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力图实施“去中国”的全球化战略，既通过各种贸易壁垒和技术封锁的方式打压我国经济，又试图通过所谓的共同价值观拉拢一些拉美国家、七国集团以及主要欧洲国家和印度等，联合对我国施加贸易限制政策，破坏我国国际形象，扰乱我国的经济发展。对此，我国必须高度重视，及早采取应对措施，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化新格局。

美国加速推进“去中国”的全球化步伐不会改变

短期来看，我国稳外贸存在一定压力

七国集团是我国主要的外贸出口和贸易顺差国家。如果七国集团执行美国意图，即使是部分执行，也将加剧贸易摩擦，给我国稳外贸措施带来较大压力。2024年第一季度，我国对美出口占对外出口总额的14.8%，对美贸易顺差占对外贸易顺差总额的40.8%；对七国集团出口占对外出口总额的27.3%，对七国集团贸易顺差占对外贸易顺差总额的49.7%。根据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我国对美国的出口比对其他210个贸易伙伴的出口总和还高出34亿美元。

长期来看，要警惕美国利用七国集团形成“关税战略”联盟

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正在加速分裂，美西方正在努力推动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全面脱钩。尤其是美国正在以各种借口拉拢G7、欧盟、拉美国家，试图全面封锁中国经济。截至2023年底，已有21个欧盟国家建立了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机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在最坏情况下，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会减少约7%。同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在加快重构，钢铝、太阳能等部分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订单明显减少。

加征关税对我国产业链整体影响不大

七国集团加征关税有可能会短期内造成我国国内市场信心不稳，对我国极具优势的“新三样”产业带来一些冲击，但是不会大面积影响到我国经济增长目标。从近年来的企业调研来看，部分重点行业的企业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化解贸易壁垒政策，将工厂设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或者其他能享受美国关税豁免的国家与地区，以保持企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稳定。

重点产业的影响不尽相同

铝及铝制品、船岸起重机设备、医疗产品、半导体等领域受影响较大

在铝及铝制品方面，2023年，我国对美出口铝材23.6万吨，占出口总量的4.5%；同时，美国还是我国铝制品最大出口目的国，占比超过16%。在船岸起重机设备方面，美国是我国重要市场之一，总规模约为4.4亿美元，占总量的12.4%；在医疗产品方面，注射器、口罩等医疗产品规模约为6.1亿美元，占总量的32.6%；在半导体方面，2023年我国对美出口规模为6.51亿美元，占总出口的4.6%。总体影响尚可控制，但由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主要出口市场规模均同比下滑，而美国关税提高将导致我国出口市场进一步恶化。

锂电池及关键材料、新能源汽车、钢铁等领域对美风险相对可控，对欧风险偏高

在锂电池及关键材料方面，美国已连续4年为我国锂电池的最大出口国，2023年占比20.8%，但由于日韩企业储能电池产品体系尚不成熟，天然石墨等资源的全球供给核心在我国，美国供应链还难以摆脱对我国的依赖。在新能源汽车、钢铁方面，我国对美国出口占比小，影响可控。2023年，我国对美国出口新能源汽车占比不到1%，对美出口钢材仅占总量的0.9%。而欧盟是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等产品的主要出口地。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我国对欧盟出口汽车17.8万辆；2023年，我国对欧盟出口光伏产品占出口总量超40%，锂离子电池占我国出口总量超39.1%。

光伏电池（及组件）受美关税提高影响较小，但受美其他衍生举措影响大

在光伏电池（及组件）方面，本轮关税提高影响较小，目前我国直接出口美国的产品规模约为2.61亿美元，占比0.51%；然而，我国对美国出口主要通过东南亚国家中转实现。据统计，2023年，美国进口光伏组件规模50GW，其中超过80%来自我国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原料供应。2022年6月，美国政府给予东南亚四国的光伏电池（及组件）两年的反规避关税缓冲期，日前，美已宣布该关税豁免政策将于2024年6月6日到期且不会延续，此情况或将对我国造成显著影响。

短期试探与长期封锁风险并存

从短期来看，欧盟主要国家将保持适度谨慎，七国集团有可能会通过试探性的措施观察我国反应

一些欧盟国家，如德国、法国在我国有大量投资企业，双方经济往来十分紧密，考虑到本国的跨国企业利益，应该会保持中立或加强与我国的合作，反对过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不会加入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行列，欧盟方面将采取与华盛顿“一揽子关税”不同的做法。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不能效仿美国加征关税，因为这可能导致我将宝马、大众等德国汽车制造商拒之门外。但是，也要注意到美国在七国集团中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近期会通过“谴责性声明”的方式来试探我国的反应。

从长期看，欧盟国家的贸易壁垒的风险依然存在

欧盟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受美国制约较多，“去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也符合欧盟部分政客的认知。在欧洲保护主义的风潮下，对我国实施贸易壁垒也是欧洲的选项之一。今年1-4月，欧盟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2465.5亿美元，下降5.0%。欧盟擅长通过非关税壁垒方式隐性地进行贸易封锁，如《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关于外国补贴扭曲欧盟内部市场条例》《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等政策，将对我国电动汽车、光伏等产业的竞争力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要注意拉美国家、印度正在建立或考虑建立贸易壁垒措施。如墨西哥、智利和巴西先后提高了对我钢铁产品的关税，哥伦比亚、印度也在考虑中。但是，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原因不尽相同，这些国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较低，主要是为了避免我国大量优质低价产品涌入本国市场，从而导致本国经济受到重大冲击。

加强应对措施

加强顶层设计，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

建议由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成立“国家对外贸易战略咨询委员会”，加强多部委协同，负责我国对美、欧、日以及“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和产业发展的研究、跟踪，构建政策工具箱。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及时关注国际贸易壁垒政策动向，每季度对重点出口国家重点产业以及贸易政策开展监测分析及预测，主动做好风险预警及应对。

扩大转口贸易，通过双边竞合建立多元化市场路径

建议引导企业发展更多转口贸易第三国合作方。利用美墨加贸易协议、美国对越南“市场经济”的承认降低关税影响，推动我国服装和纺织品、汽车零部件、玻璃、钢铁与铝制品等商品经由越南、墨西哥销往美国。同时，要警惕墨西哥受美国压力发生政策风险的可能性，逐步转变为鼓励我国企业在墨西哥投资建厂。

建议利用欧盟内部矛盾，分化欧洲各国对中国的立场，避免形成一致对我国不利的市场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家的投资力度，提高欧盟欠发达地区对我国资本的依赖度；加大与德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合作，进一步鼓励大众、宝马、西门子等跨国制造业企业在我国投资建厂，制定引导政策支持这些企业通过我国市场对外销售。发挥我国超大运输市场优势，加大对空客飞机的采购力度，持续挑起空客和波音在国际贸易上的矛盾，引导法国和美国不断在飞机市场进行激进贸易对抗。

持续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为更为广泛的统一市场自由贸易协定。适当对智利、墨西哥等国家释放红利，选择当地解决大部分和关键原材料和部件供应的产品，吸引更多TPP和CPTPP签署国家加入RCEP，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态势，将中、美、欧三方市场融合，形成贸易“缠斗”的格局。

加大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合作，推动南共体产业转型。支持我国产业部分南共体转移，建立“中国-南共体”制造业示范基地，支持南共体国家发展制造业，融入我国产业链供应链。

      （编辑  季节）

“产能过剩”指在一定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总量长期明显高于市场需求量，导致产品供过于求、设备利用率低下、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的一种经济现象。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特定的行业或领域，由此将导致价格下跌、企业利润减少、市场竞争加剧或亏损等问题。产能规模本来是一个经济层面和市场周期的问题，但是近期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大肆渲染“中国输出过剩产能”，进而炒作中国给世界经济带来风险等舆论。

今年以来美欧频繁炒作“中国输出过剩产能”

以下是今年以来美欧政客、智库、媒体一些代表性的言论和炒作观点。

美欧政客

2024年3月27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接受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采访时表示：“我打算在访问时与中国人谈谈其中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并确保他们了解这对美国以及我们许多最亲密的盟友造成的不良影响，廉价商品充斥市场。我将传达我的信念，即产能过剩不仅会给美国工人和企业以及全球经济带来风险，还会给中国经济的生产力和增长带来风险。” ①

3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出席由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举办的线上讲座时说，“从闭幕的中国两会来看，中国打算大幅提升制造能力，以应对经济放缓，实现更多增长，制造更多就业机会。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就会有过剩产能，有更多太阳能板、电动汽车等产品。如果中国以人为的低价甚至以倾销的价格，将这些产品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将会破坏全球贸易体系。”

在耶伦、伯恩斯发表这番言论之前，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尚博在2月份也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我们担心，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宏观政策更侧重于供应，而不是考虑需求的来源，这两种政策都在向中国产能过剩的局面倾斜。”

2023年11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柏林举行的欧中关系会议上发表演讲，声称“如今，中国的产业政策不仅创造了更具竞争力的产业参与者，同时，受保护行业的产能过剩正在淹没全球市场，并可能破坏我们的工业基础。人们非常担心清洁技术行业的公平性和安全漏洞，包括电动汽车。中国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将被输出，特别是如果产能过剩是由直接和间接补贴驱动的。”

媒体、智库和商界

除了美欧政客在不断炒作“中国输出产能过剩论”之外，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智库和部分商界人士也在推波助澜：

彭博新闻社2024年1月26日发表题为《产能过剩拖累利润，太阳能工厂产量放缓》的文章，渲染中国的太阳能行业可能会迫使许多工厂破产。

华尔街日报3月3日发表文章《中国冲击将再次席卷世界》，副标题是“中国的廉价商品再次涌入国外市场，但这一次没有伴随大量商品的进口”。

1月24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与分析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中国汽车公司是最具竞争力的，将在中国以外取得重大成功。“如果不建立贸易壁垒，它们将摧毁世界上大多数其他汽车公司。”

2月1日，中国美国商会发表《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认为在资源和工业行业中，产能过剩引发会员企业担忧。美国商会中国分会主席肖恩·斯坦认为，中国正在从房地产和相关行业之外寻找新的增长来源，增加了国家银行贷款和工业补贴，试图改善低迷的增长，产能过剩已成为一些行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外国公司和贸易伙伴将不得不适应。

CNBC今年3月19日报道，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Jens Eskelund）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中国在战略产业中越来越有能力以更低的成本制造产品，引发了人们对产能过剩的担忧——中国生产的商品远远超过本国或其他国家的吸收能力，这可能会导致价格战。彦辞表示，欧洲商会正在看到“全面的产能过剩已出现，无论是在化学品、金属还是电动汽车方面”。

3月24日，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迫在眉睫的产能过剩》一文，提到2023年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数量已经是2019年的7倍，同比增长1.7倍；太阳能电池出口是2018年的5倍，比2022年的水平高出40%。文章宣称“中国的政策计划将加剧国内供需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平衡，使中国走上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对抗的道路。中国产能利用不足本身就让外国决策者和企业感到担忧，它激励企业降低价格，为其过剩产能寻找市场，将导致全球供应过剩、价格下跌、盈利能力疲软、破产和失业。”

美欧可能采取的打压手段和相关风险评估

综上所述，美欧等西方国家渲染“中国输出过剩产能”，不仅是针对“中国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老调重弹，更主要是针对我国光伏、锂电池和电动汽车的“新三样”出口，为对相关中国企业采取的打压措施进行铺垫。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尚博说，“中国不应认为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任何（对中国输出产能过剩的）回应是出乎意料的”。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也直言不讳地说：“我很难想象，对于中国低内需的外部化，欧洲会坐视不理，静静地见证欧洲加速去工业化。”

西方打压的“工具箱”

美欧针对中国所谓的“过剩产能”，对“新三样”出口可能采取的打压手法其实并不新鲜，主要还是来自现有的“工具箱”。例如：

（1）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欧洲可能通过提高关税、实施进口配额等手段，限制中国所谓“过剩”行业的出口，以减轻国内相关产业竞争压力。

（2）反倾销调查与惩罚性关税：美国欧洲可能针对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行业展开反倾销调查，一旦认定存在倾销行为，将征收高额的惩罚性关税，从而削弱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3）新的贸易壁垒：“人权”“低碳认证”“能效标签”等都在成为新形式的贸易壁垒，限制中国产能“过剩”行业的出口。

（4）技术封锁和出口限制：限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和关键技术的出口。

（5）推动供应链重组：鼓励本国企业在华投资企业将生产线回流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近岸外包”或“友岸外包”）。

历史上，针对中国出口所有这些措施都曾经被使用过。实际上，自2023年10月起，欧盟已经针对中国电动车企业启动了“反补贴调查”，其依据是《关于应对非欧盟成员国补贴产品进口的防范措施》和《关于外国补贴扭曲欧盟内部市场的条例》。尽管调查仍在进行中，2024年3月，欧委会突然实施对自中国进口电动汽车为期9个月海关登记，以面对未来的追溯性关税等措施。如果调查结果为肯定性结论，贸易制裁措施将是对被调查企业的出口商品加征关税。除欧盟外，美国企图设置贸易壁垒阻挠中国电动汽车进入美国市场。2024年2月29日，美国政府发布公告，对中国制造联网汽车开展“国家安全”风险审查。

历史上光伏“双反”的案例

类似这样的措施，在短期内会对我国相关出口产品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能改变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和长期趋势。回顾一下近年来的历史，例如我国的光伏产品出口就曾遭遇过欧美严厉的打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之时，提到10多年前欧洲光伏产业全面崩溃的例子。她声称，“欧盟没有忘记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对我们的太阳能工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样的事情不能在电动车领域再度重现”。早在2010年前后，中国太阳能产业就被视为是廉价的“过剩”产能，导致许多欧洲光伏企业相继宣布破产。2013年5月，欧盟宣布向中国产太阳能电池板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美国在2012年和2018年分别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了“双反”调查和201条款调查，随后在2018年对来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加征了关税。此外，美国还禁止中国新疆地区生产的多晶硅制造的光伏产品进口。

在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的“双反”调查并加征关税后，中国一些重要的光伏企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部分企业倒闭或破产重组，包括无锡尚德、赛维LDK等龙头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很多光伏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成本控制和市场多元化等措施成功转型，而那些未能适应市场变化的企业则逐渐退出了市场。

中国光伏企业持续投入研发，推动光伏技术的进步。通过规模化生产和供应链优化，有效控制了成本，提高了价格竞争力、提高了光伏产品的效率和性能，大幅度降低了度电成本（15年来光伏度电成本下降90%以上）。同时，中国光伏企业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如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减少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随着行业的调整和技术的进步，中国光伏产业逐渐恢复并再次崛起，成为全球光伏市场的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2018年9月，欧盟委员会宣布终止实施了5年的对中国进口太阳能板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欧委会当时表示，欧盟的目标是要增加可再生能源供应，取消限制令是对整个欧盟最有利的决定。

2023年，我国光伏组件出口量约211吉瓦，同比增长36.6%，创历史新高。欧洲是我国光伏组件出口最大市场，2023年光伏组件对欧盟国家出口额为190.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例49%。在美方持续打压之下，我国光伏产品对美出口基本无法进行。2023年，我国光伏组件产品对美出口1314.7万美元，仅占我组件出口总额的0.03%。然而，2023年美国自东南亚进口的光伏组件数额大幅增长，分别为：越南41.8亿美元、泰国39亿美元和柬埔寨23.8亿美元，自东南亚国家进口额为125.1亿美元，占其总进口额的82.7%。而越南、泰国、柬埔寨的光伏组件制造能力基本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和中国供应链的组装，美方对此也心知肚明。2023年5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否决了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表示将继续缓征东南亚光伏产品的进口关税，东南亚光伏产品出口至美国暂不受影响。预计2024年6月，由拜登签署的光伏进口豁免关税期限将至，我国企业通过东南亚输美光伏产品仍有变数。

我国产业应对西方打压风险可控

从光伏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欧洲采取的“双反”调查和加征关税措施，在短期内对中国光伏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光伏产业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竞争力，出口依然保持强劲增长。现在美国和欧洲针对中国电动车等新兴产业的“双反”和其他贸易保护措施，包括特朗普如果再度上台后可能对中国企业制裁力度加码、我国部分不具竞争力的企业会出现倒闭或重组的情况。但是整体而言，美欧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制裁不会在根本上影响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和经济优化调整。同时，来自外部的压力也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成本控制和市场多元化的动力，促使中国相关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因此，我们看好光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新三样”应对美欧打压的韧性。从根本上说，这些产业属于新兴的绿色技术产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必不可少，属于先进的技术产能。在一定时期内出现“过剩”是阶段性的，必然会逐步化解，在长期内需要持续发展。2013年前后中国光伏产业被美西视为“过剩”并遭其双反措施打压时，我国光伏组件年产量仅为23吉瓦，世界占比为62%；而到2023年，我国光伏组件的产量已达500吉瓦左右，占全球产量比例超过80%。考虑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愿景，光伏行业现有规模属于发展正常范围，仍有快速发展的广阔空间。

针对美欧炒作和打压的对策建议

美国欧洲的政客炒作“中国输出过剩产能”反映了西方对中国产业崛起和全球经济影响力的增长所持有的复杂情绪。这种炒作，既有政治上的考量，也有经济利益的驱动。理解和分析这些论调背后的动机和目的，对于制定合理的应对策略至关重要。我们认为，美国政客更偏重于政治上的战略考量；而欧盟虽然总是高举应对气候变化的大旗，但是相对来说更注重经济层面，尽量保持其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美国的政治考量

对于美国而言，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中国被其视为长期和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包含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在美国国内，政客们利用“中国输出产能过剩”的话题在大选年吸引选民的注意，作为提升自身政治资本的手段。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政客希望通过渲染中国的“产能过剩”，延伸到指责中国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问题，作为支持其所谓中国“非市场经济”论的证据，声称中国通过政府融资、直接补贴、国有企业等方式，在新兴行业取得领先地位。2024年2月，中美经济工作组第三次会议后，美国财政部在会议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美国在会上提出了“中国的产业政策实践和产能过剩”问题。

与此相关，美国政客也把“产能过剩”的讨论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认为中国某些关键产业的过剩产能可能影响到美国的供应链安全，特别是在高科技和战略性产业领域。在美国看来，美国位于世界经济体系顶层、产业价值链高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居于价值链底端，只能提供原材料、低成本劳动力和消费市场。然而，中国制造、中国智造正在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向上提升，可能打破美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垄断地位。“中国输出过剩产能论”，与“实体清单” “脱钩断链”“去风险化”一样，实际上是最新版的“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全球市场的稳定对立起来，本质上是维护自己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欧盟的经济考量

相对于美国“政治挂帅”的立场，欧盟更多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在欧盟成员国看来，如果中国企业以较低的价格出口大量产品，会对那些生产同类产品的欧盟国家企业造成压力，甚至可能面临生存挑战。2023年12月7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之后发表讲话，清晰地表明了欧盟的担忧主要是经济层面的。她表示，“过去两年欧洲与中国贸易逆差已经翻了一番。这是许多欧洲人非常关注的问题。这种失衡是不可持续的”。“这些原因包括欧洲公司无法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国内公司受到优惠待遇以及中国生产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正在向全球市场蔓延。在这方面，我们看到有些地区已经开始对中国产品关闭市场，这当然会将更多的过剩产能转移到欧洲”。“欧洲领导人不会容忍我们的制造业受到不公平竞争的破坏”。①

对策建议

首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针对“中国输出过剩产能论”，应当基于客观数据和行业分析进行严谨的判断。建议设立“过剩产能MRV（监测、报告、核查）平台”，动态跟踪我国出口行业主要企业的产能、生产成本、碳排放、国内外市场份额以及国外同行企业的相应指标，确认哪些行业确实存在过剩、质量较差和重复发展的落后产能（如某些传统制造业领域），哪些行业属于先进产能但是目前暂时供大于求（如光伏、电动汽车、锂电池以及风电设备等），并结合国际贸易法规来评估是否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在此基础上，对于出现或者即将出现过剩的行业提出警示，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鼓励企业转型升级，化解过剩的落后产能。对于新兴的绿色技术领域，我国整体技术先进，但受国内外市场需求波动影响，短期内可能出现供应量超过需求的情况。对于这些行业，要求相关企业遵守国际贸易规则，避免刻意压低价格以获取市场份额。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增长，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可能会得到缓解。

第二，对美国，考虑到美国和欧盟对于“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立场上的不同侧重，我们认为在应对方式上也应有所区别。针对美国借口“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的政治打压，我们应该认识到这可能是地缘政治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应，维护自身权利。但是，我们也同样应该认识到，在现在的大环境下，基本上无法与美国政策制定者从国际贸易法规的角度阐述。在中短期内，我们需要做最不利的打算，诸如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等产品完全无法直接或间接（如通过我国在东南亚投资生产的光伏产品）向美国市场出口。但我们不能搞“以怨报怨”，可继续依法给美国在华设厂的电动汽车企业特斯拉一定的中国国内市场空间。同时，我方将继续推动两国政府已经认可的“到2030年各自推进至少5个工业和能源等领域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大规模合作项目”，建议提前布局并建成我方的5个CCUS示范项目，借此充分展示我国的科研和制造业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三，对欧盟，建议强调我国政府一直在推动公平贸易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致力于通过合作和对话解决贸易摩擦，努力通过合规的市场行为和国际贸易合作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承诺不通过低价倾销的方式获取市场份额。欧盟很清楚，如果没有与中国的配合和合作，包括从中国进口高效光伏组件、电动汽车、锂电池、风电设备等，它们无法实现其到2030年减排55%（相比1990年水平）、到2040年减排90%，并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所以，建议在气候变化领域加强与欧盟的合作，作为对于欧盟的善意，我们也可以考虑事实上认可“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顺势而为，扩大我国碳交易市场的覆盖范围，主动推动我国产业绿色转型，减少产品碳排放量和减少中国与欧盟的碳差价，为我国工业品出口欧洲降低碳关税壁垒。

第四，风物长宜放眼量。我国的国际市场远不止于美欧，中国是广大“一带一路”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其中很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过去一些年来，我国在东南亚国家投资设立一些光伏产品生产企业，主要目的是为了规避美国对我国直接生产的产品出口的限制，但是这种规避关税的做法难以长久持续。在2023年12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8）上，有120多个国家承诺将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增至3倍，达到至少11000吉瓦。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以现在中国的产能来看，并不存在“过剩”的问题，而且需要与更多的国家共同合作建设更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产能。我国企业应扩大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核心区域和国家投资建设可再生能源生产园区，满足本地区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和能源转型的需求。

最后，超越“产能过剩”的争议，中国与美欧等西方国家也有合作的空间。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议题上，中国和美欧等西方国家应该超越传统的利益竞争，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进步。各方整合资源和优势共同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把蛋糕做大，提高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在开发、投融资、建设、设备供应、项目管理及运营等关键要素上的资源配置能力，实现风险共担、多方共赢。这样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和转型，也有利于化解中国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

（编辑  季节）

中国是欧盟农产品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2023年以来，欧盟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电动汽车行业启动多项反补贴调查，2024年1月5日，我国对来自欧盟（法国）的白兰地展开反倾销调查，由此欧洲最大的农业游说组织Copa-Cogeca以及农产品生产商担忧欧中农产品贸易将受到其它行业贸易争端的牵连而蒙受巨大损失。现就中欧农产品贸易及其在双边经贸合作中的定位进行分析，并对是否可以将之用作中欧当前的经贸博弈筹码提出建议。

中欧农产品贸易现状

根据欧盟农业和农村发展总司数据，2023年，欧盟农产品出口总额为2286亿欧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其前三大出口目的地为英国（22%）、美国（12%）和中国（6%），其中对华出口额为146亿欧元，比上年减少8%，减量品类主要为猪肉（降幅29%）、谷物制品及其碾磨产品（降幅16%）（表1）。欧盟对华农产品出口在2020年达到1769.3亿欧元的历史峰值，占其出口总额的9.71%，此后一路下滑（图1）。2023年，欧盟农产品进口总额为1586亿欧元，比上年降低7%，其中对华进口83.33亿欧元，占其总额的5%。近三年来，中国保持欧盟第五大农产品进口国地位，位列巴西（11%）、英国（10%）、乌克兰（7%）以及美国（7%）（表2）之后。2012-2022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农产品总额持续增加，其中以非食用（生产用）农产品增量为主（图1）；但2023年进口额下降15%。

表1 2021-2023年欧盟农产品出口主要目的地年度变化（百万欧元）

数据来源：Monitoring EU Agri-food trade, March 2024

从国别来看，欧盟对华农产品出口总额排名前列的国家依次为：法国、荷兰、西班牙、德国、丹麦、意大利、爱尔兰、比利时（图2）。

在中欧双边贸易中，农业是欧盟为数不多保持贸易顺差的行业（图1）。近年来，随着欧盟对华农产品出口额的下降，其贸易顺差相应减少，2023年顺差由2020年的126亿欧元降至63亿欧元。目前欧盟对华农产品出口仍大幅低于2020-2022年水平。

图1 2012-2022年中欧农产品贸易额年度变化

数据来源：Agri-Food Trade Statistical Factsheet European Union-China，2023-4-18

图2 2013-2023年欧洲国家对华出口总额年度变化（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Statista

表2 2021-2023年欧盟农产品进口主要来源地年度变化（百万欧元）

数据来源：Monitoring EU Agri-food trade, March 2024

从2018-2022年中欧农产品贸易主要品类来看，以2022年数据为基准，欧盟对华出口主要农产品（及其对华出口总额占比）包括：猪肉（21.7%）、谷物制品及其碾磨产品（21%）、乳制品（12.2%）、其他动物产品（6.1%）、烈酒与利口酒（5.5%）、葡萄酒及其制品（5%）、谷物（5%），其他农产品（23.5%）（表3）；欧盟从中国进口主要农产品（及其自华进口总额占比）包括：非食用农产品（18.6%）、其他动物产品（16.1%）、混合食品制剂和配料（10.4%）、烟草及其制品（9.2%）、宠物食品和饲料作物（8%）、蔬菜（7.1%）、水果/坚果和蔬菜制品（6.6%）、其他农产品（24%）（表4）。

以2022年数据为例，欧盟对华出口15种主要农产品中，除猪肉外（24.8%），其他主要品类对华出口额占其各自出口总额的比例并不高（表5）：谷物制品及其碾磨产品（14.5%）、乳制品（9.4%）、其他动物产品（11.7%）、烈酒与利口酒（9%）。2023年数据显示，欧盟对华出口的谷物制品及其碾磨产品的金额持续降低（-16%）。

表3 2022年欧盟对华出口15种主要农产品及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Monitoring EU Agri-food trade年度数据整理

注：部分数据缺失缘因该类产品未归入欧盟整体15种主要出口农产品类别。

欧盟对华出口额占比最高的猪肉，近年来呈持续下降趋势，从2021年的53亿欧元（占欧盟猪肉出口总额的36%）降至2023年的25亿欧元（占总额的20%）。受此影响，欧盟猪肉出口总量和总额连年下降（图3），相比2022年，其2023年出口总量降低19%，出口总额降低11%。不过，猪肉出口仅占2023年欧盟农产品出口总额的5%，位列第6。导致欧盟对华猪肉出口下降的原因有三个：（1）能源价格上涨导致运输成本激增，从而削弱了其总体对华出口产品价格优势；（2）我国猪肉自给率连年提升，2023年已达97.4%的高位，从而缩减了进口需求；（3）为防止猪流感疫情流入，我国加大了对涉疫国家的进口限制，其中包括一些欧盟国家。2018年10月8日，海关总署与农业农村部联合发文禁止从保加利亚、比利时、日本三国直接进口猪肉产品。不过，2024年1月12日，上述两部委发布联合公告，解除了比利时非洲猪瘟疫情禁令，同时恢复了比利时在华注册猪肉企业产品输华。

图3 2021-2023年欧盟猪肉出口主要目的地年度变化

数据来源：Monitoring EU Agri-food trade, March 2024

欧盟对华诉求

作为代表2200万农民以及22000个农业合作社的欧洲农业游说组织，Copa-Cogeca对当前中欧贸易争端深度关切，呼吁中欧双方尽量避免将农业和农产品纳入贸易调查，甚至设置贸易壁垒。

   2024年3月15日，欧洲委员会面向农民及粮食产业链利益方的年度调查显示，不公平竞争（包括供应链透明度）成为欧洲农民对农产品贸易的四大担忧之一（虽未直接指向中国）。调查对象呼吁欧洲委员会与欧盟理事会积极应对第三国商品进口标准与统一市场内部标准存在的差异问题，以切实提升欧洲农产品供应链的竞争地位。

   2024年4月21-26日，欧盟农业委员沃伊切霍夫斯基在访华期间强调，农业作为欧中双边经贸关系当中的“战略行业”，事关粮食安全等战略议题，值得双方特别关注，呼吁双方共同努力避免农业遭受其他行业贸易审查、争议甚至争端的拖累，并通过加深农业与农产品领域合作继续促进双边贸易，尽可能减少贸易壁垒，持续增强双边经贸关系。

关于中欧农产品贸易的政策建议

不宜将农产品作为中欧博弈的筹码

相对于中欧7830亿美元（欧盟统计为7379亿欧元）的贸易总额，双边农产品贸易仅占比2.9%；欧盟对华农产品出口，无论是总量还是其中15种主要农产品，占其农产品出口全部与单项总额的比例均不高。若将农产品作为与欧博弈的筹码，极有可能导致“伤害性不大，刺激性极强”的结果，甚至引发“回旋镖”效应，激化其他产业的贸易摩擦，尤其在中欧双向投资存量已超过2500亿美元的情况下，不利于当前深化中欧战略合作的主基调。况且，欧盟农业和农产品出口在其27个国家当中高度分散，制裁措施难以精准发力。

即便欧洲农民及游说组织对政府影响力较高，但将农产品贸易作为中欧博弈筹码，难以阻止欧盟正在进行的对华反补贴调查。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欧盟在压力之下很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态度，保守派更有理由推进对华“去风险”的主张。

中欧在农产品贸易与农业产业合作方面已投入相对较多的资源、探索出不少积极的机制，并已取得初步成果。欧盟已多次表达加强双边农业合作的期望，无论是从农业、农产品单项还是中欧经贸关系全局来看，中欧农业与农产品交流合作所带来的中长期双赢收益，远远高于贸易博弈与争端所预期的短期获益。因此，应避免将农产品作为中欧博弈的筹码，将贸易争端危机转化为经贸合作契机。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欧关系，深化中欧农业产业链合作

今年5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的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中指出：“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欧关系，将欧洲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向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希望中法关系、中欧关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以中欧农产品贸易为基础，以深化中欧农业产业链合作为契机，借鉴欧盟在可持续农业、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与发展经验，有利于我国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推进农业向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转型。

截至目前，中欧在提升农业生产力、加强食品安全保障、农业环境保护等方面持续探索合作路径与机制，并在农业生产与技术创新、联合研究、安全生产、可持续种植、水资源利用等方面开展多项合作，包括：中欧农业和农村发展合作计划、FAB计划（粮食、农业与生物科技）、EUCTP-STIS项目和PIANO-SRIA（水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合作）等。在此基础上，应以中欧农产品贸易为窗口，进一步强化中欧在农业人才培养、联合研究与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生产力提升、农业碳排放、动物疫病防控、生态农业等方面的产业链合作，从进口产品、原材料进一步拓展到引进先进技术、产业资本、管理模式，延伸中欧农业产业链合作领域，提高我国农产品附加值，整体提升我国农业产业链竞争实力。

   在加强中欧农业产业链合作的基础上，中欧可进一步探索深化第三国合作，面对全球南方国家对农业发展的切实需求，协同“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农业合作与欧盟“全球门户”（EU Global Gateway）可持续农业倡议在资金、技术、经验方面的差异化优势，在国际农业援助、农业发展合作、农业产业投资领域的共商共建落实走深。

加强中欧农业领域标准合作，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中国应主动与欧盟加强在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环保标准方面的交流、合作与互认，切实推动农业领域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1.《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于2021年3月1日正式生效，中欧双方各100项地理标志已进入双边保护范围，在此基础上，加强相关信息交换、透明度与权益保护合作。

2.进一步推动中国良好农业规范认证GAP与欧盟相关认证（GAEC以及EUREPGAP）的互认与深入合作。目前，我国认监委已与EUREPGAP签署技术合作备忘录（2005年签署，2012年续签），应在此基础上切实推动标准认证落地与深化。

3.加强中欧在农业碳排放领域政策交流、标准设置、技术创新、机制建设方面的合作。虽然欧盟目前在推动农业降碳减排方面面临来自欧盟一些国家农民抗议的巨大压力，但农业绿色化是其“欧洲绿色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欧在该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对双边农产品贸易以及各自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均有巨大促进作用。

（编辑  季节）

在研究一个问题前，不妨先尝试解构问题，将解构作为开题，穿透形式表象，最终回到真问题，抓住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对“独角兽”也可以先进行解构开题。

何谓“独角兽”企业

“独角兽”（unicorn）企业是有定义的——估值10亿美元但尚未上市的企业。

“独角兽”的概念最早是2013年由美国风险投资家艾琳·李（Aileen Lee）提出：她在创投媒体Tech Crunch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来到独角兽俱乐部——从估值10亿美元创业企业中学到的》一文。

艾琳·李在文章中对独角兽做了定义：“2003年以来成立的，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上市或非上市美国软件企业”。根据该定义，共有39家公司满足条件（“独角兽俱乐部”），约占风险投资所投资的消费和企业软件创业公司的0.07%；2013年以来的十年里，平均每年诞生4家独角兽公司，其中 Facebook是突出的“超级独角兽”（估值超过1000亿美元），而每隔十年都会诞生1~3家“超级独角兽”。

据艾琳·李的统计，2003年以来，美国的风险投资机构一共投资了6万家软件/互联网企业，最终只有39家脱颖而出，即每1538家企业才会产生1家“独角兽”公司，比例不足0.07%。

艾琳·李说：“创立或投资一家估值10亿美元的公司非常难，概率非常低。各种科技新闻可能会让人觉得每分钟都有这样的公司在诞生，现实情况是，这种概率介于在MLB比赛中接到一个界外球或在一生中被闪电击中的概率之间。或者，比考上斯坦福大学的难度要大100倍以上。”这里点出了10亿美元企业/独角兽的要义：统计上的稀缺性。

艾琳·李还提出了许多洞见。例如数量上消费（2C）企业多于2B企业，但2B企业的长期回报更高；成功创业者多为30多岁、教育水平较高、有共同创业经验的创业者；创业后一般要7年以上才能退出（意味着需要“耐心资本”）。 

在发展中，“独角兽企业”的定义被进一步拓展，现在主要用来评价尚未上市的创业企业，同时覆盖所有行业（现在所有的创业企业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互联网/软件存在，都有一定的软件/互联网维度，因而软件/互联网这个标签是可以摘掉）的，但在投资/金融界，始终有一个10亿美元的标准——否则很难在边界上定义谁是“独角兽”、谁不是“独角兽”。

“独角兽”概念的特点和优势

“独角兽”企业概念非常直观、有效、能抓住眼球、易于理解、能够深入人心。它有如下四个特性，体现出其优势：          

（1）抓住了要点：绝对的稀缺性。在创业企业中，10亿美元/独角兽企业是一个绝对具有稀缺特性的企业。这就暗示：能够创立或投资这样企业的人是有与众不同的眼光、能力或“运气”的。

（2）简单、直接、量化且横向可比：“独角兽”的定义依赖的是一个简单、直观、具体、单一的量化指标——估值10亿美元。这是一个带有主观性的“一刀切”的标准，但简单直观，指标极易横向比较。

（3）动态性：描述的是一种发展或发展状态，具有动态的属性：“独角兽企业”是创业企业，处在成长过程中，是要不断长大的。相比之下，“专精特新”这种描述比较静态。

（4）形象性和象征性：在西方神话里，“独角兽”是非常稀缺、神秘，同时具有神圣和高贵特性的一种动物。用独角兽来描述极具价值且稀缺的创业企业，非常形象，能够抓住眼球，深入人心。

（5）方向性和指引性：“独角兽”企业概念之妙在于，一旦提出来，就被广泛接受，成为创业企业家奋斗的目标，成为创业投资人寻找的目标。正是“寻找独角兽”这一目标，将企业与资金联系到一起。

（6）企业+资本：可以帮助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整体创业环境。“独角兽”企业最终需要通过资本市场“退出”，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就很难有“独角兽”。由此“独角兽”的数量不仅能衡量优质企业本身，也能衡量一个国家/区域可触达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能把企业维度和金融维度结合，确实是能够更准确描述创业环境的很好指标。

 “独角兽”概念被提出来后就深入人心，成为人们争相找寻、奋斗的目标，也很难再用其他概念去替代。

“独角兽”概念提出来已经超过十年，在现实语境里，“独角兽”往往泛指特别优秀的明星创业企业。在一般话语里，笼统地说“独角兽企业新增数量”的多少，其实是关心“明星创业企业新增数量”的多少。

不能忽略的是：但凡具体统计各国“独角兽”的数量时，还是要回到传统定义的——即“10亿美元估值”。

上述我们探讨了对“独角兽”企业最终的评判标准是“未上市且估值超过10美元”。从这个角度说，“独角兽”实际上是一个金融概念，资本市场的概念，从资本市场的视角，评估创业企业的环境与质量。

“独角兽”概念的缺陷和不足

“独角兽”概念存在的问题都直接、间接地与“独角兽”概念的金融属性相关。

（1）不易统计缺乏市场化“估值”的企业：“独角兽”概念是建立在市场化估值基础上的，在统计时，只能统计做过外部融资（因此有“估值”），被纳入资本市场雷达的企业。如果一个企业完全不接触资本市场，不依赖外部股权融资，其价值就难被发现。如果一个地区在传统上更多依靠创业者自有资金及商业银行融资（“间接融资”），而非资本市场融资，则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这个区域的“独角兽”数量也会受到影响（参考表1）。

表1 2023年胡润全球“独角兽”企业

从表1看，德国、日本等国家传统上较为依赖企业自有资金及商业银行融资，因而“独角兽”企业不可能太多。不宜简单地用“独角兽”去衡量这些国家优质创业企业的数量。

这里至少表达了有两个维度认识。维度一，“独角兽”所依赖的估值概念会导致人们低估该区域优质创业企业的数量；维度二，创业企业本身也需要找到更合适的资本提供支持（所谓“如鱼得水”），如果资本市场的支持缺乏深度和广度，势必会反过来影响创业企业的数量和质量。

（2）作为一个金融概念，“独角兽”只代表特定类型资金、资本的视角与偏好，首先，它不能代表所有金融/资本；其次，它不适用于全部行业，“独角兽企业”代表的是高风险偏好的股权和权益投资者（创投/风投）视角，有特定的投资要求及投资偏好，因此大多指向互联网、数据、软件、消费等能够实现爆发性增长并获得资本市场青睐的风口行业。          

从行业上看：2C科技/企业服务、金融、零售消费占“独角兽”企业的三分之二。

如果引入其他类型的资金/资本，例如商业银行，则会自动引入不同的偏好和视角，例如除了看重成长性之外，也会更看重可持续经营能力及安全性。而如果引入不同的类型资本，也会产生不同的量化指标，例如比较“商业银行授信规模”。但也要看到，尽管创投资本有一定的局限性、有限性，但创业毕竟是一个失败概率很高的活动，企业需要给自己找寻最匹配的资本。

美国是最具资本市场深度、广度的国家，有庞大的高风险股权/权益投资者群体及极具流动性的公开市场，能够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创业企业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作为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美国离不开其强大的资本市场支持（即我们现在提出来的“金融强国”的概念）。

（3）“独角兽”可以用作衡量创业环境的参考指标；但“独角兽”是一个有金融属性的概念，如果单纯以“独角兽”数量为目标的话，则企业价值的判定、产业发展方向、资源的配置等将完全由创投资本及资本市场主导。而资本本身也是有局限性的，包括但不限于：

（a）企业所获估值与实际能力未必匹配。“独角兽”的估值是私募股权投资人给出的，私募股权投资人是一个特定的投资群体，不代表公开市场；少数意见领袖级投资人对估值还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毕竟这些融资是私募领域的融资，“独角兽”企业是否真正能够匹配其所获价值，是否真的有长期竞争力和发展力，还得看长期表现。

（b）资本市场存在的短期性。大多数创投/私募资金是有期限的：艾琳·李指出，独角兽企业等到“流动性事件”（即退出机遇）平均需要7年以上，意指创投资本得有“耐心”；但从企业成长史来看，7年也是很短的，弹指一挥间。创投/私募股权资本寻求的是给定年限内的退出机遇，相对来说会更加关注企业/行业在一定年限内的成长性，而非更加长期的营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方向及治理。在现实中，不在少数的投资人及企业创始团队更关心的是退出，面向的是下一轮投资人（私募或IPO市场投资人）。而有了资本的介入，一些企业创始人团队也可能过多追求满足投资人的偏好和利益，偏离创业初心及企业发展的长远考虑。这都是资本带来的短期化结果。最后，总体来看，整个资本市场链条——包括公开市场——都是存在短期性行为的，例如追逐季度营利、追逐风口、受制于周期性，有泡沫化的风险。要看到，资本也是双刃剑，金融和企业的关系，是水和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c）“独角兽”依赖资本及资本市场偏好，但资本/资本市场的标准、偏好及所给予的引导，未必匹配国家、社会、公共利益追求的中长期目标。

要看到，资本是有内在逻辑的——所谓“钱生钱”，追求财务回报。一切其他逻辑都是间接的，最终都要服从这个逻辑。市场是配置资源的绝佳手段，但如果不加引导，市场/资本不会自动、主动的匹配国家、社会的长期战略——有时它可能有利于国家战略，但有时它也可能偏离甚至干扰国家战略。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金融强国”是发展的组成部分及目标，但金融是有明确功能性的：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要匹配、“对齐”、服从、帮助国家、社会实现长期发展目标。美国是市场主义，资本主导，金融/资本更多地遵循内在逻辑，所谓金融/资本的目标是“纲”，其他都是“目”，纲举目张。这时，政府只能通过有限的立法和监管设定大的边界和底线，社会通过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政治正确”等价值理念给资本以软性的约束及引导。但无论如何，“独角兽”概念的金融属性，将凸显金融/资本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张力。

（d）“独角兽”概念暗含的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因素。“独角兽”概念是美国人提出来的，以全球货币美元计价。绝大多数的企业背后有美元基金/美国资本支持，已经完成在美国上市，或指向美国上市。因此，“独角兽”这个概念高度依赖美国/美元资本及资本市场。确实，企业必须依托有深度、有广度、有质量的资金及资本市场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形象地比喻，就是小小池塘容不下大船，更不能走航母。目前来看，在为创业企业提供灵活多样且丰富的资本方面，美国是全球第一的。美国自身的科技实力、企业实力、经济实力，是离不开其强大的金融实力的。美国“独角兽”企业之所以多，除了非金融因素（人才、技术、监管、市场、创新精神等）外，很大一部分要归因于金融/资本因素。

资本是逐利的，“没有人和钱过不去”，在不受约束时，资本是无国界的，这也使得美国资本影响力远远超出美国，覆盖全球。全球各个国家、市场，论及“独角兽”这个概念，都很难完全脱离美元基金（尤其在创业阶段）、美国本土资本市场（作为退出），以及美国资本所能触达、进入的其他资本市场（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等）。实事求是地说，中国过去二十多年发展成长起来许多创业企业，都离不开美元基金及美国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这个过程中，中国充分享受了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好处，培育了一大批中国明星企业，建立一批属于自己的科技产业，并建立了成体系的创业模式与经验。

迄今，中国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独角兽”数量第二的国家。从这个角度讲，美元资本及美国资本市场对中国过去二十年的企业发展、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归根结底，资本本质中性、无国界，只是如何让其“为我所用”，如何能发挥其作用的问题。

在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下，对美国资本及资本市场的依赖会造成另一个问题，即美国/美元资本、美国资本市场、美国金融监管及政府在一定程度垄断了“独角兽”的定义权、话语权及影响力，并给中国造成了一种资源约束，甚至是形成了某种“卡脖子”。一旦出现中美“金融脱钩”，美国本土资本市场不再欢迎中国企业，各种类型美元资本、美元资金减少以及对中国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上市或非上市企业的投资，而如果中国资本/资金/证券市场不能及时进行功能补位及替代，就会对中国的企业创业环境产生影响。

“独角兽”数量增或减，往往只是各种趋势的结果，而且可能是美国及美元金融霸权地位的一种延展。

对影响“独角兽”企业因素的几个判断

要回答“独角兽”企业增减趋势的问题，不妨看看培育发展“独角兽”企业需要哪些必要条件。此处需要先厘清概念：所谓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即必须具备的条件，它是前提，没有它就不行，但只有它也不行。所谓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即只要具备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了，其他的条件都不需要了。

简单回答这个问题：培育发展独角兽企业，要满足一系列的必要条件，而不存在任何一个充分条件。而要详尽列出各种必要条件又是不容易的，一下子很难说清楚。

这里是抛砖引玉，仅做一个开题。但我们可以大致形成如下几个基本判断：

判断1：“独角兽企业”是一个结合了产业、金融维度，用以判断一个国家/地区创业企业环境及质量的指标，尽管这个指标存在不少的局限。 

判断2：金融、资本是发展独角兽企业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一是要有能够匹配创业投资的专业化、市场化私募股权资金；二是要有能够提供流动性、方便退出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

判断3：资本/资本市场只是培育发展独角兽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同时也不是唯一的必要条件。企业家精神、人才、市场及经济环境、监管、创业氛围、其他外部环境因素等都是必要条件。

判断4：过去二十年，中国乃至全球都非常依赖美元资本（美元资本未必是美国资本，但美国资本是其中的主导部分）、美国本土资本市场以及美国资金/资本所触达、支持的离岸资本市场（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到伦敦）。其他一切条件（如人才、市场、监管、创业生态环境、企业家精神）都相等时，在中国（及中国盟友）资本、资金及资本市场/证券资本市场对美元资本及资本市场实现完全的功能补位及替代之前，美元/美国资本对中国创业企业选择进入或退出，选择开放或封闭，对中国创业企业环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独角兽”有明确的定义（估值10亿美元的未上市企业），其数量增减只是人们能够直接观察到的表面现象。

关于中国和美国的“金融脱钩”问题

这些年，中国和美国“金融脱钩”现象的实际情况比设想的更加复杂，因为有多种因素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作用，最后产生了某种合力或趋势：

——美国政府限制美国资本流入“敏感”领域的中国企业，且范围正在不断加大。

——美国资本担心中美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升级，因而选择减仓或退出中国企业/中国市场。

——美国资本/投资人“看不懂”新时代中国发展范式、产业导向、监管逻辑、价值理念，增长前景，选择减仓或退出。

——以上因素，使得依赖离岸资本市场（美元资金仍然是主导力量）的中国上市企业出现估值减损、流动性下降及未上市企业上市退出困难等问题。

——以上因素，使得美国/美元资本在投资中国企业时更加谨慎，并由此产生负向循环。

——中国产业资本、私募股权尚有待发展成熟——其不仅仅是资金量的问题，还有各种市场化、专业化的问题。同时，中国资本市场/证券市场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旨在加强完善监管。这些因素使得中国资本（包括中国盟友资本）及中国本土资本市场很难完全实现对美国/美元资本的功能性取代。

——在一些含有安全性产业领域，中国将会寻求更多依赖本土资本（这些都是美国人想投资但不能投、不敢投，同时中国不希望依赖美国的关键领域），同时，为了实现金融强国，打造为中国发展道路服务的金融中心，中国必须发展壮大自己的资本市场，长期来看，中国要引导更多的中国明星企业在本土上市。

“金融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而不是以中美地缘政治为前提条件的，换言之，并不是因为中美地缘政治有冲突，中国才要发展自己的金融市场，而是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发展，让金融和资本服务国家的发展战略，就必须发展壮大金融产业及资本市场，同时在国际上不断发展人民币货币体系。

当然，也要看到，在中国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积极拥护全球化的方针下，在发展壮大我国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同时，中国仍然要积极利用外资，积极利用全球资本市场，而不可能将排斥外资、将产业资本全盘国产化替代作为国家的政策目标。

新环境下，如何培育发展中国自己的“独角兽”——金融侧观点

以下主要是在金融侧探讨培育发展“独角兽”的必要条件。

——继续积极吸引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外资。中美地缘政治因素是很难解开的，属于可控范围之外，相对可控的是“讲好中国故事”，即把中国新时代的发展逻辑给外国人讲清楚。

——一些标志性的资本市场事件是最好的抓手，将极大有利于提振外国投资人(不仅包括美国，还包括其他国家地区；不仅包括美元，也包括人民币)的信心。标志性资本市场事件，就是中国“独角兽”企业的上市。同时，从扶持香港市场角度出发，可以考虑将离岸结构的中国企业更多引导到香港上市，在香港形成合力。

——加快中国本土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发展，使其可以承担为优质企业提供流动性及融资的核心功能。

——引导一批优质中国企业在本土（A股）市场上市。美国有“七巨头”，拿出来都是美国的科技王牌。像英伟达、苹果、微软都是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超级企业。这些企业可以利用资本市场获取超额资金以支持自己的发展。目前许多高质量中国企业其实都在离岸（包括美国）上市，如能吸引一批中国明星企业登陆中国A股资本市场，也有利于提升A股质量，反过来培育发展人民币资金。

——培育高质量人民币GP，发展人民币产业资本/基金。以前美元基金是高度市场化的，现在大多是政府产业资本，而专业化及市场化程度均不够，很难一下填补美元资本的功能。当年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给中国带来了技术、管理经验，支持了“中国制造”产业链的发展。其实美国企业投资也是一样的，过去二十年，美元/外资资本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专业化人才，为中国创业企业、科技企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应当积极发挥利用这些人才的力量，让其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添砖加瓦。

构想未来，中国要构建比较强大的金融体系，建立有深度、广度、专业度、成熟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产业及资本市场，而中国特色金融产业及资本的最大特点就是能与中国式现代化完全匹配，这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部分。彼时，全球投资人也更能理解、认同新时代的发展范式及道路，愿意通过投资中国企业，参与并分享中国的经济成长。

展望未来，中美如果能够打破地缘政治隔阂，修好关系，担当大国责任，实现更高维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世界和平提供稳定性，固然是最理想的。但底线思维是要把金融发展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作为多极化世界的一个重要支点，中国所建立的体系，应当作为世界的一级，而不应存在单方面、非对称依赖并受制于美国资本及美国资本市场的情形。

“金融强国”非一日可以建成，未来的路还很漫长。“中国特色”的“独角兽”，应该在产业和金融层面与新时代中国国家战略、产业战略、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目标及公共利益高度匹配，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

（编辑  季节）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遽变，科技自立自强逐渐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持续讨论。国家从产业层面的国际竞争中认识到，“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要不来的”，由此提出“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

走出“科技自立自强”的认识误区

作为“科技自立自强”的一个重要途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被寄予厚望，但官方文件中“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表述却很少得到关注，反而近年来出现了很多过度强调“国家队”（非企业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组织科研”的声音。

长期以来，对“卡脖子”问题的理解更是出现了一些简单化、静态化和绝对化的苗头：比如将“卡脖子”攻关视为产业发展的“华山一条路”，过分夸大和强调特定技术指标的重要性；又如把解决“卡脖子”问题视为打通内循环堵点卡点的前提条件，或者说一旦“卡脖子”攻关取得成功，产业链上下游良性互动的内循环就可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动发生。

但这些想法都遇到了来自现实世界的挑战。华为在2023年秋天能够推出“麒麟+5G”的Mate 60 Pro等一系列新产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现象在机床行业、工业软件等行业更为常见：面对“断供、断链”，本土企业迅速填补了美国企业退出所导致的市场真空，并实现了产品技术的加速迭代与改进。

为了更加准确地、实事求是地回答上述现象背后的原因，本文从历史角度出发，基于前期多年对中国机床工业的理解以及广泛的企业调研、政府部门调研和资料查阅，以过去十余年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简称“04专项”）①及其推动中国机床工具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教训为例，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内循环、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方面，通过回顾和总结“04专项”的历史经验，提炼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逻辑，为走出“科技自立自强”议题的认识误区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跳出传统政策研究的思维藩篱，为我们理解和设计一个更有效率且更具系统性的创新政策组合提供了重要依据，为解决“卡脖子”技术等现实问题提供政策方向和对策建议。

“04专项”中的新型举国体制

作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的“工业母机”专项，“04专项”涵盖了高档数控机床及铸锻焊等基础制造装备的主机、关键零部件、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等全链条技术创新研究工作。历时十二年的坚持投入，我国高端机床装备由近乎为零发展到在国内市场“三分天下有其一”，中国机床企业成为国内市场上与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公平竞争的高端机床装备主要供应商。而取得上述成就的根本原因是“04专项”在2012年之后逐步探索形成了一种新型举国体制：一种“国家背书、用户牵头、工艺驱动”的产品开发组织机制。其最大特点是由重大专项串联起从高端用户、机床厂到关键功能部件厂商的全产业链条，并由“04专项”提供背书和赋能，建立起权责对等的“用户—生产者互动”。对用户来说，“04专项”让他们能够对装备供应商进行“赋能”：以自身工艺特长引导国产装备持续升级。而对机床主机厂来说，“04专项”为其产品提供“国家背书”，他们也必须根据用户需求提高产品性能与质量。

这一改革的直接后果是，通过“国家背书”创造了一个更有效的本土市场，为机床主机厂和整个产业链上游建立了一个更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环境，进而在多样化的用户需求（尤其是航天、航空、能源等高端应用场景）和高度复杂、去中心化的本土产业链（各类主机厂、功能部件厂商）之间建立起“多对多”的创新网络与供应链。其特殊意义在于：它为中国政府找到了一条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机床工具产业进行创新治理的基本路径。机床工业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知识和灵感来源，就是用户的需求场景与加工工艺。好的机床工具企业一定是通过贴近需求、理解工艺、形成产品，并在应用中暴露问题、完善产品才能真正成长起来。

新老举国体制的核心逻辑

新型举国体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举国体制的基因：以政治方式（国家强制性任务）创造社会资本、促进产业链合作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高精度精密机床“会战”，且在此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历次“会战”中得到了全面传承。通过对新老举国体制的历史比较，本文提炼了举国体制的核心逻辑：国家战略定义开发任务、国家背书创造社会资本、供需对接便利共同开发。这个逻辑始于政治过程，终于技术攻关，而“建立权责对等的供需良性互动”的社会过程则是将政治过程与技术过程相联系的重要纽带。

1.政治过程。政治决心、国家战略对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的先导性作用在国内外的众多研究中都有体现（路风，2019；Block,2008）。在新中国机床工具产业的发展历史上，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从国家战略目标出发，确定产业发展包括机床工业不同产品序列的优先顺序（如高精度精密机床的具体发展规划、“04专项”的专项指南以及后续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项目安排）。这一过程最重要的活动主体就是国家（由专项管理部门代表）。从形式上看，确保这个政治过程得以有效运行的关键，是国家具备必要的信息渠道、建立既体现国家战略目标又符合行业发展需要的信息结构。在计划经济时期，产业部委上通决策层、下达国营厂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年代，“04专项”的管理组织结构在形式上部分地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分管副部长作为第一责任人、代表了国家战略对专项的要求；专项执行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三处持续地与行业企业、用户企业打交道，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符合发展需要的信息。但这个管理组织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专家层面尤其是负责编制专项指南的专家中，科技专家偏多，产业专家偏少，其后果是专项承担企业按照指南规定的技术指标“闷在家里去做”、做完了却“没人买”。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2012年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之后，“04专项”必然要从国家战略目标与产业实际需求出发，重新布置一批没有被科技专家写进指南的计划外产品。

2.社会过程。无论是传统举国体制还是新型举国体制，在政治过程启动之后、都经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以国家任务为平台、为产业链合作提供信任背书，以此建立供需撮合与良性互动的机制。当然，在新老举国体制中，这个社会过程的具体形式和组织管理的颗粒度都存在显著差异。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掌控着全部资源要素和关键信息，这是国家能够以行政命令方式指定上下游“拉郎配”，建立对接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既能代表国家又能代表行业企业的具体产业部委具备足够良好的信息结构，在部委层面建立供需对接（如高精度精密机床“会战”中的规划领导小组等对接机制）成为可能。但在经历了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市场主体日益复杂多样，相应的国家结构已经无法继续掌握充足的行业信息。此时，供需对接活动进一步向微观层面下放，供需双方的直接信息互动成为常态。在“04专项”早期，国家管理机床工具产业的传统结构（即原机械部体系）被破坏之后，国家掌握的机床工具产业相关信息日益流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更多地依靠“点将”等方式进行供需对接。此时，像陆燕荪这样有着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崇高的行业声望的老一代行业领导者就成为建立供需对接的关键行动者。随着“04专项”的深入实施，相关国家机关掌握的行业企业信息越来越多，可以通过更加开放、普适的项目招投标形式组织供需两侧，并尽可能遴选合适的企业承担相关任务，此时甚至出现了参与编写指南的“国家队”企业被更合适的民营企业夺标的现象。

3.技术过程。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历次机床“会战”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04专项”，以国家任务牵头产业链上下游、推动供需撮合之后，创新所需的“用户—生产者互动”就得以运行起来，装备企业“不了解（用户需求）”或者“没见过（国外类似装备）”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持续改进所需的知识投入成为可能。这也恰恰符合机床工业产品创新的基本规律：作为“专业化供应商”行业，机床创新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恰恰是用户端的关键工艺知识(Pavitt, 1984)。至此“国家背书、工艺驱动”的产品开发组织机制全线跑通。

新型举国体制对传统举国体制的发展

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的特色在于企业创新主体的确立。在传统举国体制下，国家掌控着关键资源与信息，而且无论如何投入、投入多少，都不需要考虑微观层面的投入产出和经济效益问题。可以说，只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充分的决策信息，哪怕是“拉郎配”式的行政命令，也能确保供需有效对接。

到了今天，市场经济本身构成了“举国体制”的重要背景。一方面，各种市场主体日益复杂多样，而且任何市场主体（尤其是其中的民营企业）在做出决策时都会更多地考虑“经济合理性”因素。另一方面，除国家之外，强势的、持续投入的市场主体越来越多，他们同样掌握着关键要素（包括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

此时，新型举国体制就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去推动技术攻关，而必须以更加柔性的方式去努力促成多元化市场主体的供需对接、信息共享与协同创新，并充分考虑企业自身能力，赋予其更大的创新空间，让他们既能够综合运用“补短板”“绕短板”“做长板”等不同策略来解决“卡脖子”问题[1]，也能够将国家安排的攻关项目成果应用到更多的产业场景中、并将其经济价值放大到极致。

这意味着，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至少有两个特点：（1）以国家背书突破信任瓶颈、建立供需撮合与良性互动的社会过程变得更加重要，形式也更加灵活；（2）攻关任务的设计、定价与组织方式应尽可能兼顾任务承担企业的经济合理性诉求，以确保任务体制持续运行，攻关成果尽快落地。而一个成功的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在尊重行业创新规律的基本前提下，将传统举国体制与上述两个特点有效结合的产物。这些历史经验在机床工具产业和“04专项”中的实践结果，就是在极其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这样一个“老大难”行业不仅没有给美西方的脱钩断链和极限施压增加新的“砝码”，而且催生和帮助了一批本土创新型企业。

因此，推动自主创新、打通本土产业链、构建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攻关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交易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社会、经济与技术等各方面因素相互影响、紧密交织的过程。启动这一良性循环的核心逻辑、即将各方面因素（政治、社会、经济、技术）和活动主体（官产学研用）首次串联起来的初始过程，反映为“政治过程à社会过程à经济过程à技术过程”的顺序。也只有沿着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和利用国家、社会、市场等多种力量与治理机制，完成一个由国家战略启动（政治过程）、以技术攻关落地的创新治理过程。与此同时，行业技术经济的异质性决定了政治、社会、经济、技术的一系列治理机制和逻辑在不同产业中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多种表现形态，即新型举国体制的多重属性。

打通国内内循环的政策建议

因此，建立内循环的核心议题在于国家如何成为不同产业情境下政治过程、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技术过程畅通运转、良性循环的“润滑剂”。基于这一基本立场，我们从一般性的工业与技术政策和机床工业（“04专项”）接续两个层面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工业与技术政策的启示

当我们明确了解决“卡脖子”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时，我们就需要对当前流行的、以科技逻辑为基础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使其有可能兼容相关的社会过程与经济过程。

由于传统科技体制的惯性，现行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包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质量发展专项）的组织运行机制并未充分体现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也没有有效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全流程中的出题人、答题人和阅卷人角色。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围绕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立足产业逻辑、优化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的组织机制。

第一，立项组织机制的调整。在指南形成环节：从人员构成上，实现攻关企业、用户企业与科技专家的结合，稀释科技专家话语权。从任务定义上，明确功能标准，建立“出活儿”为目标的结果导向，这也是在后续的成果市场化过程中，打破国外领先供应商市场垄断地位、破除对进口产品的迷信进而将攻关成果推向更多实际产业场景的重要前提。不再以西方企业定义的技术指标卡自己人。

第二，结项组织机制的调整。要明确和强化用户和小同行企业在任务定义与成果考核中的话语权，从评价标准上，从局部的技术指标转向整体功能指标；从组织方式上，从会评验收转向现场“出活儿”；从组织周期上，延长在用户现场“出活儿”的考察周期，软件不短于三个月，硬件不短于半年，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强制性建立从交付到验收全考察周期的使用信息采集机制，建立全流程的用户使用反馈通道和上下游产品改进会商机制，完善信息闭环。

第三，国家获取产业知识的渠道。借助机构改革的契机，强化产业部委的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尤其是发挥他们了解产业、熟悉企业的优势，为产业界尤其是企业家群体和技术带头人（CTO、总工程师）群体参与科技与创新政策过程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把行业协会做实：将一部分资源分配与“国家背书”功能向行业协会转移，将其做实、并以其为抓手，从而使其更好地参与到资源整合、信息流通和合作互动的过程中，降低国家获取产业知识的成本。

此外，应通过取消产学研合作的强制规定、调整自筹经费比例和分摊机制等多种途径，着力解决产学研各方在专项任务中的权责利失衡问题，切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对“04专项”接续及机床工业转型升级的启示

首先，要尊重市场规律、利用和释放市场力量，并在今后的专项管理中引入更多市场与产业的思维元素。

从整个行业层面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在产业创新进程中寻找新的应用场景，并为之开发新的作业装备，是机床工具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这正是 “产业发展导致产业创新”的逻辑。从政策实践来看，没有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提早布局、从而在一个蓬勃扩张的行业上升周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04专项”第一个十年的一个遗憾。这提醒我们，如何将市场机制与国家意志充分结合，又如何在优先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前提下，调动和激发企业家精神，尽可能加大国家级技术攻关项目成果对民用市场的外溢、放大财政投入的杠杆效应，将成为新形势下专项管理的新课题。

一个可能的思路是建设更加灵活、动态的选题机制，适度淡化专项管理的强计划特征。一方面，在现有专项体制下留出更多的自选空间，让那些市场触觉足够灵敏的企业按照自己对转型升级的理解提出相应的项目申请。另一方面，系统审视新兴产业全链条发展过程中的堵点与难点，及时组织攻关那些制约新兴产业发展空间的关键装备与零部件。其实“04专项”在第一个十年的一条重要经验，正是跳脱出在办公室里提前多年定好的指南，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航空、航天、军工等部门支持开发了一批份量很重的计划外产品。这些经验不仅需要系统总结，而且应该赋予其充足的合法性，使之在整个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体系中得到广泛传播。

另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是，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遴选合适的承担单位。这对专项主管部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他们要足够了解行业，知道哪些人是真正敢想敢干的企业家，知道哪些企业能啃硬骨头、打硬仗，知道组织与任务如何适配（“谁可能更适合干什么”）；另一方面，他们要有足够的定力与工作技巧，屏蔽掉项目组织过程中的很多干扰与杂音。这要求专项管理部门成为一个人手充足、价值中立（为国家和行业工作，而非为具体的、特定的人群和组织工作）的专门机构，代表中国政府对机床工具产业行使创新治理之责。而在具体的运作机制环节也有一定的努力空间，其中包括：建立更加稳定的专项垂直管理体制，确保政策执行部门深入理解行业发展规律和企业基本面；逐步健全和强化项目后评估机制，通过奖优罚劣引导机床企业钻研技术、服务用户，淡化出身、资历等因素在招投标中的影响。

其次，要尊重机床工具产业创新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以此作为产业政策与专项组织设计的基本遵循。

要把这种正确的方法论坚持下去，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就是，在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的组织过程中，进一步明确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目的是获得并保持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因此在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中，应以终为始、按照产业竞争力的发展逻辑来设计专项组织机制。具体到机床工具产业，可以进一步加强重点用户在产品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其中的关键是将机床开发的“工艺驱动”从生产环节前置到研发环节：在用户新品预研环节引入机床企业，确保产品研发、工艺开发和专用装备设计齐头并进。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补齐关键功能部件和共性技术短板的路径选择。就机床工具行业而言，今天的关键功能部件和共性技术短板，是专职机构缺位造成的，还是长期投入不足造成的？答案很有可能是后者。关于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大相关投入的政策选择，可以调整目前专项的定价机制，也可以加强重大专项与其他国家项目（如强基工程、高质量发展专项等）的联动，从而以更有力的价格杠杆撬动产业链上游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强化主机厂与上游供应商的合作创新；可以强化现有大院大所和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技术支持定位，参照德国弗劳恩霍夫（Fraunhofer）的经验，加大财政对合同研发的补贴力度，让他们为更多企业的创新升级做好“参谋”与“后腰”。

第三，要充分认识机床工具产业的多层次性与复杂性，有意识地加强产业治理知识积累与能力建设。

随着前述机床工具产业和装备工业战略机遇期的到来，“多对多”网络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强。这就对政府的产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政府需要建立更加完整的信息结构，至少应包括三部分：（1）我国机床工具产业的基本信息，即前述有关企业家、企业和组织-任务适配的知识；（2）下游用户产业演进的基本信息，尤其是在系统层面理解各产业链条的堵点、难点及其对机床装备的需求；（3）国际机床工具产业的产品与技术前沿信息即产业情报，这在当前脱钩断链、国际围堵的大背景下尤为重要。没有这样一个综合信息结构的支持，任何产业治理都有“盲人摸象”之虞。

其次，政府需要学会拿捏国家、社会、市场等不同治理框架的有机结合点。一方面，要对市场机制在“创造资源要素”方面的缺陷有清醒认识。（1）要由国家赋能社会，把相关事业单位和各级行业协会做实，由他们做好信息收集工作，精准把握和回应关键点位上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2）要以“国家背书”创造产业链互信、以国家项目创造关键核心技术（如前述制约新兴产业发展空间的关键装备与零部件）、锻炼科技领军企业（组织要素）；（3）要基于国家总体安全观重建产业情报体系，并建立产业政策与产业情报联动机制，推动骨干企业向产业链“卡点”“堵点”提前布局，形成持续性投入和前瞻性规划。国家在这些环节的努力不仅决定着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与潜力，也从根本上决定着市场机制的有效边界。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要素”方面的优势。在需求融合、资源融通等市场机制更擅长的领域，尽量避免行政“拉郎配”，更要避免基于身份标签的政策区隔。尤其是在推进机床工具产业军民融合的过程中，用足、用好市场机制，力争在技术上以军带民，在财务上以民养军。要牢记苏联的历史教训，不把“国家战略需求”变成压死特定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或是不断吞噬公共财政资源的黑洞。

所有这些工作，可以让行业协会、智库机构等社会组织来分担一部分，但归根结底，要求相关主管部门花大力气、长时间去建设一支人员稳定、人手充足、公平公正、行业信任、业务过硬、持续迭代的工业行政队伍，把中国机床工具产业链上下游、产学研用各方拢起来、拧成一股绳，牢牢套住即将爆发、却又可能转瞬即逝的战略机遇期，快马加鞭地进入中国装备工业的下一个“黄金十年”。

（编辑  季节）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全球安全局势变幻交织，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此起彼伏，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近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北京召开“世界变局乱局下中国应对之道”研讨会，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当前国际格局总体态势、大变局时代的中美关系、2024年大选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世界变局乱局下的中国应对之策等问题展开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发生演变；中美关系发展对于国际格局演变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只有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在各方面真正具备体系塑造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对当前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

客观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总体发展趋势，是我们正确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和前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孔丹理事长在研讨会上指出， 4月下旬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布林肯时提出，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既是对中美关系过去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未来的行动指南。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周力指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全球发展和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单边主义、集团政治冲击国际体系；保护主义、泛安全化思维冲击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纷争和军事冲突多点爆发，乌克兰危机和加沙冲突持续不止，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太空、极地、网络等新领域的挑战层出不穷。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有增无减，声称世界必须按照“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运行，即按照美国定下的规矩办事。上述诸多因素的累积叠加，令2024年的世界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

大国博弈复杂激烈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乔伯承认为，目前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互动成为影响全球局势的主要因素。中美关系看似两国关系，实则处处包含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互动与折冲，中美、中俄、俄美各自双边关系的发展变化无不牵扯到第三方。

中俄都是单极世界的反对者，因而遭到美西方的集体围攻。西方国家担心中俄联手打破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周力认为，在轮廓渐明的新冷战格局下，中欧关系包括中英关系都出现了复杂局面。欧盟将中国视为制度性竞争对手，对华各种小动作不断，配合美国十分到位。中国周边很多国家面对来自美西方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采取选边站队政策，令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不断出现新的变数。

俄乌冲突延宕升级

中国原驻俄罗斯国防武官王海运、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副会长李惠来均认为，俄乌冲突是俄美关系“死结”的最新演绎，不仅使欧洲大陆深陷战火，而且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虽然北约直接介入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包括武器装备、情报信息、雇佣军、后勤支援等各方面支持，极大延长了俄乌冲突的持续时间。在俄罗斯国内，西方制裁并未对俄罗斯经济造成根本性伤害，西方想要通过制裁手段击垮俄罗斯的目标很难实现。目前俄乌双方坚持各自立场，很难以谈判方式解决问题，冲突短期内很难结束。

王海运、李惠来强调，世界大变局的本质是世界秩序重塑，真正的多极化时代正在到来。俄乌冲突将对中国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造成重要影响，短期看，对“一带一路”陆上通道和部分海上通道形成梗阻，进而影响中国能源安全，但从长期来看，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将对美霸权势力形成重大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将获得拓展和延伸。

世界经济发展失衡加剧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指出，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中，美欧日三家各自的情况差异很大。日本和欧洲经济目前都面临债务高、赤字高、老龄化、预期差等因素的掣肘和困扰，唯有美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2019-2023年，美国GDP实际增长8%，而欧洲却只有3%，日本则更低。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恢复到疫情前经济增长水平的国家。年初很多国际机构预测，美国2023年经济增长率将仅为1.3%，但实际却增长了2.5%，特别是四季度增速达到3.4%。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吕祥认为，美国经济仅是表面繁荣，实则隐忧难消。美国近几年的较高增长率是靠增发近7万亿美元新债和高通胀取得的，具有较大欺骗性。尽管现阶段美国股市比较繁荣，但国内投资下降了1.2%，表明新投入的海量资金在金融市场上空转，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领域；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并没有带来投资的上扬。尽管美国政府拿出一堆数字炫耀其经济成绩，但是民众的体验感却并未同步。各种示威抗议经常发生，底层民众对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加剧的不满情绪日益上升。

亚太地区安全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任晶晶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这一背景下，传统安全议题重回亚太安全议程，亚太地区总体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增加。在亚太地区安全格局中，美国不断推动同盟体系“扩容”“升级”是加剧地区阵营对抗和局势紧张的主要原因。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亚太同盟体系与北约的战略对接，是美国推行亚太军事安全战略的重点。美国不断通过恶化中国周边环境，给中国发展制造麻烦、形成掣肘。在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牵引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进一步倒向美国，不仅加强同盟内部军事协调度，还将合作领域从过去以安全为主扩展到经济、技术等领域，合作地域从东北亚扩展到包括台海、南海等在内的广大区域。与此同时，本地区国家还面临恐怖主义、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网络犯罪、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各种非传统安全挑战，中小国家普遍要求大国为地区安全治理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大变局时代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于国际格局演变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强调，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中美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应该彼此成就，而不是互相伤害；应该求同存异，而不是恶性竞争；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有大国的胸怀和担当。中美两国应该为此做出表率，为世界和平承担责任，为各国发展创造机会，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为世界团结发挥积极作用”。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由来已久、不断升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指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由来已久。冷战结束至今，美国不断加大对华遏制、打压力度，意在阻止中国崛起，制约中国发展，但也在寻求同中国开展对话合作，管控危机。自特朗普时代起，美国政府开启全面对华战略竞争模式。拜登政府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进行了以更加重视科技竞争、更加重视盟友作用、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为特征的“升级”，并表示将与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开展竞争”，表现出重视竞争管理、避免因竞争过度导致意外军事冲突发生的姿态。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挑战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者”，未来十年将是美中战略竞争的“关键十年”。

周力认为，这两年中美关系表面上看有来有往，但美国对华威胁、恐吓、制裁、打压、围剿的行动一刻未停。当前，美国拉拢印度遏制中国，意在打造东线日本、西线印度、南线东南亚相关盟国的对华战略包围圈。美国还通过包括舆论战在内的各种手段，在中国国内培植亲美势力，意图动摇中国社会的民间基础。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策动对华“脱钩”“断链”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指出，目前全球经贸保护主义正在不断强化，而且针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拜登政府不仅保持了特朗普对中国实施的所有关税政策，而且其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和经贸合作的手段与方式更为激进，由此造成的结果是：2017-2023年，美国自中国进口产品的份额下降了7.6%，其中高附加值产品降幅最为明显（资本品下降了13.1%，消费品下降了11.3%）；2017-202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对制造业投资均呈下降趋势，未来美国对华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全球经贸规则及格局的变化，不仅来自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推动，也是价值观交锋和意识形态对决的结果。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都不会降低在经贸领域设置的对华限制，未来几年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措施只可能加强，不会放松。即便是在中美两国已经达成合作共识的领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也具有决定性作用。比如，当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涉及光伏、电动汽车、新能源电池等中国优势产品和技术时，气候合作的共识就会让位于所谓的“政治正确”。 西方在国际传播领域的软实力支撑了他们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

吕祥指出，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中美竞争格局都不会发生改变。美国将会继续推行“小院高墙”政策，限制美国高端芯片及其技术出口，遏阻中国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特别是军事技术升级；美国会以“产能过剩”名义对中国具有产能优势的产业扩展进行限制，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包括政治手段）限制中国优势产能在全球市场形成主导地位。

科技领域成为当前中美斗争博弈重点领域

科技部原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梅永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王郡里均指出，近年来，美国政府、国会、媒体等利用敏感技术、数据安全等借口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立体式围剿，对某些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已经到了全政府、全社会、全方位、全西方的地步，科技领域成为中美全面斗争博弈的一条重要战线。美国对华科技政策以“脱钩”为导向，内容从对高科技企业的单点封锁制裁，扩大到几乎涵盖信息、生物、新材料、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所有高科技领域。虽然中国整体科技实力同美国相比还有差距，但是近20年来，中国在空间站、北斗导航、大飞机、5G、量子通信、高铁、光伏、新能源汽车、载人深潜器、基因组学、生物制造等众多高科技领域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某些关键领域已具备对美竞争优势。

中美矛盾的顶层逻辑和底层逻辑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中国原驻美武官杨毅认为，现在世界上的各种矛盾中，主要矛盾是西方和非西方的矛盾（或者叫东西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中国和美国的矛盾，这是中美矛盾的顶层逻辑。王湘穗认为，中美矛盾的底层逻辑在于中美两国国家生态不同。中国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拥有完整产业体系的实体经济国家，而美国则是一个以金融扩张为主、经济高度金融化的国家。中美之间包括地缘战略、经济模式、国家体制、文明形态等在内的各种结构性矛盾皆源于国家生态的不同。

杨毅指出，总体而言，在中美博弈的大棋局中，美攻我守的基本态势短时间内还无法根本改变，但中方处于实力上升期，而且进展迅速。在未来的中美竞争博弈中，关键不在于我们有多聪明，而在于我们能否做到不犯或者少犯错误。王湘穗认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将是在缠斗中相持、在博弈中共存。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中美关系的走向牵动着全球局势发展。中美关系保持稳定，中美经贸往来正常开展，将是世界福音。许多国家明确表示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说明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关系交恶的忧虑和担心。推动中美关系稳步发展，符合双方利益，也将大有益于国际社会。在当前和今后的中美竞争博弈中，中方应树立持久作战的准备，坚持刚柔相济的外交风格和外柔内刚的处世原则，有效调动各方面力量，积极开展对美工作。

2024年大选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已正式拉开帷幕。在政治极化愈发显著、经济衰退阴霾难消、社会舆论严重撕裂的背景下，这场选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的政治极化、社会撕裂和国内政治动荡风险，并对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产生复杂影响。

美国国内政治乱象丛生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松认为，目前美国选民对拜登和特朗普两位高龄候选人的执政前景并不看好。两党为了打击对手都大搞“司法武器化”，使得美国政坛乱象丛生。而美国新生代政客执政基础薄弱，尚难以充当后备人选，导致未来总统理性执政的能力将受到影响。目前，堕胎权、选举权、非法移民、枪支控制等美国国内社会问题严重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特别是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思潮盛行，社会撕裂、贫富分化、种族矛盾纠缠交织，必将加剧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化倾向，不断压缩中美关系的转圜空间，有可能导致中美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

两党候选人难分伯仲

丁奎松、吕祥均认为，拜登和特朗普两人的选民支持率的不断变化，表明选民对于二人的支持并不稳定，美国国内突发事件很有可能成为左右选情的关键因素。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徐长银认为，拜登竞选团队在全美的布局和力量超过特朗普竞选团队，正在大力争取少数族裔及千禧一代或更年轻选民的支持，但拜登年龄和体力的劣势，引发了众多支持者的担忧。尽管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达到60%以上，但特朗普官司缠身，且美国法院坚持在竞选期间对特朗普涉及的多起民事和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必将对选民的投票倾向产生影响。

美国内政绑架外交政策积重难返

徐长银认为，拜登为了赢得大选，可能会限制以色列在加沙发动的军事行动，阻止伊朗与以色列爆发直接冲突。对于俄乌冲突，美国想逐步脱身，推动北约与俄罗斯进行对抗。一旦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局面可能难以控制。如果特朗普上台，这种局面有可能会避免，但全球热点地区有可能再次转移到亚太。乔伯承认为，美国大选无论是谁胜出，都会使俄乌冲突变数增加。即使特朗普上台，也很难凭一己之力改变美国国会、军方、犹太资本集团、军工石油利益集团对俄乌冲突的深度介入和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指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国内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阿拉伯裔选民开始不再支持拜登，这将会对选情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在巴以冲突中的所作所为和其过去一贯标榜的民主自由理念完全相悖，使得美国的国际形象遭到损害，导致伊斯兰世界和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对美国的反感程度进一步上升。如果巴以冲突继续升级，势必会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造成重大掣肘。

面对世界变局乱局的中国应对之策

中国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富强、民族要复兴，不可避免会遭到美西方势力的持续打压。中国必须做好与美西方开展长期竞争和博弈的各种准备。

要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面对国际上的风高浪急，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认清当前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认清我们面临的诸多挑战和困难，在此基础上集思广益，团结人民，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继续推进我们的事业。周力认为，中美关系已不可能回到过去。我们绝不能把国家的发展寄托在美国执政当局身上，寄托在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身上。我们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在立足自身实力的基础上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这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国际形势走向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同时，要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战胜各种挑战。李若谷认为，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华民族就立住了。

要做好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准备

王郡里认为，要对“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认识做与时俱进的调整。我们反对拉帮结派、阵营对抗、小圈子联盟，但改变不了已经出现的阵营对立的现实；我们反对战争，但美国不给我们和平的机会。我们要做好准备打的这个“仗”，既是政治仗，也是军事仗，还是经济仗、金融仗、舆论仗，是全方位的混合战争。我们要始终以维护我国核心利益为战略目标，在反制美西方战略围堵、遏制图谋上敢于亮剑，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南海等红线、底线问题上寸土必争、绝不退让。吕祥认为，为防止再次出现“特朗普冲击波”，全面提升中国对美战略威慑能力至关重要。“阻止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备战”，战争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我们一定要有预案。

王海运、李惠来均认为，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国应坚持厘清是非曲直、保持客观中立、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要尽力争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盟友，对周边安全环境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要主动研究美西方发动代理人战争的套路，从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出发，为应对最坏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要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大国对抗和竞争全面升级的今天，要努力织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并根据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及时做出相应调整。当前特别要最大限度争取和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全球南方不仅可为中国提供广阔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空间，而且可以在政治上成为和中国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伙伴。与此同时，田文林认为，中国要高度重视地缘政治竞争，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前提下，积极打造同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国的新型国家间关系，不断壮大自己的伙伴关系国“朋友圈”。

要在中美科技竞争中把握重点、精准发力

梅永红指出，中美科技竞争是一场生存之争、国运之争。我们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持科技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做好强化政策统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明确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等工作，冲破美国制造的科技铁幕，积极抢占下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

王郡里强调，要充分发挥自身在学习速度、应用转化能力、力量整合能力以及政策导向力等“举国体制”方面的优势，强化“制高点群”意识，重点推动和加强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革新与应用，把科学技术转化的关键抓手提炼出来，形成物质化成果，突破美国在数字领域的封锁，打破其在芯片、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小院高墙”。

要积极稳妥应对亚太地区安全变局

任晶晶认为，中美关系是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面对大变局下变乱交织的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中国应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上展现大国担当。要妥善处理中美关系，推动与美方以理性务实态度探讨降低风险的可行措施及制定危机管控预案，共同维护地区大局稳定。要加强与地区中小国家开展战略沟通协调，继续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为抓手，以新兴产业合作为重点，挖掘疫后经济增长新动能，引领地区产供链重构，构建公正、包容、均衡、合作的地区秩序。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加强军事现代化建设，提升军队实战能力。要针对南海可能发生的意外摩擦做好危机管控，避免事态升级。要提升地区中小国家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能力，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合作。

积极开拓多元化全球市场

陈卫东指出，要积极利用美国及其盟国可能出现的市场收缩趋势，借助我国数字化电商产业优势和竞争力，不断提升我国产品品牌的国际认知度。要在未来产业政策中增加支持新型原创产业以及标准创立的条款，指导成熟产业在国内布局和在国际市场有序拓展。要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加强对国际资金和东道国资金的使用，在双循环格局下加强对国际资金的引流能力建设，保证国内资金供求平衡。

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香港特区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陈少波指出，要调动港澳地区积极性，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资源整合作用，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区域性融合发展进程中，书写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湾区篇章。

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李克穆指出，当今世界发生新一轮金融风险或危机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决策和金融政策失误，可能直接导致金融市场出现危机。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以及可以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连锁传导机制，提示我们实施和强化全球金融系统监管合作十分必要、势在必行。

李克穆强调，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涉及金融业决策层面，这势必造成对金融监管的全新压力。要警惕在某些环节出现监管真空，由此导致新的系统性风险。人工智能发展的安全性和可控性是全球性问题，是单独一国或几个国家无法应对的。可考虑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中增加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内容，并作为中国的原创性话语向国际社会推广。

（编辑 杨利红）

今后一段时期新疆的各项工作都将围绕总目标展开，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事关国家安全稳定。新疆农村地区的发展稳定不仅事关当地民生，亦关系全国改革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与文化润疆的重要交汇

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振兴举措之“文化振兴”，与新时代党的治疆方案之“文化润疆”在文化维度发生交汇。

（一）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新疆的乡村文化工作对筑牢社会共同体基础有重要作用。

文化向来是民族的灵魂与血脉，无论是在民族地区还是非民族地区，乡土文化都构成了朴素的乡村价值观和认知体系，进而构建了乡村社会的行为规范。这种影响在非民族地区体现的并不明显，但在边疆与民族地区，因其存在多种文化传承，文化影响的作用较为明显，特别是一些民族地区的群众，在思想观念深处受到不正确的文化观念的巨大影响。

在农村社会中能否树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文化，对筑牢乡村振兴之基、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鉴于农村工作的惯性，存在着重视经济社会而轻视文化维度的现象，在新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也存在着对文化工作重视不够、抓得不实等情况，文化时常成为对发展需求的软约束。

（二）文化润疆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重心应不断下移，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众理应是文化润疆的主体。文化润疆是一项事关新疆地区社会稳定、人心向背的重要工作。既往的文化润疆工作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诸多成效：在发力方向上，主要表现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阵地建设、文艺作品的推出与活动演出；在人群对象上，主要体现为对干部群体及学生群体的宣传教育，将国史、新疆历史融入教育与课程体系。

然而，如果仅将文化润疆停留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与特定人群上，也会影响文化润疆实际效用的发挥。文化润疆的落地之根在于基层，这一工作一定要往深里走、往实处走，文化浸润的主体应该包括最广大的农村普通群众。

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文化润疆

农村社会若要实现长治久安，既要发展经济，也要用先进文化凝聚人心，从而在基层社会中消除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存在的土壤。新疆乡村振兴的根本之法是“左手经济、右手文化”，让农民的“口袋”和“脑袋”同时充盈起来，这是乡村振兴与文化润疆的共同使命所在。如何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文化润疆工作是一项重要的议题。在顶层设计层面，需要克服工作中的“条块分割”问题，形成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合力，应积极构建实施文化润疆和推进乡村振兴的联动工作机制。

方略既定，重在实施。乡村文化振兴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浸润、渐进的长期过程，既要考虑长远，又要着眼当前，既要集中力量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突出问题，又要深入细致做好固本工作。下一阶段农村社会的文化润疆要进一步围绕“润什么、怎么润、润给谁”这三个核心问题。首先要解决文化融合的问题，解释文化传承与大中华的文化传承的关系；其次找到合适的方式方法，乡村文化工作应力戒形式主义，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开；再次要明确文化主体性问题，始终牢记农民是乡土文化的主体，少数民族群众能歌善舞，要让文化润疆工作有烟火气，在农民的社会生活中落地生根。

协同推进新疆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方面

文化润疆不是一项常规性文化建设与管理工作，要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切不可落入“软文化”推进的工作思路之中。协同推进新疆乡村文化振兴，重在构建清晰的协同推进机制，克服各自为政的弊端。两者的协同程度关系到打通群众文化工作“最后一公里”目标的实现。

（一）从制度层面解决组织领导、资金保障与考核评价等方面内容。各级宣传部门和乡村振兴局应加强沟通协调，在制定政策、项目设立等方面加强沟通联络，形成相互促进、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

（二）培育广大农村群众正确的文化观念。文化润疆的底色是中华文化的内在一体性和整体有机性，需要通过更深入的政策宣讲和文化交流，让新疆群众克服狭隘的自身本位的文化观念。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化群众。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采用戏曲表演、歌舞联欢等形式，促进文化交流交融，丰富乡村文化内涵。

（三）大力提升乡村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寓教于乐、群众参与是乡村文化活动的显著特点。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健全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水平，实现乡村文化阵地全覆盖。同时，要充分利用各类文化设施，搭建乡村文化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小分队下基层演出活动，经常性组织文化体育活动，扩大群众参与面，使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具体活动中得到不断丰富。

（四）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的建设使用。新时代文明所（站、点）是乡村开展文明实践的重要阵地，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需要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的建设使用；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组建新时代志愿服务队，因地制宜地开展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文化素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五）积极倡导树立乡村文明新风尚，注重培养“新型农民”“文化农民”。依托乡村产业与集体经济发育契机，依托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农民”，打造能搞经济、能谋发展、能传播文明的新农民。持续挖掘乡村魅力，以乡村建设者凝聚乡村情感，培育“文化农民”。培育形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注重家庭家风家教。与村规民约相结合，大力弘扬家风孝道，推行善行义举，形成崇德向善、和谐向上的村风民风。

（六）加强乡村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乡村文化人才是乡村文化服务的人力基础，在政策支持方面，应当加大对基层文化服务行业人才职称评定的政策倾斜力度，保障乡村文化服务人员的各项待遇。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上，要建设一支专业性强、人员稳定、熟悉乡村农牧民群众的专业文化人才队伍。在发动群众方面，必须着力建设乡村“草根”能人与基层能人队伍，使乡村群众性文化活动内容更加丰富、组织更加有序。

（编辑 季节）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布局和实施，需要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城乡融合的实施路径。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提升城市化与乡村振兴战略转型与质量提升，这个课题研究实际上也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路径研究高度相关。

政策背景

     城乡融合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但系统性提出并进行政策部署是在21世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发布了系统性文件，详细阐述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2019年12月出台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提出在部分地区进行城乡融合发展试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十四五”规划纲要（2021-2025年）提出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2021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中央提出的城乡融合理念、目标、政策、措施和体系，近十年来层层递进，不断深化。城乡融合政策既是中国式城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乡村振兴政策的重要内容，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政策与乡村振兴政策的结合体；从重视物理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到强调城乡要素流动，政策重心发生重大变化。

拐点、趋势与新常态

    在百年大变局的特定场景下，关于城乡融合趋势的判断，需要一个全新视角。宏观上，中美博弈下的国际贸易冲突以及全产业链竞争态势下，国内城乡经济发生了重大结构性的变化，国内国外形势变化下，需要重新看待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城乡融合；中观上，经历了过去两三年的房地产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处于全面下行状态。两三年前，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特色小镇，而大量特色小镇的发展包含着以房地产为主体和基本内容的项目。这两年特色小镇很少提及，它的发展遇到了重大的瓶颈。

    中国土地市场与房地产形势经历了3年新冠疫情以及一年半的后疫情时代的政策与市场趋势上的波动。应该说，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拐点已经出现，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后房地产时代的发展阶段。这个拐点的出现，意味着以房地产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或特色小镇化）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意味着土地要素在过去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中发挥的关键功能和作用正在弱化，土地要素的贡献度逐渐降低。最近几年国家更强调城乡融合，这将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新常态。

在这个新常态下，社会资本与市场主体不可能再以房地产为主要手段获得投资与经营的收入和盈利。地方政府难以再以房地产为主导手段获得土地财政收入。2020年以来，县域经济，包括大量的地市级经济，在土地价格大幅下降状况下，大部分区域土地财政占比显著下降，或者降到原来历史高位的20%-30%。今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土地财政同比与环比数据都在下降，甚至可以说已经形成历史低位与底部。因此可以判断，以土地收入为核心的土地财政模式可能从此产生拐点。

5月份中央出台了重要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一线城市上海、深圳、北京与广州，以及二线城市西安、杭州等也相继出台了更加宽松的按揭与限购政策，力度均已经突破历史记录。

城乡融合目前正处于后房地产时代的城乡发展新模式之中，目标是推动土地要素以外的城乡其他要素资源的流动。以特色小镇为例，以前的城乡融合可能是房地产+其他产业(比如农业、工业、旅游业等)。但从现在到今后5-10年，城乡融合正在进入一个多产业发展的复合业态时代，这是目前全国各地县域经济出现的城乡经济发展新现象新常态。

在这个新常态下，百村千村、数千个特色小镇这种大的发展态势可能会出现分化，没有产业支持、缺乏资源优势的部分小镇可能会消亡。其实这个趋势在过去的3～4年已经开始出现，且已被大量数据印证。结论是：这些小镇需要接受市场的生存考验。没有产业就不能吸引人口，没有人口集聚就没有消费，包括房地产消费、商业类消费、餐饮消费，其结果就是人口进一步流失。从这个角度上说，新型城镇化已经进入一个千村百镇通过重塑形成发展新模式阶段。

创造新型城镇化的新发展模式就是对村、镇、县造血能力的考验。有了经济收入才能提高城镇生存发展的可能性。目前看，三分之二以上的村镇会进入相互竞争的状态；没有收入或收入逐步下降的，可能存活不下去，甚至难以支持村镇一级的公共服务开支，包括垃圾收集、卫生所、村镇学校等等，而这些公共服务开支完全依靠上一级公共财政的支持没有可行性，因而这些特色小镇、村镇只能逐渐消亡。

主动进入复合产业的多业态新模式

我国城乡融合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以城乡要素流动为核心的多业态发展时代。如何主动进入复合产业的多业态新模式，这是我们需要探索引导的新课题。

目前来看，乡村振兴政策的提出，含有对冲国际博弈、推动内循环的战略考虑。那么，什么样的政策能够主导推动城乡融合在新的经济常态下发展？目前各个部委推动出台的众多措施，最终所有的政策都将落地到最末端的行政村或行政镇，作用和功能效果如何？从近几年的政策实践和项目运营来看，我感觉以下几个方面是有效的措施、有效的产业引导，政策效应是正面、积极的。

第一，TOD政策途径。以宁波余姚的中国云城为例，一个以TOD为导向的产业新城，从2017年初启动至今，已经推进了七八年。余姚北站（高铁站）是宁波到杭州-上海的一个重要交通节点。余姚北站原来属于余姚城北与慈溪交界的边郊区域，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慈溪是全国百强县第6名，余姚是第11名。大概12年前，在这两个百强县交界的城乡地带，国家与省、市联合投资建设了余姚北高铁站，目前已经成为浙江省交通流量第二大的县级市高铁站。今年“五一”期间，余姚站的单日客流量达到2.8万人次。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高铁线路节点，通过10年到15年的交通运营，带来了巨大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巨大变化，对地方经济发挥了重大的赋能作用。

经过3年新冠疫情影响以及国内外贸易的波动冲击，浙江大量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企业受到不小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民间资本表现出相当强的产业韧性，他们积极寻找一些新的支点，以应对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封锁和国内竞争，逐渐走出新的生存与发展之路。这样的一个人流、物流、现金流、资金流比较活跃的TOD节点区域，除了传统的商业服务设施外，还规划建设了高标准的工业产业园区，通过招商引资得到了市场的积极肯定，感受到了TOD带来巨大的正能量。

第二，商业基础设施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政策途径。2023年初，国家发改委专门针对城乡结合部的商业基础设施，推动了一个公募资金产品发行，定向推动有长期运营价值的城乡结合部商业基础设施，这种市场化的长期资金支持可以真正起到有效的支持作用。这是金融赋能城乡融合实体产业的方式，但是资金在市场上公开募集仍然存在一些困难，一线、二线城市区域商业基础设施相对容易得到市场认可，三线及以外的城乡商业服务设施则很难进入公开募集范畴，经常被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否决，难以获得长期资金支持。

第三，乡村振兴政策途径。乡村振兴中的“乡”是城乡融合发展中所指的乡村部分。在城与乡的结合部，以前的村镇建设拿不到国家的钱，是城市治理的盲区，现在有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等各种资金配套。在新的城乡融合政策推动下，尤其是在新的国家资本包括专项基金的推动下，恰恰有可能通过改善、投入、治理重新把城乡结合部转变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第四，城市更新政策途径。城市更新在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都有大量的推动，尤其在北上广深等大都市圈，过去若干年的推动力度非常明显。今年5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2024年城市更新行动评审结果公示》，首批拟支持的15个城市有一线的上海，二线的杭州、合肥、成都、西安，还有三、四线的石家庄、太原、沈阳等。这一期的城市更新政策包容性更强，推动城乡融合与城市更新结合实施的意图更加强烈。在一线城市以外的城乡结合部推动城市更新，更多类似于拆除原来农民自建的脏乱差房屋或厂房，重新规划成为有序的、安全性能更强的、符合国家标准的住房或厂房，这部分的政策投入可以理解为针对乡村振兴的一种支持性资金，不完全是针对城市化的资金，因而达到的支持效果也是比较精准的。

第五，新质生产力的政策途径。新质生产力与城乡发展并不矛盾。比如贵阳，借助其气候优势和用电优势，大力发展数据中心形成区域比较优势，这恰恰说明，在一些偏远的低城市化率的区域，是有可能借助独特的地理资源优势实现弯道超车，抢占新质生产力的布局与产业落地，进而实现城乡融合过程中的高质量发展。宁波余姚也具有相似特点，在专业技术工人培训教育方面有长期经验，专门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国际化技工人才，包括电商人才、数字化人才、新能源汽车技术工人等等。目前余姚云城的技工培训教育项目已经进入国际合作阶段，未来有可能培养能够在欧盟经济体地区执业的技工人才，这些都是积极融入新质生产力产业链带来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在城乡融合如何高质量发展的命题上，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出现历史性拐点的艰难周期，要掌握政策工具以应对市场的波动变化，推动城乡要素有效流动，进而推动多种产业的生存发展，推动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转型，迎接新的城乡融合的未来。

（编辑 宋斌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个“真问题”

  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这个问题，是个“真问题”。建议我们的经济学、社会学、社会政策学各界一起努力，研究中国的集体经济学，它在跨学科范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重建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对此大家已经形成了共识。目前中国城乡之间、区域内部、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严重。对农村的认识，要把它和宏观大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农村不仅是最广大小农人口的聚集地，而且是国家保证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底盘；也是维系社会稳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广阔空间。

乡村振兴关系到城乡格局演变，也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是一个全局性、历史性任务。那么在乡村，我们到底应该把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认为推动乡村振兴，应该以重建农村集体经济制度为政治核心。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建党百年以来的巨大能量，源自何处？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领导是一直贯彻到基层的，“支部建在连上”，党建一直引领基层治理，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农村的基层组织一直是一个融合经济、社会、行政，全面完整体系下的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改革40多年成就很大，但从整体看，目前农村发展还是滞后，一些地区农村凋敝破败，问题逐步积累。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丢掉了党在基层组织中发挥统领作用的传统。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特别提出，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作用，我以为这个工作本身的政治意义特别重大，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集体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以此推动农村的全面治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出台的重大意义

   新时期的乡村振兴应该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为指南。它提出的很多东西跟以往的我们的认知，甚至跟我们今天的认知都很不一样。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治地位和基本原则。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什么组织的问题，该法第二条指出：它是“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第三条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力量，是提升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

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除了国家就是集体的，这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它可以成为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最重要的组织基础的原因。

该法第六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本法登记，取得特别法人资格，依法从事与其履行职能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出资设立或者参与设立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以其出资为限对其设立或者参与设立的市场主体的债务承担责任”。

特别法人是特殊的市场主体，其特殊之处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适用有关破产法律的规定”（第六条）。

集体财产依法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而不是分割到成员个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是股份制组织，不适用于集体资产与其他资产合资、合作的其他经济组织。所谓“产权改革、量化到个人”的“量化”，并非是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所有权、使用权的量化，而是“集体经营性财产收益权的量化”（第二十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将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财产的收益权以份额形式量化到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其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第四十条）”

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现在一些地方把公司——特别是以政府出资和掌控的强村公司叫作集体经济组织，还有把专业合作社也称为集体经济组织。但该法的精神很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是成员组织，这一点类似社团，是以人为中心，是“人合”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具有以集体所有的土地为基础的八项集体财产，这些财产“依法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不得分割到成员个人”（第三十六条），所以又是“资合”组织，类似于基金。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有人合的一面，又有资合的一面。具有这种特殊性的组织极为罕见，对于其地位和作用需要给予充分认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出资设立或者参与设立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以其出资为限对其设立或者参与设立的市场主体的债务承担责任”（第六条）。这就是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顶层组织或称“第一层”组织。它与一般市场主体合作所设立的公司、专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是第二层或第三层组织。之所以这样区分，本质上是为了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个顶层组织在市场中的特别法人权益。因为法律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只以出资为限对它下设的经营性市场主体的债务负责。这是很有限的责任，某项经营性资产的损失不得牵涉到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经营性资产，更不可牵涉集体拥有的土地。集体的土地永远是集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拥有集体土地而永远存在，不会破产。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了建设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管理制度。比如实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制度、理事会、监事会和聘用经营者制度；实行集体资产管理的一整套经营原则，包括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收益分配、监督制度；还明确了党的领导、县乡政府责任等。这些制度目前还只是一个框架，农村集体经济的整体制度，还要在法律做出基本规范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建构。

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了新时期乡村振兴的基本路径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模式。基本路径就是重建农村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新型的农村集体经济，并统领农村社区内主体多元、业态多样、形式多种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模式，是农村集体经济与个体、民营经济在村域乡域范围内的经营与治理一体化：它是综合的、非单纯市场性的，是经济与社会统筹兼顾，不是赚钱第一、唯经济论的。该法在确立了基本原则和主要制度的同时，尊重不同地区的差异性，给地方和农民群众留出必要的自主选择空间，使法律更符合实际。

如何理解农村集体、集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组织

   “新型农村集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集合主体，体现在：(1)集体财产和利益分配，组织成员人人有份。(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个特别法人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特别法人的所有权。(3)经成员大会选举产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长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党组织负责人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担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长）。理事长和集体成员大会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之间建立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互补式的紧密关系。在经济关系而非干部作风上，农村集体不能“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是公私兼顾的社区经济。集体经济与民营经济“公”“私”共存、共生、共建、共享，创造了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村集体的生产方式。它是由土地集体所有制所决定的以土地为本的村庄整体经营和治理，是包涵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的综合服务和全面治理。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承载新型农村集体生产方式的组织形式，是核心+外围、整体结构的农村区域的经济组织体系。其核心是乡（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地域性、经营性、综合性、公益性特点；外围是村庄内外多元社会经济主体，含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社、信用社、农业公司、小农户、家庭农场、种植养殖大户等市场主体，形成多主体、多途径、多层级、多业态的经济社会网络。

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状、问题及简要分析

   目前按照农业农村部的统计，2021年底，登记注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96万个，其中村级57万个，组级39万个；年收益超过5万元的占54.%，不足5万元的占26%，没有经营性收入约占20%。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层级应该放在哪里？我认为应当放在村一级，但镇一级要大力加强。目前镇这一级的集体组织非常少。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作为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组织载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整体重构的顶层设计。尽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指出了大的方向，进行了组织登记赋码，但从整体看，现有体制机制的弊端还存在，“人合”与“资合”紧密结合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特别法人的组织制度、经营制度的系统性建构尚未完成。

第二，2016年以来，曾试图以壮大集体经济解决后税费时代乡村凋敝的问题，但没有确立村集体的主体地位。目前村集体普遍成为日益行政化、虚化的主体。村集体资产匮乏，经营性资产尤其少，主要依靠政府部门上项目、给资金，缺乏作为市场主体必需的物质基础、运营思路和手段；村集体普遍经营困难，集体资产无法抵押贷款，且按上级要求不得负亏，致使村集体只能资产出租、不敢实际经营；或由村集体流转土地，统一发包，缺乏自主经营能力。

鉴于村集体实力弱小，多地采取政府为主体、吸收村集体入股，组建强镇富村公司。此举虽可收一时之效，但缺乏长远发展规划和制度设计，可能带来妨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长的新问题。有些地区已经开始尝试新的解决方式，例如河北定兴姚村乡辛木村在保定市委组织部门的精心指导下，依托村党支部领办土地专业合作社，将小田变大田的1700亩土地争取到了农田新基建3.0项目，打破了土地原有界限，在大田里建成全面落地的水肥一体化智能农业设施新基站以及农业物联网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了年年稳定增收。村集体经济收益从2022年的12万元增长到52万元，此外还给农民分红。农田建设成本由县农投公司、国家财政补贴主要承担，维护费用以“谁使用、谁维护”为原则，由土地专业合作社委托的经营主体承担。

这就启示我们，一部分新形成的国有资产，可以将其使用权即运行和管理权委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例如一些镇级强村公司可作为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的下设公司，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得到国有资产使用权的委托，从而既能解决投入乡村的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问题，又能帮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增收。

第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问题。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普遍缺乏内生动力，缺乏集体经济的自主规划、组织和经营功能；甚至面临政府或资本的单边主导，导致村集体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失衡。党支部、村委会、集体经济合作社同为村级集体领导核心，在经济事务上如何实现统一决策、分工负责，存在较大的问题；村庄公共事务缺乏民主决策机制，本土人才不足。四川成都战旗村的经验值得借鉴。

战旗村的集体经济治理体系，是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出台以前，通过20年实践自主探索而形成的。主要是：

(1)村集体（村民大会）和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合为一体。开会按各自的议题分开表决。

(2)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村民委员会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交叉任职。20年来，该村的党组织、村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一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3)村党组织统管下的村级工作分为社区行政工作和经济工作两大板块。经济工作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下设村集体经济资产管理公司和村集体土地合作社两大机构，分别管理村集体的经营性资产和土地资源、资产。这两大机构都是集体全资的经营机构，由村集体的财务会计直接管理。这套作法是在2009-2015年期间创立并完善的，2019年按照上级要求登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时，战旗村就将这两个集体的经营机构同时纳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其两大支柱。

(4)村集体经济资产管理公司和村集体土地合作社治下，是村集体与内外经济主体合资、合作的企业或承包户、工商户。他们各自独立运营，接受村集体经济资产管理公司和集体土地合作社的监督和管理。

可以说， 战旗村整体治理的顶层架构就是“人合”加“资合”，完全是他们自主设计和实施的。在战旗村党组织领导下，多年来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委会同为村集体的两大臂膀协同合作，没有产生过问题或矛盾。

第四，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认识模糊。

现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只停留在书报上、网络里，尽管已经有了法律和基本概念，但实际上还是空洞的。目前从基层干部到理论界、政策界，对什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它与股份制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的区别等问题，普遍认识模糊，或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同于一般市场主体，认为搞活农村经济必须走股份制、公司化道路。很多地方政府在镇级设立村级入股的强镇富村公司，实行项目化机制，缺乏导向。少部分地区例如保定市借鉴了烟台市创造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今天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下设的二级机构，过去、现在、未来都有利于组织农民群众走合作道路，符合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这个总方向。

社会舆论习惯于将农村集体经济视为人民公社“大锅饭、低效率”的别称，认为倡导集体经济是走回头路。有一位地方干部甚至问：集体经济能长久吗？过去的人民公社不是取消了吗？今天又提集体经济，是不是过几天还会放弃呢？

所以，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颁布以后，确实需要结合实际、打通历史进行普法传播，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正确的认知。

第五，现行政策和制度的突出问题。

村集体没有对资源的规划权，进而也丧失了资源的部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经营权。

“村财乡管”已经不合实际。2006年税费改革的政策，没有随农村改革环境的变化做调整，导致村庄管理上两极分化严重，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账目也由乡镇另账管理，村级集体发展壮大只能靠体外循环。

政府主导下的村庄治理行政化、形式化、口号化倾向严重。上级政府重检查、考评、材料，不重效果、不重实际，导致有些地方数字造假成风，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政府与农村集体之间关系失衡，导致农村经济、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推动非建制小市镇发展，进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创新研究

我国东西南北各地有很多村庄，特别是城市周边的一些村，有独立的、合并的，还有与周边村相连的中心村，这些年已经开始自发自主地走上小市镇的路子，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只是它们不在国家限定的建制镇名单里，做得再好也只是村或社区建制。现在非常需要进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创新研究。我以为，推动这些新兴小市镇的建设，可能是今后和未来中国式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出路之一。不要将它们归入行政旧框架，最好另立一个新的小市镇门类。在行政管理上更注重提升这些集体的自主性。可先在全国范围内做调查和盘点，再行创新研究。

比如张家港市有一个永联村，村民1千多人，现在当地居民发展到2万多人，俗称永联小镇，目前改为市街道的永联社区。这个村子的致富途径是当年办的乡镇企业投资小钢厂，后来合资，成为上规模的企业。十多年前我去考察，村里每年从钢厂能拿到5亿元分红。还有四川成都双流区的白塔社区、郫都区的战旗村，都是农文旅商工多业并举，吸引大量外部人口就业定居，被当地称为小镇。这些小镇都是党支部组织领导下，经多年发展集体经济进行全面建设的成果。

对于农村的发展建设，我们还有一种原有的框架禁锢。如果能超脱这些禁锢，哪怕就是做一个调查，看看中国从南到北到底有多少像这样的村子，这些村子已经具备了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有些村子其实就是新型城镇化的排头兵，而且它们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像战旗村就是经过20年才发展成现在的样子。

通过这样的过程而形成的新型城镇化，主要力量是在党组织领导下农村老百姓自发的建设，并经过多年努力形成的。因此，新型城镇化并不是一个多么神秘或者很新的东西，它是一直存在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去推动它，包括我们所说的乡村振兴、城乡融合。

（编辑  杨利红）

城镇化和城乡融合中的要素双向流动

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专家们指出：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需要城乡人员和资金双向流动。一方面，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开拓视野、积累经验、资金和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回乡后可以增加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另一方面，我们要改变鼓励农村人走向城市的单向政策，要创造条件，允许到农村长期居住的市民成为农民。随着交通、网络、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的距离在拉近，硬件差距在缩小。乡村可以成为城乡居民共同生产、消费的场所，实现城乡共建共享。

李克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1）要注意目前经济环境下，农民工进城和现有城镇就业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的就业冲突问题。在一些不景气的城镇，就业岗位原本就少，新的农民工进城，他们较能吃苦耐劳，对工种不挑拣，也有一定知识水平，将使城里某些行业的工人感到压力。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而导致一些传统行业用工需求减少，就业竞争加剧，不论城里工人还是农民工都感到压力。有关方面应随时关注和设法缓解城乡就业者面临的种种就业冲突。其中重点是提倡和帮助农民工利用自身特长在城镇创业，发展多种业态，开辟就业的新天地，这是一个根本的出路。

（2）要鼓励愿意到农村创业的城镇居民，和希望到农村生活的城市老年人在农村安家。可运用已经出台的共享集体土地和资源的有关政策，或进一步放宽城里人在农村长期居住的规则（如通过“以租代购”形式解决住房问题等等），这样可以促进双向流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应欢迎城里人包括老年人在农村发挥自身的一技之长，从事农业、手工业、教师等工作。如果可能，我自己也想到农村教书或办班，给农村的孩子或年轻人讲一些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粗浅的知识。

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我国多年实行城乡户籍二元管理制度，由此导致进城居住打工的农村居民不能和城里人享受同等社保和子女受教育权利。这一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长期关注。与会专家分析了这一问题背后的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和财政体制带来的制约，以及深化社保体制的方向。

公共服务体制和财力的制约

周建明：第一，地方政府的民生工作职责是按行政区划确定，以本区内户籍居民为对象提供公共服务。地方的财力和行政编制决定本地公共服务的水平；各地区政府财力差异很大，按户籍人口配置的行政编制也有很大的缺口。所以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公共服务水平存在差异。

农民大量进城打工或落户，打破了地方财力和编制保障的平衡。在这一情况下，要实现进城农民市民化、对外来务工者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存在很大的困难。但长期以来很多人对这一情况缺乏足够的认识。

例如，2022年各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元/人月）：直辖市中最高是上海（1330元）、最低是重庆（636元），省自治区中最高是浙江（948元），最低是海南（576元）。

广东省内低保标准分四类地区：一类是广州和深圳（城乡统一1206元）、四类是汕头、韶关、河源、梅州（城镇860元，农村645元）。

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的生均投入经费也有地区性差别。21世纪初，中央提出对外来务工者子女在常住地区要平等享受义务教育，当时上海市关闭了所有收费的农民工子弟小学（约40万学生），并入公办小学。小学生生均经费需要财政投入5000元/人年，为此市财政每年多投入200亿元教育经费。如果按上海本地居民的各项公共服务的费用标准向来沪打工人员提供，以上海现有的财力也是达不到的。

编制问题。我们现有的公共服务，是按照行政区内即有户籍人口及其他一些相关因子，配备所需服务人员的编制。21世纪初各省行政编制定编后就没有变动。但人口是经常变动的，区域间出生率不同，各地常住人口在变动，地方政府的事权又不断增加。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不足，只能增加编制外的辅助人员。

地区间、城乡间的公共服务差异，如果没有一定的发展水平保障、没有中央的统筹安排和相应的改革，就很难有大的改善。 

第二，今后一段时间，中西部的县级财政都处于吃饭财政状态，只能提供三保（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多年来重大建设项目等，都要求地方财力配套；经过脱贫攻坚、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化、三年防疫等大的任务，地方政府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据反映，湖南省每县负债都在100亿以上，东部情况也类似，江苏某市反映，去年至今财政公务开支只能按正常预算年份的35%执行，勉强维持。

第三，通过调研了解，现农民进城落户的意愿并不高，原因是：（1）不愿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权利，（2）农村生活费用较低。农民进城打工是为了追求较高收入，或为孩子上学。如果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把重点放在农民进城谋生、而不是进城落户。

农民进城的关键，在于县域经济和城市经济的承载能力。我国工业化发展承载就业的能力，房地产的承载能力均达极限。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目前承载能力的现状，农民进城务工，主要是走向大中城市和重大建设工程。

未来数年，我们尚不具备缩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全面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一目标的能力。这要作为考虑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不是现在急于把它作为一个指标来完成。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向

谢琼（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理事）：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再分配的机制或制度安排，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福利服务等途径，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这也有利于居民扩大消费、方便人员流动。

2010年之前，各地已建立了城乡分立的养老医疗和低保制度。成都、重庆分别设立了农民工综合保险制度，并尝试农民以“双放弃”（土地承包权、宅基地权）换城市社保的方案；一些地方为失地农民做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此后在推进城乡统筹型医疗养老保障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现在主要的难题，是跨省务工的农民工的社保账户无法带回家乡。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只要农民工在某城市和雇主签了劳动合同，就能加入当地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但退休后领养老金的条件是，必须在该城市工作缴费满15年、在最后一个打工点连续缴费10年（或7年）。

社会救助保险也和户籍绑定，农民工如果因故陷入困境，只能回原籍享受社会救助待遇。 医疗保险有一个问题：城乡结合部的一些居民，耕地多年前就被征用，但现在还是农民户口，看病报销标准低于市民。

专家们一致认为，完善社保制度、缩小城乡差距，首要的任务应该是：三项主要的公共服务——养老医疗保障和义务教育实现全国统筹，个人社保账户跟着人走、跨区携带，保障你在任何地方、任何岗位都能享受最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

许善达（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首先，按我们现有信息技术条件，有能力建设全国统一的医疗、养老、教育等基本保障系统。但真正的根子在于财政，不仅是财政收入，关键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在设计社保制度之初，就要搞全国统一的养老体系，但因中央财政缺钱，因而搞了分省制养老制，省内还分市、分县。这个制度受损最大的是到异地打工的农民，他要交够多少年社保金，60岁退休后每个月到打工城市来领钱。但他能不能在一个地方干那么长时间？即使干到了退休之时回家，怎么过来领钱？农民工交了社保费却得不到保障，等于为国家社保制度作了贡献。

第二，鉴于我国财政情况，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养老保障和公共服务系统，只能从最低水平的保障开始，逐渐提高；在统一的基本保障水平基础上，按照各地区不同的情况有所区别。

第三，现在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可以从容易的事情做起，比如通过医改做到城乡同病同治同待遇，资金来源可使用医疗保险资金结余。

谢琼、杨团：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比较注意经济支持，但对社会福利和服务（特别是养老、儿童抚育服务）关注远远不够，县域和农村尤其突出。建议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动员社区内资源，开展互助服务。一些研究者长年坚持做城镇社区互助实验，这些经验值得推广。

当前农村农业新趋势：多业态发展

温铁军：当下农村产生多业态全面发展的新趋势，并非单一农业。目前我国农业的主要困境是农业成本高于国际价格，90%以上的龙头企业严重不景气，甚至濒临破产。不能再用传统思路稳定农村经济，要以多业态、参与式、在地化、分布式的发展方式来带动“三农”发展。

主粮大面积高产的典型——金沙河农业专业合作社

许善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有大幅度提高。这里的一个样板就是金沙河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北邢台，流转耕种几万亩，小麦玉米双季亩产达到1吨以上。如此大面积粮食高产，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唯一的主粮种植的农民合作社典型。

他们的耕种最大限度地应用农机、无人机、喷灌等先进技术，并为农业科学家提供3000亩试验田。在高级农业专家的指导下，在试验田里培育出优质品种的种子、并在实践中形成先进的工艺。所以实现了主粮大面积高产。农业农村部、中组部、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先后前往考察。

2023年全国双季产区统计，小麦亩产平均450公斤，金沙河平均亩产649公斤，专家种的试验田是800多公斤。一个职业农民种几百亩地。当地农民把承包地流转给合作社，所得流转租金和分红比自己种的收入还多。

金沙河集团是面业企业，从当地农村招收了很多人进厂工作，很多职工把家里的地流转给合作社，把家从农村搬到了县城。

所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目前农业新业态的几个案例

王海侠（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要用大农业观认识农业和农村。农业和农村不仅体现经济价值，也体现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前提是经济要素流动，应鼓励有眼光有能力的人员回流农村，给农村经济带来多样化的可能。  

（1）都市农业：利用城市资源对农业进行渗透和反哺。如北京周边多山地，但农村产值增长很快（包括经济作物和二、三产业），城市郊区开辟休闲农庄，提供农事体验、参与、观光、采摘和乡村旅游、假日休闲等。

（2）数字农业。返乡青年很多人有能力做电子商务，东部地区这一类成功案例很多，将有效地畅通边远乡村农产品的流通。

（3）康养农业。或者是候鸟式，或者是体验式。我国各地都有很多好的案例。

（4）创意农业。可催生多样特色农业、景观农业、科技农业，也可称为农业文旅消费的升级。

农村是可以实现多种业态、多人共生的场域，为不同的人创造共同生存的空间。农业在传统种植业之外，一定程度上也可满足多元的功能和价值需求。

未来的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打造一个城市或试点，而是让人们有多样选择，找到合理的生活方式和体现自身的价值。

基层治理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杨团：乡村振兴要以重建农村集体经济制度为政治核心。

（1）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组织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融合了经济、社会、行政职能的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改革40多年，整体看农村社会治理滞后，尤其是党在基层组织中发挥统领作用的传统退化甚至丢失。

（2）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强调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作用，它的政治意义重大，是推动农村全面治理的核心问题。

（3）最近公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二审稿）》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治地位和基本原则。

其中第一条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力量，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

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明确界定，“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的地区性经济组织，包括乡镇级、村级、组级集体经济组织；不包括供销社、信用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我的理解：第一层集体经济组织既是“人合”的，又是“资合”的。因为土地由全体成员作为共同体共同拥有，需要全社会对这种特殊的组织及其地位有明确认知。第一层组织可以和一般市场主体合作合资设立公司、专业合作社等，以出资额对所参与市场主体的债务负责（集体土地不在内），是有限责任。 

（4）社会上有诸多模糊认识，例如把（政府出资掌控的）公司或把合作社称为集体经济组织，分不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股份制公司、和合作社的区别。很多县和乡镇干部也不认同发展集体经济组织是应该做的工作、是方向。包括理论界、政策界的干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二审稿）》有助于澄清这些模糊认识。

（5）加强农村集体组织的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长期任务。 ①在中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富必须实现全体农民共富，全体农民共富必须走农民组织化、集体化、合作化的道路。②农村集体是农民组织化、集体化、合作化的核心。村集体只有有效维护集体和成员的权益，才是具有主体性的实质主体，才能真正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农民共富和乡村全面治理的功能和作用。③通过重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强农村集体的主体性建设，是乡村振兴持续发展的关键。

做好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工作

与会专家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要做好几项基础工作。

（1）数据工作。需要运用大数据和AI手段，对可能进入城镇的农民工的人数、年龄、文化程度、技能等信息进行前瞻性的统计。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农民进城务工人员2.9亿，其中第二产业45.5%（建筑业15.4%，制造业27.5%），第三产业53.8%；但更细致的分析缺乏数据支持。农民工离村后又回村的情况有多少？他前往的地区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做这些数据统计有相当的难度，但数据如果不清晰，会给下一步的战略推进带来很大障碍。需要对中长期内可能产生的农民工就业岗位问题，做出尽可能具体的分析。  

（2）关于农民工进城和就业竞争问题。城镇就业场所是城镇居民和进城农民工共有，属于就业岗位的正常竞争。要处理好一视同仁地招收城乡新增就业人员问题。招工规则要体现公平公正，把握好细节，把好事做好。

（3）应该把目前大量二次返乡人员、1000多万市民下乡形成的“新农人”队伍，视为从城市向乡村的“要素流动”现象，对这种正在发生的客观趋势，应纳入政策讨论的视野。

（4）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养老保障和公共服务系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要有整体设计和不同险种的分类设计，包括资源保障。建议设立跨部门的专门研究机构或课题组，审慎地做出估算，逐步调整相应的社保和财政政策。这是基础性工作，要审慎推进。  

（5）近3亿农民实质性脱贫并稳步提高收入，涉及总书记所说的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行动方案。最近中央明确要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国家战略和重点领域的有关项目，也应包括长周期的城市建设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这将对制造业和建筑行业形成主要牵引作用，带动就业。

（编辑 碣石）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这一思想，全面、集中、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以其鲜明的主体性、突出的原创性、完备的系统性和丰富的原理性理论成果，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崭新篇章，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入崭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作出重要历史性贡献。

引言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艰难历史任务,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干部认真学习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观点。改革开放后,围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全新的历史课题,以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为方向,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经济篇，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导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创造新奇迹、取得新成就,并在新时代厚积薄发,实现了理论发展的新飞跃,主要表现为鲜明的主体性、突出的原创性、完备的系统性,以及丰富的原理性理论成果。上述四个方面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推进到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主体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反映这一巨大成就的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术界、理论界对于用什么样的范畴概括这些理论成果的科学属性,以及这些理论是否具有主体性、原创性,能否成为独立的科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共识,也存在一些不同认识。中国能否建立起自主的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该向何处去?这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范畴,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明确地回答了中国经济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极大增强了人们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觉和自信,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体性的认识豁然明亮起来,这是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也是经济学理论的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主体性何以形成？

第一,清醒的理论自觉。独立自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理论自觉,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的理论追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推动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时代。

第二,独创的经济形态。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我国形成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鲜明主体性的客观证明,也是其鲜明主体性得以生成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日益成熟定型,内涵不断丰富拓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物质基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以其独特的发展模式、深刻的历史意义、重大的世界影响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对此，我们不能不在理论上予以充分说明，不能不在理论的主体性上予以充分展现。

第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原则。在新时代,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还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有了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总钥匙”,就有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可靠思想基础。

第四,优异的实践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奇迹,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跃上新台阶,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举世瞩目的实践成就,充分检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体性不断充实壮大的旺盛源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主体性不断彰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新觉醒,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摆脱苏联模式的传统教条和西方经济学的新教条,精神上走向独立自主、实践上引领时代发展的一次思想解放。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深刻认识和努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主体性,意义重大。

有了这种主体性,我们在经济理论上的自主性就有了根本依托。曾经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像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适性科学,拿来用就可以了,中国无须建立自己的经济学。这种观点还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只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只能称之为“过渡经济学”、“中国经济问题”、“经济学的中国案例”等,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但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只是西方经济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提炼,包含着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方面,同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存在不可否认的缺陷。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不仅会脱离中国实际,无法解答中国的问题,更会使我们成为某些错误的经济学教条的思想附庸。只有坚决打破迷信西方经济学教条主义流俗的蒙蔽,才能形成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并在指导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焕发出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

有了这种主体性,我们在经济理论上的创造性就有了内生动力。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也将自己创造自己的理论。回顾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经济学,从来不是自然演进的,而是实践生成的;不是先验自在的,而是人为建构的;具体来说,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一些阶级和阶层的人基于特定的立场、观点、方法、思维、传统、气质、风格、语言等主体性特点,通过思维活动对客观经济事实进行观察、分析、总结和抽象、概括、提炼构建起来的。理论来源于实践,而实践是有主体性、创造性、能动而鲜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科学,之所以能够指导我国经济创造持续快速发展的奇迹,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牢固地树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充分地发挥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有了这种主体性,我们在经济理论上的自信心就有了深厚历史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扎根于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特别是其中的优秀经济思想的主体性。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就形成了儒、法、墨、农等思想派别,曾以“经国济民”的思想自觉, 对古代农业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经济政策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这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近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孜孜以求、不懈探索, 力倡“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经济特点,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建立提供了科学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辛探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并使其主体性在新时代巍然耸立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突出原创性

突出原创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鲜明主体性的生动表现与有力证明。这一特性表明,我们的理论是独立自主创新而成的,不是复制、模仿、拼接、改编而成的;是新知识的发现,不是旧知识的再现。更明确地说,我们的理论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模板,不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版,更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翻版,而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版，习近平经济思想是这一新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突出原创性的系统表达。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术语的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突出原创性,体现为一整套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论断,体现为一系列重要的原创性理论成果，这就包括：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如何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关于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和政治辩证关系的理论。

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创造性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和根本目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理论。

关于坚持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遵循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基本原则的理论。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演化发展的历史方向和历史方位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

关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经济循环畅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造性回答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推进的发展背景下，“什么是先进生产力、怎样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的理论。

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及其自我完善和发展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体制的理论。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及如何结合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

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推进条件下如何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工业化的理论。

关于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世界经济向何处去、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论。

关于坚持对外开放的理论，创造性回答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行对外开放、如何处理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

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创造性回答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安全的理论。

关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

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经济形势怎么看”“经济工作怎么干”的方法论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治理的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理论成果还有许多，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理论、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理论，等等。这些原创性理论成果，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活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揭示新规律，提出新观点，开拓新视野，构建新体系，进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时代新课题作出了创造性解答。这个时代新课题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这个课题，在实践上是前无古人的，不仅深刻影响中国的前途命运，而且深刻影响世界的前途命运；在理论上也是前无古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从未遇到过、西方经济理论不可能解决。列宁曾形象地比喻，建设社会主义就像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罕至的高山，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的伟大创举，其原创性不言而喻，在中国尤显突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更要有这样的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突出原创性，为我们建立这样的理论自觉、这样的理论自信树立了典范。

（编辑  季节）

研究方法，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续）

很多人看来，五四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精神，知识分子领导中国，那么，五四的精神、北大的精神，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是李大钊所代表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是五四运动结束后蔡元培在演讲里说的——学生自我牺牲的精神，国民自我牺牲的精神，李大钊最生动地诠释了这种精神。毛泽东认为，这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就来自为有牺牲多壮志。

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易克嶷，他们都是五四运动先驱，他们都坚信知识分子才是中国的领导力量，这使他们不可能相信工农、相信劳动人民。陈公博、周佛海也是这样，他们都有学问，但他们只相信学问大的，看不起学问不如自己的，他们看不起毛泽东这样的图书管理员。张国焘的一家都为革命牺牲了，他的弟弟张国庶，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任上被国民党残酷杀害了，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的信仰。但是，张国焘在长征路上犯了错误，后来叛变了。他与邓中夏完全不同，邓中夏至死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他的牺牲是最有感召力的。段德昌是在肃反中被夏曦杀害的，他牺牲的时候说，砍死我吧，留着子弹去打敌人，他并没有改变信仰。新中国成立后军队授衔，大家摆不平，毛主席就讲段德昌。讲段德昌的时候，毛主席痛哭失声。他在七大的时候说，成千成万的先烈在我们的前面英勇牺牲了，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感到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缺点不能改正，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放弃吗？

什么是五四的精神，什么是北大的光荣作风？自我牺牲精神是基础，五四精神不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当然也不是陈独秀作风。

邓中夏：分道扬镳

说起五四运动，从1918年5月新华门请愿，到举办平民演讲团，创办《国民杂志》，到领导五四运动，邓中夏都是最杰出的领袖。他开创了社会调查的学风，也是第一批到工人那里去搞社会调查的，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也是很受他的启发。邓中夏编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等一系列文献，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他牺牲了一切，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最大的光荣与骄傲。从留下的照片看，他非常帅，几乎每个人回忆他，都会说，他非常干净，非常美——邓中夏这一辈子，与“油腻”二字沾不上边，他永远年轻。

邓中夏创办了《国民》杂志，这本杂志最早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伟大的事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邓中夏也是《中国青年》杂志的主要创办者，他在那里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文章，他是北大中文系的诗人，他的诗比胡适的好太多了，但在如今的各种白话诗选本里，几乎无一留存。

1920年5月，邓中夏放弃出国留学，去长辛店开办工人夜校，那时他写过一首诗：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唤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

1964年编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周总理说，把这首诗放到史诗里吧。但谁知道这首诗是邓中夏写的呢？

1920年6月，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等“五大臣”出国留学，其时，同为学生领袖的邓中夏也在留学名单里，但他淡然放弃了。他说，中国要被人看得起，首先得自己看得起自己的劳动者，中国的劳工不站起来，中国永远不能站起来。就在那个月，一部分学生领袖出国了，而邓中夏放弃出国，去了长辛店，从此成为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领袖。谁能想到，从此一别，就是两个阵营了。

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邓中夏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大革命时代，整个广州乃至广东的工人纠察队都是他领导的，蒋介石很忌惮他，他是北大平民演讲团的头，能演讲，善作文，会煽动，关键是他手里有枪。

诗人往往理想主义，但邓中夏知道政治归根到底是实力。大革命失败之后，邓中夏率先提议举行南昌起义，因为他知道，枪一丢，再如何空谈革命都没用了，政治是靠实力说话的——这就是毛泽东后来反复指出的，需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枪是能够打死人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再也不能有“缴枪”这种事。

邓中夏去上海大学担任总务长，校长是于右任，不管事，实际上邓中夏为共产党办了一所大学，他把瞿秋白、茅盾等人请去讲课，自己也讲课，丁玲等人就是被上海大学吸引去的。可以说，邓中夏主持上海大学时期，上海大学的社会科学是最好的，他在上海大学创办了中国的社会科学教育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基础是社会调查、社会分析，邓中夏是开创者。邓中夏的学问好极了，不在瞿秋白之下。那时，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写文章，把五四以来的思潮，划分为封建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者“保守的”、“自由主义的”和“进步的”。

邓中夏在洪湖根据地时，用一个旧式的账簿，凭记忆写出一本《中国共产党史稿》，交给郑绍文保存，说总有一天可以出版的。1932年8月，国民党进攻洪湖根据地时，郑绍文丢失了全部行李，其中包括这部党史。邓中夏牺牲前，在南京监狱遇到难友郑绍文，得知稿子丢失，遂叹息说，“再也没有机会写这样的东西了”。

1932年12月末，邓中夏化名回到上海，但因为王明掌权了，所以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连吃饭的钱都没有，生活只靠妻子李惠馨（李英）在日本纱厂做工的每月七块钱收入，而房租就要三块钱。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受尽了酷刑，国民党中央委员方治来看他，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却被莫斯科回来的那几个小流氓欺负出卖到这样，我们都为你抱不平，你觉得，在这些小流氓统治下，中共还会有什么前途吗？你这样的了不起的学者，这样有思想的政治家，何必与他们为伍呢？邓中夏回答：我们共产党人不掩盖自己的错误，我们是为中国的劳苦大众谋解放、谋平等，你们站在劳动大众的对立面上，你们连人心都没有，有什么资格来可怜我！这是很著名的对话。

杀邓中夏，是蒋介石的手令，蒋介石一方面认为，邓中夏出身官宦，却脑子进水，要为工农要平等，另一方面是——他人长得太帅，煽动能力太大，天生是当领袖的材料，用今天的话来说，邓中夏是“卡里斯玛”型人物，无产阶级革命能闹起来，全凭这样的人物。

蔡元培与蒋介石有个共同的朋友是张静江。邓中夏曾经写文章批驳张静江，张静江认为，邓中夏这种“好人家的儿郎”竟然去替工人说话，做工人领袖，这是新文化运动走了歪路的结果。1926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张静江被蒋介石抬出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和张静江兴高采烈当了蒋介石的枪。国民党政权败亡之前，在卖了自己又帮蒋介石输光了本钱之后，张静江终于愤慨地说：国民党之失败，是败在本党同僚、利益集团手上。不回应工农的诉求，一个无论怎样标榜革命的党，早晚要亡党，国民党的失败在于本党同僚，即国民党内部所谓的乡绅资本家代言人、代理人。

邓中夏出身于统治阶级，官宦人家，但他放弃出国留学，他参加创立共产党，他为劳动人民求平等，乃是发自初心，发自本心、自心，因此，不但他父亲无法劝阻他，王明、蒋介石更不能阻挡他，世界上千难万险也不能阻挡他。初心、自心、本心、自我、自由，在邓中夏那里是高度统一的。

杨昌济有三个好学生，毛泽东、邓中夏和蔡和森。当年，湖南一师的毛泽东与高等师范的邓中夏经常一起爬岳麓山，谈天说地。

五四运动爆发，邓中夏从北大跑到了湖南，帮助毛泽东组织了湖南学联，又在北京接应毛泽东的驱张代表团，那个代表团里的李启汉与邓中夏一起领导工人运动，被敌人杀害了，李启汉的妹妹李英嫁给了邓中夏，他们一起坐牢，先后有四个孩子，三个夭折了，一个留在苏联的保育院，再也没有找到。邓中夏去世后，李英改名李明夏，她到延安后， 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信说，期待你继承启汉中夏的遗志，为党继续工作吧。毛泽东信中说，启汉就是我的亲弟弟一样。

1945年3月1日，毛泽东给李明夏回信，第一句是：小妹同志——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宋人蒋捷的词，编者注）

这是毛泽东晚年很喜欢的词，在这词里，有邓中夏，有蔡和森，也有红楼，有当年的北大。

毛主席也是这样的人，他也是一个青春之我。他晚年经常回忆那些从红楼走出去的人。82岁的时候他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

邓中夏这种饱受中华传统文明教育的人，为什么会变成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明优秀在邓中夏身上是契合的。首先是平等，这个平等是内在的。儒家讲四心，第一条叫恻隐之心，人皆有恻隐之心，佛家讲众生平等，道家讲以百姓心为心，这就是初心。

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

在沙滩红楼后面，有一个吉安左巷胡同，吉安左巷8号是毛泽东和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住的地方。毛主席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一墙之隔的吉安左巷6号，住着北大学生魏野畴，他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毕业后回到陕西，是陕西共产党的创建人，刘志丹、高岗、谢子长都是他的学生，他们创造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多年之后，毛泽东又从江西吉安出发，带领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到达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那时魏野畴已经牺牲了。这就是历史啊，伟大的事业，如同天命。

毛主席年轻时代是相信知识分子是中国的领导力量的，是讲书生意气、指点江山的。他过去看工人农民脏，认为他们有病，身体与精神都有问题。但是，他后来变了，他说有病的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比较健康一些。知识分子能领导中国吗？仅靠知识分子的领导能改变中国吗？这个问题，历史已经有了答案，改变中国的不是蔡元培，而是毛泽东。不是蔡元培所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大，而是毛泽东所走的延安道路。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不能改变中国，相反，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这是必由之路。

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中国人民的疾苦如何去疗救，他的出发点与严复、鲁迅、蔡元培没有不同，但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中国的疾病，那些自己认为是大夫的人，不仅是药方不对，而且看不到自己的毛病。

这些毛病是什么呢？第一是不合群，把孤独看作知识分子的美德，众人皆醉我独醒，严复、鲁迅、陈独秀乃至瞿秋白，无不具有这种毛病。毛泽东说，这种风气，反映在共产党里，就是党风不正，叫主观主义，就是孤独不合群，不讲群众路线。反对主观主义，要密切联系群众，治这种病，就必须讲群众路线。

第二是迷信书本知识。天真地认为，中国治理者不行，因为他们不读书，不学习，他们书本知识不行，这种看法，就是光绪、慈禧、康有为、梁启超的看法。迷信书本，教条主义，这是学风的问题。迷信书本知识，这也是病，治这种病，就必须讲调查研究，必须讲实践。什么是社会知识？离不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那种唯书本知识、不讲实践的人，也有病。

第三是看天下人都有病，就是自己没有病，以名医自诩，要知道，在给别人看病之前，先要检查自己有没有病，这叫批评与自我批评。所谓整风，就是看病，要给那些自诩为名医的人看病。

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高远的，他的基础是为天下苍生作出彻底自我牺牲的道德，毛泽东在著名的“老三篇”里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毛主席对于五四和北大的反省中，也包含着另外的一面，那就是劳动人民有没有缺点？有没有毛病？

毛泽东当时的回答当然有。问题在于，如何去看待劳动人民的缺点，一是要有感情地去看，二是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劳动人民的病，是落后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是压迫造成的身体和精神的创伤。

其实，我们党一直就期望把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改造成为一个以劳动人民、以工农为主体的党，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把劳动人民作为劳动阶级，作为根本的领导力量，这是坚定不移的方向。为此，中国人民拥护共产党，把毛泽东视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的大救星。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毛主席说，谁说工人阶级不需要改造？工人阶级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否则，工人阶级就要落后了，工人阶级需要改造，难道资本家就这么高明，反而不需要改造了？在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所有的都要不断改造，这样才能进步。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劳动人民有病，需要知识分子去改造他们，教育他们；另一种说法是知识分子有病，需要劳动人民去改造他们。这两种说法都不对，毛主席说，所有人都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其实，这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看法。也是哲学辩证法的实质。

五四时讲科学，是讲批判精神、探索精神。今天讲科学，是讲用技术手段推动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两种不同的对于科学的理解。今天的问题在于，这些把科学理解为推行技术方案的人，他们没有批判精神。我为什么写《中国式现代化与情绪》？就是说这套对科学的理解，不是五四时倡导的那种科学，五四的科学是自我批判精神，现在仍要倡导自我批判精神。

结语

北京大学不仅是一所学校，它是一种象征。理解北大，很难。

因为有许多的误解，这误解也是隐喻。比如说，知识分子是中国的根本领导力量，北京大学总是引领前进方向的。再比如说，现代的就是西方的，传统的就是中国的。我不赞成这些说法。我们要阐述的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相结合的方向，才是我们的方向；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北大最可贵的精神；不是改造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改造工农劳动人民，而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永久奋斗，这是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性格。

你是一颗火种，点燃了这块沉睡的土地。

你是一个预言，划破了那个黑暗的世纪。

你是一面旗帜，飘飘扬扬，迎着风风雨雨。

你叙述着一个真理，救中国，救人类，救自己。

重访红楼，重访我们的前人的足迹，我们想到什么？

星火燎大原，红楼望云翥。千里江山无觅处。换了寻常巷陌，百姓人家，漫道谁人曾住？

旧游旧游今何处。少年梦断神州路。国际悲歌歌一曲，万里长空送君去。君且去，休回顾！

（编辑  季节）

国有企业内部改革的最初努力

“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是一项持续时间很短，而且并没有大范围推动的改革。但在当时这项改革造成的社会反响非常之大，对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影响深远。

国有企业以往最让人诟病的弊端就是“大锅饭”体制。具体来说包括劳动用工制度的“铁饭碗”，工资分配制度的“铁工资”，干部人事制度的“铁交椅”。在改革开放后，多种所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表现出的十足活力，更反衬出国有企业内部体制机制的僵化和效率的低下。而且，由于“三铁”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员工事实上是不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调动积极性只能靠单向激励，导致激励的成本越来越高、激励的边际效果越来越差。国有企业的内部机制如果不改革，在市场竞争中绝无生存的可能，也没有可以生存下去的道理。

“破三铁”是一场地方自发启动的改革。1991年，徐州市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破三铁、转机制”的改革任务。这项改革从一个区域发动起来完全合理，国有企业内部的机制改革涉及众多员工的切身利益，推进的阻力和社会风险很大，单个企业往往推不动，需要在一个区域内形成改革推进的整体氛围。如果一个区域的政府认识高度一致，统一组织推动，左邻右舍的企业都在一致的目标下共同推进改革，阻力和潜在的社会风险会大大减小。

徐州是苏北地区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老工业基地，但企业的经营状态持续下滑。到1991年5月，全市470家地方工业企业亏损面达到43%，有28家企业已经停产，大量职工围住政府机关上访要求发工资。面对严峻的局面，市委、市政府组织调研，对困难企业逐一解剖分析，这个调研结果促使徐州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要“破三铁、转机制”。

由于措施实、力度大，徐州市“破三铁、转机制”的改革很快见到了成效。到1991年年底，徐州市地方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由上半年的净亏损转为盈利近7000万元，上半年9个亏损行业中有4个到年底扭亏为盈。

对徐州市这场声势很大的改革，各方面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各地纷纷到徐州考察、学习，徐州的经验和做法迅速传遍了全国，这反映出当时全社会的一种共识和期待。

“破三铁”的改革在全国只持续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到1992年中就基本停止了。这项改革推进不下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破三铁”是一项非常“伤人”的改革，利益冲突很难避免。“破三铁”推广到其他地方还是引发了一些问题。“铁饭碗”曾被认为是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在当时社会观念还没有很大转变的情况下，改革砸了“主人翁”的“饭碗”，在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推进这项改革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尚不具备。当时，社会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国有企业对本企业的职工事实上还承担着无限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铁饭碗”不可能真正被破掉，职工和企业很难分离。国有企业无疑需要转变内部机制，但是“破三铁”只能解决一部分企业的问题；对一些结构需要进行彻底调整，甚至需要破产退出的企业，仅仅靠换班子、压责任、转机制并不可能起死回生。

“破三铁”是国有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改革的先声。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这并不是在全国改革中成功的尝试，但回溯其过程可以看到当年徐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层强烈的责任心和敢于作为的担当精神，其气当赞，其志可嘉。

 “破三铁”是第一次在一个区域范围内有组织地对这些弊端进行冲击，把国有企业内部改革的课题提上了日程，其具体的操作办法也给以后的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财富。

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初步实践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需要探索如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企业制度。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并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1993年12月，《公司法》正式颁布，以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有了法律依据，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

1994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选择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方案》，宣布了100家试点企业名单。会议提出，“到本世纪末，使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营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由此，这项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影响很大的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规格非常高、覆盖面相当大。除中央一级的100家试点企业外，到1994年底，各省市选定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将近2000家。试点工作明确的基本原则中有两条非常重要：一是不靠优惠政策，重在制度建设；二是要有相关配套改革措施密切配合。体制建设加上配套改革，使人们对这项高规格试点有可能带来的体制效应充满期待。

试点的内容主要包括：完善企业法人制度，清产核资、界定产权，办理工商登记；明确试点企业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应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门；确立企业改制为公司的组织形式，包括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司内部组织管理机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互相独立；改革企业的劳动、人事、工资制度，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取消企业管理人员的国家干部身份，高级管理人员与董事会签订聘用合同；健全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依法科学设置财务会计机构；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参与重大决策，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完善工会工作和职工民主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对试点企业的上述要求，完全符合《公司法》的规范。

根据国务院的安排，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由国家经贸委牵头负责，对具体试点企业的联系指导由国家经贸委和国家体改委分别进行。为更好地协调试点工作，国家经贸委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部际协调会议制度。

试点工作从1995年1月至1996年6月为实施阶段，要求试点企业完成改制的相关工作，改制后的企业要按照《公司法》规范运作；1996年下半年为总结完善阶段，要求在总结试点基础上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

试点工作抓得很紧。国家经贸委为指导试点工作，在1995年连续下发了《关于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意见》《关于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实施方案）论证、审批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操作实施阶段的指导意见》，1996年3月又下发了《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工作试点阶段目标要求》。

在各级政府的强力组织推动下，各试点企业一方面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进行规范的改制，另一方面对各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明确在试点中要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由此确定有针对性的试点内容，制定试点实施方案。

1996年6月，百户试点企业中有98户的试点方案全部完成了批复，企业层面的试点工作进入了实施阶段。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一次重大的改革探索，其规格之高、范围之广、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在这之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还处在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阶段，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确为改革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当所有试点规定的任务都已经完成的时候，试点企业已全部从工厂制改为公司制，但经营行为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董事会和监事会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法定作用，以致“翻牌公司”成为当时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尤其是，试点并没有带来企业经营状态的改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仍在继续下滑；在当时国有企业已经面临非常严峻的生存危机的背景之下，这一点严重挫伤了人们对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信心，也给当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总结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从1997年初开始，国家经贸委即着手对试点工作进行总结，前后反复修改了11稿仍难以出台。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从试点实践中难以总结出有说服力的体制效应，分辨不出是体制的效应还是经营者个人的作用。第二，试点企业汇总出来的经营业绩数据难以支持试点已取得了成功的结论。1997年下半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转入以“三年改革脱困”工作为标志的攻坚阶段，试点总结的事再无人提及。我们一直不习惯对以往制定的政策、推动的工作进行后评估。实际上，客观深入的反思会使我们受益匪浅，尤其对这样一项中央高度重视、几乎举全国之力、覆盖面非常之大的改革实践。这种重在制度建设的改革试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见到成效，因为新体制需要磨合和适应的过程。而且，这种性质的试点也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明显改变企业的经营状态，因为改革内容并不包含结构调整、减轻负担等能够减亏增效的“硬”措施。因此，这种性质的试点很可能是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但这在当时试点时很难看得清楚。体制建设的短板以及尚不具备的条件，这些恰恰是下一步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给我们带来的收获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试点工作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公司制启蒙教育。在试点中，中央加地方一共两千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按照《公司法》进行了改制，其中90%以上的企业设立了董事会，80%以上的企业成立了监事会，并努力按《公司法》的要求规范运作。这样大范围的实践等于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了一次“全员培训”，公司制的治理构架和运作规则逐渐为企业所熟知，各级政府部门也对公司制加深了理解和认识。这就为以后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推进股权多元化，打下了很好的工作基础和认知基础。

第二，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涉及的多方面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梳理。为准备好试点工作，相关政府部门对可能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排查和研究。在试点之初，试点方案起草小组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就9个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汇报。这些重点难点问题在试点中都进行了探索，这些研究和实践，为日后这些领域的专项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和政策参考。

从“没做成”的角度，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国有资产出资人到位，是国有大企业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以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我们从国外引进来的。西方国家对公司制有长期深入研究，但一般不涉及所有者问题，这些国家实行的是私有制，不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对自己的资产天然地具有关切度。这套制度引入中国后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要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并不是天然到位的，在改革中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实际上，在试点期间，在政府层面由哪个机构对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负责是不清晰的。《试点方案》提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是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并明确了四种形态，即国家投资公司、国家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具备条件的企业集团公司。但是，这几类公司都是国有独资公司，本身也有一个出资人是谁、如何到位、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由于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机构不明确，国有企业改制后并没有人真正代表国家所有者对经营者施加压力、提出要求。所以，国有企业要改革好、发展好，必须首先解决国有资产出资人的问题，并且不能是抽象的、概念上的出资人，否则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

第二，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需要有一系列重要的配套改革进行支撑。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中处在一个重要的交叉点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非常明显。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的建立涉及党和政府机构职能的改革，改变企业负责人的选任机制涉及干部管理体制，企业经营决策自主权的确立需要改变政企关系和行政审批的管理办法，员工能进能出的改革有待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企业激励制度的形成需要分配制度改革的配合，等等。这些方面的改革需要统筹考虑，至少要为国有企业的改革留有足够的空间，否则在企业层面很难有实质性的作为。

其中，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很可能是中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以往我们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过窄，认为仅仅是企业层面的改制，这显然是不完整的。中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完整内涵应当是：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加上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

第三，对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在试点中，我们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难度和长期性明显估计不足，试点的时间周期过短，急于求成的心态非常明显。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长期性主要体现于：国有企业改革所要调整的不仅是企业自身，还涉及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涉及企业与出资人、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债权人、企业与市场、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之间一系列复杂的外部关系。而这些关系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体建设的内涵，因而改革是连动性的，是一个系统工程。

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之间，存在某种深刻的内在关联。我们总是希望设计出一种理想化的模式推行下去，然后坐收“点石成金”的成果。通过给优惠政策、调动积极性的改革也许可以短期收获成效，制度建设的改革是长期、系统性、深刻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也是这种性质。

国有企业改革启步阶段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启步阶段历经了相当长的时间。如果从对企业放权让利开始算起，持续了近20年；从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时算起，也有14年的时间。这种漫长的改革进程是由改革的推进方式所决定的。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在于实行了渐进式改革模式，这当然是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启动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具有鲜明的渐进式特征，因而这种推进方式的长处和局限性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启步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是在原有传统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以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导模式的改革，主要是调整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分配关系，以调动企业和职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单方向的激励措施不可持续后，尽管加强企业和职工的责任，但很难真正到位。

在改革的具体办法上也先后采用体制外启动、增量分享、不触动既得利益。企业不会破产、职工不会下岗，两者都没有承担实质性风险；政府部门仍是企业的管理者，只不过管理方式从下达计划变为主导承包谈判。这样的改革推进方式宏观上不会造成很大冲击；避开了实质性的利益调整，微观上减少了社会摩擦和冲突。因此，这个阶段改革的推进并没有遇到很大阻力。

作为启步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这种推进方式非常明智和务实，改革、发展、稳定较好地实现了内在的统一。从体制上讲，国有企业逐步从计划导向转为市场导向，初步确立了市场意识；从一个消极的计划执行主体变为一个积极的商品生产者，并初步形成了动力机制。从发展效果上讲，这一时期的短缺经济，客观上为渐进式改革提供了很大的、相对较长的空间和时间，国有企业也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短缺的消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不触碰存量问题，矛盾已不可能化解，结果是难题越积越多、改革的空间越来越小、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力不从心。而企业和职工都不承担风险使责任的约束难以真正到位，僵化的机制体制和沉重的历史负担使国有企业的成本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买方市场逐步形成，使结构调整变成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这些深层次的矛盾日积月累，导致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以往改革中讳莫如深、不愿触碰的一些难点已经躲不过去了，必须找出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时期，除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是中央政府直接组织的之外，国有小企业改革、“破三铁”、企业破产都是形势倒逼出来的、由地方政府为主进行的改革探索。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启步阶段，改革的探索在国内造成的影响都非常大。这种“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反映出一种全社会的共鸣。但这些改革探索都是在解决存量问题的性质，包含着幅度很大的利益调整，这种改革的社会过程很痛苦，有相当大的现实风险，也会有很多争议，大范围推动需要特定的氛围和环境。而这种氛围和环境是渐进式改革阶段所无法提供的。

1997年前后是中国国有企业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之前，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在推动，但国有企业经营状态下滑的趋势一直未能扭转，实质性缓解的迹象未曾出现。

到1997年年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净亏损；全国纺织、有色、军工、建材四大行业为全行业亏损，其中纺织行业净亏损最为严重，达到44.7亿元，煤炭行业则从1998年转为净亏损。从区域上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最为突出。到1997年，辽宁省国有工业企业已连续三年净亏损，亏损面达到53%，当时被称为“辽宁现象”。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之前国有和集体企业并没有做实质性的退出，还维持着庞大的企业数量和职工人数，越来越多的企业出现停产、半停产，很多企业不能正常发放工资，离退休人员拿不到退休金，大量职工的生活极为困难，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国有企业问题已经到了矛盾非常尖锐而处境危险的程度。如果扭转不了这个颓势，那么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不堪设想。

三年改革脱困目标的提出和改革氛围的形成

1997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辽宁考察时提出，要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困境。他提出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继续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要选好企业的厂长、经理；二是坚决走“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路子；三是利用多种方式，包括直接融资的办法，帮助国有企业增资减债。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三年两大目标”。即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朱镕基副总理还提出了三个具体措施：一是把纺织行业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和摆脱困境的突破口，逐步扭转煤炭、兵器等特殊困难行业的亏损状况；二是通过企业改革，实施再就业工程；三是积极推进配套改革，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至此，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目标正式列入了政府的工作日程。

当时困难企业、困难职工所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已是一触即发，如果推动改革激化了矛盾、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的责任无可推卸。这两点都是各级政府官员非常现实的顾虑，只要还有回旋和拖延的余地，谁也不会主动去触碰国企改革这个危险地带。

1998年3月，刚刚当选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在回答香港记者提问时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朱镕基总理所说的“地雷阵”里不仅有国有企业这颗雷，还有其他的艰巨任务。1998年，国务院正式启动了当年的财政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这两项宏观层面的改革都不是直接针对国有企业的，但对当时国有企业的经营状态影响非常之大。

1997年年底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了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方向。改革措施都与国有企业有关。具体的改变主要是：财政停止对经营性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停止对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金。财政预算中已不再安排用于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性质的支出，也不再安排资金来弥补企业的经营性亏损[1]。

1997年年底召开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出台了一系列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核心目标是实现国有银行的商业化[2]。采取的改革措施是全方位的，强化了政府对商业银行的考核，重点考核不良资产比重；等等。国有银行的商业主体地位基本确立，外部很难再对银行的贷款行为进行干预。

这一轮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是：切断了政府对国有企业所有的输血渠道，硬化了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此后再出现困难的国有企业，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系统会为企业花钱买平安了。否则企业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从这个角度讲，预算约束被硬化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迈出的关键一步。

由于宏观经济体制的变化，国家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问题、以往被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掩盖着的矛盾会在短时间突然爆发；问题可能是几十年前造成的，但急切地要求集中去化解所有的后果。国有企业改革被推到背水一战的境地，完全没有了可退之路。

以往在重要文件中国有企业改革一直被称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在具体工作中只是一项部门工作。国有企业改革三年两大目标被党的十五大正式写入中央文件之后，完成这项任务就成了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向中央交账的一项重要工作，工作的重要程度排名瞬间提升。

党的十五大之后，各省区市都成立了国有企业改革脱困领导小组，国有企业改革所处的工作位置与以往完全不同，成为各省市政府一项真正的中心工作和“一把手工程”。改革的政策环境大大改善，各级党委、政府的号召和推动，各层级的积极响应，宣传部门的深度介入，营造出一种理解和支持改革的舆论氛围。

当时中央对地方党委和政府提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要求：“地方党委、政府要对本地社会稳定负总责。”这是一条很“硬”的责任约束。地、市、县级党委和政府要对本地的社会稳定承担同样的责任。

1998年的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改革推进的动力机制。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不仅硬化了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也连带性地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因为当时我国的地方政府还没有被赋予发债权。国有企业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好，就与地方党委和政府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直接挂在一起了。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进入改革的第一线牵头，对改革的正向激励逐渐形成，社会对改革风险的承受能力也在上升。

这一正一反的激励约束机制促成了一场空前规模的、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倒逼出来的改革。

这一阶段改革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地方政府改革行为的变化。以往一些有效的、但没有大范围推开的改革探索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地自发进行的考察、学习和交流活动很多，都希望学到真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财政和金融体制的变化把地方政府逼到了一种非改革不可的境地，形成真改革、真要解决问题，不做表面文章。改革被大规模地发动起来了。

（编辑  季节）

关键词：生态碳汇；价值实现；碳中和

引言

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所蕴含的碳汇潜力，是巨大的生态资产。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生态系统年均固碳35亿吨，能够抵消30%的人为碳排放，森林碳贮量达6620亿吨，^[1] 全国2021年林草植被总碳储量为114.43亿吨，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空间生态产品总价值量为28.58万亿元/年。^[2] 此外，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生态资源，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高度依赖当地生态资源以维持生计，通过开发生态碳汇产品，拓宽农民收入来源，是融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于一体的重要方式之一。

如何将自然资源，尤其是生态资源碳汇潜力转换成资源资产，是一项有意义的探讨和尝试。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引导地方政府开展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项目。《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实施方案》要求，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从国家层面为生态碳汇价值实现的地方实践做出制度安排，提供战略指导。^[3]

从实践角度，对于生态碳汇价值实现机制具有操作性的实施方式尚不明确，全面动员广大农村参与其中更是缺少好的思路；亟待在总结经验基础上，以试点形式进行探索，为后续生态碳汇价值开发实践，实现其与乡村生态振兴、共同富裕协同发展提供思路。

生态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碳汇是指从大气中吸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和机制。碳汇生态产品是依托自然资源，具有功能性、稀缺性和收益性等特征的“气候调节”类生态产品。目前我国生态碳汇产品价值的实现，主要包括全国性、地方性和行业性交易市场。

全国性交易市场

全国范围内的碳汇交易项目，根据交易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按国际规则开发的项目，如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下的碳汇项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排放（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REDD＋，其中“＋”代表增加的碳汇）项目、国际核证碳减排标准（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黄金标准（Golden Standard，GS）碳汇项目；另一类是按国内规则提出的全国性交易项目，如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计划（CCER）、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CGCF）开发的绿色碳汇项目等。最典型的是CDM和CCER，两者的运行机制极其类似，其核心要点是：碳汇富余的一方将减排量抵消额转让给需要减排额的一方，对于前者而言，通过生态碳汇价值变现获得资金，及项目运行过程中的配套设施和技术支持。然而，作为中国实施范围最广、涉及主体最多的生态碳汇价值实现机制，CDM和CCER当前均陷入停滞状态。

对于CDM而言，由于欧盟碳交易市场（EU-ETS）需求下降，碳排放权（CER）签发供给过剩以及《京都议定书》履约期第一阶段到期等原因，第二阶段欧盟碳交易市场不再接受中国的CER。2013年后中国的CDM发展项目几乎停滞，2017年中国停止CDM项目注册。未来我国继续开发京都规则下的CDM林业碳汇项目潜力不大。对于CCER而言，由于其价格劣势、交易流动性受限等原因，其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交易也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故2017年CCER项目暂停备案。

不过与CDM不同，CCER作为国内的自愿减排碳信用交易市场，更具灵活性和主动性。随着绿色发展理念和“双碳”目标的深入贯彻，国内重启CCER的需求持续强烈。2022年，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北京绿色交易所正式成立，成为全国CCER的主要交易市场。2023年，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建议的函》，项目设计、注册登记、交易结算、项目审定与减排量核查等细则持续出台。2024年1月，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CCER）再次启动，首日成交量37.5万吨，成交金额2383.5万元，成交均价63.5元/吨。为此，重新审视CDM、CCER项目存在的瓶颈与发展难点，不仅为CCER重启提供改进思路，也为地方性、行业性生态碳汇价值实现机制提供有益借鉴。

地方性/区域性交易市场

地方性生态碳汇交易试点正在陆续展开。2022年，国家林草局公布了18个林业碳汇试点城市和21个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此外，各地创新了一系列交易机制，为生态碳汇价值实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样本，如江西七县率先启动“湿地银行”建设试点、重庆森林覆盖率指标交易制度、七个国家级“生态券”交易制度试点地区、福建三明推出全国首张“碳票”、浙江丽水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试点市等。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案例，学者对其生态产品开发路径展开了诸多研究。比较典型的是福建南平“森林生态银行”中的碳汇产品开发、竹林碳汇、FSC国际森林认证、碳金融服务如“碳汇贷”案例。

表1 “森林生态银行”碳汇价值实现案例

这类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政府与交易主体的参与度失衡。一方面，目前政府在生态碳汇开发、交易中始终占据主体地位，导致交易参与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处于被动地位，公众积极性较弱、碳汇交易市场活跃度较低；另一方面，林业碳汇交易因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程序性，林农对于专业知识的掌握十分有限，对于林业碳汇的生产、开发、经营难以采用完全规范的方法学，对林业碳汇进入碳汇交易市场的买卖流程、买卖风险同样知之甚少。

二是交易主体增汇动力不足，林农的参与感较低。为此，除了在林业碳汇项目发展初期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政府部门还应引导更多生产性服务主体进入林业碳汇市场，维持买方市场的活跃度。

三是生态碳汇产品的金融属性有待进一步发挥。运行机制中虽然纳入了生产性主体和经营性主体，但是尚未演化出正式的金融服务主体。碳汇项目难以获得如风险管理、投资咨询等金融服务支持，碳汇项目市场发展的支撑体系有待完善。当前碳汇项目主要以抵押、担保等传统融资工具和保险为主，绿色债券、期货及其他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嵌入缓慢，碳汇项目整体的金融属性薄弱。此外，金融工具的规模性特征也阻碍碳汇项目中金融属性的发挥：一方面，当前中国的碳汇经营主体仍然以小规模林农为主，其在规模和投资额度上通常面临较强的金融信贷约束，难以吸引所需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由于不具备专业的森林经营能力，无法将作为抵押品的森林资源快速有效地变现，由此缺乏为小规模林农提供担保、抵押贷款、保险等金融工具的积极性。

行业性交易试点

当前行业性交易试点相对较少，仍处于初步启动阶段。目前中国天然橡胶协会的探索较为领先。2022年，中国天然橡胶协会以视频会议形式举办了“第一届橡胶林碳汇价值开发论坛预备会”，探索行业性的交易试点。橡胶林的碳汇功能可以达到9.92吨/公顷年（吴志祥等，2010），[4] 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森林碳汇能力。从行业发展角度看，当前橡胶行业发展相对成熟，形成了以海南、云南和广东三大天然橡胶优势种植区，在海南橡胶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不断提升全产业链发展水平，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考虑到橡胶林碳汇优势、行业凝聚力强、产业链完善等原因，天然橡胶协会尝试从全行业角度探索出一条能反映中国橡胶林特征的碳汇价值实现路径，助力橡胶企业及胶农主动参与“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在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同时，使橡胶林碳汇成为生态碳汇价值实现的先锋。

开展行业性交易试点，具有多方面优势和较大的开发空间：第一，行业能够有效链接政府和企业，在响应和贯彻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的同时，可以从整体上对行业技术特征进行把控，考虑行业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特点，助推企业发挥生态碳汇价值实现中的主体作用；第二，推动生态碳汇价值实现路径在特定领域的集聚和深入发展，加快探索完整成熟的纵向价值实现路径，与地方性/区域性交易试点相互补充、以线带面、相辅相成；第三，在当前市场建设和交易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行业协会带头的路径实践能够考虑自身原材料特点，形成特定产品类型的碳汇方法学，一方面加强过程中碳汇计量、核算、评估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便于产业链上下游交易平台的构建与审查稽核。

建议

完善体制机制，多方协同实现碳汇生态产品价值

在中央政府层面，从生态碳汇交易项目设计到立项、审批，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财政部等部门协同完成；然而项目的落地实施则由县林草局主导。为了规避林业碳汇项目执行“上强下弱”、相关方缺少参与渠道或沟通成本较高等问题，在地方层面应促进利益相关方协同，合力推进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化。一是基层政府、项目规划方、企业、科研院所、本地居民、社会组织等多方面主体，应通过多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项目设计、实施、经营、监测、管护等。二是进一步挖掘各类微观主体的参与潜力。当前因国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而成为经营主体、与森林经营最为密切的林农在其中的参与度并不高，造成碳汇生态产品实际的经济与环境效益远低于预期。应逐渐增强“林、农、牧、工、商”一体化经营企业、生态旅游企业以及新经营主体如各种专业合作社、联盟组织等各类主体的参与度，引导项目实际实施主体多元化，并就碳汇经营的不同阶段进行专业化分工。三是跨部门体现在对生态碳汇涉及农业、林业、湿地、草原等多生态系统的综合考量，涉及多部门协同合作，基层部门间有必要明确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开发中的相关权责并构建与其匹配的管理机制。为此，需要进一步立法明确相关问题，完善配套体制机制。例如，明确生态碳汇的法律地位，处理好生态碳汇的计量与认定、生态碳汇所有权及其与自然资源产权的关系、生态碳汇交易的主体与客体及其关系、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等问题，构建生态碳汇在碳汇交易自愿市场的准入与退出机制等等。

创新碳汇生态产品，健全生态碳汇产品经营开发机制

应结合行业、区域特征，把握生态碳汇相关细分行业的特点，构建多元的碳汇生态产品体系。例如，联合油茶产业协会、国际竹藤组织或地方竹藤协会、地方烟草协会等组织，构建适应行业特征的碳汇产品开发机制。此类探索能够对行业技术特征、企业生产和经营特点进行整体把控，推动形成特定行业或特定产品的碳汇方法学，探索出一条纵深的产品经营开发路径。再如，联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等组织，构建行业碳交易衍生品的规范性开发路径。当前碳交易主要以碳的现货交易为主，应逐步探索推出碳金融衍生品。除去碳汇保险、碳汇质押贷款、碳汇债券等碳交易衍生品，还可以有选择地学习国外的实践案例，推出配额质押、碳信托以及借碳业务、碳远期产品等金融产品交易，通过多层次碳市场为生态碳汇产品经营开发奠定市场基础。

加强方法学更新，构建科学的碳汇监测评价标准

2023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5] 明确重点修订陆地、湖泊和海洋生态系统碳汇及木质林产品碳汇相关术语、分类、边界、监测、计量等通用标准，各类型生态系统固碳增汇、经营增汇减排评估标准和技术标准，林草资源保护和经营技术标准，以及森林增汇经营标准等内容，为生态碳汇产品的价值评价体系、生态碳汇产品价值核算规范提供了指南。然而，这一指南仍然处于试点和探索阶段，考虑到碳汇生态产品多元并且生态系统复杂多样，应警惕各地以“创新”为名，出现碳汇开发与定价不合理、交易不规范、实际经营效益低、交易收益难以覆盖开发成本等问题。在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生态碳汇差异和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特点的基础上，应以《指南》为总纲，不断加强方法学更新和技术开发。生态碳汇项目能够获得充分开发，需要不同项目场景的方法学，引入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支撑，以及大量基础数据的试验支撑，以保障项目不会因方法、模型、场景不符合而阻碍相关生态碳汇项目的开发，也不会因默认参数、方法的陈旧、保守而错估实际碳汇量。此外，开展有必要行业联动，发现、总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在合适的时机及时提出方法学更新或新方法学备案申请。

引导农业主体参与，健全生态碳汇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

第一，持续探索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关系。林业碳汇已经成功推出“政府+国有林场+林业企业+农户”“ 政府+运营平台＋国有林场+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从事农业、草原、湿地生态经营的小农户参与碳汇市场的现象较为少见，如何使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小农户与碳汇市场建立联系，也需各地区平衡好各主体利益，最大限度聚集各方积极性，形成发展合力。

第二，提升小农户、小微企业碳汇交易参与率。生态碳汇价值实现项目的参与主体多以履约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相关领域的小微企业与其他没有减排任务的企业参与意愿不强，特别是拥有权属的农民，参与意愿不高。应从政策上关注、保障农户在生态碳汇项目中的权益分配，包括生态资源所有权和收益权、项目碳汇收益权，确保参与主体利益不受损。制定合理的碳汇造林、营林等固碳增汇经营的补贴标准，有利于提高农户对生态碳汇价值实现的信任度，进而提高其碳汇交易参与率。

第三，做好生态碳汇交易中介服务机构的培养，不断完善交易中介服务机构的介入规则。交易频率和小规模林农参与度呈上升趋势，复杂的交易程序、较高的成本和收益风险带来的整体交易成本、交易难度的增加，抑制了碳汇经营主体的交易需求。因此，有必要设计专门针对小规模碳汇项目的金融衍生产品或由交易中介服务机构组织整合小规模的潜在碳汇经营主体，创新新型经营主体、企业与小农户的衔接路径，以多种形式降低林农在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纠纷处理成本和融资成本，让林农在碳汇项目中受益，充分发挥碳汇生态产品的乡村振兴作用。

秉承科学标准，建立生态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第一，优化CCER签发手续。CCER碳汇造林的方法学和交易门槛要求严格，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参与主体单一或积极性不高，以致国内碳市场林业碳汇交易成功案例甚少，项目开发进展缓慢。为此，在重启CCER市场的契机下，可灵活调整CCER签发门槛，如降低规模门槛（5000亩），引入众筹、众扶等新模式，广泛吸收民间资本，简化签发手续等。在实践尝试中，可根据各省情况逐步增加必要性约束和监管。以此激发各地对生态碳汇开发的热情探索，出现更多更具创新性和可供借鉴的试点案例。

第二，由于全球生态系统碳汇总量有限，应客观看待生态碳汇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地位。生态碳汇是响应“碳中和”目标的一种相对低成本的补偿措施；是推动非工业企业参与、融入碳交易市场，助力广大乡村地区生态振兴的创新路径。因此，有关政府部门应严格限制企业的碳抵消额度，引导企业依靠技术革新或能源结构调整真正实现碳减排。

第三，应鼓励构建区域间的协同合作机制。考虑到各地生态资源禀赋、碳汇能力和碳排放格局存在差异，对于一些生态资源禀赋占优但工业发展较薄弱的地区，可以向经济发展较为领先、能源结构转型较困难的地区销售生态碳汇产品，既为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生态碳汇价值灵活变现提供保障，又能适当缓解工业发达地区短时间内所面临的降碳压力，促进生态碳汇价值实现的整体性、协调性推进。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