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美国社会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伦斯坦认为，对美国而言，前苏联解体是个灾难！伊曼纽尔分析到：“虽然许多评论家欢呼1989年是美国统治下和平的开始，但我的论点正好相反，它标志着美国统治下和平的终结。冷战才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冷战结束了，因此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现在已经终结。”他说：“我知道没人这么说，他们只是说这对美国而言是个巨大的胜利，但它确实是个灾难。”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认为，而目前种种迹象是否表明，美国为了再次伟大，再次回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正在把世界推向新冷战？

冷战是美国霸权的基础

对于冷战的认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乔治·凯南的版本，一个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版本。前者可以称之为“苏联行为的根源”，后者可以称之为“美国行为的根源”。前者认为冷战源于前苏联的扩张本性，美国的“遏制”战略是对前苏联的反制，冷战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与博弈。后者则认为冷战源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分裂与平衡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阻止出现国家或国家间的联盟，形成一个主导性的势力，从而威胁美国的安全。所以，冷战的结束，对于美国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显然，两者比较，后者更能说明冷战，也更能够说明目前美国的行为与战略意图。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面临再一次的战略选择，是选择“孤立”还是“干预”？对此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认为，这两种政策不仅代表了为保护美国安全与利益而推行的两种不同计划，而且也代表了意识形态观念与政治同情方面的深刻差异。他认为，如果美国选择再次退回到“孤立”的防御政策，认为浩瀚广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为美国提供了“一道抵御来自欧洲或亚洲侵略的坚不可摧的屏障”，那么这种观点是一种危险的错觉。美国应该选择“干预”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将此看作是确保普遍和平与美国自身安全的手段。因为不墨守成规、与时俱进是判断好政策的标准。斯皮克曼有一句名言，概括表达了他的战略思想，即“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控了整个世界的命运”。而要控制边缘地带，就要控制欧亚大陆的两端，不能允许在欧亚边缘地带出现国家或国家间的联盟，威胁美国的安全。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欧亚大陆两端的主要国家处于对立与相互牵制的状态。所以，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是美国霸权存在的先决条件，它既是一个地缘政治框架，也是一个地缘经济框架。斯皮克曼将此战略称之为“和平地理学”。

冷战是美国霸权的基础，没有冷战，就没有美国的霸权。首先，冷战确立了美国霸权的地缘政治框架，打造了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在欧洲，让俄罗斯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相互争斗，相互牵制，美国自己则以平衡者、和平自由的维护者自居，并制造了一个所谓自由世界与专权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假象。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则让中国、俄罗斯与美国盟友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相互对峙、抗衡，其逻辑与美国在欧洲的所为如出一辙，目的也是为了打造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分裂但平衡的亚太体系。

冷战确立了美国霸权的地缘经济框架，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冷战成了美国经济繁荣的催化剂。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信心十足，趾高气扬。他被告知，美国的好时光因为冷战可以维持到1952年甚至以后更久的时间。冷战的需求如果加以充分利用，几乎没有穷尽。

冷战既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对外建立和维护了美国的霸权，对内则维护了资本主义的统治。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一书中写到：事实上，战争的特点已经改变，说的更准确点，发动战争的理由在重要性顺序上已经改变。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战争是由统治集团向着自己的国民发动的，而且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攻陷或者防止被攻占领土，而是保持社会结构不变，变成统治集团为了自身利益玩弄民众的把戏。重要的是保持民众的精神状态是恐惧、仇恨、无限敬仰和欣喜若狂。换句话说，他们应该具有和战争状态相适应的心理状态，战争是否发生没有关系，需要的只是保持战争状态。此时的战争从根本上讲，已经改变了性质，战争即和平。

美国企图再建一个分裂的欧亚大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是美国的“黄金时代”，因此有人将20世纪称之为“美国世纪”。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二战后的最大危机弥漫在大洋彼岸，将美国与西方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的凯恩斯主义，40年后却成为通胀与失业的罪魁祸首。前苏联的尖端科技似乎开始领先美国。越战的“沼泽”不仅埋葬了财富和生命，也让美国社会处在撕裂的边缘。日本与德国经济崛起，最关键的是“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这个让美国霸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一时间，美国衰退论、美国世纪终结论成为时髦的话语。

1981年，70岁的里根入主白宫，开创了“里根经济学”，以全盘新自由化代替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由此开启了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那么，真的是新自由主义拯救了美国吗？现在看来与其说是，不如说正是新自由主义再次导致了目前美国的衰退与危机。由此，特朗普曾经评论到，新自由主义是傻瓜经济学。事实证明，让美国走出困境的是里根时期的“星球大战”计划，这一计划无异于发动了一次新冷战，因为它重新团结了盟友，拖垮了前苏联，压制了日本。更为关键的是，美国重建了一个以其为主导的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这既是美国霸权赖以存在的地缘政治框架，也是地缘经济框架，从而使美国“再次伟大”。1991年前苏联解体，世界合二为一，人们欢呼“历史的终结”。后来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讲到，前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的悲剧。但是，目前在美国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灾难。

现在美国有媒体认为，二战结束，最后的赢家是德国与日本，而不是美国，因为德国与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复苏与崛起动摇了美国的霸权基础。而冷战结束，最后的赢家是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成了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又一次面临地缘政治的挑战。事实上，关键就在于冷战结束后，“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这个美国霸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此种情况人们并不陌生，类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而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让世界重新回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美国正在试图把世界重新推回到冷战。

当下美国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利用乌克兰危机和台湾问题，挑起欧亚大陆两端的冲突，再建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这既是美国霸权赖以存在的地缘政治框架，也是美国得以繁荣的地缘经济框架。那么，事态发展果真会如此吗？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如俾斯麦所讲，上帝会只偏爱美国吗？

（编辑  杨利红）

有一件事确凿无疑。

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持续一二十年。2018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发起了第一轮进攻，但竞争将会比他的执政时间延续更久。2020年，乔·拜登当选总统。尽管选出了一位新总统，但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仍在继续。

美国对中国发起攻击的原因

中国既不想威胁美国，也无意损伤美国的利益，为何美国一定要坚持与中国开展地缘政治竞争呢？我在此阐释了驱使美国发起这场竞争的深层结构性力量。其中一种力量很容易理解，美国已经习惯了做世界头号强国。自1894年经济总量首次超越英国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乔·拜登在2021年3月25日举行上任后首场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在我的任期内，这（中国超越美国）不会发生”，传达出美国人的这种观念。

美国人相信，美国社会是自由开放的，人们能够对所有事情畅所欲言；然而，如果哪位美国政治家胆敢表示美国应准备好做世界第二，他将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政治上讲，绝对禁止谈论美国成为世界第二，这也是美国对中国发起攻击的主要原因。然而，美国在与中国展开较量时，并未事先制定经过全面深思熟虑的对华长期战略。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捉摸不定的对华行动也证实了这种战略缺失。例如，当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时，美国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特朗普政府声称要减少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但贸易逆差并不是由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导致的。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摩擦已告失败。

同样，在全球面临共同挑战的领域，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气候变暖，一个简单的人与船的类比可以解释清楚合作的重要性。在全球化之前的时代，78亿人生活在20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就好似生活在不同的船上，如果一艘船上出现了新冠肺炎患者，疫情并不会扩散到其他船上。然而，在全球化之后，世界缩小了，78亿人是住在同一艘船上200多个单独的船舱里，疫情在数月内就会肆虐地球的各个角落。此时，我们就不能只关注自己的船舱，必须一起来照看这整艘船。如果一个船舱发生了火灾，急于争论“火灾是谁引发的”是再愚蠢不过的，应该集中精力先灭火。特朗普政府专注于地缘政治较量，一味地指责中国，而非与中国合作抗击疫情，如果美国选择与中国合作，本可以挽救许多人的生命。

全球气候变暖是另一个共同面临的挑战。如果全球气候变暖速度加快，全人类都将遭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阻止它，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合作，尤其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如果拜登能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按下“暂停”按钮，选择与中国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那么世界上许多国家会为他欢呼。

十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特朗普实施的几乎所有政策在美国都引发了分歧，除了一项：向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和技术竞争。事实上，在美国政体中弥散着一种强烈的共识：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将军曾表示：“到2025年，中国有可能对我们国家构成最大的威胁。”

美国在尚未制定出一个全面的全球战略来应对中国的情况下，便与中国展开了这场较量，这可谓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美国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之一亨利·基辛格博士让我意识到这一点。2018年3月，我同基辛格博士共进午餐，他在午餐会谈话传达了这个信息。这也是他在自己的著作《论中国》中传达的重要信息。

在新加坡外交部工作期间，我曾受命为新加坡政府撰写长期战略报告。我从新加坡三位杰出的地缘政治大师（李光耀、吴庆瑞、信那谈比·拉惹勒南）那里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提出正确的问题是制定任何长期战略的第一步。如果一个人把问题都弄错了，那么答案也会是错误的。本着“思考不可想象之事”的精神，我提出十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及其问题。

问题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接近全球GDP总量的50％。即便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的GDP规模也只达到美国GDP规模鼎盛时期的40％。未来30年美国的GDP规模会变得比中国小吗？当美国不再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时，它必须做出何种战略改变？

问题2：美国的首要目标是改善3.3亿公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保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首要地位？哪一个目标应该优先？

问题3：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划拨巨额国防开支，此举迫使经济规模小于美国的苏联不得不承担与美国相当的军费。中国在控制国防开支的同时要重点发展经济。美国是否应该削减国防开支、少打昂贵的海外战争，更多地投资于改善社会服务和振兴国家经济？

问题4：冷战时期，美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西方伙伴建立起牢固的联盟。为了维持盟友关系，美国对这些国家慷慨地提供援助。美国政府宣布了“美国优先”政策，还威胁要对欧盟、日本等盟友，以及印度等第三世界盟友加征关税。如果美国连关键盟友都疏远了，它还能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全球联盟来制衡中国吗？

问题5：美元——而非美国军队，才是美国用来凝聚盟友和对手并使之遵从自身意愿的最强大武器。美元已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不可或缺的全球性公共产品，服务于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一直以来，外国银行和机构无法回避使用美元，因此，美国可以将其国内法律应用至域外，并对违犯美国国内法律，以及对伊朗和其他受制裁国家进行贸易的外国银行处以巨额罚款。在严厉的金融制裁下，美国得到多边机构的支持和认可时制裁效果最佳，比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对联合国会员国具有约束力。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从多边制裁转向单边制裁，并将美元作为武器对付对手国家。将一个全球性公共产品武器化，用以实现单边目标，这种做法是否明智？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吗？

问题6：20世纪60-80年代，是美国软实力飙升的时期。“9·11”事件以后，美国违犯了国际法，未遵守国际人权公约，成为第一个重新引入酷刑的西方国家。如今，美国的软实力大幅下降。美国能赢得与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吗？

问题7：麦克马斯特将军表示，美国与中国的斗争代表了“自由开放的社会和封闭的威权体制”之间的斗争。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么所有自由开放的社会都会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在世界上较大的三个民主国家中，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民主政体都没有感受到中国的威胁。欧洲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也没有感受到威胁。中国并没有去挑战或威胁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犯下一个典型战略失误，以对抗苏联的战略来应对来自中国的新挑战，这恰似用昨天的策略来打明天的战争。美国是否有能力制定新的战略分析框架，抓住与中国竞争的本质？

问题8：在所有的重大地缘政治竞争中，保持理性和冷静的一方比受情绪驱使的一方更具优势。在华盛顿“政治正确”的氛围下，有哪位战略思想家可以提出真实的观点，而不会受到政治攻击？

问题9：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曾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美国了解它的中国对手吗？在许多亚洲观察人士看来，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扮演着“中国文明党”（Chinese Civilization Party）的角色，其灵魂不仅根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国意识形态，也根植于中华文明。战略思想家最重要的工作是试图了解对手的思想。因此，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丰富的文明史的专注程度有多深？答案也许会让许多美国人惊讶不已。

问题10：在《论中国》一书中，亨利·基辛格强调，中国的战略是以中国围棋思维而非西方的国际象棋思维为指导的。下国际象棋时，重点是找到最快的途径来俘获国王，而下围棋时，则要耐心地积累资产，以打破游戏的平衡，使局势变得有利，围棋更强调长期战略。美国做出了两项重大努力阻止中国获取优势，但这两项努力均以失败告终。第一项是奥巴马政府试图阻止其盟友加入中国于2014—2015年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二项是特朗普政府试图阻止其盟友参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是否为长期竞争预备了足够的资源？美国社会是否有耐力应对与中国的长期博弈？

我提出这些问题，旨在剖析和理解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在未来10年将出现的许多复杂层面，促使我们对一个不可避免的复杂且变化的主题进行理性思考。在卷入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之前，美国战略思想家应该面对一个基本问题：这场竞争究竟会带来多大程度的风险？简言之，美国会在这场竞争中落败吗？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道德层面，美国向来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这也可以解释美国近年来越发“妖魔化”中国的现象。把中国描绘得越邪恶，美国人就越相信他们最终会战胜中国，无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美国已经严重背离了一些在当代社会中被定义为社会正义的关键原则。同样，鲜有美国人意识到，当今世界的许多关键领域已经发生了变化。

195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27.3％，中国GDP只占4.5％；到2018年，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15％，中国为18.6％。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方面，美国已经位居第二。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更关键的是，中美对抗的全球背景将与冷战时期大不相同。美国继续保持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当西方文明的许多部分（尤其是欧洲）显得疲惫、缺乏动力和能量时，其他文明已开始蓬勃兴起，人类文明是有生命周期的。中华文明经历了多次跌宕起伏，现在它强势振兴也不足为奇。世界上有许多古文明，但只有中国古代文明经历了四次衰微又重新崛起。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具有非凡的韧性，中国人也极富才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也就是中华文明经历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发展最好的年代。斯坦福大学的美籍华裔心理学研究员范琼，在2019年访问中国后表示：“中国正在以一种深刻而内在的方式发生迅速变化。中国的文化、自我观念和士气正在迅速地转变——大多朝着好的方向转变，这与美国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对比。”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扮演着领导世界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主要的全球多边机构，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均是在美国国家实力鼎盛时期创立的。但近年来美国与这些机构渐行渐远，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却一直在向它们靠拢。一言以蔽之，断言美国能赢得这场竞赛还为时尚早。中国同美国一样有机会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

然而，中国如果认定自己会赢，也将出现同样重大的战略失误。因此，如果我能够建言献策，我会强烈建议中国要高估美国的实力。

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

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拥有的一个优势是，在做出政策决定时可以综观战略全局。当前，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化倡导者，中国可以介入并填补这一空白，而且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这么做了。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就是对全球化优点的全面理性的论述。语言很重要，行动更具说服力。中国如果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将极大地推动全球化。这样做，中国也会强化那股推动其经济惊人崛起的力量。

中国如果成为全球化新的倡导者，那么美国终将落后，中国则将稳步前进。美国或许能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获胜，但毫无疑问，中国已赢得了第一轮。

亨利·基辛格认为，美国没有制定出可行的对华战略。从1972年美国对中国开放直到近期，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的战略，使得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融入世界。但近年来，这一战略产生了复杂的问题——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新的、更强大的国家，而这不符合西方的预期。当意识到这种转变时，美国简直措手不及，它未能构想出新的全面对华战略。凯南在其文章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美国是否强大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给世界人民营造一个整体印象：这是一个知道自身诉求的国家，它成功地处理内部问题并承担起作为世界强国责任，它具备在时代的主要思想潮流中稳住自身的精神活力”。在旁观者看来，今天的美国仿佛缺少了凯南所说的“精神活力”。

特朗普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送给中国的一份地缘政治大礼。此外，特朗普还因在推特上发布不假思索的随意攻击，疏远了一些重要的朋友和盟友，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欧盟、日本、印度和越南。

在冷战初期，美国率先建立了世界多边体系，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今天，是中国而非美国，正在带头建设一个新的多边体系，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尽管美国反对这两项举措，但这并不能有效地阻止它的许多重要朋友和盟友加入其中。英国、德国、印度和越南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在证明自己是一个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管理得更好的机构。它奉行更高、更透明的组织管理标准。

当中国在全球多边秩序中展现出一个稳定、可预测的形象时，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则日益被视为一个混乱且不可预测的角色。特朗普说过一句名言：“贸易对抗是好事，很容易赢。”然而他在这一领域的过往记录表明，贸易对抗实际上很难赢。多项数据表明，美国并没有赢得这场贸易对抗。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放缓，但（加征）关税给美国消费者造成的伤害比给中国的更大。特朗普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他目前的做法正在危及美国经济，威胁着国际贸易体系，并且无益于减少他所厌恶的贸易逆差。

自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混乱不堪的举措，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了。2018年7月6日，特朗普政府采取了第一项反华措施——对中国征收25％的关税。显然，对中间产品征税只会削弱美国公司的竞争力，这不是明智之举。美国的谈判代表希望美国有权在任何时间重新加征关税——并且禁止中国有报复条款。

2019年8月23日，当中国宣布将采取反制措施时，特朗普勃然大怒，并在推特上发布了针对中国的激烈言辞。特朗普未考虑后果就宣布：“我命令伟大的美国公司立即开始寻找在华经营的替代方案。”特朗普和他的推特言论所引发的混乱在意料之中。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对美国治理制度的信任开始弱化。

在这方面，即便中国领导人对特朗普的行为感到恼火，他们仍然能拿出对待历史的长远眼光。对中国来说，最糟糕的情况无非是美国再次成功实施曾经对抗苏联的遏制政策，然而在特朗普的领导下，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即便拜登总统也难以恢复被特朗普破坏的全球对美国的信任。对任何美国人来说，低估全球对美国信任的弱化，都将是非常不明智的。英国《金融时报》著名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撰文称，“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已变成一个流氓超级大国”。

在国际层面，美国的进口商品多于出口商品，造成了贸易逆差。美国如何为这两项赤字买单？它可以通过印国库券来弥补双重赤字，并为它的超额开支买单。美国财政部只需要支付纸张成本。美国分发的是一张张纸，而世界其他国家可是用实实在在的钱来购买美国国债。例如，中国必须努力生产低成本的产品，然后出口到世界各地。出口产品换回来之不易的美元，中国政府拿出其中许多来购买美国国债。然后，美国财政部使用这些来自中国的美元支付政府的超额开支。

许多美国经济学家清楚，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2019年6月，鲁奇尔·夏尔马写道：“长期以来，储备货币的地位一直是一种强大的特权，以及经济上的灵丹妙药。通过培育想持有该货币——通常是政府债券——的稳定的客户流，这个享有特权的国家可以用低廉的成本从国外借款，并有能力负担远远超过其收入的生活水平。”他说：“近一个世纪以来，这种特权一直使美国保持低利率，使美国人能够买汽车、买房子。”

世界各国之所以一直使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是因为人们相信美国政府就美元问题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不仅仅考虑3.3亿美国人民的经济利益，还会考虑美国以外依靠美元支付国际贸易的72亿人的经济利益。这种信任是维系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关键支柱。最近几十年来，这种信任已经开始弱化，因为美国时不时地将拥有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权作为它对付其他国家的武器。这显然会使大家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最终导致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下降。

特朗普所做的最危险的事是，强烈刺激其他国家停止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全球储备货币。尤其是，特朗普选择退出伊朗与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这六个国家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这是美国在违犯国际法。这就让其他五个参与《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国家陷入了法律困境。根据国际法，这些国家的公司被允许与伊朗进行贸易。但是，如果在贸易中使用美元交易，那么这些公司将不得不在美国法庭上被处以巨额罚款。为了摆脱这一法律困境，法国、德国和英国决定设立“贸易互换支持工具”（INSTEX机制），“这是避开美国制裁，与伊朗从事非美元贸易的新渠道”。它代表着国际体系的一个巨大转变。有史以来，美国的三大主要盟友（法国、德国和英国）第一次抛开以美元为基础的支付系统，创造了一种替代性支付工具。有朝一日，它可能为美国未来的两个潜在对手，或许为中国和俄罗斯将建立一个绕开美元并削弱其全球地位的替代性全球支付渠道充当榜样。同样重要的是，法国、德国和英国已经宣布，它们“也在努力向第三方国家的经济运营商开放INSTEX机制”。

2019年8月，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演讲时，对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予以批评。他断言，世界对美元的依赖“靠不住”，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配得上正在兴起的多元化、多极化的全球经济”的国际货币体系。

而且，美国将美元武器化必然会损害其自身的长期利益，这无疑相当于往自己的跑鞋里放入石子。一个英明的决策者是刺激各国放弃美元，加速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终结？还是鼓励各国尽可能长期地使用美元，因为这样能使美国人过上超出收入的生活？令人惊讶的是，最近几届美国政府一直在刺激其他国家放弃美元。

我预计，在未来10年内，人民币将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储备货币，削弱而非取代美元的主导地位。如果全球大多数国家开始丧失对美元的信任，那么它们就会去找其他替代品。

运用现代技术，人们有可能创造出昔日无法想象的新的替代品。

这就是技术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尤其是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已被用于创建替代性的加密货币，如比特币、莱特币、以太币和门罗币。2019年6月，脸书也宣布推出自己的加密货币Libra。加密货币普及率的急剧攀升，以及脸书等大公司在开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货币方面的投资力度均表明，加密货币最终可能会提供一种可靠、实用且相当稳固的衡量相对价值的方法。

这是中国可以涉足的领域。它可以依托区块链技术，创建一种衡量相对价值的替代性单位，即某种替代性货币。当许多国家相信中国能够成为国际问题的一个公正的仲裁者时，它们就会信任这一替代工具。当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时，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这清楚地表明，当中国最终为一种新的区块链技术货币背书时，大多数国家也将信任它。

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领导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即将发布自己的加密货币。与其他数字货币一样，它与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的货币不同，将使中国政府对金融系统拥有更大的控制权。更重要的是，2019年10月24日，习近平主席宣布，发展区块链技术将成为中国政府的优先事项，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已经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目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加快布局区块链技术发展。”

同月，中国通过了一部密码法，旨在“促进密码事业发展，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路透社报道称，这部法律是在中国“准备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之际通过的。如果中国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具有替代性的区块链技术货币，那么印度这类美国的朋友，若想从伊朗进口石油，就可以使用这种区块链技术货币，而不必担心美国的制裁。简言之，美元的武器化催生了一种强大的全球动力，去创造一种替代性货币，为全球贸易服务。中国正在建设一项全球支付基础设施。在技术层面，没有什么困难能阻碍这些系统实现国际联通。

特朗普说，多年来中国在贸易方面比美国占有“巨大优势”，真是错得离谱。他还说，中国人民一直在从美国人民身上赚取巨额的贸易顺差。说实在的，如果美国人无法再通过印钞票购买中国产品，那么他们的生活水平预计会有所下降。此外，超过90％的全球金融交易是以美元结算的。每天有数万亿美元的交易规模。而交易费大多流向了美国的银行，这也解释了虽然美国的商品贸易是逆差，但服务贸易却是顺差。

明智的战略家不会为了惩罚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比如伊朗——而拿巨大的利益冒险，但这就是美国一直在做的。美国随意地将美元作为武器，恰恰说明了美国缺乏全面的长期战略，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明显的长期竞争优势，因为中国领导人非常自律且专注地坚持长期战略。

美国缺乏应对中国问题的全面长期战略。特朗普在与世界打交道时确实表现得狂野而鲁莽。然而这反映了美国人看待世界的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显然，美国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路线。当历史走到一个转折点时，所有国家都必须做出适应和调整。事实上，当世界其他国家在改变航向时，美国依然一直利用自动驾驶仪在直线前进。

纵观历史，大国最容易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自认为无懈可击，尤其是当它们处于权力巅峰时。毋庸置疑，许多美国战略思想家都持此种假设，这导致极少有人建议要做出重大的战略调整。这种战略调整的失败也可以解释美国社会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编辑  季节）

百年不遇的大封锁

2020年4月7日，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处于大暴发阶段，位于丹佛市联合火车站附近，见证了128年辉煌历史的布朗广场酒店(Brown Plaza Hotel)，突然无预警就歇业了。这座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从1892年开业至今，从来没有歇业过一天，它挺过许多历史事件的冲击，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9·11”恐怖袭击事件，还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不曾让这个丹佛市民引以为傲的地标性酒店等不到顾客上门而不得不关门歇业。

在地球遥远的另一端，印度总理莫迪于2020年3月24日突然公布，从当天午夜起在全国实施为期21天的封锁抗疫措施。在孟买行医的海尔马斯(Dr Jagadish J. Hiremath)在推特上写下一段文字：“能保持社交距离是一种特权，说明你家有足够的地方隔离。能洗手是特权，说明有自来水。有免洗洗手液也是特权，说明你有钱购买它。不出门也是特权，说明你有能力不出门工作。”

这两则新闻凸显了一个共同点：无论用哪一种历史尺度来衡量，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大流行病，给全球社会带来的价值选择难题、社会压力、心理震撼以及生计损害都是空前的。

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是空前的，它给许多国家带来的生活秩序与生产活动的冲击绝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它让原本人潮汹涌的芝加哥、阿姆斯特丹、迪拜、新加坡等空运枢纽机场门可罗雀，它让原本衔接得天衣无缝的全球供应链处处面临断链危机，它让绝大多数的主要经济体至少连续好几个月基本处于休克状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4月1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里，把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命名为“大封锁”(the Great Lockdown)，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相提并论，凸显这场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是百年来所仅见的。

没有专家可以断言全世界何时可以摆脱病毒的肆虐，有效对抗新冠病毒的特效药是否能在短期内问世，但很多世界政治经济问题专家已经迫不及待地对“后新冠病毒世界”(the Post COVID-19 World)提出各种预测，也试图解读这场突发疫情对人类历史发展各方面的长期影响。不少国际知名的观察家把这场疫情定位为历史分水岭事件，意味着新冠病毒会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其中值得重视的预测有四个方向。

一是对全球化前景的悲观预测。例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在《外交政策》杂志的专辑里宣称，“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将一去不返”，新冠肺炎疫情将是压倒全球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获得过普利策奖的知名评论家加勒特(Laurie Garrett)预言，今后跨国公司都会重新评估跨国远距供应链在灾变下的脆弱性，它们会设法将全球供应链进行收敛，让生产资源调配在空间上更紧凑。

二是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陨落的预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2020年3月刊的《外交事务》发表的“新冠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评论，提醒美国决策者，如果美国不能在这场抗疫中展现政治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在全球抗疫行动中不再能够扮演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角色，那么中国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

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斯蒂芬·沃尔特教授，在《外交政策》发表了《美国能力声誉之死》的尖锐评论。他认为，美国过去享有的国际影响力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一是美国拥有的强大经济与军事复合体；二是盟国的坚定支持；三是其他国家对美国能力的信任，相信美国在各专业领域具备世界上最称职的能力，可以制定出最值得信赖的标准与正确的决策。但是在这场关键的能力检验上，美国政府所显露的疏忽、失职、无能与慌乱，让美国国家能力彻底崩解。凭借价值观与国力的巨大影响而成为全球领导者和榜样的美国，这是战后70年来第一次，在一场全球危机中没有人寻求美国扮演领导角色。

三是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前景的预测。很多观察家都预告这场疫情将导致民主体制的衰败。在这场对政治体制的决策质量、学习与纠偏、应变与灵活、协调与统筹、执行与贯彻、调度与配置、动员与号召，以及公民政治信任最严酷的考验中，西方民主体制明显败下阵来。因为最严重的疫情扩散，最惨烈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居然集中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到美国，无一幸免，这完全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过去发展中国家都深信西方体制具备最佳的公共治理能力，能为公民提供最好的医疗与公共卫生保障。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长期经济衰退，已经让欧洲公民失去对本国体制的信心，而在这场大流行病之后，经济危机必然进一步恶化，人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怀疑必然加深，它在世界思想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也将更为脆弱。

《彭博新闻》总编辑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和《经济学人》政治版主编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联名发表题为《病毒应该唤醒西方》的长文。他们的结论是：“西方世界毫无疑问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世界面临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问题，即西方国家能否可以像以往那样面对挑战，并重新思考政府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还是自欺欺人，最终让出全球领导地位？”

四是对新自由主义步入历史终结的预测。很多社会评论家都认为，新冠病毒危机将给过去40年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棺木钉上最后一枚钉子。资本拥有者为了享受短期利润极大化，过去40年以市场的优越与效率为名，将国家能力逐步掏空。在生产全球化旗帜下，许多国家经历产业空洞化，并创造了一个极为脆弱的金融结构，每一次危机爆发都依赖国家出面抢救。在新自由主义发源地的美国与英国，政府对防疫与公共卫生体系的投资严重不足，作为公共产品的新疫苗研发已沦为制药集团的牟利工具；行政官僚体系的专业能力全面下降；大多数基层劳动者陷入贫困边缘。

这场危机也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出现有史以来最急遽、最严峻的经济萎缩，各种市场机制都失去功能。金融市场的正常资产定价机能全部失效，逼近零的长短期公债利率也完全失去指标意义。许多濒临倒闭的欧美大企业最后都有可能走上国有化一途。曾经是新保守主义阵营大将的福山，在接受法国《观点》周刊的采访时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他说，全球大流行病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

一个社会既存的物质生活状态及这个社会所具备的各种结构特征——人口与空间结构、制度与组织、知识与技术、观念与行为、冲突与矛盾，以及其所隶属的国际体系，都会深刻影响这个社会面临大流行病的应对模式与效果，影响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可能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心理后果，以及影响大流行病最终会留下什么样的历史烙印。

梳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历史脉络

一些冷静的观察家不约而同地指出：大流行病往往是加速或推迟了原来的历史趋势，而不是重新塑造世界秩序。大流行病也很少会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及其特征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更可能是凸显现存社会结构的本质与特征，更鲜明地暴露已经长期积累的结构失衡与体制缺陷问题，或是激化蓄势待发的冲突与矛盾。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ass)，在《外交事务》撰文提醒读者，并不是每一次危机都是历史转折点，“后新冠病毒世界”不会是一个无法辨识的世界，这场大流行病更多地将加快世界历史的前进速度，而不太可能改变其方向。他指出，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全球合作的崩解、大国关系失和，所有这些原本存在的国际环境特征与趋势，在这场疫情之后只会更凸显。

当前的全球疫情造成的短期社会经济冲击肯定会超过一百多年前的大流感。原因很简单。

首先，21世纪人类社会的人员移动，在规模、空间距离、移动频率与速度，以及伴随而来的频繁人际交往与大型群聚活动，都远远超过20世纪初期。这不仅导致病毒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快速传播与扩散，也让任何对人员移动的严格管制措施带来更大的社会与经济窒息性震撼。

其次，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发展的高度细密的国际分工、高度精致的全球供应链，以及极为频繁的跨境金融交易与高度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让世界各地群体的社会、经济、信息与金融联结和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一百多年前。

再次，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驱动下，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多数群体，都是生存在安全系数最小化、资源分配短期边际效益极大化，甚至寅吃卯粮的环境下。这种走在悬崖边缘的金融操作、生产方式、社会管理、劳动雇佣或个人财务模式，会让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震荡之冲击出现数倍或数十倍放大效果。

多数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家庭与个人都没有余裕，没有储备，没有闲置资源，尤其是新自由主义革命走得越深越远的社会，处在社会悬崖边缘的人口就越庞大。多数美国家庭在任何时候都拿不出500美元的应急现金，只要失业就可能失去医疗保险、汽车与房子；美国提供的失业保险给付在发达国家中最为单薄。专家估计在美国有高达40%的劳动参与者属于零工经济(gig economy)，论件或按时计酬，经常朝不保夕，而且他们多数不在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内，也必须自费购买昂贵的医疗保险。

最后，21世纪很多社会长期信奉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让多数人很难承受新冠病毒对自己关联群体的生命与健康的急剧摧残，尤其在一个信息流动极为迅速的网络传播时代，他们被这些震撼的消息与画面笼罩而无所遁逃。不同社会处境下的人群，其心理承受能力原本就有天壤之别。相对而言，长期生活在安逸状态下的人们，深信科技的神奇力量，信赖政府的保护能力，他们难以接受医院尸体成堆、根本来不及火化的悲情画面，他们更无法相信一个原来讲求宠物生命权的文明社会，居然有一天会面临必须在让大批年长者死亡与让经济大衰退之间进行抉择的艰难局面。

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更是期待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医疗体制应对传染病危机的能力远超非西方国家。但事与愿违，西方国家居然成为全球疫情集中大暴发的新震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应对疫情第一波暴发所展现的应变、控制、协调与调度能力，以及把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增长曲线迅速而有效控制下来的客观记录，给西方社会精英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他们对自身体制与文化的自信感与优越感遭到一次颠覆性的打击。在对抗新冠病毒过程中最关键的医疗资源，从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制药的原料，到测试新冠病毒所需要的化学试剂，居然都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

大封锁后的全球化前景

很多分析家都指出，“后新冠病毒世界”带来的最大改变将是全球化的全面逆转，至少有四股力量在削弱全球化的前进动能，甚至加速全球化的裂解。

第一，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严重流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超级全球化，让国家失去经济主权，削弱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导致经济整合的风险剧增与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西方发达国家贫富日趋两极化。

第二，美国对华强硬派占据政策主导地位，加速构筑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围堵，加大对中国的经济冷战，并试图让中美两大经济体全面剥离。

第三，美国在特朗普主政下全面转向激进单边主义，抛弃国际领导责任，摆脱所有国际规范与多边体制的约束，对无法配合自己政治需要的多边组织进行抵制、打击或干脆退出，导致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摇摇欲坠，开放贸易体系濒临崩解。

第四，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日趋严重，各主要经济体的债务结构持续恶化，负债比例不断创历史新高。西方各国央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只是勉强控制不让资产泡沫危机全面爆发。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有增无减，美元的币值信用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暴发前，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开始产生作用。世界贸易增长减速，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缩水，跨国金融机构收缩全球业务，跨国企业面对中美科技战与贸易战的风险，被迫重新评估全球产业布局。

很多研究机构对全球化前景做出悲观预测，他们认定新冠病毒大流行会助长上述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有四个趋势可能加速进行：一是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二是中美战略对抗加剧；三是全球事务群龙无首，多边协调与合作机制加速崩解；四是全球增长动力熄火，债务危机加深。

这场全球大流行病也可能强化下列趋势：一是促使各国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福祸高度相依的事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独善其身的孤岛；二是加速暴露民粹政治人物的短浅无能，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上荒腔走板的表现，以及疫情失控导致的经济重创，导致特朗普政治路线被扬弃；三是让各国政治精英更深刻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更需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应该提升多边体制功能，而非削弱国际机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力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

逆全球化的制约因素

进一步而言，目前出现的各种悲观预测有明显的盲点，我们也必须正视下列因素：第一，不宜高估国家退出全球化与区域整合这个选项的现实可行性；第二，在与中国经济脱钩这个议题上，美国社会精英并未形成统一的牢固共识；第三，全球多边体制的韧性能够经受美国缺席或抵制的考验，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支撑全球多边体制的强烈意愿，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也愿意承担更多责任；第四，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早已面临困境，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为全球化挖掘新的动力与开辟新的路径。

绝大多数国家政府明白，本国经济社会常态运作脱离不了全球相互依存结构。闭关自守与寻求经济上自给自足会削弱社会生存发展条件，欧洲国家不可能选择去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仍抱有很高的期待。

跨国企业全面收缩全球供应链的选择必须通过经济合理性的检验。这场疫情冲击凸显跨国产业供应链缺乏因应突发大型灾变的韧性，跨国企业必然会重新考虑如何降低远距供应链的断链风险。主要工业大国也会顺势引导本国企业重新布局，从跨地域的水平分工转向空间上更紧凑的区域垂直整合。有些研究机构预测，全球产业供应链可能重新组合为三大垂直整合体系：以美洲市场为腹地，围绕美国为核心的供应体系；以欧洲市场为腹地，围绕德国为核心的体系；以亚洲市场为腹地，并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体系。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指出：在疫情消退后，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大移转未必会发生，因为大规模移转需要新的投资，跨国企业在因应经济衰退时对大笔资本支出会更保守；中国政府展示出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将来反复暴发，就降低供应链风险而言，中国有比较优势。合理的推测是，未来跨国企业会试图分散供应链的风险，避免集中于单一国家。但是最具制造业竞争力以及产业供应体系最完整的中国，仍将在全球供应链占最大的分量，尤其是高附加值的产品。此外，中国自有品牌的高端制造业也将持续在世界市场上扩大份额。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就鼓吹制造业回流美国，特朗普更是高举这个目标作为自己的当选承诺，但落实起来非常困难。美国产业空洞化已久，许多产业部门的供应链早已消失，各专业领域很难找到技术工人。即使美国政府愿意支付美国企业所有搬迁费用，把在中国大陆(或亚洲)的生产线迁回美国，未必会有很多企业响应。许多美国跨国企业都明白，如果把生产线迁回美国，它们会失去中国市场，也会失去海外市场，还需要关税保护或美元大幅贬值才有竞争力。如果强迫许多大公司把生产线迁回美国，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将立即下降，通货膨胀必然上升，导致利率上升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少数激进的反华鹰派主张全面发起金融战，把中国逐出全球美元支付系统。少数美国政客鼓吹向中国索要天价赔偿，以弥补本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无论美国政府以何种理由冻结中国政府与企业在美国的资产，或是切断与中国的金融往来，都形同发动一场相互毁灭的金融核大战，这样也会自毁美元霸权的长城。此举只会逼使中国壮士断腕，宁可牺牲巨大经济利益与承受金融震荡，也要用尽全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与贸易圈。一旦美国出此下策，只会迫使中国全力推动本币贸易结算，加速推广人民币数字货币，扩大与各国双边换汇规模，中国人民银行也将不再以美元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发行准备。

当美国也必须用人民币才能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时，美国就很难继续靠长期维持巨额贸易顺差来弥补国内消费透支与储蓄不足的问题；当中国不能成为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角色时，必然全面动摇全球财富拥有者继续以美元资产作为价值储存工具信心，美元霸权的终结将加速到来。因此，华尔街金融资本一定会全力阻挡这样的灾难发生。

其实，所有国家都对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不抱任何期待，并设法在美国退出或阻挠的情况下，如何继续让《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世贸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持续运作。

拜登的外交政策在大方向上是延续奥巴马路线。他试图重新团结西方盟友来维护美国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重新确立美国在多边体制内的主导地位，发挥美国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的软实力，重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与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力，把全球战略部署的重心移到亚洲，以全力对抗中国崛起与日益上升的国际影响力。但拜登在某些领域必然会做出调整，因为他所处的时空背景已经大不相同。

首先，特朗普已经在美国社会全面挑起对“中国威胁”的同仇敌忾，所以拜登的团队必须证明更有办法对付中国带来的挑战；

再者，拜登无法忽视中国的巨大身影。他的团队必须客观看待中国模式的竞争优势，也必须承认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发展中世界已经形成潮流，并持续削弱西方国家的影响力。所以他领导的美国政府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回应措施，甚至在某些领域不排除模仿中国的做法。例如重视基础设施投资，增加联邦政府预算来更新美国陈旧的桥梁、道路、铁路、通信以及电网；拜登还推出了美国版产业政策，强化美国的半导体与电信设备产业供应链，以及补助生物科技、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电动车等前瞻科技研发。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陷入困境，全球化的红利与风险的分配严重不均，全球性金融危机频发。过去几年，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必须修正的呼声此起彼伏。在意识形态极度保守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所鼓吹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也得到新千禧世代的高度支持。

越来越多的社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重建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就必须让经济全球化服务于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必须配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不能让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独惠跨国企业、跨国金融资本或垄断数字平台的科技巨兽。展望未来，这个改革方向，将因这场大流行病而得到更强的推动力量。

所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协同发展伙伴推进的经济合作新模式与区域融合新路径，将为全球化注入新的融合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本来就是应对逆全球化挑战与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的有效策略，这个策略有四个重要抓手：第一，中国在能力允许范围内提供更多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服务产品；第二，通过政府主导的“区域+1”政策协商平台、官方投资基金的杠杆、指导性开发项目、教育与文化交流计划等机制深化南南合作；第三，协助发展中国家加速打造数字经济与网络社会，让个体、微型企业、中小企业、社会企业等，都有机会(绕过跨国企业)直接参与全球范围的经济分工、产销合作或金融互助；第四，建设跨区域甚至跨洲际的运输、通信、能源、信息、资金流与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四个抓手可以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激发潜在的经济增长动力，让经济融合覆盖更多的潜在受益群体。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西方政客与媒体已经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发展模式进行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并不断抛出“锐实力”“债务陷阱”“数字极权主义”等诬蔑性的概念。这场新冠病毒危机对西方国家政治与知识精英的优越感与自信心打击太大，中国治理模式展现出来的相对优势，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焦虑与挫折感，尤其是中国作为广受发展中国家欢迎的新型国际公共服务产品提供者，现在又成为全球防疫援助大国，更让西方国家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客与媒体必然会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诋毁与攻讦，西方媒体与智库也会炒作全球化“去中国化”的议题，对中国的海外合作项目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项目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必然变本加厉。

但是他们无法阻挡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新路径，因为这并不依靠美国或西方主导的多边机构或区域贸易协议，人们也不必担心美国利用科技与网络封锁来阻挠，在所有关键领域，中国都可以提供功能相当的平行系统。但要提防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大陆制造动乱与内战，或设法扶植亲美政治势力。其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给陷入经济停滞的欧洲带来各种商机，中国从未排除西方国家，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机会之门将对欧美跨国企业、金融机构与专业人士开放。

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更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启示，并非全球化时代的高度相互依存与巨量跨国流动带给各国空前的健康、社会与经济风险，而是当前全球治理机制与共同体意识严重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真正的解药是让全球健康与公共卫生互助机制赶快跟上，深刻体认全体人类命运福祸相依的全球意识。

（编辑  季节）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带领中华民族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还是传统小农经济主导、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被欺凌、被奴役的边缘化国家。一百年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工业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今天的中国正以昂扬姿态，阔步迈向伟大复兴。

百年中国经济的主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百年，世界处于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回首百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是：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通过发展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争取国家现代化，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四个阶段，虽然在具体政策上有很大变化，但总的主题是一致的。党领导经济工作走出了“起承转合”的四大步。

起：进行社会革命，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扫清障碍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很多志士仁人为追求富国强兵，学习西方走工业化道路，但是都没有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而这是经济发展的前提。20世纪初期，世界已经形成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中心-边缘”两极格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引发了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且和社会主义运动汇合。“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1]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确定了自己的任务：中国只有依次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打破国内封建和买办势力的桎梏，彻底改变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附地位，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扫清道路，同时更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2]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官僚资本、封建地主和买办资本的压迫，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在此前提下推行了土地改革，领导实现了空前广泛深刻的社会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实现经济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这个阶段就是百年经济总主题的“破题”。

承：承接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发生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是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的争论，即如何认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历史事实说明，如果仅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就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弊病，也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奠定独立自主的工业基础、启动现代化进程。到1956年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占城市经济的绝对主体，农村实行了合作化，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建设。新中国的前30年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打下了基础。一是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1952-1978年，工业用电量年均增长12.6%，铁路货运量年均增长8.5%，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从1953年的202亿元上升到1978年的 1113亿元，水库总库容达到4200亿立方，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基本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1979年同1952年相比，粮食总产量从1.64亿吨增长到3.05亿吨。三是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70年代末，人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68岁，小学净入学率从25%跃升到90%以上，已接近发达国家。四是取得了近代以来难得的国家安全和独立，国防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新中国获得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前30年建设的伟大成就，为日后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一阶段完成了百年经济总主题中实现独立自主的任务，在基础建设、社会公平、医疗教育等领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初步显现。

转：推进改革开放，在借鉴资本主义有益因素的同时保持独立自主

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主动参与全球化中，既充分吸取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同时又保持了经济的独立自主，保持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色，这也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创举。这个时期，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我们必须找到与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共存和竞争的途径；而在西方经济遇到“滞胀”、过剩资本和产能寻求出路的条件下,我国依靠已有的工业基础，完全可以抓住机会，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在改革开放中，党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对资本的约束，坚持独立自主有序可控地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不断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邓小平强调“公有制占主体，实现共同富裕。这两条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正是因为坚持了“两手抓”，我们党没有偏离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主题，同时充分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利用西方资本、打开世界市场，并借鉴资本主义经济中有价值的经验，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发展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从本国国情出发推进改革开放、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化的伟大实践。

合：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实现集大成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经济工作面临新的环境：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二战后资本主义增长期的逆转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危机；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和美国差距不断缩小。随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容应对挑战。新时代经济工作是对建国以来经济工作探索的集大成，可以说完成了“正题-反题-合题”的飞跃。其主要特点是：更加强调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独立自主战略基点，更加主动地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开启新发展阶段，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做好准备。

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本质上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劳动者组织起来集体掌握生产资料，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限制资本过度扩张和市场盲目性，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真实需要为目的的经济。一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实现更高速度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基本制度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自身发展的要求。新中国70多年发展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能够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速度、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从1949年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增长8%，为人类历史绝无仅有；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初35岁提高到2020年的77.3岁。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第一，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而导致的生产力巨大浪费。第二，落后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独立自主发展，摆脱在全球体系中的依附性命运。第三，社会主义经济注重长远规划，以满足社会真实需要为生产目的，能够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把必要资源投入到基础和公共领域，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第四，社会主义经济以人民为中心，注重提高人民健康和教育水平，更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第五，社会主义能够在科学规划指导下，避免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这些都有利于实现更高速度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也包括经济发展的新道路。

政治和经济不能割裂，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领导经济工作，既是政治要求，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方法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百年的经验证明，党领导经济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政治上协调各种利益群体的关系，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引导和驾驭资本。二是体现在指导思想和战略上，制定经济发展的长远和重大战略并予以推进。三是直接领导公有制经济组织，在公有制组织内部实行民主管理，确保公有制组织真正代表公共利益。四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让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在农村组织群众发展集体经济。五是把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能力的先进分子培养成经济工作的骨干。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既不是一般性地号召，也不是干预具体经济运行，而是通过政治、思想、战略、公有制机构、群众路线和党的干部等方面的领导制度，把党的宗旨和路线方针贯彻到经济运行中。事实证明，这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制度基础。要坚持这个经验，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进一步巩固完善走向成熟稳定。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手抓，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不是机械地看待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而是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能动地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乃至革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领导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使我们得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通过公有制集中社会资源，迅速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们党通过不断自我革命和生产关系调整，解决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问题，缩小三大差别，避免形成新的等级制度和特权群体，从而激发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例如建国初期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和农业合作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机械地固守生产力决定论，还是能动地通过生产关系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些探索虽然有过曲折，但正是通过农业合作化道路，才使我国快速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跃出了贫困陷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入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政府作用以克服市场盲目性，同样是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生产力发展。坚持这个经验，就要克服片面看待生产力的观念，重视发挥公有制的作用，注重调整劳资关系、分配关系，保持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社会真实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区别，在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的真实需要，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简单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着眼于满足社会的真实需要，经济发展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就提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3] 正因为我们着眼于为劳苦大众的利益服务，我们党和人民军队才能发展壮大，无往不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化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4] 正因为我们既着眼于人民长远利益，也同时注重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普及了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所以才能快速并相对平稳地推进工业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迅速得到提高。而一旦出现市场失灵问题，房地产、金融、医疗、教育、资源、环境等领域出现资本为追逐利润而无序扩张、违背社会真实需要时，党又及时进行纠正，规范这些行业。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社会生产和财富分配严重偏离了社会的真实需要。我们要不断纠正资本和利润主导的发展方式带来的偏差，把更多资源投向满足社会真实需要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基础性、战略性领域和环节。

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发展壮大公有制需要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最主要的优势。世界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无论怎样自我调整，也避免不了周期性危机。我国作为全球体系中的后发国家，更需要依靠公有制的制度优势，坚持独立自主，努力实现赶超，避免市场的盲目性，遏制资本特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两千万革命烈士的牺牲，换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为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基础。新中国通过公有制经济制度，统筹解决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部分科技领域重大突破、充分容纳就业和保障社会稳定等目标。一般发展中国家是无法通过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同时实现这些目标的。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在履行国家战略性职能、引领科技创新、保障社会稳定、参与国际竞争、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多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关注发挥国有经济重要作用，注重乡村振兴和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创举。我们党对公有制的贡献，还体现在对保持和发挥公有制经济活力的探索方面。我们吸取了其他国家的教训，为避免公有制经济走向官僚化，脱离群众，强调加强党对公有制经济的领导、强调发扬群众路线、职工参与管理，形成了“鞍钢宪法”等经验，确保公有制经济真正姓公，为公共利益服务。

在宏观系统层面充分重视经济循环和综合平衡

西方经济学把微观分析的理念和方法简单加总扩大到宏观分析体系，这是其方法论上的严重缺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优势在于，注重对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和过程的认识，注重宏观的经济循环和综合平衡，这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注重突破苏联模式，《论十大关系》就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理论创新。这个时期，我们党开始形成了正确处理农轻重、沿海与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与个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以及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的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作用逐渐扩大，也经常出现因市场盲目性导致的供给与需求的失衡，以及地区、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更好地结合起来、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协调发展、坚定不移推动共同富裕、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等重要思想，是在更高层面畅通经济循环、促进综合平衡的思想。

在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背景下参与全球化，坚持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如何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每个后发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面临的问题。百年来，中国始终处于资本主义尚处于优势的世界体系中，必须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和斗争。党深刻认识到，“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5] 因此我们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一方面必须积极融入全球化，否则就无法很好地利用世界市场和资源，实现技术快速赶超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要吸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在对外开放中保持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独立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各个解放区都自觉地把货币发行权和金融贸易政策制定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依托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信誉和组织力，确保了币值稳定。新中国前30年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同时也努力开展国际贸易、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坚持自主可控，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错误思想，及时识别和抵制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这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的成效，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进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决反对美国的霸凌行为。在构建国际新秩序方面，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

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成功的经济实践必须有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经济学理论是具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时期产生的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在当时是有进步性的。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古典经济学逐步变成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学科，分析技术工具日益精细，理论内核则走向停滞和反动，放弃劳动价值论而捡起“边际分析”，掩盖资本主义矛盾的实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正确地认识革命和建设的关系，树立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自觉，领导了广泛深刻的社会革命，为经济发展扫除了障碍。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实质，依靠劳动者主导的组织协作完成国内积累，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同时又治理市场失灵，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老一辈革命家反复告诫，避免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迷信。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宣告了西方经济学的困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和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中国经验进一步上升为理论，创造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重大任务。

学史增信 开辟新局

我们处于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劣比较将更加明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开辟经济工作新局面，就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经济发展回归社会真实需要，通过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国内大循环。

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敢于在关键时刻推动历史前进

当前，西方无论是疫情蔓延、还是经济危机，归根到底在于：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道路，资本运动使社会的生产、分配、投资、消费都严重偏离了广大人民的实际需要。这种发展方式在二战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处于高潮期、资本主义还有自我调整空间的情况下，尚能维持，而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捉襟见肘。我们要认识到，资本主义正在走下坡路、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必然的趋势，在经济工作中特别要克服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敢于开展伟大斗争。必须克服对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发展道路的迷信和简单模仿，特别是要克服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从基层实践和国情出发，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经济工作。

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我国经济仍保持长期又快又好增长的空间

当前，简单用西方经济学潜在增长率的计算方法，无法反映生产关系的调整对促进生产力的作用，从而可能对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做出错误的判断。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让社会资源聚焦到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际需要上，从而形成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关键是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注重调整生产关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处理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调节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促进更公平的分配，以共同富裕带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在投资领域，集中力量办大事，补强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短板。在农村，通过党的领导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走新型集体化道路，推动发展现代化农业。在公共服务领域，加快恢复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公益性，回归为社会真实需要服务的属性，降低人民生活成本，扩大公共服务就业。同时可以利用信息化优势，创造智能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加有机地融合。

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把握好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把党的领导制度性地融入经济发展全局，避免政治经济“两张皮”。注重思想建设的统领作用，在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实践活动，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发动全党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在经济工作中，既要发挥非公资本的积极作用，更要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坚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把党的领导制度化地融入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扬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的传统，用好民主集中制，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

（编辑  碣石）

近些年，我的社会调查与研究写作集中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领域。这与我的生活阅历与研究实践的感受密切相关。

我出生于195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社会变革。1968年，我赴内蒙古牧区插队；1973年上大学，1987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任教，曾先后赴内蒙古、西藏、新疆、甘肃、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问卷调查和社区户访，又到10个省调查乡镇企业。1988年在北大开设“族群社会学”课程，指导来自14个民族的研究生，集中民族问题研究。

我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实地调查

我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生活经历中感知中国基层社会的族际交往，第二个阶段侧重于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第三个阶段转向核心议题的理论思考。

在生活经历中感知中国基层社会族际交往

这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

我的父亲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少年时在父辈交谈中得到一些民族理论政策和各地情况的初步知识。1968年去内蒙古插队，在一个牧业大队放了5年羊，学习蒙古语，把当地牧民视为政治、生产和生活中的指导老师。虽然有语言隔阂和习俗差异，但蒙古族牧民和北京知青始终关系很好，那是在特殊年代不可复制的跨族群特殊情谊。

插队期间，我学习毛主席的农村调查报告，收集了所在大队户籍、集体财产与分红账目等经济数据，当时我想了解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牧区经济运行与社会关系。

当时生活中的政治氛围很浓，在人们意识中，阶级斗争重要性远超民族边界，尽管语言不同，人们不把民族身份差异看作是大问题。当时，我认为拥护党和政府是各族群众团结的政治基础，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法宝。这也是当时我理解民族问题的知识体系和基本立场。  

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

1985年我在美国布朗大学读博士，回国后开展迁移调查。费孝通先生认为赤峰地区的农牧交错、族群混居和移民传统在内蒙古更具代表性，建议我去赤峰。

人口学关注迁移模型、移民-本地人融合等专题，族群研究关注族群分层、居住格局、语言宗教、社会网络、族际通婚等专题。在赤峰调查中，我把西方人口学的迁移研究和社会学的族群研究这两个领域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我的问卷调查采用自然村整群-农户定距抽样，照猫画虎地把西方理论方法移用到国内，应用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仅根据当地情况做一些调整。

1987年回北大任教后，我开展内蒙古、西藏、新疆问卷调查，主题和方法大致是1985年调查的延续与地域的扩展。当时我理解的学术创新大致分为三个层次：资料创新、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通过调查获得新资料， 把已有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前人未曾涵盖的重要地域和人群，填补知识涵盖面的地域——群体空白。在尚不具备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的能力时，我把西方理论模型和问卷调查-量化统计方法应用到特定地区，检验相关理论和方法是否具有同等解释力，探索能否得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理论解读，从而思考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国情，这些研究方法应作哪些改进，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在内蒙古农村和西藏拉萨居委会访谈时，我获知与民族关系相关的大量具体信息。这些与基层干部群众的交谈和切身感受，使我开始思考理论分析模型和问卷数据之外的问题，如政治话语、制度政策对族群意识演变、族际边界构建和各地区族际互动带来的深刻影响。这些鲜活的社会现实不仅展示了各地区历史和文化传统，也给我们提出在特定体制和政策引导下真实反映中国民族关系的新议题。而对于如何理解和分析这些活生生的社会现象和族际矛盾，国内教科书没有涉及，西方文献也没有提供答案。

1985年，我在赤峰农村户访，当地蒙汉群众关系很好，蒙汉几代人同住一村，彼此熟识，“远亲不如近邻”，生产生活互助是常态。村干部选自本村，彼此关系也很好。但当我在旗政府下属各机构访谈时，发现这里的蒙汉干部之间已出现很深的隔阂。一个具体实例是1984年旗政府选举。1956年热河省撤销，以汉族农民为主的乌丹县并入以蒙古族牧民为主的翁牛特旗。全旗人口中汉族约占70%，蒙古族为30%。1984年在旗人代会的旗长选举过程中，代表们出现分歧。上级部门推荐一位原巴林右旗蒙古族副旗长作为旗长候选人，得到牧区蒙古族代表拥护。而占多数的汉族代表希望推选一位现任本旗汉族副旗长，理由是他推动西部农区发展有成效。旗人大组织了四次投票，蒙古族候选人在第四次投票中当选。我在旗里访问到哪个部门，干部们都要和我“理论”此事。蒙古族干部说，翁牛特既然是旗而不是县，那么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则，旗长必须是蒙古族。汉族干部说，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公民民主权利的体现，选举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族际隔阂和意见分歧不是萌生在民间基层社区，而是出现在干部精英队伍中，并从上向下蔓延。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们需要在体制和政策方面进行调整。

当年构建国家政治制度的整体战略，撤销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省，构建了面积118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但三省撤销后又进一步调整行政区划，以蒙古族牧区为主导来整合汉族农区，导致各旗县民族人口比例变化，并使尊重多数的民主选举制度在一些地区的实施过程中面临尴尬。

据当地干部介绍，当年旗县合并后双方都有收益：一是东部修红山水库时所需的数千劳动力主要来自西部农区；二是经济模式互补：牧区所需粮食饲料来自农区，农区所需耕畜和畜产品来自牧区。但是，遇到民族情感时，这些经济利益就被置于第二位。我在喀喇沁旗的户访过程中，发现不少被访户的民族身份是蒙古族，但既不会讲蒙语也不了解蒙古传统文化。20世纪80年代初，该旗3万多人把身份从汉族改为蒙古族（当时更改民族身份很容易），这样一不受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二可享受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高考加分、企事业招工、选拔干部等）。当时全自治区约有36万人更改了民族身份。当地蒙汉通婚家庭子女无一例外申报蒙古族，这与80年代实施的一系列民族优惠政策有关。

赤峰调查后我开始思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如何看待民族优惠政策与公平、平等之间的关系？现行政策如何在客观上有利于真正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988年，我组织了西藏城乡户访问卷调查和拉萨老城区的户访。老城区居民中都为藏族居民，对我们的访谈十分配合，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一些人们热议的社会问题。在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座谈中，当地藏族基层干部抱怨最多的是对“文革”后“落实政策”做法的不理解，他们诉说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文革”后政府给一些1959年参加叛乱的贵族平反及提供大量现金赔偿，拉萨老城区有许多贵族大宅院，1959年后主人跟随达赖流亡印度。民主改革时，这些住房无偿地分给本地农奴和贫民，例如有个三层楼的大院子分给15-16户支持政府平叛的贫苦农奴居住。而现在政府要求街道办事处限期把目前住户全部迁出，修缮院落，归还给原来的贵族。由于实在无法安置现有住户，街道干部非常为难，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给这些阶级敌人“落实政策”？

另一个例子，是叛逃印度的一个贵族回拉萨后获得隆重接待，请他提交因平叛和“土改”受损失的清单。他拿出一个上千万元的清单、政府照单补偿后，他又说自己还有一串价值百万珠子忘记写，政府马上又给补偿。那时当地藏族基层干部的工资每月仅几十元，他们感觉很不理解。这些藏族干部讲的是感到政治路线和宗教政策的变化。说是尊重宗教，活佛成了“香饽饽”和座上宾，而当年支持政府平叛的藏族积极分子却被冷落。落实政策的一些做法，使“民族”和“宗教”在藏族社会再次成为群体身份认同的基础。

藏族干部热议的另一个话题是学校教学语言的调整。1986年7月，自治区人代会提出小学至大学一律以藏语授课。但许多藏族干部认为汉语教材和汉语授课的教学效果好。当时城镇中小学严格推行了汉藏“分校分班”。拉萨市城关区17所小学，仅保留两所汉藏同校，1987年秋季这两所小学实行严格汉藏分班。校长告诉我，许多藏族学生家长强烈要求孩子上汉语班，但学校只能按文件安排藏语班。我们在“落实民族政策”中推动民族分校。

我在分析西藏与中央政府的经济关系时，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央财政补贴在自治区总收入中所占比例高达104.7%。西藏不仅由中央提供所有政府开支，企业亏损也要中央填补。所以，西藏形成了单向“输血经济”。我感觉，西藏的主要问题不是民族关系问题，而是当时出台的一些政策脱离了实际情况，既脱离汉族干部群众，也脱离“民主改革”后大多数基层藏族干部和民众。我发现，要把西方的政治观念和理论应用到中国时，未必适合国情，那年在西藏调查的问卷设计，我确实在政治上很幼稚，有些问题是不可能通过问卷获得答案的。

在1988年及随后几年的西藏调查中，我最大的收获是：我曾将西方的研究指标和方法尝试着应用于中国，但许多深刻严峻的社会矛盾不在于西方传统理论框架之中。社会学研究指标和方法必须考虑中国的历史与具体国情，考虑现实体制和政策因素。

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考

20世纪90年代，我的研究集中在“民族”和“教育”两大领域：一个是“保底”，即国家不能分裂；一个是社会“发展”，即学校教育如何改善。自2000年后，我把主要精力用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和实地调查，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转向核心议题的理论思考，大致集中在基础概念、叙事话语、社会结构、国际比较这四个方面。

（一）从分析“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定义和解读入手

思考民族问题，首先需要研究“民族”核心概念的定义、内涵外延、演变历史及解读中出现歧义的原因。除了“中华民族”这一提法，国内话语体系中的“民族”主要用于56个“民族”层面，如“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等。直至2018年宪法修正案，我国宪法首次提“中华民族”。1984年颁布、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至今没有使用“中华民族”的表述。56个“民族”层面的“民族”话语，与“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等西方概念的汉译用法直接联系，客观上不同于以“中华民族”为单元的现代民族意识。

学者们考证，汉文“民族”一词是鸦片战争后自西方引入的，最早出现于欧洲人译文中，王韬、梁启超等陆续使用；1902年梁启超首倡“中华民族”概念。1939年顾颉刚的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曾引发大讨论。我建议保持“中华民族”提法，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族”，以便把性质不同、位于两个层面上的群体在用词上区分开。这也符合费孝通先生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框架。

我们应该严格定义“民族”概念的使用范围，在实际应用中，“民族”概念如使用不当，可能造成风险。例如，“跨境民族”这个经常出现在学术论文和日常口语中的概念，在应用中涉及蒙古、哈萨克、朝鲜以及西南地区的许多群体。我曾写过《如何认识“跨境民族”》一文，我的观点是，蒙古国的蒙古人属于“蒙古民族”（Mongolian nation），中国的蒙古人是“中华民族内部的蒙古族”（ethnic Mongolians of Chinese nation）。如果中国蒙古族属于“蒙古民族”，就混淆了国家界限，在政治认同上就会出问题。我借用顾颉刚先生的话强调：“我们今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二）国内体制中的“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

 所谓“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即在“民族识别”完成后，民族间的人口边界以官方“民族身份”彼此区隔；政府设立的民族自治地域，划定“辖地”区隔；各自治地方母语教学的“民族中小学”、以少数民族师生为主的“民族院校”、为少数民族学生设立母语教学“民语专业”划分了教育体系的民族区隔；此外，学科体系中以研究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民族学”对应主要研究汉族的其他学科，“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对应“全运会”，少数民族影视“骏马奖”、“腾龙奖”对应“百花奖”、“金鸡奖”。凡此种种，加之在计划生育、高考加分、干部任职、招工提干、社会福利、“两少一宽”等许多方面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等，在多领域不同程度地构建起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制度性区隔，“民族意识”不断强化的“二元结构”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府和学术界应努力化解这种族际区隔，调整现存的“二元结构”。

调整目前的“二元结构”阻力极大，少数民族在许多方面获得“既得利益”，我们需要分类分区，审时度势，逐步调整。

民族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经验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的论述

讨论民族问题需要借鉴的理论体系，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创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国家、新中国等）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社会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和建国初许多领域一样，是“以苏联为师”的。费孝通等回忆，在当年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斯大林“民族”定义、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许多观点是重要理论参考。“民族识别”后，每个国民明确自己的“民族成分”，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设立民族院校，实施一系列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优惠政策，这些做法和思路跟苏联大致相似。因此，我们需要系统梳理和总结前苏联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经验教训。

我国在20世纪50-70年代保持了和谐的民族关系。80年代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加上全面“落实民族政策”，新中国初期各族民众间的“阶级认同”已被完全化解。国内的民族理论教科书的现实作用，已呈现为各族年轻一代被启蒙和强化的“民族”意识。我们追溯这些制度政策的源头及演变脉络，目的是面对社会现实，反思和分析演变的逻辑，探索改善民族关系的新思路。

我阅读了《马恩全集》并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族”的论述。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提出“民族”定义。国内的民族理论教科书核心部分是列宁、斯大林的论述；而斯大林有关“民族”的观点，则可认为是当年布尔什维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策略。由于斯大林任苏联最高领导人近30年，这期间的苏共文件和苏联社会史涉及民族问题内容都应阅读，研究工作量很大。

西方学者对前苏联解体中民族因素的研究值得关注。一些学者长期生活在苏联，他们的分析很深刻。这些文献和资料可以生动地向我们揭示苏联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是如何影响苏联各族精英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文化认同。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各加盟共和国推行各领域的“民族化”，例如在乌克兰，如果不掌握乌克兰语言，即使是乌克兰族也不能在政府任职；划分中亚5国时，为了增加俄罗斯人在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把多个俄罗斯人聚居的省份也划给哈萨克斯坦，导致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哈萨克族人口不到总人口的半数；政府号召居住在其他国家（蒙古、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等）的哈萨克族“回归”（实际回归了近百万人），同时在就业等方面出现的排斥歧视政策导致俄罗斯人大批迁出；为了控制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北部省份，把首都迁到北部。这些资料和分析，为我们理解族际互动的规则和政府的引导作用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

中国传统群体观念/认同伦理与族群关系史

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在其话语体系中，对于国家政权、共同祖先、文化伦理、不同语言信仰人群，都提供了完整的观念体系和认同机制。虽然中原政权行政管辖边界时常变动，但是中华文明体系及对周边群体的影响力存在几千年，说明中华民族是个具有“多元一体”特征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以二十四史串起来的历史脉络，不受朝代更替的影响，把中国文化核心延续两千多年，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我们思考中国民族问题，需要从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寻找祖先的政治智慧。

清末和民国时期许多涉及“民族”问题的著述需要系统梳理，其中对梁启超、杨度、孙中山、傅斯年、顾颉刚、钱穆等人的著述需要给予特殊关注。在几本《中国民族史》中，王桐龄以朝代延续而不是分族介绍的体例，和他以族际交往融合为重点的叙事讨论值得关注。我曾把《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中的“族”字加以检索，写了一篇“族”字内涵的论文，特别指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的“族”实际上指的是“家族”而不是“民族/族群”。

两千多年来，把东亚大陆作为一个行政实体联结起来的，是源自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其主脉儒家学说的基本特质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这决定了中华传统的群体观是“有教无类”和“和而不同”。周边族群的信仰体系（如萨满教、自然崇拜）、外部文明传入的信仰体系（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只要不威胁世俗王朝体制和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都有发展和传布的空间。而外来宗教为使人们接受，也必然对自身进行某些改造，如明末清初回回学者的“以儒释经”，佛教在汉地演化出禅宗，在青藏高原与当地“苯教”结合演化出藏传佛教。在儒家传统中，所谓“夷夏之辨”看重的是文明伦理，这与一神教传统的基督教国家、穆斯林国家之间有本质不同。边缘地带的“蛮夷”和位于中原的“华夏”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和辩证的，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绝对互斥。主政者的道义基础是“天道”，与皇族的族属、语言等无关。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入主中原”后虽朝代更替但文化传统保持延续，“亡国不亡天下”。

中国民族研究的其他专题

除了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其他亚、非、拉美等国的民族/族群历史演变，在殖民地行政区划内推动“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的理论讨论与实践，也应当引起关注。

20世纪50年代，国家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是今天中国民族体制（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各地少数民族广大普通群众最关心的，还是民生、文化、教育、就业、环境等切身议题，需要对这些具体专题开展实证性调查研究，切实地把这些民众最切身的现实问题解决好，让他们享受所有中国公民应有的平等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并不是以“民族”为单元的群体特殊权利。在汉族地区，涉及到方言和地方性文化保护的实地调查与对策研究同样迫在眉睫。社会就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学者的研究选题应当来自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体验，书本提供的只是前人的知识积累。我们能否提出真正有意义的研究选题，我们的知识探索、提出的观点是否深刻及反映世界发展规律，必须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经受历史的考验，在理论创新方面尽力就是。

民族问题是一个敏感领域，但也是一个与所有人生活和命运密切相关的领域。民族情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感性色彩，世界上今后还会发生民族冲突，这些非理性行为有时还会被宗教极端思想涂上“神圣”的光环。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必须努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今后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工作的大方向。费孝通先生期待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梦想。

知识和学术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和学者有自己的祖国。在国际竞争中，各国利益会发生冲突，当本国在国际交往中属于被侵略、被霸凌的一方，爱国主义就是正义的，是学者们应有的立场。国内的群体和个人利益之争必须服从于这个基本立场。在这方面，老一辈学者给我们做出了榜样。顾颉刚先生在文章中谈到他为什么坚持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我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艰危的时代。我所得的经验是亲身接触的边民受苦受欺的经验，我有爱国心，我有同情心，我便不忍不这样说。”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和“蒙古自治政府”，又鼓动成立“西北回回国”。1939年顾先生在西北地区亲眼目睹回汉民众之间的深刻裂痕后，发表了这篇动情的文字。这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这是在现代通常以“民族国家”来划分政治实体边界的态势下，在国土被撕裂的急迫历史时刻，爱国学者顾颉刚不得不明确说出的基本立场。

同样让我感慨的，是美国学者戈登《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一书的结束语：“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人们在这个社会里可以并排站在一起，以同等的自豪并毫无顾虑地说：‘我是一个犹太人，（或者是）一个天主教徒，一个新教徒，一个黑人，一个印第安人，一个东方人，一个波多黎各人’；‘我是一个美国人’，还有‘我是一个人’。”这是戈登教授对美国种族-族群关系未来发展前景的期待。与他的心愿相同，我希望有一天中国各族成员们也能够并排站在一起，以同等的自豪并毫无顾虑地说：“我是一个藏族人，（或者是）一个维吾尔族人，一个蒙古族人，一个朝鲜族人，一个彝族人，一个满族人，一个汉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最后，“我是一个人”！

                    （编辑 季节）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完善健全农业的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当中，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小农户为主体的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组织的方式将先进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组织形式和人才资金等现代生产要素有效导入农业，把一家一户小生产融入到农业现代化大生产之中。这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但是，何种组织、何种做法更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在小农户土地分散的现实条件下，如何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如何在为小农户提供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同时，用社会化服务方法满足他们对自产农副产品销售的需求和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各地都在探索。

2020年9月，内蒙克什克腾旗经棚镇联合会进入农业农村部第二批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24个典型案例行列，而且是当中唯一由镇域农民合作组织集中统一服务于全镇所有农户的机构。克什克腾旗经棚镇联合会近年的实践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创新能将小农户的需求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将社会化服务延展到农村的各个领域。这种组织方式创新不仅符合现代农业发展壮大的需要，也符合现代农村和现代农民成长的需要。

经棚镇是克旗旗委、政府所在地，属半农半牧区，土地广阔，物产丰富，但人口稀少且比较贫困。2020年克旗才实现脱贫摘帽。在脱贫攻坚战中，经棚镇党委于2018年支持成立的内蒙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农业合作发展联合会（简称镇联合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棚镇开展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做法

1.社会化服务补贴给小农户，实现全镇大田作物种植集中托管。经棚镇是典型的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区域，有5600户、24000多人、耕地19.7万亩，人均耕地十几亩。非耕地中，草牧场面积198万亩、林地25万亩。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家中的几乎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13.5万亩露地中，2019年撂荒面积约为5万多亩。而且小农户分散耕作的小麦、玉米品种不一，产量不高，效益低下，致使撂荒地难以复耕。

2018年联合会组建后首先全力做好为农服务工作，定位在申请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帮助小农户解决种地难问题上。但是用流转方式集中土地需要大额资金垫付，而土地托管小农户对获利心存疑虑。为让小农户在土地托管中更稳定和更多获利，联合会改变了农业社会化服务财政补贴资金的用途，将规定用于购置农机具和建设厂房的补贴按每亩25元发给小农户。这一是因为经棚镇的机械和农机手已经过剩，再用补贴盲目购置机具、建设机库，只能造成机具闲置和浪费，同时会给农机调配管理造成更多困难；二是经棚镇土地撂荒面积逐年扩大，原因是当地品种差、产量低、效益低；三是老人种不动地了。

联合会提出，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效益，最大阻碍不在技术，而是土地分散、品种老化。将补贴发给小农户，让小农户愿意将土地交给联合会集中连片托管，联合会才有可能调整种植区域和品种，调配机手和机械，实现粮食产业改造升级。所以，国家粮食增产与小农增收具有一致性，将补贴发给小农促其更多增收，正是落地国家粮食生产政策的关键。联合会为小农争取补贴的政策举措调动了小农户积极性，当年集中托管的土地就达到9万亩，联合会与小农户群体合作生产的新机制开始形成。考虑到村两委是小农户的主心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对小农户共同富裕起到关键作用，加之村两委在动员小农户参加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中出力很多，2020年，联合会将财政补贴基金的70%补给小农户，15%补给村集体经济合作社，15%补给镇联合会用于交通汽油费。2020年，联合会复耕了所有的撂荒地。至此，全镇13.5万亩大田实现了全托管。

2.统一组织生产，调配农机动力和农机手，调整种植区域和品种，提高农业社会化专业化服务效率。联合会成立之前，已经有个体农机手和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开展大田作物生产的农业机械化服务，虽然机械总动力过剩，却因地块分散、供求难衔接等原因，仍有不少农户无法获得服务，农机手的效益也不高。镇联合会整合了全镇308名农机手、370余套农用机械，成立了机耕大队，并与农机手签订协议，集中统一调配机械和农机手，并对农机手开展技术管理培训。由于服务覆盖面扩大，加上合理的统筹安排和科学调度，农业生产社会化化服务的效益大为提高，农机手的收入也增加了。

2020年，镇联合会首次选用辽东东亚集团粮饲兼用的全株玉米品种，使万亩饲料玉米亩产提高了近60%，约4000斤，亩均收益增加1千多元。采用优良品种的2万亩小麦也从亩均300多斤提高到400多斤，增产33%。目前，优良品种推广工作正在进行中。

2019-2021年，镇联合会累计为全镇农户统耕统收农作物34.5万亩，降低生产成本1204万元，节约劳动力26万人次，复耕弃耕土地4.8万亩，通过引入小麦、玉米良种，逐步进行对农业产业的升级改造。这些举措的综合效果，较快地提升了全镇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2021年达17000元。其中，为1641户贫困户每年户均节支、增收达5000元以上。3000多大田农户连续3年户均增收3800元以上。农户从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中获得的增收总额3年总计1000余万元，12个村的集体经济2年累计增收50多万元。

联合会还与村集体合作，逐渐形成对大宗农产品包括饲草在内的稳定的订单销售和品牌销售，并与村集体合作建立了菌肥秸秆饲料加工厂，实现秸秆离田再利用和有机肥加工生产，开始走向产供销的农业全产业链建设。

   3.人尽其用、物尽其流，农村消费服务社会化。在地广人稀、分散居住的内蒙乡村，消除流通梗阻，让生产生活物品方便快捷地在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畅流，是消除贫困、促进共富的关键，也是推动小农户更加信任联合会的关键。

在基本完成大田社会化服务之后，2020年，镇联合会开始筹划农村消费服务的组织化、社会化。他们下决心将新农联超市的日用消费品、乡镇供销社供销公司的农资直接进村入户，方便小农户的生产生活。在镇党委支持下，以设立联合会与村集体共建的综合服务站为契机，以实现服务站终端便民功能为目标，建立起了村到组、组到户的网格系统，而且因地制宜、根据地域远近和亲情关系建立网格和村组，选出网格员、网格长，党员都进入网格员、网格长的队伍之中。

常善村是全镇的试点村。为激励党员和农民骨干起好带头作用，镇党委、联合会与村集体共同制定了村服务站盈余分配制度并且试运行。在服务站购买消费品和交售农产品的村民占盈余分配的40%，网格员和网格长占15%，镇联合会和村集体服务站各占23%和22%。这个制度激发了村集体和骨干的积极性。多买联合会提供的消费品，多卖农产品给联合会，不但自己能多得，还能为村集体增收做贡献。尤其对网格员、网格长每月一次依据消费交易量的津贴发放，对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津贴发放让农民骨干感到只要付出的劳动得到了公家的承认，就无需斤斤计较，进一步提升了农民对于村庄环境、妇女儿童老人服务和共同治理诸多事项的热情和积极性。

常善村的做法试行成功后，推广至全镇12个村，解决了“书记干，农户看”的问题，最终形成了以镇联合会为平台，以12个村、144个组、632个网格为终端的三级网络。依托这个网络的集采集配，上挂市场、下连农户的功能，镇联合会最终实现了无死角无遗漏、全方位地为全镇农户提供生产生活的流通服务。

信息流、物流、资金流每日交错纵横、源源不断地在网络内双向流动。农户只要点单，从油盐酱醋到日用百货1-3天内都能抵达，下行送货消费品和农资下乡，上行拉货农副产品进城，不跑空车。网络建起来，更方便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特别是收获季节，若天气不好，农户把需求传给网格员，网格员传给网格长，网格长一个电话，联合会就立即派出机耕队，随叫随到。

有了村集体和农户广泛参与的网络，联合会自建的仓储保鲜和超市内设的“农贸市场”全都发挥了效用。大宗农产品统一定价、统一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在超市农贸市场摆摊销售，这让联合会的销售额大为提升。大宗农产品订单溢价回收部分的产值从2019年的 30万元，上升到2020年的95万元、2021年的160万元，现已占到新农联超市中农村市场总销售额的四分之一强。超市内设的农贸市场面积现已从零起步扩展为占地三分之一。从2020年到2021年，农村市场销售额占新农联超市全年销售额的比重，已经从300万元、占比16%提升至600万元、占比33%。有了农民和村集体的支持，联合会在县域流通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始终占上风。

网络的效用还体现在满足农户金融需求的贷款上。购买农资的资金，通过网络进行集单统计，汇总后在旗乡村振兴局支持下实行集合贷款，联合会信用部负责分账到户。

基层组织化建设开拓创新与现代数字化信息技术应用的有机融合，让经棚镇联合会在实现全方位优质服务三农方面产生了诸多亮点。

经棚镇开展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的特点

一是经棚的社会化服务是实在的、面广量大的，覆盖了几乎农业生产和农村消费的方方面面。这比起单一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机构的功能要完善得多。

二是经棚的社会化服务是循序渐进的。起步于对小农户的粮食生产服务，日用消费品原来只限于为城镇居民服务，因为在乡村没有腿和脚，后来建立了村级服务站和村、组、网格三级网络，才让社会化的消费服务进村入户。建立网络也是从易到难、逐步推进的。探索分配制度，激励党员骨干，重建党群关系，是从1个村试点到5个村推开再到12个村覆盖。在持续推进的过程中，一步步有弹性、有节奏地充实原本虚弱的群众基础和骨干队伍，在不断地长期努力中寻求新的希望、获得新的成效。

三是经棚的社会化服务政策是国家下达的，镇级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是执行者，但他们确实做到了让国家政策实实在在落地。这个联合会与人民公社的“超级村庄”，或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或农业产业公司相比较，有相同处但更有不同处。比如，它有农业公司和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规模化、专业化的大田服务功能，但却没有利用政策实现自利的想法和做法。国家补贴几乎全贴给小农户和村集体，就是为了更好地规划农业产业升级，为国家也为小农户获得更多的利益。一个农业社会化服务机构自身的工作已经非常繁重，还要自找苦吃，将农村消费服务社会化的责任也扛在肩上，而且同样将获利让给小农户和村集体。这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或某些专业合作社无法做到的，也彰显出为农业服务机构的组织制度宗旨对组织行为和经营绩效有决定性的影响。

四是经绷的社会化服务没有大投资、高科技，联合会的起点并不高、难度并不大，也不是一开始就覆盖了全镇农户的。联合会2018年3月启动，5月注册，当时也和其他联合会类似，只是若干私人带领的专业合作社和农业公司的联合，开始做大田服务时也没有后来出现的镇村组三级网络。真正从制度化建设上覆盖了全体农户，是以2021年2月召开的成员代表大会为标志。联合会做出了很多农户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得到了农户的信任，农户愿意入会。门坎不高、逐渐覆盖、滚动发展是经棚镇联合会的一个鲜明特点。

支撑“经棚经验”的要因

这首先源自当地党组织强化了对乡村基层组织的领导。

2019年，赤峰市委组织部在全市范围推动党建融合，即将党的领导与经济工作相融合，经棚镇成为党建融合的试点单位。在镇党委鼎力支持下，成立了社团法人的镇联合会。章程明确规定，要为村集体和小农户提供生产合作、信用合作、供销合作服务以及托管服务。在实践中，镇联合会一直秉承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结合、小农户和村集体利益优先的原则，因而获得了很高的社会信誉。在市旗镇三级党组织大力支持下，镇联合会被批准为赤峰市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的项目基地。联合会申请并成功获批了牛羊调出大县项目、村级服务站项目、菌肥秸秆饲料加工厂等多个项目，再加上联合会包建工程获利300万元，截至2021年年底，镇联合会的总资产超过1600万元。

其次，镇党委支持镇联合会建立专职服务团队。

很多农民合作组织之所以未能发挥出预想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于缺乏专职专业有能力的执行团队，致使章程规定的组织宗旨和功能变成一纸空文。经棚镇党委接受教训，将扶持镇联合会专职总干事团队视为强化农民合作组织执行能力、实现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目标的重中之重。镇联合会章程规定，联合会是具有自我运营功能的公益社团法人，要用市场经营、市场服务的手段达到盈亏平衡、自养有余。所以，它的性质类似社会企业或民办事业单位，不能依靠政府资源支付运营成本。

镇联合会建立了一整套以服务小农户为目标的新型人事制度。按章程规定，理事会聘任总干事，总干事聘任人员组成专职服务团队。该团队从最初的6个人发展到现在近80人，他们平均年龄30多岁，一半是大中专毕业生，全部来自本地。镇联合会给他们上了三险一金。尽管他们平均工资不高，工作强度很大，但是为小农户服务得到的赞誉和成就感让他们努力不懈，无人离队。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支团队，为农、务农、兴农的理念才得以实现。

在项目经营和财务管理上，镇联合会将工作分为按成本收费的经营和项目服务，以及全免费的组织宣传文化活动。服务项目所得以满足自身成本为限，将节余部分分享给村民和村集体。联合会的财务制度以收补支，经济活动的收益向社会事业转移支付，实现财务总体平衡，略有盈余。同时，镇联合会通过让农民多获利的经济服务激发小农户互帮互助、共享共治的热忱，推动村集体暖人心、聚人气的村庄治理行动，促进了全镇的经济成长和自身的经营绩效。

启示与建议

经棚镇农业合作发展联合会是覆盖全镇农户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他们在四年时间内建立了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大田农业社会化服务系统；在每个行政村设立了镇村共有共治共享的综合服务站；以镇村组三级服务网络为基础，给全镇农户无死角无遗漏地提供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全方位服务；还托管了村集体土地和政府投给村集体的扶贫项目，支持村集体增收，建立镇村一体的治理体系。这一系列的举措将偏远地区的分散“小农”聚拢成合作“大农”，在小农经济规模化、市场化、社会化方面，在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方面探索了一条新的出路。他们的经验昭示着偏远地域落实乡村振兴工作的一种新的可能。

第一，党建和农民组织、农业经营、农村治理要紧密融合。经棚镇建立了市、旗相关政府部门党支部加盟的镇联合党委，推动政府各层级各部门眼睛向下，为切实解决乡村基层的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竭诚服务。在镇党委领导下，镇域联合会成为农业和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平台，上联政府和市场、下联农户和村集体的枢纽，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治理互嵌共融的基本力量。

第二，社会化服务不应止于农业，要在农村生活服务与治理体系建设中统筹推进。农业、农村、农民，三农一体难以分割，而且三者只有均衡发展，才能让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经棚镇联合会以农民为主体，以为农兴农为核心，将社会化服务从农业延伸至农村，从经济成长延伸至乡村治理，实现了均衡发展。他们的经验证明，在乡村，农业生产离不开村民生活，经济成长离不开社会治理。社会化服务是个好办法，可以密切党群关系，恢复农民对党和党领办的农民合作组织的信任。

第三，镇村一体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是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枢纽。社会化服务是推动乡村振兴快速打开局面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掌握在谁手里，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棚镇的工作从开局到持续推进，不过三四年，之所以进展较快，打通了各类阻碍，是因为这把钥匙掌握在镇联合会这个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手里。“新型”表现在：一、它并不拥有村、组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也不是村、组集体用土地或资金入股的股份联合体，但是，它的确是全镇农户自愿联合并按照合作社法选举理监事的农民自治组织，而且完全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中提出的“以维护集体成员权益、实现共同富裕为宗旨，坚持集体所有、合作经营、民主管理，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享收益”的原则。所以，它应该属于全镇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1600万元经营性资产属于全镇农民所有。二、它和12个村的村集体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上有着紧密联系，但又各自独立，是不同层级的集体经济法人。他们之间的项目合作也要签署合同。不过，镇集体组织位势高、能量大、信息来源多、实力强，一直坚持让利给村集体，因为只有村集体强大了，镇集体才能获得持续的长远发展。三、它是推动国家政策在乡村落地的抓手。经棚镇的经验证明，无论是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补贴发给小农户和村集体、推动土地集中经营和农业升级改造也好，用扶贫项目资金建成镇村一体设施系统、为小农户提供进村入户的生活消费品流通也好，还是农副产品销售、为村集体增收、满足其他农业主体流转土地的需求，等等，这些方面的工作无一不是镇联合会在起推进作用。他们既服务于小农户和村集体，也服务于政府、企业和市场。其他乡村服务机构鲜有这种担纲。由此，要让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真正落地，最要紧的是领衔的组织真正具有为农兴农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行动，并且逐渐被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所拥护。经棚镇联合会这个新型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抓住社会化服务的政策契机，以服务意识和合作导向指导行动，将农业生产服务与农村消费服务相融合，满足了镇域农户的需求，得到了全体农户的支持，才实现了政策期冀的效果。

我们建议，将经棚镇联合会作为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种新的探索予以总结，并推动其在当地党政领导下，进一步放手探索。亟需探索的主题包括：一、如何形成镇域和村域集体统分结合、多层经营的现代农业农村发展体系；二、如何创造经社互融、公商合作、利益共享的乡村资源整合新方式，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私兼顾、集体与农户个体两大类主体共生、共建、共享新型乡村发展路径；三、如何不仅在经济领域，还能在生态保持、社区治理、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农民教育等方面推动乡村振兴取得综合效果。这些探索的总目标应该指向建构中国特色的具有综合功能的农业农村经济组织、农村集体资产的经营和管理主体、宪法规定的特别法人。

（编辑 高梁）

人民要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问：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与治国理政的实践创新成为重要特征，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任务有何新的进展？

胡鞍钢：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包括共享发展理念。他强调，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成果要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①]他还指出：“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②]

到2020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人群国家。国家统计局对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是，平均每年每个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50万元，相当于人均3.3-16.5万元。为了便于进行国际比较与历史比较，根据世界银行标准，按购买力平价每人每日收入在10-100国际元，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③] 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每日收入达到20.9国际元，其中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人每日分别为28.4国际元和11.1国际元，已经进入国际中等收入门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国家。若按五等份划分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20%的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日为52.1国际元，20%中间偏上户为26.7国际元，20%中间收入户为17.0国际元，这四部分20%的中间偏下户为10.7国际元，占总人口比重的80%，共计11.29亿人。20%的低收入户为5.1国际元，共计2.82亿人。这就从2015年“六四开”达到2020年“八二开”的新格局。预计到2030年20%的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包括转移支付）增长翻一番，就可达到每人每日10国际元以上，从目前的“八二开”转变为全体人口进入中等收入的新格局。但是按五等份分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有较大差距，这也反映了中国发展不平衡性及差异性特征。共同富裕不等同于同步富裕，有先有后，也有后来居上者。

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和消费福利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最具意义的是，彻底消除了千百年来的数亿极端贫困人口，在发展中国家率先提前10年实现了国际社会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为消除贫困的首要目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已达到13.6亿人，养老保险覆盖9.99亿人，这就为我国到2035年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更坚实的发展基础。

2020年，中国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消除全部绝对贫困人口。

首先，按1978年农村贫困线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贫困发生率达30.7%，到2020年已全部消除。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到2020年为10740元。根据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从2012年的2068元提高到2020年的5842元，名义增长2.82倍。这标志着：“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贫困县已经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其次，我国消除了各类国际贫困线之下的贫困人口，具有世界意义，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国际贫困线（每人每日消费支出不足1.90国际元），1981年，我国贫困发生率高达88.3%，到1999年降至13.1%，减少了75.2个百分点；绝对贫困人口从88384万人减少至50994万人，比1981年减少了37390万人。我国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88.3%下降至2021年的0.5%，世界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19.01亿人减少至2016年的7.20亿人，共计减少了11.83亿人，其中中国共计减少了8.77亿人，其贡献率高达74.1%。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提供的数字，1990年到2016年，我国贫困发生率从1990年高达90.0%降至2016年5.4%，减少了84.6个百分点；绝对贫困人口从102900万人减少至7467万人，平均每年减少3588万人；中国贫困人口占世界的比重也从35.3%降至4.0%，累计下降31.3个百分点。在此期间，世界贫困人口总数从1990年的29.19亿人减少至2016年的18.86亿人，共计减少10.33亿人，其中中国减少了9.33亿人，贡献率高达90.3%。

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6079元增长到2020年的12588元，年均增长11.6%，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逐年上升，[④]主要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摆脱贫困致富。从国际比较看，按私人消费购买力平价因子计算，相当于从每人每日4.3国际元提高至8.1国际元，已经超过了高国际贫困线（每人每日消费支出不足5.5国际元），离国际中等收入贫困线（每人每日收入或支出10-100国际元），只有一步之遥。到2020年，中国基本上消除了三类国际贫困线标准的人口，为人类消除绝对贫困做出了重大贡献，并载入世界史册。由此可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先后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了规律性特征。

总之，从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仅用几十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⑤] 也为人类创造了减少和消除各类收入贫困、人类贫困人口的第三大奇迹。

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五个重要特征

问：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有哪些重要特征？

胡鞍钢：我认为，共同富裕社会主要有五个重要特征。

第一，共同富裕社会是生产力水平更高的社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本特征被定义为“一个中心、五大维度”的生产力体系：分别是经济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文化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五大生产力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统一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持续发展、共同创造财富、共同分享成果、共同实现富裕目标。

第二，共同富裕社会是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中国将提前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大目标，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共同富裕社会是内涵更加丰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更美好的生活和更高的生活品质。从国际比较看，到2035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标（HDI）将达到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第四，共同富裕社会是人民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满足人民对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文化、社会保障等要求日益增长的需要。创造了“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社会。

第五，共同富裕社会是城乡、地区发展差距持续缩小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公共设施等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全国一体化。

总之，未来五年（到2025年）、十五年（到2035年）、三十年（到205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是上述三个阶段，通过实施六个五年规划，连续上几个台阶，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大目标。

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和带来的重大挑战

问：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还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将面临哪些制约条件和重大发展挑战？

胡鞍钢：这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关。从制约条件看，首先，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即使今后印度人口超过中国，中国总人口仍在14亿以上；其次，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甚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世所罕见，让不同地区人口都共同富裕起来，也无先例。再有，中国城乡之间差异甚大，超过所有世界大国。实现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任务之艰巨，既无世界先例，也无历史先例。

我国最基本的国情，突出表现为5个方面的重大发展挑战：

1、城乡发展不平衡。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长期制约条件。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63.89%，农村人口仍在5亿以上，占世界农村人口总数（34.01亿人）15.0%；到2035年，农村人口规模仍在3亿人以上。这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短板，也是推动走向共同富裕的最大挑战。

根据民政部数据，目前全国共有1936万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纳入低保或特困供养范围，占全部贫困人口的19.6%，占全国总人口的1.4%；截至2020年底，全国城乡低保人数4426.8万人，占总人口的3.2%，其中城乡特困人员477.7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0.34%。

按城乡居民收入五等分组，2020年，我国仍有约4亿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于中等收入最低标准（人均3万元，家庭户总收入低于10万元）。为此，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了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

2020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5%，还有2.61亿非户籍城镇人口。我们要不断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减少非户籍城镇人口规模。到2035年，基本实现非户籍城镇人口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任务。逐步减小城乡发展差距，特别是收入消费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差距，成为长期实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重中之重。

2、区域发展不平衡。我国地域辽阔、自然资源禀赋差异甚大，人口众多、有56个民族，各地区发展水平极不平衡。而占国土面积总数54.7%的地域是边疆地区。区域内生态多样性明显，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于全国人均水平。自然地理条件是难以改变的，对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也很不利。这些地区不仅要与全国同向同行、先后富裕起来，还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维护国家陆地边防安全、生态安全、资源能源安全、民族团结、长治久安的重任。

从全国来看，按各地区名义人均GDP计算的差异系数，从2010年的50.6%下降至2020年的43.5%，平均每年下降0.7个百分点。但是“十三五”时期又出现了明显的“南北分化”，这已成为突出的地区差距扩大的新挑战。

3、重点困难人群超过数千万人。我国已脱贫的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仍是提高收入水平的重点困难人群。到2035年，我国要确保让已脱贫的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再翻一番之多，包括增加国家财政补助等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再上新台阶。此外，我国还有各种特殊困难人群，如城镇有5.5%左右的调查失业率人群（2500万人以上），有700多万建档立卡的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963.4万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近300万贫困重度残疾单独施保人员，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等。根据民政部数据，我国仍有5700多万低收入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并建立了动态检测信息系统。“弱有所扶”应成为新时代的基本国策之一，要动员和利用90%以上的人口支持和帮助5%的重点困难人口。

4、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仍处高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十几年，我国基尼系数总体呈波动下降态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2009年后呈现下降态势，2020年我国基尼系数降至0.465，[⑥]按照家庭财富基尼系数还会更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国际比较数据，中国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22上升至2010年的0.437最高峰，而后下降至2016年的0.385，低于美国的0.414，[⑦]在5个基尼系数最高的上亿人口国家中居第4位，排在巴西（2019年为0.534）、墨西哥（2018年为0.454）、美国之后，但高于印度尼西亚（2019年为0.382）、俄罗斯（2018年为0.375），在世界上仍属于高基尼系数的国家。需要采取特殊的举措使我国基尼系数持续下降。为此，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重点是下沉下移，加大帮扶力度、直接转移支付力度、社会保障覆盖力度、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以更加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5、国家二次分配能力严重不足。国家财政是发挥国家再分配作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重要的手段。国家汲取财政能力不断下降是国家再分配能力的最大制约。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当于GDP的比重，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先是从分税制改革的1994年10.7%上升至2015年的22.1%，而后下降至2020年的18.0%。与此同时，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相当于GDP的比重从2015年的25.5%最高峰下降至2020年的24.2%，一般性公共预算支出与收入之差占GDP比重，从3.4个百分点上升至6.2个百分点，属于典型的过度透支型国家财政（超过3%），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超大规模的减税。根据财政部提供的数据，2016-2020年，全国宏观税负从17.47%降至15.2%；出口退税总额从1.17万亿元增加至1.45万亿元，相当于出口总额的比重从8.5%降到8.1%；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超过7.6万亿元，相当于同期GDP总量（450万亿元）比重的1.7%，直接补贴了出口商，间接补贴了国外进口商和消费者。这虽有助于实现短期“保就业、保出口”的目标，但造成长期的国家汲取财政能力和二次分配能力持续明显下降。此外，近年来，我国三次分配能力更是严重不足，公益慈善接收的现金与物资仅相当于GDP比重的0.15%左右。

当今世界，解决贫富两极分化是全球性挑战和难题，也是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⑧] 这充分表达了我国政府的政治意愿和发展目标，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最大的区别所在，也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虽然我国面临诸多发展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难题，但随着我国将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有能力不断提高国家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额占GDP的比重，力争203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占GDP比重分别达到预算收入28%和支出30%。我国已经具有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更具备明显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能够确保实现2035年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宏大目标。

共同富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党中央提出共同富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你能具体谈谈战略目标吗？

胡鞍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党中央提出共同富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到“十四五”末期，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第二步目标，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三步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⑨]

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未来30年“两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第一阶段，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2049年，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必经的相互衔接阶段，是渐进式量变到重大质变阶段。

在发展过程中，确立不同阶段的目标和指标尤为关键。从“十四五”规划开始到2049年，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六个“五年规划”达到上述阶段目标。

（编辑  季节）

生态产品是我国当前最短缺、最需发展的产品类型之一。2021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文件中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进行了系统化、制度化阐述，为构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具体路径以及制度保障指明了方向。各地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供给和价值实现，颁布了系列的政策措施，使之成为平衡发展和保护的重要举措。但是当前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都还时日尚浅，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生态产品可划分为公共资源、生态公共产品、生态私人产品和生态俱乐部四类产品。生态产品生产、交换、分配的基础是自然资源的产权，难点在于公共资源和生态俱乐部产品的供给和管理。生态公共产品产权大多归国家所有，生态私人产品产权归集体所有，而生态俱乐部产品、公共资源产品的产权大多为二者混合所有。生态资源的产权交易是通过对产权进行赋能或者赋利，使其成为可抵押、可融资的生态资产，进而将生态产品的非市场价值转化成市场价值。

现行自然资源所有权包括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两种类型。产权主体不同，其价值实现路径多有不同。对于集体所有权的自然资源在于使集体尤其是集体成员基于其自然资源获得利益，具体是以将生态资源的优势转化为生态产品、或经过生态资产优化配置、绿色产业组合、金融市场工具嫁接等方式实现生态资源增值。而国家所有权的自然资源管理的目标在于通过制度安排实现自然资源服务全民和持续发展的有效契合，使得自然资源权力束多样化以及合理化，最终推动自然资源利用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充分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调动使用者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实践中，各地往往统筹考虑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通过生态环境修复、发展绿色产业等途径使长期收益与短期成本相平衡，促进生态产品实现其价值。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自然资源的价值化形式。

集体所有自然资源——发展生态产业

生态产业主要包括生态农业（含加工业）以及生态旅游，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自然保护区周边的生态产业发展。

生态农业是自然保护地周边产业的基础，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将传统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结合，利用传统农业精华，运用系列的措施，比如政策设计或者科技手段，设计相应的生态工程或者产业项目以协调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进而使得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形成高质量的农业，进而获得较高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例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导和扶持朱鹮栖息地社区农民种植绿色水稻，探索既促进朱鹮栖息地生态环境保护又能增加农民收入的协调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和栖息地保护双赢的案例，得到业内普遍认可。

生态旅游业是凭借生态旅游资源，以旅游设施为基础，实现旅游、保护、扶贫及环境教育等功能的旅游产业。与传统的大众旅游相比，生态旅游侧重对生态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比如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开展环境教育等，进而推动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模式的目标是使人类在欣赏大自然的同时不损害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并使人类认识到要保护自然，减少旅游等人为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同时，旅游活动也会为生态保护提供资金。生态旅游为当地居民增加大量就业的机会，鼓励其参与自然保护，以建立餐馆、旅馆、土特产商店的方式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金骏眉”生态产品品牌发展经验。“金骏眉”品牌茶叶，是将资源环境优势转化成产品品质优势，并且通过品牌将产品品质的优势固化为价格优势和销售量优势的成功案例。从1986年开始，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将区域内10%的集体林划分为固定生产区域，供群众发展毛竹、茶叶、养蜂等生态产业；其余90%区域面积的自然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近10年来，核心区桐木村的茶山面积基本没有扩大，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不断增长，初步实现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这是“中国自然保护区较好解决保护和发展矛盾问题的一个成功典范”。

从操作过程来看，农户主要负责初级制作过程，而企业则主要负责在此基础上对产业的升级打造，比如后期的茶叶加工、制作、销售和品牌打造上对红茶产业进行升级，使红茶产品结构不断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高集约的方向演进，促进产品结构升级以及资金和劳动力向二产、三产集中和聚集，进而形成了以生态优势知名的品牌金骏眉，这也是我国早期较为成功的生态产品品牌探索。

（2）保护地友好体系的品牌发展经验。保护地友好体系（全称“自然保护地友好产品增值体系”，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解焱博士发起，实行会员加盟制）是专门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其周边生态产品的品牌体系。其特征是在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发掘并推广环境友好和健康友好的农副产品和文旅产品，主要出售给城市地区或者游客，并将收益返还给社区用于开展自然保护工作。该体系将消费者、保护地社区居民与保护区管理机构联系起来，通过合作伙伴建立完整的、具有保护价值的产业链，向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生态产品，逐渐引导其生活方式转变并获得收益，进而反哺当地社区老百姓，在自然保护地建立起可持续的自然保护机制。

比如，社会组织桃花源基金会积极参与到了保护地友好体系建设中，两者合力推进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并重。在保护区的外围，以生态产业扶贫为核心，要求村民按照生态的方法种植、生产、开发高品质的生态产品，随后借助桃花源基金会以及保护地体系组织的力量将这些生态产品推向市场。桃花源基金会支持的生态产品统一以“桃花制”的名义出售。“桃花制”品牌意味着这些产品来自于最优的生态环境保护区，有着严格的产品品质控制体系，是值得消费者信赖的、自然健康的农副产品，产品销售收入同时用于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目前的产品有四川老河沟自然保护区的花生、蜂蜜、蜂蜜酒，八月林保护区的明前绿茶等。

国家所有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1）基于NbS的山水林田湖综合保护修复和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简称NbS）由世界银行于2008年首次正式提出，通过保护、可持续利用和修复自然或变化的生态系统来有效应对经济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并促进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的解决措施。与传统生态保护工作相比，NbS以保障自然生态的同时提高社会福祉为目标，主要手段是对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管理，提倡依靠自然解决，促进生态保护的同时推动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NbS的核心源于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丰富多样的服务和功能，即生态产品。自然资源的外部性以及资本的“逐利性”使得以消耗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低投入高利润行业不断开采自然资源（比如矿业），定价主体的缺乏导致其价值往往被忽视或低估，造成市场成本和收益的扭曲及市场失灵。NbS通过对自然资源合理管理，能够有效减少商业对自然资源开采的依赖，将其重心转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商业项目中的NbS可为企业提供持续增长的机会，进而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推动创新盈利模式研发以及不断增加收入来源。

 “山+水”——广东粤北南岭典型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韶关市在粤北南岭山区持续开展针对矿产资源开发的大规模整顿和规范矿产工作，先后关闭了一批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小型矿山，从源头上遏制了当地生态环境恶化。粤北南岭山区也成为矿山地质环境重点治理区和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当地从NbS视角提出了依靠自然的途径解决重金属污染矿业废弃地的生态修复问题，明确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共治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即“依山就势重塑地形、因势利导疏导水流、柔性防护稳定边坡”。以此为基础，开展了粤北南岭山区废土堆生态修复工程，采用场地平整、清污分流、土壤改良、植被恢复、边坡生态袋植生和立体植被配置等关键技术进行生态修复，并建立了监测机制与优化措施不断对矿地生态修复方案进行调整，以保证修复效益的最大化。在大宝山矿区生态修复中，项目设计了一些基本的标准，比如遵循自然原理的生态修复规划等。实施了若干生态修复工程以及适应性生态修复管理，比如在地貌重塑、土壤重构和植被修复等基础上，培育了人工参与管理的植被群落系统；鼓励修复过程中选择乡土的树种，提高了植物自身的抗逆性和植物群落物种的多样性，增加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防止外来物种入侵的同时，使得废弃矿山在修复中逐步成为一个自我完善、正向演替的自然生态系统。NbS这一理念的落实保障了修复后的矿山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和自然资源管理的可持续性，最关键是其成本相对较低，并且后续也为场地的再次开发和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湖+林”——云南抚仙湖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在云南抚仙湖流域生态保护修复中，在“修山扩林、调田节水、生境修复、控污治河、保湖管理”并重的原则下，当地开展了修复抚仙湖流域的有关的生态修复项目，提升了流域生态环境承载力，保障了水体洁净和流域生态安全。根据抚仙湖流域生态环境状况与人为活动压力的情况，抚仙湖流域被划分为三大分区（水源涵养区、绿色发展区与护体保护区）和5个功能区，并且根据区域特点设定不同的保护策略。在流域空间格局优化与管控的基础上，项目设计了修山扩林、调田节水、控污治河、生态修复、保湖管理五大类共47项工程。其中，NbS理念是上述工程项目的重要指南。

耕地腾退和保护项目建设加大了抚仙湖当地政府的经济负担。从长远来看，单靠政府资金注入难以完成生态保护修复全链条的管理和维护。因此，当地也积极在生态修复的基础上进行保护、利用和开发。以削减农业面源污染为目标，以休耕及种植结构调整为手段、土地流转为抓手，发展节肥节水节药型生态农业，实现了农业园区的污染“零排放”。将废弃的磷矿改造，建设了污水处理厂，废弃矿渣用于附近土地平整，满足当地发展用地需求的同时，解决了周边生活污水和工业园区的工业废水处理问题；通过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工程对抚仙湖周边拆迁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处理，制作成混凝土和脱水砖，让生态修复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变废为宝，推动抚仙湖建筑产业可持续发展；此外，抚仙湖流域正在建设特色小镇，建成后将安置生态搬迁的群众，并带动群众就业、创业。

（2）生态银行的构建。生态银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而是由政府搭建的专门对自然资源生态权属进行交易的平台。它的主要使命是对经济建设和开发活动引发的对生态系统或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进行修复或者补偿，促进“生物多样性中和”（Bio-diversity offset），最终实现“自然资本增值”或“生物多样性净增益”。

参考美国湿地缓解银行、澳大利亚生态银行、德国生态账户制度等，结合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现状，生态银行可以进行如下的制度设计：

首先，调整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法律法规，生物多样性净零损失应该成为规划以及重大工程项目的法定要求。规划、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需要对其选址、设计、施工等过程，特别是要对运营和生产阶段可能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和分析，并核算生态信用变化的情况。工程项目在不能回避、削减的前提下要对生物多样性实施中和措施，优先就地保护和修复，然后通过购买生态信用抵消项目所产生的损失。其次，设立生态银行，对“生态信用”收储并交易。银行以“生态信用”为标的物。买方（借款方）是从事开发建设活动、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的开发者；而卖方（存款方）是保护者和修复者,通过保留、优化、恢复和新建生态系统四种方式产生或增加、存储“生态信用”。交易的进行以合同文书的签署为标志，合同中需指出保护修复的现状目标、地点位置、“生态信用”额度、工作计划、维护计划、监测方式、管理计划等，要明确不同时期的修复和管理责任。保护者或修复者承担相应的保护修复任务，并允许其在完成保护修复任务之后将长期的管理责任转移给地方政府、土地所有者或非政府组织等。土地所有者和生态多样性银行以签订保护协议的方式规范权责利。可由自然资源的主管部门主导设立生态银行，负责批准开发建设和颁发许可证，明确开发者在购买信用时的补偿责任，并监督银行的设立、营建和管理。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影响因素包括区域的位置、土地的价值、保护修复成本、生态服务功能以及物种多样性的变化等因素。

政策建议及思考

自然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需要以下基本的政策环境：

以产权约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

明晰的产权界定和完善的法律制度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在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过程中，要发挥政策优势，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构建法律保障制度。如健全生态资产确权登记制度规范，有序推进自然资源的统一确权、登记；丰富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的类型，界定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等权责归属，明确生态产品权责的归属；清晰化自然资源资产的权属关系和生态产品市场主体的责任和义务，保障对生态产品市场的有效监督。建立以产权约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包含三个层次：（1）从法律和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上明确生态产品归属，逐步实现对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2）清晰界定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和其权利。（3）规范自然资源的使用权，保障资产收益权，激活资产转让权，理顺资产的监管权。总之，需要统筹建立自然资源产权体系，保障其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明确的政府责任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多元化实现，要明晰各层级政府间的责任边界，中央政府负责全国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地方政府负责区域或流域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而村集体组织负责社区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政府是生态产品最大的供给者，应重点通过控制污染排放、加大生态系统修复等方式扩大生态产品的供给，保证生态系统能够持续提供形式多样的生态产品。此外，政府可适度调整产品价格，推动消费者对生产、消费等活动引发的负外部性付费，以此引导生产和消费向可持续方向发展。

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式

优先支持我国生态重要性最高、生态系统最脆弱的地区进行生态补偿相关的制度改革，特别是重点生态功能区以及国家公园等重要的自然保护地。要展开跨区域协调联动，推动建立横向的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在基于自然的理念下，实施山水林田湖草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开展国土综合整治修复、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海洋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推动山水林田湖生态系统得到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政府应以税收减免、低利率贷款、项目支持等形式给予生态保护主体一定的激励性补偿。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加大对生态产业的扶持力度，给予这类企业或项目信贷支持，比如下调贷款利率、发行专项债券。各地可以创新开展生态空间产权抵押，推动生态资产证券化。结合乡村振兴政策，为农户提供人才培训、产品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方面的服务进行智力或技术补偿。

健全的生态价值核算与评估机制

对生态产品进行核算和评估是建立生态服务市场交易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的重要依据。它依托于基础数据的支撑，应构建统一、规范并且容易操作的统计监测核算体系和标准。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核算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区域范围，需要探索开展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工作，比如自然资源负债表的编制，构建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的自然资源资产和负债核算方法和制度，优化建立实物量并确定价值量的核算方法。重点关注分类标准和统计规范并解决定价方法和定价机制的问题。二是明确不同生态产品的核算方法和技术规范。在对生态产品种类进行确认和细分的基础上，明确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路径。一般意义的生态产品，可以归结到农林渔旅产业，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地方实践进行分析。

政府引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局面

多元主体参与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也是构成产品交易的基础。比如《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加快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中明确需要制定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的政策框架，即政府在推进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中主要起引导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制定政策和规则、激励各方参与、协调和统筹、监测评估成效、及时发布信息以及鼓励总结、研究和推广。探索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生态市场，落实《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积极培育发展生态保护相关的市场，促进第三方治理、生态保护相关的服务业、生态保护服务托管等服务业及新业态。重视多方参与监管，既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市场监管的主体作用，也应发挥新闻媒体、环保组织和公众民间的作用，推动市场监管主体的多元化。

市场化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交易机制

在明晰生态要素产权基础上，建立由许可证、配额或其他产权形式构成的市场化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交易体系，包括区域之间、企业之间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公平分配与交易机制，拓宽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的来源渠道。发挥政策、资金优势，建立专门平台或设立机构平衡不同区域间的生态产品供给，建立生态产品受益者同供给者的直接联系来完善现有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机制，进而推动生态产品供给双方的平等协商、公平交易，逐步建立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价值交易机制。比如以碳交易为核心的围绕森林、湿地以及草原等生态系统的碳汇交易体系。根据生态产品的种类和等级差别，构建生态信用制度和生态产品质量认证体系来确保生态产品的真实性，并根据交易双方的供需关系和模式来调整生态产品的规模和品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需要政府、企业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针对公共性、市场性等不同生态产品创新制度安排，建立有效的价值实现路径。

（编辑 尚鸣）

时代主题是对相对较长一段时期之内世界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的判断。把握时代主题，评估力量对比，聚焦关键问题，形成对世界大势的准确研判，是适时调整对外战略、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基础。

党的十三大形成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表述，是对经济基础、战略任务、发展时机这三个层面上的一系列重要战略判断。在时代主题的表述上，需要适应外部环境和发展阶段的转变，不断充实内涵、明确重点。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许多新变化。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有必要深入研判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进一步深化对时代主题的认识。

“时代主题”问题上的认识转变

把握时代主题，始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即垄断阶段，也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矛盾无法调和，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战争给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以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条件——帝国主义导致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因而列宁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帝国主义论”有力推动了20世纪世界各国的革命浪潮。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光荣成果，也是20世纪世界革命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严峻和复杂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美苏冷战、中苏交恶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一时代主题认识，成为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立足点。

改革开放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1985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把这一观点表述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提出“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重新界定时代主题，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奠定了基调。

三十多年来，冷战终结、苏联解体、美国身陷“反恐战争”，国际形势再次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不仅重构了国际经济版图，也使得世界政治格局更加错综复杂。但是，主要大国保持和平共处的基本态势没有发生颠覆性改变，世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共同发展的基本愿望一如既往。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在坚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基础上，提出“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5年12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完整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道路”的表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大国大党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经受住了国际各种复杂局面的考验，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余年间，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国际力量对比、各国政治形势、全球公共问题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世界主要矛盾已然大变。

首先，中美关系发生实质性转变，遏制与反遏制、局部地缘竞争、突发危机管控，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中美两国关系的常态。从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开始，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把中国明确视为“竞争对手”，已经成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为数不多的一致共识。美国不仅在贸易和高科技领域对华进行全面遏制，更在台湾、香港、南海、新疆、西藏等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领域频频制造事端。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未积极改善对华关系，反而将对华经济制裁和高科技封锁法律化，频频拉拢“盟友”围堵中国。美国从阿富汗抽身后，势必转而集中注意力、调动各方资源“死盯”中国，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利用和创造各种机会，在经济、政治、地缘安全上加紧对华遏制。当前的中美之争，远不止是两国经济利益上的摩擦，已明显转向影响力之争、制度之争、道路之争。尽管美国回避以“新冷战”来定位对华关系，但未来一段时期，中美矛盾事实上已经成为影响当前世界政治格局的中心矛盾。如双方避免擦枪走火，不被动地卷入军事冲突，世界总体和平的局面就仍可以维持。

其次，以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贸易壁垒、推进金融自由化、组建全球供应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已经退潮，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自由化”为显著标志的经济全球化不仅没有“拉平”世界，反而进一步拉开了国与国之间、各国国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后续的欧债危机，警示各国必须完善金融监管、有效防控金融和债务风险。受2020年起蔓延全球、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势在必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高科技产业竞争，正在重新定义世界经济版图及各国的位置。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经济发展与市场竞争相互交织，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劳动力禀赋、研发和转换效率、国家治理能力、地区合作态势等因素，已经成为决定各方实力差距的关键。总体上看，经济全球化速度放缓是大势所趋，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转向追求增长质量、防范金融风险、深化地区合作、重构产业布局。

第三，族群、宗教、阶层矛盾此起彼伏，且与各种“后现代”身份认同政治相互激荡、跨国联动，冲击着既有政治秩序，加剧了社会分裂。与传统战争形态不同，这类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可以表现为一国之内的或跨国性的和平的社会运动，也可能引发较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乃至武装冲突，但它们又基本不会升级为类似20世纪那样的暴力革命。尽管局部战争、地区冲突、国家内战从未绝迹，但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21世纪以来，这些因多元利益诉求与价值观念分歧引起的社会运动，不仅导致经济社会秩序的紊乱，更日益频繁地转化为国内政治危机。尤其在全球信息互联的时代，某一处的社会运动往往经由互联网传播放大，可能迅速蔓延成跨国事件。发达国家传统政党的衰落、“民粹主义”的盛行、各式各样的“政治极化”现象，发展中国家被冠名为“颜色革命”的种种政治动荡，基本都是以此类社会分裂局势恶化为基础的。它们持续冲击着各国既有制度架构和政治生态，也对政府间多边合作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在国际局势整体维持和平的大背景下，此类跨国联动的社会运动事实上已经把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串联起来，影响或左右着全球治理领域的议程设置。

第四，以全球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能源供给、生态环境、恐怖主义、网络安全为代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复合安全取代传统安全，成为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的关注焦点。这些非传统安全议题，不仅是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瓶颈，也越来越成为国与国之间、各国国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汇聚点。核武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战争的逻辑，“非对称”局部冲突取代了20世纪的大规模常规战争，成为国家间战争的主要形态。联合国与地区性安全机制尽管不能彻底消弭战乱，但的确有助于将武装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不至于一发不可收拾。特别是随着美国二十年“反恐战争”的终结，非传统安全问题将进一步成为大国博弈、地区合作、全球治理关注的重点。战争与和平曾经是大国较量最为直观的表现形态，也是国际关系研究向来聚焦的核心议题。但在21世纪，大国之间的角力已经转向了更具综合性的“复合安全”议题，国际新秩序的争议焦点，主要体现为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规则之争、利益之争。

因此，总体上讲，当前国际秩序的调整、全球治理的改革，将主要围绕着“维持世界和平总体态势，消化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改善各国公共治理，强化地区合作机制，着力应对复合安全挑战”展开。经过全球化改造之后的世界经济结构和跨国生产方式，客观上也制约了大国间以武力方式来处理纠纷。世界主要大国，将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上。国际竞争将更主要地表现在国家的科技创新力、经济竞争力、社会凝聚力等方面。

一言以蔽之，经过经济全球化的改造，国际关系与各国国内政治的基本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秩序与各国国内秩序的重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际安全与各国国内安全面临的挑战也发生了微妙变换，这就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应有之意。

“时代主题”隐含了三个层面的判断

回顾历史，对照现实，一方面可以说，“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各国人民的普遍诉求，这一良好愿望并没有改变；但另一方面，如果强调对时代主题的判断要能够反映一段时期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关键问题，那么，就有必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基础上，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关键问题到底是什么，进而弄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面临的现实外部挑战有哪些。立足于统筹“两个大局”，才能更明确地把握时代主题。

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其实一直都涵盖三个不同层面的判断：

从经济基础层面来说，1916年，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界定，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而言的，着重强调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相对于自由竞争阶段的根本特点。今天，经济全球化带来生产方式重组的大背景下，帝国主义的表现形态、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国际社会的基本规则，已经与20世纪初完全不一样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取代了列宁所言的帝国主义时代，成为我们研判时代主题的认识根基。

从战略任务层面而言，无论“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其界定之初，要回答的基本问题都是“新的世界大战是否打的起来”“战争是否无法避免”。这些判断，并非是以百年为尺度的、对社会发展阶段形成的认识，而是对“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做出的战略研判。总的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是邓小平同志在观察到上世纪80年代初冷战形势总体缓和、苏联国内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下做出的准确判断。由此，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才能够克服阻力、成功推进并取得伟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时代主题的判断意味着正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大方向，以此为基础，明确战略任务，做出恰当决策。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当时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历程，还是要由衷地赞叹邓小平同志卓越的历史眼光和敏锐的战略直觉。

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同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来就是一体的。1999年到2001年间，国内曾出现过关于时代主题的讨论。当时的大背景，就是美国在冷战后以“唯一超级大国”自居，频频动武，为所欲为，也给中国施加了极大压力。世纪之交，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美国战略压力，没有因外部的风吹草动而动摇自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

从发展时机层面的判断看，“9•11”事件发生后，中国迅速抓住美国战略重点转移的有利契机，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党的十六大正式形成了“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也就是我国推动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的有利时机。这也意味着把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进一步引申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国际社会的历史潮流”，进一步赋予21世纪中国对外战略在道义上的正当性。特别是针对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在2005年正式提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明确承诺。这样，“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总命题之下，战略任务、发展时机、发展道路，就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适时更新时代主题话语表述

清晰区分时代主题包含的三个层面：经济基础、战略任务、发展时机，就不难弄清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形势下，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是不是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以此为基础，形成对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和新概括。

第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是以承认经济全球化时代为基础的，这个历史阶段尚未过去。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那种以“新自由主义”为基调的经济全球化已经退潮了。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之内，各国都需要调整产业布局，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国际经济秩序和各国国内政治秩序，都不得不适应那种经济全球化为侧重点的转向，做出相应调整。

第二，中国还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虽然外部环境总体和平，地区风险仍需警惕。因此，在战略任务层面，“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依然与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相辅相成，与中国倡导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方针交相呼应，在道义上仍是必须加以肯定和坚持的对外战略基调。

第三，中美关系已经发生实质性转变，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当今世界关键问题和争议焦点明显转向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复合安全挑战。特别是在绵延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以二十国集团成员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重塑国内秩序、完善公共治理的急迫考验。综合起来看，新时代、新阶段，对于中国面临的具体发展时机的判断，恐怕就不再是“战略机遇期”所能够清晰涵盖的了。

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必须以清晰地认识未来二十年左右世界主要矛盾发展的动态前景为基础。总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需要适应外部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断充实内涵、明确重点；特别是在“发展时机”这个层面，尤应深入研判、更新表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造成的复杂形势，要统筹“两个大局”，表达中国立场，就有必要将“时代主题”重新表述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安全与秩序成为各国人民的迫切需求。

延续“和平与发展”提法，表明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积极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坚定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和信心。点出“安全与秩序”是迫切需求，则意味着对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各国面临的关键问题做出明确表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现行国际秩序、各国发展环境，都面临着与以往近四十年大不相同的总体安全挑战。安全需求，既包括传统安全需求，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需求，既包括国际安全、地区安全，也包括本国安全，最终要落实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生活尊严。秩序需求，既包括国际秩序、地区秩序，也包括本国秩序，最终要体现在维护社会安定、增进社会团结。

明确提出“安全与秩序成为各国人民的迫切需求”，就意味着完善国家治理、加强多边合作、维护地区稳定、改进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尤其是负责任的大国不能推卸的政治责任与国际义务。

（编辑 季节）

党中央、国务院给予资本市场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十九大以来，中央对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做出部署要求。同时，牢牢守住资本市场风险底线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特别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和持久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资本市场肩负着较之以往更为重大的改革发展和防范化解风险双重任务，既迫切需要加快高质量发展，又需要守住初心和本源，不能“脱轨搞出事”，给国家添乱。资本市场要保持高质量发展和风险可控的平衡，这不是抽象的目标任务，而是要具体体现在资本市场每一个细分业务领域，特别是那些业务机制具有创新性、前沿性、复杂性，同时又对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具有重大影响的业务领域。金融机构通过业务或产品形式向投资者出借资金，供后者参与资本市场交易的杠杆资金业务就是典型的代表，发展的好，能够满足投资者融资交易需求，改善证券基金等行业经营格局，为市场带来流动性和市场定价能力，增强市场活力与韧性；发展不好，则放大市场波动、造成机构经营风险，甚至导致系统性风险，危及国家金融安全。

近十年来，融资融券、股票质押、结构化资管、场外衍生品、互联网配资等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几乎都经历了潮起潮落的过程，充分体现出“双刃剑”的特点。

我国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发展情况

杠杆资金业务，主要指各类金融机构通过业务或产品形式向投资者出借资金，供后者参与资本市场交易的杠杆资金业务。

融资融券业务

融资融券业务（简称“两融业务”或“两融”）是证券公司向投资者出借资金或证券，供其在二级市场开展买空或卖空证券的业务。自2010年3月启动试点以来，2015年6月余额最高达到2.27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的比重最高接近4.7%。随后股市发生异常波动。2016年5月底时降至8300亿元以下。股市异常波动期间，两融业务对行情的影响远小于当时杠杆更高、规模更大、缺少监管约束的场外配资业务，总体维持担保比例始终保持在200%以上，风险始终可控。截至2021年2月底，两融业务余额达到1.67万亿元，约占A股流通市值的2.56%。注册制改革期间，配套实行了转融券市场化约定申报和实时成交，扩大了融券券源供给，提升了融券效率，融券余额从不足400亿元增至1400亿元以上。总的来看，核心是两融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监管容忍度和市场接受度不断上升。多年来，融券业务发展大幅滞后于融资业务的局面出现改观，注册制股票的多空力量更加平衡。

两融业务发展已11年，尽管存在一些局部和个体性风险，但总的来说，业务运行相对平稳，没有发生系统性风险。究其根本，两融业务从起步就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监管制度、风控要求和监测监控机制，形成了覆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监测监控等各个层面、完整链条的规则体系；具备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监管，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业协会自律监管，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监测监控等完整的监管架构；具有业务牌照管理、限制业务总规模、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最低保证金比例、标的证券管理、严格禁止“裸卖空”、融券卖出提价等健全的风控机制；监管部门和行业逐步形成了市场化的逆周期调节机制。

股票质押业务

指银行、信托、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接受客户提交的上市公司股票为质押物，以自有资金、资产管理计划资金等向投资者提供融资，供其用于实体经营的业务。按照Wind根据上市公司公告整理的大股东质押数据，2005年以来，银行、信托、证券公司先后成为开展股票质押业务的主要金融机构。特别是2013年以来，证券公司开展的场内股票质押业务快速扩张，经济金融改革深化，市场流动性充裕，股价恢复性上涨提升了股票质押空间；证券公司质押机制灵活，接受标的范围宽，同时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加剧，迎合了市场需求；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余额大幅下降，资本中介业务需要寻找新出路；2017年是并购元年，大股东融资需求集中爆发；大资管市场崛起，供应了大量通道资金。由于场内质押规模增长过于迅速，积累不少风险隐患，证监会进行规范，2018年和2019年，上市公司大股东场内质押股份减少。根据东方财富数据，截至2021年2月5日，股票质押总市值为4.16万亿元，较高峰期超过6万亿元的规模已大幅下降。股票质押业务的出发点是为经济主体扩充融资渠道，盘活存量资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实际上，部分股票质押资金没有用于实体业务经营，而是被用于股权收购和资产重组等资本运作，或者直接进入二级市场，放大了股市杠杆。经过多年发展，A股已几乎“无股不押”，质押规模巨大。

结构化资产管理产品

主要发展情况如下：一是分级基金。指公募基金公司发行的，带有上述份额分级特征的基金品种。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明确规定“公募基金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截至2020年年底，分级基金已全部终止运作，退出历史舞台。二是结构化私募资管产品。指由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及其从事私募资管业务的子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2016年7月以来，从严监管大幅压缩了这类产品规模，至2019年6月底，这类产品总规模缩减89%。三是结构化信托。指由信托公司发行的，带有份额分级特征的资产管理产品。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前，估计伞形结构化信托产品进入股市的规模不少于1万亿元，股市异常波动后基本销声匿迹。2020年5月，银保监会发布《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增加了关于“结构化资金信托不得再投资其他分级资产管理产品”的要求。四是分级理财。指商业银行或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的，带有份额分级特征的资产管理产品。2018年9月，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禁止商业银行发行分级理财产品，将发行此类产品的权利授予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五是结构化保险资管产品。指保险及其资管公司发行的，带有份额分级特征的资产管理产品。2020年5月起，《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发布，明确规定保险资管产品的分级安排、负债比例上限等要求应符合《指导意见》有关要求。

结构化资管产品以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为界，几乎都经历了“快速发展——监管规范——规模收缩”的过程。股市异常波动后，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成为主旋律，《指导意见》出台使结构化资管产品的监管规范逐步趋于一致。结构化资管产品快速增长背后的优先级资金大多以银行理财为主，尤其是结构化私募资管和结构化信托产品。

场外杠杆资金类业务

场外杠杆资金类业务指证券公司在柜台市场、中证报价系统等开展的场外衍生类业务，主要包括具有杠杆融资性质的权益类收益互换和场外期权。收益互换和场外期权这两种业务原本都是证券公司为投资者提供的风险管理工具，但实践中都曾在一段时期间接成为杠杆融资工具。经过清理规范，两项业务逐步向风险管理的本源属性回归。

互联网配资业务

指配资公司通过P2P网络借贷等线上途径为投资者提供配资资金，用于股票投资的业务。截至2020年11月中旬，全国实际在运营的P2P网贷机构已全部清零。同时，约束场外配资的法律法规和司法保障体系不断健全，2019年11月，最高法明确场外配资合同无效。2020年3月新证券法正式实施，明确证券融资融券业务属于证券公司专营业务。7月，最高法、发改委提出要研究制定针对网络借贷、场外配资等金融现象的司法应对举措。

辩证看待杠杆资金业务规范发展与严格监管

杠杆资金既是市场活力之源，也可能成为动荡之源

杠杆资金交易是成熟资本市场必不可少的基础交易机制，市场低迷时期能够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合理定价。2010年证监会推出融资融券业务，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重赋市场动能。但一旦处理不好，杠杆资金就可能引发市场动荡。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2005年证券公司挪用投资者结算资金，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事件，都与机构或个人杠杆融资失控有关。

杠杆资金业务引导银行体系资金规范入市，也可能形成跨市场风险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一个基本特点是以银行为主导，杠杆资金的来源绕不开银行体系。我国一方面严格禁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另一方面银行体系资金规范入市的渠道正在不断拓宽。持续稳定的流动性供应是我国金融安全乃至经济安全的重要基础，银行体系资金的背后是居民储蓄，不能盲目无序流向资本市场，必须管控风险。

杠杆资金业务改善金融机构业务格局，也可能导致机构经营风险

目前，杠杆资金业务逐步成为我国金融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2016年以来，融资融券业务每年为证券行业贡献超过650亿元的利息收入，占行业总营收的比重超过18%，2018年最高达到25%，对改善证券行业经营格局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要打造国际一流投行机构，资金融通能力是核心竞争力之一。同时也要看到，杠杆资金业务往往占用金融机构大量净资本，经营不慎可能引发机构经营风险。截至2020年9月底，证券公司开展的杠杆资金类业务余额超过行业净资本总额。同时，一些金融机构短借长贷，形成期限错配，要防止引发流动性风险。

杠杆资金业务满足投资者多样化交易需求，也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

杠杆资金业务在满足投资者信用交易、策略交易、套利交易等方面是很好的金融工具，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以散户为主，杠杆资金业务会放大盈亏，容易吸引高风险偏好、逐利性强的投资者参与其中，在股价出现下行趋势之际又不及时减仓，承受亏损的风险很高。如果不对杠杆施加限制，纵容人性贪婪，会引发道德风险和社会问题。同时，杠杆资金业务与市场走势关联性高，易形成负面舆情影响市场和个股走势，进一步放大投资者损失。

杠杆资金业务发展与监管的主要问题

业务发展总体定位和路径缺乏顶层设计和政策协调

杠杆资金业务横跨证券、基金、银行、保险、信托、期货等多个金融行业，是否符合各自行业定位、发展本源，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缺乏系统性梳理、顶层设计和政策协调，造成监管套利。银行、信托、证券是否都适宜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融资收益权转让、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业务，涉及面广、市场影响复杂，应当如何发展，由谁审批和监管，这些都需要顶层设计。

缺乏市场化做空机制对冲杠杆资金带来的单边市场影响

与各类杠杆资金不断进入股市的趋势相比，用于对冲杠杆资金的空方力量始终有限。场内融券业务与融资业务相比存在结构失衡问题。截至2020年6月底，融券余额为323亿元，与融资余额的比例不足3%。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时，配套推出了转融券市场化约定申报改革，使融券与融资业务更趋平衡。但从总体结构上看，融券业务的功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杠杆资金监管体制机制的适应性不强

在目前分业监管格局下，我国对各类金融机构提供的杠杆资金业务依然缺乏及时有效的监管协调。对于场外配资的识别、监管和处置，缺少系统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监管手段。杠杆资金与市场走势共振的特点尤为明显，自上而下的逆周期调节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监管部门对全行业实施统一的逆周期调节缺少政策协调机制和调节标准，同时对行业逆周期调节不力的督促检查和监管措施也不足。

境外市场杠杆资金业务经验

始终坚持规范发展杠杆资金业务

从美国、日本、我国香港地区等市场看，其维护、保持和促进杠杆资金业务发展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在立法层面均将股票融资业务纳入正式监管范围，要求经营股票融资业务的机构具备业务牌照；执行层面均保持对违法地下融资业务的持续打击。美国、日本对保证金比例都有严格明确、相对统一的监管底线要求；对客户从事杠杆交易有一定门槛限制。美国金融业监管局规定，投资者在杠杆交易前，账户内至少要存入2000美元或相当于买入证券价值的现金数额（孰低者），很多证券公司要求存入超过2000美元的数额，而且部分证券不能进行杠杆交易。日本则要求客户参与证券公司融资交易，最低委托保证金不得少于30万日元。

市场化做空机制健全，与杠杆资金形成有效制衡

美国具有发达的证券借贷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做空工具多样，形成了以浑水公司为代表的“揭黑+做空”模式，对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化约束。日本证券借贷和“融券-转融券”业务较为发达，截至2020年10月底，融券余额接近480亿元人民币，与融资业务余额的比例近30%，较我国更为均衡。香港股市除担保卖空机制较为发达外，还有灵活便捷的场外互换、期权、涡轮（Warrants，一种认股权证）等产品，投资者可供选择的做空工具较多，做空交易已经成为港股市场流动性的重要来源。

及时有效的逆周期调节有利于杠杆资金业务平稳运行

从美国市场来看，美联储负责统一调控股市杠杆水平。1934年至1974年间，美联储通过统一改变初始保证金要求来对场内外杠杆资金进行调控，从25%到100%不等，1974年该要求固定为50%。日本财务省通过对融资保证金比例的调整来对证券市场进行调控，从1970年到1980年调整过37次，1987年股灾时曾达到70%，1991年后降到30%。

政策建议

发展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应当紧紧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保持市场杠杆水平合理与我国市场发展实际相适应，提升市场自我调节功能，促进金融机构杠杆资金业务运作规范适度，推动投资者理性参与杠杆资金交易，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和监管政策，及时有效发挥逆周期调节机制作用。

发展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规范发展，可测可控。始终坚持规范有序发展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发挥积极作用。坚持纳入法律法规规制、全面纳入监管，确保业务发展机制与风险防控机制同步谋划、同步部署、同步推进。坚持金融机构开展各类杠杆资金业务均“持照经营”，纳入行政许可事项管理。坚持持续加强集中监测监控机制建设和穿透式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是杠杆适度，标准一致。始终坚持将资本市场杠杆资金业务的最大杠杆倍数统一控制在一定范围，坚持不同杠杆资金业务在规模控制、标的范围、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保证金要求、统计监测监控等方面都有所要求，且标准相对一致。

三是严格准入，引导需求。始终坚持杠杆资金业务对中小投资者的严格准入，坚定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坚决防止高杠杆、无监管、不透明的杠杆资金业务对接中小投资者，防止金融机构间接或变相为风险承受能力不强的中小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业务或产品服务。坚持引导投资者通过规范的场内融资业务合理参与杠杆资金交易，远离非法场外配资。

四是依托市场，监管有为。始终坚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始终坚定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监管协调，做到监管有为，从根子上解决杠杆资金业务种类五花八门、监管标准不一、非法配资频出、统一监测缺失等问题，促进杠杆资金业务规范健康发展。

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政策顶层设计与协调。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加强对金融机构开展杠杆资金业务的统一规划和政策设计，确保符合各行业定位和发展方向。引导投资者主要通过场内融资融券业务参与二级市场杠杆资金交易，逐步减少乃至取消通过结构化资管产品直接投资二级市场的方式。规范推动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审慎开展股票质押贷款业务。继续严格禁止银行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同时健全完善银行体系资金规范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积极发挥证券金融公司连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桥梁纽带作用。对于各类金融机构新增开展具有跨市场、跨监管部门等复杂业务属性的杠杆资金业务，如在已有杠杆资金业务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收益权转让、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设计，金融监管部门应认真评估、审慎对待，加强事前监管协调，对可能带来的风险做到心中有数。

2.健全完善融券业务风险对冲机制。推进证券公司融券业务与融资业务均衡发展，通过市场化约束机制制衡杠杆资金业务的单边市场影响。在科创板、创业板转融券市场化改革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上，推动将转融券市场化约定申报改革推广至主板市场，进一步扩大证券出借人范围和可供融券的标的证券范围，拓宽融券业务用途，持续促进融券业务健康发展和稳步壮大。充分汲取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等成熟市场因实行分散融券模式，监管部门不掌握做空准确情况、无法有效控制做空风险而不得不实行禁止做空的教训，以及2021年以来，美国华尔街部分股票因做空规模过大而发生散户报团“逼空”事件的教训，在发展壮大融券业务的同时，始终高度重视融券风险防范，牢牢坚持我国对融券业务实行较境外市场更为严格的监管和风控机制的做法，坚持集中式的券源融通机制，以利于风险集中监控和必要时发挥“断路器”作用；坚持禁止裸卖空；坚持对融券规模实行合理的总量控制等等。

3.逐步对杠杆资金参与资本市场交易实施集中统一的监测监控机制。探索建立统一的监测体系和协作监管机制。可以考虑在央行对资产管理产品统计全覆盖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结构化资管产品实行专项统计，全面准确掌握杠杆率、进入资本市场的杠杆规模、平仓要求等。进一步探索通过第三方集中监测监控资本市场杠杆资金类业务，把对结构化资管产品、场内融资业务、股票质押业务等已有统计机制的杠杆资金业务进行集中统计，再研究统一的风控标准。可以考虑逐步将投资者参与杠杆资金业务这一块负债情况纳入居民负债统计口径，更加完整地测算宏观杠杆率，更好服务宏观经济决策。

4.加强对杠杆资金业务的宏微观逆周期调节。完善金融监管部门主导的统一逆周期调节机制，逐步明确实施逆周期调节的市场条件、措施工具和实施标准；同时加强监管协调，统一调节行动，确保政策导向一致；结合杠杆资金业务纳入居民负债统计口径，必要时从更高的宏观经济风险层面出发采取统一逆周期调节措施。督促金融机构建立实施差异化、针对性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并使之常态化。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对逆周期调节工作机制不健全、流程不清晰、人员不到位的，以及未能及时有效采取逆周期调节措施，造成重大风险的，要采取必要监管措施。

5.优化杠杆资金信息披露，引导稳定市场预期。研究优化完善日常信息披露内容，对一些市场关注的、相对敏感的数据指标，平时以适当方式予以披露，引导市场形成理性认知和合理预期；市场大幅波动时，主动及时加大披露范围和频率，增加信息透明度，抚平市场恐慌情绪。对于监管披露的数据信息，比如场内融资规模数据，加大统计解读分析，加强前瞻性舆论沟通引导，采用通俗易懂、易于传播的方式，发出理性客观专业的声音，稳定市场预期。

6.优化严厉打击非法杠杆资金业务的法律环境。出台规制场外配资活动的司法解释，加大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立法层级，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将场外配资活动认定为《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进一步加大刑事打击和追责力度，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典型案件，营造舆论声势，形成有力震慑。坚决严厉打击非法地下信用交易，持续对场外配资平台进行清理和整顿，打击违法为投资者提供融资、加大股市杠杆的行为，推动股票市场及信用交易业务健康发展。

（编辑  季节）

新疆自治区的绿色能源发展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问题，而且是一个国家战略性问题，更是一个影响未来世界能源经济地缘战略格局的大问题。

实现“双碳”目标我国面临的内外压力

工业化越早的国家，温室气体累积的时间越长，历史负债就越重。但欧美先进国家多已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进入后工业社会。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它们把大规模的高耗能、高污染、高碳排放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进程中也进入工业化进程。

相对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比重越高，单位GDP碳排放的数值相对越大。各国所处工业化阶段不同，产业结构各异，单位GDP碳排放值也存在差距。在解决事关人类生存命运的减排问题时，发达国家的态度一方面是尽量推卸责任包括历史责任；另一方面又要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要他们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因此，碳减排问题的背后，不仅隐藏着历史上人均碳排放的人权问题，也隐藏着国家和地区未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也就是从生态环境问题演变为国际责任承担的问题。随着20多年来联合国气候大会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重视，各项共识和国际性协定逐渐达成，许多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等一系列碳排放规划逐步落地。

21世纪以来，全球碳排放量增长迅速，2000-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40%。据英国石油公司(BP)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第70版)》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全球碳排放量保持持续增长，至2019年已达343.6亿吨，创历史新高。2020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各地区碳排放量普遍减少，全球碳排放量下降至322.8亿吨，同比下降6.3%。

从世界主要国家碳达峰情况看我国外部压力

目前，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54个国家已经实现了碳达峰，其排放总规模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0%。这些国家大部分是发达国家。2020年排名前15位的碳排放国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德国、加拿大、韩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实现碳排放达峰。中国、马绍尔群岛、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承诺在2030年以前实现达峰。届时全球将有58个国家实现碳排放达峰，占全球碳排放量的60%。

对中国最具参考意义的碳达峰经济体是美国和欧盟。

（1）美国。1949年-2007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稳步增长，2007年是其碳达峰年，2007年之后碳排放量逐步下降。美国GDP增速与温室气体排放在一定程度上已脱钩，经济驱动力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是其单位GDP排放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2）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行动方面，欧盟是国际上的有力倡导者。欧盟的27个成员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实现了碳达峰，这得益于气候政策严规和地区经济发展成熟。

从各地区排放情况来看，目前亚太地区碳排放量在全球占比较大。据BP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第70版）》数据，2020年，亚太地区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52%，其中中国占比30.7%，远超其他地区；北美地区碳排放量占比为16.6%；欧洲地区碳排放量占比为11.1%。近十年中国碳排放持续增长，美国2020年大幅下降。

具体到各个国家碳排放量，中国和美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家，排放量远超其他国家，但两国碳排放走势有所不同。

目前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仍需要大量的煤炭化石能源，碳排放量仍在增长；而美国逐渐调整能源结构，2007年便实现碳达峰，碳排放量已进入下降通道。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世界各国经济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高碳工业发展或长或短有所停滞。我国由于疫情防控得当，经济复苏较快，2020年我国碳排放量为112.9亿吨，同比增长0.6%，再创历史新高，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也提升至30.7%。在此期间，全球主要国家与地区中，除了中国，所有国家地区均出现下滑，只有中国的碳排放量在持续增加。

美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二大国，碳排放量在最近几年呈整体显著下降趋势。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碳排放量大幅降至44.57亿吨，同比下降11.6%，碳排放占全球比重也由2013年的15.9%下降至2020年的13.8%。

可见，我国面临全球碳减排的巨大国际压力。

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看我国碳减排内部压力

从近年结构数据看，我国煤炭消费占全部能源消费之比呈下降趋势，2018年已降至60%以下；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2011年的13%上升到2020年的24.3%，几近翻番。总体看，我国能源构成中，煤炭处于主体性地位，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在持续提升。

在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同时，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将长期面临能源消费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的巨大内部压力。

实现“双碳”目标的整体布局与关键突破口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统筹谋划，配套改革，久久为功

第一，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思维。各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各不相同，能源消费结构都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碳减排任务指标分解要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碳减排不能搞运动，一哄而上。

第二，能源市场化改革要与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结合推进。在传统电力体制下，中国的电力发展规划多以“计划”方式实现，从电源到电量再到电价，均受政府的管制，以保障市场供需平衡和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计划内发电量由电网企业按照国家规定以上网电价购买，超计划的发电部分，电网企业则可能采取降价收购。由于价格受到严格管控，各发电机组的收益具有明确的预期，然而市场机制的缺乏制约了电力资源的利用效率，限制了高效机组发电空间，也无法实现优胜劣汰，不利于节能减排；同时，当前的计划体制导致了供给与需求不协调、清洁能源消纳受限、发电设备成本回收困难等问题；此外，电力规划的无序还体现在未能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环保要求和改革政策，部门间缺乏协同、行业间无法统一。中国电力市场建设已步入深水区，全面深化电力市场改革，将以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为抓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破解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建设目标是：（1）推进资源优化配置。中国能源资源具有种类多样但分布不均、电源与需求逆向分布的特点，如东北、西北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弃风弃光，而东南沿海地区在负荷高峰时又拉闸限电。应通过顶层设计形成统一市场规划和科学布局，破除省间壁垒，解决能源消纳问题，优化资源配置范围。（2）通过构建统一的市场模式和规范管理方式，实现省间与省内市场的交互、中长期和现货的协同、系统运行与市场交易的融合，进而支撑中国电力市场有序运作。（3）在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统一市场的建设要兼容系统运行的传统方式并响应市场化需求，向包含分布式电源、储能、电动汽车等各类新型市场主体的能源互联网转型，推动实现高效的资源配置，促进多方协调运作，确保电力市场平稳运行。

第三，要把碳配额交易市场、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碳汇交易市场和绿证交易市场都建立起来，完全打通。我国已经确立了推进经济社会实现双碳目标的总体方略，市场化手段需要尽快建立。2021年7月碳交易期货市场已经开通，但仅仅开通了火电领域，尚待全面铺开。碳汇补偿机制与确权交易市场要尽快建设。绿证市场要重新规范，尽快开市。后两个市场需要尽快对接打通欧盟市场和国际大市场，争取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补偿。

第四，把双碳目标的实现与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布局重心调整结合起来。大力发展能源绿色低碳技术，通过科技创新和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升级，重塑我国能源经济和产业经济；把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能源技术作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重点。

把新疆建设成世界绿色能源“海湾地区”，作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一大突破口

第一，新疆的自然禀赋具备大规模发展绿色能源的条件。新疆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6，大面积的闲置土地多为石漠化荒废的平地，具有世界级的日照强度与时间，风能资源充裕，具备超低成本建设规模化光伏发电厂的天然条件。

第二，新疆处于欧亚大陆桥的偏中心位置，位于世界两大电力市场——东亚经济带和欧洲经济带的中间。

第三，我国具备成熟超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技术和光伏发电材料的产能与低成本光伏发电站建设能力等优势。

第四，新疆有能力发展成为我国西北绿色能源基地内输外送的领头羊。

第五，新疆地区光伏发电对欧洲光伏发电具备时差优势。

绿色能源外部（欧洲）需求分析

（1）欧洲已经形成统一开放的电力市场大格局。欧洲跨国电力市场已实现了从多个国家/区域市场到统一运行的发展历程。其市场融合自1996年开始，先后发布了3次电力改革法案，并提出了容量分配法规（capacity allocation and congestion management，CACM），确定了市场改革的路径和办法。欧洲每两年制定一次电网10年发展规划（TYNDP），该规划包含了对发电充裕性的评估，并确定了未来5-15年的输电网络项目。输电项目若想取得欧洲基础设施基金“连通欧洲设施”（CEF）的支持，就必须包含在10年发展规划中。

（2）欧洲能源绿色电力市场空间巨大。欧盟的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计划每年新增44GW光伏发电能力，到2050年，光电将占欧洲总供电量的60%。

（3）欧盟绿色能源投资资金充裕，投资积极性高。2019年，欧盟发布《欧洲绿色协议》，提出三大重要愿景：一是尽快拟定发布《欧洲气候法》，将欧盟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正式载入欧盟法律。二是拟定《欧洲气候公约》，旨在吸引公民和社会各界关注并参与气候行动。三是更新《2030年气候目标规划》，将此前203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0%的目标提升至5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盟预计未来每年需增加2600亿欧元的投资。

（4）未来中东欧电力需求增长强劲。预计2030年该地区能源需求总量接近3.5亿吨标油，电力需求总量超过6500亿千瓦时；届时能源消费结构中非化石能源消费将达到30%。预计该地区2020-2030年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超过6000万千瓦。

（5）欧盟碳交易系统鼓励国际合作。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e System，下文简称欧盟ETS）主要交易能源、工业和航空行业产生的碳排放，这类气体主要通过交易实现其减排目标。欧盟ETS在交易过程中可与国际接轨，这一机制主要与《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挂钩。一方面是清洁发展机制，如果加入协定的工业化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节能减排项目，就可以在本国获得额外的碳排放配额；另一方面是联合实施机制，如果工业化国家为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节能减排项目支付运营费用，也可以在本国获得额外的排放配额。

（6）中国和欧盟能源的合作意向。2019年4月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双方签署了《关于落实中欧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批准启动实施新成立的中欧能源合作平台项目。中欧能源合作平台（ECECP）旨在加强中欧在能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创能源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为清洁能源转型做出贡献。

绿色能源的内部需求分析

（1）新能源建设是今后我国电力发展的主要选择。《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0》聚焦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力图从电力需求、电源发展、电网建设、电力体制机制等方面，回答新型电力系统面临的关键问题。“十四五”时期，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箭在弦上。

（2）国家提出的双碳目标促使各省能源消费进行绿色低碳转型，为新能源绿色电力提供了庞大的消纳空间。

（3）过去10年，我国西电东输的电力大通道建设，初步奠定了新疆在全国的能源基地地位。2010-202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年发电量从679亿千瓦时上升至4032亿千瓦时，增长至5.94倍，年均发电增长率达到19.5%，其中本区用电消费增长至4.53倍，年均增长率16.3%。最近5年区内自用电量增长率逐步放缓，平均增长率只有2.4%；但外输电量增长了近60倍，年增长率达50.6%。2020年，外输比例占新疆发电量的25.6%，而2010年这一比例仅为2.56%。这一方面体现了新疆国家能源基地的地位基本确立；另一方面则说明，近10年电力通道建设为新疆电力发展和疆电外输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建设“一带一路”的绿色能源丝绸之路

建设“一带一路”的绿色能源丝绸之路——欧亚电力大通道，战略上有利于我国经略欧亚大陆，密切绑紧欧盟协同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集聚力和国际政治影响力。这也是开发欧洲电力市场，把新疆建成世界绿色能源基地的先决条件。

（1）中欧电网企业牵头，发动欧亚沿线国家出资参股，利用我国超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和工程管理，共建共管共享欧亚电力大通道。

（2）我国和欧洲相互对等开放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东欧新能源发电准入市场，鼓励共同投资建设“一带一路”沿线新能源发电企业和市场。

（3）鼓励我国企业进军欧洲配售电电力市场，建立绿色疆电在欧洲市场的分销网络。

（4）建立输欧绿色发电企业的碳排放配额的补偿机制和变现交易通道。欧洲碳价在2021年12月15日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点，突破32欧元/吨。

（5）以欧亚电力大通道建设和沿线新能源电力开发为纽带，充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经济合作内容，形成共建共享利益同盟，加大我国超高压直流输电和新能源电力制造业产能输出力度和国际市场占有率。

（6）未来可以考虑中欧氢能源合作，规划建设欧亚绿色低碳能源大通道，充分发挥新疆绿色煤化工制气制氢的优势。为达到2050年欧洲实现碳中和目标，欧盟承诺提供超过2000亿欧元的绿色刺激资金，各成员国也纷纷提出氢气发展路线，并承诺出资发展氢能产业。欧洲计划到2040年将建立起4万公里的氢气运输管道。

通过新能源基地建设实现富民稳疆

发挥新疆绿色能源基地对我国西北各省的头部带动作用，创新体制机制与运营管理模式，把光伏发电作为西部脱贫致富、稳疆富民的民生政治工程和国家战略工程。

（1）把光伏发电建设到新疆千村万户，吸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经验，建立投资公司+村集体+农户的利益共享互助机制，全面提高新疆农民收入，实现富民稳疆。

（2）发展多产业共生共荣的循环经济，实行“绿色发电+生态修复+畜牧业”同园多业协同发展模式，养殖更多“光伏羊”，把绿色发电降到全世界平均最低成本，全面提高新疆光伏发电绿色能源产业的价格竞争优势。

（3）大力加强东西双向电力通道建设，对内作为国家绿色能源基地支持国家内陆省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对欧洲开展绿色能源电力出口赚取外汇，减轻国家援疆财政压力。

大力发展能源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

（1）把能源绿色低碳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放到国家科技政策扶持的头等重要位置，努力抢占世界绿色能源技术知识产权高地。大力扶持吸引国内外能源绿色低碳技术科研机构在新疆建设产学研平台。

（2）积极迎接绿色低碳能源技术和产业革命，在新一轮的绿色电气化（电器化、燃气化、氢气化、能源化工绿色化）和能源产业组织模式变革（规模集约化、小型分布化、循环经济化）中抢占先机，积极探索在新疆建设世界第一个能源互联网（这将成为世界绿色能源产业革命的一个里程碑成果）。

（3）大力扶持西部地区世界级绿色低碳能源产业集聚发展。鼓励新疆和西北各省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装备制造产业，鼓励国内外企业落地大西北新能源基地形成产业集聚。

（编辑  苏歌）

编辑按：

被称为“金融核武器”的制裁靴子，2022年2月26日终于落到俄罗斯头上。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法国和欧盟委员会已同意对俄罗斯实施一揽子新的“严厉金融制裁”，包括将俄罗斯多家银行剔除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SWIFT 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这个制裁将破坏俄罗斯整个国际结算体系的完整性，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国内结算机制。SWIFT是促进资金在世界各地流动的一个重要渠道，它是一个政治中立组织，不能发布自己的制裁命令。但近年来，越来越成为美国对外实施金融制裁的核心系统。一旦被切断与SWIFT的联结，将使俄罗斯被排除在国际金融交易外，无法与大多数欧洲国家进行结算。但断开SWIFT系统，俄罗斯并不是就无法生存，俄罗斯银行的支付系统就将崩溃，跨国经济往来就绝对没有办法进行。被SWIFT切断服务本身并不是根本问题，俄罗斯已经建立并投入使用了SWIFT的国产替代系统。虽然国际结算效率面临较为严重的影响。但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被美欧阵营实施严厉经济制裁甚至与其全面脱钩可能产生的影响。

2022年2月26日，美国白宫宣布其与欧盟、英国、加拿大发表共同声明，决定确保将选定的俄罗斯银行从“环球银行同业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信息系统删除（注意，这里还不是将所有在SWIFT注册的俄罗斯银行全部删除）。这被很多人解释为：美欧已经对俄罗斯启用“金融核弹”“金融杀手锏”，将全面封杀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国际金融交易。此外，西方合作伙伴相继表态，“决定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央行通过国际金融交易支付卢布汇率的能力”。这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毁灭性打击。俄罗斯有办法绕过SWIFT禁令吗？对此还需要仔细推敲。

SWIFT只是国际支付清算体系中的一部分

SWIFT成立于1973年，它是促进资金在世界各地流动的渠道，是一个安全的通信系统，允许全球约1.1万家金融机构相互交流并授权支付指令报文体系，但并非国际支付体系的全部。国际支付清算体系包括支付清算货币选择、支付指令报文体系、清算资金账户体系、支付清算实际处理等组成部分。下述是SWIFT全部清算体系功能。

支付清算货币选择：拥有不同货币的国家之间发生经济往来，首先需要确定经济往来的计价与清算货币。这可能是经济往来中话语权更强一方的货币，也可能是更具国际化的他国货币。在全球广泛的选择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国家的货币在国际支付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或地位。这种选择的背后，则是不同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比较，只有国际影响力最为强大国家的货币才能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国际硬通货）。目前，美元是头号国际货币，其国际支付份额在40%上下，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在60%上下；欧元排名第二，其在国际支付份额接近40%，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在25%左右。其他国家货币则远远落后于美元和欧元。

支付指令报文体系：发生经济往来的国家之间要进行实际的支付清算，需要由付款方向其清算机构（开户银行）发出支付指令，清算机构据以扣减其支付的款项，同时转入收款方开户银行的账户或减少自己在收款方开户银行的存款，并向收款方开户银行发出支付通知；收款方开户银行收到指令后，登记增加自己在付款方开户银行的存款或扣减付款方在本银行的存款，同时转入收款方的账户，并向收款方发出收妥款项的通知。所以，要实现跨国支付清算，就需要连接各国的支付指令报文规范和处理体系。由于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字不同、法律体系不同、时间标准不同等等，如果每个国家都分别与其他国家建立独立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是非常麻烦和不经济的，其高成本、低效率甚至会阻碍相互之间经济往来的开展，能够搭建全球标准统一、安全共享、便捷高效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才是最佳选择。目前，SWIFT就是全球用户最为广泛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

支付资金账户体系：国际支付清算，涉及清算机构资金账户的开立并拥有足够的资金余额（包括透支限额）以保证支付清算的资金需要。由于国际支付清算可能涉及多种国际货币，需要清算机构在很多国家的银行开立很多的清算账户，并加强清算账户资金（头寸）管理。由于国际支付清算涉及不同的币种、文字等，远比国内单一的货币、文字更复杂，为规避国际支付清算对国内支付清算体系的影响，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国际支付清算账户体系，形成风险隔离墙，并与国内支付清算体系保持一定的资金联系。比如，美国境内是美元体系Fedwire，跨境的是Chips。中国境内人民币大额实时支付清算体系是HVPS，跨境清算的是CIPS。各国支付清算账户体系具有很强的主权特征，需要接受所在国家的严密监管。世界范围内，各国货币最终的支付清算账户都在其本国（美元最终的支付清算账户是CHIPS；人民币最终的支付清算账户是CIPS；如此等等），因为货币的供应，最终是由货币发行国管控的。

需要明确的是，CHIPS、CIPS等主要是资金账户体系，并且主要是其本国货币资金账户体系，主要解决的是国际支付清算的“资金流”，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替代支付指令报文体系，它们基本上还需要与SWIFT连接才能完成国际支付清算业务。而SWIFT属于支付指令报文体系，本身并不涉及成员单位的资金账户，主要解决的是国际支付清算的“信息流”。

支付清算实际处理：对一笔跨国经济往来的支付清算，需要确定具体的清算机构和清算账户，由此确定清算指令发送和处理的具体路径，清算机构相应进行清算账户处理，扣减付款方存款，并最终转入收款方账户后才算完成。如果出现问题，还要进行差错查找和处理。

由上可知，SWIFT作为支付指令报文标准制定和指令传送与处理的基础设施，在国际支付清算中属于非常重要的一环，但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并不是国际支付清算的全部。同时，SWIFT 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但并不是离开SWIFT，跨国经济往来就绝对没有办法进行。实际上，1973年SWIFT才宣告成立，并且经过很长时间才成为覆盖全球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在没有SWIFT之前，跨国经济往来同样存在，SWIFT出现后，只是更好地促进和提升了跨国经济的国际结算效率。20世纪冷战时期，在苏联和美国尖锐对立、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难以得到SWIFT 服务的情况下，其内部跨国间的经济往来依然存在，当时可以选择本阵营最强大国家的货币作为计价清算货币，并通过加密电报、邮件等进行支付清算，甚至无需逐笔进行支付清算，而是采取“记账清算”方式，即在协议范围内，对发生的经济往来采取双方先记账，定期（如每年）再进行汇总轧差，只对余额进行清算等。

俄罗斯被断开与SWIFT系统的联结会把俄罗斯排除在大多数国际金融交易之外，届时俄罗斯将无法与多数欧洲国家进行结算，并将对俄企业的支付进口原材料订单、收取出口商品贷款等造成严重的技术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俄罗斯银行可以选择将其中的成本增加转嫁到普通消费者身上，给俄罗斯民众带来困难的同时，也意味着欧洲企业将损失数以十亿计的欧元收入。这些欧美企业不仅面临结算问题，甚至还不得不在欧美与俄罗斯市场“选边站”。

俄罗斯被剔除后，仍然可以按照SWIFT报文规则，通过互联网等渠道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支付指令报文体系进行经济往来的支付清算。同时，俄罗斯已经建立并投入使用了SWIFT的国产替代系统。这些在技术上不是难题，只是效率和运行成本问题。所以，把SWIFT说成是“金融核弹”或“金融杀手锏”，其实是有点夸张。

支付清算与经济往来、切断SWIFT与实施经济制裁的关系

支付清算是为经济往来服务的，若没有跨国经济往来，也就不需要国际支付清算。安全高效便捷的国际支付清算，会积极促进跨国经济往来的发展；阻断SWIFT的使用，会对一国发展对外经济往来产生很大影响。但阻断SWIFT的使用，只是经济制裁的一种手段，对一国切断SWIFT的信息系统，前提是美欧对该国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没有经济制裁，美欧单方面阻断SWIFT对俄的连接，也会使其对该国的经济往来受阻。美欧阵营对俄的经济制裁才是主角，切断SWIFT服务只是配角，不能将主次颠倒。制裁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损害全球经济，达不到制裁的目的。

由此，那种广泛流传的“2012年美国推动SWIFT切断对伊朗的连接，导致伊朗损失了近一半的石油出口收入和大量的对外贸易”的说法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伊朗石油出口等对外贸易大幅减少的根本原因是美欧等对伊朗石油出口等对外贸易进行的严厉封锁，包括其自身断绝进口伊朗石油，而不是单纯的因为SWIFT切断了对伊朗的对外贸易的连接。

目前，SWIFT注册在比利时，主要受欧盟的控制，同时因美元在国际支付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美国对其影响也很大。由此，欧盟与美国联合，对SWIFT具有决定性控制力。美欧宣布将选定的俄罗斯银行从SWIFT中剔除，甚至有可能完全切断俄罗斯所有银行与SWIFT的连接，意味着这些俄罗斯银行将不能使用SWIFT这一基础设施。而美欧英加等一旦宣布将俄罗斯银行彻底剔除出SWIFT，也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全面断绝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而且也使得其他国家难以通过SWIFT办理与俄罗斯的支付清算。其他国家要与俄罗斯发生经济往来，只能另外建立与俄罗斯的支付指令传送体系，但也面临被美欧阵营制裁的风险。美欧阵营已宣布，将对那些为俄国进行乌克兰战争和俄罗斯政府提供便利的人和实体采取行动，要求其他国家控制或断绝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这就会逼迫其他国家在美欧等发达国家阵营与俄罗斯之间选边站队。这不仅会对俄罗斯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也会对很多与美欧及俄罗斯都存在较大经济往来的国家产生重大的利益权衡问题。如果选择俄罗斯，就可能得罪甚至脱离美欧阵营，面临着与发达国家断绝经济往来、封锁先进技术、阻断人员交流等，给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伤害。如果选择与美欧发达国家阵营为伍，就会因此而断绝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由于俄罗斯是世界上能源、粮食、矿产等出口大国，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封锁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金融交易，也会对相关产品的国际价格产生冲击，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及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包括对欧洲目前的能源危机，以及美国超出预期的通货膨胀等产生影响。

制裁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会破坏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迫使一些国家试图取代美元交易。如果由此引发SWIFT切断对很多与俄罗斯保持交易与资金往来国家的服务，也会催生这些国家对SWIFT的替代品，加快其他货币的国际化，对SWIFT的业务开拓以及美欧阵营对外经济往来的发展，对美元、欧元等货币的国际流通与国际地位产生深刻影响。如果因此形成世界严重分裂，形成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也会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对世界和平稳定产生极大威胁。

所以，被SWIFT切断服务本身并不是根本问题，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被美欧阵营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甚至与其全面脱钩可能产生的影响。观察SWIFT将俄罗斯剔除可能产生的影响，不能仅仅看到对俄罗斯的影响，更要看到可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广泛影响。

（编辑  尚鸣）

最近一期《陆家嘴》杂志提出了关于元宇宙的十本小说。第一本带有元宇宙元素的科幻小说是雪莱夫人在1818年所写的《弗兰肯斯坦》，中文译名是《科学怪人》。该书讲述，一位科学家制造了一个机器人（或者生物和机器结合的人），引发了这位科学家和他制造的科学怪人之间的冲突，最后以同归于尽的悲剧收场。不了解这本小说，基本上就不能理解科幻文学的历史。204年过去了，人们讨论的机器人伦理等问题，并没有超越雪莱夫人提出的这样一个思路和框架。所以，讲元宇宙文学，要从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开始。另一位重要的科幻小说大家是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 ? 1992），在科幻小说领域，没有人能超越他。他所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被称为“现代机器人学的基石”。科幻小说历史几乎是理解元宇宙的钥匙所在。

在世界范围，中国是思考、讨论、卷入和实践元宇宙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元宇宙概念最为普及的国家。所以，我们身在其中，是有历史责任的。

什么原因使元宇宙得以产生

总体而言，目前相关讨论还缺乏认知元宇宙演变的思想和理论的方法。社会主流对于元宇宙的关注重点则是元宇宙的经济特征，以及元宇宙和产业、经济、资本和投资的关系。这反映了人们思想上的强大惯性，更注重将元宇宙和经济活动，特别是潜在的商业目标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倾向和偏好，会误导对于元宇宙的真实意义的理解。

为了深入理解元宇宙的由来和发展，需要引入经济学的历史学派的分析方法。在这方面，有两位在经济学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一位是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他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位是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817?1894），他的代表作是《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又被称为《历史学派宣言》。他们是现代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奠基者。李斯特在工业发展阶段，就国家干预和国际贸易平衡等问题做了开创性研究。罗雪尔则在国民经济与自然、劳动和资本关系方面的理论做了开创性研究。根据德国历史学派的李斯特和罗雪尔的观点，任何经济现象都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不可完全用经济活动本身来解释，而要超越经济体系本身，从历史实际出发。

元宇宙绝非是一个单一的世界，包含了技术、科学、社会、人文，甚至政治意义。如果吸纳历史学派的分析方法，从大历史角度诠释元宇宙的发生和演变，有助于更为深刻地认知元宇宙发生的一系列原因，包括：科技革命和主导经济增长、传统经济结构的解构、市场经济制度的危机、实体经济供给和需求、经济周期率和增长模式的困境、全球化分工和市场竞争机制、劳动生产率和就业、人口膨胀和余暇增长，以及二战之后的美国“丰裕社会”模式终结。

所要强调的是：经过两百多年工业革命，以工业技术支持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经济社会基本走到极限，工业产品供给和生产能力普遍过剩。例如，衣食住行的供给大体可以满足需求，相应的生产能力都趋于饱和。人类不再需要一如既往地投入那么多人力资源、那么多的时间用于物质性生产活动。市场制度危机和传统经济结构解构形成了交叉影响，改变了当今社会和经济的深层结构。现在所有国家的国民经济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均衡，如何实现公平分配，如何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所有这些，构成了元宇宙发生的系统性背景。

元宇宙是具有复杂科学“涌现”特征的历史事件

如果仔细观察从2021年上半年到现在元宇宙的演进轨迹，不难领悟到，元宇宙是一个符合复杂科学“涌现”的历史事件。

“涌现”的核心特征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现实世界，普遍存在整体大于个别的现象。很多现象和事件在发生时，其实已经具有整体性。元宇宙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在初始阶段就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因为元宇宙具有太多的层面，人们对于元宇宙的认知，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状态。大象本身就是一个大系统，盲人没有能力建立对大象构成整体的认知系统。我们每个人都会越来越明显感觉到，人类正处于“涌现”叠加的时代，需要应付层出不穷的新挑战。

进而，元宇宙也是一个当代历史的重大事件，是若干事件集合的多维度事件，而不是单一性质的事件。例如，2001年在美国发生的“9• 11事件”，属于单一性质的恐怖主义事件。

元宇宙是避免现实世界进一步内卷化的选择

现在世界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和方法解决这个世界问题和危机的过程，大概率将是内卷的过程。但是，有了具有巨大张力的元宇宙，为人类提供了极大的想象和试验空间，可以扭转内卷的关系，即：凡是在人类真实社会无法进行很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可以在元宇宙先做模拟性试验；凡是现实世界解决不了的，可以在元宇宙中实践。

元宇宙的潜力还有待发掘，千万不能过于急功近利。互联网已经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历史，而元宇宙还处于早期。元宇宙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为人类在此时此刻提供了一个all in 的选择。

元宇宙真正功能在于满足人类的余暇扩张需求

下面展示了“世界主要国家人均工作时长排行”：德国：日5.2小时，周26小时；法国：日5.8小时，周29小时；瑞士：日6.0小时，周30小时；英国：日6.6小时，周32小时；日本：日6.6小时，周33小时；美国：日6.8小时，周34小时；韩国：日7.8小时，周39小时；中国：日9.2小时，周49小时。[1]

这些主要国家人均工作时长的排行展现了一个基本规律：人类生存的时间分配模式正在改变，越发达的国家工作时间越短。总体来说，人类的工作余暇呈现扩大的趋势。

工作时间减少，意味余暇增加。也就是说，不管是碎片的，还是整体的，人们因为不需要“上班”的“无所事事”时间增加，导致所谓的虚拟时间消费增加，构成元宇宙的基础性推动力。其实，人们刷手机已经属于元宇宙的一种生活方式，当人们沉浸于手机，这就是世界的改变。当然，刷手机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元宇宙，还是最初始的。将民众碎片的时间吸纳到抖音和微信的平台，是早期元宇宙的“王者”。未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模式还会继续改变，且与元宇宙结合；至于其多大程度上被赋予元宇宙这样的含义和意义，不过是时间问题。

自发的元宇宙和“设计”的元宇宙

目前人们正面临着两个元宇宙：一个是自发的元宇宙。例如，手机属于原始的和自发的元宇宙载体；具有元宇宙元素的电子游戏，也是自发的元宇宙。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元宇宙，这是说人们所要创造的元宇宙，这样的元宇宙，包含不同人群对于元宇宙的想法和希望。换一种说法，自发的元宇宙，属于“非理性”元宇宙的范畴；人们主动和自觉创造的元宇宙，属于“理性”元宇宙。至于元宇宙现在是否处于所谓的“低水平繁荣”，是否存在投资风险的问题，都属于“理性”元宇宙的课题。

元宇宙、理性人和“规范经济学”

既然存在“理性”元宇宙，就存在元宇宙和“理性人”的关系。因为，理性的元宇宙是通过“理性人”实现的。

从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开始，“理性人”已经进入到原始的元宇宙。在这个故事中，不仅主人公具有理性，甚至他所创造的“科学怪人”也逐渐具备了“理性人”特征。后来的科幻小说，不论其中的人物是否是好人，还是坏人，都属于“理性人”。

问题是，一旦理性的因素进入元宇宙，就不可避免地引入人们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存在“制度约束”，也就不再可能是一个非常随意的未来的世界。虽然元宇宙尚处于发展的早期，现实世界的分歧已经开始折射到了元宇宙。不同的社会力量，都希望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关联，以影响未来的元宇宙。

构建元宇宙，存在两种不同的“理性”。第一种理性：准备将现实世界的各种概念平移到元宇宙，例如资本、投资、资产等概念，进而在元宇宙中再建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存在太多无解的缺陷，这条路未必是正确的，也未必走得通。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剥削，难道元宇宙还要有剥削吗？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妇女遭受不平等待遇，难道在元宇宙中妇女地位依然如此？在现实世界中已经严重内卷，有相当的人群已经躺平，难道元宇宙会继续内卷和躺平？在现实世界中有华尔街，难道在元宇宙中再建一个华尔街吗？当然不是。第二种理性：既然元宇宙的未来需要理性选择，那么，不应将现实世界中不好的东西移到元宇宙。例如，元宇宙不拒绝资本，但是，反对资本崇拜，拒绝资本控制。否则，元宇宙将不是人们所期望的元宇宙。

元宇宙具有经济内涵，但元宇宙所需要的是要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而不是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规范经济学不同于实证经济学，其前提不是要什么，而是论证为什么要什么，是价值观和标准。人们现在需要根据规范经济学的原则，基于正确价值观和期望参与元宇宙。规范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支就是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和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

元宇宙和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以经济资源分配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学，主张收入均等化，将均等的分配与社会福利挂钩。世界上的经济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都是福利经济学实践的产物。关于福利经济学，需要提及四位代表性的经济学家。

第一位，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边沁理论的核心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而且快乐和幸福是唯一真正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凡是违背幸福的，都是违背经济规律。[2] 第二位，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 ? 1959）。庇古提出了福利命题。国民财富的增加意味着福利的增加，但是福利的增加必须取决于分配制度的公平。所以，仅仅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是不够的，一个福利社会必须解决分配问题。第三位，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 ? 1910）。瓦尔拉斯提出了“瓦尔拉斯均衡”。在经济上说的福利目标、幸福目标问题需要的社会基础在经济上是一种平衡，社会供给或者社会的超额供给和社会需求，以及超额需求之间必须相等，这样的社会将不会出现资源浪费。第四位，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 ? 1923）。帕累托提出了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就是经济资源的最优分配，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分配变化中，不仅不会损坏已经获得的人群的福利总量，而且至少将导致一个人变得更好。也就是说，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以上四位福利经济学家都是理想主义者。从18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关注的是福利经济的原则和规律。而实现资源配置均衡，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政府作用作为补充。北欧的福利社会证明福利经济学模式确实是成立的。

通常从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归纳了三个基本规律。定律1：不管初始资源配置怎样，分散化的竞争市场可以通过个人自利的交易行为达到瓦尔拉斯均衡，而这个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的配置，即符合帕累托最优效应。定律2：每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人们所应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进行某些初始的总量再分配。定律3：即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有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3]

现在设计元宇宙时，福利经济学应为设计元宇宙的制度框架的重要思想资源。可以说，福利经济学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做到的，很可能在元宇宙中做到。例如，帕累托最优思路逻辑符合未来元宇宙期望的制度。只有元宇宙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元宇宙和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是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

制度经济学也有代表人物。第一位，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 1857 ? 1929）。代表作是《有闲阶级论》，经典中的经典。根据凡勃伦的思想，这个世界存在一个有闲阶级。有闲一定是有钱，钱和闲是一体化的。凡勃伦提出了“凡勃伦定理”：世界上不是越便宜的东西越有人买。而“越便宜的东西越有人买”的规律只是适应社会的大多数人，并不适应有闲阶级。有闲阶级的最大特征是越贵越去买，通过消费高价格证明其社会地位和权势。至今有闲阶级仍然维持着购买奢侈品的冲动，证明凡勃伦定理的生命力。第二位，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 1862 ? 1945）。他关注集体行动，市场失灵需要法律和政府，以及法学、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第三位，科斯（R·H·Coase，1910?2013）。他提出了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第四位，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 ? 2006）。他提出了美国代表的丰裕社会的系统性制度缺陷：生产者主权代替了消费者主权、物质至上和物质产品增加等于幸福、收入分配不平等越来越严重。

制度经济学的下述基本理论框架，对于元宇宙的制度具有价值和意义：

其一，元宇宙和理性人。理性是一个经济学非常重要的前提，假定人都处于有限理性状态，在经济活动中所有经济行为都是为了追求以最小经济资源获取最大经济效益。而在现实世界中，人类行为比经济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更为复杂。抽象的理性人和经济人假设受到相当多条件的约束和改变。新制度学派的诺斯（Douglass C North， u，1920-）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而作为元宇宙的主体，“人”除了以碳基生命为基础的人类之外，还有AI控制的机器人、数字人，以及其他类型的虚拟人，他们理所当然的要超越传统经济学所抽象的理性人，或者经济人的假设和定义，他们会追求实现个体利益的协调，因为元宇宙的制度不会是现实世界的市场制度的映射。

其二，元宇宙和产权。元宇宙的产权体系是基于公共所有制，还是基于私有制，这将关乎元宇宙的前途。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力量试图建立基于私有制的产权体系，例如，在元宇宙中，开启圈地活动，发展房地产，植入市场经济和商业化，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资本原始积累、产权结构，甚至贫富差别，甚至比现实世界更为不合理。所以，元宇宙的产权主体应该是公共资产，公共产品和公共物，超越制度经济学的产权观念。例如，在美国的波士顿中心公园的土地，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私人所有，而是“公有财产”（common good），任何动用和改变这块土地的行为，都需要经过全体波士顿公民投票。所以，这块土地的产权是超稳定的。元宇宙应该学习波士顿的经验，其未来发展应是以坚实的公共资产为基础的。

其三，元宇宙和企业。未来元宇宙的经济组织，不再可能是传统经济中的公司（corporation），或者所谓的现代企业形态。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所讨论和论证的企业存在的环境，决定在元宇宙中，企业规模的因素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主导元宇宙的经济活动组织应该是在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的原则下的社会企业、合作社以及自由人联合体。

其四，元宇宙和交易成本。在现实世界中，因为既得利益结构的固化，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社会、企业和个人交易成本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现实中交易成本高于受益的情况普遍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科斯定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未来元宇宙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引入区块链和各种算力技术，可以实现信息的透明和对称，加之不存在私人部门和公有部门的对立。所以，元宇宙可以实现交易成本和受益的均衡，形成全新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制度，自然，不再存在“科斯定理”的前提条件。

其五，元宇宙和制度变迁。元宇宙的制度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于未来元宇宙制度演变是有价值的。制度经济学非常重视制度变迁和技术之间是有一个关联性的。

现在可以预见到：基于数字技术支持的元宇宙，对技术创新会更加敏感，形成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互动机制。

元宇宙和合作经济

如果具象元宇宙经济形态，那就是合作经济。合作经济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概念。2001年，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对合作社和合作经济作了如下定义：“自愿联合在一起，通过组成联合所有的企业来满足他们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需求和抱负的人们的自治联合体，他们按企业所需公平出资、公正地分担风险、分享利益，并积极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合作经济的核心特征是“自愿联合”体，超脱资本约束。其成员通过平等合作模式，分享所有的劳动成果。

人类在合作经济方面，从乌托邦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已经做过很多探讨和实验。其中，对后人影响最大的实验者是英国人欧文（Robert Owen，1771 ? 1858）。他是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人物，欧文从英国到美国，进行了不同规模和形式的合作经济实践，期望实现工农、城乡和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融合，屡战屡败，至死没有放弃。此外，还需要肯定圣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1760 ? 1825）、傅里叶（Charles Fourier，1772 ? 1837），以及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 ? 1865）在合作经济、互助经济领域的思想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蒲鲁东主义的否定所有权的思想，需要重新评价。

在20世纪，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做过更大规模的合作经济实验，有经验和教训。现在看，20世纪的合作经济之所以没有成功，有很多因素，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不成熟。近些年来，人们在试验的“时间银行”，其实就是一种基于时间的合作经济模式。

目前元宇宙提供了一个应用合作经济的平台和空间。笔者一直在推动“时空合作社”的观念和试验。“时空合作社”的根本特征是实现人们的跨越时间和空间劳动交换和互助。元宇宙与时空合作社有互通之处。

元宇宙和共生社会

建立元宇宙基础的社会，应该成为共生社会。共生的本质是相互依存、利益分享。北欧国家是共生社会的成功案例，因而很少发生社会动荡和危机。

元宇宙具有构建共生社会体的天然优势。共生社会强调人们之间的公正、契约和法律，需要新的法律工具。元宇宙所具备的区块链智能合约，就是元宇宙的基本契约形式，元宇宙可以实施“代码即是法律”（code is law）。 总之，元宇宙可以依靠非中心化的自助组织制度，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平衡，消除所谓现实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根源，形成和平、共生、共享的生态环境。这样的理想，过去做不到，现在可以做到。[4]

进一步说，元宇宙被垄断，或者被少数人控制，几乎是不可能事件。元宇宙的容量可大可小，可能是3个人、30个人、3万人，甚至3亿人。但是，3个人和3亿人的元宇宙是平等的，这就是元宇宙。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以后就有200多个元宇宙，元宇宙最终超越国家制度。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元宇宙。在未来元宇宙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力量和办法给元宇宙设计边界，进而可以强制任何人参加特定的元宇宙。人们对于不喜欢的元宇宙，最大的武器是用脚投票，不喜欢就走。这是元宇宙最大的特征，这就是元宇宙最大的希望所在。元宇宙具备天生的自由基因，这不正是地球上最稀缺的资源吗？

元宇宙可实现真正的“公共选择”，突破“阿罗不可能定理”

20世纪80年代，在《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本是阿罗（Kenneth J．Arrow，1921 ? 2017）撰写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今天民主制度发生危机就是证明了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存在，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不可能从个人偏好顺序推导出群体偏好的顺序。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正是现代民主制度危机的深刻原因之一，似乎无解。但是，如果引入元宇宙的思想，引入DAO的观念和方法，很可能破解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在元宇宙框架下，可以基于利益差别，以共同利益或者共同目标为标准，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状态下，分解成为无限多的社群和无限多的群体，再引入基于算法的利益协调机制，不仅可能对不同偏好加以排序，而且可能推导出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因为逻辑成立，在未来的元宇宙是可以试验的。

我并非是宣传乌托邦主义，或者乌托邦技术主义。乌托邦理念的创始人、人文主义学者和著名政治家莫尔（Thomas More，1478— 1535），因为撰写了《乌托邦》而名垂史册。为什么？因为人类需要理想，哪怕这个理想属于空想。

现在人们关注元宇宙，未来的元宇宙不应该再重蹈世界中的苦难，人性的自私和贪婪，继续现实世界的诸如投资、资本、回报之类的发展思维。那将是非常可悲的。恰恰相反，元宇宙的制度设计将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建立合乎理性的元宇宙社会、元宇宙特色的生产和消费体系。

元宇宙最大的特点，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和享受元宇宙，实现自己，将自己所爱加进去，在地球上实现不了的一些美好愿望，可以通过元宇宙得以试验和实现。为什么希望寄托在Y代、Z代、Alpha代，他们卷入元宇宙，他们对世界的感受和之前的世代存在显著差别。元宇宙和all in是何关系。All in的意思是包罗万象，我希望让更多的理想主义融合到元宇宙未来演变的每一个阶段。

（编辑  季节）

2022年北京冬奥会圆满闭幕，收获无数来自国际的点赞与喝彩。无论是精彩绝伦的开闭幕式，世界一流的专业比赛场地，还是安全严格的闭环疫情防控措施，以及国际领先的技术加持和绿色可持续的环保理念，都赢得了国际媒体和各国运动员的称赞。

传递中国人的浪漫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美轮美奂，彰显大国气度与自信，导演张艺谋用“一朵雪花的故事”将开幕式缓缓铺开，被称赞“懂得中国人的浪漫，传递中国人的浪漫”。韩国首尔新闻评论，“从‘雨水’开始，按二十四节气顺序倒数，最后宣告‘立春’，这个手法向因疫情疲惫不堪的世界人民传达了希望的信息，非常巧妙”。美联社则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人对时间的理解”。“今日俄罗斯”赞叹称，中国以一场引人入胜的开幕式，令世界眼花缭乱，展现了中国日益增强的信心和影响力。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称，运动员们从“中国之门”和“中国之窗”的入口进入体育场，象征着中国敞开大门，欢迎世界。英国《卫报》留意到开幕式选取世界著名古典音乐作为背景音乐的细节，认为这表达了中国对世界各地文化的尊重。英国体育门户网站Inside the Games 刊登了一篇题为《2022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唤起了属于2008年的时代记忆》的文章。文章称赞整个闭幕式的视觉效果令人印象深刻，与开幕式不相上下。此次冬奥闭幕式致敬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雪花飞起、星星汇聚，重现了14年前的“梦幻五环”。

本届冬奥会共设25个赛事场地，分布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其中有13个为新建场馆，还对多座曾用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原有场馆进行改造。比如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变身“冰立方”，通过“水冰转换”制出4条冬奥标准的冰壶赛道。国家速滑馆以其丝带飞扬的独特造型被称为“冰丝带”，是本届赛事唯一新建冰上竞赛场馆。西班牙《阿斯报》称“新场馆体现了中国工程师的奇思妙想”，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则提到了“这里的冰面采用了一种全新且环保制冰方式，也是全球首个采用此种二氧化碳制冷新型技术的冬奥速滑场馆”。首钢滑雪大跳台被称为“雪飞天”，是冬奥历史上第一座与工业遗产结合的比赛场馆，造型设计的灵感来自完成动作所需跳台剖面形态曲线与敦煌“飞天”形象的契合。《纽约时报》称其为本届冬奥会最引人注目的比赛场地，“用于空中滑雪比赛的高耸大跳台以4个70米高的冷却塔为背景”。

领先世界技术的大显神通

作为疫情下举办的国际盛事，疫情防控自然是本届北京冬奥会必然的挑战与任务。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指出“北京冬奥会采取比东京奥运会更加严格的‘气泡式’闭环管理，阻断奥运相关人员与外界的接触”。闭环由一系列体育场馆、会议中心和70多家酒店组成，并拥有专属交通服务，运动员、随队官员抵离及往返于三个赛区只能搭乘赛事专用车辆。主媒体中心的智慧餐厅也引发外媒和外国网友关注，机器人取代人工服务员，从天花板上送餐。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称餐厅场景“就像一部科幻电影”，该无人餐厅也被韩国、日本等多国媒体关注报道。西班牙广播电视台网站报道指出，冬奥闭环内未发生聚集性疫情，中国的防疫举措十分有效。

倍受国际媒体关注的，还有北京冬奥会上各类领先世界的技术应用。《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届冬奥会上，除了在赛场和相关设施内设置用于测温、保洁的机器人外，还启用了专门给空气消毒的机器人。此外，由于冬奥会采取闭环管理模式，物资搬运工作便分派给自动搬运机器人。报道认为5G技术在本届奥运会中也大显神通，三个赛区的赛场以及连接赛场的道路、高铁在内的整片区域均被5G信号覆盖。路透社发表发表题为《中国为“绿色”冬奥展示低碳技术》的文章称，本届冬奥会所有场馆实现了绿色电网全覆盖，同时中国还为冬奥会部署了800多辆氢燃料汽车。英国《自然》杂志专题介绍了北京冬奥会是如何实现碳中和的，并称赞北京为大幅减少碳排放所做的努力。本届冬奥会全部新建场馆达到最高等级的国家绿色三星标准，全部25个场馆均使用清洁电力，此次冬奥会首次使用天然二氧化碳而非HFC制冷剂用于滑冰场制冰，能减少多达2.6吨碳排放。文章称，北京冬奥会还致力于“绿色采购”，配备氢动力和电动车辆。为抵消碳排放，中国新种植树木约6000万棵，这将抵消大约119万吨碳排放。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北京冬奥会的闭幕式上说：“我们欢迎中国成为冰雪运动大国。”他说，本届冬奥会的组织工作“非凡卓越”，并称赞中国人及其组委会“以如此出色和安全的方式”呈现冬奥会。

（编辑  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