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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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9月于香港完成整体上市后5个月,中信股份再度发力,引入正大光明(正大与伊藤忠的合资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并在...

20149月于香港完成整体上市后5个月,中信股份再度发力,引入正大光明(正大与伊藤忠的合资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并在全部交易完成后最终持有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全部发行股本20%

据悉,对于这次引发市场高度关注的交易,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在2015年发出的公告中,公示本次交易的理由是出于与正大及伊藤忠的战略合作考虑。为此,我们对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联席公司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唐臻怡进行了专访。

国企忌在“闭门”中改革

《经济导刊》 :中信为何在上市后不到半年,又进行股权结构调整,并同时引进两家外资企业?

唐臻怡:中信集团去年在香港整体上市过程中,泰国正大集团与日本伊藤忠商社希望通过正大与伊藤忠设立的合营企业(“正大光明”)认购中信的股份。整体上市完成后,中信于2015120日与正大及伊藤忠订立战略合作协议,同意向其出售2,490,332,363股现有股份(对价港币34,366,586,609.00元),并以港币45922,549,800.00元的总对价向正大光明配发及发行3,327721,000可转换优先股,并公告,三方期待在中国和全球市场利用各自现有优势共同谋取并捕捉重要战略机遇。截至20158月底,全部交易完成,三方建立了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

为什么整体上市仅仅半年,中信股权结构就再度调整?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这是由于中信集团在香港整体上市有时间要求和市场配售份额的安排,因而只有在中信整体上市完成后,才能进一步研究确定与正大-伊藤忠的交易方案。

这次股权交易为中信集团及中信股份合计带来约800亿港元现金,其中一部分资金中信上缴国家,再次体现了国企对国家的价值所在。其余大部分资金将用于支持公司业务发展,增强公司资本基础,进一步提升集团融资和抗风险的能力。

《经济导刊》 :舆论界对中信引进外资战略合作伙伴有些异议,尤其是伊藤忠的日资身份。也有人问,为什么考虑选择与日资企业合作,而不是欧美企业?

唐臻怡:网上确实对引进外资有疑义,我们应该从正面去理解中信引入国际战略合作伙伴的意义。20159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强调,要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定不移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坚定不移完善对外开放体制和机制。中信集团一直是“坚定不移”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对外开放战略的,今后仍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大胆探索创新跨境经济合作的新模式。

至于为什么不是引进欧美企业,而是把日本、泰国的大企业引进来,我们还是要从现实出发去衡量利弊和可行性。

欧洲很多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普遍陷入困境,有的国家甚至濒临破产。美元资金回流态势明显,谁还有能力拿出100亿美元投给你呀?日本现在融资成本非常低,仅为2%左右。伊藤忠认为,中信在国内影响力大,能够多元化发展,又有开拓国际业务的能力,他们看好并愿意与中信这样有实力的公司合作。

合作绝非一厢情愿,绝非纸上谈兵,不能在国别上划线。合作双方要有实力、有互补性。我们到东南亚一些国家投资,比如去泰国、缅甸等国参与重大项目招标,会见政府人士,正大都可以帮助进行安排协调。伊藤忠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综合贸易公司之一,它的物流、贸易能力在全球都是排在前面的,每年进出口铁矿砂达两亿多吨。现在我们在海外投资的铁矿国内外市场情况都不乐观,伊藤忠可以帮助我们到国际上去拓展铁矿砂的销售渠道。它的物流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将很多业务连接起来。这些都是很现实的合作互补。所以引进这两家外资企业,是中信在国际化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棋。

习总书记在9.15会议上强调,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并强调利用外资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明确指出,国企走出去时,要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因此,正确理解改革开放的意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在国企改革中进行大胆创新和积极尝试,是当下最为关键的重点。

《多维新闻》在三方达成合作意向之时就指出,中信集团到香港整体上市的意义之一,就是要摆脱闭门造车式的国企改革,必须站在国际化的高度上推动企业进行自身改革。

中信要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经济导刊》 :中信集团领导对这次交易是如何评价的?

唐臻怡: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非常看好这次交易。他认为,就应该大胆走出去,而不是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他一直以来有一个“梦”,要把中信集团打造成一个具有中国示范意义、具有全球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

《经济导刊》 :中信引进外资战略合作伙伴,是出于战略考虑还是财务安排?

唐臻怡:当然是出于战略考虑。中信是在香港整体上市的国际化综合公司,当然要打“走出去”这张牌,如果股东全都是地道的中国企业,怎么能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增加更大的竞争能力。中信需要在战略上有国际化的考量。

我们都知道,中信的发展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中信整体上市后,你们《经济导刊》编辑部发表了《中信与改革同行》一组文章,回顾了中信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肩负着中国对外开放窗口的重任,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先行者的历史。同时也提出,中信登陆香港,整体上市后,将按照国家部署的“走出去”战略,开启全新国际化旅程。可见,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是实施中信国际化战略的重要步骤和保障。

《经济导刊》 :中信是否会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在治理结构、股权调整等方面加强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

唐臻怡:国际化程度较高是中信鲜明的特点之一。30多年前,中信就把海外发展作为重要的目标,在海外投资中,一直是从国家建设和国家利益着想,在海外投资具体项目中,注重选择投入国内短缺的资源领域,这也是使命所在,责任所在。在践行“走出去”的国家发展战略中,中信仍将是先行先试,为了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必然会在治理结构,人才匹配、合作伙伴的选择方面进行相应的抉择。

强强合作的国际大企业梦

《经济导刊》 :中信同时引进两个亚洲战略投资者,是否表明中信要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框架下,将重点放在亚洲地区发展和实业投资的布局?

唐臻怡:中信将进一步深化国际经济合作、重视地缘政治经济布局、拓宽产业全球部署和深度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等四个方面的作用。这次股权再分配,就是在考虑要契合国家和中信集团“走出去”整体要求和布局。先要立足亚洲。通过与正大和伊藤忠商社的合作,将获取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更多的业务机会,深入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

《经济导刊》 :正大和伊藤忠是中国对外开放后先行进入中国,与中国开展投资贸易的重要合作伙伴,在中国有很多成功的合资、合作项目。未来,中信与他们在共同开发海外市场,是否有共同投资海外项目的深度合作?

唐臻怡:正大集团是东盟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华商企业之一,在全球范围从事广泛的业务活动,包括农工业、零售及电讯业务,它是第一批到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截至目前,正大集团已经帮助中国移动、上海汽车等国有企业进入泰国市场,三一重工等其他民企也与正大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有诸多的合作。

伊藤忠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综合贸易公司,在中日建交之前,就一直积极推动恢复中断的中日贸易。1972年,伊藤忠被中国批准为首家获准开展中日贸易的企业,40多年来,始终积极与中国开展经济贸易。

在具体业务合作发展中,中信将与正大合作开发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业务,如泰国的商业地产、电信、金融、高铁以及沿线城市开发业务、缅甸的港口建设、水力发电业务等。还将与伊藤忠在零售金融、海外资源开发、汽车贸易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业界普遍看好三方的合作前景。

中信、伊藤忠、正大是中国、东南亚和日本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三大企业都有在亚洲市场积极扩展的强烈意愿,同时在不同领域各具极强的专业能力。中信的核心优势在金融服务方面,外国企业对与中信合作有极高信任度;伊藤忠在自然资源和能源,物流业方面都有强大的优势;正大集团在东南亚以及中国市场的食品和零售业领域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三家企业都在寻求扩大投资视野,并且对进入其它领域也有极大的兴趣。

《经济导刊》 :三方合作拓展全球市场的互补性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唐臻怡:中信的实业领域较为偏重传统行业,重资产结构特点明显,这也是历史发展下来的一个现实结果。进入新经济时代后,公司也一直在做调整和转型。目前,中信正在新兴产业领域进行布局,农业是我们考虑要做的一个领域。正大在农业领域是很强的,特别是在现代农业方面。正大在东南亚地区还有很强的社会资源,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比如中信建设要到东南亚进行工程承包,正大就有能力在本地政府及社会有关方面进行各种沟通协调。

伊藤忠在物流贸易方面能力很强,例如,它有一个资产,叫FamilyMart(全家便利店),在全球都有布点,有超过2万个超市、便利店。如果利用这个遍布全球的网点,把中信银行的ATM机网点进行推广,每一个超市里面都安上分机,这就相当于中信银行多开了2万条ATM机的网点渠道,现在是渠道为王的时代,可以使得中信银行的竞争能力明显增强。另外,伊藤忠的铁矿石贸易能力非常强,中信澳大利亚铁矿的6条生产线开通以后,年产能力将达到2400万吨,可以通过伊藤忠进行全球交易。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资源能源类资产价格都很便宜,是进行收购的时机,但是单个企业出去进行收购的风险太大,而伊藤忠有意愿与我们在这方面合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收购矿产资源,可以联合伊藤忠一块儿进行收购,分担风险,分享权益。我们要在全球资源能源板块有产品的话语权、定价权,但必须拿到矿产才有定价权,这些项目都需要有比较强的合作伙伴。海外投资的风险是很高的,中国很多企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事实证明,采取适宜的国际合作方式,对中国企业成功的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经济导刊》 :通过与正大和伊藤忠的合作,是否对中信从金融和非金融,国内和海外业务的结构会有调整?

唐臻怡:中信集团一直在考虑这些方面的问题,牵涉到今后的战略选择的两大方面,即金融与非金融的结构与利润平衡,国内与海外业务的业务平衡。通过实现这两个平衡,最终能够成为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综合性国际大企业。

中信无疑是正在为这个目标进行战略部署,它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已经看不到财务投资的身影,同时更加从实业角度考虑战略安排,这将对今后中信陆续开展的业务发展带来极大的便利。

为中国的开放发展与国企改革探路

《经济导刊》 :这次交易是否也是中信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次尝试?

唐臻怡:中信集团实施本次交易,可以说是继中信在香港整体上市之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又一大手笔之作,进一步将具有“战略性”和“支柱型”国企的中信集团全面对接海外,这也需要相当大的改革魄力和政治勇气。

正在积极进取和快步进入全球市场的中国企业,确实需要有中信这样的国际视野和开放创新的精神。将中信集团打造成一个战略投资性平台,将是国企经营思路重大方向性调整的“二次革命”。

《经济导刊》 :中信集团在实施“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方面将如何进一步发挥优势?

唐臻怡: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中信将会不断创新国际合作模式,以中信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将比传统的西方跨国企业更有优势。这种综合性企业集团的国际化拓展,能够更灵活地处理资源性投资、推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开展多样性的投资和金融业务,同时,将为专业型企业的后续“走出去”战略提供很好的对接,为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全方位发展战略起到较好的杠杆作用。

(编辑  季节)

 

“丝路基金是为‘一带一路’倡议而生长的。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是丝路基金与生俱来的使命。通过以股权投资为主的多种方式,推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在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金融合作等的投融资合作,促进繁荣和发展,并实现积极合理的投资回报,这是丝路基金运作的总体模式。”在“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丝路论坛上,丝路基金副总经理司欣波开宗明义。

丝路基金的运作原则

丝路基金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基金运作要遵循对接、效益、合作和开放四个基本原则。

对接原则。“对接原则是核心原则,内涵是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对接原则是对‘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经贸投资合作的总原则,是有效推进融合与转型的重点所在。”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表示。丝路基金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和倡议,首先会关注在投资过程中与各国规划对接,比如和欧洲容克计划、哈萨克斯坦国民之路计划、印尼海上振兴计划以及俄罗斯欧亚发展等计划对接,致力于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其次是产业的对接。“这主要有三个层次:中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如高铁装备、工程机械装备‘走出去’;中国的比较优势产能如水泥行业、钢铁行业、平板玻璃行业等‘走出去’,这些产能在国内相对过剩,但对于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讲,这是它们优质紧缺的产能;高新技术合作,包括把海外的高新技术引进来、把我们的高新技术送出去。”司欣波说。

需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并不是为了消化中国过剩的产能,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资本与产业的对接,支持优质企业,提升其跨国运营经营、自主创新和资源整合的能力,支持企业发展向价值链高端升级转型,带动国内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直接或间接“走出去”,进而实现产业再造,提升产业链的竞争力,完成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比如,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具备比较优势的大企业如核电、高铁产业,他们“走出去”必然要对接、输出国际标准。通过核心技术提升、强化运营管理,巩固他们的领军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把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相关的需求和技术标准传导到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促使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合作原则。“丝路基金跟各个机构之间不是对立竞争的关系,是合作共赢的关系,这一点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也是吻合的。”司欣波认为。

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数据显示,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期间,亚洲地区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资金,才能支撑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虽然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和世行等原有的国际金融机构,这几年对亚洲有一定的政策调整,但实际情况是,亚洲资金缺口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逐步扩大。巨大的资金需求使丝路基金与亚投行这些新的投融资平台应运而生,但这依然满足不了亚洲发展所需的巨大需求。所以,这些机构之间不是竞争关系,相反,这更要求各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与合作。

以丝路基金与亚投行为例。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的金融开发机构,要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而丝路基金的性质是基金,更倾向于投资。丝路基金涉及的成员会比亚投行更广,国家层面的合作会更多,运作的灵活度更高。另外,丝路基金要发挥长期作用,成为一种长效合作机制的基金,从本身的发展运作考虑,投向上一定会趋于多元,丝路基金的使用会是全方位、多元化的。丝路基金与亚投行业务有很大的互补性。 

丝路基金对合作也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丝路基金对外金融合作大致有三个方向。”司欣波说。一是丝路基金愿意和国际上的投资机构,国际上的多边金融机构共同合作,不管是投资、银团贷款都可以;二是丝路基金支持中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并购海外金融机构,并购银行、保险、信托这些金融机构;三是丝路基金今后可以发起设立子基金,比如在中亚设立一个中亚子基金,在电力行业设立一个电力子基金,目前已经设立一个中哈产能合作基金,还有其它产业也是丝路基金支持的方向,比如现代农业,开发区建设等等。

开放原则。丝路基金目前的4家股东中,外汇储备占65%,中投公司和进出口银行各占15%,国开行占5%,丝路基金对志同道合的投资者持开放态度。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丝路基金是开放的,欢迎亚洲域内外的投资者积极参与。中国不谋求绝对的主导权,而是希望多方参与,大家共同投入更多的资源,通过一种协商的模式开展合作。

基金与银行不同,银行有大股东、董事会等限制,基金则更加灵活,民营资本的商机也就来了。“丝路基金刚刚成立9个月,对各种资本一视同仁。”司欣波表示。首先在支持方向上,合作伙伴不分国有和民营;其次,丝路基金在项目层面上对民营资本合作持欢迎态度。

当然,丝路基金项目的长期性决定了大型战略投资者才是重点。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强调,丝路基金是长期投资,基本不可能吸引国内的中小投资者,肯定是长期出资的投资人,比如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

效益原则。风险是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始终要高度关注的事情。商务部研究院、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和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联合发布了《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披露了2015年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盈利情况,13%的企业盈利可观,39%的企业基本盈利,24%的企业基本持平,24%的企业目前暂时处于亏损状态,这就说明仅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在海外经营当中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盈利。效益是丝路基金在投资中必须考量的。

充分发挥杠杆作用

       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不是一个固态的资金池,而是一个发挥多种作用的巨大杠杆。“丝路基金将会采取金融创新的方式来发挥杠杆作用,比如发行债券等方式,使资金链更能满足大型基建的需求。”司欣波说。

20151217日,丝路基金与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Novatek)签署协议,丝路基金将从诺瓦泰克公司购买亚马尔项目9.9%的股权,双方还签署了贷款协议,由丝路基金提供为期15年、总额约7.3亿欧元的贷款,支持亚马尔项目建设。

“今年以来,丝路基金先后宣布了三项实质性的投资项目。第一支持三峡集团在巴基斯坦、南亚投资建设水电站等清洁能源项目,第二支持中国化工并购意大利倍耐力高端橡胶公司,第三收购俄罗斯亚马尔项目的部分股权。”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介绍说。丝路基金上述几笔投资的共同特点是通过股权+债权的模式,支持行业领军的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和运营。这3个项目比较充分体现了丝路基金的投资理念,分别代表了丝路基金在绿地项目开发、国际市场并购、支持能源合作等重点领域的积极尝试。

“丝路基金扮演财务投资人的角色,对投资企业带来投资杠杆和增信的作用,有利于增强这个项目筹资能力,使它成熟。”司欣波说。对一个项目来讲,其总投资分成资本金和贷款两部分。丝路基金在资本金里虽然占比不大,但它除了可以充实资本金外,还可使投资项目达到融资的条件,获得贷款。同时,丝路基金投资背后体现国家的支持,起到增信的作用,能够提高项目的影响力,使项目在投资所在国能够更加易于落地。

丝路基金就像一个杠杆支点,可以撬动万亿的投资规模。另外,丝路基金能够灵活组合多品种投资工具,促进各方利益最大化。丝路基金是全牌照的投资基金,除了股权之外,还有债权、地方贷款,另外做夹层投资,还可以做类股的债和类债的股,互相搭配融合,寻找企业最佳的投资方案,促使各方利益最大化。

三点建议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体系如何发挥作用?或者换一个角度讲,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要搞“一带一路”建设,如何更好地提供资源?对此,司欣波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点,要充分发挥多边开发机构的资金技术优势和跨国协调优势。国际上有许多双边、多边金融机构,世行、亚行,亚投行、金砖新银行,还有世行下面的国际金融公司等等,它们能够提供低成本、长期的资金。首先要用好这些资金,而且这些机构进来之后,能够提供融智的作用,帮助策划融资,甚至协调投资所在国各方面关系。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还要利用好现有的多边、双边机制等政府间协议。上合组织有对投资保护的机制,中国和东盟10+1的机制,和中东欧16+1的机制等等,都是全球化治理的一部分。我们投资的时候,要充分地利用这些政府间合作机制,保护自己的利益。

    第二,要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主权、类主权财富基金等大型金融机构在投资合作中的主力作用。大型金融机构如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中投、中信集团等在前面起着支撑作用。这些大型机构的加入,可以对民间资本、社会资本起到一个引领作用,还能够推动信用建设、市场建设等等。一定要发挥大型机构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机构在前面引领,很多融资方案很难达成,其他跟随者会观望,不会进来。

第三,应当鼓励和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私人资本、社会资本规模很大,最具市场活力和效率,其逐利性决定有机会不会放过,要很好地引领它们。欧洲推出的容克计划,是吸纳民间资本和私人资本非常好的机制。容克计划中欧盟拿出210亿美元作为种子基金,根据优先劣后的安排,民间资本最后进去最先出来,引领民间资本特别活跃的进入,这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编辑  张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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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集团成立至今已经35年。时光荏苒,中信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中始终扮演着“先行者”...

“自费改革”到“自费留学”,中信人如是概括整体上市的艰难历程。

“自费改革”既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压力。中信的发展历程中,经过了多次的整合,这些整合工作没有依靠国家一分钱。中信仅仅依靠国家投入的2.5亿注册资金进行了滚动发展,至2013年末,中信集团总资产达42997亿元,净资产2719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751亿元,净利润378亿元。在这条道路上,无论是1992年在王军引领下的公司内部整合;还是孔丹统帅下的中信银行改造最终完成,都是中信在发展进入新的转折期时为了摆脱自身经营困难主动进行的自费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WTO,各股份制商业银行都需要在2005年达到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8%的基本要求,但当时中信银行显然不能满足此要求。在政府的支持下,当时国有商业银行一次性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资产,随即启动的股份制改造,这些银行也得到了国家大量的资金注入,使身染沉疴的金融系统一次性根除病根。此时,中信银行没有向国家伸手,完全依靠自救自行消化解决了高达270亿的不良资产,将资本充足率从5.2%提升到8%,脱胎换骨,成为中国领先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充分体现出中信的发展改革不是依靠政府的投入,而是走了一条自费改革,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的道路。中信依靠自身力量,利用自身良好信用在境内外市场发债筹集资金,同时,完成了对旗下重要子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被誉为“自费改革”的典范。

“自费留学”——到海外去融资,去寻求更大的发展平台。2009年,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孔丹常常在各种场合宣传他对中信未来发展的战略构想:“中信集团整体上市,借资本市场,再融资600亿到700亿,搞100亿美元回来,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各种业务整合。……我现在不能仅仅想一个淮海战役,我得想整个解放战争呢!”

孔丹说:“我们希望把集团整体上市作为一个契机,把加强协同效应、风险管控、战略管理及相应的资源配置作为推动集团经营方式转变的抓手。”对于中信集团来说,整体上市之所以重要,其意图在于实施推进国际化战略,以上市倒逼体制机制的新型改革以破解中信集团所面临的规模和利润增长的客观瓶颈。

而今,中信集团又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走上了去海外整体上市的“自费留学”的探索之路。

成功的交易

201491,随着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中一声清脆的锣声,“新中信”登场。

这一天,中信股份境外整体上市仪式在联交所展览大厅举行,在近百名各方代表的见证下,交易代码为“0267”的中信泰富更名为“中信股份”。中信集团整体上市之梦成为现实。

整体上市

这是一项令全球资本市场瞩目的交易,也是牵动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改革大局的尝试。

2014326,中信泰富正式对外公告,与控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将以现金及配售新股形式收购中信股份100%股权。中信股份包含中信集团绝大部分净资产,股东权益高达2250亿元人民币,所覆盖的行业和领域与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高度契合,包括金融业、房地产及基础设施业、工程承包业、资源能源业、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等行业。

此次交易中,中信集团顺利将其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全部资产注入中信泰富,中信泰富更名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通过此次整体上市,加强了新中信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常振明董事长表示,中信必将成为投资者投资中国市场、直接参与中国未来发展的理想选择。

对于中信的此次交易,《华尔街日报》评论道:中信集团的新计划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标志着中信集团再次成为中国改革的先行者。

此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中信泰富改名为中信股份。至此,作为新一轮国企改革范例,并被境内外市场高度关注的中信股份境外整体上市工作已顺利结束。

“此次整体上市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举措,是国企改革的一次尝试和探索。”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如是说。

买中信就是买中国

中信集团整体上市是迄今中资企业最大规模跨境并购交易,也是香港市场最大规模的上市公司配售。

在此,我们拿中信和其它的交易进行比较,可以一窥中信交易规模之巨。201417日,中国房地产企业绿地集团在伦敦签署房地产收购投资协议,宣布总投资达6亿英镑的RAM啤酒厂住宅项目;19日,葡萄牙政府宣布,中国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成功中标,以10亿欧元的报价购得葡萄牙储蓄总行保险业务80%股权,凡此种种,虽皆是大宗交易,但规模不过百亿,业务品种单一,和中信此次大规模、综合性极强的交易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此笔交易对于香港市场而言,其巨无霸形象更是直截了当。新中信在2013年的营收达到4100亿港元,高于亚洲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香港和记黄埔(Hutchison Whampoa)。这些营收中,三分之一来自金融服务,五分之一来自资源和能源,超过和记和九龙仓(Wharf)的营业利润之和。按资产计算,和记和九龙仓目前是香港最大的两家企业集团。

中信在路演中不断被提及的,就是中信集团充分发挥了经济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窗口的重要作用,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走出了一条通过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创新发展之路,在国内外树立了良好信誉与形象,取得了显著的经营业绩。中信集团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其中,金融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资产管理等行业和领域;实业涉及房地产、工程承包、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机械制造、信息产业等行业和领域。

可见,按资产和行业跨度来说,买中信就是买中国。

两大创举

说中信集团上市成功,绝非虚言。

本次交易中,中信集团通过与在港上市子公司中信泰富签署认购协议,由后者收购中信集团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100%的资产,实质上是将中信股份整体注入中信泰富,一举实现境外整体上市和迁册香港两大创举。

交易模式亦是大胆创新。中信的整体上市以大宗交易方式,由中信泰富以173亿股股票及425亿元人民币现金作为对价,支付给中信集团,购入经评估后的中信股份225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此宗交易创下香港股市历史上最大规模交易,新中信从总资产、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等方面,都是香港市场综合性企业之最,由此新中信取代中信泰富成为香港恒生指数成份股公司。    

中信集团以利税形式将现金上缴财政,实现了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减持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回收现金的一次成功实践。这种形式,为财政部一直尝试编制的国有企业资本预算提供了借鉴。简单说,这次交易是国家拿了现金而上市公司分文未取。新中信的股权结构中,财政部占据78%的股份,持股约200亿股,这就意味着,中信股份的股价每上涨1元钱,国家就多200亿元的价值。通过交易结构不难看出,本次交易成为盘活国有资本的一次有益探索,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到国有资本管理的转变提供了实践经验,为国企以更少的资本撬动更大的资产做出了积极探索。

与此同时,迁册香港实现了中信股份股东结构多元化和全球化,将进一步推进中信集团整体的“走出去”战略,中信股份可借鉴香港成熟的公司治理经验、健全的法律体系及专业化的国际人才,成为一家更为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企业。

常振明指出,此次交易有利于增加公司业务的多元性和规模,扩大资产和资本,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力。他强调香港拥有独特竞争优势,是继续发展的理想基地,香港也是中信的“家”,中信会“一如既往地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财政部王保安副部长在出席中信上市仪式并致辞时,对中信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中信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并稳步发展,在“引进来、走出去”,探索现代企业制度,创新应用先进商业模式中始终处在最前沿的位置,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几年在深化改革、先行先试的过程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一刻,常振明想起了美国经典电影《MISSION  IMPOSSIBLE》(《碟中谍》)中无所不能,屡屡完成在他人看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传奇英雄,他引用此著名影片的片名,回眸惊心动魄的上市征程,心潮澎湃。知易行难,这种感受的背后却是中信人为整体上市付出的智慧与汗水。

战略选择

最大的问题浮出水面:中信该选择何种方式上市?

关于上市路径的选择,当时在内地市场和香港市场两个可能性,最终的思路更加倾向于通过香港市场实现整体上市。

中信为什么不发A股,为什么不能IPO呢?

中信自有难处,困难之一是市场估值和监管要求的矛盾。

中信公司作为一家综合性企业集团,在国际市场上有综合企业折扣。举个例子来说,综合企业的资产估值如果是100元,资本市场的出价可能只有90元,甚至80元,这就是所谓“综合企业估值陷阱”。在香港,像中信这样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企业更是少见,投资者面对庞然大物,习惯简单化地在估值上打个折扣。但财政部明确规定,国有资产不能以低于净资产的价格卖股票,用打折的价格发行上市是财政部不能允许的,因此无法选择IPO的方式。

为什么选择“借壳”而没有选择国内发行IPO的原因比较简单:囿于目前A股市场同一资产不能两次上市的规定,中信集团可选择的只能是海外整体上市。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实现多层次的价值,比如说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对于公司成立以来只从国家获得过2.5亿元资本金的中信,它的发展始终离不开资本市场。很多国有机构的股改上市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注入,但我们这次整体上市希望保持一个特点,即自费改革。”2010年时孔丹说。

困难之二是资产评估问题。中信股份旗下资产大多数已经上市,而其三分之二的净资产来源于中信银行,当时中信银行正面临银行估值的低谷,其H股股价仅为每股净资产的0.7倍。实际按照国际惯例,上市公司的资产价值就是其市价,也就是说,中信银行的股权价值只能以股价来计算,中信股份所持的中信银行近67%的股权价值在其净资产的基础上折了600多亿元,如果按照这种对价去发行新股,国有资产将遭受严重损失。

对于没有在香港IPO,常振明也指出,目前整个中信股份下面已经有很多上市公司,如果再去IPO,投资者会感觉非常困惑。通过注资中信泰富借壳上市的模式,对中信泰富和中信股份都会是双赢的局面。

考虑到中信系公司已有很多在内地和香港上市,担心集团再IPO给投资者造成混乱,所以最终选择了注资的形式。可见,中信集团的整体上市,虽然众多公司是二次上市,但绝非二次融资,而是二次创业,是“专科”检查与“全科”之关系:透过CT或是核磁共振,中信的每一个子公司都是健康的,但这就如同一个健康的人一样,每一个器官的健康并不代表这人的整体健康,还需要血脉、筋骨、精气神,中信的整体上市犹如将一个个已经检查健康的器官,如何在一个人的整体上,通过血脉骨骼联通起来,打通任督二脉,展现精气神,展现炯炯有神、孔武有力、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中信。

借壳机遇

几经权衡,注资中信泰富映入眼帘。

1986年就已上市的中信泰富是地道的香港本地企业。中信集团于20世纪90年代初收购了中信泰富的控股权,一度达到80%的持股比例。在中信的倾力支持下,中信泰富曾经创造了辉煌的业绩。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中信泰富相继入股国泰航空、港龙航空,投资建设了海底隧道,进入了香港的货运物流业、买入香港电讯,还在新界拥有垃圾处理站等,在香港经济中影响力不断增加。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期间,外汇期货危机使得中信泰富元气大伤。当年1020日,中信泰富发布巨亏公告,预计总亏损为155亿港元,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随即向大股东中信集团求救。中信集团调集了集团总部和中信集团在香港的人员组成几个工作组,分别从中信泰富的核心业务、衍生品、银行贷款、审计、法律等领域协助中信泰富“善后”。111日,中信集团确定了解决中信泰富问题的方案:一方面紧急向中信泰富提供15亿美元备用信贷,随后中信泰富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向中信集团定向增发14.5亿股股票,替换上述备用信贷。增发完成后,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的持股比例增加到57.6%

由于中信泰富的股价较低,使得中信集团在资产注入后还能获得较高的股权比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信泰富在经济下行阶段遭遇的困境正好给中信公司整体上市创造了一个机会。

综合考量

如何确保维护股东利益,成了中信决策层重点考虑的大事之一。

由于本次资产注入由于属于关联交易,必须获得中信泰富占比42%的公众股股东的认可。这些股东中间,很多是常年追随中信泰富的老股东,也有加入的新股东,近两年来中信泰富的股价一直低迷,发行价格如果太低,对小股东不利。而对财政部来说,股票价格高又会增加其入股成本,不利于国有资产未来的保值升值。中信集团过去有97%的股份属于财政部,上市后的中信股份按照港交所规定要保障15%流通股,财政部股权要减到最多85%12%的股份将主要卖给机构投资者。

常振明解释,如果收购采用全部向母公司发行新股的方式,新的中信股份股权将有超过90%的部分由集团控股,这会违反港交所规定的最低公众持股比例(15%)。因此,中信泰富必须对外部股东配售一定数额的股份,这将变相摊薄了国有持股。

“引入外部股东客观上是为了满足交易所的流通要求。合理摊薄国有持股本身已经是一种突破,混合所有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可能一步到位。”常振明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界定了不同企业功能和混合所有制,我们作为国企改革也是一次新的尝试。整个中信到香港上市或说注资到香港,则有利于促进国企改革和下一步商业模式的创新,亦是混合所有制的实践。”

一步险棋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中澳铁矿项目风雨飘摇之际,常振明以黄蘖禅师此语自勉,绝非偶然。厘清了上市的路径,明晰了上市的难点,更艰难却现实的挑战摆在了中信团队的面前:如何稳定中信泰富的股价和如何讲述新中信的故事。

稳定股价

本次交易不仅交易规模大,其复杂程度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既是大宗并购又具有IPO的性质。上市工作启动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论证和监管审批的工作历时冗长,而一旦启动,又必须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把握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交易,这期间内部工作的艰难自不必说。对外的信息保密也至关重要,万一信息泄露导致股价波动超出各方承受范围,将使交易窗口立刻消失。

中信泰富的股价每天都在交易,未来如何波动无法预测,而此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的临时停牌、信息披露、公告、股东大会、监管审批等复杂的流程,任何一个环节把握不好都可能导致股价异动,从而对投资者的心理和小股东情绪产生影响。任何风险,都会导致交易随时停止。

常振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情忐忑:“公告前担心定价太低小股东不满意,公告后担心涨的太多投资者不认可,跌了又担心是不是市场不认可本次交易,每天都如履薄冰。”

股价是关键,毕竟“涨也不行,太低了也有点问题,跌的太低了,小股东投票就有问题了。”此时,股价成了常振明最担心的,根据香港的证券法规,如果交易得不到小股东同意,那么中信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因为对于很多小股东来说,长期持有中信泰富股票损失很大,不过,若是没有中信集团的反向注入,中信泰富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太好,这种局面下,小股东没有“为难”。但到了投资者这里就有了问题:嫌贵!

引入战略投资者

引入投资者的压力也不小。

2014年从3月公告到6月股东大会,要在短短两个多月内,锁定至少满足15%公众股比的认购规模,在当时低迷的市场环境中谈何容易。

于是乎,中信采取了大胆的行动。

新中信配售一没有举行大型投资者路演,二没有公开接受认购竞标,想要入股必须得到来自中信集团的独家邀请。获得邀请后,由来自中信证券和中信集团的高管一对一现场约谈,买卖双方谈的不是入股细节,而是未来合作的可行性以及机构对中信整体战略的意见。

就这样,与传统IPO招揽财务基石投资者不同,收到邀请的战略投资者本身熟悉中信的业务优势,更在乎国企改革的前景。

最终,战略大获全胜,中信共引进了27家中外战略投资者,投资者结构既为多元化又有全球背景,国家社保基金认购股份最多。这些投资者都比较认可中信集团的长期发展战略,有的在产业上与中信有长期合作。

中信的比较优势

中信拥有丰富的“卖点”:中信的资本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在国企改革中能释放出潜在红利;中信的各项业务布局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域高度契合,如城镇化建设、资源能源的进口需求及环保等可持续发展行业等;中信在金融实业方面均有较强的实力,在境内外拥有良好的口碑和品牌;中信管理层十分稳定且经验丰富。

总的来说,买中信就是买中国,上市后“新中信”凭其体量和市场地位将成为港股市场上不可或缺的蓝筹股,而且中信多年的骄人业绩也说明未来能够给股东创造长期回报。

随着交易的不断推进,市场情绪逐渐由质疑转为支持,股价稳步上涨,到8月底交易最终完成前,股价最高涨到16.88港元,相对于入股价格,涨幅超过25%,市场热情可见一斑。

201491,新中信如期上市。

新中信扬帆

整体上市并非是中信集团功成名就的标志,却是集团开启新的漫漫征程的起点。

新商业模式

对于新中信而言,下一步主要工作是进行整合,将两家的部分业务真正实现合二为一。

常振明表示,中信作为综合性企业集团,金融和实业应并举发展;“将来希望能成为50%50%的比例,目标是希望金融和非金融能够并行发展、更加平衡,实业业务的利润能够上升。”

目前,中信金融资产无论是从收入还是利润等方面都占据了集团的大半壁江山,但是未来集团要在巩固中信金融综合优势的同时,充分发挥集团的整体优势和协同效应,将实业类资产做大做强。

“一方面,我们在地产、装备制造等业务领域根据新的市场形势和行业发展趋势,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业务结构,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环保、农业、新能源和医疗养老等领域积极拓展。”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炯说。

 “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所涉及各个领域的领先者,如果我们做不到行业的领先者,我们就会和这个行业的领军者合作,带动我们的快速进步。” 王炯进一步说。

倒逼改革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

王炯表示,经过各方齐心协力,中信股份完成了整体上市这一艰巨和复杂的工作,成为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大型上市企业集团。公司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开拓创新,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管控体系,提升公司管理效益和质量,实现中信持续发展的整体目标,成为一家受市场信任和让股东满意的公司。

本次上市,中信直接引进了包括国资、外资和民营资本等27家投资者,他们和中信泰富最初的中小股东一起,共计占据公司总股本的22%,这些投资者的引进也成为中信对国企混合制改革的一次积极探索和实践的“软性约束”。

中信还将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国际化人才资源、健全的法制环境、先进的公司治理架构等方面优势,更为深入地推进集团的国际化和市场化进程。

上市后,中信将接受国际资本市场的审视,将符合境外的监管要求,这是一次自我挑战,将倒逼中信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公司治理机制。这场改革将新中信内在的巨大发展潜力和活力极大地解放,必将使得中信向更加治理完善、管控有力、运作高效、文化先进的现代企业集团大步迈进。

常振明指出,中信坚持“改革、开放、创新”的精神,在过去30多年里取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已成长为一家国际大型企业集团。今天,中信再一次站在了中国国企改革的前沿,并凭借中信与中国经济高度契合的业务结构,依靠中信经验丰富并具有远见卓识的管理团队,努力打造更加专业化和国际化的现代企业集团,并继续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这不是结束,甚至不能说是结束的开始,只是开始的结束。” 常振明在上市后一次内部通报会上引用了他所钟爱的丘吉尔先生的一句名言,这也预示新中信二次创业已扬帆起锚。

《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也因其书在世界上声名鹊起 ...

中国的市场化实践是要将私有化控制在一场可以规制的范围内。完全的市场资本主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21世纪资本论》,一书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称赞为“过去几十年经济学领域最好的一本著作” 。其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也因其书在世界上声名鹊起。皮凯蒂受本刊邀请,带其新书参加了本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等于1114日联合举办的“公平和发展——资本与人本论坛”,进行了学术演讲,并接受了本刊组织的与部分学者和媒体的专访,给中国学界一个近距离了解其学术思想及其著作内容的机会。

中国学者和部分媒体主要围绕皮凯蒂对中国问题的分析进行了提问,虽然在此书中关于财富不平等的数据和结论大多是围绕发达国家的,但是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同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发展中国模式很重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李玲教授针对皮凯蒂在书中所讲述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段时间,欧洲地区的资本因战争的破坏,因而劳动收入和资本回报之间的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提出了她的见解,她认为这也有社会主义的推动因素在内。

皮凯蒂认为,李玲教授所指的来自前苏联等社会主义体系的竞争促使西方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他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认识到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存在威胁到西方的资本主义,这一点很重要。西方国家政府之所以建立福利制度、累进制税收系统,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1914年之前,法国政府并不想采取累进制税收政策,俄国革命之后,来自外部政治制度的威胁取代了法国的国内矛盾,采取累进制的税收政策可能会更好地应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

皮凯蒂表示,现在已经不存在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但是还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件好事。中国将对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有益的补充。他认为中国模式很有意思,比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功。有时候西方人士会质疑,中国现在是否还是社会主义性质,他们认为中国几乎要转向与俄罗斯相似的私有化发展方向。皮凯蒂认为,贫富之间的差距未来在中国发展中也会成为一个问题,但中国并不想成为第二个前苏联。中国现在的模式适合自身的发展,但是仍然有些风险,似乎在向与私有化类似的方向发展。他认为,中国应当建立完善的税务系统,进行更多的金融转移,中国已在全球参与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在全球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李玲教授对此很赞同。她说:“20世纪社会主义挽救了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体系学到了很多好的制度,例如,前苏联的福利制度是很完善的,二战之后,大部分西方国家借鉴其经验建立了自己的福利制度。”

依靠什么方法可以把资本关进笼子

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开始兴起,更加强调外向型发展模式、更加强调经济的私有化。正如皮凯蒂所说,在70年代,公共福利开始下降,而私人财产开始上升,而这只是在重复过去的轨迹。李玲说:“如果遵循这些思路,就会对中国更有信心,也许在21世纪,中国可以挽救资本主义,但是很不幸,中国现在对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政策更加关注,坚定地相信的‘市场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

李玲问:“如何才能将资本关进笼子,依靠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否依靠账户转移?”皮凯蒂答:“我认为账户转移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是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如果中国能公开每年的税收具体情况,将会对此非常有帮助,从人们每年的所得税标准和税收变化的情况,可以获得更多财富转移的信息。”他认为,中国需要建立更加广泛的税收体系,向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征税将是更加重要的事情。中国正在寻求政治体制改革。他说:“在社会系统内部保持平衡非常重要,在税收系统中保持收入税和财产税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私人财富在中国增长很快,这是好事,但是需要注意保持平衡,不能向劳动性收入索取一切,只对劳动性收入比如工资收入之类征税,必须向拥有更多财产的人征税。在中国,如果向那些来自农村或者低收入家庭的人征收财产性收入可能会很困难。我认为,征收遗产税和房产税会对国民账户发生转移很有帮助。但是我认为光有税收制度是不够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也很重要,在21世纪,更多的人能接受优质教育对国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在北京就有很多优质的教育资源。”

寻找更多的研究经济学的路径

李玲教授再问皮凯蒂:“你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教授,美国有很多人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大部分都是在研究微观经济,很多人只是遵循传统的研究方法,专注于应用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你是一个例外,你是如何做到的?”皮凯蒂说:“我回到巴黎进行研究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在MIT的时候,他们的研究系统不能让我完全认同,法国经济学的传统与其不同,更多关注于社会层面和历史层面内容,以及经典的经济研究思想。我回到法国的原因是,我希望研究能更紧密地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如果要解释经济现象,需要搜集更多的历史数据和经济数据,看到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现状,然后才能进行理论总结和研究。数学确实非常有用,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过于复杂的数学经济模型。我认为对于经济学,简单的数学方法就足够了。关键是应当寻找更多研究经济学的路径,增加更多社会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的成分,不能单纯的教授经济学理论。数学有时候是非常有用的,为了了解经济学,不得不运用数学的方式,难点在于平衡。为了分辨哪种方式有用,研究者需要去了解数学方面的知识,但是并不能只看数学模型。我想未来这方面教育会得到改善。”

“你的书中提到了新的信息技术,大数据将会改变世界,你认为大数据将会如何改变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李玲问道。“我想对于新一代的经济学研究者来说,单纯依靠数学模型来进行理论研究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应该推动经济学者去寻找更多的数据,从而发现更多的研究路径。现在可以利用的数据越来越多,研究者需要不断验证自己的理论,但是过于复杂的数学模型将会使一些经济理论研究更加难以理解。”皮凯蒂说。

李玲教授对这个问题阐释了她的想法:“上个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和努力,因为缺乏大规模的数据支持,无法更好地进行社会资源分配和经济管理。现在有了大数据的支持,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有可能会进入到新型的经济模式,这可以被称为‘计算社会主义’。”皮凯蒂对此回应道:“即使是在大数据的背景下,社会经济活动也是非常复杂的,处在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的经济活动差别很大,如果运用数据进行管理和分配,可能只是一种方式,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可能有更多的人有效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财富分配,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些从未有过的组织经济方式。历史并没有终结,我们会找到更好的社会组织形式,如果你愿意,可以称其为新形式的社会主义,我认为这将是一种新的方式来组织社会财富的配置。”

 

皮凯蒂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

青年学者齐昊博士对皮凯蒂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写过评述文章《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文章中指出,皮凯蒂在研究不平等问题上,通过整理收入退税和财产税的数据来取得收入和财产的微观数据,这就突破了以往关于收入和财产分配数据通常来自抽样调查的途径,而这种方式会让富人钻空子,瞒报收入和财产,最富裕阶层在调查样本中代表性不足,结果会低估不平等的程度。

掌握了数据,说话就有分量。皮凯蒂利用税收数据克服了研究缺陷,并把最富裕的阶层从幕后推到了台前。齐昊认为,皮凯蒂对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仅从表现资本主义历史上不平等的演变,该书就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具有巨大贡献。

齐昊认为,皮凯蒂以事实批判了经济增长会自动解决分配问题的流行观点,事实并非像库兹涅兹所认为的那样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好转。但是如果我们不同意这是自然的变化,那么如何改变不平等现象?齐昊就这个问题与皮凯蒂进行了交流。他说,在上世纪4050年代,前苏联国家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高水准的税收体系,现在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抗争因素或政治表现来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现象?皮凯蒂表示,这是很难简短回答清楚的问题。但他认为历史可以找到他自身的出路。有时候我们能做到最好的就是自身准备如何迎接变革,欧洲对未来的发展并没有确定的认知,但是从机构、政治组织形式、社会活动等方面做好准备的方式。皮凯蒂说,他不那么悲观的原因之一,就是新的科学技术可以用来帮助形成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社会活动,但是向好的方向、或坏的方向发展,不确定性很高。

齐昊提出,皮凯蒂的书用事实纠正了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不平等问题的若干错误。例如,从新古典理论来看,不平等问题实际上从属效率问题,而凡是市场配置资源就是有效率的,凡是有效率导致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说到不平等问题,新古典理论言必称技术变革、技能需求变化和全球化,理由是这些因素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资差异增大。新古典理论造成了两个“忽视”,一是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入的分配而片面重视工资差异,这两个“忽视”的结果就是资本家躲在幕后,远离不平等问题的焦点。

中国在转型期面临的问题

中国同样面临严重而不平等问题。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研究中心的报告,中国最富有的财富有1%的家庭占有全国1/3的财产。对比皮凯蒂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财产的不平等高于英国和法国,已和美国不相上下。中国正处于改革的转型期应如何去做?

皮凯蒂说,现在前苏联解体了,而完全的市场资本主义可能也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我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在转型中也会面临风险。他强调,“一定要将私有化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例如税收、账户转移等措施,让私有化比例保持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他说,在当天早餐会上,他和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先生讨论,中国国有企业国有成分要降到什么程度?私有化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中国会出台房产税和遗产税等问题。他认为,这些改革是要匹配的,如果仅仅将企业私有化,而并不出台房产税、遗产税等,那么中国很有可能产生极端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极端的不平等。现在在西方,人们开始忘掉与中国的制度差异,人们把美国的富豪和中国的富豪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如果这样改革,中国还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不同?唯一与众不同的就是还有一个不同的执政党,但是这个不同点不足以弥补制度缺陷。由此,中国目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对中国的前景非常重要,对其他国家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地球。

皮凯蒂强调,前苏联的影响力曾经很重要,但是现在中国改革的模式更重要。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应控制资本主义多一些;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应更积极一些。

 中国未来是世界未来重要的一部分

《环球时报》记者在专访中问,实行累进式税收是控制不平等的重要部分,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你认为中国政府存在什么优势和劣势?皮凯蒂认为中国政府现在推行税务改革的时机很好,中央政府力量强大,国家很大,欧洲每一个国家都很小,因为一些欧洲国家太小了,需要吸引外部投资,这些国家控制金融和财政不是那么容易。他说,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乐观,中国的未来对于全世界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季节编辑)

 

“基辛格博士总能说出一些新颖观点,他的介绍让我对自己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角度。” ——习近平 2015年11月2日

    从应毛泽东邀请开始,80多次访华,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代领导人都有过多次接触,这是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与中国交往的记录。

对了解中国充满浓厚兴趣

虽然已92岁高龄,基辛格接受中信集团的邀请,再度踏上中国的国土。在中信出版集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本刊协办的“2015京城国际论坛”的主旨演讲中,基辛格兴致盎然地讲述与中国的渊源。在国际舞台上,见证风云变幻、世事变迁的德高望众的政治家并不少,但在西方若论与中国的关系之密切,当属基辛格。

1971年基辛格陪同尼克松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开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行,载入史册。在那次访问中,他对周总理表达了他的感受,他感觉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周总理回答说:你想想,中国有9亿多人民,其实并没有那么神秘,如果你更好地了解我们的人民,对你们来说也就不会那么神秘了。周总理的答复让基辛格铭记了45年,他对了解中国充满浓厚的兴趣。四十多年来,他访问中国的次数几乎打破了西方人的记录,而每一次到中国来,他都要尽量充分地了解有关中国的新变化、新知识、新事物。他说,中国的最伟大之处在于把那些非常客观的东西变成了一种人类的体验,这种表述或许非常哲理,体现出了基辛格的睿智。

中国必须确定自己的角色

1982年,基辛格再度到中国访问,那时候中信集团刚刚诞生。他回想当时的中国,街上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没有汽车,也就没有交通堵塞。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那时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国巨大的变化令他感触,他说,我觉得中国人民采取的每一步措施都展示了勇气,这为中国确定了雄伟的目标,而且实现了一些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1971年我第一次到中国来的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中国45年以后会变成现在这样子,我一定会说,你在做梦吧。”基辛格说,当时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实证明中国做到了,中国人民对自己有信心,中国的领导人坚信自己的未来。

“昨天晚上,有年轻人问我,未来将会是什么样的?我说我不知道未来究竟会什么样,虽然大家都提到目前国内外存在的很多的问题”。基辛格说,他亲眼目睹中国克服了诸多来自国内外的挑战,所以他坚信,中国一定会实现目前国家领导人所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

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如何确定自己角色?在世界秩序中,中国将如何发挥作用?这是全世界关注的。基辛格说,本着这样的精神,今天我想强调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当今世界,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中国的角色是什么样的,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终归会发生,中国必须确定自己的角色,这是当今世界秩序中最基本的条件。

基辛格认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情愿用武力而不是使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纠纷。在当前技术变革和军事冲突的背景下,如果大国之间的冲突这样继续下去,对全人类来说是灾难,当然冲突的参与者也无法从这种灾难中得到恢复。基辛格举例说,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假如在1914年,欧洲的领导人都能够了解战争结束以后欧洲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决不会开始这场战争。

基辛格评论,习近平主席曾经把来自国际上的挑战定义为创立一种体系,这样使得潜在的对手成为合作的伙伴,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多,因此,这一代人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要实现这一点。

构建前所未有的国际秩序

基辛格的著作《世界秩序》中文版在中国发行之后,引起很大反响。“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基辛格谈起写这本书的缘由,他的朋友跟他说:你真应该写一本书,论述一些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别写历史了,面向未来吧。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但他表示,他不可能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也不可能有人都知道。所以大家必须在一起努力,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基辛格说,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世界秩序,即整个世界都参与到创建同一个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来。他在讲演中强调,“共同”是非常重要的。他引述历史现象进一步阐释,罗马帝国当时很无知,它们并不了解包括中国皇帝在内的很多其他地方;包括对非洲、也对其他地区一无所知。在过去的整个人类历史上,世界各个地方、各个地区始终都没有这样被连接到同一个国际秩序当中去。现在应该构建什么样的世界秩序?19世纪时,欧洲一些国家组织了一个国际体系,试图涵盖整个世界,但是他们未能就世界主要问题达成一致。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成为唯一的一个组织有序的国家。随后新中国成立了,其他国家也陆续出现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阵营中。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情况。

基辛格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独特的时期,这个时期革命性的变化接连不断。回顾历史,欧洲曾统治世界长达两百多年,并形成一个适用于欧洲地区自身的独特组织体系。这个体系包括规模差不多的民族国家、经过清晰界定的秩序,而且还确定了各种法律准则和解决冲突的办法。但问题是,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或国家能按完全相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它在亚洲从来没有奏效,亚洲和中东地区也都未曾有过这样的体系和制度。

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基辛格说,在欧洲的体系中,相互平等的各国组成了欧盟,但各国仍然能够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欧盟现在仍在寻求界定其政治作用,在参与国际事务时,它既像民族国家,又是区域组织。在中东地区,同时存在四种形式的革命或者冲突:有仍然发生的一些反对现政府的冲突;有发生在现有某些国家内部的种族、民族、宗教团体间的冲突;有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为组建所谓“哈里发体系”而跨越国家边界的冲突;还有发生在某些区域内的宗教团体之间或与其他区域之间产生的冲突,各种冲突同时存在。目前难以用一个统一的规则加以阐释。所有这些革命和冲突,到底将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趋势?还未可知。

差异巨大阻碍中美达成一致

基辛格说,美国是由很多民族组成的帝国,美国人一直觉得自己即是亚洲的一部分,又是欧洲的一部分。但是现在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面临诸多变化的时代,特别是在二战后的这一段时期。世界权力正以不同的方式在分化,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的权力有所萎缩。

    其中当然有中国。在谈论中国的情况时,基辛格提到,在座的所有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都远超过他,但是过去的45年间,他一直在和中国打交道。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发展趋势,或者说是经历的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一是毛泽东时期,也就是中国刚刚实现统一的时期。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在毛泽东的一个著名的讲话中,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要走向进步。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越来越融入到国际体系中,进入了全球的经济体系。任何人当时都很难想象,在之前中国对外封闭的背景下这种情况会成为可能。1976年,美中之间的贸易额比美国和中美洲洪都拉斯之间的贸易额还要少。而仅仅过了20年或3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雄踞于全球的经济体系,这是真正了不起的成就。三是中国现在正进入的另一个巨变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的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的2049年,“两个一百年”都各自设定了目标。当中国实现了这两个目标,世界上就没有其他国家会有中国这样强大的实力。但是中国也不会强大到足以统治全球的程度,它不会这样去想,也不会这样去做。

基辛格强调,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秩序?“当然了,归根结底,所有的国家最终必须要参与到世界秩序的构建过程当中。”基辛格提出,这就是他在《世界秩序》这本书中所阐述的观点之一。中国和美国必须要达成一致,相互理解,双方都要同意并遵照这样的原则,尽管这对中美两国来说都很难。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是如此不同,它们之间的体系又是如此独特。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帝国,现在又是国际体系中一个主要的参与者,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它将同各个国家一起参与到全球的经济体系中,每个国家都应当和其他国家相互连接。从某种意义来说,美国也是这样一个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不一样,它曾经吸引了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人来到美洲大陆,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而现在美国同样也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基辛格指出,显而易见的是,目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是最强的单一国家,但这种情形恐怕会有所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变化。

中美两国之间面临着文化方面的挑战。基辛格提到,中国和美国一定要能够相互理解对方,这非常重要。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美国并不存在一个强大的邻国,因此美国一直感觉不到外来威胁。但中国的周围从来不乏强大的邻国,经常面临外国侵略的威胁。这样不同的历史,让两国看待国际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

另外,美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各种各样丰富的资源和原材料,因而美国使用各种资源得心应手,这使得美国形成一种思维方式,认为每个问题都会有解决的方案,都可以得到解决。所以美国把巨大的努力放在相对短期的问题上,这是美国思考问题的特点。

基辛格说,中国则不一样,中国人有系统思维,它认为没有一个问题可以得到最终的解决,每一个解决方案实际上都会牵涉到另一个问题。一般来说,中国人更习惯于以概念化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我们拥有共同的使命

基辛格认为,要想将两国之间的差距进行弥合,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直言,“我也不认为,我就能够解决这些摆在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但是我的确相信并同意习近平主席的观点,就是要将潜在的对手变成合作伙伴关系。关键在于我们要把潜在的敌对关系和相互对抗的势力,通过相互学习的方式,最终成为合作伙伴。”他说,美国的总统也说过类似的话。现在,我们双方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总的原则,运用到一些具体事务当中去。

基辛格还谈到他与中国打交道中的体验。他说,“在我自己的生涯中,我学到的很多东西都是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的,从和中国领导人的接触中,以及和中国的知识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当我今天走进大厅时,看到有这么多朋友,有认识了几十年的朋友,他们不见得在观点上永远同意我,但是没关系,我们一直都同意这样一点——我们具有共同的使命,我们必须要努力实现。

“我对美国的听众也这么讲,最大的挑战就是要理解中国人是怎么思考问题的?中国也要认识到,美国同样也在学习,有时候他们把一些战略性的想法应用到新的情形当中,但也会遇到问题。世界上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比如说气候问题、网络问题,以及可以摧毁整个人类的核武器威胁问题。我们应该把这些问题转换成为我们共同的任务。”

基辛格对于中国朋友给予他的关注心存感激。他说,“我再次感谢大家邀请我参加今天的会议,感谢在座所有人,感谢你们让我了解中国,并从中受益,学到这么多东西。在我几十年的生涯中,学到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为此感到非常喜悦。”他认为,这并非代表对其观点的全部赞同,但代表了一种鼓励。

基辛格坦言,“有时候我也不是很清楚,世界秩序的内涵究竟何在,恐怕世界秩序最终形成时,我已经不在了。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他再次强调,虽然在某些方面我们可能彼此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我们的目标何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世界秩序,但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秩序,否则我们就会面临被摧毁的危险,同时所有人类都会面临这样的危险。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点,所以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方式来解决所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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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的历史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可以说,中信的历史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创新的典型案例。改革开放缔造了中信&...

在中信集团发展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每一个中信人所释放出向上的能量,也能洞见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将中信办成真正的公司

中信的历史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可以说,中信的历史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创新的典型案例。改革开放缔造了中信,中信几任董事长在多个场合都曾表示,中信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一直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紧密相连。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什么样的路,中信就走过了什么路。

探索一条与过去不同的路

35年前,中国刚刚从“文革”浩劫中走出,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老一辈革命家凝聚共识,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请荣毅仁出山,为改革开放发挥作用。

1979104,以荣毅仁为代表的一批中信事业的开拓者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此后的岁月中,中信肩负国家对外开放窗口的重任,多次冲破体制障碍,走出了一条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成长与发展道路。

邓小平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他希望中信能以公司的运作方式走出一条新路,看看按照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行不行。小平同志给中信的任务是引进外资、引进管理、引进技术,被称为三个“引进”。但到底怎么做,谁也没有经验。

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起点,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种种理论羁绊。如何走出一条适合时代发展方向的国有企业发展之路,如何探索出一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路,当时谁都没有把握。阻力越大,冲破阻力的力量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在改革开放中,中信的窗口作用得以迅速放大,具有了推动制度变革的示范作用,它所承载的时代价值早已超越了发起者最初的设计。

改革开放之初,来自体制的缺陷和弊端让人们期待破题之策和破解之人;急需一个勇于开拓却又埋头实干的先行者开辟出新的战场,用当时的话说“得用资本主义的方式与资本主义打交道。”中信以一股全新的力量,撬动了体制变革,成为第一个按经济规律办公司的开拓者。

创业时的艰辛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国家百废待兴,国力有限,除了政策上的一点优势外,中信和其他国有企业相比,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何况当时中信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夹缝中求生存,被认为是国有企业中的“另类”。原董事长王军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回忆创业伊始,他感叹地说:“中信公司创办初期,国家实际拨给的资金只有200万元,公司该怎么办?中信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是中信曾经面对的重大考验。”

荣毅仁为中信公司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公司化运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模式。那时市场经济被认为是异端,谁也不敢冒此大不韪,但又不甘不明确公司的经营规则;荣毅仁明确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体现了改革的魄力。按经济规律办事正式写入中信公司章程,当社会上还在为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争论时,中信已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试行。

对此,王军深有感触,他说:“许多年来,我在多个场合都反复强调,荣毅仁确立了中信走什么路的问题——这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将中信办成真正的公司。”借鉴和采用资本主义国家能为我们所用之处,大胆探索和试验,把国际上通行的一些方法在国内经济建设中逐步推行。

中信公司投资的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

当时,在长期封闭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信在众多业务领域中,吸收和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不能不说是历史的突破。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这一论断今天已经为社会广泛接受,而中信恰是最早的实践者。

由于中信公司所选择的发展模式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创业的艰难是今天难以想象的。曾经有人预言,中信的模式必定会失败,但是中信人顶住了各方压力,在体制的围堵中执着地开拓前行,一点点打破原有的格局,不断建立新的市场规则,不仅在国家对外开放中起到先行作用,也为国内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让中信人深感自豪和欣慰的是,中信公司所开创的事业,今天已经为中国成千上万的企业所模仿推行,在国内普及,这是最大的奉献!

创新是中信的生命力

很多人汇入中信这个大舞台,是渴望投入到这样一个刚刚起步的崭新事业。他们谈到自己为何加入中信时都说,吸引他们加入中信的不是它的条件而是它的体制,它所干的事业是“与众不同”的。的确,中信从创业开始就不断在各个领域创造“市场第一”。

中信所涉足的领域没有一个是国家垄断性行业,从诞生就是在竞争性领域生长,它是如何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障碍和旧观念的束缚?王军说:“创新是中信的生命力所在。”

仪征模式

中信注定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荣毅仁的第一支螃蟹就是创造“仪征模式”。

1978年,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开工建设,这是当时我国乃至世界上特大型的化纤企业,但是当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后,因缺乏资金面临下马,荣毅仁决定采用在国际上发行债券来解决仪征项目的困境。新中国奋斗了几十年,固守着“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局面,虽然在国外发行债券已经成为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近乎是天方夜谭。在传统思维框框下,为什么要到国外发债?突破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就要迈过无数难关。

19821月,中信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私募债券,这是新中国首次在国外发债,此举使得国际资本找到与中国发展对接的轨道。时隔不久,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相继在国外发行了债券。

中信的融资方式不仅解决了建设资金,还解决了效率和机制问题。过去,国家与企业长期是“父子关系”,企业赖国家的账,这相当于儿子不还老子钱,早已经习以为常;现在借钱给“儿子”的是外国资本家,有严格的法律契约约束,儿子再也无法赖账了。投资模式的变化带来整体效益的变化,仅仅用3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仪征一期工程,这一投资模式后被称为“仪征模式”。既集借钱者、用钱者和效益享有者的利益与建设单位于一身,让建设单位自负盈亏,用借来的钱增值,再用增值的钱还债和进一步发展。破除了过去在项目建设中,给钱的是一个部门、用钱的是一个部门,收钱的又是另一个部门,大家都不负责任,国家资金投入很多产出却很少的弊病,在利用外资的同时,倒逼中国企业投资建设体制的改革。

从“巧克力大厦”到PPP模式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之初,上百家外商常驻机构落户北京,涉外饭店和公寓却屈指可数,市场需求显而易见。当时中国不存在商业房地产,中信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发展商业房地产业务的房地产部门,首度试水商业地产。中信没有用国家一分钱,自己投资、自己建设,冲破了房地产不能作为商品买卖的限制,建成首个涉外办公大楼——国际大厦,被为称“巧克力大厦”,后来也被称作“小联合国”。国际大厦进入市场,让北京乃至全国其他城市看到了房地产的力量。

经过几十年的创新整合,中信地产成为细分领域的排头兵。随着中信集团整体上市,中信房地产面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新的格局,从过去简单的土地红利带动增长向集约、有内涵、注重公共配套,夯实产业的方向转变。中信地产加大“转方式、调结构的力度,在新一轮的区域开发中,探索以PPP商业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城市运营业务,形成具有中信特色的城镇化品牌和中信地产差异化发展优势。

首开中国咨询业务

中信成立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1981年在中国首推咨询业务。当时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弄明白什么是咨询,更不了解做项目还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计划批准了还需要什么可行性咨询呢?面对封闭多年的中国,外商进入中国没有可靠的资源,没有法律保障,没有专业的中介服务,商业咨询业的短板极大制约了外资在中国的落地。

咨询公司编写的大型工具书《中国投资指南》,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地向海外介绍中国投资环境及有关政策法规的书籍。中信与英国朗曼公司合作,在全球同时发行中英文版本,后来又相继在海外出版日文本、繁体字版本,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高层案头必备的工具书。该书在英国推介时,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场讲话,可见其影响力。

当时,咨询公司开展的所有业务都成为市场首创,例如可行性研究、律师事务、会计师事务……随后,经济咨询业务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租赁落地中国

中信是第一个在中国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第一个成立中外合资租赁公司的。中信成立伊始,荣毅仁就注意到国外迅速兴起的融资租赁这一商业模式,并设法进入中国。融资租赁是集融资和融物、贸易和技术更新于一体的产业,在全球发展为仅次于银行融资的金融业五大支柱产业之一。19814月,中信与日本合资成立中国东方租赁公司,并与物资部发起成立中国租赁公司,得以将这一全新模式引入中国。1987年,中信实业银行租赁部在国内第一次以租赁形式为中国民航引进大型飞机,成为唯一进入我国民航飞机租赁市场的金融机构。整个80年代,在外汇资金极其短缺和多数企业没有进出口经营权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争相进入租赁市场,推动这一朝阳产业在中国孕育成长。

海外投资先行者

中国是海外投资的后发者,而中信是海外投资的先行者。

海外战略是中信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支撑力,凭借其在海外30年积蓄的宝贵经验,中信公司“走出去”的先发优势无人能及。

中信公司投资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信就成为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领军者。1984年,中信率先走出国门,在境外利用外资。这本来是符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指导思想的,但是报批项目被某主管部门打回来,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流入,而不是资本流出,到海外投资根本是南辕北辙。”有些人从意识形态上扣帽子:“列宁说过,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行为。”本来从发展经济学上来讲,这是最基本的开放阶段性的道理,当一个国家真正发展起来,形成进入全球市场的初步能力时,开放将从第一阶段的“引进来”转入第二阶段,“走出去”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中国也必然要从开放初期阶段的产品贸易、购买资源转入资本和企业走出去,形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整合生产要素的能力。目前中国企业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世界各个角落,“中国海外军团”也成为全球投资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当年中信出海显然是犯了“天条”。由于存在观念的障碍,中信每走一步,都要受到来自其他部门的“管”:政策管制、计划的管制……,这些阻力都没有挡住中信出海的步伐。

为了解决国内日益高涨的木材需求,1984年,中信在美国投资了第一家海外企业——中信美国西林公司;198512月,中信澳大利亚公司以项目融资方式收购了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其中采用的杠杆租赁模式成为许多中国公司学习的典范,也成为MBA课堂上必讲的案例。随后,中信到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越来越多。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外承包工程成为中信大规模“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数个来自西亚和非洲的“总统一号”工程给中信走向全球市场带来数张名片,建立起投资、资本运作、实业带动工程承包相结合的商业模式,对传统工程承包的方式进行了创新。

率先“走出去”的战略给中信带来了深层价值。中信不仅为国家引进了资金和资源,同时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进行磨砺,不断创新投资模式。中信集团副总经理张极井是中信最早的海外征战者。他说:“海外投资经营的‘试错’就是宝贵的学习过程,培养了一批人。”这都为今天中国大批企业走出国门进行了积累。

企业首家创办银行

中信是第一家开办银行的企业,也是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企业。

为了最大限度地引进外资,上世纪80年代,中信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不同币种的债券。然而对中信来说,拿美元相对容易,得人民币却更难。为了一些国内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中信公司不得不用外汇购买人民币,这也让中信的汇率风险日益加大。尤其是日元升值,加大了中信偿债的负担。如何利用市场手段找到新的发展动能,办银行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出来。1987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信实业银行,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企业办的全国性商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成立后创造了中国现代金融史上的诸多第一。

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市场

中信是中国第一家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市场的公司。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用卫星需求大涨,国内的通信卫星资源匮乏。由于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控制,卫星进口没有可能。中信冲破了长期封闭垄断的中国通信市场,成立了亚洲卫星公司。作为我国为国外发射的第一颗卫星,亚洲一号卫星对我国卫星发射服务打入国际市场有着重要意义。

继亚洲卫星公司诞生后不久,中国国内陆续成立了不同资本背景的卫星公司,使电子通信产业得以迅速发展。亚洲卫星组建8年后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心脏,1996618日,亚洲卫星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和纽约证交所同时挂牌上市。

中信独特的DNA

中信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公司,并且也是当时中资企业中唯一的蓝筹股公司;

中信是第一家企业办出版社、企业办国家期刊杂志;

中信成立了国内第一家金融性控股公司……。

35年以来,中信在相对封闭的社会条件下起步,开创了无数市场第一,走了一条艰难探索的道路,始终如一地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成为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先行实践者和领军企业。

是什么使得中信有了今天?中信的魂究竟是什么?王军曾不无感慨地说:“是市场化的道路,是创新精神!”

改革是根本,开放是使命,创新是动力。改革、发展、创新,中信的三位一体构筑了中信独特的DNA

中信整体上市后,有媒体将中信此举说成是“中信变轨”,这恰是对中信改革发展的误读。中信的每一步都不会是、不能是、不愿成为“变轨”,中信的发展是一以贯之的创新精神、改革动力和开放视角完整的统一。

中信的道路不是单一的特定创新,不是盲目的改革,不是没有方向的开放。在中信的发展道路上,在开放中改革、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寻求市场机遇、发掘市场潜力、创新市场模式。改革、开放、创新是密切联系、彼此依托的整体。

邓小平同志为中信公司成立五周年题词

回顾中信35年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一条主线,这就是邓小平为中信题词所说的“勇于创新,多做贡献。”开拓创新赋予了中信一种敢于改变和推动历史的勇气,一种对于中国走向强盛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中信不断探索建立新的具有竞争力的业务组合和组织架构,业务发展的布局更加清晰,为中信整体上市奠定了坚定的基础,最终在中信人的共同努力下实践了上市的梦想。

梦成于今,路行已久。

香港是海外发展的桥头堡

1979年中信公司刚刚成立,就将目光投向香港,同步成立了中信香港公司。当时,香港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对于内地改革开放和中信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中信走过初期创业,就开始调整战略,在香港规划发展新的版图。

力挽狂澜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银行危机中,因为经营管理不善的香港嘉华银行在挤兑风潮中摇摇欲坠。

嘉华银行向中银集团和汇丰银行求援。19856月,中银与汇丰达成一致,联手支持嘉华银行,帮助嘉华银行暂时渡过了难关。但是到198512月,受新加坡新马财团财务丑闻拖累,嘉华银行再度陷入困境。19863月,中信公司对嘉华银行进行重组,成为我国第一家企业在海外收购上市的商业银行。

此次收购对中信来说是商业模式的又一杰作。1992年中国内地才恢复股市,而中信通过海外兼并收购方式拥有了香港上市金融机构。

20世纪90年代,中信嘉华银行年年盈利增幅都在30%以上,1992年更是高达42%,中信入主嘉华银行,不但对收购双方有利,更是对香港金融界和整个商界都大有裨益。“嘉华模式”后来成为政府处理问题“银行”的样板。

香港回归前夕出现了一个新词:“九七大限”。无论褒贬,这反映出香港各界对前途的担忧。一些企业迁移到其他国家,但是也有一些香港的重要企业选择与中资背景的企业合作。香港电讯是香港主要通信经营公司之一,属于环球通信机构英国大东电报局集团的成员公司。香港电讯的股东急于出手20%股份给具有实力的中资公司。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中信香港集团认为此时股价下跌,正是参股的大好时机。但中信收购意向报到国务院有关部委时,有些专家却对这一收购行为“上纲上线”,居然认为中信是帮助英国人在“九七”前撤出。中信领导认为:“英资要跑,谁也挡不住;中资不进来,美资、法资、德资就要进来。在香港回归以前中资企业应该尽可能地进入香港有关国计民生的领域,介入香港经济,尤其是公共事业。”这种高屋建瓴的见识,体现出中信作为大型国企的使命感,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他指出:“在收回香港的过程中,中国的国有公司加入香港基础设施领域,应该受到鼓励。”这也为国有企业进入香港起到一个带头作用。随后,中信香港没有动用国家一分钱,超额完成收购的全部融资安排。中信的进入,给香港很多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随后,中信香港持续持有国泰航空、香港电讯、港龙航空、香港东区海底隧道、澳门电讯等股权和权益。

为国家、为民族的复兴和改革、发展开放搭桥铺路,一直是中信人的信念。

获得发展资本

中信香港的并购资金主要来自借贷,在相当程度上透支的是政府的信用,债务负担过于沉重,且回旋余地极小。如果能够拥有一家上市公司,就可把中信香港旗下的资产注入其中,这样就能把中信香港依靠借贷所购资产的债务转移到上市公司。此时,中信香港急需一个连接资本市场的新平台。若想在短期内上市,只有一条路:买壳上市。这就是说,通过购买一家上市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取得上市的地位,然后注入自己有关业务及资产,实现间接上市的目的。

此时,泰富发展映入眼帘。19898月,中信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专门负责收购泰富发展。泰富发展成立于1985年,是一家小型地产公司,1986年,通过收购新鸿基旗下新景丰上市。经过一系列运营,中信香港成为中信泰富第一大股东, 获得了对泰富发展的“壳”的控制,中信香港将旗下的优质资产,包括港龙航空股权、国泰航空股权及澳门电讯股权、香港电讯股权等分别注入中信泰富,使得后者跳跃性地实现资产扩张,实力迅速壮大。这一过程其实是一种双向流动:中信香港将资产及业务注入中信泰富,中信泰富则不断从证券市场筹集资金来收购这些资产和业务,以此来实现集团公司的资产变现,从而使中信香港获得了继续发展所需的雄厚资本。

在全面收购恒昌完成后,中信泰富业务迅猛发展,1990年净资产为7亿港元,到了199612月,中信泰富市值达到了957.8亿港元,居香港市值最大上市公司第十位。

以创新谋变求强

19938月,中信在美国发行扬基债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市场发行的第一笔债券,也是自1911年湖广铁路债券在美国发行以来,美国投资者认购的第一笔中国公募债券,对此国内外给予高度评价。但此时,中信也渐渐步入还债高峰期,每年连本带利所要偿还的金额平均在5亿元左右,必须尽快“输血”。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中信公司18年来的运营轨道,依靠发外债起步并发展的中信,到了90年代中后期处在高额外债偿债的压力下,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全部用于偿还外债。戴着镣铐跳舞,中信怎能展翅高飞?

中信的债务融资曾经创造了中国第一,但随着时代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外债融资遭遇偿还问题,“借新债还旧债”的路子越来越窄,这成为发展的重要瓶颈。中信的调整是,把工作重点由债务融资转向股权融资,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负债率。

突破分业经营籓篱

1997年,中信的金融业已经具备了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期货等金融板块,中国还没有哪家公司有着中信如此门类齐全的金融业务。但根据中国法律,金融混业经营被严格禁止。同年,中信联手央行对全球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深入的研究,参考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方向,设计自身的金融业体制。

1997年,王军提出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设想。

2002125,中信控股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中信集团本部不再是一个金融机构。集团下成立了中信控股,由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过渡到“法人分业、集团融合”。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

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中信控股公司的成立和运作,成为一个最好的实验室:打破绝对分业模式,积极探索混业方向。中信控股交叉产品的设计紧锣密鼓,但前提是严守分业经营的原则。

20041月,中信控股的第一项金融交叉产品——中信金融通在上海推出,这款旗帜性的产品让客户们真正体会到了与其他金融机构不同的服务。作为一名探路者,中信控股的设计和实践,成为中国金融业前行的宝贵经历。

随后,中信提出了在香港建立中信国际金融控股公司的方案。其基点就是以中信嘉华银行为平台,整合中信在海外的金融业务,打造中信海外金融舰队。王军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设想, 5年后在香港得以实现。

在中国资本项目还未开放的时日,中信国金就拥有了一个成就自己的特殊机会:让那些在中国内地、香港及中国台湾从事投资和经营活动的企业成为中信国金的重要客户,并利用中信国金的金融控股平台以及与内地中信金融企业的协同效应,为这些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业务。

有了中信国金,在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战略中,中信集团凭借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已经先人一步了。不断求新,不断求变,中信一直在尝试各种模式。

虽然中信集团几乎拿到了全部的金融业牌照,当时真正能为集团贡献价值的部分还仅限于中信实业银行和中信证券。

不久,证券业务快速成长起来。中信证券一开始仅有2亿元资本金,但是按规定资本金达到10亿元才能做全国的业务,2002年底,中信证券顺利上市,充实了资本,改善了公司治理结构。中信证券迅速成为中信集团投资银行业务的龙头,并快速成长为中国证券业当之无愧的第一。

2007年起,中信实施了再造信托工程,短短三四年中,中信信托急速发力,从行业第25位跃升至行业龙头。中信信托公司董事长蒲坚总结了中信信托的服务模式,简练地写下了中信信托的经营理念:服务境界=无边界服务+无障碍运行。无边界是一个贯通边界的动态过程,清除障碍,满足需求,创造价值;对外无边界,对内无障碍,实现无边界需要创新,实现无障碍需要协同;服务和运行的关键在于态度和艺术,服务和运行以客户满意为最高宗旨。

20093月,习近平同志视察中信重工

2002年底,中信实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5.85%,不良贷款270亿元,这成为中信的最大难题,这离巴塞尔协议的要求(2005年前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相距甚远。

时任总经理孔丹分析:“中信实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它的问题是历史遗留的窟窿,唯一的方法是拿钱注入,增加资本金。”钱从哪里来?向国家、央行伸手吗?中信决定走最艰难的一条路——自费改革。用八个字表述这条路就是“先注资,再股改上市”。为达到自费改革目标,中信集团要求各部门勒紧裤腰带向银行输血,消化不良资产。经过整整5年艰苦奋斗,直到2007年中信银行在沪港两地成功上市。

面对国内银行业的激烈竞争,中信没有向国家伸手,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承担了巨大的财务成本,共向中信银行注资272.5亿元,累计核销不良资产248.7亿元,使中信银行净资产大幅提高,资本充足率提前达到监管要求。在此基础上,中信顺利完成了银行的重组、改制、上市工作,开创了中国国有企业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商业银行改制上市的成功范例。

实业兴邦

在国家提出振兴装备制造业和世界制造业产业转移的重大战略机遇降临的时刻,中信重型机械公司的改革被提上议程。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洛阳矿山机器厂,是我国“一五”期间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之一。进入90年代,这家企业和很多国有企业一样,濒临破产。作为政治任务,中信接下了这个辉煌不再的包袱。1996年该企业亏损近9亿元,长期拖欠职工工资。

2004年,新任总经理任沁新提出“云层理论”。他说:“海拔高度超过云层,在人们的眼中不过几座山峰而已,你只要紧盯这几座山峰,就会永远位居全球市场竞争的第一方阵。云层之下,极易被激烈的竞争所淹没。因此,要保持云层之上的优势必须不断地进取和创新。”

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伟大的精神。焦裕禄同志曾在这里战斗、生活了9年。习近平同志说:“焦裕禄精神孕育形成在洛矿,弘扬光大在兰考。”中信对焦裕禄精神的追寻一直不曾停止,中信重机事业在艰难转型时期,总是用激情和意志战胜一个一个困难,这种艰苦创业、奋发有为的精神,正是焦裕禄精神的生动践行。焦裕禄的精神由杨奎烈续写,他用生命诠释了新时代焦裕禄精神的内涵。

凭借顽强拼搏,中信重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06年公司收入突破50亿元,企业跨上一个新的发展平台。此后,公司开始实施“新重机工程”,构建一个包括重铸铁业工部、重型锻造业工部、重型热处理工部的全新制造工艺体系在内的系统性工程。经过持续大规模、高起点的技术改造,中信重机形成了整套现代化、高水平的工艺加工制造体系,成套能力和工程承包能力。这样一个制造体系和生产制造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极为稀缺的资源,这使得中信重机在大型设备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

中信重机一举成为世界一流的高附加值的大型铸锻件生产基地。习近平主席在考察中说:“这里代表了世界先进制造业的水平”。

同样走在产业最前沿的还有中信戴卡轮毂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品牌知名度最高、技术最先进的世界级轮毂制造基地。

中信戴卡的研发中心有着很强的自主研发、同步研发能力,在海外设有欧洲研发中心、北美研究中心和日本研发中心,是中国第一家能与国外主机厂进行同步开发的轮毂企业。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使得中信戴卡有着稳固的地位,掌控国内几乎所有高挡车的市场份额。

面对中信实业板块中的若干优势企业,可以总结出多种商业模式,但所有这些成功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找到了自己的利基,并成功实施了利基战略。中信这些成功企业通过“归核化”的战略成为细分市场上的领先者,并构筑各种进入壁垒,逐渐建立起持久的竞争优势。

海外战略

30多年来,海外战略是中信做大做强的重要支撑力。

20086月,中信集团召开海外工作会议。会上,时任董事长孔丹把新时期下中信“稳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提高到“中信集团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和实现集团愿景的必经之路”的重要高度。

对外承包工程是中信“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1995年中信承接了德黑兰地铁项目,伊朗人把此工程称为“总统一号工程”。这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工程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中东第一条地铁,也是中国公司第一次按照国际惯例实施海外工程。德黑兰地铁项目已成为中信公司在中东的一张名片。

2005年,中信与巴西电力集团签订了坎迪奥塔二期工程承包协议,这是中国公司在巴西签的最大火电厂项目;同年,中信又与委内瑞拉住房部签署2万套社会住房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合同,这是中国在委内瑞拉正在施工的最大工程承包项目。

200510月, 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向全球招标,这是一个世纪工程。中信的竞争对手来自全球64个顶级工程公司组成的7个投标联合体,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承包商。虽然高手如林,中信并未退却,精心准备,前后不到三个月时间,仅参与招标的法文标书就达760公斤,最终中信中标成功。

建设中的阿尔及利亚高速公路项目

在这个“技术集成”能力极高的项目实施中,中信帮助中国近百家勘察、设计、施工、物流企业和设备供应商进人阿尔及利亚市场,带动中国近6亿美元的机械设备出口和上万人的劳务输出,同时也为阿尔及利亚提供近10万人的就业机会,打破了中国走出去企业单一作战的格局。时任总经理常振明总结:“这就是中信的管理模式,我们自己队伍不大,但能找到最好的合作伙伴。这是创新,也是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

中信将此工程作为“政治工程”来完成。“经济工程”与“政治工程”有何差异?常振明在战前总动员时说:“东西高速公路是政治工程,是总统工程,是中阿两国的友谊工程。因此,工期第一、质量第二、成本第三,确保工期是我们的最大目标,最后才是我们挣不挣钱的问题……,我们的措施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变被动为主动,帮助政府解决问题。”讲政治就是要勇于担责任,在这种原则下,工期就是最大的目标,虽然及时全面竣工中有道不尽的苦涩和汗水。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称赞:“这不仅是你们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张名片,更是你们在整个非洲的名片。”

这张名片把中信人又带入了更多的国家。

2007年,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总承包商将参与安哥拉的重建和开发。安哥拉社会住房项目成为我国国外承包工程的又一里程碑。在安哥拉这个最大住房项目中,中信建设集团摒弃传统工程模式,帮助安哥拉规划了一个覆盖建筑产业链和社区配套本地化运营计划。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中信深耕安哥拉市场创造了条件,目前形成了包括住房、农业、矿业、旅游等在内的多个业务板块。

中国新一阶段的“走出去”势必将集中我国各个领域的优势资源,共赴海外开辟更高层的业务。中信建设以“中信联合舰队”的模式整合资源、集中优势,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超大型工程交付能力,实现与国际领先承包商相抗衡的竞争优势,促进中国企业有序地走出去。同时配合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输出部分过剩产能,引进更多国外资源,形成以工程为核心的资源全球优化配置。中信建设在安哥拉项目中将中国在家电、建材领域的产能有效转移到国外,同时为我国引进矿产、粮食等资源提供有利条件,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为国家获取战略资源和缓解建筑工程相关产业产能过剩承担了作为国有企业的责任。

经过多年的实践,2014年中信建设依托中信集团的综合优势,创新性地提出了“以投资、融资和为业主前期服务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差异化经营战略,打造了“中信联合舰队”的商业模式,探索并形成了工程、金融、资源、实业“四位一体”的业务架构。

不辱使命

金融、实业,国内、国外,中信集团各个行业都在不断整合、创新,正在从“若干领域领先,综合优势明显”转变成“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大型企业集团,并在更多领域同时发力。

在中信35年的跋涉中,“创新”是贯穿全部发展历史的精神和从来不变的发展方式。几代中信人不辱使命,贡献了自己的精神和汗水。今天的中信已经家大业大,扬帆出海整体上市。但是中信人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创业和创新精神。

这,就是中信的生命力所在!

链接:

中信上市大事记

·2008年,中信集团将“若干领域领先,综合优势明显”的企业发展战略的表述调了一个个儿,改为:“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

·2014326日,中信泰富正式对外公告,与控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将以现金及配售新股(代价股份)形式收购中信股份100%股权。新中信成功引入了境内外共27家投资者,总认购金额达532.7亿港元。

·2014825日,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宣布,在获得所有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后,已完成对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改名为“中国中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收购。

·2014827日中信泰富更名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CITIC LIMITED)”。

·201491日起公司以此名称开始股票交易。

中信的改革、开放与创新大事记

·1979年,在邓小平直接倡导和支持下,由荣毅仁出面创办中信公司。

·1979年,中信成立时设立房地产部,是中国第一家发展商业房地产业务的企业。

·19802月,成立中国第一家开展国际经济咨询业务的子公司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

·198011月,成立中国第一家开展租赁业务的子公司中国东方租赁公司。

·1982年,中信公司在日本发行企业债券,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发行债券的企业。募集来的资金投入江苏省仪征化纤。

·198512月,与美铝签约投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是第一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

·1986年,组建中信嘉华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企业,同年,中信泰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是中国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公司。

·1986年,中信房地产公司成立,是中国首批具有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

·19874月,经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信实业银行正式成立。

·19904月,亚洲卫星公司发射亚洲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成为亚洲地区第一家涉足国际商用卫星通信和商用卫星运营的公司。

·19937月,中信实业银行代理中信公司在美国成功发行2.5亿美元扬基债券,这是自1911年以来,中国企业首次进入美国市场发行的公募债。

·1993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并入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

·1994年,中信实业银行代理中信集团向日本金融机构发行0.5亿美元和50亿日元商业票据,这是中国企业首次以自己的信誉在国外发行商业票据;是国内银行业首家开展速汇即付业务的银行;是国内唯一承销国外债券的金融机构。

· 1996年,中信实业银行作为牵头行和代理行筹组2.69亿美元伊朗地铁项目,是当时国内融资规模最大、参加银行数量最多的出口信贷业务,开创了国内银行以银团方式提供出口信贷的先河。

·2000年,由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和英国保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

·200212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中信证券向社会公开发行4亿股普通A股股票,2003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

·200611月,中信银行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200612月,中信银行整体改制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74月,中信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同步上市。

·20095月,中信银行收购中信国金70.32%股权,中信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上交所发出公告,宣布以135.63亿港元现金收购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70.32%的权益,每股对价为港币3.35元,市净率为1.43倍。此次收购对中信银行的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

·20117月,中信银行先后完成A+H配股融资工作。本次A股配股认配率达到99.01%H股总体认购股数达到此次配股总数的300%以上,均居同业前列,最终共募得资金人民币257.86亿元,成为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迄今为止最大的再融资项目,以及2011年以来香港市场最大的再融资项目。

·20119月-10月中信证券首次完成H股发行。截至20131231日,中信证券总资产2714亿元,净资产877亿元,净资本348亿元,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证券公司。2013年,中信证券各项主营业务排名继续位居中国证券行业前列。

(编辑  季节)

 

在本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老龄经济和人口研究中心、美国东西方中心日前联合举办的“人口老龄化挑...

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共同应对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将引发消费能力下降,储蓄率下降,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然而,人口老龄化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它涉及人口与人口政策,涉及社会、经济、金融、保险、财政等问题。因此,人口老龄化加速对于面对老龄化问题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以及全球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若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未来社会的发展将陷入一个不可知的状态。

跨学科国际研讨

专家建议,通过改革和科技革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素质,积累长期可持续的人力资本。

在本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老龄经济和人口研究中心、美国东西方中心日前联合举办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和政策应对国际研讨会”上,来自30多个国家80多位海外学者,100多名国内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媒体共同为应对这一难题进行研讨。

 

潜在增长率正在下滑

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人口学家蔡昉提出中国面对的老龄化难题,他说:“目前,中国遭遇了‘未老先富’的难题。”蔡昉认为:“中国过去的高增长得益于我们有较充裕的劳动力,投资需求比较旺盛,而且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走向世界,出口保持了高增长。”这也是“中国奇迹”形成的原因之一。

蔡昉介绍,中国现在的生育率估算在1.4左右,与公认的低生育率国家日本相当,即使现在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也不见得能够逆转生育率偏低的大趋势。他分析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在2010年左右消失,结果就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根本性转变,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发生,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普通劳动者报酬快速上涨。中国从2010年到现在,平均潜在增长率降低到7.6%,到2020年间,潜在增长率会进一步下降到6.2%。”他认为“从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来看更像1990年前后的日本。”

虽然调查数据已经显示,中国未来五年的潜在增长率下滑了1.4%,但蔡昉同时也提出,中国可以通过多方面的改革来提振经济增长速度,寻求不同的刺激办法。他说:“中国经济放缓并非外部需求放缓,而是显性的比较优势指数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缺乏竞争优势,只能从供给方的角度来争取提高未来潜在增长率,而办法就是改革。”

提升潜在增长率的具体办法是什么?蔡昉提出四项措施:第一,中国还有潜力具体提高劳动力供给;第二,提升教育水平;第三,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包括提高生育率水平;第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改变劳动力供给不稳定的局面。蔡昉建议,未来要通过改革和科技革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素质,积累长期可持续的人力资本。

 

推迟退休、提高生育率应对老龄化

一些国外专家学者建议中国可以采用延迟退休与提高生育率并重的方式来保持其经济增长动力。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华代表何安瑞表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问题,需要政府施以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要有长期的投入措施。他强调,人们的思维定式认为,老年人的消费能力低,又是不愿消费的群体,由此,老年产业的投资动力严重不足。但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一项调查却表明,中国老年产业的供给率仅为10%,大量老年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可见,人口老龄化不仅是挑战,也存在大量的机遇,关键是要打破定式思维,抓住机遇。另外,他建议,中国可以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退休制度。

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整体生育率低于2或者出现负数,都会令财富积累和GDP增长受到影响,生育率对于中国非常重要,对于未来可能会更加重要。

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梅森通过研究发现,与其他一些国家老年人的差异在与,中国的老年人难以聚集更多的财富来支持他们的孩子。中国人的退休年龄相对太早了,他们本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梅森表示,在美国,老人们的工作年限由他们自己决定,如果他们决定延迟退休,那么他们退休后每年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养老金,大约每年增加8%

2013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超过2亿,占到总人口数量的近15%。而中国现在仍在执行20世纪50年代初的《劳动保险条例》和有关机关事业单位退休政策的规定,现行职工退休年龄为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为50周岁。梅森认为,中国还可以进一步放开对退休年龄的限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老龄经济和人口研究中心主任罗纳德·李认为,中国的老年人现在都很健康,生活条件、营养都改善很多,完全可以工作到65岁甚至70岁,他们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工作多久。

针对提高生育率,蔡昉指出,尽管全国各地陆续放开“单独两孩”政策已近一年,很多年轻夫妇还是选择只生一个孩子,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久前刚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约70万对符合条件的夫妻提出“单独两孩”申请,与此前官方提出的预期差距较大。他认为,推迟退休和提高生育率从长远看都是发展方向,但是就目前来讲,这样做还有困难。

罗纳德·李教授认为,或许中国可以考虑降低人们抚养孩子的成本。“中国已经在教育和医疗上增加了很多投入,但是在家庭支出中,花在孩子教育上的钱仍然很多。”他说。

与会学者围绕老龄化应对问题展开了高层次、高水平的沟通。他们对中国近些年来正在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加快构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从今年开始,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础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包括农民工,给予充分肯定。

(编辑季节)

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立世界秩序,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

 

20151031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傅莹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围绕世界秩序等问题进行对话。

当今世界的政治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条件

傅莹:过去一年,我们在纽约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谈话。您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入的认知并以此为基础了解今天的中国。您曾经告诉我,目前让您思考最多的问题是,美国还有多少时间和空间来维持现存的秩序,并构思未来的新秩序。而您在书里写道:“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您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当今世界的政治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条件,做哪些事情,才能成功应对他们面临的“终极挑战”?

    基辛格:首先,每个国家面对变化和挑战都必须作出自身相应的调整,都倾向于将客观事实转化为主观体验。历史上的美国曾经独立于世界,但是面对一战和二战这样势不可挡的全球事件,美国开始调整自身并积极参与进来。二战后,中国陷入内战,欧洲被毁坏,前苏联忙于重建,所以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在国际上崛起并开始主导世界。当然,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

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但是和同一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关系维系主要是一种朝贡的状态,它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而这种情况现在也改变了。中美两国领导人都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还要看到国际社会的利益。应该明确指出,中美不能互相威胁,而应该和平解决分歧。

 

中美如何超越分歧,共同迎接挑战

    傅莹: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自身也面临挑战,例如,如何与世界接轨,如何理解世界并更好地向世界解释自己?当中国在捍卫自身利益、应对挑衅的时候,美国却认为中国是在挑战美国和秩序。这里存在观念上的分歧。那么我的问题是,如何让我们的利益在同一个屋顶下相容?中美怎样才能并肩携手,迎接这方面的挑战?

    基辛格:虽然每个国家都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但是每个国家都应当学会如何其理解其他国家的利益所在。我的建议是,找出具体问题中的分歧,坐下来共同商议,而不是动用武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我看来很有远见,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契机,每个国家都可以参与进来,而不是由哪个国家控制或主导。另外,对于与安全直接相关的问题如南海等,我希望可以用建设性的方式处理,而不是互相威胁。

 

    傅莹:美国作为一个拥有更多大国经验的世界大国,也必须认识到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安全利益。安全应当是国家间的共同利益,维护一国的绝对安全不应当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

基辛格:没有哪个国家是绝对安全的,因为那将意味着绝对的不安全。如果安全问题可以协商,相关国家就会感到安全。当今世界仍然存在一些严肃的安全问题,如中东动荡、核武器扩散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威胁所有人。

 

美国是“矛盾的超级大国”吗

    傅莹:您在书中试图激励美国人思考未来秩序的问题,您用了一个词“矛盾的超级大国”(Ambivalent superpower)在您的书中来描述美国,说美国总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徘徊。

    基辛格:我曾与一些中国学生展开对话,他们似乎认为,美国做的任何一个行动都是精心设计的、有预谋和为了达到特定目标。但实际上,美国很多事情都在历史上出现反反复复的情况,比如干涉、撤军,又干涉、又撤军。美国以前从未有过全球性的外交政策,这种反复也是其表现之一。美国在试图管理全球事务和退出全球事务之间不断挣扎,这是美国的一个痛苦经历。我常常告诉我在美国的听众,一定要有清晰的思路。一方面,美国不能主导一切,另一方面,美国应该参与到全球事务中去。历史很漫长,我们在这方面要有耐心。

 

中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傅莹:您曾经问过我中国是怎样看待世界的?我说,一般来说,中国人认为普天之下所有国家都应是平等的,各国应像兄弟一样。您觉得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是不是很矛盾呢?有些美国学者会跟我说,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接受美国所创建的这一切呢?否则美国将不得不制定新的大战略。但另一些人却认为,两国应该共同努力,应该合作。我想问的是:您觉得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基辛格:具体定义中国的角色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是一个有着伟大和悠久历史的国家,有着宝贵的经验。而中美间有着不同的经验,但一些问题共同影响着双方,因此中国的角色应该是和美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伙伴。双方可能会有分歧,但要在不影响全局的前提下解决分歧,我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在我45年的生涯中,我已经见过五代的中国领导人,我对未来非常乐观,相信中美双方能够找到最终方案。

 

新型大国关系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

    傅莹:中国有很多学者也正在研究未来世界秩序的问题。例如,阎学通教授对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刻挖掘,提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未来世界将是中美两极格局而非多极格局。王缉思教授赞同您关于中美“共同演化”的观点。他认为,“互相尊重”的根本含义是,美国应尊重中国政府所维持的国内秩序;相应的,中国应尊重美国维持的国际秩序。黄仁伟教授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应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中美应共同发展更稳定的双边关系。总之,在中国学界这方面的探讨还有很多。虽然中国没有做世界大国的历史经验,中国学者正在努力探索未来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所以请问基辛格博士在这方面对中国学者有什么建议?

 

    基辛格:我第一次来中国时,对中国哲学了解甚少。这些年我尝试学习,发现中美之间有一定的文化差异。中美都认为自己的文化是独一无二的。但美国相信通过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和理念来改变其他国家,而中国则更相信以身作则,所以中国从来不对外派传教士。中国人认为,如果你不理解中国文化,那就不算中国人。中国人寻求别人的尊重,美国人寻求别人的皈依。美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学习过中国的哲学思想。美国倾向于将所有问题转化为规则问题,而中国倾向于将问题看作历史进程。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双方在观念差异上的挑战。

我在美国被称为现实主义者,但我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词。我深信对待事物需要全局观念。中美如果发生冲突将会非常危险,双方必须努力避免冲突,如果失败,我们会回到传统的模式中去,这十分危险。我希望我们两国能从全球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而中国也将受到尊重,获得平等的发展空间。

                                            (编辑季节  翻译杨利红)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于2015年12月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道路的未来”。本刊上一期发表了有关全球治理核心...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于201512月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道路的未来”。本刊上一期发表了有关全球治理核心模式变化及西方主要的治理核心内容。本期重点正如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开幕词中指出的,座谈会的主题体现了问题导向的思路,目前研究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正是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环境和背景。关注中国在国际秩序和中国内部治理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格局发生变化,从未来的长周期来看,全球的秩序是什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鄢一龙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指出,欧洲的工业革命及其市场跟中国是密切相连的。这个“两极”概念可以用来描述未来全球的秩序。

    第一,现存的全球秩序具有两重性。目前它是一个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多边体系,全球的经济活动都依托于这个体系,所以它具有进步性的一面。但是这个体系又存在着内在的不平等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中心—外围”[1]的体系,特别是一个以美国霸权为主的体系。实际上,中国很难再建立一套新的霸权来挑战现有的这个霸权。现有的霸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积极意义,就是实现了所谓“美国之下的和平”。

    第二,从一个长周期来看,全球确实是处于两极的消长期,美国的霸权本身存在一个内在的危机,使它已经处于一个长周期的衰落中。而中国则在制造、创新及金融等诸多领域不断兴起和发展。

    第三,中国在这个全球体系中的角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中国是这个全球体系的受益者,中国是二战的胜利国、联合国安理会的理事国;不但加入了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国际组织,而且都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中国实际上是目前全球体系的赢家,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保守力量,不可能去颠覆这个体系。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中国不可能完全被“中心—外围”的全球体系所吸收。

    鄢一龙认为,从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双重性来看,中国所能选择的最佳策略基本上有两个:一个策略是继续积极融入,融入后再去改造这个体系;另一个策略是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对现有的体系进行补充。

鄢一龙指出,中国兴起之后,它作为一个能动的力量,以主导国家的身份加入全球体系之后,有可能形成中美“两极相联”的一个新体系。这个“两极相联”的体系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两极相联首先是两极竞争。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中美将围绕诸多领域开展竞争,包括在中国周边地区军事主导权的竞争,全球金融治理主导权的竞争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一带一路”的战略竞争,就是其中最新的一个竞争。

    第二,中美两个体系可以形成互补。因为美国治理有其自身的缺陷,实际上很多东西它都不能关照到。而中国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比如像亚投行的投资,它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对那些附加很多政治条件的投资是一个补充。不仅在投资领域,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是如此。

第三,中美可以携手合作。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两国达成气候共识,最后推动了巴黎协议,形成多边共识。所以说“两极相联”从根本上强化了多边体系,为解决多边体系中的困境或者僵局提供了一种机制。

警惕传播领域中的市场化陷阱

    国内传播领域的治理现在面临两个比较大的压力,一个是网络信息的舆论爆炸和复杂化;另一个是媒体转型,即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变。而目前主流的治理方式,是以市场化、资本化开发注意力为手段,寻求传播渠道的主动权。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认为,这种治理模式忽视了整个媒体运行当中运营方式、管理方式、操作范式、从业者价值认同等复杂问题对全社会文化认同的直接影响,错误地认为对注意力资源的开发可以直接带来文化动员能力的提升。

王维佳分析说,注意力资源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它追求普遍性的到达率或者收视率,或者发行量等等,这是它的基础面。第二个层次是注意力资源本身是有层次的,比如说不同影响力的人群,不同消费能力的人群,他们的注意力资源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你放手去让媒体做市场化开发的时候,那么它会主动地和那些影响力更强、消费能力更强的人群产生一个文化政治的黏性

王维佳认为,媒体经常将舆论监督权称之为“第四权力”,但实际上在西方政治体系当中,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些权力,都有一定的民主授权的机制,唯独媒体这个权力是没有民主授权的,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授权机制都没有。媒体是以伦理(比如说媒体的责任感)或者专业主义等方式来塑造它在社会上垄断舆论权力的合法性。但是这种垄断实际上是以注意力资源开发和商品的逻辑来展开的,而并没有民意的基础。

    王维佳进一步指出,媒体市场化带来的后果是,媒体运行最后会和社会主导力量更强或者消费力量更强的群体形成一个文化政治黏性,与此同时丧失了基层治理的能力。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在基层治理上实际遇到越来越多的困境,包括我们这几年来提到所谓的乡贤建设等等。许多地方甚至不得不把基层治理的主导性让给资本能力比较强、商业化能力比较强的阶层,进而导致媒体挟持行政资源的结果。因为媒体力量的介入和主导,可能会造成行政资源的重新布置,或者行政议程的重新组合。这些问题集中发生在那些与城市中产阶级生活关系密切的领域,以及重大危机事件频发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卫生领域、药监领域、环境领域、治安领域、市政交通领域等等。

所以,媒体在注意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商业化逻辑,或者说与一定群体产生的文化政治黏性,往往会导致一系列媒体所产生的舆论倾向。因此,在实践中要特别警惕传播领域中的这种市场化陷阱。

探索有示范效应的基层党建

    区域化党建是这几年基层建设过程中发展的一种模式。区域化党建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党的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三者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在实际的社会管理中发现,原来那些为了党建而搞党建效果并不好。所以,有些基层开始尝试将社会治理和社会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搞党的建设。比如在北京平谷的两个村,一个村旅游业非常发达,但是它提供不了餐饮业;另外一个村没有旅游资源,但是它可以提供餐饮服务。于是乡镇就出面建立一个联合党支部,统一了两个村的管理和建设,一个村发展旅游业,另外一个村发展餐饮业,彼此互补;中间的往来业务,用党组织这个渠道来进行沟通。这样就把当地的发展和党组织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种实践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十三五”规划提出来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正是把握了基层党建的新趋势。对基层党建的这个新趋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室主任田改伟谈了如下看法:   

首先,区域化党建是适应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模式。过去是“一加一帮扶模式”,尤其在农村,党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农村的穷困家庭脱贫致富。所以提出干部要联系一个党员,一个党员联系一个家庭,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那种模式是改革开放初期兴起来的,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终结。后来发展“网格化”党建,就是把党支部建立在社会治理的网格之中,来发挥党组织的这种作用。区域化党建突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通过区域基层党组织在整体和系统中的中枢作用,来统筹各种社会事务,解决各种矛盾。所以说,区域化党建是应时而发展的新模式。

    其次,区域化党建有中央政策的支持。党中央一直强调发展基层党建,从服务型、学习型、创新型,到现在对基层党建提出要在基层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实际上,中央一直不断在发文件,要求在实践中基层不断充实党组织,在基层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中央政策的支持是非常强大的动力。

第三,区域化党建做实了乡镇政权。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很多权力出现了虚置。实际调查表明,农业税取消之后,乡镇很多权力深入不到农村。现在通过区域化党建把乡镇的政权进一步深入到村一级组织。具体做法是,几个村共同成立一个党总支,而这个党总支的负责人往往由乡镇领导兼任,一般都是副乡长、副书记,甚至是乡长和书记亲自兼任。这样的话,就把乡长和书记的权力和职责很明确地落实到村,乡镇的政权一下子就做实了。

边疆治理的新问题与新思路

    边疆治理问题是以民族问题或者宗教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则滥觞于经济社会变迁的机制。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刘晨光认为,当代引起边疆问题的机制,是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结构性力量。市场化是改革,全球化是开放;我们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边疆地区以一种重叠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有时候又伴有极端的民族和宗教的问题。这是现代边疆治理的一个基本特征。新形势下边疆治理的新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民族团结问题。民族团结问题现在基本上是共识,尤其2008年之后,包括西藏、新疆的干部也都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边疆地区已经开始淡化原来那种盲目重视GDP的发展模式,但是并不是不发展。而民族团结成为比较突出的工作重点之一。

第二,是基层治理问题。边疆的稳定关键还是在基层,包括基层干部的建设。目前来讲基层的治理问题,可能最多的还是基层干部的问题。需要培养那些真正能够懂得当地语言、宗教的干部。

第三,是发展的问题。有的人会觉得,边疆地区不需要发展,搞好稳定就行了,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发展和稳定是辩证的,没有边疆地区真正的发展,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就没有边疆地区真正的稳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而在于怎么样发展,这个是关键。边疆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发扬本地资源禀赋优势,考虑当地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这涉及到如何帮助当地发展产业的问题,仅仅靠当地现有的水平和能力是不够的,必须要靠外部援助。而这个援助可能需要国企将之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而不是经济任务承担起来。

第四,是援助机制问题。这些年对边疆地区的援助,基本上是以资金项目为主,就是财政拿钱。所以搞基础设施建设,西藏并不缺钱,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藏区基本的水、电、路在很多偏远地方还是不完善,中央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去援助,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帮助当地建立自我发展机制。资金项目肯定要上,但是没有好的机制,这些资金项目可能也得不到很好的应用。   

关于边疆未来的发展思路,刘晨光还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真正落实人民民主,具体细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二,政治统一和文化多元相结合,政治上的统一包括政治上的整合和文化上的多元,要具体赋予其内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追求的根本所在。不能简单地把边疆看作落后的地区,单纯搞援助就行,这种方法行不通。要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认真贯彻到边疆地区。

    第四,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要注重提高本地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将外部援助机制与本地发展结合起来,两方面同时并进。

一带一路这个大战略背景下,边疆地区是比较关键的地方,特别像新疆。因此我们要转换思路,改变传统的“中心–边缘”的思考模式,将边疆地区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中心,而不再是原来的单中心,在全国实现均势发展,使边疆地区和内地、周边都形成互动。

全球化时代的群众路线

关于群众路线,邓小平曾说过,“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在过去所取得的成效是比较突出的,它主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国内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全球化时代,群众路线是否还具有另外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能否走出一条国际化的群众路线,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现在很多企业“走出去”投资的时候,马上就会碰到外国群众的社会运动,很多事根本就没办法再往下进行。

1960肯尼迪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提出建立“和平队”(Peace Corps)。和平队的主要使命就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医生、护士、各种技术人员等“中等人力资源,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现美国文化的精华,改变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不良形象,增强美国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并以此向这些国家传播美国的文化及价值观念。和平队的志愿者必须是美国公民,一般都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他们通常在接受几个月的培训之后,在美国境外服务两年。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对此分析说,美国和平队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的特殊意义,但是实际上它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情报问题,和平队到了这么多国家,人撒出去了,必然有情报;第二个是民间外交问题,和平队和相应的国家进行“民间外交”,这一点跟我们的群众路线很相似。群众路线首先要能发现群众,只有人进去之后才能够发现群众,然后通过人的作用把这些群众进行整合。所以派人进去特别重要;第三个是干部力量储备问题,就是可以借机培养一批具有全球经验、善于和基层群众打交道的一批人才,他们在未来就可以成为干部的储备。

章永乐进而分析说,反观国内,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说大学生当“村官”等诸如此类。但是这些做法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也许更多的是作为解决就业的权宜之计,还没有被看作一个长远地培养干部的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内外结合可能很有比较必要。

    国内某些大学在这方面的投入有一些基本的储备,比如说最近北外设置了几十个国家的语言要进行开放式学习;政府也有一些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构建孔子学院。但是像和平队这样将整个人才都撒出去,然后与相应的国家形成民间的紧密联系,可能还是一个有待展开的工作。

    章永乐说,中国正面临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局面,一方面观念上需要进行整合;另外一方面则需要一批既有中国经验又有全球经验的人才去参与,逐渐开辟中国道路。现在也许还暂时看不到一个非常强有力、已经成形、内外完全整合起来的思想体系,但是有了这些基本的路径,有了这些基础设施,坚持顺着这个路走下去,也许在未来就可以走出一条中国道路。对此,我们应该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章永乐博士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大家热烈的讨论。

    黄平认为,群众路线过去是我们胜利的法宝,战争年代没有财政能力,没有技术支撑,没有军事实力,靠的就是群众路线。今天中国在世界上开展那么多项目,比如一带一路的投资,在非洲、拉美的投资也越来越多。若要将这些投资真正变成扎根基层的项目,还需要把原有的资源激活,用新的语言讲述,让人更易于接受。

    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特别赞成国际的群众路线道路。他说,据研究,美国一个和平队队员的平均成本在20多万美元。他们还有自己的一套组织系统,诸如把人放在哪儿、如何生存,都是有规矩的。而中国出去的人才是有名额的,拿了那个名额出去以后,还会发现安全没保证,对接机构没保障,资金没保障,但是类似孔子学院的项目成本极高,而且人只能待在孔子学院。这种项目涉及到专项经费,在具体的操作技术上还有很多问题。

潘维强调的是在基层组织的基础上搞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能够贯彻的核心是要有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可以做到以点带面,就是毛主席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以点带面的网络化的方式,其实过去共产党这么做,社会运动也是这么做的。

利弊权衡 实事求是

孔丹在发言中强调,30多年来,中央的很多政策都是利弊权衡的一个决定,既不是百弊无一利,也不是百利无一弊。根据情况变化加以调整,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如当初的包产到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在那个时代如何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再比如说,有人说文革可以防止腐败,但是让文革搞下去,国家会怎么样?孔丹认为,历史的问题就应该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关于中国道路和全球治理,中央政府有一个框架,我们应把这个框架通过时间和理论来加以推动。

(编辑  迟晨光)



* 本文根据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201512月座谈会记录稿摘编。

[1] 中心-外围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 ,是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式,它将资本主义世界划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生产结构同质性和多样化的中心;一个是生产结构异质性和专业化外围。前者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构成,后者则包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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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现在宗教问题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当中,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2015年10月24日ʌ...

宗教问题的现实性和复杂性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宗教问题首先具有其现实性,它在实践和理论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其次,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非常难,也就非常“硬”。当我们面临中国梦、面对民族复兴的目标之时,我们同样面对一些国内国际的现实问题。

宗教问题是现实的,有很多当前需要关注的事情,我们必须去面对,不应回避。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是复杂的,宗教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的,无论治标治本都要拿出办法。

 

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宗教(尤其是大宗教)有两个面向: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宗教的出世间法,是指其超越人类生命及其认知的有限性,具有超越性的世界解释体系和实现解释的路径指引的意义。与此同时,宗教作为一种世间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在世间弘扬教义,争取信徒,并且尽量扩大它在教众以及整个人类世界当中的影响。这是宗教的世间法的面向。

在“世间法”这个维度上,宗教事实上是人类早期提出的一种将不同人群有效地组织起来,并且构成某种信仰共同体的实践。在各种宗教当中,因为基督教在早期很长一段时期受到压迫,因而发展出了一套比别的宗教更为严密、系统的有效组织形态。这样的一个严密、系统、有效的组织形态,经过特定发展之后,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流派,即东正教。

列宁构造的所谓具有铁一样纪律的共产党,它体现的一些根本的组织原则:如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等这样一套组织机制,其背后的文明论传承是东正教。

东正教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由上而下的单维度的宗教教义传播、训导、选拔的机制之上,因而它的先锋队组织只有到人民中、到群众中去,教育群众、引导群众这个维度,但是它缺少一个互动的机制。我特别想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尽管从一开始是依照列宁主义式政党的原则组建并强化党的组织的,但在毛泽东主席为共产党奠定的党群关系中,党和群众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它从来是强调是一个双向的——不但到群众中去,而且要从群众中来;不但有教育群众,而且要接受群众教育。中国共产党成执政党之后,曾经极为有效、双向的跟群众互为师生的关系与互相影响的交流,伴随着与现代国家管理相应的整体性的一个现代官僚体制的建立,事实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要在这个时代重新让共产党恢复理想信念,并且让共产党保持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必须思考如何让共产党这样一个组织在当下的现实情境当中,能够重新有效的激活曾经在历史上对它发挥极为重要的治理机制。

我们怎么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传统文明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底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文明。中国共产党是两个先锋队的形态:它同时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它的这样一个合体本身是承担起了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精英团体这样一个身份。

如果要讲中国共产党修养的话,一般来讲,儒家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资源,特别是它的心性论方面。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另外一种传统思想资源可能更为重要——就是中国化佛教。中国化佛教有两个重要要素,一是平等,一是觉悟,这两点社会主义也作为自己特征。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要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理论。“宗教复兴”在国际层面,是所谓的文明冲突带来的问题;在国内层面,是宗教问题的外溢或者社会化,宗教变成社会问题才引起了关注。

我把宗教大致分为如下几种形式:一种是治理型宗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的三大宗教。它的特点是有信仰、有行动、有组织。治理型宗教实际上是一个治理结构,一个类似政府或者超越政府的结构。第二种是信仰型宗教。比如佛教、道教,除了信仰之外,它也讲修行。还有一种就是邪教,犯罪型的。这几种类型中非常值得关注的是治理型宗教和邪教。

中国的宗教和信仰情况跟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论。

首先,这个理论要全面理解我国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这里有几个要点:一、我们讲的是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宗教自由;二、我们的宗教信仰也应包括不信教的自由,包括退教的自由。

第二,要尊重中国的宗教治理传统。这里有几个问题:一是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在传统中国尤其是中原地区,在中央政权层面不存在西方意义的政教关系。宗教不干政,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二是中国传统对宗教有一个很好的治理手段,以社会秩序和民生作为导向,尤其对宗教犯罪进行打击。三是我们的立法应当完善。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但不管有多少个问题,首先,政治问题它不管,管的全是行政问题;其次,在宪法层面上,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需要权威的解释。

第三,宗教本身的行动要合法,要组织有度。还有就是规范传教。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全有序,在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的信仰权利以及社会秩序之间,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殷之光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埃克塞特大学讲师):政治神学是超越现实的未来想象。首先,我感觉,我们现在讨论的宗教和政治的关系,讨论政教分离,在某些问题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不晓得欧洲其他国家的具体情况,但是英国的实际生活大部分都是和宗教捆绑在一起,只不过渗入日常而不自知。我们今天在学术讨论中过于强调所谓的政教分离,它在现实中实质性价值到底有多大?

我认为,宗教问题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危机,当我们谈论政治再也不从理想的角度去谈了,我们也不再谈政治神学了。但实际上,政治本身就必须包含一种超越现实的对于未来的想象,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对于现在与过去的重新叙述。

在伊斯兰国的政治宣传片中,提出了现在的战争是一场“我们”对“他们”的战争;它希望建立的世界秩序是完全建立在以它为中心的秩序。也就是说,它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建立在对自身的想象之上。同样,欧洲就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作为回应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回应方式同样也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之上。以自我为中心,本身就不指向世界,更不指向未来。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所提到的一系列对于第三世界的论述,就超越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想象——我们把对世界的想象和对于未来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现今世界,除了前南斯拉夫之外,中国是唯一一个把世界人民大团结挂在自己的政治中心的,这极具象征意义。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要和世界革命连在一起?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性的理想,是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

 

唐杰(重庆大学讲师):现代社会中宗教的实证性。实证性这个概念来自于黑格尔,实证性的宗教区分于自然宗教。在自然宗教中,作为一个共同体内的所有人跟神是有关系的。黑格尔用实证性批判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官僚化——即总目标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其他人只是在一个细节里面。

这个概念已经说明,现代工商业社会有这样一种倾向:个体不能理解现代建制的前提。对于黑格尔来说,他当时之所以批评这种实证性,首先要克服“现代”的四分五裂。他和同时代的人希望以总体性的召唤把个人投入到一个无限的事业中去。以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生活才会充满意义。我的问题是,如果现代化本身是一种实证性的宗教生活方式,那么正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出现宗教复兴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它趋向于一个秩序的重建,实现一个实证性的生活方式,建立一个实证宗教。第二,它是对既有实证性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抗。从这个角度去看儒家思想的复兴现象有两个方面:第一,在共产党自身总体性目的势弱的时候,需要借助传统儒家思想来恢复秩序。第二个,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是现代性的,现代性其实就是宗教。在这种方式下,儒家成为一种反抗式的思想存在。

比较视野下的宗教信仰与社会治理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今天主要讨论一个核心的问题,宗教虔诚是否有利于社会治理?

一种观点认为有利,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如果信教的人越多,社会当中的暴力犯罪与自杀等问题就会越少,人本身也会越健康。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信教的人更服从管理。

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美国人普遍支持有神论,但是根据1990年到2005年的一个大规模调查的结果,有神论其实存在很多不利的地方。谋杀率、青少年性病的发病率、堕胎率等数据证明,其实越信教越可能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信教并没有带来社会秩序的好转。所以,也有观点认为,宗教信仰不利于社会治理和社会健康。

再看中国,2012年社科院与中国人民大学长期跟踪得出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89.56%的人没有宗教信仰,信教的人中排在第二位的是佛教,第三位是新教,第四位是道教,第五位是伊斯兰,第六位是天主教。根据2015年人民大学的中国宗教报告提出,中国的宗教治理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90%的宗教活动场所是1982年以后批准设立的,90%的场所建立了现代管理制度,30%的人进入到人大、政协、青联等国家体制,60%的人认为宗教政策是松紧适度的。第二,半数以上的宗教活动场所的负责人反对政教分离原则,支持用国家力量来发展宗教。第三,信教的教徒结构已经发生了转换,不再以老人为主,半数以上的教徒在60岁以下,文化程度比较低。第四,教职人员年龄结构在3060岁,其中11%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宗教界最希望做出的宗教政策调整有三点:第一是尽快审批新场所,第二是要登记,第三是教职人员认证。在调查中发现,信仰天主教的人文化程度最高,13%以上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伊斯兰教是制度最完备的,95%的清真寺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管理最严格。佛教是最有影响的,每年的慈善事业做得较好。道教是五大宗教当中国际化程度是最高的,11%的道观都有国际文化交流。

从总体上来说,世俗化更有利于社会治理。中国宗教发展的原因,可能的确和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弱化,尤其是基层组织的弱化有关系。中国宗教政策的调整可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要放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衡量世俗化和宗教化之间的关系,第二是理念的方向也在发生非常危险的转变,不认同政教分离的人越来越多。第三,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之间的关联,有可能会更加密切。

从政策法律意义上来说,我国社会治理的困境需要一个内外的视野。内部的宗教问题,实际上是与阶层分化和民族问题结合在一起;从外部来说,又是和地缘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结合在一起。这突出表现为新疆和西藏边境的治理困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

难民潮、人口变迁与宗教复兴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难民潮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只是当前难民潮的发生具有特定的根源。

中东人的主食是面饼,当前全世界最大的小麦进口国是埃及。在中东地区,不管是在文明、人口还是社会和经济上,埃及都是核心国家。埃及有8500万人口,2013-2014年共进口640万吨小麦,2014-2015年是460万吨,估计2015-2016年可能是400万吨。为什么几年来小麦进口会大幅减少?主要因为它的收入在减少。

埃及的四大经济支柱,第一是石油出口;第二是侨汇;第三是旅游;第四是航运,也就是苏伊士运河,这也是埃及的四大收入来源。石油出口是中东地区普遍的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我们知道,现在国际的油价低迷已经持续了一年。收入减少意味着可以买到的粮食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正常情况下,埃及的食品通胀率在10%左右,今年达20%以上。作为中东的核心国家,埃及代表了整个中东的情况,今年叙利亚粮食缺口大约是80万吨。连最基础的粮食都已无法保证,这是难民潮发生的一个经济背景。

历史上每次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事件,都预示着历史的重大转折。从其他数据来看,如人口生育率,欧洲的希腊为1.3,意大利1.2,西班牙1.1;亚洲的韩国为1.2,日本1.3,中国1.6,都远低于需要维持人口数量的平均生育率2.1200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法国城市人口当中,40%是穆斯林,其中大部分是15岁以下的青年人;预计2040年法国总人口当中的穆斯林占比将超过50%。这是一种意义巨大的趋势。而且世界上出生率最高的一些国家也是穆斯林国家。高出生率并且人口结构比较年轻的国家,将成为未来世界人口主要输出的地方。

这种人口变化跟宗教结合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含义?

当前全世界考古最大的热点是土耳其西南部的哥贝克力石阵,它产生于1.3万年前。而根据基因科学推断,小麦的最早产地距离哥贝克力石阵只有30公里,这不可能是偶然现象,这里确实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早期的三大宗教,都是起源于这个地方。宗教本身解决了人类的组织问题,人类因为有了超越自然而存在的理由,才能够逐渐组织起来。从人类文明产生一直到现在,最大的组织性来源就是宗教。

从这个角度来看,之所以有宗教复兴问题,是因为现代性提供了新的组织形态,以国家、政党之类的现代组织替代宗教组织。但是发展到当代,个人可以不通过这种组织行为进行自己的社会活动。也就是说,人类处在一种脱离现代性组织结构的关头。这就是宗教在当代复兴的原因所在。

维吾尔族宗教信仰的比较研究

祖力亚提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新疆的穆斯林,除了塔吉克之外大多都是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还有一小部分叫做苏菲派。所谓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与这两者关系密切,尽管不能等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原教旨主义开始进入到新疆地区。但原教旨和极端宗教还是不太一样。极端宗教最明显的特征,首先是暴恐,其次是干预世俗的生活。比如说婚礼的时候不能唱歌。比如政府发的结婚证,它不承认;再有就是坚定的排斥异教徒。这是极端宗教的表现。

现代维吾尔族的形成和伊斯兰教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回纥在历史上信仰了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促成了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我们看待新疆的宗教问题,包括对维吾尔族的宗教政策,不能抛开这些深层次的原因。

现实的问题是,现代化来得太急。而现在新疆的维吾尔族精英,不管是商界精英还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整个民族现在已经被极端宗教或者原教旨主义裹胁了,停留在最保守的状态中没有前进,已经离现代化越来越远。

我们的整体教育程度,包括科技文化创新能力,怎样才能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现代化太急,导致大家焦虑,出现了文化上的不适应。

这样的讨论很多维吾尔族人都在跟进,但这似乎只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大家的关切度不高。我们要关注到维吾尔族内部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讨论,让他们的影响扩大。

 

吐尔孙(清华大学博士生):对新疆宗教状况,我谈四方面要素:第一,现代性问题。基督教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宗教的现代化,基本能够适应现代社会。但是伊斯兰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运动与过程。大概从清朝末期开始,汉族中原地区就出现了现代化的过程。从建国初期开始,新疆部分地区出现了现代化景象,但到文革中中断了,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的青年看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难以适应外面社会,出现了整体的失落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通过宗教找到一些精神的安慰。宗教问题的出现,是一个民族还难以实现或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个表现。

    第二,教育问题。维吾尔族的升学率非常低。初中毕业以后上高中的不到40%,高中毕业以后上大学的不到10%。在宗教教育这方面,全国也只有几个学院能够培养出宗教人士。但是新疆有一千万人口,有宗教需求,但是没有足够的途径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第三,文化问题。解放初期,维吾尔族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当时国家拨出很大一部分资金支持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文化大革命时的《红灯记》,也被翻译成维吾尔语。市场化改革以后,电影院没了,至今很多县城没有电影院,当地群众的汉语水平比较低,很难通过汉语频道来了解或者接触到文化产品。在文化空虚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就转向宗教极端主义。

    第四,民生与就业问题。现在维吾尔族社会,青少年就业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业是导致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维吾尔族的产业工人逐年减少,一方面因为他们本身的语言能力比较差,劳动技能、技术不过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改革开放过程中过度强调自由主义,过度强调市场的作用,但是没有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看得非常透。首先,要保证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需求,尊重信教群众的习俗,拓宽信教群众正确掌握宗教常识的合法渠道。现在一些学者和官员把好多问题归结到清真寺,其实清真寺本身不是问题,如何正确发挥维吾尔族人民的作用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最根本的还是提高维吾尔年轻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他们的技能,把就业、民生作为解决问题的重点,从战略高度进行解决。

所以,我们谈新疆的宗教问题,不能就宗教谈宗教,而是要把它放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当中来分析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宗教问题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宗教复兴是因为现实世界出了问题,并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体现出来。比如中东伊斯兰的几次复兴运动,都发生在伊斯兰世界面临危机的时候。被蒙古帝国灭掉以后,出现了第一轮的原教旨主义;18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也处于危机状态,就出现了瓦哈比主义。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伊斯兰世界再次处于一个转折和危亡的时期,出现了所谓的打着现代主义旗号的宗教复兴。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宗教复兴的根源也是在现实。在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信仰宗教的比例非常低。改革开放之初,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是99%,现在比重降到20%,这意味许多个体是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生活,这些没有保障的个体,都是潜在的宗教信仰追随者。这其实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种无力、无助感在精神上的体现。

面对中国的宗教复兴,实际还是要回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有一定的安全感。

反思农村宗教消极治理思维

吕德文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农村的宗教在扩张,尤其是地下基督教,基本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怎么去应对它?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希望通过发展民间宗教去抵御外来教会的传播,但实际上,民间宗教在地下基督教面前不堪一击。还有一种观点是,地下基督教很难管理,为什么不把它合法化呢?这涉及到我们用什么样的思维管理宗教问题。

总体上现在对宗教的管理,尤其是对农村宗教的管理就是统战和行政两个思维,但都存在严重问题。统战思维落实下去就是只关注教会里有地位的。这就不是真统战,而是搞关系。行政思维就成了只要你不出问题我就不管。这两种搞法导致我们基本上掌握不了基层宗教的信众。宗教局一般也没几个人,宗教管理也没有纳入整个地方基层组织的治理内容。

现在宗教治理实际上非常消极,基本上是失控的,有几方面因素:

首先,整个基层组织,党组织也好,政府组织也好,实际上处于一个弱化的状态。在现有的治理体系中,只要跟政府的目标没有多大关系的,不能转化成数字化管理的,基层都不太有动力。其次,农村的宗教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和党组织是同构的。党组织过去做的工作它全做,而且学得非常像。现在基层组织到小组一级已经没了,自然村已经瓦解了,很多行政村的组织是瘫痪的,但是地下教会组织却非常完善。

因而,我们现在不能消极对待宗教的这种社会组织土壤。以前的民间宗教之所以有发展能力,很重要的原因是教会的组织跟它的基层组织相配合。现在基层组织的瓦解与消极无为,是治理中的最大隐患。

 

(编辑 丁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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