碳需要在俄境内封存。

俄碳中和目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俄从今年起启动减碳项目，到2030年碳达峰时，碳排放总量需上升至9300万吨/年，比2019年增加4.4%；与不采取任何措施比，目标排放量只减少区区4100万吨（1.8%）；而碳汇（减碳）能力只增加区区400万吨/年，说明未来9年俄控排减排的措施力度有限。到2050年碳排放量比2030年减少3.82亿吨（17.3%），力度依然有限；但碳汇比2030年猛增6.61亿吨（增123.3%），这需要大力发展CCS/CCUS才可能完成。2050年后剩余的6.3亿吨/年要在10年内实现年度中和，又谈何容易。

可见，西方所玩的碳缘政治可能是资源国的梦魇，大概率将对其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甚至是毁灭性打击。

破解西方碳缘政治魔咒

履行“双碳”义务、兑现承诺，必须切实采取措施并加以落实。然而，履行承诺不是一切随着西方的调子起舞，不去认真算清这笔账。应该认真分析、面对和破解西方主导的碳缘政治。

破解西方碳缘政治，我国拥有自身的优势。一方面，发展新能源我们已初具规模，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已经达到15.7%，虽然不及发达国家，但绝对量远高于其他各国，很多方面居全球第一。2021年，我国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合计已达6.4亿千瓦，新能源车销量近500万台，占全球53%；氢能的配套发展也起步较快；储能电池发展势头良好，宁德时代电池已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37%。我国新能源科技已有长足进步，光伏、风电、特高压输电、核聚变等技术已经获得全球领先地位。

同时也要看到自身劣势。一是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煤炭等高碳能源消费占比过高；二是碳排放体量大，2020年碳排放量达到110亿吨，占全球的近1/3，减碳的任务十分艰巨；三是部分核心新能源科技仍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唯有认清形势、扬长避短，才能切实维护好自身利益，扭转当前不利局面，破解西方碳缘政治。

把控“双碳”节奏

大力发展新能源，改善能源结构，推动能源转型。国家规划已经明确，到2025、2030、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达到20%、25%和80%。这就意味着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将加速下降，能源结构将进行重大调整。要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氢能、核能、生物质能、地热等新能源和传统水电，到2030年碳达峰时，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要达到12亿千瓦。保持天然气消费适度增长，到2060年碳中和时，天然气消费需维持在5500亿立方米/年；为此要加快国内天然气开发，加快推进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规模化开发。到2060年碳中和时，石油消费应维持在2亿吨/年左右。加快煤炭减量步伐，“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严控煤电装机规模，加快现役煤电机组节能升级和灵活性改造。在发展新能源强力减碳的同时，还需要发展负碳技术和产业，大力发展CCUS/CCS和森林碳汇。

从我国作出的“双碳”总体承诺出发，根据具体实际，安排“双碳”推进节奏。全国各行各业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安排减碳进展，切忌一窝蜂，更忌盲目跟风、紧跟西方的调门跑。中央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能源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减碳的节奏同样要握在自己手中。

在不折不扣完成“双碳”目标的前提下，减碳能晚些减时就未必要抢着早减，因为毕竟减碳需要成本，要付出代价；能在与西方斗争中争取到一些空间，就不要画地为牢、拘泥于西方的要求；能在低付出领域减，就不要去挑高付出领域减；能在（用）付出的同时也能有相当收益的领域（方式）减，就不要选择只付出无回报的领域，不要选择只付出无回报的减碳方式。这便是减碳的节奏。

保障能源安全，寻求“能源独立”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始终要把能源安全作为前提。能源供应的安全一旦受到威胁，“双碳”的实施就很难一帆风顺。可能威胁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情况有：受欧美逼迫承担过高过多义务，化石能源消费减速过快；碳边境税过早过高、单边推行，碳非关税壁垒严重阻碍国际贸易，导致经济损失过大；履行减排义务过程中经济损失过重，导致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等。

实现碳中和的同时，以国内油气产量加上我国周边稳定的管道运输量，可基本实现我国能源独立目标，不再依赖于稳定供应性差的油气生产国和海上运输通道。2060年我国实现碳中和后，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年需求分别大约为2亿吨和5500亿立方米，以国内的原油年产量（1.5-2亿吨）加上现有中俄、中哈、中缅原油管道的稳定年输量（8000万吨），基本可保证石油消费；以国内的天然气年产量（3500-4000亿立方米）加上增建后的中俄、中亚、中缅天然气管道年输量（2000亿立方米以上）和北极几个LNG项目年份额气（140-200亿立方米），也足以保证天然气消费。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根据中美冲突对抗的烈度预测，按上述能源独立的界定方法考虑，亦可一定程度地保障能源安全基本盘，辅之以一定的能源有序消费管理，可应对美国的封锁与讹诈。

大力发展能源科技

按照“双碳”目标，以下十个科技方向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包括：(1)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网的智能电网技术；(2)长周期大容量的储能技术；(3)安全高效的核能技术；(4)推动道路交通降碳的先进电池技术；(5)实现船用燃料替代的关键技术；(6)实现工业深度脱碳的原料替代技术；(7)工业高品位热源替代技术；(8)低碳高效、因地制宜的供暖技术；(9)系统性节能提高能效技术；(10)CCUS/CCS等负碳排放技术。当然，传统化石能源中的煤炭地下气化和页岩油原位转化技术也需要格外关注和研发。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储能技术和“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技术。储能技术如获得突破性进步，新能源的利用将呈几何级进展。我国“人造太阳”技术已经领先于世界，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已成功实现可重复的1.2亿℃101秒、1.6亿℃20秒和7000万℃1056秒等离子体运行；成都可控核聚变研究装置中国环流器二号M(HL-2M)核聚变已将内部温度升高到2亿℃，相当于太阳中心温度的13倍。但该项技术距实际利用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一旦技术可控制、驾驭和利用，仅一两个人造太阳就够全人类所用，而且所需原料“氘”在海水中富含，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借力使力推动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推进“双碳”，首先意味着煤炭等高碳能源产业的逐渐萎缩，代之而起的新能源产业有光伏、风能、氢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核能等产业，以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CCUS/CCS、伴生资源、稀有金属等产业的蓬勃兴起。这里详细谈及个别特殊产业。

一是大力发展CCUS/CCS产业。IPCC称，没有CCUS/CCS很难完成减排目标；到2050年CCUS/CCS将贡献全球减排量的13%。目前全球已有65个商业CCUS/CCS项目，其中26个在运行、2个暂停、3个在建、13个待完成投资决定、21个处于早期论证阶段，每年永久封存二氧化碳4000万吨。有34个试点和示范项目、8个CCS技术测试中心。拟建和在建的商业CCS项目有两大进展：一是美国枢纽和集群，通过规模效应大大降低二氧化碳封存单位成本，以商业协同效应降低投资风险。大多数新增商业设施可使用CarbonSAFE二氧化碳封存枢纽；二是英国2个新项目与亨伯零碳集群有关，亨伯将成为英国第一个净零产业集群。我国CCUS产业也已起步，如中石油新疆CCUS技术测试中心是全球八大中心之一，新疆油田和吉林油田等已建成30万吨/年以上规模的CCUS项目；大庆油田和中石化胜利油田100万吨/年CCUS项目已经启动，正全力建设。CCUS/CCS产业发展空间无限，按目前碳排放水平，要实现碳中和，全球每年需要封存二氧化碳 68.1亿吨(524×13%)，中国每年需要封存14.3亿吨(110×13%)。

二是发展碳交易市场。作为“双碳”的辅助工具之一，碳交易市场可起到碳价格发现、筹集资金等作用，有效促进碳中和进程，是前景较好的新兴服务业。全球碳交易市场尚在成长中，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已运行的市场，包括1个超国家机构（欧盟成员国、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8个国家（中国、德国、哈萨克斯坦、墨西哥、新西兰、韩国、瑞士、英国）和24个一级行政区，其管辖区占全球GDP的54%，覆盖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6%，区域人口占全球近1/3。第二类是正在建设中的碳市场，拥有明确授权或在起草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哥伦比亚、乌克兰、黑山、越南、印尼和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俄罗斯萨哈林岛。第三类是正在准备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巴西、智利、芬兰、土耳其、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日本和美国华盛顿州等。全球碳市场已通过拍卖配额为促进碳中和筹集资金1000亿美元以上。我国在8省市试点的基础上，于2021年初启动了全国碳交易市场，但目前交易还不够活跃，交易价格较低，交易量有限。2021年第一个履约周期累计成交额仅1.4亿吨，累计成交额58亿元。总体看，碳交易市场发展前景看好。

三是发展伴生资源开采产业。在油气开采过程中，曾经一度被忽略的伴生资源应得到保护和开采，如辽河油田的铀、铼、钪等伴生战略资源和稀有金属矿、塔里木油田的伴生战略资源氦气、青海油田的可制备粗碳酸锂的卤水等资源，都具备产业发展条件。

四是发展稀有金属采掘和冶炼加工产业。碳中和将大幅推高对铝、铜、锌、镍等稀有金属的需求。据伍德麦肯兹测算，在基础情境下实现能源转换所需铝、铜、锌、镍和铅的全球年需求量，将分别增加1500万吨、1100万吨、480万吨、230万吨和620万吨；在加速实现碳中和、气温上升控制在2℃情境下，对前四种金属的年需求量需进一步增加680万吨、360万吨、80万吨和100万吨（10%-16%）。另一方面，碳中和还将抬高稀有金属的成本和价格，据测算，到2025年，1.5℃情境下铝、铜、镍等金属成本和价格将升高118%、54%和34%。届时这些金属的采掘和冶炼加工产业将得到大发展，部分稀有金属甚至可能出现全球性短缺。

前文提到，实现碳中和将使我国GDP累计损失20万亿美元，这是加速能源转型的巨额成本和代价。另一方面，发展新兴的新能源产业又可创造巨大投资机会。据我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估算，碳中和将为我国创造138万亿元投资机会，其中2021-2030年为22万亿元、2031-2060年116万亿元。如果把握得当，善于借力使力，GDP的损失可以从新的投资机会中得到弥补。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在全球迈向碳中和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国家所履行的义务理应不同，公平原则理应得到切实体现，碳关税理应对发展中国家有相应照顾性安排，而不进行斗争是不可能自动实现的。在2021年11月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各方提出的7个方案（IPCC方案、G8方案、UNDP方案、OECD方案、Garnaut方案、CCPSM方案和Srensen方案），没有一个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恰当的照顾，没有一个对公平原则体现到位。

西方发达工业国碳排放几百年了，如今轮到发展中国家求发展的时候，忽然不让碳排放了；西方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已经趋于清洁化、易于实现碳中和了，却拉着消费高碳能源为主“吃粗粮”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只许“吃细粮”；西方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才可能实现的碳中和，却要拉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短短三四十年里强制实现。这些都显然有失公平，这些细账必须在西方人面前算清楚，首先让西方世界背负道义责任，其次让西方世界承担更大、更多义务。为此需要与西方发达国家作长期艰苦的斗争。

欧盟即将推出碳关税，正在推行绿色认证和绿色标识。可以预期，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也将紧随其后。这一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有损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的碳缘政治安排如何破解，需要我们以无可辩驳的数据面对西方国家的苛求，维护和争取自身正当权益。

中国作为第二类国家的代表，既要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和权力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也要为第二类国家的多数、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仗义执言，始终和它们站在一起，与它们一道共同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

（编辑  碣石）

近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专家学者围绕2022年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国际科技竞争态势及挑战进行研判，探讨如何下好先手棋，更好地应对百年大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复杂局面，推进我国经济加快发展，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中赢得主动权的途径和办法。

放缓还是复苏，全球经济压力增大前景不明朗

　2021年，全球经济强劲反弹，但受新冠疫情大流行持续、多国通胀居高不下、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深度调整、大宗商品供应短缺和劳动力短缺等因素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上升，下行压力和通胀风险并存。短期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调整动向将是影响全球经济走势的一个最主要变量，特别是随着美国退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美联储加快紧缩步伐，利率上升如过快将对美国消费、投资需求形成抑制，可能导致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余永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重要国际机构预测，2022年美国GDP增速大致在3%-4%之间，比2021年略低。美国政策调整将对中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会有所上升，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受到一定影响。 只要人民币汇率保持足够弹性，对资本的跨境流通保持必要的监管，外部环境的变化不会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很大影响。

　　张宇燕（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如果不能消除发达国家与贫困国家在疫苗接种率上的巨大差异，未来几年全球复苏将受阻。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之前已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因素因应对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还是政策风险，主要发达国家应对通胀、维持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如果失当，将可能引发资产价格动荡暴跌，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将经济推入滞胀通道，进而殃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看，掣肘全球经济的因素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目前看不到科技创新可能带来的新增长点。预测未来3-5年，全球经济仍处在中低速增长区间（3%-3.5%），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　　

　　胡鞍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全球大变局加速，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包括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及国际交往（旅游）等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疫情既有可能短期化（2-3年），也有可能中长期化（5-10年左右），这将进一步加剧主要经济体分化，促进全球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干扰，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吕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对美国近期经济走势的预测：（1）劳动力市场紧张，由此带来产能不足，本国产业链断裂的情况将会持续；（2）通胀将持续，美联储被迫加息，缩表势所必然；（3）加息可能触发股市崩盘，而股市是美国经济最后的蓄水池。美国持续了20年的货币宽松政策，牛市已很难维持下去了。

　　发展中国家总共外债是8.7万亿美元，随着美国货币政策转向，会引起资本外逃带来的一些问题。反映在固定收益上，主要金融市场国债收益率曲线将会上行，推高价格调整风险和期限溢价风险，债券融资成本将上升，并有可能使违约率上升。反映在股票市场上，高位回调的风险加大，尤其考虑到在成本推进的情况下，企业盈利能力减弱，有可能会使调整幅度加大。

通胀还是通缩，宏观政策面临抉择

　　余永定：自2021年三季度以来，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的增长势头放缓，同时物价大幅上扬。过去十几年，西方国家的主要问题是通货收缩，通胀率始终低于2%。2021年美国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10-12月通胀率分别达6.2%、6.8%、7%，这是几十年没有发生过的事。关于通胀的原因有巨大争议，一派以美联储为代表，认为通货膨胀是疫情导致的供给冲击（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另一派认为是美国极端扩张性的货币宽松政策造成的。

　　张宇燕：目前多数经济体通胀压力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未来物价趋势的判断和政策把握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应采取措施抑制通胀。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通胀压力加大是暂时现象。两方意见各有道理，不过，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政策工具箱中，治理通胀的工具数量多、空间大，远超对付通缩的工具。IMF预计，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压力将持续存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短期通胀压力不小，但中长期会缓解，同时不排除出现某种程度的滞胀的可能性。

增速问题还是结构问题，稳经济需要新思维

余永定：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处于低通胀或通缩状态。PPI（生产价格指数）从2012年3月起连续54个月负增长，2021年上半年CPI和PPI维持低位，下半年PPI上涨较快。最新数字显示CPI保持低水平，PPI已开始回落。没有通货膨胀，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速可以进一步提高。

李若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我国的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GDP）多年来不到3%，还有相当的政策空间。

余永定：有人习惯把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统称结构性问题。但要注意：（1）结构因素是慢变量，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但不能用来笼统解释某个年度、季度的经济增速及变动原因。中国2010年第一季度增速是12.2%，从那时起一路降到7%，现在还有下降的可能，笼统用结构因素解释“应该降到多少”显然是说不通的。（2）结构性因素有多种，不同时期的影响各不相同，在给定时期内，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也有特例，如2020年的疫情冲击）。（3）有些结构性因素可以互相抵消，如人口老龄化的负作用一定程度上可由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所抵消。（4）结构性因素对短期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要经过很长的因果链，必须分析各个环节、各因果链条的综合作用如何对消费、投资、政府开支、进出口以及生产条件等具体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而不能跳过这些环节，直接得出经济增速预测值。（5）对影响宏观经济的短期问题（如消费）进行具体分析，可从一系列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去认识，有助于判定消费变化的趋势、经济政策的选择及其效应。不应该把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和结构性改革对立起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也给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条件。总之，增长不是一切，但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用财政货币政策推动增长，央行可支持财政压低利息率，降低财政融资成本，支持地方政府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

江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个健康的经济结构应该是低成本运行的，现在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新增融资中，三分之一用来还息，这样高的财务成本怎么持续？而且还有大量不可计量的成本。这导致我们企业的运行越来越艰难。又比如房地产派生的巨大金融风险，它暴露了我们的金融监管远远不到位，房地产暴利背后是金融监管存在严重的漏洞。恒大平均一天3亿元借贷，谁拿到这3亿贷款都可以做成巨无霸的企业。经济一旦下行，就如海水退潮，这时才能发现谁在“裸泳”。

　　朱之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世界经济将开始新一轮周期。美国目前通胀率是30年最高（6.8%），欧洲是25年最高（4.9%），值得关注。判断国际经济形势，我们要特别注意美国的货币政策，注意产业链的调整，注意地缘政治对信息产业和能源产业的影响，以及资本回归美国带来的影响。要注意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问题。当前房地产贷款54万亿，其中42%-54%是预付款的。我国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同时有12000亿美元外债，外债中一半为房地产商借债，仅恒大就有2亿多外债。股市每天交易额中25%有外资的影子。小银行不良贷款率很高。这些都要进行详细研究。

宏观经济理论面临挑战

曹和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宏观经济分析一般使用总量均衡模型，即当年总需求（消费+投资+政府采购+净进口）=总供给（国民生产总值）。总均衡模型有三个限制性条件。一是劳动市场均衡，即菲利普斯曲线（经济下行对应失业增加）。但美国从2008年以来经济持续下行，失业率却不断下降。我国2011-2020年GDP增速从11.4%降至2.3%，失业率也一直处于低水平。劳动市场规律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它的劳动就业弹性（就业边际增长：GDP边际增长）远高于传统产业的劳动就业弹性。二是货币需求函数。美国前些年增发货币6.9万亿美元，去年增发2万亿美元，但2021年物价指数不到10%。为什么？一个解释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人们的手持现金和商业银行3个月储蓄替代了资产理财投资，商业银行储蓄大幅度下降，非银行机构用很小的一点流动性，可以经营非常大的一块资产。三是传统生产函数（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认为，生产规模扩大伴随边际成本上升，导致边际收益率下降。可是阿里、拼多多之类平台型企业，新增营业额并没有导致边际收益递减，因为它的边际成本是0。所以用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思考和判断今天的经济增长，要注意它的局限性。稳预期不仅要稳定消费者的预期，生产者的预期变得更加重要。这两个预期稳不住，将可能抑制消费者和企业家的行为，并影响到中长期的经济表现。

断链还是重构，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面临挑战

　　在疫情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双重作用下，过去一年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和运费暴涨，成为全球供应链主要痛点。迫使企业押注效率低但抵抗力强的供应链，最终推高价格。近期情况显示，部分跨国供应链中断，面临重构，一些产业正加速转移，供应链风险凸显。引起了国内外决策者、专家学者深刻反思。

　　朱宏任（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国际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形成是全球化的产物。跨国公司和它们背后的国家力量是主要的推动因素。全球产业链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依赖性，围绕产业链形成的供应链则支持在全球组织资源。加入全球产业链的企业，由其科技含量和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决定利润的分配。波音公司上世纪60年代生产波音707时，只有约2%的零件在海外生产，以后逐渐由波音总部负责总体设计和系统集成，确定技术标准和合规标准。本世纪初生产787时，零部件制造90%在海外生产（涉及40多国企业），在美国组装试飞取证，波音掌控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管理和品牌管理，获取90%的利润。

　　中国加入WTO以后，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获取了巨大发展空间，制造能力得到极大提升，规模连续13年位居世界榜首，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逐渐稳固。但总体来说，我国制造业还处于中低端水平。如何向高端攀登？有人误以为只要在中低端的时间足够长，就可延续到高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发达国家力图通过设计、技术、品牌、供应链的管理，把你锁定在中低端。向产业高端前进没有别的路，只有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张宇燕：我国供应链风险实际上是很大的。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升一向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稳定的源泉，现在则被人认为是致命弱点，因为供应的高集中度意味着高依赖度，事关大国博弈，即“国家安全”。基于此，美国西方国家正陆续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美国有人公开鼓吹中美“脱钩”，执意切断两国高科技领域的交流，去年给了中国8万多留学生签证，其中去MIT学习的一个也没有。麦肯锡估计未来5年，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或者回国，或者转换到其他国家，涉及1.9--4.6万亿美元。

　　朱之鑫：所谓供给冲击主要指“一高四缺”，高就是价格高，四缺是缺芯片、缺电、缺煤、缺集装箱。人们常讲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还要关注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首先要“稳链”，其次要“补链”，第三要“优链”“强链”，不要一股脑都往某个热点上投资。

　　吕建中（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我们分析全球能源供给危机，影响全球能源供需失衡的因素有四方面：（1）周期性供需失衡。能源消费和供给有周期性，新冠疫情期间需求大幅下跌，供给侧投资不足，疫情稍微好转之后需求抬头，但是供给跟不上。（2）结构性调整。我国能源资源存在错配，新能源投资，有风的地方不需要那么多电，需要电的地方风力和光照资源少。（3）金融性投机。能源资源比较安全, 货币“大水漫灌”后部分资金转移到能源领域。（4）极端天气影响。去年欧洲遭遇极端天气，可再生能源发电乏力，核电大国法国又停机，不得不从德国进口电。欧洲主要依靠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由于乌克兰危机，加重了天然气市场恐慌情绪，使欧洲能源危机加重。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美国等西方政客针对中国提出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言论，并搞了一系列小动作。全球供应链正发生巨大改变，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中国需要探寻有效的对策思路：一方面，对于全球产业分工的演进重构要尽可能因势利导，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中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在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中，通过高水平开放，化解部分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保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脱钩”或“小院高墙”，科技创新战略亟须调整

美国在特朗普时代把贸易战作为打压中国的主要手段，拜登上台以来，将中美竞争主战场切换到科技领域。拜登政府在科技领域推行“选择性脱钩”或“小院高墙”战略。

与美国的科技博弈，要穿透他们散布的“选择性披露”迷雾。

卢周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美国白宫经济科技办公室前不久发布的《选择性披露：应对长期性战争的战略性措施》报告，认为在科技领域，常规的竞争办法只能暂时延缓中国发展的速度，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中国在技术上的最终赶超，故提出“极限竞争”理论，利用其技术领先的优势，向我们不断披露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研发重点和技术成果，其中真假混杂，隐藏着技术迷雾，埋下技术陷阱，诱骗我跟进的同时误导我技术发展路径，进而消耗我有限资源，迟滞我发展的速度。报告提出了五个作战样式：（1）炫耀先进实力，威慑讹诈对手。（2）在已经走通的技术方向上释放错误诱导，防止跟踪或者后来居上。（3）在已经证明此路不通的技术方向全力公关，制造虚假繁荣，诱骗对手跟进。（4）在并行技术造谣抹黑，贴上“剽窃知识产权”标签对我诋毁，迟滞我方进展。（5）对走过大量弯路、付出过沉重代价的技术领域，把弯路、歧路描述成正道。

　　李若谷：对美国推行的科技脱钩不应再有幻想。应对脱钩的一个最重要突破点是人才。我们很多先进的科技企业都是回来的人创造的，大疆就是从美国硅谷回来的人搞起来的。要坚持不懈实施吸引人才政策，让海外科技人才有信心回来发展。

高梁（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拜登政府认为特朗普时期对华打击面太宽，同时也打击了美国在华投资的高科技公司和本国的消费者；对中国的科技封锁过于严厉反而刺激中国加快科技自主研发。所以美国缓一步，提出“小院高墙”思路：（1）在美方占有明显优势的技术领域对华严格封锁，一般科技领域保持合作，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如芯片要继续对中国出口、占领中国市场。他们有一个新的提法“分叉论”，就是有合有分。（2）对人才限制隔离，严格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的STEM（科技工数）专业求学，限制中国赴美学术交流，对在美华裔科学家实行监控，不准他们参与敏感课题或进入涉密实验室等，对打算回国的华裔顶尖科学家不择手段地限制迫害，阴狠毒辣。（3）组织遏制中国的国际联盟，特别是对网络和5G技术在不同地区实行分级管控。

我们要准备打持久战、总体战。首先要加快自己的科技研发速度，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解决创新链各环节的“堵点”“痛点”，提高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率。其次，在事关国家社会安全的敏感技术短板方面，要未雨绸缪。第三，我国发展、开放和安全战略应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创新驱动战略包括了科技问题和产业化问题，创新链的“政产学研用”各环节，“用”即科技成果产业化非常关键。我们企业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和新产品，必须以有竞争力的性价比取得用户信任，通过供需双方反复切磋、不断完善，逐步扭转国内市场长期被跨国公司占领的态势，发展自己的科技创新产品。国家对处于弱势的本国科技型企业，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如果过分强调市场开放、缺乏相应的政策平衡，高科技产品的产业化问题就始终是实施“双循环”的“痛点”和“堵点”，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也难以落实。

眭纪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科院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目前我国研发投入总量仅次于美国，研发强度2021年达2.4%，已超过欧盟的平均水平，我国科学家发表论文、申请专利都是世界第一；创新发展的效果也很显著。但我们的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创新力量布局有待优化，评价体系、科研生态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是新科技革命的挑战，过去我们主要是追赶型发展，原有模式不利于颠覆性创新的产生。二是全球化和国际科技合作遭到保护主义干扰，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毫不掩饰。三是我们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对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美间战略博弈斗争是全方位和长期性的，涵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各领域，是持久战，是力量与力量之间的掰手腕；其表象是贸易之争，背后是产业之争，核心是利益之争，实质是道路之争。博弈真正的制高点是科技，是关键核心技术。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已的事，从体制、机制各个方面来探索建立新型的举国体制，攻克卡脖子技术，力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当前国外政治经济环境仍然严峻复杂，疫情防控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有所显现。需要防范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特别是要重视各种风险因素叠加对经济增长造成系统性冲击。

与会专家认为，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我国少数领域在领跑，部分领域在并跑，多数领域还是在跟跑。要和美国人抢时间、争速度。要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发挥广大科技人员和企业的创新动力，在重大战略性领域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尽快实现技术突破。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指针，更加注重原始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力争在更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形成局部优势，在芯片、关键原材料、工业软件、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加强科技攻关，培育创新型的领军企业，培育高端的科技领军人才。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