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反映经济规模的典型指标，但近年因“未能充分反映经济实态”开始被重新审视。追求GDP对于人们而言真是幸事吗？我们听到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近日在演讲中指出，GDP作为经济指标的局限性已为人所知，有必要完善指标。

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附加值的总额，是由企业生产商品后通过销售和出口获得的利润，以及政府推进的共同项目等相加所得。这是基于联合国主导制定的国民账户体系(SNA)这一国际标准计算出来的。不过，其缺点在于难以反映较难换算成资金的东西，以及尚未确立资金换算方法的东西。

那么，不能被GDP所反映，且在经济活动中日益增大的到底是什么呢？较具代表性的是数字领域。互联网购物平台运营企业等每天都在收集关于客户性别、年龄、购物记录和行动轨迹等的数据，以有效开展促销活动，例如向客户推荐商品等。这些数据产生的价值按现有计算方法只能在GDP中得到部分体现。

网上免费服务产生的价值也未能得到全面反映。谷歌和元宇宙等“平台”企业免费提供搜索、社交网站和视频分享等服务，借助由此收集到的用户数据赚取利润。很多情况是，用户在提供免费服务的平台分享热度较高的视频等，吸引更多人关注和登录，从而导致平台获得更多收益。现状是目前无法充分把握这些免费服务创造的价值。

联合国也已认识到这一新课题，计划在2025年修订SNA之际，提示更能反映数据价值的计算方法、免费服务价值计算方法等。据日本内阁府介绍，通过修订数据价值计算方法，可将日本名义GDP推高1%至3%。已有民间机构估算数字免费服务的价值。野村综合研究所计算时参照的数据是，消费者认为可以支付费用但实际免费的服务金额。例如，免费即时通讯软件“连我”在日本国内有8200万个用户，认为“可以支付费用”的金额合计每年约达9.4万亿日元（约合642亿美元），如果加上其他社交软件，则免费服务价值约达20万亿日元。

此外，家务劳动、气候变化相关活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等近年来日益受到关注的经济活动，也未体现在GDP之中。联合国计划在新的SNA中，也提示关于家务劳动、资源可持续性、碳排放权等的计算方法，呼吁将之作为补充GDP的指标进行有效利用。

关于GDP增加并不意味着民众幸福度提升的批评由来已久。在这种背景下，南亚小国不丹因提出“国民幸福指数”(GNH)的理念而为人所知。GNH是基于内心幸福感、健康和环境等的综合指标。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支撑，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离不开产业政策的实施。日本的产业政策对于其产业体系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日本产业政策的特点及演变

战后日本具有较长时间的产业政策实践历史，在泡沫经济破灭前，日本的产业政策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实施“产业合理化政策”，通过租税特别措施、外汇配额制度、融资支持等措施，着力发展钢铁、化学、机械等产业，促进日本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20世纪70年代，日本实施“产业调整政策”，积极调整“结构性萧条产业”，加快过剩设备处置，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使日本成功克服两次石油危机的挑战，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政府对于产业政策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实施针对特定产业的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而是针对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企业经营不善的现实，转向以调整日本企业经营业务、促进创新体系形成为目标的“产业再生政策”。日本产业政策的实施对象从特定产业转变为特定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政府相继推出了《事业革新法》《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 《产业竞争力强化法》等一系列法律规范，构成了“产业再生政策”的主要内容。

“产业再生政策”包括的主要政策措施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推动企业制定业务调整计划，促进企业经营业务调整重组。依据《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推动日本企业制定“事业再构筑计划”，通过选择与集中的方式，拆分公司所属业务部门，剥离生产率低的经营业务，盘活企业经营资源，同时增加企业资本金，做大做强企业核心业务，以提高企业生产率。二是促进企业制定创新计划，引导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在《事业革新法》框架下，针对运用知识、设备、技术储备调整经营业务与经营方式的日本企业，推动其制定“事业革新计划”，给予政府性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并可享受业务调整方面的租税特别措施。在《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中创设“技术活动事业革新计划”“资源生产率革新计划”等，用于鼓励企业开展创新性经营活动。三是推动规制改革，提高产业新陈代谢，强化产业竞争力。日本政府制定《产业竞争力强化法》，设立以企业为单位的“企业实证特例制度”“消除灰色地带制度”等，消除既有的规制障碍，促进日本企业业务创新，扩展企业业务经营范围。促进企业制定“事业适应计划”，明确新产品与新服务的具体生产与导入方式，创设数字化转型投资税制、面向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等，加速企业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进程。此外，对于生产革新性药物的企业，由“产业革新机构”为其提供中长期风险资金，并派遣专业经营管理人才参与经营活动，全面促进企业开展高附加值经营活动。

日本产业政策的重构

20世纪90年代后的日本产业政策，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对推动日本产业结构转型、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对于促进日本经济走出长期低迷状态也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

“产业再生政策”的实施对于调整日本企业的经营业务以及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产生了积极作用。2003年《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修正后，共认定405个项目均实现了业务调整目标。受此影响，日本企业经营资源配置扭曲情况有所缓解，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1995-2000年的0.19%提升到2010-2015年的0.37%。

产业政策在实施中也有过沉痛教训。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全球市场曾占据压倒性优势，但从90年代起逐渐衰落， 21世纪初期日本政府使用“产业再生政策”，重振半导体产业发展。2000年，在日本政府的主导下，由NEC、日立、三菱电机三家公司的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业务部门合并设立尔必达公司。为促进该公司发展，日本政府根据《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为其注资300亿日元，以提升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事与愿违，该公司的主力产品“优先动态随机存储器”并未出现预想中的销售增长，使得尔必达公司在2012年破产，负债总额高达4480亿日元，成为战后日本最大的制造业企业破产事件。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日本政府重新调整对于产业政策的态度，重新构筑产业政策框架，强化产业政策的实施。日本政府认为，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自行调节，则无法有效推动经济结构迅速转型，难以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挑战。2021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经济产业政策新机轴”报告指出，需要构建既不同于由政府主导的传统产业政策，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新产业政策框架；明确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制定大规模财政支出计划，构建与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的、官民一体的产业政策新框架。为此，日本政府重新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产业再生政策”，转为实施具有加大国家投入特征的产业政策。受此影响，当前日本产业政策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施绿色增长战略。将海上风电、氢能源、蓄电池、半导体等14个产业认定为重点发展产业，为每个产业制定具体的发展方案，并设立“绿色创新基金”，强化绿色产业领域技术研发。二是加强经济安全政策。强化关键零部件的国内生产，构建多元化海外供应链体系，强化日本企业抗风险能力。三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与完善劳动社会保障。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援措施，推动劳动方式改革，加强人力资本投资。

日本产业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一方面，吸取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产业政策的教训，积极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产业政策致力于调整日本企业的经营业务、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但是对于产业升级转型的投入力度不够，没有对新兴产业发展给予足够支持，以至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有限。为此，要吸取日本产业政策转变的教训，坚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机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补齐短板弱项，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将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是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引导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投入，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二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加强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多路径探索和交叉融合，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设备、绿色环保等领域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三是构建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聚焦产业升级转型需要，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有选择性地吸取日本的经验，完善产业政策的实施方法。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产业政策虽然总体支出力度下降，但是政策的精确性和准确度上升，其经验可供中国参考。一是推动企业制定计划，提升企业的资源使用效率，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例如，推动企业制定“事业再构筑计划”，明确企业业务调整范围，做大做强企业的核心业务，拆分低效率的经营业务，提高企业资源使用效率。促进企业制定“生产率革新计划”，明确企业所要开展的技术创新内容及其所需要的设备投资，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性活动。二是在产业政策的实施层面，制定详细的认定标准，加大政策监管力度。可借鉴日本的做法，由政府制定详细的认定标准，仅当企业提交的计划符合生产率、财务健全化、技术创新等标准的基础上，才给予认定。此外，在企业执行计划的过程中，监督企业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在援助结束后公示该计划对企业业务经营发展所起的作用。

（编辑 宋斌斌）

　  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的出台标志着日本科技体制发生重大变革，自此日本逐渐构筑了系统、独立、连续的科技政策体系。根据该法，日本每5年制定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后修订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以下简称“基本计划”），为推进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基础指导。截至2023年，日本已制定了6期“基本计划”，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强化科技政策制定的法律保障、决策机制及评价体系等，政策目标、内容不断升级，日本逐步确立了在基础科学、核心技术领域的国际优势地位，其科技规划经验对于中国具有参考意义。

日本不断完善科技政策体系

　　逐步强化科技政策制定的法律保障。《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是日本制定科技创新政策的基本遵循。1995年，日本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为日本制定科技政策提供了法律保障，促进了科技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规范化、常态化。自此，日本每5年制定一期的“基本计划”成为日本科技发展的主要指引。2020年，日本修订《科学技术基本法》，并将其更名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创新基本法突出了创新内涵，将人文社会科学纳入基本法范畴，并提出确保和培养研发人员、尊重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自主性、以综合性知识体系应对国内外社会课题等目标。

　　不断完善科技政策决策机制。1956年，日本成立科学技术厅，负责自然科学与产业技术的行政管理。1959年，日本成立了集权程度更高的科学技术中央机构即“科学技术会议”（CST），该机构超越了科技厅管辖范围，将人文科学领域及大学科学研究都纳入管理范围，标志着日本政府首次以强力手段控制了国家的科技行政。随着日本行政机构的全面改革，2001年，日本在CST基础上成立“综合科学技术会议”（CSTP），2014年进一步改革为“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I），作为推进科技创新政策的司令部，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直接领导下，统筹国家整体科技发展，计划和拟定综合性的科技政策，并进行相关协调。通过多次改革与实践，日本构建了权威的科技政策决策机制，不仅强化了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有效破除了有关行政机关的职权分割，使内阁在推进科技战略过程中能够高效、精准施策。

　　持续健全科技政策评价体系。日本高度重视通过完善评价体系提升科技政策实施效率与效果。一是制定专门性法律和政策指南，为政策评价提供制度保障。1997年，为了有效推进第1期“基本计划”，评价其政策效果，CSTP制定了《国家研究开发通用评价方法实施大纲指南》（2001年更名为《国家研究开发评价指南》），由此日本正式构建了现行科技政策评价体系。21世纪初，日本颁布《关于政策评价的标准指针》《政策评价基本方针》及《关于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评价的法律》，搭建了日本政策评价的基本法律体系，形成了日本科技政策的基本法律保障。二是不断完善科技政策评价组织体系及运行机制。例如，CSTI下设评价专门调查会，主要负责研究开发政策评价的调查与监督，在科技政策评价具体过程中执行PDCA模式（plan-do-check-action）,构建了从事前评估、事中审核到事后评价完整的评价体系。

　　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国内形势稳定及经济高速发展，日本政府谋求制定独立、系统、综合性的科技政策，其政策重点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促进新产品应用及开发研究等。随着日本依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实现产业技术全面现代化，国际社会对日本科技发展“搭便车”的批判增多，日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此外，日本试图通过经济、科技力量谋求军事政治大国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科技政策重点向基础研究与尖端科技领域倾斜，并强调日本科技发展的世界贡献。日本内阁于1986年、1992年分别通过的《科学技术政策大纲》《科学技术政策大纲（修订版）》均体现了上述思想，并被认为是后来“基本计划”的原型。

日本科技“基本计划”不断升级

　　第1期“基本计划”（1996-2000）于1996年出台。作为指导日本1996年至2000年科技发展的纲领性规划，它旨在从追随欧美科技政策出发，重视加强基础研究并推进重要领域的应用研发，在开拓前沿科技领域、应对人类共同课题方面贡献日本力量。为此，日本加大研发投入，推进研发体制改革，例如确立研发资金分配制度、提出“博士万人计划”等。

　　第2期“基本计划”（2001-2005）与第3期“基本计划”（2006-2010）基本上以提升日本国际竞争力为主要目标。第2期“基本计划”提出建设竞争性研发环境及竞争性资金倍增计划，设定了资源优先分配的四个重点领域，即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纳米技术与材料领域，同时强调产学官合作机制改革、科技伦理及社会责任等。

　　第3期“基本计划”进一步细化政策目标。研发预算支持仍然以生命科学等四个领域为重点，强调推进能源技术、制造技术、社会基础技术及前沿科学领域的研发工作，开始强调创新的重要性。

　　第4期“基本计划”（2011-2015）本来预定于2010年度内制定。但是受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影响，CSTP大幅修改了计划内容，将风险管理与危机管控纳入其中，致力于促进日本灾后重建与发展。日本还制定了相关创新政策，使之与科技政策协调，作为“科技创新政策”统筹推进。除此之外，日本还提出“问题解决型”政策部署，通过事先设定国家应解决的课题，以课题为导向促进科技政策及其他公共政策的有机结合，并提出改进及完善研发评价体系，建立科技政策评价的PDCA模式。自2013年开始，日本开始系统制定年度科技创新重点计划，如《科技创新综合战略》《综合创新战略》等，统筹规划短期工作任务。

　　第5期“基本计划”（2016-2020）于2016年开始实施。随着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科技成果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渗透到人类社会体系的方方面面，日本突破性提出实现世界领先的“超智能社会”（Society 5.0），并首次以定量方法设置了主要计划、主要目标及衡量指标，并针对每个细分领域设定了更详细的指标。

　　第6期“基本计划”（2021-2025）进一步明确Society 5.0的具体内容，并提出针对性政策举措。2020年之后，国际格局发生巨变，大国科技博弈加剧，日本在其内外环境更加复杂的背景下，对保持科技优势及防范技术外流更为重视。第6期“基本计划”提出政府应加强对大学科研活动的风险管理，并且开展新型科技外交。

日本6期“基本计划”存在一定共性，但是政策目标、内容逐渐升级，政策重点不断变化。上述6期“基本计划”都涉及人才教育与培养、产学官合作、知识产权、研究基础环境整备、研发资金分配、政策评价、国际合作以及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等内容。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日本科技政策目标逐渐升级，政策内容更加丰富，政策重点也发生转移。例如，其政策目标从促进基础研究、实现自主创新向开拓科技潜力、提高科技竞争力及确保科技优势与安全等过渡，从促进经济增长向提升国家竞争力过渡，进而向实现世界领先的社会变革等过渡。政策内容不仅涵盖推动科技发展的政策举措，而且覆盖政策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政策重点从关注研发资金分配、研发体制改革等研发上游环节扩大到下游社会层面，关注涉及科技创新的方方面面；从强调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课题、提高国际贡献向应对全球性课题、构筑全球性创新体系、在协调与竞争视角下加强科技外交等过渡。

日本科技规划演变的启示

　　相较于欧美国家，中国与日本在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相近之处，其科技规划经验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科技规划的目标管理。日本不断加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与规划能力，跨越各省厅职责分割，建立了高度集权的科技政策决策机制，并在科技规划中重视完善政策评价及目标管理。由于科技发展本身涉及领域较多，科技规划目标任务也较为复杂，因此，中国有必要加强中央政府对科技规划制定与实施的组织领导。为了更好发挥科技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要进一步完善科技规划的目标管理，细化年度实施计划并制定便于定量的评价指标，提高科技规划效率效果评价的“精确度”。

　　其次，重视建立问题解决型科技规划思路，为应对全球性课题贡献中国科技力量。21世纪以来，日本逐步形成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科技规划思路，不仅强调在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课题方面贡献日本科技力量，而且试图借助科技发展实现领先于世界的社会变革。随着大国博弈加剧，中国不但要积极对外传播中国科技创新理念，而且要积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共同致力于全球性课题的应对，提升中国科技力量的国际贡献。

　　第三，促进科技创新与社会创新协同，完善创新生态建设。日本自第3期“基本计划”开始愈加强调创新的重要性，积极促进科技创新与社会创新协同，加强技术要素与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相互融合。近年来，中国正在不断完善法律、政策，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与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善研发创新环境等等。未来，中国应加快落实科技体制改革各项举措，在内联市场、外促合作背景下，完善整体的科技创新生态建设。

　　（编辑 宋斌斌）

破除关于中美两国的迷思（续）

美国独有的迷思

美国军队优越性及不可战胜性的迷思。

美国的军事开支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中。美国军队看似无可匹敌，实则如何?

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从未依靠自己赢得一场大型战争。美国在一战后期（1917年）才加入战争。当然，美国对一战的贡献是决定性的。而在二战中，美国只有在1941年12月被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才宣布加入战争。此时战争已开始两年多了。在1943-1944年，美国才开辟了欧洲战场前线。美国的确为盟友提供了资助，但在东方正面战场上对抗强大纳粹的是苏联，而且其损失巨大！

美国在1941年12月珍珠港被日本袭击后才加入二战，攻打日本。此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赢得了战争。

从纸面上看，似乎可以相信美国军队是帮助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强大支撑，这不只是震慑之用。美国依仗着自身的优势无所顾忌地使用武力，欺负或攻击不服从其统治的国家。例如，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国家想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定价，却遭受美国煽动的政变并受到美国以公开、非公开战争等方式进行的攻击。

无论如何，最终目标都是维持美国军事主导权，只是把大规模地区性公开战争政策换成了非公开战争策略。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军队行动的覆盖范围扩大到149个国家，约占全球国家数量的75%，与20世纪末相比大约上升了148%。当时美国突击部队仅在60个国家活动。

2019年，美国每周都会派遣特种作战部队到82个国家。此外，美国向非洲大陆派遣了更多突击部队，进行各种广泛活动，包括训练军队和当地安全部队，提供军事信息支持，发动新型战争，进行反恐行动及演练等。自美国诞生后，约93%的时间都在战争中度过，自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到2015年的这239年间，有222年美国都处于战争之中。从印第安人战争开始，美国的非法入侵行为就从不间断。从冷战时起，美国发动了13场非法入侵战争，曾至少59次尝试过在其他国家推动政变。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纽约双子塔之后，美国发动了一场非理性的“反恐战争”，导致至少3700万人流离失所，而统计数据无法准确描述这些人遭受伤害的程度。无论在个人、家庭、城市、地区，还是国家层面，流离失所都造成了人们在身体、情感和经济上不可计量的伤害。

特朗普频繁使用的除了非公开战争手段，还有非法域外制裁手段。作为总方针之一，美国希望在每一次自认为国家利益受威胁时，都能够通过决策和立法使美国有权在全世界采取域外干涉。美国自认为的“利益威胁”在国际法中是站不住脚的。目前，美国正在使用经济制裁和禁运等手段对付多个国家，而完全不理会这些措施是否经过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同意。然而，只有后者才拥有国际法赋予的实施制裁的权利。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竟威胁国际刑事法院成员，若他们胆敢以战争罪调查或起诉美国官员，美国将对他们实施制裁。然而，美国即便没有完全遵守国际法及其在国际条约或其他约定中做出的承诺，却还是声称自己在推广“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一直以此作为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

至于美国与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关系，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美国自冷战开始以来至少有81次干预他国选举的行为；

•美国设立众多非法监狱，对美国的敌人秘密进行折磨。

美国的行为违背了其一直以来宣扬的以软实力服人的立场，而“软实力是塑造他人偏好的能力，这种能力往往与无形资产有关……”。从21世纪初开始，美国采取经济/军事手段威胁他国的行为屡屡失败。一些国家深知定会受到美国经济/军事打击，但仍然愿意进行抵抗。

一系列的现象表明，世界各国已经不再惧怕美国力量。例如，2020年11月15日，由中国牵头的15个国家在历经8年协商后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将覆盖30%的国际贸易量、23亿人口。这是中国首个多边贸易协定，颇具影响力的国际战略研究所毫不迟疑地表示，这一协定是“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一次胜利”。再例如，欧盟和中国于2020年12月30日完成了重要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西方对中国的诸多谬见

西方世界对中国以及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及其国际关系存在诸多谬见。这些谬见与当今中国现实存在差异。

谬见1：当今中国是独裁政权

许多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以中国共产党非民主、威权甚至极权的力量来解释其执政地位和治理功能，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标准来评判中国几乎毫无意义，但无数西方学者是这样做的。他们的结论，即中国的弱点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崩溃，除非中国按照西方价值观进行改造。而中国能够通过不断调整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成功地坚持了自己选择的道路。中国崩溃在可预见的未来肯定也不会发生。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和谐、团结、稳定的中国基本价值观的同时，成功地实现了社会改革及相关变革，验证其从根本上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们发现，中国的权力运作方式与西方学者和主流媒体所称的独裁政权概念截然不同。诚然，中央集权表面看似乎是自由民主制度的障碍，但问题是，中国在国家管控之下，实现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实现共同富裕，利用市场机制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率，难道这样不足以满足社会公平发展的需求吗？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便是增强国家竞争力，使中国真正走向独立自主富强并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两者之间紧密联系、互为因果。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做出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选择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战略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即恢复中国的强大国力，抵御19世纪以来中国遭受的外部入侵。二者殊途同归。当然，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赋予人民更多经济方面的经营和体制上的自由。

文化与传媒体系内发生的变化则更加有趣。与西方国家一样，执政党通过知识生产、观念和价值观引导，让人们理解并最终支持现有的社会组织方式。中国共产党须确保各类出版社、智库、大众及网络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教育机构以及电影、电视、广播所传播的思想不能与党和国家主权和政策背道而驰。中国人意识到，这些渠道可能会被用来传播具有破坏性倾向的言论，甚至被用于颠覆政权。这正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针对目标国家所采取的手段。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一直是美国发动经济制裁和颠覆政权行动的目标国家，这些行动时至今日仍在持续，再加上西方国家对颠覆中国大陆活动的支持，我们就能够理解中国将采取国家安全手段来保卫主权的原因。

一个广为认同的事实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尽管在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中国近些年来也十分重视这些问题，大部分中国人民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发展政策的。党和国家所获得的中国人民的支持是不可否认的，再平衡策略似乎实现了预期目标。然而，在全国范围，中国从未出现大规模的反体制运动。中国人将经济发展放在优先位置，视其为实现自由、保障权利的途径，即摆脱贫困和饥饿的自由，以及享受社会保障和教育的权利。中国也始终遵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

谬见2：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许多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西方学者误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因此断定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即使他们不得不使用“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来自圆其说。这种结论是非常肤浅的。中国一直明确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显然，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制度体系上存在差异。费尔南多·布罗代尔认为，在生产消费关系组织发生改变的历史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受到三种现象的制约。第一，受到持续存在的物质生活重要领域的制约。第二，受到国家的制约。国家会通过参与生产过程来满足自身的需求，或者满足被国家视为对民众有利的需求，无论是对民众直接有利还是通过经济政策对民众有利。第三，受到货币角色的制约。货币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价格进行干预，这正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西方，市场经济受到的限制主要是来自上层的、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保留了控制、引导和限制经济需求和供应的职能。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不是引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

中国一直在呼吁西方国家承认其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然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公有制经济才是其主体组成部分。有些西方学者称中国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

用“市场经济”来描述中国体制容易使人误解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是类同的，或者至少在向着西方的方向演变。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进行体制转型，将计划改为规划，向私人企业和资本（包括民营资本和外资）开放经济活动等更多是遵循了中国经济的现实，应将这些创新称作“市场机制”改革，它们并非真正采取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1978年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出现的经济组织的形式绝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应当被视作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区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主导性地位清楚地表明中国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经济。我们应牢记：尽管物质生活(例如大部分非正规经济)中存在一些重要的但并非主导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要素，市场机制仍然是由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所引导和管控，公有制经济作为主体，引导和控制着中国经济活动。这与西方经验存在诸多区别。当今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特征，充分表明中国正在逐步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目前而言，中国和西方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应将两种制度简单地理解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两种模式。

谬见3：中国只能模仿西方

这一谬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西方学者反复提及。中国经济发展确实是从对技能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起步的。在中国赶超阶段，必然要进行学习和模仿，促进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中国就在提升劳动力素质方面花了大力气。1963年，周恩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随后几十年中国的发展表明四个现代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这一目标指引着中国领导人不断发展有助于提升综合国力的最重要的科学技术。

谬见4：中国的中产阶层终会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制度

西方的这一预测仍然是基于西方经验提出的。中国中产阶层的收入实现了跨越式上升。中国中产阶层将会在不远的将来要求更多政治自由，最终导致现行体制的终结。如果我们能够明晰中国和西方在不同的历史道路上的发展实际上依托的是两套迥然相异的价值体系，就会认识到这种设想根本不可能成立。

自21世纪初开始，麦肯锡研究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2006年，麦肯锡发布了一份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城乡家庭数据（城乡家庭数量和可支配收入）而做出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预测中国中产阶层在2025年将达到5.2亿的惊人规模，超过了中国预期城市人口的一半。近期，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的《中国实力报告》，城市中产阶层(中上阶层和普通中产)的人数将达到6.15亿。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已经远远超过了英国脱欧前的欧盟国家总人口。

这些研究结论表明，新中产阶层将会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从投资、出口等拉动经济转向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重要依靠。然而，《中国实力报告》指出，这种新趋势也可能会加剧中产阶层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进一步削弱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合作精神，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更是无须多言。我们看到的预测是：随着中国中产阶层收入上升，他们必然会和西方中产阶层一样，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在2020年报告中，该研究团队发现，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在所有方面的满意度都提升了，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目前的能力和效率比以往有很大提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向内陆省份特别是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投入了大量资金。

哈佛大学的这项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相较于党和国家的政治宣传和舆论审查，中国人民的态度更多是和他们物质生活的真实变化挂钩的。如果中共中央未能妥善应对经济增长趋缓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这种支持度是会下降的。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都比较高，即使是相对贫困群体也是如此，那么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最多的中产阶层在不发生重大危机的情况下，并不可能突然要求中共中央改变其政策。因此，部分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中国社会内部会产生政权更迭诉求的观点，反映出的是他们对中国社会内部运行机制的无知。

谬见5：中国正在实施帝国主义外交政策

这一谬见包含两个内在联系的维度：（1）中国要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其政治和经济模式；（2）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取代美国，进而掌控世界。

这一谬见的第一个维度很容易反驳。中国经济的惊人成就归功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的成功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政府应当全力投身于发展。和西方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从不追求在与其有经济、文化往来的国家强制推行其发展模式。

中国主张在国际合作中奉行双赢原则，同时兼顾各方利益，重要的是参与国对此抱有积极态度，很多国家都欢迎这种建立合作的方式，不仅是因为这种方式没有政治压力，更是因为中国、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的投资者都由此获得了更多选择。此外，中国一直在大力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中国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完善国家的基础设施，政府在国家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美国人认为，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所遵循的逻辑是：中国在拥有足够强大的海外扩张实力后，便会走上和西方相同的道路。自古以来，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关系。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交往是由文化兴趣所驱动的，中国希望在不进行领土征服的情况下发展经贸关系。中国著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记载了公元前2世纪汉朝大使张骞出使西域(中亚及更远的区域)，法国汉学家雅克·班巴诺翻译了司马迁的出使记载, 对张骞的事迹做了总结：“……中国汉代对外出使的信念并不是军事征服性质的，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文化和商贸关系。”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曾专门援引了张骞的事迹。中国遵循了这样的路径：将传统文化思想、行为方式与西方进行融合。到目前为止，中国成功地坚守住了自主权，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

要想理解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以及中国为实现其基本目标所采取的战略，就必须理解中国的一条基本原则：恢复世界大国地位，重新得到认可和尊重。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宣言：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要理解中国的战略，就要清楚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中国既独立于西方，又无意干涉西方。中国成功地传承其在悠久的世俗社会历史中发展出的基本价值观，并在国际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西方文化、经济进行融合，遵循中国传统的政策决策和实施方式，得以逐步实现中国梦想。

美国意识形态的特殊性

在分析美国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时，首先要强调美国独特的意识形态得以巩固和发展的条件。

上帝、“拣选”、“例外主义”和普世主义

认为美国人是上帝拣选出的人，这是开国元勋们共有的信仰。这一信仰是美国外交政策双重属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其第一重属性是例外主义，即美国是上帝拣选的国家。上帝拣选的“优秀子民”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国，并将其打造成一个世界其他国家都应当效仿的“纯洁的”和卓越的典范。这一属性在《独立宣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实践中，孤立主义作为例外主义的结果，是美国外交政策第一重属性的组成部分。但是孤立主义并不意味着美国应当完全与欧洲隔绝，而是说，卓越的美国是欧洲国家将美国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

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二重属性——普世主义。美国在全球推行“普世价值”的解说是，由于上帝是普世的，那么被上帝拣选的人民就被上帝授予了传播“普世价值”的使命。被上帝拣选的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具有了干涉他国的权利乃至义务。普世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干涉主义，以在全世界传播“普世价值”为目标。

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两重属性，是相互矛盾的。然而，在面对要不要干涉某国际事件的选择时，二者是共存的，是相互协调的。事实上，自美国成立以来，干涉主义就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面。

引领世界走向历史终结的权利和义务

美国意识形态构成了一整套强大完整且内部联系紧密的信念。这种意识形态已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在其深入人心后，人们在看待世界的思想和行为赋予的意义时，便会遵循它。这种意识形态事实上在美国成立时便已开始发挥作用，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我们很容易发现它已经成为一种无坚不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摧毁了美国精英以其他方式看待世界的能力，他们无法想象美国可以在世界上扮演其他角色。现在国际体系内部的情况已经和二战结束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了。而美国精英们仍然固守维持美国冷战思维，特别是苏联解体后营造的国际秩序。

其次，通过推行其意识形态，美国赋予自身一种在全世界实施一系列大规模破坏行动的权利和义务。美国总是一边为自己（及其盟友）整合经济和军事资源实施大规模杀伤性行动进行辩护，一边谴责敌人实施同样的行动。这就是美国和欧洲都在使用的著名的双重标准。

美国对目标国家频繁使用经济和军事手段，违背了美国精英的另一条基本信念，其在人权、自由、民主等多个方面具有的吸引力。当使用其他手段难以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时，军事手段就是美国实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在不使用军事干涉或武力手段的情况下，让世界所有国家采纳所谓的民主制度？事实上，美国的历史表明，它经常使用军事手段以外其他手段来推行所谓的“民主”，即使武力总是作为最后的手段。实施经济制裁不也是这样吗？制裁的目的是让目标国的民众陷入饥荒，从而推翻非民主的政府，代之以代表美国及其国家利益的政府，时至今日，美国仍然在伊朗和委内瑞拉实施这样的策略。利用美国政府资助的、打着“非政府组织”旗号的组织不也是这样吗？例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自由之家。这些组织在资助和训练全世界的“民主化运动”方面十分活跃，这种活动甚至在“和平”示威者中催生出了暴力行为，就像在中国香港和泰国发生的事情一样。美国目前正在对许多国家实施的制裁就是这种手段之一。当美国人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即使是那些根本没有能力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的、地处偏远的国家，美国都能发现其在某方面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简言之，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传统的帝国主义干涉政策还将继续。

中国“威胁”：新冷战仍将持续

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甚至比特朗普政府更加坚决。制裁仍然在实施。美国对中国的干预瞄准了3个非常敏感的地区：香港、新疆和西藏。这表明美国当今的对华战略，依然是基于美国传统意识形态。这种倾向在诸多政府官方文件、政治家和高级官员讲话、主流智库和媒体，乃至大学教授和研究者的言论中随处可见。

由《外交事务》杂志的两位作者撰写并发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两位作者之一哈尔·布兰兹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亨利·基辛格全球事务杰出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另一位作者扎克·库珀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这篇文章题为《中美之争是价值观之争，大国竞争不能只在利益上取胜》，作者说：“虽然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不是冷战的重演，但冷战史对当今的决策者们仍是有益的借鉴。”中美竞争确实不是冷战的重演。该文章反复强调“民主价值观”的重要性，作者认为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非对称优势”，明显地暗示，民主价值观应当是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拜登总统和他的团队成员的讲话中就可以看出来，美国对敌人和盟国进行的无数制裁（新的和旧的）、军事资源（包括核武器）的不断膨胀以及在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周边组织大规模军事演习将其自信表露无遗。这些国家没有一个与美国接壤，但是美国和北约一直在寻求包围这些国家，并步步紧逼。大卫·韦恩，对美国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研究最深的专家之一，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插入了两张地图，其中一张地图题为“包围敌人”，标出的是现实中的美国在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附近的军事基地。

在2021年3月的阿拉斯加峰会，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变得清晰了，警告中国实施的政策破坏了美国推行的有利于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显然中国已经崛起，不会再接受一个数十年来不断挑起战争和政权更迭的国家对中国进行单方面批评。“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十分严重，也应该明白在当下的多极化世界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是中国官员第一次以如此清晰直白的方式告诫美国官员。显然，这次会晤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

现在我们可以说，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价值观主导了其外交政策。美国将高尚的共和国构想作为其他国家应当模仿的典范，并将其作为“普世价值”的大本营，这个自称卓越的、不可或缺的国家就会不可避免地向外部强势输送自身的力量，扩张将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不可抗拒的使命。美国自然便会将那些反对其扩张的国家视为对其价值观、利益和其所塑造的世界的致命威胁。

（编辑 季节）

在全球250多项环境公约当中，有近20项与国际贸易直接相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统领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气变协定》。这些规则体系均着力解决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求缔约国不得以降低环境标准来支持不正当竞争；另一方面，不得假托环境保护之名实施市场保护主义和歧视性政策。

我国对绝大多数国际环境公约均高度认同，并在加入之后将之转制为国内法规和政策予以执行。在全面整理关涉环境议题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对我国直接和潜在影响最大的三个规则体系，包括世界贸易组织规则、CPTPP规则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这三个规则体系分别接纳了众多现有的国际环境公约。我国是世贸组织的核心成员，正式提出了加入CPTPP的申请，如期结束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在双循环背景下，认真对标并如约践行这三项规则体系中的环保承诺，对内将有助于我国如期达成双碳目标，对外有助于为我国早日加入《CPTPP协定》和启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创造条件，在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对立统一

贸易与环境是维系和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两大支柱，贸易通过市场机制调动参与者的趋利性得以实现，环境作为公共品，需启动公共职能以防范无形之手所引致的负外部性。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必然导致市场垄断、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负外部性，从而伤及公共利益乃至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因此，约束经济活动的各种负外部性溢出，已成为各国加强治理规范的重要内容。

调和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关系，是国际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治理的中心目标。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在给定时期内，各国的治理政策必然各有侧重，需要在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建立必要的平衡。国际经贸规则需要在全球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求得必要的平衡。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协调众多参与方的利益诉求，形成一套致力于提升人类生存与发展总体质量的规则体系，在促进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约束以邻为壑的不公平经贸政策与实践。

关涉贸易的国际环境公约

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之下，联合国统率着人类全面发展的最高目标。以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上发布的《人类环境宣言》为标志，国际社会对环境的关注与日俱增。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理事会1976年4月首次讨论臭氧层破坏问题，到1985年《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再到1990年达成《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意味着全球开启了环境保护规则化的新时代。1992年，在联合国于巴西里约举办的“地球高峰会议”（Rio Earth Summit）上，各国共同签署了《里约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森林原则》及《二十一世纪议程》(Agenda 21)等一揽子规则，开始将国际贸易与全球环境议题联结在一起。迄今为止，已有250多项与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保护有关的国际规则在产业链的不同阶段涉及到国际经贸问题。根据世贸组织统计，其中约有15项专门纳入了为防止环境危害而限制贸易的条款，国际上达成的35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也在陆续跟进。结合最新进展，表1列举了18项关涉贸易的国际环境公约以及中国的加入状况。

表1：关涉贸易的国际环境公约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数据库以及相关国际机构官方网站整理汇编

继千年目标之后，联合国2015年出台为期15年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机构和多边规则体系纷纷围绕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出倡议和新规，并加强相互协调行动。在气候变化领域，最具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公约有三项，一是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二是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三是2015年的《巴黎气变协定》。三项约定均聚焦于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相互衔接，路径和权责更加清晰明确，一以贯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充分考虑到了各方诉求和能力的平衡性。

为防范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巴黎气变协定》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作出了统一安排：长期目标以前工业化时期为基准，到2050年达到碳中和，到2100年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之内。在7年中，该协定得到了全球178个缔约方共同签署，数量超过世贸组织成员，足见世界各国迫切应对气候变化的高度共识。其“棘齿锁定”（Ratchet）机制和定期评估机制也决定了各方履责的进步性。各成员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原来尽力推卸责任承担逐步转变为机会共享，既有助于敦促国内提升环境质量，又能加强在国际经贸合作领域的合规性，于是陆续将约定的核心内容转制为国内法规。

我国在气变领域的努力

相对于美国的患得患失，① 我国作为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31%的后起工业和贸易大国，始终在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创造性地履行减排承诺。自2016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巴黎气变协定》以来，中国在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完善体制机制、加强能力建设、鼓励地方行动、提升公众意识等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

2011年我国开始在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7年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发布，标志着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分行业的全面启动。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实现了双降。碳市场确实发挥了它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地方低碳发展的作用。2020年9月，我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202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对如何实现双碳目标做出了系统谋划、总体部署。

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率先承诺中国“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并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低碳能源。作为2013年以来在海外煤电投入最大的国家，中国取消或停建了近一半已规划和许可的项目。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的报告显示，进入2021年，除了几家中国煤电设备供应商签订的工程合同，中国尚未投资任何海外煤电项目。①

世贸组织在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平衡机制

作为旨在消除国际贸易壁垒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多边机制和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长期以来没有就国际贸易问题专门制定针对环境的约束性协定，但把环境保护视为贯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项基础性目标，接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定的《多边环境协定》（MEAs），并在多项协议中均加入了绿色条款，专门成立了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负责协调处理成员国在贸易与环境领域的争议。新近达成的《反渔业补贴协定》，更是世贸组织将环境问题纳入正式关注议程的一次突破。

世贸组织一直力求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鼓励成员国采取环境保护措施之间求得一种谨慎的平衡，平衡点的关键在于识别并防止成员国假借环境保护之名，行非关税或技术性贸易壁垒之实。

在非歧视原则之下，世贸组织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第20条第2款和第7款作出了两项与环境有关的一般例外规定：（1）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要的措施；（2）与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并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一同实施的措施。从其诸多判例的操作实践来看，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对这两项规定逐步采取了“例外从严”的态度，从“最低贸易限制”角度严格考察此类措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要求“此类措施的实施必须以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武断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的方式进行”，既而导致多数援引一般例外的抗辩难以取得成功。

作为稀土生产和出口大国（占全球90%以上），我国自2010年起对稀土出口实施配额限制，提供了基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的环境保护例外条款，防止过度开采，以减少环境污染和保护稀土资源，主张这一措施是中国推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举遭到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的连续投诉，指控我国限制矾土、镁、钨、钼等稀土出口违反了世贸组织的公平贸易原则。2014年8月7日世贸组织裁定我国在此上诉案中败诉的理由是，中国实施出口限制给中资企业带来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致使外国企业以成倍的价格获取这些原材料，因而违背了世贸组织的公平贸易原则；一国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并不构成其控制国际市场或全球原材料分配的理由。

世贸组织的《技术贸易壁垒协定》（TBT）和《食品安全检验与动植物防疫检疫措施》（SPS）明确承认成员国自主决定动植物保护水平的权利，但同样规定，为产品设立的环保规范不得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世贸组织针对环境保护的最新进展

基于2021年2月的《可持续渔业及水产养殖业宣言》（Declaration for Sustainabl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了“可持续、高效及公平”的“蓝色转型”（Blue Transformation）理念，要求各成员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过度捕捞对海洋生态的破坏。该倡议得到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响应，鉴于政府补贴加剧了渔业过度捕捞问题，加速了海洋渔业资源萎缩，世贸组织认定减少用于增强捕捞能力的补贴是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可行路径。

2022年7月第12届部长会议上达成的《渔业补贴协定》成为了该组织20多年来在海洋生态保护领域取得的一次具体而明确的突破性进展，为各成员国海洋捕捞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空间和制度保障。作为建立全球多边统一渔业补贴规则的第一步，该《协定》根据《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要求成员国禁止对非法、非披露、非规范的公海捕捞机构提供补贴。据欧洲议会渔业委员会估算，全球每年的渔业补贴总额高达350亿美元左右，其中有200亿美元以燃油补贴和免税项目等形式资助了大型捕捞船队。中国、欧盟、美国、韩国和日本被认为是提供渔业补贴的大国，合计约占全球渔业补贴总额的58%。

限制渔业补贴在短期内显然不利于国际贸易增长，世贸组织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一方面反映了其坚守公平贸易的原则，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高度重视。

在深度参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为顺应协定的要求，我国已经事先着手调整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在“十四五”渔业补助政策文件中提出发放“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推行近海和公海自主休渔，对多个渔场试行渔船总量限制管理，引导渔民执行资源养护任务，以压减近海捕捞强度。①

《CPTPP协定》协调区域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

2021年9月16日，我国正式提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协定》）。该协定承袭了世贸组织促进国际贸易的宗旨，同时更加深入地接纳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明确规定了缔约方的环境责任，构成了该领域迄今最为完备的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条规（表2）。该协定要求各方承诺不为鼓励贸易投资而降低环境保护标准，在各缔约国环保的范围、义务以及约束等方面均提出了高标准，同时还设置了成员国在该领域的合作框架，将环保与贸易制裁挂钩，并纳入争端解决条款作为违反环境保护义务的解决依据。

表2：《CPTPP协定》关于环境保护的约定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与投资相关的环境约定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CAI）经历了为期8年的艰苦谈判，在2020年12月30日正式宣布完成。但中欧双方后续在新疆人权问题上的对峙，致使《协定》被欧洲议会无限期冻结。《协定》为中欧投资关系建立起了一个统一而规范的高质量法律框架。

欧洲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首倡者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支持者，因此在《协定》中明确突出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议题，力图将环境和劳工问题纳入可执行的投资政策和商业决策。在环境问题上，《协定》列举了一系列双方需要遵守的国际环境条约，并重点强调对《巴黎气变协定》的有效执行。透明度和公平性是《协定》的核心原则，也是落实基于价值的投资的基本方式。《协定》认识到企业是投资和环保的主体，要求缔约方按照《联合国全球契约》、《联合国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原则三方宣言》、《经合组织多国企业准则》等指导性文件支持负责任的商业实践。

表3：《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与投资相关的环境约定

来源：根据《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英文版整理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21/january/tradoc_159346.pdf

探索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改革开放新路径

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以牺牲环境作为发展经济的道路已难以前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我国一直致力于稳步提升环保标准，促进生产方式转型。

我国正式申请加入的CPTPP协定和已经完成谈判的CAI，均载明了高标准的环境规则。我国积极加入世界环境保护组织、国际环境情报网，绿色和平组织，签署了一系列国际环保公约，在履行国际环保义务的同时，以绿色发展理念追求高质量经济增长。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展开，现有自贸协定的升级和未来更多自贸协定的达成，尤其是 “一带一路”伙伴关系的深化，必将更多地纳入约束性的环境规则。我国应注重考虑以下五个方面：

1.坚持“共同但差别责任原则”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有理由在环保承诺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我们也必须正视自2006年起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以及近年来超过OECD国家二氧化碳排放总和的现状，以“双碳”目标为指引，转变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走出一条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慎用WTO与环境有关的一般例外规定

对于成员国以环保为由限制自由贸易的措施，WTO两项与环境有关的一般例外规定虽然赋予其合法性，但从其诸多判例的操作实践来看，其非歧视原则一直被置于优先地位。我国对稀土出口实施配额限制，虽然提供了充分的环保理由，但终因未能贯彻非歧视原则而两度败诉。

3.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识别差距，查漏补缺

我国在众多双边自贸协定中，未曾涉及生态环境问题。

我国已加入的RCEP目前不涉及国内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但鉴于其向CPTPP对标的必然趋势，我国可以针对各成员国不同的发展水平，主动就平衡环境与贸易发展问题提出政策主张和规则建议，在区域经贸规则升级中发挥引领作用。

CPTPP承袭了世贸组织促进国际贸易的宗旨，同时更加深入地接纳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因此采用大量篇幅明确规定了缔约方的环境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海洋保护与渔业捕捞、财政补贴、多边环境协议（MEAs）义务约束、生物多样性保护、打击非法行为、信息公开、环境争端解决程序等事项，都属于该协定规制的实质内容，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在CAI中，中国承诺不宜降低环境保护标准吸引投资，不为保护主义目的使用环境保护规则，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同时，CAI强调有效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气变协定》。

以现状对标CPTPP和CAI等高标准规则，我国的环境保护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一是在具体保护范围方面，我国缺乏对臭氧层保护、海洋环境免于船舶污染、贸易和生物的多样性、外来物种入侵、海洋捕捞渔业、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方面的具体规制。二是在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方面，我国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虽然新增加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但涉及的信息公开范围较窄，存在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三是合作机制方面，我国缺乏合作方面的具体建议，仅规定建立联络点，加强规则的实施与各方的沟通交流。四是争端解决机制方面，我国缺乏解决环境争议的机制，仅提出环境争议不适用争端解决机制。五是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之间需要进一步协调统一。

虽然CPTPP有待加入，CAI目前处于悬置状态，但我国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量力履行其中有关环境保护约定，为早日加入和启动协定创造条件。

4.引领“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建设新规则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提出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建设和运营管理，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2021年5月，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共同制定的《关于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坚持改革引领，深入推进制度创新；坚持开放合作，主动对接国际规则”的基本原则。

基于以上精神，我国可以将自贸试验区作为示范样板和培训基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培训，增加环保项目合作，共商环境治理规则，鼓励有条件的沿线国家先行先试，与我国自贸试验区进行对标衔接。在“一带一路”进程中，将生态环境治理规范纳入议事日程，以彰显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5.注重经济增长与绿色低碳协调发展

在环保领域的国际承诺和举措，彰显了我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面临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阵痛，我国仍应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具体对策应关注：（1）防止“碳先锋”式的贪功冒进扰乱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2）防范西方资本利用不公平的碳交易规则在我国进行大面积的套利行为；（3）对于有利于发展我国循环经济的海外资源回收项目，应在坚持环保标准的前提下和限定区域内酌情网开一面，不应统统视为“进口洋垃圾”项目一律封杀。

结论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理由在环保承诺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另外，长期以来的来料加工出口模式也使我国成为全球自然资源的消耗大国。为了全面提高自身国民生产和生活水平，我国迫切需要转变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走出一条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国在法规政策方面要统筹兼顾，既要如约兑现“双碳”目标的承诺，又要防止因盲目冒进而为之付出过高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据商务部统计，自2002年以来，我国已经和26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内的19个自由贸易协定，对于稳定和扩大对外经贸关系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展开，现有自贸协定的升级和未来更多自贸协定的达成，尤其是 “一带一路”伙伴关系的深化，必将更多地纳入约束性的环境规则。我国正式申请加入的《CPTPP协定》和已经完成谈判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均载明了高标准的环保规则。因此，研究和对标关涉环境议题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不仅能够为我国在达成“双碳”目标和改善营商环境方面提供有益的启示，而且有助于我国进一步融入和引领双多边经贸规则体系的形成和运行，以“价值引领、规则驱动”的姿态抗衡国际霸权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的进程中行稳致远。

（编辑  季节）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2023年7月，100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基辛格时强调，展望未来，中美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关键是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项原则。

党的二十大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实际上对于今后的外部环境以及世界多极化进程中，我们可能面临极大的挑战，特别是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

中美两国力量发生变化

所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本特征的大国间合作伙伴关系。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从中美两国力量结构谈起。

新世纪的头十年，中美发展呈现中国集中全力发展自己和美国伸出手来干预世界事务的局面。这和2001年“9·11”事件有关系。“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先后卷入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耗资数万亿美元在全球进行反恐行动，大大消耗了美国国力。按照美国的计算，到2010年左右，美国在中东和西亚战场上花了约3万多亿美元。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经济遭受重创，打乱了全球金融结构。美国解决次贷危机的核心，就是资金链不能断。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到北京见中国总理，希望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帮助美国支撑金融运转，使美国金融走出危机。

当时，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GDP从2000年的1万亿美元跃升到2012年的8.54万亿美元。中美之间力量结构发生了变化，中国成为解救金融危机的主力军。

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识与反应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1993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怎么为中美关系定位，是当时我们面临的很大问题。我们提出希望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克林顿政府将对华政策确定为“建设性接触”，在中美关系定位上，中美达成了致力于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新共识。此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快车道。

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被轰炸，引发了中美关系的“第二次危机”。北约解释误炸原因是地图错误。我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必须严惩凶手并赔礼道歉。事情最终按照中国的要求得到解决。5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回国的我驻南工作人员，江泽民发表讲话指出，中美关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妥善处理两国间的关系。

2001年，小布什上台，他代表共和党的右翼，他对华态度很强硬，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中国副总理钱其琛到美国去，与美国的相关高层沟通，最终小布什在台湾问题上没有采取措施，延缓了中美关系出现碰撞的时机。就在这一年，“9·11”事件发生了，中美在国际反洗钱、金融合作、反恐等方面开展实质性合作，中美之间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

2002年年底，当时的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同志去美国访问，发现美国高度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美国用“崛起”来描述中国的发展——中国崛起向何处去。实际上，中国“和平崛起”实现的背景就是中美之间互动，是争取政治互信，推进正常的大国关系发展，推进合作共赢。

2005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向全世界阐释中国的发展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不会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也不会像前苏联那样。中国希望能够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和各国一起发展。

2005年，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美国应欢迎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认为美国与中国接触应向前延伸，覆盖更多领域，共同担负国际体系的权利和义务。

2008年，美国《外交》杂志刊登了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题为《平等伙伴关系：华盛顿应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的文章，主张组成两国集团，就是G2，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并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欧洲。

2009年9月，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又提出，中美相互要“战略再保证”。美国欢迎作为繁荣昌盛大国崛起的中国，希望与中国合作应对全球挑战，而不是相互竞争对抗，但前提是中国保证发展不以他国安全和福祉作为代价。

随着中国的崛起，客观上造成中美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由此，美国产生了焦虑，美国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在美国主导的圈子里仅作为一个合作伙伴，为美国分担责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原则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国内也开始讨论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建设性合作关系”已经不适应中美关系变化，所以我们提出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原则。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访美时提出，“中美要携手走出一条大国间和谐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新型道路”，构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5月，胡锦涛同志在“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致词时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关系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12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写入了党的十八大报告。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三句话来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这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现在，针对美国跟我们搞竞争，习近平主席又提了三个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不冲突、不对抗就是和平共处。

2016年9月杭州举办G20峰会，习近平主席会见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谈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许多实实在在的成果，指出中美合作有利于国际治理，两国应在三个原则的基础上推动国际治理、国际发展。

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初，表面照搬我们提出的三个原则。2017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美和11月特朗普访华，我们都在尽力维护中美关系，而特朗普却不断在搞小动作。

新型大国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内涵，就是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分歧，尊重各国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现在我们仍然在追求这些目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基础，提供了外交路径基础，也为中国的国际观和世界观奠定了坚实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针对美国的，而是中国对于整个世界新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处理之道以及中国的愿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确保中国的发展，也确保世界的安全，这是中国自始至终坚守的一条红线。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个表述和中国和平发展的宗旨是一致的。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首次提出要建设“五个世界”。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不是要称霸。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提到“天下”，这个“天下”是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精神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说明中国人是胸怀天下的，在中国发展的时候要放眼世界，而绝不是照搬中国古代机制上的一些东西。第二所谓“内圣外王”，是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第三要实现立己达人的天下文明。把自己发展起来，把朋友发展起来，大家一起发展，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基本的内涵。

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比如说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丝路精神，亚洲安全观，亚太共同体，正确的义利观，所有这些都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出来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大国关系在理论和外交实践上是一脉相承的。

过去三年，习近平总书记提了三个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特别是他在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走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这和新型大国关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这三个倡议充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机制上的概念，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动力，文明是发展与安全的土壤。

中美博弈的现状和发展

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可以说，特朗普是美国民粹派的代表，举着“美国优先”的大旗，明确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极端反共的意识形态对中国进行贸易战、科技战。特朗普政府跟中国搞了几轮贸易战。不仅是对中国，对美国的盟国——欧洲、韩国、日本，特朗普的意图照样是要钱，挑起各种贸易争端，直至和日本、韩国、欧盟达成一系列新的贸易协定。美加墨三边的自由贸易体制也推翻重来。

2020年，两国达成中美贸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协议暂时缓解了中美的紧张关系。但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抗击新冠疫情的三年里，由于各国采取的封控政策，造成了国与国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坍塌，产业链的断裂使得当时中美这个协议很难完全达成。特朗普政府末期，中美之间的贸易方面有所缓和，但在意识形态、外交、安全等领域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2021年1月，一份名为《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的文件提前解密，是由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负责起草的。文件提到，美国要与盟国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强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国的能力和意愿，确保美国成为印度期望的安全事务伙伴。提出了一系列对华政策。这些文件都是美国国安军事部门，也就是所谓的深层上的美国所策划的。而这一套东西是有连续性的。

现在回顾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坚持改革开放与合作发展的总基调，对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维护台海和平、反对“台独”，已经亮出了全部的战略底牌，期望能够稳定中美关系，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2023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的5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是国家领导人少有的公开提出美西方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这也表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影响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对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主要原则

2023年两会期间，李强总理讲要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强调要把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2022年11月会晤时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转化为实际政策和具体行动，认为中美可以合作，也应该合作。

现在我们对美国所有的高官提的都是，美国要先把共识落实，然后双方再开始对话。我们讲了几点：

第一，要向美国讲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战略意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努力方向。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推进建构开放型的世界经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基于最大的诚意同美国沟通，希望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双方关系，强调尊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双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对抗冲突的关键，也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安全网。

第三，重申中美关系不应是零和博弈，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两国各自的发展，共同繁荣。中国不寻求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这是我们对美国的三项保证。同时也期望与美国共同担负起全球治理、促进和平发展和促进世界新的秩序的责任，为世界和平安宁做出努力。

第四，强调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都符合各自的国情。有不同的分歧大家可以进行探讨，前提是平等交流。所谓的“民主对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

第五，在事关我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突出强调台湾问题对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台湾地区一再企图倚美谋独，而美国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玩火者必自焚，中国要求美方言行一致，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三个中美联合公报。

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做了保证，他说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和世界的利益，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

最近布林肯访华的时候再次重申，美国遵守拜登政府做出的承诺，期待同中国高层交往，保持畅通沟通，负责任地管控分歧，寻求对话交流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基辛格的时候谈到，展望未来，中美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关键是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三原则。中美关系已到了一个关键点。

美国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

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先提出来美国要同中国开展极其激烈的竞争，要求中国按国际规则办事。

拜登刚上台的时候发布的《过渡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方针》，开宗明义就讲，把中美博弈看成是国运之争、体制之争。意思是美国的命运维系在目前一系列的国际发生的事态当中。所以，目前的大国竞争是关乎美国国运的。

2021年3月，中美高官在阿拉斯加安格雷齐举行战略对话时，杨洁篪主任对美方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因为当时中国政府上下对拜登政府是有所期望的，但是上台两个月事实表明了拜登政府还将推进前届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

美国现在想要阻止中国发展，把中国打压下去，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但美国完全有能力拖慢中国的发展进程，通过贴身肉搏跟中国进行竞争。

美国发布两个报告需要特别关注。第一个报告是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中国就是美国的首要竞争对手和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强调中国是唯一具备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以及日益强劲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支持其实现意图的竞争者。报告中还提出，在这个关键10年，美国将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在包括印太、欧盟、北极等在内的全球范围内，不断强化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联盟。“未来关键10年”其实就是指的2022年到2032年，也就是我国“十四五”到“十五五”这10年，美国要在这10年尽全力拖慢中国的发展进程，有可能的话把中国的基础瓦解。所以这个时间段的意涵非常重要。

第二个报告是2022年2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自由开放的亚太”有几个含义：一是促进印太地区在政治、海空域与新技术领域的自由开放。美国在中国的南海有个“航行自由计划”，宣示美国要保持航道自由，包括台湾海峡等地区。二是基于美国的盟友伙伴关系，加强印太各国之间及同域外国家之间的联系，促进印太与欧盟和北约的关系。美国这两年在我国周边设置了几个多边的进程，如美日印澳在拜登上台之初已经升级为元首级的机制。美日韩联盟本来是美日和美韩的双边联盟，现在美国在推进所谓的“美日韩联盟”。美国已经允许日本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提高军费。美澳的军事安全合作是非常紧密的，美国在澳大利亚有大量军事侦察设备，用来监控太平洋。美印的军事合作这几年发展得也很快，其中一条就是美印的空中情报分享相互协作机制。当然美国和东盟的印尼、菲律宾、新加坡、越南这些国家发展军事合作的步伐也非常快。虽然东盟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还有某种戒心，明确不选边站队、不会成为美国的跟班，但是美国也在做东盟的工作。

《芯片与科学法案》是在前两年美国国会运作的所谓《无尽前沿法案》和《创新与竞争法案》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的十个发展方向，包括 “十四五”计划规划的所有高科技发展方向，都与半导体、高新产业、芯片产业以及新材料产业有密切相关的联系。美国现在就是从45纳米往上这一大块卡住中国。

还有就是美国打“台湾牌”。我们已经反复同美国进行交涉，不断指出红线，而美国却不断踩红线，形成了现在的局面。这些年来，美国每一年的国防授权法里都有涉台的部分。另外，美国还联合日本还有其他的盟国干预台湾事务。

中美关系博弈的特点

中美博弈具有对抗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所谓对抗性，就是尽管中国坚持不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但从美国目前所作所为来看，中美关系正在十字路口徘徊，逐渐向尖锐对抗的竞争对手方向漂移。

长期性。中美博弈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现在有所谓“东升西降”的说法，中国在发展，美国的地位和掌控能力相对衰落，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美国毕竟还是“真老虎”，我们还处在追赶阶段。

中国现在GDP是美国的72%，去年是77%，赶上美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美国对我搞科技制裁，中国的科研经费已经从1996年的0.56%上升到2020年的2.4%，美国是从2.45%升到3.45%，总体上，美国的科技投入遥遥领先于我们。

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在2007-2021年间始终保持在30%以上，美国则从30%下降到20%。从数据看，应该说中国的进步很快。但是中国的高科技出口中有相当多的是美国跨国公司的产品出口。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2022年美国的军费占世界的30%以上。从军事力量看，美国具有同时打两场战争的能力。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军事发展和改革，目前具备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先决条件，具备核反击能力。而军费开支，美国远远超过了中国。

复杂性。中美关系发展了50年，经贸关系非常紧密，双向投资不断增长。美国对华投资巨大，中美双方科技文化交流广泛。

中美两国是第一和第二大货物贸易国。 2017年开始打贸易战，但中美贸易额却是破纪录的。2022年中美商品贸易总额达7594亿美元，同比增长0.6%。

美国对华投资是我国外资来源很重要的一方面。从1987年开始，美国对华投资达到了一个高峰。到了两国贸易战双方打得非常紧张的时候，美国对华投资居然又往上抬起来了，说明美国的投资界还是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2021年美国的对华实际投资总量是926.5亿美元，是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第五位。

中国对美投资在2016年是最高峰，达到169.8亿美元，2022年降到了55.8亿美元。但是截至2021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是771.7亿美元，美国对我国投资的总量是926.5亿美元。

虽然贸易战打得很厉害，但中美的投资和贸易额都在涨，双方谁也离不开谁。贸易战的结果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美国政治上以“民主价值观”与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抗，在地缘政治上以集团政治对中国和平发展进行打压。在经济科技上以脱钩断链的威胁打击中国合作共赢主张，在军事上以“关键十年”引领在台海与中国战略摊牌准备，根本目的就是企图在短期内削弱中国发展基础，分裂中国社会共识，以拖慢中国崛起进程。

美以称霸世界的安全观和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主导对华战略的方针不会变，这决定了双方的战略博弈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伴随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

我们要在大变局中提高主动塑造世界新秩序的本领。要抓紧时机发展自己。把中国经济的增长率、高质量发展搞上去，这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任务，也是我们和美国博弈的基础。

（编辑  杨利红）

近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来自企业界、金融界、有关政策研究部门和院校的部分专家学者，召开了“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研讨会。

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要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到会专家就房地产业当前形势和中长期趋势，以及如何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当前我国房地产面临严峻形势

    我国房改20多年来，房地产业持续高速发展。据统计局数据，现中国住房存量已达517亿平方米。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加快和人民改善住房需求的增长带来的房地产市场繁荣，房地产投资（投机）的活跃，导致一、二线城市地价房价急升、引起社会极大不满；并带来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

    近年来，有关部门陆续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如在需求端、供给端加强监管、限制投机性操作，出发点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政府有关部门的文件从各自职能理解出发进行政策调整，各项调控政策叠加，导致金融过分收紧，这种合成谬误加大了房地产市场发展遇阻，带来市场波动，市场信心严重受损。

    2021年下半年，由于房地产贷款收得过紧，导致2022年楼市下降过快，当年楼市销售额为13.3万亿元，比上年下降5万亿元，跌幅达26.9%。

    两年来房地产市场连续萎缩，给整体经济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民营房地产企业进入了“冰河时代”，普遍遇到融资难题，现金流几乎全为负，大量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因“爆雷”无法向购房户交房，大量违约使企业信用受损，由此进一步拖累市场。房地产流动性困境，可能引发系统性债务危机。

今年2-3月份，随着疫情结束后市场需求短期释放，全国房地产市场一度回暖，此后不久又持续下行。7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全国70城市房价（包括一、二手房）房地产价格下降。

表1 有关房地产指标的同比增速（%）

    中信证券分析师陈聪分析目前房地产企业承受的资金压力：

    1.多数房企自2015年“棚改”后欠银行大量信用债（无抵押负债），多数即将到期。目前银行资产管理谨慎、不愿借新还旧；众多欠债房企如无债务重组，将面临沉重偿债压力，几年内看不到缓解可能。

    2.房企积欠上下游企业巨额业务占款（如建筑公司垫资施工），现在房地产上下游企业都在加强应收款管理，房企还要维持在建项目的建安费和工资开支，两头受挤。

    3.企业卖房收入有限，为维持现金流，企业只得拿新地做抵押贷款，无能力拿新地的企业更困难。

    总之，绝大多数房企收入陡减，债务沉重，寅吃卯粮，陷入资金“负循环”无力自拔。

    国内房地产企业排名第四的华润置地专家介绍：该公司经营一贯谨慎，目前现金流尚好，融资还方便，但楼市下降现状使销售额大幅下降，6-7月公司销售额同比环比均减少32%-39%，卖房收入不抵质押贷款的债务。其他企业销售情况就更差。7-8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同比降50%左右，对一手房是巨大的打击。

    几年来，房地产、建筑业业务严重萎缩，企业日子难过，到处是降薪、降级、员工大量失业，居民收入缩水。爆雷的民营企业搁置的商住楼（烂尾楼）的后面是千万个家庭的悲剧。这深刻影响了居民的购房积极性。人们的预期和信心发生了根本逆转。

    房地产企业普遍收缩业务。土地投资策略高度趋同，只在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拿地，形成激烈竞争；凡有一点风险纠结的项目都不碰，三、四线城市土地基本流拍。

以上是大型房地产企业的情况，中小企业的情况亦类同。宁波某房企每个月只卖几套房。和2020年的情况天差地别；有民营房企在其公众号打出“民营房地产企业全线崩溃已无悬念”的标语。

房地产市场急速下行拖累整体经济

    我国房地产在全国经济结构中作为重要支柱的地位，是多年发展所形成的（不否认这一格局有不合理之处）。2011-2020年，我国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9.56%，2020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7.46%，建筑业占GDP的7.30%。房地产业关联着建筑、建材等上百个产业的兴衰。

    有专家评价：2022年，房地产营收比上年减少5万亿元，而当年全国新车销售额是4万亿元，基础设施建设平均4万亿元/年。科技创新驱动高端制造业，从投资到最后形成规模化产业，需要经过较长的周期；眼前房地产业的损失不容易由其他行业增量弥补，短期没有替代增长点。

    由于房地产遭遇“冰期”，导致多个关联产业的营收与利润下降（据报道，上半年钢铁行业全线亏损），拖累全社会投资规模。建筑、建材、家具、装修等行业凋敝、破产，失业增加，居民收入和社会消费下降（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0.25%）；

    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萧条，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锐减，很多地方陷入财政困境，影响大批居民的生活；

    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困境，拖累资本市场，并可能引发系统性债务危机；

    众多房地产企业“爆雷”无法交楼，楼市衰退-经济下行互相影响，进一步影响社会预期，打击居民信心。

总之，针对目前房地产业的严峻情况，亟须采取有效手段，提振社会信心，恢复市场动力，不能危及全局。

对我国房地产中长期趋势的判断

   房改以来20年，住房供应高速增长

目前国内房地产供需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另一方面，城镇化还有潜力，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还远未满足。

    据全国普查数据，2020年全国住房存量3.84亿套，户均1.1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认为：根据国际经验，当户均住房达到1.0套时（美、日、欧于1970年前后达到这一水平），新房开工量即达到峰值。据测算，2021年我国房地产交易达到顶点（18亿平方米、18万亿元销售额）。据此判断，我国房地产市场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转折，住房市场在供需双向收缩中，将形成新的供需平台期。靠政策刺激房地产销售、投资和新开工大幅上升的可能性不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邓郁松）。

    房地产专家指出：现在全国积压的城市住房面积约3亿平方米（建筑面积），并没有一般想象的那么多（汇力基金董事长，原中房集团董事长，原幸福人寿董事长孟晓苏）。

    住建部专家认为，中国存在26-27年的建筑周期，据此可以判断：未来房地产市场需求潜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旧房置换和现有住房内部关键设施或部件的更新装修改造。

    城市历年已交易的住房存量巨大。2022年底至今，二手房挂牌上升20%，存量房可挂牌规模远大于市场需求容量。未来二手房价格走势，对新房的建设和价格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预计今后5年房地产市场需求

预计今后5年商品房市场需求12-13亿平方米/年（其中商住房10-11亿平方米/年）（原住建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秦虹）；

    此前房地产交易每年约2000万套（新房70%，二手房20%），“十四五”期间新房需求6000万套。判断2021年住房市场已达到峰值，此后每年新房需求约800万-1000万套（邓郁松）。

如放开限购政策，市场潜在的需求能否释放？有不确定性。前不久，郑州已出台数项购房鼓励政策（认房不认贷、购房补贴），购房限制性政策基本取消，但二手房市场大量抛盘。深圳、广州、重庆，抛售二手房达到历史高峰。居民买房意愿不足，还是因为对未来经济预期不好，信心不足（秦虹）。

    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差异

    大城市群和五大都市圈（一线和强二线城市）整体供求平稳，房价稳定（10年内次新房不降价、20年以上老破小降价），存量房去化率减慢（一般应为1.5）。

    其他多数城市供大于求，房价将下跌；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和多数县城，现存大量空置房，尚未有解决的通道。

    超特大城市，租赁、保障性住房需求将上升。这些城市房价偏高，政府应注重发展租赁房，让年轻人先租后买（不要只考虑调整限购政策）。

大城市（包括二、三线城市）未来存量房交易将上升。现22个热点城市的二手房交易都超过新房。支持存量房的交易对房地产发展至关重要。（秦虹）

对现有房地产政策的看法和诉求

    来自金融业和一线房企的专家反映：从元旦到现在，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共出台250多项支持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涵盖了消费端，按揭、利率，购楼便利化和成本等方面政策。到目前为止，企业没有感到多少实质性措施。希望把2020年以来针对房地产企业过严的调控政策取消或放松。

    专家们认为，这些政策方向符合中央要求，但是效力和速度不够；地方政府多是在观望政策走向，不愿担责。   

    融资端政策协同发力不够，新出台政策和之前政策并行，前后矛盾，下面不知如何执行为好。这里放开，那里还在紧，有人形容“鼻子在吸氧气，另一只手却掐着脖子做人工呼吸”，只需不再掐脖子就能缓过来（孟晓苏）。

    2022年4月份出台金融机构对房企贷款的“三条红线四个档”政策，金融机构神经绷得很紧。第一条红线中一些应加的项目没有加入，导致很多企业触线。有关方面（人行、银监、证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建部）在宏观调控中，各自出台政策措施，产生合成谬误效应，因为各自主体责任不一样。

2022年11月，央行银保监会《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16条“三支箭”：贷款、发债、股权融资），但好的民企央企征信发债券要求拿优质资产抵押、且抵押率低，故效果一般（债券共发200亿元）；市场对股权债融资热情不高，至今一个还没发成。如何落实金融16条，需要进一步研究（中信银行业务总监陆金根）。

政策建议

    关于房地产政策的指导思想

    1.房地产行业问题积重难返，不仅是政策、规划的调整，必须有制度性的调整，应搞双轨制。

    2.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尊重房地产业基本规律。

    3.目前多数出台政策都是单个部门的发声，希望有多部门联合政策的出台。

    4.房地产政策要有系统思考。政策要掌握恰当的度，考虑各方面的诉求，弄清房地产和其他领域的关联性（金融，税收、土地等）和它在整体经济中的位置。出台政策容易，调整困难。

    5.房地产政策出台，对其效应和后续影响要有预判，做好统筹，保证市场平稳，要把政策的滞后期考虑在内（根据经验，宏观经济政策一般滞后3-6个月）。 

    6.地方政府部门对中央政策走向不托底，怕担责，畏首畏尾。最好中央有明确表态。

    保障房、双轨制

    1.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最近提出：调整优化房地产结构，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供给。今年8月25日，国务院提出关于保障房建设的要求。

    2.改革目前住房供给模式存在的“重售轻租，重新轻旧，重市场轻保障，重预售轻优化房屋供给”问题，推行住房“双轨制”：市场供应商品房，政府提供保障房，租售并举。商品房和保障房平衡有助于经济的平稳。

    3.现在，全国保障房供地仅占房地产总供地的10%左右。应限制商住房供地、增加保障房供地。①

    保障房应涵盖较大比例的城镇家庭（50%左右），满足城市低收入家庭、年轻人家庭和进城就业家庭的住房需求，承诺未来给他们一次房改机会，先租后售。他们在城市安居若干年后房改，可得到房屋升值的福利。当然其中很多人将来也会有能力给自己购置有稳定产权的住房。 

    4.保障房最重要的特点是不含地价。保障房的土地购置（回购）和建安所需资金的来源是大问题。

    专家们建议：通过发行国债，接过地方高息债并置换（展期、消化）；把各地城市空置房、烂尾楼，改成保障房后出租，将来房价上涨后通过房改退出。这个办法比财政出钱给群众发消费券好得多。

    贯彻落实保障房建设，可以由集团化的央企来推动。如果只把这个任务布置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考虑地方利益，同时他们舍不得拿出建设用地。

    5.国务院（2023）35号文提出，要推进特大、超大城市的城中村改造。建议结合这一政策，推出长期限的租赁房或其他新型住房业态。因为大城市成本较低的好地段已经不多，城中村改造是一次机会。

    6.改革土地供给模式，作为配套政策。

    此前城市建设土地一向由政府垄断供应，探索多种土地供给方式，重视盘活存量。a.以人定供，解决跨省域土地市场化的机制；b.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集体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与国有土地入市同权同价”精神，以此指导解决城市存量“小产权房”改变性质问题。

7.限制供地增量，有些城市应由政府回购闲置土地、维持土地资产价值（宁可减少卖地收入，也要保房市价格=保债务）；将城市现房去化周期指标和自然资源部供地指标挂钩，有闲置地、烂尾楼就不供新地。不得已可以降房价、保流动性。

   调整政策，方便客户买房

    之前已有的房地产限制政策（限购、限贷、限价、限面积、户型、套数……）给予全面审视，能取消的都取消。

    放松一线/强二线城市商品房限购政策，降低购房首付比例，落实“认房不认贷”政策（降低二套房首付比例）。

    进一步降低购房贷款利率（从4.3%降到3.8%力度不够）。

    适当调低二手房交易税费，方便置换需求。

    以上建议，近日在各大城市开始落实。

对于影响市场预期的重大政策缓行

对一些影响市场的如房产税试点、现房收款试点等，鉴于目前现金流普遍紧张，建议暂缓推行。

建立风险化解投资基金平台

建议在政策的引导支持下，组建国家级风险化解投资基金。由具有综合优势、管理经验丰富、具有金融经验的国有房企作为基金管理人；同时作为底层项目的管理人，由国有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认购，投向化风险保交楼的项目，推动更多纾困项目的落地。

    希望给房地产企业松绑

    1.放松价格限制，还企业自主定价权。企业愿意降价赔钱卖房以改善现金流，但目前政府不让降也不让涨，认为不能扰乱市场。由此，不能进行市场交易，房子卖不出去压在手上，想买的人买不了，造成市场乱象。建议统筹论证，按照市场规律，是否放松限价和企业自主定价。

2.降低税费，改善企业现金流。土地增值税和所得税的预缴政策：按高限（10%以上净利润率，20%毛利润率）预缴所得税。但现在企业开发的楼盘一般都到不了这个毛利率，似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土地增值税、所得税预缴要求作适当调整。

    3.适当放松对企业预售资金的监管。受保交楼政策影响，预售资金监管卡得很死，卖房收款放在建委的共管账户里不许动用，要等到建安支出逐步完成才释放。企业对此反应强烈。建议对房地产企业分级分类管理，允许信用好的企业以保函等方式，动用部分预售资金，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4.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很多商业门店闲置，商办类房产（写字楼）也很难卖，开发商的大量资金沉淀在此处，财务压力很大。建议改变对写字楼规划用途的不合理规定及限购要求、减轻开发商压力（相应考虑出台土地使用权到期的后续政策，因为住宅使用期70年，目前大量商办房使用期还剩十几年，没人敢碰）。允许一些位置较好的商业建筑转做租赁住房用途（可能涉及多方面关系，需要配套支持）。

    5.完善金融支持政策。房地产金融模式改革：政府正在推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资金）这就等于给企业的存量物业资产退出通道。但监管部门对于底层资产的要求很苛刻，审批很难，希望适当放松。

    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管理（2022年4月出台三条“红线”政策）还是很严，房企被迫走向市场化融资，表外问题更不易监管。最近几个大房企“爆雷”中发现此问题产生的风险。

    6.今年7月30日国务院会议，推出政府一揽子化债方案（拉长债务期限、降低利率，强化省政府统筹；中央拿出专项债的支持资金，要地方尽量将存量资产处置变现）。

民营房企希望，通过化债解决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欠他们钱的老大难问题，相应地也可减轻对相关企业的债务负担。

（编辑  宋斌斌）

附：化解债务风险和推进保障房建设的案例介绍

    发挥中信集团内协同优势：深圳佳兆业的重组

    这是2022年，中信在房地产化解债务方面完成的一个典型案例。通过大企业集团内各功能单位以“联合舰队”方式配合协作，在局部范围内实现化解债务链、保证房地产项目平稳健康发展。

    佳兆业房地产项目位于深圳，含多个子项目。2021年末，佳兆业出现了很大的流动性危机，现金流枯竭。

    此前，中信银行也曾向佳兆业的四个房地产项目融资，债权金额在百亿元以上。佳兆业还从民间募集了大量理财产品，项目出问题后，无法应对众多债权人的兑现要求，政府承受极大维稳压力。项目公司债务累累，相关各方站在自己的立场，很难达成一致方案。政府不可能出钱为佳兆业还债，银行资产即便有抵押也很难变现。

    在此背景下，中信城开与中信银行设计了一个整体化债方案，并得到各方面认可：

（1）将与中信银行有关的深圳佳兆业四个项目封闭运作，和佳兆业在国内的其他项目隔开；

（2）中信信托对这四个项目作为一个资产包，做财产信托、服务信托，注入部分流动性；

（3）中信信托委托城开公司对此项目代建代管，对其财产，施工、品牌、销售负全责；

（4）资产包内各项目质量不整齐，总体可以打平。

    基本思路，就是在可控范围内“以丰补欠”，锁定了底层优质资产，打通了银行债权的偿还渠道，也平衡了政府、债权人、施工方、投资人各方的利益，维护了社会稳定，避免了相关各方谈判困难。整个项目得到比较好的处置。

    这一方案体现了小范围债务重组思路。依靠金融支持不可能给处于困境中的项目资金支持，但综合运用融资、信托、项目开发等功能进行重组，就可以做到。这是一个救急的思路。

    例如，中信的佳兆业项目（债务）重组案例，从交易模式到解决方案都开创了先河，体现了中信集团产融结合的优势。这个“中信方案”得到了深圳市政府和国务院领导的肯定。

    又如，华融2022年进入中信，跟中信城开、信托在化债问题上有很多合作。比如中信融创在上海董家渡的项目陷入困局，急需增量资金，找债权银行、融资机构想办法都很难得到支持。但华融可以以“特殊资产项目”名义，给出险的项目做融资。中信的金融板块+华融的注入+中信城开的房地产开发经验，形成自己的综合性优势。待将来市场平稳后，现在的项目都可以变成收益。（帅建淮 殷亮 ）

    建设银行在发展住房租赁和保障房方面的工作

    1.发展住房租赁业务和建设保障房。

中央一直倡导租购并举。但十几年来我国房地产租赁业务不发达，房价又涨得太快。群众权利得不到保障。

    建行一直主张发展房屋租赁，以时间换空间，让低收入的年轻人得以稳定居住，形成租买平衡，房地产市场也能正常稳步发展。

    2017年建行领导提出，要发挥金融优势，把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当作战略性业务抓起来。

    房屋租赁业务，前期投入高、回收周期长。需要长期限、低利率的稳定支持，要有金融创新。

    （1）建行成立了开展房屋租赁业务的子公司，从2017年至今，住房租赁相关贷款余额3000多亿元，占建行房地产贷款的20-30%强。支持打造规范的长租社区，为社会作示范引领。现已有了一定的规模。

    （2）支持政府建立了一套市场管理系统，以便对房屋租赁市场进行规范管理，以加强对地区房地产项目过程和存量情况的掌握。

    （3）协助规范房屋租赁市场（如税收、保租房等政策的研究）。

    建设大规模保障房。现在一线城市房价和居民收入差距太大，建行新员工买房也很困难（北京二三环内房价2000万-3000万，五环内500万-600万，员工买房得掏空六个钱包）。住房保障应该充分发挥作用。建行做了两件事：

    （1）把公租房规范起来。原来住建部规划1600万套公租房，都是各地报的数，中央不掌握这些房子的分布和使用状态。建行建立了一套覆盖全国各城市公租房数据的系统，同时给各地也建了管理系统，给老百姓做了APP。从而提高了公租房的管理效率。

    （2）支持建设保障性租赁房。在“非市场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市场化租赁住房-共有产权房-商品房”体系中，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作用是稳住租金，形成租买平衡的机制，解决不同收入层群众的居住问题。

    建保障性租赁住房，一般需要政府出政策出钱。建行作为市场化主体，较早介入了这一业务。2020年建行和11个城市签约，支持他们建保障房，截至目前累计贷款1000多亿。

    同时我们也建了一个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管理系统（将涵盖各个新的保障住房类型），帮助住建部在全国范围内掌握这些情况，目前正在进行中。

    2.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主动作为，通过市场方式解决保交楼问题。

    （1）建行成立住房租赁基金。为解决地产市场紧迫的流动性问题。我们考虑通过银行这个有投资能力的机构化买家的进入，盘活有潜力的存量资产。 

    现行政策限制银行做房地产业务。经过和相关部委沟通、并获国务院批准，建行拿出300亿元注册了住房租赁基金。通过这个基金，向一些房地产企业的“存量”资产注入资金，将其转入长租房或保障性租赁住房。现已累计投了20多个项目，约90亿元。并建议适当放松对金融机构搞房地产的政策限制，让一些有资金实力、有专业能力的金融机构参与近来，解决问题。   

    目前建行的这个基金主要是收购一些相对成熟的项目。市场上有很多停摆的土地等资产，我们也在考虑介入，当然需要得到政策允许。

    我们对这个基金寄予厚望。有了这个股权性的资金融入以后，我们再加点杠杆，应该能够撬动上几百亿规模的资金，增加市场的流动性。

   （2）试点做保障房REITs。现在金融机构可以做保租房业务，其他领域的涉房政策比较严格。所以建行在积极探索保租房的REITs，尝试通过REITs平台，对接资本市场的资金，收购一些市场化的资产，通过REITs发行，不断引入资金。

    到现在为止，全国一共只发了4单保租房REITs。挑选资产也很难，因为市场租售比很低，限制了资产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平衡；如果租金收益达不到水平就无法在市场周转。

    建行的住房租赁基金主要收购一些“商改租”项目，因为商业用地价格相对较低。尝试从头开始、结合我们的贷款支持、经营住房的主体，运营管理这个项目，再通过REITs退出，形成一个模式，把市场的资产和资金能够循环起来。这一创新的尝试，和中信的角度有所不同。（中国建设银行住房金融与个人信贷部处长 魏骁勇）

“举国体制”是指由国家出面，为实现某一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组织动员和调配全国各方面力量，实施某项重大任务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举国体制是党领导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法之一，用好举国体制是我国的制度优势所在。举国体制在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国防安全、竞技体育等领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经历了由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变迁。研究传统举国体制和今天的新型举国体制，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因此，科学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和外延，吸取国内外历史经验，研究可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的领域和条件，特别是在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工程中如何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体制机制，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是今天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任务，是我们从事中共党史、新中国经济史、科技史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旧举国体制都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至今，举国体制在我国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形式，承担不同的历史使命，发挥不同的历史作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集智攻关，合力建设，使中国实现了现代产业和科技的从无到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积极利用市场经济，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产业和科技发展，传统举国体制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中国为了加快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需要加快建立并完善新型举国体制。

新中国建立时，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世界冷战格局下的两次局部热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朝鲜战争以及其后美国对我国的严重威胁，苏联对中国建设的全面援助；而国内环境则是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又面对经济非常落后贫穷的状态。出于国家安全和经济赶超的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在贫穷落后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了科技和重大经济项目建设中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在国防建设和现代工业建设的初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举国体制，就不会有尖端的国防科技“两弹一星”，也不会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科研和工业体系。

在计划经济时期，传统举国体制的内涵和作用主要体现在“集智攻关”与“合力建设”两方面，其主要特点：（一）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主要依靠党政命令来组织动员各个单位，而非通过市场购买。在当时基本固定的价格和工资制度下，所有人力和物力资源都以较低的价格获取，从而大大节约了成本。由于物质奖励有限，所以主要采用精神激励的手段，从而集体主义成为传统举国体制的精神内核。（二）举国体制在当时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而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这一时期的产业和科技发展，主要目标是填补空白，而不是获取利润或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主要算“政治账”而非经济账，是传统举国体制的显著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一穷二白，国家的工业和科技非常落后。中国当时基本还是一个农业国，不仅现代工业非常稀少，无法形成体系，而且用于工业建设的人才、资金、生产及生活资料都非常匮乏。当时中国科技水平很落后，全国科研机构仅有40多个，科研资源稀缺，科学技术人员不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仅有600余人。除了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地域性调查工作和一些可以不依靠实验设备而勉强进行的研究工作之外，现代科学技术几乎一片空白。产业和科技的落后，导致了国防的落后，在美、苏等大国已经拥有导弹、核武器的情况下，新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因此，新中国产业和科技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在一穷二白的极端落后条件下，解决工业体系、科技体系尤其是尖端国防科技“从无到有”的问题。

但是，即使是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科技领导体制，也无法完全满足产业和科技发展的要求。首先，在工业建设领域，有些重大的工业项目是单独一个工业部门所难以胜任的，需要其他工业部门、地方政府和军队配合，才能完成项目建设。其次，在科技领域，尤其是国防科技领域，不仅需要集中有限的科研力量，而且需要工业部门的密切配合。因为像“两弹一星”、核潜艇这类尖端科技，不只是科技问题，更是系统工程问题，需要工业部门配合进行大量的勘探、开发、建设、制造等工作。例如，原子弹核心材料铀-235的提取，就是一个宏大工程，要经过勘探、矿山开挖、选矿、粗加工、反复筛选提取等环节，才能制作出半成品，随后还要将半成品送到多家工厂和研究所接力加工……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科研部门的能力范围。因此，中国要进行现代工业、现代科技和现代国防建设，必须工业、科技等各部门以及军队、地方等力量密切协作。但是，对于具有全局性重大影响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两弹一星”这样的尖端科技来说，单靠计划部门不足以胜任其中的决策、协调和监督工作。因为这些项目要求中央部委、军队、地方各参与单位全力配合，但各单位都有自己的本位利益，协同攻关时难免遇到权责不清、局部与全局关系等问题。因此，必须成立更高层次的领导机构，负责分解任务，落实责任，解决困难，督促进度，一抓到底，最终完成重大任务。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呈利益多元化格局，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市场主体。为赢得市场竞争，新兴的市场主体日益重视科学技术。产业和科技进步的微观动力被有效地激活，原来的国家-单一公有制体系动员方式为特征的举国体制作用不再突出。但是，在国防和高科技领域，以及一些国民经济命脉产业，举国体制在自主创新领域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防领域，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买不来的，只能依靠自主创新。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如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等，关键核心技术作为一国的高度机密，也不可能从国际市场买到，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在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如特高压输电技术，虽然国际上有先进技术可供借鉴，但中国幅员辽阔，电力资源集中在西部，而用户却集中在东部，中国所需要的超长距离输电技术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只能自主创新；又如导航系统因军民通用而被美欧拒之门外，只能依靠自己研发建网、实现自主可控。。

在上述领域，举国体制不仅发挥着作用，而且其制度和机制也发生了变化，此时的举国体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且相当部分是以市场化的方式组织资源，用招投标、申报立项等方式选择工程和科研力量，在项目研发和制造过程中，会以购买或合作协议的方式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200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以新世纪我国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这是在公开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举国体制”。不过，举国体制不止应用在竞技体育领域。2011年7月，科技部制定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提出“将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作为深化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载体，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这是中国政府在部门所发的文件里首次提出“新型举国体制”这个词。

从总体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相当一段时期，我国除了积极实施以“863”“北斗”以及航天等为代表的带有新型举国体制性质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项目外，在民用科技方面，凡是能够通过贸易、合作等方式获得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主要采取引进外资、合作、购买等市场方式，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式获得技术能力。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但形成全社会的共识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都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就国内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爬坡过坎的关键期，传统的要素红利已渐趋枯竭，产业向中高端攀登、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唯一出路。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出来。就国际看，中国不仅经济规模和总量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工业门类最齐全，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产业结构正在快速优化升级，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正在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在相当多的科技和产业领域，已经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开始由以互补为主转向以竞争为主。这是占据了全球科技、军事、金融霸权地位已近百年的美国所不能容忍的。近年来，美国不择手段地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遏制政策。

面对国内、国际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将创新作为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并将科技创新列为创新发展的核心，以至上升到关系国家安全和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高度。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使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同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重要讲话，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创新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凸显，“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被明确为国家战略，而且成为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2019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指出：“这次嫦娥四号任务，坚持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在月球背面巡视探测，率先在月背刻上了中国足迹，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同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2022年9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2022年10月，党中央又将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

如果说传统举国体制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为了巩固国防安全，对成本考虑得较少，甚至不惜代价、不计成本。改革开放之后，传统举国体制虽然正在向着新型举国体制转变，但主要还是在国防和尖端科研领域发挥作用，受市场经济效率原则的制约较少，而且在整个经济和科技领域内发挥自主、自立的作用尚不突出。进入新时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新阶段后，新型举国体制要解决的是“从有到优”“从弱到强”的问题，研制的产品必须经得起市场检验和国际市场竞争，能够与国外产品一较高下。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动员方式，也只能是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计划经济下政府统揽，要遵循市场规律和法治原则。

就国际形势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中国正在通过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改变自己也改变着世界，中国由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快速攀升、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国的崛起引起美国为维持其世界霸权而产生焦虑和不安，因此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发展。在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期，美国的封锁打压，严重威胁到中国的产业和科技安全。“卡脖子”问题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2018年，《科技日报》提出了一份包含35项技术的“卡脖子”清单。清单显示，就连一些中国引以为傲的产业中的核心技术或零部件仍被外国攥在手里。例如，中国的高铁总里程世界第一，但养护钢轨的铣磨车中最核心的部件——铣刀却需要从国外进口；国产掘进机在整机制造能力上已接近世界最先进水平，但关键的主轴承却依赖进口。一旦被封锁断供，中国的产业体系将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一些核心技术的缺失，导致中国相关产业大而不强。中国动力电池销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但电池中关键的隔膜材料却大量依赖进口，拖累了整个产业。一些核心技术的缺失，还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例如，我国海底科学观测网高度依赖从美国进口的水下连接器，中国的产品仍处于实验样机阶段，导致我国在海洋环境监测、灾害预警、国防安全与国家权益维护方面存在重大漏洞。

新时代、新形势、新阶段、新任务，决定了新型举国体制具有三个新特点：

第一，新型举国体制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新型举国体制要面对国民经济主战场，不仅要实现技术突破，而且要达到量产标准，满足一致性、稳定性和成本控制等要求，能够以性价比取得国际竞争优势。企业处于市场竞争一线，对于产品品质和成本收益最为敏感。因此，新型举国体制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特点更为显著，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

第二，新型举国体制需要由国家力量解决困扰企业的重大问题。新型举国体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国家只解决企业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说，国家应帮助企业破解“协同”和“市场”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国家要成立权威的领导机构，负责重大项目的决策、议事、协调和监督工作。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需要多学科、多部门、多单位协同攻关，但互不隶属的各个单位间不易协调，需要党中央或中央政府成立权威的领导机构，以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成果为导向，统一协调各单位工作，明确分解落实任务，严格督促任务完成。另一方面，国家要为科技创新开拓市场。新型举国体制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契机，来为自主创新开拓市场。此外，国家还应通过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来帮助本土企业应对外部的不公平竞争，帮助中国企业打开市场，走上迭代升级的良性发展轨道。

第三，新型举国体制以市场助推国家科研，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建立自主自立科技体制为目标导向。新型举国体制不仅要使用国家力量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要在保持传统举国体制优势的基础上，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优化国家力量的作用方式。一方面，积极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国防和重大科研项目，不断提高综合效益，推动这些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军民融合以及尖端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运用，为国民经济发展开辟新产业、新空间。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机制的思考

举国体制演变的历史体现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党和人民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从新中国73年的历史看，举国体制的形成是与20世纪50年代前期国家经济受到封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分不开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看，新型举国体制则是在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信息化、国际化不断发展和西方的逐步扼制，科技不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和诉求能否得到保护。

今天的科技发展，特别是科学的发现和重大技术创新，已经完全不同于19世纪那样依靠少数天才和有限资金就可以实现。如今重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已经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没有大规模的人力、资金投入以及跨学科跨行业合作、政产学研合作，很难走到世界科学和重大技术创新的前沿。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大规模、集成性、持续性趋势，日益成为国家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趋势，中国必须了解和能够提出应对方案。

从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发展历程表明：举国体制的目的在于完成重大任务，为此要突破既有体制下的分工，调动最广泛的积极因素，建立全国性的分工协作关系，这就要求国家设立更高层次的领导机构，统一管理、协调和监督各参与部门，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由此可见，举国体制不等同于计划经济体制，它既可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也可以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上。传统举国体制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主要目的是实现中国产业和科技尤其是尖端国防科技的“从无到有”；而新型举国体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主要目的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者对市场竞争、成本收益的考虑有限；而后者必须遵循市场经济效率原则，研制出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和科技成果。因此，新型举国体制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由国家力量出面解决单个企业难以完成的任务，解决市场机制不能自发解决的问题，包括组织全国产业和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帮助本土企业突破外国企业设立的垄断壁垒等。新型举国体制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保持和发挥有效政府的优势，一方面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国家主导的重大科研项目，另一方面积极促进重大科研成果的市场化应用，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相得益彰。

对新型举国体制的研究应当不断深入，不仅要有大历史观和全球视野，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战略、目标意识，具有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诸因素的能力，而且要深入重大规划、重大工程以及重点项目之中，而非停留在一般层面和理论研究。第一，明确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外延，做到精准化。新型举国体制既不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归，也不是全能型的，它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产物。

第二，如何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科学是发现，技术创新是发明、创造和改进，二者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学发现风险大、成本高，市场机制往往失灵，而企业的动力也不足。在不少科学和技术领域，有不少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发现，只能为后人起到铺路石和敲门砖的作用，因此在这方面，政府的保障作用就非常重要。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在市场调节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的地方，在企业无能为力的地方，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

第三，深入研究新型举国体制如何与现有的国家治理水平和市场成熟度相协调。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都不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还不到30年的时间，科技体制机制远不够完善，需要深入研究，统筹考虑，辩证施策，进行精准操作；需要自然科学界与哲学社会科学界协调攻关，需要产学研紧密配合。

第四，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的应用是有国界的；技术没有国界，但是技术带来的利益是有主人的，特别是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间的竞争力，更是成为各国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但是科技创新又离不开国际交流，因此，需要我们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针对不同的科技领域、不同的国家，深入研究科技交流和合作的对策，如何使新型举国体制在科研院所、企业以及科技工作者个人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方面发挥好作用。

第五，新型举国体制是一个动态的、仍然处于变革和发展中的体制，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以及国家安全、国防现代化是什么关系？与我们的教育体制、科研体制是什么关系？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长期目标是什么关系？如何适应新型工业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如何应对潜在的科技创新挑战？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第六，科技创新更多的是脑力劳动，但又是一种投入和产出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劳动，自觉的投入很重要，因此精神的支撑和激励非常重要，这包含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也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人民谋福祉的高尚情怀。新中国建设历史是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红色精神谱系和一大批优秀代表人物，其中有“两弹一星”精神、三线建设精神、大庆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涌现出一大批英模人物，其中有邓稼先、郭永怀、钱学森、于敏、黄旭华、南仁宫、袁隆平、马恒昌、王进喜、郝建秀等。这些反映了举国体制中精神激励作用和家国情怀的精神谱系和模范人物，我们应该好好研究这一宝贵的精神谱系，并使之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辑  尚鸣）

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盘活改造各类闲置房产。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发布了多个相关政策文件，加大住房保障支撑力度。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十四五”期间，全国计划筹集建设保障性住房870万套间，预计可帮助2600多万新市民、青年人改善居住条件。

本期刊载原国家房改课题组组长、原中房集团董事长孟晓苏的专题文章，解读如何做好保障性住房的顶层设计，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推进建设，确保住房建设质量，同时解决规模化地提供保障房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

                                              ——编者按语

今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要求，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了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重大变化的新形势，特别强调发展保障房建设，要求“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

中央提出保障房建设发展方向已经十多年，但业内一直缺乏有力措施进行落实，导致各大城市保障房至今数量严重不足。现在令人担心的是，各地对中央精神是不是真正理解和认真落实？会不会又是层层往下布置而缺乏机构开展和落实？会不会只在商品房“公摊面积”等问题上做无用功，而不去为低收入群体建设和提供保障房？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就是现在对房改存在不同的认识：楼市政策上凝固化还是调整优化？发展模式是弱保障还是双轨并行？未来走向是退出还是前景广阔？这些问题都要在调整优化中解决。

要不要加大保障房建设和供给

中国房改实现了两个目的。一个是实现了“居者有其屋”。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现在中国居民有房者达到96%，一些低收入的城市居民住房自有率达到90%。另一个是让房地产业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这将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房地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拉动了100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

我们曾在国家房改课题组组织的课题报告中提出“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观点，在2003年被国务院接受。但这一观点不断被质疑，有人提出房地产业是最大的“灰犀牛”，这种言论实际上影响到一些部门的决策。房地产到底是拉动经济的“老黄牛”，还是影响经济的“灰犀牛”，现在慢慢看清楚了。

楼市政策是凝固化还是调整优化

这些年对房地产限制性政策增多，特别是楼市限购，使中国经济受到了影响。去年因为各项政策的综合作用（包括限购），其直接影响是楼市销售额从18.2万亿元一路跌到13.3万亿元。楼市萎缩造成一系列问题，相关产业下滑，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其实，这个限购政策是在房地产过热的时候出现的，现在房地产是严冬了，但限购政策还在给房地产降温。

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必须深度结合市场现实；对动态变化的市场不能凝固化，需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优化。7月2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指出，要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房建部明确提出“认房不认贷”的问题，这是对一部分一套房购买者的歧视性政策仍未落实的调整。原来不限购的就不限购了，原来限购的仍然限购。政策都明确了，为什么还没有变化？目前的问题是政策明确了，但是没有落地。这种现象在社会上被形象地称为“说到了以为是做到了，做到的以为是做完了，做完了以为是做好了”。特别是“限购政策不能前功尽弃”这种错误认知，妨碍了对中央政策的正确理解。什么叫“前功尽弃”？这就是把前一段对房地产发展的制约手段当作一种“成功”。功过不能正确区分，这是目前存在的问题。

发展模式是弱保障还是双轨并行

这些年我们一直认为发展保障房是偏弱的，而现在中央提出的新发展模式，就是住房双轨制再加上租售并举，这是核心内容。其实，住房双轨制是在我们当年设计房改方案中提出来的，当时提出“市场供应商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此后，中央一再强调发展这两个体系，即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将双轨制表述得很清晰。

保障房是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中确定的“住房双轨制”的重要内容。27年前，我们房改课题组的报告中把保障房建设的建议写入房改方案，作为我国住房供应体系的重要部分。这个建议并不是我们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借鉴了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实践经验。

我们首先研究了英国的经验。英国在二战结束后建设了1000万套房屋，其中500万套是为低收入家庭建设的保障房。英国是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首先出现了如何解决工人住房的问题。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揭露当时英国工人的居住条件极其困难、极其不人道。恩格斯并不是建议让国家出面建设保障房，而是要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来在国际社会主义思潮推动下，英国逐渐进行变革，二战期间英国很多城镇被德国空军炸成废墟，二战后大力建设居民住房。战后4000万人口的英国建设了1000万套房屋，让多数家庭住上新房，其中50%是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保障房。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可以这样去改革，从被恩格斯揭露的不顾工人死活的罪恶的资本主义剥削劳工制度，到用提供保障房来化解社会矛盾，为资本主义续命。

英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把保障房制度复制到香港，实行“居者有其屋”计划。香港建设的保障房之中包括“居屋”、“公屋”、“夹屋”等不同类型，目标是覆盖50%的居民家庭。因为香港土地资源有限，因而香港的保障房面积都很小，仅仅40-60平方米，到160平方米就被称为“豪宅”了。保障房只能解决基本住房保障，要住大房子就可以去买商品房。新加坡则是把保障房的“组屋计划”发展到能覆盖87%的居民家庭，组屋大的有四室一厅、140平方米。

研究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验，对制定我国住房制度有现实意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三次分配”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指出，在第一次分配领域，试图在工资分配上拉平或者在股权比例上拉平是不可能实现的，那样就没有发展动力了。但连资本主义国家都能给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住房保障，保证他们的基本居住条件，而这种保障房政策是中高收入人群不能享受的。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保持制度稳定的基础。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利益奋斗。我们更应该解决好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所以，我们房改课题组就做出这样的设计：“市场供应商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而且提出保障房要覆盖到我国50%的城镇家庭。

在国家推动下，房改初期，我国建设了一批“经济适用房”，那些房屋就是“不收土地出让金，只收基本税费”，保证了土地的低成本。那时建经济适用房的目的，一是帮助设定各地房改出售公房的基准价，二是为保障房立下基本标准，就是保障房不能收取土地出让金，开发机构利润率要很低，但是施工标准必须保证，不能低于普通商品房。

我国必须加大保障房建设和供给，这是世界各国都认可的理念和都在做的事情，更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大力推进的一件大事。

我国保障房建设存在哪些问题

25年前，我国启动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此前两年，由国务院四个部委组成房改课题组，形成了课题报告《房改方案》。课题组参加机构是原国家体改委、原建设部、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科委、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与中房集团研究所。多位老领导、大专家参加了课题组工作，我担任课题组组长。当年我们在设计房改方案时就提出，在推动住房商品化的同时，政府同时继续进行保障房建设，形成住房供应体系上的“双轨制”。

近年中央多次提出“完善住房市场体系与住房保障体系”的要求，原因就是多年保障房供给严重不足，已成为我国房地产发展过程中明显的短板。低收入群体和“新市民”、年轻人、“新家庭”本来都应当享受保障房，但是因保障房建设和推动实施不利，低收入群体不得不面对价格高企的商品房市场。

在保障房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由于缺乏认识，主管部门认为市场化能解决所有问题，忽视建设。在房改初期，从2000年到2007年，全国保障房开发投资很少，只占房屋投资比例的3%-5%。我们房改课题组人员提出了推动中出现的问题，主管部门拿出的是两个不伦不类的办法：一个是“小户型政策”，要求把所有商品房户型面积都切小，被称为“70/90”，就是70%的商品房要在90平方米以下。他们以为把鲍鱼切小，低收入群体就吃得起，岂不知道他们要吃的不是鲍鱼龙虾，而是小鸡炖蘑菇、大葱炒鸡蛋，他们需要的是保障房。另一个办法就是“降房价”，试图用行政手段把商品房价格降低，却又不减少地价，还通过严格实行“招拍挂”提高地价，让商品房价格越来越高。即使价格能降下来一些，它们也并不是保障房，而是商品房。

1994年通过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提出了两种土地出让方式，一种是拍卖招标，另一种是双方协议出让。协议出让就解决了包括保障房用地的特殊用途。后来，主管部门取消了双方协议出让方式，这样保障房用地实际上被取消了，保障房陷入缓慢发展状态。

从2011年起，我国开始推动棚户区改造，提供了3000万套保障房，缓解了保障房的供需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保障房建设高度重视。2017年国务院提出“两个为主”——“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实现基本保障”；2018年又明确要求“完善两个体系”——“完善住房市场体系与住房保障体系”。虽然中央非常重视，要求非常明确，但是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工作一直不到位，十多年来，我国的保障房建设始终不足。

保障房建设上的一大问题是层层进行布置，却缺乏有人认真落实，这叫做“跛子打围——坐着喊”。上级政府布置任务给下级政府，省政府就把保障房安排到小县城去，市政府把保障房建到远郊区，都舍不得拿出城市土地来建保障房，建成的不少房屋成为“无效供给”。

还有一些“聪明”的地方政府把建设保障房的责任转移给开发商，他们使出一种“限地价、竞配建”的招数，在把土地高价拍卖给开发商的时候，要求企业承担一定百分比的保障房。这些做法表明，某些地方政府刻意回避自己保障房的建设责任，保障房得不到不含地价的土地；政府将公共服务职责推到开发商头上，而且政府拍卖土地还不少收地价，让开发商去平衡土地成本。这种乌龙做法居然一度还被当作先进经验到处介绍推广。其实这些都是下级应付上级的做法，从根本上忘记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

我国应当如何建设保障房

各国各地保障房建设时，都是以政府行为为主，由政府给土地、管分配和后续服务，由国有企业负责投资建设。

英国二战后建设的保障房占全部新建房屋的50%，就是由16个公营的“建房公团”来建设的。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建屋发展局”，组屋的建设都是由国企投资施工。香港特区政府则设有“居屋署”与“公屋署”，两个机构有2000人，主要是工程师，就是从事保障房建设的管理团队，安排由“房屋协会”对非低收入但是收入不高的“夹心层”家庭建设“夹屋”，专门为“夹心层”解决住房问题。政府行为还不止于保障房的建设，建成后的保障房分配、资格认证、贷款等事宜，都需要政府管理，后续也需要政府实施动态管理，包括租赁房屋和把保障房卖给低收入家庭。

现在我国保障房严重缺位。政府把管理权过多地用于商品房上，特别是管理商品房价格，或一会儿限制涨价，或一会儿限制跌价，还要求高价商品房低价卖，催生出富人“炒房打新潮”，出现许多笑话。其实商品房不需要政府这样干涉，政府作用主要是建设与管理保障房。

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地方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央企要发挥主力军作用。而保障房建设用地不能收土地出让金，只能收取基本税费，这样才能让它的成本低、价格低。地方政府要舍得拿出位置比较好的土地建设保障房；保障房建设需要大量财政资金投入，包括专项债投入，这些事情都要靠政府与央企来做；与市场化商品房开发不一样，保障房要控制好售价与租金，不能追求商品房的利润率，保障房在分配与管理上也都要体现政府行为，不能是商品化销售。

按照国务院要求，国企要退出竞争性房地产领域，全面回归保障房建设本位。其实，保障房建设有足够大的工作量，其投资回款安全可靠，这本来就是国企发挥作用的领地。发挥房地产国企的公共服务职责，是国家建立这些企业的初心。

通过以上多项成本控制手段，保障房的租售价格就能达到要求。按照销售价格计算，不含地价的产权型保障房价格应当是商品房价格的三分之一左右。保障房的建设安装成本是不低的，绝不允许偷工减料，但保障房建设就像商品房建设一样，能够拉动建筑材料生产与施工安装，带动房地产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现在商品房的投资销售在不断下滑，就可以用加大投资开发保障房来从结构上转型，集中力量发展保障房建设规模。

有人问，是否能把空置商品房变成保障房？商品房改造成保障房的最大困难在于，商品房里包含着高地价，而保障房价格低的原因是地价低，开发建设机构的目标不是追求利润。而拿商品房改为保障房时地价是退不出来的，有些户型面积也不一样。闲置房产可以拿出一部分改造成“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商品房去库存的主要办法是盘活楼市，用市场力量消化这些商品房。历史上的存量房屋，多数都被慢慢消化掉了。

根据我多年参与保障房建设的经验，要满足保障房需要，我们就要“超前规划”与“足量安排”。我曾经说过，保障房建设不怕“适度过量”，其实保障房的“足量”与“适度过量”说的是同样意思。原因有三：其一，住房建设本身就需要超前，因为从投资开始到形成有效供给，需要足够的时间，其中仅建房周期就需要18个月，还要有项目准备的时间，加起来要两三年；其二，考虑到各地保障房建设规模普遍偏小，若不要求按“足量”或“适度过量”部署、而按现期人口数据来紧紧巴巴地建设，建成时往往就会落后于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其三，保障房建设规模略大一些，形成一些短期的房屋过剩，相当于让商品可以摆在货架上供人选，才能让低收入居民有选择的空间，才能防止保障性租赁房的租金太高，这些都会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实际上保障房建多少都不会被剩下。

我在中房集团工作的十几年期间，在全国230多个城市开发1300多个住宅小区，建的主要是保障房，房子都没有剩下。所以保障房建设需要大规模开发，需要超前开发，需要足量安排，这是我作为资深保障房建设者的实际经验。

保障房建设资金如何良性循环

保障房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资的钱从哪里来？既然保障房建设主要是政府职责，当然需要财政出钱。不少专家建议发行“特种国债”。我认为保障房建设很适合通过发行长期国债来建设，比如10年或20年国债。国债就应该投向民生。在债务存续时间里，保障房肯定可以卖掉回款，还可以偿付国债利息。如果每年由国家财政投资1万亿元，要求地方政府配套出资，再通过向保险、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扩大融资，可以达到5万亿元的规模。保障性住房没有土地出让金，只交土地成本与基本税费，因此5万亿元都能用在房屋建设上，可以发挥出10万亿元的作用，这样很快就可以规模化地提供保障房。

保障房可租可售，保障性租赁房的资金循环已经有现成的金融模型，就是通过资本市场发行保障性租赁房的信托投资基金（REITs）。几年前我提倡引进资产证券化，3年多前，我国已经启动基础设施REITs试点，至今已经有29支REITs成功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流通，其中就有4支保障性租赁房REITs。REITs可以通过组织社会资金持有保障房资产，原来的开发持有机构就可以拿回投资资金，还可以投资到新的保障房建设。今后REITs基金可以通过增发收购其它保障性租赁房，使REITs基金覆盖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有资格享受保障房的人群，约占我国城镇家庭的50%。我们在25年前推动房改时，就已经解决了不少老职工的房产权问题，他们都属于50%之内保障房享受对象。那时为了向老职工出售公房，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公房出售时，即使按成本价卖老职工，他们也买不起，我们就设计打两个折扣，“工龄折扣”和“一次性付款折扣”，折后一套房子仅两三万元。这在当时也是不少钱。老职工们掏尽自家储蓄、再跟亲友借钱，就把原租公房给买下了。房改5年后，按照购房价的1%补交了土地出让金，这些房产就可以进入市场流通。

如今25年过去，当年的商品房平均增值了5倍，而房改房以优惠价格购房，出现了百倍甚至几百倍的增值。现在房产价值已占到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60%，成为人民群众的主要财富构成。房改购房与房产增值使老职工们跟上了致富步伐，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现在有资格享受保障房的人群应当是“一低两新”：低收入家庭、新市民家庭和年轻人新家庭。今后，低收入群体可以利用他们现有的支付能力，以低廉的价格租赁保障房。有购买保障房能力的居民，可以用上自身能力与人们所说的“六个钱包”，再加上银行的贷款支持，按照保障房价格购买房屋产权，实现他们的房屋产权梦。要允许已缴纳房租冲抵房价，相当于享受一次“工龄折扣”。

保障房应规定几年内不能入市交易，房改时规定的是五年不能入市。过了这个时限后，就允许入市交易，允许保障房与商品房并轨。这样随着经济发展与货币运行，这些居民就可以享受商品房价格上涨的红利，像当年老职工们一样，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保障房未来可以与商品房并轨的预期，使它具有更大的升值潜力。这些因素可以促进服务对象积极租赁或购买保障房，很容易形成保障房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

走出当下保障房缺失的误区

我国保障房建设多年缺位，致使人们都误以为解决住房问题只有靠商品房。低收入群体也不知道他们可以享受保障房，反而都把眼睛盯在商品房上。比如抱怨“价格高买不起”的是说商品房，抱怨“公摊面积多”的是说商品房，说“收入房价比高”的也是说商品房。

低收入群体把他们的住房希望完全寄托在商品房上，而商品房市场却不能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当然怨气越来越大，并不时把积怨发泄出来。这都是源自住房双轨制没有及时建立起来，而过去的房地产调控走偏了方向。

本来在住房双轨制的制度下，是可以实现“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的。商品房与保障房在不同轨道上运行，房价也各有不同规律。持有商品房的居民希望自家的房屋资产保值增值，不愿意看到房价下跌，跌得厉害了就可能去售楼处闹着退房。而可以享受保障房的群体也不需要盼望别人的房价下跌，因为他们跟商品房涨跌关系不大，他们更关心的应是能不能买到或租到廉价的保障房。

如果能形成“住房双轨制”或“两个体系”，不仅可以使居民住房条件得以进一步改善，而且社会矛盾可以化解不少，社会心理也会平复不少。

我所说的保障房建设与分配路径不是不可企及的。25年前，我们已经在中国城镇进行过一次成功的房改实践，有的年轻人哀叹说，我们生不逢时，没有赶上那次房改。我们要继续推动保障房建设，会给年轻家庭提供一次新的机会。

将启动规模化保障房建设变为现实，比抱怨“商品房价格高买不起”更为有效。所谓“收入房价比高”是在没有保障房供给的情况下，拿商品房价格与普通人的收入水平比。但是如果能提供足够的保障房，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商品房“公摊面积”的问题。所谓“取消公摊”无非就是把“公摊前的建筑面积”改为“公摊后的使用面积”，把公摊从“显性存在”变为“隐形存在”，实际上没有取消公摊，只是算法不同。其实这就是“榴莲带壳卖”还是“榴莲剥壳卖”的区别，榴莲壳一样从买家收钱。难道能把“公摊”摊给政府、或者摊到别的项目上去吗？都不可能。购房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房本上面积还小了，单位房价提高了不少。比如，本来公摊面积是30%，以减去公摊面积后的“使用面积”计算，房本上面积就小了30%，每平米房价还上涨了43%，购房者在哪头儿都没占着便宜。这就让老百姓满意了吗？房本面积小了就踏实了？单位房价涨了就高兴了？这种糊弄人的做法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忽悠“取消公摊”是做无用功，客观效果会转移管理者对保障房的关注，最终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真正惠及低收入群体，就要把精力放在如何多给老百姓建设保障房上。

如果能把中央要求的“加大保障房建设和供给”落到实处，我相信，在“住房双轨制”正常运行下，社会认知会走出保障房缺失的误区。

（编辑  季节）

我国中小企业分布广、数量多，存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主体，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经济社会面临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趋势，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内部软实力，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可支配资源有限、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知识文化体系欠缺，数字化管理实践不足，领导者转型意识薄弱等问题，能真正通过搭建软硬件平台、持续提升企业管理能力的企业相对较少。尽管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工作，并陆续在转型意愿、政策性平台建设、政策精准支持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① 不断推出各种奖励政策，鼓励企业上线自动化设备、数字化系统等，但这些都是依靠外部力量的推动，而数字化转型真正的动力，来源于企业的内部驱动。因此，有必要针对当前中小企业在开展数字化转型时面临的痛点与挑战，围绕技术落后、人才匮乏、数据孤岛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提升中小型企业在战略规划、人才管理、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内部驱动，探索适合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

制定科学合理的企业架构规划

梳理企业架构，可以有效帮助企业设计IT策略、实施IT项目，以实现期望的业务结果，并使用体系结构原则和业务模型来掌握行业趋势和规避运营的风险。对于正在经历数字转型的中小企业来说，企业架构规划专注于将现有流程和应用程序整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更加高效的运营体系。

虽然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基础在于数据化理论、工业互联网理论等信息技术，但是以信息技术的突破为主导的企业架构规划却难以成功，企业盲目追求数字的汇总或统计，很难实现智能化与数字化相融合的目标。

中小型企业制定合理的企业架构，应从实际业务出发，通过全业务域的规划思维，以企业业务场景为切入点，细致全面梳理业务架构。从业务架构出发，推动信息架构设计，以基础架构建设支撑数据与应用架构。通过业务架构梳理，实现价值链集成与贯穿，实现端到端数据模型，制定数据流动的业务规则。不能盲目地依靠引入信息技术实现数字化，而要将重点放在系统、完整地理解业务本质，并建立可以数字化的量化模型。①

建立全方位的人才培养计划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中小型企业的普遍痛点在于业务建模过程极为艰难，一方面是组织机构设置不合理导致的“部门墙”障碍，另一方面是不同业务域人员之间的沟通障碍；业务人员不懂建模，IT人员不懂业务，缺乏能把整个企业运行架构、流程用IT语言描述清楚的跨界人才。与此同时，由于中小企业自身业务的差异性和局限性，跨界人才不仅难以在市场上通过高薪聘请直接获得，而且难以通过内部短期培训提升能力。而且中小企业面临因工作环境及文化问题而流失现有人才的风险。

因此，提升中小型企业的人员能力，不仅要重视核心骨干人才的特殊培养，还应充分利用中小企业流程可复制性强、管理跨度小的优势及中小企业在运营方面易于“轻装上阵”的特点，建立核心人员全方位培养计划。针对不同类型的人员，开展不同的培训与训练，选取核心骨干团队带动整体发展的策略。

首先，针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培训，重点在于思维意识的灌输与提升。中小型企业高层管理者一般为企业的老板、创始人，他们的思维引领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其前瞻性、认知水平及数字化基础素养是中小企业转型的关键因素。

其次，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是企业运营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培养计划可以聚焦思维训练、流程再造、核心业务、管理能力等方面，提升管理能力及业务统筹能力，使其能够对企业的战略规划进行有效的分解，并制定可实施的行动计划。

第三，核心技术人才是推行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关键人员。核心技术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搭建企业数字化底层架构，在提升产品合格率、开发新产品等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他们也是企业内部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对接人员与实施人员，因此需要加强对知识体系以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

第四，一线员工应具备基本的数字化知识，在企业内部培训中掌握基本的软件操作，可以按照要求完成数据录入、异常反馈等基础性工作。 

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小型企业应特别重视核心人才的力量，建立企业人才阶梯培养机制，积极开展多维度、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减少外部依赖性，但不能照搬照套标杆企业的做法，要形成具有自身发展特色的转型之路。

通过数据治理解决数字化孤岛问题

受企业规模的限制，中小型企业在自身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要满足业务部门的“散点式”需求。但是随着单向式开发应用的增多，“散点式”软件之间难以打通数据链，进而形成了数据孤岛问题。如果重新规划建立数字化体系，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投入，这对于本来就缺少资金、人力投入的中小型企业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因此，重视体系化治理进而解决数字化孤岛问题，无疑是一种减少投入、扩大产出的经济性选择。

适合中小型企业体系化治理的主要手段在于数据治理，也就是通过流程梳理与现有系统相结合，打通各业务数据的关联性。首先，分析梳理原有软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将各软件中重复甚至冲突的部分明确标识出来，减少人员在多个软件中重复录入引起的效率低下问题；其次，通过少量的二次开发，补齐现有软件中的数据缺失；最后，通过构建总体数据库，将各个软件通过接口实现串联，进而解决数据孤岛问题。①

中小企业受制于管理手段薄弱、人才匮乏、路径模糊等因素，大部分处于规划反复变化、进度徘徊不前的状态；能真正把软件跟硬件在企业运营中全面落地实施，又能持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还是相当少。大部分企业软件与硬件建设完成后，整体企业形象确实高大上，但多数还没有能真正给企业解决实际的问题，需要按照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的业务特点，持续地进行指导和改善工作。

（编辑  宋斌斌）

战争与游牧

毛泽东与蒋介石、与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不同，他所关注的不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是它的边缘地带及其他内部的“边缘人口”。

毛泽东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近代革命者也不同，他关注的不是“反清复明”这样的问题，他关注的是“行国”、“居国”、“海国”之间的动态的平衡与不平衡。与此相关的，便是核心经济区内部的不平衡问题。

毛泽东革命理论，是通过突破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简而言之，毛泽东的革命不仅是一场阶级革命，更是一场文明革命、文明复兴。毛泽东的革命，是为了恢复晚清之后瓦解了的中华文明的内在平衡而进行的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因为这种平衡的瓦解，中国的传统治理体系解体了。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是封闭的，而是一种开放的动态平衡体系，作为“居国”和用于定居的农耕区，其人口历来是流动的，其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是空前的，而规模最大的流动人口，是被称为“客家”的族群。客家是魏晋以来，在草原文明的挤压下，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一个持续性的结果，江西、广东和福建是中国客家的重要落脚点。由于当地人占据了平原和平地，迁徙而来的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山区，不得不在逼仄的山地求生。中国基本经济区的土地问题，在这两个群体的矛盾中得以集中和放大。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井冈山的斗争，当然是农民的土地革命，但更为确切地说，这也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土地革命，如果没有客家人的支持，井冈山的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以“客家人（永新人）女婿”的身份，成为红军的领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是一种真切的、血肉交融的结合。毛泽东不仅深刻认识到了中国基本经济区内部的不平衡问题，而且更为深刻地洞察了中国存在的三种生产方式的不平衡问题，随后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大体上就是在基本经济区的边缘——基本经济区与草原山地文明之间的结合带进行的，就有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客家人的聚居区——赣南和闽西出发，穿越苗族、藏族地区，直达回族聚居的陕甘宁。

什么叫“地球上的红飘带”？建立在三种生产方式内在平衡基础上的中华文明，在近代走向瓦解的时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以一种难以想象的奇观，重新把草原山地文明与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联系起来。如果借用魏源的话来说，这就是以革命战士的血肉之躯，把“居国”与“行国”重新凝聚为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纵横两万五千里，牺牲惨重，而这种惨重的牺牲，完成了破碎了的中华文明的重建。当毛泽东把长征称为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时，我们应该深思：应该把长征视为中华文明内部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导致了中华文明的重建。

1937年，欧文·拉铁摩尔和《今日中国》杂志代表团访问延安，这个杂志就是冀朝鼎参与创办的，在这次访问之后，拉铁摩尔提出了“内亚”问题。

什么是“内亚”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丝绸之路问题。从长期发展看，亚洲内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发动机，这个地区游牧民族的扩张，造成一种持续的压力和动力，而地中海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在回应亚洲内陆游牧民族扩张的压力中发展着的——这就是著名的“内亚学说”。而拉铁摩尔的新婚旅行，就是沿着长城考察中国西北和蒙古地区。

中国向南发展，核心是秦楚关系，中国向欧亚大陆发展，核心是汉唐与西域之间的关系。战略要害，一在陇南，一在河西走廊，这就决定了陕甘宁地位乃王道之发源地。在后来成为经典著作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1940）一书中，拉铁摩尔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西北实行的联合少数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其实是中国历代“王道”的延续，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可以通过联合少数民族，在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的斗争中，先是占领中国广阔的边疆地区，然后如同当年的隋唐一样，以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为根据地，最终推翻盘踞中原和沿海的统治者，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将会形成，与此同时，内地与边疆之间互惠的、分享式的发展方式，将会得到重建。

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内亚”理论的胜利。有了这样的视野，我们就可以再来看转战陕北的意义。1948年，当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泽东再次率领中国共产党人转战陕北——他亲自带领的部队只有不到800人，他们先是一路北行，几乎抵达内蒙古核心区的毛乌素沙漠，然后在陕北的佳县、吴堡东渡黄河，沿着山西一路疾行，最终到达西柏坡，这条道路，划出的正是北方草原文明与中原地区的分界线。

转战陕北，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行国”——即蒙古游牧战争方式，是草原战争方式对中原战争方式的胜利，它是以没有后方、断掉后勤、高度机动的突击方式，击溃了高度依赖后勤辎重、高度依赖官僚程序因此移动缓慢的敌人。

望长城内外，唯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以骑马或徒步的革命，把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重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这个结合带的革命化，特别是“长城地带”的革命化——它是长征造成的“地球上的红飘带”的延续与完成。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要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结合在一起读，那才能读得有味道。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不能挂在天上，而是要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果像飞机那样，只是在天上飞，不能落地，早晚要出麻烦。马克思主义能够结出什么果实，要看我们脚下的土地。

我们今天做学问，很难超过冀朝鼎的那本小书，因为他把自己的学问，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大党大国，应该有大学问。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冀朝鼎34岁，踏上延安之旅的美国访问团成员的年龄，都与他们差不多。今天，像他们这个年龄的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能干出他们那样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吗？

时代不同了，在全球化的时代，美国与中国的年轻人，面临着同样的处境。

什么是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呢？有一种说法：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就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按照这种说法，似乎人类命运共同体只存在于未来，即只有将来世界大同了，才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马克思说的是，人类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因此，在人类发展史上，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只有一种形式，也不是存在于未来的乌托邦。

在写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写了三个《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其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它与《资本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主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考察人类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的发展与演变，而后者的主题则是“资本”。讲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要从这个手稿出发，马克思这个手稿里讲的最集中。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开头说，从漫长的人类历史看去，人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人类历史，就是维护人类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相对于共同体而言，自然、劳动、财产，虽然必不可少，但却都是“外在之物”、都是第二位的，是构建共同体的手段。只有共同体本身，既是人生存发展的目的，也是手段。

他说，人类最初的生存方式就是迁徙，是以部落游牧的方式迁徙，而这意味着，相对于共同体，土地也是身外之物，即人类共同体最初的生存方式——部落游牧，它对土地的依赖很低。

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他们生存依靠的第一力量还是要靠共同体。定居文明发展的前提，就是进行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建设，有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长期的定居与土地的长期利用才有可能，而大规模水利工程，只能是共同体统一意志的产物。所以，马克思说，大规模水利工程，既是共同体统一意志的产物，也是维护共同体统一意志的条件。

马克思讲了一段著名的话，提出了“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是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

“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是指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之所以能够长久，就是因为大的共同体有统一意志，因此就比小的要有力量，这种共同体统一意志，尤其表现为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产物。

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核心，就是“统一”，即共同体意志的体现，而它的对立面就是分裂，大型水利工程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它“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言下之意是：共同体越大，生存能力、持续能力就越强，总起来说，大的共同体总是比小的共同体更有持久的生命力。

简而言之，“亚细亚所有制”的核心问题，便是“统一”与“分裂”的问题，是说大的共同体比小的要更有持久性。

马克思继续分析说，在广土众民的定居文明之外，人类共同体发展的第二种形式就是抢劫和掠夺，它的方式是战争，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希腊城邦就建立在战争与掠夺的基础上，是最典型的古代所有制形式，在希腊城邦所有制形式中，战胜者是主人，战败者是奴隶，主奴关系的确立，就是黑格尔叙述世界历史的起点，也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叙述历史的一个重要区别。

地中海文明就起源于战争与掠夺，这是其不同于大陆上的定居文明的鲜明特点。

人类共同体发展的第三种形式是商业，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作为占领者，日耳曼人居住在城市据点里，他们的生活依赖于商业的供给，正是商业，把中世纪欧洲的城市与农村、把地中海文明与欧亚大陆文明、把不同的共同体形式联系起来，欧洲的商业就是这样在中世纪发展起来。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人靠共同体而生存与发展，但说到共同体的形式，马克思的手稿中，讲了迁徙、定居、战争、商业、劳动、资本六种形式，而黑格尔则只讲了战争和劳动这两种共同体形式，他把这二者之间的转变，视为古代共同体向现代共同体的转变。

从战争的共同体，向劳动的共同体转变，就是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的核心。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说，主人因为战胜而享受奴隶的服务和劳动成果，奴隶因为战败而被迫劳动，但是在劳动中，奴隶却创造了一个物质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奴隶在被迫的劳动中，在不断改造着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劳动技术，从而通过劳动这种“自我教育”，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提升自己、改造自己、发展自己，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

辩证法的实质就是变化，而主人的特点是不能变化、拒绝变化，因为变化就意味着他垮台，就意味着其丧失主人的地位，所以，主人是没有发展的可能性的，主人没有辩证法，所以他在“夺取政权”后就失败了——主人在胜利的那一刻就失败了。而奴隶渴望变化，他在改造世界的劳动中，不断改变着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劳动创造了世界，这意味着奴隶创造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

劳动创造世界，奴隶创造历史——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也是现代革命思想的实质。这也是马克思、毛泽东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里读出来、继承来的东西。

实际上，从劳动的意义定义现代性的巨著，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的伟大贡献，是从“资本”的角度定义现代性，对资本的论述是马克思对于现代性最大的贡献。

研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上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是李嘉图，在政治上倡导劳动价值论的是洛克的《政府论》，而从精神现象学角度深刻论述了劳动创造世界的则是黑格尔。

黑格尔说，如果单挑，奴隶永远干不过主人，这是因为奴隶怕死，主人不怕死，但是，如果奴隶通过劳动和交换，搞出个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搞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共同体的新的、绝对的形式，那主人就彻底废了，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在这种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劳动者，也都是交换者、所有者，他既是一个个人，也是一个主权者，既是特殊性，又是普遍性——这就是卢梭的逻辑，也是法国大革命的逻辑，从此之后，就不再有主人与奴隶，从此“世界是平的”——历史到此终结。

而西方的思想，到了黑格尔，也就此终结。马克思是从被黑格尔终结的历史那里出发，开始了他伟大的思想。

黑格尔说，劳动共同体，这是最后、最高的共同体，奴隶通过劳动和集体斗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最终消灭了主人-奴隶的关系，实现了辩证法。

马克思不赞成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劳动不是最后一个共同体的形式，而只是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标志着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的原始形成”，随后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资本对于劳动的支配。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说，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是资本，不需要工人，不需要劳动者，因为这个社会的实质是“资本”，而不是黑格尔所谓“劳动”。马克思说：“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而且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

手稿里最深刻、最具当代意义的是“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一节，在这里，马克思提出：利润的驱动决定了科学发展的方向，而资本主义的劳动的最终理想，是以机器代替人，是以机器人体系，代替人类社会体系，最终，就是一个机器的体系，代替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手稿的最后一部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简要地说，共产主义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共同体，去掌握机器体系，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共同体支配机器人，而不是机器人支配人类社会。

用今天的话来说，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是重要的，机器人是重要的，正如华为是重要的一样。而真正重要的是，机器体系掌握在谁的手里，资本掌握在谁手里，最重要的在马克思手稿里的最后一句话，即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怎样“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

《资本论》未完成，这不仅是指马克思生前只看到了第一卷的出版，而后两卷是由恩格斯帮助整理，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加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了创作《资本论》，马克思其实写了四个手稿，如果不研究这四个手稿，恐怕就很难懂得，马克思究竟是在怎样的艰难曲折中展开他的思想的。非常可惜的是，给马克思介绍出版商的拉萨尔看了马克思的三个手稿很不满意，更要命的是恩格斯也不满意，燕妮读后甚至说，自己“对卡尔的写作天才产生了怀疑”，这对马克思产生了非常沉重的打击，他因此不得不抛开手稿的思路，另起炉灶。

“伟大也要有人懂”。谁都不容易，马克思更不容易。

现代有两个革命，一个是黑格尔思想指导下的革命，这就是建立劳动共同体，就是劳动者当家作主。还有一个就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那就是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掌握资本。

简单说，这就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

1945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二部演讲，提出我们要进行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前一个革命是后一个革命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不进行第二次革命，如果劳动者不掌握科学技术、不掌握资本，劳动者就不能真正获得解放，文件上规定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空话。

毛泽东后来又说，新民主主义关好过，社会主义关难过。要过新民主主义关，就要过黑格尔这一关，毛泽东的话是很对的——不读黑格尔，就不懂马克思。

在延安，毛泽东爱读逻辑学，胡乔木说，逻辑学这种书，我一天也读不了两页，毛泽东开导他说，逻辑学、辩证法，这不是书本上的公式，这就是世界的本质，是历史的本质，搞革命，就需要读逻辑学。

斯诺后来问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他从哪来搞马克思的书来读？毛的回答是：那个时候，我主要是读黑格尔的书。《实践论》《矛盾论》都是血写的。

可惜，如今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反黑格尔主义者，根据他们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掌权者和无权者，因此永远有主人和奴隶，奴隶的理想就是成为主人，即奴隶和主人在希望拥有权力这一点上，并没有区别。因此，也就没有现代与古代的区分，没有法国大革命与王权专制的区分，没有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区别。

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过黑格尔这一关。但是，现在大多数的读书人，不是没过马克思关，而是连黑格尔的关也没过。连黑格尔的现代观都没过，还谈什么现代化、现代性，谈什么现代思想、现代文学？连黑格尔的现代关都没过，谈什么过社会主义的关？

过黑格尔关，过现代观，首先意味着确立这样的信念——相信奴隶创造历史，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争取劳动的权利，争取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劳动收入，这是使他们团结起来的目标，正如1937年，一些高尚的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会面，他们的目标与我们今天一致。

  （编辑  季节）

深情嘱咐

难以承受之重

1967年初，“文革”的烈火越烧越旺，我的日子也越来越难熬。

这时，“两条路线斗争”已上升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在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与政治部主任分别被宣布为总后第一、二号反革命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我作为政治部主任多年的秘书和现任秘书科长，自然也噩运难逃，成为被揭、批、查的“重要知情人”和“头号保皇派”，也算是个“小走资派”。对我没完没了的批斗倒也罢了，最难过关的，是限期揭发交代直接领导和自身莫须有的“罪行”。这种无休止的精神苦刑，凡是当年挨过批斗的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

关爱至深的“三点嘱咐”

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刻，从西花厅传来七伯、七妈对亲属的三点重要嘱咐：第一，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第二，要在运动中学会游泳；第三，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

七伯、七妈这三点嘱咐，是在“文革”形势最复杂、斗争最激烈的时刻，经过深思熟虑，逐字逐句给予我们的指示，话短情长，饱含深意，充满对晚辈关切爱护之情，给予我们在险境中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首先，“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的嘱咐，是对我们的一种精心保护。七伯深知，他是江青一伙下一步清除的主要目标。这时大街上已经充斥着“拥护新文革”“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标语和大字报，矛头直指七伯。有的甚至猖狂地指名道姓，恶毒地进行人身攻击。七伯深知，凡是同他有关联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被打击的目标。

就在七伯、七妈的“嘱咐”传来前夕，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就因遭到江青指名诬陷自杀身亡。许明同志和她的爱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都是长期在七伯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中国革命的有功之臣，因而成为江青一伙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俩的爱子，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孔丹不久前告诉我，他母亲去世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许明深知，江青陷害她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哪怕丝毫蛛丝马迹，作为构陷周总理的突破口，她不会给江青留下任何借口。与许明同样，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卫士长成元功、秘书周家鼎等人，后来都成为江青指名道姓、蓄意陷害的对象。

七伯不只是对自己的亲属，在“文革”这一阶段，对他的老战友、老部下，更是尽其所能，及时予以嘱咐和提醒。他亲笔写信，让秘书周家鼎分别送给多位副总理传阅，信中深情地叮嘱：务必谨言慎行，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务必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能承认自己是所谓“三反分子”。家鼎说，七伯交代他，这封信务必当面送给本人阅看，不得让秘书转，不得放办公室，看后由本人签名。信传阅完拿回，七伯看后立即烧毁。

家鼎同志是七伯的军事秘书，在他身边工作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任国防大学纪委书记，我在校政治部工作，兼任校纪委副书记。我俩合作得很愉快。家鼎对我说，七伯写的这封信，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老同志看后都十分感动，有好几位当场流了泪。

尽管七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想要保护一批老同志，但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中，要想保护所有的人是难以做到的。没过多久，陈毅老总、叶帅、聂帅、徐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革命元勋，终因向“中央文革”发难，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四帅三副”受到严厉批判。就是七伯，也不得不因江青诬陷我的周同宇伯父“与王光美哥哥王光琦借聚餐搞政治阴谋”，并诬陷维世大姐是“苏修特务”，被迫亲自签字将周同宇和孙维世逮捕关押。七伯的初衷是采取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尽可能地对这些人予以人身保护，他曾用这种做法保护了一大批人。但并非事事都能如他所愿，维世大姐后来被江青一伙秘密关押、残酷折磨致死，给七伯、七妈留下永远的心中之痛。同样，与七伯、七妈的“亲属关系”，仍然成为一些人整我和在军的重要缘由。

其次，“要在运动中学会游泳”的嘱咐，是教育我们在“文革”中有效地保护自己。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走向，七伯通过几个月的亲身体验，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没有像以往那样，教育我们积极投身革命、锻炼提高自己，而是称之为一场“运动”，让我们“学会游泳”。

我虽然不是游泳高手，但学过游泳，会游泳。细想七伯的提示，坚持底线，保持坚强的信念和强大的定力，不到最后时刻决不轻言放弃。越是难以坚持下去的时候，越是考验自己是否真正“学会”游泳的关键时刻。游泳也好，“运动”也好，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最后，“记住，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的嘱咐，既是对我们的关怀与教诲，也表明了七伯对“文革”所持的鲜明政治态度。此时，江青一伙正大肆鼓吹在全国范围内“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造反派”“让真正的左派夺权、掌权”。对立双方争相给自己戴上“左派”桂冠，把自己的对立面打成“保守派”“保皇派”，置之死地，这就使派性之争变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进一步酿成全国性的武斗和内乱。七伯很早就给我们注射了政治上的“预防针”，提醒我们远离“这个派那个派”，他这样做，也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七伯、七妈在关键时刻的“三点嘱咐”，展现了他俩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的远见卓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也是他们的党性和人性的具体体现。他俩的指示，引发了我对那场内乱和对人生价值观的深入思考，明白了许多当初并不懂得的政治和生活哲理。

众目睽睽下与我的亲切握手

就在接到七伯“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的嘱咐后不几天，七伯与我就在一个特殊的场合见了面。而且他打破了历来的约定，在众多领导人面前亲切地同我握手和致意。

1967年3月30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总后勤部礼堂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宣布邱会作回总后工作。当时总后机关已经全面瘫痪，我是总后的一支“笔杆子”，重要会议的记录、整理常由我负责，因此，会议记录的重任落在我这个“靠边站”干部的肩上。我站在主席台入口处迎接领导人，七伯与中央几位领导和老帅从休息室走向主席台，正好同我打了个照面。我本来应该避开，不过，我实在想念七伯，机会难得，不但没有避开，而且向前迎了一步。七伯见到我有些意外，更令我意外的是，他停下脚步，在其他领导人注目下伸出手来，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我轻声唤了声“七伯”，七伯用充满睿智的眼光凝视着我，“嗯”了一声，颔首致意。自从“文革”以来，无论是报刊照片还是纪录片，七伯的眼神几乎都是严峻而深沉，少见笑容，而他这时的目光却充满了关怀和亲切，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七伯手中传递给我的力量和温暖，他却更加消瘦和疲惫了。此后，我虽然还有几次机会见到七伯，但这一次却是他和我的最后一次握手。

批林整风

总理在“文革”中的“三只胳膊”――余秋里与谷牧

余秋里和谷牧是在“文革”的特殊时期，经党中央批准，指名协助恩来伯伯工作的。当时，余秋里任国家计委主任，谷牧任国家建委主任。余秋里是驰名全军的“独臂将军”。

在多位副总理和老帅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情况下，他俩在国家危困之际，辅佐伯伯撑起共和国大厦，厥功至伟。人们赞誉他俩是总理的“三只臂膀”。

我很早就认识余秋里。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参加西南军区后勤部派往下属一个汽车团的工作组，协助该团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当时，余秋里任军区“三反”委员会主任，握有重要职权，仅次于军区首长贺龙、邓小平。

有一天，秋里同志直接来到汽车团视察工作。我们到团部门口迎接，他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旧军装，左臂的一只袖子空荡荡的。他精神抖擞，动作敏捷，吸烟时用一只手掏香烟、取火柴、点火，一气呵成地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比常人还利索。余秋里在团里待了两天，日夜不停地连轴转工作。这个团还没有新建营房，连队分散驻扎在附近村庄和临时工棚，相互间距离很远，他一个不落地走了个遍。

在短暂的相处中，我对这位红军将领的独特风格深有感触。他为人豪爽豁达，直来直去；工作大刀阔斧、脚踏实地；在原则问题上是非鲜明，执行党的政策却心细如发。

1952年，余秋里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成为我的顶头上司。这期间，我听说了他在战争年代的传奇事迹：长征中，任红二军团十八团政委时左臂两次负伤，露出骨头和筋络，仍坚持不下战场，托着一条伤臂爬雪山、过草地，度过整整192个昼夜。最终还是用木工的锯子截去了左肢。这一壮举，堪与青史留名的关云长“刮骨疗毒”媲美。

1955年余秋里调北京任总财务部部长，1959年我调到北京后，七伯有次问起余秋里当年在西南军区的工作情况。我把亲身经历的有关秋里同志的逸事告诉伯伯，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余秋里，他就是这个性格！什么事都要亲自过问、抓住不放。什么事也难不倒他。这回他在大庆发现油田，为国家立了大功。他是我们党内难得的能文能武的好同志，你要好好向这位老领导学习。”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事件发生后，我与分别了十六年的老首长余秋里重逢，并在他直接领导下参与总后批林整风运动。后来，我听到他与谷牧两位亲自讲述“文革”中辅佐七伯险渡国家经济难关的往事，其中有两件格外使我感动。

余秋里说，1968年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12月26日，凌晨两点多了，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叫他去，总理疲惫至极，面带忧虑，他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的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余秋里制定了1969年第一季度计划安排，经总理审查同意后，立即报请毛主席批准。这样，1969年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方案。

这个事例表明，余秋里不仅在战争与和平年代能率领千军万马斩关夺隘，而且在国民经济的危急时刻，帮助伯伯治理国计民生，不愧是伯伯夸奖的“党内难得的能文能武”的治国之才。

谷牧同志曾与我和在军做过长时间交谈。他向我俩回忆了七伯“文革”中那句感人肺腑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谈话的经过。七伯的这句名言，常被人错误地引用，其时间、地点和原意都有很大出入。

谷牧同志所言是他的亲身经历，也是唯一准确的版本。谷牧说：“这是总理在我召集的一个会议上讲的。开会期间，周总理来了，他要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几个部长把总理包围了。那也是当时有名的故事，叫‘五部长包围周总理’，段君毅、吕正操都是老资格。部长们纷纷陈词：他们这些人挨批挨斗没关系，但是生产不能垮啊！现在生产已经很乱了。省委书记也纷纷诉苦，说生产垮了还革什么命啊。总理讲了一番话：现在这个形势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只有挺身而出来引导运动。总理说：“我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谷牧同志是一位端庄凝重的领导人，对七伯情深意切、敬仰有加，在同我俩交谈时说到动情处，几度痛哭失声。谈话结束时，他站起身来，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令人久久难忘：“周总理的功绩与日月同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我所知道的林彪坠机身亡的真相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出逃，折戟沉沙，葬身蒙古温都尔汗。

9月20日，中央责令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隔离审查。总后勤部是“批林整风”重点单位，中央委派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和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指导总后运动。实际上，总后和总参、海军、空军这几个重点单位及全国的批林整风运动，都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进行的。由此，我有幸又一次见到了老领导余秋里，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1971年10月上旬，余秋里代表李先念出席总后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林彪反党叛国事件。会议在总后党委会议室举行，出席的有六七十人。余秋里在会上传达了林彪叛国出逃、机毁人亡的经过和中央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详细情况。到会的军以上干部中，没有一人会前得知一星半点“副统帅”叛变的信息，黄、吴、李、邱被隔离审查一事又与总后密切相关，因此，大家极度震惊又紧张不安，人人凝神静听，唯恐漏掉什么。毕竟，当时这件事对所有的人都是难以置信的爆炸性大新闻。各种传言不胫而走，至今不绝，其中不少都是主观臆测、以讹传讹的编造。根据我的了解，有两件在群众中传播很广的所谓“内幕消息”，实属不实之词，应该予以澄清。

一是所谓“林彪外逃座机是被导弹击落的”。

据先念、秋里同志传达，实际情况是：1971年9月13日下午，在得知林彪座机即将飞出国境时，有关部门请示是否采取拦击措施，周总理当即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明确表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9月14日下午，七伯接到中国驻蒙古使馆报告，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毁。从编号确认，这架飞机就是林彪乘坐的三叉戟专机。综合判断，应是他们一伙仓皇出逃，燃料耗尽，强行着陆以致坠毁。后来经过现场勘查确认无疑。“导弹击落”的传闻纯属编造。

二是所谓“听到林彪死讯后，总理号啕大哭”。

这件事也是无中生有。据先念、秋里同志传达：9月14日下午，总理得知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机中九人无一生还的消息后，随即向人民大会堂待命的政治局成员传达，会场变得一片轻松。

对于上述两件事，更为详尽的情况，我是从林彪坠机前临危受命、前往空军指挥所坐镇指挥、现场处理这一重大危机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李德生口中直接得知的。

德生同志是我和在军共同的老领导。20世纪80年代，我在国防大学工作时，德生同志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我任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先后共事五年之久。无论他在职时或是离休后，只要是纪念总理的活动，他总是有请必到。1998年，《百年恩来》电视艺术片在上海举行首映式，德生同志患腿疾行走困难，仍应我俩请求，坐火车和轮椅，专程从北京去上海出席活动并讲话。

关于林彪座机坠毁前后以及与恩来伯伯相关的情况，德生同志作了详细的回顾：

眼看林彪飞机要出境了，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就这样，我眼看着这架飞机于9月13日凌晨1时50分，飞出了国境线。

9月14日下午2点，周总理刚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古使馆电报，秘书只好把他叫醒。周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256号三叉戟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人全部死亡时，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他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9月15日，经过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到实地察看，完全证实林彪叛党叛国，折戟沉沙，葬身于温都尔汗。在八一前夕，还为林彪拍照的江青，这时也流出了演员式的眼泪，装模作样地和大家频频举杯。后来才明白，林彪一死，她在“文革”中同林彪勾结的事情，就死无对证了。黄、吴、李、邱则强作笑脸，极不自然。周总理当着他们的面，非常严肃地指出：“林彪叛逃，你们是有跑脱不掉的责任的。”当场宣布：黄、吴、李、邱暂时不参加政治局的活动，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

以上所述，才是真实的情景。

林彪之死，在当时，只能让七伯卸下心中的一份沉甸甸的重负。

伯伯亲自指导总后批林整风

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对毛主席是一次很重的心理打击。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善后事宜交给周总理全权处理。七伯不负所托，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超乎常人的精力，全力挑起了这副重担。他指定协助处理这一事件的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余秋里、张才千等同志，全都是治党治国的栋梁之材。他们精心贯彻落实伯伯的指示，确保党和国家的安全，并使批林整风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在总后批林整风过程中，余秋里每天必到。他白天协助总理办理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晚饭后准时来到总后，陪同他的有国家计委处长房维中（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先念同志同他随时保持着联系。

秋里同志曾对我说：“你可知道总理现在担子有多重。没有他，我们这个国家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这个六人“小会”，常常要持续六七个小时，直到次日凌晨三点左右结束，秋里同志才乘车离开。随后房维中和我按议定内容共同商量、起草简报，成稿后已经天亮。那一阶段，我每天的休息时间不超过三四个小时，连续几个月下来，深感身体难以支撑。我常想，自己不过是负责一个单位的具体文字工作，而每天要处理无数国内外大事、解决数不清的难题，还要应对“四人帮”明枪暗箭的伯伯，一个年逾七十的老人，即使是钢铁之躯，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煎熬！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忧完全不是多余的。

按照秋里同志嘱咐，我们的简报以绝密件直接报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极少数领导人，每次不超过七八份。除文字简报外，李先念、余秋里还随时向总理当面汇报总后批林整风情况，及时向我们传达他的重要指示。七伯和先念、秋里同志竭力排除干扰，采取许多特殊和有效的办法，在查清问题、消除隐患的同时，落实党的政策，尽力挽回“文革”中造成的严重损失，为全面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

在总后批林整风中，我直接参与了一件大事。这是恩来伯伯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向毛主席进言，将“文革”期间总后流放外地的干部，调回原单位参加运动。

“文化大革命”在总后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是：有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迫害。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提及在1967年到1971年期间，总后被直接诬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462人，8人被迫害致死。还有一位红色医疗专家、总后卫生部原副部长傅连暲，也是被迫害致死的。他在战争年代救治过毛主席和恩来伯伯，在“文革”初期遭批斗时写信给毛主席，恳求救他一命。毛主席批示：“此非当权派，又无大罪，应予以保护。”但由于遭到林彪、叶群嫉恨，江青、康生又直接插手，他和夫人陈真仁被关进秦城监狱，遭到非人的待遇，仅15天就惨死狱中。

我同傅连暲和他夫人都熟悉。我在总后卫生部工作期间，常向傅连暲副部长请示工作。他因兼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在家办公的时间多，他夫人陈真仁与我是同事，是总后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因此我常去他们家中。印象中的连暲同志温文尔雅，身体偏弱，患有胃病。我后来听说牢房里只给他吃冰凉的窝窝头，想吃口热稀饭也没有，显然难以经受牢狱之苦。傅连暲的惨死，毛主席必定有所耳闻。1975年我在总后党委办公室工作时，曾看到毛主席对贺诚同志信的批示原件，其中有一句话颇为动情：“贺犹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至于遭受打击迫害、被发放外地的人更为数不少。批林整风开始后，这些干部纷纷写信，要求回北京参加运动，揭批林彪一伙的罪行。七伯意图借此机会，向毛主席反映情况，争取将这批干部调回北京工作。这件事如果得到毛主席的允准，就为全面解放“文革”中受迫害干部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是七伯下的一步大棋，应该说也是一步险棋。

这件事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972年春末，秋里同志以执行临时任务为名，指名调我到国家计委办公大楼，与计委副主任段云、顾明，处长房维中（他们三人被誉为国家计委的“一、二、三号大笔杆子”），关起门来，共同起草一个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内容如上述。由于文件内容极其敏感和重要，我们在秋里同志亲自指点下，夜以继日，共商共议，字斟句酌，几易其稿，大约用一周时间完成了任务。

为什么这个文件的起草这样神秘，保密程度这样严格呢？

“文革”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和地方，都有大批干部被下放到山区、“干校”安置或劳动，其中包括党、政、军许多高级干部。“九一三”事件之后，七伯曾利用各种机会，在征得主席同意后，陆续解放了一批军队的老同志。但进展很慢，七伯指令借总后的情况写这个报告，走一步险棋，就是想一次解决一大批人的问题，为全盘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总理审阅定稿后，由他直接报送毛主席。我留在国家计委待命。一天，秋里同志回到计委大楼，兴冲冲地告诉我们：“总理刚才说了，文件报给主席，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可以理解为已经默认了。我看，你们就照此办理、具体落实吧！”

总后这一大批干部从外地返回北京，等于宣布“文革”中挨整干部的大批解放。回来的同志心情振奋，一个个如同获得了新生。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播到驻京各单位和外地，他们也纷纷照此办理。

对批林整风中涉及的总后大量在职干部，伯伯和先念、秋里同志也提出了鲜明的政策。对这部分干部，原则上划分为三类，严格按政策办事。

从“九一三”事件发生到1973年上半年，七伯亲自过问并通过先念、秋里同志具体指导，查清了问题，落实了政策，尽可能地团结了大多数人，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逐步恢复遭到破坏的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尽力消除“文革”造成的种种灾难性影响。

七伯在心中始终关心的是人，是每一个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

铁骨铮铮，唯民是从，把所有的人装进自己的心里。这样的人才是人民的好儿子，是党的好领导、好干部。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结合科技发展规律和我国国情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建设创新型国家阶段性目标任务的科学谋划。这就要求我们深刻认识科技创新的关键性意义，在推动科技创新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金融助推器的重要作用，以金融支持、服务科技创新，从而实现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的根本转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推动力。

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规律表明，每一次科技飞跃式发展带来的新技术革命，都会突破原有社会经济运行的界限，带来社会的全面变革和文明进步，对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也会产生显著影响。

科技力量的释放加速了经济社会发展

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机器代替了人力，工厂代替了手工作坊，自然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医学发展和卫生营养条件改善使人口大规模地增长，经济增长不再是平缓的线性过程，而是进入了指数增长的快车道。自18世纪60年代起，人类社会先后发生了四次工业革命，相继把人类带入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化时代、智能化时代，所取得的创新成果超过以前几千年的总和。

科技创新中心的迁移影响着国际格局变化

英国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发源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珍妮纺织机、改良蒸汽机、蒸汽机车、圆盘发电机等一系列发现发明，使大机器生产取代手工业。生产力得到重大发展的同时，也使得英国成为全球的科技创新中心，让英国实现经济的腾飞。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金属制品、棉纺织品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造船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居世界首位。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以电力技术为核心的重工业，以电力和内燃机为核心的科技进步使生产力再次获得飞跃。美国工业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已分别于19世纪80年代、1894年和1910年超越英国。至1929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已占全球的48.5%，超过英、法、德、日四国总和。

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与那个时代的科技革命息息相关。我国通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并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截至2022年年末，我国GDP约占全球的19.64%；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2012年的22.5%提高到2021年的近30%，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3.6%；科技部等部门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十年来我国研发强度从1.91%提高到2.44%，接近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础研究经费是十年前的3.4倍。中国在科技各领域的进步越来越显著，一部分领域已成为引领者。面对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也就是第四次科技革命），我国在“硬科技”的光电芯片、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卫星导航、深海探测等领域都大有可为。

党的领导是科技创新实现历史跨越的关键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实现历史性发展，离不开在党领导下对科技创新理论与实践的砥砺探索。

科技创新广泛蕴于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之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要点是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科学要为生产服务，全国发起了科学文化普及运动。毛泽东同志提出：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必须借助科学技术并配合物质生活的系统性改善，并倡导以技术革命推动产业革命，建立与新技术相适应的国民经济体系，为经济社会改革提供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要论断，强调“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随之“863”计划、火炬计划等开始实施，促进了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和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20世纪90年代，《科学技术进步法》出台，“科教兴国”战略在全国实施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提升。

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创新为首位的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对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建设完成了中国散裂中子源、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在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嫦娥四号”探测器首次成功登陆月球背面，超级计算机拥有量位居世界前列，先进激光制造工艺取得突破，高铁制造技术和运营迈上新台阶，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我国科技资源加快汇聚，科技水平显著提升，正在向创新型国家前列稳步迈进。

党的领导是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根本保证

我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其中的关键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下的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两弹一星”、青蒿素的研制等重大工程，都是集中国家力量和资源完成的。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等多份文件，进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为我国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并相应地对国家科技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和职责整合。

推动科技创新向更高台阶迈进需处理好几对关系

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科技水平的竞争，国家的强大需要科技力量的坚实支撑。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科技实力已经显著增强，但许多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创新发展还处于追赶和超越的关键阶段。在稳步发展科技的同时，需要注意正确处理以下几方面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作用与市场竞争机制，在解决不同领域的任务各有其优势和不足，只有正确发挥各自功能，才能促使科技加速进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规模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22年全年R&D经费支出30870亿元，比上年增长10.4%，占GDP比重（R&D经费投入强度）为2.55%；“十三五”以来，R&D经费已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按不变价计算的年增长速度为8.0%，高于“十四五”规划“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的目标。投入强度的稳步提升，为我国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经验也表明，在R&D当中，R通常见不到效益并且通常更“花钱”，财政资金有必要重视向基础研究等前端领域投入。政府应当尊重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尽量减少对具体技术方案、技术路线的干预，通过保护知识产权、保障公平竞争、改善教育培训等，着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条件。针对资本在特定产业一哄而起、无序扩张应实行监管和调控，对一些打着科技创新旗号行骗的行为，政府应该果断出手，维护好科技创新的纯净土壤与环境，避免科技创业界的无序现象和资源浪费。

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系

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从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其中，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是关键，是在科学的荒原上开辟新路，这样的创新具有前瞻性强、周期长、投入大，以及高难度、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创新的成果成功率低，应用周期长，需要鼓励和支持。

在技术突破的同时，还有一个复杂问题需要重视，即形成一个完善的、良好的产业生态。“从实验室到生产车间”的转化，有助于获取数据进行反哺和技术迭代，从而巩固获得的领先优势。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过程中，适当的扶持是必要的。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就是大规模产业化的实践之一，2009年，我国开始对新能源汽车进行补贴，2013年补贴范围从试点走向全国，2016年开始以推动技术发展为目标细化补贴，同时逐年退坡直至结束。

“软”创新与“硬”创新的关系

所谓“软”创新，指的是算法、软件、思维、制度等领域的创新，以及国际标准、度量衡等的制定权、命名权、修改权等。从宏观上看，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释放的制度性红利，实质上就是体制机制和管理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从中观和微观来看，深圳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特区、华为作为优秀民营企业的代表，其高速度、高质量发展均是制度和体制机制、管理创新的成功典范。与之相对应，“硬”创新主要是指制造业等生产领域的创新，是信息时代核心技术及其应用方面的创新。两者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均不可或缺，需要同步推动才能激发科技创新效能。

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进步的关系

知识产权保护，是智力成果的所有人在一定的期限内，依法对其智力成果享有独占权并受到保护的法律制度，其本质是赋予发明人一定时间内的市场垄断权利，让市场为其提供知识产权带来的垄断利润，以此来激励创新。

专利保护制度的实施，促使激励创新成果出现了大幅度增加。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不宜过度。很多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进步是“倒U型”的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高于需要的最优水平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大，可能导致知识产权垄断或知识产权滥用，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既要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知识产权，激励创新，也要防范通过知识产权来影响技术创新。

数据流动与信息安全的关系

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数据的产生、分享甚至跨境流动。当信息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信息安全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这将涉及个人数据安全、公司数据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我国在2021年已出台《数据安全法》，基本的顶层设计已经形成，下一步需要尽快建立制度性体系，尽快实施系统性防控，尽快实现源头治理和防护自动化。既要让我国的数据资源自由流动、发挥作用，也要使数据安全性得到提升，尤其要加强个人数据的获取限制和隔离保护机制。

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关系

在逆全球化现象有所抬头的情况下，如何高质量获得国际支持、开展国际合作？我们要在科技创新领域不断探索、发展壮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另一方面，应该本着“充分尊重、平等交换、有效协商”的方式进行国际合作。同时，我国要坚持独立自主闯出新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加强自主探索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过程需要有容错机制，在尽量避免走弯路的前提下，必要时要舍得投入。

金融要在科技创新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科技创新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和挑战，我们尤其要重视支持和推动各行业各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化运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也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需充分发挥金融作用，让金融成为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引流金融活水更多流向科技领域

科技创新需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金融资源的支持和投入必不可少，这就需要在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上加以完善，有意识地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需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政策体系，通过奖补、贴息等财政政策支持金融分担科技创新成本和风险；通过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作用，通过适当延长央行再贷款等低成本资金使用期限、增加再贷款额度等方式，使银行信贷与科技创新资金需求和使用周期更加匹配；通过探索设立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示范区等方式，鼓励有条件、有基础的地区先行先试，探索走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有效路径，取得成熟经验后再面向全国复制推广；通过设置监管考核指标、发挥绩效激励作用等方式，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完善业务结构、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方式，使金融机构内部职能条线设置、人员设置、产品类型、风控模型等更加匹配科技创新特点和规律。

树立科技创新是金融机构竞争蓝海的理念

科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起着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从产业变革看，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化时期，传统产业增速放缓，战略性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生产要素面临新一轮重构。从发展基础看，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已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已居世界首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1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已在132个经济体中位列第12位。从发展速度看，“十三五”以来，我国R&D经费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态势；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至2021年末已达33万家，上缴税额由2012年的0.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2.3万亿元。从发展洼地看，芯片制造、操作系统、基础元器件等领域还存在明显差距，将成为自主创新的攻坚目标。从发展热点看，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优质企业与投资机会可能涌现。科技创新在未来将变得重要和极具资源吸引力，金融企业必须抓住机遇开发科创市场，想方设法布局谋划、培养客户，尽早适应科技企业特点，尽可能提早深耕建立起竞争优势。

充分发挥各类金融主体的职能作用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丰富多样、层次多重的金融体系，各类金融主体应该提供高质量金融供给。种子基金、天使投资基金等需发挥“投早投小”的特点和优势，产业基金需发挥深耕某一领域的专业投资优势；商业银行需发挥融资主力军作用，将更多信贷资源投向高端制造业等产业；政策性金融机构需发挥中长期资金优势，为科技企业提供长期融资支持；保险机构需完善科技保险产品体系，让创新主体敢于拼搏；融资担保机构需开展创新型企业担保业务，发挥风险分担的作用；金融租赁公司需更好提供大型科技设备、精密仪器等融资租赁服务，降低科技企业生产成本。同时，可发挥金融机构在资产定价、创造流动性、风险防控等方面的专业优势，让无形的专利权获得市场公允价值，让研发风险、市场风险等变得可分割可分担，可通过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使企业获取长期相对低成本的稳定资金，可通过投贷联动、内保外贷使科技企业提升流动性规模，也可通过套期保值、开立信用证等方式让科技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金融基础设施自主化道路

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体系的底层支撑，包括为金融活动提供支付、清算、结算或记录的软硬件系统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承载的信息集中、响应瞬时、涉及多方，是金融与科技结合的重要表现，一旦金融基础设施出现问题，将会影响金融机构运行甚至对于经济运行产生冲击，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用于金融领域的高端芯片、存储、数据库等产品还需进一步自主可控，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等国际结算方面的话语权和独立支付系统开发方面还有差距，在金融业IT核心技术安全可控标准建设和风险防范方面还需加强。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依靠自主创新、坚持安全可控是维护金融安全的唯一道路。金融体系需比以往更加重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增强紧迫性和责任意识，加快建设自主可控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企业要制定完善金融安全规划，尽快投入资源，加强科技支撑，将安全要素嵌入业务发展的每个环节，融入企业建设的各个方面。

（编辑  宋斌斌）

我国的工业遗产是传承优秀工业文化的载体。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中国的工业发展从几乎空白的基础起步，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

新中国工业遗产是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工业遗产，它们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凝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是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与精神财富。

新中国工业遗产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重要内容是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工业化的道路与模式，总结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的经验与规律，最终走上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史学者武力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依据当时的内外条件，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出了现代化的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又被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经济史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前后相继、不断探索的过程，要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就不能割裂历史，要分析历史演变的趋势、逻辑，理解不同时期不同探索的合理性与时代性。工业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与沉淀的动态变迁过程，工业遗产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创新需要积累，作为创新主体与创新平台的工业企业尤其需要积累与传承。一些工业企业成长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百年老店”，这些企业本身就构成一种国家层面的工业遗产，是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见证。与此同时，工业创新的动态变迁意味着技术不断迭代、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沉浮、产业因资源重新配置而迁移，由此既导致企业内部出现旧机器、旧厂房，又可能导致企业整体丧失工业生产的功能，留下的旧机器、旧厂房、旧厂区都属于工业遗产，凝结着岁月沧桑。从工业经济与工业发展的角度说，前一种工业遗产可以称为生产态工业遗产，意指其仍在执行工业生产的基本职能；后一种工业遗产可以被称为沉积态工业遗产，意指其已经不具备原有的工业生产功能，但其整体或部分物质设施仍得以保留，在创新浪潮冲刷过后沉积于原址。这两种工业遗产各具其价值。生产态工业遗产因其技术底蕴等仍然构成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重要推进力量，沉积态工业遗产则寄托了重要的社会情感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为《福州古厝》作的序中指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他同时指出，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是辩证统一的：“在经济发展了的时候，应加大保护名城、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的投入，而名城保护好了，就能够加大城市的吸引力、凝聚力。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无论是生产态工业遗产还是沉积态工业遗产，其所包含的工业精神与工业文化，都超越了单纯的有形物件，是其作为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所在。

工业遗产的分类是一个难题，无论从时间、行业还是地域角度分类，均有其局限性。不过，相较于其它分类标准，时间分类总体上较为简便，大体上也能契合工业史与工业遗产的价值。结合工业遗产自身的时代价值与突出特色，中国工业遗产按企业创办时间或遗产形成时间可以大致划分为：中国传统手工业遗产、晚清洋务企业遗产、近代民族工业遗产、近代外资工业遗产、“156”项工程工业遗产、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改革开放工业遗产。这8类工业遗产中，晚清洋务企业遗产、“156”项工程工业遗产、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等类型因具有强烈的国家主导性而较易识别与理解，其它类型则基本按照时间与性质两种标准相结合进行划分。其中需要特别解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是指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遗产，即除去“156”项工程企业与三线建设企业后，1978年以前，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保留下来的各类工业遗产，其种类和层次较为多样。例如，武汉的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利用了武汉铜材厂的老厂房，武汉铜材厂诞生于1958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武汉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遗址又得到开发利用，属于典型的散落于中国各工业城市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被工信部评为国家工业遗产的福建安溪茶厂建于1952年，在中国乌龙茶的工业化与出口方面长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济南第二机床厂的历史可追溯至1937年日本人建立的兵工厂，为日本侵略中国生产武器，核心业务与企业精神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将其归入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工业遗产更为妥当。

新中国工业遗产是新中国工业史的具象化，见证了党领导下中国工业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变大、从大变强的演化历程，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两个层面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是国家记忆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工业遗产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而且与近代中国各种政权、势力、派别、团体所尝试的现代化方案都不相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被历史证明是成功的中国崛起的道路。新中国工业遗产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从纵向上看，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尽管给中国的现代化留下了一些遗产，但总体而言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康庄大道。经济史学者彭南生指出，近代中国的各种工业化模式都遭遇了挫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与民族的独立才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国家推动工业化必须走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正好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

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逐渐形成了重工业为基础的结构特点。重工业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技术等要素，这些都是传统农业国所稀缺的。然而，重工业不仅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材料、设备、动力等基本条件，也是国防安全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威胁和封锁，在这种形势下，新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这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突出特点，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展开提供了框架性的保障。新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以学习苏联经验和接受苏联经济技术援助作为基础，不过并没有盲目照搬苏联发展模式，而是始终依据国情来调整和优化我国的战略规划，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在新中国工业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156”项工程，以及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等，均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从战略高度为中国经济奠定发展基础的重大意义。例如，被评为国家工业遗产的北京电子管厂，创立于1956年，是“156”项工程苏联援建项目之一，是新中国以国家力量汇集资源打造的工业企业，大幅缩小了中国与世界电子工业技术水平的差距。改革开放后，以北京电子管厂的技术力量为基础整合形成的企业京东方，经过不懈奋斗，成长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标杆之一。因此，北京电子管厂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工业化战略的高瞻远瞩。

从横向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都有一个漫长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作为铺垫，在这一阶段里，对外扩张并夺取殖民地是一种基本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式现代化没有也不会走西方殖民者的老路——靠侵略来发展，而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当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被外部势力搅局而难以发展的困境，都表明强大的国防是独立自主工业化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长期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打下的现代化国防基础，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能够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在新中国工业发展中，其特殊重要性均指向了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与安全不可分割的重要意义。从产业上看，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尤其能体现新中国工业遗产在现代化层面的价值。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起始于军事工业，在20世纪初，江南造船厂、汉阳兵工厂等企业已经能制造军舰、枪炮等武器装备，一些工厂甚至能少量组装简易的飞机。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援助下，我国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经济资源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这是中国有别于众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一大特色。随着时代变迁，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的一些企业进行了搬迁，留下了沉积态工业遗产，其中部分工业遗产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青海原子城、重庆816工程遗址、宝鸡红光沟航天六院旧址等。这些具有爱国教育意义的新中国工业遗产，从一种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高度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

新中国工业遗产凝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新中国工业遗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见证，就是一部活的历史教科书，凝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后发展国家要推进现代化，通常需要一些发展条件支撑，但这些发展条件又是发展本身的产物，于是，后发展国家常常陷入“发展需要发展条件而发展条件又发展不足”的恶性循环。通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国家之力打造重工业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解决了这一难题，为改革开放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以市场的力量来推动工业化向纵深拓展。然而，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任市场与资本去主导工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国家与市场共同促进工业化。

现代化要协调好经济与安全的关系

新中国工业遗产包含大量国防工业遗产或与军事相关的工业遗产，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单一经济维度的现代化，还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协调好经济与安全的关系。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新中国工业遗产所彰显的战略逻辑与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底线思维是一致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协调好经济与安全的关系，以“两弹一星”精神等为自主创新的动力，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并成功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以红色工业文化支持高质量发展

工业发展需要一定的精神动力，这些精神动力可以统称为工业文化，后者既构成了无形的工业遗产，又在工业遗产的价值体系中占据核心部分。从工业化的角度说，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一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技术链与价值链的体系中向上攀登，去摘取“工业皇冠”上一颗又一颗“明珠”，体现出勇于攀登的志气，以及坚韧不拔的意志。新中国工业遗产展现的就是一部中国工业的攀登史。如中信重工传承的焦裕禄精神、大庆油田承载的铁人精神、核工业与航天工业遗产凝结的“两弹一星”精神、运十飞机所铭刻的中国大飞机“永不放弃”的精神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先辈们要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实现各种复杂工业产品的从无到有，这与今天我们在霸权国家“卡脖子”状态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情境是相似的，都需要一种精神动力去打破桎梏。因此，挖掘、总结与传承这些红色工业文化，作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是新中国工业遗产给予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与财富。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