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与风险是一体两面，安全可以理解为认知、防控、化解风险。世界经济安全涉及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以及三类风险的混合或综合。1929-1933年的西方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周期性风险又叠加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风险，由此导致持续数年的“大萧条”，影响深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在金融化、信息化不断强化的全球化背景下，在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之上，更带有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对某一具体国家而言，除了一般的周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更为突出的风险是，对这些风险不能准确及时认知或应对不当而导致的政策性风险。

世界经济呈现周期性波动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活动的很大一部分（采掘、制造、建筑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服务业）脱离了自然局限性，日渐兴盛。而在一定生产关系（如资本主义）下的非农产业，由于其在日渐复杂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过程、产品或科技创新过程和资本积累过程，因而也存在周期性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有一定规律性的。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经济危机以后，在整个19世纪，大约每隔10年爆发一次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以后，经济危机间隔缩短到大约每隔7-8年爆发一次。自马克思之后，经济周期理论不断丰富发展，如：为期3-4年的基钦周期，为期9-10年的朱格拉周期，为期15-25年的库兹涅茨周期，为期5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等。此外，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揭示，人类社会经济还有为期150-300年的历史大周期。经济史学清楚地揭示，世界经济在周期中波动发展。

相关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不只呈现趋势性，也有周期性。经济全球化与资本的跨国流动、理论界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关国家的政策等等因素紧密相关。任何一个事物或运动都有其对立面，全球化也是如此。全球化趋势和与之相关的自由主义思潮有周期性，与之相对立的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趋势也有周期性。当全球化因素纳入人类正常思考、企业正常管理、政府正常调控的变量时，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因素便为相应的风险。当今，周期性呈现的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就是世界经济的一大风险。

当今世界经济乱象丛生，风险多点呈现。2021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际贸易总量2021年增长9.7%，2022年将增长6.7%，预计未来增长速度将会进一步放缓。保护主义的影响、新冠疫情的冲击、半导体稀缺和港口积压等诸多问题，导致全球供应链紧张、国际分工紊乱，不仅对国际贸易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也影响特定领域的贸易，进而影响世界经济增长。

大宗商品尤其是农矿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助推世界通货膨胀。目前在物流瓶颈和用工短缺等因素影响下，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持续推高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供应链脆弱现象仍将持续。在这种情形下，作为重要原材料、燃料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使得国际通胀压力更大、较预期更为持久，对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构成威胁。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供应短缺驱动的通胀飙升可能更为持久，通胀在未来几个月可能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到2022年年中将回落至疫情前水平。发达经济体在年通胀率平均达到3.6%的峰值后，将在2022年回落至2%；新兴市场的通胀率预计上升更快，平均达到6.8%，然后回落至4%。

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周期性收割。发达经济体因为通胀率不断攀升（美国在2021年年底达到近40年最高的7%），预期管理（TAPER）、缩表与加息的意向明显，国际资金预计向美欧大幅度回流，一些（开放度大、监管薄弱、增长率低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下，易于发生货币金融危机。

两大结构性风险

事物的结构决定其性质和功能。石墨与金刚石成分相同，只是分子的排列组合（结构）不同，两者的性质和功能便大不一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考量指标，就是国际格局出现了显著变化：从相对意义看，南升北降、东升西降、中升美降。因为力量变化，格局变迁，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这些新特征反过来又影响世界经济安全。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集安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的雄心与美国不甘心霸权实力衰落之间的矛盾，都在不断激化；七国集团与金砖五国影响力此消彼长；霸权衰落，地区强国（伊朗、沙特、土耳其、印度、南非等）跃跃欲试，导致地缘政治格局更加破碎，国际秩序更加混沌无序。

最大的结构性变量是美中两个大国的矛盾，有难以调和之势，且日益尖锐。尽管中方不断表达没有取代美国地位的雄心，但是美国铁心要遏制中国的伟大复兴进程，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从经济指标来度量，2021年美国GDP为22万亿美元，中国GDP接近1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80%。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强化对中国的战略性遏制，从贸易、科技、金融到政治、外交、舆论领域，用尽各种手段，不仅让中国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且也令国际政治、世界经济承受巨大压力，使世界经济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尽管美国百病缠身，总体态势不断沉沦，但是考虑到资本主义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必须丢弃幻想，全身心地谨慎应对，并准备未来可能出现更为扑朔迷离的局面。

2021年10月，IMF发布《2021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1、2022年美国GDP 增长率分别为6.0%和5.2%，中国分别为8.0%和5.6%，印度分别为9.5%和8.5%。中美经济增速差距收窄，印度在后面加快追赶中国的速度。据估算，中国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35年前仍需维持4%-5%的年均经济增速。按照疫情暴发前2019年的中美两国GDP计算，中国若要在10年内赶超美国，需要保持每年GDP增速快于美国 3.5个百分点左右，若要在15年内赶超美国，则需保持2.3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速优势。目前中美两国经济增长态势表明，中国在短期内要维持对美国的经济增速优势，还面临着挑战。高质量增长战略必须有一定的较快增长速度保证。

世界经济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风险，是经济的“虚实”结构，即在国际金融资本多年浸染之下，世界经济总体上不断脱实向虚，实体经济趋向萎缩，虚拟经济不断膨胀，为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增长（甚或动荡危机）埋下越来越多的隐患。2021年10月，IMF发布《财政监测报告》显示，全球已经发出的应对新冠疫情的财政措施资金总额约合16.8万亿美元，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2020年余额共达226万亿美元，余额和增加值均创历史新高。预计2021年全球公共债务高达88万亿美元，与GDP之比为97.8%；2022年该比值预计为96.9%，此后估计会稳定在约97%左右。随着美国国内矛盾日益激化，政府债务不断刷新上限，债务危机逼迫美国货币政策不得不调整，预期管理（Taper）、缩表、加息等政策动向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无穷变数与巨大压力，极可能使得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收紧，引发局部金融市场大动荡风险。

中国房地产金融稳定不甚乐观，经济运行成本居高不下。近年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监管趋严，叠加大型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房地产市场走弱。近期恒大集团爆出数以万计的巨额债务问题，使得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尽管相关监管部门明确表示，恒大集团债务问题是个案风险，远未达到行业风险的程度，但是国内投资者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已更多地关注，房地产市场风险是否有可能引发金融、地方财政、企业债务等一系列次生衍生风险。根据世行数据，2020年中国金融杠杆率大幅上升，债务占GDP比重从2019年的258%提高到285%；虽然2021年一季度小幅下降至280%，但是仍比疫情暴发之前高出约20个百分点。按照目前的市场利率，中国庞大的债务存量意味着日益沉重的利息负担。据估算，非金融部门新增信贷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偿还现有债务。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超预期大幅攀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再度攀升至10%以上；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有所增加，二者剪刀差加大，工业企业承担了较大的压力。中国经济实际运行成本居高不下，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增添变数，而且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增加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加剧系统性风险

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元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它又是所从属的更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系统内每个元素、每个子系统都不可或缺，一旦某个元素或子系统出现失常，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系统性风险是指由于各元素、各子系统相互关联，一个元素对其他元素、一个子系统对其他子系统产生影响，风险在系统内集聚、无法分散，进而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自20世纪60-70年代后，科技信息化、经济金融化浪潮席卷全球，世界愈发走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宗商品价格涨跌，义乌小商品价格指数变动，中东产油设施遭遇恐怖袭击，“欧猪五国”发生债务危机，看似一个个孤立事件，实则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波及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情绪，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经济。

美国的一举一动，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控都会影响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当一国资金之涓涓细流因“羊群效应”急速抽逃而形成滚滚洪流的时候，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就会在相应国家发生，特别是那些只会跟随美国节拍跳舞的国家将受到更大的威胁，因为IMF和西方国家往往会开出齐天的救援价码。1997年东亚一些国家已遭遇过不幸，如果还是跟随美国节拍跳舞，就难免再次跌倒。

近年来，实际占据世界经济系统性风险榜首的是新冠疫情，以及背后可能存在或被炒作的生物战。两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相关死亡人数已超过500万。多年来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相关生产企业在获取原材料、维持合理库存和交付产品方面均承受重压。受极端天气影响、货轮数量减少、劳动力短缺、港口因疫情而封锁、防疫措施降低港口工作效率等多种因素影响，全球海运成本高企、港口拥堵、交付延迟。从上海到纽约的一个40英尺集装箱的运费已触及2万美元大关，而两年前不到2000美元。美国各港口船满为患，拥堵在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的集装箱船数量屡创记录，滞留其他各港口的集装箱数量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疫情多点扩散造成大量服务类消费、接触性消费下滑，假日经济不振，旅游消费疲软，铁路航空运输受限。新冠疫情和自然灾害导致欧洲、北美和亚洲芯片工厂陆续关闭，芯片供应短缺，汽车大幅减产；“芯片荒”的影响还从汽车产业蔓延至消费电子产品领域。疫情无情肆虐，加上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火山喷发、地震海啸等）、恐怖袭击、“颜色革命”不时上演，地缘政治时而紧张等等，无疑加大了世界经济复苏难度。

对风险的不当认知与应对带来的风险

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①]准确及时地认知和判断风险十分重要。经济学家往往有一种莫名的自信，认定经济问题总能够通过经济思维与经济方法来解决。实际上，很多经济问题的源头或重要影响因素不在经济领域，而在社会、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而所选择的经济思维则是西方教科书所指定或认可的，这种指定或认可的经济思维，又集中表现为发展逻辑思维。例如，金融风险积累导致危机爆发，主要因为金融发展（深化）不够所导致，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金融发展策略，将使金融市场更加稳定、服务更加有效。很多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被循循善诱的，结果导致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他们的发展成果不断被劫掠，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安全与发展紧密相关。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保障；安全和发展应统筹协调，同步推进。不发展、不当发展、不充分发展、内卷化发展等等，都会导致一系列安全问题，甚至看起来成功的发展，背后却藏有隐患。所谓“中国威胁论”抬头、中美摩擦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持续快速发展而导致的。“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②]但是，安全与发展又有区别：发展更多是面向未来，积极向上向善向好，努力更高更快更强，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安全更多是回顾过去，以史为鉴，注重底线思维，遇事要往最好处努力、同时考虑到各种不利因素和可能的威胁与挑战，做好充分准备。为了稳妥和安全，往往可能要多付出一些必要代价。历史经验表明，仅有发展思维，或仅凭安全逻辑，都很难达成国家有效治理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新时代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对于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安全问题，不能只有经济思维，还要考虑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过度的自信容易导致自满，从而出现预测不准、监管不力等问题。面对复杂的世界，必要的经济以外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没有很好掌握，前人的经验被忽视，自己的思维被局限在狭窄空间中，就不可能赢得斗争的胜利。

（编辑  宋斌斌）

开拓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思路

中国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发展思路，与西方主流思维有明显区别，从而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不再能独揽发展策略的话语权。在后冷战时代初期，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都不由自主地落入新自由主义思想窠臼，他们普遍面临发展道路选项被高度窄化的困境。

中国的决策者并不接受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也不相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更不盲目模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的市场万能模式。中国成功的实践经验，是政府与市场两手并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顶层设计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推进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国有资本、集体产权、民营资本与外资都是构成市场经济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策的连贯性和方向感，促使国内不同组成部分和利益相关方，为实现国家长远发展目标达成社会共识。此外，中国非常强调尊重国情差异，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与难题，需要与时俱进采取不同的对策。这些基本思路都超越了西方主流思维的框架。

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多数国家都面临所得分配鸿沟不断加大的问题，尤其是劳工阶层的薪资增长缓慢，跟不上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劳工的单位产出效率在提升，但劳工却无法分享应得的经济果实；公司大股东与管理阶层的股利与分红却节节升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2018—2019年的全球薪资报告，中国的经验却逆向而行，打破上述的全球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劳工的薪资所得的提高基本上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劳工薪资调涨的速度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也相匹配，这在全球范围是罕见的。中国的劳动管理部门对基本劳动条件保障的执法监管是相当到位的，若劳工举报权益被侵害，也通常可以及时得到行政上的帮助。

此外，在中国如此大的版图范围内，打造高效率全国单一市场所需的现代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产品的均等化与普及化的程度，在发展中国家独占鳌头。今日的中国，即使是四线城市与中等规模的镇，所有最基本的现代社会基础设施，例如市政道路、供电与供气、自来水、下水道、街道照明、公园绿地、通信与网络、邮政与快递、金融保险服务、治安与交管、中小学教育、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设施等，都一应俱全。

公共服务产品的均等化与普及化，全国范围的交通运输与通信设施的互联互通和质量提升，以及逐步放宽的社保跨省转移，让劳动与商品可以非常便捷地在全国流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境内的货物运输平均成本不断下降，这使得中国物流成本优势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中国物流业的整体绩效在全球的排名也不断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物流绩效指数（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排名，2018年中国大陆的物流效率在中等收入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2，在全球16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第26名。这些条件让偏远与落后地区的个体与集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机会大幅增加。这也是中国大陆电子商务与网购如此发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关键原因。

中国模式在非洲国家普遍得到关注。例如，东非大国埃塞俄比亚就非常认真地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有些西方媒体还称埃塞俄比亚为“非洲的中国”。过去20多年，中国为埃塞俄比亚培训了大量的中层与高层政府干部。林毅夫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经常为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出谋献策。埃塞俄比亚政府也参考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与执行自己的五年综合发展规划。这个人口已经达到一亿的东非大国，进入21世纪以来GDP几乎以年均10%的惊人速度增长。在实施的第二个五年综合发展规划——增长与转型计划中，埃塞俄比亚政府给自己定下了到2025年成为非洲大陆轻工业制造龙头的目标。这些年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亮丽表现，已经让更多邻近的非洲国家政治精英开始认真研究中国模式。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已经成为非洲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是非洲联盟的总部所在地，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与各国非政府组织都选在这里设立办公室。这里也是中国人在非洲的最大聚集地，这里60%的大型工程都是由中国企业负责兴建。比如东非第一条城市轻轨，埃塞俄比亚第一条高速公路，从首都通往红海沿岸吉布提港的电气化铁路，以及于2018年封顶的东非第一高楼，都是中国企业承揽的。埃塞俄比亚现在已经成为中资企业登陆非洲的桥头堡，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成为第三世界中最可靠和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之一，联通80个国家与地区，开辟了飞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香港、深圳的直航航线，每周有多达34个航班直飞中国。难怪埃塞俄比亚的副总理曾说：“我们的全球发展伙伴中，第一是中国!第二是中国!第三还是中国!”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融合工程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全球化方案，也是中国回应“逆全球化”挑战的有效策略，代表着中国将引领非西方国家探索全球化新路径，并适度修正全球化游戏规则。

过去30多年，美国版的全球化方案主要是为跨国资本与跨国企业利益服务，将政府的职能缩到最小，让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追求最大投资回报，让跨国企业所代表的市场力量全面主导生产资源配置与塑造消费偏好。中国将自己过去35年所累积的政府与市场两手并用之发展经验，介绍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通过新的政策协商机制、经济整合架构、长期融资平台，以及技术与产能输出策略，让欧亚大陆与环印度洋地区借助全新构建的贸易、投资、运输、通信与能源联通网络，形成紧密的经济板块，并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融合工程。这个宏大的构想依托欧亚大陆板块，外连非洲与拉丁美洲。“一带一路”倡议是全方位开放的，中国不搞小集团与军事联盟，也不会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来围堵哪个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将加速推进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推动大型跨国基础设施合作，开辟新的经济走廊，打造全新跨国基础设施联通，促进内陆国家与海洋国家同步发展，带动世界经济板块重组。

因为中国走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所以更知道南亚、非洲这些国家需要什么。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倡议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是过去西方国家不愿意提供的。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把很多欠发达国家面临的难题都推向市场。例如这些国家说“我的基础设施不行，我没有很好的融资渠道”，这些机构就会说：“你就找华尔街投资银行来给你当顾问，让它帮你设计融资方案。”结果这些计划根本不可能启动，因为华尔街投资机构希望得到的投资回报率太高，导致这些项目的财务规划常常流产。

过去，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都是一对一的，例如美国援助埃及，澳大利亚援助印度尼西亚。这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很少从整个地区的角度去考虑相邻国家的共同需要，所以非洲即便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大陆，但它内部的互联互通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中国在这个领域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宏远规划，中国正全力推进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推动大范围的跨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与非洲有很好的互补优势。

中国不仅可以提供比较传统的公共产品，比如跨国高速公路，洲际铁路联运，以及在运输、信息、通信与能源领域的大区域互联互通，还可以提供新型的公共产品，特别是基础设施融资机制、跨国电子商务平台、卫星导航与海洋生态信息系统，以及包含绿色农业、新能源、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在内的新兴科技领域的知识与技术分享。

希腊自己没有能力再更新、扩张比雷埃夫斯港的设备与容量。COSCO一开始投资，马上就使该港的吞吐量翻倍，随即开始配合兴建铁路并向巴尔干半岛延伸，让它的吞吐量更大，这是以前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现在由内地企业跟港资企业在全球承租、投资或营运的集装箱深水码头，占全世界海路集装箱运输的比重高达70%，令人难以想象。

“一带一路”倡议将为欧亚大陆开辟许多新的陆上经济走廊。过去全球化的经济辐射作用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但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铁路、高速公路、内陆经济走廊，让内陆国家与地区也可以便捷联通全球经济。它的覆盖空间与辐射作用会超过以前任何历史时期，这也是让全球化与包容性增长目标相结合的必要策略。

中国对落后国家的技术与知识分享也远远超越过去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不会对落后国家事事讲知识产权，然后坐收专利使用费。袁隆平院士去中东教当地人怎么种海水稻(耐盐碱水稻)，从来不是从牟利角度出发，从不要求先注册种子专利、向当地农民卖高价种子赚钱，那是孟山都公司干的事。当然这动了孟山都的奶酪，它一定反对中国搞这些农耕技术援助工程。但站在人类整体的发展来看这是好事，利人利己，为什么不鼓励呢？中国把自己富余的产能运用在其他需要的地方，并在环境、医疗、绿色能源、农业技术等很多领域，提供技术与知识分享机制，这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将来也一定是推广全球电子商务平台的领导者。试想，如果电子支付系统可以全球通行，快递服务网点可以遍布五大洲，而且小额跨境商品可以享受零关税，那将形成彻底的全球化经济。哥伦比亚种植咖啡的农民，可以通过网络在全世界寻找消费者的订单，定量生产。而且将来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完整记录与追踪咖啡豆的生产与运输过程，保证产品符合原产地与有机认证，没有假冒伪劣。很多消费者可以很方便地从源头购买，绕过垄断咖啡豆采购的跨国企业。许多个体经营的咖啡店也可以与星巴克这样的大连锁集团公平竞争，跨国饮料集团也无法继续维持目前从采购到零售环节之间的巨大利润，全球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均可成为赢家。

地球上最大的安全合作组织

2015年7月上旬，普京总统在俄罗斯乌法市召开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同时，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也在此举行。这两场峰会的重要性与后续影响，远远超过西方媒体的预期。“乌法双峰会”帮助俄罗斯阔步走出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阴影，也为“一带一路”倡议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双峰会最重要的历史性突破，就是上合组织正式启动同时吸纳巴基斯坦和印度为成员国的程序。横跨欧亚大陆的上合组织将成为目前人类历史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安全与经济合作组织。

西方观察家经常把上合组织与北约组织相提并论，将其视为中国和俄罗斯领导的中亚地区安全合作组织，有与美国领导的北约组织相抗衡的用意。上合组织体现的是多元文明共生。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承袭不同的文化与宗教传统，但都坚持以平等互信为基础、以互利共赢为原则、都愿意推进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上合组织秉承“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奉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原则，不把自己的安全需求建立在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之上。尊重所有国家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发展道路的权利。

2018年6月，上合组织峰会在青岛顺利举行，与会各国元首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18—2022年)》。与会国还共同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了反恐、禁毒、环保与粮食安全等10多份合作文件。各国元首共同发表的《青岛宣言》明确点出对全球秩序变迁的基本判断，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地缘政治版图日益多元化、多极化，国与国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紧密。

上合组织将是新型国际关系模式的重要实践，如果能克服政治障碍，逐步积累成功的实践经验，上合组织将可以引领人类社会在全球范围构建一个真正稳定、基于规范、保障多样文明共生共荣的安全秩序。

如何驾驭科技革命

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如何驾驭突飞猛进的科技创新。2017年，我在台北曾和弗朗西斯·福山有一场对话。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未来竞争的关键，不是在已经看得到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核聚变、半导体等，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的趋势，真正的挑战在于社会制度的创新。

现在人类社会正处于“科技大爆发时代的前期”。这些科技爆发未来对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形态、公共治理的模式，以及国际关系都会产生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影响。人类社会需要更快速去驾驭数字科技、信息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把它们的应用引导到增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上，并确保新科技带来的经济效益能够达到雨露均沾的合理分配。

未来发展道路的竞赛就看哪个社会能够走在最前面，能够更灵活、更有开创性。如何让新的AI科技在增强人的能力上，加强应用性上，让绝大多数利益攸关者在科技推进的社会制度变革过程中都有机会受益，这是一场全新的挑战。在这个领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上。对西方国家而言，这也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全新挑战，旧有体制要做巨大的调整才能适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交易平台的规模效益与网络效应惊人，再加上数字科技的生产力具有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特性，所以容易形成少数垄断性科技集团，可以轻易扼杀数字科技原本蕴含的巨大普惠效应，更会导致极端扭曲的社会权力结构与贫富鸿沟。如果政府无法采取有效监管与强制拆解措施，防止巨型科技企业对数字资产的垄断、操控与滥用，不能为新时代创立全新的法律架构明确界定数字资产的集体产权属性，以及保障社会成员对自己贡献的数字资产享有支配权与收益权，那么垄断性数字资本集团的出现是必然的结果。

过去20多年，美国完全放任华尔街金融资本驱动科技发展路径与数字科技企业的商业模式，已经走上一条歧路。极少数垄断性数字资本集团扭曲市场竞争机制，逐一吞并或歼灭竞争对手，以及利用垄断销售平台、同时压榨消费者与供应商。结果是极少数超级富豪拥有前所未有的社会权力，他们控制经济命脉，掌控所有人的隐私信息，操弄民意、影响选举结果与左右国会立法。同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更趋严重，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超过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任何时期。

美国经济权力与财富集中程度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田地。有90%以上的在线搜索都是通过谷歌完成的，脸书与谷歌共同控制80%以上的在线数字广告市场。华尔街所称的六大科技集团，英文缩写为FAANGM，这六个字母分别代表脸书、亚马逊、苹果、网飞、谷歌与微软。这六大公司的股市市值在2013年就已经占美国股市总市值的9%，2021年已经膨胀到25%以上。这六家公司也支配着巨额的政治献金预算，在美国国会安插了众多利益代言人，所以它们可以回避反托拉斯法的监管，大范围免除纳税义务，甚至可以动用美国政府力量来阻挡欧盟对它们进行监管或抽取数字交易税，已经是尾大不掉。

立足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放任华尔街资本来主导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或是纵容那些掌控垄断性电子商务平台的中国企业模仿美国那一套——从消费者与供应商身上两头剥削、攫取暴利的商业模式。在发展数字经济的道路上，中国要引领全球进行制度探索与创新，以尽可能实现数字科技革命所蕴含的巨大普惠效益为终极目标。例如，像滴滴这样具有市场垄断地位的网约车平台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只是让极少数的人一次性拿走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公司未来预期收益，等于是让滴滴大股东从几百万网约车驾驶员与几亿乘客身上，一次性提取了未来二三十年的压榨与剥削。

滴滴这样的垄断性交易平台，政府要提供有效的法律架构与有力政策扶持，可以转型为合作经济模式。首先应该明确界定这些平台的大数据的共有产权属性，它的收益权也属于提供信息的驾驶员与乘客集体所有。在合作经济模式下，驾驶员(供给方)可以得到更好的劳动权益保护，乘客(需求方)可以享受童叟无欺的高质量服务，平台产生的超额利润应该高比例地回馈给驾驶员与乘客，就像合作社社员分红一样。平台的管理团队应该得到合理的劳务报酬与绩效奖励，但不应该拥有股权收益，交易抽成比例与收费模式应受政府严格监管，而且必须积极配合城市与治安管理的社会义务。其他各类的垄断性网络交易平台也都可以转型为合作经济模式，让数字科技时代生产力大爆发的经济效益能为社会多数人分享。当然，这样的新型分享经济模式会牵扯巨大的利益冲突、复杂的博弈，但这样的思路可以开启很多前所未有的社会创新实践。各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式都应该尝试，并发掘其潜力。

由深度学习、大数据、物联网以及量子运算等科技领域带动的社会冲击与经济结构变革，将是史无前例的，也是颠覆性的。人类将首次迎来一个超级透明的社会，每一个人的生物特征与一生足迹，都会被完整记录。从个人所继承的遗传基因编码开始，所有的健康、体验、言行、移动、消费、生产与交往活动细节都将被完整记录。每一个人一生将完全透明，一言一行都有记录，好事与坏事天下皆知，而且数字记录很难改。纸币可能很快会由数字货币全面取代，所有经济交易与金钱流向一目了然。将建立无死角的社会信用制度，腐败无所遁形，财富无法藏匿，企业无法逃税，犯罪难逃法网。

伴随透明社会而来的将是超级智慧政府。政府拥有最完整的大数据与最强的运算能力，可以对社会进行全天候、全覆盖的数字管理。政府掌握了每一位公民的体质特征、健康状况、社会关系、生活习惯、经济活动与资产变动的所有记录，并据此提供公共服务，进行智慧城市管理，以及调节经济活动。

面对掌握大数据资源，具备超级运算与深度学习能力的政府，传统西方国家所依赖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将失灵。在超级透明社会时代，必须设计新的权力制衡机制。超级智慧政府的运行本身就需要内部日常管控与监督机制，这些内控机制需要配备等量齐观的数字资源、运算能力与深度学习能力。

中国的全球担当

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已经落后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主动承担国际秩序重组过程中的一个建设性角色，这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科技大爆炸时代把人类社会带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通向零边际成本社会与分享经济的理想时代，也有可能跌入数字资本绝对支配与垄断的黑暗前景。多数新科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如果没有新的监管与社会再分配机制，很可能被极少数人攫取。而且将来这些垄断交易平台、智能专利与大数据库的企业，创造的投资回报都是可能达到几百倍、几千倍，因为知识经济时代很多生产活动的边际成本都接近于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算法与信息，这些信息的复制成本趋近于零。

全球的经济游戏规则需要做调整。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下打造的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实际上是资本友善至上、私有经济至上，它的行动主体、主角或利益驱动者，就是大型跨国企业、跨国银行、投资机构、私募基金等。实际上，它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积累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也让虚拟金融活动泛滥，严重威胁到实体经济活动。

资源与财富快速地集中在极少数群体的手中，对宏观经济也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未来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必须掌控平衡资本友善、劳动友善、环境友善三者。所谓兼顾资本友善，不是要把资本消灭，因为资本有它的活力与动力。在有些市场结构中，应让国有企业与合作型经济体有参与的机会，占有一席之地，这样产业生态比较健全，会产生好的竞争效率。而且网络科技与数字交易平台的发展，将会打破完全由跨国企业垄断的跨国经济分工或者产业供应链，实现生产组织扁平化。很多个体、小微企业、边缘经济体都可以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分工。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发生了，只是还没有很好地变成跨国联通机制。

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弥补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不足，同时还在现有的机制出现基础性动摇时提供主要支持。中国还积极参与新兴全球议题领域的规范构建，例如海洋与外太空的人类公共资源的维护与管理，以及在电子加密货币与互联网领域新全球规范的构建。例如，IPv6的逐步推广可以有效打破美国独家的主控权，让互联网变成一个最重要的、真正实现共建共有共享的全球基础设施。中国正在积极参与互联网行业、数字经济规范和经济规则的制定。中国定期在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逐渐得到全世界的互联网行业巨头认可，并认为它们不能缺席这个年度聚会，因为这蕴含很多行业中新的发展趋势和新的合作机会，还有一些新的规范的制定。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中国规划从欧亚大陆开始做起，通过全球范围内特高压输电网连接，实现全世界能源供给的共享，在技术上与经济可行性上已经打下基础，因为中国有一家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的大型国企——国家电网。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已领先全世界，它首先解决了中国自己的西电东输问题，也在巴西、菲律宾、澳大利亚承担建设长途输电网的工程。此外，中国在光伏发电、第四代核能、地热发电以及核聚变能源领域都已走在世界的前沿，这些都是更清洁与更安全的能源，可以减少碳排放，促进可持续发展。如果这个愿景能实现，人类社会与命运共同体就相距不远了。

（编辑  季节）

近年来，在国际舆论场涉疆话题颇受关注，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不断炒作涉疆议题，攻击我国治疆政策，甚至将其作为对我国开展舆论战的重点方向和重点内容。面对强大的舆论攻势，我们只有知己知彼，通过国际比较，了解国际涉疆舆论的趋势和规律，才能讲好新疆故事，传递中国好声音。

20年来国际涉疆舆论趋势

媒体的报道数量能够体现其对报道议题和对象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因而，我们选取15个国家和地区的20家海外媒体对其1999年至2019年的涉疆报道数量进行了统计，发现国际舆论场对涉疆报道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性，议题的关注既存在周期性和规律性，也存在反常性和操纵性特征。发生突发性、反常性事件时，海内外媒体的涉疆报道明显数量增加，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少，呈现明显波浪型趋势。同时，近年来反华势力出于战略图谋故意制造热点，试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涉疆话题持续升温。统计显示，1999年，20家海外媒体共有86篇涉疆报道，2019年达到7420篇，期间出现时降时升的态势。20年来，国际涉疆舆论趋势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9年至2009年。改革开放以后，新疆的地理和资源优势日渐突出，与国内外的经济贸易来往也日趋频繁，国内外社会各界开始关注新疆。尤其是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西方媒体介入报道新疆发生的系列暴恐案件，20家媒体每年的报道总量基本保持200篇左右。2008年我国举办奥运会，国际舆论对新疆的关注上升，报道量达695篇。2009年，新疆发生“7·5”事件，国际舆论场的涉疆议题首次达到高峰，报道数量达1216篇。

第二阶段为2010年至2014年。随着我国政府有效妥善处理“7·5”事件，及时公布相关细节，邀请驻华使节到新疆参观，国际社会对涉疆议题的关注日趋下降。2013年和2014年，在疆内外连续发生了系列暴恐事件，国际舆论场对新疆的关注度再次上升，2014年的报道量达2986篇。

第三阶段为2015年至2017年。从2015年年初起，随着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进一步完善防恐维稳措施，暴恐事件多发频发趋势得以有效遏制，国际舆论场的关注度再次下降。2017年年初，西方媒体抨击的重点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逐步转向党的治疆方略和具体防恐维稳措施，职业技能培训成为炒作的热点，海内外媒体的报道量达到1981篇。

第四阶段为2018年至今。在此期间，新疆连续多年保持社会安定祥和的局面，没有发生暴恐事件。按照新闻传播规律，这个时期媒体的涉疆报道本应有所下降。但是，恰恰相反，2019年的报道达到7420篇，是2017年的3.75倍。西方一些媒体、政府和智库联手共同炮制了一系列话题，发布所谓研究报告，举办听证会和学术研讨会，甚至不惜使用“种族灭绝”等骇人听闻的关键词，再次炒作涉疆议题，试图引起国际舆论对新疆的关注。部分西方国家通过所谓法案和决议，推动涉疆话题从舆论层面进入实践阶段，对我国治疆政策进行全面攻击。可见，这个时期的国际涉疆舆论是西方反华势力操纵的产物，很多报道完全违背新闻事实，人为制造“信息”，而不是对新疆社会进行真实报道。

国际涉疆舆论炒作的热点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以所谓民汉矛盾、压制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为主要叙述框架，抨击我国民族宗教政策。2017年起，西方媒体连续制造不同话题进行持续炒作。

1. 种族灭绝话题。2020年6月，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发布题为《绝育、宫内节育器和强制性计划生育：中共在新疆压制维吾尔族人口出生率的运动》的研究报告，片面引用一些数据和别有用心的个案报道，妄称“新疆自然人口增长急剧下降”，污蔑新疆存在所谓“强制绝育”问题。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例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维吾尔族总人口为10069346人，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已达11624257人，增长11.5%。就我的家乡喀什来说，2010年总人口为3979362人，2020年为4496377人，增长11.3%。西方政府、媒体和智库试图通过使用“种族灭绝”的说法让人联想起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是很无耻的宣传战和心理战手段，目的是抹黑丑化我国国际形象。

2. 职业技能培训中心。2017年年初，西方媒体片面选择所谓人权组织和境外流亡分子提供的虚假信息，恶意炒作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教培中心”）话题，并将其诬称为“集中营”“再教育营”“拘留营”，通过标签化的关键词，对我国去极端化工作和具体措施污名化。其实，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据2020年的统计，0－14岁、15－59岁的人口占比分别为30.51%、60.95%。同时，维吾尔族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8944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薄弱，法治意识淡泊，容易受到宗教极端思想和“三股势力”的蛊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有利于提高学员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和就业能力，促进劳动力就业，并有效遏制宗教极端主义蔓延扩散，着力消除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3. 强迫劳动话题。这是紧随教培中心话题后的另一个炒作热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和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发布题为《出售维吾尔族》的所谓研究报告，声称教培中心结业的学员并未回归社会，而是被“强制”安排到工厂从事“强迫劳动”。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大量转载和刊发该报告，并鼓动部分西方政府对相关企业采取“制裁”。

   实际上，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始终坚持把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相结合，多渠道增加就业。通过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推动新疆各族人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例如，2017年喀什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10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13元。2020年喀什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32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276元，比2017年分别增长13%和28%，这是劳动创造财富的结果。

4. 寄宿制学校话题。2017年起，西方媒体开始抨击新疆的教育措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德国反华分子郑国恩等发布报告称，新疆政府把当地小孩送进寄宿制学校，“强迫”他们与父母分离，新疆设置寄宿制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实施大规模拘禁行动。众所周知，寄宿制学校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各地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采取寄宿模式帮助儿童就近入学、控辍保学，减轻孩子和家长的压力，这样做既符合教育规律和现实需要，也是中国政府落实扶贫工作的具体措施，住宿费用由各级政府补贴或承担。新疆自治区政府也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指出新疆设立寄宿制学校与去极端化毫无关联，学生是否寄宿，完全由学生本人和家长自愿选择，不存在强迫。这样一项惠民利民的德政，竟然也成为西方攻击新疆、攻击中国的一个借口，可见蓄意之恶。

   国际涉疆舆论的操纵特点

   在现有国际传播体系下，西方媒体尤其是美英媒体占据话语主导权，拥有雄厚的资源和庞大的采编队伍，国际涉疆信息出现从美英媒体依次向其他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海外华文媒体流通的状态。统计显示，20家媒体涉疆报道总量中，西方媒体占87.3%，发展中国家媒体和华文媒体分别占2.5%和10.2%。其中，美英媒体分别占总报道量的82.3%和西方媒体报道量的94.2%。

   同时，由于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制约，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海外华文媒体报道涉疆议题时，转载西方媒体尤其是美英媒体的报道并且占比较大。数据显示，20家媒体转载和采用61个信源的稿件。其中，排名前20的信源占总数的91.6%，并且多为美英媒体信源。总转载稿中，西方国家信源提供的稿件占总数的84.1%；发展中国家信源提供的稿件占总数的8.9%，我国信源提供的稿件占总数的7%。可见，西方新闻机构是各国和地区媒体主要信源和被采用对象，美英媒体是全球涉疆议题的设定者。在他们合力围攻中国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新疆的美好形象被西方舆论玷污也就不奇怪了。

   议题选择将影响受众对报道对象的认知，同时体现媒体的价值取向和立场。由于大部分受众尤其是海外受众缺乏对新疆的真实体验。因此，他们对新疆以及党的治疆方略和具体举措的认知来源于媒体，尤其是以美英为主的西方媒体。新疆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长期以来，西方媒体以人权和反恐维稳类的时政信息为主要选题。统计显示，2016年1月至2020年6月，时政议题在20家媒体涉疆报道中的比例高达75.7%。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不同，对人权的认知和保障各异，因此上述议题在报道中容易产生歧义，而媒体偏向性的议题选择，导致受众心里构建拟态负面的“新疆形象”。

   真实性和现场性是新闻的基本属性，也是客观反映新闻事实的重要因素。但很遗憾，现场性也是国际涉疆舆论场最为缺失的内容。统计显示，20家媒体涉疆报道中，发稿地区为媒体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占70.5%，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占21.5%，中国大陆的占8%。可见，大部分涉疆报道并非在事发地或新闻现场完成。相当部分新闻素材来自西方政府、研究机构、媒体、非政府组织和“东突”组织，报道中出现错误信息的反复引用也就不奇怪了。此外，在描述新闻事实时，西方媒体往往采取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通过使用具有倾向性的负面词汇和关键词过滤，将中国政府的行为负面化并对治疆政策进行质疑和否定，使新闻失去基本的客观性。

   图1: 热词统计（注：关键词在报道中出现的频率越高，字体越大）

   通过对热词的统计，我们发现“中国”才是所有这些舆论的核心，新疆只不过是排在三四位层级的从属地位，讲新疆无非是攻击中国而已。我们还发现，涉疆国际舆论场是一种有计划的新闻生产过程，其中各类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依赖关系：即所谓学者和研究机构撰写发布各类研究报告，各类非政府组织和西方媒体率先进行传递，各类政要和发展中国家媒体转载和引述，政要和媒体的言论又作为各类机构论证其观点的佐证被转引的循环模式。同时，西方媒体重视研究机构、非政府和人权组织对涉疆议题的话语权，通过选择性引用这些“权威学者、非政府和人权组织”的言论，将自身观念隐藏在信源背后，通过引语表达观点。在引用我国信源时采用多信源拼凑方式，即在引用我国政府和媒体信息时，援引海外专家、其他机构和“东突”组织的言论，对中国官方媒体的观点提出质疑。总之，西方媒体、政府和研究机构围绕涉疆议题表现出的高度一致性，实属罕见。期间，随着涉疆议题的炒作，美国等部分国家通过所谓的涉疆法案，采取具有象征意义的实际行动。可见，国际舆论场的涉疆议题已不仅是一场舆论战，而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战略的组成部分。

   做好涉疆外宣工作的路径和策略

   我生在新疆，长在新疆，目前在高校从事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工作。多年来，见证了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为此倍感振奋。作为一个学者，面对西方的无端攻击和指责，我倍感愤怒。亲身体会和深入研究告诉我，这些都是毫无依据和无中生有的谎言。作为一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希望家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兄弟省市的无私帮助下，得以迅速持续发展；全疆各族人民取得的成就和造就的辉煌，能够被外界理解和接受。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通过举办系列专场新闻发布会，邀请海外政要、华人华侨、学者和记者来疆实地查看，教培学员现身说法，赴国外面对面交流和宣介等方式，向外界展示新疆欣欣向荣的社会局面。国内院校和研究机构发布系列报告，从学术层面阐明事实。国外使节以撰写文章和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方式，向所在国家受众传递我国立场。实事求是地讲，新疆外宣工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值得肯定。但是，西方的污蔑抹黑从未间断，为此，应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做好中华传统人文项目的开发和宣传。目前，新疆的旅游宣传口号是“大美新疆”，并注重体现新疆的自然之美。但是，新疆之美还应包括人文之美、历史之美、民族之美和文化之美，不能见物不见人。自西汉至今的2000多年来，中原文化始终影响新疆地区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应该保护、开发、挖掘和大力宣传在新疆各地保存的中原文化遗址和文物，通过他们展现长期以来新疆各民族、各种文化并存的事实，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历史鲜活起来。

2. 注重宣传新疆多民族多文化并存格局和形象。目前，新疆共有55个民族成员，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并存，全疆各族群众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受益者和见证人，对新疆的实际情况最有发言权。因此，涉疆外宣要强调众多民族长期共存的“中华民族”概念，凸显各民族开发建设祖国边疆的贡献和在党的领导下走向共同富裕、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传递各民族的形象和声音，共美共荣。

3. 突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作用。两千多年来，屯垦戍边在保卫边疆安全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推动新疆农业生产现代化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新疆的一个组成部分，外界的知晓度仍偏低。讲好兵团故事就是讲好新疆故事的一部分，就是讲好新疆现代农业、牧业和工业现代史，以及民族团结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其作为新疆外宣的一个特色。

4. 进一步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近年来，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新疆与海内外的文化交流相对减少，很多交流采取线上交流的方式。但是线上沟通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效果，还是不如面对面交流。因此，要组织国外友好力量来新疆实地考察和开展研究，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疆，从而影响当地社会舆论和国家政策走势。同时也可组织国内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出访进行学术交流，在面对面沟通中促进理解和形成共识。

5. 发挥国外民间力量的作用。海外有相当数量的友好智库和媒体，并对涉疆议题密切关注。由于文化传统差异，西方受众往往对政府提供的信息持有怀疑态度，相比而言，民间声音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因此，要发现和团结对华友好的政治家、学者、企业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平台，动员他们必要时一起发声，甚至面对西方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封堵，完全可以通过跟帖、留言等形式在西方一些新媒体平台上发声，利用他们的平台介绍新疆的真实情况。

6. 采取平民视角，讲述个人故事。注重个性化的案例和故事讲述，从讲好一人、一家、一村、一市的故事着手，引导群众参与涉疆的宣传工作。当下，新媒体平台为个体传递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可由传统媒体主导策划，通过举办各类视频大赛等方式，鼓励群众在大的主题下，拍摄众多短视频、抖音和快手短片的形式，讲述普通民众过着美好生活的真实故事，以小见大，加强正面宣传效应。近期，新疆出现了“马背上的副县长”贺娇龙，“热娜局长说沙雅”等短视频节目，博主热娜古丽·热合曼等网络名人利用新媒体平台，讲述当地社会发展的人和事。虽然他们讲述的是一个特定区域的故事，但是呈现了整个新疆欣欣向荣的局面，这种手段和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和推广。

7. 加强文艺创作和文化产品有效供给。2020年，网络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广为流传，引起全国广大群众对可可托海的无限遐想。新疆不乏这样的先例，长期以来，海内外受众通过《我们新疆好地方》《达坂城的姑娘》《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歌曲认识了新疆。当下，广为流传的新疆题材歌曲还比较少，其他文艺作品推广也不足。我们应将文艺作品作为宣传新疆的重要手段，组织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海内外著名的新疆籍文艺工作者创作富有地域特色的文艺作品，提升新疆的美誉度。在目前当地媒体影响力和辐射力较低的情况下，加强同东部发达地区等跨地域媒体的合作，鼓励和选派新疆籍少数民族歌手参与娱乐节目，借助内地媒体传播新疆“好声音”。

   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疆故事，理直气壮宣传新疆社会稳定的大好局势、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讲好新时代的新疆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整体对外传播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我们努力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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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世界经济经历了大幅衰退之后进入快速复苏，全球经济增长率为5.5%左右。疫情的不确定性（包括应对政策带来的一些副作用）、疫情前便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各主要经济体未来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力度，共同构成了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基本因素。本文讨论了影响当今和未来世界经济的八个问题，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和世界经济中期走势进行判断。

当前及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八个问题

关于世界经济，以下问题值得特别关注：通胀还是通缩、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何去何从、货币政策转向或将殃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供应链受损风险与部分发达国家“脱钩”政策、美元霸权时代是否进入衰微期、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性问题及其应对、人口结构加速变迁及长远影响、体现为规锁与反规锁的大国关系博弈。

通胀还是通缩

在多数经济体内，通胀压力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是天文数字的流动性注入导致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在产出水平和流通速度大致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大幅增长势必引发价格显著上升。从2020年2月到2021年5月，发达国家十国集团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大了11万亿美元，目前美联储每月实施1200亿美元购债计划；欧洲央行1.85万亿欧元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至少执行到2022年3月。美欧日三家央行目前总资产负债表规模为25万亿美元。二是主要央行均奉行超级宽松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三是大规模纾困政策导致家庭财富上升并转化为消费，推动价格上涨。四是疫情等因素冲击供应链所导致的劳动力及供给短缺，在推升工资水平的同时助长价格水平。五是屡创新高的资产价格催生的财富效应。六是一些国家的央行为防范通胀采取了行动，如巴西、俄罗斯、墨西哥、韩国、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央行已经升息。

认为目前通胀远超央行政策目标仅仅是暂时现象的观点给出的理由：其一，货币流通量剧增但流通速度却大幅放慢，抵消了流通量增加对物价上涨的推动力。其二，疫情冲击导致社会消费趋于保守，例如美国居民储蓄率在相对高位水平上波动上升。其三，失业率升高或劳动市场宽松和设备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为扩大供给创造了条件。其四，财政纾困政策和央行支持政策正在“见顶”。其五，市场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期依然存在，例如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虽然正在减少，但仍占全球可投资债券的近1/5。其六，近期通胀率飙升推动因素许多都具有短期性质，如能源价格和运费上涨等。在谈论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态势时，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变量，那就是央行政策工具箱里，治理通胀的政策工具数量多、空间大，远超对付通缩的工具。IMF预计，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价格压力将在2022年消退，但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价格压力将持续存在。

预计2022年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通胀将回落，相信随着经济结构不断调整，通胀将下降至接近2%的目标。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走势短期压力不小但中长期会缓解，但不排除出现某种程度滞胀的可能性。

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何去何从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很快掉入流动性陷阱，美欧日央行开启了非常规货币政策时代，即实施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同时伴以量化宽松政策。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一直抵制负利率，理由是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增长或防通缩的作用，并认为手中还有政策工具可用，其中之一便是宣布实行无限量、无限期的量化宽松政策。控制国债收益率曲线，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控制在0附近，是各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的一项具有货币和财政双重意义的政策。接下来的政策为调整通胀目标。2020年8月，美联储宣布对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进行更新，以寻求实现2%的平均通胀率长期目标。美联储可以用未来通胀的“余额”补偿过去的“差额”，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为货币政策提供额外的空间，以应对逐渐增大的通缩风险。2021年7月，欧央行将中期通胀目标从接近2%升为2%，以高质量债券置换市场投资者手中的低质量债券，财政部直接向家庭和企业提供优惠融资条件甚至派发现金（即“直升机撒钱”）。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走红。该理论力求提供一个涵盖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新的宏观经济框架，要义是低通胀低利率能让借贷成本保持低位，政府就应该在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放手支出。该理论认为，在低利率时代下，债务占GDP比重指标在衡量国家财政状况时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忽略了债务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被偿还的事实，也没有考虑到未来通过增税或削减支出来应对债务负担变化的能力。MMT的软肋在于通胀加剧以及应对通胀的货币紧缩政策。

对目前出现的通胀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做出正确判断，已成为美国宏观政策风险程度的主要变量。总体而言，目前中央银行治理通胀的手段远比治理通缩的更多且空间大。2021年11月3日，美联储宣布开始减少购债（taper）规模150亿美元，12月开始加倍，预计2022年年中终止购债。此举可以被视为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标志。美联储还可以加息，预计最快2022年一次，2023年和2024年或许各3次。在此之后，美联储还可以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即所谓“缩表”。

货币政策转向或将殃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美联储退出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其可能在新兴市场引发外资逃离、债务危机及由汇率波动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对那些严重依赖外资流入的国家将造成沉重打击。此种风险可谓殷鉴不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脆弱五国”（南非、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因享受美国超级宽松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形成对流入外资的高度依赖，在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攀升的同时，投资者为寻求更高收益率而大规模进入新兴市场。结果，当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于2013年6月暗示美联储可能将放慢购债步伐时，“缩减恐慌”迅速蔓延，并导致新兴市场出现资本外逃浪潮和美元升值，迫使各央行不得不升息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当2018年5月美联储开始减持资产（缩表）时，阿根廷和土耳其便因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规模巨大而受到冲击。2021年2～3月市场波动导致流向新兴市场的非居民投资组合大幅减少。尽管减少的部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得到了一定补充，但缩减恐慌情绪依旧。好消息是，2013年“脆弱五国”经常项目赤字平均为GDP的4.4%，而2021年仅为0.4%；近年来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规模远非当年可比，尽管哥伦比亚和智利等国的外债水平较高，但整体看，新兴市场风险来自内部。

美国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周期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其传导机制先是影响全球高风险资产价格和信用创造，然后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者避险情绪，并影响全球金融中介机构杠杆率，进而波及他国货币形势，挑战他国尤其是开放程度较高国家的货币政策主权。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开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如下重大风险：其一，许多国家已经将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付诸实践，一旦升息则该理论的基础便会迅速崩塌；其二，面对疫情造成的供给冲击，各发展中经济体应对措施各异，而政策差异性本身往往会成为风险源之一；其三，进口能源或出口能源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对政策转向时，损益情况大相径庭，由货币政策趋紧导致的价格波动无疑会增加这两类经济体之间的分化。印度储备银行（即印度中央银行）前行长此前曾撰文提醒以美联储为首的系统性中央银行决策者，注意以上风险的存在。

目前中低收入国家外债余额达8.7万亿美元，过去10年，其外债增速超过了GNI和出口增速。一旦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进入升息轨道，其债务负担势必加重，可能出现企业甚至国家违约，政策转向极有可能使美元升值，进而引发货币错配风险，最终导致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

2021年10月，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指出，中低收入经济体债务脆弱性急剧增加，全球有一半的最贫困国家面临外债危机或很高的外债危机风险，要对债务问题采取全方位行动，包括减免债务、加快重组和提高透明度。

供应链受损风险与部分发达国家“脱钩”政策

全球正在感受供应链受阻之痛，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和运费暴涨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主要痛点。国际金融协会发出警告，美国生产系统中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上升，目前制造业交货期延迟情况严重，堪比2011年福岛核灾难后日本的情况，并开始扩散至全球。这将迫使企业押注效率低但抵抗力强的供应链，最终推高价格。衡量集装箱费用的德鲁里航运指数2021年9月比一年前上涨291%，例如从东亚到欧洲最大港鹿特丹港，一年来，这一繁忙航线的运费更是涨到一年前的6倍。煤价上涨2倍、天然气价格上涨4倍，德国电价上涨1倍多。能源价格暴涨的原因和供应链受阻有关，而源头除了疫情反复和经济复苏速度超越预期外，还有2020年世界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下降20%这一因素。

当前供应链韧性成为热议话题。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紧张和多边贸易体系几近瘫痪、气候与自然灾害多发、网络攻击频繁等，在不同维度增加了供应链断裂的可能性。由于技术进步与扩散，特别是生产数字化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劳动力成本套利的空间逐渐变得狭小。随着网上购物的普及，消费者对快速配送的需求上升，快速送达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疫情冲击下，彻底重新评估价值链、寻求短供应链和多元化供应链、投资更有韧性的供应链方可使企业有利可图。

从国家层面看，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一直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稳定的源泉，现在则被认为是致命弱点，因为供应的高集中度换一个角度观察就意味着高依赖度，涉及“国家安全”，事关大国博弈。基于此，美国等国家陆续出台了或计划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给率或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甚至公开鼓吹“脱钩”，矛头主要针对中国。2021年2月24日，拜登签署了“美国供应链”第14017号行政命令，指示政府对美国关键供应链进行全面审查，以识别风险、解决脆弱性并制定战略，提高恢复力。为此，美国政府成立了涵盖十多个联邦部门和机构的工作组，与商业、国会以及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数百名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以确定漏洞并制定解决方案，其中涉及的关键产品包括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包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品和原料药等。

尽管从大国博弈层面上看，全球供应链有迹象朝着逆全球化方向迈进，但目前的现实并不支持上述判断，特别是和中国有关的数据提供的更是反例，原因在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持续坚定的开放政策。上海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中国2021年9月的调查显示，在338家受访公司中，有78%表示对本公司未来五年的业务展望感到“乐观或略微乐观”，比上年同期高近20个百分点。

美元霸权时代是否进入衰微期

美元长期以来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美国国债作为全球唯一的源本抵押品（fundamental collateral），反映了全球对强大、流动、安全的货币或安全资产之需求。当美国影响经济稳定、金融信誉和文化开放性等体制功能缺陷暴露时，当替代的“安全资产”（包括非政府数字支付系统）出现时，美元难以撼动的地位便会晃动。以美元计价的加密货币在2021年出现巨幅涨落。

这些变化是否是美元走向衰落的信号？经济学家对上述现象做出如下解释：近20年美国国债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同时美国产出占全球GDP的比重却在下降。笔者将其命名为“罗格夫升降”。在罗格夫看来，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显露的迹象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的“特里芬两难”，即一方面美国需要通过贸易逆差为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另一方面为使美元与黄金比价稳定，美国需要维持贸易平衡或顺差，但两者难以兼得。众所周知，“特里芬两难”在20世纪70年代初最终引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或许就是未来美元走势的一个隐喻。罗格夫指出，当今亚洲与美元的关系和20世纪60-70年代的欧洲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大多数欧洲国家认识到，欧洲内部的贸易比与美国的贸易更重要，结果是马克集团出现了，几十年后演变为单一货币。有朝一日如果中国停止人民币一篮子货币挂钩，转而实行现代的通胀目标制，允许汇率更自由地浮动，尤其是对美元更自由地浮动，那么亚洲大部分国家将会追随中国。此外，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也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了解人民币用户交易的窗口，正如目前的系统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类似信息一样。

欧洲财政一体化迈出坚实步伐，预示着美元“一家独大”局面的式微。2020年夏秋之际，欧盟推出约7500亿欧元的欧洲复苏计划，从而使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这条板凳的三条腿（统一的货币、一个中央银行、统一财政政策）终于齐全。该计划的关键在于所涉资金的绝大部分将由欧盟通过发行以欧元计价的欧盟债券来筹集。欧盟财政一体化的实质进展，不仅意味着欧盟紧急财政转移安排能力的提升，更意味着欧盟债券将成为美国国债之外一种新的无风险或低风险资产，意味着作为世界唯一源本抵押品的美国国债在二战后第一次遇到真正的潜在竞争者。如果“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结算系统能够成长壮大乃至成为以欧元为中心的全球结算系统，那么美元享受的“过分的特权”便会遭到加速削弱。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问题快速恶化及其应对

2021年8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地球正在向人类发出气候红色警报：全球变暖的总升温在未来30年内可能达到1.5℃，一个更加炎热的未来基本上已不可避免。该报告的基本结论是，随着全球变暖，2021年的酷热将成为新气候常态。2021年5月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指出，如果在2050年前世界将净碳排放降至零，就要立即停止对矿物燃料项目的投资。2021年7月，1.4万名科学家共同发声批评，各国政府一直没能解决“地球过度开发问题”。他们用31项“生命体征”（包括砍伐森林、温室气体排放、冰川厚度和海水范围等）指标衡量地球健康状况，发现其中18项达到了创纪录水平，并强烈建议禁用化石燃料、减少污染物、恢复生态系统、选择植物性饮食、改变无限增长模式、稳定人口数量。

对于如何处理好减排与发展、能源转型与经济正常运转之间的衔接问题，人类正面临挑战。英国和欧洲在过去10年关闭了数以百计的燃煤电厂，西班牙仅2020年就关闭了一半煤电厂。荷兰正在关闭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田。欧洲已花费数万亿美元用以补贴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生产中所占份额首次超过化石燃料。2020年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和2060年前分别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之后，2021年又进一步承诺不在国外兴建煤电厂。然而由于多种原因， 2021年下半年多国出现了能源价格尤其是电价飙升或拉闸限电现象。

2021年11月1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COP26）召开。各国争论的焦点是“碳泄漏”，即高碳品进口在不加征碳税的情况下将抢走本国支付了碳排放费企业的市场。目前，欧盟委员会已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以防止碳泄漏，2023～2025年为过渡期，从2026年开始进口商需为所覆盖商品购买CBAM证（付进口费）。2021年7月中国开放了全国碳交易市场，政府发放配额，覆盖2225家电厂，将来逐步覆盖其他高污染行业，但减排政策未涉及碳关税。

我们还要关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其他来源或渠道，其中10%来自剩余食物。为了实现减排目标并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世界还要努力积极利用已有的并开创全新的制度设计。

人口结构变迁加速影响深远

人口属于中长期变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会在短期内产生重大效应。人口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族群比例以及人口跨境流动等方面。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预测，全球人口将从目前的77亿增至2030年的85亿、2050年的97亿，2100年将达到110亿峰值。

从年龄结构看，工业化国家或经济体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28%，欧盟27国为20.3%，美国为16%，俄罗斯为15%。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11%，已迈出走向老龄化社会的步伐，中位年龄比27岁的印度高出11岁，比撒哈拉以南非洲高出近20岁。人口老龄化还可以从生育率的持续降低来加以印证。2020年欧盟的生育率为1.3～1.4，日本生育率为1.1（以致约有13%的住宅被废弃），韩国为0.9。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同期的生育率降至1.3，显著低于印度的2.2和印尼的2.3。与快速老龄化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目前人口增速最快的是非洲，总数为13亿，预计到2050年增至26亿。年轻人口占比高可以产生人口红利，但收获人口红利必须与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储蓄率与投资率提升、能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体制机制改革、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相结合方能实现。

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减少，由此降低潜在增长率；二是与社保和医保相关的财政支出增加，形成的赤字压力可能拖累经济长期增长；三是老年人创新能力下降，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升；四是消费需求减少，投资增长与结构均会有所改变；五是移民政策可能被迫调整，国内社会因此出现分裂；六是为数众多的老年人政治参与程度上升，各国内部政治博弈的过程与结果正在发生改变；七是自动化导致非熟练劳动力大量失业，更多知识密集型业务实现自动化，降低了人类参与工作的必要性。

未来20年最确定的趋势将是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有学者将这种转变用三种“颜色”形象地加以表述：更多的灰色（老龄化）、更多的绿色（随技术进步而来的每公顷产出增加）、更少的白色（美国和欧洲人口总数中白人的比重快速下降）。

大国关系越发体现为规锁与反规锁的博弈

拜登政府为阻止中国这一竞争对手的产业和技术赶超，力图将其锁定在全球供应链或价值链的中低端。这一规锁政策亦会贯穿美中利益交汇领域——如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全球卫生安全——的合作全过程。在WTO框架内推动制定限制中国的经贸规则是美国实施规锁的重点之一。

2021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先后参加经合组织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和G20贸易部长会议，她在演讲中明确提出，美国将与盟国一道制定21世纪公平贸易规则，解决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体扭曲市场的做法所带来的共同挑战，促进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在拜登政府的主导下，西方七国集团已就WTO改革形成较为一致或相近的立场，预计美国可能在争端解决机制、“特殊和差别待遇”、市场经济地位、政策透明度等问题上推动相关议题。

将气候议程与发展议程、经贸规则进行捆绑以提升自身竞争力兼而修复与盟友关系，是美国力求主导气候变化合作的一个基本动因。美国已将气候和绿色技术纳入2021年成立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重要议题，以应对气候变化之名，在投资审查等方面提高技术标准，并形成隐性壁垒。美国将在包括G20平台在内的各种场合大力推进美国版全球减排合作，要求排放大国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可能在G20框架内推动“对等原则”，以取代现有的“国家自主贡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与此相关，拜登政府进一步突出了基础设施的地缘政治价值，将基建作为气候议程的重要抓手之一，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有针对性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透明度、共享性等维度，抢抓国际基础设施规则制定权，形成战略竞争优势。不难预见，美国将继续与欧、日联手创立或升级所谓高质量基础设施的相关标准，强化针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协调。同时，拜登政府在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上高调施压，要求中国遵守巴黎俱乐部原则，增加债务透明度，并联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敦促中国公布海外债务数据并提高“一带一路”项目透明度，要求继续延长G20暂停偿债计划期限，同时积极推动将暂停偿债计划扩大至中等收入国家，要求商业银行参与国际债务减免。

除了联合盟友伙伴在国际舞台上设规立制外，通过国内立法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也是美国规锁策略的重要实现途径。2021年6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此法案由“芯片与5G紧急拨款方案”和《无尽前沿法案》《确保美国未来法案》《2021年应对中国挑战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等4个法案组成，矛头直指中国，所涉内容广泛，多有突破双边关系底线之处，打压力度明显增强。一旦众议院审议通过并经由总统签字成为法律，此法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包括经贸、金融、科技在内的中美关系产生巨大且久远的影响。

世界经济走势

短期内疫情走势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未来表现。从历史上看，重大疫情持续2年左右后，其毒性便开始下降。

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疫情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因应对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今后数年仍将掣肘全球经济持续平衡增长的中长期因素还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多边贸易体系改革谈判达成共识困难重重、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网络安全始终是一只威胁巨大的“黑天鹅”。美国的长期国债是全球金融系统的核心，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美债储备，并被用作几乎所有物品和资产的抵押品，而99.9%以上的美国国债以纯粹电子形式存在。如果有人侵入美债系统，全球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便将陷入一片混乱。

风险、挑战或掣肘确实存在，但全球经济整体上复苏而回归中长期发展轨道也是事实。2021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强劲，但进入第三季度后总体放缓、增速分化，呈现前快后慢的特征。从全球看，虽说不同经济体复苏步伐并不一致，全年世界经济实现明显复苏可以说已成定局。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5%的可能性较大。作为对比，IMF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9%，到2024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的GDP可能依然比疫情前低，经济增长速度约为5.5%左右。

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还是政策风险。如果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通胀、维持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失当，将会引发资产价格动荡暴跌，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并可能将经济推入滞胀通道，并殃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看，全球仍处在中低速增长轨道，未来3～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3.0%～3.5%，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

（编辑  季节）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万里长征。

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目标

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与阶段目标。2021年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征程，在这一阶段将基本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是否已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

胡鞍钢：2021年，我国在全面建成惠及14亿人民的小康社会目标后，进入全国人民共同建设共同富裕社会阶段，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他明确表示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21年，我国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长期发展目标和任务。

实际上，我国已经具备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利条件。这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共同富裕；在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在高收入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建成世界最大中等发达城镇化社会；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在持续增长中不断缩小差距；国家财政实力和分配能力大幅度提高，建立世界上最大规模全民覆盖、人人享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有效实施十三个五年规划，初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

当然，实现共同富裕是十分艰巨的长期任务，面临诸多重大挑战。这包括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重点困难人群超过数千万人，国家二次分配能力严重不足等。但是发展能力大于发展困境，机遇大于挑战，办法多于困难。

问：“十四五”规划是我国第一个在发展目标和指标体系上体现共同富裕的规划，它是通过哪些指标与“十三五”规划进行有机衔接?又前瞻性地体现了2035年主要指标发展趋势？

胡鞍钢：国家的“十四五”规划（第一个共同富裕规划），提出并设计了五大发展目标与量化指标体系。这包括：生产力指标（4项）、发展机会指标（3项）、收入分配指标（3项）、发展保障指标（9项）、人民福利指标（3项）。体现出分步骤全面绘制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宏伟蓝图，全面缩小城乡、地区发展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现在到2035年，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中，可以看到其中包括诸多艰巨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转化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经济优势、社会优势、生态优势；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推进城乡融合式发展；全面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积极推动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覆盖全体人口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大力促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体系；重点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全面振兴发展；重点帮扶低收入特殊困难人群（2-3亿人）等。

举全国之力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富裕，要制定国家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纲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谋划。

问：实现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的核心任务之一，这是否标志着从现在起到2035年是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

胡鞍钢：是的。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他还特别强调，这样的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1]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专门研究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问题。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2]“共同富裕”成为未来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和核心目标，将成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性标志。

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

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就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对共同富裕的理论做出了新的阐释，您能否简要介绍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胡鞍钢：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和重要组成部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和构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总目标和总任务。 

 第一，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要求。西方工业化先行国家在工业化初期，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是残酷的。今天，贫富差距仍旧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痼疾，也是其产生社会矛盾的基本原因之一。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控制贫富差距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发展所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反映了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收入分配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受生产关系影响，而公平正义只有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以及特定的社会制度下，才有可能实现。

社会主义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标志。不过，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收入分配结果受生产关系影响，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因而收入分配制度也同样受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我们只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原则并存的分配方式。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是未来新社会的显著特征”。[3]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并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发展的根本目的。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十四亿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具有极大挑战性、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只能在长期发展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不断创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阶段性目标和开辟可实现的新路径。

第二，如何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核心目标和主线，党始终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追求目标。在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发展阶段面对不同的制约因素和具体条件，也有不同的发展目标、政策体系和社会实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照顾四面八方，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立、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4] 新中国要根本改变旧中国经济落后、贫富悬殊的局面。我们党领导发动了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占农村人口92.1%的贫农、中农占有全部耕地的91.4%，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5] 如毛泽东所言“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6] 土地改革首次让近五亿农民告别了长期以来极度饥寒贫困的局面。毛泽东进一步倡导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共同富裕。1953年12月，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不断地在社员中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新旧不同道路的教育。[7] 其目的是引导广大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从而走向共同富裕。

 1955年10月，毛泽东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并与实行计划经济联系起来，在当时，实行计划经济是实现民富国强的主要途径。毛泽东为使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目标，进行了各种社会试验。

第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首次提出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原则的是邓小平同志。他指出，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公有制，一个是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共同富裕”做出三大理论贡献。第一，他总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第二，他提出了“先富论”，即“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先富论”在我国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发展阶段，对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现实意义，更具可行性、创新性。第三，他提出了“共同富裕论”。

邓小平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关于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两大特征。一方面，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对于出现两极分化高度警惕。他严肃告诫：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8] 他指出：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9]

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1988年9月，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0] 这就为1999年江泽民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11] 这就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基本任务：如何在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避免贫富两极分化。

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的时代主题：“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12]“先富论”主要是解决发展问题，突破“贫困陷阱”，而“共富论”不仅要解决持续发展问题，更要解决社会分配问题。“先富论”成为主导发展方针，旨在突破“贫困陷阱”，实现从温饱水平达到小康水平。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13] 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始终成为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2000年10月11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建议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14]  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15] 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共同富裕”，他还特别提到“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16]

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工作要求[17]，首次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目标。[18]

2012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9]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必然从“先富论”走向“共富论”。

第四，开启共建共同富裕社会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对共同富裕的理论作出新阐释，对共同富裕战略作出新部署。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成为开启中国共同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新阶段。

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0] 他还强调，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21]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结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十四个坚持”中，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22]。这些都包含了共同富裕的明确要求。

2021年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完整系统的共同富裕思想和实施路线图。他明确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

推进共同富裕是有时代特征的。推进共同富裕发展必须立足于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在目前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即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因而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

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促进共同富裕要把握好四个原则：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总的思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23] 这成为中国实现共同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务实主义路线。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因此，共同富裕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具体表现，是确保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的重要基础，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发展成就。

中国共产党坚守创新的共同富裕理论与社会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大贡献，成为21世纪全球性现代化大趋势的“中国道路”，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案例”和“中国经验”。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理论有着深刻的基本内涵，这包括三个重要原则：一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共同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共同创造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财富；二是全体人民各得其所，共同建设、共同互助、共同富裕；三是全体人民和谐共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共同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

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大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十分突出，因此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极其恢宏的大目标，更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一拖再拖，不是短期任务，而是长期任务，不是“速胜论”，而是“持久战”。需要积小胜为中胜，积中胜为大胜，积量变为质变，积质变为巨变，稳步扎实推进。

首先要遏制住城乡、地区、人群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其次要促进相对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小，最终要不断缩小绝对收入差距。

从时间维度来看，短期目标，即“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长期目标，即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长远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两个确立”，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基本方略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为更好地以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党的历史经验激励和启迪全党全国人民，推动国企改革、金融、绿色发展、香港工作继续开创新局面；改变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的局面，加强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和国际传播工作，2021年11月27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研讨会，围绕“充分学习、阐释、用好党的历史经验”进行座谈研讨。

关于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陈晋认为，《决议》明确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两个范畴分开使用，把党的领导作为贯穿各项工作的红线，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贡献。“两个确立”体现了党重要的历史经验。遵义会议前，党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那时的党还是不成熟的。从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逐步走向成熟。党中央到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指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党的历史表明，确立坚强的领导核心，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对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指出，《决议》对党的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评价，和前两个历史决议保持了衔接，明确指出“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这样表述是准确中肯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提出“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和出发点。当前一些青年人对党的历史缺乏正确认识，敌对势力也把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我们要持续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并且下功夫解决资本在意识形态领域无序扩张的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马戎认为，《决议》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有重大意义。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抓住反右、“文革”等历史事件，放大党的错误，把党的历史全面抹黑，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影响很大。我们要吸取苏联全盘否定列宁、斯大林导致亡党亡国的深刻教训，引导青年人理性思考，分清主流和支流。

关于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意义

北京大学教授李玲认为，党的百年奋斗对世界社会主义有重大意义。李大钊1920年写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是石破天惊之作。经过百年奋斗，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把积贫积弱的中国推向世界前沿。近两年全民战疫更充分说明，党百年来把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有机融合，每个时期都走出了自己的路，构筑了人民至上的制度和道路。她指出，当前的信息化、数字化潮流，为我们提供了构建新文明的重大机遇。中华民族错过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而数字经济具有获取的非竞争性、使用的非排他性、价值的非耗竭性以及源头的非稀缺性等特点。我国有党的领导和巨大的人口规模，完全能够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构建新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数字技术掌握在资本手里，而我们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把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和数字经济这一先进生产力相匹配，避免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实现资源整合、综合决策、组织实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科学评估良性互动的智能化体系。未来的社会主义将成为宏观效率优先、系统整体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兼容、短期和长期利益协调的社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认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虽曰守成，实同开创”。守成表现在：一是守住了基本制度和党的初心，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中国道路，坚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一些关键领域扭转了一度走偏的方向。二是守住了党的前两个决议的基本精神，特别是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既作了否定的结论，又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近年来有些人声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全面否定前三十年”，六中全会《决议》守住了对新中国历史的基本评价，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体现了全党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三是守住党的基本经验。“十个坚持”是贯穿百年党史的共同经验，而不是某个时期的经验，避免了用一个时期否定另一个时期。

江宇强调，“开创”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破旧立新”。《决议》首次比较系统地归纳了改革开放之后若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体现了党高度的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精神，新时代是在解决这些新的深层次矛盾的基础上开辟的。二是提出了划时代的新纲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从“前半程”进入“后半程”、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任务，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系统地回答了当今面临的新问题。毛泽东思想解决的是如何完成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了社会主义如何在同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相联结中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如何解决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后面临的问题，避免西方现代化的弯路，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湘穗认为，要发扬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为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自成立起就是斗争的政党。党不是俱乐部、同盟会，而是有严密组织、严格纪律、为理想勇于牺牲的列宁式布尔什维克政党。近年来，美西方强化了对中国的直接打压，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国家集中攻击中国和党的领导人。党领导全国人民不信邪、不怕鬼，一方面和病毒进行艰苦斗争，另一方面和西方反华势力斗争。我们不仅成为世界上少数没有在病毒面前“躺平”的国家，同时也打退了西方的政治攻势。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是我们坚决斗争的结果。以斗争求合作，以斗争求发展，既是建党百年的基本经验，也是今天需要继续坚持的精神武器。

正思香港顾问公司总裁陈少波认为，香港形势从“黑色恐怖”到今天“换了人间”，充分体现了党伟大的斗争精神。《决议》指出：“党中央深刻认识到，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必须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几年前，香港一度出现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暴徒公然围攻中央驻港机构，爱国爱党人士受到威胁或袭击，反中乱港势力肆无忌惮地制造黑色恐怖，本质上是要夺取政权。香港局势动荡令美国对我施压更多的筹码和工具。黑暴势力喊出了“揽炒”的政治口号威胁中央，和美方公然干涉我国内政的“涉港法案”遥相呼应。面对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做出了制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重大决策，进一步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实现了由乱转治的伟大转折。中央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绝不委曲求全，针锋相对对美展开对等制裁。未来涉港工作必须以《决议》的“十个坚持”为行动指南。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事业的开创者、发展者和维护者，下一步应该从制度、机制层面落实党对香港的领导。二是坚持人民至上。这是香港治理转型的根本，提升治理效能，实施行政主导，达到良政善治。三是坚持理论创新。推进一国两制的理论创新并指导实践。四是坚持敢于斗争。充分认识到涉港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攻坚克难中做好香港工作。五是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深化两地之间的社会交往、交流、交融，推动香港民心回归。一国两制事业必定行稳致远，必定赢得伟大胜利的荣光。

继续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学习、传播和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认为，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是当前统一思想的一个重大短板。主要表现为：理论研究成果很多，但高质量提炼和概括的新概念、新话语非常欠缺。理论研究和传播急于求成、质量不高，缺乏有标识性、鲜明性、贯通性，有穿透力、感染力、传播力的概括；对“中国式”的鲜明内涵挖掘不够，对中国经验的可推广性、可借鉴性阐述不够；对全球意识形态领域思想之争、道路之争、制度之争的应对能力不够强；对重大提法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学理基础挖掘不够。解决这些问题，一要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研究人员脚踏实地研究现实问题，如围绕中央与地方关系、国有企业发展、科技创新的具体案例总结经验。二要转变文风，摈弃“党八股”“讲课体”自说自话、自问自答的文风，防止简单地把经典作家和领导同志的讲话排列组合后充当“理论创新”，而不是从学理和实践上分析阐释。三要转变学风，反对“急、空、虚”，倡导“稳、专、实”。

中国驻俄罗斯原国防武官王海运认为，按照六中全会精神，我们要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一是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和党的外交方针，密切跟踪研究重大国际事态，及时为有关部门外交运筹提供情况准确、判断精准、建议可行的研究报告。还要在国际国内舆论场上发出维护党的外交方针，批驳国际反华势力和国内亲西方势力的各种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二是坚持独立自主开展研究，避免照搬西方理论、客观上同霸权主义一唱一和，或者迎合所谓“国际标准”，这一学风在一些研究中还相当严重。三是增强研究的时效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邱海平认为，要充分认识党的历史经验，推动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决议》指出了改革开放后在十三个方面出现的严重问题或遇到的重大挑战，为“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提供了严密的依据。党的历史经验集中体现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对于推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有重要指导意义。第一，党的领导是创新中国经济学根本的制度保障和政治原则，必须自觉地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中国经济学的各个学科和理论当中去。第二，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它有鲜明的阶级性、历史性以及意识形态性，应该更加自觉地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第三，要发扬党的理论创新的精神。第四，要坚持独立自主，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坚持以我为主。第五，要坚持中国道路，深入研究实践上的中国道路，努力打造经济学的中国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认为，要夺取新时代全球发展与治理的评价权。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进行舆论操纵，影响、干预、引导甚至塑造全球舆论。一是主体多元，政府、大学、智库、媒体、科研机构、NGO、国际组织、私营部门等都参与其中；二是产品样态多样，包括学术成果、研究报告、民意调查、第三方评估，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配合舆论操纵，形成一个表面上很嘈杂，但是意图高度一致的战略协作，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围攻。我们要重视夺取全球发展与治理评价权和话语主导权。一要坚持理论创新，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世界变局的机遇，加快新的理论建构，以新视角理解全球发展与治理。二要坚持统一战线，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理论创新，寻找更加中立科学客观的标准，重塑全球发展与治理的评价准则。三要坚持开拓创新。要学习和超越西方的评价标准，充分发挥政府、各方面社会组织的作用。四要构建争夺全球发展与治理评价权和主导话语权的大格局，从国际比较中汲取经验教训。

用党的历史经验指导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武力认为，要认真总结党开拓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经验。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突破“城市中心论”，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团结合作共赢，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大超越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重大的创新。

武力指出，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2万美元，2049年再翻一番达到4万美元，届时我国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超过乾隆时期（约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这个阶段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如：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提高驾驭资本的能力，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好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世界的关系，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持续地创新。

中信基金会原副秘书长高梁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企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国有经济在改革中遇到一些困难，进行结构调整有其必要性。但这一时期国企大量垮台也有不少人为因素，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主管部门放松监管，甚至包庇国有企业领导渎职，国企“穷庙富方丈”的现象普遍。甚至允许和鼓励“MBO”，等于变相监守自盗、化公为私。一时形成“搞好企业无功、搞垮企业有赏、维护公共利益受打击”的反常氛围。理论界也出现了“国企失败论”“腐败有利论”等极端错误的意见。新世纪之初，一些地方政府把引进外资控股作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抓手，导致很多装备工业的排头兵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收购，严重影响工业转型升级和国家安全。有关部门制定了相应政策规定，初步纠正了这些错误倾向。但理论界多年来一直存在主张国企全盘私有化的声音，甚至一度成为主流意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批评了抹黑国有企业，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主导化”的主张，强调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影响力、控制力、抗风险能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呈现崭新局面。我们要认识国有企业的地位和历史责任。深化改革要以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国企主导地位为前提，以增强国企竞争力为根本目标，这是和全面私有化主张根本不同的改革思路。要保护、鼓励、规范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更要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让最大多数群众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基点上，正确贯彻开放政策，不能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吕建中认为，要坚持独立自主基本方针，始终把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能源问题的核心是能源安全，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长远。当前我国综合能源自给率80%，在国际化经营中也不是简单买卖贸易，而是建立生产基地、战略通道、合作项目，做到关键核心技术、关键生产能力自主可控；供应链和产业链相对安全稳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突破10亿千瓦大关，比2015年翻了一番，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以及生物质发电装机都位居世界第一。我们首先要立足国内，稳定生产能力和保底供应，这是我们端牢能源饭碗的基本保证；同时要在开放竞争的条件下，实现能源进口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人虎认为，要按照《决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推动“双碳”落实。当前“双碳”工作面临几个挑战：一是我国资源禀赋是多煤少油少气，大量使用新能源成本较高。二是认识还不统一，考核不健全。三是数据基础不扎实，同一个主体报给生态环境部、发改委、工信部的数字都有出入。四是工作基础和制度保障不健全，项目审批、管理、运营、环境治理绩效及评价多头负责，执行进退失据。建议：(1)细化目标，明确碳减排和达峰的路径，营造稳定的长期政策预期。(2)加强信息披露，做到透明公开。(3)加强执法考核，做到公平执法。(4)加强数据和统计工作，考虑各地区、各行业的特点，构建横向和纵向有可比性的统计体系。(5)优化执行路径，避免政策变化带来波动。(6)加强对“双碳”工作的金融支持。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聂庆平认为，《决议》强调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等原则，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南。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全面深化注册制改革，这是解决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使市场真正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关键。要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的法律制度，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上市公司诚信责任制度、保荐人责任制度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护中小股东利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扭转当前在高市盈率条件下资本拥有极大套利空间的局面。

中信保诚人寿总经理特别助理刘育梅认为，要以党的领导引领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严守职业底线，不忘金融为实体服务的初心，是确保金融行业在开拓创新当中不走歪路的基本原则。要践行为人民服务，不断增强金融行业的职业道德教育，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严防各种金融欺诈行为，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治完善。通过开拓创新，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避免陷入金融的自循环。

（编辑 尚鸣）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要获得更快发展实现更大进步，须臾离不开人类调动和激发自身的“革命”“改革”因素，“能动”地破除陈旧思维的束缚，打破僵化体制的羁绊，主动地顺应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和时代发展的浩荡潮流。正确党史观是用唯物史观科学认识党史、准确把握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学习和理解党的百年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思想方法。

     百年党史展现了唯物史观的强大生命力

《决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强大生命力” 。

中共百年党史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出了一条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和成功实践证明，唯物史观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指南，而且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思想方法。

 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反唯物史观思潮

《决议》指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党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一方面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陆续暴发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确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但许多西方政客和学者坚持单向一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无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客观事实，回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阶级对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突出问题，大肆鼓噪资本主义制度无可替代的神话与不可战胜的赞歌，极力为西式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张目。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资本主义呈现上升之时，这种理论狂妄和思想猖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显现出对唯物史观的漠视和排斥。反对和贬抑唯物史观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全部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和历史观的逻辑基础，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弥漫着西方意识形态的雾霾和普世价值的烟尘，通过西方国家宣传机器的宣扬和推介，成为后来某些国家工人运动和政治体制“向右转”的外在诱因。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说，这些思想“好像密那发从丘比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原原本本或者改头换面地从资产阶级的报刊搬到社会主义的报刊，尽管一生下来就非常完备，但也深深地打上反唯物辩证法的烙印”。

唯物史观是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

《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具有批判作用和革命功能的唯物史观，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思想方法论。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性胜利。

自1978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矛盾分析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将破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主要依据和重要目的，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业绩和史所罕见的成就，这再度引发了当代西方政客和学者的极度恐慌和深切畏惧。2018年1月，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中国对美国企业和经济都构成威胁，中情局的作用就是确保我们的决策者了解中国的挑战，以便他们做出选择反击威胁。”2018年4月，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办公室助理希思·塔博特向彭博社确认，为了减少给国家安全造成相当负面的后果，美国考虑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禁止中国企业投资半导体和5G无线通信等行业。由此不难看出，违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无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历史性伟大成就，已经成为彼时美国政经学三界人士的根本立场，其最终目的就是阻止中国发展和遏制中国崛起。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伟大实践

《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

曾几何时，东欧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共产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重要思想武器，对党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对本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视而不见，对本国政治经济的内在困境充耳不闻，脱离国情党情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最终丧失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西方政客和理论精英们为此迫不及待地宣布社会主义即将整体败亡，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逐步普及全球。前有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撰写专著《大失败》，浓墨重彩地描绘“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光明前景；后有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直截了当地宣布西方自由主义已经不战而胜，由此引发了一场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大肆进行资本主义制度吹嘘和意识形态炫耀。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曾推断，20世纪后半叶是社会主义走向衰落的历史阶段，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将不复存在，布热津斯基曾非常自信地预言：“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状况有任何关系。”这些论调都有意漠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中确立下来并且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它绝非个别人主观意愿的产物，更不是历史的偶然性结果，其根基深植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中。

当年支撑布热津斯基和福山等人观点的主要现实依据，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的个案和特例。那段时间西方资产阶级利用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管控，使得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重大进步。然而，把资本主义制度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相对稳定加以绝对化、神圣化和理想化，证明不了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摆脱和超越了与生俱来的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不协调。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扼杀和欺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贫富两极分化和其他种种带有根本性质的社会病灶表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保护神，科技发展只是事物的表象，而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社会后果才是事物的本质。

在唯物史观看来，科学技术是历史进步的有力杠杆和动力源泉，作为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归根结底推动着原有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完善，继之而来的则是新的科技革命引发的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树立正确党史观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决议》要求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当前，我国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阶段，正处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来自国内国外的种种挑战和诸多压力，面对前进道路上不断出现的矛盾和风险，党员干部要更加充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牢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深入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切实掌握和自如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努力把唯物史观的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党的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还要善于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审视新问题、思考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好新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历史方位与矛盾转化、伟大梦想与伟大事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辩证关系，更加坚定、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确保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程不偏离航道、不迷失方向。

（编辑  宋斌斌）

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是全球化的产物，一般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连接起来的跨企业网络组织，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销售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的分配。20世纪90年代之前，产业链条往往依据比较优势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形成。在这之后，跨国公司依赖强大的资源控制与整合能力、高技术实力及其背后的国家机器，逐步演进成为全球公司，形成了组织全球资源提供巨量终端产品的产业链，最终成为全球化价值链。

世界步入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的新阶段

全球产业链一旦形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依赖性，围绕产业链形成高效的供应链，支持分布于全球不同地区的生产得以顺畅运行；而创新链则是保证最终产品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根本条件。参与全球产业链的企业主要依据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决定其在价值分配中的地位。

以全球化水平很高的波音公司为例。上世纪50年代，波音707只有大约2%的零部件是在外国生产的。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波音公司决定走全球化道路。经过长达40年的奋斗，如今的波音尽收全球产业链之利。按照波音787初期生产价值计算，波音公司本身只负责生产大约10%——尾翼以及最后组装，其余的生产是由遍布于全球各地的40个合作伙伴来完成：飞机机翼是在日本生产，碳复合材料是在意大利和美国其他地方生产，起落架是在法国生产。数以万计的零部件，则由韩国、墨西哥、南非等国完成。波音公司通过牢牢把控产业链高端的设计、供应链、营销和品牌的管理环节，获取了整机产品90%的利润。

中国企业抓住经济全球化战略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形成了强劲的制造能力和产品配套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也日趋巩固。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仍基本处于产业链中下游，需要通过创新链迈向高端。

面对新冠疫情，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游，主导全球核心价值链的发达国家企业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从需求端看，超过全球65%的终端需求是由价值链上游国家贡献的。从供给端看，超过全球50%的航空航天设备、光学医疗以及机械设备等出口，超过全球40%的电气设备、车辆以及塑料制品等出口，均是由美、德、中、日、韩等供应链上中游国家贡献的。中国由于成功抵御了疫情冲击，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为深陷疫情影响的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工业产品。而其他供应链上中游国家，无不因供应链紊乱而深受其害。

目前，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实际影响尚难以定论，但重构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的声音不绝于耳。参与全球化产业分工的企业家们不得不思考，面对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重构，企业将如何在变化调整中求得生存。

中国企业积极应对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新形势

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加入WTO的20多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巩固拓展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的位置，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企业成长为一支不容小觑的市场力量。

2021年适逢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500强企业榜单20年，对照世界500强企业，可以从中国大企业的特点看中国企业如何面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

一是入围门槛提高，发展势头强劲。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营业收入）由上年的360亿元提高到392亿元；营业收入合计9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43%；同期世界500强营业收入下降4.81%。面对疫情影响，一个增长，一个下降，表明中国大企业供应链产业链的韧性更强。 

二是利润实现正增长，发展质量持续提高。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实现利润总额6万亿元、净利润4.1万亿元，盈利水平整体好于世界500强和美国500强，同比分别增长7.8%、4.6%，同期美国500强和世界500强净利润分别大幅下降29.8%和20.0%。

三是“千亿俱乐部”扩容，影响力进一步增强。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中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222家，其中，有8家企业营业收入逾万亿元。

四是制造业企业数量增加、利润占比上升。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中的制造业企业达到249家，比上年增加11家，逆转了前两年制造业企业数量减少的态势；服务业176家，比上年减少5家；其他行业75家，比上年减少6家。同时，制造业利润占比上升、银行业利润占比有所下降。

五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兴产业上榜企业数量增加。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共涉及75个行业，传统行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出现明显分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上榜企业数量分别增加8家和6家，房屋建筑业和煤炭采掘及采选业分别减少10家和6家。

六是研发强度创历史新高，创新链持续增强。2021年中国企业500强研发费用投入共计1.3万亿元，增长21.5%，占当年全社会研发投入的53.5%；研发强度为1.77%，创历史新高，也是研发强度20年来提高最快的一年。

企业应对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的若干举措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夯实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的微观基础。我国企业数量众多，已经积累了不可替代的巨大制造业企业群体，特别是还有一支宝贵的企业家队伍。要在新形势下，打通我国产业链条的断点堵点，补齐短板，锻造长板，争得发展先机。

一是进一步改善企业发展环境。要围绕企业发展需求和面临的困难精准施策，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发展。

二是进一步完善创新驱动战略。应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协同创新网络，协力解决共性技术问题，加快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形成联动效应，催生一批掌握新技术、拓展新业态、立足新产业的创新型企业。

三是进一步营造良好企业生态。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让“顶天立地”的领军企业与“铺天盖地”的小微企业融通发展，在产业链重要节点形成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隐形冠军”，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四是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把发挥企业家示范作用、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作为应对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的核心要素。建立一套孵化、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生态系统。深度挖掘优秀企业家的精神特质和典型案例，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更好调动广大企业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五是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发挥企业作用，提升产业对外开放水平。坚定不移地坚持全球化进程，把握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重构的历史机遇，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合作，让更多产业部门和企业加入全球市场体系。

（编辑  季节）

低碳转型发展是中国未来40年绿色发展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中美绿色基金主要是做绿色低碳投资的，绿色低碳投资的选择标准是投资项目要能够有利于各种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减排，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循环利用的水平，这是确定绿色低碳投资标准最主要的一个考虑。

强化碳减排的全球共识

目前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在不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人类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导致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大概有6种，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碳。学术界基本的共识，二氧化碳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最主要原因。根据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100年，全球气温可能上升1.1℃-6.4℃，导致海平面可能上升16.5-53.8厘米。如果真出现这种极端的局面，对人类来说可能会面临一些灾害性自然气候的影响。抑制气候变暖和强化碳减排已形成全球共识。

目前世界各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灾害性气候现象，给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很多人认为与气候变暖的趋势是密切相关的。2021年观测到的现象是气候变暖的趋势在不断强化，全球围绕气候变暖问题共识越来越强烈。在英国召开的格拉斯哥会议上，中美围绕碳减排问题形成了基本共识，这是十分难得的。

在本世纪将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国际社会围绕这一目标都在采取行动。

中国碳减排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过去的立场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要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中国过去在碳减排方面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和压力，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也是生产大国，更是能源消费大国，毫无疑问也是碳排放大国。2020年年底评估测算出的碳排放总量大约100亿吨二氧化碳，这在全球大概占了26%左右，也有测算说占了27%、28%。

中国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第一大国，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比例超过了中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也超过了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例。无论是人均还是单位GDP的排放量，中国在全球的这个分量还是比较重的。现在，碳排放的总量还呈现增长的势头，过去5年中国平均每年碳排放的增速大约为1.25%。从碳排放的强度来说，过去10-15年，中国围绕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下降，做了持续的努力。

中国的五年规划把单位GDP的能耗、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作为重要的发展指标并认真加以实施，每个五年计划基本上都实现了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目标。目前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约0.75kg/美元，约为美国的3倍、德国的4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不高，因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收入水平在全球人均收入水平排得比较靠后，所以人均能源消费量比较大。

我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是美国的一半，但是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总量都还处在增长的状态下。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一，但是人均排放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果再算上历史排放量的累积，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加起来累积的排放量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发达国家对气候变暖承担的责任实际上比发展中国家要大，我们在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我们也有自己的道理可言。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会呈现一些共同的结构性的规律或者特征。西方发达国家碳达峰所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一般是这些国家都会在服务业的产值比重达到70%左右、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的时候实现碳达峰。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结构性的特征具有普遍意义，那么其实中国经济的结构升级并没有完成。服务业约占整个GDP的产值的55%左右，城市化率按最新的人口普查的结果是65%左右，我们离发达国家碳达峰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未来人口和经济活动会进一步向城市地区或者是向非农产业聚集，这个趋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大概是2.7:1这样一个水平，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比城乡收入差距还要更大一点。如果再加上城市和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城乡之间总体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在这么大的城乡差距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从整体来说是不可能的。未来中国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占比还会进一步增加，这是中国的一个现状。

能源的消费和碳达峰、碳中和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来看，在总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里面，煤炭占80%左右，石油和天然气分别为15%和5%左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的占比非常高，这是我国能源资源的自然禀赋决定的。以电力行业为例，现在煤电的比例高达60%以上，虽然有所下降，但我们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煤电的替代、煤炭的替代，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

中国碳达峰和能源的关系密切，是由能源的结构决定的。从中国能源消费来看，人均能源消费还会呈现一个继续上升趋势。中国2020年的人均能源消费大概是2.35吨标准煤。和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人均能源消费大概是11吨标准煤；节能或者是能效水平最高的国家如日本、德国，人均能源消费大概是6吨。在收入水平提高之后，人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消费行为的趋同，最终导致用能水平也会趋同。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的提高，特别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之后，用能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我们有可能要向德国、日本这样国家的水平靠拢，人均的能源消费也应该由目前的3.6吨提高到6吨左右。但是，目前中国的能效水平大概只相当于日本和德国的百分之六七十，我们和日本和德国还有30%～40%左右的差距。

所以，未来随着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或者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不断增加，除非能源的结构调整以绿能替代形成的碳减排效应，能够抵消能源消费增加带来的碳排放增加的效应，否则我们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实现起来会有很大的难度。中国面临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压力，既来自于国内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因为老百姓越来越期待有更好的生态环境、气候环境，这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之后，人的需求层次的一种提高；也来自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种期盼。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2030年到2060年的“双碳”目标，反响强烈。对我们来说，双碳目标意味着非常广泛的经济社会变革，是涉及到各方面的一场深刻变革。

中国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

中国虽然必须用更短的时间达到碳中和，但是我们拥有的技术条件比发达国家那个时候要好，比如说我们在绿色能源——像风能、光能这些领域，现在的技术条件比他们那个时候要好多了。随着绿色能源领域技术不断创新，不断推广利用，我们在碳达峰之后到碳中和的历程上，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完成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

从现有的统计资料来看，碳排放的大户第一是能源，主要是电力部门，大概占了51%；第二是工业，大概占了28%左右；第三是交通运输。因为中国能源的自然禀赋高度依赖煤炭，能源部门在碳排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城市建筑相关的碳排放占了整个全国碳排放的49%左右，农业碳排放比例并不高。全球400亿吨的碳排放，农业大概是排放70亿吨左右，中国占比也差不了太多，但是农业排放的主要是温室气体，不是直接的二氧化碳，它主要是甲烷和一氧化二氮。

1吨甲烷相当于8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效应，1吨一氧化二氮相当于大概256吨的二氧化碳产生的温室气体效应，浓度非常高。所以农业里的畜牧业是不能忽视的碳排放的一个来源。

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是中国碳减排的一个主战场，因为中国碳排放里城市占了接近80%，而且城市的经济、城市的人口各种各样的活动，实际上导致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城市的碳减排或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第一就是加大节能的力度，如果我们的能效水平提高达到日本和德国的水平，意味着我们的碳减排也可以达到相应的水平。在节能方面重点是推广先进的节能技术，同时在工业、交通、建筑领域，在数字经济领域、居民生活领域，都要开展广泛深入的节能活动。因为节能的空间确实非常大。

第一，以建筑节能为例，如果我们拿同样的建筑空间和日本相比，中国同样面积的建筑空间排放的二氧化碳比日本高一倍。如果我们把建筑节能做得更好，中国的主要建筑物都在城市地区，它带来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排放，减排的效应是非常大的。

第二，加大加快绿能的替代，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内陆核电、燃料电池、先进储能，特别是化学储能技术、智能电网技术，包括和新能源相关的一些先进材料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利用，真正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电力系统。我们过去的电力系统是以煤电为主的，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电力系统，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这些绿色低碳的电，就要成为未来电力系统的主力电源，这是能源领域的根本性变革。中国的风光电发电能力已经达到了3亿千瓦，名列全球第一，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时将超过12亿千瓦，随着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第三，推进在绿电基础上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电气化和电动化进程。过去我们很多的动力来源都是通过化石能源的燃烧产生的。未来如果能够实现更快更高比例的绿电的替代，在这个基础上推进电气化电动化，使过去高度依赖的靠化石燃料燃烧形成动力的结构发生变化，能够实现大范围的高比例的绿电替换，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电动化，中国可能就改变了工业革命、工业文明时期以化石燃料的燃烧形成动力的这样一种工业文明时代的能源特征，可能就真正构建一种具有生态文明时代的动力特征和能源结构。

我们要构建城市的低碳产业体系，因为中国的工业占整个碳排放的28%左右。在工业体系内部，比如建材钢铁、石化化工等领域是以化石燃料做原料的，今后这样一些产业都面临脱碳、减碳的过程。

在这个领域也有很多新技术，特别是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未来会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中美绿色基金非常关注合成生物学领域，通过用生物基材料来替代原有的化工原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现在的电动车如果不是建立在绿电机组上，还不能叫新能源车，只是电动车，因为可能它用的电都是用煤或者天然气发的电，其实都是有二氧化碳排放的。真正意义上的新能源汽车，必须是绿电的电动车。日常生活相关的智能的家居体系改造，也将有利于节能和降碳。

第四，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要广泛推广碳中和理念，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社区，包括零碳建筑。在未来建筑的能源配置方面，可能形成广泛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加储能设施加智能微电网这样一种能源供应的体系。随着光伏发电的能源转换效率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储能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未来建筑特别是城市社区通过综合能源服务体系、智能化的能源供应体系，形成全新的建筑能源供应，是完全有可能的。要强化城市的生态空间和森林碳汇的建设，不断地强化生态空间的密度，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这样一种环境特别有利于城市森林碳汇的建设。

第五，要加大全社会植树造林和森林碳汇建设的步伐，包括强化城市生态和绿色空间的建设和保护。中国过去一直非常重视植树造林，在过去几十年里，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2%左右提高到23.2%这样一个水平。“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高到24.1%，这意味着未来5年要把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提高大概0.9个百分点，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来衡量，这差不多就是9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比现有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小一点。我们国家全部的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加起来可能是12万平方公里左右，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完成。要实现这样的森林生态建设，必须建立更加有效的生态价值的市场化的实现机制。

绿水青山是不会自动成为金山银山的，它需要有一个生态价值的市场化变现机制来实现。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很好的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森林建设生态恢复，今后需要不断强化。

城市要完善非步道、步行道和非机动车车道的体系。现在城市的机动车越来越多，在有些城市开始侵占步行道或自行车道的空间，这是不对的。从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出行方式角度来看，未来必须更多倡导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未来交通体系的建设要考虑对非机动车道空间的保护，对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鼓励是有效的，今后要强化。

智慧城市建设是绿色转型的根本出路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未来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云平台超级计算融为一体的智能技术，会越来越广泛深入融进城市运行的每一个角落，融进城市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大大提高城市运行的效率和城市的能效水平，大大提高城市碳减排的力度。城市的智慧能源系统，例如分布式的能源系统（见图1），描述的其实就是一个完全智慧化的城市的能源，可以用作分布式能源系统的一个低碳的系统，它完全基于自然能转化为主的新的能源体系，是一个分布式的加储能加智能微电网的运行体系，是一个智慧化的综合能源的服务网络，是一个多能互补的智能化的体系。

图1  分布式城市智慧能源系统

终端电动车在这里既是一个能源的终端，又是一个储能的设施。它在整个能源体系里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双向互动、能够互相调节的非常智慧化的系统，能源利用效率非常高，而且可以使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包括氢能来完全替代过去那种化石能源的供应体系。一旦实现，可以减少50%左右的碳排放，是非常具有减碳空间的一个重要领域。

今后智慧的交通和物流体系，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调运高效出行系统和物流系统，可以减少单位交通工具的里程，提高交通出行效率，可以减少交通工具的能耗，起到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的作用。

智能化的城市经济体系，包括智能化的生产服务体系和消费服务体系。如果用智能技术对一个企业的生产流程、制造流程进行改造，其实花的投资并不多，但是它产生的节能效率会达到30%左右，而且这种投资的回报率还是比较高的，估计用3-4年时间就可以收回全部的投资。

我们现在享受的一些配送、快递服务，其实背后都是有云平台、大数据支撑，因为这样一种配送不是乱配送的，它是有效率的，而且这种效率还会不断提高，因为智能化的水平还在进一步提高。

再就是城市的综合治理体系的智慧化建设。过去的城市治理都是分部门进行的，缺乏一个综合治理的概念。综合治理的概念虽然提出来了，但是智慧化的水平还不够，各个部门都是自搞一套数字化的体系或智能化、信息化的体系，但是这些体系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缺乏一个顶层的设计。如果基于综合治理的理念来进行智慧化智能化的架构设计，可以大大提高城市综合治理的效率，也可以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

碳中合要采取有效的管理，今后围绕企业个人的碳足迹的计量，包括碳中合的治理、未来碳排放权的交易，一定是建立在基于数据、基于存储、基于计算、基于相互协调基础上的非常高效的智能系统。可以设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建立个人的碳账户，把碳账户形成的碳减排的积分和消费的终端结合起来，这样的积分实际上可以形成购买能力，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激励体系，可以激励人们更多地在生活中减排。

这样一个体系的建立未来一定是高度智能化的，所以智慧城市建设一定会融进城市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对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产生根本性的变革和颠覆性的影响。对未来智慧城市建设，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推广技术、研发更好的技术。

（编辑  季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区域重大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就是其中之一。长江经济带所涉空间极为广阔，它跨越了11个省份，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1.4%，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了全国的40%。可以说，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国的高质量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有赖于长江这条巨龙的腾飞。

尽管上上下下高度重视，近些年来也取得了不少成效和成果，但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约束。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不仅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还要优化发展思路、创新方式。

长江经济带的主要特点不仅是地域广阔、地位重要，还在于内部发展不平衡、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尖锐。长江流域11个省份，分属东中西三个发展地带，涵盖了最为发达和最不发达的地区。尽管都面对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但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基本诉求迥然有别；生态环境问题多年积累、欠账较多。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问题，既关系到与加快发展的权衡，又涉及到与相关地区的协调。

无论是强化环境保护，还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加快发展，都需要各个地方的积极主动工作，发挥自觉能动性。同时也要看到，长江经济带发展中一些深层问题，各地区很难独善其身地得到解决。如何照顾不同地区的发展诉求，使地区的发展能量不至于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中难以发挥？如何形成开放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适宜配置？如何实现标本兼治，全面形成生态环境的保护体系？解决这些决定发展、保护的深层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各个地区的合作联动，只有合作联动才能推进长江经济带最终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涉及方方面面，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各省份的合作联动也涉及方方面面，但推进合作联动需要突出重点，且应形成强有力的保障机制。

推进重大战略的协同联动

长江经济带是一个战略叠加的区域，除涉及沪苏浙皖四省份的长江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涉及川渝的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之外，还有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央推出了一系列涉及长江经济带许多省份的发展战略。过去一段时期，中央曾颁布了一些重大区域发展文件和规划，也涉及长江经济带相关省份的部署安排，例如2020年5月中央下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2021年7月下发的《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等。这些战略所涉及的重点地区不同，发展定位与要求也有差别，它们是各个地区行动的基本纲领和重要指南，影响重大。它们之间不能相互隔离、各自为战，各个地方也不能仅从实施单一的战略出发而各吹各调，否则就会因为战略差别形成战略分割，又因为战略分割加剧长江经济带的不平衡不协调状况，应当在推进全流域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下对接联通、协调实施。

在操作路径上，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一是统筹各项重大战略的基本要求，并结合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面对的重大任务，协调制定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年度工作实施方案；二是打通战略实施区域间的隔阻，实现各重大战略操作思路在地区间因地制宜地自主运用和相互借鉴，促进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三是鼓励重大战略实施的重点地区到其他地区联合设立功能平台，依此拓展自身发展的空间，同时带动合作地区加快发展。

推进城市群、都市圈的协同联动

城市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力量。而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既有利于城镇化加快发展，也能够有效抑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和城市病的滋生蔓延等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特别强调，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长江经济带拥有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及一批都市圈，各自实力雄厚，辐射功能强大，是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带动力量与坚实支撑。但要发挥其特殊功效，这些城市群和都市圈必须协同联动。如果各自唯我独尊、各行其是，则无益于全局发展，还会带来恶性竞争和资源的争夺，正所谓其利也显、其害也烈。城市群、都市圈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应当把推动其协同联动放在长江经济带发展全部工作的中心位置。

在操作层面，可以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一是推进制度性相互开放，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优化营商环境和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促进各城市群、都市圈的全面开放，实现规划、规则、规制的有机衔接；二是加强科技创新、人才配置、金融资本聚集等瓶颈环节和核心资源的合作与协调，合力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促进城市群、都市圈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三是以各自的比较优势为基础，合作建设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物流中心和战略试验平台，多点多面支撑区域流域协调发展。此外，为加强城市群、都市圈协同联动，有必要在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之间建立起适宜的组织协调机制。

推动沿带各地区重要领域的协同联动

推进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在重要领域的协同联动，既是尊重现实基础、基于各自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分工的重要举措，又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整体提升的有效途径。应当从实际出发，视不同领域的性质或特点，进行一体、双边和多边分类推进，形成联动。

从全带一体建设的角度看，长江经济带各省份间要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体确立行为标准、一体开展实质性建设。

一是推进新老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无论是6300公里的长江沿岸，还是20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空间，都应按照畅通、便捷、立体、智能、坚固的要求协同建设。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关系到未来发展，无论发达地区还是相对欠发达地区，都应该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

二是市场体系的对标对接。应以统一开放、公平公正、诚实信用为导向，建立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与规则，推动资源要素自主流动、优化配置，并持续推进营商环境的改善与优化。

三是生态环境联保联治。长江经济带是一个依水域相连的大生态系统，左右岸、干支流、上下游、陆水空紧密相接、无缝毗连，对其进行保护与治理必须联动开展、联手进行。近几年，各相关区域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主要还是单打独斗，全线的联动还比较少。地区各自为战不仅影响治理效果，甚至可能导致劳而无功、劳民伤财，需要统一标准、统一行动、统一监管。

四是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这涉及长江经济带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体现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志。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可以分领域分步骤进行，循序渐进，可以实行两两合作或多方合作推进；应该统一建立标准，并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进行，特别是合力推进基础制度的建设。

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实行产业体系的统筹构建和产业发展在地区间的合理分工。长江经济带发展当前面临的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产业的重复建设。产业发展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而地区间的竞争直接体现为产业的竞争，导致产业的同构或重复建设。不过，产业结构与各地的自然环境、发展基础相关，很难实行全带一体化建设，要按照上述四个方面搞产业体系的统筹和一体化建设是有难度的。但这绝不是说对此难有作为，只能听之任之。为了避免产业间的恶性竞争，努力形成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产业链，可以基于全局需要、考虑各地的发展实际，实行联动协同。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实施路径，是立足于发挥各地比较优势，进行合理分工，进一步增强各地产业发展与自身发展基础和潜力的匹配度；同时通过区域联动，以园区、产业集群等为载体，一道发展那些共同需要的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

（编辑 尚鸣）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格力电器”）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国际化家电企业。格力电器旗下的“格力”品牌空调，是中国空调业唯一的“世界名牌”产品，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立于1991年的格力电器，经历30余年的风雨，从一家默默无闻、年产量不足2万台的小厂，到1995年空调产销量全国第一，2012年成为国内首家凭借单一品类产品获得千亿营收的企业，如今成为掌握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的国际化公司。30余年来，格力电器在改革中成长，在创新中壮大，走出一条“让世界爱上中国造”的格力成功之路。

格力，改革开放的“硕果”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1985年珠海市政府决定发展北岭工业区，珠海经济特区工业发展总公司（格力电器前身）便应运而生，担负起发展工业特区、壮大珠海经济实力的使命，以贸促工，使工业、房地产、商贸“一体两翼”的产业结构在格力这片“土壤”中埋下了种子，世界知名品牌“格力空调”也在这里生根发芽。

严控质量，规范秩序，做“有温度”的企业

1991年的格力只有一条生产线，只会生产窗式空调，没有自己的核心产品、技术，只能通过购买空调散件组装为整机，再行销售。没有核心技术支持，产品质量问题频出，缺乏市场知名度，更难形成品牌效应。

1994年，时任总经理朱江洪不顾众人反对，对格力电器进行停产整顿。经过一系列整改，严格质量管理制度和相应的奖罚制度，格力再次恢复了生产。企业领导班子提出“出精品、创名牌、上规模、创世界一流水平”的口号，实施“精品战略”，出台了“总经理十二条禁令”，推行“零缺陷工程”。

企业建立了“两部一厂”质量管理体系，分别为：企业管理部——负责建立、监控和完善公司内部的综合管理体系以及供方的质量管理体系，全面推行质量管理，不断提升公司及供方整体质量管理水平；筛选分厂——负责对公司所有外协外购件的入厂检测与试验，以确保任何零部件的质量都能够过关；质量控制部——负责对整个生产流程的质量检验、质量控制及整机可靠性试验。而后在1997年，格力再次提出“好空调，格力造”的口号，时刻对自身产品保持着苛刻的品质要求。

格力通过建立多方位的“品牌自制力”，让这个企业的品牌形象得以初步确立，“格力好品质”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加上形成了适合自身特点的产品销售方式，格力空调的产销量于1995年即跃居全国首位，“格力电器”于1996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质量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只有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才能赢得社会和消费者的信任，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2005年，格力电器提出“没有售后服务才是最好的服务”的要求，以“刀刃向内”的精神，对自身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打磨。升任格力集团董事长的董明珠提出并组织创建了格力独有的“T9管理体系”“D-CTFP质量创新驱动环”“PQAM完美质量保证模式”和格力“完美质量”管理模式等质量管理措施，严抓质量源头控制和体系建设，为消费者提供“零缺陷、零售后”的高品质服务。2018年，格力“完美质量”管理模式荣获中国质量领域最高奖——中国质量奖。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格力也成为一家“有温度”的企业。既不低价兜售劣质产品，也不肆意抬高售价，在1994年和1996年先后首创“淡季贴息返利”模式和“年终返利”模式，被业内沿用至今。2019年成为国际化企业的格力仍在使用这样的营销模式，以“真正低价”让消费者享受高品质服务。通过这样的“小舍”，格力在消费者心中树立了“有温度”的企业形象，让企业最终收获了“大得”。

紧跟时代，勇于革新，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一棵大树的茁壮成长，是需要适时松土施肥的。格力能够走到如今的世界领先水平，与其紧跟时代潮流、敢于自我革新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自1996年上市以后，格力电器为了激励股东，推动企业发展，实行10:10送红股的政策，使2000年格力电器的总股份从最初的7500万股升到53694万股。作为格力电器的第一大股东，珠海格力集团公司则从送红股前持有的4500万股升到27000万股，共计占总股比的50.28%，形成了“一股独大”的局面。

2005年，为了解决A股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全国进入“股权分置”改革阶段。格力电器也顺应国家号召，于2006年发布了《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东沟通与协商结果公告》，对格力电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主要包括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以及激励机制的推行。

2007年格力电器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司第一大股东格力集团的股权占比被稀释，合并所持股份比例同比下降了12个百分点，最终占总股本的比例为24.41%。“一股独大”的局面得以改善，形成了一个相对制衡的股权结构。

公司改革的另一重要举措是激励机制的推行。格力电器的激励措施是推出限制性股票，最开始主要集中在中高管理层，后来逐步延伸到业务骨干，再逐步延伸到控股的子公司；激励对象也从最开始的94人发展到1059人。激励机制的不断完善不仅让格力的员工增加了企业的认同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良好的激励机制不仅提升了员工的幸福感，也增加了企业的凝聚力，同时也向外界传递了格力的实力和企业文化。

2014年，格力电器发布公告表示将试水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改革方案与国家提出的“改革国有资本管理体系”的要求完全契合，格力集团主动剥离非核心业务坚决主攻家电领域的举措对应了改革要求的“一主两辅”。

珠海市国资委2019年4月发布的“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转让格力集团持有的格力电器总股本15%的股票”的股权转让，最终珠海明骏受让格力集团持有的格力电器总股本15%的股份，成为格力电器第一大股东。珠海明骏的引入将使格力集团的股权结构更加优化，更好地激发企业的活力，也为格力电器在多元化、国际化、数字化方面的发展带来诸多助力，为格力电器未来稳定快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坚持自主创新，树立中国自信

格力能够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始终坚持“掌握核心技术”的自我创新意识。

格力的自我创新意识源于2002年时任董事长朱江洪的一次经历。当时的格力向日本某企业购买压缩机技术，并表示愿意出高价。但日方企业表示该专利是多年投入研发的成果，再高的价格都不出售。这一次“闭门羹”促使格力提出“掌握核心科技”的战略，开启格力的科研之路。2002年公司设立了100万元科技进步奖，建立了行业内独一无二的技术研发体系，组建了一支5000人的国内外专家团队。经过多年的发展，格力先后成立制冷技术研究院、机电技术研究院、家电技术研究院、自动化研究院与新能源环境技术研究院等15个研究院，自主培养出1.4万名研发人才，制定了“技术研发按需投入，不设上限”的相关规定。如今的格力已经完成了从“技术跟随者”到“技术引领者”的转变。

“伟大的事业都始于梦想，格力的梦想是让世界爱上中国造。”在坚持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格力的先进技术也不断“走出去”，服务世界。2019年，格力向丹麦格兰富授权自主研发的3项新型无稀土磁阻电机专利技术。让格力技术走向国际的同时，中国自信、中国文化也在走向世界。

“一个没有创新的企业是没有灵魂的企业，一个没有精品的企业是丑陋的企业，一个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是没有脊梁的企业，一个没有脊梁的人是永远站不起来的。”格力陈列馆墙上的“格言”，不仅仅是格力这一路科研创新的信仰和中国空调领军企业的骨气与意向，更是所有中国人能够自信前进且备受尊重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40多年来，开放的中国精神让“中国制造”获得了更多与世界接轨、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也正是这种开放的精神，让中国制造逐渐摆脱“低质、廉价”的负面标签，依靠自己的创新技术，逐步收获属于自己的“中国自信”，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建立“自强体系”，培养中国力量

格力一直坚持自主培养人才，形成一套“选、育、用、留”的人才培养方案，大力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

自2014年格力组建培训部以来，对销售公司售后人员和企业内部员工进行整合培训，形成了“三级培训体系”：一级培训由格力培训部主导，二级培训由各单位主导，三级培训由具体的科室班组岗主导。“三级培训体系”使得所有员工都能根据自己岗位需要纳入培训体系当中，进一步整合了资源和力量，强化了格力对内对外的人才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同时，格力优化了人才晋升制度，形成了一线员工培训发展“四部曲”：从社会人到合格一线员工，从一线员工成长为技能工，由技能工成长为多技能工，再成长到高技能工。只要是能者就能够获得长远的发展。这样的晋升制度也让格力的每一位员工更加敬爱企业，更加努力拼搏。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格力不仅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和晋升机制，对于人才的奖励更是毫不吝啬。2016年感恩节，宣布全员加薪1000元；2017年8月全员一次性发放高温补贴1000元；2018年年初，公司宣布全员每人平均加薪1000元；2019年，格力更是拨出5000万元科技创新奖励金，用以激励对格力科技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格力既是人才的“获益人”，也是人才的“栽培者”，更希望成为中国企业人才管理的“模范家”。在经济转型、挑战风险并存的今天，格力希望用自主创新的实力、自我培养的人才、自强自信的品质，让“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党建引领企业创新

党建将引领企业走的更长更稳。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党建精神的领会不是口号，而转化到企业的管理、生产经营各方面的行动，让每一位领导人乃至每一位生产者、销售者都有所领悟，并且转化为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

2019年7月9日，格力建立“党员之家”，把主题定为“格物致知新思想，力行致远新时代”，旨在强调格力上下必须始终秉承格物致知、求真务实的态度，发扬知行合一、力行致远的实干精神，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大力实施“一个核心、四大支柱”的发展战略，坚持自主创新和高质量要求，助力新时代珠海“二次创业”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格力集团党委将“党员之家”发展成为格力的创新阵地，将“展、学、用”相结合，积极组织员工到“党员之家”开展观摩学习、“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让广大员工在看、听、感、想中学习成长，更好地致力于创新创效，为企业增加新的动力，更好地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在防控新冠疫情的特殊战役中，格力再次发挥党建力量，按照“支部引领、党员先行”原则，以党组织为单位，组建了18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和10支党员突击队，迅速集结三批次共计139名员工报名参加市抗击疫情党员先锋队，奔赴各个社区一线，成为抗击疫情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彰显了格力党员队伍迎难而上、甘于奉献、顽强拼搏、能打硬仗的优良作风，为共筑疫情联防联控的坚强堡垒贡献力量。

企业文化提升企业凝聚力

格力能够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企业，与企业文化建设是分不开的。成立30余年来，企业始终坚持以“实”为基础，“信”“廉”“新”“礼”并存为格力的核心价值观，以“忠诚、友善、勤奋、进取”为企业精神，以“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为务实的工作态度。

“信”是精心打造、严格把控自己的产品；是员工对于公司的信任，相信公司具有可期待的发展前景；是消费者对于公司的信任，相信公司可以提供可靠的产品；是股东对于公司的信任，相信公司可以有满意的利益收入；是战略合作伙伴对于公司的信任，相信公司可以实现多方共赢的目标。

“廉”是廉洁奉公、严以律己。公司能够落实党的领导，在企业家的引领下，团结一致，共同为了企业的成长、行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大而不断发展；员工之间能够友爱互助、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为了企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是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公司通过对于技术、管理、经营等多方面进行不断创新，紧跟时代的步伐，在脚踏实地的同时，不断突破，用新技术、新方法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

“礼”是团结协作、尊重友好。公司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爱护员工的理念，建立“能者上、差者下”的人才培育制度；对于客户和合作伙伴尊重有礼、诚实守信；领导和上下属之间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区别待遇。

格力质量体系的打造体现了“信”，格力自主创新体现了“新”，格力党建工作的开展体现了“廉”，格力人才体系的建立体现了“礼”，四者犹如高楼大厦的根基，铸就了格力企业的发展，而高楼的核心“实”就是格力的企业责任感——那种脚踏实地的执着追求。格力的企业责任感体现在爱护消费者的质量严控上，体现在推动行业发展的标准制定上，更体现在扛起中国自信的自主创新上。

2014年、2016年、2018年，格力被授予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年度企业奖”，该奖项是中国互联网业界最早、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社会责任奖，被视为衡量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尺。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责任的“义务人”，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的追求，但不是唯一追求，应该在合法追求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家精神助力公司持续发展

格力有两位著名的企业家：朱江洪和董明珠。他们既是格力这30余年风雨的见证人，也是格力这30余年荣耀的领路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不仅能够给企业带来可观的营业收入，还能够树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引领企业更快更好发展。

1991年朱江洪创办格力电器，2001年起担任格力电器董事长，2012年退休，带领格力从小工厂发展成为家电行业的领头羊。

1991年董明珠进入格力做业务经理，1994年开始一路升迁，相继担任珠海格力电器经营部部长、副总经理、副董事长，2012年被任命为格力董事长至今。

格力的这两位企业家堪称中国家电业界的“黄金搭档”。在“朱董配”的时代，朱管生产，董抓营销，让格力电器从默默无闻的小空调厂，成为如今全球产量最大的空调企业。

朱江洪被称为是家电业最低调的董事长。但是，他却有一股自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硬气。不论是当初狠心关厂进行质量整顿，还是下定决心走上自主研发之路，都体现了这位企业家的“霸气”，低调但不懦弱。

不论从企业管理还是工作决策，董明珠都是果断刚绝。对待工作、对待事业的投入近乎疯狂，极度追求完美；对待下属甚至对待自己都黑白分明极度严苛。也许正是因为她拥有着理性、霸气、执着等性格特质，才能带领格力走到今天。

格力这种由内向外的“软能量”得益于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引领。不论是低调却硬气的朱江洪，还是刚强中透着柔情的董明珠，都是格力文化的塑造者，更是格力前行的引路人。“没有格力就没有我，是格力给了我舞台。反过来，没有我的‘舞姿’，别人也欣赏不到格力。”董明珠这句自信的话，也很好地反映了企业和企业家相互成就的关系。

格力，疫情时期的“守卫者”和“闯关者”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中国乃至世界按下了暂停键，这给包括格力在内的大中小型企业带来了不少的压力。2020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格力电器实现营收203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49.70%；净利润为15.5亿元，同比下滑72.53%。如此巨大的营收差距，并没有阻止格力成为这场疫情中重要的“战斗先锋”。疫情期间，格力电器没有下调或者拖欠任何一名员工的工资。一个好的企业，在遇到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的时候，要有能力保护员工。

此外，格力及旗下多家公司为各个疫情暴发地捐赠医疗物资及设备，并组织200多名安装工人形成“格力空调抢装先锋队”，利用三天三夜时间完成武汉雷神山医院的空调安装工作。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格力逐步有序恢复生产，斥资2000万元成立珠海格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加紧生产温度计、口罩生产设备、护目镜、杀病毒空气净化器、“风无界”空调等一系列抗击疫情产品，并且要求所有行政管理人员进入生产一线，勇挑抗疫重任，追求产品极致。这不仅是格力精神，更是中国力量。

特殊时期的新转机还是新危机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格力受到不小的冲击，公司全力应对挑战。在空调领域以外，董明珠表示格力将调整产品线，大力发展小家电产品，通过线上平台拓宽格力小家电产品的知名度。疫情期间，“格力董明珠店”的直播活动引起了不少的关注。虽然格力此前曾直言“坚持线下”，但在互联网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格力也先后开设网上商城、个人网店，不断加大线上营销力度，与庞大的线下实体店群结合，形成了线上线下互补的形式。

疫情紧张时期，空调行业终端市场的销售、安装活动几乎无法开展，公司及上下游企业不能及时复工复产。此时格力选择了直播带货途径，为其在特殊时期注入了新鲜血液，并且开启全国直播巡演，使直播成为格力2021年的常态销售模式。但这却使助力格力壮大的分销商们“叫苦连天”。直播间低折扣的销售，堵住了他们通过分销赢取差价的收入来源，空调市场本身的利润空间也在下降，加上疫情的库存堆积，以及一些潜在市场的占领，使得很多分销商难以完成相应销售指标。

曾经的格力是通过“总部-分公司-代理商-零售商”构成的庞大销售网络登上“空调老大”的宝座，这种利用高毛利来支撑层层经销商的做法，显然已不合电商时代的要求。因此，销售渠道的转型对于格力势在必行。但是现如今的格力拥有上百万的经销商队伍，销售渠道的改革显然不是简单的事情。直接抛弃线下销售模式，不仅会让很多人面临失业，对格力本身也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如何平衡线上和线下的销售关系，是格力此次渠道改革的重中之重。

线上渠道已是潮流，格力必须走新零售模式。这次疫情对于格力销售渠道的变革到底是助一臂之力还是“赶鸭子上架”，还没有定论。但疫情也给格力电器一个外力、一个基点，去发现现行销售模式的短板所在，以帮助企业不断进行改革探索。

应对考验，格力一直在路上

2021年三季度，格力电器营收470.83亿元，同比下降16.5%。2021年以来，格力的股价下跌了近40%，市值排名跌落到美的和海尔之后，显示出格力正在面临巨大的考验：

首先，原材料成本上涨。家电制造的上游原材料铜、钢、塑料等大幅涨价且持续时间较长，关键零部件、芯片等缺货，企业只能通过提高成品价格对冲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影响，这必然进一步冲击销量。其次，外部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家电行业自2019年起已进入存量竞争时代，行业发展空间已经很小；与家电行业高度相关的地产业也已进入慢速发展的阶段。因此，仅凭空调占领家电行业巨头的地位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再次，竞争对手日益强劲。曾经独霸“空调老大”的格力电器，2020年被对手反超，竞争对手美的和海尔正处于良好增长势头中。另外，截至2021年上半年，格力的空调业务收入占格力电器总收入比例高达73.8%。虽然格力已经进入冰箱、洗衣机、小家电、新能源汽车、手机、智能装备、医疗设备等多个产业领域，但多元化布局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2022年，进入后疫情时代的格力电器，除了严重的业绩下滑以外，也将面临格力电器董事会换届，为格力效劳30余年的董明珠是否退休，接班人又会是谁，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格力虽然在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想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并不容易。目前，随着格力元老级员工的不断离职，同时具备优秀能力和团队力量的突出人选并不多。如何应对掌舵人后备力量不足，将是公司人才建设的关键目标。

格力还存在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治理结构优化。“格力等于董明珠，董明珠等于格力”这一说法似乎已被社会认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格力治理结构的不足。原本高瓴资本的入股应该使公司的股权结构更加合理化和多元化，但事实上，高瓴资本作为最大股东在董事会上长期缺位。

没有一家企业是绝对完美的。不可否认，格力电器依然是一家非常优秀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一家企业的持续发展壮大，必须经历种种考验，相信经过蜕变后的格力一定能够焕发出新的光彩。

（编辑 尚鸣）

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增长

冷战结束后30年，日本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被称为“失去的30年”。过去30年的每个10年平均增速分别为0.3%、0.3%和0.7%，可谓“贴着地皮增长”，堪称“零增长”。GDP增长率的低下与物价、利率的长期低下，并称为日本经济的“三低”，也构成了“日本化”的三个典型特征。

2016年以后，日本央行将长期低下的利率限定在0%左右（10年期国债收益率锁定为0%），导致预期投资收益率长期低下。企业不投资，抑制设备投资、抑制研发投入，潜在生产率低下，潜在GDP增长率长期处于1%以下（目前为0.7%），在物价长期低迷背景下，日本经济呈现“通缩化”现象。

摆脱通缩是日本政府的长期任务。“安倍经济学”使用了大胆的金融政策，辅之以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积极扩大国家债务；央行无限购买国债及企业股票基金，导致央行资产膨胀、日元长期贬值。新冠肺炎疫情中，在国际资源能源价格上涨背景下，日元贬值加剧进口物价上升。出口物价则因企业面临全球竞争难以轻易提升，导致日本交易条件恶化（出口物价高于进口物价）。

鉴于新世纪以来日本企业海外生产比率达30%，日元贬值对于企业出口的刺激效果减弱，良性效果稀薄，呈现更强的负面效果。由此，面对国际物价上升、美欧央行金融政策回归正常化倾向，日本央行如何调整金融政策关乎其经济增长。

中日经济具有稳定深度发展的基础

从贸易方面看，自2009年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国以来，至今，日本的最大出口地在中美之间轮动，中美不分伯仲，堪称日本的两大出口要地。在进口方面看，自2002年以来，中国持续保持日本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地位，且从中国的进口规模逐年扩大，在日本总进口中的占比约达23%左右，逐渐与美国拉开距离。这意味着日本对中国制成品的依赖在逐渐增强，对美国制成品的依赖逐渐减弱。

中日产业间始终保持着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入世之初，日本对华出口的九成为生产设备、核心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而今，这种跨国产业链关系仍在保持并得到加强。从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数据看，有色金属、半导体制造装置、集成电路、电子零部件，及电子计数仪器等对华出口逐年扩大，并构成中国出口产品的核心要素，其比例关系大致为13：100，即每进口13个单位的日本生产要素，可产出100个单位的中国出口产值。

与此同时，中日贸易结构日渐表现水平分工特征，如在一般机械、电气机械和原料、化工原料等类别中，中日相互占比日趋接近，如“一般机械”，互占23%左右；“电气机械”接近27%，中国出口占比更多一些。这意味着中日产业内贸易快速发展，形成了彼此不可或缺的紧密产业链关系。

这与日本始终保持高水平的对华直接投资有关。中国入世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掀起新的高潮，这个潮流持续到2012年中期，这个过程既体现了对入世后的中国经济的高度预期，也反映了对北京奥运会及上海世博会的高度期待，同时也与日本“3•11”地震后企业分散投资，转移产能，规避风险有关。之后，日本企业投资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在增速上呈现超过对华投资的势头。

在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叠加背景下，中日贸易结构并未发生大规模改变，表明日本对华投资，及其在华产业链布局也未发生显著改变。对东南亚的投资增加，可谓仍保持在过去的延长线上。中国市场的投资魅力、投资收益仍可抵消所谓的“经济安全”考虑。中日产业关系仍具有稳定深化发展的条件。以此为基础的中日关系也具有保持稳定发展的条件。

（编辑  季节）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是美国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作为20世纪这个“美国世纪”的见证者，亨廷顿在美国政治学界纵横驰骋了60年。在这60年中，他一贯秉持清醒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思考美国政治、世界政治以及“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他从二战后介入美国思想辩论以来，就不囿于狭隘的政治正确，不断对支撑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运行的思想基础进行探讨；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中，他清醒地判断“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研究美国的国家战略。

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1945-1965年间，美国思想界普遍以洛克（John Locke）式的自由主义来表述美国的国家理念。这种理念描述中，美国奉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等现代政治原则，美国人是被上帝拣选并赐福的民族，这种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被塑造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但是，1957年，亨廷顿对此主流观念发起挑战，他提醒美国人反思美国的建国理念究竟是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还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保守主义。

根据路易斯·哈茨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的说法，从建国直至1920年，进步年代的美国社会一直由洛克式的自由主义主导，形成了“自由主义共识”。[1] 亨廷顿认为，这种源自英国的自由主义“文化霸权”导致美国保守主义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传统。自由主义确乎笼罩美国人的心智，美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没有欧洲的种种意识形态。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保守主义在两个重要契机之下复活了。首先，随着美国加速告别“孤立主义”走向世界，新汉密尔顿主义的联邦保守主义复活了。其次，从“二战”到“冷战”初期，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国家。美国在冷战铁幕开启后，希望通过废除“种族隔离”，让自己在西方世界的领头羊地位更为名副其实；由于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和内部的大众民主运动的恐惧，“南方保守主义”也得以复活。在苏联这个全面战略对手的巨大威胁面前，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保守主义”都迅速在“冷战自由主义”的旗帜下一致对外。[2] 亨廷顿成为“冷战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

1957年，亨廷顿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社会接受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队，就意味着接受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伦理。因此，在亨廷顿看来，虽然美国社会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视为美国的国家理念，但在现实运作中的却是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结合体。

亨廷顿对美国社会实际形态的观察所得出的这种国家建构理念，来自他所推崇的三位战略思想家。第一位是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他的《战争论》对亨廷顿影响很大。[3] 他既提供了军官职业化的合理性，也提供了文官控制的正当性，亨廷顿正是据此建构了自己军政关系理论的内核，从而让《军人与国家》成为理解现代国家的军政关系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第二位是美国军事思想家小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他抓住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帝国主义情绪，美国开始从思想上告别孤立主义，其所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实际上是这种帝国主义思想的反映。[4] 正是在小马汉身上，亨廷顿所说的美国历史上一度消失了的联邦主义和南方保守主义，在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走向世界之后复活了。

第三位是美国现实主义的国际战略学者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他的《国家间政治》主张“政治家必须确信国家就是强权之一，必须据此思考国家利益问题”。[5] 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塑造了冷战至今美国对外战略的主线，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亨廷顿对美国对外战略的现实主义批判与反思。

在这三位战略思想家的启发下，亨廷顿把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视为军事伦理的两大支柱，他非常关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在美国不同时代的命运变迁，因为军政关系的稳定有赖于政治思想与社会观念普遍接受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冷战情境下，美国必须改变过去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保守主义，古典保守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保守版本”而已，而其理论对手是“大众自由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1975年，美国政治已经结束战后20年的民主化运动高潮，进入保守主义长周期。亨廷顿进一步阐发了“民主危机论”，[6] 这被视为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精英民主理论”的回归[7]。

亨廷顿在这种思想框架之下重新定位了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地位。在他看来，保守主义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因为它并没有自己的“乌托邦”。他认为人们之前对伯克的定位是错误的。在经济思想上，伯克接受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古典自由主义以及后来成为英国国策的古典自由国际主义。对伯克的重新定位是亨廷顿思想的重要起点。

1957年，亨廷顿被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的自由主义者指控鼓吹军国主义和权威主义，最终被迫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一道从哈佛大学出走哥伦比亚大学。

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

亨廷顿在哥伦比亚大学的4年，对莱因霍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尼布尔对冷战一代美国思想家影响极大。尼布尔的思想光谱颇为复杂，他既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也是新教现实主义者。他是美国历史上首批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抨击美国社会自身问题的学者，这一点体现在1932年他的成名作《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它是“大萧条”时期影响整整一代美国人的经典著作。从这本书开始，尼布尔的每本书都备受重视。美国国际关系与历史学学者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J.Bacevich)将尼布尔称为“冷战自由主义的总设计师”，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 1917–2007）将尼布尔称为“美国冷战一代思想者共同的精神教父”。

亨廷顿读过尼布尔的大多数著作，由于这位新教神学家思想的影响，亨廷顿逐渐强化了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这使他不同于理想主义的保守主义，也不同于同时期现代派诗人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天主教社会思想。[8]虽然二者所表达的都是基督教文明对现代社会及其问题的基本判断。

1968年，亨廷顿集中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独特问题的判断。[9] 他认为，不同于传统国家，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断深入，每个国家要么成为大规模现代社会，要么就是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变化社会”或“转型社会”。亨廷顿认为，自由主义者的现代化理论实则是将西欧、北欧和北美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的理想样本，实际上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起点等同于结果，事实上忽略了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对政治变迁的巨大影响，忽略了发展过程和道路的复杂曲折和替代选择的可能。

这样一个判断，反映了亨廷顿的思想转变。在20世纪50年代写作《军人与国家》之际，在亨廷顿那里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并列关系；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现实主义已经变成了保守主义的限定词。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参与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开始，亨廷顿就将矛头对准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和对外战略。《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这本著作集中体现了亨廷顿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度，其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地位，颇似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在西方军事思想中的地位，它整合并且超越了西方世界对政治发展的讨论，并将比较政治的研究重心从政治发展转移到政治变迁上。

近五十多年来，亨廷顿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逐渐成为美国多数中下层白人的主流观念，它对现代政治困境的理解和对政治、政治思想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塑造作用越来越备受关注。

现实保守主义的新教根源

亨廷顿思想的继续深化来自20世纪60年代民主化运动在美国的此起彼伏，这场极具挑战性的民主运动对美国自身构成了巨大挑战。理解和回应这种挑战，亨廷顿从政治转向了文化。[10]在他看来，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们质疑的并非美国体制的正当性，而是美国现任政府的统治能力，美国政治中的“信念激情”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校正美国的航向。因此，亨廷顿认为看似激进的民主运动，实质上却是保守主义的。亨廷顿将美国政治的失衡归因于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共识，亨廷顿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未能实现并且总是不能实现，这是美国的政治现实。理论预设与政治现实的冲突，恰恰内在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共识。实际上，亨廷顿是从根本上挑战了自由主义者对美国政治的体制自信。

在用文化视角解释政治问题上，亨廷顿认为，美国政治思想中始终存在洛克式自由主义与伯克式保守主义的斗争。尽管美国保守主义的两大代表——北方联邦主义和南方保守主义在建国后和内战后消亡了，但美国从来没有产生独立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故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期间的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面前手足无措，保守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重新回到美国政治舞台。伯克在《论法国大革命》一书所表露的保守主义思想，尤其是在《与美洲殖民地和解书》中所概括的北美殖民者的特性，被亨廷顿视为美国的国民特性、国家认同和核心文化的根源。在伯克看来，美洲殖民地的新教实质上是“新教的新教”、“异见的异见”，是英国本土未完成的新教革命的产物。[11] 因此，北美殖民地人与母国人同文同种，正如今天“五眼同盟”同文同种。亨廷顿正是在伯克的基础上将“同文”界定为“同一种宗教”。

亨廷顿指出，美国自由主义者将美国的政治理念概括为一套“美国信念”，所谓“美国信念”指的是美国人一直以自由主义社会自居，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社会一系列美好的政治价值，而这种自由主义的美国信念没有触及的是其政治制度源于英国的新教（清教徒）革命时代（1640-1688），甚至每一种制度都源于新教。美国政府的权力虽在结构上分立，但本质上处于“职能混同状态”。美国政体源于亨利八世（1509-1547）以来的英国都铎体制。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亨廷顿集中关注的是政治制度，比如军事制度和作为政治制度集合体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亨廷顿的重心转向对重大政治社会困境的道德关注，试图找到制度背后的文化要素，此时他强调的是，要想真正理解美国政治，就必须追溯美国政治的真正起源，也就是作为美国核心文化和国家认同源泉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发现亨廷顿对自由主义者批评的深刻之处：自由主义者所相信的美国人反权力、反权威的政治伦理并不是天生的，正是因为英国人留下的政府权力太大、政府权威无处不在，才导致美国人看上去更擅长限制而非建立政府的权威，才激发了美国人反权力、反权威的政治伦理观念。

这种分析框架更关注美国政治背后的文化因素，认为美国所有的现代政治制度几乎都有宗教根源；解决现代政治困境的希望在于政治的“再宗教化”、国家的“再道德化”，只有重新激起美国人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只有激起超越阶级、地区、种族、宗教和身份的信念激情，美国政治才有希望。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的“再宗教化”是美国政治最独特的特征。

新教现实主义与现代政治困境

20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局势风云变化，亨廷顿认为需要对新的国际格局做出准确的现实主义判断。面对甚嚣尘上的自由国际主义言说，亨廷顿非常清醒地将自由国际主义和新教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12]

自由国际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帝国主义一脉相承，它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尼布尔的指导。尼布尔认为，美国历史存在一个巨大的反讽：美国人以上帝选民自居，常常对其他民族颐指气使，但这实际上是愚蠢的，只是一个幻觉。他从新教现实主义出发，对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进行了批判。[13]他希望探寻的是基督教如何从道德上来理解、处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困境。[14]尼布尔是“冷战”时期的思想教父，因此，他的理论建构存在一个前提，即将苏联视为全面的战略对手，这也正是冷战一代美国思想者的共同前提。只有在这个理想的敌人面前，美国和美国人才能恰当定位自己。尼布尔深刻影响了亨廷顿对美国内政外交和“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但是，亨廷顿在冷战格局松动之际偏离了其学术立场，试图探讨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行动指南，他将秩序视为分析国家的核心维度。对他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秩序也是个好东西。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保守主义者聚集在“国家利益”的大纛之下，共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苏联消失之后，美国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如果失去了苏联这样理想的敌人，美国人也很可能迷失自我，所以要寻找新的理想敌人。1996年，亨廷顿处理的问题变成了如何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及其冲突根源。[15]

“文明冲突论”诞生的契机是亨廷顿与他的学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对话，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是当时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典型代表。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的未来究竟是“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仍是当代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有关“后冷战世界秩序”讨论的一桩公案。亨廷顿严肃批评了“历史终结论”的理想主义。在亨廷顿看来，既然存在多极文明，就可能存在冲突；只有理解可能的冲突，才可能谋求和平。“文明冲突论”似乎同时激励了西方霸权国家和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形成了“全球性的帝国内战状态”：一方面，西方国家会继续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并强调自身文明的普世性；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受到激励，希望成为帝国内部的“新君主”。

美国思想界认为，冷战之后的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文明的冲突这种外部危机，还有国家认同的解体这种内部危机。1992年，小施莱辛格出版了《美国的解构》。[16]在他看来，失去敌人的美国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不再是一个团结的国家。亨廷顿也将其人生的最后时光用来处理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17]他认为，以1965年的《移民法》为转折点，多元主义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挑战了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推动了“反美国化”进程。但是，亨廷顿并不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所鼓吹的白人本土保护主义上，尽管由于他因为批评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而再次被贴上了本土主义者的标签。在他看来，美国的希望在于让自己的核心文化重新回到新教这个母体，而非种族上的白人至上。亨廷顿认为，21世纪的美国需要的是“健全的民族主义”——既不是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但每个人都应该珍视爱国主义这一政治美德。

现实保守主义的政治德性

亨廷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召唤的“政治的再宗教化”、“国家的再道德化”和盎格鲁-新教文化为主体的“美国核心文化复兴”，在冷战结束后似乎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亨廷顿所反思的正是美国国家认同与美国世界地位所面临的危机，他所希望避免的恰恰是文明冲突的厄运。在亨廷顿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同事对他的评价有一个共识：亨廷顿是一个典型的盎格鲁-新教徒。亨廷顿与美国自由主义精英的疏远，恰恰是因为他的思考代表了二战后的美国普通选民的想法。[18]在个人品质上，亨廷顿坚持的是勤劳、诚实、公正、无畏、忠诚，以及最为重要的爱国主义。他本人也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只刻下一句话：这里躺着的是一个满怀信念的爱国主义者。

亨廷顿同时代的一位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认为，美国自由主义的核心共识在于政治而非文化，政治能够改变文化并自我保存；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共识在于文化而非政治，文化决定社会成功与否。有学者据此指出，亨廷顿的思考是以反思自由主义的思想误区为前提的，他对政治学的首要贡献就在于维护保守主义的核心共识，强调自由主义在实现自身理想信念上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所以必须现实主义地援引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19]

亨廷顿的第一个30年集中在政治，第二个30年则集中在文化，但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想立场，对美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所面临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困境进行道德层面的思考。或许正是因此，亨廷顿才成为美国唯一同时吸引了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政治思想家。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现代政治学也即美国政治学的重要代表，亨廷顿身上最值得记取的，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爱国者的思想立场，也正是这一思想立场使之成为切实理解“美国与世界”及其社会政治困境的一个理想窗口。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