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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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本刊编辑部

2014-03-05 17:37:07

值此2014年甲午年开春,已经走过22年历程的《经济导刊》,因应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从本期起以全新的面貌和读者见面了。

值此2014年甲午年开春,已经走过22年历程的《经济导刊》,因应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从本期起以全新的面貌和读者见面了。

新的《经济导刊》从经济学科为主,扩展为包括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综合性学术类刊物。它的功能将定位于:

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导刊汇聚各学科优秀学者和各领域杰出人才,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就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和挑战,积极探讨,建言献策,为国分忧。

正面发声、理性论争的平台。不可否认,当下中国的舆论场,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正面交锋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十分必要。导刊将主动和社会各方面健康力量协同合作,弘扬正气,参与舆论斗争;推动学术交流,促进不同意见的沟通和不同观点的争辩。通过理性的砥砺切磋,使真理愈辨愈明。

凝聚民心、建立共识的讲堂。唱响中国道路,弘扬民族精神,传播爱国主义,坚定我们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激发和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

我们遵从和践行的宗旨是: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史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挫折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摈弃背离实际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我们坚信,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路。这就是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唯一正确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这应该是致力于中国道路探索的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那种对西方价值观、政治观、经济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由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导刊愿为中国学派的播种、发育和成长,耕耘好一方园地。

我们真诚希望,新的《经济导刊》得到广大读者朋友们的关注、理解和支持。

《经济导刊》编辑部

 

特别关注

在经历了60多年的努力奋斗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成功而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样的成功和独特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被唱衰的国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感到悲观的。中国需要话语自信,需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话语体系。

“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经济导刊》:最近你的著作《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出版后产生较大影响,“唱响中国”是这本书的主调吗?你在选择采访对象时有哪些考虑?

玛雅:我写这本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唱响中国,表达中国立场。就像我在序言中所说:我们之所以要唱响中国,是为了以事实和分析告诉自己的人民,6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什么,创造了什么,收获了什么,从而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激发和增强追求中国梦的正能量。我们之所以要唱响中国,也是向世界表明,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从另外的起点和路径,同样走近了世界文明的制高点。

这本书汇集了15位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战略思想家以及相关领域专家的观点,总结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分析中国在今天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以及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展望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将为世界所作的贡献。全书从事实和理论层面阐述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依据所在。内容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改革与发展方向、国家产业战略、医疗改革、地缘环境与外交战略、中美关系、中共执政地位、民主政治建设、反腐、爱国主义、中国梦等话题。这些都是关涉方向道路和国家前途命运、关涉国计民生和内政外交的大问题,回答了中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

选择与这些专家学者对话,是因为他们是以“中国立场”在思考,在探究,在求真,他们的思想既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也有助于启迪心智,培养家国情怀。出版这本访谈录,是要为这样的中国思想的表达、积累和传播做一件有益之事。

《经济导刊》:为什么选择“唱响中国”这个主题?

玛雅:200812月,我的第一本访谈录《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由三联书店出版。随后,香港三联于20099月推出繁体字版《当代中国思想界国是访谈录》,在海外发行。海内外相继出版这本书,对我是一个鼓舞。我感到,以访谈录的形式记录和传播优秀的中国思想是个好方法,应该坚持做下去。

为什么选择“唱响中国”这样一个主题?是发自内心,也是应运而生。2008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记忆深刻的一年,我们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大悲和北京奥运会的大喜。2008年对于世界来说也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始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裹挟着世界经济大退潮。令人欣慰的是,2008年,中国在遭遇“512”大地震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震救灾,很快走出了灾难的阴影,并于8月成功举办了史上最精彩的奥运会。2009年,中国率先于世界各国走出了金融危机,实现复苏,GDP增长9.2%,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伴随中国骄人的成绩,国内外却不断传来刺耳的噪音。大地震发生时,国内有人抛出“天谴论”;奥运火炬传递中,在西方“文明”国家遭遇阻挠;金融海啸之下,有西方学者预言,中国将是最后走出经济危机的主要国家之一,而美国是第一个。

为什么中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单,却被国内外很多人恶言相向?为什么美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被唱衰的却是中国?这个世界还有没有是非标准,还有没有公理?!然而,面对这样的黑白颠倒,如果中国人自己不站出来说话,又有谁会为我们发声?更何况,那些唯恐中国不乱的人还在叫嚣“中国崩溃”。所以,2009年初在计划出版第二本访谈录时,我就确定了一个主题——中国立场,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唱响中国。

时机也巧,2009年是建国60年大庆,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90诞辰。官方和民间都在纪念这两个重要的日子,学界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我在2009年采访潘维教授作《共和国一甲子探讨中国模式》,2011年采访章百家教授作《六十年中国外交的目标与选择》、采访乔良将军作《中国的崛起需要战略智慧和战略耐心》时,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突出一个关键词:中国。

《经济导刊》:为什么用了现在这个书名:《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玛雅:当时我正在进行采访,为完成这本书积累文章,时代华语图书公司策划了一个选题——“中国为什么能”,并希望由我来作这本书。这个选题与我想要表达的“中国立场”很接近,我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那么究竟“中国为什么能”?或者说要表达什么样的中国立场?在我看来,就是要说清一个事实:中国60多年来的道路是成功的,这个成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而这也恰恰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优势。这个立意与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相吻合,所以在最后确定书名时,就用了《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有人说,这个书名很“潮”,很有点儿畅销书的味道。也有人说,这本书正当其时,准确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其实,我既不是一个“潮人”,也不是一个“超人”,我只是恪尽一个中国新闻人的本分,说自己应该说的话,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欧美同学会纪念会上的讲话)。

中国学派:高举坚持中国道路的思想大旗

《经济导刊》:整个采访过程历时多久?对你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玛雅:我从20128月开始采访到20137月书稿杀青,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此前完成的几篇文章,我都进行了修订更新。全书15篇文章中只有史天健教授那篇保持了2009年的版本。史天健老师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学者和兄长,他于2010年病故,我收入了这篇文章纪念他。同时,就像我在导语中说的:“文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学术精神今天依然弥足珍贵。对于我们,史天健先生留下的,绝不只有回忆。”

在采访写书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出色的思想,受益良多。我深深感到,在经历了60多年的努力奋斗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成功而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样的成功和独特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被唱衰的国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感到悲观的。如果问,完成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什么?那就是,中国需要自信,需要话语自信,需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话语体系。

张维为教授说,中国崛起远远超出了西方政治话语的诠释能力。中国知识界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潘维教授说,中国道路非常成功,显然也非常独特。因此,是时候总结中国模式了。中国模式挑战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这一理论模式的建立,大可称为“中国学派”。

曹锦清教授说,有一部分人要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好精神准备。这是赌国运,赌民族的命运。如果到了这一天,要重新审视二三百年的人类现代化过程,整个知识结构会不会因中国崛起而变动?完全可能的。

他们这些话显示了中国人的自信,有振奋精神、激励人心的力量。由此我感到,《中国为什么能》的出版十分有意义。就像书的封底所言:“世界需要中国的声音,中国需要积极的能量。”我很高兴这本书将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让世界听到“中国学派”的声音。我自己作为一个新闻人和政治学人,希望能为建立“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尽绵薄之力。

《经济导刊》:如何定义“中国学派”?中国今天的主要思想派别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你自己属于哪一派?

玛雅:看过我书的人,一般认为我是新左派。我有左翼情怀,注重平等,主张共同富裕。但另一方面,我的全部民主政治理论都是在美国接受的,对“民主政治 + 自由市场”的美国模式的优长之处,我有深入了解,我也认同自由主义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我是自由主义左派——尊重民主但不迷信民主,尊重市场但不迷信市场,尊重科学但不迷信科学。

其实我觉得,本土派、民族主义、新左派或自由主义左派,都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立场,我更愿意定义自己为“中国派”。有位很有名气的网络写手在对我《亲历美利坚》一书的书评中写道,“千秋不改,家国情怀”。就家国情怀而言,就从中国立场出发思考问题、发表意见而言,我认为,和我志同道合的思想界、舆论界朋友们,都是“中国派”。我非常认同潘维老师提出的“中国学派”主张。我认为,中国学派的使命,就是高高举起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大旗。

《经济导刊》:网上有人说,玛雅看着也像个纽约客,竟长了一个“西柏坡的脑袋”。你怎么看自己?

玛雅:这个评价太高,我受之有愧。“西柏坡”那代人是无敌于天下的,共产党那时是朝阳,马上就要建立新中国,实现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我希望中国强大,很多我的同时代人都和我想法一样。就像曹锦清老师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这些有着近代记忆、有家国情怀的人是认同的。只要对近代有点感觉,对追赶有点热情,对这个梦的成功实现是寄予深切希望的。”包括今天的“80后”、“90后”也都有中国强大的梦想,要这么说,长“西柏坡脑袋”的人多着呢。

我猜那位网友可能是不理解,我在美国被“洗脑”多年居然还这么爱国,这么正统。这和我的成长环境、从小受的教育有关。我出生在军人家庭,自己也在部队入党,这决定了我对中国传统和中国革命理想有所继承,我不是数典忘祖的人。所以我写《中国为什么能》这本书完全没有悬念,对我来说,共产党永远不能变质,红色江山永远不能变色,这个信念与生俱来,是流淌在血液中的。就像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平所说:“只要长江长城还在,黄河黄山还在,中国就在,我们的希望就在,就不会失去信心和底气。”

再说出国学习也不是为了西化,而是为了提高强健自己,回来报效祖国。尤其我在美国生活多年,经过不断比较,知道西方文化中要学什么,对自己的文化要珍惜什么。我的这种认识也许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从美国学成归来、深知“市场 + 民主”美国模式的人,包括我采访的多位学者,并不是美国的追捧者,不是所谓的“普世派”,而是坚定不移的“中国派”。

中国道路:走向成功的“人间正道”

《经济导刊》:书中有一篇对经济学家林毅夫的采访。有读者说,此前林毅夫的思想并没有这么鲜明的“唱响”基调。林毅夫自己也坦陈,求学时代根本没有料及后来的巨大思想变化。如何解读他的这种转变?

玛雅:林毅夫教授的观点能这么好地契合这本书的主题,我一开始也没想到。之前我对林老师的理论思想并没有深入了解,选择采访他是因为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是经济学界对未来时期中国的发展最乐观的一位学者——我不可能采访一个不看好中国发展前景的学者,还指望能作出一篇唱响中国的文章。但是通过对林老师的访谈,又读了他送给我的几本书,我惊喜地发现,我不但采访到了一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而且他的观点正是我想要表达的中国立场。

如何解读他的转变?其实跟踪林老师的思想演进,他这些观点由来已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形成,并且系统地发表于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后来的许多著作,都是在这本书基础上的深化和延伸。林老师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既大胆解放思想,走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又不盲目追随西方发展理论和模式,而是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在创造出一个经济奇迹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走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实际上,从林老师的观点中不难发现,他本人的思想演进也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结果。1987年,他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参与了许多改革政策的讨论。他发现,中国的许多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却是有效的。相反,前苏联东欧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推行理论上正确的政策,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这些事实促使他放弃了那些看似完美的主流理论,自己去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思考在当时条件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中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动市场化改革一步一步向前进。同时,他反思发展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制度的同时,政府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样的见解,相比国内一些学者书生气十足,整天抱着经济学教科书,谈论实现书中那种没有政府干预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要高明得多。

林老师说,他是一个“客观主义者”。他认为,任何经济改革都是为了提高效率和增长的质量,而不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共识,也不能根据某种教条。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摆脱一味去“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创造性地构建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问题本质的新的理论观点、思想体系。我觉得,一个严肃的经济学者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就会得出他这样的结论,成为一个“客观主义者”。

《经济导刊》:很多人认为,现代民主政治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你认为,中国在深化改革、日益民主自由的同时,该如何清晰化我们的底线和利益边界?

玛雅:发展民主,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不能为了民主而民主,更不能为了实现少数精英的所谓“普世价值”,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应该尊重民主,但不能迷信民主,更不是把西方的大选照搬过来就民主了。选举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至少是不成功的。很多人拿印度说事儿,这是肤浅的,只看到表面,没看到实质。在民主政治理论中,印度民主被称为“权贵主导的民主”(elite-dominated democracy)。这种所谓的民主品质非常低劣,而这正是印度民主搞了60多年,老百姓今天仍然如此贫困的原因所在。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12全球饥饿指数报告》,印度的饥饿问题比朝鲜还严重。像这样的“民主”,中国宁可不要!潘维老师说过一句挺形象也切中要害的话:世界上只有一个白宫,中国要是照样建的话,那一定是假的。假白宫就不是自由的标志了,只能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事实上,前苏联的悲剧就在于,其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们不明白,他们的国家不可能变成美国。拆克里姆林宫是一回事,建白宫是另一回事,克宫与白宫的基础不一样;斯拉夫人的活法与美国人的活法不可能一样,因为“民族基因”不一样。

中国的成功在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从1949年到今天,一甲子时光,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积贫积弱的穷国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国。建国头30年,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仅创造了持续30多年接近二位数高速增长的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对外扩张掠夺,内部保持了稳定。这在人类现代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精彩一幕。这些说明,中国毫无疑问是有自己独特性的。所以,应该研究我们的成功所在,同时发现问题所在。我们发展民主的底线和边界,应该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以国家安定和人民福祉为代价。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开放国门时,美国舆论曾经预言,我们会渐渐变成他们。但是美国人失望了,我们没有变成他们,却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强劲。中华民族的实用理性决定了,我们不会在一个偏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在转型过程中,会在不断试错中校正偏差,掌握进度,走向成功。中华文明是“取经”文明,我们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有海纳百川的气概。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也应该走自己的路,那就是,坚持中国本位,探索中国模式,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中国需要大战略——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

《经济导刊》:乔良将军非常认可你对他的采访,《21世纪中国战略大视野》一文全面展示了他对中美战略和经济博弈的观点。大家也知道,乔良近年有一些观点被热议、激辩,你对这些争论怎么看?

玛雅:乔良将军这篇访谈的确非常出彩,有见地,又有气魄。其中有些段落,我现在读起来都津津有味。比如他说,“总有一天,中美之间会出现直接的货币竞争,会出现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的竞争,会出现一种政治体制与另一种政治体制的竞争。这种竞争,不是以中国今天的体制去和美国竞争,而是我们创建一个新的体制去和美国竞争。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所以,我们应该看得更远一些,不要被眼前这种形势遮蔽了大的目标,所谓莫为浮云遮望眼。要是眼前出什么事我们就关注什么事,出黄岩岛事件就关注黄岩岛,出钓鱼岛事件就关注钓鱼岛,那我们就永远不是一个能够高瞻远瞩的民族,一辈子就只能是走到哪算哪,永远不可能有希望。”

这段话说得非常精彩。这就是战略眼光、战略思维,这样的眼光和思维正是中国今天所需要的。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因为中国的崛起,因为这种崛起必将挑战和改变当今世界格局,对于中国来说,今天是一个大时代;对于世界来说,今天也是一个大时代。《诗经》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中国的文明规模、历史规模和人口规模,只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现有世界体系的挑战和改造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大的国家发展战略——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需要大的文明发展蓝图。这就需要大的战略思想家,需要来自官方、民间、军界、学界出色的战略思想。

至于网上对乔将军观点的争论,我没太关注过。我看过他博客上和陈志武教授辩论金融与国家安全那篇文章,他的发言逻辑缜密、有理有据,非常有说服力。我认同他的观点,希望这样的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也希望《中国为什么能》所表达的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

《经济导刊》:在书的压轴篇《中国梦:从民族救亡到民族复兴》中,金一南将军谈到,要把我们的事业传承下去,实现多少代人百年来的愿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整部书也充满了这样一种历史感和使命感,以及对未来光辉愿景的期冀。那么,假如面对这样的批评——“情感有余,理性分析不足”,你会如何回应?

玛雅:如果被批评“情感有余,理性分析不足”,我觉得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本书的定位是合适的。这是一本访谈录,是一个新闻人与专家学者的对话,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如果想要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可以直接去看这些学者的书。这本书更多注重可读性和传播性,兼有理性和感性,雅俗共赏、通俗易懂。如果一本访谈录太过学术,学界以外的人有几个会去看呢?

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这是一本“国是”访谈录,是高端访谈,既有国家战略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也有启迪心智、培养家国情怀的作用。也就是说,既要讲“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大道理,又要有“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的肺腑之言。金一南将军这篇专访,我追求的是一种精神——是他写《苦难辉煌》所要找寻的这个党这个军队的力量,可以说是灯塔效应。前面的好几篇文章——胡鞍钢、林毅夫、高梁、史天健等,有数据,有图表,有事实分析,有理论阐释,理性多于感性。金将军这篇,我突出的是爱国魂,是中国梦,那它当然是一篇充满激情、激荡人心的文字。其实,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同的读者喜欢不同的风格。有读者告诉我,在电视和网络视频上多次看过金将军的演讲,已经烂熟于心,但是拿到这本书还是爱看他这篇,百看不厌。

《经济导刊》:书中唯一一位女学者是卫生经济学家李玲。医疗保障是全民关心的民生问题,是不可忽视的政治议题。目前李玲也是公众瞩目的热点人物,你对她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持何种态度?

玛雅:我非常认同李玲教授的观点,可以说我和她“心有灵犀”。比如我问她,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医疗保障体系有什么优势?她很惊讶,同时也很高兴,这正是她想要表达的立场。她说:“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讲‘普世价值’,不提社会主义了。这么说吧,社会主义医疗保障体系远远好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做得比较好的都是学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很多人,包括很多领导干部,都对这个毫无概念。在他们脑子里,凡是社会主义的都是不好的,资本主义的都是好的。事实上,整个社会福利体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

刚才谈到兼有理性和感性的问题,李玲老师这篇很能体现这一点。她的表述很性情,语言生动活泼。比如我问她:“三年基层医改是一次给执政党加分的实践?”她说:“加太多分了。某种程度上,这三年医改巩固了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民生领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我们很多人的理念是,社会领域还是要分,卖医院,卖学校,分到每个人的责任。这个理念一定要改变,医改能不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理念的共识。政府到底应该干什么?以什么样的路径和方式来实现给老百姓提供民生保障?怎么能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而不是把我们的优势丢掉,去学别人的劣势。奥巴马为什么没这么干?他干不了。他要是有我们这么一批公立医院在手上,睡觉都笑醒了。我们有公立医院,却要卖掉,这是本末倒置。所有民生领域的建设和创新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优势,你把优势丢掉,你的执政基础在哪么?”

谈到政策建议时,她又展现出一个严肃学者理性的一面。她的表述非常专业,我写稿时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搞准每一个字,不要把她的意思弄错了。李玲老师这篇访谈,读者反映很好,她不愧是卫生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是当今中国女性学者中的佼佼者。

《经济导刊》:在企业领袖中,你唯一选择了三一重工的总裁向文波作为采访对象,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玛雅:选择采访向文波先生有这么几个考虑:

首先,三一重工是全球混凝土机械第一品牌,作为这本书里唯一一个企业,三一的分量足够重。三一创建于1994年,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20年的时间发展成为世界之最,赢得国内国际广泛赞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为什么没有选择一个国企?高梁研究员是研究国有资产的,他那篇谈国企发展比较多。这篇选择一个民企,可以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第二,从中国出发进军世界,三一人对国内外市场的风起云涌、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路风尘,有着真实的切身体会,也有着深远的战略思考。向文波作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对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有非常强的意识,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如此。他的思想很深刻,而且能知行合一,不愧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翘楚。

第三,三一人有为中国贡献一个民族品牌的境界和为中国打造一个世界级企业的气概。最重要的是,他们心想事成,真正做到了。向文波说,“我们希望将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与祖国联系在一起。三一这么多年来踏踏实实做实业,都是缘于对这个国家的爱。我们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希望中国强大。”这话朴实无华,却能触及人心,它让人真切感受到,什么叫做家国情怀。

中国经济强大了,优秀的企业很多。前段时间我看了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大国重器》,觉得中国人真的很棒。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成长令人振奋和自豪。将来有机会,我希望能采访更多优秀的中国企业家。

坚定走中国道路的信念,迈向新的30

《经济导刊》:本书的受访者大都是目前学界的风云人物,他们许多情感、观点也趋同,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显得乐观自信,可以想见,会遇到某些批评甚至抵触。你如何看待这种批评和抵触?

玛雅:批评和抵触很正常,是意料之中的事,国内外唱衰中国的大有人在。比如章家敦那样的人,唯恐中国不崩溃,喊了多少年了。这种人已经失去理性,连为了证明“普世价值”都谈不上了。他们是为了证明“中国崩溃论”,所以见不得中国好;中国好了,“中国崩溃论”就成了胡说八道。其实那就是胡说八道。国内很多人也一样,一旦祭旗,就没了退路,不惜让中国崩溃,也要证明他们心目中的“普世价值”是历史的终点。

当然也有善意的批评。这些批评者忧国忧民,也希望中国好,只是他们看问题的一面比较多,对国家的现状和未来比较悲观。我非常理解他们,中国今天的问题确实不少,而且有些积重难返。就像我在序言中说的:“我们国内的问题很多,困难重重,诸如思想上对道路、制度和方向认识不一致,经济上进入了结构调整的困难阶段,社会建设也遇到大的阻碍,尤其是,腐败正严重侵蚀着执政党的肌体,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国际上需要我们与其他国家相互适应,寻求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创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所以,我们唱响中国,但并不回避问题。这本书的主调是乐观向上的,同时也不乏忧患意识。比如腐败问题,在张维为、潘维、曹锦清、金一南的几篇文章中都谈到,不断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有读者说,我提问题很尖锐,有挑战性。其实我不是挑战,我只是把问题抛给学者,让他们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如果不能说服我,又怎么能说服读者?

需要提出的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对中国道路的认识问题。很多人,包括很多党政官员,对我们国家的道路和制度没信心,从骨子里认同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对改革的方向也有争议,很多唱衰者其实就是“改革者”们自己。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增强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说真的,如果那种思想得不到遏制,中国有可能倒在复兴的门槛上,那太令人扼腕叹息了。

《经济导刊》:所以说,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玛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今天并不容乐观。就像潘维教授指出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蒙昧主义流行于世界,也在我国流行。照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到今天,中国两千多年都实行专制;近60年的制度则是“集权主义专制”,即最恶劣的一种专制。这种分类法掩盖了一个事实: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机器,是通过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国,实行种族压迫,直至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这些基础,中国不曾拥有,将来也不会拥有,也不应该拥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学界和政界居然有很多人把这种民主与专制“两分法”奉为圭臬。中华体制缺少“合法性”的说法就是这样变成了我国的主流话语,让“根本改革政体”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中国的复兴在于闯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几代英雄满怀理想,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才完成的中国革命不能否定。如果我们东施效颦,忘记了西方道路成功的基础和高昂“成本”,我们的国家就会走上不归路,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我们唱响中国,不是因为中国不存在问题甚至危机,也不只是回击国内外的唱衰者,最主要是为了坚定走中国道路的信念,防止东施效颦,走上失败之路。就像潘维老师说的,中华民族走到了一个新30年的十字路口,未来向何处去?是保持伟大复兴的强劲势头,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崇高愿景,还是改旗易帜,从此走向衰败,走向被奴役之路?“正题”与“反题”的争论方兴未艾,“合题”应该在中国模式之中。

未来30年,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中国就能打赢经济仗,打赢制度仗,打赢信念仗,打赢虚拟世界的传播仗。到那时,中国人将会对自己国家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和制度深怀自信,中国模式也将为世界所尊重。

中国模式的成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经济导刊》:如何看待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如何回应那些唱衰中国的人?

玛雅:王绍光教授用过一个比喻,我现在和年轻朋友交谈也经常用这个比喻:一棵大树,如果你盯着一片片树叶看,上面尽是虫眼;但是从远处看整个大树,它挺拔茁壮地站在那里,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中国今天就是一棵大树,有虫眼,但是郁郁葱葱。你再看世界这片树林,放眼望去,有哪一棵树比中国长得好?离近了看,哪棵树的叶子上没虫眼?美国没有虫眼吗?欧洲没有吗?日本、印度、俄罗斯……哪棵树没虫眼?哪棵比中国长得茂盛?西方为什么诟病我们,日本、印度等国为什么跟我们叫板,为什么中国的和平崛起被视为中国威胁,不就是因为木秀于林吗?

所以,尽管看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我仍然充满信心。就像张维为教授说的,首先充分肯定我们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说得清,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有解。中国模式还可以继续改进和完善,未来它会越来越好。

至于那些唱衰中国的人,我觉得,他们很多人言必称希腊,却不明白一个道理。民主政治理论有一条:一个政权的存亡,并不仅仅在于这个政权本身,还在于有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能够取代它。如果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可以给民众提供另外一个选择,那么这个政权即使有问题,也不会轻易倒台。中国今天很多人说共产党不行,执政没有合法性,腐败严重。但是有谁能说出,如果共产党不行,又有谁能行?普世派、宪政派有人在做“总统梦”,然而,中国老百姓多年以来对国家发展高达70%-80%的满意度,是他们做梦可以逆转的吗?更何况,有苏联的前车之鉴,共产党的领导人深知居安思危的重要,否则为什么“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力反腐,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网上广泛传播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者李世默20136月在TED环球大会上的演讲。李世默先生给了那些质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人一个响亮的回答:“中共不经选举执政,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经济导刊》:你如何看待中国模式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

玛雅:“另有选择”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那么害怕中国模式,百般诟病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像史天健教授说的,政治最怕的就是有alternative(其他选择)。只要存在一个可能替代现行制度的选择,人民就会想,是不是换一个制度对我们更好?前苏联倒台后,西方一片欢呼:end of history(历史的终结),没有其他选择了,就西方民主这一条路。可是后来发现,中国没有实行西方民主,不但经济发展起来了,而且比起很多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转型的国家,发展又快又好,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另外的模式。2008年以来,当西方国家的决策者们在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陷入忧虑和无奈,中国的中央领导集体所表现出的领导力、决策力和执行力,令他们不得不望洋兴叹。中国模式的存在与成功,对西方整个意识形态的基础构成一个巨大的挑战,意味着向全世界昭告,除了西方市场民主模式外,还有一个其他的可能的选择。

反观西方,就像张维为老师说的,希腊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现在破产了。英国是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也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公共债务占GDP90%。美国是在全球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典范”,结果却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如果没有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实际上也破产了。把美国国债平摊一下,每个美国人平均借贷5万多美元,这还不算私人债务。所以张老师说,在西方制度明显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要说服我,总得拿出个像样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制度在非西方国家做得确实比中国好。

只要实事求是看问题,就能得出张老师的结论:中国走到今天,已经下了世界上最精彩的一盘棋。而且中国现在一手好牌,未来是值得我们乐观期待的。“那些叽叽喳喳的负面声音,是一个民族成长当中的正常现象。就是一点小杂音,不足为虑”(曹锦清老师语)。所以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被唱衰的国家,反而是最应该被唱响的。我出这本书,就是要表达这个立场。

《经济导刊》:国内媒体中唱响中国的人似乎不多,你觉得你这样做有用吗?

玛雅:有人说,中国媒体已经“全面沦陷”,美国的洗脑很成功。这话也许言重了,却也道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资深媒体人李希光先生最近撰文指出:“资本集团势力已控制了中国最有影响的网络媒体资源和部分传统媒体资源,同时对几大官方媒体、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进行了深层的渗透,有的传统主流媒体正版与其官方微博在重大敏感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人格分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共同富裕的媒体或记者编辑,在官方媒体的微博版里被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出这本书,也是回应国内媒体那些唱衰中国、否定中国道路的人。这样的人今天很多,声音很大,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不能充耳不闻,坐视不理。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希望《中国为什么能》的出版能像石头激起浪花,激发更多的志同道合者“逆势而上”,扭转舆论界尤其互联网上唱衰的偏向,理直气壮地唱响中国,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就像习近平说的,“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年轻一代中爱国主义者越来越多,他们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在全书最后一篇文章的最后一个问题中,我引用了“四月青年”的一句话,寄托对广大爱国青年的希望:“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中国道路

在世界上,唯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中国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趋势不会是西方“社会与国家”高度对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互动互补的模式。在今天和未来世界政治标准的竞争中,中国要采取参与者战略和领导者战略,将别国民主建设的经验与文化传统结合,建立新型民主制度。

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过去30年间,我走访了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名理论研究者,我从亲历百国的观察和全球视野的比较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发展成就也是最大的。自1979年开始的30年中,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西方有学者预测,这场危机将导致中国大乱;但是在2010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的前五席中,有3个是中国的银行。事实证明,中国不仅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现在,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的,它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2009年年末,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检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对全世界的纸媒、电子媒体以及互联网进行检索发现,“中国崛起”竟是10年来全球最热门的新闻主题,被关注度超过了美国的“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

对于中国崛起这个事实,西方的有识之士似乎比很多中国人看得更清楚。2009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标题是《低调的超级大国》。文章说:10年后,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将是此次行程的实质内容,而非基调。奥巴马实际上是邀请中国政府成立一个两国委员会,借此推动双方在应对全球最重大问题方面形成共同立场。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接到过这种邀请,在北京,奥巴马公开承认,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

美国人今天谈论G2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捧杀”中国,而是大势所趋,他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他对俄罗斯没有这么说,对印度没有这么说,甚至对欧洲盟友也没有这么说,但对中国却说了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面临的难题一个也解决不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再以“大国小民”的心态来窥视这个世界,甚至连抬起头来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感到悲观的。中国的崛起已造成震撼,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和我们的成绩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中国的成绩远远大于问题,也为解决问题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纵向看,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付出的代价远比我们高:它们当时的腐败比我们今天严重得多,它们当时的贫富差距比我们今天大得多,它们当时的环境污染也比我们今天更严重,更不要说它们在崛起过程中发生了多少战争、掠夺和杀戮。横向看,今天与我们可比的国家,比如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发展成绩远不如我们,各种问题往往比我们更严重。所以,首先应该充分肯定我们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说得清,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有解,中国模式还可以继续改进和完善,未来将会越来越好。

不必否认中国模式有它的问题,但中国模式有一个关键好处,就是经得起国际比较,而且能在这种比较中明显胜出。有些人试图用以偏概全的方法来否定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问题无限夸大,进而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这是不明智的。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个正常国家,那么中国的问题即使比美国多4倍,恐怕也是正常的。事实上,美国的问题并不比中国少,美国监狱里的人数比中国还多。

应该把中国崛起的事实如实告诉我们的人民。我们完全可以在一种新的认知基础上,重新凝聚全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共识。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迄今为止,我们处理得比他们当时好得多;许多方面,我们干得也不比他们差。中国模式虽有缺陷,但可以完善,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评价中国模式不能套用西方标准

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经济在1020年之内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在软实力上,中国不可能赶上美国。其实,这要看你怎么比。软实力比较的关键是标准,如果你只认同西方制定的标准和西方采用的形式,那中国永远也赶不上美国。但问题是,西方的标准存有太多问题。今天,我们在许多方面的眼光和实践,早已超越了西方标准。

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无非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由此带来经济总量的增加和中产阶层人口的扩大。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和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别人的长处,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在世界上古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并且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一文明古国与现代国家相交叠的国家,我称之为“文明型国家”。

中国的崛起是以一种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即中国模式进行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必然走向冲突和对抗。恰恰相反,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性决定了,它不是一个寻求对抗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不同体制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互利共赢的国家。

事实上,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回顾西方崛起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我们今天一些地方矿难频发,令人悲痛,有些人把这种情况描绘成“带血的GDP”。如果可以这样类比的话,那么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西方崛起时期的GDP是“血流成河的GDP”。

有些人总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复制西方模式。而我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如果这样做,只会走向混乱和分裂。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中国当初若是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亦步亦趋跟随西方,那它的命运不会比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好,大概早就解体了。

今天,西方模式不但在非西方国家没有成功,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国家,比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也很不成功。在西方国家内部,也遇到了严重危机,比如希腊、意大利。英国是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现在却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公共债务占GDP90%。美国是在全球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典范”,现在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如果没有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实际上已破产。把美国国债平摊一下,每个美国人平均借贷5万多美元,这还不算私人债务。中国人如果也可以这样借债,那我们也是发达国家了。所以,在西方制度明显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要说服我信奉西方,总得拿出个像样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制度在非西方国家做得确实比中国好。但事实是,这样的例子找不出来。

中国的崛起既没有复制西方模式,更没有重演西方崛起的血腥历史。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它所遇到的问题,西方历史上都曾遇到过。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贪污腐败之严重、侵略掠夺之血腥,令人发指,但这些国家主要通过大规模海外扩张和残酷奴役他国人民,“化解”了各种社会矛盾。而中国今天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难题,不但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扩张和掠夺,而且给大多数国人和全世界的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还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以及中国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

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理念和方法为主。中国今天的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的执政党本质上延续了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的传统,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极易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但整个国家迅速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永远记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来说,改旗易帜是一条邪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基因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高度对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互动互补的模式。这个模式将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有凝聚力和竞争力。

很多西方人以及很多中国人,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看问题,尤其是政治制度问题。他们认为,没有多党竞争选举,就没有政权的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有一次我遇到一位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反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你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们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甚至灭绝印第安人,才建成了今天的美国,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按照中国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国际法,侵略和种族灭绝是根本没有合法性的。他无言以对,最后归结说,这是历史。可见,即使从这位美国人的视角看,美国的国家合法性也只是一种非常牵强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这样一个古老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迅速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819世纪,英、法、德等国崛起,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美、日等国,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在今天,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比此前崛起的大国人口总和还要多。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人口增加,而是一个不同性质的国家的崛起。这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民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崛起;这种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

国内外有很多人探讨前苏联垮台的原因,以作为中国的镜鉴。前苏联垮台的原因很多,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但其中,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无疑是个主要原因。

我曾读过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阿达米辛的回忆录。阿达米辛在冷战后期负责苏美之间的人权对话,但他一边和美国人对话,一边从心里感到美国人言之有理。他向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发现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与他高度一致,也认为苏联可以通过美国的帮助改善人权,并较快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却是阿达米辛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预料到的: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戈尔巴乔夫当时曾呼吁美国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苏联渡过难关,但被拒绝,随后便是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轰然坍塌。但接下来的俄罗斯领导人还是迷信西方,并在美国专家的指导下推行“休克疗法”,结果是世界现代史上一场罕见的经济社会浩劫,俄罗斯的腐败之风也因此一发不可收拾。

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就像20年前的戈尔巴乔夫和阿达米辛,一味执迷于西方的政治话语,以为西方标准真的代表了历史的终点。他们认为,中国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学习西方,接近西方,最终达到西方标准。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崛起的事实,已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有意思的是,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本人,现在也在修改自己的理论,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和中国的政治进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前苏联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会消失殆尽,最后结果是整个国家走向崩溃。我走访一百多个国家之后得出结论: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眼下正处在乱局中的泰国和乌克兰是很好的例子。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价值。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够,更应该说的是,“好民主才是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更为深入和全面。中国人要实现的民主,是能给中国带来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的优质民主,而不是那种使国家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劣质民主。

当今世界,不同民族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方兴未艾,人类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认识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体制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世界今天经历的一场又一场危机,背后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但美国自己的民主离理想的民主却相差甚远。例如高昂的竞选经费——2012年美国大选花费将近60亿美元。民主怎么要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钱还能是民主吗?不就成了“钱主”?不就是资本驱动的“选主”吗?而这不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吗?美国政治体制无法制衡强大的资本力量,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资本开道,其他统统让路,这样的民主品质怎么能有信誉?就连奥巴马在《希望的勇气》一书中都坦承:“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供钱者的利益。”这种美式竞选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演变成黑金政治,在韩国和中国台湾,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更不要说第三世界国家了。

由此我联想到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用理性主义代替了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它推动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及其话语推向绝对,形成了一种新的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并向非西方世界推销,其失败的结局是在预料之中的。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颜色革命”陷入困境,随着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们可以说,西方话语体系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妙,“后西方话语时代”已经开始。

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许多敏感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独立思考,凭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共同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及其世界意义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从学界来说,首先要做好理念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非常重要,而政治话语的核心是理念。不少人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理念。更有人认为,中国正处在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全盘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我不这么认为。应该说,中国这个“文明型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理念的过程,只是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我曾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谈到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虽然除了这些之外,中国的理念还有很多,但我认为,如果能够把这些理念阐述清楚,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关键思想,以及它们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就是要把被西方主流观点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比如说,在很多国家,维持社会稳定本身就是保护人权的最重要条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百年稳定,非洲的现代化至少需要二百年的稳定。没有稳定,根本不可能有发展,人权也只能是一席空谈。但只要中国讲维护稳定,美国就说你要搞专制,这实在荒谬。西方“政治权利压倒一切”的人权观背后,更多是其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结果把很多非西方国家搞得四分五裂,最后只能由美国及其盟友来收拾残局,从他们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推进他们想要的国际秩序。事实上,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人的自由度空前扩大,从就学择业到饮食男女,从住房买卖到养生休闲,从媒体言论到文化生活,中国人的自由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宽广。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判断,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问:既然西方民主制度已经暴露出这么多问题,既然这种制度在非西方国家的实践几乎没有真正成功的例子,难道我们还一定要前仆后继,甚至赴汤蹈火去照搬西方模式吗?还一定要唯西方模式马首是瞻吗?面对这么多失败的经验,我们难道还不应该考虑在民主建设上另辟蹊径吗?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唯一的、其他文化必须一律照搬的民主模式,各国都应该根据国情探索适合本国的民主模式。民主模式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化的,世界的政治发展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线的西方民主模式。对于中国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来说,只有汲取别国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中国应成为国际标准竞争的领导者

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和独特的经济。

在坚持中国模式的前提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大特征——人口、地域、传统、文化,都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因为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什么事情只要中国做好了,都将是世界级的规模效应。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汽车厂商都在研究中国人喜欢开什么车;所有的建筑事务所,都在研究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住宅。这就是规模效应。中国软实力的扩大也是同样的逻辑。比如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过1520年,也许就不用“中国特色”这个词了,也许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中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就应该是中国这个版本。再过几年、十几年,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将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美国3亿多人,中国中产阶级6亿多人。到那时,美国怎么可能不坐下来认认真真跟中国谈?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将是我们提出条件了。中国走到今天,已经下了世界上最精彩的一盘棋。但是我们很多人还是不自信,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们需要话语自信,中国到了建立一种话语体系的时候了。

过去30多年,中国已大体摸索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路径。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多的国家,进行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保持了稳定,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还成功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全球金融海啸。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成绩就已经很了不得,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一件事,特别是涉及一种标准的确立,只要能在中国做成,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说到底,当今世界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的竞争,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政治标准,都是如此。标准竞争有三种战略:一是追随者战略,即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后面生产,这是价值链中最低端的;二是参与者战略,即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这明显优于前者;三是领导者战略,就是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成为领导者,让人家按照你的标准走,这是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在国际政治中,西方一贯奉行领导者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政治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因为西方有话语权,即使把别的国家弄得民不聊生,它也不用道歉,因为它推行的是所谓“普世价值”。在今天和未来世界政治标准的竞争中,中国也要采取参与者战略和领导者战略。“文明型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强大的标准原创能力。

国内有些人总强调与国际社会“接轨”。其实,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不必太在乎这个。这是一个延绵五千年的主体文明的复兴,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标准的过程。有些方面,我们应该主动和别人接轨,因为我们有学无止境、从善如流的文化传承;有些方面,我们不需要接轨,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国情民情;有些方面,是别人最终要和我们接轨,因为我们的选择代表了未来之势。

其实经济改革就是如此,西方国家至今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西方其实越来越感到竞争不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们的路走对了。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自己国家的模式。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种关系进一步理顺,把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那将是更加蔚为壮观的事业。

美国一直把美国民众最关心的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销,比如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中国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最重视的价值,也作为优先价值取向来推动呢?比如强调社会秩序、注重和谐。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在国际上这样做。

中国模式超越西方,贡献世界

目睹中国的出色表现,美国金融家索罗斯多次感叹: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最大受益者? 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通过自己的大胆探索和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特点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超级因素”。这些因素大致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规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过去30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跳出这八个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究其原因,大概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某种规范:一旦不按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中国的发展就会遭遇挫折和失败。

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外界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我们做到了既能顺势发展,又能逆势前进。当然,在看到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在发展之中,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然而,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最终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契机。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所有问题都当作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一种最不坏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模式虽然有缺点,有些还相当严重,但它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别是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与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就能看得很清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曾在非洲推行一个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结果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分别是13世纪蒙古铁骑入侵和二战中纳粹德国入侵)1990年代大行其道的“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要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发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许多国家的经济因此倒退20年;美国自己今天也尝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带来的苦果。回想起来,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主张,未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盲目跟随西方,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

民主是西方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是西方普世价值占据话语制高点的关键。其实,就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民主探索而言,中国的经验更有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三条经验,第一条是,走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循序渐进,不断试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给自己设定过多的框框。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总会摸到石头,总能过河,最终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新体制框架。民主的大方向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磋商机制。同经济改革一样,虽然我们没有路线图,但我们有指南针。在大方向、大战略确定的情况下,鼓励各个地方大胆探索和尝试,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建设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条经验是内需驱动。从中国实实在在的内需出发,从有效的内需出发,只有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才比较稳健。什么叫有效内需?就是一个国家在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产生的真正的需求,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就目前阶段来说,中国最强的内需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非西方国家民主实验不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从自己国家的内需出发,而是从西方国家的要求出发,严重脱离了本国人民的真实需求。老百姓要求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和议会却天天在争论修宪和废除死刑之类的问题,肯尼亚、蒙古、乌克兰等国都是这种情况。

第三条经验是民生为大。也就是说,不仅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民生,而且民主建设也要为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实验之所以频频失败,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是为推动民主而民主,结果导致政治机器空转,造成无穷内耗,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更糟,这样的民主自然难以为继。

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三条经验十分重要。有了这三条经验,非西方社会应该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道路和形式,最终民主的品质可以高于西方民主。

民主建设就像开门一样,可以推开,也可以拉开。西方文化习惯了“推”,强调不同利益的差异和对抗,崇尚斗争哲学;而中国文化更习惯“拉”,强调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崇尚和谐哲学。二者中哪一个更胜一筹,要看最后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国家的成功率极低,那一套斗争哲学把很多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中国可以探索用“拉”的方法来打开民主之门,建立一种源于自己文化,同时又汲取百家之长,在品质和实效上都超越西方水准的新型民主制度。这也是中国为人类作出自己贡献的一个重要机会,作为“文明型国家”,我们应该当仁不让。

西方有句谚语: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中国目前在一些方面还不如别人做得好,但别的国家很难达到中国未来可能达到的高度,这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底气所在。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看,中国这只雄鹰数千年来一直比西方飞得高,只是过去二三百年里飞得低了。现在通过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全面吸收了西方和其他文明的长处,同时也发扬自己的优势,中国这只雄鹰终于在新的世纪再次长空展翅,正在飞向西方文明难以企及的高度。在这场不同文明的较量中,中国和西方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华文明能够全方位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西方文明缺乏学习别人的能力——这大概就是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五千年而不衰,其他文明却先后走向衰败的根本所在。

 

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耗散削弱,改革越来越难兼顾各个阶层的利益。应扭转忽视社会建设的思想,把社会建设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设计中。明确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限制在经济领域,避免用自由市场思维指导社会建设。

新中国实现了罕见的长期经济增长,当前又面临全面深化改革、凝聚新增长动力的任务。“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是什么?“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在哪里?如何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目前看来,仅在经济领域就事论事,无法作出满意回答,必须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交互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道路”与其说特殊在经济发展道路,不如说特殊在社会发展道路。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共同经验,是中国道路成功的特殊秘诀之一,是“中国特色”的特之所在,也是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凝聚新增长动力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市场扩张和社会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两大历史运动

市场机制带来了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市场经济不能在真空中运行,经济体制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存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建设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市场经济健康运行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包括:首先是以健康、教育为标志的人的自身全面发展,否则人们就没有能力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其次是比较公平的社会,这是公平竞争的起点。一个贫富悬殊、阶层分化的社会,市场机制只会被强势利益集团所操纵,成为掠夺弱势群体的工具,形成“坏的市场经济”。社会公平能够扩大有效需求,而贫富悬殊的社会往往购买力不足。第三是一定水平的社会保障,以实现互助互济,减轻自然和市场风险对人们的伤害。第四是完善的社会组织,以避免人们被市场冲击成原子化的个体,使之参与社会协商等政治活动,通过集体协作维护自身利益。

另一方面,市场的扩张又会反过来侵蚀其社会基础,导致对社会、对人自身发展的破坏,带来贫富分化、传统社会结构瓦解、公共事业市场化、基本权利不平等等后果。这不仅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而且破坏生产力,到一定程度会使市场经济无法继续运行。特别是,劳动力和土地进入自由市场,尤其会侵蚀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人和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要素,而是具有多重属性。人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需要社会文化精神生活。土地是保障的网底、生态的屏障、文化的载体、乡愁的寄托。纯粹的自由市场,把人和土地的社会属性统统忽略,变成单纯的生产要素,引起生态破坏、土地兼并、农村流民、劳资矛盾、血汗工厂等社会问题。当社会成员忍受不了这些问题时,就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社会保护运动”,通过政府干预、福利慈善甚至暴力革命等方式,校正市场失灵,限制市场的力量无限发展,对基本民生、社会、文化、生态进行保护。社会保护运动又会为新一轮市场扩张创造条件。

因此,近代人类社会始终存在两方面的运动。一方面是市场扩张,另一方面是市场扩张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社会保护运动”。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大致有三次这样的大周期。

第一个周期是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工业革命引起市场化高速发展,资产阶级政府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和工人的社会救济,强行把劳动力和土地变为商品,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同时,给大众带来了深重灾难。19世纪50年代起,大规模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各国政府相继允许工人成立工会、出台最低工资法、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等,缓和了社会矛盾。

第二个周期是19世纪末到二战后。由于社会矛盾缓和,市场化、全球化又迎来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大危机,并爆发两次世界大战。这次危机也波及到中国,造成了民族工商业和小农经济广泛破产。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欧美普遍学习社会主义经验和优势,经历了企业国有化、建设福利国家、社会改革、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缓和了社会矛盾。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新独立国家强调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缩小了南北差距。

第三个周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削减社会保障成为政策主流,表面上带来了20年经济高速增长,但却导致各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相继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拉美债务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东欧和拉美国家接受一些国际组织推行的自由经济理念,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经济主权丧失,社会保障崩溃,许多执政多年的政党下台。(当时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吸取拉美的教训)。自21世纪以来,拉美开始“向左转”,政策面向基层民众倾斜,有代表性的政治家包括巴西的卢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也开始“左转”进程,新一轮社会保护运动正在兴起。

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是一个市场扩张和“保护性运动”此消彼长的过程。市场经济和社会建设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发展历史,也是这一世界趋势的组成部分。

社会革命先于经济建设,“中国道路”独特的成功经验

研究中国经济有两个难题:一是“李约瑟之谜”,即传统中国GDP世界领先,但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二是“中国奇迹之谜”,即新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动力是什么?目前的理论尚未作出满意回答。我们认为,社会革命先于经济建设,打破传统社会结构对经济起飞的束缚,是这两个问题的共同答案。

旧中国的深重灾难,本质上是全球自由市场对中国的冲击所致,是广义上的“市场失灵”。而新中国的社会建设,是全球“社会保护运动”的一部分。从发达国家来看,先搞工业革命,再搞社会建设,是一个普遍规律。中国也曾试图走这条路,但是却失败了。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特别是洋务运动和国民政府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技术、现代工业等要素在中国都已大规模出现,但是却未能启动现代化进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现代经济的比例不到10%,仍是典型的农业国 。而中国共产党用20多年时间,就初步实现了工业化 。旧中国未能启动工业化,主要障碍不是经济因素,而是社会因素:既没有突破传统社会结构对经济起飞的束缚,也未能抵御全球自由市场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

在一个农业国启动工业化,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足够的初始资本积累;二是技术和人力资源;三是保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国是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国家,农业产量仅够勉强糊口,清政府和国民党分别依靠封建士绅、工商资本家和官僚资本推进工业化,造成农村剧烈的贫富分化。再加上外国资本和产品的冲击,大量农户和小工商业者破产,使现代化进程中断,工业部门主要操纵在外国人手里,成为殖民地经济,连国家安全都难以保证,谈何发展。旧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文盲率80%以上,政府软弱无力,无从改善人力资本。历史证明,对外加入全球自由市场,对内依靠私人资本和自由市场,是无法启动中国工业化的。这也是发展中大国的共同教训。早期工业化国家之所以可以“先工业革命再社会建设”,是因为欧美的人地矛盾本来就比中国和缓,还可以通过海外殖民等方式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而后发展的大国已经没有这些条件了。

这一宿命终于由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新中国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那就是,在社会革命基础上启动经济建设,通过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为实现现代化扫清障碍。

第一,把农村组织起来,打破小农经济的低水平均衡,兼顾为工业化提供资源和保护农民利益两大目标。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具有多方面的职能:一是通过粮食统购统销,大规模而又相对平均地从农村提取剩余产品,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来源。二是组织集体劳动,进行农田水利、开荒等基础建设,在机械、化肥等要素尚不能大规模供给的情况下提高农业产量。三是组织农村救灾救济和医疗、教育、养老、治安等公共事业,保障农村基本民生。四是组织村民自治和社会管理。这些做法改变了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结构,避免了士绅、豪强、工商资本对农民的剥夺,在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同时确保了农村稳定和民生改善。这一时期,农村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食不果腹、懒汉遍地,而是实现了灌溉面积增加两倍,水库总库容量增加20倍 ,农业机械化普及率超过中等收入国家 ,粮食亩产翻一番多 。这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巨额的资本积累,并且避免了恶性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为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创造了最重要的社会条件。如果不是把农村组织起来,小农经济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第二,建立“保基本、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使得“高积累、低消费”成为可能。百年中国梦首先是民族独立的梦,这决定了中国工业化只能主要靠国内积累,依靠外援迟早要付出代价。为了在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同时不影响基本民生,新中国依托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在城乡均建立了包括医疗、养老、住房、工伤、丧葬、抚恤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人民不必为基本民生担忧,使大规模集中积累发展重工业成为可能。这一时期,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但这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地基,是“筚路蓝缕启山林”的创业。中国超越西方国家“先实现现代化、再搞社会保障”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早期就建立社会保障,这是确保快速工业化的又一因素。

第三,实行人力资本优先发展。以健康、教育和性别平等为主要标志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滞后,使世界许多国家陷入贫困陷阱,呈现“穷、愚、病”的恶性循环。新中国把医疗、教育和妇女解放作为重大政治问题,在毛泽东“教育要革命”、“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下,优质资源向基层和农村倾斜,避免了精英教育和资本密集型的医疗模式。通过发挥集体协作的优势,创造了以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和民办教育为主的低成本而有效的技术路线,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教育和国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前35岁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末68岁,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的唯一典范”,向全世界推广。青壮年文盲率从194980%下降到198115%左右 ;1979年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3%,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接近发达国家。妇女解放走在世界前列,“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社会共识,妇女就业人数从194960万增加到19772036万 。20世纪70年代中期妇女初婚年龄已达到22岁,比主要发展中国家提前20年,妇女地位的提高,改善了家庭教育和健康水平。这些成就,使得昔日的“东亚病夫”,成长为一支有文化、守纪律、年纪轻、身体好的产业工人和新型农民队伍,为后来的发展积累了长达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成为支撑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

第四,通过组织集体协作,弥补了资本和技术的不足。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事没人干,许多人没事干”,资本技术短缺和失业并存。新中国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建立了高度组织化、扁平化的社会,组织大规模集体协作,弥补资本和技术的不足。人民公社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从事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大规模集体协作和攻关,突破技术瓶颈。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运十大飞机等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都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协作取得的,从而跃出了落后国家资本和技术短缺的陷阱。这一切,如果没有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是无法做到的。

第五,社会革命打破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普及了平等文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激励。正如韦伯认为新教运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荡涤了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是一次大规模的平民化运动。“人民创造历史、劳动者最光荣”的理念,“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经济民主探索,“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作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愿景,都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当然,打破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非朝夕之力,这方面成果也不彻底。但毕竟,这一时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平等,使劳动者获得“为自己劳动”的主人翁心态,在经济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数以千亿方计的水利土方,是工人农民低工资甚至无偿完成的。如果没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样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通过社会革命和建设,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公平、有保障、有组织力的扁平化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贫富悬殊、脆弱和充满风险的社会结构,让千百年来被侮辱被损害的平民百姓有工作、有尊严、有安全感、有希望,这是共产党能够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原因。1952年到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世界同期的3% 1978年我国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形成了完整配套的工业体系。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的内涵之一。

今天有人认为,共产党搞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断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耽误了现代化的时间。这话恰恰说反了。1840年以后,历史给了中国一百多年时间走向资本主义,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从未发展起来,而是在封建束缚和外资压迫下不断夭折。反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要无产阶级来领导的道理。

30年打下的社会基础,助推后30年的经济起飞

市场经济促进了改革以来的快速增长,这一成就不容否定。但是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很多,其中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也为数不少。因此,还要进一步回答,中国的市场经济特殊在哪里?

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保护运动”,建立了完善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得中国在市场经济初期比西方国家这一时期的发展要高速、平稳和公平。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为改革提供了公平的起点和强劲的内需。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18 ,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没有任何强势利益集团,市场经济有公平的起点,是比较接近理想状态的市场经济,工人、农民、私营企业主都能从市场化改革中获益。公平还有利于扩大内需,一旦结束前30年“高积累低消费”的国民分配格局,就表现出强大的国内需求,20世纪80年代消费品市场迅速扩张。直到90年代末,由于一般消费品消费接近饱和、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原因,才开始出现内需不足。

第二,健康和教育水平跃升,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支取之不竭的产业后备军。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是一个“拥有第一世界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 ,为“世界工厂”提供了一支几乎取之不竭的产业后备军,支撑了中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规模扩张。印度裔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是由其改革以前的基础所产生的,而不是改革带来的。随着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过剩,现在这一红利已经耗尽,需要重新提升人力资本。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劳动力成本。改革前,我国已经有了低成本、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劳动保障制度仍然在低成本地有效运行,而且覆盖职工及其家属,使得民营企业雇用工人可以“搭便车”,不需要支付劳动保障成本。公共服务部门的市场化尚未开始,医疗、教育、住房的成本较低,使得企业可以用较低的工资水平雇用工人,从而形成所谓“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第四,农村集体组织的遗产,支持了农村和城镇化发展。20世纪70年代依托集体组织开办的社队企业,是乡镇企业的前身。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设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持续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加上包产到户,使得20世纪80年代农村的农业和乡镇企业都获得快速发展。农村集体土地和宅基地为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成为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蓄水池和保障线。集体土地为城镇化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廉价的土地来源。

第五,社会建设的成就为改革提供了政治资源和民意基础。改革初期,公平的社会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改革的普惠性使党和政府具有崇高威信,成为推进改革的政治资源和社会基础。在计划生育、国企改革等问题上,许多群众怀着长期形成的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愿意主动牺牲自己,为国分忧。而一旦群众感受到有的改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形成对改革的怀疑甚至抵触。

概言之,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之前,已经进行了规模广泛的“社会保护运动”,从而能够平稳引入市场机制,兼顾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改革开放初期成为人们记忆中“凯歌行进”的时代,就是因为改革前已经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使得改革成为普惠性的改革。而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耗散削弱,改革越来越难兼顾各个阶层的利益。正如习近平所说,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新的社会建设不足,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日益不平衡

市场经济和社会基础的关系,犹如人和空气、鱼和水。当人生活在空气中,感觉不到空气存在,只有失去之后才感到痛苦。改革初期,人们只意识到市场的作用,而看不到社会基础对市场经济的反作用,概由于此。由于把改革成就一概归结于市场经济,导致把市场原则引入社会和民生领域,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耗散,新的社会建设力度不足,造成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最终制约经济增长。对此,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反思:

第一,农村组织化程度下降,加重三农问题。包产到户后,许多地方的集体组织功能已经名存实亡。当包产到户的制度红利发挥殆尽,小农经济结构的弱点就显现出来。单个农户面临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抗风险能力弱,谷贱伤农的情况在所难免。农村社会组织瓦解之后,公共事务荒废,大量劳动力外出,农村空心化,基层治安和治理状况恶化。新世纪以来反哺农业力度加大,但由于农村社会组织不健全,许多惠农政策无法真正落实到有急切需要的农户身上。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弱化,劳动收入过低,强化了对粗放发展方式的依赖。同改革前公平的收入分配相比,改革之后的劳资差距拉大,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份额不断降低。地方政府实行亲资本政策,靠压低工资、社保标准招商引资;企业依靠压低工资维持利润率,看似在世界市场获得“竞争优势”,但却限制了工人收入,压抑了消费需求,更遑论投资于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源水平。在收入差异过大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基本民生,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投资来确保就业和稳定,致使经济日益依赖低水平重复投资和出口。据估计,2003-2009年私有企业社会欠账超过4.1万亿元,占同一时期全国劳动报酬总额的6%,相当于2009年当年GDP14%。如果承担社会欠账,提高工人收入和保障而扩大内需,每年可创造3%-5%GDP增长。

第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压抑了内需。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卫生投入减少,医疗机构逐利行为增强,至今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仅有中低收入国家的一半 。教育的不公平和以应试为目标的竞争愈演愈烈,也间接增加了家庭支出。投机性住房需求暴涨,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这“三座大山”增加了家庭负担和不确定性,导致大量预防性储蓄,不但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而且压抑了国内需求。2013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7,濒临影响社会稳定的警戒线边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导致内需不足。我国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储蓄率高达66.5%,而45%的家庭当年没有任何储蓄,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障碍。

第四,社会领域欠账,制约建设创新型国家。一方面,社会保障的瓦解不利于激励企业和个人创新。只有在一个基本保障完善的社会,企业和个人才会去冒风险进行创新。在不确定性强的社会,则倾向于“挣快钱”。北欧国家是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最完善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地区之一。另一方面,创新型国家还需要一支高技能的工人队伍。目前我国工人队伍以农民工为主,教育基础薄弱,由于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企业过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也窒息了创新活力。

第五,社会阶层分化,影响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社会阶层严重分化和对立之下,强势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改革决策,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对改革的参与和话语权微弱。这既影响人民对改革的认同,也难以保证改革成果惠及大多数人。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已经受到冲击。社会组织瓦解、社会保障削弱、社会差距拉大,这些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日益使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走向“坏的市场经济”,削弱经济增长的潜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建设的“欠账”,并进行了有成效的“社会保护运动”,相继实行西部大开发、低保、教育、医疗和养老改革等。以医改为例,我国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与美国医改举步维艰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这些成就仍然是初步的,而且面临重重阻力,社会建设滞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扭转,侵蚀社会基础的力量仍然远远大于维护社会基础的力量。

社会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理想突破口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规划了全面深化改革。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先做什么,再做什么,选择什么作为突破口、切入点,关系到改革成败。社会建设承前启后,既是经济建设的延伸和深化,又是民主政治和党的建设的基础和铺垫。把社会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一方面能够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确保初战告捷,凝聚民心;另一方面又能引领经济、政治改革,重新凝聚新的增长动力,重构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建设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建设是中国走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然选择。现有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那种依靠建立殖民地输出社会矛盾,先搞圈地运动和血汗工厂,再回过头完善社会保障的道路,今天世界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发展中国家再走一遍。中国如果走这条路,就必然是死路一条。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避免把西方经历过的血汗工厂、生态破坏、劳资矛盾、民生凋敝的老路再走一遍,能不能在不损害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走出一条新路?中国的实践表明,重视社会建设,特别是在社会矛盾尚未激化的情况下就搞好社会建设、避免自由市场对社会带来的破坏性冲击,是必由之路。

社会建设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基础。稳定的社会保障,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于稳定居民预期,增加消费,化解产能过剩。据研究,医保全覆盖总体上使居民消费提高7%,相当于每年释放1.3万亿元消费能力,远超过政府财政投入 。社会事业本身也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养老、护理、教育、心理咨询、群众文化、全民健身方面,都能够容纳大量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储备。

社会建设是协商民主的基础和抓手。建设民主政治,需要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完善的公共服务、稳固的社会组织,这样才能真正扩大全体人民的政治参与,培养理性、有序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从卫生、教育、社保这些人人都关心的领域入手,建立政府和普通群众直接对话的机制,扩大人民群众的直接政治参与,既便于操作,又能扩大影响、提高政府威信,还能培养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和能力,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极为有益的。

社会建设有利于在短期内恢复人民对改革的信心。长期以来,由于社会领域“欠账”,不少群众未能充分感受到改革成果,对改革失去了认同感。社会建设的一系列措施,对象是最基层的群众,保护的是最基层群众的利益,是一种普惠性的改革。这样的措施能增加群众对改革的认同感,缓解社会矛盾,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为深水区改革提供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这将有利于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使改革真正成为“为多数人的改革”,从而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加强社会建设,做几件人民关心的事情

上述分析可见,社会建设和市场经济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当前我国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一些领域用经济改革“竞争优先”、“产权优先”的惯性思路指导社会改革,导致南辕北辙。社会建设有自身规律,必须摈弃唯经济思维,加强顶层设计和推动,从人民关心的领域入手,深化社会建设。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第一,扭转忽视社会建设的思想。目前,少数地方和部门对社会建设仅仅理解为和满足于“守住底线不出事”,这不足以达到社会建设的目标。社会领域的投入,不仅是保障性投入,也是生产性投入。社会建设不能“消极防御”,而要“积极进攻”,才能起到推动其他改革的作用。要让各级干部都认识到“民生也是硬道理,公平就是生产力”,把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一样纳入政绩考核。

第二,把社会建设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设计。建议中央专门召开一次会议,对社会建设做出全局部署;每年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配套召开“中央社会建设工作会议”。在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中成立社会建设工作小组,从领导配置、部门设置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对社会建设的重视程度。明确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限制在经济领域,避免用自由市场思维指导社会建设。

第三,以反腐败行动为契机,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腐败现象的一大根源是权力和资本合作,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可以以当前反腐败行动为契机,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幅调整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比例,提高劳动者收入。

第四,下决心、出重手扭转医疗领域市场化倾向。近年来虽然对医疗部门增加了财政投入,但其运行机制仍然是市场化、商业化的,医疗机构仍然以逐利为目标,过度诊疗、药品回扣愈演愈烈。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在不增加(甚至节约)财政投入的情况下,大幅提高人民受益水平。可以开展一次药品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整治活动,像当年禁止军队经商那样,以壮士断腕的魄力取消以药补医机制,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实现较高水平的全民医保,真正让群众感受到负担下降。

第五,面向全体农民工大规模开展继续教育。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短缺,是制约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一大瓶颈。当前正处于结构调整的攻坚阶段,应以举办“农民工大学”、开展远程教育等方式,面向农民工开展大规模的继续教育,以弥补多年来的教育“欠账”,还可以解决结构调整中的暂时失业问题。同时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加强校企合作,加大职业教育投入,使教育和生产劳动深入融合。

第六,把重建农村基层组织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选择。邓小平1990年就曾提出农业改革与发展“两个飞跃”的设想。当前,农村社会组织不健全是制约三农问题全局的瓶颈,没有健全的农村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国家的一切好政策都难以在基层真正落实。目前多数地方的农村合作组织,实际上还是先富起来的少数农户和城镇工商企业主导,无法达到让大多数农民参与,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职能。建议在浙江等地实践的基础上,引导和支持农村建立具有经济、金融、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监督等综合性职能的新型农村合作组织,使之成为维护农民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平台。

第七,走群众路线,在社会建设中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十分慎重。而从社会领域入手,既能得到群众的积极参与,又风险可控。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的重大改革、公共服务部门的管理监督方面,应组织当地群众代表参与;并通过大众媒体和网络扩大参与平台,建立政府和普通群众直接对话的机制,以培养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缓解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对立情绪,为改革营造良好的氛围。这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

回顾历史,孙中山早年游历欧美,亲眼目睹尖锐的社会矛盾,提出“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的设想 ,并在晚年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毛泽东终生致力于走出一条公平与效率并重、实现现代化的同时避免两极分化的道路,防止普通劳动者再次沦为社会底层。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就是要让中国跳出王朝兴衰轮回的历史周期律,避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巨大代价,走出一条新路,建立一个永远属于人民的国家。

从清政府到国民党,都不缺资金、技术、市场和精英人才,但是他们没有意识、能力和动力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因而不可能带领中华民族走上现代化之路。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其自身不可替代的特质: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遵循,20多年革命战争建立的群众基础、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以及以群众路线为代表的优良作风。中共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因为这个党相信人民创造历史,要为“盗跖庄屩”正名,不做“五帝三皇的无涯过客” ;是因为这个党既不迷信美国专家,也不迷信苏联顾问,而是牢牢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坚实大地;是因为这个党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始终是“社会保护运动”的思想和动力来源。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社会保护运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社会保护运动”。20世纪后半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改革、建立社会福利体系,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受到两大阵营制度竞争的推动。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社会改革实现快速发展,显示出新制度的优越性,推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改良。2008年金融危机引起的第三次“社会保护运动”,也伴随着西方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当代各国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各异,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扩大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权利、限制资本特权、保障基本社会福利,等等,仍然是引导各国人民为争取一个更加美好新世界而努力的旗帜。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遇到了危机。中国提出“道路自信”,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确实是任何一条老路都走不通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大国沿袭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的先例。走一条新路,固然比照搬任何一种“普世模式”更加辛苦,难免会有曲折甚至牺牲。但中国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只能用中国式的办法来解决。集成传统智慧、自身经验和现代文明,升华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的更大贡献。

当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形势越复杂严峻,就越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认识规律、看清方向。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中国后来居上的法宝,是共产党凝聚人心的旗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人间正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的统一。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性选择。随着对旧有发展模式的反思,新一轮“社会保护运动”的高潮在中国已经呼之欲出。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一定能在这条道路上书写新的历史。

“春回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坚持走群众路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思想和举措深得民心。这就是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这就是中国人的道路自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希望之所在。

 

 

专题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提到两类国有企业:一类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国企;另一类是自然垄断类型的国企。常振明同志认为,还有一类是商业性国企,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中信集团就属于商业性国企。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商业性国企通过管资本和管资产实现增殖和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符合人民利益。

一、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经济导刊》: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家国有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的董事长,您如何理解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

常振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经济结构有清晰的阐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根据我国国情,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并在国家宪法中予以明确宣示。

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国有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十八大提出,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国有企业的研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的具体化,其内涵将根据国情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我认为对国有企业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目前的研究还非常不够。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最基本的构成,但目前社会上有些人对国企认识上有偏见,或是误区。您认为存在哪些偏见?

常振明: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刚刚启动时,一提到国企,人们的印象多为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一个人干、一个人看、一个人在捣乱,等等。现在提到国企,这种印象又变为行业垄断,不公平竞争,与民争利,国进民退等。社会上的确存在不少对国有企业的偏见,或者叫认识上的误区。

有些社会舆论经常提到“国进民退”问题。我理解,国企与民企都是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并购是市场竞争中企业间正常的商业行为,作为理性的市场参与者,绝大多数的并购双方在并购时应该都实现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段时期内国企与民企占比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各类企业应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而这种应变能力恰恰是商业竞争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现在有些人将国企对民企的一些商业并购行为政治化,认为是政府“国进民退”的政策取向。我认为这是偏激的看法。

现在还有人提出,国企应退出竞争性领域和盈利的领域。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纠正的偏见。国企说到底还是企业,既然是企业就要生存,就要赚钱。国企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都是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只是说在竞争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施宏观调控等措施使得竞争更加公平,但实现这样的公平,并不是要让国企退出、消亡,更不应该成为歧视国企的借口。另外,说国有企业是“与民争利”不符合逻辑,从概念上更难以说通。国有企业的基本属性是公有制,国企的发展和利益本质上应属于全社会人民所有,怎么会在人民的对立面?

再比如,有些人认为国企领导人员不是企业家,不是职业经理人,是政府官员。我认为,这样的认识也是片面的,职业经理人要具备的道德能力标准,难道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就不需要具备这些条件吗?国企也是企业,国企管理人员首先必须是企业家,是职业经理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如果我们的管理人员没有企业家精神,企业不可能搞好。我不否认有些国企多少存在一些问题,但很多优秀的国企经营管理水平并不比其他所有制的优秀企业差,这些年国企的改革发展全社会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我们要用实践消除误区,也要从理论上克服偏见。

二、厘清不同国企的功能和作用

《经济导刊》:从国有企业功能的角度看,您认为国有企业应分为几种?

常振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不一样,自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后,中国基本上就不存在纯粹的私营企业,都转为国企了。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绝大部分企业都可以被认为是国企,所以,与西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不同,中国的企业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以私有制为基础,国有资本一般不按照公司法设立企业。在西方国家一提到企业,就是私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一般作为特殊目的的公司为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参与全球市场竞争逐渐深入,我国国有企业的概念越来越被西方的经济界和学者所关注,也引起了许多争论。比如国企与民企竞争的不平等性、对一些行业经营的垄断等等。因此,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厘清各类国企的功能和作用非常有必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准确界定不同国企的功能,提到了两类国有企业:一类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国企,如公共交通领域的国企;另一类是自然垄断类型的国企,如军工、石油、电信、电网等行业的国企。我认为,还有一类是商业性国企,业务涉足竞争性领域,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中信集团就属于商业性国企,业务涉及诸多行业,应定义为在市场经济中参与市场竞争的商业性国有企业。一些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也属这个类型。

当然,对不同类型的国企应采取何种治理模式,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去探索,不断丰富这一领域的理论认识。比如,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国企能否追求利润?应如何考核行业的自然垄断国企?什么样的企业就可定义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已上市的国企如何提高透明度?国企如何承担平抑社会分配不公的责任?等等。

《经济导刊》: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您认为有什么意义?

常振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一个计划经济时期,西方国家是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的,而我们也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西方的角度看,我国的国有企业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市场经济中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公司治理等等,我们都需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国有企业进行科学分类,有利于明确各类国企的功能定位,进而寻找到符合各类国企特点的公司治理制度。目前理论探讨尚显不足,可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为什么这样说?十几年前国企改革时就明确提出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风险可控、效益良好”为目的的公司治理模式,经过这些年实践,现在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仍有不同,尚未定型。比如国资委管辖的国有企业,有的采取总经理负责制,其中党委书记与总经理分设;有的采取董事会制度,像金融企业基本是董事会制度,有独立董事,有监事会,监事会制度是来自欧洲一些国家的公司治理方式。此外还有专职董事制度,专职董事就是股东派来的董事,常驻企业。到底哪种方式更适合还需探讨,我估计若干年后也不一定有统一的结论。中国要实行哪种模式,应研究和比较各类制度的优缺点是什么,每种治理模式下各岗位的权责是什么,各类国企更适合哪种模式;同时借鉴国外的一些企业管理经验,逐步走向规范化,最后形成中国特色的、科学的、规范化的公司治理模式。

此外,对国企进行科学分类,对于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也是有利的。

准确区分各类国企有利于国际竞争

《经济导刊》:如何理解区分国企类型有利于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

常振明: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是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现在已是迫在眉睫。美国的政策近年来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提出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要向公平经济和公平贸易转变。所谓的公平贸易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特别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提出来的。

《经济导刊》:您指的是美国还是全球市场?

常振明:全球市场,以美国为主导,这是极其重要的变化。在国际秩序中,过去我们对外开放,走出去就是走向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壁垒和其他壁垒。现在人家说要设置壁垒不是妨碍自由贸易,而是为了实现贸易公平。

《经济导刊》: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

常振明:正在发生变化。西方国家舆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政府给国企的补贴方式造成了不公平竞争,由此需要改变贸易规则,这是一种很明确的战略。所谓TPP,即跨太平洋贸易协定,是在WTO之外的贸易协定,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想单独搞一个贸易组织,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公平贸易的提出。他们说中国利用国有企业的优势和他们进行不公平竞争。因此,区分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也是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

《经济导刊》:您认为这既是战略问题,又是策略问题?

常振明:更主要的是战略问题。西方认为你是国有企业,进行的是不公平竞争,因为国家给了很多优惠,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的很多国有企业都是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在公司注册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公司注册都是按照公司法,而西方国家不能想象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怎么能去注册一家公司,他们是不能这样做的。但在中国,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只要有钱就可以注册一家公司,政府当然也可以。所以我们的国企与西方理解的国企有很大区别。我们现在区分不同性质的国有企业,就是要说明我国大多数国企属于商业性国企,国家并未给予过特殊的政策。

现在我们在国外做生意已明显感觉到压力很大了,很多商业行为受到国企身份的限制。例如,中信集团目前仅持有中信证券约20%的股份,中信证券又是沪港两地上市的公众公司,去年中信证券收购了里昂证券,里昂证券在美国有一家公司,需要美国政府批准才能继续运作,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未批准。理由是中信证券大股东是中信集团,中信集团的股东是财政部,这个逻辑最后被推导为里昂证券美国公司被中国财政部控股了。我专门为此事去美国谈判。在去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汪洋副总理也把此事作为一个题目去谈。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为了应对国际竞争,为了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去”的需要,我们应该把国有企业有关概念理顺,准确区分不同性质的国有企业,这样有利于说清楚商业性国企在国际竞争中的商业属性,从而打破所谓公平贸易的封锁和壁垒,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

《经济导刊》:国外说的政府不支持也只是做表面文章,比如美联储的国务委员会,其实就是企业的代表,政府做什么决策企业也是知道的。

常振明:各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不一样,应该慢慢让其他国家了解我们的制度特征和企业竞争的真实背景,我们也应该对他们的制度有所了解。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对本国经济进行指导和必要的干预。据我所知,日本的海外协力基金对其本国企业的支持力度就很大。

三、要对国有资本管理进行探索和实践

《经济导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中信已率先走出了这一步。您能否结合中信经验,对中国未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该怎么做,包括管理权属、经营范围、公司规模等,谈谈您个人的看法?

常振明: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将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模式,需要在运行中不断地摸索,在实践中总结一些经验。中信本身是一个控股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了很多子公司,分布在不同行业,其中有一些子公司也上市了。中信对子公司的管理是以业绩为导向,对子公司管理层的管理和考核,也是按照国有企业的人事制度体系进行的。

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到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深化国企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的制度改革。这里面就涉及到三种提法:第一种称职业经理人,第二种称企业家,第三种称国企管理人员。这三种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国企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是不是企业家?国企管理人员是不是职业经理人?是不是国企管理人员就不能是企业家,而只有民营企业管理人员才是企业家?这些概念需要在实践中厘清。

资本管理最主要的特点是价值管理

《经济导刊》:中信集团作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是否也参与资本经营?

常振明:什么是资产经营?什么是资本经营?中信作为控股公司就带有资本经营的特点,但同时对资产的管理是有专业性要求的,所以不能简单定义。现在是概念盛行的时候,不搞清楚是有风险的。

关于管资本和管资产的定义,大家理解不一样。我个人认为,管资产就是什么都得管。比如我们有一千亿的资本金,一万亿的资产,如果是管资产的话,对每一项资产都要管,企业每一个决策都要过问。那什么是管资本呢?最重要的是对资本金投入的价值,或者说对投资的企业的价值进行管理。政府层面应主要关注国家投入企业多少资金,是不是保值增值了,增值是快还是慢。现在说国企的经济责任是保值增值,说的就是资本。国有资产管理以“管资本”为主,就是要将企业运营、投资等决策权交给企业管理者,赋予企业管理者更多权力和责任。

此外,对管资本和管资产,我理解还需看具体的实践,灵活处理。有些国有企业越做价值越低,但是变成混合所有制后,有些项目交给民营企业运作,国有资本的价值就会高得多。比如中信投资的一个公司,投入2个亿,如果中信自己做这个项目,由于人才支持、产业链协同、体制机制等方面不能配套,可能价值就萎缩了;如果交给行业内专业的民营企业去经营,资产价值就会大幅提升。中信原来占100%的股份,可能这100%的国有股份就值2个亿,但卖掉50%的股份后,剩下的50%的国有股份可能将来值10个亿。

《经济导刊》:您说的这个很有意思,这种模式好像是充分发挥了私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各自的优势。

常振明:其实中信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在中信的实践中,有一类项目需要直接去参与资产的经营,这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必不可少的路径;还有一类项目是和其他的经济成份组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我们的侧重点在资本的保值增值,把管理的职能交给混合所有制实体来实施。中信的实践就是这样的,面对几十家下属子公司,会有不同的经营方式,但我们主要经营的是它的资本,下属子公司来经营它的资产。

中信刚成立时,国家一共投入2.5亿元现金,2013年底合并净资产已达到2722亿元。据我了解,国家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投入都有几千亿元。中信本身只有这么点资本金,因此投资到下属子公司的资金也很少。上世纪90年代,母公司中信集团的注册资本一直比中信银行的注册资本少,所以监管部门认为中信集团是借钱投资,违反规定。对中信证券的投入,只是对当时中信集团五个下属公司的证券营业部进行整合,注册资本只有三个亿。现在中信集团持中信证券约21亿股的股票,市值约为200多亿。中信集团是慢慢滚动发展起来的,对许多子公司的原始投入都很少。当然这中间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高负债率问题。

四、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国有企业效率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目前在公共产品领域的投入现状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来一些,更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常振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要加大对公共产品的投入,但没有提具体操作的方案,这需要我们今后在实践中探索。对自然垄断领域的国企和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考核标准应该有区别。因为自然垄断企业在这个行业中利用了国家提供的条件,或者说是国家所给予的特殊优惠。而在完全竞争领域,国企应以盈利、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这个定位和区分其实是难点,现在即使国资委所管的企业,也有不同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需要在摸索中研究一套比较系统的、对不同类型国企进行管理的理论和制度。

对于商业性国企而言,我认为所谓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就是实行混合所有制。目前在高度竞争的领域,像中信证券,我们现在仅持有约20%的股份,应该说它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了。我理解,国家的投资预算以及国有企业将上缴的30%利润再投资,肯定要倾斜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领域。

《经济导刊》:那么,在公共产品的这些领域里,是不是应该更多的由国企参与?

常振明:一定是由国企来做,而且我觉得这类企业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因为以盈利为目的必然要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冲突。假设地铁运营企业希望涨价,如果涨价权在企业手里,又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话,那企业管理者一定会有涨价的冲动。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进入公共领域,怎么才能保证其机制有效率呢?

常振明:这需要一个比较科学的规划。以北京的地铁运营为例,现在北京地铁执行的是一票到底的价格,票价2元钱,仅这一项,北京市财政每年要补贴上百亿元。如果这样补贴下去,等于说北京市政府修建地铁越多就要补贴得越多,就会越来越没有动力去修更多的地铁,民营企业也不愿意来投资。如果能够设计出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吸收民间资本,让企业可以也有动力去投资地铁,就会使北京市的补贴压力逐渐减小。这种制度是可以设计出来的,也有成功的先例,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可以参照。

《经济导刊》:如果纯粹从公司的角度来经营非盈利性项目,可以由国家设立这个项目,谁来承担这个项目,国家就给谁项目补贴。至于谁来做,私营企业可以,国企做也可以,它们相互之间进行竞争,这种形式有没有可能实现?

常振明:这方面世界上有很多比较成熟的经验,比如日本、英国、德国、香港,包括投资地铁、公共设施项目,都有一些好办法。香港有两条隧道就是中信建的,东隧和西隧,连接九龙到港岛,这两条隧道都是中信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投资的。目前我们还有大概67年的经营权,政府和企业之间有个协议,项目运行得一直很好。

五、中信的实践与鲜明特点

《经济导刊》:一般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所有权问题、激励问题。国有企业对干部的考核是老大难问题。很多国有企业领导层压力很大,领导更换较频繁。但是我们看到,中信在这方面一直做得比较好,比如领导层相对比较稳定,长期以来,企业发展的速度也比较稳健,现在净资产也比较健康。在这方面,中信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我们很想了解一下,中信对干部的考核激励有何特点?

常振明: 我们曾经系统总结过中信的鲜明特点,一共有9个方面:一是勇于创新,成为一些行业的创建者和市场引领者;二是金融与实业并举,形成独特的综合优势;三是在竞争中求发展,市场化程度较高;四是诚实守信,形成了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五是国际化程度高,善于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建立了广泛的海外联系;六是具有较强的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七是在发展中形成了雄厚的客户基础;八是聚集和培养了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九是形成了以“诚信、创新、凝聚、融合、奉献、卓越”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

在这些特点中,在竞争中发展壮大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说中信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1979年成立时,中信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走出一条市场化的道路,按经济规律办事。因此,我们在经营管理中一直实行与绩效挂钩的考核机制和考核办法,这一机制在中信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实行以绩效为基础的市场化考核机制

《经济导刊》:中信具有很强的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同时形成自身发展的鲜明特色。中信是如何兼顾竞争性与稳定性,短期性和长期性,直接性和间接性,以及区域性经营差别的呢?中信市场化的考核机制和办法是否可以推广到一般性国有企业?有些国有企业更换领导比中信频繁得多,考核也比中信严格,但是企业的经营情况又不是太好。

常振明:关于考核的问题,我认为报酬与业绩挂钩是基础。我当过建行的行长,在银行绩效考核有很大难度,而中信集团内考核难度更大。中信是综合性的企业集团,仅金融业务就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等等,在制造业,我们也有五六家企业是世界上同类型企业中最大的。

对银行的考核,各分行、支行的业务都是一样的,其考核的难点在于地区不同所带来的差异。比如上海分行的行长和广西分行的行长,干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且经济落后地区可能更辛苦,但在绩效考核的时候,上海分行行长肯定挣钱更多,因为地区存在差异,上海分行的业绩肯定更好。

中信内部除地区差异外,不同行业之间差异更大,比如金融业与非金融业之间的差距,有的制造类企业已经成为该行业内全世界最大的企业了,对集团的贡献也很大,但是这些企业部门总经理的工资水平可能和证券公司的普通员工差不多。

考虑到行业差异,中信的考核体系第一个原则是以业绩为主进行考核。根据企业的性质和所在行业的特点,制定出比较规范的方案,包括几个维度,既自己跟自己比,看业绩是增了还是减了;也要和同行业比,看在同行业中的位置。与同行业比较是我们考核的方向,将来与同业比较在考核中的比重会加大。

第二个原则,在同行业中,我们希望员工的报酬处于中上水平。现在有的行业已经迈向国际化了,所以我们也在考虑,是不是鼓励它们实行国际化标准,但是每往前走一步,都会面临一些很具体的矛盾。比如中信证券,与国内同业相比,它的员工待遇不能说是最高,应是靠前的,但如与国际上的证券公司相比,中信证券又有差距。我们把握基本的原则,以国内同行业水平比较为主,但要参考国际水平。比如外国投行工资奖金约占公司净收入的55%-65%,中信证券现在约占30%-40%。如高于这个标准,我们要进行限制,这是我们给出的指导原则。因为我们还要从整个集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中信信托现在信托资产有8千多亿,中信信托董事长是中国信托业协会主席,这是一家只有400多人的团队,2013年的净利润已达30多亿,人均净利润是800多万。但我们对中信信托员工报酬也设定了一个标准进行限制,不能超过这个标准。

现在经常有民营企业到中信信托高薪挖人,但是中信信托的员工并不都愿意离开,毕竟中信的品牌市场认可度高,开展业务相对较容易。虽然员工到民营企业的收入会比现在高,但对他们来说,民营企业没有中信稳定,在中信工作也有成就感。所谓的激励,薪酬只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包括成就感等其他内容。总之考核和激励政策的目的是保持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协同是中信集团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导刊》:在内部协同上,中信这两年力度明显加大了,中信是如何在金融监管、风险控制上进行创新、加强协同,以体现出集团较强的综合服务能力呢?

常振明:中信业务门类多、客户资源丰富,具有独特的综合优势。为了发挥综合优势和协同效应,我们按照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成立了专门的内部协调部门即业务协同部。由业务协同部牵头,集团与很多地方政府、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子公司寻求合作机遇,推动项目落地;定期组织子公司交流信息,推动子公司之间开展合作,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总体看,这几年协同机制大大加强了。

协同就是齐心协力,合作共赢。真正的协同实际上来自于企业自己的意愿,靠硬推是推不动的。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内部子公司之间已经有很强的共识,协同已成为共同的经营理念。因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么做大家才有机会。中信从王军董事长、孔丹董事长开始,一直都强调协同,讲了十几年,大家发现协同确实能实现互利,对大家都有好处。比如中信银行需要客户,而中信地产各地有很多客户可以共享;中信出版社想开一家书店,而中信银行为吸引客户想在营业场所摆一些书,那就摆中信出版的书,这就找到了协同点。这些互相合作的案例很多,但一定要来自企业自身的需求。

《经济导刊》:协同一个是企业愿意,另一个还要高层领导的重视。

常振明:应该说,中信集团的领导层越来越看重协同效应。协同实质是文化问题,也是集团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上升到经营哲学的高度去认识。

探索综合性企业集团管控模式

《经济导刊》:中信有这么多的领域,这么多子公司,从理论上讲,子公司多了以后,肯定能够分散一部分风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业务领域广、结构复杂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对管理要求很高,在企业管理与风险控制方面中信是否有创新?

常振明:这是我们一直要面对的问题。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GE等很多公司都是综合性公司;80年代以后,投资者不太认可综合性公司,认为综合性公司风险管理有问题,专业性公司更能够规范经营。在投资银行的分析报告里,对各种专业性公司有很多分析,但却鲜见对综合性公司的分析。从80年代到现在的30多年时间里,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最近有所变化。2013年初《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综合类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有效的。

投资与贷款不同,假定银行贷款100笔,利差是2%,每笔1个亿,共100亿,如果有3家不还款,那就是3个亿,银行就要赔钱了。但假如进行投资,投资10个项目其中有两个成功了,可能就会赚钱,能把所有的投资都收回,“东方不亮西方亮”。

中信这样的综合性企业有着很多优势。在传统的制造行业,我们也有很强的技术优势,有几个国家级实验室设在我们企业里,如中信重工、中信特钢、戴卡轮毂等。从矿山开采矿石,做成球团到炼钢,再做成汽车零部件等,中信基本覆盖汽车制造所有环节,这样的能力全国可能只有中信一家可以实现,从材料至每一道工序都是我们制造。中信也有一些企业分布在一些关联度不是很高的行业中,经过多年发展,这些企业逐步成为所在行业的佼佼者和领先者。中信还在采用综合经营的管理模式,我们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信特点的企业发展模式。

前不久我在中信召开的务虚会上讲到,中信从成立之初就想借鉴国外的管理经验,但到底采用哪种模式?研究过日本商社,由西方国家控股的皇冠公司,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及GE公司,但都不一样。我们的金融业较大,风险管理始终是中信要面临的挑战。我们一直想学习别人,但始终没有找到可以拿来用的模式。最后还要依靠我们自己,摸索适合我们自己经营特点的模式。

培养具备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

《经济导刊》:中信的业务涉及的领域这么多,对集团里的人才要求可能也比较高。现在中国高校培养的学生,您认为培养哪些能力是比较需要的?

常振明:你要当企业家,就必须要具备企业家应该具备的创业能力、创新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培养的人才来看,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

《经济导刊》:中信30多年前就把向海外发展作为重要的目标,现在如何考虑?

常振明:中信成立之初,计划经济时期国内项目配套人民币资金都是对应的,那时中信本身没有资金,资金只有到国外市场去借。中信走出去的历史比较早,上世纪80年代,中信就开始在海外筹资。

当时,中信集团的海外投资主要投向国内短缺的大量依靠进口的资源,荣毅仁老董事长就给国务院写报告,希望到国外投资国内短缺的资源领域。现在我们到海外的绝大多数投资仍在资源行业,在大量依靠进口的资源领域,希望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

我们亦大力支持下属企业到海外投资,提升他们的技术档次。比如中信戴卡轮毂,每年汽车轮毂的供应量大概占全世界的15%,在全国有不少工厂。他们为提升品牌价值和技术水平,从轮毂生产延伸到汽车铝产品加工,包括汽车发动机里用到铝的部件,所以就收购了德国的KSM公司。

近年来,我们的子公司中信建设的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发展迅速,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我们在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伊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委内瑞拉等国都有很多基础设施、住房和工业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带动了国内产品、技术及管理的输出,也给所在国带来了实惠。我们亦准备在一些比较熟悉的国家,利用中信集团综合性企业的优势,拓展项目投资的潜力。

六、中信集团在践行中国梦中的角色和作用

《经济导刊》:国有企业是践行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中信这样的国企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和使命?

常振明:中信的成长和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初期,中信承担了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这样一种历史使命。中信通过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在计划经济中探索一条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服务国家经济建设。

在国家新一轮经济建设中,我们要从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高度来规划自身的发展愿景,深入思考中信要做什么、中信在践行中国梦中的定位和角色,这是使命所在、责任所在。党的十八大后,中信对自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概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2)实现金融业务和实业投资业务相互促进发展,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3)适应国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新经验;(4)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5)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优秀人才;(6)进一步扩大与港澳台工商界的交流,促进香港澳门繁荣稳定和两岸交流;(7)履行好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信在历史上创造了许多先行尝试的案例,比如国内第一家企业在海外发行债券,第一个建立中外合资企业,第一家涉足房地产业务,成立国内第一家租赁公司、第一家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和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公司,第一家在海外大规模投资,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第一家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等等。在当前新一轮改革中,中信从战略上应先行先试,“等”的态度很难生存下去。面对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信必须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在践行中国梦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本特点是“国退民进”,在放开竞争领域,“中退洋进”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国有经济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要发挥国有民营企业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在混合所有制中要坚持骨干企业的国有控股地位。在高度开放条件下,国家主要通过骨干国有企业保持对战略性核心产业的控制。

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是一个中心环节。

理论界的一种流行意见,主张国企应该实行彻底的产权改革即私有化。理由是:私有企业才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国有制的效率必然低于私有制。而对现实中国有企业效益的提高、在各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则找出种种理由予以贬低或否认。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基本的社会制度,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在全球市场化的今天,中国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要不要掌握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控制权主导权,国有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方向、道路,关系亿万人民未来的命运。

国有经济的实际状态和趋势,它的成就和问题怎样,如何深化改革和改善管理,使企业保持活力,这些具体而又事关重大的问题,则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从实践中总结和探索。

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表现为国有制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消除资本主义的劳资鸿沟、消除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

有人说,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公社制和股份制。此论意在说明:今天的国有企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不能把国有制企业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总之是要抽空社会主义“旗帜”的“经济基础”。

理论讨论不能脱离现实的背景。一个多世纪来社会主义的实践说明,“依靠世界市场的大工业、联系全国和全世界的交通,以及地方性中小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等性质迥然不同的生产并存,必然要求全社会的组织协调。铁路工厂要交给全社会……必定要求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只能是作为全民代表的国家所有制。

由政府机构具体管理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必然提出用何种形式保证全社会所有的实现、防止公权私用的问题。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格透明公正的管理规则和监督机制,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严格考核管理、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等等,是防止“全社会所有”被异化的基本条件。

其次,就一般意义看,国有企业是国家推行经济社会政策目标的最有力的组织保证。工业化初期的西方国家,在公共设施建设领域(市政管网、铁路网等)中就遭遇私人企业竞争的种种弊端,最终违背“自由竞争原则”改为政府建设和运营。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的国有经济曾经达到很高比例,主要是因为私人资本缺乏基础工业巨额长期投资的积极性或管理能力。

后发展国家,凡是成功实现工业化追赶的,从来都不是单一自发的市场演进过程。后进国家要克服“后发劣势”发展本国工业,必须动用国家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在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政策之间取平衡。西方经济学史的“自由贸易论”和“生产力论”之争,实质上也是工业化早期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争。

苏联和中国在其工业化起步时期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后进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经验。新中国如果没有贯彻全社会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可能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集全国之力,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科技教育体系。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是穷国推行工业化战略的最有力的组织形式。

今天我国的产业体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一体系的运行有其内在规律,不能随意“推倒重来”。原苏联牵头的经互会体系突然瓦解,其体系的内在经济联系被断然切断,再加上采取“休克”式的私有制改革模式,导致俄罗斯工业体系瘫痪瓦解,陷入长期经济衰退,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教训。

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背景、过程、成果和争议

我国1978年后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动因,一方面是“文革”的后遗症(工业管理松弛、干部职工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原因。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国有企业直接隶属于行政机构,管理部门条块分割、重复交叉,指令性计划涵盖企业几乎全部生产经营活动(人财物产供销等);固定价格无法反映实际需求、衡量企业绩效、企业负盈不负亏;出现分配的平均主义和“铁饭碗”倾向。企业活力衰减,资源配置失当。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在国有企业领域进行了多项改革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提高留利水平、拨改贷、利改税、允许企业跨地区跨行业投资等。目的是“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 。当时由于国企体制的种种缺陷,在放活企业的同时,出现了投资无序、工资攀比、企业截留利润、负盈不负亏等问题;宏观上的表现是“投资工资双膨胀”。要改变僵化的计划管理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需要在价格、财税、流通等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而如果企业不能真正自负盈亏、优胜劣汰,则市场机制也难以发挥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国企改革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基于此,国企改革的目标,最终定位为以股份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管理机制从行政管理转为资产管理。

1992年以后,在世界经济进入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改革快速推进。配套改革措施(计划、流通、价格、劳动、工资、税制、信贷、投资、外资、外贸、外汇)相继出台,原计划体系不复存在。市场化程度的空前提高,为国企的全面产权制度改革扫清了道路。

1990年代,民营、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猛增,市场竞争压力陡然增大。而此时,我们的国企体系应对能力不足,加上种种因素的拖累(资本金先天不足、税利上缴比例过大、干部精神滑坡、监管机制薄弱、企业办社会包袱太重等),企业效益普遍下滑、甚至产生大面积亏损。国企和非国企的税费负担过分不平等,更削弱了国企的竞争地位。国企改制中有关产权界定、评估、招股、处置等事项缺乏细则与监管,导致普遍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国企的产权改革遂演变为全面的私有化浪潮。

1995-2005年期间,原有国企中50%被拍卖出售转为私营,26%被合并或破产,地县级中小国企基本消失。国企职工从1.1亿人锐减到4288万人。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刚刚起步,数千万人下岗,成为广泛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被不少学者所推崇和广泛实行的“管理层买断”,直接导致贫富分化和干群对立,引起全社会的不满。其后,在战略性制造业的骨干企业改制中,试图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做法更是引起有关方面的警觉,并予以纠正。

有人认为,由于社会上对改革实施中的错误进行抵制,造成了改革的“停滞”。这种看法是颠倒了大道理和小道理。如果一项政策在实行中挑战了公平正义底线,损害社会稳定团结和国家治理根基;或无视产业运行基本规律、漠视国家经济安全,仅顾眼前的“效率”,这就违背了改革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如果把这种单线思维的“惟私有化”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就走错了方向。

各种所有制同台竞争,民企增长汹涌,不存在“国进民退”

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形成国有、民营、外资同台竞争的情况,不存在“国有经济独大”问题。现有的统计年鉴没有提供经济总量中的所有制结构。有学者计算,到2010年,国有经济在GDP总量中占21.7%,其他所有制成分(集体、民营、三资)占78.3%。全部国有(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从2002年的15.9万家减至目前的9万家左右2012年国有控股企业法人27.8万,占全部注册企业法人1/30

中共十四届到十七届代表大会的文件均指出,“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体现”。图1是全社会经济资产中所有制演变的情况。

1 全国经营性资产中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比重的演变2000-2010

(转引自赵华荃: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分析和评价《当代经济研究》2012.03期)

就工业领域看,1992年国企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2005年降至1/32010年降至1/4。集体企业比重从1992年的35%降至目前的2%以下,内资民营企业从不足5%增加到50%以上(见表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

当前工业行业中各类所有制的分布情况如下:

国有企业占优势的行业有:重点矿山、煤矿、油气田、电力、石化、冶金、重大装备(包括军工)等基础性战略性部门,以及交通运输骨干网、金融、战略物资储备等,这些都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国企在装备制造业产值中占1/4(电子、仪器仪表仅1/10),集中了为国防和基础工业提供重大装备的“国宝”级企业。国有经济结构布局调整的任务已大体到位。

在多数制造业(化工、造纸、制药、建材等)中,国有、民营和外资3种成分不相上下。

我国累计吸收各类外商直接投资超过1.4万亿美元,跨国公司活跃在各个已经放开的领域。在纺织服装、轻工类、电器设备等行业占据销售额的30-40%,在制药、一般装备制造业占40-50%,在日化、电子通讯等行业占70-80%。外资在不少轻工部门(日化、饮料食品、五金制品等)占据了垄断或寡头或行业主导地位。外资还在向种子、物流(流通)、快递、高端零售、金融及各类服务业(会计、律师、咨询、信息)延伸。外企独资比重在不断提高。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看到:多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本特点是“国退民进”,不存在“国进民退”问题。在放开竞争的领域,“中退洋进”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下降,将动摇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外资对部分产业和市场的控制导致国民财富流失、国家调控能力削弱。

对各种所有制要理性分析,国有经济支柱作用不可否认

尽管国有经济在总量中的比重不断降低,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的绩效已经大大改善。国有经济改革和结构布局调整,使骨干国有企业卸下了包袱、轻装上阵;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也是国企绩效改善的贡献因素。

就全部国有企业看:2002-2012年间,销售收入从8.5万亿元增至42.4万亿,年均增长17.3%;毛利(企业利润+各种税费)从1.06万亿增至5.5万亿,年均增长18.0%;净利润从3786亿增至2.2万亿,年均增长19.2%2012年,中央企业占全部国企销售额的61.5%,净利润占到68.5%。表1反映的国有工业企业的发展情况,也印证了国企总体增长的良好态势。

关于国企和非国企的效益对比,可以肯定的是,在部分竞争性行业(如装备制造业)中,就工业增加值率指标来看,各类所有制企业之间差别很小(都在26%左右)。私营企业的资产利润率虽然远高于国企,但因工资成本差异、各行业资本构成的差异等因素,故资产利润率只能说明部分问题。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01年的报告指出:工业行业可分为“市场驱动”和“技术驱动”两类;典型情况如:服装厂需要具备按市场变化快速调整产品样式的能力,而电厂的效益主要来自技术设备和管理水平。不同类型的企业都可以在适合自身优势的领域发挥作用。我国国企目前主要分布在技术驱动性强、规模效益显著的行业,这是和国企管理体制的特征大体适应的。

国企对经济社会的贡献,不仅仅表现为量的增长和效益的回升。

产业支柱作用。如大型装备制造业具有很高的关联度,一家大企业可带动数十乃至上百家零部件、辅助材料厂和下游服务业,拉动社会需求和就业。大企业和众多中小企业是共生共存的关系,龙头企业的发达就等于中小企业的兴旺。

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国企仅占经济总量的20%,上交税金占全部税金的38%。就企业上交税费占全部盈利(企业利润+各种税费)的比重看,国企为60%,私营和外资企业在30-35%之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所交纳税金、附加和增值税,国企为8元,私企为3.2元,外企为2.3元(2011年)。这导致国企利润率明显低于非国企。

国企职工的工资收入普遍高于其他所有制普通职工的工资。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其他类型工人的2倍以上。所谓“国企职工收入高造成贫富差距”的说法是很牵强的,非公企业高管薪金与工人工资之间的巨大差距,是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国企工资水平较高,实际上是平衡一次分配格局的积极因素。

在全球化竞争中,骨干国企对提升综合国力起到了中坚的作用。过去10年,国内成长起一批特大型企业,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跻身世界500强行列,其中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

(注:欧盟企业数为27国合计数。 数据来源:Fortune Global 500

(转引自:胡鞍钢,《红旗文稿》2012-10

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进口替代、重大工程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采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保障了国内巨大需求。铁路系统将自主研发和引进消化相结合,使我国铁路装备制造和铁路运输能力跨上了新台阶。国有骨干装备制造业近年来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如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70万千瓦水电机组、世界领先的特高压交流/直流输变电系统、第三代核电设施国产化、百万吨级乙烯装置、大型施工机械、港口起重机械,以及多种高端机床、工业控制系统……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带动了整体工业的技术升级,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在一系列敏感领域冲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

关于“国企垄断”问题,属于自然垄断范畴的铁路、电力网、电信网、城市供排水系统,以及油气体勘探开采等事关全社会福利和国家战略的领域,由国家增强控制力和影响力是必要的。为避免因垄断造成的价格、腐败等问题,则需要加强政府监管。这一类行业的运行效率更多来自技术和管理,且更强调社会责任。如果委托私人企业运营,则效率和社会责任的效果不一定理想,反而会提高政府监管难度和运营成本(如英国铁路私有化的教训)。

事实证明,在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市场化的环境下,国企通过自身的改革逐渐适应了市场竞争。国有企业不仅没有“拖经济发展后腿”,而且对国家的结构优化、技术创新以及兼顾收入分配的公平方面,都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发挥了特有的优势。曾经流行的“国企冰棍论”,只反映了特殊时期的情况。

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三类所有制并存、竞争和互动的局面。

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一般组织管理较规范、技术水平较高;但普遍存在机构臃肿、官僚作风等问题。

各类民营企业在规模上已经居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且正在壮大之中。目前,除少数大中型企业和数万家科技型企业之外,绝大多数企业规模偏小,停留在低成本竞争状态,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很多停留在初级的家族式管理。这导致很多行业集中度过低,技术档次低,行业协调差。

外资企业在中国注册,遵守中国法律,带来了资金和现成技术,拉动了就业,但从权益的归属、资源可动员性与可调控性的角度看,外资企业不能计入综合国力的有效部分。

我们的改革研究应该实事求是,既不要把民营企业理想化,也不应片面夸大国企的弊病和失误。今天我国以公有为主体、公私并存的市场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上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经济结构的缺点问题需要逐步完善,不能拔苗助长,重蹈前苏联覆辙。

我们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国企的中坚骨干作用和民企的灵活反应优势。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结构优化升级任务紧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心任务是以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发挥低工资优势、出口导向,拉动经济快速增长。2008年以来,国际市场扩张受阻,加之人民币升值、工资成本上升等因素,调整传统发展思路已经提上日程。

我国的工业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这容易导致“工业化已经实现,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误解。从工业技术水平和整体竞争力看,中国工业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是头号工业大国,但又是品牌和知识产权小国、技术弱国。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很多开放型行业缺自主核心技术。高端技术装备、元器件、零部件大量依赖进口。我国年产1000万辆轿车,但发动机等关键部件大部分靠进口;钢产量7亿多吨,每年却要进口近8千万吨高级钢材。最具比较优势的纺织服装业,所需的高端纤维、面料、加工设备也要依赖进口。工业产值的1/4用于出口,其中一半是外资的“三来一补”,位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只能拿到微薄的加工费。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使国民收入大量外流。

开放引进对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但由于偏重数量型扩张、过于依靠技术引进及外资“技术溢出”,忽视自主消化和再创新,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企业自主开发的高技术产品难以获得市场支持。自立自强的建国方针被淡化。理论界一度盛行“依靠比较优势、被动服从国际分工”的发展思维。

我们开放的目标是引进国外资源为我所用、增强自身实力,开放的底线是确保本国政治经济的独立自主性。

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旧的发展思维。关键是要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导向,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

自主型的产业升级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内容。它将有效提高工业附加值,为农业现代化和城镇、三产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支持;将为新一代青年技术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国民收入一次分配格局;也将有条件运用和推广国人用得起的节约型环保型技术装备。这是后发展国家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国有企业是推动产业升级和战略转型的中坚力量

有人以为,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活力和私人积极性,就可以解决技术创新的问题,这是一个误解。当今是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位居技术进步的前沿,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竞争,实际上是国家间争夺技术优势和产业制高点的竞争。

这样,一国创新能力的问题就已经带有国家战略的性质,它已超越企业层次,成为提升全社会整体创新效率的问题,即“国家创新体系”。由于科技和经济的规律不尽相同,全社会的创新效率,涉及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效率、综合运用竞争-协同-国家组织动员机制、知识在创新各环节间的顺畅流动等多方面问题。企业处于研发-产品-市场实现的中枢位置,故被视作“创新主体”;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不可偏废。

国家在创新体制中的职能包括:对技术-产业发展的前瞻性预测,制定发展规划,资助各类创新机构,组织协调“官产学研用”各方实施科研攻关项目,重点突破、带动全局,鼓励科技成果加速应用和产业化的政策,等等。

后进国家的产业升级战略,必然要进入高端技术领域,和先进国家进行正面竞争,这就必须克服两方面障碍:一是本国技术能力和创新效率的差距;二是开放环境中发达国家企业的市场垄断。这就更需要政府的组织协调和全社会努力。需要统一明确的战略方针,和相应的体制政策的安排。要综合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消除阻碍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和市场实现的种种因素;要规划和组织行业共性应用技术的研发推广、组织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以及适度的支持和保护政策。

对我国来说,创新体制还要注意到如下具体情况:

第一,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是有条件的。这包括:创新环境、企业规模与战略、可用资金、技术队伍与持续研发活动的积累等。西方的巨型跨国公司有能力组织从基础科研、应用科研到产品推向市场的几乎全过程,而我国绝大多数企业还无法与之相比。

我国数百万家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处于成本-价格竞争阶段,没有技术创新能力;十几万家民营科技型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水平不一),和少数具有研发能力的大企业(如华为、三一、比亚迪、吉利),则表现突出。但由于规模的限制和协同机制的欠缺,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多是有限范围内的“单打独斗”。

前沿科技项目往往需要多学科大范围的协作和巨额投入,技术标准的制定修改要由权威机构执行。这需要国家出面组织、由那些有能力承担此类任务的特大型企业牵头实施。目前,作为各行业龙头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科研机构,汇集着全国70%以上的技术人才,仍是国家科技和产业升级战略的主力,其战略地位尚无人可替代。不论什么所有制企业,如果实行一言堂的家族式管理,没有基本的职业稳定,没有技术民主的氛围,就不可能吸引高素质人才,就没有创新效率。

第二,“自主创新主体”也有限定的条件。“自主创新”必须是由本国机构和人才掌控的创新过程、技术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增进国民福利并具有可动员性。自主创新的主体,只能是中国公民及法人控股并实际运营的企业。

第三,中国企业在高技术和竞争性行业的弱势地位突出了国企的战略地位。我国国内市场早已国际化,西方跨国公司以技术和品牌优势占据国内高技术市场。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在规模、组织能力、技术和营销方面的竞争力,远不是跨国公司的对手。当今我国市场经济的最大问题,主要不是“国企垄断”;而是在各细分市场中,民族产业受到跨国公司的强大压力、乃至被其并购、丧失独立性的危险。而在高科技市场,本国民营企业处于更为弱势地位,更容易被外资挤垮,不少很有潜力的中小型高技术企业因经营困难被外资收购。

在这一局面下,国有骨干企业所坚守的基础性战略性领域,是抵御跨国公司强势竞争、保持经济结构稳定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可靠力量,也是推进产业升级的不可替代的平台。

第四,“国企退出竞争领域”是错误的命题。世界各国都有大型企业在国内垄断、同时面对国际竞争的情况(如波音和空客的竞争)。这是国家间在战略产业领域的竞争,各国都没有用“反垄断”法规束缚本国企业的手脚。

我国是技术追赶型国家,其基础性支柱性工业(冶金、石化、装备等)和高技术领域,既具有高度竞争性,同时具有战略性。其中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行业技术进步的骨干。在开放条件下,它们面对着跨国公司的竞争,竞争的成败关系国家安全与产业升级的能力,不能任其被淘汰(如美国政府2009年出手救通用)。

所以,在各关键行业保持国有骨干企业、支持其做强做大(同时也支持本国民营企业做强),是国家保持对这些行业控制力与主导作用所必须。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或以“反垄断”为名将国有骨干大企业拆解招股;其最可能的结果,是把其控制的主导权拱手让给强势跨国公司,自动解除国家对这些重要产业的控制。工业和经济的自主权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最基本保障,我们必须有起码的居安思危意识。

很多国外研究机构对中国的改革提出过好的意见。但也要看到,中国企业的壮大必然构成对西方的潜在竞争威胁。一些关于中国国企限期私有化的建议,实际上符合了西方跨国公司的利益,而非真正愿意看到中国富强。东欧和拉美一些国家曾经盲目接受国外“全盘私有化”的建议,其命脉性国企被外国资本控制,导致经济主权旁落、政策执行力削弱,直至政局动荡。前车之鉴,值得我们注意。

综上所述,讲要点综述如下:

第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有经济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研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要结合生产力特点、结合国际竞争环境,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鉴于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要求,体制的安排将要有利于以自主创新支撑产业优化升级这一核心,要平衡政府和企业、微观竞争和宏观协调、分散和集中、开放性和自主性等关系;要处理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关系。

第二,我国民营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但就各类企业的平均素质和综合竞争力看,目前国企作为自主创新主力和中坚的地位无人替代。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挥两类企业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在高度开放条件下,国家主要通过骨干国有企业保持对战略性核心产业的控制。这是保持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基础,国家独立、安全和发展的保障,也是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之所在。

第三,多数国企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总体的绩效水平和竞争水平不断提高,国企改革的主体任务已基本完成,对此要实事求是。当今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已经是国有、民营,外资三分天下的局面。根据当前的发展态势,应提倡“国进民也进”,不宜再单方面鼓励非公成分。要保持国有经济的数量基础,在支柱性战略性领域保持主导地位,并做强做大。

第四,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适度增加民间参股,同时保持其结构的稳定。在发展混合所有制中,要坚持骨干企业的国有控股地位。目前国企管理暴露出不少问题,但不能以此否定国企存在的必要性。国企目前在体制上的弊病,主要来自企业主管任命考核的行政因素(相对于企业管理者素质因素),以及监管的漏洞。要跳出“产权决定”的思维惯性,考虑在既有前提下,理顺资产管理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和企业的责权关系,提高国有企业管理经营水平。主管部门的管理和考核,应更切合企业“自主创新主体”的功能,更符合技术进步的规律。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非小农社会,国家的“现代性”不在于市场化的“完美”,而在于管理能力的高低。我国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征途中,提高管理水平(特别是巨型组织的管理),将是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土耳其不遗余力地推行经济私有化政策,导致三大恶果:一是效率未获显著提高,反提前透支国家潜力;二是日渐丧失经济主权,依附于国际经济体系;三是民众贫富分化加剧,埋下社会动荡祸根。新自由主义成为戕害发展中国家的“慢性毒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中,强调国家干预和国有化再次成为世界新潮流。

30年来,土耳其一直将全面私有化作为实现其经济繁荣的“主要法宝”。表面看,这一政策令土耳其受益颇多:土目前是“展望五国”和G20成员,经济总量排世界第十七位。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私有化政策引发的恶果严重而深远。20135月底以来,因马克西姆广场改建引发的持续抗议,不过是土耳其私有化政策负面效果的冰山一角。土耳其发展之路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通过全面私有化释放“改革红利”

20世纪80年代,主张自由放任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当时,英国撒切尔政府、美国里根政府均大力推行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西欧国家还将引入市场改革作为入盟必要条件。受此思潮冲击,土耳其成为最早一批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国家。

在此之前,土耳其奉行进口替代战略,1927年曾专门颁布《奖励工业法》,借助政府力量推动经济工业化。到80年代时,土耳其国有企业已占据整个经济的半壁江山。1983年厄扎尔上台后,经济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主要政策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推动国际自由贸易等。从1984年到2001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进程缓慢而有限。这一时期主要有两大制度性措施:一是l994年制定《私有化法》,为经济私有化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建立了专门的私有化高级理事会和私有化管理机构。

上世纪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向土耳其提出加快市场化改革的建议。特别是199912月欧盟将土耳其作为欧盟候选国,更刺激了私有化改革的力度。从2001年开始,尤其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发展党(AKP)上台执政后,土耳其私有化进程明显加快。2003518日,埃尔多安政府启动“土耳其私有化战略”,将几乎所有剩下的国有资产都列入私有化或拍卖行列,国有企业涉及能源、交通、银行、工业、烟草、桥梁等领域,社会服务机构包括卫生、教育、住房等等。据统计,从1985年到2009年年底,土耳其共有270家公司、l03家机构、22家未建成企业、8个收费高速公路、2座博斯普鲁斯桥、1家服务单位、524家不动产和6个港口的国家股份被私有化。私有化收入(出售国家资产所得)由此大幅增加。据统计,1986-2003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收入总共只有80亿美元,但2003-2012年的9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总收入已达535亿美元。埃尔多安政府已表示,2013年土耳其还将加速各行业私有化进程,计划出售的国有资产包括电信、化工、银行、钢铁、体彩、热电等领域。同时,电站、桥梁、公路等基础设施的私有化进程也将逐步推进。2013年前五个月,土耳其私有化收入l4.62亿美元,还有47个大项目正履行私有化审批程序,涉及金额90.33亿美元。

截止目前,土耳其政府己完全从水泥、畜牧饲料、乳制品、林业、饮食服务、石油分销行业退出;旅游、钢铁、纺织、海运和肉类加工行业中,国有股份50%以上已被私有化。同时,电力、通讯、银行、石油、烟草、盐业、航空、港口、高速公路等公共基础性行业均被私有化,或面临私有化命运。考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强调国家干预,土耳其继续高歌猛进地推进私有化战略,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实不多见。

全面私有化使土耳其发展之路越走越窄

表面看,大规模私有化给改革土耳其带来不少短期利益:从2002年正义发展党上台到2011年,土耳其GDP年均增长5.2%,高于l990-2000年的4.3%,以及l980-1990年的4.6%。按GDP计算,土耳其已成为世界第l7大经济体——正是这种表面的经济成功,持续强化了土耳其政府对市场的偏执信仰。然而,土耳其经济私有化释放的红利短暂而有限,由此带来的问题则深刻而复杂。

首先,私有化并未提高经济效率,反使国家发展潜力被提前透支。从实际效果看,土耳其全面私有化并未使企业经济效益根本好转。“许多经济学家希望基础设施私有化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企业变得更加低效。由于缺乏投资和未能更新设备,这些转型后的基础设施部门非但没有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赫德森指出,主流经济学家推动私有化的说辞是这些公司部门缺乏效率,而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看中了其垄断租金。私有化不过是国际金融资本攫取垄断权和租金的一场运动,而不是为了提高效率的运动。就一般情况看,l974-1991年期间,官方统计的国有和私有企业平均效率相同,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并不明显。在私有化后,土耳其制造业部门的效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1984-2004年的20年间,土耳其共有188家企业被私有化,其中65家已经倒闭,8家被清算,l6家因违规遭到处罚。换句话说,私有化之后,反使企业经营效率下滑。

土耳其实行新自由主义30年来,既没有使民众真正增加财富,也未使工业结构真正转型升级。当前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投机资本流入、高额外贸赤字、高估土耳其里拉币值。相较于GDP的数字增长,广大民收入却停滞不前。据《中东季刊》统计,土耳其大约40%的人口每月收入低于773里拉(415-419美元)的最低工资,年轻人失业率达18%(有的统计数字高达22%)。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等城市,60%的人口生活在棚户区。GDP等经济指标表面风光无限,背后则是暗流汹涌,危机重重。

土耳其政府一味靠出卖国企筹措发展资金,用这种“杀鸡取卵”、“崽卖爷田”的方式,虽可暂时满足政府和民众的眼前需求,却牺牲了国家长远发展的潜力。土耳其大幅消减国有企业,使国家制造业技术进步缓慢,长期被固定在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中低端位置。

其次,日渐丧失经济主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深陷“依附性陷阱”。欧美在国际上提倡新自由主义和自由竞争,很大原因是他们的私人资本力量已发展上百年,实力强大。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力量远逊欧美,“这些国家政府过早放任自由竞争,则落后国家中最为先进和知识密集的产业必将趋于消亡。”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土耳其充其量算个“半边缘国家”,无论资金、技术、品牌乃至组织管理水平,均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土耳其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其私有化和自由开放政策,很容易变成国际大资本对其国内幼稚产业的扫荡式摧毁,为国际大资本向土耳其渗透、控制提供难得良机。

私有化使土耳其日益丧失经济主权。一是越来越多的本土行业被外资掌控。由于国内有实力的大资本有限,因此该国大部分私有化项目,需要依靠吸引外资完成。2001年后,境外资本大举涌入。据统计,在土耳其私有化过程中,有35%是外国投资者。该国许多私有化项目是国内和国际资本以“战略伙伴”方式联手完成的。2011年,土耳其的境外直接投资共l57亿美元,主要投向银行(59亿美元)、能源(42亿美元)、制造(32亿美元)等领域。2012年,土耳其本土企业参与并购共l40宗,价值l50亿美元;外国企业参与并购ll9宗,金额l30亿美元。由此,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和公用服务行业落入外国资本之手。二是经济对外依赖严重。1980年之前,土耳其外贸占GDP比重低于l5%,2011年这一比例增至50%左右。由于进口多于出口,导致其贸易赤字不断增加。2011年土耳其贸易赤字创造了1050亿美元的新纪录。三是外债激增。1979年土耳其外债为ll0亿美元,1989年增至450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债总额进一步上升,2011年外债已高达3066亿美元。

由于土耳其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捆绑紧密且产业层次较低,发达经济体稍有风吹草动,土耳其经济便会出现巨大波动。l994年,土耳其爆发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的首次经济危机,GDP下降6%;l999年到2001年,土耳其又接连发生两次经济危机,数百亿美元外流,各大股市交易指数暴跌,经济濒临崩溃。2008-2009年,土耳其再次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受损程度远比其他新兴国家深重。2011年土耳其经济增速超过8%,但2012年增长率仅有2.2%。每次发生危机,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求助欧盟以及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而后者为土耳其提供资金援助却附加条件,那就是进一步加大开放自由化和私有化力度。正如当年拉美国家(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为偿还外债,采取债务与股本交易(debt-equity swap)政策,通过加大私有化来减少外债。负债累累的土耳其同样只能饮鸩止渴,越来越重视私有化及其获得的收益。土耳其2013年政府预算中,超过22亿美元靠出售国有资产。这就使国家日益陷入“经济危机—负债增加—卖国有企业”的恶性循环,由此导致经济更加脆弱。在这一过程中,国际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卷入土耳其经济重建,逐渐掌控了土耳其的经济主权。

第三,“劫贫济富”加剧贫富分化,埋下社会动荡祸根。据报道,土耳其政府某高级领导人曾涉嫌将两家媒体公司,以11亿欧元的价格卖给由其女婿担任执行董事的卡里克股份公司(alik Holding),而这笔钱又是由国有银行支付的。私有化过程就是贫富分化和腐败加剧的过程。“私有化大大加宽了有钱有势者与贫穷的弱势群体之间的鸿沟。本来旨在托起所有船只的不断上涨的潮水,其实却使更多的船沉了底。财富并没有涓滴下来;财富从处于底层者被吸吮到了位于顶层的少数人那里。”

政府企业在转为私人企业的过程中,公共服务目标让位给资本盈利目标。“为了赢利,大公司必须降低自己的成本,所以付给其雇员的薪水和福利必须显著低于公共部门的雇员。即使与后者相同,也一定设法提高雇员的工作效率。” 因此,伴随私有化而来的,往往是大量裁撤工人。土耳其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私有化以来,失业率急剧飙升。l990年失业人口大约150万,2009年为350万,平均每10年增加100万。l990年土耳其失业率为7-8%,2000年为l0%,2009年为l4%,但到2012年该国失业率仍达l0%。调查显示,工人收入在私有化后普遍降低。92%的水泥行业和87%的石化行业工人称,被解雇后的收入水平比在国营企业工作时明显下降。

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社会财富分配必然向资本家倾斜,导致收入两极分化进一步加重。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3年中期,土耳其私人制造业实际工资下降l96%,国有制造部门下降l5.4%。如果以1997年实际工资指数为l00,私有企业2003年的实际工资指数下降到82.2。据土耳其官方统计,在推行自由化政策第一阶段(1984-1997)GDP增加l258%,人均收入增加60.6%。但接下来的12年中,国民收入增加38.3%,人均收入只增加9.6%,年均增长不足l%。

私有化政策必然挤压和牺牲劳工利益。土耳其政府的家长制特点和右翼政策结合,借助政党组织确保政令畅通,依靠福利或扶贫计划取悦赤贫阶层,对左翼力量进行选择性打压。具体地说,这种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任由资本力量侵占公共空间。不仅越来越多的国企被私有化或拍卖,而且很多公用事业部门和公共空间也被私有化。例如,伊斯坦布尔著名的KarakoyTophaneSallpazari海滩,以7.02亿美元价格被拍卖,此后便禁止公众入内。这次规划改建位于黄金地段的塔克西姆广场、拆除盖齐公园,同样是私有化战略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将其变为上流社会场所,将普通民众赶出去。除非遇到来自草根阶层的强烈挑战,否则正义发展党会继续推行城市和经济领域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二是以反恐名义严厉镇压劳动民众的反抗。例如,2010年,土耳其工人举行大规模抗议,反对将TEKEL(前烟酒国有垄断企业)私有化。执政党宣称抗议者是反对国家经济未来的“另类”,严厉打压。据美联社报道,过去10年,世界上共有35117人被指控为恐怖分子,土耳其就达12897人,占总人数的1/3。 多年来,土政府一贯压制工会组织,直到2013年,土耳其政府仍在将数千名工会组织成员投入监狱,土耳其工会密度从1999年的10.6%下降到2011年的5.9%。国际劳工组织将土耳其列为最不尊重劳工权益的国家之一。

三是挤压中产阶级。正义发展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向赤贫阶层提供食品、燃料、医疗等补助,但这些用于再分配的财富,主要来自对中产阶级征税,而不是向富人征税。这种做法导致本来是社会稳定中坚的中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加剧两极分化。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基尼系数本来呈现下降趋势,但80年代又开始上升。目前,土耳其20%最富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最穷的20%只占总收入的6%。土耳其是经合组织34个国家中收入分配最不平衡的国家之一。

贫富悬殊导致该国阶级矛盾凸显,社会动荡。20135月底以来的民众大规模持续抗议发生后,政府宣称“抗议者与恐怖主义有联系”,大量抓捕抗议示威者。有评论认为,土耳其经济模式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一面,它包括极端经济自由、肆无忌惮的榨取利润、私有化、违法乱纪、忽视工人权益、投机资本流入等,由此造成经济和社会状况极度脆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而成为引发经济社会不稳的动乱源。

教训与启示

第一,新自由主义是戕害发展中国家的“慢性毒药”。

土耳其的遭遇并非个案。在拉美地区,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巴西等国,都曾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道路,虽然赢得了暂时的经济增长,但是始终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深陷贫富分化、经济脆弱、外债激增、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经济遭受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还要严重的打击,匈牙利、波兰GDP损失20%,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下跌40%。在中东地区,埃及穆巴拉克接掌政权时,埃及工业总产值的50%、银行、保险业的90%由国营经济支配。1992年埃及成立带有美国背景的“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CES),目的就是将全国350家国有企业(合计总资产1000亿美元)私有化。2000年,埃及政府宣布私有化“提速”,矿产、交通、银行、保险、电力、电信等重要行业统统被私有化,结果导致贫富悬殊、腐败丛生,乃至最终爆发民众革命。2011年阿拉伯剧变很大程度是新自由主义泛滥所致。这次土耳其大规模骚乱同样如此。大量事实表明,私有化在短期释放“改革红利”之后,随之而来是无穷无尽的动荡与危机。

“迄今为止,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尚未有全球化导致繁荣的已知案例。世界上24个合乎逻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通过遵循全球化教义的任何处方而取得各自成就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并非是NICs(新兴工业国),而是约l30NNEs(无法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体)或者是更糟的UCEs(无法治理的混乱实体)。” 世界银行2006年统计,l980年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风靡全球时期,105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

很多媒体不加批判地接受了“GDP崇拜”,而忽视那些衡量国家富强稳定与否的真正指标(如工业化程度、贸易结构、贫富分化程度等等),由此掩盖了表面繁荣背后的深层问题。“全球主义教义是一种富强国家戕害其第三世界牺牲者,确保他们永远无法挑战帝国列强和分散其注意力的智力镇静剂。”

第二,摒弃私有化道路、壮大国有经济成为大势所趋。

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损害了后冷战秩序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美国实力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弊端日渐显露。强调国家干预和国有化再次成为世界新的潮流。自20089月起,美国政府相继宣布以相关机构优先股认股权证或普通股为交换,向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等大型金融企业注资。20096月,以债务转股形式获得通用汽车公司60%的股份。200810月,英国政府宣布用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的优先股,并成为诺森罗克银行、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莱斯银行的最大股东。20092月,德国通过《救援兼并法》,允许政府对陷入困境的银行实行国有化。在石油产业,“国进民退”现象越来越显著。西方私营的跨国公司生产的石油只占到全球10%,储备量只有3%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既取得了瞩目成绩,也积攒了不少问题。幸运的是,中国未像土耳其和拉美国家那样,彻底陷入依附性处境,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完全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中流砥柱作用,使实现“中国梦”有了坚实的物质支撑。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捍卫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壮大国有经济。

 

深化改革
#esle

谁是农民?

贺雪峰

2014-03-05 17:39:28

当我们今天为农民讲话、替农民谋利益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农民应该是作为中国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是站在当前仍然留村务农的农民百姓,以及虽然进城务工经商,但仍未能体面地在城市安居的农民工的立场上。不能用“抽象的农民 + 抽象的权利”来讲所谓“普世大字眼”,而要为仍处在社会底层的多数人考虑。

今天的中国农民是许多完全不同的人群

谁是农民?这在今天是一个值得寻味的问题。

常常可以听到有人深情地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要为农民说话,替农民办事。”20世纪90年代三农问题尖锐时,全国人民对农民充满同情;取消延续2000年的农业税,全国人民都支持;给农民财政补贴,建设美丽乡村,所有人都认为应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所有人都认为正确。总之,凡是为农民办事谋利益,道义上都具有正确性,语气上都不容质疑。

为什么为农民说话、替农民办事就具有正义性?舆论就支持?人民就赞成?为什么无论是高官、学者还是媒体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的亲戚朋友都是农民,所以我要为农民谋利益?”原因是,为农民说话是一个普遍的政治正确。如果说“我是官员的儿子,我的亲戚朋友都是官员,所以我要为官员说话”,或者将官员换作资本家、地主、电影明星、学者……则都是政治不正确的,都会舆论哗然。

何也?

因为农民是中国最大规模的群体,是为共和国作出巨大贡献,但至今仍然收入不高、处境不佳的弱势群体。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就是站在道义和正义一边,所以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所以是政治正确。

然而,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中,虽然为农民说话谋利益政治正确,其农民所指却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群。今天的农民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称,而是许多完全不同人群的总称。因此有必要分清楚,我们在为农民说话的时候,到底是在为哪一群农民说话。

为农民讲话,还是为土地食利者讲话?

首先来看两种不同类型的农民。一种是占全国绝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另一种是占极少数的沿海发达地区、大中城市近郊以及城中村的农民。

前一种农民占农民总数的90%以上。他们的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中老年父母的务农收入和年轻子女外出务工的收入;一个农民家庭主要靠代际分工来形成半农半工的结构。“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决定了务农收入不可能很高;外出务工的收入受市场平均工资率决定,也不可能太高。这种农民家庭,务农收入解决温饱,务工收入成为积蓄,温饱有余、小康不足。这部分农民与世无争,既不上访,也不争利,很少发生群体性事件,也缺少社会的关注。

后一种农民,因为他们的土地处在经济发展带来城市扩张的推进面上,可能被征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住房可能被拆迁。而因为征地拆迁,这部分农民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和安置。虽然经济发展、城市扩张形成土地非农使用的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形式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但农民也多少分享到了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的好处。而且,城市发展带来更多就业和经商的机会,使这部分农民更容易获得更高收入。这部分农民还可以从城市发展中得到出租住房、获取房租收入的机会。

因为存在巨大的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一些农民会借征地拆迁的机会,要求更大更多的补偿。农民与地方政府在如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上进行利益博弈,产生激烈对抗,并因此引发占全国农民上访总数一半以上的上访事件。这部分农民的状况也因此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引起决策层高度重视。

但实际上,就笔者的调查来看,这部分农民的状况远远好于全国农民的总体状况,且农民盼征地盼拆迁是一个被很多媒体和学者有意遮蔽了的常识。这些农民不是不愿意被征地拆迁,而是在得到征地拆迁机会时,希望借机获得更大更多的利益。在有些地方,城郊尤其是城中村农民已经成为土地食利者,他们的状况不仅远好于全国一般地区的农民,甚至好于普通城市市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分土地食利者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与全国90%以上一般农业地区的农民完全不同的群体。

然而,当前媒体和学术界主流意见似乎都是站在这部分农民立场上讲话,要给这部分农民以更大的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机会。但如果这部分农民其实只是土地食利者的话,媒体和学者表面上是在为农民讲话,实际上只是在为食利者讲话。

究竟是站在农民立场上讲话,还是站在土地食利者立场上讲话?这是一个大问题。

注重“老人农业+中农”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

一般农业地区的农民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称谓。首先要区分承包土地的农民和经营土地的农民。当前农村集体土地是承包到集体成员并长久不变的。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但土地经营者却在变动。其中一个重要变动是,大量的且还会越来越多承包土地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将他们的承包地流转给仍然留在村里种田的农民经营。截至20136月底,全国农户承包土地流转面积达到3.1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3.9%

站在承包者的立场,土地租金越高越好。站在农业经营者的立场,农业本来就是弱质产业,利润不多,土地租金太高,经营者利益就会受损。从土地权利安排上讲,离开土地、不具体经营土地的承包者,土地权利越大越好。但对于经营土地、在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讲,当前农村耕地产权分散,地块零碎,耕作不便、灌溉不便、收割不便、植保不便,总之是生产不方便。因此,他们需要将耕地整合起来进行连片经营的产权安排,希望村集体有一定的统筹管理能力,而不是片面强调承包人的土地承包权。

种地的农民也是一个高度异质的概念,包括几种不同情况:有种自己承包地的农户,有通过口头协议流入土地、形成适度经营规模的“中农”,还有通过正规合同流入土地、形成一定经营规模的家庭农场主、租地的专业大户、从事农业经营的企业,等等。这当中,种自己承包地的农户一般是中老年农民,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经营规模太小,地块分散,生产环节缺乏集体统管的力量和社会化服务的支持。以口头协议为基础、流入进城亲朋邻里土地耕种的“中农”,土地租金不高,农业收入不低,自办一些机械,若再有一定的社会化服务,种田就既有效率又可持续。以笔者估计,目前“中农”占农户的比重大约在10%-20%之间。这些留在村庄务农的“中农”,因为收入来自村庄,社会关系也在村庄,就成为村庄治理的有生力量。以上这两部分农户,由于生产能力强和社会稳定性强,构成了今天农村的基本社会经济结构。

通过正规流转土地形成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业企业,一般会要求耕地连片。带来的问题是,土地租金一般较高,种田风险很大,难以赚钱,因此尤其指望国家补贴,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给予优惠。而当国家补贴通过正规协议流入土地形成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业企业,就会挤压自发土地流转所形成的“中农”的生存空间,因为原本低价流转给“中农”的土地,很快就会流转到大户手中。而且“老人农业”也越来越受到挤压。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国家政策不慎,给大户农业补贴,结果是不利的。这会破坏具有极强农业生产能力和良好社会稳定性的“老人农业+中农”的农村基本社会经济结构。

极少数被鼓励群体与大多数被淘汰群体

从流出土地农户来看,越是有能力在城市安居的农户,就越希望有正规长期的土地流出,以获取最高租金。而难以在城市安居、随时有可能返回农村的农民,则希望土地只是不正规的、可以随时要回来自种的流转。他们在高租金和收回自种的权利之间找平衡。

种自家承包地的农户也有不同。家庭农业中,有“老人农业”,种几亩地;也有一户承包数百亩、自己当“背手农民”的。黑龙江不少农户承包土地数百亩,自己不经营而雇人种田。这样的“背手农民”,因为具有规模经营的条件,农业现代化程度高、收入高,对国家粮食贡献大,因此成为受到鼓励的农民。这种“背手农民”比例很小,却是媒体最为青睐的对象;而“老人农业”则成了负面含义极强的词汇。

租土地耕种的农民,或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业企业,因为具有经营规模,较多资本投入,农业生产率高、产出大,而成为农业的典范和希望,成为受到国家政策鼓励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部分农民形象光鲜、含义正面,是广受追捧的群体,尤其为主管部门喜欢,被认为代表了中国农业的未来,养活了中国人。这些群体因此被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地代言和维护,获得了只有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才可以获得的权利。相比之下,中国9亿农民的大多数形象变得猥琐起来,成了落后的、要抓紧时间淘汰的群体。

除了以上“应该”得到国家大力扶持的规模经营主体外,“谁来种田”的问题被认为是重大现实难题,培养职业农民的工作刻不容缓。如何制定政策,通过财政支持培育扶持职业农民,并最终由职业农民替代“老人农业”,需尽快提上议事工程。持此种意见者认为,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的农业很成功。日本有大约200万农户,通过农协垄断农产品生产与供给,有效保护了农民利益。中国也要通过农民职业化,形成人数很少、能量很大、收入很高的新型职业农民,既解决农民问题,又解决农业问题。

但问题是,日本、韩国,包括台湾地区,农民人数很少,农产品价格奇高,粮食自给率只有30%多一点,而政府农业补贴却极多。这样的农业模式能算成功吗?尤其移植到9亿农民的中国,能够成功吗?

这样一来,在种田的农民中,又可以区分为一般的种自家承包地的小农,通过口头协议流转土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以国家财政支持培育起来的家庭农场主、专业大户和农业企业,以及未来担当农业大任的职业农民。这当中,小农和“中农”,在发展现代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语境下,是不应得到支持的落后生产力的象征,是要被淘汰的对象。而具有资本能力、可以进行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以及职业农民,因其规模经营和高劳动生产率,可能只需2000万个这类农业经营主体,就足以耕种18亿亩耕地。由此而来的逻辑是,中国目前2.1亿户小农要尽快被消灭,要让多余的农民进城去。是不是这样?

我们一定要对“谁是农民”保持清醒

今天的农民不再是一个单称,而是许多完全不同人群的总称,很多人对于“谁是农民”的认识也变得模糊甚至混乱起来。

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因为城市扩张造成征地拆迁的冲突很多,所以要站在土地食利者的立场上,理直气壮地为“农民”讲话。

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和职业农民代表了中国农业的方向,所以要站在这些农业经营主体的立场上,为“农民”讲话。

而另一方面,有人说,华西村和南街村的村民早已变成了雇主,如何还可以说是农民?

还有人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已经不再是农民,他们是工人。而到农村买房置地、住在农村的人就是农民。

那么,中国今天究竟谁是农民?

在征地拆迁中,因为上面有人、当地有势力而成为钉子户,成为刁民,借农民弱势群体身份来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土地食利者,他们是农民?

很多城市人到农村买房置地用于度假休闲、安居养老,以实现更高的生活品质。他们在农村有房产,需要农村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即使这些人长年住在农村,他们是农民吗?

而华西村和南街村的村民坚持集体化道路,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靠村集体的力量发展农业,过上共同富裕的日子;靠村集体的力量创办企业,在市场上打出一片天地。他们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难道不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未来?难道他们不是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

大多数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他们的父母子女长年留守农村,农业收入仍然是他们完成家庭再生产的重要收入来源。很多人进城打拼失败后随时可能返回农村,重操农业生产旧业,难道他们不是农民?

当我们今天理直气壮地为农民讲话、替农民谋利益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农民应该是,也只能是,作为中国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是站在当前仍然留村务农的普通农民百姓,以及虽然进城务工经商,但仍未能体面地在城市安居的农民工的立场上。不能用“抽象的农民 + 抽象的权利”来讲所谓“普世大字眼”,而要真正设身处地为仍处在中国社会金字塔底层的大多数人考虑。让他们生活得体面而有尊严,让他们即使收入不多,仍然可以保持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农民进城能否在城市安居?进城打拼失败后能否返回村庄,有田种有饭吃?与其让农民落入城市贫民窟,还不如让他们可以选择返回村庄,那里毕竟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是熟人社会。在那里,他们有农家小院,有土地可以耕种,有新鲜的空气。在那里,他们有根,有根就能找到生命的意义。

在今天,所谓“农民立场”,就是为中国最广大的弱势群体谋取获得基本尊严的生存条件。占大多数的农民有出路,中国才有出路。这是一个底线标准。而农民企业家,农村出身的官员、学者、媒体人,以及已经在城市安居的农村人,都不再是这个意义上的农民。

当前中国的情况颇为吊诡,到处都在打着为农民讲话的幌子,却在为刁民讲话,为土地食利者讲话,为农业企业讲话,为农村中和农民中的强势群体讲话。而真正最弱势且最广大的9亿农民——小农+农民工,却已经从媒体上悄然消失。甚至在涉及农民的话语上已经形成策略,出现了,且还会出现更多,以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来进行包装的各种利益和个人私货。

今天中国究竟谁是农民?我们对此一定要保持清醒。

 

中国国计学是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践上的科学理论体系,而宏观流量分析方法和棋谱推演方法是国计学处理复杂系统的解决方案。国计学曾经对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当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国计学在处理复杂系统、社会化纵横生产的计算及计算机推演方面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当今中国有不少经济学家是读着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成长起来的,并不知道或不认可中国传统经济学。我国国情复杂,仅靠西方经济学难以解决各种经济问题。加强本国经济运行的系统研究,建设本土经济学思想体系,应是经济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事实上,中国不但有自己的经济学——国计学,而且它历史悠久、理论精深、体系完善、流派交织,曾焕发出璀璨光芒。国计学也适用于当代经济,可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源头就来自国计学。博采国计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精华,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国情相结合,对于完善政府调控理论和工具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典国计学是较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

国计,是中国历史上宏观调控的经典用词,如平章国计。自古“会计”即国民经济统计,至唐明确定为“国计”,如《元和国计簿》、《太和国计簿》,统计国家财政收支。我们将中国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称为古典国计学。古典国计学注重国家经济运行平衡,强调实物流与资金流匹配,合理调配国家资源。当代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在古中国已是治国常策。

中国古典国计学主要由中国古代的上层主流精英提出,一般形诸相国、大夫这样的阶层,并在实践中予以系统实行和检验,具有实用性、系统性、高效性和简洁性。

春秋战国,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趋于崩溃、新的超级国家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封建”的英文是feudal,指西欧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形态——由国王分封贵族,公侯伯子男等贵族都有自己的采邑,自治和世袭其领地,拥有亲兵卫队等。此所谓西欧资本主义革命前的封建社会。

但在中国,这样的制度到战国末期就已崩溃。虽然以后也有皇帝分封有功之臣的现象,但还是由中央派出官吏到全国各地,管理地方事务,征兵收税。用美国汉学家Herrlee GGreel 的话说,“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已有20世纪超级国家的形态”。

因此,必然要出现与此新国家形态相适应的“超级国计”理论。以公元前700多年的管仲及其理论为例:

第一,实物财富理论。管仲对财富有深刻认识。管仲指出,货币不是财富,“珠、玉,饥不能食,寒不能衣,费多而益少,故为末用也。”人民和实物才是财富,“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 “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 整句话的意思是说:“若实物财富没有增加,虽货币很多,也只能算穷国”。

可以说,管仲的理论已经远远走在了欧洲重商主义之前。

第二,货币认识理论。管仲虽认为货币本身并非财富,却认识到货币在财富创造和分配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故货币本身虽不是财富,但却可用来调动社会财富,以配置资源。此认识也远远走在了今天西方经济学的所谓货币中性、货币幻觉等理论之前。

第三,公开市场理论。管仲说明了货币调控原则:“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 此原则与当代公开市场业务之原理相同。若国家卖出储备大量收回货币(上),物价会下跌;国家大量买进产品,会扩张货币到民间(下),物价会膨胀。而西方国家直到美联储建立,才开始公开市场业务。

第四,货币总量、通胀、通缩与投资理论。中国一直有货币如流水般流通的认知,古代货币也叫泉币。周朝就设置了掌管货币的机构叫泉府。管仲指出,贫富差距将导致货币被储藏,市场资金紧缺,倒逼国家增加投资、扩张货币以缓解危机;而新扩张的货币又不断被储藏起来,从而出现投资不断增长、货币总量不断扩张,货币不断被储藏、市场资金不断紧缺,而储藏货币又造成潜在通胀威胁的局面。在此,古典国计学第一次指出,货币总量过分扩张与经济紧缩相联系。

第五,扩张财政理论。管仲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系统的扩张财政政策。在《乘马数》中,管仲说:“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仲先提出国家储备思想,然后提出在遇到凶旱等危机导致经济萧条时,国家应当修筑宫室台榭,雇佣差役,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并强调此法不是为了“丽乐”,而是为“平国策”。因此,管仲很清楚扩张财政政策的原理及后果。

第六,财政预决算理论。管仲强调国家财政预决算不能有过多盈余,否则货币过多存在国库,市场银根则将紧缩。桓公曰:“何谓藏于民?”管子曰:“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

第七,国富与民富关系理论。管仲深刻认识到国富与民富之关系:“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 他认为国家与人民对财富的着重点应不同。民间紧缺的物资,国家不能加倍收敛以获利,否则将加剧物资紧缺,价格恶性膨胀;民间多余的物资,国家不能大量抛售以减负,否则将加剧物资过剩,物价恶性下跌。《揆度》说:“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为大治。”

第八,价格平准理论。古典国计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为平准理论。“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

平准理论也是西方国家货币调控手段之前身。1889年的圣路易斯同盟大会上,麦丘恩提出货币改革计划,其设想跟管仲一样,国家买卖谷物来完成与经济总量相适应的货币调控,以脱离金本位。此即联邦储备制度的前身,再后来西方公开市场业务才吞吐证券。而即便是有价证券之吞吐,中国也早在元朝就开始了。

第九,系统价格理论。在西方传统经济学中,价格总要找个独立稳定的标准,即所谓“锚”,典型如金本位。当代西方金融学中,资产价格是孤立的随机过程。但在古典国计学中,价格要随系统需要而变化,不能孤立于系统而稳定存在。“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

第十,赋税理论。管仲反对一味轻税,认为其无法平衡财政收支;同时又反对重税,认为其会减少税收。西方经济学关于税收的拉弗曲线,在管仲这里早已有清晰的表达。管仲提出了针对级差地租的级差税制和关税等,其理论和税种都比较完善。级差地租的“相地而衰征”,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李嘉图、马尔萨斯等学者才认识到不同赋税对地租的影响。而在关税方面,管仲曾召集诸侯协商共同降低关税,建立周朝经济一体化,与今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差别不大。可想见当时诸侯谈判之激烈程度,未必在今天世界诸国的WTO谈判之下。

第十一,社会保障理论。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较完善。这一点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也被提及。亚当•斯密认为,此制度造成中国人口众多,可见当时欧洲缺乏这样的制度。

管仲时代齐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严密细致,即便今天看来也令人惊叹。《入国》中记载:“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第十二,国际贸易理论。管仲所处时期正是中国类欧洲诸侯小国林立的时代。诸国多次召开“国际会议”,以降低各国贸易壁垒,促进“天下”经济一体化。列国诸侯于公元前652年和公元前651年两次会盟于宋,盟约关税降到百分之一(关赋百取一),但实际执行起来有困难,即便齐国自己,也只执行了百分之二(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

管仲推动列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并非对国际贸易放任自由。降低关税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别国财富,而非让本国财富更好地为别国使用。《山至数》中提到:“桓公又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于吾国。’” 管仲否定片面追求外贸顺差,认为物价过低时,外贸顺差意味着本国实物财富流失。管仲还专门举莱人低价卖出染织品,以换取周人货币票据而失国的例子。

第十三,投资内需与经济增长。管仲正确阐述了投资、内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轻重乙》说:“桓公曰:‘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

强本,即注重投资,增加供给。节用,即压缩消费内需。管仲认为,增加投资,对经济有好处,但若过分压缩消费内需,依赖外需解决供需差距,将使经济高速增长(五谷丰满)的同时国家财富流失,本国人民无法享受经济增长收益(民谷尽),其国亡。故善为国者,应提高内需,使天下财富为我所用。

第十四,正确处理国有与民营、权力与资本的关系。管仲的“官山海”政策是国有经济的财政思想,掌控国家自然资源、盐铁经济命脉,获取利润,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之目的。管仲同时注意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协同发展。《轻重乙》中,桓公曾建议对盐铁彻底实行国家垄断,管仲阻止说不可。煮盐炼铁均放开由私人经营,国家仅统一收购搞“总批发”,市场销售仍由私商经营。

但管仲不允许资本侵蚀政府权力,要严肃法纪。《权修》中管子说:“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意思是说,官商结合,则财货经过贿赂而流入朝野。《八观》上更为严厉:“上卖官爵,七年而亡。”《立政》中说:“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八观》还提到:“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也,则上令轻,法制毁。”

第十五,市场经济思想。管仲关于“官山海”之观点,已说明管仲是一个市场经济之实行者,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管仲明确提出自由市场的观点,则体现在《乘马》“右立国”的论述中:“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管仲对政府预决算的原则也体现了这种思想:“是故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

第十六,反垄断理论。许多学者把管仲的反垄断政策误认为是均贫富。实际上,管仲说得很清楚,反垄断是为防止大富豪与国家经济政策抗衡。按现在的话说,即不允许市场上有“庄家”。此理念在西方的财政经济管理中也是很重要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设立时,在较早的格拉斯方案中,银行家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中有少数经由成员银行选举产生的代表,被威尔逊总统坚决否决。威尔逊认同“政府的政策与金融家以及大企业愿望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他质问银行家们,“您们中间有哪位先生能告诉我,世界上有哪一个文明国家曾让私人利益代表参加重要的政府控制委员会?”

以上仅是管仲的部分理论,可以看出,中国古典国计学是大国结构调控的视角,强调人、物和资金的系统匹配,是一门可验证、可操作的科学。

国计学是经济复杂系统的解决方案

经济复杂系统的特征

宏观经济是复杂系统。何谓复杂系统?复杂系统的基本标志即解的数量趋于无穷,或至少相对于人类计算能力来说趋于无穷。最简单的复杂系统范例,就是围棋。

下围棋时,围棋规则是博弈双方的共同知识,棋子也是双方共同知识,符合西方经济学关于完全信息的假设;然而优化过程和结果却无穷无尽,西方经济学想通过跨期优化方法来求得围棋的最优解,就决无可能。故理性预期或有效市场在围棋范例中不可能存在,而人类经济远比围棋复杂。

理性预期在经济正反馈系统中也无法存在。所谓经济正反馈系统,就是当人们的行为朝某方向偏离时,所获收益最大。而此收益将反馈回经济系统,推动收益最大点的行为更加朝此方向偏离。

负反馈系统下,对系统的随机扰动会被负反馈损耗,从而降低噪声,提高预测准确度,因此具有稳定概率分布,可以形成理性预期的期望值。在正反馈系统下,对系统的随机扰动可能被正反馈放大,形成整个系统的震荡,不具有稳定概率分布,无法形成理性预期的期望值。

金融市场上,顺势而为是金融操作的基本原则。故正反馈的追涨杀跌是金融操作的基本手法。实体市场上,经济蓬勃发展时,利润提高刺激投资增加,投资增加刺激信贷增加,信贷增加刺激物价上扬,物价上扬又刺激利润提高;经济萧条时,利润降低导致投资萎缩,投资萎缩导致信贷萎缩,信贷萎缩导致物价低迷,物价低迷又导致利润降低。此亦实体经济经济周期的正反馈机制之一。

经济复杂系统的解决之道

首先,国计学把握复杂系统的出路,是从宏观到微观建立起经济流量勾检 分析。 宏观经济各流量的边界条件、勾检条件,都具有国计簿意义上的确定性,这是经济系统的硬性约束,与市场自发行为无关。通过此约束可获得诸宏观要素间的联动关系,构造宏观流量分析模型,建立基于物理定律而不是心理学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来确定性地描述经济社会,使其成为科学。

其次,用棋谱推演方法进行宏观经济的市场驱动分析。通过宏观经济流量约束分析,可获得经济体的约束边界,但这并非全部。宏观诸流量的边界等约束条件,犹如市场中的一条条无形管道。我们知道市场中各种要素必然在这些管道中流动,但各市场主体却可自主决定流向哪条管道及其流动速度。此自主性来自人类的智力博弈,具有无穷创造性。也因此,经济体成为正负反馈交织的复杂系统,常具有无穷多解,而不存在理性预期。

依据宏观经济流量管道建立宏观经济约束模型,让真实人扮演市场角色,在模型约束下完成市场行为。各扮演者发挥自主性来争取更多利益,就构成宏观经济推演系统。由于解的无穷性,每次推演都必然有不同“棋谱”;犹如围棋学习一样,棋谱数量无限,并不妨碍人们通过大量棋谱的学习来提高棋艺。棋谱推演方法将成为未来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方法。

国计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的家计渊源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起点低于中国古典国计学,源于东西方的不同历史背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欧洲分裂为众多诸侯小国,西方经济理论的重点解决在于庄园经济问题。Economy一词原意为“家庭管理”,即“家计”。罗马帝国统一后不久欧洲再度分裂,进入黑暗中世纪。法国、德国等国家形态,在公元89世纪才出现。由于缺失国家权威,信用货币缺乏发行基础,实物货币成为交换媒介,金银成为欧洲通货。

随着欧洲数学的发展,经济理论数学化成为潮流。马歇尔将古典城邦经济学进行数学化研究,但是仅仅数学化了其中成本收益分析部分,而宏观经济结构、实物流、资金流等要素,却无法使用数学语言表述。故马歇尔仅仅对微观经济学实现部分数学化。马歇尔于是将城邦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重新命名为家计学,此即今所谓新古典经济学(economics)。实际上,这是城邦经济学的倒退,因为其无法适应宏观经济管理要求。直到凯恩斯的《通论》问世,西方才算真正有了宏观经济学。但凯恩斯理论也不能超越时代,只是引入了货币总量、利率和资产组合要素,仍是建立在个体家庭基础上的总量分析。他在《通论》中说:“本书则反是:着重在研究何种决定力量使得总产量与总就业量改变;至于货币的技术细节,虽货币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本书却略而不论。” 相对而言,《通论》仍带有城邦经济学的残余,具有物流和资金流分析的特点。卢卡斯理性预期理论兴起后,西方经济学再次倒退回纯粹的鲁滨逊经济模型,成为彻底的家计学。此即当代最前沿的跨期优化动态宏观经济学。

当把整个经济视为鲁滨逊个体经济时,经济学模型就是经济增长模型,也即个体的长期投资回报模型。此模型的数学范式,是个体根据假设的生产函数和消费效用贴现率,计算不同投资率下未来消费流的效用贴现最大值。通常还限制效用函数、生产函数的数学形式,以使此模型可解且解的数量有限或唯一。

由于最大值可解,故此数学模型是负反馈系统。又因解的数量有限甚至唯一,故此数学模型是简单系统,市场中所有人的解都相同,可形成一致预期,出现有效市场、理性预期等结论不足为奇。而若现实与有效市场产生矛盾时,西方经济学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幻觉等唯心的东西。而实际上,负反馈的简单系统在人类经济中仅是极为个别的存在,人类经济总体来说是正负反馈交织的复杂系统。

国计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中华文明成果在文艺复兴时期大量传向欧洲。“到1720年,国王(路易十四)的图书馆已经拥有超过1000卷中文书,接着,这个数目飞速增长……1773年,乾隆皇帝下令印刷出版一套在中国评价最高的丛书,包含了160000卷。传教士们从北京寄回了这些皇家版本,至今它们还在装饰着法国的国家图书馆。”

当代西方经济学真正的奠基人并非斯密,而是魁奈。魁奈在1758年的著作《经济表》第一次把宏观经济流量数学化,使西方经济学具有可验证性的科学特征,标志着西方经济学进入定量分析时代,它正是一般均衡的前身。在此框架下,产生了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范式。

《经济表》与中国古代国计簿(又称会计簿)一脉相承。与魁奈同时代的学者克雷尔说:“无论概观中国立法家的研究与著作中所包括思想之各部分,其恒久不变之卓见,在欧洲与世界上全然无与接近的思想存在。……但自然秩序的原则在十年前已为欧洲所发现,法国已经发生了应用此原则的天才(指魁奈),今后社会制度均可以《经济表》之试金石试验一下,只要将此著作加以细心的研究,便使蒙蔽政治的云雾自然一扫而空了……”这里所说的“自然秩序的原则在十年前已为欧洲所发现”,就是指中国文化思想被介绍到欧洲,让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的自然哲学。

魁奈极力主张中国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其自由程度远超斯密,以至《国富论》批评魁奈过分的自由主义。魁奈自由主义不仅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基于对《经济表》宏观流量的分析。这是中国复杂系统分析方法处理宏观经济问题的典范,也是西方经济学第一次使用流量分析的定量方法来推导出自由主义结论或垄断资本经济危机结论。魁奈的经济表为简单再生产,因此工商业只有充分竞争使利润为0,经济表才能配平,故魁奈主张完全自由的竞争经济;马克思的分析思路沿袭魁奈,但认为资本因走向垄断而有剩余价值,利润不为0,故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再生产难以配平,必然产生经济危机。

但《经济表》是实物静态分析,这导致一般均衡理论始终无法进行货币动态分析。当代西方的一般均衡理论,更背离了《经济表》的流量分析原则,将货币视为存量纳入均衡优化中,走上错误方向。尤其在信贷经济下,货币随时通过信贷产生和湮灭,货币存量可趋于0,货币流量分析才有意义。

国计学的新发展

国计学的经济流量分析

国计学在今天的重要发展,就是在吸纳古典国计学、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和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的基础上,发展起描述社会化大生产的纵横经济模型。宏观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化的纵横生产。纵向生产,指社会产品在时间上形成产品链,包括原材料采集、各级中间产品,直到最后生产消费品;横向生产,指所有社会产品在空间上同时进行生产和买卖。时空的纵横联系特征,区别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个体小生产模型。

用语言来表达,此模型基本形式为:

当期总产出=当期消费品+为生产下期消费品而准备的当期中间品+为生产再下期消费品而准备的当期中间品+……为生产无穷期消费品而准备的当期中间品+……

此模型体现了如下信息:

公式右边各项,代表各时间纵向的产品链关系,可按投入产出率表达为数学式;公式右边各项并列,代表空间横向生产关系;公式右边各项加总,即为当期消费部类与资本部类加总。此对应于投入产出表、国民资产负债表和企业财务报表。

公式右边亦体现当前各级投资与未来消费增长的逻辑关系、未来各时点的投资收益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

全式体现投资率、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根据以上各关系,很自然地引入货币流分析。研究工资收入、转移支付、消费信贷与消费生产的平衡,销售收入、转移支付、资本信贷与投资的平衡,并建立货币信贷对冲关系,分析信贷周期。此对应于资金流量表;根据货币信贷对冲原理,建立货币储备、汇率和替换关系,研究国内货币、区域货币和世界货币。此对应于央行及金融系统资产负债表;根据投资收益率、货币信贷对冲原理,建立资产定价理论。将一般均衡理论归入微观激励范畴,形成与宏观流量的互动,亦在资产定价中引入宏观经济,摆脱西方金融学与经济学割裂的困境;可扩充到包含进出口、国际资本流动的国际贸易模型。此对应于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收支头寸表。

如上可见,古典国计学的国家会计分析传统、货币流量分析传统和复杂系统的流量勾检传统,是国计学进一步发展的宝贵财富。

国计学是政府调控的重要工具

第一,建立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国计学证明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然失衡性,政府则是向经济体施加负反馈以保证经济稳定的关键主体。政府在微观上可不过多干预企业,但在宏观上必须做好经济结构调整,保证财政信贷综合平衡。这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中国经济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二,建立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平衡。国计学中,消费起着两个重要作用:一是体现在资金循环上,消费是所有投资收入的最终来源。一个过低消费的国家,不可能维持高增长的经济结构。过分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短期内可能刺激经济,但在长期可能浪费资源,使经济更加失衡,造成大量呆帐坏账。二是体现在实物循环上,消费是人力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投入。高素质人力资源必然需要较高的生活水平。中国要想实现集约型发展,提高人力素质是必经之路。但过分扩张消费也会导致物资匮乏、通货膨胀、经济低迷。根据国计学理论,可计算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结构,使资金和实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让人民最大限度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最优,保障政府有充足的资金。

第三,完善产业发展战略。国计学提出比较贸易战略,证明在国际分工中,如果弱势方坚持从事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核心竞争力产业,那么可能逼迫强势方让渡更多利益。弱势方可经过努力,将原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获得长期利益。

第四,完善区域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长期面临的大难题。中西部人口众多但人才资源匮乏;而东部人才过剩,房地产泡沫无法控制。国计学强调各种资源的相互平衡协调。例如,若中西部消费启动,教育投资增大,可以拉动中西部经济,改变中国局部区域过热、局部区域过冷的局面。

第五,建立科研与经济结构的平衡。国计学摒弃了西方经济学那种简单孤立的成本收益计算,强调技术发展、国家经济结构的平衡。我国科研倾向于“短、平、快”的项目。但国计学认为,“短、平、快”项目会缩短产业链长度,在短期内产出大量消费品,造成消费供给过剩的压力。在我国消费品已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宜发展具有一定深度的长期性战略科研项目。这样,可短期内减少消费品的过分供给,增加消费资金供给(科研费用部分作为工资成为消费资金),提高社会投资收益;增强我国长期技术竞争力,促进集约型发展。

第六,建立国际财政信贷监控与干预系统。可运用国计学诸要素关系来监控世界上重要国家的财政信贷失衡情况,建立从官方到民间的反应和干预体系,平战结合,确定我国的对外投资、贸易战略,应对国际经济形势与金融危机。

第七,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计算机推演。经济系统的计算机模拟化已受各国重视。如美国和欧盟分别启动了智慧地球和活地球模拟器工程。这些工程固然可搜集大量数据,分析能力却必然受到理论限制。目前国际上针对经济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或者仍是简单系统的叠加,试图通过一组计量方程来地描述复杂巨系统;或者是简单经济环境下的个体经济推演。

中国自古就有将科学知识代数化、程序化、机械化的传统。作为近代数学诞生标志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从思想方法的渊源来看不能说是源自古希腊演绎倾向而是中国算法倾向的产物。珠算就是计算机出现前人类科技成果机械化、程序化的重要工具,我国至今仍在机械化数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古典国计学及其发展,也应沿袭此传统,以实现经济复杂巨系统的计算机化。以高度凝练的模型,囊括社会化大生产下经济的重要部门,推演出财政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赋税政策、转移支付政策、外贸政策、金融市场、实物市场、国际环境等对经济的影响,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和实用工具。

 

环球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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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

李世默

2014-03-05 21:18:18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全球体系,奠定全球体系的是一套二元对立的话语叙事,其根植于意识形态,强调国际分歧是二元化的单维度断裂。这个短暂的时代正在我们眼前缓缓落幕。新的结构将不是某大国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独立行动的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合作与竞争的综合结果。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全球体系,运作并维护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冷战结束以来,这一全球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半个多世纪内,奠定全球体系、主导国际关系的是一套二元对立的话语叙事,其根植于意识形态,强调国际分歧是二元化的单维度断裂。以美国为金主的西方阵营,自认为天赋使命就是维护、扩张上述全球体系。

这个时代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二战之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全球范围内对峙。历史决定主义,即宣称一切人类社会都会朝着某一必然的目标发展,是两大对立的普世性意识形态的理论主旋律。苏维埃共产主义宣称,阶级作为超越一切文化认同的基本单位,必将推动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几乎别无二致的是,民主自由主义鼓吹个人权利是神圣的,在此基础上的民主选举足以建立自由的天堂。这两大意识形态全副武装,跨越五湖四海,在全世界散播火种,直至苏联崩溃,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大获全胜,迎来美国统治世界的时代。

第二阶段从冷战结束开始。冷战的胜利使西方认为,美国将领导西方阵营高奏凯歌,把民主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带向世界的每个角落;选举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将是奠定世界新秩序的基石;60亿理性的个人,都将在投票站和自由市场中做出正确选择。全世界不分国家、民族,将采用一套同样的政治、经济甚至道德规则。在全球化的喜悦中,很多人深信国家主权概念即将过时,世界大同近在眼前。在西方的眼中,唯一的对立和断裂,存在于民主、市场开放的支持者与拒绝或暂未转型的顽固分子之间。对后者,西方阵营迄今为止采取的手段有三:直接的军事遏制或侵略,如对朝鲜和伊拉克;鼓动颜色革命,如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东北非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或遏制,如对中国。

基于上述的意识形态框架,美国领导建立了诸多国际联盟和组织。现实政治外交即使偶尔被提及,也不过是对这种历史决定主义宏观战略的一种战术性补充。近25年来,为了在陌生的土壤上培育普世价值之花,美国已经耗费了巨大的财力、智力资源、道德资本,牺牲了无数生命。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对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均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20世纪90年以来,美国各届政府中所谓的外交现实主义者,事实上要么被新保守派的单边主义牵制,要么被自由派的干涉主义拖累。比如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为了保护和推进本国利益(如遏制苏联,保护输油管道,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美国长期支持中东地区的军人领袖或教权国家。但是,阿拉伯之春期间,革命者打着民主的旗号起来推翻政府。美国忽然发现,除了抛弃老朋友之外别无选择。长期以来,美国都是这一叙事的受益者,最后也难免作茧自缚。普世性意识形态威力之不可抵挡,由此可见一斑。

在上述意识形态的语境中,几乎所有的国际冲突和许多国内冲突,都被渲染成正义与邪恶,或至少是进步与反动之间的对决:民主对独裁、人权对暴虐、自由市场对保护主义。当然,西方阵营自认必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遭遇困境的二元叙事

这个短暂的时代正在我们眼前缓缓落幕。由于这套二元对立的叙事不能反映世界现实,构建于其上的全球体系自然便无以为继。当代的根本性冲突的成因已从二元化演变到多元化,多纬度断裂取代了单维度断裂。中国迅速复兴,以世界大国姿态出现在全球舞台上,根本性地改变了维系全球体系的成本构成。由于这两大变化,20世纪的旧范式面临嬗变。

关于旧范式面临的挑战,当下中东北非的冲突是再好不过的例子。美国及其盟友耗时十年,试图推动中东转型。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证明根本不存在,在阿拉伯世界推广美国的民主计划便成了伊拉克战争的道德合法性来源。当然,世界要比美国想象得更加复杂。事实证明,教派、宗派间的断裂,要比民主与独裁的对立更具决定性。两年前的“阿拉伯之春”,也曾被视为自由民主与暴君专政间的决定性斗争。全世界的目光注视着埃及,期待柏林墙倒塌的历史在开罗解放广场上重演。当然,历史的发展令人失望。

中东问题让西方的二元叙事整个颠倒过来。在埃及和大多数爆发“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民主选举的结果是反自由主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上台。军队推翻民选政府,被解释成再造民主。美国发现自己越来越理屈词穷,白宫发言人被问及穆尔西政府被推翻是否是“政变”时,回答道:“我们的态度是,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态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几个星期后,这一幕在叙利亚再次上演,这个国家中引发冲突的因素更复杂,可能造成更大的灾难。叙利亚等地发生冲突的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多元矛盾,这导致西方国家今日在中东的盟友可能明天就变成敌人。既然无法分清敌我,依赖于二元对立叙事的美国外交政策也就面临瘫痪。美国的瘫痪让俄罗斯乘虚而入,后者恰到好处地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 

与中东相比,亚太地区也在发生范式的转变,尽管形式更缓和。冷战之后,原本以遏制苏联为目标的西方阵营继续扩张,并将目标修正为巩固、拓展西方全球体系。美国、日本、韩国结成同盟,以对发展核武器的朝鲜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遏制,甚至准备必要时直接加以打击。在朝鲜半岛,西方的二元对立叙事呈现得无比赤裸。美国通过“邪恶轴心”、“暴政”、“核贱民”等标签,将朝鲜这个人口仅有2500万、积贫积弱的边缘国家,成功地描绘为与全球秩序水火不容的危险敌人。与此同时,韩国不得不将领导其经济起飞的威权政治制度转型成西式选举民主制度。在韩国的南边,还有更多东南亚国家启动了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历史性转型,加入了西方阵营。冷战时期与西方结成同盟的东南亚独裁者纷纷垮台,“民主政府”一个个登场。这一波转型涵盖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独立。西方与印度恢复友好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印度的民主信誉有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在所有大国中,中国的道路别具一格。在冷战的高潮阶段,中国主动自我调整,超越意识形态,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与“老大哥”苏联分道扬镳,与美国结为事实上的准盟友,为后来的经济开放、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打下了政治和外交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中国的核大国地位,保证了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自主,有效地防止了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由于中国具有掌握自身命运的能力,西方阵营只能以最温和的策略对付中国,也就是和平演变。具体而言,这一策略是在经济层面与中国保持接触,其根本假设在于,根据西方宏大叙事的线性史观,随着经济的自由化,政治必定将走向民主化。在经济领域之外,西方阵营建立了具有针对性的攻守同盟,以期从政治、军事上遏制甚至孤立崛起中的中国。一旦中国隐约出现颜色革命的可能性,西方阵营会毫不迟疑地从旁煽风点火。一言以蔽之,西方阵营认为,中国终将被纳入由西方设计的全球体系和制度规则当中。但是,中国却有自己的计划。冷战落幕时,中国在胜利者的阵营中处于边缘地位,游离于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之外。中国决策者明智地认识到,只有加入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才能发展经济。此外,只有依托于美国创建和维护的全球安全结构,中国才能在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中优先发展经济,以及保障能源、产品进出口航路的安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强国,除按照后冷战时代的西方二元对立叙事转型外别无选择,但中国却成功的按自己的立场与全球体系接轨。稍加回顾不难发现,中国一直尽力使全球体系为己所用,但拒绝向其中隐含的西方叙事屈服。入世十多年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工业和贸易大国。然而,中国依旧完整地保存了一党领导的政治制度和外交独立自主权,大幅提升了军事力量。

龙:再跃于渊

在与世界的接触中,中国摒弃了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世界观与美国截然不同。中国在国际上的作为,常常被西方过于简单地说成是现实主义外交,其实,其反映了中国对文化主导性的深刻认识,即认为文化而非意识形态才是现今主导国际事务走向的关键因素。在中国的视角中,各国已不再按照意识形态站队,世界是各个国家、民族、机构互相竞争、合作、制约平衡的竞技场。全球化也不是各国走向同一预设目标的进程,而是多方面、多层次动态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

在中国的宏观战略中,中国视角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保证自然资源的来源稳定;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整合;全球经济体系的治理。

仅仅30年间,中国就从贫穷的农业国变身为世界级工业国。中国外交政策的关键目标一直是、未来也将继续着眼于保证原油、工业原料等自然资源的供给。冷战结束后,苏联的退出在非洲、中亚、拉美和东南亚等许多能源储量丰富的地区留下了巨大的真空;而这些地区的国家正在经历转型。人们曾轻易地推测,美国作为冷战的胜利者以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定能在短时间内填补这些地区内真空,大幅度扩张其战略资产。但是,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却热衷于在这些地区推动符合西方宏大设计的国家转型。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实力仅仅体现于武断地拔苗助长,引进选举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在非洲,是否满足西方制定的政治标准,成为贫穷国家获得发展援助的条件;在缅甸,由于军政府与美国意识形态不合,美国企业拓展当地业务的禁令长期得不到解除;在拉美,美国向规规矩矩采取选举民主、开放市场的国家提供经济支持,同时惩罚那些自外于此的国家;在中亚,美国的策略尤为激进,直接策动“颜色革命”更迭政权。这些代价不菲的扩张计划,结果却打碎一地眼镜。

在此期间,中国却以更为谦逊的姿态,安安静静地深耕细作,如今在这些地区已堪称西方的有力竞争者。许多分析人士指责中国与当地独裁政权勾兑,对腐败睁只眼、闭只眼,所以能后来居上。这种观点过于肤浅、片面。在尼日尔,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与当地政府密切合作,遭受西方国家以及很多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谴责。西方一直认为尼日尔政府虚弱且腐败,其垮台必然严重损害中国的利益。2010年,西方的预言实现了,尼日尔政权发生更迭。但令西方大跌眼镜的是,两周之后,新政府就公开宣称,有意进一步巩固与中国的关系。在津巴布韦,中国在长期与被西方视为非法的穆加贝政府保持合作的同时,也与当地的反对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穆加贝政府倒台,尼日尔的一幕就很可能在津巴布韦重演。

由于指责苏丹实施了种族灭绝,美国政府与喀土穆的关系陷于破裂。与此同时,中国却努力与这个能源储量丰富的国家拉近关系。在西方看来,发生在苏丹的悲剧孰正孰邪一目了然。而在中国的视角下,这是种族、宗教矛盾引发的复杂的国内冲突,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外部势力难以带来实质性改善。因此,中国在苏丹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在合作的框架下静悄悄地推动苏丹政府接受南苏丹公决独立的结果。由此,中国既抵御了西方的压力,参与了苏丹重建进程,又较早地给予了新独立的南苏丹有力支持。事实证明,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现实态度,比西方的敌视政策更有利于当地的稳定。最近,新独立的南苏丹总统访华时两国达成的新意向,足以佐证中国的利益不会受损,甚至还会进一步提升。

西方很多人谴责中国在非洲大肆开采资源,事实上是在“强奸”非洲。这种谴责毫无意义。在近代史上,非洲的确被“强奸”过很多次,但罪犯并不是中国。中国努力在非洲争取商业利益,但其中没有强迫因素。至于非洲人的利益,必须靠非洲国家自己来保护,其中许多国家正迅速干练起来。比如尼日尔的政府日渐成熟,坚持要求修订许多能源、矿产合同的条款,而中国政府也做出了不少实质性的让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亚期间,除了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外,做出的另一个重大表态是,中国决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该地区事务的主导权。

回到亚太地区,美国与朝鲜之间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后者隔绝于世。许多现象表明,朝鲜希望与美国增进关系以求达到某种平衡,但美国的做法却断绝了朝鲜的出路。反观中国,与受到意识形态束缚的美国不同,中国很早便与韩国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中韩经济往来非常密切,中国已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不久前,韩国总统朴槿惠打破惯例,就任后先访问中国,再出访日本。美国为了抗衡崛起中的中国,一直强调在东北亚强化与日韩两国的民主联盟。不过,日韩间的意识形态同盟,显然远远弥合不了两国之间由于历史造成的重大民族主义裂痕。

许多分析者宣称,中国近年来在南海与东海问题上犯下了战略错误,认为中国在领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度,使众多邻国对华关系变得疏远,甚至令中国成为地区内其它国家眼中的威胁,导致美国高调推出“亚太重新平衡”战略。此类判断大谬不然。正好相反,历史或许会证明,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手段之灵活,是这个时代所有其它大国都难以匹敌的。由于中国没有参与亚太地区现行安全秩序的建立,这一结构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地区战略目标是在不触及军事冲突雷池的前提下改变现状。随着中国海军的军事存在抵及黄岩岛,以及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常规化巡航,国际社会开始讨论海域边界的争议,这证明中国的战略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同时,中国刚柔并济,除采取强硬立场外,还通过包容、慷慨的政策,争取与邻国建立共同利益圈。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是东盟国家的中流砥柱,中国与这两国关系的提升,对在东南亚地区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延伸将起到促进作用。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取得的最显著的成就,或许是成功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不是被这个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建立并维持的体系消融吸收。中国没有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创建,国际经济体系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们耗费数十年建立起来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之际,西方曾一度坚信,资本主义将遍及全球,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奠定的全球经济基础之上,在美国海军的保驾护航之下,将产生一个顺应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全球化世界经济体。

此后,“资本”确实走向了全世界,而“主义”却没有。中国接受了市场经济,利用了西方对于全球经济秩序的错觉,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争取到了相当优惠的条件。仅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已经从全球经济中不起眼的小角色成长为一个“巨无霸”。中国在不过多放弃政治经济独立性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利用全球体系增进了本国利益。在特惠贸易地位的保护下,中国的国内工业得以生存,其制成品通过出口大量涌入世界市场。作为获取中国市场的交换条件,跨国公司要在中国投资,提供就业机会和引进技术。封闭的资本账户使中国免于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毁灭性打击。

在遭到失败的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抵挡住了西方的攻势,保住了发展中国家专享的贸易特惠待遇。迄今为止,中国的判断是正确的,西方国家内部根深蒂固的经济利益决定了它们倾向于维持现状,在较小改动下继续获取利益。只有中国或欧美国家的政策出现大幅调整,这一格局才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后者只有在西方国家放弃全球秩序的宏伟梦想,转而维护本国利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

利维坦与搭便车者

西方许多人指责中国“搭便车”。或许对这种指责最好的反驳是,只有傻子才不搭便车。17世纪的政治理论家霍布斯在其大作《利维坦》中的精辟论述,能很好地解释冷战后国际安全与经济秩序的设计原理:在缺少主导性权威的社会里,遵循原始丛林规则的个人意识到,适者生存的自然状态最终将毁灭一切。所以这些个人共同决定放弃自由以寻求利维坦的庇护;利维坦是秩序的担保者、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所有人必须服从于利维坦的裁定。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扮演起利维坦的角色,追求普世化世界秩序的宏伟愿景。美国建立和强化了国际法、密布全球的军事同盟与国际机构网络,以确保冲突在规则范围内而不是通过武力得到解决。为管理全球贸易和金融,美国也在经济领域建立了类似体系。

西方认为,如果缺少法庭仲裁纠纷,没有警察部队维护法律权威,商业合同便不具有意义。同样,如果没有终极担保人维护规则,没有人不惜动用武力惩戒违约者,所有国际协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余年内,美国担当起了终极担保人的责任,对大量国家许下安全承诺;巡航世界各处航线;包揽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为惩罚自己眼中的“流氓国家”,有时甚至不惜违背自己建立的原则——例如发起伊拉克战争。美国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4.5%,国内产值占全球总产值不足20%,然而军费开支却占全球军费总额的一半。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在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管理体系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则维持了较高的福利水准。

唯一的问题是,美利坚利维坦不过是个庞大的幻象,并侵蚀着自身利益。所谓利维坦,是公正无私的统治者,是凌驾于世界之上的神,而不是参与世界的行为体。拥有3亿人口的美国既然是一个民族国家,便一定与世界上的利益紧密相关。在冷战结束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既扮演了统治全球体系的利维坦,又作为民族国家参与了这个体系。美国确实从其世界霸权中获益良多:美国公司在全球扩张,美元成为许多国家的外汇储备货币,使美国大规模扩张的消费型经济得以维持。但作为历史的瞬间,那个时代已经过去。

由于企图同时扮演全球体系的统治者和参与者,美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果继续下去,那么极有可能陷入经济和社会双重危机。仅过了一代人的时间,美国便债台高筑,中产阶级分崩离析,产业空心化严重,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教育系统资金匮乏,社会契约岌岌可危,政府面临瘫痪。美国社会的团结面临结构性威胁,这在大萧条之后尚属首次。美利坚利维坦维持着大量全球化项目,出于对其中巨大既得利益的考虑,美国精英阶级仍在坚定地强化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把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参与性角色置于次要地位。其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国人民的财富不可逆转地缩水,未来利益被严重透支。美国人民从精英阶级手中夺回权力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

利维坦退却,新未来开启

叙利亚可能会成为一道分水岭。美国对出兵再三犹豫并最终作罢,这在冷战后尚属首次。美国人民迫使政治精英擦掉了奥巴马划的所谓“红线”。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中的世界。在一种陈腐的范式背后,二元对立的话语虚泛地描述着一个已是名副其实的全球体系。21世纪的冲突源于文化、宗教、经济、历史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多重裂痕。然而,处于全球体系顶端的西方联盟死守一套只承认单一裂痕的话语,这套话语是西方国家所有政策与战略的源头或基础。如果时代需要,目的论话语可以成为强有力的武器。二元对立推动了西方联盟走向全球实力的巅峰,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这套老话可能成为禁锢西方的牢狱。随着西方国家的政策在全球各处步履维艰,这一点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所以,许多人开始问,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有人甚至宣称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基辛格、弗格森等重量级人物还曾在多伦多就这个话题展开过一场辩论。

中国最大限度地成为全球化的受益人。然而,不论现在还是未来,中国或许都不会接受民主自由为普世性意识形态,也将断然拒绝将其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许多西方人原本坚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与世界秩序的接轨,中国将皈依 “现代性”这个西方宗教。正因如此,他们对当今的中国深感困惑。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中国的行动都必然遵循国家利益的导向。在这个“后意识形态”的世纪里,中国一方面不断通过国际体系获益;另一方面捍卫自主主权不受外部势力的侵蚀。西方曾宣称,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不接受普世计划就不可能走向繁荣;而今中国的成功,为发展中国家展现出了新的可能性。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未知的海域里航行。世界并没有在统一的体制下走向大同。世界体系的担保人无法继续为这样的体系买单。或许我们的时代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新的“战国”时代。中国似乎开始展望未来并构思新话语框架——也就是习近平在加州峰会时向奥巴马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中国相当明智地认为,当前的全球体系虽然不可持续,但中国必须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否则,冲突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默许美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克服短期利益的诱惑,对邻国做出的种种妥协,正是和平崛起的体现。或许,更加可持续的国际结构终将出现,但与过去不同,新的结构将不是某大国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独立行动的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合作与竞争的综合结果。

 

世界便分为资本中心区和资本外围区。现代南方国家的反霸斗争,是争夺平等发展权的斗争。平等发展权意味着平等地利用有限的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权利,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面向世界的发展权的同时,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

从国家主权到生存权、发展权

研究“国家安全”,最不能回避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国家”和“国家主权”。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特定部分、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并具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联合”。在这里,人是国家组织的基础单元。

在近代之前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君主制时代,君权神授的观念占支配地位。“国”是“家”的集合体,君主是家长的集合和放大。真正并具有人本意识的国家观念,出现在欧洲中世纪王权衰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如英国的洛克、霍布斯,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潘恩等杰出的思想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国家是社会个人和社会团体为共存而相互契约的结果;契约是社会每个个人自然权利相互让渡后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最高的表现是人民主权;国家主权是人民主权的外观形式,是一国人民的自然权利的最集中的表现。人的自然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和不妨害他人的发展权。国家主权是全体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集合体。尽管这些思想家在对国家起源和主权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他们的上述理论,对后来国家观念及作为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关于“国家基本权利”理论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国际法,国家所享有的最为重要的权利是国家基本权利,由于国家享有这些权利才被承认为国家。“哲学上的理论是,国家参加国际社会是基于它们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和接受。国家主权的观念的发展增强了这种理论。”

在国际法中,国家主权是国家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国家自然权利。由此便引申出国家其他四方面的基本权利:一、独立权;二、平等权;三、自保权;四、对内最高管辖权。这四大权利实际上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独立权和平等权是国家主权的国际存在并发挥相应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体现;自保权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保证。对内最高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国内体现。这几方面权利缺一不可,支撑着国家主权的完整存在。

综上可见,“国家”、“国家主权”是“国家安全”概念发生的认识原点。主权中的“自保权”与由此引申出的“国家安全”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以来,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经济活动乃至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产品的多样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市场突破了地域限制,向世界市场扩展。同样地,考量国家安全的尺度也不仅仅是国家生存系数的高低,国家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更是考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

较早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最初往往是通过最大限度压低国内消费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结果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为了实现在不降低利润率的前提下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这些国家便开始向外扩张。世界性的消费需求,给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带来巨大的发展。民族经济的发展将因此日益依赖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于是,获得世界市场──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也就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必要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成了一个与发展相联系的世界性概念;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就从传统的“保家卫国”即从保卫国家本土生存的概念,转变为保卫国家世界性发展的概念。

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霸权与国家安全

自从资本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就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资本先把本来在自然经济中统为一体的国内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通过压低国内消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国内消费被压低到劳动力不能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正常水平,从而由此产生的国内矛盾已不可调和的时候,资本就开始追求海外市场,并用从海外获得的大量利润回流,缓解国内矛盾。与此同时,世界也就开始了资本的全球化进程。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为避免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便不断地创造可获高额利润的海外市场。这样世界便分为资本中心区和资本外围区。外围区遭到外来资本冲击并为资本中心区提供利润回流的进程,不可避免要带来市场经济的新因素;新因素会造成新的革命——即市场经济需要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改革运动。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英国是资本主义最初的中心。但最先品尝资本全球化冲击后果的是今天已进入七国集团的法国。

中世纪的法国借助由地中海到北欧的过境贸易,商业资本的大量增加,使法国庄园经济较早解体。由于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非常脆弱,不足以吸收大量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的货币资本和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便从农村流入城市并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此时英国正处上升时期,法国的政治家试图仿效英国,希望通过开放和自由贸易振兴法国。他们希望用给英国的工业品优惠政策(进口税减20%)的方式换取本国酒类畅销英国市场。为此,法英1786年签订了《伊甸条约》。出乎法国人所料,法国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总值大大低于英国工业品的总值。经过短期较量,法国工业经济从法英的交换中所获甚微并为此濒于破产。法国人想取消这个条约以制止民族工业的衰落,但为时已晚。3年过后,法国便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即“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出现是当时处于相对弱势的法国,对强大的资本主义英国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的挑战。拿破仑用暴力摧毁英国工业品在欧洲大陆市场的同时,又强行把欧洲农民从封建庄园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变为自由的小土地农民,以此为虚弱的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造就了消费市场。从而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是英国开辟资本全球化历史的话,那么,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法国开辟了资本多极化的历史。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向世界铺展,德国、美国、日本等在与新旧霸权(英国、法国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强力对抗中,相继挤入世界霸权的行列。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自相残杀后,这些国家开始联合并形成排斥处于外围地区的南方国家发展权利的资本联合中心,以共同主导和垄断世界资源和市场。

多极化的不断兴起与霸权的不断更替,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所谓霸权实质上就是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大国对世界经济及他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垄断权;而所谓多极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后发展国家向以发展求生存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封闭的地域性的自然经济通过市场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

必须说明的是,现代霸权并不排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相反还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为自己发展的前提,因此现代南方国家的反霸斗争并不主要表现在生存权方面,实质上它是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争取其固有的发展权与已在国际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北方国家限制和遏制、剥夺南方国家发展权的斗争。邓小平说:“人们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

独立权包含着不可侵犯的平等发展权。平等发展权意味着平等地利用有限的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权利,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北方国家才露出其早年“海盗”的本性。南方国家的持久存在(而不是发展),已成为北方国家缓和内部矛盾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但由南方国家生存权必然产生的发展权,则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北方霸权国家的对立物。为缓和生产发展无限性与市场、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和危机,资本就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不断开发市场和资源。当这种开发覆盖至全球范围的时候,资本中心国就会对有限的市场与资源实行直接或间接地垄断;当这种垄断受到在多极化进程中新崛起的国家的强力挑战时,资本中心国就会不顾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公认的国际公理,利用它们所掌握的巨大政治军事力量对这些国家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实行所谓“遏制”(这种遏制的底线并不是一国的生存权而是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共享的发展权)。一旦这种遏制被新崛起的国家强力打破,其结果,要么是霸权国家向新崛起的国家妥协,认可一种适应于多极化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要么就是在原有的游戏规则中出现霸权更替──就像英国代替西班牙、美国代替英国一样。这是一个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国家不能回避、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改变的历史过程。

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但是,自由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的。一百年前,也就是美国经济开始走向世界贸易的时候,美国学者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提出对当代中国仍有特别意义的海权理论。他说:“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最重要的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对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竞争获得,或许还需一番武力较量。”“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的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使它忍饥挨饿,切除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腱。虽然有战争这个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们还是热切希望避免受战火袭扰,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的确确是能发起的最致命的打击。”

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经验方面,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在反霸中保卫和捍卫自身发展权方面,早期美国人也是我们的先生。

南北战争后,美国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市场,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欧洲资本的输入,使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一极。从美国内战结束时的1865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1898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256 %,谷物增加222 %,精糖增加460 %,煤炭增加800 %,钢轨增加523 %,投入铁路运行的长度增加567 %以上,原油从300 万桶增加到5500 万桶,钢锭铸件由不足2 万吨增到900 万吨。18901938年间,美国钢铁产量和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

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1874年、1877年、1886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军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

美国振兴海军的工作于1882-1883年开始。几乎就在中国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师的钱大兴土木,建造颐和园的同时,美国哈利逊政府(1889-1893年)已将海军军费从1886年的1700万美元增至1893年的3000万美元,军舰从3 艘增加到12艘。美国海军由世界第12位跃居到第5 位。从1890年到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军费从所占整个联邦支出的6.9 %猛增至19%,至1914年美国海军已居世界第3 位。

与此同时,美国也果断地开启与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争夺霸权的斗争。1867-1889年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迫使英国和德国承认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的海军基地的事实。1895年,英国试图扩大英属圭亚那的领土,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强行干涉,并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美国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又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遗产──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攫为己有。美国在打败西班牙、迫使英国和德国在萨摩亚群岛、英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向美国作出让步的同时,也就真正步入新崛起的世界大国的行列。此后美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的利益才得以不受阻碍地实现。

任何新崛起的国家,都有平等和自由地与其他国家分享国际贸易及其贸易运输线路的权利。问题在于,美国在摆脱殖民地地位并崛起之后,便开始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侵犯他国主权,与霸权国家瓜分世界和联合垄断、排斥南方国家的发展权。这使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发生了异化:由正当的维护国家发展权的行为,异化为谋求霸权的行为。

中国国家安全新观念

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的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是相对分离的。我们因此常常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研究一下美国年度安全战略报告,不难发现,美国人眼中的国与国的限界远不如东方人感觉得那么明显: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人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100 年前,马汉曾对这种变化从理论上作出过合乎逻辑的解释:“在我们变化的态度之中,令人感兴趣的、有意义的特点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外部而不仅仅投向内部,以谋求国家的福利。确认远方市场及其和我们巨大的生产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合乎逻辑地意味着对于将产品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环节的承认,那就是运输。生产、市场和运输三者共同组成了给英国带来财富和光荣的海上权力的链条。另外这三个环节中的两个──航运和市场──都存在于我们的疆界之外,我们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能不对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予以注意,这和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有着天壤之别。” 因此,马汉对当时的美国政府提出忠告:“英国的成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广为分布的对外利益,可同时它也担当了风险,单单为保护这些利益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情况和英国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赋予了我们对外利益和对外责任。它们也使我们要承受风险。我们没有必要四处去冒险,但普遍的观念和政治上的认真思考肯定地告诉我们,在海那头的既不由我们造就也不由我们控制的情势中,存在着自发生成的、需要我们保护的利益。‘海那头’意味着要有一支海军。”

当今中国国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为一体的历史运动。发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便是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系数评估基点,不应再主要建立在本土安全,而应建立由本土辐射于世界的国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也应当从封闭的和独守家门的模式,转变为积极进取和开放的模式;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集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为一体的现代作战方式。总之,利益决定观念及其实现手段。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但是,这绝不是说,中国要改变传统的反对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转而要去争夺霸权。

如前所述,所谓世界霸权,是当代处于资本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对处于资本外围地区的国家发展的垄断权。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的一种经济体制。既如此,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发展权的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发展权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全方位地跨国发展,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任何采取市场经济的国家天然具有的权利。因此,运用这种权利并不是霸权主义的表现,霸权主义的本质在于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的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垄断。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面向世界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用综合国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面对美国压缩中国战略空间的企图,中国应以新的建设性思维,把我们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影响力、外交影响力向西推进,打破美国战略围堵的企图。西北方向重点是深化中俄、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以及充分发挥上合组织作用。西南方向主要发展中国与南亚次大陆、中国与东盟、中国与西亚非洲的友好合作关系。

2012年初以来,美国正式实施战略东移,将其全球战略重心由欧洲转向亚太。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最为重大的一次战略结构调整。它不仅对当代国际战略格局带来重大冲击,也给中国安全环境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在新的安全环境下,实施战略西出,是中国应对新的挑战,平衡美国战略东移,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重要选择。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我国地缘安全环境面临的新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直把全球战略重心放在欧洲,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主要战场,以“空地一体”为主要作战方式。美国实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就是将其全球战略重心由欧洲转向亚太,以中国取代苏联为主要对手,以西太平洋取代欧洲为主要战场,以“空海一体战”取代“空地一体”为主要作战方式。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并不是单项政策的调整,而是以军事战略部署重心调整为基轴,建构一整套新的战略体系,即:以中国为主要假想敌,以西太平洋为主要战场,以空海军为主要作战力量的“空海一体战”战役作战体系;以日本和澳大利亚为南北两大战略支点的军事同盟体系;以西太平洋岛链为依托的军事基地体系;以西方价值观为内核的政治渗透体系,以及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为载体,以排挤中国为目的的经济遏制体系。

美国之所以认定中国为其主要战略防控对象,实行战略重心转移,力图建构新的战略遏制体系,并非中国的行为侵犯了美国的核心利益,也并非中国对美国主动发起了挑战;恰恰相反,中国有充分的诚意并一直以最大的努力谋求建立正常的、健康的、相互尊重的中美关系。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偏见与围堵,从根本上来说,源于美国根深蒂固的霸权思维和中美之间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一个是地缘战略结构矛盾,美国的战略历来是以边缘学派为理论基础,以欧亚大陆为主体的全球战略。中国在欧亚大陆东部边缘地带的存在本身就是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一个天然障碍;第二是“币缘”战略结构矛盾,人民币影响力的上升和国际化趋势触及了美国金融帝国的“命根子”,即美元霸权的绝对统治地位;第三是意识形态结构矛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终结了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唯一合法性”。而“民主价值观”是美国霸权合法性的精神支柱,是美国维持道德教主地位的思想基础;第四是战略力量结构矛盾,即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的矛盾,由于长达10余年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严重透支了美国的战略资源,加之深刻的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地位,中美战略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美强中弱”的基本态势并未改变,但美国开始产生有可能成为“老二”的战略焦虑,并迁怒于中国。总之,不是中国挑战了美国,而是美国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发展权,不愿意承认中国走有自己特色道路的选择权,不愿意承认中国平等的国际地位。

依据新的战略东移蓝图,美国加快了战略调整步伐。关岛已建成为亚太地区新的战略枢纽,60%的核动力潜艇、60%的先进战机,以及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中的6艘将逐步部署到亚太地区。在全面强化东北亚、关岛、澳新、夏威夷、阿拉斯加等五大基地群的同时,美重点加强了环南中国海的军事部署。美军首次进驻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美濒海战斗舰部署到新加坡樟宜基地,并力图重返菲律宾苏比克湾和越南金兰湾。美频繁派出海空军间谍舰机,无所顾忌地到中国近海海域进行抵近侦察。与此同时,美还积极插手和利用各种地区矛盾。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中,美国或明或暗、几乎毫无例外地支持、纵容与中国有争议的一方,以牵制中国。美国战略东移对中国的战略挑战早已不是概念设计,而是具体作为;不是虚张声势,而是现实危险。

战略西出:在战略被动中争取战略主动

美国压缩中国战略空间,这是中国新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中国对这个问题绕不过,躲不开,退不回,也不能闭上眼睛假装没看见,只能正视。

美国把中国作为全球遏制对象,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加速把中国推向全球政治舞台,迫使中国在全球的“大棋盘”上下棋,将以全球视角,应对国家安全环境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

应对挑战,通常有两种思路,两种办法。一是直接路线,一是间接路线。尽管美国霸权疲态日露,但必须承认,美国超级军事强权的地位远未丧失,中美战略力量对比“美强中弱”的基本态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聪明的拳师,面对直扑而来的对手,总是避其锋芒,先退让一步。中国历来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争取完全的主动”的优良战略指导传统。你战略东移,我也可以战略西出。世界之大,不是美国一只手就可以完全遮住的。

当然,所谓战略西出不是效法美国以军事力量向西扩张,不是重蹈历史上大国争霸的覆辙,而是以新的建设性思维,把我们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影响力、外交影响力向西推进,以正能量平衡或对冲美国霸权的负能量,打破美国战略围堵的企图。

在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结构中,欧亚大陆是美国战略上的核心地带,是美国战略中的“世界岛”。美国大举东移,必然造成西部的相对空虚。我们战略西出,重点就是向“世界岛”欧亚大陆的西部推进,向美国霸权的薄弱地带推进。

战略西出大体有两条路线,一是西北方向,一是西南方向。人有任、督二脉,西北、西南两大战略方向就是中国世界大棋局中的两大“经络”,打通西北、西南任督二脉,凝练精、气、神,气血充盈,则百脉皆通,全局皆活。

战略西出的西北方向

西北方向,重点是进一步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全面战略升级,以及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在促进地区安全与发展中的建设性作用。

中俄互为最大邻国,都是主要新兴市场国家,都是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的重要力量,共同构成欧亚大陆的主体部分。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在深刻复杂变化的当今世界,中俄两国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承担着更大责任。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的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为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正能量。

中国与中亚国家是友好邻邦,有着长期的传统友谊。随着中吉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5个中亚国家都建立了战略级别的关系,从而实现了中国和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的全面战略升级。习近平主席的中亚之行提出共同建设惠及30亿人口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加快建设“中国-中亚”天然气管线,修建连接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和南部的公路干线,进一步加强和密切了“中国-中亚”国家的务实合作。“中国-中亚”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是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

上海合作组织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种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作为相互关系的原则,以及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的原则,体现了全新的战略思维。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促进各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及其它领域的有效合作,打击包括“东突”在内的“三股势力”,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对于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战略西出的西南方向

西南方向,主要是巩固与发展中国与南亚次大陆、中国与东盟、中国与西亚非洲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南亚,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全天候的伙伴。拥有1.8亿人口的巴基斯坦是世界第六人口大国,扼守印度洋和中亚要津,而且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同巴重振经济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市场潜力巨大,巴基斯坦是中国西出过程中值得信赖的重要伙伴。中印是战略伙伴和友好邻邦。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立场,都主张加强发展中国家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印中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对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东南亚,中国与东盟于201011日正式建立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拥有19亿人口,2012GDP已超过10万亿美元,开发潜力无限。中国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的政治互信不断深入,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相互支持,务实合作进展迅速,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抗击重大自然灾害当中,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友好合作关系的民意基础是牢固的。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一如既往的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一如既往的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通过友好协商和对话化解分歧;一如既往的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促进中国-东盟宽领域、深层次、高水平、全方位的合作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特别是积极探讨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可能性,为中国东盟战略合作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尽快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区,进一步提升双方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力争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一万亿美元,让东盟国家更多地从区域一体化和中国经济增长中受益;加快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共同推进泛亚铁路这个旗舰项目建设;加强本地区的金融合作和风险防范,积极制定区域金融合作的未来发展路线图,打造亚洲货币稳定体系等,这些举措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深化地区互利合作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积极信号。

中国和非洲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真诚友好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风雨的考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非洲,非洲的发展也需要中国。新世纪以来,非洲已经成长为“希望的大陆”、“发展的热土”。中国没有在非洲殖民的历史,也从不干涉非洲内部事务;中国通过对非援助和投资等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中国是非洲真诚和无私的朋友;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在非维和行动,帮助解决地区冲突。这些都是中国与非洲发展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大优势。

西部大发展:向欧亚大陆西出的地缘战略依托

战略西出,我们的前沿出发阵地在哪里?就在中国广阔的西部地区。中国西部范围包括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为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2011年年末西部人口3.62亿人,占全国的27.0%。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西部既是东部的纵深腹地和稳固的战略大后方,也是西出阳关的战略通道, 是欧亚大陆商贸走廊和欧亚大陆的财富交汇点,是连接“世界岛”的大陆桥,是我国向欧亚大陆战略西出的地缘战略依托。

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成为我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一个短板,制约着我国的战略选择权和行动自由权。21世纪初,我国作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经过13年的努力,成就斐然。13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交通、水利、能源、通信、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仅2000年至2008年间就累计新开工重点工程102项,投资总规模达1.7万亿元。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和大型水利枢纽等一批重点工程相继建成,完成了送电到乡、油路到县等建设任务,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愈来愈多的民族聚居地区和边境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走上繁荣之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于进一步落实东西部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全方位开放的国家发展战略、全球布局的国家大战略有重大意义;对于改善国家安全态势,优化国家安全结构,提升国家安全质量,牢牢掌握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主动权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西部的跨越式发展,大大增强了国家综合国力和战争潜力,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能力。

西部的跨越式发展,促进了西部社会稳定,削弱了“三股势力”的社会基础,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为维护国家战略全局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长治久安奠定了重要基础。

西部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以枢纽机场为中心的轮幅式支线航空网络系统、高速公路系统、公路国道主干线系统在内的铁路、公路、机场、天然气管道、电网、通信和广播电视网等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使西部广阔地域的战场环境得到实质性改善,提升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战略机动能力。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长达 1956 公里(其中新建1110公里)的青藏铁路,纵贯青海、西藏两省区,成为沟通西藏、青海与内地联系的战略大通道,同时也成为西部腹地路网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西兼顾,陆海平衡:强化东线战略防御

作为国家的整体战略,不能顾此失彼,必须东西兼顾,陆海平衡。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海洋强国战略,壮大海洋经济,创新海洋科技,强化高科技条件下的海上防卫作战能力。要把国家的主权与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建立在雄厚的国家综合实力上。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美国亚太战略体系的重要支点,曾经为祸亚洲、偷袭美国的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大背景下,趁美国战略转移之机,借船出海,借尸还魂,在复活军国主义的道路上“暴走”,并把矛头直指中国,已经再次成为亚太地区军事危机的策源地,危害亚洲和平与稳定的祸乱之源。

当年,为了彻底粉碎邪恶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了铲除日本发动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战争的根源,根绝危害亚太地区与世界和平的毒瘤,世界反法西斯正义力量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中确立了一系列对日战后处理的重要原则。包括:1、解构日本军国主义国家机器,“永久剔除”“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2、公开审判与惩处日本战犯,特别是惩办罪大恶极、双手沾满无辜人民鲜血的甲级战犯;3、废除日本国家军队并剥夺其对外战争权,使其不再拥有对外为非作歹的能力;4、严格界定日本国家主权管辖范围。“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群岛等无条件“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然而,由于冷战突起,世界格局重组,日美由敌国瞬间变成同盟,对日战后处理也半途而废。军国主义政治势力没有受到根本触动,军国主义思潮未受到根本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癌细胞的病灶并未清除。今天,这些蛰伏多年的势力,趁机而起,全面展开翻案活动。以“国有化”中国领土钓鱼岛为突破口,制造事端,反攻倒算,挑战国际正义,企图推翻战后国际秩序,重建“帝国军队”,梦回“帝国乐土”。自称“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甲级战犯)岸信介的遗传”的日本首相安倍充当了这股黑色风暴的“急先锋”。他宣称,要将“唤起日本的民族自豪感”作为他“毕生之事业”,把修宪扩军作为他的“历史使命”。他上任之日,就情不自禁地高唱昔日军国主义战歌《君之代》登场,在议会振臂三呼“天皇陛下万岁”,专门选择登上与昔日灭绝人性的731细菌部队代号相同的“731”号军机。他公开以“右翼军国主义”自居,声称,“日本修宪无须向邻国解释”,“东京审判是同盟国的审判,不是对日本的审判”,“日本殖民侵略的定义尚无定论”。安倍内阁的副首相麻生公然叫嚣要效法纳粹修宪,以彻底摆脱宪法第九条关于对外战争权的束缚,为以战争手段推行海洋扩张战略松绑。与此相配合,日本近年来抛弃专守防卫方针,加快打造海空进攻型军事装备。以昔日侵华海军旗舰“出云”号命名的准航母22DDH直升驱逐舰刚刚下水,又发射具有远程弹道导弹功能的“艾普斯龙”新型固体火箭。防卫省公开扬言要击落中国正常巡航的无人机,在甲午战争1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丧心病狂地叫嚣重享“甲午荣光”。

对此严峻事态,我们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坚决以除恶务尽的决心、意志和能力,粉碎任何挑衅。坚决捍卫中国国家主权与安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这也是稳定中国战略全局,以正能量平衡负能量的题中应有之义。

 

“丝路经济带”将为中国打通通往欧洲、中东的陆上通道,新疆、云南、四川、重庆等西部省市将吸引生产要素聚集,对冲东部经济安全风险,增加东亚国家对中国的倚重,弱化其追随美、日遏制中国的动力。上合组织是“丝路经济带”建设的天然合作平台,将印度、巴基斯坦吸收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是应有之义。

20139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我国政府在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标志着我国开始改变传统的对外经贸合作方向,由偏重东部海路变为东部海路与西部陆路双方向均衡发展。这必将对21世纪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备受世界瞩目。在这种情况下,论证“丝绸之路经济带”具体内容时,需以更具有时代感和历史纵深感的多维视角,审视相关重大战略利益,同时勾勒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应具备的特点,提出相应战略举措。

“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的重大战略利益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以对外经济合作为主的综合性战略构想,涉及我国经济、外交、安全等诸多领域的战略利益,只要规划合理、实施得当,就能够使中国突破若干制约发展的战略瓶颈。

第一,激活陆权优势,破解东西部发展失衡的难题。

陆权的统治地位被海权取代,是贯穿世界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西方工业革命后,海权步入大发展时代,陆上商路的价值大大降低,陆上丝绸之路也随之没落。然而,正如海权的崛起得益于科技进步,当代快速发展的交通和信息技术正在推动陆权和海权的关系发生几百年来的首次逆转。海运较陆运的优势正在逐渐下降,导致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进程加快,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已是大势所趋。21世纪即使不是欧亚世纪,至少也是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并存的世纪。我国面朝太平洋、背靠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将尽显无疑。

改革开放初期,海权仍保持着绝对优势。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向东部聚集,这符合经济规律,但却加剧了东西部差距。为缩小东西部差距和挖掘西部发展潜力,2000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近十几年来,西部地区经济得到了较大提升,但东西部差距仍然巨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部地区远离出海口,只能充当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大后方和原料、劳动力供给基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为中国打通通往欧洲、中东的陆上通道,我国新疆、云南、四川、重庆等西部省市将成为这条通道的战略前沿,产生类似东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地缘经济优势,从而吸引生产要素聚集,刺激经济发展。例如,“渝新欧”铁路开通后,重庆加工的商品出口到欧洲的时间大大缩短。惠普等知名跨国公司因此大幅增加投资,把重庆作为对欧出口笔记本电脑等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

第二,促进区域合作,创造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外需。

出口贸易特别是对西方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的主引擎之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订单急剧减少,导致中国东部大量工厂停工,给我国面向出口的工业产能带来很大冲击。转变发展方式,更重视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的拉动作用,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然而,增加消费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分配体系紧密相联,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升级更是长期性任务,难以一蹴而就。因此,我国必须开拓境外市场,保持出口合理的规模和增速。

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强大的市场潜力,且其市场更符合中国商品的特点。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一旦具有投资能力,就会发展基础设施和工业设施,为我国带来更多出口订单和服务合同。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以此为指导,我国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输出,不但有利于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将给合作伙伴国带来更多经济收益,其中相当一部分将转换为对我国制造业的新需求。

第三,维护经济安全,打造多元化出口贸易通道。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美国在各个领域都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美国明显加快了对华战略遏制步伐,日本对我国一再挑衅,致使中国东部安全压力陡增。我国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问题凸显。中国很大一部分外贸商品和石油通过“南海—马六甲”通道运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为中国打造多条陆路出口贸易通道,不但可以直接对冲东部经济安全风险,而且能够使中国成为连接东亚与欧洲、中东、非洲的交通和能源走廊,增加东亚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倚重,弱化其追随美、日遏制中国的动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需具备的特征

根据时代特点、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和中国国情,“丝绸之路经济带”只有具备以下特征,才能更好地满足我国的重大战略需求:

首先,地域范围超越古丝绸之路,涵盖中亚、西亚与南亚。

习主席谈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时指出,“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逐渐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这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多走向的,范围涵盖中亚、西亚与南亚。由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依托上海合作组织,人们有关丝绸之路的概念一般局限于我国西北至中亚的通道,这很容易给外界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只有西北一个方向的印象。这种倾向是需要纠正的。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是俄罗斯南下、印度北上、欧盟东进的必经之路。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趋势加快,进一步提升了中亚的战略价值。俄罗斯、美国、欧盟、土耳其等主要国际力量在中亚地区展开了大博弈。俄罗斯推出了欧亚联盟计划,试图通过推动与中亚的一体化,为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圈定势力范围。西方国家则针锋相对,欧盟推出了“中亚伙伴计划”,美国相继推出了“大中亚计划”和“新丝绸之路战略”,试图阻碍俄罗斯与中亚的一体化进程,推动中亚的南向和西向一体化。印度积极推动中亚与南亚的经济一体化,而土耳其则大力推动中亚与西亚的经济一体化。印度和土耳其的中亚战略客观上起到阻碍俄罗斯与中亚经济一体化的效果,得到了美欧支持。

“丝绸之路经济带”如果仅限于西北走向,就会与美国、欧盟、印度、土耳其积极推动的中亚南向和西向一体化的战略意图相悖,遭到这些国家的抵制。甚至可能削弱上海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和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俄罗斯将中国视为其与中亚经济一体化计划的最有力竞争者,试图赶在中国在中亚地区取得绝对经济优势之前,以欧亚经济共同体及未来欧亚联盟为依托,主导中亚经济秩序。俄专家指出,“俄罗斯将越来越难以遏制中国在上合组织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何况北京可以在双边基础上向其成员国提供贷款,对俄罗斯利益来说,这比北京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联合机制慷慨解囊还要危险。莫斯科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试图控制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节奏,使其发展速度不超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中国积极推动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等大手笔经济合作项目的进展,目前并不很理想。

能否成功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多数国际力量均能接受的方案。为此,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西北、南、西三个方向并重,整体推进。“古代丝绸之路的路上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西北丝绸之路,一条是南方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指的是自长安出发,从新疆出境经过中亚到达欧洲的线路。南方丝绸之路指的是自成都出发,从云南腾冲出境经缅甸至印度的贸易路线。” 中国正在沿南方丝绸之路积极打造“孟中缅印经济走廊”,在新疆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三方向并重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使南亚、西亚与中国西部地区连为一体,强化中国经济的辐射作用。其与美国、欧盟、印度、俄罗斯等国的战略利益没有大的冲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包容和统合这些国家不同的区域一体化方案。比如,美国推动南亚与中亚的电力、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符合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利益;而中国推动中亚与南亚的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也在加强中亚、南亚与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使中国西部有可能利用其它国家取得的多边经济合作成果。例如,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试图修复并管理阿富汗的铁路网,这项计划得到了西方的支持,在阿中国企业也将从中受益。对俄罗斯而言,三方向并重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大大超出欧亚经济共同体的范围,只要其一体化程度低于欧亚经济共同体,就有可能被俄视为对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有益补充。而俄罗斯与中亚的一体化,也会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受益。例如,“中国通往欧洲的渝新欧铁路运营后,由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海关联盟在20121月全面运行,取消了穿越三国边境时冗长的海关检查,货物运输节省了好几天时间,还大大减少了货物失窃的情况。”

第三,功能作用超越商贸范畴,推动新型区域经济大合作。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该讲话精神体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上,就是从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做起,“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

丝绸之路在古代只是一条商路,而要搞“区域大合作”,就不能停留在单纯的商贸概念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国家如果仅提供过境服务,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其经济的拉动作用就会比较有限。我国既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就需要考虑发挥自身制造业能力,培养产品出口市场,帮助发展中国家释放出巨大市场潜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艰难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无心帮助发展中国家,而是以新殖民主义方式,通过对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以及技术、人才、资本等经济要素的垄断权,盘剥发展中国家。我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属于“南南合作”,追求“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因此必然将伴随着中国的工业文明输出,并以此带动合作伙伴国经济的发展。当然,我国也将从合作中获得多重收益:一是境外原料的本地化加工将更有效益,使经济要素配置更为合理;二是中国从“本土发展型世界工厂”变为“全球布局型跨国工业集团”,原料和能源进口、产品出口压力以及环境压力都将由此大幅降低;三是中国将从合作伙伴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多外需。也就是说,“丝绸之路经济带”肩负着并且能够完成创造“南南合作的新模式”的历史重任。这种“南南合作模式”具有互利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定能团结所有合作伙伴,共同化解危机性因素,推动公正合理的经济秩序的形成。

第三,依靠最新高科技成果,建立高效互联互通网络。

在海权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于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交通不便,沦为欧亚大陆的欧洲经济板块和东亚经济板块的边缘地带。正如蒸汽机技术开启了海权时代一样,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彻底改变“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缘经济地位。

新一代高铁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正在颠覆人们传统的时空观念。“当高铁经过欧亚大陆的能源、资源、人口、资本和技术大国时,这些生产要素必然开始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将改变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国家地位的改变最终会导致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这就是当年西方崛起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建设由中国通往中亚、南亚、中东、东欧最后直至西欧的各条高铁路线,将有力地带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贯通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将把沿线各国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在各国制造出新的需求,吸引新的投资。” “中国与周边国家高铁系统的建成,必将对中国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产生革命性的转变。西部大开发将获得巨大动力,新疆将成为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相连的国际大通道,而云南将成为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交往的国际大通道。此外,跨境高铁网络的建设还将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增强。正如瑞典学者卡尔森(Carlzon)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所说,‘如果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那么今天投资高铁的决定是起决定性的决策之一。’”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纪嘉纶教授指出,“中国高铁技术具有三大优势:第一,中国高速铁路技术能够打包出口。高速铁路技术的高低,不仅看铁路,还要看工务工程、通信信号、牵引供电、车辆制造等多方面技术水平。中国高铁技术由铁道部整体统一引进,通过消化吸收创新,已形成自己的一套技术体系,并且能够打包出口。第二,中国高铁技术层次比较丰富,经过六次大提速,中国高铁可以达到时速200250千米,也可以达到350千米。第三,中国高速铁路技术成本低,比其他国家低20%左右。” 中国的高铁技术优势,不仅能赢得出口订单,而且为主导“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秩序创造了条件,因为高铁路线的规划会直接导致一批大城市的出现,直接改变域内城市布局。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积极的铁路修建计划。哈萨克斯坦境内已有8700英里的铁路线,正抓紧修建连接中国和土库曼斯坦乃至伊朗的新铁路。哈萨克斯坦的铁路计划刺激了地区竞争的出现。为了升级与中国相连的铁路,特别是改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状况,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了一项投资43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所有这些计划,都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国高铁大展宏图提供了机遇。

21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保障了越来越多、即便是偏远地区的人口,可以与世界同步获取信息,商务信息交流更为便捷。我国信息产业在科技和商业上都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仅以华为集团为例,其2013年销售收入达2400亿元人民币,未来5年收入增长将保持在10%左右。华为凭借持续的研发投入完成了从追赶到超越的历程。过去10年来,华为每年都将销售收入10%以上的资金用于创新,2004年至2013年,华为累计在研发创新上投入1539亿元。如今4G技术方兴未艾,而在4G方面处于全球领先位置的华为却已开始布局5G。华为400G核心骨干网技术领先业界一年以上,有15万员工在全球140多个国家提供服务。 2013年,我国的中兴通讯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建成了中亚第一条手机生产线。 现代化的信息通讯技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加强经济合作的催化剂。我国将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利用自身信息产业优势,为域内国家的经贸合作信息的高效传播提供优质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具备信息化的特点。

除高铁、通讯外,我国还在电力、公路、能源管网等产业具有优势。这些基础设施恰恰是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急需发展的。我国将利用自身产业优势,大力加强与域内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并通过对这些基础设施进行网络化运营,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贸合作效率,增进国家间互信,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应战略举措

第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相结合。

阿富汗处于欧亚大陆十字路口。解决阿富汗问题,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至关重要,将使中国西部与中亚、南亚、西亚连成互联互通的经济板块,使中国西部由经济发展大后方变为战略前沿,使中国的陆权优势和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进程中的地位得到强化,促使域内多边经贸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迎来高潮,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而所有这些,都会威胁到作为传统海权国—美国的霸权。美国不具备帮助阿富汗实现稳定与发展的真诚愿望,其军事占领阿富汗的战略目标底线是在欧亚大陆中心留下难以收拾的残局,破坏欧亚大陆整合进程,滞迟欧亚世纪的来临。美国的战略企图使其无法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广泛动员欧亚大陆国家的力量,只能依靠漫长而昂贵的后勤补给线苦苦支撑着军事占领,最终不得不选择撤军。

经济落后、人民贫困是阿富汗出现动荡与战争,滋生三股势力、毒品、有组织犯罪等安全问题的诱因。美国军事占领阿富汗后,阿富汗经济结构畸形化,严重依赖国际援助和“外军服务”,对外依存度极高,进口额占外贸总额的98%。此情如不改变,阿富汗将因在美军撤离后失去重要收入来源而面临严峻挑战,并为美通过国际援助干涉其内政留下可乘之机。美军的撤离,还会给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制造机会。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如果得以壮大,就会利用阿富汗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向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扩张,甚至可能严重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因此,解决阿富汗问题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来说刻不容缓。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也会为解决阿富汗问题创造条件。阿富汗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帮助阿富汗经济发展的方式应是“授人以渔”,即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结合中阿战略需求,加大对阿富汗的工业和基础设施投入,使阿富汗经济有机地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整体开发的规模效益。阿富汗将在此过程中实现工业发展和经济升级,并进而成为和平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国家。

第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与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相结合。

上海合作组织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天然合作平台,其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几乎覆盖了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印度、巴基斯坦吸收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题中应有之义。

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就能够覆盖到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从而提高经济合作的有效性和保障工业输出方案的系统性。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将有力地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互联互通。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希望将其铁路网与未来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铁路、以及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相连。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修建这两条铁路,不但会获得印度、巴基斯坦的支持,尽早建成哈吉塔阿巴印铁路和中吉乌一纵一横两条铁路大动脉;而且将大大提高路网的运营效益,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多边经贸合作注入巨大活力。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对接将更具可操作性:东南向与东盟及未来的“区域综合伙伴关系”(RCEP)计划 对接;西向与中东、非洲对接;西北向与欧洲对接;东向与东亚及未来的“中日韩自贸区”对接。这样,“丝绸之路经济带”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将进一步凸显,而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主导国,我国将大大增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将大幅提高上海合作组织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能力。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阿富汗是由部落构成的国家,部落长老们的政治倾向性决定着政局走向,而巴基斯坦第二大民族普什图族系阿富汗的第一大民族,很多部落长老与巴基斯坦保持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而印度对阿富汗的影响力正在迅速增加。201110月,印阿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准备在安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和民间往来等领域全面开展合作。印度是阿富汗的重要援助国,“2001年以来,印度援助阿富汗的资金已超到20亿美元”。 印度逐步加大了对阿军事援助,自“印阿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允许双方扩大军事训练方面合作以来,已有许多阿富汗军官前往印度受训。” 虽然印度与中国、巴基斯坦的政治互信有待提高,但是不能片面地将印度加强对阿关系视为对中、巴的战略遏制。这里有对中阿经济合作构成竞争的一面,但并非主要方面。印阿合作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开辟道路。印阿经济合作越紧密,印度对巴基斯坦的过境需求就越大,印巴合作与关系改善的条件就越成熟。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都面临着严重的天然气短缺问题,都高度重视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然气管道项目,并为该项目尽早建成而努力。

中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都试图解决阿富汗问题,且各有优势。有效整合四国资源,需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印、巴同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如果成为正式成员国,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将为四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协同行动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反之,四国的力量可能被分散。

第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秉承“上合精神”。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创新合作模式,就必须创新合作理念。上海合作组织以发展中国家视角审视世界发展道路,创新性地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文明多样性,谋求共同发展”为内容的“上合精神”。“上合精神”强调的是互利与和谐,与传统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掠夺方式产生鲜明对比。只要秉承“上合精神”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我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导权就会获得域内国家的广泛认同。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不能仅靠市场自发力量,需重视战略规划。这一点,早已被历史经验所证明。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兴起和发展的保障,主要来自外部中央行政建制,而非城镇社会经济的自我发展。” 如果放弃战略规划,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后剩下的可能只是“路”而不是“带”,因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初期,域内国家的市场相对狭小。假如我国不开展有计划的工业输出,提高域内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附加值,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国家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点儿过境收入,中国商品也就只能出口到西方市场。

印度、俄罗斯等域内大国都有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其他国家之间的一体化方案。然而,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要素最全,工业输出能力最强,并且在国内经济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我国应参照国内经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区域性功能划分,规划好工业输出的目标和方式、方法,充分照顾域内国家的发展权。这样做,将对别国的一体化方案起到很好的包容效果,使其为我所用,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发挥正能量。

“上合精神”是解决阿富汗问题和打通阿富汗通道的钥匙。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在于其沿用了不合时宜的军事占领方式,以及新殖民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操控方式,表现为忽视阿发展权,藐视阿主权、国情和文化风俗。阿历史悠久,伊斯兰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而美无视阿的国情,不尊重阿文化与传统,强行推动西方普世价值,酿成“烧经事件”等严重亵渎伊斯兰教的事件,引发示威浪潮;加之美军军纪不严,滥杀无辜,很快便失去民心。中国以“上合精神”解决阿富汗问题,采用的方式不是军事干预,而是劝谈促合,帮助阿富汗由乱变治,并找到一条符合其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上合精神”也是打消域内国家对华疑虑的法宝。面对越来越强大和奋发有为的中国,即使印度这样的大国,也会有疑虑。2012年,一个由外交和国防资深官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发表了题为《不结盟2.0:21世纪印度对外战略政策》的报告,提出“必须努力限制中国对印度市场,尤其是对印度基础设施市场的渗透。即便允许中国进入,但必须带有各种保护和在其他领域推进印度利益的条件。” 我国秉承“上合精神”与域内所有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充分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文化。长此以往,“上合精神”必将深入人心,成为域内国家相互交往的宗旨。“丝绸之路经济带”范围内将真正形成公正合理的经济秩序,以及和谐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也将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起到良好示范效益。

 

文史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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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在于怎样才能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只有走“王道富强”道路,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如果不能把西方“最强”的东西与中国“最好”的东西成功结合起来,中国注定要走到邪路上去,反不能得真正之富强。

过去,我常在各种材料上写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但其时我却并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书,甚至一度连研究的兴趣也没有。要“照镜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这件事上,我是长期说假话,且对不起马克思的。而类似我这种说假话不脸红,乃至连内疚都不曾有过者,的确是该“红红脸、出出汗”。

“多难兴邦”这种话虽绝不好玩,但我第一次系统地读马克思,确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记得北大中关园宿舍门外的一树梨花,岁岁都开得如雪一般,而我年年打树下走过,却从未留意过自家门前便有这样的美景。花的后面有一爿旧书店,有一日,我踱进去,只见店主一个人在躺椅上睡觉。阳光扑面进来,四周静悄悄的,倒也正应了那句滥俗的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

猛然看到了屋子角落里堆着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黑皮精装,一共是50卷,便顺口问了价钱。

听到有人,开店的却连眼也懒得睁开,只是懒懒地应着:“一百。”

“什么!”——我大吃了一惊。

店主显然会错了意:“唔——,八十块你拿走吧。可是全套的,一本不多、一本不少。真想要,我这就帮你捆好了,用自行车推你家去,反正放在这里也白占地方。”

于是,大梦未醒的小店主,便乐陶陶地推着一车马克思的书,由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扶持着,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路上——如今想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悲欣交集的人间喜剧。

此后有一段时间,我常独自在这树下坐着望蓝天,怀里捧着一本黑皮精装的马克思著作。四周一片静谧,感觉花瓣落在自己身上,忽而想起徐凝的诗句:“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校无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一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夕何夕。

那时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而现实逼迫着我,不得不结束了“开莫名其妙的会、见莫名其妙的人、讲莫名其妙的话”——四处胡行野走、狼狈不堪的日子。时代的机缘,使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马克思慈父般的目光、与他乐章般的灿烂史诗狭路相逢。

四十岁之后方才知道:面对我自己所关注的课题——从长时段历史去描述中国的改革与革命,倘无马克思的视野,倘无马克思的理论做基础,是绝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和进益的。

魏源曾经这样说过:“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语。而要概括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莫过于抓住追求“富强”与实践“王道”这个基本矛盾。从王安石、张居正、胤禛(雍正帝),到晚清洋务自强运动,乃至国民党的建国运动,撮其要旨,其实也就在于“寻求富强”四字而已。而要寻求富强之道,则必须实现从王朝帝国,向着以财政、金融和军事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其目标,简而言之也就是“富国强兵”。具体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现代财政金融制度相联系的国家科层官僚制度、科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即这里的要害就在于动员、改造上层,变革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或者说,就需完成从“士大夫政治”,向着现代“党军”、“党国”政治的改进。

不过,我们也更需看到,自儒家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独立解放出来之后,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则走了另外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便是追求“王道”。

什么叫做“王道”?“王道”当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便是民心”,“养我心即是养我民”。“大学之道在亲民”,故离开“亲民”,也便无所谓“明明德”,也就无所谓“王道”。“与民同心”,与普天下老百姓同心同德,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便是“大同”,这便是“人间正道”,此即所谓“王道”。而要实现王道,那就必须与天下苍生心贴着心,手拉着手,共饥寒、同冷暖,就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不断改造“精英思想”,始终保持一颗老百姓的“平常心”,而这就是阳明所谓“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要践行“王道”,更必须反抗一切形式的“霸道”,特别是那种“不王道之富强”。而要发扬王道,依靠改革上层和精英的转变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它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革命。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想”与“革命思想”之根本区别,其实大致也就在于此处。

“京都史学派”的伟大奠基者宫崎市定氏,曾经发出过令人感慨万千的疑问:自公元十世纪就跨入了“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依然还不得不再次重复“寻求富强”的“王安石命题”?中华文明何以会在“近代转变”的门槛上徘徊了近九个世纪之久?在他看来,在诸多历史原因中,“王道”对于“富强”的深刻制约,正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我想,宫崎氏其实是怀着同情,乃至景仰的态度去对待理学和心学所张扬的“王道”传统的。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是不能“富强”,对于中华文明的先贤而言,他们毋宁是“不忍独自富强”,不能忍受霸权主义的富强,不能容忍非王道的霸道,不能容忍使千百万人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现代化发展”。吾独富,奈天下苍生何?吾虽独任,奈天下苍生何!

“人皆有不忍之心”,而这就是“仁”。这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道”。

中国当然需要改革,中国当然渴望富强,需要富强。正如严复所指出的,自古“无不富强之王道”,离开了“富强”,“王道”往往就会流于空谈,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而这也确是宋儒以来中国文明的一个致命缺陷。但是,如果把话说回来,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显然也并不在于简单的“富强”,而在于怎样才能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在于怎样才能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而说到底,这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自宋代以来,中国面向富国强兵之改革所主攻的一个目标,就是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历代王朝所施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短缺性的货币政策”。

所谓消极的财政政策,是说国家对民生与产业,奉行“少予少取”,乃至“不予不取”的原则。所谓“短缺性的货币政策”,就是以贵金属为币;而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白银主要依靠海外进口,更使得“短缺性的货币政策”一变而为“依附性的货币政策”。这样一来,中国国家的发展便总是会缺钱。

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去,西方之所以能够在十六世纪之后迅速地超越中国,实现富强,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则在于它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财政金融革命,从而把商品经济转变为信用经济、资本经济。而货币由“交换的中介”转变为以国债为基础的银行券,则是这一革命性转变的突出标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彼此预付”的信用制度基础上的,而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并不是“货币流通”,而是信用即票据的流通——而这一切,都是由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资本论》)所揭示和指明了的。

社会交往方式的革命,为经济交换方式的革命准备了基础,在此之上,方才竖立起相应的政治组织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承认:马克思最懂资本主义,马克思也最懂得富强之道,而这一点,确是我们中国的历代先贤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正如马克思对于金融和资本的研究,是有经济学以来的各路经济学大师所不能比拟的一样。不过,我们更需知道,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不王道之富强”罢了。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照走不误,一切“后发国家”不仅不能实现“富强”,而且还会陷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丛林法则,其结果不仅仅是亡国,而且更是“亡天下”。

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要把富强与王道统一起来,要克服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仅凭“改革”,仅凭改造上层、发动精英增加自身治理能力是不行的,因为这需要动员全社会,需要发动人民群众——简而言之,这需要革命。

马克思极懂富强之理,马克思深谙金融和资本之道,这有《资本论》为证。但马克思更深明革命天演的法则,因而他赞成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这也有他一生的奔走呼号为证。

今天看来,无论求富强还是求王道,我们都离不开“西方圣人”马克思,因为仅靠我们祖宗的遗产,确实解决不了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中国的改革与革命?

2008年,我在纽约与廖子光老谈。廖老曾有言:晚清以来,中国举凡财政金融、军事、科技均落后于西方,不仅陷入国家民族的大劫难,而且陷入了文明的大劫难;要寻求富强之道,什么办法都尝试尽了,结论则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历史的翻盘。直到湘潭毛润之先生出来,方才能够逐步集合中华文明的真谛,一举扭转了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因为毛先生很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近代中国除“人心”之外,再便无富强之“资本”。中国已经一穷二白,欲在如此山穷水尽的条件下求富强,只能依靠“行王道”,舍此再无它法。而毛先生“发财的资本”,靠的就是唤起四万万人的同心同德、空前团结一心,来打败了西方在军事、科技和财政金融方面的优势。他有两只手:一手是理学和心学的“大同”思想,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康有为、孙中山,毛润之先生是集大成者;一只手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因为这后一只手,能把“王道”与“富强”在现代条件下统一起来。所以,毛先生缔造的新中国就不叫民族国家,而叫“人民国家”;他的战争便不叫“国家战争”而叫“人民战争”;他的科学教育不叫“精英教育”,而唤作“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和教育;他的金融叫“人民金融”,而人民金融则是建立在人民的信任基础上的,这是极为高明的设计。

毛先生把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在一个东方大国做了实践,中国最终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他开辟了在“王道”基础上实现“富强”的新道路,他的一些实践、一些做法,固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自有其不成功的地方,但在大方向上,乃是完全正确的。而今天的中国学者的问题却是,对美国和西方霸权和霸道之实质既了解不深,对王道传统兴趣又不大,记忆几近淡漠,故不能以己之长,习人之强,反难免两头皆失之虞,此乃是最可担忧之事。

无论如何,只有走“王道富强”道路,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如果不能把西方“最强”的东西与中国“最好”的东西成功结合起来,中国注定要走到邪路上去,包括复活官二代、封建主义、买办资本、腐败、两极分化这些东西。正如历史上的中国,求仁反不得仁,而今的中国,若只求富强,反不能得真正之富强。

廖老一直把毛泽东主席称为“毛润之先生”,因为廖氏一族,举凡廖仲恺、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一半国民党元老,一半共产党元勋。廖老一生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作为纽约杰出的金融家,他始终关怀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在2005年,廖老便提出中国以“货币互换”抑制美元霸权,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构想,以及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待遇、面向内需、面向中西部谋发展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这位年届九旬的老人,他的博大智慧令我如沐春风,至今记忆尤新。

关于“王道”与“富强”这个话题,我还记得上世纪末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来北大讲学时,偶然在路上遇到他,我向他请教本杰明•史华茨(Benjamin I. Schwartz)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他这样说:我们西方实行的是“霸道”,你们中国坚持的则是“王道”。1840年我们打败了你们的“王道”,可是西方的“霸道”终究也不能长久。现在要看看你们中国,究竟有没有办法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了。与其说将来世界都要看中国,还不如说是全世界都要看中国如何去克服王道与霸道相冲突这个难题。

墨子刻教授对清代制度,特别是《大清会典》有着精深研究。他更继承了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观——而更重要的是,用廖子光先生的话来说,他是少数“真正懂毛泽东思想的人”。

今天以及未来的中国,果然能够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富强”,从而为人类发展开出一条新路吗?

20116月,在世界讲坛上,李稻葵教授曾经面对着包括亨利•基辛格在内的西方政要这样坚定地说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会重复西方霸权主义的老路,因为我们要复兴的不仅仅是经济,而是文明,这种文明的核心是“王道”——而这就是我们说的“共同富裕”。中国的现代变革“始于170年前开始的中西文化大碰撞。中国的失败造成了深重的文明灾难,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屈辱,这种屈辱的记忆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仍然在学习这些教训。这次屈辱在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历史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应,包括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为了应对这次屈辱的一个绝决的回应。”

“我的文明教会了我,不要去压迫别人,不要强加于人,而是要与人合作。我的文明教会了我,经济学应该为大多数人服务,而不应是掠夺别人的工具和手段。”

稻葵先生的话,说出了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我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当时舌战群儒的形象:君子威而不猛。

“屡仆又屡兴,慷慨期致远。道逢同心人,万里互可勉。”由此上溯到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为了争取一个文明、进步和平等的新世界而前赴后继、挖山不止。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我们的去路,就没有什么大山是挖不平的。

或许,我算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写完《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之后,我本想一鼓作气,把《龙兴——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写完的。但是,随着写作和研究的深入,我日益认识到:如果不能抓住现代社会转变的根本动力,如果不能洞悉人类社会发展发生“大分流”背后的因缘,无论下多少功夫都是白费的。而要抓住这样的动力,追求这样的视野,那就必须掌握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方法。

我从今年9月初至今一直在生病,家人警告我说,倘若再这么捧着马克思的书不放,恐怕就真的“要去见马克思了”。此虽系笑谈,而我心自知,我们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会怕什么别的东西吗?不做亏心事,何惧鬼叫门。何况我们的许多前人,例如写出了《封建论》的柳宗元,恰在我这个年龄就死掉了。而像马克思一样,他即使在放逐中,却毕竟也没有低下过自己的头。

马克思于1883年病逝于伦敦,于今130年矣。而今天的我们,却正处于他所预言并深刻分析了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之中。而这按照恩格斯的名言来说就是:“我们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