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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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装备制造业面临什么机遇和挑战(二)
原文刊登于 《经济导刊》2015年7月号

这是本刊第三次在重要位置报道两个月以前的一个座谈会——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召开的“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情况与对策座谈会”。编辑部之所以持续地深入关注装备工业领域的话题,在于其基础性和关联度强,是制造业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同时参会企业所关注的问题,既有当下制造企业普遍感受到的困难和危机,也有重大技术装备企业特有的问题与困惑,有些还是需要引起高度关注上下认同的重要原则问题,如坚持采购高端国产装备等问题。 装备制造业是真正的强国之基,立国之本,其健康发展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和安全战略利益。同时装备制造业又已经高度市场化、国际化。在目前竞争形势剧烈、产业升级尤为关键的时刻,采取怎样的产业政策、措施,进行指导扶持培育,将直接关系中国工业制造业的未来。敬请读者关注。

秦川机床龙兴元*:要在解决供应端的问题上下功夫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装备企业和美国同行做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企业普遍存在“三高”的亚健康状态:

一是社会发展压力高。地方政府重视GDP指标,经济一旦下行,领导就会问企业:经营指标怎么又掉下来了?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强周期的行业,波动是经济规律。对企业的监管,如果硬性规定每年的增长幅度是很不合理的,客观上做不到,对企业压力太大。

二是利息高。秦川机床现在还算不错,但多数企业利息负担太重。我们那里有一家国有企业,前一段扩张发展较快,去年下半年银行紧缩信贷,把它的贷款收走了,只好去借18%的小微贷款,后来找我求援,想找百分之五点几的贷款。但即使这样对它也太高了,装备制造业能有多少利润?

秦川机床在美国有一家公司,使我有机会研究了美国近3年对制造业的鼓励政策。美国的贷款利息是1.5%左右,有的时候才1%,对大企业不超过2%。我认为国内实行的高利息不利于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税费高。比如我们原来有所学校,还办得不错,但要交教育附加费,还不返还。其他还有很多费用。国内装备制造企业的税费负担大约是美国企业的3.5倍,并且有些费用是政治要求。

几点建议:

第一,要在解决供应端问题上下功夫。应考虑如何改善企业运营质量所需要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从长远、根本上解决企业的问题。现在很多领导和学者主要从宏观上谈需求、投资、消费、出口等,这些来自需求端的条件改善传导到机床企业有点远,应该更加关注供应端问题的解决。比如劳动力成本中,五险一金已经固化,企业的个人社保负担是14%多点,如果员工工资1万元,实际收入8600元。很多员工对此结构有疑问,例如,有些人已经有房子了,还有必要再交个人住房公积金吗?

装备制造业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技能劳动密集行业,对人的要求很高。要认真研究劳动力供应的体制机制,使我们的竞争力有根本的保障。我们企业提出生活工作一体化,尽量为员工的生活提供方便。劳动力其实也包含研发人员,特别是高级技工,我们给技工划分13个台阶,我们自己事先决定,没有和上级说,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在供应端这一头,大家比较重视土地,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劳动力,人才的薪酬包括期权问题。这个问题说了很久,但省国资委没有决定权。所以,我们希望先抓紧实施减免税,恢复原来的一些专业门类机床的先征后返增值税等政策。

第二,发展模式要创新。机床行业里的工具就是弱周期的,因为只要汽车厂在开工,一定会消耗刀具;零部件是弱周期的,因为和存量的整机来比,这是消耗性产品。于是,我们首先找出对周期不敏感的这些产业,加大整合力度,搞了一个事业部。下一步准备进入一些和周期运行相反的产品领域,这样会形成企业的支撑。再有就是发展售后服务业务。

第三,国家对高档数控机床的重大专项很有必要,但行政成本太高。院所的专家们参加论证的多,研发资金给企业的不够,最后得利的是院校,而最应该得到资助的中小企业很难拿到研发资金。

我们在美国设厂,感受到美国鼓励制造业回归的政策套路。我把他们多项政策归纳为几大方面,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研究:

一是优化政府服务职能。比如设置专门机构,组织专家咨询团,简化管理流程,让企业和社区居民互动、方便招工等等。我们在美国那家工厂的规模不大,销售额2000万美元,当地政府官员每年来访两三次。美国很多政策非常细,比如新招人的所得税怎么免等等。

二是税收扶持的力度。海外回归的企业,对员工免个人所得税24-36个月。我们工厂员工现在有40多人,免税二至三年。密歇根、北卡罗来纳、印地安纳三州都是这样。用工成本降低对企业的回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大企业发展也拉动了产业链上配套的中小企业。

三是强化外贸政策,严进宽出。政府表面不动声色,但实际上对出口企业支持力度很大。我们在美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到墨西哥、加拿大、南美,州长帮我们去疏通。密歇根州政府甚至把我们在美国购并企业的故事,在纽约时代广场播了三个月,他就是要告诉大家,到我们这里来设厂是可以搞好的。美国在贸易政策方面既宏观又微观。

四是推动产业升级创新,抢占制造业话语权。美国在通用汽车上花了大精力,做得非常到位。几年前通用计划在上海投资15亿美元,后来投在密歇根了。美国这些政策都是在解决供应端的问题。

【公司介绍】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简称“秦川机床”,股票代码:000837)拥有宝鸡机床、汉江机床、汉江工具、关中工具、秦川格兰德、美国拉削系统公司等多家子公司。公司是中国机床工具行业的龙头企业,规模位列第三。是中国精密数控机床与复杂工具研发制造基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试点企业,建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美国研发机构及3个省级技术研发中心。公司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及多项科技奖,被授予“2014年行业排头兵企业”、“质量标杆企业示范”等多项荣誉称号,“秦川 QINCHUAN”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公司坚持“技术领先,模式取胜”的发展思路,着力打造3个1/3的业务板块,即机床装备和智能制造岛(生产线),高端工艺技术引领的关键零部件制造,以及现代制造服务业。公司立志成为所涉及领域的技术领先者、行业领导者、高端市场占有率的追求者;以系统集成为擅长,以“精密、高效、复合、专用、大型”为特色的大型数控机床工具企业集团,努力建成具有世界水平的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系统集成服务商和关键零部件供应商。

沈鼓集团苏永强*:国家政策要尽快落地

国有企业的困难大同小异。一是市场下滑比较快,订单减少;二是资金压力大,而且三角债严重;三是市场低迷,产品大幅降价。我们做的一部分大型机组出厂价比前几年掉了一半;四是企业税负高,银行利息居高不下。最后是人力成本降不下来,现在的困难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相仿,但比那时候严重,那时人均年工资是1万多元,现在已经翻了八九倍,去年我们企业人力成本为12.4万元,这是刚性成本。

困难的原因有外部和内部。外部看,国际市场依旧低迷,美国经济虽然稍好一点,但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复苏。

企业内部的原因很多。我们的研发能力比国外还有很大差距。去年我们集团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6.22%,但国外公司已达10%甚至15%以上。研发能力和研发人才和国外比也有较大差距,我们的研发速度还不能完全跟上市场的发展。

我们的管线输送增压机,在国家和中石油的支持下,经过几年努力刚研发出来,然而国外又有一种新的产品拿出来了。尽管一时替代不了我们,但这是趋势,人家又走在前头了。他们有了新的机型,正在说服我们的大用户采购,我们也要尽快提到研发日程上。我们将原定3-5年的研发周期压缩到两年,但毕竟还没有样机。国内企业没有拳头产品是不行的,必须奋起追赶。

要加快研制速度,融资是个大问题。目前融资成本太高,融资渠道太窄。我们正在申请上市。

沈鼓的产品结构还比较单一,主要是做主机,系统集成做了一些,但没有形成产品的主流。我们要尽快抓住新的市场机会。虽然国家在这个产业上还没有形成较大的拉动能力,但未来是个方向。

关于开拓海外市场。尽管全球在萎缩,但我们近三五年在海外已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去年沈鼓出口增加2.7倍,今年一季度增加89.5%。市场还是有的;但我们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像西门子、GE那样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另外,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分配机制等等,都存在问题。

我们的建议。

第一,要给企业放权。从国家政策层面看,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应该增加企业的活力。企业是经济组织,应该按市场规律运营。不管企业怎么改制,有一点要明确,国有企业是为国家服务的,为国家发展重大装备,支撑国民经济发展,这是它的责任。现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某种程度上是按照管公务员的办法做的。

第二,要对企业分类型。个别央企可能存在垄断情况,但地方国有企业基本上都属于完全竞争型企业,国家在考核企业时要分类型,管理上要有差别,以确保这些竞争性企业有活力。

第三,国家政策要落地。国家出台很多政策,但有些政策一直没有真正落地。李克强总理说,要有一个实施细则。这是问题的关键。比如鼓励技术、管理入股,但技术管理怎么做股份、怎么鉴别,没有下文。中国证监会规定发起人股东不超过200个,包括自然人股东,所以我们企业改制定位是150个股东,一些骨干进不来,这就是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具体实施部门的规则存在矛盾的现象,这需要国务院来统一协调。

再如,国家重大投资要拉动重大装备国产化这个政策谁来坚持?总书记和总理的批复谁来落实、怎么操作?用户怎么敢于选择国产的重大装备?沈鼓这10年来其实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一大批高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们研制一个,成功一个;二是实行了混合所有制改制,有自然人持股了。许多装备制造企业和我们一样,这些年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既然有这些基础,那么国家为什么不能强力推动重大装备国产化这个政策呢?现在虽然中国的高端制造业上来了,但不稳定,如果这个时期不支持,一旦滑下来就要重头再来。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它们的策略就是首先把中国的主力企业打下去。我们要正确对待WTO、自由贸易等规则,欧美日这些国家因此就不制定自己的政策吗?美国总统奥巴马制定了制造业回归政策,在美国建厂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很快就见效了。现在美国装备制造业对整个工业的拉动达到了13.5%,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奥巴马政府计划提供3.4万亿美元来支持装备制造业,用于研发,特别支持中小企业,要把装备制造业做大。我们也应该向沈鼓、济二机床这样的“共和国宝贝”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如何用投资拉动重大装备国产化,必须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来认识。

第四,提高效率,已经确定的项目抓紧启动、开工。我们太多时间都在等批件、走流程,企业早就望眼欲穿了。还有,已经上马的项目要注意完善资金配套,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大项目。现在对民营企业贷款可能有问题,它上的项目是国家批的,有关部门批准后也应该创造条件解决资金配套问题,这些问题都要从国家层面去考虑、去解决。

我国企业还是应重点加大研发力度,越困难越要搞研发。同时要转型。我们确定了未来三到五年努力的五大方向,即发展高端装备、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发展工程成套、向服务转型、大力发展新市场,这五大方向被列入我们的十三五发展规划。

【公司介绍】

沈鼓集团主要从事研发、设计、制造各类离心压缩机、轴流压缩机、离心鼓风机、大型通风机、往复式压缩机、离心水泵等重大工程技术装备,以及换热器、齿式机械、自控、汽轮机等配套设备,产品主要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金、天然气输送、煤炭、纺织、制药、制酸、国防、环保等领域。其中主导产品有离心压缩机、轴流压缩机等8个系列300个规格的风机类产品,高压给水泵、强制循环泵、核泵等51个系列579个品种的泵类产品,45个系列400个规格的往复式压缩机产品。公司有近80年历史,是提供重大技术装备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机械工业500强企业,2014年获得中国工业最高荣誉——中国工业大奖。

半个多世纪以来,沈鼓集团生产的各类产品覆盖全国各地,远销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大型离心压缩机国内市场占有率为85%,大型鼓风机占50%;冷凝泵占60%,高压注水泵占50%;石化行业往复压缩机市场占有率为60%左右。沈鼓集团累计为国家重大技术装备提供大型设备近万台(套),以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组、长输管线压缩机组、十万空分压缩机组、核电站用主泵、二、三级泵为代表的数百台套产品创造了中国第一,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直接替代进口45多亿美元,为国家能源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赢得了“国家砝码”的美誉。

沈鼓集团将始终以装备中国为己任,正在实现“发展高端装备,向服务转型,向工程成套转型,扩大国外市场,向新市场发展”的五个转变,围绕风机、泵、往复机等三大类产品完成重大技术关键攻关200余项,重点开发10大类54种世界级新产品。具备研制生产超大规模乙烯装置用裂解气压缩机、丙烯压缩机、乙烯压缩机、急冷油泵、急冷水泵;超大型空分用空气压缩机、增压机,多轴空气压缩机; 核电主泵等大型装备的能力。

沈阳机床关锡友*:苦练内功,迎接新的行业高峰

世界装备工业有一个20年发展周期的规律:20世纪40至60年代的辉煌在英国,代表企业是600集团;60年代到80年代的辉煌在美国,代表企业是辛辛那提;80年代到2000年的辉煌在日本和德国,催生了日本马扎克和德国德玛吉的发展;2000年之后转移到中国。

2002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机床消费国,在2011年市场消费总额达到最高峰,2012年后开始下滑,2013年、2014年,行业普遍处于亏损状态。未来几年的市场可能仍旧延续下滑的态势。

从2002年中国加入WTO开始,这黄金10年正处于世界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波峰期,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六次经济周期高峰来临前夕的波谷期。推动下一轮经济周期发展的是什么?我们认为,不再单纯是技术革命,而是基于互联网的一场新方式的革命。

根据经济周期发展规律推算,第六次经济高峰来临在2020年左右,现在正处于酝酿期,我们正处于这场革命当中。最近行业内知名企业发生的变化令人深思,比如,西门子把家电、医疗领域业务剥离,只剩一个数字化工厂集团;GE也正在回归工业本源。西门子和GE这两家企业的鼻祖,都是改变世界的发明家,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已经跨入了以消费方式创新为驱动的新时代,它不是由消费者带来的,而是由企业创新带来的。例如:美国最大的住房提供商Airbnb,是世界最大的住宿提供商,却没有自己的房产;阿里巴巴公司是最大的零售商,却没有商场等等。可以看出,网络时代谁贴近客户最近,谁获得利润最多。我刚看到麦肯锡发布的关于未来五年最具竞争力企业的分析报告,阿里巴巴排在第一位,而微软公司排在第100位。在过去180年漫长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推动其发展的是西门子、爱迪生、福特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世界知名的企业家,马云首次写上这份名单,他代表了信息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中国企业和世界强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当前市场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需求变化快。而且客户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剧变,原来买机床是为了拥有,现在则是租,客户是按时间买、按效率买、按服务买,因为它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一段任务,于是只买一年。这时,企业遇到了新的消费方式。对企业自身而言,应该从过去以产品为核心转向以市场为核心,客户才是我们市场的根本。

我们公司的情况,今年一季度基本持平,这得益于我们多年新产品的开发。国有企业的通病到现在为止我们依旧存在。最近我在省里开会,领导问想要什么政策,我说投资权。企业看准一个项目,报批时间太长,等申请最终审批下来,市场却没有了。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但实际情况却还未真正实现。

最后就是要创新,通过创新来创造需求。谁知道苹果iphone7是什么样的?乔布斯推出的苹果手机革新拉动了一个行业飞速发展。我们装备行业也一样,我们市场下降是由于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用户的需求是创新的来源。

作为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在民族伟大复兴中担负着神圣而艰巨的任务。国有企业在市场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一是我们缺少企业家。企业家这词汇有冒险者的含义,失败了可以再干。但是我们的企业家没有这个环境,失败了你就没机会了。很多人管我们叫企业家,但我们又是国有企业任命的厂长经理。举个例子,6年前我带领着一帮年轻人开发现代控制技术,先后花了15个亿,最终成功了。这个高端核心技术的评定不能用斤称,也不能用尺量,不冒险哪行?我至今都不敢想象一旦研发失败的后果。二是体制机制问题。

最后,一个活跃金融市场很重要。最近我们公司的股票连续3天涨停,股票市值增加了30亿元。只要解决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问题,资金可以在市场上筹措。所以我希望继续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

【公司介绍】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1995年通过对原沈阳第一机床厂、中捷友谊厂和沈阳第三机床厂资产重组后成立。作为我国最大的机床制造商、数控机床开发制造基地,沈阳机床有着辉煌的历史:共和国的第一台普通车床、第一台卧式数控车床、第一台摇臂钻床、第一台卧式镗床和第一台自动车床都诞生在这里,沈阳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机床之乡”。

2004年以来,通过并购德国希斯公司、重组云南机床厂、控股昆明机床厂,公司目前已形成跨地区、跨国经营的全新布局,目前下辖沈阳、昆明、德国三大产业集群(包括两家上市公司: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和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主导产品为金属切削机床,市场覆盖全国,并出口到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经营规模跃居世界首位。2011年实现销售收入180亿元,世界机床行业排名从2002年第36位跃升至首位。

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开发出世界首台具有网络智能功能的“i5智能化数控系统”。自2014年2月产业化以来,实现订货3000余台。

产品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加速淘汰普通机床,低档产品向社会化转移。成功开发出i5系列智能机床、ASCA高端机床等一系列世界级产品,推动了产品升级换代。中高档数控机床占比从2002年的25%提高到现在的75%。

行业地位及品牌影响力显著增强。机床产销量、市场占有率均居国内同行业之首;拥有国家唯一的高档数控机床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在德国设立的世界级产品设计中心。2014年,沈阳机床设计研究院被美国《环球科学》杂志评选为“2013年度最具影响力十大研发中心”,国内仅有两家本土企业获此殊荣。

链接:中国制造必须补好“工业2.0”这一课

中国制造必须走工业2.0补课、工业3.0普及和工业4.0示范的并联发展模式

工业4.0(Industry 4.0)是德国政府《高技术战略2020》确定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它已上升为德国国家战略,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工业4.0的发展理念也迅速获得中国的认同,长期在产业链低端徘徊的中国制造业似乎突然间前景光明,相关的云制造、智慧化工厂、数字化车间和互联网+等概念不断涌现,中国制造业似乎在30年后就将进入世界强者之列。

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阶段的积累,装备实现了现代化,制造流程实现了标准化,特别是有了一大批融入了核心工艺技术的专用设备。因此,他们进入工业4.0是渐近式的,是水到渠成。而我国现代化装备基础薄弱,设备自动化、信息化平均水平低,设计、工艺、制造、管理等知识经验沉淀不足,流程管理概念和文化缺失,流程动态信息难以采集。因此,我们进入工业4.0是植入式的,其困难可想而知。

在我国,过分强调工业4.0等概念,容易忽略我国制造业基础不牢,共性技术不强的短板,这有可能是对制造业的拔苗助长。近年来工业机器人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但与此同时,产业空心化的风险也进一步暴露。目前,国外品牌工业机器人已占据我近95%的市场份额,国外主要机器人企业近年来也加紧将我国作为机器人的生产基地,已经从整机组装深入到关键部件生产。在缺乏自主技术支撑和标准体系的情况下,我们难以在未来制造体系的塑造上掌握话语权,最终只能再次陷入跟随式发展。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指出,我国制造业亟待加快产业升级改造的智能化发展,同时还应警惕“脱实向虚”的倾向,防止产业空心化及制造业边缘化。

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制造业不能弯道超车,直接跃入工业4.0时代呢?我们认为,信息化技术并不是解决产品质量和关键共性基础技术的灵丹妙药,而这些问题不解决,信息技术只能建在空中楼阁之上。首先,尽管信息技术可以解决产品一致性的问题,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品可靠性等质量问题。例如,一台通过正向设计的国外机床和一台仿制的机床,在短时间内都能达到用户加工精度的要求,但仿制机床精度的保持可能只有几天,而国外机床精度的保持可以在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其次,信息技术并不能彻底改变产品自身的制造规律。制造产品过程中的加工角度、压力、温度等经验数据都是在制造过程和实验过程中经过千锤百炼而得出的结果,也是通常所说的企业KNOW—HOW。再次,信息技术并不能彻底改变产品的自身工作原理。从专利申请看,国外专利主要是有关产品制造技术上和控制、减排等技术,而我国专利则更多集中于机器结构的改变方面,这说明我们对机器工作原理的理解并不深刻。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我们对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共性技术的研发投入不够,多年来过多强调应用技术和“拿来主义”,止步于简单的“引进来”;二是只求速度不求质量,对科学研究的试错性缺乏包容和理解。研发其实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越是基础性的研究,其错误的概率越高,而一旦成功,则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三是情报研究体系和科技共享平台落后,基础研发数据缺失。研发工作需要坚实的基础科学数据和开放共享的科学资源作为支撑的,但近20年来原有的情报研究体系和科技共享平台受市场冲击严重,真正从事研发和情报研究的科研院所几乎没有,基础信息平台缺失造成很多工业产品的标准化、研发数据管理等成为空白。工业化的基础是规模化,规模化的基础是标准化,工业4.0的基础首先是将机器的生产组织数字化,而在这方面的基础数据支撑,我们缺失严重……

发达国家走过工业2.0,也是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一个产品只有经历了从设计、制造到实验的千万次互动过程,才能不断提高质量和可靠性。国外的生产车间和实验室一般是1:1的配置,而GE这样的顶尖公司实验室环绕巨大的装配车间,数倍于生产面积,形成一个实验城。在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的不少制造企业还都有一个工艺实验室;但在今天,只有为数甚少的企业还有实验室。例如在机床企业中,只有极少数的企业拥有较完整的机床振动测试仪器。

现在欧洲、日本、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很多大企业都是由采掘业慢慢延伸至冶炼业,再慢慢拓展到金属产品制造,最后成为装备的关键零部件制造商、整机制造商。凭借这种产业链的自然进化过程,这些装备制造企业的基础很扎实,内力很“绵长”,即使很一般的产品也能注入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最终成为高端产品。

近年来,日本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地位不断降低,其制造业产品的战线似乎有所退缩,但在关键零部件领域却仍然严防死守。日本有一批“怪物级”长寿企业(约3000家)和一群经验丰富的工匠,日本在全球电子、材料等技术集聚型产业中仍然占有绝对的技术优势。他们的技术优势绝不是大众熟悉的“电饭锅”或“马桶盖”,而是隐藏在消费品背后的控制部件和原材料产业的尖端技术实力。以工业机器人为例,机器人的关节用RV减速机,90%以上被日本帝人精机公司垄断。有人形象地比喻,如果日本人说跪,那么全球机器人没有几个能站着……。哪怕我们的制造业将来真的进入了所谓工业4.0时代,但日本人说跪,我们的机器人还得跪下,这能说明我们成功了吗?

目前我们的制造业规模达到全球第一,但其生产力水平的跨度则覆盖了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各制造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差异极大,大量中小企业处于机械化阶段。网络不均质和水平差异过大,导致我们的制造业整体的网络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推进存在巨大的困难,水平的差异使得智能制造推进速度慢和效率低,新技术渗透缓慢。更为严重的是,大部分产业无法享受生产数据汇集所形成的集聚效应和机器联通所带来的网络效应。令人担忧的是,假如从工业3.0到工业4.0需要花一元钱,那么从工业2.0到3.0则要花4元钱,这将是一笔巨大的投入。因此,需要国家拿出一定资金,重点支持有关产业和一批企业,率先实现突破。

工业4.0并非我们的唯一方向。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存在着多重目标多重任务,需要构建自身的内在动力,而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基于这种认识,近日工信部苗圩部长指出,中国制造业必须走工业2.0补课、工业3.0普及和工业4.0示范的并联式发展道路。

“强化基础”在“中国制造2025”中成为未来制造业强国的重要原则,它首次被提到国家层面而备受关注。“强化基础”原则将发展基础技术、共性技术和材料、关键零部件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强调加快实施国家级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并弥补原有国家级科研院所对基础共性技术研究的缺位。对于重塑中国制造业而言,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重大转变。

链接:美国“制造业回归”

美国制造业回流,各地工厂订单不断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美国决心重振制造业,提出美国“制造业回归”,奥巴马政府先后出台了包括“购买美国货”、“出口倍增计划”、《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建立全美创新网络和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等政策,美国“制造业回归”是高度协同的战略框架,对美国本土实体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已经显现,具体来说,是从五个方面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

一、优化政府服务职能,完善制造业发展的行政环境

(1)、设置专门职能机构。2011年12月,白宫宣布成立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旨在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制度和执行,并推动美国制造业复苏和出口。这个办公室由商务部长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共同领导,此类职位首次由内阁级别的官员担任。

(2)、组织业内专家智囊团,成立于2004年的美国制造业委员会隶属于商务部国际贸易署,旨在搭建美国政府与制造业企业的沟通平台,该委员会成员代表美国制造业的不同行业,包括钢铁、纺织、半导体、医药等。多年来,委员会就美国政府出台的制造业发展相关政策和计划措施,向商务部部长提出建议,并定期举办论坛,探讨工业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3)、简化政府管理流程。美国对外贸易区在加强国内外经济联系,促进美国制造业就业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对外贸易区采纳可选址框架(ASF),对总、分区设置和管理方式进行调整,简化审批流程。

(4)、促进制造业企业和社区居民间的良性互动,为大型制造业特别是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加大税收扶持力度,减少企业的运行成本

美国国会2010年通过了《2010制造业促进法案》提出,包括机床制造设备,人造纤维产品等在内的800种制造业生产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口关说被免除;同年出台的《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提出为了鼓励美国企业留在美国本土,将对将对工作岗位转移到美国以外的地区的企业取消税收优惠,而将这些优惠提供给美国人创造就业岗位的公司,为从海外回迁的企业提供为期24个月的工资税减免。

三、强化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政府善于利用贸易手段,实施“严进宽出”策略。2012年1月,美国商务部在《美国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报告中明确提出,通过贸易政策支持美国制造业的振兴。美国一方面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国际协定为美国产品打开市场,另一方面以反倾销和反补贴手段抵消美国产品在本国可能受到的国外低价产品的不利冲击。

同时,为保障其在未来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中的核心利益。美国在千方百计推进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协定》(TPP),《跨大西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为核心的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秩序制定。

四、推动产业升级,鼓励创新,抢占先进制造业话语权

(1)、美国鼓励高新技术研发投入,《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涉及133亿美元研究和开发投入,主要流向美国竞争力计划重点支持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三个机构和国立健康研究院,以促进高新技术的研发、鼓励创新投资、促进技术扩散,实现研究和实验税收抵免永久化,以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和降低开发新技术的风险。

(2)、制定措施促进高新技术研发合作。2011年出台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鼓励企业、大学和政府加强合作,共同研发全球顶端技术。2013年,政府出资10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成立15个由制造企业、高校和联邦政府组成的制造业“产、学、研”中心,加强对新材料、高端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科技、机器人和智能高效生产流程等领域的研发和技术应用。

(3)、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推出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资金扶持方案,重点投向可再生能源、节能、智能电网、医疗信息化等高新技术行业。2009年《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计划10年投资1500万美元,支持发展下一代新燃料和相关基础设施,并建立清洁技术发展风险资本基金,支持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发展。

(4)、重视高新技术人才的培育。2011年《美国创新战略:保护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提出未来十年内招聘10万“科、技、工、数”教师;《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提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美国名校建立教材共享、共享先进技术、联动创新的合作框架。

(5)、优化能源结构,降低制造业的能源成本。鼓励制造业企业更新设备和节能减排,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争取在未来10年减少1000亿美元的能源消耗支出,降低对进口能源供应的依赖;争取到2035年电力供应的80%来自新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电、生物能、核能和清洁煤。具体措施有:出台“先进能源制造业税收补贴”,对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制造企业提供总计23亿美元的税收补贴;积极鼓励本土天然气的安全生产和开发利用,特别是大力推动页岩气开发;计划取消炼油和石油生产商的抵税优惠政策,将先进制造业企业(例如高新技术应用)的抵税率由9%提升至18%。

链接:装备制造行业的“内忧外患”

近年来,大批外资机床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对中国国内机床企业提出了严峻挑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接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国家和地区之一。FDI的领域重点从轻工业已逐步转向重化工业,其中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占据了主要份额。在装备制造业的若干领域,跨国公司投资的合资或独资企业越来越多,在整个产业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跨国公司实力强、技术先进,又利用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更享受若干优惠政策,因而占据有利竞争地位。以传感器为例,2015年全球传感器市场将达1500亿美元,其中国内预计将达1100亿元,但是国内市场外资企业占据67%的市场份额。相比于国外巨头如霍尼韦尔和精良电子等,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则处于散弱格局,普遍体量偏小。又如工业机器人行业,2013年国内工业机器人自主品牌仅占4%,独资及合资品牌占比高达96%。

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美欧等工业发达国家再度关注实体经济发展,纷纷制定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促进高端制造回流。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德国发布《工业4.0》,日本《2014制造业白皮书》中表示要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英国也发布了《英国制造2050》。以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新工业法国为代表,主要发达国家加快在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技术产业、数据战略资产、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网络经济体系等方面进行战略部署,谋求在技术、产业方面继续领先优势,占据全球高端制造领域的有利位置。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对中国制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对我国高端装备未来发展构成激烈竞争,而且还将对已经形成优势的产品造成市场空间挤压。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也开始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以更低的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

机床产业外资挤占中端市场

随着机床行业步入调整期,跨国公司迅速调整战略,市场表现明显优于国内企业。2014年,中国机床产业困难重重,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十几年来行业最难熬的低谷,全国多数机床企业先后陷入亏损,一批企业宣布倒闭。但外资企业的日子要好过得多。2014年,大多数在华机床外资企业经营业绩较上年有所增长或持平,数控系统、刀具等企业,特别是针对特定市场的产品更是表现突出。

外资机床企业凭借明晰的战略定位和成熟的管理经验,已经抢占了工业4.0的先机。目前,低端机床市场由国内企业主导,高端市场由欧、美、日外企主导,至少95%以上的高端产品依赖进口,而中端市场成为竞争最激烈的阵地。

在市场下滑的背景下,外资企业为挤占市场空间采取了一套成熟的策略。其一,本地设厂。近年来,外资机床企业在中国所建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这些工厂从建立之初就起点很高。例如德马吉和森精机在华联合设厂,日本天田设立中国公司,瑞士百超天津工厂成为其全球最大工厂,美国哈挺在嘉兴投资建厂等。

其二,量身定制。大多数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始,通常是直接引入国外已有的成熟技术,或成熟产品。如今,面对日渐强大的中国机床企业,外资企业开始对当地销售的产品进行再设计或局部技术再创新,使产品更好地满足中国用户的需要。这在以精密、高端见长的德国、瑞士机床工具企业中较为常见。

其三,重视服务。随着中国本土企业技术和研发水平的快速提高,客户服务一跃成为市场竞争的核心内容。外资企业纷纷亮出自己的“服务牌”。例如,德马吉将其亚洲配件中心设在上海;来自美国的哈斯自动化将其在全球运营的HFO模式成功移植到中国,先后在中国建立21个集展示、培训、备件为一体的HFO,其推行的“一站式”服务更是颠覆了数控行业的服务理念;托纳斯则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两大贸易中心设立备件库,确保能够迅速满足全国各地的用户需求。

可以预见,未来国际巨头将以高技术为先导、用高技术装配的低价格中档机床产品迅速占领中国机床市场,对中国国内机床企业提出了严峻挑战。(编辑 杨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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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兴元,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董事长。

*苏永强,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锡友,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