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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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赴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调研(图片来源: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内容提要:本文借若干“元话语”,尝试提示符号与政治的问题,从不起眼的寻常符号,一步步落脚到话语、权力、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从意识形态到文化政治的研究虽然千头万绪,纷纭复杂,但追根溯源都离不开一套符号及其有机运行。特别是若干“元符号”或“元话语”,更是日入日深地形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权力话语谱系,如同古代中国的“仁义礼智信”,五四时期的“德先生”“赛先生”。

关键词  符号  政治  话语  权力

 

这里想谈的问题简单说涉及“名实关系”,名是符号,实是政治;由此推开来,名是理论,实是实践,名是思想,实是现实,等等。众所周知,名实关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问题之一。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就此而言,如今名实面临两种脱节,一是名实不符,一是名实背离。名实不符,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不尽一致;名实背离,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完全背道而驰。这里指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而是意识形态方面更普遍、更深层的社会潜意识或政治无意识。

 

政治与符号的界定

关于政治,众说纷纭,本文仅指一般意义的权力关系以及支配关系,特别是常见的“软硬兼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如果说文化艺术、学术理论、新闻媒体等意识形态言说属于和风细雨的软道理,那么军队、法院、监狱等就是暴风骤雨的硬道理。无论天下归心的软道理,还是师出有名的硬道理,都基于一套有理有据的说辞,即符号及其运行,如同奥斯卡最佳影片《勇敢的心》里的那声嘶吼——“freedom”。

本文所谈的符号不是一般性的符号,而是指形塑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的“元符号”。以葛兰西、阿多诺、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思想流派认为,现代文明首先体现为一整套文化霸权的柔性运作,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悦诚服,而这一切往往体现为若干核心符号即所谓元符号能够深入人心,如自由、平等、博爱等。一句话,所谓霸权、软实力、意识形态等,说到底无非以符号之名,行政治之实。因此,现代政治尤其注重“必也正名乎”。

程巍在其博士论文《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讨论了一组西方当代社会的符号变化,令人深思。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发生了一场波及广泛的“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的成果按照程巍分析,就是已经夺取政治经济权力的资产阶级终于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此后,意识形态的重建工程便随之展开,这个工程恰恰是从貌不惊人的符号开始的,并以所谓价值中立的去政治化形式出现。比如用“白领”替换“小资产阶级”,用“蓝领”替换“工人阶级”,用“全球化”替换“西方化”“殖民化”。拿典型的“中产阶级”替换“资产阶级”来说:

本来,“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和“资产阶级”(bourgeois)是同时出现的词,是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对新崛起的市民阶层的命名,与德语中的“市民阶级”(Bürgertum)同义,当初都带有贬义色彩。它们在法语和英语中分别还有一个更带讥讽意味的同义词——“nouveaux riches”“newly rich”(“暴发户”,又译作“新贵”)。

60年代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却成了两个词:前者被认为是一个左派政治术语,是一个历史词汇,由于它已经渗透了左派意识形态、历史罪恶和历史联想,因此实际上被“价值中立”的新社会学废止了,免得它激发政治意识。60年代之后,我们难得再看见这个词,除非是在历史的意义上。另一方面,“中产阶级”这个词却流行开来,变成了一个中性词,后来就越来越获得了一种褒义。[1]

 

“建政”“党媒”的名实之辩

我们再来具体讨论三个类似的、关乎重大名实问题的“元符号”,即建政、浩劫和党媒。不知起于何时,“建政”一名日渐流行,据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建国而是建政,因为中国早就建立了,所以不能称为建国。这个问题除了隐含的政治立场与学术倾向,也涉及符号及其意指。“建国”还是“建政”,既关乎符号,更关乎政治。首先,需要考察一下“国”,什么是国,什么样的国,符号之国与实际之国等。从字面上看,上古的“国”是指都城,所谓“中国”乃指国都,或者“中心城市”,而现代意义上的“国”称为“邦”,即鲁迅名篇《“友邦惊诧”论》之“邦”,如今常说的“邦交正常化”之“邦”。由于刘邦成为汉朝开国皇帝,为了避讳,汉代以后,才改用现在的“国”字。

从内涵上看,问题就更大了。李零在《我们的中国》里写道:“中国是个高度统一而且连续性很强的大国。苏秉琦的古国-王国-帝国模式是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他说的‘古国’是指三代以前,‘王国’是指三代,‘帝国’是指秦汉以来的中华帝国。”[2]这个三段论模式延至近代,又有广义的“民国”,即古国-王国-帝国-民国。可见虽然都是中国,但内涵大不一样。对此,任继愈也曾提纲挈领地指出,中国五千年历史有两件大事,一是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一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前者可以称为古代中国即“旧中国”,后者则是现代中国即“新中国”。这两个中国一方面固然一脉相承,正如李零提供的一组数字所示:

西汉平帝时,人口近6000万(59594978),县、道、国、邑近1600个(1587个)。清代,人口约4亿,府、厅、州、县约1700个。现代中国,人口约13亿,县、市2300个。案:现代中国,如果减去今东三省、内蒙古、青海、西藏的约500个县、市,大约还有1800个县、市,和汉代的数字很接近。[3]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又有本质性区别,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一个精英当家作主,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精英当家作主的古代中国,则百姓为草民,为草芥,甚至为人鬼,就像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的演讲中宣扬的:无数的人在这个世界默默走过,无声无息,唯有六类他说的英雄可以“指点江山”,甚至“作威作福”。而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中国,则百姓不仅为人,而且为主人,国家的主人,历史的主人,命运的主人,“从前是马牛,现在要做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之谓也。当然,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还在建设过程中,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还需继续奋斗,就像十九大规划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但无论如何,1949年,一个人民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无疑地建立起来,所以理所应当称为“建国”,而非莫名其妙的“建政”。如果“建政”成为新中国历史叙事的元话语,那么,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基石也就摇摇欲坠。

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元话语还有所谓“纳税人”“公民社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体是人民,即人民主体,诸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公园、人民大学、人民文学、人民音乐、人民日报、人民广播等,无不凸显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主体与政治意味。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更是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而纳税人则貌似一个中性化概念,“为人民服务”也演绎成“为纳税人服务”。由此一来,中国政治与美国政治好像没什么区别,“新中国”与“旧中国”也没什么不同了。所以,“人民”还是“纳税人”,“人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都颇堪究诘。[4]

再看“浩劫”。同样,“文革”固然是中国道路探索中的严重失误或错误,但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否定,十年的成绩不能否定。

2016年“文革”发生50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引人注目的核心观点是:《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文化大革命运动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文革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5] “十年文革”作为一种政治上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已经彻底否定了,但并不意味着文革十年”的全部经济建设等历史也就此一笔勾销了。事实上,在国家政治生活比较“乱”的情况下,十年间亿万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同样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包括两弹一星中的氢弹、导弹、人造卫星,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农村赤脚医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建交、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王蒙的茅盾文学奖作品《这边风景》、钢琴协奏曲《黄河》、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发展为后来中国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对此国内外均有翔实的科学研究,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并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他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普及教育、工业化、农村集体工业萌芽,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也是后来乡镇企业萌芽发展、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先导。他特别分析了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唯有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能够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他发现的秘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并不是其巨大且极其低廉的劳动力——这个条件印度等很多第三世界大国都具有——而是这个劳动储备的高质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程度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6]

再来谈谈“党媒”。这个概念本身所来何自,作为一种专业性元符号起于何时,同常说的“媒体”、“新闻媒体”等是什么关系,似乎是笔糊涂账。如果党媒一说成立,那么是否意味着还有非党媒?如此一来,顺理成章的逻辑是不是就成为党媒有党媒的规矩,非党媒有非党媒的章法?如果党媒成为一种元话语,党媒自然必须听党的话,对此谁也没有异议,那么,党媒之外的媒体呢?是不是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或者听其他方面如资本的话呢?如同党指挥枪,中国媒体自来也无一例外听从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也是中国或者说新中国新闻传播一以贯之的铁律。然而,随着党媒以及隐含的非党媒概念,这一铁律似乎可以突破了。即便事实上还不可能也不允许,但党媒与非党媒的符号意指却在名义上使之名正言顺了。与此相似,英美媒体多是资本主导,私人出资,那么,为什么他们从来不说“资媒”“私媒”,相反,这些年倒是频见天花乱坠的“公共领域”“公共媒体”“专业主义”。

作为概念,党媒或许是党报的一种自然延伸,姑且假定如此,还是存在令人困扰的名实问题。首先,秉承马克思主义、立足革命传统的党报,与“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一定位息息相关。党性与人民性不仅是理论上的有机统一,而且是实践中正心诚意的身体力行,从范长江、邓拓到穆青、范敬宜、南振中一以贯之。而“党媒”显然突出党管媒体的意味。王维佳的分析令人深思: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中,“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是两个最常被提及,也是最为核心的概念。这两项要求的统一,或许是新闻业“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基本合法性所在。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产生历史过程的简单梳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两个问题:首先,仅用“党性原则”和“党管媒体”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是有失偏颇的,“群众路线”是这个革命政党宣传理念中更原始、也更根本的核心部分,这是传播领域“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灵魂所在。

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党性原则”这一政治要求具有工具性质,如何更好地说明和印证自身,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非常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必须和“群众路线”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离开了“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媒体行政管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都很难保证。历经近百年的变革,从革命、建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改革、发展,中国的时代背景、党的使命、社会结构、媒体性质、传播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仍然是当前中国传媒治理理念中最核心的政治语汇。[7]

其次,党报与“党的新闻工作者”这一主体密不可分,包括新闻工作、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无不有机地关联着这一主体,而这一主体的唯一神圣使命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党报固然在凸显党的领导、党性原则等,但其中牵连的一系列理论、实践、传统则早已赋予这一能指以“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之所指。正如1945年胡乔木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讲话《人民的报纸》所言:“报纸能最高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是报纸有最高的党性……也只有这样的报纸才能是一个党报或人民的报。”所以,一提及党报,自然联想到马克思的“热情维护人民自由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以及《解放日报》改版、“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工农兵通讯员、“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的党报记者等。至于“党媒”,在媒体市场化的背景下,在世界观、价值观、新闻观的失魂落魄中,不知道是有益于正本清源,澄清混乱,扭转局面,矫正方向,还是可能进一步加剧理论与实践的迷失错乱?尤其令人困扰的是:一边是专业主义话语在业界学界大行其道,一边又是党媒话语的异军突起。

 

警惕“去政治化的政治”

如上案例无不关乎名实问题,也涉及符号与政治,看似寻常却奇崛,深究起来意味长。韩少功为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作序时说得好:“去伪存真,见微知著,很多学者要办的不就是这种思想史上的大案要案?不就是要缉拿文明假象后的意识形态真凶?”[8]所谓意识形态真凶,在上述讨论中就是元符号,或者说习焉不察而视为常识的潜意识、无意识。而没有这些貌似常识的元符号、元话语,就没有意识形态的生成。换言之,建构新的元符号、元话语,也就是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诸如建政、浩劫、纳税人、国际化、中产阶级、公民社会等,都堪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意识形态的元符号、元话语,由此悄然形塑了一整套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

去政治化的政治,听起来绕口,说白了还是政治,只不过是另一路政治,这种政治声称不讲政治、远离政治,而结果却像南非大主教图图讲的一个故事:“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等我们张开眼睛时,发现一切倒了个个儿: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与之相似,当初我们掌握着政治支配权与文化领导权,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行思维流行语不断提示:远离政治,不讲政治,学术的事情归学术,政治的事情归政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于是,我们开始只谈学术,不问政治,亲近学术,远离政治。几十年下来,发现情况就像图图大主教的故事,攻守之势异也。如今,我们手里倒是不乏人云亦云、自娱自乐、不痛不痒、为做而做的所谓学术,而他人手里则日益多见“一言九鼎”“言出法随”的文化支配权或领导权。眼看一套元话语建构的新意识形态若隐若现,包括新闻学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奠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话语体系及其权力关系也日渐陷入危机,而以甘惜分为标志、为典范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更是早已风雨飘摇。

最后,谨向2016年年初仙逝的百岁老人、一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大家甘惜分[9]致敬。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源于2016年四川大学“传播符号学高层论坛”的报告,谨向盛情相邀的蒋晓丽教授、赵毅衡教授致谢。

*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1]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北京,三联书店,2006,第461页。

[2]李零:《我们的中国·茫茫禹迹》,北京,三联书店,2016,第122页。

[3]同上,第44页。

[4]参见喻权域:《为人民服务,还是“为纳税人服务”?》,载《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2期。

[5]任平:《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载《人民日报》2016517日。

[6]胡新民:《关于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的若干补遗——新中国辉煌三十年》,载《党史博采》2016年第3期。

[7]王维佳:《“党管媒体”理念的历史生成与现实挑战》,载《经济导刊》2016年第4期。

[8]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韩少功“序言”,第8页。

[9] 甘惜分,1916年生人,四川邻水人。著名新闻理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首批荣誉一级教授。201618日,甘惜分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新中国的核心政治价值,也是新中国新闻业的命脉与灵魂。市场化潮流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

为人民服务是新中国新闻业的命脉与灵魂

什么是新中国新闻业?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闻业。虽然六十多年来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上下下一直在不断思索,艰难探求,但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却如国号一般一目了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的,一系列熟语也无不提示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本质属性:人民英雄、人民政府、人民代表、人民政协、人民银行、人民法院、人民广播电台……至于人民以及人民性,也不属空泛抽象的人文人性等范畴,而是同新中国政治制度息息相关的概念。人民是一个主体的概念,它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具体说就是占国内居民绝大多数的工农兵劳动者。

新中国不仅结束了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苦难历史,“翻身解放”一语形象展现了这一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会巨变与心理激荡,而且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主体——人民,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为人民服务。用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的话说:“我们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党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人民主权。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恰恰构成了新中国的道义基础,或者说道统。”[1]

六十多年来,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属于新中国的核心政治价值。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论及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八个基本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亮相时,习近平在18分钟的讲话中,19次提到“人民”,坦言“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时隔一年许,他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六十多年来,亿万各族人民之所以历经风雨而矢志不渝地信奉社会主义,也正因为新中国最鲜明的社会属性与政治本色在于人民,是一个人民的共和国。

所以,“党性、人民性”及其有机统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自然就构成了新中国新闻业的命脉与灵魂。其中包括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将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作为新闻人的专业使命与价值皈依等。尽管世上迄无十全十美的新闻模式,新中国新闻业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正如中国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不同时期难免面临不同的矛盾与干扰,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命脉与灵魂却一以贯之,不可动摇。因为,这既是马克思所谓“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也是毛泽东1945年在重庆为《大公报》挥笔题词“为人民服务”,更是社会主义宪政体制即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三位一体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新闻业的实践中蕴含着时代命题

具体说来,无论是“人民政府”,还是“人民代表”,也无论是“人民文学”,还是“人民新闻”,归根结底都负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使命。所以,新中国新闻业与新中国政治水乳交融,而绝不限于或远不限于新潮理论的专业化诉求,如提供信息、服务和娱乐等“去政治化”的功能。这一点,不仅使新中国新闻业有别于旧中国新闻业,而且也在世界新闻史上开辟了一整套全新的理论与实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对新中国新闻业及其人民性有深切洞明的体悟。这里借用复旦大学教授倪伟对户县农民画的再解读:

在户县农民画的历史中有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其中尤其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它让艺术走进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艺术不再是少数文化人的专利,也不再笼罩着“天才论”的神秘色彩。……由此而发现了自己的创造潜能,认识到他们作为一个已经站立起来的阶级,是有能力创造文化的,也有能力创造自身乃至整个社会、国家的崭新历史。正是艺术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并帮助他们树立了创造历史的自信心。……这个长久以来被认为卑贱的社会群体能够独立地担当其创造新的文化、新的历史的重任。[2]

显而易见,在新中国新闻业特别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实践中,同样蕴含着类似的时代命题,体现着同样“再造国民”的文化政治。当年,数以百万计的工农兵通讯员以及数以亿万计的人民大众对新闻传播的热情与关注、投入与实践,同专业主义的“精英办报”又是何等风马牛不相及。对此,既不必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否则也无法面对一批批穆青式的人民记者及其心血,如同无法面对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袁隆平、红旗渠、大三线、两弹一星、青藏铁路等新中国建设者奉献的汗水与生命。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祝东力对“革命文化”及其四点历史意义的阐述,同样适用于新中国新闻业:

这种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长期支撑着现代中国,先后完成了几件大事:第一,是走出近代陷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权。第二,是快速工业化,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可以说,这是在长城和大运河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千年工程。第三,从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经过二十多年,打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第四,是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和实验……[3]

新中国立国前,国家分崩离析,人民苦难深重,从英法联军到八国联军,从北京失守到南京沦陷,中国屡屡深陷亡国灭种的绝境。此时的新闻业,如港台学者李金铨教授概括,“第一要义是救亡图存,反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新文化运动场景的一环,旨在启蒙和宣传,提供资讯反而次要”[4]。新中国成立后,旧邦新造,万象更新,包括新闻人在内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为之欢欣,并以主人翁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现代化成就。

林春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之际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一文中写道:“社会主义运动,其错误、失败乃至罪行或者半途而废都仍然不能掩盖一个重大的史实,即它曾在广阔地域和几代人的时间里,在经济建设、公共福利、劳工权利、两性平等、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过诸多有着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功。”[5]反思与扬弃当年在一片混沌中探索中国道路所出现的偏差与失误,包括新闻界一些“极左”的说法与做法,并不意味着曾经做的事、走的路一无是处,更不能在倒洗澡水时连小孩也一块儿倒掉了。

事实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一批批新中国新闻业的先驱者,不仅同无数建设者一样付出眼泪、汗水、辛劳乃至生命,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历史遗产,仅看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就可略见一斑: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王石《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范荣康与袁木《大庆精神大庆人》、郭超然《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穆青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南振中《鱼水新篇——沂蒙山纪事》、范敬宜《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郭梅尼《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罗开富《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李克林《今日大寨》、段连城《阳光·阴影·希望——南游百日记》、解海龙《我要上学》……还有中央广播电视三大台的经典之作,包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央视2013年对苹果手机质量和2014年对东莞涉黄酒店的报道,又为这个序列添加了一笔。

中华文明给新中国新闻业打上鲜明烙印

把握人民主体人民性的内涵,则不难理解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以及最可爱的人、南京路上好八连、草原英雄小姐妹、两弹一星元勋等新中国英雄谱。回溯五千年中华文明,新中国新闻业的经典之作,也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一脉精神文化传统息息相通。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也给新中国新闻业打上鲜明烙印,包括其中的利弊得失。中华思想更强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人一种参化天地万物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就像民间往往丧事也当喜事办,谓之“喜丧”。于是,长期积淀的乐感文化在社会心理中便形成“乐于报喜,不乐报忧”的习俗与习惯,最典型的莫过于文艺作品的大团圆结局。

不仅如此,按照李泽厚的分析:“由于乐感文化所追求的‘乐’并非动物式的自然产物,而是后天修养的某种成果。它作为所谓人生最高境界,乃是教育的功效,所以儒家无论孟荀都主学习、重教育;或用以发现先验的善(孟),或用以克制自然的恶(荀)。”[6]由此,也不难领悟新中国新闻业为什么注重社会教化功能,强调正面报道为主,向往六亿神州尽舜尧,讴歌遍地英雄下夕烟,从而与欧美新闻的“乌鸦”角色及其罪感文化迥异其趣,也与其重视反常、丑闻、揭秘、耸人听闻等特征大相径庭。

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特别是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商品性作为“党性与人民性”的补充而构成新闻业变革的枢纽,促使广告、效益、媒介集团、文化产业等风生水起,一步步渗入新闻领域,日渐影响甚至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新闻业的发展趋势。应该说,市场逻辑下的新闻商品性,一方面改革陈旧沉闷的体制机制,激发了新闻业的生机以及新闻学的活力;另一方面却促成某些不良的成分,甚至成为瓦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危及国家和平发展与长治久安的隐患。与此同时,源于新启蒙及其重构历史的价值取向,也似已成为知识精英(包括体制内一批“肉食者”)的潜意识,并广泛植入新闻界与新闻学,从而决定性地制约和影响着新闻实践,如新世纪以来一系列轰动朝野的新闻事件。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新华社高级记者熊蕾发表了长篇专论《报,还是不报?——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其中谈及问题显然已是深入新闻业骨髓的普遍现象:

回顾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历史观的改变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这种改变是全方位的,渗透到很多新闻人的潜意识中。

比如,把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人为割断,用1978年后近30年的历史否定以前的30年,似乎前30年一无是处。就连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换来了中国几代人的和平,赢得了全世界对新中国尊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在被遗忘,被否定。共和国的历史,似乎也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那之前的中国只有封闭﹐好像是中国自己在“闭关锁国”;完全不顾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新中国封锁禁运的历史事实,不顾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为了打破这封锁禁运所做过的努力,包括保留香港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

在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问题上,有些媒体越来越突出国民党的作用,突出所谓正面战场的作用,弱化乃至回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还有媒体倾向于拿现代的尺子卡前人,为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合法性的观点提供版面。同时,以“开拓贸易”淡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扩张侵略的血腥和暴力的电视“政论片”,从《河殇》到《大国崛起》,为晚清“洋务派”翻案的《走向共和》等电视剧,都受到新闻媒体的高调赞扬。[7]

除此之外,愈演愈烈的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作风浮夸等专业问题,绩效工资、末位淘汰、新闻民工等工作状态,以及90年代以来日甚一日的“新闻专业主义”潮流,不仅一步步侵蚀新中国新闻业的政治基础与专业根基,而且使新闻业与新闻学日益习以为常地“把市场等同于自由(‘自由市场’),把‘自由市场’等同于民主圭臬,把消费者等同于‘人民’,把‘中产阶级’等同于民主主体,把国家等同于压制,把媒体规制等同于威权,把‘新闻自由’等同于‘私人办报’,把批判知识分子等同于国家主义者,把反帝立场等同于民族主义”。[8]

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新闻独立王国

迄今为止,古今中外的新闻实践无不表明,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自由自在、自行其是的新闻独立王国,所谓“无冕之王”、“社会公器”、“公共领域”等不过是皇帝的新衣。正如某家自奉“新闻专业主义”的报刊,一方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呼应着海内外新自由主义的浪潮,高调介入现实政治并博得反体制的青睐与喝彩,一方面又宣称“我们从来无意去做先知、导师、法官、卫道士……”可见,论及新闻就不能不关涉社会政治,新中国新闻业也不例外。

回顾六十多年来一系列新闻动向,哪一点不丝丝入扣地应和着、交融着、影响着天下风云与社会政治。从建国初公有制新闻业的建立与推进,到私营新闻业的改造与消亡;从冷战背景下两大阵营分庭抗礼以及新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到新闻界学习塔斯社、《真理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摆脱苏联模式、寻求中国道路,到新闻界的改革探索;从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到新闻界的“浮夸风”;从反帝反殖运动,到中苏论战的“九评”以及风起云涌的“世界新闻新秩序”;从文化大革命,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新闻界的拨乱反正与风风火火的新启蒙;从新世纪以来日渐凸显的三重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到新闻领域的失其魂魄、五色无主(不少人还以为新媒体“惹的祸”)——六十多年来新闻业的点点滴滴,无不同社会政治与人民生活密不可分。

为此,探究新中国新闻业不仅需要回到历史,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价值观,而且需要深刻检讨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内涵,包括革命报业或人民报业的历史传统,而不是仅仅围绕新闻界与新闻学自身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其实,所谓“专业主义”、“公共领域”、“公民记者”等,也无不源于一种鲜明的社会政治、阶级意识及其价值谱系。比如,眼下乱花迷眼的公民社会、国际接轨、民国范儿等政治想象与现实诉求,一方面高扬中产阶级与知识精英的政治价值,一方面又不断贬斥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与历史实践。类似“戾气”、“草民”、“多数人暴政”、“民粹主义”等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说辞触目皆是。对此,一位青年学者的剖析令人深思:

言论自由和参政权利是知识分子有关“人性”的合理诉求,而压制个性、为生存权而形成战斗的“集体”更是下层民众争取“人”的尊严的重要条件。……当前研究者很少意识到革命、社会主义文学(新闻亦然——引者注)与(下层)自由的关系,基本上抹杀了它们内含的“人民的政治”。

社会主义文学在源起上是下层“战斗”的一个部分(“文化战线”),但遗憾的是,启蒙研究者只承认知识分子的“人性”,并以之为“普遍性的法则”将社会主义文学(报刊)的“集体”叙述裁定为“统治”性的、“非人性”的。[9]

在西式新潮新闻语境下人民基本“缺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以及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潮流,新闻专业主义也渐成中国学界与业界的新潮。这种新潮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不仅仅是“专业”问题,而是同“公共领域”、“公民记者”等热门话题一样,体现着鲜明的政治意味。拿“公共领域”来说,按照这套理论及其逻辑,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均属“公共媒介”,既不充任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也不扮演利益集团的专属工具,而应由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与“公民记者”承担独立的、不偏不倚的传播使命与社会责任。且不说这种拔着头发离开地球的“公媒”或“公知”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即使是业界学界一些人推许的“新两报一刊”,就体现了何等鲜明的政治价值。

再如,哈贝马斯论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本有两层含义:一是反抗上层封建贵族,二是钳制底层民众。换言之,所谓公共领域不光反对政治权威的干涉,同时也压制下层民众的反抗。而当下流行的公共领域只剩下对上的抵制,而略去对下的压制。1990年代末,中国媒体对“入世”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即为一例。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赵月枝教授曾就“入世”报道进行专题研究,分析了其中的话语策略与权力关系:

媒介使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念得以张扬,跨国企业享有话语权,新闻报道同时给予美国主导的跨国资本主义以足够的重视。中国媒介不仅依赖美国使馆和美国媒介为其提供WTO协议的内容和对协议的诠释,甚至成为跨国公司及其代言人的宣传工具。与此同时,在我分析的近500篇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论中,没有一篇文章有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声音,就连礼节性的引语也没有。用汪晖的话来说,中国媒介对WTO协议进行了一次漫长而一厢情愿的宣传活动,与美国媒介对这一相同主题的报道相互呼应。[10]

毋庸讳言,眼下新闻实践以及新闻研究往往偏于东部、都市、白领小资、成功人士,急煎煎“走向世界”,忙不迭“国际接轨”。一套套西式新潮话语即便面对高度现代化的北上广都不免圆凿方枘,更何况多元文化缤纷杂陈、各族人民世代聚居的基层、内陆、边疆。实际上,在诸如此类新潮话语中,人民基本“缺席”,看不到他们多彩多姿的身影,更不用说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即使偶或有之,也往往成为“人文关怀”的“弱势群体”,或者迹近萨义德“东方学”的奇异景观、民风民俗等。更荒诞不经的是,新闻界一些成功人士一方面对俯首甘为孺子牛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另一方面却又乐此不疲、兴高采烈地把自己一点身世家世弄得恨不得天下皆知,无人不晓。新闻的焦点不在人民大众,反而成为记者本人——这也算古今中外新闻史上前所未睹之怪现象。无怪乎,如今节目主持人如此火爆,而火爆的原因众所周知,不在为人民服务的新闻而在演艺。

价值混乱与价值虚无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应该承认,方兴未艾的新闻专业主义固有其专业价值,对提升记者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也不无参考与借鉴。[11]但同时更需要清醒意识到,专业主义原本发端于市场化环境与全球化语境引发的政治价值与媒介生态的变异,如人民主体及其价值的漫漶,而其内涵诸如客观、中立、独立、超政治、超党派等,不仅在西方日益遭遇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悖论与质疑,而且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新闻业形成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与冲突。说白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专业性与新中国新闻业的党性人民性形格势禁。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王维佳,在《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一文中指出:

新闻专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内涵就是独立性,它所强调的专业技能和行业伦理无非是在赋予这种独立性一种合法性的基础。

具体到中国新闻业的语境,这种独立性诉求便成为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冲动。从中国本土现代新闻业产生之初,新闻的专业性就一直内在于政治性。从最初的民族自强,到后来的革命建国,再到党性原则和国家建设,社会目标和政治属性一直被置于新闻专业属性之前,新闻传播只是伟大现代化工程的一个构成部分,并不具备独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新闻学界和业界就开始集体性地清算这种传统的新闻实践理念,而“新闻专业主义”则成为他们最好的理论武器。……此时的新闻记者已经明确地将新闻职业的独立合法性与抽象的新闻自由作为行业发展的必备前提,这与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传统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12]

这种专业性的后果仅看一例,即知大概。众所周知,外宣或对外传播如今得到各方高度重视,经费投入与人才培养更是力度空前。不过,相较于“硬件”的大幅度提升,“软件”的薄弱又构成反差,特别是价值混乱或价值虚无倾向尤为突出。许多人似乎觉得,外宣成效更多取决于新闻发言人的一招一式、大力扩充国际化媒体及其人员设备、加速书报期刊的市场覆盖等。这些技术化事项无疑都是必要的,但不能忽略更必要,也更核心的精神价值——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因为,一切传播的核心均在价值,看看好莱坞大片如何无所不在地隐含“美国梦”,点点滴滴彰显其价值体系就清楚了。

2013年研究生答辩时节,一位来自中央外宣媒体的在职研究生在解释外宣投入巨大而结果不甚理想的原因时,竟然答以“我们是共产党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制约外宣效果”云云,一时令人瞠目。殊不知,这种价值混乱与价值虚无却正是问题关键之所在。而共产主义既为古往今来一切先知祈盼的大同理想,用韦君宜的话说,“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也属对外传播的价值所在、命脉所系。怎么一提共产主义,就兀自矮人三分;内心不自信,又怎么让人信?而没有高远的、超越现实功利的精神价值,外宣或对外传播岂不沦为巧言令色或婆婆妈妈,又如何赢得天下归心。

重申人民共和国及其新闻业的核心价值

所谓“软实力”,实际上一刻也离不开硬内核——精神价值。提出“软实力”理论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13年在北京的一次论坛上强调,软实力取决3个重要资源,而首屈一指的是政治价值。[13]一旦熔铸令人向往的精神价值或政治价值,那么即便传播技巧糙一些,宣传方式拙一点,人民中国也能不胫而走,风行八方。当年外交部长乔冠华第一次登上联合国讲台,代表新中国发表激荡人心的演讲——“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既道出一个时代的人类心声,也成为新中国主导世界话语权的一个里程碑。

相反,如果缺乏精神价值或政治价值,那么就好像一个人打不起精神,软实力便真的成为软塌塌的东西。哪怕花里胡哨,貌似眼花缭乱,也终究难有深入人心的效果。随着专业主义流行,外宣内宣都意识到“讲故事”的作用,都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而且讲故事的技巧也越来越高明,可什么是中国故事及其要义却常常并不明确。如果以为故事只是新奇性、趣味性、生动性等,那么这样的故事讲得再多再好也难得要领,更不用说打动人心,因为其中没有魂儿。而魂儿就是精神价值,或者说中国人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基本信念,即青年学者李云雷在《何谓“中国故事”》一文中所言:

“五四”时期,即使讲述个人故事其实也是在感时忧国,比如郁达夫的《沉沦》,主人公自杀之前还问祖国为什么不强起来,郭沫若的《女神》,更是以个人的激情在呼唤祖国的“凤凰涅槃”;而在上世纪5070年代,即使讲述一个村子的故事,其实也是在讲述中国的故事,比如《创业史》中蛤蟆滩的故事、《艳阳天》中芳草地的故事,都有一种整体性的宏阔视野。讲述中国故事这一视野的消失可以说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情,而其消失的原因一则在于“宏大叙述”的消解,个人故事的盛行,二则在于中国视野的消失,以西方文学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重提“中国故事”,也是重建一种新的历史与理论视野。[14]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新闻界开展的“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项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等活动,都在锲而不舍地重申人民共和国及其新闻业的核心政治价值。“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追问,更是围绕新中国新闻业的宗旨。获得中国新闻奖2012年一等奖作品《皮里村蹲点日记》的记者何盈,用一句富有诗意的话表达了似已遥远的新中国新闻人的心声:“做一个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这一朴素的心声既呼应着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1948年毛泽东、刘少奇两篇著名新闻谈话的精神,以及一代代人民记者“勿忘人民”(穆青语)的新闻理想,也应和着思想者张承志世纪之交满含深意的呼唤:“旧的时代该结束了,泥巴汗水的学问刚刚登场。我们只是呼唤真知实学,我们只是呼吁,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出现。”[15]

专业性还是人民性——这是一个问题。理想情景应如兵法所言,有奇有正,奇正相生;一方面摆正人民性的位置,一方面用好专业性的奇招。如果说人民性是体,那么专业性也可谓用。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先后出现三种取向:“以中国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中体西用)、“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全盘西化)和“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中国道路),那么坚守人民性而善用专业性,就是新中国新闻业的“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了。

(编辑:楚佳)

 


[1]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31页。

[2] 倪伟:《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户县农民画”再解读》,见罗小铭编《制造“国民”——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64-265页。

[3] 玛雅:“中国: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专访祝东力”,载于《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41-342页。

[4]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5]林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领导者》总第35期(20108月)。

[6]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出版集团三联书店2009年,第312-313页。

[7] 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type=blog&itemid=424283。这段论述在正式出版物中付之阙如,见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45页。

[8]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9] 张钧:“‘十七年’文学报刊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文学研究》20137期。

[10] 赵月枝:“中国与全球资本:文化视野中的考量”,《新闻与传播评论》(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11]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拉尔森(M.S.Larson)的概括,新闻专业主义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自我评价层面,强调独立性、特殊声誉等非凡特性;二是规范层面,赋予新闻业独特的伦理规范,以此将社会授予新闻业自我规制的特权合法化;三是知识层面,要求新闻从业者经过必要的训练,以便掌握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转引自王维佳:“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载《新闻记者》2014年第2期。

[12]王维佳:“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新闻记者》2014年第2期。

[13] []约瑟夫·奈:“信息时代:比谁讲的故事更动听”,《环球时报》20131219日。

[14] 李云雷:“何谓‘中国故事’”,《人民日报》2014124日。

[15] 张承志:《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7-8页。

 

本文从学术和现实两个维度来解析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在虚无历史的同时又必定在彰显某些内容。在虚无与彰显的交织中,历史虚无主义针对...

历史虚无主义的学术相关问题

历史是选择的学问

仅看迄今为止的历史,似乎三句话就可以概括:明修栈道说过去,暗度陈仓指现在,曲径通幽看未来。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它的意思无非是:回望过去,关照当下,展望未来。二十世纪后的语言学转向,更使人们意识到无论是历史的资料,还是历史的叙事,无不需要经过语言这个中介,而语言又不是统一的、一律的、超然物外的。所以,言人人殊的结果就使同一件事讲出来总像一出“罗生门”。约瑟夫·弗里曼说:每个人都会歪曲历史,哪怕是他的个人经历。有时,歪曲是有意的;有时,歪曲是无意识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过往总是被改造用以服务当今。[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关于历史,古往今来总是难脱两个与生俱来的特性,一是历史事实的无限性,一是历史叙事的有限性。换句话说,有史以来的人事如同弱水三千,而能够讲述的不过一瓢饮。这一不言而喻的矛盾,先天决定了不可能将实际发生的一切纤毫无遗地呈现出来;否则岂不得将历史原原本本重来一遍。且不说重来是否可能,假定可能又有什么意义呢,一遍遍重演历史吗?如此看来,历史同新闻一样,只能是选择的学问。不经选择,就无法报道日新月异的新闻,不经选择,就无从讲述千变万化的历史。众所周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成为十月革命的象征,而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2002年的一篇文章,当年阿芙乐尔号是对冬宫放了一发空炮。[2] 在历史现场纷繁错综、混乱矛盾的无数事实中,这一发空炮就选择性地进入历史,并成为世界史上一个大事变的标志。

虚无与彰显的交织

既然历史是选择的学问,那么说什么、怎么说就成为题中之义。为此,历史难免淡化、虚化某些内容,然后才能彰显、突出某些内容。无论轻描淡写,还是浓墨重彩,常态的历史叙事都不能不在浩如烟海的史实史料中有所选择,既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又得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否则历史便无法书写,也没有意义。与此相似,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固然在虚无历史如视而不见,同时又必定在彰显某些内容——如指鹿为马,就像日本教科书将侵略称为进入。所以,虚无与彰显总是随时随地相伴相生的。举例来说,欧洲中世纪彰显的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万世一系,虚无的是衣食住行的世俗人生;现代史在马克思传统之外,基本都在彰显资本魔力,包括现代化、科技革命、大众教育、繁华的都市、便利的交通、五光十色的生活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等价值,而虚无人、社会与自然由此遭遇的一系列异化,就像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的深刻批判。且不说国家武装走私毒品、贩卖黑奴以及奴隶制、屠杀数以千万计的原住民等反人类暴行;空前但愿绝后的世界大战之叙事也主要在彰显英美的神勇与正义,而虚无战争的深刻根源,包括法西斯并非天外飞来的文明怪物,而无非是资本主义贪婪欲望及帝国主义疯狂争夺的自然结果。正如波兰尼所言,要了解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必须回到李嘉图的英国[3] 或钱乘旦谈二次世界大战战的东方起源问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偌大的一个太平洋几乎全都落入美国之手。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它与正在疯狂扩张的日本正面相撞。”[4]

再以中国现代历史为例,也能随处看到这一虚无与彰显的交织。当虚无太平军、义和团、辛亥起义、土地革命、八路军新四军时,自然就彰显曾国藩、传教士、慈禧、袁世凯、蒋公蒋介石、汪逆汪精卫。同样,当虚无李大钊、鲁迅、邹韬奋、范长江时,往往就彰显胡适、张爱玲、张季鸾、储安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些文人可以“同情”土改中被镇压的地主阶级,而对千百万农民的翻身解放无动于衷。[5] 其实,类似选择如今比比皆是,比如:可以欣赏民国十里洋场“小资”范儿,而对天下百姓的苦难深重无动于衷;可以讴歌“西方文明现代化”,而对亚非拉由此遭逢的旷古浩劫无动于衷;可以赞美“文人论政”、“私营报业”,而对“工农兵通讯员”、“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无动于衷;可以对建国后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耿耿于怀,而对亿万各族人民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创业史无动于衷……德里克在清华大学国学院演讲中谈及的两点情况,也揭示了此类流行叙事及其相似的逻辑:

孔子被从博物馆中请了出来,而革命却要被放进博物馆了。

    历史的主人(即劳动人民)的兴趣也开始减弱,因为劳动人民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并且在经济上被边缘化了。[6]

有鉴于此,真正问题并不在于虚无,而在于虚无什么,彰显什么。从学术理论上看,一方面人的认识、知识固然是有限的,凤毛麟角的百科全书学者也难脱这一局限;一方面,人的认识、知识又必受所处时代政治经济关系及其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制约,就像唯物史观揭橥的、包括历史认识在内的精神现象:“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7]

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维度分析

历史虚无主义针对特定历史

下面再从现实维度看看这个问题。历史虚无主义的提法近年来日渐流行,它所针对的并非一切历史,而是特定历史。稍微作点知识考古就知道,这一思潮从文革后兴起,经过三十多年横七竖八的交融汇流,如今貌似形成精英知识界的主流,它所针对的特定历史,说白了就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费正清所言“伟大的中国革命”。就像不知何时流行的一种说辞,称1949年不是“建国”而是所谓“建政”,据说“中国”自古就有(所谓“建政”不知是建政府,还是建政权,抑或建其他什么语焉不详的东西)。这套说辞听上去振振有词,而说穿了似是而非。因为,1949年建立的是一个新中国,一个不仅是近代所有仁人志士梦寐以求、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如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创作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如孙中山先生念兹在兹的“振兴中华”。这个新中国而且更是一个以人民为政治主体、人民创造历史、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的现代国家。无论从哪方面讲,上古小国寡民或历朝历代帝制王朝包括“国将不国”的蒋家王朝都完全不可与之同日而语。这个新的国家既体现着之前“工农政权”、“边区政府”与之后人民共和国显现出来的非同一般的国家能力或国家治理能力——亦即现代国家的核心政治标志,也蕴含着一整套现代文明、现代性的要素,特别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不秉持的人民主权,同时更寄托着天下大同的古典理想与世界主义的普世情怀——天下一家、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反对压迫、奴役与剥削等。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旧中国”与“新中国”的根本区别。[8] 所以,无论称1949年为建立新中国,还是简称为建国,都是无法否认、也不容曲解的历史,所谓建政云云,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历史虚无主义,也无异于抹杀了新中国与旧中国、新政治与旧政治根本区别。

由此可见,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在于质疑、解构、挑战中国革命及其价值,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为当下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张目。具体说来,这股思潮的主攻方向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其中又以反右等政治运动为外围战,以文革十年为攻坚战,同时辅以“小细节颠覆大道理”等游击战术如“建政说”。令人纠结困扰的一点是,这方面也有执政党自我反思的问题,特别是黄宗智所论“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渐行渐远的阶级斗争话语,[9] 于是党内党外两股思潮一度貌似“志同道合”,或有意或无心地导致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不断被淡化、虚化、弱化,其实就是虚无,直到习近平主席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思想,才从根本上划清这一“貌合神离”的反思界限。正是由于虚化虚无了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中国道路也就失去了历史根基与价值依托,失去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同样,也正是由于虚化虚无了共和国前三十年,此前的解放战争、延安整风、《解放日报》改版、抗战的中流砥柱、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以及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等也相继陷入恍兮惚兮不明不白的境地。如同一副多米诺骨牌,一旦推翻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苦难辉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及其仁人志士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光荣与梦想,最终也都变得虚无缥缈,莫名其妙。

类似趋势,亦即消解中国革命的主潮及其价值,同时彰显一些历史的支流及其价值,在新闻史研究中也在所难免,甚至成为不少新兴研究的主导性叙事。仅看两例,即知大概:一是近代传教士及其报刊,二是新记《大公报》研究。关于传教士报刊,方汉奇先生曾经得出全面而公允的三点评价:一是列强侵略的文化工具,二是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三是推动了近代中文报业的发展。而当下的时新研究不仅回避“文化侵略急先锋”问题,而且越来越不吝溢美之词。一部论述传教士中文报刊的近作,更是一边倒地对传教士及其报刊极尽赞美——现代文明的播火者,科学启蒙的先驱者,理性精神的传播者——看过之后不由觉得“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这些认识即使不说历史虚无,至少也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遑论其三其四。中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主编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19世纪传教士群体及其所作所为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翔实论述:扩大政治干预;攫取经济权益;兴办慈善事业;实施“文字播道”。看看当年频发的“教案”,就不难想象传教士群体狐假虎威的霸道与张狂。依据不同的统计,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大大小小的教案总计达到4401600起。其中尤以1870年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最为人知,在国人心头留下刻骨铭心的痛楚记忆。督办此案的中兴名臣曾国藩由于“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在一片“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声浪中郁郁而终。[10]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其名作《西潮》里,用一句鲜明的对比记述了当时国人的普遍印象:“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至于新记《大公报》从“小骂大帮忙”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喉舌,一步步被描绘成“文人论政”“专业主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楷模,更是新闻史研究模糊历史真相及其本质的突出一例。[11]

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在于虚无价值

国史专家李捷指出:虚无主义虚无的不是历史而是价值。自从唯物史观问世后,人民就成为创造历史、书写历史的主人或主体,从此历史不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神话传奇,也不再是张家长李家短的碎嘴婆子,而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生产生活实践及其社会关系的总和,特别是阶级关系、政治关系或者时新说法“权力关系”的综合运动。而革命更是推动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解放生产力,破除形形色色日益僵化固化、不合理的、束缚人奴役人的异化体系等,从而为把握历史及其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既然历史不再是传统观念上或轰轰烈烈或生动有趣的个人故事,而是人民生活汇聚而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运动,那么如此总体运动及其合力,就不可能虚无缥缈,就必然是铁证如山而拒绝见仁见智。

拿中国革命来说,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相互交织,愈演愈烈,才导致近代中国一系列天崩地坼的大事变、大转型。同样,放在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大势中,乃至放在五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分流、大变局中,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也无不属于这一矛盾错综交织的历史合力的结果。借用一位学者的隽语:“历史,从短时段来看,确实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从长时段来看,历史就成了阿尔卑斯山,不用说打扮它,就是动它一下都不可能,而且你还得冒天下之大不韪。”[12]

总之,对待历史虚无主义,既得强调史实的实在性与叙事的客观性,更得明确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共产党宣言》的论断简洁明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篇读罢头飞雪,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原国军军官、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纵使把郭松龄和殷汝耕的事迹写得不失毫厘,又牵涉到本庄繁和冈村宁次的秘幕,这当中更投入梅兰芳和阮玲玉的琐闻轶事,也只是增长历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


[1]转引自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序言,王红续主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2]转引自高放:《美国教授笔下的这部俄国史值得借鉴》,见[]沃尔特•G•莫斯《俄国史(1855-1996)》,张冰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中译本序言”,第4页。

[3][]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92页。

[4]钱乘旦:《世界大格局中的二战东方战场》,载《光明日报》2015815日。

[5]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6][]德里克主讲、刘东评议:《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李冠男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43页、第96页。

[7]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50页。

[8]参见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北京,三联书店,2010,第104-105页。

[9]黄宗智:《经验与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五章“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第90页。

[10]见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182-227页。

[11]参见李彬:《正本清源,论从史出——读俞凡《新记<大公报>再研究》,载《新闻记者》2015年第8期。

[12]启之(吴迪):《中西风马牛》(修订版),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第118页。

李彬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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