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各界普遍预期我国经济可以实现5%左右的增速目标，经济运行中也不乏结构性亮点，但有效需求不足、预期偏弱等问题仍然突出，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出现“温差”。2023年三季度以来，房地产政策优化调整、增发1万亿元国债等措施对信心有所提振，也使市场更加关注2024年我国经济能否实现更强劲的复苏。

回顾2023年，展望2024年，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我在接受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访谈时，就一些关键问题谈了我的见解。

我的主要观点是：

（1）2023年中国GDP增速超过5%已是定局。粗略推算，2024年中国GDP可以达到5%。根据2023年基数，这一增长目标是更货真价实的5%。

（2）预计2024年，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大概率将低于2023年，2024年是否能维持较高经济增速主要取决于资本形成。资本形成增速是否可以高于2023年，取决于基础设施的增速是否能够明显高于2023年。粗略估算，如果2024年最终消费增速低于2023年，为实现5%的GDP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可能需要达到双位数。

（3）基础设施投资不一定是在短期内有商业回报的，但应该是高效、高质的。在推出新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之前，政府必须从立项、融资、监理和验收等各个环节做通盘考虑。如果无法提供基础设施投资高效高质的制度和思想保证，其他也就无从谈起了。

（4）“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的命题意味着，要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就必须首先增加居民收入。如果居民消费的增长不能建立在收入持续增长以及对这种增长的稳定预期的基础之上，即便是政府发放补贴，居民仍可能把额外的收入进行储存以备不时之需。

（5）“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应该是：“广义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各类投资增长—收入增长—消费增长—收入增长—投资、消费增长—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除非出现某种难以预料的良性外部冲击（如某种重大技术突破），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需要以广义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启动。

（6）中国偏高的储蓄率是否合理？我们无法通过横向比较准确判断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是否合理，也没有一个严格的理论可以作为判定中国整体消费水平合理性的依据。应该说，只要是自愿，储蓄就是合理的。关键问题是必须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唯其如此，居民才能增加资产，才能日后增加财产性收入。

（7）我不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我认为中国房地产业存在的问题是资源错配。在充分吸收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房企化债方案，2024年中国应该能够稳定房地产市场。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房地产业将会处于“休养生息”，“蓄势待发”的状态。

（8）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应该是显著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国债发行规模，为广义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充分资金。如果有足够的项目储备，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5%是可行的。货币政策有空间也有必要进一步放松，但应该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先导，否则对总需求的刺激作用有限，而低利息率可以为国债发行创造良好条件。

（9）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所谓“周期性问题或是结构性问题”这样的“二选一”的问题，而是应该执行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应该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等问题。而强调结构改革的重要性同强调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并无矛盾。执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重要条件。但结构改革毕竟不是宏观调控的工具，一般而言，结构改革的具体目标不是为了实现某个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某项改革需要通过何种具体途径实现，将对宏观经济产生何种影响？这要具体论证，不能一概而论。

（10）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反映经济总体供求均衡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就中国而言，维持3%-4%，甚至更高一点的通胀率应该是适当的。如果通胀率低于2%，中国应当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目标不应低于5%

2023年初，我国制定的GDP增速目标是5%左右。由于2022年GDP增速只有3%，而5%是一个留有充分余地的增速目标。2023年中国GDP增速超过5%已是定局。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文简称“社零”）同比增-0.2%，2023年1-11月份，同比增7.2%。社零增速的反弹说明中国的居民消费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2023年1-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下文简称“固投”）同比增长2.9%，低于2022年的5.1%，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6.3%，低于22年的9.1%。令人欣慰的是，制造业投资中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分别同比增长34.6%、21.5%、17.9%和10.5%。制造业中上述细分行业投资的高速增长令人鼓舞。

 

2024年我国经济增速目标预期和建议

从“三驾马车”来看，消费成为2023年我国经济增长最大拉动力，资本形成对GDP贡献率有所下降，净出口贡献为负。2024年这一格局将如何演变？没有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或其他数量模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2024年中国可能实现的GDP增速做一个粗略推算（a back of the envelope calculation）。在确定2023年末总需求各部分在GDP中的比重后，假定2024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贸易顺差的增速等于2023年1-11月社零、固投和贸易顺差的同比增速，就可以推算出2024年GDP的增速。假设2024年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速为0，最终消费增速等于2023年1-11月社零的增速（7.2%），可以推出为实现5%和6%的GDP增速所需要的资本形成增速。

我以为，2024年中国的经济增速目标不应该低于5%。由于2023年中国GDP增速可以达到5%，2024年5%的增长目标就是扣除了相当一部分基数效应的、更货真价实的5%。鉴于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低于2023年，如果中国能够在2024年实现5%的经济增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应该强调，中国的GDP增速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目前中国处于低通胀的状况，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导致通胀失控。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最重要的政策空间，争取实现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一举扭转GDP增速持续下跌的趋势，一扫对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

2024年能否取得较高经济增速主要看投资

如何预判消费和投资在2024年的复苏力度，2024年出口形势如何展望？

2023年，消费需求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23年1-11月，社零增速为7.2%，同2022年的低基数有关。同时，社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餐饮业高速增长的结果，在餐饮业基本恢复正常增长的情况下，2024年社零的增速大概率将低于2023年。同时，由于股市不振、房地产价格下跌、地方政府财政紧张等，2024年，中国最终消费增长速度可能低于2023年。

2023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下降情况下，2024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估计将十分有限。这样，2024年是否能维持较高经济增速主要取决于资本形成。2024年资本形成增速是否能够超过2023年？一个关键问题是：房地产投资目前下降幅度是否会出现收窄。估计在2024年还会继续下降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对GDP增速的拖累将会减少，但做出贡献的可能性不大。尽管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投资增速令人鼓舞，但这些增长较快的新兴投资存量占比仍然很低，贡献更多是边际性的。2023年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低于2022年。制造业增速之所以差强人意是与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有关。

因而，2024年资本形成增速是否可以高于2023年，取决于基础设施的增速是否能够明显高于2023年。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取决于项目储备以及资金的可获得性和成本。根据相关数据，截至2023年11月，按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三大行业投资增速套算，基建投资额为20.5万亿元（2022年全年为21.2万亿元）；1-11月，基建投资同比增长8.0%。其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11月投资同比增长24.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10.8%；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1.1%。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是城投公司的主营行业，其投资下行或许与隐债化解行动有关。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1-11月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8%。我粗略估算的结果是，如果2024年最终消费增速低于2023年，为实现5%的GDP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可能需要达到双位数。

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1/5，人口却是美国的4倍。中国不存在基础设施投资饱和的问题，特别是在医疗、养老、教育、科研、地下管廊和城市交通等领域，中国的基础设施存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

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一般投资于公共产品既无商业回报，又难以产生现金流。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预算。政府预算内资金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和专项债。2022年基建的预算内资金占比为20.3%，在预算内资金中，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中央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占比不到1%。由于房地产价格的下降，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40%左右的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出让金收入锐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还面临艰巨的化债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改善经济结构，中央政府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就更是难以避免的。

基础设施投资不一定在短期内是有商业回报的，但应该是高效、高质的。不少学者反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其主要原因是担心地方政府搞“面子”工程、“白象”工程、“豆腐渣”工程，因而浪费资源，甚至滋长腐败。这些担心是有根据的。但这些是如何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而不是应不应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

如何保证基础设施投资的高效率、高质量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挑战。在推出新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之前，政府必须从立项、融资、监理和验收等各个环节做通盘考虑。如果无法提供基础设施投资高效高质的制度和思想保证，那么其他也就无从谈起了。

找到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的起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如何推动二者形成良性循环、扩大有效需求？

从增加总需求的层面来看，消费与投资都是总需求的构成部分。给定两者在GDP中的占比，两者增速的提高都能导致GDP增速的提高。但从经济增长的层面来看，消费与投资的性质完全不同。投资意味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而资本存量的增加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意味着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居民可以享受更多的消费。因而，在消费和投资之间的选择，实质上是在现在消费还是在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选择。希望现在消费就减少投资，希望未来更多的消费就增加投资。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的命题意味着，要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就必须首先增加居民收入。更全面的表述是：“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存量的函数。”其中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变量是收入，收入预期在很大程度是当前和前期收入决定的，同时也会受某种非经济的重要外部冲击影响。

如果一方面承认“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是否在逻辑上自洽？正如李实教授所说的，“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想刺激他们的消费显然不现实，他们中的一些家庭处于负债消费的状态；对于中等收入人群，他们面临就业和收入不稳定的问题，叠加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增加，想让这部分群体提高消费也不太现实；对于高收入人群，很难通过一些举措去刺激他们的消费行为，同时高收入人群毕竟是小众群体，不太可能对促进社会消费力提升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提升居民收入还是要回到源头：提高经济的增长速度。”

我不太清楚“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是什么意思，但消费需求是指有购买力的需求。在给定收入水平的情况下，通过税收和补贴政策对收入进行二次分配可以减少贫富差距，从而降低居民部门作为一个总体的储蓄倾向、增加消费需求。鉴于中国依然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政府需要在这个领域做出更大努力。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做大蛋糕”，形成“收入增长—消费增长—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在这一循环中，收入增长是起点。而收入增长的起点则是无需依赖收入增长（即并非收入的函数）的某些特殊类型的投资的增长，特别是缺乏商业回报但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而需要政府支持资金的狭义基础设施投资、技术改造投资和医疗教育投资等的增长。可以把这类投资称之为广义基础设施投资。

在预期偏弱、经济增长无力、物价普遍下降情况下，由于可以创造“挤入效应”，带动以盈利为目标的其他投资，广义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对启动经济增长尤其重要。“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应该是：“广义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各类投资增长—收入增长—消费增长—收入增长—投资、消费增长—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

如果居民消费的增长不能建立在收入持续增长以及对这种增长的稳定预期的基础之上，即便是政府发放补贴，居民仍可能把额外的收入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简言之，除非出现某种难以预料的良性外部冲击（如某种重大技术突破），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需要以广义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启动。

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社会关注和热议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统计局公布了两组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一组数据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用住户调查得到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人口数计算出来的。根据这一组数据，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为43%，明显偏低。另一组数据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来自资金流量表，对应的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为59.3%。

许宪春教授曾经指出，基于流量表的统计更为准确，因为住户调查由于高收入户配合程度不够，调查样本对高收入户的代表性不够。虽然国家统计局利用税收数据做了调整，但仍然偏低。计算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及其占GDP的比重，不能用住户调查推算出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而应该用资金流量表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一般在70%-75%。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GDP要小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差距并非像一些分析认为的那样大。例如，2022年日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GDP为56.22%，丹麦为46.1%，都低于中国按资金流量计算的可支配收入/GDP。英国为61.47%，仅略高于中国。各国国情不同，简单比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意味着减少税收和社保缴费等。但事实上，中国的宏观税负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因而，虽然中国可以考虑进一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GDP，但很难说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GDP，即降低居民的税负负担就可以解决中国当前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同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居民储蓄率问题。在收入分配结构给定情况下，居民储蓄率是居民的自主决定。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原因，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居民储蓄率偏高。中国居民储蓄率较高，意味中国居民积累财富的意愿较强（无论是出于“谨慎动机”还是其他动机），中国企业投资的可借贷资金（loanable funds）来源较为充裕。这种情况应该看作是中国经济的优势而不是弱点。但是，如果一方面居民储蓄意愿强烈，另一方面企业投资意愿低下。在合成谬误作用下，就可能推动经济增速下滑，直至居民储蓄和企业投资在经济衰退中实现平衡。国民储蓄是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之和。其中：

企业储蓄=企业留利

政府储蓄=政府收入-政府支出+政府投资

根据世界银行计算，2010年中国储蓄率为51.1%，显然过高。但此后逐年下降，2016年降低到45%。2021年，中国储蓄率回升到46.1%，这种情况应该同疫情有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2021年（或2022年），爱尔兰、新加坡、卢森堡、挪威和瑞士的储蓄率分别为64.1%、60.1%、52.1%、49%和38.4%；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为39.1%；中等收入国家为35%；中高收入国家38.3%。

各国情况不同，统计口径也不尽一致，仅仅通过国民储蓄率统计数字的比较，似乎还不足以判断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或消费率）是否合理。我们也没有一个严格的理论可以作为判定中国整体消费水平合理性的依据。中国是否存在低估消费、高估储蓄的问题呢？如果加上地缘政治考虑，问题就更复杂了。只要是自愿，储蓄就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是必须使储蓄得以转化为投资，唯其如此，居民才能增加资产，才能日后增加财产性收入。

总而言之，在目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打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3%”和“60%”的禁忌，显著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国债发行量，为广义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充分资金，以此扭转GDP增速持续下跌的趋势和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只有这样，启动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才有可能。

（编辑  季节）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奇迹。2023年正值改革开放45周年。当此时刻，很多人都在探寻答案的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45年，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秘诀是什么？

始终坚持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

首先，我国始终坚持了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和“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党的二十大，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着中国改革开放前行的方向和路径。党的这些重要会议及其精神成为指导国家年度发展、五年规划和中长期展望的重要依据和战略引领，这也是一个探寻普遍规律、凝聚广泛共识以及“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渐进动态调整过程。

其次，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形成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没有前人经验和现成理论可循的情况下，凭借“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改革精神，凭借“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逐渐在苏州形成外向型模式的昆山、太仓，内生型增长的吴江、张家港和常熟，形成创新型发展的工业园区、高新区等不同模式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在广东也形成外向型发展的东莞、内生型发展的佛山、创新型发展的深圳以及各种改革创新发展模式。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鲜明特点之一。

再次，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革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从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简政放权、搞活企业、价格并轨的改革，从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方向到加入WTO推动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从各地发展模式的比较来看，用市场机制解决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提升人均收入和经济效率是有效的。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以政府作用解决不平衡发展的矛盾、缩小差距实现公平，已经成为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第四，我们始终坚持“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的开放道路。作为典型例子，1978年7月和8月，广东东莞和佛山分别设立太平手袋厂和大进制衣厂，率先启动“三来一补”的离岸制造模式。这是一种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经济大循环、嵌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佛山又转向在岸制造模式，其意义在于这是一种构建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的内生型经济发展模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座城市又都开始探索全球制造新模式。东莞建设中子科学中心、松山湖国家材料实验室等创新链，佛山则推动传统制造业与先进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以及后续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第五，我们始终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1978年，中国恩格尔系数为60%，即居民消费支出的60%都用于食品开支。当时居民消费的重点是解决吃穿问题，产业的重点是发展轻纺工业，改革的重点是商品市场化改革以解决供给短缺问题。2000年，中国恩格尔系数为40%，这时居民消费的重点是解决住行问题，产业的重点是发展重化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改革的重点是推动要素和资源市场化改革。2019年，中国恩格尔系数为28.2%，居民消费的重点转向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服务业和高品质需求，产业的重点转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型产业，改革的重点转向建设高标准开放型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绝对贫困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我们党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深化改革开放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第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改革开放是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起步的，随后加快形成了社会、区域、城乡、部门之间的要素流动和竞争合作机制，有效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其间也带来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而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就成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须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第二，外向型经济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引领，我们成功发展了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但这个路径也带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的磨合甚至摩擦。比如中国是世界最大贸易顺差国这一点，就不断被美国等一些国家拿来做文章。在进一步稳定进出口形势的同时，中国GDP增速长期高于外贸增速也是一个基本事实，这再次证明了扩大内需是大国现代化的基石。

第三，科技强国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参与国际大循环、嵌入国际分工体系过程中，缺少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营销渠道必然导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相对薄弱。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亟须解决“有和没有”“好和不好”“用和不用”三个基本问题，需要全方位国际合作的支撑。在中美科技领域博弈的形势下，应对西方技术封锁和产品倾销压力、探索科技自立自强和国际合作并举之路，既是挑战也意味着机遇。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工业化快速发展容易带来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不仅需要发展绿色技术、绿色设备、绿色管理，而且要创造绿色就业、绿色GDP、绿色产业发展，还需要绿色金融、绿色贸易、绿色投资的发展。这就更加需要加快推进绿色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第五，国际环境变化引发新的机遇与挑战。世界经济正面临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贸易投资减速、产业链供应链受阻等挑战，西方还出现“新华盛顿共识”“新资本主义”“新产业政策”等思潮，其核心是经贸问题的地缘政治化，也由此带来发展与安全、开放与自主、改革与政治之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在改革开放大道上走深走实

首先，持续提升相对生产率增长是关键。当前，国际上流行着一些唱衰中国的论调。笔者在国内外调研时不止一次感受到，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推动中国经济向稳向好最为重要，尤其是要提升相对全要素生产率（TFP）。2000年中国TFP不到美国的30%，2014年超过40%，2035年能否达到60%以上呢？这需要我们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教育提高人口质量、促进创新提升专利增长等，持续提升相对生产率。

其次，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成为全社会共识和共同行动。同时，大国现代化的根基之一在于扩大内需并带动进口需求增长。国内大循环筑底并消除堵点不仅事关高质量发展，也涉及世界人民共同福祉。为此，从艰苦奋斗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都亟须在相对生产率增长基础上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消除居民后顾之忧基础上提升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市民化基础上提升中等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另外，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也是大国现代化的重要支点，这将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良性互动。

再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协同发展。前者强调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后者则从需求侧创造优质大规模需求引领，形成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同理，稳定发达市场、共建“一带一路”、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等，也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以促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这对我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战略指导。同时，我国在绿色化转型方面正克服绿色壁垒、绿色摩擦等挑战，在新形势下继续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

（编辑 季节）

 

构建强国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我们正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过去强国的话语和理论基本上由西方垄断，我们则要立足中国实践，全面提炼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努力揭示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所蕴含的系统化和规律化学说，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并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强国经济学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立足中国实际，提炼中国经验，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入剖析中国如何实现从“大国”到“强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系统阐释和揭示中国奇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

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更好运用当代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引现代化国家建设、探索强国之路，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中国经济学理论的自主意识和创新

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所形成的经济理论和学说，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中国理论和当代政治经济学。中国一些经济学者早已对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形成“路径依赖”，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新成就，他们往往简单化地将其归因为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成果；而每当经济出现问题，他们要么责怪西方理论没有得到很好遵从或运用，要么不自觉地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寻找答案和理论依据。这种格局和状况，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之中，从而误判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回顾中国40多年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不少源自经济领域的实际操作者的行动被中国经济学者发掘总结，并以某些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的概念进行阐释，被中国高层决策者采纳；它们经实践试点所形成的改革经验向全国推广。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共同富裕等。正是这些在西方经济学里很难找到的中国概念，启动了中国40多年的经济改革，推动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并以雄辩的事实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

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性。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从起源还是从发展来看，都与“西方”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是西方经验的总结。而且，西方学者所拥有的经历、背景，决定了他们很难准确解释中国经济问题。一味地用西方范式解释中国问题，用西方概念裁剪中国现实，用西方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结果一定是难以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更需要属于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没有主体性，经济学便不能解释中国问题，更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的发展有着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所没有的丰富素材，是一座构建经济学理论的富矿。中国的学者要善于从丰富的实践中汲取和升华经济理论的中国元素。当前，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任务是，要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术语“创造性”地重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体系，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强国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超越

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家的角色与作用不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3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总是囿于市场与政府相互替代的观点，始终无法消除经济发展面临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而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始终坚持政府与市场两者的有机结合。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是确保现代经济体系持续繁荣的坚实基础。虚拟经济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没有了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的深厚物质支撑，一切虚拟经济都无法实现繁荣与发展。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呈现“脱实向虚”趋势，主要特征为虚拟经济的泡沫化与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并进一步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等重大问题。因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如何协调发展成为各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命题。

曾有一段时期，“政治经济学无用论”泛起，甚至出现了“范式危机”。事实上，不是政治经济学无用，而是要不断推进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没有止境。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从学理上，研究大国成为强国的经济学逻辑，不仅能够为强国时代提供新的理论，而且有助于阐释中国道路。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 同样，支撑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应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将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开启新的理论视角。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世界性难题

放眼全球，如何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协同发力，堪称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不懈地探索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

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重商主义产生到古典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走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而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在重商主义影响下，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全是利益导向的，采取自由贸易还是政府管制，取决于哪个能满足当权者的利益诉求。

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象征着古典经济学理论开始形成体系。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完成了古典经济学的构建。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的政策，他认为自由化的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经济活动不能靠政府的调节，而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人们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能使社会利益最大化，而政府对自利个体的干预反而会阻碍国民财富的增长，所以政府只需要承担“守夜人”的职责。李嘉图同样崇尚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行为，将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

马歇尔作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于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新古典经济学更加强调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市场均衡理论的研究中，政府经济职能始终是缺位的，默认政府在经济方面仅仅是旁观者。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都强调了自由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淡化甚至排斥政府的经济职能。主流经济学把政府所有的经济职能剥离给市场，而政府承担的只能是社会职能。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没有政府，只有市场。

凯恩斯革命：政府作用的再提出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深刻暴露了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局限性，主流经济学转向了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1936年，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由此创立了宏观经济学。凯恩斯指出，尽管供给可以创造需求，但是供给创造的需求会存在有效性不足问题，并且在短期内市场自发调节机制本身存在局限性。此时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有效需求的扩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在凯恩斯理论框架中，宏观经济政策崭露头角，政府经济职能从缺位到补位，“看得见的手”开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在具体实践中，美国罗斯福新政拉开了政府干预的序幕，在此后一段时间，政府干预主义风靡西方世界，即主张当市场存在失灵现象时，需要政府进行修正；这不仅在观念上深入人心，而且在实践中也显示出了有效性和必要性。在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指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理性修复期”。

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西方诸多国家出现滞胀危机，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宣告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破产。西方经济学界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再度兴起，相继出现了多种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由此，自由放任思想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主张政府应当完全不干预经济，中央银行应当保持独立性，这样经济会实现自动平衡。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学派逐渐掌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权。哈耶克批判计划经济，认为计划者永远不会获取足够的信息和知识以正确地配置资源，1944年，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提出：应当重视产权在经济中的关键地位，竞争应当占据主导地位。

市场化和自由放任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主线。在其理论框架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始终是此消彼长、二元对立的替代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

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在改革实践中不断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世界性难题，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又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认知，使“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的有机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

在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要把它看作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明确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一词，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另外，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资源配置有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涉及许多领域。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面，即多种资源在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配置，市场可以通过供求变动和竞争机制促进效率，发挥基础性的重要作用，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资源配置的宏观层面，如供需总量的综合平衡、各部门各地区的比例结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等，以及涉及社会安全、民生福利(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资源配置，就不能都依靠市场来调节，更不用说让其起“决定性”作用，而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机制在这些宏观层面的领域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需要国家干预、政府管理、计划调节，以矫正、约束和补充市场的行为，用“看得见的手”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缺陷。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时，政府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性作用。对于在宏观层面上以及微观经济活动中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要加强调宏观调控和管理，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操纵，自发“决定”。当然，对于为市场提供服务、实施监督、做“守夜人”，政府责无旁贷。

第二，“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或者其他性质的市场经济。习近平同志强调，应当吸收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但“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2] 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不同的经济学派，每个学派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均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总体上在对待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问题上，反对政府干预、强调市场作用是主旋律。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完善和逐步走向衰落，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也在相应发展，在应对市场调节、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实行微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积累了若干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程与实践创新

市场经济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市场经济的性质由所在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

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

在传统经济学认知中，现代社会有两种经济体制，一种是与社会主义社会匹配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种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匹配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只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和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采取计划供应。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僵化、封闭，统得过多、过死，所以国内经济出现短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

改革开放后不断深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开创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把经济制度问题和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区分开来，这标志着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重大突破。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战略部署，极大地推进了市场化改革进程。党的十五大确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六大重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我国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进入新时代，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及作用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的作用进行了重新定位，从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财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开放型经济等方面进一步规划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目标。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更加突出市场和政府两者的作用及差异性，呈现出强政府作用和强市场作用的双强模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了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了政府与市场协调的世界性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体现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一方面，自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我国市场活力不断激发。2022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披露，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1085.7万户增长到2021年的4457.5万户，实现了10年翻两番，民营企业数量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了92.1%。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重视技术创新，积极推动传统技术升级、传统经营方式转型，造就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中国在5G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我国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繁荣发展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发展实践的规律层面总结出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开创了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良好局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强调政府与市场的辩证统一、有机融合，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将两者对立的传统认知。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世界趋势

虚拟经济泡沫化明显

20世纪70年代之后，虚拟经济作为部分发达国家重要的经济形态，对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虽不创造价值，但虚拟经济部门比实体经济部门在获取利润方面具有更强的能力。随着经济的虚拟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呈现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萎缩等趋势，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下降，而虚拟经济部门占比却在持续上升，它们呈现出结构服务化的特征，进入了“服务业经济国”的国情时代。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形成以债务为基础的运行体系，其主要利润的来源为虚拟经济。美国的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的比率持续上升，从7.28%(1963年)上升至38.5%(1980年)，而到了1990年则变为57.85%，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比率为82.14%。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储蓄类金融机构信贷占比在50%以上，20世纪80年代之后，该比重下降至20%左右，信贷绝大部分来源于非储蓄类的金融机构，它们被称为“影子银行”。虚拟经济功能的异化导致其资本形式更多是高利贷资本，这种新的虚拟资本形式已经摆脱了与制造业的关系，并与房地产和其他行业形成了共生关系，形成了所谓的金融、房地产繁荣景象。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使得虚拟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以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作为经济发展目标，认为推进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即能加快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因此，“华盛顿共识”推行之后，部分发展中国家进入虚拟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20世纪70年代之后，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影响了较多国家的发展轨迹，不论是在此过程中实现货币霸权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传递本国价值观的发达国家，还是经济基础薄弱渴望经济腾飞的发展中国家，无一不受到虚拟经济的影响。

实体经济空心化

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现象和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几乎同时出现，这不是历史的巧合，是历史的必然。换句话说，经过二战后一段繁荣期之后，许多企业盈利能力出现危机及长期的增长停滞，是发达国家发生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甚至是其去工业化的核心力量。许多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进入了金融、房地产投资等领域。

20世纪40年代，美国在制造业的各个门类，几乎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此时期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值得关注的是，1945年，美国的GDP已经超过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五个工业强国GDP总和的20%；步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制造业呈现出相对停滞的态势，美国出现了商品贸易逆差，美国的汽车制造行业逐渐走向衰落。1948年，制造业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为46%；1973年，这一比率降到了22%。值得关注的是，1986年，美国的金融机构对美国的经济贡献最大。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本土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在利润的驱使下，开始采用外包以及在海外设厂的策略，越来越多的后发国家的工业经济逐渐赶上。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机构对经济影响逐渐扩大，1986年升至首位，这也是美国去工业化进程中的显著表现之一。随着美国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它终于在2008年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

纵观全球，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发达国家以较快速度吸收金融、房地产投资等虚拟经济部门的资金，与虚拟经济泡沫化属性明显几乎同时出现的是，世界经济呈现出去工业化特征。

生产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这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发达国家实体产业的空心化。美国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实体经济领域的辉煌成绩与其空心化之后的境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在去工业化进程显著的国家，实体经济会逐渐呈现出空心化趋势；与此同时，虚拟经济膨胀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挤出效应，致使其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明交流互鉴观，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三个基本原则：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我们要积极主动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加深彼此理解，辩证取舍、推陈出新，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这是我们从中拉文明交流互鉴中，获得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文明是思考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人类历史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

当今世界是由多元文明构成的。文化认同、文化与文明的问题，是当今世界和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直面并回答了这一根本问题，是引领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旗帜，对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具有重要影响。

马克思在《政治学批判——1856-1857年手稿》中，提出“人类是靠共同体生存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这一思想，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文化是有机的生命体，为思考人类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文明向何处去，提供了中国答案，为思考人类文明发展问题，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文化”何为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1]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掌握文化主动权，会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文明是共同体的产物。文明交流互鉴，是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设和谐、和平、和睦的世界秩序的根本途径。

文化是有机统一的生命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文化的结合，造就的便是“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文明交流互鉴，创造的是有强大生命力和包容性的文化生命体。“诗有肌肤，有血脉，有骨格，有精神。无肌肤则不全，无血脉则不通，无骨格则不健，无精神则不美，四者备然后成诗。”[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文化就是“精气神”，作为人、气、神的文化，凝聚着文明发展的成就。

2019年5月，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深刻阐释了文明是“生命有机体”的论断。他指出：“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3]

2014年3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必须秉持的正确态度和原则，阐释了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前提与动力，明确指出了文化作为生命有机体所具有的多元、平等、包容的三大基本原则：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4]

“三大基本原则”已经成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指导与遵循。只有具备天下胸怀，才能放眼人类文明发展史，才能理解什么是文明。习近平就此指出：“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5]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有秉持包容精神，才能克服和超越“文明冲突”；只有批判一元论、一神论的唯心主义文化观，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真正实现文明和谐、世界和平。

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和，一切人类文明发展的成就，都体现为文化的成就。文明没有高低之分，文化没有优劣之别。不同文明的发展与交流，不同文化的取长补短，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主题。“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多彩的。”[6]人类是一个共同体，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构成了共同体的基础、发展的活力，而僵化与封闭，只能导致文明的冲突，进而导致文明的衰落。

文化是生命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指向多元、平等、包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展与升华。习近平深刻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他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8]

“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9]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为解决人类文明的困境提供了全新方案。2014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进行演讲，从唐代法门寺出土的琉璃器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讲起，涉及地中海文明的皮亚琴查、中亚伊斯兰文明城市撒马尔罕等文明交流的枢纽，深刻阐述了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动力，这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涵。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的文明观主导着世界，既标志着西方文化的特点与历史成就，也把文明理解为固化的实体。一方面，这一固化的实体包括技巧、技术等物质性成就；另一方面，则指西方社会代表的是一种“更高级的价值观”，体现为西方文明优越的思想艺术性和道德性。特别是自19世纪以来，德国思想所引领的文化思潮，通过不断的努力，日益把西方文明抽象为一个固化的实体，并通过对这一实体与整体的不断抽象，形成“我们与他们”、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文明对立。而历史的发展证明，西方文明有其文化特点与成就，但将西方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作为人类文化发展唯一尺度的设想，是十分狭隘僵化的，不但遮蔽了人类文明的实际，也完全不适应、不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现实。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一意孤行地坚持僵化狭隘的文明观，并以霸权的姿态强加于人，这是自我封闭，也是堵别人的门，断自己的路，其结果正如习近平所引用过的一句哈萨克斯坦谚语所说的那样——“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10]。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和文明是生命有机体的划时代论断，不但标志着中华文明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也是人类思想的一次伟大解放。

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植根中国大地，以深邃的历史视野，宽阔的世界眼光，揭示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

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11]我们必须秉承文明是多元的、平等的、包容的三大基本理念，只有如此，才会有对多元文明的承认与尊重，在此基础上，世界才会有和平与安全。

卢梭和尼采等西方哲人都曾经认为，真正的启蒙，就是让阳光与火炬，照亮形而上学的黑暗。他们也都曾经形象地说过，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叶子，但“树叶”只是思维抽象的产物，作为一个概念，是现实里所不存在的东西。而西方形而上学认为，思维的产物是真实的，现实是虚幻的，这种形而上学的传统，使西方文明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

当今世界存在的多元文明构成了世界秩序的基础。有些人固然承认这一点，但是，却认为文明是有等级的，多元的文明构成一个垂直的等级秩序，这是对平等的排斥。一旦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所带来的也只能是歧视、傲慢、偏见乃至仇视。

我们所说的平等，是差异的平等。这个世界上没有以文明之名，把人民置于战火之中的任何理由，没有以文明的名义，进行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的任何理由。习近平指出：“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12]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

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波澜壮阔，但并不平坦。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随着1500年葡萄牙殖民者登陆巴西，“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 [13]。自16世纪以来，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扩张，以强势的力量重构世界，力图摧毁人类多元文明发展的有机结构。

沃勒斯坦以其四卷本巨著《现代世界体系》，全面地揭示了一个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进而扩张到全球的“现代世界体系”，指出这个现代世界体系形成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其扩张方式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暴力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实质是建立西方文明和种族优越论基础上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其称为一个世界体系，则是基于这一历史进程三个主要特征：其一，中心与外围结构；其二，经济扩张—收缩的周期性；其三，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霸权—竞争“现实主义”政治。16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崛起之前，人类存在着多元、多样发展着的不同文明体系。当时，除了美洲之外，人类的主要文明之间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交往、交流、互鉴，并在彼此互动和交互影响中发展。人类就是依靠这种多元文明及其交流和交往生存的。但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的扩展，正趋向于从根本上瓦解多元的人类文明的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4] 他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15]

习近平强调，政治、经济、科技都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而不应也不能成为破坏和摧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任何国家，都不应也不能以政治、经济和科技为手段，达到以一种制度代替另外一种制度、以一种文明摧毁另一种文明的目的。

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其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说，我们需要回顾马克思的经典著作。

在写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写了三个《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与《资本论》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主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基本思路，乃是考察人类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的发展与演变，而后者的主题则是“资本”。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这个手稿论述最为集中，《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开篇即指出，从漫长的人类历史看去，人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人类历史，就是维护人类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相对于共同体而言，自然、劳动、财产，虽然必不可少，但却都是“外在之物”，即都是第二位的，是构建共同体的手段。只有共同体本身，既是人生存发展的目的，也是手段。

人类共同体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呈现为不同的形式（游牧、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古代所有制形式、日耳曼所有制形式以及市民社会）。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所说的人类“最后的理想社会”，即人们通过劳动交换而获得“互相承认”的市民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但这个社会的支配力量是资本，而不是劳动。马克思认为，此前的一切人类社会，都是靠共同体而生存、发展，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是特殊的，它最大的特殊性在于:从根本上排斥人类的联合、排斥人类共同体，因为它排斥人类劳动，甚至根本排斥人本身。只要机器可以代替人类劳动，人类的合作与劳动在资本家看来就是一个“不必要的手段”，于是，这个社会意味着共同体的瓦解，这个社会绝不是人类的理想，而是人类的灾难。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是资本，不需要工人，不需要劳动者，因为这个社会的实质是“资本”，而不是黑格尔所谓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而且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16]

手稿里最深刻、最具当代意义的一节，就是《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的驱动决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而资本主义劳动的最终理想，是以机器代替人，是以固化的机器人体系，代替人类社会有机体，最终，就是以一个机器的体系，代替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在这个手稿的最后一部分《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共同体，去掌握机器体系，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共同体支配机器，而不是机器支配人类社会。马克思最后以预言的口气说，这里的第一步是机器“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

今天，我们重温马克思的预言，认识到：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虽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机器体系掌握在谁的手里，资本掌握在谁手里，马克思手稿中的最后一句话极为关键，即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怎样“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17]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的联合，这个自由的联合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形式。他深刻地提出的问题是：在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人类如何通过新的劳动方式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关系，并通过新的劳动和斗争的形式，建立劳动者的联合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指出，需要警惕的是——资本主义把科学技术和经济武器化，作为毁灭人类共同体的工具。

但是，长期以来，在西方世界，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被忽视，就是被歪曲，以至于被歪曲为——西方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垄断新技术支配乃至排斥人类劳动和劳动者的联合，进一步以资本与强权迫使全人类承认其霸权地位。

回答世界之问

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8]

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创新发展思路，也要创新发展手段。”[19]创新，首先要打破旧的思维定式，没有思想和文化创新，就没有真正的创新。

20世纪后期，是人类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当前，人类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西方的一些政治学者将这一变局理解为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宣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其背后则是西方的现代价值观成为全人类“普世价值”。他们以“胜利者”姿态，迫使全人类承认其唯一合法性与正当性，在此基础上，他们宣称人类争取“互相承认的斗争”已经完成，历史已经终结。这就是所谓“去政治化”“去历史化”。其在学术上的主要代表，就是福山名噪一时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20]

但是，另一方面，则是“再政治化”“再历史化”。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更为深谋远虑的学者则指出：在冷战结束之后，取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乃是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冲突”，人类将根据文化之别来区别“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资本主义所呈现出的“欢欣与和谐”的景象，只不过是暂时的假象，“两个世界”并没有变成“一个世界”，当今西方所面对的依然是“两个世界”，而且只有“两个世界”，即“我们与他们”“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将深化转变为“我们与他们”、“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斗争。在他们看来，这种敌对关系的重要表现就是：在放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后，俄罗斯虽然经历了对西方的短暂追随，但随即就迅速地高扬起东正教的传统，今天的西方和俄罗斯，都倾向于把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表述、理解为历史上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长期斗争的继续。放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看，这种斗争暴露出的是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其斗争的长期性与不可调和性也更为深远。而与之类似的则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长达千年的斗争，这种冲突与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剧了。

在此基础上，他们指出，文明和文化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文明冲突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不可调和的斗争与冲突正在日益白热化。

从一定意义上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就是因为其提出了“西方答案”，揭示了西方在历史大变局之中的处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全球政治第一次或者“再次”成为多极或者多文明的，一个以多元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但其实质，无非是文明分裂为：西方的与非西方的。第二，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西方与非西方的实力对比正在发生逆转。现代化加强了非西方世界的实力，但500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已经说明，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人类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导致“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没有导致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恰恰相反，从一个文明转变到另外一个文明的努力，即西方文明改变其他文明的努力，从来都没有成功。今天，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自己文明的价值，根据自己的文明来选择发展道路。第三，西方文明前所未有地把自己视为“普世的”，但西方文明是一个固化的实体，这个实体是无法复制和效仿的。

正如文明作为基因是无法改变的一样，以其文明观来定义自己，同时区分自己与他者，于是，在西方世界，“我们是谁”的理解，总是与“我们反对谁”联系在一起。从文明论的立场上看，结论只能是——不是西方的朋友，就是西方的敌人。这就使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文明的差别，变成了“敌我”的对立，从而导致了所谓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法则。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优胜劣败的丛林法则，而这个法则的基础就是文明优劣的划分。

亨廷顿冷静而残酷地预示了：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立场，正日益把这种立场引向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冷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体系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冲突将进一步加剧，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将日益深化，世界的竞争与冲突会空前白热化，特别是——经济周期性下行的压力会加剧冲突，而当竞争上升为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就成为不可解的或者不可避免的。

于是，西方的选择就是“别无选择”——亨廷顿呼吁美国和西方世界必须从肤浅的和谐梦想中觉醒，当务之急，是在这个急剧瓦解的世界上，不惜一切地动用强力去维护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否则，在文明冲突的背景下，世界只会日益陷入全面对立。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明与文化成为最生死攸关的核心议题，不但对西方如此，对世界更是如此。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21]西方的答案不是出路，更不是唯一的答案。人类唯一的正确选择是：在不同制度、不同发展程度、不同文明比较中，寻求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放在前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类经历了战争、疫情、经济衰退与自然灾害等各种各样的危机与挑战。人类的普遍觉醒产生了——人类不能走向分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一直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纽带与桥梁。

早在汉代初期，中国经今天的中亚地区开拓了丝绸之路，这可以看作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第一次高峰期，从而在中国乃至西方语言中，同时产生了包含着“天下”的概念和视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第一次高峰期，出现在公元7世纪，隋唐气势恢宏，影响着周边广大地区，此时正逢阿拉伯世界的发展走向高峰，在与阿拉伯世界的交流中，造纸术、蚕丝术等文明的伟大成就，经阿拉伯地区传入地中海世界，对这一时期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3世纪，随着蒙元帝国的崛起，欧亚大陆成为一个整体，影响着整个地中海文明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生态，对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获得发展资本主义的各种便利条件，产生了深远的作用。16世纪以来，西方通过“发现”美洲，开辟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不是建立在文明互鉴、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其目标是以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掠夺实现资本的积累。

今天，我们正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十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人类合作发展模式。“一带一路”建设所强调的“五通”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最关键、最基础的在于民心相通。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并日益深入人心，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编辑 季节）

 

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体、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国际市场开拓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大部分民营企业正面临诸多困难挑战，资本的积累、科技的进步、传统产业的衰败、新兴产业的诞生等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使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能、创新驱动发展等一系列举措。

在我国经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不仅是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政府促进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的现实需要。现阶段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需要企业和政府部门形成合力，多措并举。

家族企业管理要向现代化企业转型

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家族管理传统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企业发展壮大后的需要，如解决企业传承问题、治理结构问题、产权制度结构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企业管理等问题。对以家族管理模式为主的企业，应打破家族化管理的束缚，实行经营权、所有权、监督权相分离的制度。条件成熟的企业，要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各种方式吸收社会资本，形成多种战略合作联盟，形成具有较大规模、具有主导产业性质的股份公司或集团，以应对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同时，不断创新管理方式，鼓励民营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拓展国内外市场。政府部门要鼓励条件好、资金充足的民营企业加快建立约束有效、治理结构合理、股东行为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和制度；鼓励民营企业完善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制度，制定规范的公司章程，明确各自职责及议事规则；鼓励民营企业规范建立科学规范的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制度，精细化管理公司财务、营销、品牌等工作，使家族企业发展为更加适应社会经济变革、符合市场需求的现代企业。

树立品牌战略意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领先的技术优势尤为重要。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采取更具竞争力的战略，苦练内功，加强科技创新，基础条件好的企业应把科技创新资金列入企业的财务预算，加快技术、管理、组织结构、工艺等创新，引进高质量的科技创新型人才，提升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自主研发能力。同时，民营企业应积极为自身创造条件，利用政府投入的科技创新基金，逐步建立起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发展科技型企业，建立科技研发机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发展和培育品牌产品，关键在企业，基础在企业。从企业法人层面看，企业领导层不仅要具有打造品牌的紧迫感和赶超国际一流水平的技术目标，而且要让全体职工都清楚地了解，创品牌是企业开辟、占领和进一步扩大市场的重要手段。要树立全员品牌意识，集中力量，做好主业，创造品牌，永葆品牌优势，用领先科技、品牌优势占领市场，同时通过并购等方式开拓国内外市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企业始终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创新企业人才战略，用人唯才

企业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竞争。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企业要想成为创新发展的主体，除了要创造吸引创新人才的良好环境，还要利用企业自身的资源培养创新人才，储备创新人才，从而加快企业创新步伐，增强企业竞争力。要加强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按照在企业内部培养、从企业外部引进人才的发展思路，采取外出学先进、专家辅导等方式，培养一批一流的企业员工队伍和研发队伍。

在保证技术人才整体素质的同时，要发挥好激励手段的作用，不仅对技术专家实行专家津贴，对工艺设计人员和产品研发人员，也要实行“激励性工资制”，提高工作待遇，从而调动研发人员的创新活力和工作积极性，同时吸引优秀的科技研发人员和高级技术人才到企业工作，为企业转型奠定人才基础。

引导民营企业走自主创新道路

自主创新必须坚持产学研结合的方式，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提高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政府要加强对企业的引导，鼓励企业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做好谋划，不断提升企业家对企业转型升级重要性的认识，树立企业在转型升级中谋生存求发展的理念。要组织民营企业家到先进地区、先进企业考察学习，拓展思路、开阔眼界，增强发展紧迫感，增强培育核心竞争力、加快转型升级的信心与决心。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企业家的发展意识、创新意识，切实解决企业“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问题。企业要以创新驱动为支撑，大胆实施科技型自主创新项目，逐步形成以创新驱动为基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利用各种激励方法，努力发挥企业员工的创新活力，深挖员工的工作潜能，不断塑造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逐步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的企业发展目标。

1.鼓励企业大量投入创新资金。企业每年应当拿出一定的营业收入（约为营业收入的3%）作为技术创新的研究经费，或通过实施项目，积极争取政府部门的研发资金支持，多渠道加大企业研发资金的投入力度。

2.健全企业创新体系。鼓励引导企业建立企业技术中心，负责产品开发、技术研发、工艺研究、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技术人才培养引进等工作。加强创新活动的软件及硬件设施建设，完善配置开发后续的验证装备，为研究开发成果的输出提供必要的支撑。

3.加强“产学研用”等创新活动的合作。企业内部的技术中心要与相关行业的高等院校建立持续的、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并聘请教授、知名学者等组成企业技术中心的专家委员会，共同投入、共同参与企业创新活动的全过程，与企业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不断增强企业创新发展活力。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建立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加快推进对民营企业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工作，支持民营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战略任务。20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出台了《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强化科技创新支撑的手段之一是实施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布局了一批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集聚了一批面向企业的数字化服务商，开发了一批符合企业需求的数字化平台、系统解决方案等，企业可以结合行业特点开展企业建云、上云、用云行动，提高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应用水平，发展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提高自身的智能化水平，促进数字化转型。

多举措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

融资难是长期困扰民营企业发展的“老大难”问题。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帮扶力度，引导企业增强自律意识，严守信用红线，帮助企业破除融资的壁垒。

1.加强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鼓励支持民营企业不断提高信用等级。

2.拓展民营企业融资渠道。促使金融机构建立民营企业资金服务专营机构，鼓励并引进创业投资机构、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机构等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服务。山东无棣县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依法设立地方金融机构，成立了2家小额贷款公司和1家民间资本管理机构，2020年累计发放贷款12632万元。在充分利用民间资本的同时，加快发展担保融资机构，建立多种资金来源、多种组织形式、多个层次参与的担保体系。共设立3家国有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执行较低的担保费率，不收取保证金），今年已为32家企业提供了担保，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2.22亿元，切实解决了企业的担保缺失难题。真正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门槛，对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民营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和帮扶，设立专门用于转型升级的奖励扶持资金，建立健全有关信用再担保体系，采取营业税减免、资本注入、各类补贴等扶持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再如，为解决民营企业发展中的资金难题，福建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银行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力度，发行和分期设立了160亿元的纾困基金、20亿余元的纾困专项债，并拓宽融资渠道，加强产融对接，有力地纾解了企业的资金困难，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3.加大对民营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在某些国家或地方政府组织的基建等项目或产业链发展中，可以由大型国有企业牵头组织项目上下游的骨干民营企业，共同制定产业链发展规划，提出产业链融资要求，对接多家金融机构组成产业链银团，让金融机构按照产业链规划组织融资。产业链融资能够有效实现上下游企业之间、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增信，有效应对经济波动给民营企业带来的金融风险。

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民营企业转型发展，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最大的动力。政府要进一步营造优良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持续推进企业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充分调动、激发广大民营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快推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1.优化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环境。政府要制定鼓励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及时对政策落实过程中的效果进行全面评估。政府主导建立的科技创投、基金等，应向转型升级的民营企业倾斜；通过直接减免、投资设备抵免等各种形式的优惠政策，向高科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附加值的企业倾斜。近年来，山东省先后出台“非公10条”“实体经济45条”“民营经济35条”等一系列政策，对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难点、痛点、堵点，提出含金量足、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措施；组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队341个，帮助企业理清发展思路，解决实际问题。山东省还出台了《关于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干事创业的若干措施（试行）》，营造尊重、激励、保护、服务、关爱、培养企业家的氛围，激发了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热情。

2.提升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服务的能力。设立区域性的企业服务中心，成立集担保、研发、劳务、政府服务等为一体的服务机构。聘任相关权威咨询机构做好民营经济行业预警分析，及时向民营企业发布市场信息、行业态势等，引导民营企业明确转型升级方向，及时规避各类风险。搭建面向民营企业的技术研发、产品检测、产业信息、人才培训等生产服务性平台，帮助企业引进高科技人才，特别是能够给企业带来创新项目的人才；对企业引进高端人才给予一定的补助或奖励，选派、鼓励高科技人员到民营企业就业，帮助民营企业研发新产品，助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3.加大政策支持和政策落实力度。相关部门要加大政策落实情况的督导，确保政策落实到位。优化土地、投融资、人才、信贷等扶持政策，拓宽市场准入渠道，减少行政审批流程，加大“非禁即入”力度。

4.不断改进作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四风”改作风、提效能，切实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问题，查处各种非法行为，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5.创新服务体系，完善服务流程，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重点做好限时办结、首办责任等制度的落实，开展好一站式服务，真正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给企业转型升级吃上“定心丸”。

（编辑  宋斌斌）

门户枢纽城市可以辐射广阔的国内腹地市场，并在海外对接国际前沿，是国内国际流量交互的中枢。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建设重点已由“以外为主”转向“内外兼顾”。新发展格局下，一个城市的国际门户枢纽功能越强，就越能链接全球更多的国家或地区，辐射更加广阔的国内腹地，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作用也就越强。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阶梯转移的战略腹地，更需要增强有较好区位条件的特大城市的国际门户枢纽功能，提升西部地区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支撑作用。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因而，需要深入研究如何增强成都、重庆、西安等西部大城市的国际门户枢纽功能的发展策略。

“双循环”下国际门户枢纽建设的逻辑之变

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是沟通区域内外的中心城市，是一国或一个区域对外开放的产物，对资源要素的集散具有“通道效应”和“配置效应”，在区位带动、综合辐射、交通通达等方面强于一般区域性中心城市。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进出口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小。改革开放后，我国以融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主要以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为重点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逐步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上海、广州等港口城市依托有利的区位条件，积极联通国际市场、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国际投资，实现了国际要素快速集聚与经济快速发展，迅速发展成为对接国际前沿的门户枢纽城市。

当前，我国正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并链接国际循环的强大引力场。这就需要拓展国内不同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协同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广度、深度和韧度，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建设重点也由过去“以外为主”转向“内外兼顾”，不仅要注重联通国际市场、吸引国际流量，更需要突出服务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作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以联通国内市场促进更多全球资源要素聚集，吸引国内国际流量汇聚。

 

图1 新发展格局下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建设逻辑之变

 

作为链接国内国际循环的中心环节，国际门户枢纽是汇集配置国内国际高端资源要素、串接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协作的纽带和载体：对外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重要位置、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对内辐射引领区域发展、服务国内大循环。一般而言，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功能越强、能级越高，就越能链接全球更多的国家或地区，辐射更加广阔的国内腹地，其外在表现为承载的国内国际交互流量也就越大，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支撑作用也就越强。拥有内畅外联便捷通道、链接内外开放平台、拥有较强内外配置能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能更好地促进商品及服务、要素资源等在国内国际市场上交互流动，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其中，内外通道、开放平台为国内国际交互“流量”提供“硬件”载体，产业发展、制度环境形成的内外配置力则为其提供“软件”基础。

图2 双循环增强国际门户枢纽功能的内在逻辑示意图

 

“双循环”对国际门户枢纽建设的新要求

打通流通环节“肠梗阻”，提升内外通道集疏辐射能力。“双循环”的关键在于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一方面，通过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和梗阻，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① 另一方面，要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互联互通，以国内大循环更好地促进国际循环。而内联外畅的交通通道体系是打通内外循环的基础条件。这就要求：在服务内循环方面，面向区域市场乃至广阔的国内腹地市场，构建区域流通网络，提升内外转换效率，架起供给与需求、国内与国外联通的“桥梁”，为产品服务、资源要素流动打开通路、连接断点、疏通堵点；在融入外循环方面，有机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动的开放格局，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提供通道支撑。

强化制度创新，释放开放平台赋能效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国际大市场。“双循环”强调扩大内需和激发国内大市场潜力和统一性，但并不否定对外开放，而是要扩大对外开放，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在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中塑造竞争新优势，拓展发展新空间。

开放平台是链接内外循环的物化载体，承担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商务等对外开放的复合型功能，是链接国际循环的重要窗口。要求在制度型开放中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带来的新变化，发挥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对外开放平台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的先行先试作用，注重首创性探索、集成性创新，加强各领域制度创新举措的有机衔接和融会贯通，打破内外循环制度型开放的障碍，促进国内国际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在集聚国内国际高端资源要素中提升位势能级，在规则外溢正向效应中增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竞争能力。

做强本地产业、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资源要素内外基础配置能力。“双循环”需要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畅通经济循环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① 随着全球分工方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品内分工转变，国际循环效率持续提升的同时，产业链供应链敏感性、脆弱性也有所增强。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确保在极端情况下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同时优化营商环境，集聚全球优质产业、技术资源，带动本土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推动对外贸易从要素成本型向精细化、深加工方向转型以及高端化服务拓展，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辅相成的开放型产业体系，提升国际门户枢纽的要素基础配置力。

“双循环”下成都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探索实践

西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阶梯转移的战略腹地，也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地区。近年来，成都抢抓“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机遇，着力增强泛欧泛亚国际门户枢纽功能，商品及服务、要素资源等在国内国际市场上交互流量稳步提升，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作用稳步增强。

航空枢纽交互流量稳步攀升。作为国内第二个拥有双4F级机场的城市，成都已初步形成覆盖全球商务城市、新兴市场及热门旅游目的地的航线网络，“亚蓉欧”洲际货物中转枢纽初具雏形。入选国家空港型物流枢纽，创新空铁联运“一单制”货物运输模式，联合重庆启动实施“关银一KEY通”，在全国首次实现电子口岸入网业务跨关区办理。2022年，成都“双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3109.3万人次、居国内第一，2015-2019年（疫情前）年均增速达7.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货邮吞吐量达到61.2万吨、2015-2019年（疫情前）年均增速达4.8%，已开通29条国际定期直飞客运航线，位居中西部第一、全国前列。

陆港枢纽交互流量持续增长。在国际陆路通道建设方面，已逐步建立以成都为主枢纽，西至欧洲、北至蒙俄、东联日韩、南拓东盟的国际班列网络和陆海货运配送体系。入选首批国家陆港型物流枢纽和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创新推出跨境多式联运“一单制”系统集成改革、中欧班列“一单到底、两段结算”运费机制改革，创建了中欧班列（成渝）全国第一品牌，目前累计开行量已超过2.2万列，占全国比例超过40%，已联通境外103个城市、境内30个城市。在区域交通方面，建成西成高铁、成雅铁路、成贵高铁等铁路大通道，川藏铁路引入成都枢纽线，由京昆高速、成自泸高速-渝昆高速、成渝环线-渝昆高速，经昆明通过杭瑞高速、昆磨高速和开河高速至中南半岛各国的南向高速公路通道网络加快形成。

国际投资贸易交互流量不断提高。近年来，成都以自贸试验区为核心，统筹推进双向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推动实现成渝地区“一网通办”，获评“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城市”第一名，对外资“磁吸力”持续增强，已导入富士康、英特尔、戴尔、德州仪器、西门子等10余家国际行业巨头，形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和航空航天、高端软件等万亿级、千亿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位势不断提升，为开展国际投资贸易提供了强大支撑。2022年，成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8346.4亿元，外商直接投资（FDI）25.9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超过4000家，落户世界500强企业有315家，展现出强大的外资吸引力。

“双循环”增强成都国际门户枢纽功能的相关建议

在“双循环”中，成都应进一步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和极核城市作用，以提升国内国际交互流量为方向，围绕做强内外通道、开放平台“硬件”载体及产业发展、制度环境“软件”支撑，按照“通道先行+平台带动+港产联动+制度保障”的关键路径，推动“枢纽通道”充分转化为“经济流量”，增强成都联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能级。

聚焦外建大通道内建大网络，提升通道内外通达效率

1.提升航空枢纽服务效能。国际方面，成都应大力发展国际通程中转联运航线，围绕洲际干线做强支线搭配、增强网络衔接水平，打造“北美—成都—南亚、欧洲—成都—东南亚/大洋洲”国际航空中转枢纽；同时深耕欧洲航线、突出东盟航线、择优非美澳航线的整体策略，织密对洲际以及南亚、中亚、西亚等重点区域航线，构建连接亚欧美“Y”字形全球客货运骨干航线网络。国内方面，成都应以共建成渝世界级机场群为契机，建设覆盖广泛、深度通达的“干支结合”国内航线网络，强化骨干航线建设，巩固提升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中心城市的航空快线，提高区域间2小时空中物流联系频率。

2.提高陆上交通通达能力。外部联通方面，成都应突出南向持续拓展境外通道覆盖范围，织密多元化中欧班列境外通道，打造成都—黄桶—钦州港铁海联运通道，加密成都经北部湾、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东盟的国际铁海联运班列和至越南、老挝跨境铁路直达班列，畅通以成都为枢纽节点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主线路。区域畅通方面，成都应依托成渝中线、成渝高铁、成达万高铁等通道，推动城际铁路网络、卡车航班网络与航空货运网络无缝衔接，整合川渝地区货运网络资源形成“运力池”。

3.发展多式联运提升货源腹地通达力。成都应完善空铁联运的一体化布局，引入铁路或城际货运专线，创新面向全球的“中欧班列+国际客货机”陆空联运模式，打造面向西南、辐射全国的“空铁互转”运输专线。强化机场货站、铁路港站、物流节点设施间快速通道衔接，推动铁路专用线进园区、进港区，解决联运“前后一公里”问题。推动铁路货站布局与适铁产业合理匹配，完善集疏运体系。依托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推广应用空铁公多式联运模式，加推多式联运指挥平台建设。推动成都经开区无水港与重庆港、泸州港、宜宾港等长江上游港口的公水联运通道建设，开行铁水联运班列、公水联运班车，共享长江黄金水道。

突出激发多层次开放平台服务效能，做优链接“双循环”交互窗口

1.提升空港陆港内外辐射能力。一方面，成都应围绕“中转枢纽+物流集成商”模式，引进世界级货运航空公司、全球知名航空物流集成商入驻。推动天府国际机场、双流国际机场在川渝乃至西部地区重点城市、重点产业园区探索推行“异地货站”模式，引入航空物流知名企业和国有公司联合投资运营海外货站。另一方面，应提升陆港国际班列组织运营能力，联动广元、绵阳、德阳等城市，加快构建以成都为核心、其他城市为节点的多线路多节点网络体系，提高国内货源组织能力；争取与法国邮政等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借船出海”，以资本融合、资源共享、网络共建等方式，在海外重要节点城市布局运控中心、海外仓、集装箱提还箱点等，以“门到门”全链条服务吸引货源，增强境外班列境外服务能力。

2.提高开放平台能级。一是深化成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聚焦现代政府治理、双向投资管理、贸易监管服务、金融开放创新、产业集聚创新等五大核心制度创新体系，全力推出一批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改革试点经验和实践案例，打造改革开放“自贸样本”，进一步增强成都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创新带动作用。二是加快成都国际经贸合作平台建设。深化中国—欧洲中心、中国（四川）—东盟自由贸易中心建设，加快国家进出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一带一路”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建设。用活用好国际性会议、展览、赛事等活动，打造一批国际经贸合作营销推广平台，形成功能多样的平台支撑。三是提升成都国别合作园区发展质效。深度挖掘合作国家（地区）优势资源、特色产业、先进技术，围绕国别合作园区文化创意、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着力提升中日（成都）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园、中法成都生态园等外资引入、对外贸易浓度与质效，加快打造国际经贸合作样板标杆。

3.增强口岸服务效能。一是增强成都开放口岸平台支撑能力。推进进口肉类、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水果、植物种苗等更多特殊商品指定监管场地申报建设，探索口岸功能延伸与冷链物流、跨境电商联动发展。二是推动成都口岸与周边综保区协同发展。统筹推动航空、铁路等口岸功能和综保区场站资源共享，简化进出口环节随附单证，协同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创新“一个系统、一次理货、一次查验、一次提离”的一体化通关模式，实现货物通过快速放行。三是提升成都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深入推进航空货运、多式联运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通关便利化改革，推进监管环节集约化发展。拓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应用范围和系统功能，推动向税务、金融服务等领域延伸，实现国际贸易主要环节“前推后移”。推动口岸智慧化建设，深化“智慧空港”“智慧陆港”等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推进口岸间、场所间数据信息整合共享，促进多式联运、口岸联动和各区域协作。

着力增强本地产业和营商环境支撑，提高内外基础配置能力

1.大力发展本地适空适铁高附加值产业。一是提升成都优势产业分工位势，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等带来的红利，将外贸生产制造优势转化为对产业链的整合能力，逐步布局供应链管理、渠道分销、生产性服务等环节，大力支持轨道交通、工业无人机等产业链企业参与产业技术标准制定，推动产业合作向合作研发、联合设计等高端环节延伸。二是抢占贸易新业态先机，提升跨境电商的渗透力，培育一批推广“成都造”的跨境电商独立站，深化“跨境电商＋快速配送”模式、探索工厂“流量+个性定制+品牌化”网红带货业务等，形成“跨境+内容”消费新优势。前瞻性发掘数字贸易新机遇，围绕数字贸易准入、数据（设施）本地化等方面完善数字贸易制度，加快数字游戏、数字视觉等核心领域创新发展，重点聚焦游戏动漫、数据处理等完善专项支持政策，推动精品手游等走向国际市场。三是大力发展适空适铁产业。发挥成都临空经济示范区优势，打造临空制造新链条和临空服务新业态，构建大飞机全生命周期服务产业链。推动天府临空经济区创建国家级示范区，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维修等，集中发力出口型电子产品、医疗耗材与生物制品、智慧机场等细分产业领域。发挥国际铁路港经开区优势，围绕做强大宗贸易生态，加快落地期货交割、仓单质押、检验检测等业态，拓展智能家电、全球ODM等业态，加快导入菜鸟、希音等“自带流量”型企业。

2.增强“自贸+保税+跨境+口岸”制度集成创新。贸易便利方面，成都应依托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对接国际资质标准，探索服务贸易制度创新，针对潜力区域率先进行政策及资源倾斜，赋能服务贸易发展；依托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平台，探索开展进口药品（医疗器械）、宠物食品等跨境电商试点，加强跨境电商政策支持，推动跨境电商提能增效。投资便利化方面，成都应强化外商投资促进政策归集、汇总和统一发布，建立外商投资从签约到投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放管服”方面，成都应推广自贸试验区“简易事项准入即准营、一般事项承诺即准营、复杂事项一证即准营”等改革创新，实现市场主体“准入快、准营易”。深化政务服务流程优化再造，对关联度高的多个“单事项”推行集成办理。

（编辑 宋斌斌）

2023年9月28日，我搭乘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深海所）的“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第一次进入中国南海海域1380米深的海底，参加科学考察和生物样本取样。这是“奋斗者”号投入运行2年多来的第214次载人深潜，包括此前曾经下潜到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那是11000米的深渊，迄今只有极少人可以到达的第四极地，仅是1000多个大气压就足以让人望而生畏。这是实实在在的跨学科、跨部门组织体系的科考，是中国科技和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

我与深海所所长丁抗老师有20多年的交往，当年我还在科技部担任调研室主任时，他是科技部海外战略顾问成员，因此有了许多面对面的沟通与对话。这次科考上岸后，我又与丁老师以深海所发展模式为参照，对中国科技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也可以说是我对他的问答式访谈。我由衷地认为，在丁抗所长的率领下，正式成立8年的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创造了国立科研机构新的机制和模式，可以为中国科技改革提供宝贵的范例。

诚信为重

科研诚信是学术底线，是科技进步的基石。这一学术伦理不仅维系着学术自身的纯洁和健康，也成为人类文明的不朽灯塔。古今中外许多杰出学人毕生投身学术，正是缘于追求真理、探究自然的价值观，缘于学术的纯粹和清净。布鲁诺、伽利略、孟德尔、居里夫人、爱因斯坦……，这些耳熟能详的科学巨人，激励着一代代学人执着于科学，恪守科学精神，维护科研诚信。

许多国家对科研诚信问题极为重视。美国早在1989年就由NIH设立专门负责科学诚信的独立机构——美国科学诚信办公室，美国卫生部颁布首个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联邦管理法规，之后又制订了《科研不端行为防范法》。韩国2009年对学术造假的黄禹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终结其作为职业科学家的历史。日本把科研信用作为对法人和科研人员的评价指标之一，实行统一的电子平台共享信息，政府部门间建立了信用共享机制。没有诚信就没有科学未来，这是各国科学家的普遍共识。

我国科研诚信建设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制度规范，但对学术不端行为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约束力，学术失范行为屡禁不止。2006年，震惊中国科技界的“汉芯”造假事件，给芯片产业造成沉重打击，造假者却毫发无损。2015年，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等先后撤销其旗下的部分期刊论文，其中117篇为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2017年，《肿瘤生物学》宣布撤销2012-2016年间发表的107篇论文，作者全部来自中国。清华大学朱邦芬院士认为，中国学术诚信问题涉及面之广和严重程度史无前例。如果连起码的诚信都守不住，枉论其他。

这些年来，我与丁抗老师交流最多的话题就是科研诚信。当年我曾兼任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主任，对国内外科研诚信问题十分关注。丁抗老师在美国大学多年，又在中美两国学术界频繁往来，对此感受至深。那时我们对中国学术界在科研诚信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都是忧心忡忡，认为学术造假对于我国科研事业的伤害之大超乎想象，要尽快确立一些基本原则，比如改革学术评价等管理制度，建立科研诚信档案（黑名单），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等等。

这次科考中旧话重提。为了“建一个干干净净的研究所”，深海所从2015年筹备建设开始，就把科研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明文规定：行政领导不得动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及行政资源，为获取自己的荣誉，如申报院士、杰出青年人才、评功评奖等，进行任何形式的公关、游说活动；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背离正常程序，占有科研经费；不得凭借行政地位获取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的署名；不得背离正常程序，干预招生/招聘、职务/职称晋升工作。2020年深海所又设立科研诚信建设委员会，并且成立独立的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专人负责，坚决守住学术诚信底线。

经过短短8年的发展，深海所已经成为中国深海科研的中坚力量、国家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奋斗者”号完成万米海试并顺利返航时的贺信中说：“从‘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到今天的‘奋斗者’号，你们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自立自强的勇气，践行‘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中国载人深潜精神，为科技创新树立了典范。”我相信这一优异成就的取得，与追求卓越、求真务实、诚信为本的良好学风密不可分。深海所用心播下的科研诚信种子，已经和必将继续结出丰硕之果。

耻为身谋

最近公布的2023年度诺贝尔奖，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是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卡塔琳•卡里科，在近40年研究mRNA技术过程中，不仅被长期忽视和质疑，“抽屉里装满了被拒绝的拨款提议”，而且三次被解雇和降职，从她的出生地匈牙利到美国，再到德国，职业生涯中充满了动荡不安，可以说是坐穿了学术“冷板凳”。二是中国学界又一次充当集体旁观者，特别是与近邻日本已获28个诺奖、进入21世纪后几乎每年一个获奖者的情形相比，中国学术界似乎只能沉默以对。

我国现有4200多万名全时研发人员，2022年投入3万亿元研发经费，2700多名两院院士，科研人员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而学术界拿到千万元甚至亿元级项目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在前沿科学领域仍然只能充当外围的看客？有的人说中国近代科技历史不长，积累不够；还有的人说中国教育理念落后，出不了创新人才。我认为这都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是缺乏良性健康的学术生态，为声名所累，这是目前面临的最大困扰。

以院士制度为例，各国院士制度本质上都是一项学术性、荣誉性称号，不但代表着学者曾经达到的学术水平，更是维护学术声誉的符号。我在科技界多年，结识过不少学贯中西、具有高尚人格的院士，周光召、袁隆平、王选、孙家栋、李振声……他们都十分珍视院士荣誉，堪称“远方的那座高山”。我的大学老师付廷栋院士是著名油菜专家，已经80多岁了，仍然坚持在田间地头做科研和推广。他们是中国学术的良心，是真正的国之脊梁。

但是，我国目前的院士制度已经严重异化。在一年一度的两院院士评选中，人们看到的早已不是学术界应有的淡泊与宁静，而是几乎搅动全国科技界、牵动无数学术机构和学者神经的巨大喧嚣。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让院士回归学术荣誉称号，但实际进展并不明显，许多改革基本上都是限于形式，包括人数限制、推荐方式以及对院士个人行为的规范等，名利主导仍然甚于学术本身。

正是因为如此，丁抗老师回国担任深海所所长之初，就要求自己：为防止职务利益冲突，避免在本所的科研成果上署名，也不参与本所申报的成果奖项；遵循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规范，不申报不参与涉及本人的院士评选。有人也曾提出推荐其当院士，他一次次婉拒了。他深知中国这一领域与先进国家还有巨大差距，只能埋头苦干才有可能赶上去。“侠气峥嵘盖九州，一生常耻为身谋”，不让自己陷入各种争名逐利的内卷内耗之中，全力以赴成就中国深海工程的伟大事业，这也许是对自己最大的善待。

在三亚这个并不繁华的城市一角，一群年轻学者从五湖四海汇聚到这里，甘于寂寞，执着于枯燥、艰苦的深海科技工程，真是难能可贵。是什么感召了他们？是什么让他们年复一年地承受着海上的颠簸与风吹日晒？是什么让他们一次次冒着风险进入变幻莫测的大洋深处？在物欲主义盛行的当下，他们的内心依然是宁静、丰富和高贵的。在深海所，我看到安静、低调、务实已成为其内在的文化元素。在深海所这个国家级平台上，所学得以所用，做学问与国家富强、安危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莫大的奖赏。

术业专攻

深海所坚持不办企业，也不在任何企业持股分红。他们的技术和专利主要通过一次性技术转让方式，在三亚逐步形成了一个围绕深潜工程的高端产业集群，包括深海照明、电视抓斗、特种缆索等等，可以理解为是技术外溢。这与社会上大学、科研院所等公共机构大量兴办企业或在企业参股，大批科技人员集科研、商业于一身，形成了明显对比，孰是孰非？

科研单位兴办商业机构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初是“星期日工程师”，科研人员利用节假日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个人获取报酬。此后便是直接进入市场，将公立机构的部分资产、技术和人员转入企业，称为“三产”。当时的背景主要有三个：一是绝大多数企业都没有技术能力，基本上只是工厂，亟待技术指导和科技成果转化；二是科研单位经费普遍严重不足，迫切需要通过参与经营获得生存；三是市场经济刚刚萌芽，竞争逻辑和规则尚未形成。

如果说当年公共机构兴办企业有其历史必然性、合理性，那么现在各方面情况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仍然允许大学、科研院所办企业就成了大问题。明显的悖论是：第一，校办、院办企业利用了大量公共资源，与社会企业构成了不公平竞争；第二，许多学者既是公职人员，又是企业老板或高管，很难避免利益冲突；第三，国家创新体系的各个单元将很难形成分工协作的局面，恶性竞争现象非常普遍。

我曾经结识过不少中关村的科技型企业家，他们在鼓励创业的政策引导下投身商海，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把科技成果转化寄托于科研人员创办企业，那么企业家的价值何在？市场的意义是什么？商业模式有没有意义？资本与技术的结合点在哪里？事实证明，如果脱离了公共平台的持续输血，绝大多数院校办企业都活不长、活不好。科技和经济脱节问题几十年来都难以解决不，主要症结不是科技没有做好，而是市场和企业缺位。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公共机构的天职，否则就没有依靠国家财政供养的合法性。丁抗所长认为，深海所是国立科研机构，由国家财政预算支持，有责任向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技术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深海所的主要功能是深海科技工程，如果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商业中，不仅难以做好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而且极有可能对科研事业造成干扰。术业有专攻，深海所集中精力把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对国家和人民最好的交待。

厚积薄发

在大多数人看来，有了科研成果，不就表明有能力吗？事实上科研成果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既包括一个技术、一项专利、一个新品种，也包括一篇文章、一个奖项，甚至一个技术进展。这些成果与能力有关系，但决不是能力本身。一方面，技术能力要有持续发展进步的能力，特别是对科学研究而言；另一方面，就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市场竞争力。

多年前，我曾接触过一个案例：新材料领域的某个研究团队承担了国家863计划项目，做出了很好的技术成果。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评审，文章发表了，主要人员获奖、评职称了，皆大欢喜。但几年过后，这个队伍解散了，大多数骨干人员都去了国外。这种科研活动既未能持续实现学术积累，又不能形成价值闭环，纯粹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类似情况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相当普遍，这不是真正有能力。

还有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就是“论文导向”，这使得学术界“脱实向虚”的现象更加突出。从前些年追求SCI论文，到近些年追求CNNS论文，学术界和科研领域几乎到了无论文就无所谓学术水平的地步。把发表论文作为全部科技活动的“金标准”，其实完全偏离了学术规律，必然导致学术领域的学风日下，出现不少急功近利、学术造假、把一篇文章拆分成多篇等不良取向，很难引导学者做“十年磨一剑”的研究，更谈不上倡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深海所偏居三亚一隅，坚持研究真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导向，走出一条国立科研院所的新路。深海所的模式给我们深刻启发。

第一，注重平台的能力。当代科技竞争已经走出纯粹的象牙塔，越来越体现为大工具、大数据、大合作以及学科融合、技术集成的能力，通过平台长期积累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科学家个人的灵感和智慧。

近10多年来，深海所能够不断优化深潜工程技术体系，就是在大量深潜实践中获得的。第一款深潜器“深海勇士”号6年间深潜600多次，第二款深潜器“奋斗者”号不到3年深潜226次，由此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数据和经验。站到这个平台上，就是站到了前人的肩膀上，站到了深海工程技术之巅、世界之巅。

第二，注重动手的能力。在这次深潜科考中，有一部深海照明灯在出水过程中不慎被撞，需要尽快修复。深海所的几个年轻科学家迅速动手，熟练地完成拆解、修复和重新装配。在深潜科考过程中，他们不但能操作深潜器及机械臂进行各种高难度的工作程序，而且在设备检测、人员培训、物料准备、辅助作业等具体事务中分工协作，精益求精，规范有序。这些科技人员大多毕业于中外名校，却毫无坐而论道的书卷气，而是专注于每个工程细节，每个人都是一身汗水一身油污，每个人又都是深潜科技工程的行家里手。科学、技术与工程在这里得到了完美融合，这正是现代科技的主流方向，也是真正的问题导向。也许这些年轻人不会成为学术大咖，但自由畅游在大洋深处的他们代表着中国能力、中国实力。

第三，注重集成的能力。深海所正式编制人员约160人，与那些数百甚至千人级的大院大所不可相比，如何实现深潜这一极其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秘诀就在于开放和集成，广泛寻求与相关科研单位和企业的深度合作。丁抗所长把深海所的这种科研模式归纳为小核心、大网络。一方面是自己做好关键技术研发和系统组织集成；另一方面是与外部机构开展合作研究。深海所的科研经费中，有60%用于合作研究或委托研究，这在国家级科研机构中并不多见。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科技并不缺亮点，而是缺乏把这些亮点规划设计集成为具有竞争力产品的系统集成组合。深海科技工程涉及众多学科和技术门类，仅靠自身力量不可能做到最好结果。于是，在大开放的研究范式下，钛合金是沈阳金属所做的，浮力材料是理化所做的，压力装置是川西机器做的……，一曲雄浑的深海科技工程大合唱成就了中国第一、世界前列。

环境造人

科技不同于其他领域，数量再多也不等于质量。国家间比拼的不是人多势众，而是有没有顶尖人才、领军人才，有没有能够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的机会和平台。比如钱学森先生，美国人当年说，钱学森的能量不亚于5个整装师，因为他可以把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水平带到世界前列。还有钱三强、邓稼先、赵忠尧、陈开甲、李四光、袁隆平、孙家栋……，都是名副其实的国家栋梁。我认为他们有三个特点：世界级水平、战略性思维、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缺一不可。

我国目前已拥有世界最多的科技人才、全时研发人员，每年还有上千万大学毕业生。但是，尖端人才的匮乏仍然困扰着中国科技的突破，多年前的“钱学森之问”仍然未解。当我们看到有90%中国留美工科博士选择留在美国，硅谷有2万多名清华学子，特斯拉的7000名研发人员中有1000名来自中国，这都说明中国不缺人才，缺的是让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第一，学术科层制问题。科学精神的内核是质疑和批判，是人人平等，无所谓世俗的高低之分。在科学殿堂里，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是初来乍到的新锐，服从的只有科学和真理。尤其是创新与突破，本质上就是对前人的超越，这也是为什么诺奖获得者的成就大多是在35岁左右取得的原因。因循守旧、亦步亦趋，永远与科学发现无缘。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正在日益表现出学术科层制趋向，学阀之风盛行。各领域造就了一批学术大佬，一言九鼎、呼风唤雨。当学术研究变成一言堂、家天下的时候，必然是万马齐喑、万户萧瑟，哪里还有年轻学子创新与成长的环境氛围。

第二，急功近利问题。科技发展历史表明，重大的科技突破无一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果。杰出科技人才的成长，都是在远离喧嚣的专心与低调中成就的，没有“帽子”的青年人最具创造力。目前我国科技界可谓“帽子”满天飞，国家级的院士、杰出青年人才、长江学者、千人计划，地方级以名山大川为称号的各类人才计划（如泰山人才计划、珠江人才计划等），还有学界的教授、博导、硕导，以及各个层级的政府奖、社会奖，层层叠叠，伴随着学者几乎全部的研究生涯。这是典型的拔苗助长，其结果多半是“伤仲永”。深海所坚持不以“帽子”论短长，严禁学术公关，何尝不是对青年人的真心爱护。

第三，“山头主义”问题。当今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彼此融合，国家间的广泛学术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科技进步的主旋律。任何妄自尊大、自我封闭的“山大王”学术思维，不仅出不了科学大家，而且将必然被大势边缘化和摒弃。目前中国学界“近亲繁殖”现象比较普遍，这与国际学界的主流方向明显相悖。深海所对此做了两个尝试：一是从深海所毕业的博士原则上不留在本所，避免把学术异化为人情关系；二是学术研究活动充分开放，在博采众长的交流合作中学学相长。物理学上有一个熵增定律，即封闭系统必须由有序走向无序，中国科技如何才能避免熵增。

第四，“看后视镜开车”问题。这是我对目前科技人才评价机制的形象描述。许多早已退出一线科研活动，甚至长期脱离国际学术前沿的学术大佬们，对年轻人和他们的学术方向指点江山，甚至盖棺论定。许多重大科技项目的确定，往往不是以学术价值为标准，而是有没有院士领衔。以身份、资历甚至人情世故衡量学术，常常令青年学者晕头转向、苦不堪言。现实与理性迫使他们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应对各种填表、评审、答辩，甚至曲意迎合各种权势。笼中的鸟儿如何才能一飞冲天。

海权为大

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是从海洋开始的，南海的鸦片战争、黄海的甲午战争让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闻一多先生的《七子之歌》的七子（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几乎全部都是海战失败留给中华民族深重的疮疤。重陆轻海，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这段辛酸国耻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

直到今天，中国470万平方公里海疆仍然暗流涌动，危机四伏。两岸分治70多年，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中唯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国家。美国阻隔中国进入太平洋、印度洋的第一岛链成为C型合围之势，还有渤海之于韩国，钓鱼岛之于日本，东沙、西沙之于越南，南沙之于菲律宾，在中国领海和周边难有一块安澜祥和的海域。近年来，历史上曾经结伙瓜分中国利益版图的老牌殖民者也纷纷到中国周边亮胳膊秀肌肉，“架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春秋幻梦似乎仍未散尽。

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的重要一员，每年多达6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额，近万亿美元对外投资额，1.5亿出境人数，以及5亿吨进口石油、1.5亿吨进口粮食、11亿吨进口铁矿石、1亿吨进口铝矿石等，都表明中国对于国际市场和战略资源分配的深度融入。切实维护海权和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在全球范围内参与配置和利用资源，这是中国走向强国之路必须回答的世纪命题。

近30年来，中国走向大洋的进程可谓步履艰难。1993年，当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被美军武力围堵，最终不得不任其上船搜查的时候；1996年，当台海发生危机，美国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逼近和威慑中国的时候；2001年，当中国战机被美军侦察机恶意撞击坠海，飞行员王伟壮烈殉国的时候；2016年，当菲律宾向海牙国际法庭提起诉讼，结果裁定中国对南海主权要求无效的时候……，我相信任何有良知的国人都会感到悲怆，更会激起进一步走向深海的意志。

我在深海所了解到，近年来深潜平台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比如，2021年印尼潜艇失事，深海所奉命前往救援，圆满完成高难度搜救任务，受到了印尼政府和军方的高度赞誉；“奋斗者”号深潜器多次进入马里亚纳海沟等万米深渊，获取大量生物样本，极大丰富了全球生物信息资源库，为海洋生物研究提供了关键支撑；与新西兰科学家展开合作，对万米深的克马德克海沟进行科考，共同探索无尽的深海奥秘。在南海科考中，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艘500年前的中国沉船，满载各种珍贵的明代瓷器，为研究古代航海及贸易历史提供了新的佐证。可以预见，日趋完备成熟的深潜平台将成为真正的大国重器，服务于科技、经济，服务于国家海洋安全。

历史经验证明，海权不是单靠打嘴仗可以得到的，妥协不可能换来真正的体面和尊严。从浅海到深海，从近海到大洋，无一不是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的集中体现。我在8天深海科考过程中，每天都会特别凝望200多次进入深海的“奋斗者”号深潜器，感慨不已，思绪万千。真心期望中国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深潜器，期望深潜平台能够让国人更多地步入深海、了解深海、利用深海。期待那一天，祖国海疆曾经蒙受的硝烟和屈辱彻底散尽，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尽情地与和平鸽共舞。

（编辑  季节）

 

区域协调发展，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繁荣昌盛。在经济发展中，应促进落后地区加快发展、推动资源枯竭地区产业转型、提升发达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实现国土空间的优化配置、深化地区间的合作联动等，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而地区差距悬殊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核心内容，是缩小地区发展之间过大的和不合理的差距。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演进与现实状况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其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区域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实施就是为了解决各类区域发展中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个重要区域经济发展的时间节点。鉴于“八五”末期呈现出的过大地区差距，中央提出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明确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陆续出台，从1999年到2006年，先后出台了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政策文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形成。“十一五”时期，围绕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国家选择具有不同代表性的地区，立足于实施分类指导，出台了一批重大区域战略规划。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的研究、制定与实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协调发展构成新的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成为治国理政的战略方针和指导原则；区域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主要经济政策相提并论，成为国家指导和调控经济活动的主体手段和重要工具；各级党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直接主持区域战略和政策制定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名副其实“一把手”工程；区域重大战略陆续推出，跨区域、跨流域一体联动深入推进；着力解决重大区域问题，进一步促进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协调发展、共同提升，最为突出的是通过扶贫攻坚，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强化典型带动与示范，打造了一批重要的发展改革与开放的合作平台；等等。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一系列重要区域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取得了粲然可观的积极成效，主要是：

优化了区域发展格局。在进一步巩固东部地区发展优势的基础上，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提质加速。从2008年开始，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有效缩小了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

培育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传统经济引擎继续展现牵引活力，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经济区等中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陆续形成。

促进了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一批原中央苏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及资源枯竭型地区焕发活力，经济增速明显提升；2012年以来，以农村为主体的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创造了世界奇迹。

提升了区域比较优势。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发达地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黑龙江、河南等粮食主产区地位进一步巩固提升。黑龙江粮食年产量已达1500亿斤以上，河南粮食年产量也达到了1300亿斤以上；一些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生态经济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绿色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区域联动进一步加强。跨行政区合作积极展开，经济区建设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部分地区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

重点地区的引领带动能力不断提升。城市群发展快速，中心城市对一般城镇和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增强，城乡融合进程不断走向深入；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共同富裕示范区、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改革创新力度不断强化，一批成熟的经验和做法被复制与推广。

区域战略和政策之所以能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产生具有实质性而又十分明显的效果，关键在于其体现了分类指导和协同联动的本质特征。分类指导把握了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和所面对的关键问题，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务实性，从而能产生吹糠见米、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而协同联动能够推动地区间进行合理分工、发挥比较优势、避免恶性竞争，能够促进地区间实行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提高整体创新能力、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还能在关键时期或特殊环境下做到同舟共济、抱团取暖。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依然任重道远，过去存在的区域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发展进程中又呈现出一些新的问题。

一是地区分化加剧。受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现实基础、营商环境、科技条件、政策差别等的影响，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中，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表现突出，四大区域板块间、区域板块内部各省份间、各省份内部地区间的分化状况日趋明显，一部分地区出现由高速发展到经济发展放缓的反转。

二是困难地区跨越发展后劲不足。部分资源枯竭地区产业转型进展缓慢，新的增长点尚未形成；受制于“马太效应”和“破窗效应”，一些欠发达地区出现资源要素流动入不敷出的状况；部分脱贫地区发展基础不够坚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农村地区发展相对缓慢，城乡间综合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是区域一体化实质性进展迟缓。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依然存在，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隐性障碍有增无减，在资源要素自由流动、自主配置，产业结构统筹安排、互补互促，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一体提升等关键方面的区域开放合作依然薄弱。

应该看到，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状况的存在是一种常态现象，绝对的平衡和协调是难以做到的，也不能追求发展的绝对平衡和协调。有差距才有追赶，才会形成竞争，正是在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竞争中，才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效益增长。我们追求的是动态的平衡，发展中的协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致力解决的问题是消除不合理的、过大的地区差距。因为过大的地区差距不仅违背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也会最终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妨碍社会的稳定。

着力建设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二级标题）

我国已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基于建设现代化的伟大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空间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把握二十大的要求，基于过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经验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紧扣分类指导和协同联动的操作导向，下一步应着力如下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增强对特殊困难地区的战略与政策赋能。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资源枯竭地区、脱贫基础不牢固地区以及在过去发展中由强变弱、陷入困境的“泥沼”地区等，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短板或薄弱环节，推动这些地区实现跨越发展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国家区域战略与政策集高品位、广影响、强能量、大红利于一体，对地区发展具有倍增的促进作用和叠加的衍生效能。推动特殊困难地区摆脱困境，实现跨越式增长，与全国同步实现现代化，必须加强国家区域战略与政策赋能。赣南原中央苏区在国家定向区域战略与政策指导下实现快速发展的实践，就是一个生动有力的例证。要结合解决不同地区的实际问题和推动发展的基本需要，量身定制战略规划和政策文件，通过有力的机制、实在的举措和具有支撑带动力的项目，推动其实现振兴跃升。

第二，强化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建设与政策安排。党的二十大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能允许存在两极分化。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征程，也意味着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阶段。目前，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这种差别的形成既有生产力发展不足的问题，也有分配不公的问题。推动共同富裕要把加快生产力发展和建立公平的分配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在发展方面，要着力推进重点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广大农村地区加快发展；在分配方面，要重视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特别是解决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过低问题，同时运用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应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第三，大力推动行政交界地区合作联动发展。实践表明，多个行政区毗邻的区域大都处于欠发达状况，其原因在于，在其所属的行政区内部，由于路远地偏，政府管控与支持常常鞭长莫及、力不从心；在行政区外部，基于自身利益，互不隶属的各行政区往往明里暗里较劲，相互间竞争激烈，结果是相互损伤。行政交界地区加快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开展区域合作、实行协同联动。通过合作打造一体发展的经济区，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体制构建、产业发展布局、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提升等重要经济社会发展事项，依此提高整体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不断拓展发展空间。上一级行政区应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所属边沿地区深化开放合作，创新协调机制，把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合力把行政交界地区打造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心。

第四，进一步增强城市群、都市圈的引领带动作用。城市群、都市圈大中小城市密集，是国家创新资源与要素的主要集聚地，发展动能充足，自然而然成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力量，也必须担当起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体责任。当前，总体上说，城市间的竞争大于互补，大城市对一般城市、城市对农村的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要通过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战略，着力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联动，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以城际铁路和市域、市郊铁路等轨道交通为骨干，提高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连接性贯通性；要优化城市间的功能分工，打造各类产业的互补互促的良性发展格局。要通过统一规划、体制联动、共建共享、同权同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平等交换与双向流通；要通过功能分解、企业进村、产业转移、对口帮扶等有效途径，加大以城带乡、以工助农的力度。

第五，推动大区域协同联动和小空间因情施策的有机结合。区域发展的实践表明，一般而言，超越行政区的经济区地域范围越宽阔，可以利用的资源要素就越丰富，可以形成的创新能力就越高强，地区发展的能量就越充足。与此同时，区域政策的空间板块覆盖面越小，针对性就越强，实施的效果也就越显著。因此，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把实现尽可能多的行政区合作联动，与对适宜空间板块区域的定向指导有机结合起来。但无论是推进大的区域空间的协同联动，还是实施相对较小国土板块的分类指导，其措施都要充分体现针对性、务实性和有效性，防止大而化之、无的放矢。

第六，实行区域重大战略有机衔接、一体协同。鉴于区域重大战略的影响力和有效性，如果相互隔离、各自为战，就会因战略区别形成战略分割，又因战略分割导致政策极差，从而有可能形成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因此，要推动同一地区多种战略的融合贯通，促进不同地区重大战略间的有机衔接，充分发挥重大战略的叠加效应和复制推广功能，促进各地区充分利用国家战略，各显其能推动地区发展。

第七，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支撑作用。数字技术是正在蓬勃发展的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治理方式形成了全方位的影响。对区域发展而言，数字技术能够有效颠覆传统化解既有地理环境约束，克服传统治理方式存在的随意性等内在缺陷，更加广泛和高效地配置资源，为实现落后地区创新发展路径、实现后来居上提供了有利条件。要遵循数字发展规律，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相对欠发达地区要尽力发展数字技术体系，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平台，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撑和主要动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对数字技术的掌控能力上。欠发达地区宁可牺牲一点其他方面的需求或建设，也要千方百计建立高水平的数字技术体系和数字经济结构，在这个方面发展不能滞后。

努力推进区域教育协同发展与公平服务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教育是重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当把推进区域教育协同发展和公平服务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从一定程度上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反映着区域协调发展的程度与质量，而区域教育协同发展与公平服务的状况则反映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与质量，教育能否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和公平服务，关系到许多人的一生，也影响到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应当采取切实有力的举措，提高区域教育协同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水平。

“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党的二十大所明确的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的要求。党的二十大要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人民是否满意的根本依据就是能否实现教育公平。应该说，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努力，我国教育公平状况不断改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育普及水平全方位提高。资料表明，2021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4%，学前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达到88.1%，高中阶段的教育毛入学率为91.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2012年的30%上升到2021年57.8%，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普及程度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进入国际社会公认的“普及化”阶段。

教育发展的成就应该充分肯定，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区域教育协同发展和公平服务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城市和农村，中心区域和边沿区域，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差距比较大。二是，较高的受教育人群的平均数掩盖了结构上的不均衡问题。平均不等于平衡，虽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实际上在农村与城市、边沿区域与中心区域、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是显著的。一个平均数，容易把这些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掩盖起来。总体上看，存在着不同地区人群享受教育的机会不公平、权利不均等的问题。例如，虽然国家免费提供九年义务教育，一则，各个地区和各个家庭的基本条件不尽一样，因为因病返贫、家庭缺乏劳动力等原因，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实际或完整地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教育；二则，现行的教育活动受政府与市场双重规制驱动，存在着课堂教育和课外教育两个轨道，贫困家庭的学生往往请不起家庭教师，因而会形成有“家教”和无“家教”学生在学习成绩进而升学概率方面的明显差异。三则，各地的教育条件差别明显，教学质量与水平也体现出较大的差别，客观上会带来条件较好地区和较差地区升学率的差距，从而也会影响到教育的公平状况。四则，考试规则与录取规则并不完全一致，由于学校分布状况和考生的地域、城乡属性等的差别，考取高分的学生不一定能被相当的大学录取，而一部分考分较低的学生反而能够读上更好的大学；再加上一些学校具有“自主招生”等特权，就更容易形成招录上的不公平，从而带来教育服务的不公平。因此，实现区域教育协同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服务是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着力落实的一项重要任务。

党的二十大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等做出了重要部署。基于存在的突出问题，应当在如下方面继续做出努力：一是建立统一的教育公平服务标准体系，针对薄弱环节制定实施方案，采取有效措施逐项推进，按期保质达标。二是多措并举，包括加大经费投入、项目支持，推动优质资源转移以及开展联合办学、对口支援等，进一步推动教育资源在区域间的合理配置和向薄弱地区的汇合聚集，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三是强化特殊困难家庭的帮扶力度，综合考虑各方面需要，切实提高义务教育的控辍保学水平。四是完善进城农民享有公平教育的权利，保障随迁子女及时入学。五是严格控制高等教育考试中各种形式的加分和特招，严格规范相关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力和程序。六是进一步降低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积极探索实施宽进严出的管理模式。七是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的协同创新，适当提高职业教育的等级或层次，促进教育进一步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进一步服务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突破。

（编辑 尚鸣）

内容提要：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中国学派，是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学术议题和研究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既是国内学界的共识，也是中国学派的重任。英国学派探讨了建设中国学派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学术对话等问题。借鉴英国学派观点中的有益成分，中国学派应着重加强知识对话，倡导多元方法，强化自身认同。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有关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本文简称中国学派）的学术讨论与知识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4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上，时任北大国际政治系主任梁守德讨论了相关议题，自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国内学界的一致共识。2004年以来，中国学派进入实质建设阶段。此后，围绕中国学派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争鸣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长期存在，[①] 也逐渐涌现出诸多优秀成果，关系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天下体系、共生主义等均属中国学派优秀的知识成果。[②] 近两年，针对中国学派理论内涵和具体内容的阐释日渐增多且不断细化，如关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的讨论、[③] 古代中国国际交往的案例分析、[④] 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思想阐释、[⑤] 少数族群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等。[⑥]

美欧日韩的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学派的关注并不多见，而英国学界有关讨论较为集中（本文简称英国学派），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等学者多次发表有关意见。本文着重探讨英国学派关于中国学派建设的态度与意见。通过这一特定的“他者”视角，可侧面展现中国学派现存的问题、目前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学术影响和认可程度。

必要性问题

英国学界有关中国学派的讨论始于1981年，[⑦] 如今关于建设中国学派的必要性问题已很少有人提出质疑。2001年东亚研究代表人物张勇进（Zhang Yongjin）提出，如果重塑国际关系研究需要一个真正的世界历史视角，那么已是时候把中国纳入其中了。[⑧] 他认为，当前中国、印度和日本均出现了国际关系学制度化的迹象，其突出表现是围绕中国学派展开的广泛学术讨论。

其一，当前流行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历史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等同于世界历史和全球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假设基础上，研究范围过于狭窄。英国学派承认世界历史和全球国际关系实践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呼吁国际关系理论必须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神话”的潜在束缚，[⑨] 其经验范畴必须扩展到非欧洲世界；中国丰富深厚的历史恰是探索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途径。[⑩]

其二，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狭隘主义日益不满，呼吁建立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阿查亚曾指出，“亚洲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常见的理论工作是将主流西方国际关系中的概念、范式或思想流派（尤其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权力平衡、制度和文化）应用于亚洲背景或开展案例研究。”[11] 事实证明，西方国际关系的概念术语、知识体系、论证逻辑以及话语构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在中国古代历史实践和理论中，战争、外交和贸易等活动均与西方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必须将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纳入其中，才能有所创新。

其三，国际关系学术组织和平台为中国学派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思想空间。奥利·维夫（Ole Waver）1999年曾指出，最有可能基于自身独特哲学传统展开独立国际关系研究的是中国。[12] 布赞和阿查亚指出，国际研究协会（ISA）的包容性和全球影响以及世界国际研究委员会的出现，为中国学派的出现提供了机会和可能。[13]

其四，布赞等人认为，“英国学派……由于它对历史的开放态度，作为‘非美国’的身份，以及它之所以得名对构建中国学派可能具有的启示，英国学派进入了日益发展的中国国际关系学。”[14] 张勇进也指出，英国学派在不同亚洲认知群体中“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它鼓励并将它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反对合法化，为国际关系知识建设开辟新的替代场所。[15] 在东亚，英国学派一直被视为范式转换的杠杆，它是以西方和欧洲为中心的，但也是非主流和反霸权的，这或许是英国学派在中国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也在努力抵制美国国际关系的知识霸权。英国学派的榜样，促使非西方世界合法寻找本国独特的国际关系理论。[16]

创建中国学派的可行性问题

英国学派相关文献主要关注以下议题。

其一，认可创建中国学派具有现实可行性。英国学派关注中国学界的种种原创性理论，承认中国学派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他们主张“国际关系研究……有可能建立来自非西方背景和经验的不同理论和替代理论”，[17] 希望以此打破美国理论的霸权。阿查亚2015年指出“中国学派的发展……证明了当今世界的多样性与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必要性，提供了源自非西方文明的国家体系、思想与能动性，这些都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与方法。”[18]

2017年，张勇进和彼得·克里斯滕森（Peter Marcus Kristensen）阐述了学派形成的四个重要因素：独特的知识立场、反对与认可的学术争议、广泛的社会和知识网络、制度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学派可被视为一种广泛的知识对话或“思想联盟”，其基础是对建立中国学派可能和可取的共同信念和强烈兴趣。[19]

其二，阐述了创建中国学派的首要任务、认识论、中国学派可能具有的典型特征以及研究方法。

关于首要任务，布赞认为应当是阐明中国如何理解国际社会、如何认识其现在与未来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问题。[20] 关于认识论，英国学派建议注意（1）审视原先建立在西方哲学、政治理论和历史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基于本国历史创新国际关系理论；（2）摒弃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基础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但也不可陷入中国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应以世界历史为根基，构建开放、包容、多元的全人类历史观。关于典型特征。布赞认为，基于差异化的历史、理论和规范预设，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呈现不同的形态。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会基于西方“无政府状态”的逻辑预设展开（这一假设的缺陷是，忽视了大国对国际体系的控制和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其他成员的事实）。中国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将可能是以联合、秩序与和谐为特征的等级结构，其中“天下”理念将构成中国地缘政治的基础。[21] 需要指出，布赞的设想并不符合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认可并倡导国家间平等、主权神圣以及独立自主。

关于建构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英国学派仍强调传统的人文主义方法论。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等主张借鉴“全球历史社会学”方法。[22] 他们认为，在使国际关系理论更少以西方为中心、更多关注事实上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理论界的部分任务是发掘中国在历史和政治理论中的独特资源，并将其应用于提出更具普世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上。国际历史社会学提供了一系列实用概念和理论，这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具有相似性。布赞认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社会学很可能为中国提供建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国际关系以及历史社会学的联系与纽带。[23] 哈利迪（Fred Halliday）力图把分析性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性马克思主义加以区分，认为将分析性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关系相结合，会让两者发现彼此明显的缺陷。国际关系学的强项是国家、无政府状态和民族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强项是资本主义、革命和意识形态。因此两者并举可以将现代性引入国际关系思考中，从而同时加强两者。

其三，关于创建中国学派的思想资源。英国学派从欧洲18-19世纪的外交实践以及20世纪的欧洲一体化发展中补充了思想资源。他们建议中国学者将中国历史融入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为更具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建立做出贡献。[24] 2020年，布赞和劳森挑选和整合了参与《全球转型》一书讨论的中国学者代表性观点，[25] 据此建议，重点关注中国历史上三个时期：先秦时期、封建社会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

首先，他们认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思想争鸣可以为中国学派提供丰富的政治、文化、外交、军事思想资源，多国林立、诸侯争霸的历史也可以为中国学者提供关于无政府国家体系和霸权体系的分析案例。源自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将给今日中国政治理论家以有益的启迪（布赞）。[26]

其次，英国学派普遍认可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历史可以帮助中国学派讨论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和外交实践，比如朝贡体系、和亲联姻、帝国管理等知识议题；历史上有关国际关系的传统世界观、秩序观、哲学遗产和话语实践，也有待中国学者进一步挖掘和探索，比如对国际社会的等级结构的理解和反思、各朝代蕴含丰富的外交思想（如汉武帝、唐太宗、诸葛亮等）。

最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阿查亚和布赞认为，毛泽东外交理论主要集中在独立自主、统一战线和三个世界方面，周恩来外交理论聚焦外交辩证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家平等，邓小平外交理论包括国际战略思想、外交思想、国际新秩序思想、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第三世界战略、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等。[27]

中国学派建设的学术对话

其一，英国学派关注中国学派具体的知识建设。英国学派对天下主义、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共生理论等均有所关注并给以认可，同时指出中国学派的知识建设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28] 和“萌芽时期”。[29] 布赞和张勇进高度认可秦亚青提出的关系理论，[30] 也将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视为“中国通过重新挖掘知识和哲学遗产以重新设想未来世界秩序诸多智力努力中的最好表现”。[31]

阿查亚指出，中国学派对全球国际关系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本身也面临一些挑战，需要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其提出的概念和解释可适用于其他社会和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方法包括拥抱“多元普遍主义”、强调世界历史基础、拓宽现有理论和方法、将区域和区域研究纳入国际关系研究、避免文化例外论、承认西方以外行为体的能动性。[32]

张勇进认为，中美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交流，促使中国学界先后出现三次知识论的转变：乐观主义、怀疑主义、反思主义。随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单纯的知识获取转向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这些认知转变是构建中国学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学派的艰苦探索促进了该学科的包容性和多样性（2016）。[33] 中国学派成为当前国际关系学最具争议但最有成效、最具前途的非西方知识生产。道义现实主义、关系理论、共生理论以及天下体系四者共同表明，过去十年，一个自觉反思的中国国际关系认知共同体已经出现，尽管这四者在认识论、方法论和理论宗旨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均认真借鉴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思想。这些学术贡献已经开始通过诸如剑桥、牛津和普林斯顿等著名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得到认可（2020）。[34]

布赞等人从学派起源、创始人和组织、学派命名、出现背景、成立目的、理论来源和历史发展六个方面，对中国学派与英国学派进行了详细比较，并介绍了英国学派可供参考的经验和应注意规避的缺点（以英国学派所受到的批评为例）。[35]

其二，英国学派反思全球国际关系学背后的知识生产结构。自1919年以来，该学科便由英语文化圈所主导，1945年后，美国以庞大的研究队伍、充裕的资金、密切的政治—学术联系构建了这门学科的主体。故而，“这门表面上国际化的学科，却与美国的主要关注点和方法论紧密捆绑，并为美国的期刊和组织所掌控”。[36] 斯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认为，美国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体现为研究范式的支配。[37] 大卫·莱克（David A. Lake）指出，在国际关系中“我们把自己组织成学术‘教派’，从事自我肯定的研究，然后在学术宗教之间进行神学辩论”。[38]

在克里斯滕森（Peter Marcus Kristensen）看来，国际关系学是一个不对称的中心—边缘分层结构。美国国际关系学居于中心地位，欧洲处于半边缘位置，而中国学派和其他新兴大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处于最外围。中国学派是根植于中国地理文化背景的特殊理论，虽仍受美国学术的影响，但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全球结构中正在传播并开拓出独特的知识空间。[39] 阿查亚认为，包括中国学派在内的亚洲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扩大自身并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机会，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全球’转向时”。[40]

张勇进的新近研究认为，当今全球的知识生产、传播与交换不对称，美国占据中心地位，非西方国家长期居于边缘位置并受前者压制，而学派标签正是中心压制边缘的工具。中心承认边缘理论的存在，但将其定义为特定的地理学派，将其归入低等位置，并进而否定后者发展为普遍理论的潜力。尽管中国学派业已取得不少创获，但这一结构基本并未改变。[41]

综上，英国学派在关注中国学派具体的知识创见时，始终将其与批判国际关系学的狭隘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密切关联。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应是同时包含不同地区和国家理论的多层次的学科，而非西方的知识垄断与霸权状态。也正因此，英国学派始终高度肯定中国学派的建设。

结  语

中国学派构建问题，是伴随英国学派自身理论反思的不断深入，逐渐出现在其研究视野中的，是伴随中国和平崛起产生的延伸问题，也是对布尔、布赞和阿查亚等所提“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理论”问题的部分回应。[42] 其与中国学派的本土建构进程密不可分，呼应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共同关切，是跨国学术交流的产物。两国学者讨论了中国学派必要性、可行性与学术对话等议题。英国学派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日渐成为一个自主自觉且具有强烈反思性的认知共同体，并高度认可中国学派的知识创见，认为其构成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一环，推动全球学科持续向前发展。

中国学派的成长既符合国家战略层面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目前中国学派已形成部分标识性理论，仍有待丰富和深化。继续开展中英两国的知识讨论，批判吸收英国学派的有益成分，将助益中国学派的未来发展。

英国学派对中国学派的借鉴价值在于：（1）必须坚持开放、包容、多元的理论建设路径，加强与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知识交流和学术对话。（2）坚持研究方法的多元主义，既要坚持历史方法，也要鼓励跨学科方法的运用。（3）继续强化自身知识共同体的认同，中国学派在国际关系学界已初步出现知识共同体和学派认同，但仍有待持续强化。

（编辑  碣石）

 

日本经济 “失去”的时代对中国而言颇有借鉴价值。首先，中国应充分借鉴日本银行在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得失，避免政策失误与经济周期产生叠加效果。其次，应建立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之间的“隔离墙”，明确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界。最后，借鉴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海外投资的经验，在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快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海外布局。

“失去的三十年”夸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程度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转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曾高达4.6%，但1990-1999年，平均增速仅为1.5%，被称为“失去的十年”。2000年之后，经济增长率虽有起色，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在2008-2009年，日本经济连续两年负增长，“失去的二十年”甚至“失去的三十年”的讨论随之而起。　　

　　自1990年开始，日本经济增长确实出现了减速，整个20世纪90年代而言，日本年均GDP增速仅为1.1%。不过，自2000年开始，日本经济基本恢复了正增长，进入缓慢复苏期。日本人均GDP也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其间虽然时有波动，但整体保持着较高水平。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1990-1999年，日本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德国、法国等欧洲同侪，但自2000年以来，日本经济增长并未出现系统性偏低，而且劳动生产率始终保持较快增长。

首先，就实际GDP增长率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相比日本20世纪80年代平均4.31%的增速，1990-1999年1.5%的平均增速，日本的确可称为处于经济增长的“失去期”。但如果考虑到同期德国平均经济增速为2.17%，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也仅为2%左右，那么日本经济结束追赶期的高速增长、回归2%左右的增速是自然现象。因此，如果要讨论日本经济是否“失去”，其参照系也应该是横向比较的2%，而非纵向比较的4%以上。

　　其次，即便能将20世纪90年代设定为日本经济的相对“失去期”，2000年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日本GDP平均增速为1.45%，而同期德国和意大利经济增速分别为1.55%和1.46%。两国相比较，将这段时间称为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明显存在偏颇。同理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2019年，日本经济平均增速达到了1.21%，而作为欧元区经济引擎的德国，其同期平均GDP增长率只有1.97%，意大利更是仅为0.24%，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自然无从谈起。

　　最后，从劳动生产率角度来看，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始终保持了较高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0年以后的三个十年当中，日本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分别为0.92、0.94和0.98，均明显高于德国同期水平（分别为0.87、0.93和0.97），日本经济在生产效率上的表现基本处于发达国家的领先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有观点认为，日本制造业外移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原因。事实上，正是因为日本企业有目的地将经济活动和就业机会在日本内外重新配置，日本企业的生产率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如果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带来每年劳动力减少1%，日本经济能够保持1%以上的经济增速，就意味着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2%以上。

综上，考虑到2000年之后其经济增长已经回归潜在增速，日本的经济增长在2010年之后反而处于发达国家中的相对较好水平，所谓“失去的二十年”和“失去的三十年”的说法不攻自破。

至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日本经济表现较之其他发达经济体并未出现系统性差异，但其发展态势明显不如其他阶段，甚至出现了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可以认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确实经历了相对“失去期”。

　　“失去”背后的三重叠加：经济增速收敛、经济周期衰退与宏观政策失误

　　经济增速收敛是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GDP增速出现不断下滑的特征。战后，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高速增长，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增速开始出现明显的收敛特征：该国经济20世纪60年代平均增速为10.4%，而70年代平均增速则为4.45%，到了泡沫经济之后，日本经济平均实际GDP增长率降为1%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经济“失去”的大背景是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是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评价日本经济增速不能简单地和其20世纪60年代高经济增长相比较，更应该对标同期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失去”是经济周期衰退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开始陷入低增长的状态：1990年经济增长仍高达4.84%，泡沫经济破灭后的1993年直接跌至-0.46%。虽然在1994年之后，日本经济恢复增长，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其经济萧条，1998年、1999年又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如果日本经济“失去”可以看作是经济周期衰退，那为何“失去期”可以高达十年或者更长？即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日本经济增速在2008年和2009年为负增长，2010年经济增长便恢复至4.1%，经济周期衰退仅仅持续两年。

究其原因，日本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失当，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多次负面冲击，形成多轮经济衰退的叠加效应，导致了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尤其是在“广场协议”之后，为扩大内需，日本央行长期推行宽松货币政策，更加剧了已经过热的国内投资，泡沫经济由此形成。之后，日本央行又跟随美联储加息刺破了经济泡沫，从而造成广泛的经济衰退。1990年，“海湾战争”引起油价波动。为应对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日本央行提高利率，进一步加剧了国内衰退。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央行吸取泡沫经济的教训，转而在宏观调控方面采取谨慎态度，限制经济萧条中的货币政策作用，这也加深了日本经济衰退。

此外，这一时期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频频出错。例如，日本经济于1996年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但桥本龙太郎政府的平衡财政和增税措施叠加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了1997年后的新一轮经济衰退，导致日本经济直至2000年后才逐渐得以恢复。

从深层次看，日本经济政策频频失误，是因为混淆了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政策边界。战后，日本的货币政策长期带有产业政策特征，其核心是以低利率补贴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虽然充当产业政策职能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助于扶持和鼓励企业发展，但也造成了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的僵化，从中长期来看，造成了诸多恶果。例如，长期低利率和汇率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为了消除这一经常账户顺差，日本政府开始鼓励资本流出，以致日本金融市场不得不与国际市场接轨。在“广场协议”之后，随着日元快速升值，为了缓冲外需下降的负面作用，日本央行实施了扩张型货币政策以扩大内需，结果形成了庞大的经济泡沫。

日本经济“失去”的现实折射

　　鉴于中国在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上与日本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日本经济的“失去”对于中国而言颇有借鉴价值。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在经济结构方面，国民储蓄率明显偏高、居民消费占比偏低，2020年，中国国民储蓄占GDP的比重超过45%，几乎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高储蓄率造成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过高的国民储蓄主要通过国内投资来消化，这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状况十分相似。而在金融结构方面，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同样以间接融资的银行信贷为主。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会受到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

考虑到中日两国的相似性，日本在经济“失去期”的表现或可为中国提供“前车之鉴”。

首先，我国应充分借鉴日本银行在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避免政策失误与经济周期的叠加效果。遇到类似泡沫经济崩溃之类的负面冲击时，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应稳定，坚定地维持低利率政策，耐心地等待市场信心恢复和金融机构重新健康运转。同时，也有必要采取“量化宽松”式的货币政策，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其次，应建立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之间的“隔离墙”，明确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界。与日本的情况类似，中国的宏观调控范畴比较宽泛，在职能设置上往往将宏观调控与行政审批等混淆在一起，结果造成宏观调控措施手段越界。为有效区分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边界，应明确宏观调控的职能，依靠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职能则应转向中长期国家经济战略，并限定宏观调控行政化手段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未来的产业政策应着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致力于创造促进公平竞争、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

　　最后，借鉴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海外投资的经验，在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快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海外布局。这不仅有助于扭转人口老龄化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面效果，还可帮助国内企业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全面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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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相似的问题，呈现“日本化”的表象。一些专家学者及社会人士热议的具体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速、房地产、资产负债表、外向型经济等。从人均实力看，中国当前发展水平仍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若在此时出现上述问题，这些问题会不会因为“过早”产生而更加突出，比如“过早去工业化”“未富先老”等。然而，我们不能被假象所迷惑，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的发展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在新发展格局下，正步入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中国经济没有“日本化”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率将长期保持4%-6%。所有认为中国经济“日本化”的论点，都是基于预设中国经济衰退这个大前提，而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过去20多年，西方舆论一直预言“中国经济崩溃论”，但没有一次预言成真，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方式和增长动力也在发生改变，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发展实际的正常现象。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仍处于中高速区间，与日本当年经济增速处于低速截然不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一定冲击，相对而言，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的贡献并没有下降。因此，以疫情防控期间及疫后经济恢复期间的数据来论断中长期发展状况有误导性，不能用新冠疫情以来的增速来认定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速。从经济理论来看，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既是不利因素，却也是长期有利因素，因为这表明中国尚未达到经济稳态发展阶段，潜在增长率仍然较高。从世界银行、IMF等国际机构的估计，或从国内外学者的测算来看，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将长期保持4%-6%的增长区间，鲜有人认为将低于4%。

第二，资产负债表不会持续收缩。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相比，当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主要是贬值而非升值，A股低位震荡。

从汇率来看，有人认为日本接受《广场协议》以及随之而来的日元升值，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基本原因；也有人认为，长时间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才是资产价格急速上涨、泡沫急速膨胀的主要原因。但从汇率走向来看，当前人民币面临的是贬值而非升值压力，与日本“广场协议”没有可比性。如果罔顾基本事实的差异，简单地认为日本当年在汇率上吃过亏，中国当前也可能吃同样的亏，是不够理性的。

从股市来看，A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一直很小，且一直处于低位，股民数量大但股票在居民财产中的占比普遍较低。因此，A股不具备资产泡沫化的条件，且即便出现大涨大跌，也不会对宏观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较大影响。

从房地产来看，尽管部分地区的房价面临下行压力，但并不是所有资产的价格都出现大幅下跌。“提前还贷”是居民根据当下环境作出的理性调整，这种调整很正常，它不一定是债务最小化，而是利润最大化、收益最大化的选择。比如说，现在的存款利率不到2%，但原来的贷款利率高于2%，从理性上来说，居民当然要进行资产置换。

总体来看，中国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只是扩张速度放缓。中国与日本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是，日本的降杠杆是被动且急速发生的，中国的降杠杆是主动的。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企业债务端的增速从去杠杆开始就出现了下降。

第三，贸易环境转向内需扩大和升级。一方面，内循环强化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近年来，中国通过扩大内循环，并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发挥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极大提升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一些企业通过数字化、扁平化等方式构建敏捷组织、理性高效管理模式，一些数字平台从“电商”跨度到“以供应链为基础的技术与服务企业”，一些地方则在都市圈、城市群和各类区域发展战略基础上建立跨省市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机制，以提高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响应能力。另一方面，外资积极融入中国关键产业链。近年来，外商投资主动与中国发展战略领域相融合。今年上半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4万家，增长35.7%；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7.9%，占比提升3.9个百分点达到39.4%；高技术制造业引资增长28.8%。

第四，老龄化、低欲望等社会问题是全球共性问题。老龄化、低欲望、阶层流动空间小、零工经济等社会问题，并不是日本独有的问题，而是全球共性问题。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健康状况不断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老龄化和低欲望就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在日本、欧洲和美国都很普遍。特别是数字经济相对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而言，就业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在处理机器替代人工方面需要更强的人文关怀，这将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客观地说，这些问题与经济形态相关，与日本没有必然联系，不能据此说明中国经济“日本化”。

中国比日本有更强的决策能力

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经济增速下降、资产泡沫破裂等问题以来，日本历届政府苦苦挣扎，至今仍无有效的应对之策，经济社会持续低迷，被称为“失去的30年”。从政策能力来看，日本政府是软弱无力的，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资本主义的劣根性。资本主义发展轨迹是一条通向社会不平等、经济不稳定和生存不安全等状况日趋恶化的道路。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转向并未颠覆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轨迹，反而增强和加速了这一趋势。二是日本对美国的依附性。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对美国有很强的依赖，这就导致日本政府制定的一些经济政策难以保持独立自主，受到各方面掣肘，不能作出对本国国民最优的政策设计。

与之相比，中国政府具有更强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智慧，特别是在面临特殊困难时的举国体制可以起到力挽狂澜的效果，避免陷入日本当年的一些困境。　

相关对策建议

第一，加大力度稳增长，稳定社会各界信心。中国将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并设置增长底线，凝聚社会共识。特别要妥善处理限制发展政策与政策稳定性的关系。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必对原先粗放式增长的一些问题进行限制，如绿色低碳势将成为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考虑到短期政策冲击较大、频发冲击将造成长期信心下降，可以把“拉闸限电”等一些限制性政策控制在局部地区或行业。新增信贷或财政投入应重点投向民生领域，投向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

第二，强化体制改革，发挥市场“自救”力量。客观地说，要培育经济复苏的动力机制，主要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是企业家，是劳动者。政府要顺应市场规律，为企业和劳动者做好服务。要妥善处理举国体制与市场的关系，新型举国体制要以坚持市场决定作用为前提，重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供先导资金和基础支持，在高科技、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等领域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而不是用国有企业替代民营企业，本质上是为市场提供服务。

第三，维持制造业比重，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能低于25%，并要不断提高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高端制造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确立坚实的产业基础。通过扩大对数字转型的投资和推动创新，提高生产率、增加利润，创造良性循环，对实现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实现全供应链的碳足迹可视化。通过节省劳动力和自动化提高生产率和实现节能。

第四，打造勤劳致富格局，鼓励积极参与创业就业。缓解新冠病毒疫情后创伤，修复人们在经济下滑期间（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在某些方面形成的对社会信任下降，针对性建立长期制度。把就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鼓励新型就业岗位，消除“内卷”和焦虑的社会氛围。鼓励创业，多利用“绿灯鼓励”而减少“红灯限制”，适度放宽平台经济、教育培训等行业管制，引导资金向技术效率高、吸纳就业人员多的领域集中。

第五，直面金融问题，及时作出明确部署。鼓励刚需，调整限购和首套房政策（如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可以买两套住房，两个孩子可以买三套）。保证房地产行业的流动性，防止出现高负债房地产企业持续暴雷。利用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城中村改造等政策资金建立专项基金，收购一些房地产库存，起到托底作用。稳定汇率，允许人民币兑美元在合理区间内双向波动。资产负债表理论的核心着眼点是债务，而现代经济作为信贷经济，债务确实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原动力，因此要构建数字信用体系，不断做大中小企业信贷规模，做大平台经济产值规模，做大高技术人才收入规模。

（编辑  季节）

 

阿根廷是拉丁美洲第三大经济体，拥有丰富的农业和矿产资源，同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点伙伴国家，也是我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窗口。中阿双方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2022年2月，两国共同发布了《关于深化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23年6月，中阿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并续签了两笔13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然而，在阿根廷政府换届之际，新总统米莱所发表的一系列极端言论和政策主张为中阿两国深化互信关系蒙受了一层阴影，对双边贸易和投资增添了高度不确定性。

中阿经贸关系

中阿双边贸易

过去10年，中阿双边贸易总量虽时有波动，但总体保持增长态势。双边贸易2022年以213.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我国对拉美地区总额4.4%，构成我国在该地区第六大贸易伙伴。今年1-10月，双边贸易额为151.5亿美元，同比下降10.5%。其中，我出口96.1亿美元，同比下降13.6%；进口55.4亿美元，同比下降4.7%。我国是阿第二大贸易伙伴，占阿根廷外贸总额13.8%、第三大出口市场，占阿根廷出口总额8%、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占阿根廷进口总额19%和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

图1  中阿双边货物贸易情况  2013年至2023年10月（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表1  中阿双边货物贸易情况 2013年至2023年10月（单位：亿美元）

我国对阿主要出口均属于工业制成品，包括机械设备、电器和电子产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监视器及投影等高新技术产品，以及电话机、摩托车、纺织服装、有机和无机化合物；从阿进口集中于初级产品，包括矿石、大豆、牛肉、高粱、大麦、豆油、毛条等初级产品。

2022年，我国进口大豆总量为9108.1万吨。阿根廷虽属第三大来源地，但占比仅有4.0%（364.9万吨），而巴西和美国则各占59.7%和32.4%。同年，我国进口豆油总量为34.4万吨，阿根廷是我第二大来源国，占比33.1%，巴西和俄罗斯各占42.2%和19.3%。

2022年，我国进口牛肉及其副产品总量为273.1万吨，阿根廷为第二大来源国，占比18.0%，位列第一和第三的巴西和乌拉圭分别占我国进口总量的40.5%和13.6%。2023年1-8月份，阿根廷牛肉出口额为24.37亿美元，其中超半数销往中国（12.63亿美元）。

2022年，我国进口毛条1088.8吨，阿根廷为第二来源国，占比26.0%，接近乌拉圭的26.8%。

中国在阿根廷的直接投资与主要项目

自1980年中阿两国签署经济合作协定以来，两国在农业、牧业、采矿、酿酒、水果加工、港口疏浚、渔业、小水电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接触与合作。近年来，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存量稳中有升，2022年底存量为21.3亿美元，位列拉美地区第三（开曼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除外），占比12.3%。但年度流量变化较大，特别是2020年以来出现了断崖式下降，2022年直接投资流量为5919万美元，同比下降80%。

 

图2  2022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十大目的地（按并购金额）

数据来源：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图3 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统计  2014-2022年（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表2  中国对阿根廷直接投资统计 2014-2022年（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在阿根廷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能源以及新能源产业三大领域。2020年12月，在费尔南德斯总统见证下，三家中国企业同阿方签署四项铁路合作协议，项目总金额达46.95亿美元，将为阿根廷带来2.8万个工作岗位。2019-2022年，中国在阿根廷能源领域布局多个重大项目，其中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中电建-上海电建联合体承建的南美最大光伏电站，高查瑞光伏电站一期工程，于2023年10月25日正式移交阿方；罗马布兰卡风电站等新能源项目陆续并网发电；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等双边重大合作项目稳步推进。

表3  中国在阿根廷能源领域的重大项目一览表 2019-2022年

数据来源：China Global Power Database, 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Development Center

 

2022年2月，中阿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中国为阿根廷战略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两笔共计237亿美元的融资；截至2023年4月，两国并未在此合作项下公布具体项目，但双方同意重启圣克鲁斯水电站项目的授信额度（中国葛洲坝集团于2013年获得该水电站的承建项目，并与阿方ELING能源公司合作，2015年开工，项目合同金额约47亿美元）；阿方希望中国全资修建阿图查核电站3号机组（Atucha III），中核工业此前承担该项目83亿美元协议融资的85%。

阿根廷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并购规模位列第四，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名列前茅。2022年，中国在阿根廷的投资并购主要集中在新能源领域，重点项目包括：赣锋锂业以9.62亿美元全资收购利西亚公司（Lithea Inc.），其核心资产包括波苏埃洛斯（Pozuelos）和大帕斯托斯（Pastos Grandes）两个盐湖项目（PPG），但矿业权仍保留在对方公司名下；紫金矿业以7.67亿美元收购加拿大新锂公司（Neo Lithium）100%股权（其全资拥有Tres Quebradas-3Q盐湖项目）。绿地直接投资也集中在锂矿处理、电动汽车制造等新能源领域，重点项目包括：吉利汽车宣布将投资2.25亿美元，在阿根廷建设电动汽车制造基地以及汽车内饰皮革厂；紫金矿业旗下的锂矿处理企业Liex宣布将投资3.8亿美元建设新的碳酸锂生产基地。

中国在阿工程承包

2021年，我国企业在阿新签承包工程合同55份，金额总计40.67亿美元，完成营业额8.75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688人，年末在阿劳务人员1271人。以大型国企为主体，我国90家企业在阿根廷设有分支机构。

中国企业在阿根廷尚未投资开发境外园区。

中国在阿根廷锂矿投资合作

南美“锂三角”（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是我国最大的锂进口来源地（碳酸锂），其次为澳大利亚（锂矿石），四国合计占我国锂进口总量76.4%。在“锂三角”成员中，智利占我国碳酸锂进口量的绝大部分，其次为阿根廷。2014年起，以赣锋锂业在玛丽亚娜盐湖锂资源项目为起点，我国民营企业陆续进入阿根廷锂业市场，主要集中于上中游的资源开采和化合物提取；合作模式相对单一，偏重从掌控大型优质盐湖锂项目的西方（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老牌企业手中购买股权或资产，少有与当地政府和企业直接合作，因此对“锂佩克”决策的话语权相当微弱。

 

图4  我国碳酸锂主要进口国（ 2001-2021年）

数据来源：China-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onomic Bulletin, 2023 Edition, 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Development Center

 

表4  中国企业收购或参股阿根廷锂矿一览表（2014年-2022年10月）

数据来源：龚韵洁.南南合作视角下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以中国与阿根廷锂业合作为例[J].拉丁美洲研究,2023,45(03):86-105+156-157.

 

具体而言，我国天齐锂业（智利）、赣锋锂业、西藏珠峰、紫金矿业等企业通过投资、入股、并购等方式在南美“锂三角”获取了合计3458.7万吨的权益资源量，相当于国内锂矿资源量总和，占到全球锂资源总量的7.3%。但是，目前我国企业在南美“锂三角”没有获取正当的权益产量。天齐锂业虽然在Atacama项目中持有股权，但由于非控股约定而被排斥在重大决策之外，只能从智利矿业化工公司获得分红；其他三家企业在阿根廷所有项目均处于建设状态，尚未投产。

中阿金融合作

自2009年4月至2023年6月，中阿两国央行6次续签本币互换协议，累计金额达6100亿元人民币。2023年4月以来，阿根廷宣布使用人民币进行自华进口贸易的结算，允许开设人民币账户和储蓄业务。

2021年3月，阿根廷正式加入亚投行协定。近年来，我国已为阿根廷提供各类融资上百亿美元，有力支持了阿能源、交通、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米莱的经济政策主张及现实可行性

在阿根廷内外交困之际，米莱新政的休克疗法迎合了选民的民粹主义情怀和对前政府治理的不满。米莱的核心经济政策主张主要包括：

财政改革。首先，大幅裁撤官僚机构和社会福利，推行房租市场化，以削减政府开支；其次，拍卖包括电视台、新闻机构、电信等在内的国有企业；截留兑换出口企业的短期存款；取消或改变现行的联邦与地方政府的分税制，以增加财政收入。

货币美元化：取缔央行和本币比索，采用美元作为官方货币，以改变多轨汇率，抑制高通胀。

国际关系泛政治化。反社会主义，选边美西方，反对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行列，拒绝与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合作。

米莱新政面临三大首要任务：首先，促进经济增长；其次，抑制高企的通膨；再次，减轻外债负担。然而，其经济政策面临诸多掣肘因素，缺乏清晰的长远战略规划。在此我们试分析米莱主张的下列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现实可行性：

1.压缩政府机构。理论上有助于减轻财政负担和官僚作风，并在私有化过程中激活市场机制，但现实中难免导致寡头垄断、管理缺失和更严重的腐败之风。

2.联邦政府通过取消分税制实际掌握各省重要的财政来源。取消分税制势必加剧地方财政拮据，拉大各省间的贫富差距，引发多数地方政府的强烈不满。

3.取缔央行和美元化。虽然可立即消除通胀，但在过渡期内则会引起物价飞涨、汇率狂跌、黑市横行，财富分化加剧。若政府实施强制兑换，必然引起大举资金外逃，继而招致民怨加剧。当前，阿根廷央行并无美元储备来支持美元化过渡，民间持有的约3000亿美元虽可支撑流动性，但必须以赢得民众信任为前提。另外，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未必同意并支持阿根廷的美元化。因此，就长期而言，美元化具有一定可能性，因为大众已经丧失了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但短期内仍面临许多技术性难题，缺乏现实可行性。

4.米莱反对加入金砖行列，理论上会影响南南合作进程，但客观上不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成员国造成重大伤害，反而会自行切断另一潜在国际融资渠道及合作平台。

5.米莱的经济政策将面临多重制衡。首先，治理模式“向右转”已属大势所趋，但朝野各派在未来政策和实施步骤上分歧严重。米莱的极右翼自由前进党仅在议会中掌握14%的议席，即便与马克里的温和右派联手，亦不足以推进重大改革举措；以丧失货币主权为代价来取缔央行及实行美元化等关键性法案，要在议会上获得通过则难上加难。其次，阿根廷是联邦制，各省政府拥有高度自主权，掌握着各自地区的工农业发展、矿产资源开发和社会福利的派放。失去地方政府的配合，米莱新政将步履维艰，包括外国投资者在内的工商界如感到其利益受到威胁或损害，也必然会对政府发难，舆论界和学术界也会对新政实施造成巨大压力。再次，若劳工和民众切身利益严重受损，势力强大的工会和众多社会团体将会发动大规模抗议和骚乱，动摇其执政根基。

米莱经济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政治风险。米莱上台，属于正常的政府换届，不是政权颠覆，因此不会对外国资产采取征用、没收或国有化的极端手段。米莱也承诺作为总统有责任承担国家既有义务，因此即使其政策主张得以全面实施，也不会撕毁与中国现有的合作协议。况且，早在1992年，中阿之间就签订了相当完备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鉴于其泛政治化主张，可能会对来自其标签的“异质政体”国家的外资进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审查。其推进私有化的进程，对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深度参与阿经济是一次机遇，但若政府对“异质政体”设立屏障，则中资将在并购和重大项目招投标领域面临不公平的竞争困境。

贸易风险。即使在阿根廷常年顺差的情况下，它一直是拉美地区对我国产品反倾销最凶猛的国家之一。2022年阿根廷遭遇自然灾害，致使我国自阿农产品进口大幅减少，从而形成阿的较大逆差。预计米莱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有增无减。

债务风险。2024-2026年，阿根廷平均每年到期外债约178亿美元。最理想的情况下，其期待的年度出口创汇收入包括：农产品增收100多亿美元，若天然气田顺利增产，2024年可节约进口费用17亿美元并出口创汇40亿美元，锂矿出口10-20亿美元，但这些新增创汇因素及总体贸易盈余，仍不足以全额偿还到期债务。面对高度警惕且条件苛刻的国际金融机构，若无中方货币互换额度支持，阿方外债压力难以缓解，违约风险将随时降临。

违约风险。阿根廷曾有9次主权债务违约记录，21世纪有3次。除一部分援外培训之外，我国对阿根廷的发展援助可忽略不计。迄今阿根廷对我国27亿美元的欠债，有可能拖延还款，全部赖账的可能性不大。我国需要关注其正常偿债周期以及美元化给我国货币互换所带来的潜在损失。

舆论风险。美西方政界和舆论界一直诟病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制造债务陷阱，我国应谨防阿根廷新政府与之达成苟合，在国际范围内散布不利于“一带一路”的言论，歪曲我国对外形象。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我国与阿根廷的货币互换，实际上等同于对阿的单向现汇贷款，因为阿方启用的人民币并没有完全留在本国充实财政或支付从中方的进口，而是以“拆墙补墙”的方式直接用于偿还IMF贷款，因此客观上帮助了陷入债权陷阱的IMF，而对我国对阿扩大出口并无更多利好。阿根廷虽然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的计算，但其储备已呈现负值。而且，在中阿贸易中，中方从未申请启动本币互换协议项下币值飘忽不定的比索，而阿方企业则一直要求我国进口方支付美元，而拒绝接受人民币。因此，无论就货币互换还是阿方外汇储备而言，阿方接纳人民币的决策是出于眼下美元匮乏的无奈之举，当前格局并无助于我所期待的人民币国际化。

鉴于阿方的外债窘境，米莱上台后，特别是随着美元化的进程，可能会终止人民币结算协议，但会以各种方式延续人民币互换协议为其眼前纾困，起码是以备不时之需。

我国的风险防范预案

阿根廷新政府上台后，中阿经贸关系大概率会经过相互磨合回归正轨。但是倘若米莱一意孤行，全面推行其竞选主张，对我国造成现实或潜在不利影响，我国则需要考虑做以下工作。

外交影响。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由我驻阿大使亲手递交，促动了米莱对我国的友好表态。我国应通过外交、外贸、外宣和友华朋友等渠道多管齐下，充分发挥中阿经贸混委会机制，以总书记贺信精神和“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导，加强与阿方沟通和相互往来，对新政府施加积极影响，消除误解，敦促阿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促进中阿务实合作高质量发展。

诚恳助力。作为一带一路升级的典型案例，从政策规划到具体实施，以中国方案、技术、资金和进口市场等优势，帮助阿方产业升级和经济赋能。

结论

米莱新政呈现出经济政策“向右转”、意识形态“向西靠”的总体趋势，但囿于诸多现实困难和制约因素，不排除从激进朝温和务实的方向转变的可能性。鉴于阿根廷对中国资金及市场的高度依赖，米莱新政对华债务违约和贸易脱钩的可能性不高。我国首先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以建设性的姿态加强双边沟通，继续积极推进务实合作；若其诚如竞选所言一意孤行，我国凭借优势地位可以动用多种反制工具，迫使其回归正途。我国有望以此为案例，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树立一个新型的治理典范。

（编辑  季节）

 

20世纪90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关键阶段，中信集团在香港的投资窗口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到内地进行实业投资。经过多番实地调研，中信泰富选定位于江苏无锡的江阴钢厂进行合资，对这个年产能仅20万吨的小型钢厂投资5431万美元，在1993年成立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简称兴澄特钢）。

30多年后，在兴澄特钢基础上组建的中信泰富特钢集团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特钢航母，年产能超过3000万吨、总资产超过2000亿元，较最初增长了数百倍，形成了雄厚的科技创新实力与国际高端市场竞争力，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制造、能源等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与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双会长单位。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何文波在调研中信泰富特钢后指出：“中信泰富特钢的经验，主要是长期专注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关键在长期坚持，没有几个企业能做到。中信泰富特钢的发展之路是很典型的，对未来行业发展有很强的引导作用。……现在重点总结中信泰富特钢的经验恰逢其时，可学、可借鉴性强。”

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敢想敢闯，选准、选好发展方向

钢铁是低门槛、强周期的传统制造业，长期以来，我国钢铁业在规模扩张的道路上高速驰骋，一方面支撑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我国钢铁业低端产能过剩、高端特钢依赖进口的矛盾不断累积。兴澄特钢敏锐地捕捉到特殊钢领域的市场空白，虽然生产特殊钢对技术水平的要求极高，但附加值高，战略意义大。兴澄特钢依靠合资后的设备与管理优势，只要勇于钻研、敢于创新，就有机会在特钢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其后的30年里，从兴澄特钢到中信泰富特钢，都坚定锚定了特钢赛道，即使在普钢、优钢效益好的市场形势下也从未改变这一道路，在冶金这个传统制造业中走出一条靠先进经营模式、高素质队伍、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和高附加值产品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独立自主，牢牢把握发展权

合资之初，兴澄特钢引进了国际先进的“四位一体”生产线。但因缺乏管理经验，中信泰富董事会曾经考虑请美国特钢巨头铁姆肯公司共同管理。铁姆肯开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并要求控股兴澄特钢。这激发起兴澄特钢技术团队的自力更生意识：中国特钢的发展不能依靠外国公司，必须走自己的路。

兴澄特钢决心自主攻克工艺技术难关，历经数月的奋战，实现了炼钢、精炼、连铸、连轧四位一体的生产线流程一次成功。同时使这条生产线的产能从设计的60万吨开发到100万吨，产品精度、质量都有质的飞跃，轧钢成本降低30%-40%。更重要的是，攻克难关使兴澄特钢人实现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不迷信洋专家和进口设备，不等不靠，把企业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追求更高的质量与效益不断进行自主创新。

2001年中国“入世”后，兴澄特钢靠高新技术产品和先进的管理，领到了国际市场10张“绿卡”，2002年出口特种钢7.5万吨，替代进口10万吨。此前，我国海关出口产品目录中，还没有“特钢”这一项。

目前，在市值、营收、盈利能力等一系列重要数据上，中信泰富特钢都已远远超过美国铁姆肯公司。

精益求精，将质量视作生命

最初，兴澄特钢产品质量并不稳定，专门将质量不佳的数百吨钢材切割回炉，以向全体员工展现提升质量的决心。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兴澄特钢不断把国内外高端客户的技术质量要求融入企业产品标准中，提升产品的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使得兴澄特钢的产品不断得到认可。到2023年，仅轴承钢一个种类就做到了连续14年全球销量第一，打破了欧美国家对高端市场的垄断，在国际市场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延续兴澄特钢的传统，中信泰富特钢30年来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并且始终坚持每年淘汰10%的低端或低效产品，开发10%的高端和高效产品，为我国制造业的高端化转型提供了保障。

和合共生，创造中国特色经营模式

中信泰富特钢在发展中形成了“和合共生”的经营理念。所谓和合共生，对外，是与客户深度协作，共同发展；对内，是各经营管理部门联动创效，团结共进。

中信泰富特钢决策层认为，营销是与用户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对用户需求的系统化研究，瞄准技术难点开展攻关，不断改进对用户的服务，沟通领会用户心智，建立共创共赢的产业链生态。因此，中信泰富特钢产品议价能力强，用户粘度大，工艺技术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此基础上，中信泰富特钢已与上百家各领域头部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国际市场打响了民族品牌。

向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特钢企业迈进

并购大冶特钢，挽救百年老企

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深入发展，钢铁行业也进一步分化，无法跟上时代节奏的企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位于湖北黄石的大冶特钢就是其中之一。

大冶特钢的历史可追溯至晚清时期盛宣怀成立的汉冶萍公司，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我国第一个自建的特殊钢厂，被称为“特钢长子”，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贡献了重要力量，毛泽东主席曾两次视察大冶特钢。但在20世纪90年代，大冶特钢未能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盲目追求短期效益，导致优钢不优、特钢不特，效益下降，企业陷入严重亏损的困境。

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推动下，中信泰富收购了大冶特钢，并从兴澄特钢抽调了精干的管理队伍与技术人才，帮助大冶特钢调整经营策略。

大冶特钢一转颓势，积极围绕市场发展趋势开展经营，降低管理成本，优化工艺流程，进行技术创新，在两年时间内连续开展了48项技术改造，对生产工艺革新开展攻关，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在没有增加钢产量的情况下，大冶特钢很快实现了扭亏为盈，技术水平重回国内第一方阵。2006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调研大冶特钢后盛赞：“省委省政府对新冶钢的发展非常满意非常关注，同时新冶钢的喜人势头令省委省政府非常受鼓舞。”

组建特钢集团，携手共克时艰

2008年，中信泰富整合旗下特钢上下游资产，成立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统一运营特钢产业，提出了“建设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特殊钢企业”的目标。

中信泰富特钢为旗下各企业确定发展战略，统筹各企业的销售、采购与服务，避免内部竞争，争取最大效益。同时集中各企业力量开展科研创新攻关，从各企业一线抽调精兵强将成立管理机构，为各生产经营条线提供可靠指导。

同年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使中信泰富特钢管理体系的竞争能力得到了验证。旗下各企业守望相助、协同共进，使中信泰富特钢在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市场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保持了持续的产销旺势，拉开了与国内同行的距离。

科学并购扩张，实现多方共赢

集团化运作后，兴澄特钢与大冶特钢的经营业绩不断增长，科创成果不断涌现，中信泰富特钢吸引了许多关注，其中就有青岛市政府。

青岛特钢是一家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国企，但因经营不善逐步陷入了严重亏损。对产业发达、财政宽裕的青岛市来说，持续为企业输血不是难事，但更希望企业能在优秀的管理体系下得到新的发展，中信泰富特钢正是“良配”。

2017年，青岛市政府与中信集团签署合作协议，由中信泰富特钢对青岛特钢行使管理经营权。重组之后，青岛特钢大宗物资采购和销售纳入特钢采购中心统一管理，不仅资金成本与采购成本得到了大幅压降，更重要的是青岛特钢吸纳了中信泰富特钢先进的文化理念、管理体系、工艺流程，组建了新的人才团队。中信泰富特钢内部的整体协同和管理考核机制在企业扭亏增盈中立竿见影。重组三个月后，通过积极的内部对标与降本增效攻关，青岛特钢就实现扭亏为盈，重振发展活力。

与整合重组青岛特钢相似的，还有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天津钢管）。天津钢管是国家“八五”重点项目，1992年投产，专门生产薄壁无缝钢管，有350万吨产能的体量。2008年金融危机后，天津钢管连年经营亏损，历经数次重组都难有起色。

2021年，中信泰富特钢对天津钢管实施并购，取得了生产经营管理权。

当年，天津钢管大幅减亏，2022年5月开始盈利，2023年，中信泰富特钢成功控股天津钢管，天津钢管继续保持稳定向好势头。两年来，职工收入平均增长19%，缴税同比增加95%，极大提高了职工信心。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江苏华菱锡钢特钢有限公司（现简称靖江特钢）与浙江格洛斯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现简称浙江钢管）身上，他们都曾经营不善，在嫁接中信泰富特钢的文化与管理后迅速扭亏为盈。中信泰富特钢奠定了“并购一家，成功一家”的口碑，实实在在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制造业强国、把国企做大做强的要求。

2023年12月，南京钢铁集团加入中信集团。以“精品、规模、服务”为抓手，世界上规模最大、生产品种最多的中信泰富特钢正满怀信心走在创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特殊钢企业集团的道路上。

用科技创新锻造核心竞争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信泰富特钢作为国有企业，深耕特钢新材料领域，将科技创新与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些人认为国企难以在创新上有所作为。中信泰富特钢完全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中信泰富特钢提出“特钢是科技炼成的”，并将此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理念。中信泰富特钢在制定企业发展的五年规划中，都把“创新”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在集团“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党建、创新、品牌、绿色、数智、人才”六大引领战略。

2010年，中信泰富特钢创办了国内第一家特殊钢综合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兴澄特钢研究院，以技术研发与创新带动行业革命。目前，兴澄特钢已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2013年，兴澄特钢研究院更名为中信特钢研究院兴澄分院，中信泰富特钢在其他新并购的企业中不断成立研究院分院，持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2022年，中信泰富特钢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9%，拥有中高级研究人员超过3600人。

30年来，中信泰富特钢的科技创新硕果累累：获得授权专利2000余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5项，参与形成的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近200个。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获中国工业大奖、全国质量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突破“卡脖子”品种及技术14项。在国际上，2016年11月，中信泰富特钢获亚太质量组织颁发的全球卓越绩效奖最高奖项World Class Award（世界级奖）。 2023年，中信泰富特钢兴澄工厂成功入选第11批全球“灯塔工厂”。该项目由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与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合作开展遴选，并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具有榜样意义的数字化制造和全球化4.0示范者。作为全世界特殊钢行业的第一家“灯塔工厂”，兴澄特钢代表了当今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彰显了“中国制造”的央企担当和行业领先地位。

中信泰富特钢的科技创新打破了西方的垄断，填补了我国特殊钢的多项空白，每年实现几百万吨特钢的进口替代，大大降低了特钢的价格，年出口超二百万吨特钢。中信泰富特钢已经从引进性、仿制性研发向原创性研发发展，轴承钢、桥梁缆索钢等产品的性能远超过发达国家，处于世界领跑地位，R6级极限性能系泊链钢填补了世界空白，这些科技创新的成果，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国防和科学事业。在国产大飞机、神舟飞船、FAST天眼、万米深井油田等国之重器中，均可见到中信泰富特钢生产的高性能特殊钢产品。

走绿色化与智能化的转型道路

作为国企，中信泰富特钢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奉行“绿色制造，制造绿色”理念，深入推进制造业的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低碳发展。“绿色制造”是指在生产制造过程中降低碳排放，实现源头绿色化。“制造绿色”是指开发运用于低碳产业的产品和开发具有绿色低碳性能的产品，助力全产业链协同降碳。中信泰富特钢大力推进超低碳排放改造，实施节能减排工艺改造，发展能源高效转换技术，开展清洁能源替代。兴澄特钢、大冶特钢、青岛特钢被工信部列入第一批“绿色工厂”名单，2023年，扬州特材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天津钢管的全流程超低碳排放已通过公示。

2023年10月，中信泰富特钢凭借“汽车用特殊钢品种类规则创新实践”，引领特钢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获世界钢铁协会颁发的“生命周期评价卓越成就奖”。

新一轮产业变革迅猛发展，AIGC（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突破为其在工业上的应用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中信泰富特钢紧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大了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面的资金、技术、人才投入力度，每年专项投资超10亿元用于数字化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其中主营企业两化融合指数上升至60以上，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83%，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84%，机器人密度达96台/万人，主营业务应用上云率达100%，关键基础设施信创率超50%，数字化水平明显提高。同时布局国产化工作，对装备、工业软件进行梳理和替换100多项，通过自主可控、国产替代解决核心技术、核心装备关键环节的“卡脖子”问题。

党建引领企业的发展方向

30年来，在中信泰富特钢的发展中，党的领导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企业始终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和员工，用政治优势来凝聚人心，保证了把国家政策要求落实到位，确保了企业的正确发展方向，也确保集团的各项制度、决策能够贯彻落实，在激烈的国内国际竞争中勇立潮头。

2020年，中信泰富特钢专门成立了企业党校，由党委书记、董事长钱刚出任校长，将党的理论教育在企业的重要性提到了新高度，进一步加强企业党建工作。

中信泰富特钢领导实行交叉任职，一岗双职，党的基层组织对班组实现全覆盖，党的建设在中信泰富特钢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中信泰富特钢不仅实现基层党组织对班组的全覆盖，而且在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保持党员先进性上，创出了自己的特色。2021年，中信泰富特钢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了企业在30年的发展中没有发生过重大决策上的失误，所形成的都是有效资产。依靠党建凝聚共识，中信泰富特钢得以在并购扩张过程中与新加入企业迅速融合、紧密团结，持续激发最广大员工群体的奋斗精神和创造力。

中信泰富特钢找到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那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中信泰富特钢坚持把对全体员工的教育和培训作为头等大事，践行“像办学校一样办工厂”的理念。对员工和干部分门别类开展培训，全面提升员工的政治素养、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已成为企业雷打不动的制度。中信泰富特钢党委高度重视让员工分享发展的成果，为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办理补充医疗保险，逐年调增薪酬和年金水平，办好互助帮困基金、健康保险基金，开展员工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经常邀请医学专家与知名医师赴企业开展健康科普讲座与义诊。

2023年5月20日，中信泰富特钢党史馆在大冶特钢落成。大冶特钢的前身大冶钢铁厂于1923年便成立了中共党支部，一度成为鄂中南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刘少奇、董必武、彭德怀、陈潭秋、冼星海都在这里留下了革命足迹，大冶工人还曾为抗美援朝捐献一架飞机。中信泰富特钢无比珍视这些红色资源，将红色血脉的延续视作党建工作的重点，并将党史馆打造成帮助员工重温红色历史、赓续红色血脉的堡垒。何文波在参加中信泰富特钢党史馆揭幕时指出：“大冶特钢百年党建经历，为钢铁行业同类企业党建工作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参考样本。”

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新时代新征程明确了方向。步入新时代，中信泰富特钢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全力以赴前进，全面推动企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依靠企业良好基础，持续以特钢新材料服务国家战略所需，争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编辑  季节）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部分，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以平台经济为基础和载体，两者密不可分。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和提升国际竞争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和巨大潜力。随着数字经济从“数字平台阶段”迈向“数字智能时代”，产业生态化特点更加凸显，相应治理体制机制应从“条块”升级为“生态”。当前，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存在着认识不够深入、治理不够系统、预期不够明确等问题，应在完善顶层设计基础上，确定统一协调机构，建立专门机制，进一步加深对平台经济定位和规律的认识，为平台企业提供市场化的宽松发展环境，尽可能用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保障取代动态的政策调整，以更有效的监管方式，推动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

平台经济发展规律与法律治理的整体需要

平台经济发展的法治规律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讨论平台经济的发展首先离不开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技术原理、经济内涵、商业模式等问题。

首先，要从定位上明确平台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关系。目前社会上普遍忽略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以为数字经济应该由政府建设，平台经济则是私有主体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一些旨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大量规定政府的主导作用，对平台经济的促进、相关营商环境的打造则少有涉及。实际上，平台经济与数字经济密不可分。数字经济概念基于过去30多年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由通信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催生了互联网平台经济；从电脑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变化，使得平台经济形成了生态系统；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和相随的商业概念的兴起，数字经济的产业脉络逐渐清晰。如果没有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无从谈起。这并不是说数字经济与政府无关，而是要真正找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有机结合点，促进平台经济的市场化发展找到政府与市场结合发展的最佳平衡点。

其次，要关注从要素层面分析平台经济发展对供给侧的要求。平台经济的产生，以计算机、通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硬件、软件之间的协同创新为基础。双边、多边市场是平台经济最主要的业态形式，其有效开展和运作，依托于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共同形成规模效应。从商业层面看，平台经济需要多边用户、资本市场的共同支撑。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是技术要素方面，我国平台经济涉及的相关软硬件技术，正在从进口为主转向进口与自主创新并行，芯片设计与制造、通信标准必要专利技术、智能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算法等，都在快速发展当中，因此要加强市场驱动、促进广泛合作与协同创新。二是资本要素方面，相比于我国平台经济是世界领先的，我国金融风险投资的资本要素供给市场还不够发达，导致我国平台经济企业虽然主要业务开展在国内，但是资本来自全球，因而平台经济的资本要素供给，要做好当下和未来的平衡，既要做好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吸引外资工作，同时要做好深化金融领域改革的配套工作。

要从商业模式角度，明确符合平台经济对治理环境的需要。随着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公开发布，数字经济正在从“数字平台”阶段迈向“数字智能”时代。ChatGPT不仅依靠数据和算法就能产生，它的背后拥有数十万颗芯片、电脑对战游戏训练平台作为基础。除此之外，加密货币的“挖矿”活动，无意中推动了芯片单位算力提高、成本降低，使市场化的人工智能成为可能。虽然“数字智能”的到来是必然的，但其到来的全过程充满偶然性。因此，发展智能化的数字经济，难以通过事先计划和政策驱动，必须发挥市场机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促进竞争、鼓励上下游协同创新，不断试错，找到通向“数字智能”的有效路径。

域外平台经济的发展经验

平台经济的监管特别是反垄断执法，是目前全球各个法域高度关注的议题，既是热点，也是难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发布了平台经济市场竞争评估报告；德国为应对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多次修改其《反限制竞争法》相关条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欧盟和美国。欧洲以壮大本土企业为目标，实施“主动打击型”国际数字战略。欧盟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和立法产生了全球影响力，其处罚对象基本上是谷歌、亚马逊等美国的平台企业和互联网公司，这一点曾引发美国代表和欧盟各界代表的激烈辩论。同时，欧盟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在全球掀起了追随模仿立法的浪潮。但欧洲本土数字企业掌握的用户数据相对有限，仅有一家本土企业能够落入《数字市场法》规定的“守门人平台”的规制范围。因此，欧盟的最新立法将发挥的作用是，使欧盟更便捷地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之外，可监管美国的大型科技平台，并促进美国数字巨头掌握的数据流向欧洲本土的平台公司和智能制造业。背后原因是，欧盟在欧洲统一大市场战略的指导下，实施了“单一数字市场”建设目标，因此欧盟追求能够在本土拥有较为强大的平台经济企业，所以欧洲表现出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型科技平台较明显的抵触。

美国以保持产业领先为追求，对平台经济的监管特点是“雷声大雨点小”。 近年来美国开始关注谷歌、脸书等平台企业或互联网公司的垄断问题。2021年，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式批准了一份数百页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报告——《数字化市场竞争调查报告》。该报告指控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四大互联网平台企业（即“GAFA”）实施了垄断行为。但最终法案未获得通过。美国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和司法走向，依然延续以往较为保守的传统。美国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执法周期通常在2年以上，并倾向于综合运用罚款、和解、拆分、救济措施等制度工具，在实现最大程度的竞争救济同时，避免大幅度改变既有的商业模式或行业惯例，从宏观经济和全球领先角度维护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借鉴欧盟经验打击美国平台企业，并不充分符合我国的实际需要；美国两党对平台经济的监管态度难以达成共识，在冲突博弈中表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的模式，无形间促进了美国平台企业的发展。

我国平台经济的法律治理需要

我国是平台经济大国，在产业规模上紧随美国，并远超欧洲等其他法域。

得益于宽松的监管环境、充实的国际资本、数以十亿计的海量用户，以及缺乏来自国际的全方位竞争，在过去20多年中，我国平台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我国平台经济不仅在对标美国的社交、电商、视频、直播等业态中建立起自己的平台产业，还同时在支付、短视频、带货、快递外卖等方面进行了创新。2021年，美国数字经济体量为15.3万亿美元，排名全球首位，我国以7.1万亿美元紧随其后。

中央财经委第九次会议指出，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好的、作用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平台企业的发展不规范、存在着风险，平台经济发展不充分、存在短板，监管体制不适应的问题也较为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着重强调，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2022年7月底，政治局会议先后提出为平台、资本设置好“红绿灯”，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对平台经济实施常态化监管。

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治理，有以下三方面需要：

一是从认识上澄清平台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关系，认识到发展平台经济就是发展数字经济。政府和国有企业应将重点放在信息高速公路等投资需求大、回报周期长、私人企业缺乏投资意愿的基础设施方面，将开发、应用、推广的空间更多地留给市场主体，在政府与市场结合发展中寻求最佳平衡点。有关部门在制定就业、消费、创新等政策时，可以优先考虑整合现有的平台经济资源，避免反复“另起炉灶”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关于数据治理的问题，同样要区分政府与市场。对政府数据而言，应推动基于财政运作产生的公共数据的公开与共享；对于平台企业基于私有财产投资经营形成的数据，则要通过强化产权保护增强长远预期。

二是坚持以市场为主要驱动、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用相对宽松和稳定的法治环境推动持续创新，鼓励颠覆式创新。平台经济内部生态复杂、上下游产业链条较长、互补效应明显，需要多方协同创新推动颠覆性变革，无法通过事先计划的方式实现目标，应通过市场化方式，鼓励广泛自由合作与试错，推动产业变革发生。需要注意创造利于促进平台经济的法治环境，不仅可以为平台经济减负，也为所有可能构成平台经济应用场景的行业松绑。颠覆性创新变革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频繁的政策变化会导致企业行为“走形”，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与创新环境。因此，要致力于将利好的政策“信号”转化为有法治保障的“定心丸”。

三是从传统条块式的“多法共治”迈向协同式的“生态治理”。我国平台经济的监管体制有“多法共治、多部门共管”的特点。《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和规章都能适用于规范平台领域的行为，同时有多个部门各自享有监管或执法的权力。需要进一步厘清不同法律之间以及各部门之间职权的边界，建立明确、统一而稳定的审批及监管程序，做好监管与执法之间的协调工作，探索整体协调的生态化的治理方式。

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监管定位与法律适用

我国是全球唯一有机会在产业规模上赶超美国的平台经济大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用户市场，然而缺乏来自国际上的全方位竞争。因此，我国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法适用，既要符合反垄断法的一般框架，也要顺应我国的产业特点和发展规律。具体有以下五方面建议：

第一，明确反垄断法的定位。反垄断法在众多监管手段中，常被称作“核武器”，是保护市场竞争的最后屏障。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法适用，在战略上应更加注重发挥威慑力。在战术上，应更加注重消费者利益保护，尤其要避免反垄断法成为竞争对手之间相互打压的工具，将我国本就严重不足的反垄断监管力量，集中于重点案件，协调发挥好执法、司法和民事公益诉讼检察的作用。

第二，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法》适用并未突破反垄断分析的基本框架。2022年6月，我国完成了《反垄断法》的首次修改，回应了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法适用。本次修法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法适用，采取了原则性而非制度性、更非框架性回应。因此，反垄断的传统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依然对平台经济保持适用性和活力。

第三，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法适用要考虑平台经济的特殊商业模式。不同行业都有各自的特点，平台经济具有规模效应、网络效应、跨界竞争、动态创新等特点。“免费”是平台经济特有的成熟商业模式，免费并不意味着实际成本和收费完全不存在，而是平台经济通过合理分配平台产品、服务的价格结构，实现吸引用户、满足多方需求、创造价值的要求。这些特点体现了平台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存在的差异，应在反垄断法适用中有所考量。

第四，在实践中要不断提高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案件的专业性和程序正当性。在个案中，要综合适用法学、经济学、行业、技术、财务等分析方法。程序方面，要不断增加透明度和抗辩性。

第五，要进一步完善强化反垄断法实施的体制机制，提高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威性、专业性和相对独立性。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不仅要与国内外科技巨头、大型跨国公司和管制行业企业博弈，还要面对行政性垄断行为。所以，要不断加强和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体制机制，为我国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保驾护航。在工作机制方面，建立行业竞争关注动态报告制度。反垄断执法机构要持续关注、及时评估特定行业、业态、商业模式的反垄断监管重点和思路，面向社会公开发布报告，为企业合规、市场走向提供指引，培育竞争文化。

平台经济的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与监管

2017年，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实施20余年以后迎来了一次大幅修改，这次的修法实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切割，另外一大亮点是加入了“互联网专条”，即第十二条。目前，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在新的修订过程当中，上述第十二条的规定被充分展开，单独形成了许多新的条款，此外再次加入的“相对优势地位”条款也格外值得关注。“相对优势地位”的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框架下，以更低的市场力量门槛，对《反垄断法》中的部分行为进行规制。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和实施过程中，应始终保持对这部法律国际规则属性的认识。1900年《巴黎公约》第一次修订引入了反不正当竞争条款，1995年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在《巴黎公约》文本的基础上加入了“未公开信息”即商业秘密的保护要求，1995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了《反不正当竞争示范条款》，标志着由“硬法”和“软法”共同构成的反不正当竞争国际规则体系基本形成。因此，这部法律的立法与实施，应充分考虑国际规则的基本属性以及与国际法治共识的互容性。

由于我国平台经济用户注意力市场的增长红利殆尽和国际化程度不足，“内卷式”的竞争格局越来越明显。往往是价格竞争、生存竞争压倒或代替了质量竞争、创新竞争、发展竞争，导致市场乱象丛生。比如软件干扰、二选一、补贴烧钱、推送、带货等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的利益；在内卷竞争中，通过向行政机关举报打压、摧毁竞争对手的举动相当常见。因此执法机构要更加注重理性、审慎判断，在竞争分析中保持中立，注重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避免消费者的福利减损，使企业走在正确的创新轨道上。

平台经济的投资并购法律问题

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平台企业投资并购交易除依法进行反垄断申报外，还需要接受网信部门的前置审批，但由于审查对象范围不明确，导致过程中新业务新技术新机会时常被外国平台公司抢占；二是在境内上市中，注册制初衷尚未落实，受理申请、上市行业领域、上市通过率等方面把握尺度过严，而境外上市又因港股的流动性不足、赴美上市的政策不利等因素导致企业难以在境外上市；三是以美国、欧洲、加拿大、日本、韩国、印度等为主的国家和地区收紧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监管封锁，中国企业投资出海遭遇很大挑战。

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推动我国平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建议：

一是推动形成鼓励兼并收购的政策（例如鼓励企业间并购重组、降低跨境并购资金出入境难度等），充分肯定具有“促发展、稳市场、活资金、防破产、保就业”等结构性并购。

二是加强部门协同，优化投资审查流程，推动网信办审查流程和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流程并行，提高审查效率。

三是进一步完善优化上市监管制度规则。对所有行业企业的上市一视同仁，还原以注册制改革来刺激资本市场活力的政策初衷。

四是尽快明确投资方向性指引政策，提振市场信心。建议尽快公布一批“红绿灯”案例，明确规则、划清底线，减少“黄灯”等待时间。

平台用工的法律问题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指依托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实现灵活就业的劳动者。新就业形态发挥着就业蓄水池的重要作用。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主要的诉求是：职业发展如何继续拓宽提升、新型职业伤害如何有效防护和救济。在程序上，新职伤理赔经办过程中各地经办要求不一、材料繁琐，相较商业保险流程更复杂、需提交材料或说明更多、理赔付款周期更长。建议统一理赔经办流程标准，简化各环节申请材料，特别是建立“小额快支”理赔流程，降低理赔经办难度，提升待遇支付时效，保障和提升劳动者理赔体验。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区别于传统行业劳动者，工作高度自由灵活，在劳动报酬上与传统行业劳动者相比有较大优势。目前，有大量研究聚焦于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然而以“全有或全无”的思路认定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容易陷入法律规则瓶颈。新就业形态的稳定器功能对于当前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建议锚定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的根本立场，不囿于“全有或全无”的劳动关系认定，探索与新形态适配的权益保障机制，在工作机会、职业技能、生活服务方面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与满足感。

平台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平台经济常常触及数以亿计的消费者，消费纠纷难免频发，一些消费纠纷是电商平台内商家产品有问题或经营不规范造成的。在基本完备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下，加大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应当从根源上强化消费者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执法统筹和协调，避免不同部门对平台提出差异化甚至相冲突的监管、合规和政策要求。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较为清晰，联邦贸易委员会独立享有消费者保护的执法权，消费者可以选择举报、也可以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消费者保护团体不在行政管理序列内，而是独立运作，同时享有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由于我国的执法司法资源不足，大量牟利性的职业索赔人，挤占了原有消费纠纷救济渠道，影响了一般消费者权利的保护。

加强有关平台经济领域的消费者保护，除了从源头上加强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等方面的执法，还应当结合平台特点，从信息、广告监管就开始。目前平台广告监管缺位，短视频平台中，广告与非广告边界非常模糊。消费者通常对包装成科普内容的广告信息深信不疑，并基于信任选择购买商品，导致权益受到侵害。应落实《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中平台对广告的“标明”义务。

此外，平台责任的配置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平台企业的核心商业特征是居中提供撮合服务，而非直接交易主体。一些制定中的规章草案要求，第三方产品和服务对用户造成损害的，用户可以要求互联网平台运营者先行赔偿，“先行赔偿”给平台增加了过重的责任负担，同时使消费者怠于进行消费判断，不利于我国消费升级。

平台数据跨境流动问题

数据跨境流动是经济全球化与数字化的伴生物。美、欧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制定了数据跨境流动政策。这些政策中面临最为基础的共性问题是，如何在全球化的数字经济中有效达成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目标。

美国建立了个案式的事后监管机制，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干预，有效兼顾了贸易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双赢。我国目前初步建立的数据跨境流动政策，例如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作为单一合规机制，在现实中难以适应海量数据跨境管理需求。

建议参考国际经验，设立符合我国国情需要的多样化合法流动机制，例如建立白名单机制；根据安全评估的主要标准，建立指引性的数据跨境流动协议范本；鼓励行业协会及其他自律组织参与安全评估；对不同性质的数据采取分类管理方法。

与平台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体育赛事直播

近年来，体育赛事直播丰富与扩展了产业生态与市场空间，优化了用户体验。但司法界在现行法下对“赛事直播节目”的保护方式存在较大争议，导致权利人面临巨大的维权困境。例如，现行法同时存在“电影作品、类电作品”与“录像制品”的表述，但法律对于如何区分两者语焉不详，导致各界对于“赛事直播节目”是否可以作为“类电作品”保护争议巨大。再如，现行法规定权利类型过细，导致“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均不能涵盖“网络直播”这类新传播形式。为此，建议修订《著作权法》，明确引入“视听作品”并删除“录音制品”，以消除各界对“赛事直播节目”保护方式的争议，强化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保护。将“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合并为“传播权”，使“网络直播”等新形式的传播行为得到更完善的保护。

基于影视作品、体育比赛画面的再创作

平台经济通过互联网丰富和便捷了信息传播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下游业态。一些平台用户开创了影视作品解说、体育赛事复盘、体育赛事直播解说等新的形式。这些新形式应该以尊重和保护原作品知识产权、不得出现侵权行为为前提。同时，知识产权侵权这类案件中，常会伴生出反垄断案件，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与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之间的协调。

结论

平台经济涉及的法律规则众多，本文选取了一小部分简要展开，不仅阐述法律对策，更在于澄清对平台经济的定位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二者是有效制定和实施规则必须事先充分明确的前提。

这里强调的主要观点是：平台经济与数字经济密不可分，发展平台经济就是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平台经济必须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动协同创新，行政手段难以产生颠覆式的创新，同时也难以通过市场的成本收益检验；平台经济的商业模式是生态化的，对其监管和治理方式也应当是生态式的，要做好资本、技术等要素供给和业务准入、市场监管等多方面的深化改革与整体协调；要用法治的方式，保障平台企业的市场化发展环境和生态式治理体制，逐步将动态变化的政策转化为长期稳定的法律制度，使利好“信号”真正成为“定心丸”；借鉴国际经验要保持审慎，欧美经验与我国的产业发展需求和治理体系都不相匹配；实施监管规则要考虑我国市场和产业实际情况与需求，海量用户是我国平台经济的特有优势，应把消费者利益和权益保护的权重提升到更优先的位置，避免使监管规则沦为竞争对手之间相互打压的工具。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