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IPO制度从审核制、核准制，到开始注册制，体现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完善市场化机制。注册制相较于前两者上市条件更低，在注册制下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和监管主体会由于本身的特性，不可避免地出现金融伦理道德问题。

资本市场注册制中不同主体层面的金融伦理问题

上市公司主体层面的金融伦理

1.逆向选择风险与道德风险。上市公司的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可以表现为：仅仅由于为了实现圈钱套现的目的进行IPO注册制上市，或公司上市后，将筹资的资金用于不当之处。

首先，管理层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可能与股东的管理目标矛盾。一旦时机成熟，管理层手中所持股票可以自由流通时，为了套现而大量卖出手中股票，导致股价变动明显。

其次，有些公司为上市而过度“包装”。现科创板和创业板由于实行注册制，上市门槛较低，给有些公司带来对自身业务和产品进行打包修饰、过度包装的机会。注册制的核心是证券发行人提供的材料，不存在虚假或者遗漏，需要发行人对公司信息的真实性做出一系列公开承诺，如果这些承诺没有兑现，则将损害该上市公司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已上市的公司为了继续获得融资和稳定股价，也可能进行财务造假。这种不诚信行为如果不能及时遏止，必然形成“逆向选择”。

这类金融伦理道德问题在我国资本市场时有发生。譬如蚂蚁金服在上市科创板途中被叫停一例。蚂蚁集团消费信贷业务一度占到公司收入的四成，且年贷款利率平均为15%左右。蚂蚁集团提供的匹配借贷双方的业务模式实质是金融服务，但蚂蚁集团一直强调自己是“科技公司”而非“金融公司”，为什么没有将核心业务作为公司性质？其原因主要是科技公司IPO估值大，在科创板上市可以筹得更多资金。它所谓的金融科技创新是利用大数据进行个人信息挖掘、精准匹配，找到愿意接受高利率的小额贷客户，掩饰其金融业务本质，把公司包装成科技公司以便在科创板上市。

2.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注册制下，资本市场大量普通投资者较核准制下更为弱势，由于没有证监会对公司业务信息的严格审核，信息不对称更加明显，首次上市公司更有可能因此发生机会主义的行为。譬如：欣泰电气于2014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15年发现该公司的上市相关申请材料和披露报告弄虚作假，于2016年被暂停上市，并被处以“市场禁入”处罚。欣泰电气通过虚增收入和减少原材料实际成本虚增利润。欣泰电气由于融资需求、管理层薪酬较低、中介机构推波助澜、违法处罚力度低等原因造成了机会主义。在核准制下仍出现了欣泰电气这样的欺诈行为，在上市条件更为宽松的注册制下，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概率可能更大。

3.信息披露问题。由于创业板的注册制改革是在总结科创板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于上市企业信息披露的要求基本延续了之前的有关规定。科创板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定了相关管理办法：要求上市企业是信息披露的第一负责人，企业披露的信息真实及时、公开公正、准确完整，让投资者能获得该公司最基本信息和与投资相关的重要信息。但是，在相关准则中没有给出信息披露的详细规定，公司公开披露有关投资决策信息的自觉性不高。譬如：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中就隐瞒了与关联方交易的相关信息。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大多以配合监管为目的，投资者的需求关注不足。上市公司的年报篇幅冗长，但内容与格式相差不大，无法有效及时阅读到重要的信息，往往需要单独询问后才知道，加大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若公司经营情况好、财务情况良好，企业则会倾向更好的信息披露。因此也可以从公司业绩入手解决信息披露问题。公司应该根据不同投资者特点发布多种信息披露，提高公司的透明度。

投资者主体层面的金融伦理

1.投机风险日益凸显。到2019年年末，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达到1.59亿，其中自然人占比高达99.7%，机构投资者占比仅为0.3%。至2020年年末，投资者数量合计1.78亿，同比增长11.28%，其中自然人投资者1.77亿，机构投资者数量为41.72万。可见当前个人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中占大头。一般情况下，多数个人投资者带有盲目性和投机性，缺乏必要的金融理财知识，有的甚至对公司基本财务情况和经营情况不了解，导致股票市场非理性波动明显。有些公司与机构投资者相互配合，前期将股价抬高，诱导个人投资者盲目跟风接盘。实行注册制后，对股市实行幅度为10%和20%的涨跌停限制，具有赌性的投资者自然会被20%涨跌空间所吸引。在注册制改革初期，市场炒作不断创新高，一个极端案例是，C康泰一度达到2300%左右的涨幅。可见投机风险也会给实行注册制的股市带来严重金融伦理和道德问题。

2.信用评价体系不完善。当前我国的信用环境还不成熟，体系制度尚未健全。在信用评价体系中暂未包含有关机构投资者。由于缺乏信用评价体系的管制，使得机构投资者也有发生机会主义的可能：例如频繁操纵股票市场、与上市企业等相关利益者进行利益输送、搞暗箱操作建老鼠仓等行为，造成信用大量流失。加之当前我国有关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震慑力度不够，使得机构投资者也往往存在侥幸心理，进一步导致失信行为。所以，机构投资者在注册制中的科创板和创业板中比以往更容易发生信用问题。

监管主体层面的金融伦理问题

1.证监会的监管工作。科创板和创业板实行注册制后，证监会不再像核准制那样对股票发行进行实质性审核，而是侧重关注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让市场淘汰机制发挥作用。与核准制相比，证监会工作看似轻松简单，条件宽松了，但对中介机构要求更高，需要证监会进一步自律。一方面，由于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证监会的配套措施，市场风险可能暂时较大。另一方面，若只有证监会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则无法做到全面管理，市场仍存在许多漏洞，在监管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

2.证券交易所监管风险。证券交易所主要职责是对股票的交易进行观察和监测，如发生异常交易时应向证监会报告，但证监会没有实质决定权，会因处理不及时导致市场风险。加之政府对证券交易所进行一定的干预，交易所自主选择范围较小，对会员的处罚措施、手段主要为通报批评或者公开谴责，措施较为单一，效果不太明显。

3.保荐机构的监管风险。在注册制下，保荐机构所负责任也相应地增加，要求保荐人工作认真谨慎、态度诚实并且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有责任督促上市公司符合注册制股票发行的规则。但由于保荐人可能在自身利益和尽职尽责两者平衡上会有所顾虑，从而出现保荐机构法人为了让企业尽快IPO注册制上市，与上市公司一起造假隐瞒，欺骗市场。譬如：2012年发现万福生科于2008-2010年涉嫌财务造假（虚报营业收入和利润）发行股票。万福生科的保荐机构、审计机构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义务，负责的相关文件存在不真实内容。其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公司未进行谨慎核查，使得中介机构所做有问题的报告意见和各报告期的财务数据得以蒙混过关，同时也没有对万福生科实行持续监督核查，导致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存在内容不真实问题。前述欣泰电气2014年上市的保荐机构——兴业证券公司对欣泰电气的弄虚作假行为未履行审核职责，甚至没有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底稿进行单独函证。目前，监管部门对保荐人采取了更为严格的保荐制度，但在起步不久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市场中，是否会杜绝此类似事件的发生，尚难以定论。

资本市场注册制中不同交易市场的金融伦理问题

中国一些优秀企业不在国内的证交所和深交所上市，而是选择国外的市场或者香港地区的市场，这大部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核准制原因。但是即使在注册制下，科创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仍会有一些金融伦理问题。

科创板市场的金融伦理

1.IPO定价制度。我国IPO定价为询价制，由于发行人、投资者和承销商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因素，发行人希望可以获得尽可能高的发行价格；而投资者则希望以较低的价格获得IPO股票。对投资银行而言，希望起初价格升高以获得更多的承销收入，企业也可获得更多的收益，但又担心因发行价格太高、后期调整回落，会在询价过程中压低IPO发行价格。因此，常出现新上市股票头几天不断涨停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调整后，又出现因询价对象的不断竞价导致发行价格偏高的情况。此外，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关规定，要求发行价格上浮幅度须小于或等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的25%。这实际上是对市场化原则不得已的限制。对于科创板来说，如果不对发行人和承销商的行为进行约束，那么科创板市场IPO定价也会有偏低或者偏高的可能性。加之科创企业经营特点，不可根据市盈率进行IPO定价。

2.相关交易制度。目前我国股市实行“T+1”交易制、“单边做多”交易制，并规定了每日涨跌停幅度。T+1制度由于规定当天卖出股票只能于第二日获得资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交易量。资金流转的不及时则会影响到投资者的新一轮投资和调整所持有仓位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投资者风险，尤其在暴涨暴跌的情况下加重投资者的损失。20%的涨跌幅限制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股价大幅度波动的风险，但是也给主力机构提供了操纵市场的机会，特别是一些中小盘股票。单边做多交易，容易在投资者非理性大量买入股票时导致市场泡沫。科创板沿用当前的交易制度，则可能出现金融伦理问题。[1]

3.退市制度。上市公司可以因自身原因自主退市，也可以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强制性退市。注册制中的退市制度有利于股市的纠错和进一步完善注册制市场化。不过，相较于美国和欧洲资本市场，我国的主动退市机制如同虚设，退市量远小于上市量，2001年以来退市公司尚未超过100家。一方面，由于退市机制较为滞后，虽然科创板正在努力完善相关制度，但是许多关于退市条件的指标是由国外股票市场引进，尚未能因地制宜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将当地企业上市数量看作“政绩”，往往尽力防止企业的退市。此外，某些核心数据指标容易被人操控，特别是以财务指标进行量化标准的人为修改，导致退市效率低和难的现象。

创业板市场的金融伦理

目前在创业板注册制中，出现了一些不合规现象。某些在审项目中，所提交申报文件出现了种种错误描述。如：错误地描述事实情况；统计方法和数据的错误、书写笔误，甚至出现大量无意义的复制粘贴且内容文不对题，等等。不仅在提交申报文件中有问题，在保荐代表人和独立财务顾问方面，为了帮助企业上市，也出现了上述种种低级错误。虽然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发行上市的审核专区进行了改进，但是保荐代表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依然不按规则填写申请文件，或者不仔细对照关注要点填写，敷衍了事，导致申报文件反复修改，降低工作效率。

相关的对策建议

上市企业层面

1.建立和完善对高管层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代理人同时追求自身利益和公司利益的最大化无可厚非，但是不得突破职业道德底线。对准备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来说，可以考虑设计出一套对管理层具有激励作用的制度，譬如：定期的内外部审计、管理层的报酬、按业绩确定职位等。具有信息优势的管理层会使用信息不对称获得意外利益即权利租金，因此股东要对管理层进行定时验核，并对不当行为实施惩罚，使管理层站在公司利益的角度审慎行事，有效降低道德风险。

2.完善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注册制的核心在于信息披露，有效的信息披露只能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严格规范。目前我国的《证券法》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主要问题是范围不够全面，处罚力度较小，无法起到真正的震慑作用，让有关公司造成侥幸心理，导致它们更加不愿披露信息，即使违规被处罚，获利结果仍很有诱惑力。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相应法律法规应做到内容清晰、通俗易懂，尽量减少繁文缛节，进而减少注册制中金融伦理道德问题的发生。

投资者层面

1.进行投资教育和风险教育。对中小投资者要进行金融知识的普及。当投资者在股市开户时，证券公司应认真履行职责，除了检查投资者是否满足购买股票的硬性条件，也要对缺少经验的投资者介绍股市及投资注意事项，减少盲目跟风买卖；或可考虑开展培训、进行风险测评和建立投资者数据库，让中小投资者学会自主分析，明白收益与风险是同向相关，尽可能地培养理性投资者和有效的证券市场。

2.着力强化机构投资者队伍。有战略眼光的机构投资者是注册制改革中的主要力量。机构投资者资金较雄厚，对股市走势有较大影响力，理性的机构投资者可以承担社会责任。我国的机构投资者相对于散户来说数量少，并且现有的机构投资者参差不齐，投机性较大。需要增加机构投资者队伍，进行一定程度的散户优化，消除市场短线投机行为，对进入科创板和注册制创业板的机构投资者制定规范合理的准入制度。

3.建立和完善机构投资者的信用评价体系。由于我国对机构投资者的信用评价体系仍是空白，建议根据我国信用环境，建立基于国内股市实际的信用评价体系，对机构投资者的市场行为进行约束，抑制市场操纵行为、与相关方进行利益输送和建老鼠仓等行为，让诚实守信成为机构投资者的信念，并且使委托人和投资者对机构投资者的信用情况一目了然，减少注册制中因机构投资者产生的金融伦理问题。

监管主体层面

1.强化证监会的执行力。证监会的自律，可以让注册制下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市场更加有效率和安全。证监会要忠实履行职业使命，除了实行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管，也需要遵守相应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必依，保证执法力度和可行性。

2.加强证券交易所的自主性。证券交易所并不只是简单地对证券公司上市前的上市条件进行监管，也包括公司上市后的一系列监管。在注册制下，证券交易所的持续性监管应注重监督市场交易行为的合法性。为了让证券交易所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有必要加强证券交易所的自主性，对会员的处罚手段要多样化，尽可能消除金融伦理问题的发生。

3.加大保荐机构的管理力度。保荐人和上市公司私自联合隐瞒社会公众的事件偶有发生，会给各类投资者带来利益损失。不仅要对保荐人进行严格监管，建立更高违法成本的制度约束，也要对保荐机构进行监管，对其法律责任进一步强化，强调社会责任，对惩罚力度也相应提高。目前我国的保荐制度只在保荐当时发挥作用，不能确保上市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对公司监督,因此要加强保荐机构的执行力度，保证上市公司的股票质量，维护股市秩序，保证公司的信誉。

科创板市场和注册制创业板市场

1.完善IPO定价机制。注册制下的科创板设立是为了让资本市场更好地实现市场化规则。在科创板IPO定价应进一步改善询价制度，摒弃原来实行的非完全累计投标询价制度，采取更为合理的发行方式——累计投标询价制度。让承销商根据一系列综合情况制定出股价区间并路演，投资者依据承销商的价格区间确认购买数量，最后承销商统计投资者购买数量并按一定的规则向投资者配售。

2.完善退市制度。在注册制下大量企业涌入股市，其中也包含了质量较差、经营存在问题的企业，若让这些企业一直在股市里活跃，则会降低股市的效率，影响注册制本身应有的优势。因此在宽进的同时，也应该做到严出，将那些不合格的企业严格剔除在股市外，不仅促进股市的运行质量，也让投资者提高风险意识和保护意识。应完善和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对退市指标进行调整，防止核心数据指标被人为篡改，但也不能单单依靠修改指标条件，有时候可以选择动态调整，消除行政色彩过于浓厚的现象，确保高速度高效率退市。

3.严格整顿市场不良现象。创业板注册制刚实行不久，就出现了一些不合规现象，其中不少错误是因为相关负责人敷衍了事、不认真仔细，降低了上市效率。必须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一定的严管措施，确保上市过程井然有序，不浪费公共资源，减少因注册制中人为因素导致的金融伦理问题。

我国实施注册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优化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为主板和中小板实现注册制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完善注册制中的IPO定价制度、交易制度、退市制度和整顿不良现象，解决金融伦理问题进一步积累了经验。

（编辑 尚鸣）

【主题词】高新业态 条块合力 积分贷工程 数字金融产品设计

江苏省昆山市连续17年被排列为全国市县经济第一位，处在我国高科技创新企业聚类萌生的第一方阵。昆山市高新区是高科微微实体萌生，幼微实体分蘖，小微及中小潜力企业盈利模式的凝练，并在业态整体上成为厂商行为信用相互质证的一片沃土。科技部火炬中心实施高科企业创新“积分贷”试点工程，昆山是最佳的候选地。

工商抵押金融助推数字企业成长遇到瓶颈

轻资产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遇到抵押困境

长期以来，工商企业信贷金融是抵押金融：在提供给厂商信贷资金时，银行需要贷方提供一份大于贷出资金的不动产，比如土地、厂房、设施等作为抵押物。原因是，在企业提出申请、银行前端尽职调查、中台核对流程和发放贷款后，银行面临贷后监管高成本和企业挪用资金的可能。一旦风险出现，藉由抵押资产大于贷出资产的前置条件，银行可用折扣的方式在拍卖市场上补偿自己的损失。不管信贷产品如何复杂多样，银行数百年来的经营历史大体上是这样的逻辑。

但是，目前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出现以后，厂商沿着“工业2.0-3.0-4.0”的技术进步路线迭代演进，轻资产企业实体，尤其是创意空间、创客工坊的数字服务中介，迈出工坊苗圃步入孵化器时，婴幼实体在“孵化器-加速器”之间的小微成长实体，个体资金需求量不大，但由于数量众多，资金总需求量并不小。新生实体企业希望得到贷款，一线银行愿意放贷，但由于婴幼时期的小微-微微实体，多数是由专利技术资源以及轻资产构成，抵押金融所需要的实物资产基本为零。银行金融机构为了放贷的安全，拘泥于抵押金融形式，数字中介难以成长集聚为产业生态。工商抵押金融助推数字企业的成长遇到了技术瓶颈。

一线实体创新、科技部门支持及可能的理论探索方向

不过，科技进步为化解上述难题提供了新的手段。40年来“工业2.0-3.0-4.0”技术进步及多种数字商务平台的发展，不少数字企业与数字平台累积了多种抓取对手有价值信息的画像工具及技术，慢慢累积成了企业实体的行为过程机理，比存量可视资产类的会计稽核信息更能反映企业还款意愿及还款能力。在某些条件下，一组这样的关键显性行为信息，通过某种第三方技术平台加权计量，转换为厂商最大化行为的逻辑特征向量，捕捉的厂商行为不仅信息真实，而且成本低廉。

基于上述技术进步，科技部火炬中心号召各地积极探索企业创新积分应用场景，以便为商业银行提供对应企业更加真实的信息。结合商业银行科技金融探索资源，火炬中心希望“积分贷工程”可以构建一种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互匹配的科技金融体系，促进创新要素向区内科技企业集聚。

经济学家早就观察到了抓取厂商行为的动态信息机理（Barry，2000；Hermalin，2004）。其可以叙述为：一组关键的显性行为特征变量，内在地反映了厂商显示的真实价值信息。其中，全阶信息捕获行为（一级定价理论）：显阶信息捕获行为——信息披露与信息屏蔽耦合机理（二级定价理论）和具阶信息披露行为——一种分类别信息捕获行为（三级定价理论）是特征向量画像机理的经济学理论核心。

公共部门与金融机构协同启动创新工程建设

公共部门引导金融机构协同调研、选点与示范

为响应科技部火炬中心号召，积极探索企业创新积分应用场景，昆山市高新区、昆山市发改委与建设银行苏州分行等商议，决定聘请国内重点高校参与调查研究。顶层设计讨论的内容包括：（1）探索建立企业积分信息系统架构；（2）搜集对服务对象精准画像的经验和工具手段；（3）比较对照创新场景厂商实体行为集聚与聚类差别；（4）讨论新出生高成长婴幼实体的信用资源质证序列；（5）出台高效组织优质信用资源的分类政策工具；（6）实现信贷资源与优质科技企业配置的关联逻辑。

在基本框架完善的同时，试点工程对创新科技对应的高新厂商行为、市场行为及所需金融产品的内在机理作出细节梳理。先是破解厂商创新场景动员资源类别的辨识，银行系、非银系金融机构功能的排序，财税类非银系和园区类非银类金融机构集聚的内在动力机制，比如多层次创投基金、配套评估、授信、增级、回购、担保类算法的科技金融，低成本高回报但提供“定贷”类金融产品的工作原理及机制等细节和流程研究和开发设计。

在顶层架构、大流程梳理基础上，创新团队还在专有方向上进一步细节化。借用张家港市永联村案例，建设银行发现其积分制模式在集体资产收益分配领域，具有追溯村民自然人、经济人实体的“一日工作行为”对集体收益贡献的真实映照关系，一种“经济人行为-分数积累-村队收益-分配权重-总体权衡”五位一体性质的逻辑关联。如果将这种关联做适当特征行为变量修正，平移到信贷价值评估过程当中，将会为建设银行在永联村的存量信贷规模，提供来源于建设银行内部信贷信息之外的另外一个维度的映照关系，这对提高甄别过滤建设银行内部信贷信息的真实程度很有价值。另外，积分制在资源配置上的村镇权衡机制，也启发了当地政府把它运用到类似高科技创新企业的遴选、培训、及激励授信的过程中。

基层发明、创新案例调研、行为逻辑辨识、理论优化及项目导向设计，使得联合工作小组发现，积分贷工程在社区管理、金融机构信息甄别成本降低、金融产品设计以及算法模型再造等领域，具有广普性质的使用性。经过推荐演示，得到昆山市政府重视，建议在高新区试行工程改进推广试用。

公共部门与市场部门协商攻关：中国的发展优势

基层社区发明，银行机构流程“平移”，条条机构优化提炼，块块政府支持实施，这是一个多环节传导机制，很难从基层一线上升到国家示范层面；在高科技创新领域难度更大。但昆山市似乎在不经意间走完了“全程”：一种中国独有的，国家条条机构和地方块块政府合力，发现散点式实例，根据产业面上展开的实际，形成一种不断矫正提高的体制机制模式。这是中国经济过去40年快速增长的珍贵经验。国内外学者也逐渐发现了中国这样的一个特点：“举国之力”办大事，娴熟地运用国家公共品资源、中央条条公共品和地方公共品资源，尤其是三者的结合，形成基础公共品序列，为发展提供最基础的分享性制度支持。

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将资源、人力、技术、金融等要素资源整合，转化为多期连续的发展规划、目标、路径，并阶段性展开和进行任务分解实施等，需要一个“前置”的基础支撑机制：一种极为稀缺的领导性组织形态的公共品组合。如果没有新中国70多年来的举国体制与各方协同、为共同目标努力的传统，中国的增长就不可能保持高速、稳定和长期可持续。

具体到积分贷工程，一线实体创新引起了政府各部门关注，为这一工程给予了多方面支持——政策引导示范，地方综合部门与金融机构配合形成创新工程项目敷设——地方公共品跟进。经济学家也给出相应研究成果——既成为上述工程和示范的启示，也是后续创新的指引。三大类公共品结合起来，这也是中国人启用“举国之力办大事”的写照。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三个阶段的举国体制安排。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可称其为举国体制1.0版，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1978年以后，举国体制进入了2.0版，其特点是探索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发挥举国体制的作用。举国体制2.0版本的出现，表明它是一个动态的演化机制。从十八大开始，举国体制上升到了3.0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性。但“举国体制”在演化中也可能出现偏差，比如单项重大工程的合理性，在复杂的单项传导机制，以组合的方式构成网络网格制度复合体的时候，就可能出现整体效果上的“合成谬误”，这就好像每个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一加一大于二或者一加一小于二的机制都可能存在。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后的历次重大实践中体验到了这种“合成谬误”的内在生成机理。正所谓“理解了的东西才能够更好地感知它”。

公共品前置下“积分机制”萌生、创新内涵及阶段性成长

张家港市村社集体内生“信用积分”的案例

2020年前后，建设银行苏州分行发现张家港市永联村有一种分配村内年度收益的积分制度——“永联分”。由于村民联合体每年的收益分布在多个领域，有的是资产性收益，比如租金，门票等，有的是商业服务性收益，如商店、酒店收入；还有村属加工生产单元（如印刷），及守护、物流等服务。这些收益为村内的年中分配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平衡资产性收益比较简单，按人头分配就行了，但是数个人同时出工的同一类别服务，会出现出工不出力、按时出工和迟到早退之区别等等，按人头分配必然带来负激励。在此情况下，村民们将自己出勤、诚信、奉献与爱心等的特征行为化约为一组变量积分做为考核依据，在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收录累积下，解决了年终收益分配的问题。

建设银行发现“永联分”在揭示行为人工作努力和社区诚信方面的积分，也是一种商业诚信。将这种描述诚信的积分设计成授信指数，可以替代信贷员走乡串户收集经济人资产负债信息。通过客户授权，建设银行以永联分为基础，接通行内数据，联系政府激励制度信息，为村民生产生活提供增信+金融信用评分及相关权益。“永联村联名卡”融合原先由多张实体卡承载的不同福利权益，并新增资金结算等金融服务功能，比尽职调查带来的抵押信贷所需核准信息还要更加可靠。

“永联分”通过商业银行维度向“信用积分体系”升级过渡

在这一机制安排下，是不是同样一份信贷资金发放出去，村社居民的还款效率更高，不良信贷比率更低呢？建设银行采用“1+3+N”的架构。“1”是指1个永联信用评价体系。“3”是指3套应用系统，村民“永联一点通APP”用户端，商户“数字人民币管理系统”以及面向后台管理人员的“数字永联”管理端。“N”是指打造多个权益场景。

系统化的“大数据+信用体系+数字货币”等新技术，不但把张家港永联村实施多年的“文明家庭考评体系”通过数字“永联分”升级，对域内26880名村民（居民、职工）信用评级，评级授权，授权增级为“文明贷”信贷额度，利率优惠激励，在农耕文化园、文体俱乐部、天天鲜超市等商点折扣，实现场景互联式的信用互动质押机制。

2022年8月30日，张家港市信用平台试点在永联村启动，中国建设银行试点发放了第一笔永联文明贷30万元，对2.6万村民形成巨大的行为激励带来福利的价值激励效应。

从商业信用积分走向数字“高科创新积分”制试点

永联村案例启发了苏州市政府，一个稳定的“行为人生态聚类群落”也同样具有类似的行为信用及信用质押激励。昆山市政府决定在高新区的高科创新企业聚类实行信用积分体系。这一次，积分信用的对象不是村民而是轻资产的科创企业实体，特别是早中期科技型企业，关联小微制造企业，以及其他潜力微微企业等。

1.创新四位“1”体的评价方式：以积分促贷。

昆山高新区将企业综合评价的最后积分按高到低进行排名，按照不同的分档（例如按不同积分分布分为A/B/C/D四档，可根据积分实践应用的试算情况进行修改），由建行配置差别化的信贷支持政策。

2.创新“1+9”专属信贷服务模式。“l”指以积分促贷；“9”指结合企业生命周期定制化形成九大定贷模式。

另外，积分贷更具科创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通过九大定贷模式适配相应定贷方案：

在初创期（年营收小于500万元），根据初创期企业人员工资、研发投入、经营周转、订单、备货等情况，测算资金需求，不包括采购设备、固定资产投资及股权类投资。具体的积分贷产品有：开户即贷——开户后成立满一年即可申请最高10万元的备用金（信用贷款）；以机构增信定贷——落实地方政府风险基金风险补偿，最高授信额度300万元；以投定贷——对企业已签署认股协议，最高授信额度500万元；以房地产抵押增信定贷——以企业主或股东的个人名下房产抵押，最高授信额度500万元。

在成长期（年营收在500万元-2000万元），客户需求可参照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测算公式，测算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具体按以下分类分项确定，择高定贷。具体的产品有：以投定贷，以税定贷，以工资定贷，以订单定贷，以专利价值质押定贷，以应收账款质押定贷。

在发展期（营收在2000万元-10000万元），继续参照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测算公式，测算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具体的产品有：以房地产抵押增信定贷——最高授信额度3000万元；以机构增信定贷——纳入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类风险补偿资金池，最高授信额度1500万元。

在成熟期（营收在10000万元以上），客户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可参照大中型客户的授信条件，一户一策，成立专项服务团队跟进。

地方国民经济体系及社会综合收益

地方国民经济体系收益

积分制是动员企业行为信用资源的累进性激励工具。在一个给定的物理半径范围内，当一组实体类微微中介、小微企业、中小企业等围绕核心企业形成供应链关联，厂商上下道工艺顺序形成集聚，两两集聚越过门槛线阈值形成聚类，聚类集聚出现创新业态场景时，积分制制度可以使创新企业分蘖，产业加速成长。

积分制可使地方长链金融产业形成。在助推昆山高新区创新实体萌生、婴幼主体快速越过死亡谷，增加瞪羚类厂商出现概率，实现“独角兽”厂商领衔多个创生创新行业示范成长的对应科技金融产品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积分贷助推高科企业创新场景聚类成长为地方国民经济体系的发动机力量。企业创新积分制提供金融政策公共品，其助推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融合，形成配套市场长链的金融长链。长链金融、长链市场配套长链产业共成长，在高新区内生国民经济体系成长所需的增长动力机制。积分制是金融政策公共品，金融公共品助推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融合，形成配套市场长链市场的金融长链。长链金融、长链市场配套长链产业共成长，在高新区内生国民经济体系成长所需的增长动力机制。

社会综合收益

积分制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人群的正规军支持力量，也是金融队伍打硬仗、打胜仗和制度创新的沃土。企业创新积分制的沃土是中小微和微微实体聚类场景。创新聚类出现的时候，集聚区内的企业行为信用资源变得丰裕，动员此类新生资源，为欠缺传统工商企业抵押信贷资源的高科技企业所用，不仅中小微企业容易越过“死亡谷”，而且金融性机构资产运营效率高，经济增长速度快，税收收益可持续。

积分制立足区域特色，探索创新客户积分体系与权益体系的有机结合，建立集企业创新积分体系与金融权益体系为一体的合作共赢体系。伴随着企业在高新区内的范壮成长，其创新积分逐步累积，可以探索给予企业积分等级对应的专属权益。比如，进一步的积分支持，可使创新创业人才获得人才礼遇（房贷、信用卡相关定向优惠）；财富管理方案设计，一对一“自然人银行”等财富自由服务；财税、法务咨询等社会安全保障服务等。

（编辑  季节）

近年来，美西方反华势力无视中国政府在新疆扶贫脱贫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的民族分裂势力撑腰打气，不断出台所谓报告、法案，污名化新疆治理，炒作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强迫同化”，企图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美西方反华势力为何频繁炒作新疆存在所谓“强迫劳动”

2019年11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所谓“涉疆强迫劳动问题报告”，题为《连接散布新疆的点——强迫劳动、强迫同化与西方供应链》。2020年3月1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题为《出售维吾尔人》的报告，诬称中国把新疆“教育培训中心”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转移到全国各地，让他们在一些世界知名品牌的工厂中“强迫劳动”。

2020年3月11日，美国跨党派议员提出“预防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该法案（草案）要求美国政府严格限制从新疆进口商品。2021年2月18日该法案通过。2022年6月21日，“预防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正式实施，对全疆企业实施出口制裁。

2022年8月19日，“当代形式奴隶制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小保方智也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提交《影响族裔、宗教和语言少数群体的当代形式奴隶制》报告，恶意诬蔑攻击“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直存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农业和制造业等部门遭受强迫劳动的情况”。

上述系列报告是强盗的语言、强盗的逻辑、强盗的行径。他们炮制中国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文化灭绝”“宗教迫害”及“当代形式奴隶制”等谬论，罔顾事实，指鹿为马，从特朗普政府开始接续到拜登政府，喋喋不休地鼓噪这类弥天大谎，妄图以此抹黑、污损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是美国极右翼势力企图运用“混合战”、对华“脱钩”战略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产物。首先，它是美国“以疆制华”战略的舆论工具。这些报告用“似乎”“可能”“也许”等捕风捉影的材料，追随反华政客的步调，为美国极右翼反华势力提供歪曲事实的“学术”支撑，为他们攻击中国的治疆方略提供“炮弹”。其次，它为美国“长臂管辖权”提供靶向。报告“列出可能涉嫌强迫劳动的机构和行为”，建议“美各界向中国施压制止新疆强迫劳动”，“找出参与强迫劳动的中国公司，并在名誉和经济上摧毁它们是重要的影响手段，这些公司可能反过来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强迫劳动。美国政府应该鼓励其盟国采取同样措施”。美西方的一系列操作显示，美国欲通过立法做出进一步反华涉疆战略部署，重新洗牌全球产业链，通过“脱钩中国”“追溯源头”等方式，打击中国传统出口产业，并对中国高科技企业造成伤害，在世界范围发动对中国国家责任追究的诉讼风暴。第三，试图从根本上动摇新疆稳定的基石。报告与法案是对新疆“污名化”的系列组成部分。美国反华舆论制造商将教培中心污名为“集中营”，把受宗教极端思想感染者混同于普通穆斯林信教民众，污蔑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改造是侵犯人权与自由，攻击使宗教极端思想感染者尽快融入社会成为正常公民的举措是“强迫劳动”“强迫同化”，其根本目的是全面否定新疆去极端化、反对恐怖主义活动已经取得的成果，从根本上干预我们反分裂斗争，阻断我们去极端化进程，从根本上动摇新疆稳定的基石。第四，对边疆少数民族扶贫脱贫成就进行否定。报告和法案罔顾中国政府正在致力解决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尤其是帮助边疆少数民族摆脱千百年来贫困的羁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让他们通过培训，成为能融入历史发展潮流的产业工人、现代农民，不仅分享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红利，而且成为靠自己双手劳动产生价值的创业者，民族进步、国家富强的参与者。

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一度成为南疆四地州脱贫致富的拦路虎

新疆南疆四地州，即喀什、和田、阿克苏地区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这里的维吾尔族居民占当地居民总人口的90%以上，贫困人口占新疆贫困总人口的近一半。四地州贫困人口的聚居区，一度成为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泛滥、恐怖主义活动高发区域，是反恐、去极端化的前沿阵地。扶贫脱贫不仅仅关乎民生问题，更与反恐、去极端化互为依存，成为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筑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消除宗教极端思想病灶是脱贫致富的前提和基础

1.宗教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活动是南疆四地州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最大障碍。自1870年始，以瓦哈比教义为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开始传入南疆，并迅速落地生根，与本地早已经存在的激进的纳格什班迪教法为基础的依禅派，成为民族分裂势力的思想源头和非法宗教基础，以分裂政治目标为牵引蜕变为宗教极端思想。其本质是“泛伊斯兰政治化”，鼓吹“圣战殉教进天堂”，主张一切依据《古兰经》和《先知圣训录》，以“神”的治理取代“人”的治理，以恐怖手段建立哈里发政权取代世俗政权，用伊斯兰教法取代世俗法律，用原教旨主义的风俗取代新疆多元文化下的民族风俗习惯。

2.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穆斯林群众幻想“圣战殉教上天堂”，放弃了勤劳致富的本世吉庆。南疆四地州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受宗教极端思想蛊惑，相信“野阿訇”仇视政府的非法讲经及隐含其中的反动政治宣传，幻想通过“圣战”上天堂。这些被感染者生活在极端、狭隘和愚昧的个人世界中，敌视世俗生活，好逸恶劳、自我封闭，禁锢家庭成员融入社会和融入现代生活，成为个体和家庭脱贫致富的最大障碍。

3.恐怖主义活动严重破坏了南疆四地州的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疆四地州“伊斯兰解放党”活动猖獗，他们以“迁徙圣战”和“判定异教徒”的宗教极端思想为工具，大力发展激进的“穆斯林兄弟会”，诱使受蛊惑信教群众变卖家产，叛逃出境，频繁制造暴恐事件，并将“迁徙圣战”活动蔓延到内地及其他边疆省份。一系列恐怖事件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严重恶化了南疆乃至全疆的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

4.宗教极端思想的落后观念制约了少数民族穆斯林群众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宗教极端势力依据“建立教法神权”理论，否定一切世俗观念和现代文明成果，煽动信教群众抵制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排斥现代科学知识，蛊惑信教群众拒绝学习掌握就业技能、改善经济条件、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受“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思潮影响的组织和个人不断从境外向境内渗透，推波助澜，严重干扰新疆社会治理的政策与措施的落实。很多受蛊惑的少数民族群众认为“一切都是安拉”给的，多生的孩子是安拉给的，政府的扶贫资金财物、牛羊也是安拉给的，本来用于生产发展的资金财物和牛羊等生产材料很快被吃掉用掉，甚至被一些受极端思想深度感染的人恶意毁掉。反动“宿命论”在南疆四地州一度甚嚣尘上，成了阻碍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根本症结。

5.如何消除孳生恐怖活动的宗教极端主义土壤，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新疆是中国去极端化、反对恐怖活动的主战场，也是中国消除贫困的主要区域。借鉴国际惯例及西方主要国家、伊斯兰国家去极端化方面的经验做法，新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在系统的国家反恐战略指导下，通过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改造某些学员所受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在实践中，多措并举根除他们内心的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思想病灶，有组织地对他们进行法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就业技能培训，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文盲或只掌握少量农垦技术的农民转变为现代产业工人，社会地位和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培养学员自觉融入社会的公民意识，成为尊重法律、人格健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新公民。

6.中国政府始终致力于消除贫困，在扶贫道路上不丢下任何一个人。新疆的贫困人口占中国“三区三州”贫困总人口的近一半，在脱贫致富进程中，对普通老百姓，鼓励引导帮扶；对受宗教极端思想感染的群体，教育挽救，为他们学成后务工就业创造机会。脱贫致富，天经地义，这是中国政府负责任的表现，是新疆各族贫困群众的迫切愿望，何来强迫？劳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是人类的基本谋生手段。不劳动，难道要张口等着天上掉馅饼吗？世界上哪个国家会养懒汉？美国政府难道鼓励国民当懒汉吗？美国政府难道没有强制改造那些反人类、反社会的群体吗？

7.教培中心主要针对受到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感染成员，为扶贫脱贫扫清了障碍。扶贫脱贫事业有效遏制了宗教极端主义的进一步蔓延，从根本上铲除宗教极端思想生存的土壤，培养了一批具有初级产业工人素质与能力的少数民族群众，使他们有了摆脱贫困及改善自己生活的一技之长；另一方面，曾经蔓延到近乎失控的局势得到控制，宗教极端主义得到有效遏制，恐怖主义事件高发的浪潮应声回落。新疆所取得的扶贫脱贫成就是史无前例的，这是对世界各国去极端化工作的开创性贡献，是新疆各族人民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依法促进公民劳动就业是去极端化工作的巩固与深化

上述美国西方的报告和法案，无视新疆少数民族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新疆对广大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扶贫就业，视为“强迫劳动”“民族同化”；把曾经受到宗教极端思想感染的在教培中心学习的群体，混同为普通公民；把约束改造他们的思想污名为“人权”问题，极力为宗教极端主义背书。而事实是：

1.新疆扶贫减贫进程走的是法治化道路。作为“国际劳工组织”创始国之一，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促进充分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劳资合作、改善劳动条件、扩大社会保障、保证劳动者的职业安全与卫生，并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劳动领域沟通与合作。为了保护劳动权，中国政府通过了系列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最近中国还加入了预防强迫劳动的两项国际公约。

2.新疆扶贫减贫进程充分保障了劳动者权益。新疆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劳动就业领域依法管理监督力度，持续加强劳动就业保护，健全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全面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劳动仲裁执法力度；依法加强对妇女的就业保护，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实施特殊的劳动保护措施，实现女性与男性同工同酬，彻底改变了宗教极端思想禁锢妇女抛头露面、使妇女沦为男人依附品的愚昧落后现象，提高了妇女社会地位。各级政府及企业还有效发挥工会和职工维权机构的作用。

3.新疆设立教培中心的政策方向是去除极端化土壤，为脱贫致富根除病灶。教培中心依法设立，最大限度地挽救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的人员，最大限度地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反动政治和非法宗教土壤和条件，最大限度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免受民族分裂主义的侵害。一大批受宗教极端思想蛊惑、感染的群众，通过培训，提高了劳动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如今，教培中心完成了它的阶段性历史使命，教培中心毕业的学员开始了对美好新生活的追求。这是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千方百计污名丑化它的根本原因所在。

    4.教培中心学员结业后依法务工就业。学员经过思想矫治和职业技能培训后即结业，分别进入工厂企业就业、自主创业，或到中、高职院校继续深造学习，提升劳动就业技能。民以食为天，所有的贫困群众包括教培中心结业人员，就业脱贫的积极心态都是一致的，脱离愚昧向往美好生活的渴望都是强烈的，感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心态都是发自内心的。在新疆稳定团结的大环境下，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愿望，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强烈。

    南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为世界提供了“去极端化”中国经验

事实说明，南疆四地州基层普通脱贫农户、教培中心结业学员，以及大规模的普通农民进工厂的产业工人，他们的脱贫致富都是政府扶持和内生动力的结晶。

新疆坚决贯彻落实中国政府脱贫攻坚战略，在南疆四地州走出了脱贫致富与去极端化相结合的有效路径，通过发展产业、转移就业、自主创业、生态建设、扶贫搬迁等多种途径，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物质帮助与技能培训相结合，鼓励贫困群众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投身到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发展产业是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

在南疆四地州，首先致力于巩固第一产业基础。不断优化一产结构，发挥市场能力强、技术水平高、带动意愿足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积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深入实施特色产业提升工程，推进良种推广、林果业提质增效和畜禽规模养殖，走出特色优质高效的发展路子。发展第二产业，吸纳大量富余劳动力，优先发展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引导发展林果、肉类等农副产品优势加工业，大力推动消费电子等产业，有效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收；第三产业拓宽就业增收途径，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产业，扎实推进旅游扶贫、电商扶贫，加强农产品批发、集贸市场的建设。

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解决贫困代际传递

近年来，南疆四地州各级政府不断优化就业扶贫工作流程，不断提升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实现了转移就业、稳定就业、长期就业。2019年，南疆四地州累计对贫困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14.27万人次，实现贫困劳动力有组织转移就业7.47万人。目前，南疆四地州3年10万人转移就业规划，已实现转移人口14万余人。

充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是脱贫的必经之路。四地州许多贫困劳动力长期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观念保守，汉语水平低，职业技能缺乏，乡土意识重，不愿意离开农村。教培中心的培训教育扭转了他们“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的观念。近几年，南疆四地州各类园区、小微企业、卫星工厂（扶贫车间）、农民合作社蓬勃兴起。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外出务工、积极主动脱贫的意愿十分强烈。不等不靠、劳动光荣、勤劳致富、靠奋斗改变命运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

易地扶贫从根本上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

2016年至2019年，新疆完成了40125户、15.91万人易地搬迁任务，南疆四地州完成易地搬迁4.9万人。当地政府将搬迁安置区与现代农业开发、产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后续扶持，已建成棚圈1010座、设施大棚507座、卫星工厂14个，实现搬迁对象在安置区企业就地就近务工。四地州政府还积极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修建了学校、幼儿园、卫生室、文化活动室等。如今的南疆四地州，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景象。

自主创业走上脱贫致富道路

阿克陶县的夏提江·买买提通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思想观念彻底转变，他说：“思想不解放，一辈子都穷。”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夏提江在阿克陶县工业园区开办了8个店铺，涉及餐饮、水果、理发、食品加工等，带动38名结业人员到园区就业，其中20多名是贫困人口，他们的工资每月达到1500元左右，实现了稳定脱贫。

护边守林增收致富

新疆不断完善普惠边民政策，将生活在边境地区的贫困群众优先选聘为护边员，全面落实护边员补助政策，使护边员个人和家庭走上了脱贫道路。2019年，新疆明确补助护边员每人每月2000元到2600元不等。同时，不断提升边境一线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有效改善了边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目前南疆四地州共有7个边境深度贫困县，基本实现了边境一线未脱贫户1户1个护边员的目标。

新疆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建立保障贫困地区经济收益与生态补偿机制，既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快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途径。2019年以来，南疆四地州认真落实国家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通过购买服务、专项补助等方式，选聘生态护林员、草原管护员，每人每年补助1万元。大力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保护与恢复工程，完成退耕还林83.3万亩，惠及贫困户12298户。

扶志扶智激发内生动力

新疆扶贫脱贫最大的特点，是通过扶志扶智引导广大群众改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抓好教育，培养好下一代，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新疆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据统计，“十二五”期间，全疆财政性教育经费年投入均超过500亿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优先发展使新疆双语教育质量显著提升，老百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果。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意识到教育与技能培训的重要性，意识到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性，意识到脱愚才能脱贫，才是鸟儿有了翅膀。

近年来，南疆四地州结合当地需求和就业条件，组织开展服装和鞋帽加工、食品加工、电子产品组装、美容美发、汽车维修、畜牧养殖、蔬菜种植、果树栽培、农机技术、家政服务、地毯编织、建筑装饰、电子商务、手工艺品制作等技能培训，帮助贫困群众掌握实用技术，增强他们脱贫和自我发展能力。人有一技饿不死，技能培训变输血为造血，破除了“等、靠、要”的懒人思维。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开发式扶贫的根本途径。

（编辑  季节）

美国劳工部最新发布的月度CPI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通胀虽仍居高位，但同比涨幅比6月份有所回落。应该指出的是，在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通胀数据仍在持续上升。

全球市场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通胀数据，尤其关心7月份通胀回落是技术性回调还是趋势性拐点、通胀回落后美联储是否坚持激进加息、美国是否会陷入全面衰退。

美国高通胀势头是否开始向下

美国此轮通胀的原因，一定离不开美联储多年量化宽松政策的助力；货币“海量放水”后，虽刺激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高通胀。美联储在治理通胀问题上不可谓不卖力，今年以来强力打压高通胀，而美国通胀水平却一路扶摇直上，从2021年6月份的6%直至今年6月份的9.1%。该做的都做了，为何迟迟不能压服这只通胀猛虎？

在美国国内需求改善的情况下，多种因素导致供给出现缺口，这是美国通胀高企的一个诱因。加之地缘政治冲突，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进一步推动美国通胀加速上行。隐含其中的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美联储在去年通胀抬头时迟疑的态度和迟滞的行动，也促成美国通胀一路高歌猛进。

世界正在进入极端不确定性，全球经济面临深刻变化，国际政治面临全面重构，这些变化和重构肇始于美国，也会首先作用于美国。因而，对于通胀等经济领域的常识性问题，以往的线性思维就很难做出趋势性判断。

美国收缩性货币政策能坚持多久

在今年短短半年时间内，美联储正式实施了一连串收缩性政策。从6月份开始，在约3个月的时间里，每月缩减950亿美元资产；今年已加息四次，加息幅度一次比一次高，从25个基点到50个基点，再到连续两次75个基点。而多数预测认为，美联储后续还将会有两到三次的激进加息。这些收缩性政策无疑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美国连续两个季度经济出现环比负增长，也就是出现技术性衰退。

美联储收缩性货币政策按照之前的预期执行，这是其预见的最好结果。如果美国经济今年之内可以承受更快的缩表和多达七次的加息，那么美国经济将成功实现软着陆。如果美国高通胀势头减缓，肯定会增加美联储的政策腾挪空间。若如此，美联储削减加息幅度，乃至在2023年停止加息以便加大力度促进经济增长，均有想象空间。

美联储的收缩性货币政策更加谨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调整，美国经济下行信号渐强，如果此时加息幅度过大，经济持续衰退的预期可能过快升温，加息将对需求端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美联储此后的收缩性货币政策就会左右为难。

美联储收缩性货币政策难以为继。美国经济在货币政策紧缩后持续下滑，与此同时，美国国内通胀又居高不下，美国将可能面临滞胀的最坏局面。届时，市场和投资者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必定增加，这也是引发全球衰退的主要风险点。

美国经济是否会陷入全面衰退

为了应对高通胀，美联储不得不开始缩表、加息甚至激进加息，势必对经济增长带来持续压力。只要美国高通胀不消退，美联储“高压”的收缩性货币政策就不能隐退，高通胀、收缩性货币政策就会一直抑制美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治理高通胀和保持经济增长形成了政策悖论，美联储只能将压制高通胀作为当前阶段性政策目标——高通胀让美国各阶层产生强烈不满情绪，尤其在美国中期选举这个节骨眼儿上。

美国经济是进入持续性衰退，还是止步于技术性衰退？按照美联储之前的预测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预测，都没有着重提及美国经济将会发生衰退。美联储在今年6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将美国2022年经济增长率从2.8%下调至1.7%。换句话讲，美联储并不认为美国经济会出现硬着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表示，再次下调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预计今年增速为3.2%，比4月份的预测降低0.4个百分点，而2021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为6.1%。其中，预测美国今年经济增速为2.3%，较4月份的预测下调1.4个百分点。但无论如何，美联储半年时间加息225个基点，美国经济确实疲态显现。

高额负债下叠加高利率，各主体将难以承受其重。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突破30万亿美元，且规模还在扩大。美联储曾在2021年三季度末发布一项数据，美国企业债务余额达10.5万亿美元，债务水平创最近十几年来新高。根据美国纽约地区联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美国消费者债务总额为15.6万亿美元，全年增加约1万亿美元，涨幅是20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些不完全统计的债务余额高得吓人，利息支出就是一笔不菲的开支。高利率增加了政府财政赤字、提高了企业运营成本、抑制了居民消费，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增长。

美元回流不明显，也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美元流动性泛滥→全球资本市场泡沫→美国逆转货币政策→美元回流美国→全球资本市场下跌→美国完成国际资本收割。在这个闭环中，美国每次都赚得盆满钵满。此轮行进至此，美元回流不明显，至少目前的数据未显示国际资本大规模回流美国，这也不利于目前的美国经济。

简言之，美国经济虽然面临结构性问题，但美国仰仗超强的美元霸权和强大的危机转嫁能力，加之经济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不能小觑其平抑自身经济波动的技术手段，因而不能轻言美国经济将进入全面衰退。

我们反复回溯论证美国通胀和货币政策走向以及美国经济基本面是否健康，全因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经济状况、政策实施等具有强大的外溢性和经济指引作用，其“一招一式”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

我们既要保持“以我为主”的政策定力，又要审慎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还要一以贯之地呼吁和践行加强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这关乎国内政策因应、关涉国内经济增长，不可不察。

（编辑  季节）

其他国家会如何抉择（续）

俄罗斯是与中国有着最长共同边界的国家。1979年，前苏联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数倍。后来，俄罗斯和中国在经济与政治上的相对权重发生了急剧变化。201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12.2万亿美元）是俄罗斯（1.6万亿美元）的近八倍。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变得更大。

如果美国人希望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那么他们就要面对一个更根本性的事实。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人违背了他们对俄罗斯领导人做出的明确或含蓄的承诺。美国曾向俄罗斯承诺，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后，美国不会将北约东扩以威胁俄罗斯。

当美国人做出扩大北约这一致命的决定时，他们的地缘政治盘算是什么？美国人是否认为，在俄罗斯于20世纪90年代虚弱挣扎时（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美国可以一举消灭俄罗斯这个潜在竞争对手？即便有理由认为这不是美国事先设计的阴谋，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对俄罗斯利益的漠视，也似乎出自一项前后一贯的计划。

不管冷战结束后美国是否存在“有意识”地削弱俄罗斯的计划，美俄两国面对面坦诚地交流一下各自对所发生之事的看法仍是很有帮助的。它们应该面对所有困扰两国关系的艰难插曲：北约扩张，美国支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入侵伊拉克、干预利比亚和叙利亚。

美国如果坦诚地重新评估对俄政策，可能会给美国的长期地缘政治思考带来一些益处。过去的已成事实，但如果美国人更多地意识到本国政策给俄罗斯人带来的耻辱，他们就可以逐步消除一些横亘在双方之间的关键心理障碍——这些阻碍了美俄联盟的早日达成。

东盟

冷战刚一结束，越南就开始适应苏联解体造成的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它的许多昔日对手也迅速调整了策略。例如，东盟的五个创始成员国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与越南处于敌对关系。然而到了1995年，越南被接纳为东盟成员国。

东盟成员国都是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没有华盛顿特区战略智库产业的精明老练，却也能够通过接纳一个前对手加入东盟来迅速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好在美国与东盟保持同步，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解除了对越南的贸易禁运，并在1995年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美国

理论上，对地缘政治现状进行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评估可以驱动良好的地缘政治思考。在地缘政治分析和行为中，理性应该永远战胜情绪。但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拥有压倒性的权力，在部分程度上也使它享有让情绪——而非理性——指导地缘政治行为的特权（或为此付出了代价）。对于一个比任何潜在竞争对手都强大得多的世界头号强国来说，这种行为可以出现，或许也可以接受，但当这个强国下滑至世界第二的地位时，在地缘政治的思考和行为中，允许情绪战胜理性则可能是致命的。

随着美国不可避免地滑向世界第二强国的地位，它将不再享有由情绪来驱动地缘政治政策的特权。为了理解冷战结束后美国与几个国家（包括俄罗斯）的关系究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出现问题，美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将使美国社会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地缘政治反应和冲动，而地缘政治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知己”。

如果美国能对自己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和犯下的错误有良好的认识，那么它在未来的对华地缘政治政策中就不太可能犯下严重错误。但美国确实犯下了一些不必要的、令人痛苦的错误，尤其是在与伊斯兰世界和俄罗斯的关系上。

如果中国和美国都想赢得其他国家的支持，就必须学会进行一种更复杂的博弈。

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

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防部都将中国视为敌人，国会议员正竞相比拼谁是最好战的对华鹰派。没有人逆风而行做出平衡的思考，问问自己能够切合实际地做些什么，以便有机会取得不会损害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长期成果。在这种不良的氛围下，如果有任何美国政治家或公共知识分子倡导更理性地对待中国，都将是不明智的。科恩写道：“就如何塑造21世纪的世界格局问题，美国现在正与中国展开一场直接的意识形态战争。”

一个关键信息是，虽然中国领导人想复兴中华文明，但他们并没有试图去接管世界。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响力，必然伴随着其经济规模的增长而壮大。然而，中国不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来改变其他社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实践。关于当今世界的一个巨大悖论是，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与美国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更容易与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打交道，因为他们不认为其他社会应该变得像中国一样。中国人明白其他社会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美国人则不然。

遗憾的是，这种说法对美国几乎无甚影响，因为美国已坚信今天的中国成了一个威胁。因此，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不可避免。

更糟糕的是，关键决策是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做出的。2018年8月27日，当一名纽约法官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发出逮捕令时，表面上看，他做出这一决定好像是基于法律依据。然而，中国人看到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夫·萨克斯指出的双重标准：当美国公司违犯法律时，美国惩罚的是这些公司，而不是高管。但是，当中国公司违犯法律时，美国会惩罚公司里的高管。检察官并非有意要传达美国持有双重标准，但这却是中国接收到的信息，因为检察官跟司法部的行动都没有考虑到这一决定会产生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

地缘政治决策同所有政治决策一样，是由风云人物推动的，而这些人在不断变化——在中国和美国皆是如此。中美合作的黄金时代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四位地缘政治的重量级人物——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同寻常地走到一起，结成了一种非凡的伙伴关系。若没有这四位领导人处理地缘政治的高超技巧，两个强大对手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突破。

理论上，推动国际关系进程的是国家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但在实践中，个人确实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9年10月24日，彭斯发表了他的第二次全方位攻击中国的演讲，指控“中国政府制定了许多伤害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政策，从中国的债务外交和军事扩张主义、镇压有信仰者、建设全国监控网络，再到一系列违背公平自由贸易的政策，包括关税、配额、汇率操纵、强制技术转让和工业补贴等”。

在国际关系中，情绪与理性同等重要。如果中国同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同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么美国将更容易接受这个大国的崛起。相形之下，中国代表着一种被西方人认为的截然不同的文化。

更糟糕的是，在西方人的潜意识深处，埋藏着一种对“黄祸”的本能却真实的恐惧（尽管很少明确表露）。就像人类个体很难挖掘出驱使其行为的无意识动机一样，国家和文明也难以挖掘出它们的无意识冲动。“黄祸论”已经在西方文明中被埋藏了数个世纪，这是事实。拿破仑有一句暗指这一点的名言：“让中国沉睡吧，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动。”

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强国合作应对这些共同挑战，我们就更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两国中的任何一方采取行动，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人们普遍认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然而，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告诉邓小平，如果中国继续支持这些国家（主要指东盟几个国家）的共产党，非社会主义的东南亚国家就不可能与中国建立和平关系。

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本身就对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了威胁。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固有威胁，那么它应该被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视作一种威胁。

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在盯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时，同样是在犯一个类似的错误。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相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竞争力才是真正的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美国思想家应该把焦点放在确保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竞争力上。

尽管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就发出中美间“文明冲突”的警告，但西方和中国之间没有迫在眉睫的文明冲突的危险。而如果理性成为国家之间关系的驱动力，那么我们就不必担心文明差异的影响。正如伟大的哲学家告诉我们的，理性和逻辑的论据在所有文化和文明中都具有普适性。不同文明之间没有理由不能理性地互动。

人类不仅在个人决策中会受到情绪的严重影响，在地缘政治的判断上也会受到情绪的影响。这些情绪往往隐藏在潜意识里，虽然不会暴露在表面，但仍然非常活跃。美国民众需要自问，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有多少是出于冷静的理性分析，又有多少是对非白种人文明的成功深感不安。理性和情绪的斗争在潜意识中上演。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该惧怕文明的冲突，而应该庆幸我们观察到的一个事实：“启蒙运动在西方引发的理性思潮正在全球蔓延，使每个地区都出现了务实的解决问题的文化，并使人们能够设想依据规则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秩序。”

尽管中国社会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现代性，但它并没有抛弃中国文化的根源。中国人关注现代中华文明，也重视传统中国特性，这两者似乎毫无矛盾。的确，在新财富的推动下，中国现在正经历着自己的文化复兴。

中国领导人还强调，尽管中国与西方存在着文化差异，但不应该出现文明之间的冲突。2019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说：“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简言之，过去富有远见的美国领导人已经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是：尽管人类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中，但文明之间并不一定会发生冲突。如果我们听从他们的建议，那么即使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可能存在有危险分歧的文明维度，也不会产生矛盾。

美国和中国之间似乎存在根本性矛盾的一个领域就是价值观，尤其是政治价值观。美国人认为个人言论、出版、集会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相信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同样的基本权利。中国人认为社会需求与社会和谐比个人需求和权利更重要，防止混乱和动荡是治理的主要目标。简言之，美国和中国显然信奉两套不同的政治价值观。

然而，只有当中国试图向美国输出价值观、美国也试图向中国输出价值观时，这个领域才会产生根本性矛盾。一些美国人沉溺在“中国威胁论”里，开始暗示自己，中国正试图破坏美国社会的价值观。

中国领导人是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们不会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浪费时间和资源。遗憾的是，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情况却并非如此。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有责任去帮助中国人民摆脱“政治压迫”。既然美国成功地将许多人从“苏联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它就有能力也应该对中国这么做。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美国应该努力帮助中国走向历史正确的一边。他们还认为，既然美国是“山巅闪光之城”，就有义务去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美国人虽然在理论上同意这些观点，但现实生活中，究竟哪个国家对待穆斯林平民更好，是美国还是中国？如果报道属实，那么自2011年9月9日以来，美国政府已经折磨或杀害了数千名无辜的穆斯林平民。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向伊斯兰国家投掷了成千上万枚炸弹，杀死了许多无辜的平民。

历代的道德哲学家和宗教圣人都提醒我们，试图创造完美永远是徒劳的，我们也不会有非黑即白的简单选项。到头来，我们总是必须做出取舍，包括道德上的取舍。所以我们要厘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并学会关注它们。归根结底，世界上其他50多亿人期望美国和中国能做到：致力于拯救地球并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尤其是本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因此，最终的问题将不再是美国赢了还是中国赢了，而是人类是否会赢得胜利。

“美国例外论”的神话

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斯蒂芬·沃尔特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杰出的美国人把美国描述为“自由帝国”“山巅闪光之城”“地球上最后的、最好的希望”“自由世界的领袖”“不可或缺的国家”。这些经久不衰的比喻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觉得必须因循惯例赞颂美国的伟大，以及为什么当贝拉克·奥巴马总统说出下面这番话时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奥巴马说，虽然他信奉“美国例外论”，但觉得它与“希腊例外论”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爱国式自吹自擂没有什么不同。“美国例外论”的大部分说法都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值得全世界钦佩。它们还暗示，美国注定有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种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这种对美国全球角色沾沾自喜的描述的错误在于，它基本上是个神话。尽管美国拥有某些独特的品质，诸如从高度的宗教虔诚到重视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但美国外交政策的实施一直主要取决于美国的相对实力和国际政治的内在竞争性质。美国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所谓非凡品质上，结果却看不到自己和其他人的许多相似之处。

美国人坚定地信奉“美国例外论”，从而更难理解为何其他人没有那般热衷于美国的主导地位，经常对美国的政策感到震惊，并频繁地被美国的虚伪所激怒。美国的虚伪表现在拥有核武器、对遵守“国际法律”的双重标准、倾向于谴责他人行为而忽略自身缺点等诸多议题上。讽刺的是，如果美国人不那么确信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也不那么急于宣扬它们，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更有效。

简言之，我们需要对美国真正的性格和贡献进行更现实和批判性的评估。本着这种精神，我在此处解析“美国例外论”的五大神话。

神话1：“美国例外论”自有非凡之处

每当美国领导人提到美国的“独特”责任时，他们都在说，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这些不同之处要求美国人承担独特的责任。

然而，这种崇高的宣言并没有什么非比寻常之处，发表这番宣言的人实际上也是老调重弹。大多数大国都认为自己比对手优越，并相信当自己把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时，是为了实现人类“更大的利益”。英国人认为自己肩负着“白人的使命”，法国殖民者则援引“文明使命”来为自己的殖民帝国辩护。葡萄牙的殖民扩张也不光彩，但它相信自己是在促进某种“文明使命”。

因此，当美国人宣称他们与众不同、不可或缺时，只不过是老调重弹。在大国中，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例外。

神话2：美国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

“美国例外论”的宣言基于这样一种信念：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品德高尚的国家，一个热爱和平、培育自由、尊重人权、拥抱法治的国家。美国人喜欢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当然也比其他大国表现得更好。但如果冷静、客观地看待历史，就会推翻关于美国道德优越感的说法。

首先，美国是现代历史上最具扩张主义的国家之一。它最初由东部海岸的13个小殖民地组成，最后向北美洲扩张，并于1846年从墨西哥手中夺取了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扩张的过程中，美国消灭了大部分原住民，并将幸存者限制在贫困的保留地内。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已经将英国逐出太平洋西北地区，巩固了它在西半球的霸权。从那以后，美国打了许多场战争，其中几场战争还是由它发起的，所以其行为很难给别国做一个克制的好榜样。如果某些国家对美国这样做，他们会毫无疑问地认定其行为毫无辩护余地，然而，几乎没有美国政治家质疑美国发动或参与战争的决策。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任由美国政府支配大权，它肯定会做得更糟糕。历史记录已清楚地表明，美国领导人做了他们认为在面对外部危险时必须做的事情，并且在过程中很少关注道德原则。“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神话3：美国的成功源于自身的独特优势

美国人倾向于把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直接归因于开国元勋的政治远见、美国宪法的优点、个人自由被优先考虑、创造力以及美国人民的辛勤工作。按照这种说法，美国今天享有特殊的全球地位，正是源于其自身的独特优势。

除了上述原因，美国的成功还有其他客观因素：移民成群结队地来到美国寻找经济机会并非偶然，“大熔炉”式的飞速发展也促使一拨拨“新美国人”加速融入美国社会；美国的科技成就完全值得称赞。

然而，美国的昔日成功不仅源于自身的独特优势，还归功于运气。这个诞生较晚的国家确实很幸运：它坐拥美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可通航的河流，幸运地建立在远离其他强国之处。更幸运的是，在建国初期的大部分岁月里，欧洲列强忙于交战，美国可充分投身于美洲大陆扩张；当其他列强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得以确立。

神话4：美国为世界发展做出的贡献

美国人喜欢把世界的良性发展归功于自己。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认为，“美国在促进世界各国建立稳定的政治关系中是不可或缺的”。已故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乃是“未来世界自由、民主、开放经济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美国《外交政策》高级通信员迈克尔·赫什在著作《与我们自己作战》中更进一步写道，美国的全球角色是“世界在许许多多个世纪——乃至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礼物”。一些学术著作也强调了美国对传播民主和促进自由世界秩序的贡献。

普及一下，虽然观看过《拯救大兵瑞恩》或《巴顿将军》的美国人可能会得出“美国在击败纳粹德国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结论，但其实大多数战斗发生在东欧，苏联才是击溃希特勒军队的主力。

美国对全球进步做出了一定贡献，但独揽了太多功劳。对于自身政策起到反作用的领域，美国受到的指责太少。美国人如果对自身的弱点视而不见，就会在现实世界中造成一些后果。

神话5：上帝与美国同在

“美国例外论”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美国相信自己肩负着领导世界其他国家的神圣使命。罗纳德·里根曾告诉公众，是“某种神圣的计划”缔造出美国的。2004年，小布什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受到星辰之外的召唤来捍卫自由。”

对任何国家来说，信心都具有宝贵的价值。但是，当一个国家开始自认为享有天命，立于不败之地，它在现实中可能很快就会遭到打击。古代的雅典、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日本帝国以及无数其他国家都曾经抵挡不住这种狂妄，而且几乎总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功，但很难面对挫折、荒唐和愚蠢的错误免疫。一场主要由贪婪和腐败引发的金融崩溃，毁掉了美国在20世纪末享有的特权地位。美国人与其假设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倒不如听从亚伯拉罕·林肯的告诫，即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我们是否与上帝同在”。

同所有国家一样，美国有自己的特质，但它依然是一个包含在竞争性全球体系中的国家。美国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强大和富裕，拥有非常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这些优势赋予美国更广泛的选择，但并不能确保其选择都是对的。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首先追求自身利益，寻求改善自己的地位，它自认为与众不同，还自认为它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好。

国际政治需要互相妥协，为了安全与繁荣，即使是强国也必须在其政治原则上有所妥协。如果美国想真正做到与众不同，就需要用一种更加怀疑的目光来审视“美国例外论”这一概念。

（编辑  季节）

浙江省的县域块状经济特色鲜明，产业集群发展较好，工业中小企业众多、面广量大。因此，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浙智专委”）从2017年起，将探索加快县域工业细分行业中小企业智能制造的路径与方法作为主要任务。从2019年开始，浙智专委明确提出了抓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开展“学样仿样推广法”试验。经过多个县（市、区）的实践探索，初步形成了“学样仿样推广法”。

“学样仿样推广法”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所谓“学样仿样推广法”，是指在工业细分行业中，发现并总结企业认可的初级数字工厂示范样本之后，工业中小企业自愿开展仿照样本企业进行决策并由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仿照样本企业签订标准合同、仿照标准合同进行工程监管与验收结算的推广方法。

工业企业的信息化或数字化转型已经历过三种推广模式：一是一个企业一次推广一个软件项目的信息化“蚕食式”推广法；二是由著名大公司分包+自己系统集成的供需两方IT团队合作式的推广法；三是一次试点示范只能完成一个试点企业的单个式的推广法。

经过实践发现，上述三种推广模式都不适合细分行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实行找准公约数、试成一批样本、带动一片企业的学样仿样推广方法，受到众多中小企业的欢迎，并经受住了实践检验，赢得了一些县（市）区域工业的中小企业认可，同时也受到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与服务商的欢迎。这种推广法也获得了各级党委政府和经信等部门的肯定与推广。

赢得了一些县（市）等区域工业中小企业的认可

“学样仿样推广法”简洁明了、便利可信。它把眼花缭乱的概念变换为数字化工厂的组件，把难以清晰表达的任务转换成中小企业能理解的合同“标的”，把数字工厂建设与运营的复杂神秘表述转换为便于实施的操作方法，为中小企业学习和推行数字化转型带来了一系列的便利。便利了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只找一家牵头总包商就能解决问题；便利签订合同；便利预测投入产出；便利进行监理验收结算，保障工程质量，发挥工程效能，保证工程寿命。

在试点探索中，“学样仿样推广法”赢得了各县（市）等区域的工业中小企业认可。

在浙江东、西、南、北、中部各个区域中的一些县域开展做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的试点，这些试点都赢得了试点区域细分行业中小企业的认可，因为赢得工业企业的认可才是第一位重要的。

仅三年左右的试点，通过“学样仿样”，已将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推广到数十家企业，在各细分行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初期，这个推广速度与绩效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过去的企业信息化推广模式，都是以一个企业一个软件项目分次进行，而一个排产软件与生产管理软件的引入，一般都要经过半年到一年的反复学习训练，企业才能完成理解消化并投入使用；一个ERP软件的引入，工业企业的员工一般要经过一到两年的学习、培训与实训，才能顺利使用，能掌握并用好60%左右ERP软件的功能就不错了。

与过去的各种推广模式相比，工业企业“学样仿样推广法”虽然在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与示范要有一年，但它是将五、六个相关联的、具有细分行业业务与数字化技术相融合改造的公约数的项目一起捆绑实施的，并且通过“学样仿样推广法”，一次可以推广到数家乃至十家以上的工业中小企业，其推广效率与绩效是过去的推广模式所难以相比的。

为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与服务商创造机会

“学样仿样推广法”为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承包商与服务商获得了“接单”与活下去的机会，并且为他们今后的成长与做强做大创造了条件。

目前我国已形成两类截然不同的工业数字化工程与服务市场：

第一类是制造业大公司、大集团企业的市场。这类市场的特点是“三有”：一是大型企业有钱投资，每家企业的每次数字化改造可承受几千万咨询分包服务，以及上亿或几个亿的数字工程分包投资；二是大企业拥有信息技术集成能力和技术团队，不必担心数字工程分包会产生数据孤岛；三是大型工业企业对数字信息供应商有特定的要求，他们一般找国内外著名咨询服务公司（如麦肯锡、埃森哲等）与数字工程大企业（如西门子、SAP、达索等）为他们做分包与服务。

第二类是工业中小微企业的市场。这类市场的特点：一是每家企业每次购买咨询服务只能支付几千或万余元；二是每次数字化工程改造只能支付几十万最多几百万元；三是要求由数字工程总包商牵头总包。他们自己没有信息技术团队，无法承受因多次分包带来的数据孤岛与推倒重来、再度集成改造的投资风险。能够承接他们业务的，只有国内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规划设计及咨询服务公司、中小型的数字化工程牵头总包公司与细分行业云平台服务公司。这些承接任务的设计咨询类公司一旦失去客户的信任，就会陷入没有业务可接的状况，甚至失去今后成长的机会。

预计今后10-15年，在我国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这两类不同的市场都会继续延续“大对大、小对小”的供需匹配模式；中小工业企业的数字化工程与服务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延续这种供需关系不确定的状态。

调研中发现，在做好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加快推广“学样仿样推广法”过程中，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承包企业、工业数字工程规划设计及咨询服务企业以及细分行业的云平台服务企业，已经开始找到市场供需对接的途径以及让自身生产发展的出路。例如南京金鹊公司从事木工企业自动化及数字化改造已有20多年，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目前公司调整发展路径，向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转型。它创造了“（由金鹊公司）一家牵头总包、各家参与联合分包”的模式，主动联合跃通、舒平、豪德等木工数控设备制造厂商，联合集鱼科技、自胜软件等工业软件分包商，还有新易咨询服务商、智程公司等数字化岗位技能培训与实训服务商，解决了这些数字咨询服务商因各自给客户做分包项目、造成数据孤岛的风险，为工业企业提供了“只找金鹊一家牵头总包商打交道”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为自己找到了“总包商+分包商联合接单”模式，实现了可持续的订单共享、可持续的共同成长。

金鹊公司在衢州江山市成立了分公司，2021年至2022年8月，连续承接了江山木门企业26个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承包单，总金额达1512万元（不包含联合分包商的合同金额），每人年均接单50万元左右，高于2021年全国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4.6万元/人）。同时，外地企业也慕名而来邀请金鹊公司牵头总包他们的工程，打开了市场渠道。另外，由于在同行业推行“学样仿样推广法”，金鹊公司木门行业软件的复制成本大幅度下降，工程实施人员的熟练程度不断提高，中高端人才团队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在金鹊等公司的带动下，浙江的一批企业纷纷牵头总包做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通过“学样仿样推广法”扩展接单规模，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绩效。

获得各级党委政府及经信等部门的肯定与推广

浙江省在区域工业各细分行业的中小企业推行“学样仿样推广法”，首先得到了江山、兰溪、长兴、北仑、永康、新昌等县（市、区）党委政府及经信等部门的肯定支持与推广。继木门行业之后，江山市已经向化工、塑胶行业推广，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2020年，宁波市政府在北仑区召开现场会，推广北仑区与创元信息公司联合创造的做好样本、学样仿样推广的经验。

去年，浙智专委总结提炼浙江省工业细分行业中小企业“学样仿样推广法”之后，省委领导对推广这一方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现在，浙江省各地都在积极认真地贯彻落实。

从浙江的初步实践经验看，“学样仿样推广法”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它肯定不会止步于本省部分地区，也不会停留在当前的水平。只要坚持推广、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有可能摸索出一条适应广大中小微工业企业、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数字化转型的道路。

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要发挥以下优势：

一、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对“学样仿样推广法”的共识，可以发挥“思路决定出路”的优势。

二、通过更广泛地实行“学样仿样推广法”，将能发挥工业中小企业数字化工程与服务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目前中小型工业企业占我国企业的90%以上。

三、充分发挥“学样仿样推广法”优势，将可以大批培育并促进工业细分行业的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细分行业云服务牵头集成商、工业数字工程规划设计及咨询服务商的高水平发展，并形成工业数字工程产业供给生态体系的新优势。

四、充分发挥“学样仿样推广法”的优势，就能够抢占工业数字工程科技与工业人工智能应用创新的制高点，并实现应用模式、组织管理模式、新型商业模式、新型治理模式等一系列的创新，引领数字化制造产业链、数字化制造供应链及数字化制造服务链的全面创新。

中国传统优势工业的数字化转型将会获得更多经验和成果，将会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做好初级数字工厂样本是实行“学样仿样推广法”的前提

推行“学样仿样推广法”，要有让工业中小企业自觉自愿学习的“样本”。因此要把做好样本摆在首要的位置。

一是要明确目标要求。做初级数字工厂样本，要以工业中小企业自觉自愿学习为原则，让典型样本企业做到可学样、可模仿、可推广，试成一批、带动一片。

二是要让不同产值规模的企业都有可学的样本。江山木门行业在样本试点示范中，有意识地选择了年产值2000万元的纳成家居、年产值5000万元的亿美达门业、年产值1亿元以上齐嘉公司作为样本，为不同产值规模的企业都提供了可以学、能仿照的样本。

三是要让刚起步的企业有可供学习仿照的样本。这个样本就是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

四是要有运营稳定安全、可放心的样本。这个样本不仅是实现数字化建设（含改造）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而且是能经受稳定、安全运营检验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

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是有标准的

经过近三年的实践探索，我们体会到，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可看作“中小企业经济类需求的公约数”，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投得起。工业中小企业要把数字化改造放在优先的地位，像青岛红领服饰工厂那样可以先数字化后自动化。一般一个初级数字工厂的数字化改造投资（不包括装备投资）大约在几十万元，最多只有一两百万元。

2、起步好。初级数字工厂样本改造的起步要好，要能打通产品生产、产品销售、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及环保等共性难题的数字化、完成工厂数据体系主架构的建设，并能实现数据驱动生产、销售、减排减碳、促进行业利润增长等业务的一体化协同运营。其中，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及环保等共性难题的数字化是细分行业业务与技术需求类的公约数。

3、回报高。初级数字工厂建设完成后，要有较明显的利润增长；数字化改造投资的性价比高，一般在一年内可收回投资。

4、工期短。能兼顾工业企业日常生产经营与企业数字化改造，要求数字化改造工期较少影响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在实践中，数字化改造工程的工期一般控制在三个月左右。

5、用得好。初级数字工厂建设完成后，要避免那种“老年人用不好智能手机”的状况发生。要强化员工的数字化适岗操作技能的培训与实训，让已改造的工厂数据体系主架构——即初级数字工厂，发挥出正常运营的效能。

6、有保障。“工厂数据体系主架构”即初级数字工厂能够稳定、安全、可靠地运营，不发生或极少发生停机、停线、停运维修的情况。对策是建立工业数字工程总包商至少一年的免费维保制度。

满足“中小企业经济类需求公约数+细分行业业务技术类需求公约数”，是体现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标准的必然要求。为此创建了“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把反映上述两类需求公约数的标准纳入N个“标的清单项”与标准合同“要约承诺保障规定项”，通过合同法来加以保障。

好样本的标准是能够实施、可实现、可让企业放心。标准的实施分强制性、指导性、引领性等类型。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的标准，是既包括强制性又包括指导性的标准。

另外，对打通产品生产、产品销售、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与环保等共性难题的数据，并实现数据驱动生产、销售、减碳减排、促进行业利润明显增长等业务的一体化运营作三点补充说明。

（1）关于构建生产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

如上图，构建生产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一般是指建设两个数字化制造单元（单机、多机制造单元）、两种类型数字化产线（制造产线与生产物流线）和一个从物料→半成品→成品的扫码数采系统。

（2）关于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及环保等共性难题。

这里的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及环保等共性难题，是指必须要在细分行业中，完成破解影响企业生存与制约利润增长等共性难题的数据生态系统的建设任务。因不同行业的共性难题不同，数据生态系统建设的任务有所不同。如下表：

（3）关于创建数据驱动的生产、销售、减排减碳、破除制约行业利润增长与环保等业务的一体化运营方式。

能否实现数据驱动生产、销售、环保、促进行业利润增长等业务一体化运营，是对初级数字工厂建设水平、建设质量的全面检验，亦是能否实现数字化转型提质、降本、增效的考验。只有经过数据驱动生产与经营等业务一体化运营考验的初级数字工厂，才是“学样仿样推广法”的好样本。

“学样仿样推广法”只适用于工业细分行业中的中小企业。这是因为，在同一个工业细分行业，数字工厂内含的工艺生产技术、设备运维与操作规程、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工厂业务数据运作机理是有共性的，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对员工的“作业指导+指令”数据集、“外观质量检测+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等工业APP，才会具有共同的适用性，才会有相同的中小企业经济类需求的公约数与细分行业业务与技术类的公约数。

做好样本要用好一套市场化改革的举措

方法对头，事半功倍。做好样本也要讲方法、讲技巧。这就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方法与技巧，要推行市场化的招投标制、牵头总承包商公选制、“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工程监理制、工程验收制。

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建设方案要实行公开招标，牵头总包商要进行公选

长期以来，数字工厂建设涉及工业自动化工程公司、工业软件公司、企业管理软件公司、工业装备安装工程公司以及工业云平台服务公司等供应商，它们各自分包工业中小企业数字工厂建设中的一部分工程业务，导致了“九龙治水”格局，使缺乏技术集成能力的工业中小企业内部数据孤岛丛生、数据体系分割，数据只能局部运行，企业苦不堪言。

因此，江山市在木门工业初级数字工厂示范样本的建设中，一是进行了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方案的公开招标；二是对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的牵头总包商进行了公选。这两项举措，是保证样本建设能消灭数据孤岛的重要举措。

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建设要推广“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

我们在实际调研中发现，过去相当数量的数字工厂建设工程的承包合同存在着如下瑕疵：一是合同标的表述含混。对显性(硬件)工程、尤其是隐性(软件)工程及技术难度大的复杂工程描述不明确、界限不明晰。二是工程造价预算编制依据不足、不透明，存在乱报滥报价款、合同标的与工程实际标的不相对应的情况。三是对企业内部数据体系建设与工程质量要求表述不清。大多数合同回避消除数据孤岛、打通数据体系、满足用好数据要求等问题，对“软件”类等隐性工程，缺乏质量达标与稳定、安全、适用等规范。四是缺乏对员工应知应会能操作的技术培训与实训等相应内容。五是缺乏对数字工厂建设工程免费维保期的承诺。

为了切实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工厂建设普遍存在的任务标的不清晰、造价不透明、工期较随意、培训与实训不落实、免费维保没承诺等合同不规范问题，我们一是编制了初级数字工厂建设工程项目、工期及工程款价格的“6+X”清单，作为标准合同的附件。二是编制了江山木门工业中小企业初级数字工厂建设标准合同(亦称样本合同)。实践证明，“N+X”清单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公开公平透明交易“点菜式”服务的便利，规范的标准合同与附件则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可放心的法律保障。“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成为标的清晰、造价透明、工期明确、保障运营充分、免费维保落实、工程质量放心的“标配”，受到了工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供需双方的欢迎。

推行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能依法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有效杜绝数字工厂建设的模糊合同、杜绝数据孤岛的“半拉子”工程，以及在隐性工程中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实现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的达标，从法治的角度为工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保驾护航。这一举措降低了市场风险，降低了供需双方在工程承包协商谈判、合同履行监督中所耗精力，极大提升了市场交易效率，调动了供需双方的积极性，较好地保障了工业中小企业“学样仿样推广法”的推行。

在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建设中要推行监理制

1、对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实行监理制是确保样本质量的必要措施。保证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的达标，必须实行建设过程的监理制。监理任务可委托第三方监理公司进行，亦可委托具有监理能力并能履责的第三方组织机构进行。

2、对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与实行“学样仿样推广法”中的监理，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鉴于目前工业数字工程监理公司十分稀缺的实际情况，监理工作既要坚持为业主把关，又要从实际出发。一是把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的监理作为公共服务的内容；二是在实施“学样仿样推广法”中，对企业规模小、数字工厂建设等相对简单的工程项目，可以在工程验收中兼顾监理工作。

对政府主导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示范，必须把好验收关

1、坚持验收制是确保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合格的前提。政府及工信部门主导的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一定要秉持为同行业面广量大的工业中小企业认真负好责、把好关的精神，切实为广大企业做好“学样仿样推广法”的示范样本，否则负面作用很大。示范样本做不好的危害，其一是无意中推广了含有虚假绩效的样本，造成对同行业同规模企业的误导，损害企业的利益；其二是政府为低水平的数字工厂建设的工程总包公司做“背书”，造成政府“不公不廉”的负面影响，损伤政府的公信力；其三是败坏了“学样仿样推广法”的名声。着力推广初级数字工厂示范样本验收制，这是政府负责任的体现。

2、在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示范验收中要坚持以下三条。首先，必须贯彻先验收、再择优确定示范样本的原则，不可把试点企业统统树为示范样本。其次，要在科学评价验收上下功夫，确保实现好样本的标准。第三，要把住验收的时间节点，克服急于求成的想法。初级数字工厂建设完成投入运营后，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数据运行体系与应用软件及工厂硬件系统能否安全可靠运转、适用、好用？全体员工是否已具备熟练使用本岗位的适用软件、数字化指令及其操作规范等素养？都需要经受试运行的实际检验。因此，验收期最好在初级数字工厂投入运营的一年以上，不能少于半年，必须接受数字工程建设前后业绩对比，初级数字工厂的软硬件工程必须接受系统性、适用性、稳定性、安全性等实际运行的考验，示范样本的推广工作必须用客观翔实的数据、良好的绩效、安全可信赖的数智化系统来证明。

对政府主导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的验收与推广，要用绩效数据说话

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的数据运营体系的稳定性、安全性、可靠性，要接受一定时间的实践检验。政府主导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要在获得一年（至少半年）对比数据之后，才能用绩效数据说话。实行“学样仿样推广法”要坚持以理服人、以绩效数据服人。

（编辑  季节）

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稳经济、稳增长刻不容缓，而持续发展数字经济特别是推进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是稳增长的重要措施之一。

工业互联网的显著特征

工业互联网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也是造就数字工业的基础工具，是继消费互联网后覆盖更广、渗透更深、成效更大、前景更好的创新体系，被业内称为“互联网的下半场”。

工业互联网具有一系列显著特征：

第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综合集成，并与工业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衍生出一系列实用技术，如CAD、CAE、MES、ERP等。

第二，制造并应用了各类电信产品，构筑了服务于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新基建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工业互联网支撑的数字工业与数字经济同族，内核相容，基因相同。对数字经济要点的理解同样适用于数字工业：一是数据本身必须经过开发利用才能成为资源，二是电信产业为数字工业提供了工具和保障，三是两类技术的融合形成了发展的动力，四是数字化提升了生产力，同时变革了生产关系。

数字工业也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数字产业化”是把通信技术（CT）、信息技术（IT）、数字技术（DT）产业化，是工业互联网产业的核心先导产业；“产业数字化”——工业各垂直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根本目的在于降低成本、增加产出、提升效率，进而提高产业附加值。

目前，一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初步实施了数字化转型，具有七种形态：

一是数字化研发设计。最典型的数据指标就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设计数字化工具的使用率目前已经达到55.7%，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二是大数据市场细分。用市场化的观念，对所属行业和具体的用户以及产品的质量、品牌和市场占有率等等，通过大数据进行市场细分。

三是个性化规模定制，目前正在示范推广。

四是智能化的精准制造。《中国制造2025》规划明确智能制造是主攻方向，这是工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目前我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率已达75.1%。

五是网络化的协同运作，这是我们发展共享经济、完善产业链的具体途径，目前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占比为39.2%。

六是信息化运营管理，也称数字化管理。目前这一形态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所占比例为68.1%。

七是制造业服务化延伸。目前这种形态已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9.9%。

聚焦痛点难点加快数字化转型

目前，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只有补齐短板才能加速成长。工业数字化要从解决企业转型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出发，重视行业属性和技术融合，聚焦每个环节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

第一，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但总量还不够大，处于成长期。

从2017年到2020年，无论是产业的经济总量增加值，还是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2020年工业核心产业增加值6520亿元，只占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的8.3%；当年工业互联网产业的增加值3.14万亿元，只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10%，2021年提升到4万亿元，占比达11%。说明我们工业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虽然进入了快车道，但是还处于成长初期，潜力仍然很大。

第二，当前发展数字工业还存在一些问题，要引起重视。

在核心产业的建设方面，工业互联网还没有形成全国的构架。碎片化发展，工业互联网有行业的、有地区的、有企业的，还没有真正联接起来。企业、行业和区域还没有完全互联互通，一些标准和规范缺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半导体设备材料的自给率只有10%，90%还需要进口；95%的高端芯片需要依赖进口。集成电路的制造仍然薄弱，多数依赖代加工，我们已经拥有了12吋硅晶圆片的生产线，但该产品仍然大量依赖进口。

在工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工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尚缺乏跨界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应用场景不够多。一些大中型骨干工业企业有自己的内网、外网，但是应用水平仍需提高。目前很多工业企业对信息安全和“机器换人”存在忧虑，影响了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

第三，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企业是市场主体、创新主体，也是数字化转型的主体。所谓赋能，是指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的深度融合，合作双方的跨界融合，从而释放出新的动能。赋能不存在“赋方”和“被赋方”的主宾关系，也不存在居高临下的赋予，而是企业的自我变革。互联网企业和工业企业发展的基点是跨界融合、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不是零和博弈，不是“你衰我兴”。信息技术不能代替工业技术，但对行业先进技术可以起到助力和引导的作用。两种技术都在创新、前进，同时融合聚变，进而迸发出新的能量。

第四，目前数字经济的统计监测尚处于发展阶段。数字产业化的增加值可以精准计量，但产业数字化的评价监测统计模型和公式还不成熟，同时要防止避免估值过高而产生盲目性。“十四五”规划提出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20年的7.8%提高到2025年的10%，同时提出要“健全数字经济统计监测”。2021年6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提供了数字经济的分类、统计标准、口径和范围，相关研究机构中据此研究改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定量测算。

大变局下数字化转型的新任务

近三年来，国家和相关部门陆续发布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等一系列指导文件。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经济面临“三重压力”的大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特别是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是重要措施之一。

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要抓好三件事

1.核心关键技术攻关，提升自主可控能力。加快网络、标识解析、平台、安全的技术与产品研发，推动新技术在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应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成果转化。

2.提升半导体设备、材料和芯片的制造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集成电路制造”（IDM）。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结构不尽合理，上游设计水平不低，下游封装测试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是中间的制造能力比较薄弱，要按照集成电路设计制造的完整产业链进行调整。

3.积极有序、适度超前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除网络基站数据中心、计算中心等项目外，还要格外重视“网络体系强基”和“标识解析体系增强”行动项目，促进各层次工业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延伸到行业和企业，企业没有自己的数据中心、内外网，数字化转型就是一句空话。

工业数字化要走深向实

其一，工业数字化要分地区分行业从企业抓起，各地区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相互学习而不互相攀比；离散式、流程式制造要因业施策；不同企业因企而异，分层次分阶段开展。注重夯实基础能力再造。

其二，要抓住智能制造这个主攻方向。5G的突出优势与智能制造的要求相契合，物理单元应联尽联、无限泛在数据图像应采尽采、畅通传输。企业提升内网、外网水平，打造5G连接工厂。提升算法算力，逐级提升数据应用功能。工业知识、技术软件化，开发应用工业APP，要做到软硬兼施。

其三，数字化转型要由企业拓展到产业链。充分发挥产业链龙头企业作为链主的领军和生态整合作用，结合自身的数字化经验，为产业链服务，推动同行企业加快数字化改造，带动专精特新企业及中小微企业融入产业链。助推服务商与企业合作，创新优质应用场景，加快示范推广。培育一批数字化示范园区，带动区域经济和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升级。

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数字化助推经济复苏

健康码、行程卡、“数字哨兵”保证员工健康出勤；了解市场信息，获取订单，签订合同，往来资金；电子商务、智慧物流，优选运输方式，畅通购销；柔性生产方案，内网下达，外网协同，自动控制、无人操作；倒逼数字化应用，巩固成果。

助力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做到“五通”。“规则通”是指信息联通，及时了解各地各行业市场规则、财税政策，消除隔阂。“信息通”是指通过公网、专网及时掌握供求、价格、质量、数量等市场要素。“物流通”是指优化原料和产品库存及流向，合理选择运输路线，降低物流成本。“商务通”旨在通过数字化提高商务效率，简化出入省和进出口通关手续，提高物流、资金流转效率。“监管通”要反不正当竞争，建立信用档案，信用信息互通，及时发现惩戒违法违规行为。

（编辑  宋斌斌）

推动乡村振兴，必须重振集体意识

我们在农村调研中有一个深切的感觉：尽管乡村振兴已成为全社会的热词，但在农民那里却热不起来。尽管“农民为主体”已出现在文件报刊上，农民这个主体出现的集体无意识是乡村振兴最大的阻碍。

有乡村调查数据表明，当下中国小农户的分散和弱化情况很严重，维系农户之间互助互信、情感连接的社会纽带在一些地方正在消散。这个现象是几十年来多种因素所造成（包括农村人口结构剧烈变迁、家庭规模缩小与分化、农业式微与乡村空心化等等）。现代化的新事物新观念很难植入乡村，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公共意识的缺失。没有相应的公共意识，任何集体行动或合作行动都会事倍功半。

造成农村中公共意识缺失的原因非常复杂。上世纪80年代初开展土地承包制，多数农民是欢迎的，而后国家政策倡导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却一直很难统起来。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统”的困难比那时更多，情况更复杂了。

乡村振兴和乡村产业发展并非单一的经济性问题，必须要发挥好它不可替代的功能，确保国家粮食、生态、文化的持久安全。就此而言，乡村振兴堪称中国规模最大的公共事业。

发展集体经济和重振集体经济相辅相成

在农业农村问题上的公共意识与对农村集体的公共认知直接相关。40多年来，从土地个人承包开始的改革在一段时期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只分不统”的现象。公共事务管理缺失，集体意识的丧失，不仅利益纽带断裂，连情感纽带都断裂了。没有集体意识、集体行动，乡村经济就变成个体的天下，结果是导致了乡村内部明显的贫富差距。

尽管党中央的乡村振兴号召已经昭示了国家政策的调整，但是，那种滥用或拘泥于经济理性人假设、唯经济论的思维方式，仍然制约着人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深化，拖了政策的后腿。我们的调研中，四川战旗村是一个突出案例。它最与众不同的就是保持和发扬了历史传承的村民互助互信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该村在历任党支部书记带领下，村民们继承了艰苦奋斗与集体主义精神，为全村整体致富的目标不懈努力。战旗村也曾一度因集体企业资产的个人股份化而陷入发展困局，是党支部自我警醒，将企业资产收归集体、土地重新集中，以集体规划和运营的方式让全体村民长久获益。

山东烟台市的衣家村、田家村，都曾经是落后村。他们以村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的方式，在环境改造、社会治理、乡村产业发展等方面治乱、治穷，将情感纽带和利益纽带有机衔接，重建村民对集体的信任。河北的南峪村、内蒙的常善村，也都是依靠集体的力量摆脱贫困的。

这些村的共性，就是把缺失的集体意识、集体组织、集体行动找了回来，重建集体经济，并以集体经济为平台，搞活个体经济。这说明，挽救乡村公共性缺失的力量，就在乡村自身。只要聚集起乡村的集体力量，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集体兴则农户旺，集体衰则农户散。农民有积极性了，乡村才能振兴。

通过艰苦细致生动的教育，逐步恢复农村公共意识

削弱的公共性意识怎么才能找回来？党的基层组织要发挥作用，加强农民教育、干部教育或者说社会教育。

烟台市委组织部之所以能够在全地区推动村党支部领办集体性合作社，首先是依靠对各级干部普遍深入的教育。仪陇乡村发展协会总结了一整套教育农民的方法，形成体系化、常态化的系统，在全县范围孵化培育了一批村级农民合作社骨干和返乡青年创业大户。经过教育，农民和干部转换了思想，加强公共意识，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变。在教育当中，经验传递很关键。结合实践讲案例，实践者之间互动交流，专家学者参与研究总结，都是有效办法。战旗村的成功，村庄民主治理的形成，就是在几十年实践中自我教育、互相教育积累的成果。

我们正处于制度创新的时代。基层农民正在不懈地探索适合乡村产业发展的新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意识的重建是最艰难的部分，也是传统小农通过组织化而扬长避短、变弱为强，踏上乡村产业现代化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环。 

乡村产业是有公共性的产业

目前乡村产业的业态散，而且多为小规模经营，但是它根植于县域、有乡村特色和人文背景，与自然资源紧密相关，所以天然具有连接小农户的能量，能提供就业机会、创造新的收入来源、遏制贫富分化。特别是搭上多种类型农民合作组织这个载体，乡土产业就能在促进农村产业融合、推动农民共同富裕上，发挥规模化的作用。

我们不能仅以单纯的经济视角看待乡村产业的价值，仅仅以对GDP、税收的贡献要求和评价它。近年来，人们对社会发展平衡和谐、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乡村产业的发展要符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

乡村产业连接小农与市场的作用值得重视。例如，内蒙克什克腾旗经棚镇联合会通过镇村一体的服务网络，将小农最需要的生产、经营、购销、消费、信用等综合服务直接送到千家万户，通过互助合作的分配原则，让所有参与主体获得相应的劳动所得。这种服务组织化、规模化的方式比较奏效，2020年年底经棚镇就实现了脱贫摘帽。经棚镇联合会专职工作团队全心全意下乡入户为农民服务；他们自办超市，将消费品送下乡，支持乡村新业态，将小农户生产的农产品拿到超市售卖，以城乡大流通网络满足乡村大多数小农户最迫切最普遍的生计需要。这是货真价实的公共服务。它表明，农村公共服务并非局限在扶贫济困、安老助孤等方面，乡村产业的融合行动背后有着强大的公共意涵；农民共富、城乡融合并非是单纯的经济政策，而是嵌入了经济意涵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

公共品的有效提供并不是只依靠市场机制。善用政府补贴，发挥乡村治理和乡村环境文化方面的功能，为农户提供公共服务，都是公共机制在发挥作用。它增强了农民和村集体的主体性，促进了乡村产业更有效地发挥经营效率。

在发展农村产业的问题上，人们往往忽视其公益性或公共性的存在，甚至将它与商业对立起来。我们常常会面临如下的“双重尴尬”：论公益性、公共性和农民组织化，只能在乡村治理和社区服务方面讨论，而在乡村产业方面就不能提，因为后者是经济性的；论经济性，则要与“现代化企业”对比，比较利润率等指标。这样的观念妨碍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认识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发展乡村产业的实践中，提供与维护整体性公共利益的机制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机制缺一不可。两者良性互动与平衡互补，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不是将公共利益机制撂在一旁。在乡村产业事业中，公共性或非营利性往往与经营性同时并存，它们之间实际上是互相关联、互相循环和互相促进的互嵌关系。

乡村集体组织应该定位为具有公共性的组织形式，乡村集体经济应该定位为具有公共性的经济形态。

乡村休闲旅游业开发应该体现村庄资源整体性

乡村休闲旅游业可以拓展农业农村功能价值，也能够创造较高价值，所以在国家关于乡村产业发展规划中，将它专列为一个大类。国家要求乡村休闲旅游业要突出特色化、差异化、多样化，“推进主体多样，引导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文旅企业及社会资本等建设乡村休闲旅游项目”。

实际情况是，这类项目受到下乡资本的青睐（能通过谈判获得较大面积的土地），又是有显示度的大规模项目，遂成为各地产业振兴的首选。这导致：（1）类似新一轮圈地，农民土地被买断，难以分享产业增值的收益；（2）项目建设耗费大笔资金，建成后往往人流稀疏，参与各方须承担亏损；（3）下乡资本将绿水青山从村庄切割出来搞“大观园”卖票独享，与村庄和村民发生利益冲突或对立。总之，目前下乡资本建的休闲旅游基地，并非按照国家要求的乡村产业去建设，而是走“高大上”路子，成为与乡村脱离的“飞地”。

我们所调研的案例却不一样。同样是休闲旅游、同样是企业进村建景区，四川成都汪家村的“拾里庭院”，是受村集体委托，对闲置资源进行统一经营管理的驻村企业，和村庄融合为一体。村民还在原地生活，不需要让农民与土地房产分离，不以生产与生活间彻底分离作为旅游业经营的前提条件。前来经营的商户成为新村民，他们将部分营利通过驻村企业交给村集体，按照村集体受托统管的资源份额进行分配；村民由驻地企业统一组织成“帮帮团”服务商户。住商融合，利益一体，关系融洽，而不是“飞地”。历经3年的运营后，目前企业实现损益平衡。可见，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和利益分享制度安排，是休闲旅游业健康发展的根基。

邻近北京野三坡景区的南峪村，过去一直是贫困村。中国扶贫基金会“百美村宿”项目进村后，投入1200万元资金，将村民的闲置房屋建成高标准村宿，还帮助村集体成立了全体村民参加的农宅旅游合作社，引入专业企业，发展村宿休闲旅游。外部投入的公益资金转为村宿资产，由全体村民共同持有，村民每年从村宿经营利润中得到分成。这样带动了村民自办民宿的热潮，很快实现了脱贫致富。

战旗村的村集体，拿出土地经营收益中的一部分部分建立了公共设施，包括“乡村十八坊”“壹里老街”“豆瓣馆”等多个平台，为身怀技艺的村民提供展示乡土特色工艺的舞台，叫响了“唐庄布鞋”“战旗酱油”“先锋豆瓣”等多个乡土特色品牌。村集体与多方主体合作建设了农耕博物馆、乡村振兴学院、游客中心、生态田园等设备设施。它将休闲旅游与生态环境、农业体验、文化教育、健康养生等要素相结合，形成了有鲜明地域特征和乡土气息的村庄景区，具有很强的辐射力。

目前，乡村文旅正在趋于饱和。人们认识到脱离农业的“单边”旅游业模式有风险。消费者前来购买的是综合的消费体验，其中文化消费含量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前途且能抗风险的农村文旅项目，需要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融合、自然禀赋与更多文化元素和人工创造的结合，需要整体营造。

以上三个案例，尽管投入方主体不同，经营模式也有差别，但它们具有以下共性：一是兴办的主体与村集体密切相关（或就是村集体主办）；二是都以发掘乡村自主性价值、为村民和集体带来更多的收益为目标；三是注重乡村多元素整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一二三产融合、以服务型为主体的产业经济体。最值得注意的是，外部力量如何与乡村集体、与村民与结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协同合作、共商共建的治理体系。

农民合作组织应当贯彻为农服务的公共意识

国家发布的政策文件，将在农村副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业态化的乡村产业，规范解释为“根植于县域，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地域特色鲜明、创新创业活跃、业态类型丰富、利益联结紧密”。只是现实中“产业链条较短、融合层次较浅、要素活力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乡村产业缺乏规模化效益，被相当多的人认为是需要解决的普遍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要因产业制宜地建设农民合作组织，并将为农服务的公共意识贯彻于工作的始终。能做到这一点，无论是村域、镇域和县域范围，就都能通过发挥农民合作组织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上的潜在优势，实现乡村产业的规模化效益。

例如，战旗村在村域范围内建设农文商工旅的乡村产业联合体，实现了丰富多彩的多业融合的聚集性规模化发展。这种做法一是适应该村的自然地理条件，二是战旗村有几十年积累的集体组织的领导能力和在村民中的威信。他们的乡村产业联合体以村庄为载体，不断吸引外来资本和城市人才加入，形成具有区域辐射力的规模化的效益经济。产业链条短、融合层次浅、规模不足方面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健全的村庄集体经济为载体，以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综合推进的方式加以解决。

内蒙经棚镇的乡村产业，主要是涉及大田耕种的生产服务和小农户销售土特农产品的多业态经济活动。一种方式是土地集中经营，用农业机械实现代耕代收的规模化托管服务；另一种方式是分散经营，农户家庭生产的各色农产品各自进行销售。集体和个体两种经营方式同时存在，这在农村本是很难融合的。经棚镇的做法是，镇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组建镇村一体化的组织网络，将农户、村民小组网格点、村网格点无一遗漏地纳入网络，实现全覆盖，镇联合会组织系统与各村委共建村级服务站，作为中间层运营网格点，形成了乡镇领衔直达农户家庭的服务信息流直通车，各项服务都能搭上这班车。集中经营的关键是小农户同意将土地委托给镇联合会作保障，分散经营的关键是小农户不惜售，愿意将土特产交给镇联合会送到超市售卖。可见，无论集中经营还是分散经营，主体都是农户，关键是做好小农户的工作。回应他们最迫切的需求，帮他们争取最大价值，他们才会真心参与。

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在几十年的乡村服务中，在县乡村三级都进行了探索。在村级合作社，用产业基金贷款等方式支持小农户养母牛，帮助村域合作社取得金融贷款的规模效益。在乡镇和片区做分站和网络，主推技术服务和合作互助的理念教育，支持大农户以一户带几十小户的方式传授养牛技术，让技术的推广传播规模化。在县一级则设立养牛大户与合作社共建的联合社，养牛业各环节——饲料生产、配种、饲养、犊牛交易等，都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小户养母牛生下犊牛，卖给大户要比到外地市场买卖更合算。县联合社搭建内部交易市场，逐渐形成产业规模。在县乡村各层级不同的环节，坚持选择适合的经营方式，不强求规模，不要求统一，以效率最优为原则，实现了差异化的最优产业规模。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要呼应农民需求

农村基层党建很容易走向形式化。活动搞得很热闹，标语上墙符号进村，但是党员活动走不到村民心里，党建和乡村振兴始终两张皮。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第一是思想上认为发展农村经济要靠个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乡村治理则靠财政资金和项目，乡镇尤其是村一级党组织最多只是保障这些事按部就班做好。二是上级党委对基层党组织的检查，重在对具体工作任务的考核，追求留痕、获奖，而非实质效果。

农民购买农资贵，所需生产性服务没人管，产品卖不出好价钱，农民缺少本地就业机会，村里公共服务没有集体经济支撑……这些都是农民需要解决的真实问题。烟台市委组织部把发展集体经济、推动共同富裕作为农村基层党建核心内容，创造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崭新形式。党支部通过组织农产品销售，组织对村域各类资源的整体利用，在专业合作社设置集体股，实现集体收入稳定增加，实现村民入股资金和劳务的分红，推动村民共富、村庄和谐。

内蒙古经棚镇党委作为融合党建的组织者，组织各涉农部门党组织一起在镇农民合作发展协会设立产业和服务党组织，把村集体经济组织纳入服务体系，一起为农户提供质优价低的生产性服务，服务公司利润在合作制构架下，分给农户、村集体，协会仅拿一定比例的服务收益。

经棚镇和烟台市善于创造农民集体行动的机制，设定基层党建的核心内容，改变基层党建的考核监督方式，推动农村基层党建向实向深发展。基层党建搞好了，村民和基层党组织心连心，村庄发展和国家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就衔接在一起了，村庄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国家发展的根基。

农民需求不只是物质层面的。我们农村基层党建如果蜕化为仅是给钱给物的活动，那就不是党建工作的拓展，而是将党建工作窄化和矮化。党建工作要给农民求富求发展的活动“塑魂”，要给乡村经济发展以宽阔的思路，需要结合实际，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和农民的需求呼应，让乡村党组织成为引领农民共同致富的带头人和乡村振兴的主心骨。

 乡村振兴核心在人

带头人非常重要

乡村振兴核心在人。没有产业留不住人，没有人发展不了产业。

一些村庄闯出了新路，走在了前面，那些有思想有作为的村支书就是乡村振兴探路的富矿，需要探路者们认真地通过挖掘和思索来凝练。

2018年战旗村高德敏书记给习总书记汇报时，总书记夸奖：“战旗飘飘、名副其实。”高书记的突出优点，一是政策学习能力强、抓政策机遇抓得准。2007年，他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本村实现土地出让收益1.3亿元，带领村党支部启动对以土地资源为主的整村资源的系统化运营，后来又引进了一个商业服务综合体。二是自信不盲从。战旗村名声在外，来自各方面的要求与建议很多，高德敏始终坚持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立足本村实际和既定发展蓝图，坚持实事求是，每一步都融入总体规划，让资源发挥最大限度效益。

汪家村书记刘华杰，2017年选上村委会主任时，全村基本只有普通农业，没有集体经济收入。他善于学习，不耻下问，硬是用学习精神和合作诚意，打动了有意下乡的某旅游公司与村庄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使汪家村在短短三年一跃成为成都市乡村振兴的十大成功案例之一。

青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

青年最具朝气与活力，他们在乡村的前途事关乡村振兴的成败。在振兴农村探路者中，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乡村振兴的带头人，例如领办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村党支部书记杨春华，镇级联合会的专职总干事刘从威，还有从村支书进入地方国企当老总负责经营的王志伟。第二类是深度参与村庄发展担任部门经理的青年，例如战旗村杨明学、汪家村李中丽、内蒙克旗经棚镇蒋秋月。第三类是返乡青年，例如兴办养牛场或民宿，发展家庭经济的年轻人，有四川仪陇县的袁兆明、河北涞水县南峪村的李金华。第四类是城市青年入乡创业，如四川源素轻旅公司董事长李彪。

烟台田家村的杨春华是莱州地区商会的会长、企业家。前些年他被镇书记动员回村，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以“治穷先治乱、致富靠打算”的思路整体谋划，从抓村民组织工作入手，动员青年、乡贤、妇女成立志愿团队，聚拢人心，扭转村民内斗、各行其是的顽疾，逐步打开局面，再进一步发展乡村产业，走上了良性循环。

四川源素轻旅公司董事长李彪是一个有天分的城市青年企业家，他设计规划的汪家村试验，将乡村闲置资源连上大数据和智慧系统，以城市支援乡村文旅产业的方式，为衰败的乡村找到一条新路。李中丽得知自己的家乡汪家村由李彪带队并有一整套乡建试验方案，就抱着学习的想法投资加入合伙人团队，并任中级职务。她积极组织本村村民加入“帮帮团”，推动农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

镇级联合会的专职总干事刘从威回乡多年，干过几乎所有门类的工作，他最后给自己定位在镇联合会的开拓创新者，正在为乡村的土地和项目托管忙碌着。

他们的故事，可能会对今天返乡入乡在乡的青年带来很多新的启发。第一，是个人创业还是集体创业，是本地创业还是异地创业。李中丽的例子说明，参与一个共同创业的集体可以解决很多个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如知识、项目、资金、政策、信息等方面的欠缺，获得快速成长。本乡创业优于异地创业，返乡创业能利用本乡本土人脉关系和乡情温暖，如果参与创业集体还可搭建组织农民对接市场的第一层阶梯。

第二，创业所需的各种资源哪里来，谁来帮助青年解决困难。在这些案例中，资源的来源和获得的支持帮助，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先来自集体性的农民组织。其次是外来力量的支持。汪家村案例中，支持李中丽的外来力量是本地驻村企业，他们需要本地人去和农民打交道，所以很愿意培养李中丽这样的返乡青年。南峪村李金华和坪阳村王志伟的支持力量，则来自扶贫基金会这个外来的社会公益组织。仪陇袁兆明的支持力量来自本地公益组织——仪陇乡村发展协会。三是来自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这种支持大部分会先进入农民合作组织或者公益组织，再通过它们的渠道给予返乡青年创业支持。养牛大户袁兆明所得到的养牛贷款，一部分来自仪陇协会的扶贫小贷，一部分来自经仪陇协会的过桥贷款，即协会帮他获得农业银行的征信，从而得到政府贴息的大笔贷款。

第三，如何提升青年的创业能力。袁兆明参加仪陇协会组织的农民教育学习平台已经5年多，现在担任县养牛联合社的技术部负责人，不仅给小农户的母牛配种，还走村串户给60多家小农户传授饲养技术，全是义务服务。他说要感恩协会和免费教他技术的师傅。对农民的教育不能用资本思维，而要用公共思维、公益理念来培养返乡青年。

要解决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就需要带头人和组织体系。乡村内部如果产生不出来，就要外力支持。外力要能撬动内生动力，相互结为一体。

（编辑  杨利红 宋斌斌）

    或许谁都没有预测到，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已三年之久；在2020年成功抗疫之后，今年我们又面临更大的挑战。百年未有之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新冠疫情、经济疫情、社会疫情、政治疫情，以及地缘政治疫情交织叠加，让我们看到一个正在飞速变化的世界，并且这种变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抗疫是世界各国的制度竞争。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的抗疫实践证明，我们为世界多个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疫情下美西方均受重创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持续近3年。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目前已超过6亿，死亡达600多万人。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累计感染人数超过9600万人，相当于每4个人就有一个人感染；死亡人数超过107万。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在一次疫情中死亡人数如此之多。再看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也都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新冠肺炎疫情重创。

    中国在抗击疫情中已然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24万人；累计死亡5226人。中国每百万人的死亡人数是4人，而美国超过3000人。我们的成就与他们相比，是近千倍的差异。

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在哪里

    中国的表现令世界吃惊，为什么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与中国之间出现这么大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美西方国家对新冠疫情大都采取开放的态度，好像是风平浪静了。实际上，从2020年以来的疫情数据看，美国是“躺不平”的：2020年上半年美国确诊人数是26万多人，下半年1700多万人，2021年下半年为2000多万人，而2022年上半年感染人数竟达到3200多万人（虽然死亡率有所下降）。而且到2022年上半年发病人数最高达3200多万人，这真是触目惊心。

   从美国的数据看，到现在还无法有效控制新冠疫情，当然中国是例外。从最初的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到后来的德尔塔毒株，再到现在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全球已经历了5波疫情的冲击，其中第三波死亡人数最多，而第五波疫情中美国确诊病例超过4000万人，占累计确诊病例的近一半。所以，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放开”的程度、如今的奥密克戎依然会对人类社会造成重大的伤害。

    从以上情况看，西方国家是“躺不平”的。疫情一来，他们也要尽力设法控制住疫情，但又无法像中国这样做到动态清零，结果就是一遍遍地被疫情肆虐，毫无招架之力。这种表现与他们发达国家的地位极不相称。

中国抗疫交出完美答卷

今年以来，中国遭受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最严峻的考验。2020年武汉保卫战期间，全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是8万左右；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内地累计确诊人数已达到24万左右，病例人数的增加主要发生在今年。另外还有60万无症状感染者。

今年6月1日，上海市宣布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标志着持续了176天的大上海保卫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在这期间，上海累计确诊6万例（平均每天300多例），累计死亡588例。当然，北京、深圳也做得很好。再对比韩国，韩国累计新冠病毒感染者超19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7%，死亡人数也很多。中国的抗疫确实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由于动态清零的政策，我们让发病人数极大地下降了，持续的时间也极大地缩短了。因为严格的防控措施，我们挽救了无数的生命。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为14亿人口提供无差别的疫情防护网，老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凝聚力和信心由此倍增。

    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正确有效

    不可否认，控制疫情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抗疫已经成为持久战。不少人提问，如此高昂的抗疫成本，我们的抗疫行动还能持续吗？毕竟抗疫成本大头是由政府出，各个国家都一样。2019年美国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22.7%；2022年就上升到33%（其中抗疫投入超过7万亿美元）。因为抗疫，美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一下跃升10个百分点。法国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19年的46.3%跳到2020年的52%。相对来说，我们的成本是最低的，因为我们有能力迅速控制疫情。

    美国在抗疫中既没有免费检测、免费疫苗，也没有免费救治，而这些中国从一开始都是免费的。我们通过实施动态清零方针，迅速地控制住疫情、恢复经济社会的正常秩序。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中国是全球抗疫的中流砥柱，源源不断地给全世界提供抗疫物资，包括口罩、检测剂、呼吸机、疫苗等等。世界抗疫实践证明，动态清零的方针是正确的、有效的。在这样的大灾面前，我们得病和死亡人数少，保护了亿万人民的健康，而且保持了较低的财政赤字，从而有条件采取有效措施提振经济，维护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

在未来的抗疫道路中，我们仍将不断地调整优化抗疫的方式方法，但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是不变的。  

         抗疫是现代化成果的一次大考  

实现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而这次抗疫是一次公平检验国家现代化成效的大考。这次疫情也让我们思考：如果最发达的现代化国家都不能保护人民生命健康，那么现代化的意义何在？在这一次现代化的大考中，我们答的是闭卷，成绩优异。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前现代化并没有准确的定义，大家通用的是西方化。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现代化”目前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只是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之后，现代化就成了“美国化”的代名词。

中国式的现代化跟西方的现代化是不一样的。我理解，所谓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之后，随之重构的与新的生产力相匹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大国，中国的现代化只能革故鼎新，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才更有意义，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借鉴样本。

    中国的现代化是系统的重构、制度的再造。我们找到了人间正道，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应对新冠疫情中，西方现代化国家做不成的事情，中国却可以不断地取得抗疫的阶段性胜利，它充分阐释了中国所拥有的超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中国式的现代化意义是非凡的。它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从三个维度上实现了现代化：政党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

    政党的现代化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百年光辉历程，其间经过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和奉献、一代代中国人的不懈奋斗，今天它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根深叶茂。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华大地，继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让当代的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于：它有先进的理论、先进的组织、先进的人和先进的文化。同时坚持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认识再指导实践再认识，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法宝。

中国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中国的抗疫行动，就是一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疫人民战争。在疫情刚开始发生时，中央就迅速决策、抓住疫情防控的先机，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这就是我们抗疫中党的指挥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展系统的、全方位的抗疫斗争。这场抗疫的人民战争一直保持了战时的状态，仅在2020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了20次会议，疫情不断变化，它就不断调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当今全世界最睿智、最有力量的领导集体，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形成强大合力，党带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解决世界难题，编织了最为绵密坚强的疫情防控网，迅速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跑赢病毒，同时无论病毒怎么变异，我们都能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中国抗疫的秘诀，也是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抗疫方法。

党中央拥有卓越的执政能力、领导力、组织力、规划力、行动力，抗疫是这样，脱贫攻坚是这样，我们现代化的建设亦是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真正地把我们传统制度中好的一面发扬光大，把中央统一领导和鼓励地方探索更好地联系在一起，中央把握好方向和政策，又让地方因地制宜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是党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思想方法在制度层面的体现。

制度的现代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彻底颠覆了人类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建立了人民政权，让工人、农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新中国发展奠定了现代化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弱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当然，一个新制度从诞生到逐步成熟，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在实现现代化的艰难探索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把远大的目标和近期要解决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统筹谋划总体战略和具体战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每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在干中学、学中干，无论是经济发展、脱贫攻坚、医改还是目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世界难题，我们都解决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强大的能力。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有它的独特之处。西方国家基本上是先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富裕之后再完善社会建设，如教育、医疗、养老、社会福利等。而新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革命与经济建设同时进行，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建设，通过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为实现现代化扫清了障碍，我们得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独立自主的财政体系。

（1）新中国成立后向全世界宣布，废除旧中国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们把原来那些丧权辱国的债务全部废除，轻装上阵。

（2）新中国刚成立时，基本是一个农业国，现代工业非常薄弱。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伟大目标，我们建国初期在主要工业部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搞工业化建设，同时在农村推广实现集体化，1958年在全国农村实行了人民公社体制。通过这种方式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从而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以较低的管理成本，尽可能提取经济剩余用于工业建设。工业化实现后再给农民以反哺性回报。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干部队伍基本保持了艰苦朴素、廉洁高效的作风。

到1978年，中国已经基本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国防能力也初具规模。改革开放后着手调整经济结构，让人民生活水平得以逐步提高。

（3）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财政收入逐年下降，这就影响到医疗、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1994年，我国启动了分税制改革，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得到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地方财政因税源减少，难以承担教育医疗等事业的基本运行费用，由此各地出现了“土地财政”。我国土地财政的前提是土地公有制（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这是中国革命成果；正是由于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土地得以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才支持了我国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美西方就没有我们这样的制度红利。当然，土地财政是以大规模建设的需求为前提，所以其作用是有时限的。

中国的现代化，第一是政党的现代化，第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完成任务的规划，这个制度具备很强的包容性、灵活性和开创性，而且在不断进步；虽然在前进中不断遇见新的问题，但也在不断地解决问题。美西方的制度曾经是最先进的制度，但缺乏与时俱进。我们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多问题，但办法总比问题多，我们可以不断地发展，不断地优化。

人的现代化

在这次抗疫中，中国人展现出一流的国民素质：科学理性、遵纪守规、无私奉献、团结互助、积极乐观、不屈不挠等。这是非常可贵的精神气质，给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2020年武汉封城76天，解封后我去那里调研，就为市民们良好的精神状态所打动。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国民应有的素质。它与西方社会自私自利、反智、反科学、“躺平”的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贫穷的中国人被西方视为愚昧保守、民智未开、一盘散沙的“东亚病夫”。那时全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人均寿命只有35岁，婴儿的死亡率超过20%。

人的现代化——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力资本，是现代化的核心；教育和医疗发展要不断投资，而投资教育和医疗都需要巨额的资金和专业人才。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想提升人力资本。中国现代化探索出人力资本跨越式提升的新路子，并不是靠巨额政府资金，而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动员组织群众，大家的事大家办。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医疗卫生系统的建立就是一个创新——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参与相结合。这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先进、最独特的医疗系统。它符合医疗卫生的规律：全国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发动爱国卫生运动人民战争，中国迅速地控制住了恶性传染病，在全国建立了三级预防保健网，每个县都有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防疫站，形成一个医防融合的体系。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解决农民基本的医疗需求。“六二六”指示直到今天都具有世界意义。为什么新中国能用很少的资源就解决老百姓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读后欣然赋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同样可以形容我们今天的抗疫斗争，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抗疫作出了贡献。只要真的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就没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

如果只是医疗部门在那里治病，那是“下医”，“上医”是治人治国，不是治病的。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是把国家的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的一个奇迹，用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大的健康绩效。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了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表彰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开展65年所取得的辉煌成效。中国的卫生医疗体系不仅保护了中国人民的健康，也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再看教育体系。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人口80%以上都是文盲。政府提出了12年扫盲计划，开展扫盲的群众运动。到1979年，10亿中国人入学率和发达国家达到同一水准，1979年人均预期寿命达68岁，教育得到普及，拥有10亿人的人力资本跟发达国家水平相当。这里特别要强调，中国妇女受教育水平大幅提升，妇女地位也因此大大提高。所以完全可以说，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奇迹。

中国的社会革命和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妇女的解放事业，妇女的地位由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男女平等”写进了宪法。男女同工同酬，“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标志性的大众口号。毛泽东主席在总结农村合作社经验时指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根据2019年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几乎是最高的。

教育、健康、生育率、妇女的解放，这些环节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推动着中国的人力资本不断地提升。我们现在已经接近普及高等教育了。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制度优势，想方设法提升人力资本，发展教育和医疗，实现女性的解放、人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人力资本的上升，既为中国发展奇迹作出了贡献，也是一切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新中国成立70多年，人口从5.4亿增加到14.12亿，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时的35岁升至今天的77.9岁。

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国的制度优势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91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美国一超独大，傲视全球，它的制度越来越为少数人服务，它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均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美国过去依靠在全世界薅羊毛、割韭菜来满足国内的需求，但现在外化无力、内化无能，没有办法改革自己，出现严重的锈化与僵化，进而导致负向循环。美国疫情的完全失控就充分反映出这一点。

中国的制度优势与西方恰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萃取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思想、先进理念，顺应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是对大多数人利益高度负责任的制度。尽管中国还没有完全摆脱发展中国家的状态，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地吸取国外先进的东西，不断地发展壮大。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中国和西方的发展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上。从“道”上，我们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术”上，我们追赶上了工业和商业文明，就是当今现代化潮流。

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超级国家，拥有最强大的领导，不断实现政党的现代化，拥有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现代化的人，所以中国实现超越是必然的。当代中国所创造的新的文明，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借鉴了近代人类文明所有先进的内容，百年奋斗又让中华文明升级换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创造了人类文明新的形态，是新世界的希望。

（编辑 杨利红 宋斌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之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其理论结晶之一，是放射真理光芒的经典文献。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1927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回答了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提出广大贫农群众是革命的先锋。这两篇文章将农民视作革命的中坚，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革命道路至关重要的主力军问题。

1930年5月，毛泽东为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撰文《调查工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立足中国革命实践举起的“新民主主义”旗帜，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于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阐释了通过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光辉前途这一思想。

1956年4月25日，为党的八大召开做思想理论准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此乃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该报告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适合中国的路线。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讲话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篇讲话被誉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979年的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解决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高高飘扬的伟大旗帜。

1989年政治风波、1991年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阵营遭遇严峻挑战和考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面临巨大困难。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南方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发展才是硬道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他强调：“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中国道路的历史突破和与时俱进

在中国道路的探索历程中，党的十四大报告具有里程碑意义。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江泽民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作出新阐述，是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作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这是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文献。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0月14日，在全会的第二次会议上，胡锦涛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这个讲话标志着，我们党对长期不懈探索的发展问题在认识上的重大飞跃。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报告对改革开放的经验作了“十个结合”的概括，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并作了概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自党的十八大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万山磅礴看主峰。习近平同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其回应现实关切、时代困惑具有原创性理论贡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定盘星”与“指南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充满生机活力。2012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都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意义。“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3]“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4]“我们的国权，我们的国格，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的民族独立，关键是道路、理论、制度的独立。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5]“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6]“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7]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8]“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9]“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10]“要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发展中国的必由之路，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始终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2]“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3]“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4]“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会面临许多激流险滩，要勇于迎接各种风险挑战。”[15]

船重千钧，掌舵一人。2022年7月26日至27日，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走自己的路，中国人民矢志不渝、步伐坚定。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世所罕见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百年不懈探索追寻，鲜血和汗水伴着光荣与梦想、责任与担当，一代代共产党人肩扛使命、立足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拓出中华民族壮阔的复兴大道。新时代的中国，写下“此卷长留天地间”的不朽诗篇。中国共产党领导14亿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坦途，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选择新路径。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6]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之共性，更具中国特色。14亿中国人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量，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解决地区、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防止两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物的全面丰富、人的全面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基于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本国国情，把准时代脉搏，既切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亦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期不断为和谐世界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走好自己的路，团结全国人民在新的征程努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一方面理论上创新求突破，坚定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炼、丰富我们的现代化理论，应对并解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新问题新挑战。另一方面实践上创新求突破，坚定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鼓起敢为天下先、勇立潮头的朝气锐气，从宏大处着眼，于细微处落笔，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踔厉奋发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朝着既定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勇毅前行，将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编辑  杨利红）

现在很多企业进行农业农村投资，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最初带着情怀进入乡村，发展几年后，因为大量的政策不匹配导致企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企业投资农业农村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农业、农村和农民，正确分析投资的机遇到底在哪儿。

城乡融合是未来中国城乡空间发展的归宿。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是要打破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以工业化的导向忽视农业产业的发展等问题。

绿水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需要企业在进行农村投资的时候，必须遵循农村生态本身的价值。如果有些投资项目把当地农村的生态环境破坏了，降低了整个乡村的生态价值，那么企业将很难在当地立足，也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乡融合是未来发展的归宿

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包含两大空间，一个是城市空间，另一个是乡村空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率达到64%。在讨论乡村振兴时，要考虑到从以城市为中心到以城乡融合为中心的战略转变，企业投资乡村的时候，要考虑到现在的新发展阶段，而新发展阶段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其中最不平衡、不充分的就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解决城乡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考虑到现阶段城乡之间到底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在新发展阶段中，我们要从过去单向的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转向城乡融合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一般在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时就开始转向郊区化发展，即城市空间以外区域的产业发展，人口开始从城市向乡村流动，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在乡村的发展。实际上，这是城乡融合的一种形态。

实际上，城乡融合形态是未来中国城乡空间发展的归宿。城乡空间发展不仅是城市化率的提高，或把城市发展得更漂亮，还包括城乡融合的空间。未来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是要打破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发展主业是社会责任的重中之重

在新的城乡融合形态下，企业进行农村投资的机会很多，但要明确哪些投资项目属于盈利性投资，哪些是公益性投资，哪些要在体现社会责任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

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从国家角度来讲，企业对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责无旁贷，农业主业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中之重。在小规模农业、小规模土地的基本约束下，整个中国的农业产业革命如何推动？这需要投资农业产业，尤其从事粮食和食品产业的企业，要与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合作。

首先，一个县域要能够做成相应的主导产业，应依托当地的比较优势，政府与企业之间开展合作。发展农村主导产业，就是要提高单位土地的报酬，实现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和资产要素的有效组合，进而提高农业的规模报酬，使这个产业变得更有竞争力。这不仅需要企业认真探索，也需要政府与企业之间进行有效合作。

其次，要提高乡村产业本身的复杂度和知识含量。历来中央文件包括一号文件出台了很多关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在此背景下，要让企业有钱可挣，需要重新定义乡村产品。现在农产品的复杂度太低，基本局限于田间地头，缺乏知识的含量和人力资本的含量。提升农产品的价值含量，打造更多“名优特”产品，往往需要企业家的努力。

第三，在乡村与城市两个空间平等发展的前提下，整个县域级产业的发展应该为企业提供更多乡村发展的空间。

企业进入乡村投资，农民信任企业投资者的最重要指标，不是在这里圈了多少地、上了多少项目，而是看你是不是真干实干。如果一年365天只有5天在乡村，其他时间都在天上飞，当地农民估计永远不会相信你，投资项目也很难实现盈利。

当然，也有很多农村投资项目是非盈利性的。对于企业来说，村庄公共服务的改善，道路、桥梁和其他设施的改善，以及很多文化建设，都是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这些项目不能完全依靠政府，而要把它们作为一部分社会责任进行投资，以此赢得农民的信任，从而为乡村投资项目获得盈利性机会。

乡村投资的特殊性呼唤社会责任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企业进行乡村投资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社会责任？其原因不仅是农村产业的弱质性问题，还包括乡村投资的特殊性。

第一是土地。乡村所有的投资都与土地相关。城市的土地可以盖房子，乡村的土地是农民的“根”和“魂”，一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什么很多乡村投资项目强调集体所有制不能改，就是因为农村土地具有特殊性和可持续性。

现在很多土地投资项目都很注重土地整理，却忽视了对土地的长期可持续性的投资。日本的地往深挖，土还是黑黝黝的，因为他们使用了大量的有机肥。反观国内一些项目，一把化肥撒下去，大型农机高效率运转，土地被压得出现板结化，导致肥料下不去，土地的整体结构变得非常畸形。

第二是生态问题。生态环境决定了整个乡村和城市的特殊性。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需要对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企业在进行农村投资的时候，必须承认生态本身的价值。

第三是乡村的人。城市是陌生人的社会，农村是熟人的社会，正如费孝通所讲的礼俗社会。如果只用法律、契约，我们很难和农民打交道，彼此之间的信任往往建立在大量非正式规则的基础上。

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解决乡村的问题，企业家进行乡村投资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企业在下一轮发展中不关注乡村问题，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漠视。解决乡村问题拥有大量的机会，我们进行乡村投资一定要认清乡村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乡村企业家其实就是社会企业家。

（编辑  宋斌斌）

区域问题是影响全局、关乎社会前途的重大问题。我国幅员辽阔，但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运用国家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中国的一个创举，其效果已为过去几十年区域经济高速增长、日益协调的实践所展示和证明。可以说，区域战略在国家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实践效果

严格地说，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针对日益拉大且比较显著的地区差距，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应当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并强调“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1]自此开始，缩小不合理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就提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上。

遵循这个指导思想，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到2006年，形成了以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分类指导为特点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针对“四大板块”战略覆盖的空间尺度仍然比较宽、“一刀切”状况依然是一定程度存在的事实，从2006年起，政府着手缩小区域政策的空间单元，通过为一些典型地区量身制订规划和方案，进一步将“四大板块”战略的实施加以深化、细化和实化。

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即“四大板块”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对之深化、细化和实化带来了十分明显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区域增长格局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所谓“革命性变化”，指的是前所未有的变化或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区域战略的实施扭转了长期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一马当先、中西部与东部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的状况。2007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而从2008年起，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全面超过东部。今天经济运行相对困难的东北地区，实际上从实施振兴东北战略的2003年起，一直到2012年，都曾实现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实践表明，无论在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都有过辉煌的表现。有人对东北经济运行有些担心甚至灰心，认为其发展难以出现新的转机，这种担忧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东北经济是可以搞好的，关键取决于我们怎样去做。

二是培育打造了一批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地区的经济引擎能量得到进一步激发的同时，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成渝经济圈等一批中西部地区的增长极迅速崛起，显示出蓬勃旺盛的增长活力。

三是有力促进了困难地区的转型跨越。一批革命老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资源枯竭型地区摆脱贫困，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这得益于中央出台的一大批直接服务于它们的政策文件与发展规划。例如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从实地调研到制定出台只用了90天时间。且这一文件措施实在，具有很高的含金量。经过这些年有针对性的扎实贯彻实施，赣南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完全可以用“今非昔比”“翻天覆地”来形容。国家对乌蒙山、秦巴山等11个贫困连片地区和新疆南疆地区等三个深度贫困地区制定了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这些扶持政策为贫困地区加快脱贫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实践证明，基于适宜的空间板块运用战略规划和政策文件实施分类指导，对加快缩小地区差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十分有效的。这个过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实践效果，而且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理论和思想观点，完全可以构成一部中国独创性的区域经济学。

党的十八大以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得到进一步的重视，战略谋划实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最高层直接谋划与推动，一批区域重大战略陆续出台。与此同时，在政策指导上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较为突出的有两个：一是更加注重跨区域、跨流域的经济区建设和一体联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等战略，所涉空间范围都是跨省域或跨区域、跨大流域的。二是更加注重聚力解决区域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最具标志性的就是实施扶贫攻坚战。绝对贫困是导致地区差距悬殊、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首要问题。经过艰苦努力，运用中国独创的方式，这场攻坚战成功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建立了全面小康社会。

今天，谋划、制定与实施区域战略和政策已列入各级党委、政府的核心议事日程，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工程”，也成为各地方各部门的自觉行动。地区的新领导、新班子到位后无一例外都把谋划区域发展格局作为优先开展的重点工作，区域战略与政策拥有的地位之高可谓前所未有。区域战略具有很强的感召力、集聚度和时代性，集高品位、强影响和大实惠于一体，作用举足轻重，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根本支撑与关键抓手。中央要求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战略，促进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在今天，无论是短期谋划还是长期部署，区域战略与政策都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

实现区域重大战略协同联动的重要意义

我国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尤其是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在实行“全国一盘棋”部署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区域板块的实际状况进行分类指导是十分必要的，能够大大提升区域战略指导的精准性、匹配度和有效性。虽然从空间上看，十八大以来所推出的区域重大战略是以跨省域或跨区域、跨大流域的，但从全国范围看，这仍然是一种区别了四大板块的另一种形式的分类指导。由于是一种基于较大地理空间的分类指导，换个角度看，它又是一种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相关省份间的一体联动，或者说是跨区域的一体联动。这样的一体联动有利于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流动和配置，从而能够提高区域整体经济运行的协调性和效率性。如果有科学理性的区域规划引领、坚强有力的组织机制推动、持之以恒的联动举措支撑等相配套，这种一体联动无疑有利于缩小战略覆盖区域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国情区情复杂性的表现之一是，即使以单个省份而论，其内部各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也是很大的。从这个角度看，任何基于较大地理空间的分类指导同时也是一种缩小版的“一刀切”。此外，一般的逻辑是，战略覆盖的空间范围越宽，务实操作的难度就越大，不仅会因责任主体不清而影响工作力度，也容易导致实际操作浅尝辄止、大而化之。这构成了区域经济理论中一对有趣的“矛盾”：从合作联动角度看，空间范围似乎越大越好；从分类指导角度看，空间范围似乎越小越好，而它们又都是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

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近些年在地区分化加剧的同时，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又有所扩大，其产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总结“十一五”及以后一个时期通过缩小政策指导空间单元带来的区域差距逐步缩小的成功经验，可以认定，秉持这样一种操作策略也是极为必要的，即在实施跨省域或跨区域、跨大流域的区域重大战略的同时，应着眼于一些空间尺度较小的特殊地带，量身打造具有针对性的战略规划和政策举措。这种基于区域板块细分的分类指导，能够弥补缩小版的“一刀切”或操作中“大而化之”带来的缺陷，从而有力地推动一些特殊地带摆脱困境、实现跨越发展。当然，这类基于较小空间板块的分类指导并非都需要由中央政府直接开展，其大部分应该是在国家指导下由省级行政区进行决策和实施。为了遏制区域差距扩大的势头，这项工作应与区域重大战略的谋划实施共同持续推进。

鉴于区域重大战略的独特功效和作用，必须促进各区域重大战略间的有机衔接和一体协同。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会直接影响到对抑制不合理地区分化和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所做出的各种努力。

区域重大战略是依特定区域的自然环境、当前基础、主要矛盾、基本需求等基本因素而制定的，其所体现的基本目标、战略定位、主要任务、基本政策安排等各不相同。这种不同是“因区制宜”的必然选择，也是体现其实施效果的必由之路。但有着明确区域指向的区域战略，也为各战略间的相互隔断提供了潜在条件，如果对其进行封闭性实施就有可能形成两种情形：一是各自为战。各自独立贯彻所涉区域的发展战略成了一件十分自然也非常正确的事情，但这也使一些地区囿于圈中而跌入自我循环境地。从宏观层面审视，这就是一种地区间的战略分割，准确地说，是在相互独立运作中使战略差别演变成为战略分割。二是各司其政。实施不同的政策成为相关地区的当然职责，也相应阻碍了相关政策在地区间的融通和灵活运用，形成了地区间的政策极差。

“战略分割”将导致要素自由流动直接受到限制，一些基于先行先试所形成的经验与做法得不到及时扩展，而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要素开放也面临障碍等后果；而“政策极差”必然带来地区发展环境的差异、所得红利的悬殊，造成各地区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和发展权利的不平等。也就是说，战略分割和政策极差都可能给区域发展带来新的不平衡，也可能会带来不合理的地区分化。这个问题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包括被区域经济研究者所忽视。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区域战略本身对促进区域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而区域战略本身的显著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区域战略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但如何避免封闭性实施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正确的思路是，大力推动并实现区域重大战略间的协同联动。

推动并实现区域重大战略的协同联动要关注开发性和平衡性：一是最大限度保持区域战略间措施实施的开放性。除了存在较大社会风险的先行先试项目、地域特性很强的发展改革举措、需要中央特殊授权或特别审批的事项这三种类型，各区域战略中所涉及的改革发展安排原则上都应对所有地区开放。一些体现现代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制度规则，尤其应允许各地相互借鉴和自主移植。二是最大限度保持区域战略间直接政策红利的平衡性。除了对特殊困难地区明确给予的政策优惠，原则上不应通过战略规划等直接给予特定地区优惠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对处于经济发展高位的发达地区尤其如此。对这些地区的直接支持主要应集中在赋予其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权利上，而这种赋权又主要应集中于风险很大、成本较高、前景不明的试验项目上。一旦试验成功，应该及时向全国其他地区开放，防止因固化政策差别而形成或强化“马太效应”。

强化区域重大战略协同联动的探索空间

任何实践活动的推进都需要理论的引领和支持，区域重大战略的研究、制定、实施是如此，促进区域重大战略的协同联动也是如此。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在研究探索中应当把握住这样的导向或原则，即不仅要敢于批判，更要善于建设；不仅要讲否定什么，更要讲提倡什么；不仅要告诉不能做什么，而且要告诉应当怎么做；不仅要强调应当是什么，还要阐述只能做什么。总之，最为关键的是，既要提出问题，更要结合实际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案。

应当把推进区域重大战略间的协同联动作为一项重要使命，为之提供深刻的、源源不断的理论成果和政策建议。例如，各区域战略间的融合对接应秉持怎样的原则，可融合对接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如何在实行战略开放中保障其直接覆盖地区必要的排他性探索权利，实现战略间协同联动需要构建怎样的体制机制，如何实现区域战略探索独特性和政策公平性的有机统一。与此相关值得研究的课题还有：不同层级区域战略实施对地区协调发展的影响、战略覆盖区域与非覆盖区域发展效应的差异、重大探索成果复制推广的原则与路径、区域战略协同联动的平台建设与运行，等等。

（编辑 杨利红）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以后，全球贸易和投资在全球GDP占比是上升的，发展速度快于世界平均GDP增长速度。其中数字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全球数字经济中，网络空间的视频、游戏、软件迅速增长，虽然这部分比重不是很高，但增长最快的是数字生产者服务。如果我们不能利用好这一部分高质量的全球流动的数字生产者服务，将会影响整个制造业转型升级。

数字技术为国际贸易复苏做出突出贡献

当前，学术界各方面对经济全球化包括国际贸易、跨国投资、技术流动，都持相对悲观的态度。但正是国际贸易的强劲增长，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有力引擎，其中数字化贸易的表现是最突出的。

网络空间的数字贸易是可以复刻复用的，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无论是国外视频还是国内视频都是如此，所以数字技术的全球链接并没有额外的成本，跨境也特别方便。网络空间就是一个网络平台，和商品贸易有距离和运输成本不同，其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

202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1.4%，跑赢各项GDP指标，“外循环”在这个特殊的时段不仅发展比较顺利，而且成为带动国内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样，全球经济复苏中，国际贸易复苏明显快于GDP的增速。由于2020年是一个特殊年份，所以我们把2021年和2019年做了一个比较，可以看到，无论是全球、中国还是美国，国际贸易的复苏都显著快于GDP的增长。

在其中，数字技术为国际贸易的复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商品贸易总量中，数字技术含量最高的ICT(信息和通信技术)类商品贸易的比重明显上升，即该类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最快。至于数据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近30年经过了三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的比重比较小，2000-2010年期间开始明显增长，而过去10年，全球数据驱动服务贸易占到整个服务贸易的一半。所以说，当前数字带领的国际贸易是主要的增长驱动力。

数字技术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宏观的贸易比重这个指标上，也体现在跨国公司微观指标上。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2021年数字跨国企业前一百名榜单，相比传统的前一百榜单，数字跨国公司成长迅速，资产总额、销售总额和净利润都看不出疫情的影响。总之，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对全球经济复苏非常重要，起了非常强劲的引领作用。

全球数字生产者服务快速增长，带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生产者服务是嵌入制造全链条过程中的，最前端有研发、设计、制造、服务，整个流程的安排、生产线的组织；其后有企业内部的管理、产业链的管理、供应链的管理、市场营销等。所以在制造过程中，服务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制造业的竞争能力除了硬科技之外，其他效率提升的节点都主要靠嵌入数字服务提升能力。目前数字生产者服务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在持续提升，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已超过50%，成为主体部分。所以，我们不能把数字化仅仅理解为网上看视频、做游戏等等，数字生产者服务是数字服务中最重要的部分。

例如，数字设计服务平台可以聚合全球最顶级的、专业对口的工程技术人才一起参与研发。波音787的设计是30多个国家1000名以上的技术人员同步在平台上设计新产品，因为是有不同的零部件在不同国家的企业生产。以前工艺和功能的匹配是很复杂的问题，一般要靠头部企业逐个匹配，现在数字平台上直到最后形成实体样机之前，所有设计、图纸、零部件以及功能的匹配，全部可以在平台上实现。过去串联的研发工程现在变成并行研发，大大提高了进度，节省了工程时间和费用。因此，复杂数字技术嵌入工业设计，全球化的研发平台非常重要，正在成为一个主流的模式，可以利用全球的科技人员，而不仅仅是买一些技术专利或买一些软件。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待这样一个新的机会。再高水平的经济体、再大的企业、再多的投入，也不可能在复杂产品上拥有世界最熟练、最成熟的工程技术人员，而是要动员分布在各国的科技力量共同努力，这是全球研发的过程。

数字贸易服务平台也正在发挥很大作用。海量的供应商和客户在平台上通过智能化的方式进行匹配，可以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并且和平台的规模经济很好地匹配起来，实现既有个性化又高效率的匹配，这是以往很难想象的一种贸易模式。全球国际贸易格局中，平台是非常重要的载体，平台有自己的治理体系和网上国际贸易纠纷的解决规则。因此，平台不仅是国内市场的共治者，也是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共同治理者。以前消费者投诉和赔付要通过国家之间的规则和程序，现在平台上的各方主要按照平台规则、平台守则来交易，效率更高、监管更有效。

数字时代最好的产品是集合全球多国能力的产品

当前，数字时代的国际技术交流合作日益频繁，最好的产品基本上是集合全球多国能力的产品。不能简单地以某国家进口技术的多寡来评价该国的技术实力。中国是ICT出口大于ICT进口，印度大量地做软件外包所以ICT软件出口最多，但国内做不了高端产品；美国是ICT技术出口和进口基本匹配，集成全球优秀技术做出了最有竞争力的产品。所以在技术迅速迭代、利用全球技术不是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每个经济体从品质、投入、速度各方面考虑，会尽可能地集合全球的技术优势发展自己。各国竞争力比较强的产品基本是进口技术和出口产品匹配比较好的产业。

数字时代，技术开源是主流。需要多链接，数据不断更新，技术能够运用到越来越多的场景，这是任何一个企业自身闭环做不到的。所以把软件基础部分开源以后，通过分步式的开发走得越来越远，连接越来越多，应用场景越来越广，这样的技术才有意义，除了自已谁也不用的技术，不符合数字时代最本质的特点，海量、链接和智能匹配，这些都需要开源的数字形态。

在科学发现领域，全球合作也日益深化。美国最近新发射的太空望远镜韦伯，比此前的哈勃望远镜提升许多。现在大科学项目也是多国合作的项目，韦伯是美国航天局、加拿大航天局和欧洲航天局合作的项目，欧洲航天局的成员单位有二十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科技工作者一起来做这个项目。我国去年批准加入了世界平方公里阵列天文台项目，在1平方公里的地面布设数千碟形天线组成巨型望远镜阵列，可极大地提升巡天的深度、广度和速度。但是这样的项目，无论是资金能力、科技人员的力量还是数据分析能力，单个国家都做不了。所以现在高能物理基础研究项目、人类基因组项目、大型宇宙探测项目等，大都是全球合作的项目。这类项目的合作，需要一个数字平台把多方连接起来，平台本身就非常复杂。总之，数字时代的研发、销售和科学发现都是多国合作的项目，既有理念也有数字技术的支撑，这一切才有真正的平台和载体。

利用数字全球化的机遇提供发展新动能

中国月活移动端用户达到11.8亿，人均每日上网时长7小时，中国每天国民移动端上网时长将近80亿小时。所有互联网平台不管是干什么，社交也罢，购物也罢，娱乐也罢，总归要在网上实现。我们有这么大的互联网市场，真正可以做到规模经济和竞争效益的双重效应。一个超大市场允许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同时存在，相关企业能够在国内成长起来，就可以成为非常有竞争力的数字企业，走出去也会很有竞争力。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5G基站、5G用户数量都是全球的60%-70%，这些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所依托的重要基础设施。我们也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集团，产业生态完整，因此企业可以投几十亿、上百亿，从头部往下延伸，投入可以被分摊，带动的产业规模特别大，这是中国非常大的优势，我们可以在很多产业做到全球链接企业数量和产值最大的互联网平台。

中国产业门类齐全，很多产业研发从开始到消费端，链条都是齐全的，这也和国际上很多中小经济体不一样。我们在任何一个环节如有创新创意的加入，前后延伸的链条都很长，产业规模都很大，可以形成非常有成长性的产业。所以数字技术能够带来多环节增值，提升全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这些都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非常好的机遇，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遇。以现在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是很有竞争力的。

总体上看，数字时代，跨境链接、跨界链接的成本极大地降低，收益可以显著提升。在数字时代，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新一轮的红利已经出现，而且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推动数字全球化时代到来，将成为疫后复苏和长期发展强劲的推动力量。我们的产业基础和企业竞争力，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极大地改善，数字技术发展潜力尤其巨大，我们要推动数字时代的高水平开放，利用数字时代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继续提升产业竞争力。

（编辑 尚鸣）

近期，全球市场对持续高通胀和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忧日趋严重。滞胀最为显著的时期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彼时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大量失业和严重通胀并存的现象，被称作滞胀。形成滞胀的成因，学术界认为主要是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供给因素带来通胀冲击。当然，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劳动生产率的停滞不前也对当时的滞胀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2022年,世界市场出现了原油、天然气、粮食等方面的供给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宽松政策对通胀的累积作用，全球主要经济体劳动生产率近十年以来的停滞，也让我们对潜在的通胀和经济停滞开始产生担忧。面对逆全球化对产业链的影响、全球宽松政策的后续效应以及疫情对供给侧的影响，全球会不会出现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我国会不会面临通胀和增长停滞的风险？本文试图从不同经济体的供给状况来探讨中长期内可能的滞胀风险。

滞胀成因的现实比较

通胀的成因主要来自总需求的加速扩张、供给侧的冲击、超额货币的拉动、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等。

来自供给侧的负向总供给冲击是20世纪70年代滞胀形成的重要原因。两次石油危机是彼时美国高通胀的直接导火索。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引起的能源价格飙升，使得工业品石油价格压力增加，与之伴随的粮食价格同样出现上涨。1974年、1979年和1980年美国的通胀率都超过了10%。虽然美国彼时的核心通胀率的统计口径不断修改，货币政策制定者不希望能源、食品等供给方面的冲击影响宽松的货币政策趋势。但是，到了中后期，美国核心通胀率逐渐攀升，与整体通胀的差距逐步缩小。来自总供给的冲击是从成本端推升通胀水平，即便部分时间美国实施了价格管制，但换来的是通胀的报复性上涨。总供给侧的冲击是推升通胀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更深层次的滞胀因素来自于需求侧和实体经济生产率。

 我们的研究发现，总供给冲击并不是形成滞胀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总需求和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供给冲击发生之前，美国的趋势通胀率已经先行上升了一段时间。在1965-1970年期间，美国通胀率已经明显提高，主要原因是持续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实际工资增长在理论上应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一致。劳动力价格不能根据生产率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屡见不鲜。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放慢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趋势增长率已经低于二战后20年平均增长率1个百分点，显示出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疲态。

目前全球经济面临地缘政治引起的原油、天然气、粮食等价格高企的供给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宽松政策对通胀的累积拉动作用，主要经济体劳动生产率近十年以来的停滞，让人们对潜在的通胀和经济停滞产生担忧。如果我们面对的通胀和经济衰退压力只是周期性的，比如持续1-2年，还不能称之为持续的滞胀压力；如果我们面对的压力是结构性的，通胀和经济增长放缓将是长期现象，甚至如美国在20世纪的整个70年代，那么我们就要高度重视目前可能的全球滞胀苗头。

地缘政治冲突的因素如果能在短时间内结束，那么全球滞胀的风险将大为缓解。逆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产业链割裂和分工不畅，将人为地提升工业品和消费品的价格中枢，不利于全球通胀的缓解。2008年以来出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果谨慎地消化巨量的货币存量、资产价格泡沫，逐步退出非常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将对全球滞胀风险产生重要的影响。人类对于疫情的控制，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恢复，对缓解中长期的滞胀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实的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带来了经济发展高度不确定性，不过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能战胜那些阻碍人类进步的暂时的沟壑，使供给侧、需求侧和政策面的问题一一迎刃而解。

中长期来看全球不同经济体的滞胀风险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通胀水平与货币发行增速之间相关性并不强，且略滞后。相对而言，部分国家实施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了较大数量的货币，却带来了恶性的通胀，比如南美等部分经济体。从近十几年各国的实践来看，宽松货币政策确实与通胀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不一定带来恶性的通胀。本部分阐述近期对于各个经济体不同供给函数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不同反应的思考。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带来持续的通胀和经济停滞的压力，取决于这一经济体整体的生产供给能力。我们将经济的生产供给分成两个部门：低生产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按照货币数量方程的角度，古典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并没有显著影响，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体现为价格的上升，即为通胀。事实上，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有影响，且各行业影响不一。

低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资本深化较低的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供给能力较弱，不能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容易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上涨。高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资本深化较高的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供给能力较强，可以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上涨。当供给增加较快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供给，有可能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下降，即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部分行业的通缩共存。

低效率部门的生产效率较弱，宽松货币政策很难提高供给产出：

高效率部门的生产效率较强，宽松货币政策容易提高供给产出：

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各个不同经济体为何反应不一样？主要因为各个经济体中低生产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比例不一样。比如，当一个经济体中高端制造业(较高资本深化，近似高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达到一定的阈值，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低生产效率部门表现为产品的通胀，但在高生产效率部门则表现为通缩。当一个经济体里高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超过阈值(这一阈值可以通过国际比较和历史数据得到一个大致的经验数值)，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带来较高的整体通胀水平，比如制造业较强、工业部类较广的中国、未来的越南等。反之亦然，低生产效率部门占主导的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很可能是通胀，比如南美部分经济体。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外溢效应，从全球范围来看，只要全球高生产效率部门的国家足够多，占比足够大，那么即便美联储持续宽松，也不会带来显著的通胀压力。

综上所述，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效果并不一样。中国制造业较强、工业部类较广，具有较高比例的高生产效率部门，也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较为持续的显著的通胀压力可能性较小。即便来自于供给侧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经过工业部分等实体经济部门的较高生产效率的对冲，实际落到最终产品的价格上涨将不会出现持续的上涨压力。一些低生产效率部门占比较大的经济体，因为供给能力较弱，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很快体现为通货膨胀。因此，从中长期来看，全球不同经济体的滞胀风险主要取决于各个经济体实体经济的生产效率。

短期而言，美国通胀压力不减，明年将面临衰退风险

按照我们的模型分析的结果，美国通胀模型基于美国超额货币需求、大宗商品涨价和通胀预期等因素，美国整体通胀在未来一个季度不会出现明显的缓解。由于夏季出行等季节性因素和基数效应，美国通胀三季度可能维持在7.0%-8.5%之间。同时，在油价的中性假设下，美国通胀在2022年年底可能维持在6%-7%的水平，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的进程仍将持续。

美联储等机构之前低估通胀压力的一个原因，是通胀预测模型沿用了传统的产出缺口模式，这一模式在全球疫情严重影响总供给的背景下会产生对通胀趋势的误判。由于全球疫情的影响，全球部分生产国的总供给函数出现收缩，严重影响了依靠产出缺口的通胀预测模型。

我们的通胀预测模型主要依赖于超额货币需求、大宗商品和通胀预期等因素。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总量的货币数据在预判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等方面的作用在下降，大量的信用货币使得总量的货币统计和定义变得非常困难，因而对政策的指导意义下降。但是，总量货币数据如果剔除实体经济真实交易部分的货币量，对于通胀预测(提前两个季度)和资本市场信用扩张的预判将有较好的引领作用。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统计，并不一定在当期全部进入实体经济进行交易和流通，有部分货币可能被微观主体闲置、进入金融市场或其他虚拟经济的资产领域。为了进一步探索通胀与货币量之间的关系，我们重新定义并通过计量模型测算了真实进入实体经济流通和生产领域的货币量，即为本文所称的真实货币量。

按照公式的定义：

真实货币量=货币当局公布的货币量-闲置的货币量-虚拟经济的货币量

短期而言，我们发现，这部分的真实货币量领先于通胀大约两个季度，即真实进入实体经济的货币量可能会在1-2个季度以后影响通胀水平。当资金流入资产领域较多时，货币当局公布的货币总量增速虽然较高，但很多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或者虽然一开始流入了实体经济，但实体经济的资金不进行再投资和生产，资金空转再流入资产领域)，实体经济的通胀水平依然可以保持平稳。当资金真实地流入实体经济较多时，货币当局的货币供给较大时，通胀可能被这部分真实流动性推动到较高的位置。

短期美国通胀对于供给冲击的敏感性风险是：如果地缘政治引起的原油价格、粮食价格能在短期内得到缓解，原油价格逐步回落，2022年年底回到85-95美元/桶，那么2022年年底美国通胀可能降低至6%-7%的水平；如果地缘政治局势没有在短期内得到缓解，原油价格2022年年底仅回落到110美元/桶左右，那么2022年年底美国通胀可能维持在7.5%的水平。当然，如果原油价格因为各方面的因素持续攀升，那么对全球通胀的影响将更加显著和深远。

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市场、企业设备投资和产成品库存数据，以及近期的PMI数据和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持续高通胀对于经济增长产生压力。同时，美联储接下来的加息和缩表政策，也将在1-2个季度以后开始影响企业生产性投资的资金成本和劳动力市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在2023年可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就全球而言，欧洲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甚于美国，经济增长压力在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下更加显著。

我国是否会面临通胀和增长停滞的风险？中长期而言，我国在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中，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较高，虽然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但是横向来比，还是远高于部分发达经济体。因此，面对同样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压力，实体经济通过较高的生产率实现了对终端产品价格上涨的对冲，我国2022年的通胀压力并不显著。从增长趋势上看，虽然近年来我国潜在产出缓慢下降，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层出不穷，经济结构变化、产业内结构变化日新月异，依然是全球最富活力的经济体。随着疫情的缓解、宽松政策的发力，我们相信，中国经济并没有遇到经济增速停滞的风险。短期而言，中国可能受到大宗商品价格的成本传导，猪肉、粮食等价格的缓慢传导，通胀水平可能出现缓慢抬升，但是幅度和持续时间显著低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整体而言，如何摆脱滞胀风险，全球应该减少供给方面的冲击，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做好做强实体经济。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