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中国道路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延续回落态势、总体平稳,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趋缓,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有所下滑,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金融财政风险处于可控状态。具有中长期意义的特征是:消费超过投资,服务业超过工业,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依靠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标志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正处于历史转折阶段。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只是走过了上半程。未来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转型下半程的中心任务。

过去的一年,中国决策层以“新常态”概括中国经济所处的新阶段,并获得社会各层广泛共识。2014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提出要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国内外各种会议上,他从不同角度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论述。中国经济的运行则展现了新常态的诸多特征,并呈现出若干具有长期意义的新变化和新趋势。

2013年,中国经济出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趋势,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正在表现出一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积极转变。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

2014年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启动年,已经开启了“改革与危机赛跑”。中国对未来经济增长进行了调整,2014年经济增长由8.1%下调到7.5%2015年预测经济增长下调到7%。未来十年平均增速由6.5%下调到6.2%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增长阶段的转换,转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有显著差别的新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在此阶段正在出现一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重要变化。对这个新阶段,目前用“新常态”这样一个概念加以描述。

在改革中形成经济增长新常态

2012-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持续走低(7.8%7.7%7.4%)。与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堪称历史性的重要转折。

经济增长率和结构的变化

生产率增速下滑是进入新常态的规律性现象。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中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较快,1978~2013年间中国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3.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37%。近几年我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趋缓。1980年~2007年间,年均增速超过3%2007~2011下滑至1.6%左右。这体现了追赶型经济体的生产率提升速度将规律性地放缓现象,是经济由快速追赶状态向成熟状态的转折。

进入下半程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避免增速“快落”的风险增大同时,实现平稳触底,并转入稳定且可持续的新增长平台。增速触底的一个关键变量是高投资触底。以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而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关联85%左右的总投资变动。所以,投资增速放缓,可以通俗地解释为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只“靴子”落地。目前,基础设施和出口两只“靴子”已相继落地,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回落。加上新增长点的成长,以及严重过剩行业的推出和重组大体完成,中国经济增速有望成功触底。

与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堪称历史性的重要转折。

第一,中国经济通常被认为是以投资为主、工业为主、较多依靠外需的结构。从2012年起,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超过投资,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外贸出口增幅从过去的20%以上回落到5%-10%(出口增幅的回落,更多要由汇率上升、国内要素成本上升解释)。

第二,率先回落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步适应新环境,呈现增长走稳趋势。

第三,经济增速回调中,就业总体保持稳定。全国职业岗位需求略大于供给,其中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基础工程师需求缺口较大。当然,如果短期内增速下降较快,总体就业压力仍可能变得突出。

第四,企业盈利水平对增长放缓的适应性增强。自2012年5月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一直在10%附近及以下,但企业亏损情况总体好于历史水平。

在宏观调控层面,主要是通过调结构、促转型来获取新的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

从大的背景看,中国经济仍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经济增长新常态”,或者“中高速稳定增长期”,但是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在探索中。

增长速度还与结构转换密不可分。回顾过去30多年的发展,消费增长率基本稳定,出口对增长的直接影响有较大的或然性,总体上占较小的比重。2009-2013年投资总额中,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5%左右,制造业投资在30%以上。大体上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由高投资拉动,高投资很大程度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拉动。

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和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的峰值,在2000年前后相继到来,此后逐步下降。今后一些年,这两个比重将大体维持稳定。由于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密度已与发达经济体接近,高速铁路建设位居世界前列,移动通讯工具普及率较高等因素,以上领域作为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的投资增幅有限。

房地产:2011年房地产投资可能已达历史峰值。2014-2015年,基于施工面积测算的城镇住宅投资实际增速将降至10%以下,“十三五”期间和2020年以后,城镇住宅的实际增速可能将低于5%

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它们所拉动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产能过剩严重,这些行业的投资增速也相应下降。出口增速下降到10%或以下水平,也相应减缓了制造业投资的增长。

这样,随着主要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驱动的投资高增长的结束,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代也相应结束。增长阶段的转换势在必行。

投资增长放缓后,消费比重将相应上升。相应地,在产业领域,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出口增速的下降,也使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这样,所对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条件都要求发生系统性变革。

经济增长动力调整的挑战

由旧常态转到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矛盾、挑战多于其他时期是必然和正常的。从国际经验看,许多经济体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了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进行中,很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转型下半程的中心任务。

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背后是经济结构重大调整和体制政策环境的深刻变革。从中国目前情况看,这一转换过程将主要遇到以下重要挑战:

1、如何有效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尽管增长过程中存在低效率和风险隐患,但只要有足够大的需求空间,高增长本身具有化解或推后财政金融风险的特性。但当高增长势头难以延续,风险就会显露。

2、如何拓展新增长领域并促进多种形式的创新。这些新增长领域可能由于潜在需求被挖掘而催生(如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也可能由于新技术出现而触发(如网购),还可能由应对既有突出的问题而引发(节能,节水,减排、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其中潜力最大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创新是拓展新增长领域更重要的途径。除技术创新外,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和政策创新的空间也很可观。

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原有的增长动力减弱或衰退,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启动或培育之中。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根本性挑战。增长动力转变的关键,是如何更大程度地促进科技创新和提升技术效率。

以深化改革应对增长阶段转换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应对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争取在不长时间内平稳转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把决定中提出的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将分为两类。一类是攻坚性改革,对那些看得较准,条件具备,风险可以承受的“硬骨头问题”,集中力量和时间争取取得决定性进展。另一类是探索性改革,对那些方向和目录大体明确,但改革路径和方法仍有较大不确定的领域,允许和鼓励地方、基层开展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将那些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上升为全国政策。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从五个方面推进改革:

一是防控和化解金融风险,当前财政金融风险隐患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等领域。应正确处理局部风险和全局风险的关系,通过改革强化约束、增进效率,以局部风险的有效释放争取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二是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集中体现在基础产业。在这一领域的放宽准入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动作,既要“放小”,也要“放大”。

三是以降成本为重点促进企业盈利模式转换。当前对企业转型升级形成严重制约的有六项成本,即劳动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和准入成本。降低这六项成本都亟待相关改革的深入和突破。

四是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服务业是中国下一步增长和潜力最大,新增长点众多的领域。要把服务业作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着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更要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

五是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很大程度上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高竞争力的制造业与高质量的服务业是密不可分的。必须毫不动摇地持续发展制造业,重点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并逐步实现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

2014年经济回顾和201520124年展望

结构升级将继续是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未来十年消费率将快速上升,将由目前的50%上升到2023年的60%以上,相应的投资率将不断下滑,到2030年将下滑到35%左右。未来十年服务业占比将从目前的46%上升至2023年的57%左右,相应农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将有所下滑。

2014年经济处于合理区间,风险累积

2014年,GDP增长7.4%,经济运行仍处在合理区间。2012年以来,经济运行在下行趋势中避免了大起大落,为各类市场主体有序转型创造了较好的宏观环境。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政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进一步规范。财税、金融等改革稳步推进。中韩、中澳自贸区完成实质性谈判,APEC会议达成了建立亚太自贸区的时间表。自贸区建设平稳推进,对外开放正在迈上新台阶。

加强发展薄弱环节。加大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等建设,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实现粮食生产“十一连增”。

“一带一路”战略加快推进。城镇新增就业达1300万人。从全国就业供求分析看,“求人倍率”稳定在1.1左右,总体上求大于供。31个大中城市的调查失业率为5%左右,并未随经济下行而走高。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新增劳动力总量压力已经明显减弱。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三产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1.6%。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上升,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带动力。

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3%,财政收入和税收增速分别为8.6%7.8%。效益指标相对于经济增速的弹性减小,表明市场主体逐步适应宏观环境的变化。行业盈利水平出现分化(煤炭、冶金、有色、化工等重化工业销售利润大幅下滑,纺织服装、家具、金属制品、家电等传统优势产业基本稳定,医药、仪器仪表、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等高端制造业利润保持较高水平)。这表明,随着结构升级,不同行业的企业在逐步形成与7%左右的经济增速和10%左右的工业增速适应的运营机制。

房地产:

2014年全年完成城镇住宅投资6.5万亿元,较上年增10.5%,增速降至16年来的新低。住宅新开工13亿平方米,较上年降12%。土地购置面积下降14.5%,成交总价款与上年持平。城镇住宅销售面积10.5亿平方米,销售收入6.1万亿元,均较上年降10%70个大中城市价格同比下降2.7%

3年施工和竣工面积年均增速降至10%5%左右,仅相当于2004-2011年均增速的一半。按照住房建设规律,施工和竣工的阶段性高点预计可能在“十三五”期间出现。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投资11.2万亿元,同比增20.29%(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增23.6%,交运仓储邮政增18.6%,电热气水增17.1%)。西部地区的交通建设投资额及增速均超过东、中部地区。增速比上年低0.91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中央加快清理地方债务、土地市场趋冷。

当前,经济运行仍存在一些严峻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从投资、消费和外需几方面看,增长动力面临“青黄不接”的挑战。

第二,经济结构调整偏慢,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实体经济整体效益下降。整个制造业的设备利用率仅70.8%。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行业从钢铁,电解铝,水泥,汽车等扩展到焦炭,电石,铁合金,铜冶炼,纺织,石化等行业;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包括碳纤维,风电,LED,锂电池,光伏等领域。重化工业和国家鼓励发展的新兴产业,往往是地方赖以提高地方经济的着力点。由于地方保护和缺乏有效退出机制,过剩产能调整进展缓慢。这使得行业整体受到拖累,破产倒闭的风险增加,并引发金融财政风险。

第三,房地产泡沫、流动性风险和地方债务等风险有所累积,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与财政支出刚性增长之间的矛盾有所突出。

1)经过近些年的迅猛发展,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格局发生分化。一二线城市因吸纳就业能力高,城市规模仍在扩张;三四线城市住房出现供大于求局面,但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惯性作用下继续供地。

2)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和政府债务规模急剧膨胀,支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至20136月底,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7万亿元(占GDP36.7%),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万亿,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7万亿,三项累计30.3万亿元。由于缺乏稳定的地方支柱税种和主体税源,过度依靠土地财政和抵押贷款,现有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显然不可持续。

3)货币供应量持续高于GDP名义增速,债务余额占GDP比例已达215%左右,货币总量巨大与资金价格高企并存,大量新增资金配置到房地产、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挤出实体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推高市场利率。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调整、地方债务累积、制造业经营困难,导致部分债务违约、小贷公司破产,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加上联保互保等因素,金融风险快速积累。目前风险尚在可控范围。

1 中国政府债务规模(单位:亿元)

第四,农业、外贸、社会、民生和生态环境等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预计2015年增长趋势

2015年,国际经济明显分化,内需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预计2015年经济增长率为7%左右。

国际经济低迷,影响出口增长

第一,各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和经济政策进一步分化。美国经济增长趋稳,失业率降至5.6%,受能源成本下降、消费和投资增长企稳等因素支撑,2015年增速可能达到3%。欧盟经济仍在衰退边沿,欧央行从3月份每月购入600亿欧元政府和私人债券,德国、西班牙等经济景气有所好转,2015年有望止跌回稳。日本经济低位增长,结构改革难有实质推进,经济增长超过1%的概率较低。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将略有回升,但发达经济体的带动效应有限,加之资金外流等,回升势头脆弱。

第二,各国经济运行和政策出现巨大差异,国际资本流动加剧,部分国家资本估值偏高、面临调整。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第三,受全球需求不振、地缘政治冲突以及美国页岩气和页岩油大规模生产等因素影响,石油价格大幅下滑,带动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下行,对资源输出型国家经济有不利影响。

第四,非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冲突、乌克兰危机、埃博拉病毒、伊斯兰极端势力等,冲击全球经济的稳定。

展望2015年,世界经济在分化中维持总体稳定。综合考虑我国出口结构特点和美元升值因素,我国出口增速有望达到7%左右。

投资是关键因素

2015年,外部需求难有起色。经济运行关键看内需,内需的关键则在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综合测算,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有望增长14%左右。

201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占比分别为33.5%26%22.5%,三项都面临下行压力。

第一,制造业投资将小幅降低。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产能整体过剩,房地产调整,汽车生产进入相对低增长期,制造业投资增速仍处下行通道。考虑加速折旧、设备更新、出口趋稳等短期积极因素,预计2015 年制造业投资增长12%左右。

第二,房地产去库存任务较重。2014年全国待售住房面积增加近30%(前三年待售面积平均增加32%),其中北上广深四市待售面积增速分别是-10.5%10.8%7.3%20.5%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预计在7%左右,商品房销售面积和收入增幅预计增长5%-10%。需求增长放缓的趋势难以扭转。我国城镇户均住房在2013年已达到1套,供求基本平衡。新执行的信贷政策对住宅销售的增长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预计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幅降到7%左右,比2014年降低5个百分点。

第三,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不足。一方面地方政府融资难度加大,公私合作(PPP)短期难担当大任;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央提出的关于“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长江黄金水道”等重大发展战略,若中央财政适当加大支持力度,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望达到20-23%,但维持不了过去1025-30%的高速增长态势。

另外,服务业、现代农业投资仍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消费增长稳中趋降,物价压力不明显

2009年以来我国消费增速快于GDP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调整的压力正在积累。特别是随着经济减速,收入增长也将放慢,住房、汽车消费带动的增长效应也在减弱,居民消费支出呈稳中趋降态势。考虑信息等新消费形态较快增长,消费短期降幅不会太明显。预计2015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11%左右。预计2015CPI涨幅1.8%

总体判断:综合内外条件,我国2015年经济增速将继续下降,但有条件争取7%左右的增长。但国际经济、国内投资市场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不排除增速低于7%的可能。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要力争速度下台阶的同时质量上台阶;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控和化解风险,防止矛盾激化;将深化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把有利于稳增长、促创新的改革举措放在优先位置。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就业、稳效益、控风险、促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2015-2024展望*

预测2015-2024年的10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6.2%。到2024年,人均GDP将由目前接近5万元上升至12万元左右(从7500美元上升至2.2万美元左右),与韩国21世纪初以及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的发展水平相当。届时城镇化率将达到63.5%左右。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将不断调整。(1)消费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10年,消费率将由目前的50%左右上升至2024年的60%以上,投资率将下滑至37%左右。(2)未来10年服务业占比将由目前的48%左右上升至2024年的60%左右,农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将有所下滑。(3)技术进步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与过去相比,未来10TFP增长率将有所下滑,但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过去平均30%左右上升至2024 40%左右。

2 2015-2024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展望

房地产:未来10年新开工需求不足1亿套

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接近55%,城镇常住人口约7.5亿人。约2.6亿个家庭(按照户均2.85人折算,暂不区分家庭户和集体户)。同年,我国城镇住宅总面积大约为215亿平方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8.7平方米),套均面积超过85平方米,住房总量超过2.5亿套。按照常住人口口径,每户城镇家庭已拥有近一套住房。

综合联合国人口署等多家机构的预测,2024年我国人口将达14.2亿。未来10年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幅约1700万人,2024年达9.2亿人、3.38亿城镇家庭(按每家2.7人折算),城镇化率65%。按每户1.05套、套均92平方米推算,大致需要住房3.5亿套,320亿平方米。考虑折旧拆迁等因素,预计需要新建近1.2亿套住房。

2014年施工面积共52亿平方米,在建住宅4500万套(按套均105平方米、扣除6%不可销售部分)。按此推算,未来10 年每年城镇住宅新开工水平不足1000万套。

房地产业仍然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977年到2010年,美、日等国房地产行业占GDP的比重从8-10%上升至13%左右。2013年中国房地产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6%,与发达国家平均10%的比重还有一定差距。

基础设施:投资空间估计不可过高

这里主要对铁路和公路的里程数和投资水平、邮电通讯的实物量和投资水平等进行预测。今后5-10 年,基础设施投资将主要集中在城市群的互联互通、转移人口市民化引致的公共服务,以及人口进一步集聚引致的能源、资源和供应链配置与建设需求等方面。2014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所涉及区域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将有较快发展。

1949 -2014 年,中国铁路里程数从2. 18万公里增长到11.2万公里,年均增幅3.1%(其中2008-2013年均增长5.3%)。2009 -2014 年高铁总里程从6600 公里快速上升到16000 公里,居世界第一位。

2014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5万亿元,其中铁路8088亿元、公路建设15256亿元、水运建设1458亿元。

3 未来10年中国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实物量的预测值

2004 -2013 年,全国和各地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回报率从39%降至25%,其中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社会回报率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表明全国和各地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持续性存在较大挑战。

从长期需求看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本存量的提升空间:东部地区的交通、能源和通讯水平已接近或部分超过了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中西部城市化率较低,根据对未来10年趋势预测,还有相当大的投资空间,但不可估计过高。从全局看,未来几年主要是续建2009年开工的许多重大基建项目,短期内新一轮的基建投资高潮很难形成。

投资导向要从过去的积极主动型向后向诱导式转变。重点是加快构建以地方债和政策性金融体系为核心的新型投融资模式,更多运用PPP等市场化投融资模式,提高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和长期可持续性。

汽车需求增速较快

2014年,国内汽车生产2372.29万辆,销售2349.1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3%6.9%,产销增幅较上年回落约7个百分点。乘用车和商用车分别销售1970.06万辆和379.13万辆,比上年分别增长9.89%-6.53%

与上年相比,价格10万元以下车型的比重持续降低,10-15万元及30 万元以上车型需求比重明显提升。汽车市场价格波动主要体现在乘用车上。

2014年,民用汽车保有量(不含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和千人汽车拥有量分别达到1.45亿辆和106辆,较上年分别增长14.2%13.7%。预计2015国产新车销量2425-2465万辆,增长3.4%-5.0%

根据典型国际经验,中国已进入千人汽车拥有量从100辆到200辆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未来5 -7 年,千人汽车拥有量增幅将保持11%-12%的增速区间)。随着经济增速的逐步下降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汽车市场将过渡到饱和期发展阶段。预计到2024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3.5%左右,我国总汽车保有量为3.6亿辆,新车产销规模达到3000万辆,千人拥有251辆。

出口: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2014年的出口,剔除对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的出口,实际上延续了20133月以来在波动中逐步回升的趋势,第四季度下跌,原因是美欧进口增长迟缓。

出口结构调整:纺织品、服装、旅行箱包等增速低于上年,彩电、汽车零件、自行车、钢铁的增速高于上年,机械和运输设备在欧美的市场份额出现了重新上升的势头。

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分析,外需形势将有所改善,但存在不利因素。人民币跟随美元被动升值会削弱出口的价格竞争力。2015年出口增速大致与2014年持平,在6%左右。

2014年外商直接投资连续第三年下降,降幅达12%。加工贸易出口将继续低迷。由于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上升,外资企业布局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合计占比从2006年的不足7%提高到16%,东部则从近90%降至81%

预计未来10年,如果能培育新的出口竞争优势,中国出口名义增速将保持在10%左右。

我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调整过程还远未结束。2009年机械产品(电动机械和非电动机械合计)占中国全部货物出口的比重曾达到44%,表面看和韩国、日本的峰值水平相当(45%50%),但由于中国出口的大量机械电子产品主要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在国内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增值率并不高。如只算非加工贸易,中国的这一比重只有26%左右(2011)。

按照增加值贸易统计,可以有效剔除因多次跨境生产、运输带来的贸易统计重复计算,更准确地反映某出口部门在价值增值方面的贡献。比如,中国电动机械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为25%2013),韩国最高为30%,日本最高为23%。而中国电动机械在工业品增加值出口中的比重是18%2010),韩国和日本最高分别为29%28%。在人均GDP水平快速提高、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减弱的情况下,中国要想保持出口制造业的竞争力,必须不断提升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工业和出口中的比重。这也是提高制造业整体生产率的必由之路。

就业与人口

就业形势:2014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普通工人就业数量减少。但因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就业岗位需求的增长减少。全年新增就业1332万人,比2013年多增12 万人,保持了2009年以来就业稳定增长的态势。

大学生求职数量创新高,就业形势稍好于2013年。2001年高校毕业生103.6万人,2014年达727万人(含研究生),2015年预计749万人,占城镇新增就业的比重从不到30%到超过50%2011年起),成为最主要的新增就业群体。

据计算,1991年以来我国城镇失业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2003-2009 年,城镇失业率从10.52%降至8.56%2012-2014年保持在6.3%左右。

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农业劳动力:2013年,我国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的31.4%。据北大家庭追踪调查,在乡村人口中,真正纯务农的劳动力仅占15岁以上人口的1.76%,有30.38%的劳动力以务农为主兼打工,另有14.9%的劳动力以非农工作为主兼营农业。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相同发展水平时,农业就业比重分别是17.3%16.4%12.9%。“十三五”期间,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仍有潜力。

人口: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口模型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12亿,平均每年增长0.53%2030年达到14.42亿峰值,2050年约14.0亿。

“十三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年将减少0.2%、约200 万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15年的9.33亿下降到2020年的9.23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幅度将逐年增大,2020年约比上年减少293万人,而2025年约比上年减少707万人。

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了整体就业压力,但也带来部分行业劳动力供应不足问题。2014年,起各地均开始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这有助于提升我国人口生育率和减缓人口老龄化。

联合国预测,到2020年,主要经济体的人口抚养比(每个15-64岁的劳动人口抚养儿童和老人的比例),日本是70.2%,法国61.9%,美国、英国、德国55-58%,印度、俄罗斯48%-49%,巴西、中国、韩国在42%左右。未来10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编辑高梁 季节)


*此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4~20232015~2024)年度研究报告摘编,这两份报告分别由中信出版社2014年、2015年出版。

*本课题采用一般均衡模型用于模拟经济结构变化,进行长期经济展望。该模型除了考虑供给侧影响因素外,还纳入了需求侧影响因素,将两方面因素综合在一个完整框架之中。将投资增长与需求侧变化建立直接联系,来综合反映两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模型选取城镇居民新建住房的增速、城市居民人口增速、出口增速、汽车保有量增速以及人均GDP五个指标,分别作为影响投资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时利用后发追赶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面板数据将这些指标与相应投资的增速进行回归,寻找投资变化的定量规律。

 

特别关注

公有制经济的兴衰成败,就是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做大做优做强国有经济,才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搞好宏观调控,发挥其主导和带动作用国有经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体制性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完善,但这不是制度问题和要不要取消的问题。需要真正坚持和完善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切实实行“两个毫不动摇”

共同富裕要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回答:“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恩格斯的回答:“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列宁的回答:“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邓小平的回答:“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概括地说,共产党人之所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其根本目的,是要让广大劳动人民从剥削奴役的制度下解放出来,过“最美好最幸福”、共同富裕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制度最本质的特点,其他社会主义的要求和特点都是由此引申出来的。

共同富裕,要有物质条件做基础,这就要求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创造出不断增多的社会财富。共同富裕,还要有经济制度的保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无论生产力怎么发展,都不可能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意味着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这就要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马恩将公有制称作“社会所有制”,意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人民所有。但公有制经济及其运行,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机构来掌握和管理。由劳动人民掌握的国家代表全民占有生产资料,这就是国有经济。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生产力还没有获得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存在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主要是以国家所有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和归部分劳动群众所有的集体所有制。

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是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也是快速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条件。公有制既消除了不断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也消除了旧中国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就是在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为基础或主体的经济制度下取得的。没有公有制,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改革搞好搞活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扩大对外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等,都是服从于社会主义的两项本质要求:快速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完善为制度安排的。

公有制的得失成败事关共产党执政的成败

实行公有制,搞社会主义,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只有为广大人民谋福利,实行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因此,实行公有制的得失成败,是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人执政得失成败的重要标志。

搞私有制是用不着共产党的。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会跟着变,共产党就失去其执政的经济基础。前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私有化的“改革”过程中,共产党被解散或失去其执政地位就是明证。

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还不会消亡,但它是人民的国家。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掌握国家政权的。其执政的经济基础,只能是搞好搞活和发展壮大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的兴衰成败,就是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做大做优做强国有经济,才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其主导和带动作用、有效应对国际竞争和经济危机。搞好国有经济,是保证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基本条件,是应对国内外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有效手段,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不再受侵略与屈辱的重要支柱。如果失去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也就失去了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手段。

警惕私有化思潮对国有经济的销蚀

正因为我国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手段,西方某些势力直言不讳地宣示,要通过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手段实现“和平演变”。我国2000年出版的尼克松的《透视世界》一书中讲到:“在经济方面,中国朝自由市场制度前进的过程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它的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而且“战斗还远没有结束”,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在帮助私营经济逐步销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20009月的《背景材料》中提及克林顿的讲话:要在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使中国“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私营企业取而代之”,给“为人权和法治而奋斗的人们增添力量”。

要重视我国国内的私有化思潮对国有经济的销蚀作用。有人否定我国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宣扬私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宣传“国退民进”是改革的方向(中央否定这种提法);反对讲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断言非公有制经济也是党的执政基础;有人将国有企业贬损得一无是处,极力主张取消国有企业。

不言而喻,国有经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体制性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完善,但这不是制度问题和要不要取消的问题。需要真正坚持和完善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切实实行“两个毫不动摇”。既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因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现实的趋势;但也不能搞私有化,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切实保证。目前,资本主义世界已危机重重,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声名狼藉,但有人企图在中国搞新自由主义,制定全面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发展蓝图”。可以肯定的是,党中央和广大人民是决不会赞同的。

 


[1]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级教授、博导。此文原载《人民论坛》2012年总第366期,本文略有删节。

 

中国的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决不仅限于提供公共产品或自然垄断产品,它应当成为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进步的骨干力量,成为抗衡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的骨干力量,成为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骨干力量。在以往的国企改革实践中,党的领导曾一度被边缘化。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层面,党委在企业经营发展等重大决策的影响力呈明显下降趋势,国企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倾向也因此越来越突出。因此,要坚持和完善党对国企改革的领导,保障党委在企业制度建设、股权改革、行业重组等重大决策中发挥应有的引领方向的作用。

201565,中央深改组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这是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会议指出:党的领导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要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从而使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企改革中落到实处。选人用人要实现党管人才和市场选才有机结合。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国有企业中的各级党组织要承担好从严管党治党的责任。这为坚持和完善党对国企改革的领导确立了行动的指南。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有企业也经历了持久的改革历程。通过改革,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它们不仅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且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国企改革仍处在进行时,仍有大量问题急需通过进一步改革予以破解,这包括国企制度与机制问题、国有经济布局问题、国资监管问题等。

必须看到,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产物,也有不少问题是改革过程中盲目市场化改革的消极后果。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才能将国企打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格主体,才能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中国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旨在完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历史扬弃,这赋予了国家职能和国有经济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的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决不仅限于提供公共产品或自然垄断产品,它应当成为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进步的骨干力量,成为抗衡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的骨干力量,成为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骨干力量。

依据上述功能定位,中国国企改革的战略目标应包含以下三重内容。第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不仅包括国企本身的技术进步与创新,而且也包括先进技术的推广,带动整个中国企业界技术水平和效率的提升。第二,推进产业升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不是“温室实验”,欧美垄断资本集团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是我们实践的外部大环境,这种“中心-外围”体系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瓶颈。要求优化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加快国有企业向产业链高端的升级,进而带动整体经济实现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带。第三,协调社会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众多的非公有制经济及相应的按要素分配方式,这是不同阶层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积累和消费的失衡,阻碍经济稳定发展,也对社会政治的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国企改革必须注重提升劳动者地位及收入水平,通过股权融合和示范效应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保护劳动者权益,推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形成比较合理的结构。

我们的改革从根本上是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它应当是协调劳动者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创造性探索过程。国企改革的领导者必须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必须能够代表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

我们的改革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来自于非公有制的竞争,特别是来自于欧美垄断资本集团的竞争,使得改革过程充满风险、挑战和困难。改革的成功,需要有效协调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引发的竞争与矛盾,特别是需要抵御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倾向。

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利益协调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三重战略目标,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国有企业要实现技术进步,需要超越短期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技术垄断。国有企业要实现产业升级,需要根据动态的比较优势条件优化产业布局,需要通过产业整合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要实现利益协调,需要兼顾劳动者的短期和长期利益,需要引导非公有制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

显然,这些目标的实现有赖于长远规划、整体布局和有力调控。因此,指导国企改革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必须具有改革定力和全局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了宝贵的治国理政经验,具有改革定力和的卓越的领导力。要保证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要实现国企改革的多重目标,就必须牢固树立党对国企改革的领导地位。

在以往的国企改革实践中,党的领导曾一度被边缘化。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层面,党委在企业经营发展等重大决策的影响力呈明显下降趋势,国企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倾向也因此越来越突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要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就必须依照其历史属性和战略目标,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因此,要坚持和完善党对国企改革的领导,保障党委在企业制度建设、股权改革、行业重组等重大决策中发挥应有的引领方向的作用。

 

关于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既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社会上一直存在着否定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错误观点,并为加快推行这种错误的“改革”,一些人制造了“私有制必然优于国有经济论”,甚至“腐败有利、腐败有理”论,公然违反社会主义原则,挑战道德底线。其意图显然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把中国引向改旗易帜的邪路

关于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既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问题的根源还是和国有企业的地位、改革的目标和途径有关。社会上一直存在着否定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倾向性观点,这种意见认为,国企改革的方向就应当是私有化,其依据不外“国企低效论”、“国企垄断论”、“国企腐败论”、“与民争利论”、“产权不清晰论”等等。这些理由,或否认因技术条件决定的垄断行业必须由国有经济控制的必要,或无视在重要的竞争领域中大量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锻炼成长、为综合国力作出重大贡献的事实,或是抓住国企一时一地出现的问题,以偏概全,无限放大。

关于国企改革的途径,则在理论和实践中,以“管理层收购”(MBO)为代表的“损公肥私”的改制浪潮被一度广泛宣传和推行。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以种种方式低估国有资产的价格,有时收购价格甚至大大低于每股净资产,从而导致巨量国有资产损失。公有制经济被削弱,私有制经济急剧扩大;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生计无着,而少数人则一夜暴富。

为加快推行这种错误的“改革”,一些人制造了“私有制必然优于国有经济论”,甚至“腐败有利、腐败有理”论,公然违反社会主义原则,挑战道德底线。其意图显然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把中国引向改旗易帜的邪路。

习总书记指出,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企改革变成少数人发财的机会。

65中央深改组第十三次会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要建立包括国企内部、出资人、纪检巡视和社会各方面在内的,全面覆盖、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制约有力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要加强对重点部门、重点岗位和重点决策环节的监督。各类监督主体要权责分明、协同联合,增强合力。

新一轮国企改革,要防止借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行私有化,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当前一些地方在推进“混改”的过程中,让国企把经济效益好的子公司、部门专门剥离出来,引进私人资本或外资控股,使少数人变成所谓“合法的暴发户”。这种倾向值得引起关注。为了加强产权保护,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做好以下工作:明晰产权关系;搞好产权登记;完善公司章程;规范公司治理;强化资产评估;规范产权流转;加强资产监管。具体实施路径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仍然要坚持增量改革、混增量而不是混存量的原则,以增量变化盘活国有资本存量。增量混合可以采取非国有股权的协议转让、定向增发等方式。

要谨慎对待不公开、不透明、没有竞价,容易产生利益输送关系的非公开定向增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与外资结成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强化最终控制权评估,防止境内公司控制权的境外转移;鼓励员工持股,但应当基于利润增量,而不能打资产存量的主意,不能把员工持股变成瓜分国有资产,要规范员工股权流动机制,防止员工股权外流和私下恶意收购。

 


* 蔡万焕,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习近平同志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指导思想和实施原则,这是拉动内需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前城乡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从基本国情出发,高度重视农村工作,全面实现城乡统筹谋划、融合发展,这一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思想,和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430日,习总书记在政治局第22次学习时发表关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430讲话)。616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天津市蓟县召开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研讨会。中宣部原部长王忍之、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有林,有关专家张木生、忽培元、高梁、郑一民、李昌平、朱启臻、周立、董筱丹等21人,在一起交流学习习近平同志讲话的体会,并就当前城乡关系和农村农业方面的实际问题发表了意见。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

从总体把握习近平同志讲话的重要意义

到会专家们指出,我们党和政府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方针,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对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必须逐步缩小乃至消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思想、关于实行土地社会所有、组织农民合作通向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以及在当代条件下的实践和探索。同时也参考借鉴了先行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习近平同志在430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这一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

习近平同志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指导思想和实施原则。他指出,要把工农、城乡作为整体,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进行统筹谋划、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强调要高度重视农村工作,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强基层党建和政权建设、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形成双轮驱动。

专家们表示,习近平同志的上述观点,包括此前一系列有关“三农”问题的讲话所表述的意见,是出自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凝练,是对我们党和政府关于城乡统筹理论和政策思想的全面发展,也包含对我们工作中一些失误的纠偏。这个讲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十分切合实际,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

正视当前城乡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专家们指出,1980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城乡经济交流,推动了全国的改革。30多年来,我国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农民、农业、农村的各种问题也在积累。特别是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农业比较优势下降,以及二元体制的束缚,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再次拉大。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种全会决议第一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在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再次确认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现城乡一体化”指导思想。近些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免除农业税,对种粮农民直补,免费义务教育,建立新农合、农村低保和养老保障制度,实现电、水、路、宽带等“五通”,以及大幅度提高农村扶贫标准等等,为此国家每年投入近万亿元,多数农民是满意的。

在城乡间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农民收入总量提高的同时,农村社会和城乡关系的其他问题在继续积累。

第一,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集体经济衰落,人民公社时期的合作医疗、民办教育、信贷服务以及水利交通设施的建设维护等,也逐步消亡。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曾经是东部地区农村经济支柱,为本乡村成员平等地提供了各项公共服务事业,1990年代末在私有化大潮中退出历史舞台。此后乡村贫富分化加剧,“先富带后富”少之又少;基层党政机构涣散,农村社会再度趋向原子化、宗族化。

第二,近20年,随着工业的起飞,城镇化加速发展,同时造就了“农民大规模进城转入非农就业”和“农地大规模转入城建”两大趋势。

农民大规模进城带来的问题:(1)保留承包地使用权的农民进城,导致耕地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市场关系进入土地领域,农地关系大变动,派生出耕地经营权的多种流转形式(转包、租赁、入股、抵押等),导致土地关系的不确定性,隐含着对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侵蚀;(2)青壮年大都出门打工,农业成为副业(务农收入平均仅占农民收入的1/3);农村留守老年儿童成为普遍社会问题。(3)受“二元体制”的限制,进城的农民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权益和市民不对等,城里落不下,乡村回不去。

从积极方面看,土地流转有助于改善人地比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正视确保农民土地权益、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共同富裕方向、保证基本农田等问题。

农地大规模“农转非”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各地政府以土地财政、融资平台和强制性“土地流转”为抓手,大规模投资建城的“城镇化”。因工业和城市快速扩张对土地的渴求,和我国耕地紧张之间的尖锐矛盾,各地方政府纷纷采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方式绕过耕地红线,将散处广大村庄的建设用地(宅基地)集中,用于城市扩建;“农转非”的土地增值收益遂成为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受阻,政府愈益依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拉动(2009-2011年此两类投资增速达到20%-30%),大拆大建之风日盛。这又引致原材料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扭曲。

没有工业支撑的城市扩张,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必然导致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猛增、金融风险增大。据权威机构数据,前几年我国每年住宅开工1200-1300万套,现在建城镇住宅已达4500万套,预测未来10年每年新增住宅需求不超过1000万套,房地产扩张空间十分有限。很多二、三线城市新建成住宅已过剩,“鬼城”越来越多。这种“城镇化大跃进”的代价,将要由后面几代人偿付。

也有专家指出:大拆大建风,使很多地方变成百城一面、千镇万村一面。一些新城大建罗马柱广场、西洋楼,崇尚西方口味;自然村大量消失(1998-2008年全国自然村从360万个减至270万个),田园风光被破坏,村庄有如兵营。农民“上楼”造成生产生活不便。在一些地区,大量农民进城无事可做,给社会安定带来隐患。同时,也导致农村社会瓦解,乡村文化和历史风貌受到破坏,体现传统文化建筑(庙堂)被拆,群众失去陶冶精神的场所,西方传教者乘虚而入,群众被天主教、耶稣教拉走,教民迅速增加。

端正统筹城乡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认识

专家们认为,出现上述种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把“市场决定”和“美国经验”盲目套用于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城镇化道路的研究上来。比如:

照搬经济发展-城镇化率相关性的“国际标准”,将加速城镇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新增长点”,甚至提出“消灭农村”。这种思想影响到各省区发展规划,例如某省计划“5年内拆掉1/3乡村”。

极力推进耕地私有化、以便利土地的集中、私人资本的非农投资。

反对政府对土地用途的管理,主张放开“18亿亩耕地红线”;要求取消对农业的补贴,只需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进口低价粮食,即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

城镇化不能将农村“化”掉

到会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思路决不能以西方农业模式为范本。西方大农业模式的实质,是政府和资本结盟剥夺小农、在农业推行资本主义工厂化。后发展国家步发达国家后尘,用城市化把农村淹没,如南美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在80%-90%,结果形成庞大的贫民窟,造成严重贫富差别和社会问题。西化分化的发展中国家成了长期的失败国家。

中国的人口占全球20%,耕地仅占全球7%。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耕地等于美国的1/367,假设未来95%的劳动力进城,农村劳均耕地也仅相当于美国的1/67

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价值观,都不允许我们照搬资本主义城市化模式。我国工业高速增长时期已经过去,但还有很大一部分农民没有被吸纳到现代产业中就业。如果一定要把他们城市化,结果产生的是几亿流民、而不是城市市民。

要立足经济社会全局,通盘考虑中国的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的动态关系。乡村是我们化解经济社会危机的缓冲地带。中国作为人口第一大国和后工业化国家,城市能够为进城农民提供多少稳固的就业机会,至今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农村现行基本制度,为那些在城市留不住或不想留下的农民,保留一块基本的生活居住空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后立足点。

要端正对农业的认识,不能陷入“惟市场化”误区

有专家指出:粮食(农产品)是每个人生存的必需品,事关社会安全,是准公共产品。粮食安全政策要求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到和买得起足够的粮食(农产品),需要保持相对低价。这就是“市场失灵”。

要认识到: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是弱势产业,这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包括发达国家规模化、专业化最成功的农业也需要大量补贴,无一例外。基辛格说,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世界,他们是把粮食当做战略产业看待。

我们有必要调整农业结构、改革补贴机制,用好财政资金。但从根本上说,中国人必须端住自己的饭碗。我国进口农产品已相当于9亿亩土地的产量。保护18亿亩耕地底线和13亿人的粮食安全,事关国家战略全局。

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也不是严格意义的个人财产(国家对土地用途有严格法令,对农业生产实施干预);农业不能作为个人发财手段。农业领域的“惟市场观”的错误在于把农产品当成了一般商品。

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土地的私有化、国有化都是资产阶级纲领,土地社会化永续利用才是正途。

专家们回顾了66年来城乡关系发展的经验。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没有停止过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探索,一定不要否定我们的历史。建国初经过土改和合作化、公社化,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历史性的创举。它支持我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起步,在保证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动员了经济剩余,把积累率提高到20%以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30年内,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体系,在广大农村建成3.6万座中小型水库及种种基础设施,为此后的经济起飞提供了起码的物质基础。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的农村基本土地制度,也为亿万农民提供了“耕者有其田”的最后保障,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中国的农村生产关系的两次历史性转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付出过沉重代价,但不能抹煞它的开创性意义。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今天农村改革必须坚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以农户为基础实现耕者有其田,但决不搞土地私有化。中国如回到私有化小农的分散经营,必然加剧两极分化和土地兼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重视发展集体经济,实现“二次飞跃”

专家们指出:当前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大户、鼓励公司(资本)下乡发展农业产业链,有利于提高农业效率。但前提是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坚持耕者有其田,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农村改革初期提出的“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联产承包、家庭为基础的联产责任制”应该坚持。

也有专家指出:提高农业效率不仅要竞争,互助合作机制也须臾不可缺。现在中国农村的改革实际上只完成了1/3。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实行的“综合农协”制,涵盖金融、保险、房地产、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限制资本下乡,保证村社成员共享发展成果和平等享受公共服务,这样的模式很值得我们借鉴。最后的前景应该是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组织起来重塑农村共同体,自主参加城市化、自主保留比例合理的农村。现在应该是认真研究实施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集体合作“二次飞跃”的时候了。

历史证明,乡村是我国化解整体经济危机的稳定器,但前提是有农村基层组织作为依托。我们不仅需要“激励型”体制改革,也需要进行“包容性”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使得农村可以用较低成本发挥社会治理与维护稳定的作用。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措施的一些建议

从规划布局、要素配置到公共服务全面协调城乡发展

统筹规划城市化发展。城市群与产业群相结合,与中小企业相结合;促进大城市和广大中小城镇均衡发展。城镇化决不能搞大跃进,不许强迫命令。纠正在城镇化口号下片面发展大城市的攀比。

纠正土地“农转非”扭曲因素,合理配置城乡土地资源。取消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重建地方主体税种----房地产税。挤出住宅投资的投机因素,纠正土地资源盲目开发、扭曲配置的基础。这应该是城乡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必要措施。农村建设用地的余量和新开发的土地,可以用于加强集体经济,产权落实到户,让农民成为股东;与城市建用地同权同股同价,把它证券化,地票可以上市、也可以退市。

规范农地确权和流转。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委托推进农民住房抵押权、财产权的抵押担保转让试点。稳妥推进农地确权、所有经营承包三权分置、土地流转,规范土地用途管制。对公司下乡、农业大户要制定政策,进行规范管理。

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进广袤的农村。让农村享有公平的教育、文化、医疗、养老、基本建设等公共产品。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外贸消费,现在需要将消费放到首位,消费首先要加大公共消费,应该向弱势群体倾斜。

发达城市不仅为本地、也要为欠发达地区农村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的支援)。要组织有效的竞争,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双赢。只有中国政府有这个能力。中国的出路是发展合作互惠的地方主义。

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殖收益;允许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向农村建设投资。统筹配置城乡义务教育资源,整合城乡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统筹城乡低保,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等。促使基本国民待遇均等化,方便人们自主选择就业与迁徙。

将过剩产能用于解决进城农民工住房。城市政府(不含超大城市)提供廉价城市土地、购买低价的钢铁建材建设廉租房,可把它证券化,借、租、卖给不能回到农村的青年;将来他们在城市立足后可以退券还钱。这样给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换腾出时间和空间。

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推进新型合作化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方式。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发展各类农村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探索新型合作组织:对农村保存下来的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合作组织要鼓励,对多年坚持乡村基层建设工作的优秀专家要切实给予支持。专家们特别提到中国乡村建设院李昌平主持进行的村社内置金融实验,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创举:通过村社内置金融为纽带,解决农村社区组织涣散、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支持因地制宜发展农村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提高农民收入;增强了集体经济实力,落实了双层经营体制,坚持了共同富裕方向。同时保留了绿水青山,让农村更像农村,成为城市人越来越羡慕的农村。这就是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城镇化大趋势中的新农村建设探索

李昌平提出:设想未来几十年农民不断进城,我国农村的前景大体是136的格局。

10%的村庄将进入城市。他们的土地增值收益比较大,只要农民抱团进入城市,日子会过得很好,否则收入就会分化。

60%的村庄会逐步空心化。这部分村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适应城市化趋势、构建新型农业主体和农业现代化的模式,而不是新村建设。有两个选择,(1)资本下乡圈地,(2)把农民组织起来,参照日本台湾农协的形式搞农业合作经营。合作经营更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

30%的村庄人口不会减少。这类村庄将会发展成中心村(镇),这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要适应在我国已经出现的“逆城市化”趋势,这些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根据本地特点定位(自然,区位,文化),可发展特色产业、特色品牌、特色品位、特色家园,例如民俗、采摘、古村旅游、养老服务等,把农业变成服务业的一部分。再通过信息化智能化、带来农业、加工、流通业态的改变,拉长农业产业链。随着食品安全受到重视,食物本地化运动将会兴起,农产品流通半径将会缩小。生态文明的兴起给农村带来发展动力。这样的村子500年都不会落后。不久的将来,中国大概有4-5亿老人,让他们在这里过“半农半X”生活,更符合人本性的需要,可能比大城市群更有吸引力。一些地方在新村建设中往往靠领导主观意志决策,结果建了很多的“鬼村”,实在劳民伤财。

加强基层党建和政权建设

要高度重视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央已决定每年选派40万名大学毕业生到村级任职,这是改变基层党政组织的重要举措。没有有效的基层党政组织,或者基层行政事务被少数大户操控,则国家财政的公共服务投入就找不到地方代表、被少数“精英”截留俘获;甚至土地台账管理和各项数据统计也无法准确,更不用说对耕地的保护;中央的支农政策也难以落实到每个农民。鉴于我们的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已久,这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有专家建议,中国两千多个县,县委班子是国家稳定的根基。要加强干部的培训,可考虑选拔几百名优秀的县级领导,到中央培训后派到关键县任职,赋予县域建设任务。

要从战略高度理解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同志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既具有长期发展战略安排的考量,也符合近期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拉动内需增长、为经济结构调整争取时间的政策考量,也是出于对当前城乡关系发展的具体问题的考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一思想,和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

到会专家认为,中国农民曾经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和民族振兴作出过巨大贡献,提供了初期工业建设所需大部分积累(也有学者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也不断提供资金支援农业)。而当前,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还高度不平衡。特别是还有7000多万人口的贫困农村地区。习近平同志说,全面实现小康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近他在考察贵州时也对农村扶贫给予高度关注。我们离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实现只有5年时间,任务十分紧迫。我国工业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完全有条件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的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讲话,纠正认识上的偏差,坚定不移地把“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从而逐渐实现城乡居民的基本权益平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联通化、居民收入均衡化,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

深化改革

这是本刊第三次在重要位置报道两个月以前的一个座谈会——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召开的“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情况与对策座谈会”。编辑部之所以持续地深入关注装备工业领域的话题,在于其基础性和关联度强,是制造业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同时参会企业所关注的问题,既有当下制造企业普遍感受到的困难和危机,也有重大技术装备企业特有的问题与困惑,有些还是需要引起高度关注上下认同的重要原则问题,如坚持采购高端国产装备等问题。 装备制造业是真正的强国之基,立国之本,其健康发展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和安全战略利益。同时装备制造业又已经高度市场化、国际化。在目前竞争形势剧烈...

秦川机床龙兴元*:要在解决供应端的问题上下功夫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装备企业和美国同行做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企业普遍存在“三高”的亚健康状态:

一是社会发展压力高。地方政府重视GDP指标,经济一旦下行,领导就会问企业:经营指标怎么又掉下来了?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强周期的行业,波动是经济规律。对企业的监管,如果硬性规定每年的增长幅度是很不合理的,客观上做不到,对企业压力太大。

二是利息高。秦川机床现在还算不错,但多数企业利息负担太重。我们那里有一家国有企业,前一段扩张发展较快,去年下半年银行紧缩信贷,把它的贷款收走了,只好去借18%的小微贷款,后来找我求援,想找百分之五点几的贷款。但即使这样对它也太高了,装备制造业能有多少利润?

秦川机床在美国有一家公司,使我有机会研究了美国近3年对制造业的鼓励政策。美国的贷款利息是1.5%左右,有的时候才1%,对大企业不超过2%。我认为国内实行的高利息不利于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税费高。比如我们原来有所学校,还办得不错,但要交教育附加费,还不返还。其他还有很多费用。国内装备制造企业的税费负担大约是美国企业的3.5倍,并且有些费用是政治要求。

几点建议:

第一,要在解决供应端问题上下功夫。应考虑如何改善企业运营质量所需要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从长远、根本上解决企业的问题。现在很多领导和学者主要从宏观上谈需求、投资、消费、出口等,这些来自需求端的条件改善传导到机床企业有点远,应该更加关注供应端问题的解决。比如劳动力成本中,五险一金已经固化,企业的个人社保负担是14%多点,如果员工工资1万元,实际收入8600元。很多员工对此结构有疑问,例如,有些人已经有房子了,还有必要再交个人住房公积金吗?

装备制造业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技能劳动密集行业,对人的要求很高。要认真研究劳动力供应的体制机制,使我们的竞争力有根本的保障。我们企业提出生活工作一体化,尽量为员工的生活提供方便。劳动力其实也包含研发人员,特别是高级技工,我们给技工划分13个台阶,我们自己事先决定,没有和上级说,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在供应端这一头,大家比较重视土地,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劳动力,人才的薪酬包括期权问题。这个问题说了很久,但省国资委没有决定权。所以,我们希望先抓紧实施减免税,恢复原来的一些专业门类机床的先征后返增值税等政策。

第二,发展模式要创新。机床行业里的工具就是弱周期的,因为只要汽车厂在开工,一定会消耗刀具;零部件是弱周期的,因为和存量的整机来比,这是消耗性产品。于是,我们首先找出对周期不敏感的这些产业,加大整合力度,搞了一个事业部。下一步准备进入一些和周期运行相反的产品领域,这样会形成企业的支撑。再有就是发展售后服务业务。

第三,国家对高档数控机床的重大专项很有必要,但行政成本太高。院所的专家们参加论证的多,研发资金给企业的不够,最后得利的是院校,而最应该得到资助的中小企业很难拿到研发资金。

我们在美国设厂,感受到美国鼓励制造业回归的政策套路。我把他们多项政策归纳为几大方面,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研究:

一是优化政府服务职能。比如设置专门机构,组织专家咨询团,简化管理流程,让企业和社区居民互动、方便招工等等。我们在美国那家工厂的规模不大,销售额2000万美元,当地政府官员每年来访两三次。美国很多政策非常细,比如新招人的所得税怎么免等等。

二是税收扶持的力度。海外回归的企业,对员工免个人所得税24-36个月。我们工厂员工现在有40多人,免税二至三年。密歇根、北卡罗来纳、印地安纳三州都是这样。用工成本降低对企业的回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大企业发展也拉动了产业链上配套的中小企业。

三是强化外贸政策,严进宽出。政府表面不动声色,但实际上对出口企业支持力度很大。我们在美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到墨西哥、加拿大、南美,州长帮我们去疏通。密歇根州政府甚至把我们在美国购并企业的故事,在纽约时代广场播了三个月,他就是要告诉大家,到我们这里来设厂是可以搞好的。美国在贸易政策方面既宏观又微观。

四是推动产业升级创新,抢占制造业话语权。美国在通用汽车上花了大精力,做得非常到位。几年前通用计划在上海投资15亿美元,后来投在密歇根了。美国这些政策都是在解决供应端的问题。

【公司介绍】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简称“秦川机床”,股票代码:000837)拥有宝鸡机床、汉江机床、汉江工具、关中工具、秦川格兰德、美国拉削系统公司等多家子公司。公司是中国机床工具行业的龙头企业,规模位列第三。是中国精密数控机床与复杂工具研发制造基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试点企业,建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美国研发机构及3个省级技术研发中心。公司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及多项科技奖,被授予“2014年行业排头兵企业”、“质量标杆企业示范”等多项荣誉称号,“秦川 QINCHUAN”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公司坚持“技术领先,模式取胜”的发展思路,着力打造31/3的业务板块,即机床装备和智能制造岛(生产线),高端工艺技术引领的关键零部件制造,以及现代制造服务业。公司立志成为所涉及领域的技术领先者、行业领导者、高端市场占有率的追求者;以系统集成为擅长,以“精密、高效、复合、专用、大型”为特色的大型数控机床工具企业集团,努力建成具有世界水平的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系统集成服务商和关键零部件供应商。

沈鼓集团苏永强*:国家政策要尽快落地

国有企业的困难大同小异。一是市场下滑比较快,订单减少;二是资金压力大,而且三角债严重;三是市场低迷,产品大幅降价。我们做的一部分大型机组出厂价比前几年掉了一半;四是企业税负高,银行利息居高不下。最后是人力成本降不下来,现在的困难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相仿,但比那时候严重,那时人均年工资是1万多元,现在已经翻了八九倍,去年我们企业人力成本为12.4万元,这是刚性成本。

困难的原因有外部和内部。外部看,国际市场依旧低迷,美国经济虽然稍好一点,但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复苏。

企业内部的原因很多。我们的研发能力比国外还有很大差距。去年我们集团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6.22%,但国外公司已达10%甚至15%以上。研发能力和研发人才和国外比也有较大差距,我们的研发速度还不能完全跟上市场的发展。

我们的管线输送增压机,在国家和中石油的支持下,经过几年努力刚研发出来,然而国外又有一种新的产品拿出来了。尽管一时替代不了我们,但这是趋势,人家又走在前头了。他们有了新的机型,正在说服我们的大用户采购,我们也要尽快提到研发日程上。我们将原定3-5年的研发周期压缩到两年,但毕竟还没有样机。国内企业没有拳头产品是不行的,必须奋起追赶。

要加快研制速度,融资是个大问题。目前融资成本太高,融资渠道太窄。我们正在申请上市。

沈鼓的产品结构还比较单一,主要是做主机,系统集成做了一些,但没有形成产品的主流。我们要尽快抓住新的市场机会。虽然国家在这个产业上还没有形成较大的拉动能力,但未来是个方向。

关于开拓海外市场。尽管全球在萎缩,但我们近三五年在海外已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去年沈鼓出口增加2.7倍,今年一季度增加89.5%。市场还是有的;但我们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像西门子、GE那样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另外,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分配机制等等,都存在问题。

我们的建议。

第一,要给企业放权。从国家政策层面看,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应该增加企业的活力。企业是经济组织,应该按市场规律运营。不管企业怎么改制,有一点要明确,国有企业是为国家服务的,为国家发展重大装备,支撑国民经济发展,这是它的责任。现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某种程度上是按照管公务员的办法做的。

第二,要对企业分类型。个别央企可能存在垄断情况,但地方国有企业基本上都属于完全竞争型企业,国家在考核企业时要分类型,管理上要有差别,以确保这些竞争性企业有活力。

第三,国家政策要落地。国家出台很多政策,但有些政策一直没有真正落地。李克强总理说,要有一个实施细则。这是问题的关键。比如鼓励技术、管理入股,但技术管理怎么做股份、怎么鉴别,没有下文。中国证监会规定发起人股东不超过200个,包括自然人股东,所以我们企业改制定位是150个股东,一些骨干进不来,这就是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具体实施部门的规则存在矛盾的现象,这需要国务院来统一协调。

再如,国家重大投资要拉动重大装备国产化这个政策谁来坚持?总书记和总理的批复谁来落实、怎么操作?用户怎么敢于选择国产的重大装备?沈鼓这10年来其实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一大批高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们研制一个,成功一个;二是实行了混合所有制改制,有自然人持股了。许多装备制造企业和我们一样,这些年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既然有这些基础,那么国家为什么不能强力推动重大装备国产化这个政策呢?现在虽然中国的高端制造业上来了,但不稳定,如果这个时期不支持,一旦滑下来就要重头再来。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它们的策略就是首先把中国的主力企业打下去。我们要正确对待WTO、自由贸易等规则,欧美日这些国家因此就不制定自己的政策吗?美国总统奥巴马制定了制造业回归政策,在美国建厂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很快就见效了。现在美国装备制造业对整个工业的拉动达到了13.5%,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奥巴马政府计划提供3.4万亿美元来支持装备制造业,用于研发,特别支持中小企业,要把装备制造业做大。我们也应该向沈鼓、济二机床这样的“共和国宝贝”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如何用投资拉动重大装备国产化,必须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来认识。

第四,提高效率,已经确定的项目抓紧启动、开工。我们太多时间都在等批件、走流程,企业早就望眼欲穿了。还有,已经上马的项目要注意完善资金配套,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大项目。现在对民营企业贷款可能有问题,它上的项目是国家批的,有关部门批准后也应该创造条件解决资金配套问题,这些问题都要从国家层面去考虑、去解决。

我国企业还是应重点加大研发力度,越困难越要搞研发。同时要转型。我们确定了未来三到五年努力的五大方向,即发展高端装备、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发展工程成套、向服务转型、大力发展新市场,这五大方向被列入我们的十三五发展规划。

【公司介绍】

沈鼓集团主要从事研发、设计、制造各类离心压缩机、轴流压缩机、离心鼓风机、大型通风机、往复式压缩机、离心水泵等重大工程技术装备,以及换热器、齿式机械、自控、汽轮机等配套设备,产品主要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金、天然气输送、煤炭、纺织、制药、制酸、国防、环保等领域。其中主导产品有离心压缩机、轴流压缩机等8个系列300个规格的风机类产品,高压给水泵、强制循环泵、核泵等51个系列579个品种的泵类产品,45个系列400个规格的往复式压缩机产品。公司有近80年历史,是提供重大技术装备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机械工业500强企业,2014年获得中国工业最高荣誉——中国工业大奖。

半个多世纪以来,沈鼓集团生产的各类产品覆盖全国各地,远销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大型离心压缩机国内市场占有率为85%,大型鼓风机占50%;冷凝泵占60%,高压注水泵占50%;石化行业往复压缩机市场占有率为60%左右。沈鼓集团累计为国家重大技术装备提供大型设备近万台(套),以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组、长输管线压缩机组、十万空分压缩机组、核电站用主泵、二、三级泵为代表的数百台套产品创造了中国第一,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直接替代进口45多亿美元,为国家能源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赢得了“国家砝码”的美誉。

沈鼓集团将始终以装备中国为己任,正在实现“发展高端装备,向服务转型,向工程成套转型,扩大国外市场,向新市场发展”的五个转变,围绕风机、泵、往复机等三大类产品完成重大技术关键攻关200余项,重点开发10大类54种世界级新产品。具备研制生产超大规模乙烯装置用裂解气压缩机、丙烯压缩机、乙烯压缩机、急冷油泵、急冷水泵;超大型空分用空气压缩机、增压机,多轴空气压缩机;核电主泵等大型装备的能力。

沈阳机床关锡友*:苦练内功,迎接新的行业高峰

世界装备工业有一个20年发展周期的规律:20世纪4060年代的辉煌在英国,代表企业是600集团;60年代到80年代的辉煌在美国,代表企业是辛辛那提;80年代到2000年的辉煌在日本和德国,催生了日本马扎克和德国德玛吉的发展;2000年之后转移到中国。

2002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机床消费国,在2011年市场消费总额达到最高峰,2012年后开始下滑,2013年、2014年,行业普遍处于亏损状态。未来几年的市场可能仍旧延续下滑的态势。

2002年中国加入WTO开始,这黄金10年正处于世界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波峰期,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六次经济周期高峰来临前夕的波谷期。推动下一轮经济周期发展的是什么?我们认为,不再单纯是技术革命,而是基于互联网的一场新方式的革命。

根据经济周期发展规律推算,第六次经济高峰来临在2020年左右,现在正处于酝酿期,我们正处于这场革命当中。最近行业内知名企业发生的变化令人深思,比如,西门子把家电、医疗领域业务剥离,只剩一个数字化工厂集团;GE也正在回归工业本源。西门子和GE这两家企业的鼻祖,都是改变世界的发明家,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已经跨入了以消费方式创新为驱动的新时代,它不是由消费者带来的,而是由企业创新带来的。例如:美国最大的住房提供商Airbnb,是世界最大的住宿提供商,却没有自己的房产;阿里巴巴公司是最大的零售商,却没有商场等等。可以看出,网络时代谁贴近客户最近,谁获得利润最多。我刚看到麦肯锡发布的关于未来五年最具竞争力企业的分析报告,阿里巴巴排在第一位,而微软公司排在第100位。在过去180年漫长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推动其发展的是西门子、爱迪生、福特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世界知名的企业家,马云首次写上这份名单,他代表了信息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中国企业和世界强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当前市场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需求变化快。而且客户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剧变,原来买机床是为了拥有,现在则是租,客户是按时间买、按效率买、按服务买,因为它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一段任务,于是只买一年。这时,企业遇到了新的消费方式。对企业自身而言,应该从过去以产品为核心转向以市场为核心,客户才是我们市场的根本。

我们公司的情况,今年一季度基本持平,这得益于我们多年新产品的开发。国有企业的通病到现在为止我们依旧存在。最近我在省里开会,领导问想要什么政策,我说投资权。企业看准一个项目,报批时间太长,等申请最终审批下来,市场却没有了。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但实际情况却还未真正实现。

最后就是要创新,通过创新来创造需求。谁知道苹果iphone7是什么样的?乔布斯推出的苹果手机革新拉动了一个行业飞速发展。我们装备行业也一样,我们市场下降是由于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用户的需求是创新的来源。

作为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在民族伟大复兴中担负着神圣而艰巨的任务。国有企业在市场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一是我们缺少企业家。企业家这词汇有冒险者的含义,失败了可以再干。但是我们的企业家没有这个环境,失败了你就没机会了。很多人管我们叫企业家,但我们又是国有企业任命的厂长经理。举个例子,6年前我带领着一帮年轻人开发现代控制技术,先后花了15个亿,最终成功了。这个高端核心技术的评定不能用斤称,也不能用尺量,不冒险哪行?我至今都不敢想象一旦研发失败的后果。二是体制机制问题。

最后,一个活跃金融市场很重要。最近我们公司的股票连续3天涨停,股票市值增加了30亿元。只要解决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问题,资金可以在市场上筹措。所以我希望继续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

【公司介绍】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1995年通过对原沈阳第一机床厂、中捷友谊厂和沈阳第三机床厂资产重组后成立。作为我国最大的机床制造商、数控机床开发制造基地,沈阳机床有着辉煌的历史:共和国的第一台普通车床、第一台卧式数控车床、第一台摇臂钻床、第一台卧式镗床和第一台自动车床都诞生在这里,沈阳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机床之乡”。

2004年以来,通过并购德国希斯公司、重组云南机床厂、控股昆明机床厂,公司目前已形成跨地区、跨国经营的全新布局,目前下辖沈阳、昆明、德国三大产业集群(包括两家上市公司: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和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主导产品为金属切削机床,市场覆盖全国,并出口到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经营规模跃居世界首位。2011年实现销售收入180亿元,世界机床行业排名从2002年第36位跃升至首位。

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开发出世界首台具有网络智能功能的“i5智能化数控系统”。自20142月产业化以来,实现订货3000余台。

产品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加速淘汰普通机床,低档产品向社会化转移。成功开发出i5系列智能机床、ASCA高端机床等一系列世界级产品,推动了产品升级换代。中高档数控机床占比从2002年的25%提高到现在的75%

行业地位及品牌影响力显著增强。机床产销量、市场占有率均居国内同行业之首;拥有国家唯一的高档数控机床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在德国设立的世界级产品设计中心。2014年,沈阳机床设计研究院被美国《环球科学》杂志评选为“2013年度最具影响力十大研发中心”,国内仅有两家本土企业获此殊荣。

链接:中国制造必须补好“工业2.0”这一课

中国制造必须走工业2.0补课、工业3.0普及和工业4.0示范的并联发展模式

工业4.0Industry 4.0)是德国政府《高技术战略2020》确定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它已上升为德国国家战略,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工业4.0的发展理念也迅速获得中国的认同,长期在产业链低端徘徊的中国制造业似乎突然间前景光明,相关的云制造、智慧化工厂、数字化车间和互联网+等概念不断涌现,中国制造业似乎在30年后就将进入世界强者之列。

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阶段的积累,装备实现了现代化,制造流程实现了标准化,特别是有了一大批融入了核心工艺技术的专用设备。因此,他们进入工业4.0是渐近式的,是水到渠成。而我国现代化装备基础薄弱,设备自动化、信息化平均水平低,设计、工艺、制造、管理等知识经验沉淀不足,流程管理概念和文化缺失,流程动态信息难以采集。因此,我们进入工业4.0是植入式的,其困难可想而知。

在我国,过分强调工业4.0等概念,容易忽略我国制造业基础不牢,共性技术不强的短板,这有可能是对制造业的拔苗助长。近年来工业机器人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但与此同时,产业空心化的风险也进一步暴露。目前,国外品牌工业机器人已占据我近95%的市场份额,国外主要机器人企业近年来也加紧将我国作为机器人的生产基地,已经从整机组装深入到关键部件生产。在缺乏自主技术支撑和标准体系的情况下,我们难以在未来制造体系的塑造上掌握话语权,最终只能再次陷入跟随式发展。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指出,我国制造业亟待加快产业升级改造的智能化发展,同时还应警惕“脱实向虚”的倾向,防止产业空心化及制造业边缘化。

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制造业不能弯道超车,直接跃入工业4.0时代呢?我们认为,信息化技术并不是解决产品质量和关键共性基础技术的灵丹妙药,而这些问题不解决,信息技术只能建在空中楼阁之上。首先,尽管信息技术可以解决产品一致性的问题,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品可靠性等质量问题。例如,一台通过正向设计的国外机床和一台仿制的机床,在短时间内都能达到用户加工精度的要求,但仿制机床精度的保持可能只有几天,而国外机床精度的保持可以在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其次,信息技术并不能彻底改变产品自身的制造规律。制造产品过程中的加工角度、压力、温度等经验数据都是在制造过程和实验过程中经过千锤百炼而得出的结果,也是通常所说的企业KNOWHOW。再次,信息技术并不能彻底改变产品的自身工作原理。从专利申请看,国外专利主要是有关产品制造技术上和控制、减排等技术,而我国专利则更多集中于机器结构的改变方面,这说明我们对机器工作原理的理解并不深刻。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我们对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共性技术的研发投入不够,多年来过多强调应用技术和“拿来主义”,止步于简单的“引进来”;二是只求速度不求质量,对科学研究的试错性缺乏包容和理解。研发其实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越是基础性的研究,其错误的概率越高,而一旦成功,则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三是情报研究体系和科技共享平台落后,基础研发数据缺失。研发工作需要坚实的基础科学数据和开放共享的科学资源作为支撑的,但近20年来原有的情报研究体系和科技共享平台受市场冲击严重,真正从事研发和情报研究的科研院所几乎没有,基础信息平台缺失造成很多工业产品的标准化、研发数据管理等成为空白。工业化的基础是规模化,规模化的基础是标准化,工业4.0的基础首先是将机器的生产组织数字化,而在这方面的基础数据支撑,我们缺失严重……

发达国家走过工业2.0,也是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一个产品只有经历了从设计、制造到实验的千万次互动过程,才能不断提高质量和可靠性。国外的生产车间和实验室一般是11的配置,而GE这样的顶尖公司实验室环绕巨大的装配车间,数倍于生产面积,形成一个实验城。在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的不少制造企业还都有一个工艺实验室;但在今天,只有为数甚少的企业还有实验室。例如在机床企业中,只有极少数的企业拥有较完整的机床振动测试仪器。

现在欧洲、日本、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很多大企业都是由采掘业慢慢延伸至冶炼业,再慢慢拓展到金属产品制造,最后成为装备的关键零部件制造商、整机制造商。凭借这种产业链的自然进化过程,这些装备制造企业的基础很扎实,内力很“绵长”,即使很一般的产品也能注入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最终成为高端产品。

近年来,日本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地位不断降低,其制造业产品的战线似乎有所退缩,但在关键零部件领域却仍然严防死守。日本有一批“怪物级”长寿企业(约3000家)和一群经验丰富的工匠,日本在全球电子、材料等技术集聚型产业中仍然占有绝对的技术优势。他们的技术优势绝不是大众熟悉的“电饭锅”或“马桶盖”,而是隐藏在消费品背后的控制部件和原材料产业的尖端技术实力。以工业机器人为例,机器人的关节用RV减速机,90%以上被日本帝人精机公司垄断。有人形象地比喻,如果日本人说跪,那么全球机器人没有几个能站着……。哪怕我们的制造业将来真的进入了所谓工业4.0时代,但日本人说跪,我们的机器人还得跪下,这能说明我们成功了吗?

目前我们的制造业规模达到全球第一,但其生产力水平的跨度则覆盖了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各制造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差异极大,大量中小企业处于机械化阶段。网络不均质和水平差异过大,导致我们的制造业整体的网络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推进存在巨大的困难,水平的差异使得智能制造推进速度慢和效率低,新技术渗透缓慢。更为严重的是,大部分产业无法享受生产数据汇集所形成的集聚效应和机器联通所带来的网络效应。令人担忧的是,假如从工业3.0到工业4.0需要花一元钱,那么从工业2.03.0则要花4元钱,这将是一笔巨大的投入。因此,需要国家拿出一定资金,重点支持有关产业和一批企业,率先实现突破。

工业4.0并非我们的唯一方向。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存在着多重目标多重任务,需要构建自身的内在动力,而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基于这种认识,近日工信部苗圩部长指出,中国制造业必须走工业2.0补课、工业3.0普及和工业4.0示范的并联式发展道路。

“强化基础”在“中国制造2025”中成为未来制造业强国的重要原则,它首次被提到国家层面而备受关注。“强化基础”原则将发展基础技术、共性技术和材料、关键零部件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强调加快实施国家级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并弥补原有国家级科研院所对基础共性技术研究的缺位。对于重塑中国制造业而言,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重大转变。

链接:美国“制造业回归”

美国制造业回流,各地工厂订单不断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美国决心重振制造业,提出美国“制造业回归”,奥巴马政府先后出台了包括“购买美国货”、“出口倍增计划”、《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建立全美创新网络和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等政策,美国“制造业回归”是高度协同的战略框架,对美国本土实体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已经显现,具体来说,是从五个方面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

一、优化政府服务职能,完善制造业发展的行政环境

1)、设置专门职能机构。201112月,白宫宣布成立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旨在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制度和执行,并推动美国制造业复苏和出口。这个办公室由商务部长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共同领导,此类职位首次由内阁级别的官员担任。

2)、组织业内专家智囊团,成立于2004年的美国制造业委员会隶属于商务部国际贸易署,旨在搭建美国政府与制造业企业的沟通平台,该委员会成员代表美国制造业的不同行业,包括钢铁、纺织、半导体、医药等。多年来,委员会就美国政府出台的制造业发展相关政策和计划措施,向商务部部长提出建议,并定期举办论坛,探讨工业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3)、简化政府管理流程。美国对外贸易区在加强国内外经济联系,促进美国制造业就业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对外贸易区采纳可选址框架(ASF),对总、分区设置和管理方式进行调整,简化审批流程。

4)、促进制造业企业和社区居民间的良性互动,为大型制造业特别是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加大税收扶持力度,减少企业的运行成本

美国国会2010年通过了《2010制造业促进法案》提出,包括机床制造设备,人造纤维产品等在内的800种制造业生产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口关说被免除;同年出台的《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提出为了鼓励美国企业留在美国本土,将对将对工作岗位转移到美国以外的地区的企业取消税收优惠,而将这些优惠提供给美国人创造就业岗位的公司,为从海外回迁的企业提供为期24个月的工资税减免。

三、强化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政府善于利用贸易手段,实施“严进宽出”策略。20121月,美国商务部在《美国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报告中明确提出,通过贸易政策支持美国制造业的振兴。美国一方面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国际协定为美国产品打开市场,另一方面以反倾销和反补贴手段抵消美国产品在本国可能受到的国外低价产品的不利冲击。

同时,为保障其在未来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中的核心利益。美国在千方百计推进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协定》(TPP),《跨大西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为核心的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秩序制定。

四、推动产业升级,鼓励创新,抢占先进制造业话语权

1)、美国鼓励高新技术研发投入,《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涉及133亿美元研究和开发投入,主要流向美国竞争力计划重点支持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三个机构和国立健康研究院,以促进高新技术的研发、鼓励创新投资、促进技术扩散,实现研究和实验税收抵免永久化,以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和降低开发新技术的风险。

2)、制定措施促进高新技术研发合作。2011年出台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鼓励企业、大学和政府加强合作,共同研发全球顶端技术。2013年,政府出资10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成立15个由制造企业、高校和联邦政府组成的制造业“产、学、研”中心,加强对新材料、高端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科技、机器人和智能高效生产流程等领域的研发和技术应用。

3)、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推出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资金扶持方案,重点投向可再生能源、节能、智能电网、医疗信息化等高新技术行业。2009年《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计划10年投资1500万美元,支持发展下一代新燃料和相关基础设施,并建立清洁技术发展风险资本基金,支持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发展。

4)、重视高新技术人才的培育。2011年《美国创新战略:保护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提出未来十年内招聘10万“科、技、工、数”教师;《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提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美国名校建立教材共享、共享先进技术、联动创新的合作框架。

5)、优化能源结构,降低制造业的能源成本。鼓励制造业企业更新设备和节能减排,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争取在未来10年减少1000亿美元的能源消耗支出,降低对进口能源供应的依赖;争取到2035年电力供应的80%来自新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电、生物能、核能和清洁煤。具体措施有:出台“先进能源制造业税收补贴”,对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制造企业提供总计23亿美元的税收补贴;积极鼓励本土天然气的安全生产和开发利用,特别是大力推动页岩气开发;计划取消炼油和石油生产商的抵税优惠政策,将先进制造业企业(例如高新技术应用)的抵税率由9%提升至18%

链接:装备制造行业的“内忧外患”

近年来,大批外资机床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对中国国内机床企业提出了严峻挑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接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国家和地区之一。FDI的领域重点从轻工业已逐步转向重化工业,其中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占据了主要份额。在装备制造业的若干领域,跨国公司投资的合资或独资企业越来越多,在整个产业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跨国公司实力强、技术先进,又利用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更享受若干优惠政策,因而占据有利竞争地位。以传感器为例,2015年全球传感器市场将达1500亿美元,其中国内预计将达1100亿元,但是国内市场外资企业占据67%的市场份额。相比于国外巨头如霍尼韦尔和精良电子等,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则处于散弱格局,普遍体量偏小。又如工业机器人行业,2013年国内工业机器人自主品牌仅占4%,独资及合资品牌占比高达96%

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美欧等工业发达国家再度关注实体经济发展,纷纷制定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促进高端制造回流。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德国发布《工业4.0》,日本《2014制造业白皮书》中表示要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英国也发布了《英国制造2050》。以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新工业法国为代表,主要发达国家加快在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技术产业、数据战略资产、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网络经济体系等方面进行战略部署,谋求在技术、产业方面继续领先优势,占据全球高端制造领域的有利位置。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对中国制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对我国高端装备未来发展构成激烈竞争,而且还将对已经形成优势的产品造成市场空间挤压。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也开始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以更低的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

机床产业外资挤占中端市场

随着机床行业步入调整期,跨国公司迅速调整战略,市场表现明显优于国内企业。2014年,中国机床产业困难重重,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十几年来行业最难熬的低谷,全国多数机床企业先后陷入亏损,一批企业宣布倒闭。但外资企业的日子要好过得多。2014年,大多数在华机床外资企业经营业绩较上年有所增长或持平,数控系统、刀具等企业,特别是针对特定市场的产品更是表现突出。

外资机床企业凭借明晰的战略定位和成熟的管理经验,已经抢占了工业4.0的先机。目前,低端机床市场由国内企业主导,高端市场由欧、美、日外企主导,至少95%以上的高端产品依赖进口,而中端市场成为竞争最激烈的阵地。

在市场下滑的背景下,外资企业为挤占市场空间采取了一套成熟的策略。其一,本地设厂。近年来,外资机床企业在中国所建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这些工厂从建立之初就起点很高。例如德马吉和森精机在华联合设厂,日本天田设立中国公司,瑞士百超天津工厂成为其全球最大工厂,美国哈挺在嘉兴投资建厂等。

其二,量身定制。大多数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始,通常是直接引入国外已有的成熟技术,或成熟产品。如今,面对日渐强大的中国机床企业,外资企业开始对当地销售的产品进行再设计或局部技术再创新,使产品更好地满足中国用户的需要。这在以精密、高端见长的德国、瑞士机床工具企业中较为常见。

其三,重视服务。随着中国本土企业技术和研发水平的快速提高,客户服务一跃成为市场竞争的核心内容。外资企业纷纷亮出自己的“服务牌”。例如,德马吉将其亚洲配件中心设在上海;来自美国的哈斯自动化将其在全球运营的HFO模式成功移植到中国,先后在中国建立21个集展示、培训、备件为一体的HFO,其推行的“一站式”服务更是颠覆了数控行业的服务理念;托纳斯则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两大贸易中心设立备件库,确保能够迅速满足全国各地的用户需求。

可以预见,未来国际巨头将以高技术为先导、用高技术装配的低价格中档机床产品迅速占领中国机床市场,对中国国内机床企业提出了严峻挑战。(编辑杨利红)


*龙兴元,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董事长。

*苏永强,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锡友,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

内蒙古自治区土地流转主要有反租倒包、专业协会组织带动、农牧民股份合作、土地入股等模式。随着产业资本逐渐进入土地流转领域,生产加工企业不断延伸其产业链,尝试由此增加企业抗风险能力与盈利能力。但目前产业资本进入土地流转的规模还远远不足。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渗透在助推土地流转的进一步深化。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或合作组织中存在的一些法律问题。

近年来,国家在土地流转方面出台了许多政策文件。2013年,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本文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土地流转的案例分析,提出金融机构应该对股权式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合作社以及所涉及的上下游企业给予一定贷款利率上的支持,降低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增加现金流;或合理引入第三方担保,缓解目前信用担保的困境,破解农村土地流转的“融资瓶颈”,保障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利益。

内蒙古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

土地、草场流转规模

截至2013年底,内蒙古土地和草场流转面积为111.6万公顷和492.8万公顷,分别占土地和草场总面积的15.6%7.1%。自治区主要农地流转区域的流转情况如表1

内蒙古土地流转的主要模式

反租倒包模式。这是指村或村民小组等集体经济组织以租赁方式,将农户的承包地集中到集体,然后由集体进行统一规划和布局,有的还进行一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然后再将土地使用权租赁给农业大户或外来的公司。

专业协会组织带动模式。即通过专业协会的带动,推进专业化规模种植。例如德岭山镇大圣村制种玉米协会,以内蒙古种星种业公司为依托,以“支部加协会”为主要发展模式,由内蒙古种星种业公司提前垫付籽种、化肥、浇灌等费用,并派驻技术员负责全程技术服务,指导种植户按照技术规程进行操作,实现统一种植、统一技术、统一管理,规模经营。2008年,制种玉米订单面积达到9000亩。

农牧民股份合作模式。农牧民凭借土地自愿入股,合作社将所有入股牧民分为两组,一组抓种植,另一组抓养殖。种植方面,由几户农牧民“统种统管”;养殖方面,合作社统一购入牛羊源,统一进行科学育肥,逐步实现规模化经营。[1]

公司化运营带动模式。即农民以耕地入股,与农牧业企业合作进行生产,入股农民按股份享受分红待遇,甚至可以到企业工作。该模式由松散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迈进,增加农民收入和就业机会。根据企业规模不同可分为村民土地入股、企业投资的股份合作制经营的模式和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村企合一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农牧区土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流转规模偏小,流转水平有待提高。我国发达省区土地流转水平在35%-55%之间;与之相比,内蒙古土地流转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现有耕作方式以小规模经营为主,多数农地流转期限为十年以下,流转期限短,流转的土地零散,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

二是流转形式单一,以转包、出租为主。主要是农户间的自发流转,流转内容简单,合同化程度不高,容易引起纠纷,且土地等级制度、合同制度的不完善不利于解决纠纷;流转效益低,流转前后生产力差别不大,农民收益少。

三是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及其服务体系建设滞后[2]。土地流转缺乏有形的流转交易市场和中介机构服务。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价格体系、中介机构、抵押市场,土地流转信息公开程度不够,缺乏流转信息发布的平台,缺乏提供相关的法律、仲裁、评估、咨询、监督等服务的专门部门。很多地方把推进土地流转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下指标、定任务,一边吸引企业进驻农村承包土地,一边采取各种办法把长期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从土地中剥离出来,如此催生了农民上访和土地的‘非农化”、“非粮化”。

四是金融支持力度不足。土地流转后实现农地规模化种植,农户购买现代化机械、引进新技术时需要资金支持。现有的涉农企业银行机构贷款额度低,担保制度严格,融资成本高,种植大户很难贷到满足生产需要的资金量。农业保险缺位,一旦遭受自然灾害,对种植大户的冲击很大,无法保证持续性经营和土地租金的交付,不利于土地流转的发展。

五是农牧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3]。农牧民恋土情节深,把土地看做养老的重要保障,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不愿意出让土地。一些地区农牧民土地出让后获得的收益有限,农地流转效益不高,不能解决养老问题,打击了农牧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

土地流转对金融支持的需求

土地流转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银行、信托等各种金融机构参与。如果要吸引各种金融机构介入,就要细分因土地流转而衍生出的相应的产业链中每个环节所适用的金融服务。

诸多土地流转的成功案例表明,土地流转只有结合土地的集约使用,才能更好地提升土地的利用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给农牧民带来长期的价值增值。推进土地的集约使用,不能仅仅依靠农牧民的自发行为,各级政府也不能仅仅提供土地流转的场所,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其中包括发挥当地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作用。这些企业应该是当地具有相当实力和信誉的农牧业龙头企业,有条件吸引农牧民采用土地入股的形式,加盟企业分享企业的经营成果。在这种企业主导土地流转的模式中,金融机构可以协助企业完成农牧民土地的确权行为,帮助企业对入股的土地进行股份确认。全程跟踪企业后续的扩大再生产活动,在充分了解企业经营信息的基础上为企业提供贷款、发债等多项金融支持,而农牧民入股的土地将是企业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优质抵押品。

金融机构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就是为其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其中银行的作用主要包括给企业提供抵押贷款和第三方支付。土地流转后形成的产业链中参与的企业都是其贷款的对象,而作为第三方支付也为银行增加了更多的储蓄客户。但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还有其他环节需要大量的资金,如土地整合而无法提供相应的抵押品。这时候就需要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参与,如信托和基金。而这类机构的利益在哪里呢?主要来自整条产业链的增值。这类金融机构的优势则在于产业链的整合,通过入股的方式进入产业链的各环节,如农产品加工、食品加工、工业加工甚至物流环节,获得整个产业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增值。因此,金融机构也是有动力参与土地流转过程中所需的金融服务的。

土地流转激活了土地这一基本要素,给融入金融元素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土地改革必将催生“土地金融”的出现。因此在土地流转中还可以采用金融机构主导模式,即金融机构利用自己在产业、信息和与政府良好关系等方面的优势,主动与有土地流转意向的农牧民联系,确定土地流转规模;与此同时,积极寻找合适的、可以利用这些土地进行农牧业生产的优质企业,在一定的金融产品模式——例如土地信托模式下,将三者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模式中,金融机构具有主导性质,一方面可以监督企业的运营,确保农牧民的利益,另一方面还可以给这些企业提供后续的金融支持,为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保证。除了土地信托模式之外,金融机构还可以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未来收益权组合贷款、农户联保+土地未来收益权质押等形式的信贷产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同时也给金融机构扩宽业务范围,增加长期性收入打下坚实基础。

内蒙古土地流转的实践案例

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土地流转贷款

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根据该公司与通辽市双叶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双叶公司与通辽市科尔沁区莫力庙苏木小街基嘎查村民委员会签订的“育肥牛养殖开发项目合作合同书”,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租用了基嘎查村民委员会的集体土地,面积共计850亩,土地用途为建设育肥牛养殖场,剩余年限22年。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希望用上述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向金融机构申请1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用于土地流转。

2013年以来,中信银行结合国家和总行的相关政策,在对该项土地流转业务进行前期业务调研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了以下解决措施:

一是从法律上积极寻找支持依据。经与企业对接,确定了土地的性质为荒地承包,并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物权法》和《担保法》等有关法律资料,确定了业务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二是多渠道争取政府机构支持。联合企业积极与当地政府有关领导多次进行洽商,政府对农村土地流转业务表示肯定和支持。经主管农村土地流转业务的农牧局对该业务详细核实,对所涉农村土地范围及承包内容进行了真实性确认,出具了《关于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农村土地经营权作抵押贷款的函》,实现了土地流转过程中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融资的工具。

三是在业务方案设计上创新。为有效防控业务风险,中信银行对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整体经营情况、生产规模及发展前景等做详细的调查与测算,对流转土地进行有效的评估,作为土地流转业务支持的依据。

这项土地流转是养殖业中典型的通过规模效益获得收益增值的方式。但此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相关法律制度有待建立。虽然国家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和操作细则来支持土地流转业务,流转过程中存在改变土地用途等方面的政策风险。

其次,风险形成后收贷期限将较长。虽然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抵押给金融机构,但如果形成风险,金融机构再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专业单位,也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收回贷款。

再次,有待建立相关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从全国来看,土地流转贷款在各家金融机构都没有完整的操作模式,有待建立相关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如果可以由政府出面引入一些担保公司或保险公司共同参与土地流转业务,多方共同分担风险,既可以保障农民享有的土地权利不受损失,也可以保障银行贷款的有序发放和回收。

蒙羊集团的产业链融资

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规模化生态草场建设、有机饲草料加工、良种肉羊繁育、有机肉制品精加工及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未来若干年内,蒙羊集团的战略布局是在内蒙古全区建立六个主要的羊源基地:呼伦贝尔、科尔沁、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乌拉特、和林格尔。并且基地附近就建立交易市场,贴近农村,每个基地对应多个交易市场,拟实现上游养殖,中游屠宰加工,到下游产品销售的产业链式发展。

在这样的产业链模式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土地的流转。产业链向上游环节拓展,需要大规模养殖基地的建设,在土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通过确权等方式拥有土地经营权的农牧民将是支撑产业链上游的重点。目前产业链向上游环节延伸的具体操作方式可以多种选择,目前蒙羊公司在政府支持下正在进行业务探索。

蒙羊集团公司由财务投资者创建,商业模型较为清晰,现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短时间内快速做大做强,争取上市,然后股东退出获取溢价收益。这种通过上市以寻求投资者退出的运作模式,使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对于商业银行开展业务而言也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公司按照较高标准进行管理,上市对公司财务记录的严格要求,确保了公司管理规范,财务记录准确,极大降低了融资风险;其次,上市后公司的资本数量将会大幅提升,为贷款的偿还提供了保障;再次,上市后信息披露制度,将使得公司的经营管理更加规范,降低内部风险。

东达蒙古王集团的园区建设

东达集团达拉特旗风水梁产业园区建于2005年,占地面积53平方公里,曾经是典型的沙漠地带,经过集团种植沙柳、改善荒漠,现已建成集特种养殖、煤炭物流、工业生产、文化旅游、生态移民为一体的生态示范工业园区。除獭兔养殖外,园区充分利用资源,在轻工业园区建立了服装加工厂、包装厂、三合板厂、轮胎厂、太阳能发电厂、饲料厂、屠宰场等;保留少数沙漠建立文化基地,作为那达慕大会、汽车拉力赛、影视拍摄的场地或滑沙景区;利用沙漠太阳能源进行光伏发电,除了供工厂使用的电能外,每年有3.5兆瓦剩余电能并入国家电网,资源的充分利用使企业实现收益多样化、风险分散化;农户的劳动自主性增强,獭兔养殖间歇可以到工厂打工,获取额外收入。

东达集团的土地流转运作模式是通过政府与村委会直接对接,一个村整体进行土地流转,村委会组织农民签署同意流转的合同文件,由当地农牧局统一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权证》给企业。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希望与政府交涉,在保障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当地农民致富的前提下,政府能直接更改土地的使用性质,以便减少之后产生纠纷的可能性;企业支付给农民的收入按年支付,钱统一先给政府,若土地性质转成工业用地,则企业需要交纳土地出让金。

总体而言,东达集团的土地流转项目顺利实现了企业盈利、农民就业、环境保护、土地使用与抵押,成为当地土地流转的成功模式。

首先,东达集团获得了土地50年使用权,但对于50年的长远规划,管理层的思路并不清晰。这反映了农村企业发展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根源在于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制度,目前根据农地性质不同,使用年限由30年至70年不等,但对于到期后的续期问题没有明确的安排。尤其是本案例中,村集体交出了土地使用权,在下一期土地使用权续约问题上,续约方是谁、续约土地的面积划分方面必然存在争议和利益争夺。

其次,在东达集团的土地流转中,农民完全交出了土地使用权,成为产业工人。一方面,对企业而言节约了与农民不断谈判的成本;另一方面,农民实现了就业,增加了收入。但失地农民因此而紧紧依附于企业,要求企业必须处于盈利状态,保证农民的收入。一旦企业经历风险、无法收购农民的产品时,就可能导致农民与企业的矛盾爆发,造成不良后果。

最后,政府在土地流转中具有很强的自主性。政府可以收回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将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若当地政府能够分辨项目质量、判断企业价值,则土地可能获得高效利用;若当地政府因眼前私利与企业进行内幕交易、强行获取农民土地,并无法向农民提供长期保障时,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图:草原生态产业联盟土地修复前后效果图

土地入股: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一个途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近年来,以股权模式进行的土地流转逐渐兴起,并成为土地流转的重要方式。《决定》中所说的“股份合作”就是用农村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股权的合作模式,也就是土地入股。它是指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由集体经济组织、有经济实力的大户或工商企业发起,在坚持承包户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将承包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股份公司或者土地股份合作社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见图1)。

1 股份模式的利益流转

使用权换股权的基本流程

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发展己经相对稳定,其流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量化,即对土地进行评估,成立土地评估小组,评估登记入册,为折股量化提供依据,然后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土地作价。

第二步,股份的设置,主要包含三种形式:(1),以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与土地一起折价入股,参与股份合作的利润分配;(2),仅以土地折价入股,参与入股土地产出的利润分红;(3),在开发农业中,以一个生产项目为主,吸收土地入股,参与项目产出的利润分配。

第三步,建立经营企业。这种企业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按照现代股份制企业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与监事会,并按照现代企业的形式进行经营和管理。

金融机构在股权式土地流转过程中,应该针对股权式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合作社,以及所涉及的上下游企业进行一定贷款利率上的支持,降低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增加现金流。或合理引入第三方担保,从而有效缓解目前信用担保的困境,破解农村土地流转的“融资瓶颈”进而起到积极的作用,有效保障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利益。

使用权换股权存在的问题

一是与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存在一定的冲突。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股份制公司,公司股权是可以转让的,而一旦经过股权转让,非农村集体成员也有可能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显然不符合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二是存在匿名股东权益保护的法律风险。根据《公司法》第24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而按照全国人均承包地面积计算,符合该限制条件而成立的农业公司的经营规模是有限的,为规避《公司法》第24条,使用权入股登记的公司就必须采取股权代理制的方式,即从入股农户中选出入股代表登记为股东,或者通过股权代理人集中农民股权、进行公司登记。这样就出现了有一部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入了股,却不能进行股东登记注册的“匿名股东”情况。一旦出现纠纷,未进行登记的股东们的权益就会面临不受法律保护的风险。相比较而言,入股成立合作社可以避免此类法律风险。

三是存在清偿债务的风险。比如农户入股成立股份制公司,虽然说他们只是以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入股,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集体,承包权仍然属于农户,但实质上他们己经在和公司一道承担经营风险。如果公司经营不善,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份不能退,只能转让。如果公司倒闭,按照《破产法》的规定,出现其他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时,就必须动用股本金来偿债。这就意味着,作为股东的农民可能因此永远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然而,我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又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是不能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设定其他权益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56号第15条的规定“承包方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或抵偿债务的,应当认定为无效”。这样债主的债权有可能得不到应有保障。可见,农地使用权换股而注册登记成立“公司”,其注册资本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瑕疵,土地使用权股本部分无法像其他资本那样得到平等的确认。合作社也同样面临此类的清偿问题。

四是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评估作价的困境。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公司或合作社,首先面对的就是其评估作价的问题。而由于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没有真正在市场流通,它的评估和市场价格的确认,是法律的一个困境,也是技术性的难题。

五是股金和红利收入的制定和发放环节不好掌握。股金是农户流转土地、加入合作社的最初动力,股金过低,农民不会入股;股金过高,则可能没有盈余或盈余很少,导致分红无法进行。有些农户希望一次性得到经济收益,而一些农户则希望分期取得分红收益。因此,如何处理好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利益分配问题也是一个难题,将间接制约使用权换股权模式的推进。

 

 

 

 


* 哈斯,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行长。

[1] 赵国玲.内蒙古农地流转现状及存在的问题[J].经济论坛,201203:41-43.

[2] 栗林.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农村牧区土地(草场)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探究[J].畜牧与饲料科学,200903:117-120.

[3] 于红梅.内蒙古耕地流转对农村养老保障的影响——以通辽市为视角[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38-40.

 

“走出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与其他行业相比,海外银行市场竞争更激烈,监管强度更大,经营限制更多,且中资银行比较优势较小。银行要充分认识到本行业海外发展的特殊性,紧密结合自身需求,设定合理的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积极吸收海内外同行的经验,严格控制风险,把“走出去”和自身管理升级、更好服务客户联系在一起。

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提出“走出去”战略,至今已有14年了。“走出去”战略在中国银行业得到了很好的响应,五大国有银行和大量的股份制银行都在海外设立了分支机构,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对“走出去”战略定位模糊以及对海外金融市场情况不够了解是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

中资银行为什么要“走出去”

从中资银行的角度理解,“走出去”主要是为了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学习先进银行管理经验、为海外中资机构提供服务、获取利润。但中资银行的想法能否实现、怎样去实现。现实性和可操作性需要深入思考。

“走出去”是个大战略,很多行业都在积极“走出去”,但能达到我国海外工程承包行业水平的并不多。中国的工程承包行业全球领先,但金融服务则相对落后。如果仅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中资银行“走出去”不是一个好的竞争策略。

另一个思路是主动参与(高水平)竞争,从而加快成长。但中资银行不是只能通过海外竞争来学习先进经验。外资银行很多已在内地落户,竞争早已开始而且将愈益激烈[1],外资银行的很多优点在本土就有机会充分接触。到海外建子行、分行,成本可能不菲,而且在这十年快速攀升。

从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整体来看,很多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重要的目的地,有着很好的业务发展潜力。目前国有大银行已在中东、南美、东南亚等地积极布局。

中资银行积极服务海外运营的中资机构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既能为中资企业海外发展提供便利,也为中资银行提高客户粘性、开拓新业务提供了方向。目前中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为中资机构提供服务的成功案例目前还不多,这种状况跟(海外)中资机构的资金来源、融资习惯等有关,但也说明了中资银行在此类业务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服务跟着客户全球走是大势,其实全球很多大型银行都是紧随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进行服务的,这也是国际业务能力较强的大机构较之中小机构相对明显的优势。很多外资银行为自己的客户提供优质的全球服务并获取不错的收益,中资银行同理在海外也可以很好地服务于中资机构[2],盈利前景可期。服务中国客户,满足其海外工作、学习、出行、投资等要求也是应有之义。

国际银行市场风云变幻,由中资银行完成全套跨国支付在安全方面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加之目前国际上有很多西方国家主导的制裁行为,与某些国家的贸易往来也必须通过自己的银行。当然这些安全上的考虑更多是国家层面的,更多的是一些大银行有能力去承担这种责任。而且由于国际银行业高度市场化,这种安全保障的效果有限。至于与特定国家完成结算,在当今的市场监测手段下往往不易持久,多次交易后很难不被制裁方发现。

海外市场给“走出去”的中资银行带来什么

海内外银行市场发展状况区别较大,这种差异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放眼全球银行市场,中国市场的优异表现是很突出的。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增长普遍乏力的背景下保持了中高速发展,银行业更是利润丰厚。但是海外市场则不同:西方国家银行业竞争激烈,监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变得十分严格;发展中国家的监管制度本身可能并不严苛,但实际上限制很多;或是经济不稳定,开展银行业务风险很大。经济乏力带来的市场不景气则是大多数市场面对的共同问题。

这种差别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首先,美国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后的定位已不仅是高利润行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的金融机构纷纷面临倒闭风险,为了维持市场稳定,美国政府对各主要银行大量注资,一些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尚可的银行也在内,政府注资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允许银行回到高利润的轨道本身就与之相冲突。同时基于社会利益需要,美国政府频繁要求银行大幅降低面向社会大众的收费标准。美国银行利润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信用卡业务和诸如刷卡费、查询费等中间业务,由于政府的强力干预,相关领域收费标准正在大幅降低。

根据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被严格限制,银行的利润部门纷纷被剥离。同时由于民众存款意愿低,而优质贷款客户又因经济危机而大幅减少,使得存贷款利润空间很小。这一点与中国市场有较大差异。[3]

另外,美联储要求在美主要银行必须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全方位评估,并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经营风险,明确控制这些风险的具体方法。风险与收益正相关,这样的要求使得在美经营的银行事实上对那些利润较高的业务几乎无法上手。即便从事的都是低风险业务,在对美联储的汇报中也不见得都能顺利过关。现在美国从事银行业压力测试工作的人员特别抢手,即为明证。[4]

美国对银行的管理在一定意义上延伸至银行的主要股东。根据其《银行控股公司法案》,商业银行与其他行业相分离,在美国拥有一家银行机构意味着该银行的控股股东将不能在美从事大多数非银行业务,且有可能需要每年向美国政府进行复杂的报备工作。这对中资机构,尤其是国内那些拥有银行、业务范围很广的综合性跨国企业,是很大的束缚。

欧洲的银行业压力测试虽然尚未达到美国的完善程度,且出于刺激经济的考虑,监管强度也有所放宽,但欧洲的经济不景气是大环境,业务发展困难,且福利主义盛行,企业的税负和社会责任更重,由此,欧洲银行在本土市场的利润表现常常逊色于海外市场。

亚非拉市场中,除新加坡等少数发达经济体外,大多在市场准入政策上比较苛刻,甚至朝令夕改。管理不透明、政商勾结等问题始终困扰着外国银行,所以在进入市场前一定要详细考察。另一方面,很多地方急需银行服务(比如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完成国际间结算),这时如果能成功进入该市场,则可能取得不错的回报。

相比之下,中资银行在港澳地区业务发展比较稳定,尤其是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龙头的地位更加值得重视。[5]香港市场长期紧密服务大陆市场,人民币业务量很大,加之现在沪港通的影响,香港市场是中资银行“走出去”最重要的阵地。

中资银行如何“走出去”

与其它国家同行相比,中资银行目前整体资金和运营情况良好,也有进军国际的业务要求。不同于很多国内企业以资产收购为主的海外“抄底”,银行业现在“走出去”可能并没有多少“底”可抄,所以要根据业务上的具体需要制定策略,可以“走”得更稳健、更扎实一些。

在开拓各地区金融市场时应考虑下述有关事项:

如前文所提,港澳地区一般是海外布局的第一步。特别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地理位置优越、业务量和人才储备都很好。目前要注意的主要是资产溢价的问题,过高的收购价格会使得投资本身的价值下降。

美国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中心。按照美国现在的金融政策,我们所需要的美国资本市场的大多数业务与商业银行的业务相冲突,在美国开一家分行就要放弃在美从事大多数高端服务业的机会。同时,由于目前美国银行业的监管压力过大,此时新设立分行时机不一定合适。[6]与在美的资源较好的银行合作开展业务可能是一种更务实的选择。

欧洲市场同样重要,且欧洲目前的监管强度和金融政策要比美国宽松不少,但受制于各成员国的经济体量和活跃程度,大多数地方业务量有限。所以综合考虑,要在欧洲布局,像伦敦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需要优先关注的。另外,中国企业聚集的区域也将带来业务的地方。同时,欧洲将来可能出现新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亚非拉的情况非常复杂。这里有三个标准可以参考:第一,市场开放程度和政策稳定性。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就不要轻易进入缺乏开放度和稳定性的地区;第二,是否有业务需要。比如有客户需求,当地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等;第三,参考外国银行的做法。全球经济一体化中金融业步伐很快,外资银行海外布局也比较成熟。在其它条件相近的情况下,外资跨国银行的选择可以较好地体现出当地金融市场开放度和透明度、业务量等情况。如果把“走出去”视作向海外先进银行学习的过程,应观察先行者在海外如何布局。

国内同行也提供了大量经验。以中国银行为例,中行在香港和澳门的成绩非常突出,在当地银行业市场举足轻重。尽管香港地区的金融监管正在逐步升级,但以中行(香港)的实力相信不会对其市场地位造成影响。当然,这种优势是历史形成的,但也足以证明中资银行同样可以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

成功总是与教训并存。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是中行海外分行中的翘楚,开通了人民币业务,并和美国大通银行合作发行了信用卡。另一方面,中行在美国市场有4家分行,目前只有位于纽约的两家分行的存款受到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保护。[7]纽约分行在风控上问题频发,因违规放贷,在2002年被中美两国监管机构各罚款1000万美元,自身损失则超过1亿美元。[8]综合看来,中资银行在美国等发达地区还是有发展空间的,但是不能冒进,更要重视风险和合规管理,而这也是中资银行的短板。

短板还有服务的问题。尽管中行海外分行很多工作人员是国内派出去的,能够提供中文服务,但业务并未充分开展。留学生名义上是国内银行大力争取的客户群,但服务内容和便利程度还需要提高。中国银行在纽约、伦敦等分行提供见证开户服务,产品设计上是服务留学生群体,但该服务被大量挪用至海外移民投资项目,因为后者利润丰厚。不过随着留学市场的迅速扩大,国内银行纷纷推出自己的留学生产品,这部分市场重新得到了重视。

中行是中资银行海外发展的旗舰。它的表现既说明了中资银行具备海外发展的实力,也暴露出了中资银行海外发展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利润回报和风控的关系问题。中资银行建立海外发展战略时要明确:海外业务要有利可图,但不要追求不切实际的高利润,在风险和合规问题上要有清醒意识,这些是中资银行相对薄弱的地方,必须要尽快提升管理水平和强度。

综合来看,中资银行“走出去”要明确目的、调整心态、详细考察、多做参考、全盘分析、量力而为。严格遵守金融监管规则,不追求不切合实际的高利润。根据客户和业务需要开展海外业务。积极参考海内外同行的做法,充分了解目标国的市场情况和金融政策。可以以设立办事处等方式投石问路,以避免过多的前期投入和监管压力。与当地银行合作开展银行业务也是一种很好的切入方式。

 


[1]201511日施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很可能会使竞争更加激烈。

[2]如果通过境外机构直接运用海外资金的话,也可避免用汇额度和汇率风险等外汇相关问题。

[3] 在中国存贷比这一标准使用得远比美国多。

[4] 当然也不是所有在美的银行都有压力测试的要求,但是在美国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银行肯定受到金融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

[5] 香港市场有着海外最高的人民币存款额,人民币兑换也可能在近期彻底放开,加上从内地大量流入的人民币,优势十分明显。

[6] 美国本土银行业认为,外国银行因其外国身份而享受了本土银行得不到的“超国民待遇”,对此有很大意见,美国监管机构也在2014年对苏格兰皇家银行、汇丰银行、瑞银集团等开出巨额罚单。

[7] 在美国不受FDIC保护的存款往往被认为得不到有效保障。

[8] 2003年又因协助贷款人逃避关税被迫支付525万美元罚款。详情参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2722日和20031022日的报道。

 

专题研究

2015年5月4日,北京市海淀区和丰台区法院,分别通知《国企》杂志社研究部原主任、曾是空军飞行员的郭松民和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决定于5月12日和13日,分别在海淀区和丰台区法院开庭审理《炎黄春秋》两名前执行主编洪振快、黄钟起诉案。沉寂近一年的案子重新开庭,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数据显示,围绕着对洪、黄起诉爱国学者郭、梅一事的评价,舆论迅速分化为“批评派”与“力挺派”。在传统媒体、新闻网站及微信公众号中,“批评派”优势明显&#...

201554日,北京市海淀区和丰台区法院,分别通知《国企》杂志社研究部原主任、曾是空军飞行员的郭松民和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决定于512日和13日,分别在海淀区和丰台区法院开庭审理《炎黄春秋》两名前执行主编洪振快、黄钟起诉案。沉寂近一年的案子重新开庭,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数据显示,围绕着对洪、黄起诉爱国学者郭、梅一事的评价,舆论迅速分化为“批评派”与“力挺派”。在传统媒体、新闻网站及微信公众号中,“批评派”优势明显,约占九成;力挺洪、黄的舆论主要集中在微博中,约占两成。

1 各类媒体态度对比

 

舆情走势

监测数据显示,从510时至6423时,共有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37824篇(含媒体转载),微博主帖446557条(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微信相关文章有2456篇。

2 “《炎黄春秋》起诉爱国学者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一年前,梅新育因在微博中批评《炎黄春秋》侮辱狼牙山五壮士,被该刊时任执行主编洪振快、黄钟起诉到北京丰台区法院,认为侵犯其名誉权。郭松民发微博支持梅新育,亦被起诉至海淀区法院。两案原分别定于201463日、4日开庭;此事引起了极大社会反响与舆论热议,广大网友纷纷为梅、郭二人打抱不平。法庭于开庭的前一天突然宣布推迟,未讲明原因。从此该案无声无息,直到11个月后,201554日,法庭突然通知梅新育和郭松民将于512日和13日开庭,此事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此后,随着梅新育、郭松民在法庭的最后陈述和被告委托代理人王立华辩护发言的公开,舆论持续热议。

舆论阵营

围绕着对洪、黄起诉爱国学者郭、梅一事的评价,舆论迅速分化为“批评派”与“力挺派”。

阵营一:批评、反对洪振快与黄钟起诉爱国学者

多数媒体网站、进步学者、军方人士、大量网友对洪振快与黄钟持批评、反对态度。

议题1:对洪、黄起诉、法院立案一事提出质疑和不解,支持郭、梅在法庭中沉着应对,认为洪、黄二人污蔑英烈才应当被起诉。

乌有之乡网刊文章《<炎黄春秋>与靖国神社》称,梅新育和郭松民两位完全可以在法庭上历数《炎黄春秋》的历史罪状,并揭露这桩指鹿为马的闹剧是为了打击公民以宪法为武器维护革命先烈声誉的信心。如果败诉,应立即反诉洪振快及《炎黄春秋》侵害先烈名誉权,让全国人民看一看这样的人是不是违反宪法、违反人伦。

红色故乡网发表秋石客的文章《海淀法院应深入了解<炎黄春秋>罪恶》称,《炎黄春秋》杂志多年来一贯污蔑党的历史和人民英雄,现居然恶人先告状;此案不是一般案件,而是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因此有必要进行电视直播。

环球时报报道《吴丹红:<炎黄春秋>诉讼案检视法治公信力》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不是首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网络言论侵权案,能否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判决考验着法庭的智慧,也考验着法治中国背景下的司法公信力。

天涯论坛转载甚为广泛的文章《学者反对抹黑烈士,竟被<炎黄春秋>起诉》,文章称,该案沉寂一年后,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通知开庭。

微博中,少将@昆仑的家-昆仑岩特别声明:“军队总部最近发通知说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蔓延和诋毁革命先烈的问题。迟浩田等诸多军队高级领导同志纷纷表示,支持郭松民、梅新育、王立华,应当起诉侮辱先烈的人。” @戴旭说,“建议郭松民、梅新育二位壮士反戈一击……法律是公正的,人心是公道的!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诋毁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和狼牙山五壮士,你不许反击,否则就起诉你,这就是无良公知的民主。” @陆弃发表文章《<炎黄春秋>起诉郭、梅若胜则让法律蒙羞》称,骂人是不许可的,但也得分骂谁。当年后汉三国时,诸葛亮骂死王郎,大家都为诸葛亮的骂人口才拍手称快,没见几个人为王郎挨骂气死叫屈。@胡杨麟称,洪很快(洪振快)是个法律白痴,郭松民和梅新育骂的是《炎黄春秋》搞历史虚无主义,洪是杂志法定代表人吗?赶着出来接骂。@眉中王称,影响几代人的民族英雄被抹黑,缔造共和国的开国领袖被妖魔,宵小在弹冠相庆,法律在冷眼旁观。而反抗这种毁灭民族精神、虚无民族历史行为的郭松民、梅新育,却走上了法庭成为被告,何其荒谬!此案貌似依法治国,实际上在为虎作伥,使抹黑英雄合法化成为可能。人在做天在看,所谓法律之上还有人心天法。

大多数网友对《炎黄春秋》及洪、黄二人的行为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如网友@阿胃滩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应当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依法追究颠覆人民军队光荣历史的罪犯!还人民一个明朗、清新的政治天空。@雨思ss说,支持起诉侮辱先烈的人!不把这股歪风打下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社会风气怎能好转?不依宪法审判侮辱先烈的无耻之徒,共产党将彻底失去民心,也失去了自己的执政基础!@平民发言人说,个人认为言论自由不可没有边界,原告污辱中华民族先烈的言论已经明显违反了宪法规定,依法应当判决原告公开向被污辱的先烈后人道歉,向全国人民道歉!

议题2:批驳洪、黄曾在的《炎黄春秋》混淆历史是非、必须整顿

中国社会科学网刊文《决不允许<炎黄春秋>挟持司法向红色地带反扑!》,文中指出:“《炎黄春秋》不但颠倒了历史,而且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它混淆历史是非,引起人们历史观的混乱,……这种是非判断标准的颠倒,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将导致社会主义根基和共产党基础的坍塌。苏联解体前民众的冷漠态度,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恶果。《炎黄春秋》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黄河新闻网直言“忘记历史等于背叛”。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发表文章《关于史学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称,毫无顾忌地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阵地《炎黄春秋》,有恃无恐,继续拿我们党开刀,它今年第二期刊登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全面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奈何它不得?

微博中,@解放军报转发《国防参考》杂志,署名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龚云的长文,批评《炎黄春秋》2002年开始“变质”,“集中攻击共产党”。网友@一缕阳光的垃圾筒说,民智已开,汉奸无所遁形!

微信公众号中,新民学社(xinminxueshe)发表文章《高戈里:<炎黄春秋>篡改史实恶意贬损人民领袖的铁证》、昆仑策研究院(kunlunceyanjiuyuan)发表评论《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警惕右翼分子猖狂进攻》等对《炎黄春秋》及洪、黄二人历史虚无主义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他如战友(zhanyou1893)、红歌会网(szhgh001)、红色沙龙(hongse_shalong)、战争史(warhistory)等都转发了传统媒体、新闻网站的相关文章,表达了批评态度。

阵营二:支持《炎黄春秋》以及洪、黄的行为

在微博场域,少数人如@周泽律师、@石间田、@报人老罗等通过转发、评论@洪振快的微博力挺洪、黄二人,但整体上支持声音寥寥。

@周泽律师称,欢迎《炎黄春秋》也来个“起底《解放军报》”。@金华市丰律师发微博称,敬告郭松民、梅新育及徒子徒孙,如果洪振快侮辱、诬蔑先烈了,你们可以:一,向公安机关举报以追究其行政、刑事责任;二,提请或支助烈士后人向法院起诉以追究民事责任;三,撰文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以正视听。如果以上三者你们都不做,一味夸大其词混淆视听试图施压法庭妨碍司法公正,耻辱必追及你们。海口经济学院院长@刘耘博士攻击支持郭、梅的网友为“真是奇葩级别的奴才!” @1938周思源称,军报微博今天免费为《炎黄春秋》做了一次极大的广告!原来《炎黄春秋》讲过这么多问题,那得找来看看。

舆情评析

此事件起因于201311月下旬,梅新育因“狼牙山五壮士”遭污蔑而转发微博批驳:“《炎黄春秋》的这些编辑和作者是些什么心肠啊?打仗的时候都不能拔个萝卜吃?说这样的作者和编辑属狗娘养的是不是太客气了?”郭松民亦发微博支持梅新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不久后遭到时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黄钟的起诉。

有关“狼牙山五壮士”的谣言及舆论要追溯到2007年,有网民在百度贴吧上发帖造谣称:“狼牙山五壮士实际上是几个土八路,当年逃到狼牙山一带后,用手中的枪欺压当地村民,致当地村民不满。后来村民将这5个人的行踪告诉日军,又引导这5个人向绝路方向逃跑。”2013827日,网民张广红通过新浪微博再次发布该谣言,引起广大网民的批评和社会热议。829日,广州越秀警方发现该不实信息后,立即进行调查并依法将张广红拘留。99日,洪振快在《财经网》公开发表其炮制出的《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该文迅速被《共识网》等多个网站转载。洪振快还在微博中称“越秀警方以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罪名直接抓人,这开了一个谈论历史有可能获罪被抓的先河”。力图声援因造谣被拘留的张广红。118日,洪振快又在自己主编的《炎黄春秋》刊出自己撰写的文章《“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编辑为黄钟。该文围绕狼牙山五壮士“在何处跳崖”、“跳崖是怎么跳的”、“敌我双方战斗伤亡”、“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问题全面抹黑英烈。通过网络运营,该文被大量转发,但大多数网民在评论中的态度都是愤怒及不满;根据清华大学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这之后,网络中就该事件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热议态势(如图4所示)。

4 201311月—20156月有关《炎黄春秋》及“狼牙山五壮士”谣言的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时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的洪振快、黄钟起诉爱国学者梅新育、郭松民一事遭到了众多网民、进步学者的批评、不满和质疑,网友“万类霜天竞自由”发表博文《一哄而起批炎黄,未抓住根本》称,一本《炎黄春秋》,歪曲诬蔑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事实了,官方舆论却不闻不问,甚至于依样画葫芦帮助其扩大影响。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该杂志长期编造歪曲历史事实,污蔑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已经是公然违背了《宪法》序言精神”。如网友“顽石”发表博文《梅新育、郭松民侵权案的审理会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吗?》质疑称,这个案子看上去虽然合乎法律党们“追求的”“程序正义”,但更应该注意的是“程序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斗争。

法院庭审虽然暂告结束,但舆论场对此事件的热议以及对《炎黄春秋》的批驳不会停止。梅新育、郭松民在批驳《炎黄春秋》抹黑英雄的时候或者言语失当,但他们捍卫民族英雄的动机和做法得到了广大网民的充分肯定。进入自媒体时代以来,尤其微博出现后,网络中污蔑英烈的谣言泛滥成灾,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此案能否做出令广大老百姓信服的判决,考验着法庭的智慧,也考验着法治中国背景下的司法公信力以及人民群众捍卫宪法的权力。正如梅新育在法庭最后称述时所讲:“本人行使了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我的言论自由权力,实践了宪法第二十四条国家倡导爱国公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为此被告上法庭,这是我的光荣,我将继续为维护我们的英雄、维护我们的历史而战。”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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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4日,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召开的法意读书会上,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教授王绍光所著《中国•政道》和《中国•治道》两本书。会上王绍光先生介绍了这两本著作的主要思想,现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征得会议组织者同意,本刊将讨论记录摘编与此,以飨读者。

王绍光*我所著的《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考过程,书名没有道出内容的对立面是什么,但它隐含的是要批评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政体思维”。

什么是政体思维?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谈论政治问题时使用的思维方式。如果从思想史往前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但这本书的希腊文原文就是《政体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写的《政治学》也是一种政体论。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按照统治者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分成不同的政体,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分的。

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往下追溯,从古希腊追到古罗马的西塞罗,然后再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等,再往后追到启蒙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他们谈论问题的时候,首先会说这个地方的政体要么叫做君主制,要么叫做专制,要么叫做暴君,然后根据不同的政体来思考问题。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有一种政体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政体是不太好的。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说民主制是好的,但他们会说民主制不是最坏的,大概是倒数第二坏的。后面的西方思想家也大概都是这种思路:这种政体是好的,那种政体是不好的。在他们的思维方式里,有一条就是“形式决定实质”——政权的形式决定了这个政权治理的实质,以及产生的效果。这里面隐含的不仅仅是形式决定实质,而且形式还决定了结果,而结果就是好的政体可能连续下去,不好的政体迟早是要灭亡的。

回想我在美国学政治学、教政治学的经历,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政体思维方式,比如很热门的政治学主题,民主政权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等。很多人会把世界上的政权先分类,然后打分——民主的几分,专制的几分,然后看这些国家的GDP在初始阶段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年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去计算政体跟经济制度的表现。还有一些人会计算政体会不会决定腐败,认为民主制的腐败就会少一点。也会有人做经验性的测验,民主的会不会少一点腐败,专制的会不会多一点。不光是腐败,也有人做环保、做幸福感,人们在民主体制下会不会感觉到幸福一点?不民主的体制会不会让人感觉到不幸福?如果梳理大量西方政治学文献,就会发现很多研究都是受这种政体思维引导的。

我自己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做着做着就发现问题了。首先就是政体思维很难分类。比如,这种思维说中国满清的时候不民主,叫做“威权体制”;民国的时候蒋介石不民主,也是“威权体制”;毛泽东的时候不民主,还是“威权体制”;邓小平时期到今天也是如此,都被戴带上了相同的帽子,但中国现在体制已经完全不一样,这个帽子戴在头上怎么看都不合适。在政体思维的作用下,西方学者讲到中国时会先给戴上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又觉得不合适,中国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样,和拉丁美洲也不太一样。那我还得给你的帽子加一点“花边”,叫做“列宁主义式威权体制”,或者“软威权体制”,或者“开放的威权体制”、“有活力的威权体制”。我梳理了一下,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威权主义”这个帽子下加了20多个“花边”,而且每个人加的还不一样,彼此之间还互相争论。

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开放的多党竞争型选举,就先给它戴一个“民主”的帽子。这样的话,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可以戴这个帽子,伊朗、菲律宾、印度、挪威都可以。但怎么看这些国家的民主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民主这个帽子上又要加很多“小花边”。比如说有些民主被叫做“不自由的民主”,有些被叫做“受控制的民主”,有些叫做“有限的民主”,还有些叫做“不民主的民主”。他先要给你戴一个帽子,但是戴上不合适又给你加“花边”,结果“花边”加多了就导致没有办法进行分析。因此,人们会发现西方一些人的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再仔细琢磨,发现他没说什么,这就是用政体思维去思考问题的结果。

现在回头去看,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就很清晰了。本来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而政体思维是化约式的,要把复杂现象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而我们中国更多是归纳式的。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政治分析传统,我对比了西方这种思维方式后,发现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梁启超在1902年就说过,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西方人这种政体思维。后来写《中国制度史》的吕思勉,1929年写了个小册子叫《中国政体制度小史》(后收入其《中国制度史》),也说政体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认识,西方人有政体思维,而我们没有,那肯定是我们错了。梁启超最初就是这种思维。我认为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到中国来的是梁启超,他最早讲这个话是在1902年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他把这个东西引进来时觉得很有道理,结果他出去转一圈,到欧美实地考察后发现,按照政体思维,拿帽子对号的时候却对不上。他曾经说,从1902年到1916年之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在政治上都是西方人推荐的东西,多党制也有了,总统也有了,议会也有了,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变。所以梁启超比较清醒,慢慢认清并放弃了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我把它归结为政道思维,包括治道与治术。中国古代讲治道的比较多,政道比较少,需要我们来重新定义。

中国在谈政治分析的时候,不是从政体出发分析问题。中国人不从政体分析当然是有原因的。我们看到,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谈政体分析的,他们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都非常非常小,比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理想的政体是5070户,就算一户10口人,也就5万多人。当时还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当于我们的村子,大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镇,各个村之间当然容易对比。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3000个国家,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国,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古罗马共和国也很小,一直到古罗马共和国快结束时才慢慢改变,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都很小,这个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用的却还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从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个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这个叫做术。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们在道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他们的术也不一样,儒家讲的是礼治,法家讲的是法治,墨家有自己的说法,道家有自己的说法,相互之间还有争论。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有些很抽象,但在当时都是具体的政治问题。当然以后的统治者也罢,思想家也罢,他们都不会完全严守纯粹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汉宣帝就说过汉家治天下,霸王道杂之,各家各派杂糅在一起。

所以说中国古代不管是思想家也罢,历史学家也罢,包括皇帝,都会写大量关于治、道的东西。今天很多人还是用西式的政治体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使用的还是政道、治道、治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谈论民主,毛泽东讲民主,但他讲的不是政体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民主,这就是他理想的民主制。他从来没有讲多党制竞争,而是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的东西。所以,《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是想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顺,然后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

欧树军*:王老师的一个核心关切点是国家能力和政治转型的关系,首先把研究重心放在国家能力上,尤其强调国家的财政能力。后来他又转向了对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思考。中国很大、政府层级很多,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理解中国体制的复杂性?王老师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方法论,就是历史比较的方法论,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独特的还是普遍的?有没有一些绕不过去的“现代的”问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心到底是什么?如何把中国不同的传统融合在一起,去设想一种更好的模式?最近这七八年以来,尤其需要回应的是我们对整个未来方向的争论,在治道意义上到底如何摆放儒家和社会主义的位置?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受到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三者又如何来处理?在这些问题上,王老师的很多观点是和其他学者不一样的。

“群众路线”这个词,和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等等类似的词,在中国政治学研究当中的地位正在下降。这个原因在于我们整个政治学的指导思想是西方式的,概念、理论、基本假设被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覆盖和笼罩了。我们的确需要重新认识我们这样一种制度,了解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从制度化的角度来说,群众路线是非常现代的,它不是落后的,保守的,也不是应该淘汰的东西,反而是应该被重新激活的东西。对于群众路线的制度化,王老师有一个观点是更加强调群众路线的政治参与特性,公民都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欲望。王老师说,中国最为独特的是逆向参与,逆向参与就是讲群众路线,是决策者走出来,走出学者所说的“黑箱”,去主动地了解民情和民意,制定具有高度回应性、针对性的政策。

这样的“走出去”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重新激活群众在整个基层政治中的作用。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它的界定是非常全面的,比如讲要学习人民、组织人民、教育人民、武装人民,解决人民群众的油盐酱醋、衣食住行的基本问题。它不仅是要“走出去”,而且是要走到人民当中,通过向人民学习,让人民群众变成非常积极的政治主体。在我看来,在新的条件下这仍然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可能都与此有关,做得非常好的地方恰恰也是因为把这个东西激活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路线需要贯彻到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不能仅仅变成一个口号。如果不能激活群众组织、激活人们自发参与,最终只能走向形式化。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把它制度化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在农村或城市社区这种最小的共同生活的集体,哪些事物是应该共同决策的?通过群众大会或咨询会,哪种决策是最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不仅要满足大家的参与感,满足大家民主的诉求,同时又要有效率,这本身就面临着很大的冲突。但是在基层的制度化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决策机制,一个群众能够参与的机制。另外在文化层面,有没有一个形式能够把社区的公共生活重新搞活?是不是可以在节日办一些庆典?或者是办一些传统的或文化性的公共聚会?当然我们更大的方面是指向共产党,尤其是基层的党组织要注重解决群众生活的问题。在这个方面不仅仅需要高压反腐的态势,同时需要一种治本的解决方式。群众路线本身融合了“治道”因素和“治术”因素,今天需要把这种共产党和中国式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东西重新让大家认识和理解。

刘晗*:政体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王老师讲的“政体”用法学的话讲叫“法律体系”,或者现在更多的讲法叫“宪法体系”,尤其是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宪法体系,有三权分立、权力保障、司法审查、联邦制等一系列的制度建构。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是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去谈的。刚刚王老师讲的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好政体”,它所适用的国家未必有好的治理能力,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如从我研究的比较宪法可以举几个例子。我在耶鲁的导师去过利比里亚,给他们制定宪法。刚刚政变上来一批人推翻了独裁者,说要模仿美国来修改宪法,对其中规定当总统必须要35周岁以上的条文不满意。因为刚刚政变上来的年轻人只有20多岁。可是规定35岁是有道理的,条文不能改。他们就把身份证上的年龄给改了,每个人都是36岁。外国的宪法就像一件很名贵的大衣,看着别人穿在身上样子很有钱,问题在于把那件大衣拿过来自己穿上是不是就直接变成高富帅了?这就是所谓政体和能力之间的关系。

讲回到中国,法律和法治当然很重要,但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在国家能力建设的同时来思考法治问题。依法治国更重要的是从政府角度来讲,是为了加强政府的治理能力或执政能力;如果不能依法严格管控具体行政官员的话,效率会很低,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思考法治的方式。

潘维*:从冷战后开始,政体逐渐变成两种,即民主、专制两分法。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有一个美国政治学学会会长,是一个大家,他认为这两个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方面是平等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子,而今天政体决定论就出来了。王绍光老师讲的政体思维,我把它叫做“制度决定论”。怎么就制度决定了一切了呢?比如说我怎么会被偷了?在某些公知那里就是一句话,是制度不好造成的。

涉及到中国制度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党是西方意义上的党吗?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走回自己传统里面去理解,我们已经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土地太长时间了。当我们终于去了想象中的那些国家,而且一待八九年,就会发现他们也有很多毛病。于是我们开始回归一个“道”。王绍光老师一句话就把这个说清楚了:什么叫做政道,什么叫做治道?政道就是治国的目的,治道就是治国的手段、方略。所以“制度决定论”几乎是导致国家精神虚弱的一个巨大的敌人,而对这种治国思维方式的批判是极其重要的。人太容易绕过制度了,叠床架屋的事我见得多了,因为制度是人来造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我们上本科的时候就学过这套东西,什么有个好制度坏人能变好人,有个坏制度好人能变坏人,但后来就不信了。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么流行?而这种政道也好、治道也好,或者称之为大政方针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这些东西反而讨论的人少了?老想推翻制度的人,老想“拆故宫、建白宫”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多,以至于渗透到了我们很高的层次?王绍光老师在书中出色的思想,震撼性的东西,特别的给力。

 

 


*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刘晗,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015年5月22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出版集团、《经济导刊》和中信书院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合办的“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三期:公元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从永贞革新到改革开放” 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成功举行。主讲人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

尽管讲座的主题是“改革与革命”,韩毓海特别强调,应当从“治理”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两千年来的改革、发展与变迁。他深入分析唐代永贞革新、宋代王安石变法、明代王阳明心学、以及清末魏源对边疆的治理,从历史的视野系统展示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演变轨迹,并借古鉴今,提出自己对当前国家治理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中国缺乏对治理体系的总结

20142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的讲话。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韩毓海认为,习总书记讲话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启发在于,他提出要从宽阔的历史视野去看“治理”。

我国的治理经验源自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西方的治理经验,第二部分是中国历史沿承千年积攒下的治理经验,第三部分则是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韩毓海指出,有完善的治理体系未必就有强大的治理能力;反过来,有好的治理能力未必就有完善的治理体系。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并非没有治理体系,只是我们对治理体系缺乏系统的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九十余年的奋斗中表现出强大的治理能力、驾驭战争和经济的能力。但是,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尚未形成完善而有效的治理体系。

20146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他指出,有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哲学。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用10年时间绘制中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这样重要的成果却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没有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古代中国把西学当成上层社会的秘密知识,束之高阁,没有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韩毓海指出,中国并非没有博学的知识分子,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动手不动脑”,没有将知识跟实践结合,这成为中国在近代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知识分子、官员队伍的管理是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韩毓海认为,改革的目的是全面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从“治理”的线索来观察中国历史,将会有更多收获。

国家统一的基础是中央财政集权

寻找统一国家的办法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的第一命题。韩毓海认为,柳宗元的《封建论》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该文深入探讨了国家统一和分裂的问题。柳宗元在文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在中国做治理者,其要务是保持国家的统一,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只要陷国家于分裂,那么这个治理者都是失职、失败的。

《封建论》作于“永贞革新”之后。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年中,中国曾有两次大的分裂,其中一次便是“永贞革新”之前的安史之乱。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尽管秦朝用强力使国家统一,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真正使国家凝聚起来的办法。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即在这种背景下发起“永贞革新”。韩毓海认为,“永贞革新”是在回应如何凝聚国家、使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形成统一的中央财政和税收——把各个藩镇的财政权和税收收都归中央,形成中央集权,这是“永贞革新”的实质。

韩毓海指出,中央财政集权的基础之一是预算制。在确定中央财政预算的基础上,将预算摊派到各个州郡,让州郡长官负责管理财务和税收,可免除徭役,并加强中央财政集权。

在《封建论》中柳宗元分析,汉朝衰落之时,叛乱的都是封国,而州郡不敢也没有能力造反。其原因在于,州郡长官的委任状是国家发的,州郡的财政也是由中央供给、管理,他们没有财政和军事裁度权。可见郡县制对于强化中央财政集权、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性。

韩毓海介绍,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将中国长期大一统的原因归结为大运河的开通——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解释。日本京都史学派也认为,唐宋之间发生的重要变化就是交通——中国的首都逐渐从西安移向运河沿岸城市。然而,韩毓海认为,中国在宋代以后能够长期维持统一,主要是由于文官政治的确立。

唐朝文官体制是“三省制”,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均围绕皇帝诏令工作。 “永贞革新”后,中国从徭役制国家逐渐向赋税制和预算制国家转变,奠定了统一的基础。文官体制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宋朝设立了三司,即盐铁、度支、户部,文官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工作转变为管理国家的财政、预算、经济、司法等。这使得中央的财政权得以最终确立。

鉴于此,韩毓海强调,国家统一的基础是财政和税收的统一。

国家治理的基础在于专业化

列宁曾称王安石为“十七世纪伟大的改革家”。1608年,王安石发起熙宁变法,对宋代治理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安石在任三司度支判官之时曾写过一篇万言书,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依此书之言,宋朝的国家治理之所以一团槽,原因在于国家缺乏人才,官员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

“教”意指教育。王安石认为,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财政、税收、司法和军事,然而官员学的是经史词赋,他们不懂政治、经济、财政、司法,因此“教不得法”。

“养”反映的是官员的薪酬。王安石认为,宋朝官员队伍庞大,不乏有才能之人,但国家却没有钱“养”他们。官员薪赋过低,甚至不足以使他们过上“体面人”的生活,助长了贪污之风,因此“养不得法”。

“取”指官员的选拔。在王安石所在的时代,朝廷对于官员的提拔皆按程序进行,每个官员几乎每个职务都要经历,但还未等他们摸到管理门道就被调走了。因此王安石认为,这样的官员什么都会一点,又什么都不会,“取不得法”。

“任”则指官员的考核。王安石认为,宋朝对官员缺乏有效的考核办法。韩毓海解读,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是“中文系”的人,而治理国政显然需要更专业化的人才。宋代的根本问题出在人才的顶层设计上,官员队伍不够专业化,影响国家治理效果。

既然官员的“教”、“养”、“取”、“任”不得法,就需要变革。尽管王安石提出官员需专业化,本意打造一支擅长财政、经济和司法的专业治理队伍,但结果并不成功。其原因不在于王安石所关注的“顶层设计”,而在于基层政权的瓦解,实际上就是南宋政治家叶适所说的“胥吏之害”。

古代中国官、吏分离——办事的是吏,在地方师徒相承、子孙相继;官员则行走于各地,频繁调动,专营升迁之事,本身并不需要掌握专业知识,而是依赖吏进行实质的地方治理。因此叶适道,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

韩毓海认为,解决中国基层治理问题、破除“胥吏之害”的是南宋的朱熹和陆九渊。其方法就是使儒家深入到中国的基层,办义学、建义仓、修义渠,组织乡贤替代胥吏兴办公共事业。

到农村做“父老”(乡贤),像父老对自己的子弟一样对待乡村的人们,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对待乡村的子弟。朱子之学完成了中国基层的设计;其所创立的“深入基层、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传统,经过长期发展,在晚清后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乡间。甚至毛泽东主席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此思想影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作用类似于“朱子家训”,奠定了基层法制的基础。

“我心光明”——官员的政治伦理

韩毓海在讲座中提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释过治理的问题。他所讲解的治理,重点固然是治国理政,但却不仅仅是指治国理政,不仅仅是指财政、税收、司法、军事等这些富强之道,治理不仅包括“治国”与“治事”,更包括“治心”和价值观的培育。

明代王阳明曾用一年半的时间替明武宗铲除为患大明几十年的巨寇。然而,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韩毓海认为,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治世容易治心难”,是重要的政治伦理问题。

韩毓海指出,王阳明本人有两个特点值得官员学习。第一,敢于作为,“知者行之始”,知行合一,不可分作两事;第二,“我心光明”。这意味着,政治家除了拥有治理经验和才能外,还要有仁心,仁心是仁术的基础。

韩毓海批评包拯、赵广汉短视,只为满足老百姓一时的冲动,未考虑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韩毓海认为,一些干部很有能力,但“我心不够光明”。他从文学作品中受到启发而举例,《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虽有能力,但心不够光明,处处从显示自己的能力出发,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勇,求一己之私欲,没有大局观。他认为,薛宝钗同样心不够光明。薛宝钗为了自己的清誉和名声放弃原则、失掉基本立场,做事为“邀名”,而非从长远和根本来考虑问题。

韩毓海认为,真正负责任的治理者,需要“我心光明”,要破除自我功利的束缚,要从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要以国家的长治久安为重。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常提的,“功成不必在我”。我们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当中,前赴后继地前进;一切的行动和作为都不是为了逞个人之能,不是为了“邀名”,不是为了扮演“改革家”,而是从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长远利益来打算此时此刻的行动。

韩毓海同时指出,只有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考虑问题,才能做到“我心光明”,才能放下这些“改革与反改革”、“成功与失败”的心理,才能勇敢地前进。

从《圣武记》到“一带一路”

在此次讲座中,韩毓海还从历史脉络中梳理了“治疆”经验。对此,韩毓海着重介绍了晚晴魏源的《圣武记》。其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思想即是“治国就是治疆”。

魏源在《圣武记》中核心讨论的就是中国的边疆问题,涉及西藏、新疆、东三省、蒙古,以至于琉球、朝鲜、越南、缅甸、尼泊尔。如果放在今天,可以比做“一带一路”。

魏源在《圣武记》中谈到重要的民族问题。他说要注意甘肃和青海附近的回族,他们是突厥后裔,骁勇善战出将才;但回族分教派,不同教派之间存在冲突。而在讨论西藏宗教问题时,魏源指出,早期西藏并非佛国,佛教是文成公主进藏带去的。四世达赖曾说,达赖传到五世就终止了。乾隆皇帝从政治治理角度出发,决定保留达赖,改由国家任命,因此,中央有罢免五世以后任何一世达赖的权力。

韩毓海指出,我们至今依然可以从魏源对于中国西部边疆的认识中汲取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的长征是从江西出发,沿着少数民族的根据地,一路铁流滚滚,从苗族走向纳西、藏族,融向西北的回族地区。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的家园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立身之地。中国的西北地区接近欧亚大陆的心脏。一千多年的世界史就是欧亚大陆主导民族(包括汉族、匈奴、突厥、鲜卑、蒙古等)四处扩张而缔造的。因此,魏源才提出,控制住中国的西北地区,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核心。如果新疆、西藏、东三省、蒙古这些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中国会变得非常被动。

实际上,魏源还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中国在海上必须要有朝鲜、琉球、台湾三个支点,否则就会丧失海上力量。韩毓海总结,这意味着越重视大陆,越要重视海上,治国治疆要重视好二者之间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是魏源时代的“治疆”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韩毓海说,“一带一路”涉及世界观的变化,是让全世界共同富裕、共强起来。西方喜欢问“下一个世界的统治者是谁”。但是中国会回答,世界不需要唯一的统治者。

历史发展至今,中国从没有产生强烈的向战争和军事投资的机制,也从未因战争负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我们是要欧亚共同发展”。中国当今重要的战略是将财富转化为生产力,我们不做唯一的强者,我们要带动世界共同发展!

 

“代表”与“民主”的关系并不确定,人们却经常轻率地将二者等量齐观。这两个词理念起源不同,甚至彼此冲突。“民主”来自古希腊,通过自下而上的斗争赢得。希腊民主是参与式的,与“代表”没有任何关系。“代表”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和一种政治实践,始于中世纪晚期,当时它是君主强加的义务。只是在英国内战和十八世纪民主革命时期,这两个概念才被关联起来。民主论者认为正是代表和选举权的扩展让大规模民主成为可能。保守论者则将代表视为阻碍民主的工具。卢梭更喜欢民主自治,他认为代表是...

“代表”理念最近重新获得关注,尤其是在欧洲,那里正在努力建构某种大区制度,它比国家小但比联盟大,这在理论原则和政治可行性上都提出了无数议题,其中很多都涉及“代表”。该设置什么制度?它拥有什么权力?官职如何填补?任命?选举?基于什么?由谁进行?这些官员代表谁?代表什么?欧洲人的这些关切也表明:我们现在失控的全球化与复苏的地方主义、种族隔离主义混杂在一起,引发出更大的问题。哪种政治组织、哪种代表能够适应这种状况?

考虑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迫切性,以及我们时代的异常技术化的视角,如果让一位出席有关代表研讨会的听众表达意见,可以肯定,他会让专家提供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建议:单区选举还是划区选举、赢者通吃还是比例代表、多数决还是为少数保留配额?这类议题都很重要,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的代表研究不是技术导向的,而是概念和理论导向的(Pitkin 1967)。不错,它有自己的技术性,即依赖“日常语言”哲学和语义分析提供的工具。但它没有处理任何技术问题,最多只是为“代表”这个棘手概念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概览。

这个概念的确有意义的中心核(central core):不在场的某人或某物,却在某种意义上又在场。这听起来让人困惑。首先,核心本身包含一个无法避免的悖论:不在场,又莫名其妙地在场。其次,定义显然太模糊,无助于区分众多特定意义,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化,这个词的涵义或假定常常互不相容。

一座城市或山脉在地图上“出现”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律师代表当事人“出现”的方式。麦克白“出现”在舞台上的方式(麦克白,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主人公。编者注),不同于一位大使代表国家的方式,不同于人们让某件事“出现”的方式,不同于具象艺术或代表性抽样的表现。这还只是在英语当中。如果人们想了解的不仅仅是这个词,还想了解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真实“代表”现象,事情就变得更加糟糕。甚至在非常接近英语的德语中,艺术或剧场中的再现与法院或政府中的代表也没有任何概念联系(Pitkin 1989, 132)。

这就是40年前我开始研究这个概念时的看法。从那以后,我的兴趣已经转向了其他方面,但我想最起码谈谈代表与民主的关系。我的早期研究从来没有涉及这个主题,因为当时我想当然地认为二者的关系确定无疑。甚至就像今天的大多数人,多多少少把民主与代表划了等号,或者至少是与代议制政府划了等号。在现代情境下,只有“代表”能让“民主”成为可能,这似乎成了公理。这个假定不能说完全错误,但却存在严重误导,如果人们把它视为公理,只提出技术问题而非基本理论问题,这种误导就仍然根深蒂固。

“民主”与“代表”的起源与冲突

“民主”从头到尾都和“代表”一样复杂棘手。在语源上,民主意味着人民(Greek demos)的统治(kratein)。但是,“民众”的涵义却模糊不清——是所有人民共同统治自己,还是普通老百姓(平民)统治(之前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根据什么标准确定人民事实上在统治?进而,“民主”和“代表”这类词汇,就和更一般的人类制度词汇表一样,存在下述怪异之处:使用这些词汇,到底是表达一种理念或理想,还是不加批判地指代目前人们假定体现那一理念的实际安排(Pitkin 1967)?二者混淆不清。

今天我在此谈论民主,是为了提出并承认这类难题而非解决它们。我说的“民主”之治指的是人民自治,就是阿布拉罕·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Lincoln 1980, 231),尽管距离林肯500年前的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就使用过这种表达方式。这是个程度问题,在不同环境、状况和制度安排下,一个理念或理想的实现程度不同。正如谢尔登·沃林所说,民主是个“难以捉摸的东西”(Wolin 1996)。

“民主”与“代表”的概念完全不同甚至为彼此冲突的历史,已经表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确定关系。民主起源于古希腊。至少其概念是如此;可以肯定,在某些部族和氏族,民主实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过去。雅典民主是自下而上的政治斗争赢得的,其直接参与程度高得令人惊讶。根据我们的标准,雅典民主的范围极为有限,与任何普遍人权概念都没有关联。希腊认为外人(野蛮人)和女人这两类人没有能力参与政治。他们的“民主”也没有涉及任何与“代表”有关的东西,他们的语言里没有词汇表达这种理念。

作为一个政治理念和实践,“代表”出现在现代早期,与“民主”没有任何关系。让我们以英格兰为例。除王室不动产和传统封建捐赋外,英王还需要额外收入,因此要求每个郡、每个自治市派一名代表,让各地承担缴纳特别附加税责任。因此,“代表”是自上而下施加的一项义务,是为了王室的便利和行政控制的需要。随着这种做法反复持续,它被逐渐制度化了。有时候代表带着所在社区的指令来;有时候他们的任务是汇报各地发生的事情。他们渐渐开始将自己的同意附加了条件:比如平复不满,他们开始把自己视为一个单一连续体的一员,有时候还与反对国王的力量为伍。因此,代表慢慢开始被视为权利而非负担,尽管那时候的代表遴选绝不是民主的,甚至往往不是由选举完成的。

国王与议会之间的这些斗争在17世纪英格兰内战期间达到高潮,接下来在18世纪末期又发生了伟大的民主革命。直到此后,“民主”与“代表”之间才建立了同盟关系。民主论者质疑中世纪的一对孪生假设:一是每个人一出生,上帝就为其设定了他在神圣等级制中的位置;一是王国是地上之国,因此王国事务只是国王与土地贵族之事。与之相反,民主论者认为,每个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与公共生活利害攸关:“英格兰最穷的人也像最高贵的人一样拥有生命。”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是每个人“与生俱来权利”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没必要服从一个“自己没有发言权”的政府(Woodhouse 1951, 51, 69)。民主论者认为,不言而喻的是“每个人生而平等”而非身处等级秩序之中,“他们的造物主赋予其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有“保障这些权利”的政府才是正当的(美国独立宣言)。王国远远不只是土地之邦,更是公民之邦,祖国母亲的所有平等子女之邦。人民大众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神圣统治者或阶层来统治自己;我们都有能力参与政治生活,也都有资格参与。

因此,民主(再次)出现在现代世界。但是,由于它出现在大民族国家而非小城邦,由于当时(非民主的)代表实践已经大行其道,联盟看上去再自然不过。扩大选举权范围,“民主”会因为“代表”而成为可能。正如约翰·谢尔登所说的,因为“房间装不下所有人”,人民通过“代表”间接地感受到自己在统治(Arendt 1972, 238)。

除了少数倔强的君主绝对主义者,民主论者的保守对手们这次把(非民主)“代表”作为传统予以接受。但是,他们远非把“代表”等同于“民主”,而是把“代表”作为工具,用它来削弱“民主”的锋头,控制难以驾驭的下层阶级。在英国内战引发的辩论中,保守主义者说,一旦你开始挑战原则,开放遴选国会议员的传统道路,“你必须迅速转向绝对自然权利”,然后就再也没有任何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有任何诉求。他们说,英国无(地)产者五倍于有产者。“如果主仆成为平等选民……多数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规定物品与地产平等分配。”混乱也就应运而生(Woodhouse 1951, 53, 63, 57)。

与之类似,在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中,麦迪逊对比了代议制政府(他称之为“共和制”)与民主制,而非把二者关连在一起。他说,古希腊的“纯正”民主制以小城邦为先决条件,连绵不断的“动荡对抗”和轻率、狂热、不明智的决策成为其鲜明特征。相比之下,新宪法所拟议的代议制政府不仅允许大规模且不断增长的共和制,也会“提炼和放大”(实际上是“扭转与替代”)普通公民的看法,因为明智、负责任的精英可以过滤普通公民的看法,筛选出“他们国家的真正利益”(Hamilton et al. 2003, 4345)。

卢梭的“代表观”

但是,说民主论者把“代表”与“民主”结合起来、保守论者则强调二者的反差太简单了。不过,至少还有一个特殊的民主声音对“代表”保持着警惕:那就是让·雅各布·卢梭。卢梭讨论时没有提到“民主”,在他看来,民主只是一种行政方式。他关心的是一个正当国家中的自由。但是,他所说的实际上就是标准的民主:自由要求所有人聚集在一起,积极地亲身参与,共同决定公共政策。因此,它与“代表”格格不入。卢梭强调,英国自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选举投票那一刻才是自由的;然后他们就立即降格为奴隶,不再是人民(Rousseau 1968, 1012, 110, 141)。

好,你会说卢梭太过浪漫、乌托邦、不切实际、无可救药。根据他的论述,自由只在规模极小的共同体中才有可能,只有那些拥有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的公共精神的人民当中才有自由。他写道,“只要公共服务不再是公民们的主要关切”,或者公民们开始如此评论公共物品:“关我什么事”,自由也就消失无踪了(Rousseau 1968, 14041)。

然而,尽管他的姿态是浪漫主义的,但卢梭提出了某些独特的“代表观”。几个世纪以来,他似乎被证明是对的,至少在这个方面。尽管反复努力让代议体制民主化,但结果主要还是“代表”替代了“民主”而非为之服务。我们的统治者已经变成了一个自我永续的精英,统治(或更准确地说管理)消极或一盘散沙的人民。“代表”不再是代理人民,而代替人民。

代议制政府成为新寡头政府

我们派代表照看公共事务,就像雇佣专家一样,他们是专业人士,固守着官位,盘踞在政党结构中。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独特文化中,整天和其他专家打交道,与自己选民的日常生活现实格格不入,就像我们在美国的说法,他们身体和精神都禁锢在“华盛顿首都环线圈”(inside the beltway)之内。而他们的选民则感到无能为力,愤懑不已。在派遣专家关注公共事务后,他们的注意力和能量就转向其它与家庭相关的事务。由于缺乏政治经验,他们觉得自己不知情、无能为力。(最近几个月我反复听人这么说:“总统能接触所有我们接触不到的机密信息。” “他肯定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并不是说人们崇拜他们的统治者,相信所有官方声明。相反,他们愤世嫉俗,闷闷不乐,与那些以他们为名的行动和行动者完全隔绝。然而,其为人处事会继续支持体制,避免破坏体制。多数人甚至不去投票,更不用说为自己国家的公共生活承担任何积极责任。当得知某些政客接受甚至追求慷慨赠予时,他们偶尔也会变得难以驾驭、不信任政客,憎恨“政府”,但在总体上他们已习惯于把接受最终政策和状况视为命中注定。他们已经忘了政府是自己共同的工具,忘了公众是由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集体组成的(考虑到现在事情的实际运作状况,他们又有什么理由这么看呢?)

很明显,“代表”并不是导致事态如此可悲的唯一元凶,但它的确是元凶之一。选举权的反复扩展,代表体制的众多技术改进,既没有产生保守主义者所恐惧的财产再分配和社会骚乱,也没有产生改革者所预期的有效民主。我们称之为“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安排已经成为人民自治的替代,而非人民自治的实施。把它们叫做“民主”只是在伤口上撒盐。汉娜·阿伦特就这些事务写了很多雄辩而深思熟虑的文章,她在晚年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古老分野已经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美国和法国]革命原本试图通过建立共和国取消这一分野,在这个意义上,代议制政府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寡头制政府;人民再次被拒绝进入公共领域,政府事务再次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Arendt 1965, 273, 240)。

难道我们必须接受这些是必然的?难道我们必须在今天的形势下默认卢梭的观念:在全球化的时代,民主无关紧要?阿伦特认为并非必然如此。根据她自己的现代革命和“社会运动”研究,根据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研究,她得出结论说“民主斗争还没有迷失方向”。她认为,真正的民主代表是可能的,这就是中央集权、大规模并且必然抽象的代议体制,植根于生气勃勃的、参与式的、具体的地方直接民主。

通过积极参与地方政治生活,人民会了解公民身份的真实含义。他们发现,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的个人困难其实很多人都有,表面上是个人关切,事实上却与公共政策和公共议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会找到一种可能性,它既不基于个人之间的自利竞争,也不基于英雄式的自我牺牲,因为他们共同构成受益的公众,但却没有就如何行动达成一致。在与他人共同三思而后行的过程中,公民修正了自己对个体私利和公共利益的理解(Pitkin & Shumer 1982)。

有了这些行动和担责经验,看到世界的实际结果之后,人民也会意识到他们自己完全拥有下述能力:自主判断、协商和有效行动。看清集体行动中的自己之后,他们会评估自己的权力以及他们共享的权力。拥有这种邻里之间面对面经验的人民,在涉及距离自己更远的全国代表时,也可以成为有效的民主公民。地方直接民主从根基上强化了全国代议制民主。

在杰克逊时代的美国,托克维尔就呼吁注意这一点。他看到人民热衷参与公共生活,而且一点也不是那种自我牺牲式的参与。他说,把政治从一个美国人身边拿走,这就像“他的生命被剥夺了一半;他会觉得生活无比空虚,痛苦异常”(Tocqueville 1969, 243)。

当下实现民主的三大障碍

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积极的政治参与在很多地方还看似可能存在。今天的局面却相当黯淡;我们民主论者有理由担忧。最后,我只谈三大“拦路虎”。

首先是公共问题的规模与私人权力。要想有能力提供积极的公民身份经验,地方政治就必须是真实的。它所涉及的必须是对人民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纯属伪装的政治,没有任何重大内容或后果的公共行动幻影,不会如此。但是,在我们的世界,困扰人民生活的问题规模越来越大。它们是巨型非民主组织活动的“副产品”,比如全国性黑手党、跨国公司甚至政府官僚机构和军队。如果地方社区的唯一供水系统为总部设在别处(或者根本不知何处)、年度预算远超许多州政府的跨国公司所有,当地人就会面临一大堆让人头痛无比的麻烦,却手足无措。

第二个相关的障碍是金钱,或更准确地说是财富。金钱在选举中的腐化作用近来一直是美国人关注的焦点,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财富的力量与“人民的力量”之间那种更普遍、更久远的张力,这也是数字的力量与承诺的力量之间的张力。(令人遗憾的是,因为苏联的终结,不再有人去读马克思;尽管有其缺陷所在,他的作品对于思考这些事务还是很有用的。)

第三个障碍难以找到恰当的名字。它事关理念及理念的塑造。在现实政治生活的混乱中,欺骗、宣传和教化总是发挥着作用,但它们在我们这个电子媒介和卫星监控时代呈现出新的、令人不安的维度,这个时代还有很多其它名称,比如“炒作”时代、“漩涡”时代、“专题广告”时代、“影响”时代、“公信力”时代和“虚拟现实”时代。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看电视的人民,不仅得到的信息是误导性的;还习惯了自己的“观众”角色。白日梦与现实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实际上,电视画面与人们的幻想之间的界线也模糊不清了)。对于那些设定政策、塑造影像却不受任何现实制约的人来说,他们很快就会被自己制造的假象迷惑。所有这一切对民主而言都是凶兆。

我是不是太悲观了?也许在别的国度发生的情况更令人愉悦。今天,我痛感作为一个美国人,撰文论述民主与代表其实颇具讽刺意味。我的意思是,在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实行代议制民主的机会比美国还好、其开端比美国还有希望、其条件比美国还有利?现在再看看!也许美国扭曲了我的视线。毕竟,民主冲动已经被证明非常有活力,甚至合资有限责任公司也只是人类的一项发明,可以随人改变,但未必是必然的。

民主可以获得拯救吗?我老了,看你们的了。

 

 

 


[1]本文选自《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王绍光主编、欧树军译,王绍光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版,第78-86页。

[2] 汉娜·费尼切尔·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政治理论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荣休教授。本文译自:Hanna Fenichel Pitkin, Representation and Democracy: Uneasy Alliance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7 (3), pp. 335-42 (2004).

 

环球扫描

发展中俄友好关系是我国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的迫切战略需要。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进一步深化的坚实基础、巨大潜力及可持续发展前景。对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我们有充足理由充满信心。

俄罗斯是我国最大的邻国,这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现实。长达4300公里的共同边界,对于两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中俄同处中亚、东北亚地区,确保两地区的安全稳定对于营造两国和平发展所必需的安全环境与发展环境至关重要。

21世纪是人类开拓海洋的时代,我国的主要安全威胁将主要来自于海洋方向,经济活动也将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海洋方向。建立与俄罗斯保持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对于我国构建经略海洋的陆上战略纵深,战略价值显而易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迅速扩大。美国则坚持遏制中国的崛起,其“亚太再平衡”矛头直指我国,不仅把60%的海空军部署到亚太,而且在我国周边拉帮结伙,企图抹黑、孤立我国。中国和俄罗斯发展伙伴关系,对破解美日战略、改善我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意义重大。

发展中俄友好关系是我国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的迫切战略需要。而能否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关系是否具有必要的战略基础。从各种影响因素看,中俄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是扎实的。

中俄关系进一步深化发展的良好现实基础

自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以来,中俄关系的发展一直积极而顺利。俄罗斯宣布独立建国伊始,中俄即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此后短短20多年,两国关系接连迈上几个台阶:1994年由“睦邻友好国家关系”上升为“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发展为“面向21世纪的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2年进一步提升为“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

中俄关系提法的几次变化并非“文字游戏”,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反映出两国关系水平的持续提升。“建设性伙伴关系”高于“睦邻友好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则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高度。相较而言,在两国与各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唯有中俄关系使用了“战略协作”一词。其固有的内涵是,“按照任务、方向、时间、地点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要求远远高于“战略合作”。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较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两国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实践看,在过去若干年中,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两国间的战略协作日益紧密、国际影响日益扩展;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两国更是相互给予了宝贵的支持。虽然两国对国际问题的立场与方法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中俄做到了及时磋商、及时协调,努力保持一致。不仅战略协作,而且务实合作包括经济合作、人文合作都在广泛展开。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仅元首会见每年就多达56次,莫斯科和北京成为两国元首新任和年度外访的首选地。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过去这些年里中俄关系从未发生大的磕绊、大的波折,这在两国关系历史上、以及两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史中都非常少见。

另外,两国间业已建立的各种协调机制,对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这里既包括增进互信、消除分歧的机制,也包括促进合作、协调行动的机制。其中作用最为突出的是:两国元首会晤机制、政府总理及各部门领导会晤机制、军事安全主管部门间的磋商机制、政府各部门合作委员会机制、能源合作谈判代表机制,以及议会、政党合作机制、公共外交机制,等等。这些机制务实高效,对于增强战略互信,消除利益分歧、深化互利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2001年两国签订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及每隔5年续订的落实纲要,对于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更是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

正因如此,中俄两国领导人对于目前的两国关系都予以了高度的评价,称其为“大国关系的典范”、“最成熟、最具建设性的大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有充分理由认为,中俄关系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从而为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现实基础。

中俄战略利益具有相近性

在国际关系中,影响国家关系的关键性因素是国家利益。中俄两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广泛相近性,在两国与各大国关系中都非常难寻,从而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坚实的国家利益基础。而战略利益的相近性主要源自于战略处境的相似性。

一是中俄同为新兴大国,意味着两国有着相近的战略诉求,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都强烈希望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都坚定主张建立体现新兴国家利益、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

二是中俄同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家,意味着两国面对的问题与挑战有着许多相近之处,都迫切需要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问题上相互借鉴,需要通过加强合作来共同防范转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三是中俄同为非西方大国,意味着在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问题上,在坚持符合本国国情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制度自主选择权问题上,在推动不同文明包容互鉴、抵制西方文明“优越论”问题上,两国利益与共、需要联手行动。

四是中俄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孤立和抹黑,两国需要相互支持;在抵御西方霸权压力问题上互相支持。中国正在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央,要更好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必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立“紧密朋友圈”或曰“统一阵线”,俄罗斯无疑是其中的重要选择。俄罗斯处在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紧张战略对峙之中,这种对峙可能具有长期性、全面性,俄迫切需要一个国际战略环境、国际战略理念相近的大国作为战略依托,中国无疑是最佳选择。

五是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意味着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在新形势下的全球治理问题上,两国肩负着相近的历史责任,需要付出共同的努力。在单极霸权依然猖獗的“准多极时代”,两大国在集结新兴力量、推动全球“多边共治”等问题上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肩负着共同的历史责任。

中俄战略处境的这种广泛相似性,决定了战略利益的广泛相近性,从而为两国相互亲近、相互走近,展开广泛的战略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国家利益基础。

中俄战略理念具有相通性

一是中俄在建立新型国家关系上理念广泛相通。中俄均赞同国家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之上,而不是以大欺小、主导与被主导;均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深化合作,而不是相互猜疑、相互防范;均坚持互利共赢,相互考虑对方的利益关切,而不是“强者通吃”、损人利己;均认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反对拉帮结伙、相互对抗。这种新型国家关系理念,既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提供了根本性保证,也为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树立起了一面旗帜。

二是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理念广泛相通。这些重大问题包括:关于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文明多样性;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反对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机制和以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准则;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反对动辄制裁和滥用武力;反导、太空非军事化、北约东扩、防核扩散;反恐和打击“三股势力”;抵制“人权”、核能利用等领域的双重标准;抵御美欧向中亚和独联体扩展势力范围;朝核和东北亚安全;以及维护二战历史严肃性、落实二战战胜国国际法安排,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中俄都有着非常相近的主张。

三是在价值观问题上中俄的理念广泛相通。俄罗斯的“主权民主”和“可控市场经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尽管俄罗斯形式上搞了“三权分立”,但是实际上更多地是在实行近似于中国的“协商民主”。在坚持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自主选择、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打压问题上,特别是在民主选择的自主性、民主模式的多样性、民主发展的阶段性、民主与稳定的关系等问题上,两国的理念与主张更是高度相近。欧美坚持以意识形态作为决定国家关系亲疏的标准,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并且以此为借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策动“颜色革命”和“民主动乱”,矛头直指中俄,更是将中俄逼进了同一条战壕。

中俄在国际关系运筹与国内民主建设等领域战略理念的广泛相通性,为两国深化战略协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价值观基础。

中俄战略优势具有互补性

中俄战略优势的互补性体现在方方面面,这些互补优势的发挥对于两国的安全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从而将两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是地缘战略上优势互补。中国要应对主要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建设海洋强国,必须构建陆上战略纵深;俄罗斯要应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安全威胁及西方大国的战略挤压,同样需要将睦邻友好的中国作为安全依托和战略后方。

二是综合国力上的优势互补。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都在快速增长。世界普遍看好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景,俄罗斯对中国的国际分量也越来越看重。俄罗斯虽然不再是超级大国,但是综合国力不容小视,特别是其军事实力在全球仍然仅次于美国。俄罗斯作为昔日超级大国,其国际能量仍然居于世界大国前列。即使看经济方面,也不能仅仅看GDP,还要看其资源禀赋、自给能力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中俄两大国如能在综合国力运用上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完全可以产生“1+1大于2”的效应,可以抵御任何霸权联盟的战略压力。

三是外交运筹上优势互补。俄罗斯民族具有爆发力,中华民族具有耐久力。俄罗斯人行事张扬、喜欢扛旗,中国人遇事低调、行事谨慎。俄罗斯人擅长拳击,中国人擅长太极。中俄两国刚柔相济,联起手互为依托,可以抵御任何国际风浪。

四是发展要素上优势互补。俄罗斯的军工、航天、航空、材料技术比较发达,中国的轻工、电子、通信技术比较先进,两国可以结成“现代化发展合作伙伴”。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内企业正在积极地“走出去”;而俄罗斯要推进“再工业化”、实现快速发展急需外部资金投入,在遭受西方大国金融制裁的困难情况下尤其渴望中国的投资。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土地资源和淡水资源,对于中国缓解资源短缺困难具有重大价值。中国是世界各种自然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的“战略买家”,对于俄罗斯发挥资源优势、维护经济安全具有重大价值。

五是在利用发展机遇方面优势互补。中国是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搭乘中国经济快车进而利用亚太发展机遇是俄罗斯实现国家复兴的不二选择。中国要实现“两个百年”的宏伟目标,也需要利用俄罗斯相对快速发展带来的重要机遇。俄罗斯要实施东部地区开发战略,中国要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两者可以接轨互动。中国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利用俄罗斯横跨亚欧大陆的地缘优势;而用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来的重要机遇,可望有力带动俄罗斯经济的腾飞。

可以看出,俄罗斯是世界各大国中与我国战略优势最为互补的大国。这种互补优势为两国之间国际战略与国内发展领域的接轨互动提供了重要便利条件,产生了重要牵引力量。

国际风云产生助推作用

目前中俄两国愈走愈近,一定意义上是与国际风云的助推作用密切相关。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看,在今后几十年里,这种助推作用不可能出现实质性减弱。

冷战后期,前苏联与中国的战略对抗导致其腹背受敌、国力衰弱。俄罗斯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与中国的战略对抗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大原因。因此,俄罗斯独立建国初期,虽然对内搞全盘西化改革、对外搞“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但是从高层到精英层仍然普遍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叶利钦时代,美国等西方大国将俄罗斯视为冷战的失败者,极力推动北约和欧盟“双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科索沃战争的爆发,彻底打破了俄精英层“西方视俄为大国、平等待俄”的迷梦。西方咄咄逼人的对俄遏制战略,令俄产生严重的安全危机感,逼使俄罗斯“双头鹰”面向东方的一支渐渐抬头,成为叶利钦主动提议将中俄关系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背景。

进入新世纪,亦即普京时代,随着俄罗斯国内政局日趋稳定、经济恢复日见成效,“建设强大俄罗斯”成为俄国内上上下下的强烈诉求,俄罗斯与西方在地缘政治上的固有矛盾因此而日益激化。在发展道路上,普京提出“可控市场经济”,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拉开了距离。在意识形态领域,普京推出“主权民主”,被西方视为专制独裁。西方接连在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更是触动了俄罗斯的敏感神经。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各领域的冲突日益增多,其发展与中国关系的热情随之不断增高。

尤其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与美国“撕破了面皮”、双方关系降至“冰点”,俄与欧洲大国的关系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乌克兰危机引发的“俄西对抗”性质十分严重,可以说是冷战后俄西之间发生的性质最为严重的地缘战略对抗,这种对抗将俄罗斯进一步推向了东方、推向了中国。

回顾新俄罗斯建国以来二十几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国际风云的变幻推动着俄罗斯一步步疏远西方、走向东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及西方大国遏制、弱化俄罗斯的冷战思维,是俄罗斯与西方愈走愈远、与中国愈走愈近的重大推动因素。

国际风云的变化,还推动俄罗斯高层和精英层对中俄关系的战略认知不断加深。国家关系的发展,仅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客观存在远远不够,还必须有两国高层和精英层对战略利益共同性、相近性的战略认知。战略认知决定战略决策和战略行动。从两国关系发展的轨迹看,对共同战略利益战略认知的不断强化,在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非常重大。

世界已经进入由单极霸权向多极制衡过渡的“准多极时代”,一方面美国霸权加速衰落;另一方面,其他力量中心尚处在凝聚过程之中,国际秩序极易混乱无序。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国际秩序的大调整,必将促使处境相似、利益相近、理念相通的中俄两大国进一步相互靠拢,两国间的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必将在广度上日益扩展、内涵上日益丰富、成效上日益显著。

中俄发展经济合作关系潜力巨大

经济方面,中俄两国具有很强的互补优势,两国有望组成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俄罗斯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拥有十分丰富的油气资源、占世界1/5的淡水资源和辽阔的土地资源。俄罗斯的教育、科研基础雄厚,潜力巨大。我国不仅拥有相对先进的制造业和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而且拥有令俄羡慕的资金优势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高科技研发领域也表现出强劲势头。中俄在此领域互补优势的结合,可望大幅提升两国的技术创新能力。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对我“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可或缺。

建设“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升级转型和可持续增长,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实现与地区国家共同发展的宏大战略构想。这一构想的成功实施,不仅对于我国经济实现新一轮快速增长意义重大,而且有望带动亚欧大陆经济板块的整体崛起,促进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和世界经济秩序的改造。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如果没有俄罗斯的积极参与,不仅“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难以实现,而且由于中亚国家均是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自我国西部经过中亚国家达西亚、地中海的“中亚经济走廊”建设也会障碍重重。可以说,俄罗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多条互联互通经济走廊建设的关键性节点国家。

俄罗斯已与我国达成欧亚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互对接的明确共识,并且成为我国主导的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俄罗斯与我国共建“欧亚大通道”的积极性日益增高,北京至莫斯科的高铁建设即将付诸实施,一系列大型互联互通合作项目正在积极规划之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我国主要战略协作伙伴的俄罗斯,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力量。中俄在此领域的深度合作,不仅有望带动两国经济实现新的腾飞,而且将会进一步夯实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进一步深化的坚实基础、巨大潜力及可持续发展的前景。那种所谓中俄合作仅仅是“权宜性联盟”、两国必将重归对抗的预测则是别有用心,而那些抓住两国在细枝末节问题上的分歧“唱衰”中俄关系的滥调更不足为凭。对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我们有充足理由充满信心。当然,两国关系发展中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障碍性因素,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努力予以消除。

 

文史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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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枝还助老松坚

洗石

2015-07-06 09:49:51

“压枝还助老松坚”,仿佛一幅画:厚厚的积雪几乎把松枝压折,可它没想到,这还让老松愈发坚劲呢!林则徐这以老松自况的诗,写于1843年正月。这大雪中的老松,折射出他的内心世界。

 

漫天风雪的确来势汹汹,林则徐从友人介绍的京师动态中,进一步了解到自己处境之恶劣。他曾把1842年朋友信中谈的京师见闻加以辑录,署名《软尘私议》。把来信分类辑成若干“帙”(即一个个文件夹),是林则徐的习惯。几十年后,其曾孙林源焴搜检故纸堆,发现了《软尘私议》。“软尘”即软红尘。苏东坡说:西湖风月不如“东华软红香土”,“软尘”遂用来指代繁华京师。《软尘私议》辑录了十九则,直接说林则徐“挨整”的是第十八则:

近堂(訥尔经额,字近堂)为子方举主(对被荐举者来说,荐举者为“举主”)。子方往谒时,欲探其语气,先由对面问起,询以琦侯(即琦善)可有转机否?近曰:“可笑,亦须口外办事,一转仍可节钺。昨日入对时,为之说项,上意已允。”子方曰:“老师一人力保,毋乃力单?”訥曰:“此事我本未敢言,鹤翁(穆彰阿)告我以意,故敢启齿。现在鹤虽引嫌不言,而东王、载王俱已为之推挽,方今如忠邸之言,如响斯应,而忠邸则惟载王之言是听,故转机即在目前也。”子方曰:“然则林则徐一时难以邀恩矣。”訥曰:“此则难耳。然总须琦先转身,林始有望,此时众方援琦,势不能不抑此申彼也。”

这里的关键人物是穆彰阿。穆字“鹤舫”,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门生故吏遍朝中,道光倚为宰相。《清史稿》说,英国军舰开到天津向道光告林则徐的状,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琦善到广州一味取悦英人,惹恼道光,受处分后,穆又推出奕山、奕经接替。

穆彰阿工权术,善“窥”道光心意,与皇室贵胄沆瀣一气。在处分琦善的事情上,他“引嫌不言”,仿佛很公正,而授意訥尔经额出头去替琦善说话。訥尔经额是直隶总督,知道皇室实力派是要“推挽”琦善的,便按穆的授意去帮琦善说话。訥尔经额断定:此时“众方援琦,势不能不抑此申彼也。”

对有大功的林则徐要“抑”,对犯大过的琦善、奕山、奕经等一干贵胄则要“申”,这便是穆彰阿的组织路线。后来败将奕山、奕经也是“口外办事,一转仍可节钺”。他们在新疆仍是“二等侍卫”、“参赞大臣”什么的,林则徐却是“戍卒”。

对穆彰阿的狡诈,林则徐不用王鼎那种方式抗争。王鼎写给道光的“遗折”被穆彰阿藏起来,道光被蒙在鼓里。《软尘私议》第十则记述了此事。但林则徐钦佩王鼎的精神,他抱定“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决心,相信邪不胜正,穆彰阿的狡诈翻不出多少花样。

林则徐一身正气,源于长期的修养。他在一幅条幅中说:“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防欲如挽逆水行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田家英收藏清代学者墨迹展”展品)

这是林则徐自我修养的箴言,也道出“高级干部”的宝贵风范:原则性强,精力充沛,度量宽宏,本性纯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严于律己,不断学习。试想,这样的人,岂是轻易能打倒的?即使是很糟糕的奕山,对林则徐也始终敬服。奕山去广州接替琦善,要和英人打一仗,问计于则徐。则徐建议:先惑敌,再以守为攻。而奕山贪功心切,反被英军迷惑,黑夜里烧了七艘民船还以为烧毁七艘英舰,得意忘形,立遭大败。但林则徐离广州前还是无保留地给奕山留下“御夷六策”,而怯敌的奕山不能用。后来奕山被贬新疆又向则徐请教屯垦,林则徐依然以诚相待。左宗棠给林则徐的“挽联”说“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从中也可见林则徐修养的境地。

穆彰阿用心龌龊,只能自取其辱。林则徐到新疆,从伊犁将军布彦泰到各路重臣,莫不对林则徐礼敬有加。布彦泰每遇大事,无不请教林则徐。距伊犁三十里的绥定总兵福珠洪阿还专请林则徐去绥定赏花。林则徐足迹遍新疆,到处都请赐墨宝,写字的“缣帛”都被买光。他“西域遍行三万里”,既要搞屯垦,还要处理民族矛盾,但一个“戍卒”,怎么开展工作?这就出现了罕见的景观:一个“戍卒”,被一位高官陪着,月复一月巡视各地。林则徐在南疆数月,布彦泰让“头等侍卫”“科拉沙尔办事大臣”全庆全程陪同,但一应工作却由林则徐主持。事后林则徐写诗致全庆,风趣地说“头衔笑被旁人问,齿让惭叨首座推”。意思是:我们同行一路,旁人问我的头衔,原来是戍卒,真好笑啊;可你大度包容,就像饭桌上按年齿推让,我是沾你的光愧坐首席啊。

但林则徐对新疆屯垦不无遗憾。左宗棠说他(林)对西域“沃饶之区,不能富强”深以“未竟其事为憾”(《左文襄公书牍》)。其实成效是很了不起的。林则徐主持修建的阿齐乌苏大渠,全长430里,历史上首次贯通了阿什河与乌合哩里克河,形成覆盖20余万亩农田的灌区,至今仍令各族人民受益。又如全庆奏折里说,仅南疆垦地面积即达68万多亩。但林则徐的眼光,不仅只看到这些开创性成果,他看得更远。他与左宗棠谈新疆屯垦,实是谈国防,他认为沙俄是心腹大患,故寄望于左关注新疆问题。林则徐与左宗棠只有过一次会面,是在长沙舟中彻夜长谈。那时左宗棠还是“待业”举人,但林则徐认定此人成就不可限量,所以对国家大事谈得很深。

林则徐光明磊落,识微见远。伊犁将军布彦泰在给道光的密折里声明“奴才与林则徐素不相识”,但他说“奴才留心察看,见其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诚实明爽,历练老成,洵能施诸行事。”“奴才鼠目寸光,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

布彦泰比林则徐小几岁,正黄旗人,军功世家。他从察哈尔都统任上被擢升伊犁将军,与林则徐在广州被革职是同一年。之后凡在粤、浙被革职流放的人物大抵是发配新疆,似乎布彦泰是穆彰阿认为可以信赖的新疆“管教”。但布彦泰“无出其右”一语,不啻说林则徐比穆彰阿高明得太多太多!

林则徐确如矗立的老松,对压枝的积雪并不太介意。

林则徐才略出群,当时很多人把他比为诸葛亮。而几乎对谁都不佩服的左宗棠则认为,林在军事上比诸葛亮更强。林则徐的过人才略,是他在二十多年执政的实践中形成的。有人据《林文忠公政书》有这样的阐述:他能透彻了解情况,眼前的事,无论是“细如毛发”还是“巨如丘山”,都务求搞清;同时他不辞辛劳,反复、周到地对情况加以推究,善于把握症结;于是他便达到为政者的极高境界,就是绝不发空论、说空话,凡有所兴、有所革,都是“言之必其可行”(见黄彭年《陶楼文钞》)。

细如毛发,巨如山丘,这两个比喻形象说明了林则徐调查研究的独到视野。他在广州禁烟时,那些从不为清廷官员重视的人,都是他调查的对象,他还专门组织人力广泛了解世界各国情况,毛发之细,山丘之巨,全都给予充分重视。而更难得的是,他能吃透情况,形成有效对策。“言之必其可行”,这就是我国传统之所谓“立言”。立言如此,大概就堪称诸葛亮了。

林则徐离开新疆后,他“立言”的代表作是解决云南问题。他任云贵总督两年,其挚友王柏心赞为“诸葛忠勤作牧篇”,说他写下一篇像诸葛亮那样的好文章。

关于林则徐这篇文章,要从当时云南的背景说起。

云南问题困扰清政府十几年。起初是回、汉冲突,由于处置不当,仇恨越积越多,乱子越闹越大,参与者越来越复杂,有当地人也有外来者,有冒充回民的也有假充汉民的。年年烧杀抢掠,屠戮村寨,冲击官署,有的地方甚至一次杀掉好几千人,遍地“绝户”“绝产”(无主田产)。有的受害者千里进京控告,而事实始终难以核清,拖成不了之局。云南官员有的主“抚”,结果降者复叛;有的滥杀无辜,动乱愈加激烈。清廷连续撤换大员,社会环境却更加恶化,云南就像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地处边陲的这个火药桶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全国到处出乱子,道光捉襟见肘。他从新疆释回林则徐,先让他处理青海的乱子,又让处理陕西的乱子,接着就急令其远赴云南。一身是病的林则徐,就这样马不停蹄来到云南。

对道光给的这篇“命题作文”,林则徐是怎样构思的呢?

首先是“破题”,弄清问题性质。林则徐认为云南问题性质变了,已不是回汉冲突了,而是“盗匪”戕害百姓。回民有匪,汉民也有匪。应当只分良莠,不分回汉。而对于“匪”又要有所区分,确定打击重点,否则无从去“剿”。这是他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

其次是抓干部队伍。林则徐主张“立政之道,察吏为先”。云南问题严重,说明干部问题严重,这必须在除匪平乱过程中解决。庸懦者、丧失操守者、表现优异者,要甄别,该处分的处分,该擢拔的擢拔。林则徐离开云南时向送别者说:驭边者“恭勤仁明威”,少一不可。州县干部“恭勤”则小乱易解;“大吏”仁、明、威,则众心自服。他离任时,把一名知府荐举到巡抚任上,足见他抓干部队伍的力度之大。

再就是“行文”。通篇要以“抚”为基本方针,而“剿”则是关键一笔。社会动乱十几年,百姓死以万计,官员将佐也死掉不少,不用兵怎么成?近日报载美国巴尔的摩刚刚爆发反种族歧视示威,美国政府立派五千兵前往,干什么?防止失控。而林则徐要解决十几年动乱的痼疾,自然更非用兵不可。这是林则徐这篇文章里的关键一笔。但他的基本方针是“抚”。尽量不动兵,让军队驻在紧要处,盘查可疑人员,起威慑作用,并严饬带兵者不得滋事。他准备招复逃亡者,以“绝产”酌给之,同时责令汉民、回民中的头面人物,自议章程,交相互保,给与奖赏,树立风气。这是“抚”。而动武,则是廓清“抚绥”障碍的一剂猛药。十几年来干坏事、欠血账的人太多,盘根错节,若无霹雳手段,是“抚”不下去的。

林则徐18476月抵昆明,起初几月都是“抚”。10月份,丁灿庭等几个“京控”大案,将解回昆明审理。丁控告的是保山杀“回”事件。林则徐马上下令。提取当年杀回的有关人员来昆明质讯。他估计,牵一发动全身,矛盾将从这里进一步激化。

保山地区汉族豪强势力极大,18459月曾将满城回民,不论男女老幼概行杀戮,凶残狠毒,骇人听闻。现在林则徐要提取相关案犯、人证,那些土豪立刻炸了窝。被解者才离保山40里,即被劫夺,次日一干人众涌入城内,焚毁衙署,砸烂监狱,刚刚被招复的回民被搜杀无存。而附近民众聚集,阻道路,搜公文,拆桥板,每每牛角一吹,蜂拥而至者多达十万之众,乱放枪炮示威。当地几百名驻军不知所措。

林则徐知道,是时候了。于是从“盐课”借银十万两作军费,调兵遣将,从云、贵两省调6000兵为东路、2000兵为西路,摆出两路夹击保山阵势,自己则亲率东路大军,于1848年正月西进。一路上大造声势,遍贴晓谕,令劫夺人犯的“协从”者赶紧悔罪,否则玉石俱焚。二月初,前锋过了大理,忽传左后方百里以外的弥渡出事:外来“匪徒”与当地回民勾结,乱抢街市。把官员围困在衙署,附近十五处村寨悉遭焚烧,村民被杀无数。林则徐当机立断,命后队改前队,前队调头跟进,直扑弥渡,当即击杀匪众500,活捉100多,军威大振。接着大队人马迅速直逼保山。三月初,大军压境,保山暴乱者内部分崩离析,在“诱降”之下,“获犯400余名,首要无一漏网”。

全文关键段落是这两处用兵。弥渡以多打少,速战速决,镇压的是回民;保山以少打多,攻心为主,敉平的是汉族地主暴乱。林则徐说“刑乱国,用重典,亦迫于不得不然”(《致徐广缙》),对两地所抓人犯,大多处以极刑。接下来,丁灿庭等京控案,顺利审结,而既定的“抚绥”方针也得以贯彻。之后,林则徐立即抓了改革驻军布局、整顿军队营务、加强治安管理、安排回民移居、改革云南矿务等多项工作,扎扎实实,有条不紊,局面进一步巩固。

一年多功夫,云南由乱入治,时人赞林的智谋:“妙算早知胸有竹,神针何虑骨生疽”;赞林的功绩:“从此沧江风浪息,筹边万里仰高楼”。但林则徐不这样看。他说只是“暂时安定,最大限能达十年”(云南省文史馆藏《永昌回民相残记》稿本)。后来果然不出所料。

林则徐不乐观。不过他使云南百姓获得七、八年较为安定的生活,人民是感谢的。1849年林则徐旧病复发,卸任返乡。他离滇归闽时,滇民拥马惜别,沿途受热烈迎送。《林文忠公乡闻录》记载传闻:“沿途有人探问,某日可到某站,某日可过某乡。农辍耕,妇辍浣,扶老携幼,鹄立乡首以俟。”

老百姓希望过安定日子,能帮助他们实现的,就是诸葛亮。王柏心用“诸葛忠勤作牧篇”赞林则徐,是很贴切的。

不过这句诗还有点别的意思:诸葛亮是丞相,不是州牧之臣,却只作了篇州牧文章,不是太可惜了吗!咸丰登基后,痛斥穆彰阿对林则徐的打压,以“妨贤病国”等罪将其“革职永不叙用”。但林则徐已走到生命尽头,不可能为咸丰所用了。

林则徐不乐观,由来已久。近十年来他的心情始终沉重。对穆彰阿的诡计他不太介意,但国家江河日下,不能不令他忧心忡忡。林则徐在新疆帮布彦泰“擘画”屯垦大计时,给好友李星沅的一封信,谈到他的忧虑:

所论营务习气,弟前略有所闻,叹喟久之。军骄由于将懦,懦从贪生,骄从玩生,积重难返,比比皆是。虽有独清独醒之人,不能不权宜迁就,以避违众激事之过。此江河所以日下也。 ……目前患贫为甚,诚如来教,安得有生财之道?然若中外一心,变通挹注,亦尚不无可商。

那时李星沅刚任江苏巡抚,感到事事棘手,便问计于则徐。则徐与李星沅渊源较深。十几年前,林任江苏巡抚时曾想聘李去作幕僚,但李进京赶考去了。后来林则徐赴戍伊犁时,李星沅是陕西巡抚,后又调任江苏。林则徐新疆遇赦时写的“纪恩述怀”诗四首,“频附音书烦北海”一句,所感谢的就是李星沅。李星沅主政陕西,是保障林则徐在新疆与外界信息畅通的“中转站”。林给李的信中谈过许多重要见解。

上面这封信,情绪消沉,在林则徐信中很少见。但其中反映了林则徐的重要思想。

显而易见的是对局势“江河日下”感到悲观。他提醒李星沅:此种形势下,即使少数“独请独醒”者,也不能不妥协迁就,否则就会惹更大麻烦。因为从浙江大败到签订南京条约,一味倚重投降派,已导致官场腐败到“积重难返、比比皆是”的地步。

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林则徐认为是“患贫为甚”。连年败仗,赔款,民不聊生,这是最要命的问题。林则徐在给儿子汝舟的信中曾写新疆人民生活之苦,尖锐指出:“以公道言之,回子无日不应造反。”(“回子”指维吾尔族百姓)林则徐懂得“造反有理”,他对汝舟说,“回子”所以尚不反,是因为和他们以前在“回王”治下相比,清政府要稍好一些。但这只是暂时的。所以林则徐认为必须谋“富强”。后来他与左宗棠谈话仍以西域“沃饶之区,不能富强”为严重问题,就是说,老百姓再穷下去,那里就会成为沙俄版图。以民为本,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始终是林则徐治国的基本思想。

他认为即使是“江河日下”,问题的解决,依然要从“中外一心,变通挹注”着手。中外一心,就是中央和地方一条心。变通挹注的“挹注”,是《诗经》“挹彼注兹”的紧缩。本义是酌取那个池子的水,注到这个池子来。这是利益再分配的形象比喻,也是治国救急的不二法门。林则徐认为只有这样,“亦尚不无可商”,也就是说,国家还有好起来的可能。

林则徐忧国如家之心跃然纸上。但他对当局者能否明确认识这些并无信心。即使他使云南边疆暂时安定下来,心中依然沉重无比。可不是么,不从“中外一心,变通挹注”痛下功夫,乱子还不是越平越多吗?就是云南,他认为最多也出不了十年,还要闹大乱子。

很多人一定要问,既然林则徐对大清皇朝如此不乐观,他为什么还死心塌地为其效忠呢?林则徐是不是太“愚忠”了?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林则徐是仰之弥高的智者,一般人如能达到他智慧的十分之一,就已经非常了不起。林则徐不是“愚”,而是“坚”,“坚贞”的“坚”。

林则徐的爱国之心坚不可摧。爱国绝不是只见鲜花、没有痛苦的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十几年面对着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难道很开心么?抗日名将张自忠,在壮烈殉国之前难道看到了民族振兴的曙光么?观操守,在利害时啊!

当大清皇朝急剧滑向下坡路时,林则徐忧心如焚,但仍坚持补弊匡时,尽量让老百姓过几年安定日子,期待着能有解决“中外一心,变通挹注”的机会出现。他不以“独清独醒”自恃。尽管他懂得造反有理,但他反对动不动就把棋盘“掫翻”重新来过,因为他认为这并不符合百姓根本利益。他期待着“亦尚不无可商”时刻的到来。

林则徐的期待不是没有道理。在他之后半个世纪,不能说老天爷没给清政府机会。但清朝最高统治者日益腐败,最终烂透,辛亥革命只在武昌响了几枪,它便轰然垮台。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识微见远如林则徐,也只预见到左宗棠那一辈人,仍可能令“国是”不无可商。要求他看得更远就过分苛求了。

着眼于大局,着眼于整体,对社会有强烈责任感,是优秀高级干部的本色,也是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效忠于清朝的林则徐是这样,与清朝持不同政见的顾炎武、黄宗羲也是这样。顾炎武抗清一生,后来终于放弃抗清,而以不事清的立场,写他“穷经待后王”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也坚信一个“待”字。他们都是着眼大局、着眼整体的民族精英,堪为百世之师。

在中国大地上,坚挺的青松必然成林、成海!

 


[1]文中所引资料,绝大部分可从来新夏《林则徐年谱长编》和《清史稿》查到,恕不一一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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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经济低迷的欧洲特别需要中国的投资。实际上,2000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企业斥资460亿欧元在欧盟28个国家进行了1047项直接投资,主要投资方向是能源、汽车、食品和地产等行业。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是英国,在上述期间累计投资122亿欧元。德国和法国排名二、三位。

“中国如此独特如此重要,因为它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投资者,并有望成为未来10年全球FDI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因素,”该报告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之比目前只有7%,相比之下,美国该项比率为38%,日本达到20%,德国为47%。

6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制定并施行《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加上已于5月1日起实施的《存款保险条例》,与利率市场化相关的制度基础和负债工具创新已基本到位,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6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制定并施行《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加上已于5月1日起实施的《存款保险条例》,与利率市场化相关的制度基础和负债工具创新已基本到位,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已接近尾声。

2013年末,央行允许商业银行发行同业存单,但在发行初期,由于发行利率远高于一般存款利率,因此大多数银行发行的积极性不高。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快速推进,同业存单已逐渐成为商业银行进行主动负债的重要工具,其发行规模不断扩大,交易日趋活跃。今年以来,央行连续两次提高存款利率上限,此时放开银行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发行存单,会进一步提高银行负债市场化部分的比重和银行主动负债能力,也会重塑银行业竞争格局,银行竞争优势将从过去那些网点广、存款多的银行向风险管理好、资产收益高的银行转移。

大额存单发行在提高银行主动负债能力的同时,必然导致负债成本的快速上升。为了应对利差收窄的不利影响,商业银行必须加快战略转型,一方面要提高资产配置能力和效率,重视资产端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另一方面要提高中间业务收入占比。

资料:可转让存单

可转让存单,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由于美国政府对银行支付的存款利率规定上限,而上限往往低于市场利率水平,为了吸引客户,商业银行推出可转让大额存单。持有大额存单的客户,随时可以将存单在市场上出售变现。这样,客户能够以“实际上的短期存款”取得“按长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收入”。

综合媒体报道,国企改革顶层设计中关于央企分类、国资投资运营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四个方案有望在近期公布。 央企分类采用两分法 关于央企分类,此前有报道称最终版意见可

综合媒体报道,国企改革顶层设计中关于央企分类、国资投资运营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四个方案有望在近期公布。

央企分类采用两分法

关于央企分类,此前有报道称最终版意见可能由初稿的三类(公益保障类、特定功能类、商业竞争类)变成两类,即商业类和公益类。“两分法”将特定功能类和商业竞争类合并为商业类,但实际上是一种“隐性三分法”:其中商业1类就是此前的商业竞争类,包括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央企;商业2类企业是指主业关系到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或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经营专营业务、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央企,也就是之前“三分法”中的特定功能类央企。

组建“三层三类全覆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方案的目的在于改革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通过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形成“三层三类全覆盖”的国资管理体制。所谓“三层三类”是指以国资委为最上面的第一层,第二层是国资委管理下的多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第三层则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所控制的各类国企。其中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以公益保障类、特定功能类企业为主要投资对象,以实业投资为核心职能;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商业竞争类企业为主要控股对象,以持股管理为核心职能。

上市是国企混改重要途径

上市是目前通过规范的程序来防止国资流失的重要途径。在国企混改中逐步建立相应的改革创新容错机制,对于依法推进改革、未谋取私利但未达到改革目标的企业和个人免除责任;建立民主保障机制,通过职代会等民主方式监督国资流失、利益输送等现象。另外,国企的员工持股一直缺乏统一的制度顶层设计,因而造成了与其他制度不兼容的现象。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员工持股首先应坚持“激励相容”原则,要在股票价格、持有比例、持有期限、进入退出机制等方面设计得当,使员工个人利益与企业长远发展利益捆绑在一起。

国家制造强国领导小组于近期组建完成。国家制造强国领导小组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顶级领导机构,马凯副总理担任组长,成员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组成。 5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

 

“国家制造强国领导小组”于近期组建完成。“国家制造强国领导小组”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顶级领导机构,马凯副总理担任组长,成员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组成。

5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这是中国版“工业4.0计划”,也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根据《中国制造2025》规划,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制造强国建设全局性工作,审议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工程专项、重大问题和重要工作安排,加强战略谋划,以及指导部门、地方开展工作。

在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下,国家还将陆续设立多个“中国制造2025”重要咨询和实施组织。其中,“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将承担对制造业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研究,对制造业重大决策提供咨询评估。根据技术演进情况,该委员会每两年左右将发布一次技术“绿皮书”,供社会和企业参考。

另外,“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将承担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应用规划。根据规划,我国将在2020年形成15家左右制造业创新中心,在2025年力争形成40家左右制造业创新中心。

据仪器信息网报道:2015年5月24日,农科院仪器和测试分析专家蒋士强,致信农业部采购代理机构,恳切陈词:看到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计划运用数亿元财政款招标采购农田观测和实验

据仪器信息网报道:2015年5月24日,农科院仪器和测试分析专家蒋士强,致信农业部采购代理机构,恳切陈词:看到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计划运用数亿元财政款招标采购农田观测和实验室分析仪器,招标货物一览表506台仪器设备中,拟进口的占97.8%,不符合实际,极不妥当。我国仪器设备虽总体水平落后,但“九五”以来,国家投入数十亿用于该领域科技研发,取得可喜进展。业界公认:我国尚有1/3高端仪器设备仍需进口,1/3品种与进口品性能相近或略差,1/3国产品与进口品水平已完全相当。据称,此信已引起农业部相关部门的重视。

6月24日上午,中信银行联合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建设、中信重工、中信国安、中信资源、中信工程、中信环境等多家中信集团下属公司共同在京宣布,投融资7000多亿元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其中,中信银行提供超过4000亿元融资支持,并设立“一带一路”基金,首期基金规模将达200亿元。

624日,中信银行联合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建设、中信重工、中信国安、中信资源、中信工程、中信环境等多家中信集团下属公司共同在京宣布,投融资7000多亿元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其中,中信银行提供超过4000亿元融资支持,并设立“一带一路”基金,首期基金规模将达200亿元。

最佳综合融资服务助力“一带一路”发展大局

作为中信集团的重要子公司之一,截至2014年末,中信银行资产规模已超过4万亿元,当年实现净利润400多亿元,境内外网点近1300家,在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的全球1000家大银行中,中信银行一级资本排名第37位,总资产排名第48位,位居国内商业银行前列。目前中信银行已成为一家资本实力雄厚、综合服务能力强大、具有广泛市场影响力的国际化、全功能商业银行。

2015年初,中信银行制定并开始实施了《中信银行2015-2017年战略规划》,确定了“打造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的战略目标,其核心是依托中信集团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独特竞争优势,以“大协同、大资管、大交易”为驱动,构建综合化服务平台,全方位满足海内外客户综合金融服务需求。这一战略目标与“一带一路”战略高度契合。中信银行已制定了支持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规划,从网络布局、资源配置、重点项目等多方面做出了具体安排。

中信银行行长李庆萍表示,面对国家新战略实施的历史机遇,中信银行将依托集团强大的综合经营优势,举全行之力, 贯彻中央“一带一路”战略意图、支持战略实施,坚定走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前列,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成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银行之一。

4000亿融资输血200余重点项目

中信银行提供的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融资,涵盖了辖内24家分行的超过200个“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融资方式不仅包括项目贷款、银团贷款、并购贷款等传统商业银行融资产品,还包括PPP模式融资、理财融资、结构化融资等“大资管”产品。

中信银行表示,在项目的选择上,以各方有需求、有共识、符合国家战略布局、行业政策、企业自身发展要求为原则,紧扣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积极布局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生态环保、新能源、现代农业、文化教育等“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在重点项目推动上,实行名单制管理,建立重点项目营销小组和项目审批绿色通道等机制,注重优化项目审批流程、简化审批时限,高质高效地推动“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的实施落实,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据悉,目前已有16家分行的27个项目确定为首批推进重点项目,拟融资总额900多亿元。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项目17个,融资金额近400亿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项目10个,融资金额超过500亿元。

以母基金为载体打造投融资平台

资金融通是保障“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的核心要素。中信银行将金融创新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同期设立“一带一路”母基金,首期规模200亿元,将由中信银行全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投资于“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城市基础设施、轨道交通、城市综合开发、并购重组、产业投资及“走出去”项目。创立“一带一路”基金将是中信银行发挥金融助推器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举措。

中信银行“一带一路”基金将充分利用在资金募集和融资安排方面的灵活性、便利性及综合性优势,发挥政策性资金和社会资本之间的衔接作用,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中信银行“一带一路”基金将按照母基金方式运作,通过PPP、走出去、并购重组、产业投资等四类子基金,专项投资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生态环保、新能源、现代农业、文化教育等相关领域,力争5年内基金规模达到1000亿元,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达到5000亿元,为区域内重点项目拉动1万亿元融资。

中信银行行长李庆萍表示,创设“一带一路”基金,是中信银行贯彻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务院国资委618日部署推进中央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中信银行“一带一路”基金将依托中信集团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独特竞争优势,发挥集团立足境内、覆盖全球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境内外投融资平台的管理能力,成为中信银行构建综合化服务平台的重要载体,全方位地满足海内外客户综合金融服务需求。

 “大协同”倾力落实“一带一路”战略

此次,中信银行充分发挥集团综合服务优势,利用“大协同”的业务模式,整合中信集团内产融优质资源进行总体投融资安排,形成集团内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的产融结合、融融结合的特色机制。

除中信银行外,中信集团其他下属公司也同样对“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的实施落实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建立了各自的重点项目库。据悉,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建设、中信重工、中信国安、中信资源、中信工程、中信环境等中信集团下属公司投融资重点项目近100个,遍及“一带一路”沿线的10余个国家,覆盖基础设施、资源能源、生态环保、新能源、现代农业、文化教育等“一带一路”重点领域。

中信集团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建设起来的大型综合跨国企业集团。创立30多年来,中信始终坚持贯彻落实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在国家引进外资和技术、国际化经营、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创新、产品和服务创新等许多方面走在了前列。

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表示,积极践行“一带一路”战略,既是国有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国有企业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选择。未来中信集团将通过三大举措,积极投身到“一带一路”的伟大事业中,成为“一带一路”的建设者和引领者。一是加大融资支持,发挥金融助推器的作用。二是发挥在工程承包领域积累的优势,加大直接投资力度。三是发挥中信品牌优势,加大合作交流力度。他还透露,中信集团也将积极与亚投行、金砖银行、国开行、丝路基金等机构展开交流与合作,借助更广阔的资源、更有效的方式、更先进的手段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和广大的国内外客户。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中信银行联合中信集团下属公司投融资7000多亿元,既是为了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宏伟战略,整合中信集团产融优质资源做出的总体投融资安排,也是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

附各领导讲话

发挥中信优势 积极践行“一带一路”战略

——在支持“一带一路”战略新闻发布会上的致辞

中信集团董事长 常振明

2015624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出席“中信银行联合中信下属子公司支持‘一带一路’战略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谨代表中信集团,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给予中信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积极践行“一带一路”战略,既是国有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国有企业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选择。

作为最早“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商业性国有企业,中信集团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独特的优势。1986年,中信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这是中国企业在境外第一个直接投资项目。近30年来,中信集团海外业务不断发展,目前已经在亚洲、非洲、美洲、欧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涉及金融、资源能源、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制造业、农业以及卫星通讯、基础电信等多个行业和领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2014年底,中信集团境外资产总额3468亿人民币,当年实现营业收入508亿人民币,分别占集团总资产和营业收入的7%15%。在“走出去”过程中,中信集团坚持客户至上的义利观,积极融入国际市场,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锻炼了较强的项目实施、国际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培养了一支熟悉国际市场的专业人才队伍,与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良好的政府公共关系,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和形象。特别是在工程承包领域,中信建设依托中信集团多元化业务格局和综合优势,创新商业模式,开创了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成功范例。这些都为中信集团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下一步,中信集团充分利用在“走出去”过程中积累的资源和优势,全力支持中信银行和中信集团其他子公司,在以下三个方面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是发挥金融助推器作用,加大融资支持力度。目前,中信银行和中信其他子公司已储备有需求、有共识、符合国家战略布局的投融资项目近300个,总投融资规模7000亿元人民币,涉及“一带一路”沿线10余个国家。我们还将根据有限合伙制原则,成立“一带一路”基金,以点带面,形成各方参与项目建设的合力。二是发挥在工程承包领域积累的优势,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中信集团将抓住沿线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机遇,充分发挥中信建设在国际工程承包领域“领头羊”作用,通过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项目所在国提供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带动国内优秀企业和产品、技术出口,为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做出贡献。三是发挥中信品牌优势,加大合作交流力度。中信品牌是中信最大的优势。我们将充分发挥这一优势,积极创新方式方法,与外部优质资源开展合作,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点行业的投融资支持力度。同时,加强与亚投行、金砖银行、国开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交流合作,借助更广阔的资源和平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国内外广大客户。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一带一路”是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之路。中信集团愿与广大合作伙伴和客户一起,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共同为推动国家战略实施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谢谢大家!

 

紧扣“一带一路”发展大局,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在支持“一带一路”战略新闻发布会上的致辞

中信银行常务副行长 孙德顺

2015624日)

 

尊敬的常振明董事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感谢大家莅临,共同见证“中信银行联合中信集团下属公司支持‘一带一路’战略新闻发布会”的成功召开。今天的会议内容十分丰富,常振明董事长的致辞为中信集团在这个大战略中定了位、把了向,李庆萍行长的讲话对中信银行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集团职能部门和兄弟公司领导的讲话使我们服务好国家战略大局更有底气和信心。

常振明董事长和李庆萍行长对“一带一路”战略高度重视,多次提出要深刻领会国家战略的内涵和要求,准确把握大方向、大思路、大脉络,及时掌握新情况、新动向、新要求,加强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规划,以“大协同”模式,切实发挥好中信集团的骨干中坚力量,确保落实国家战略有抓手、有特色、有成果,既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又为国家发展大局担当责任,多作贡献。

未来几年,中信银行联合集团兄弟公司共计投融资超7000亿元支持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信银行储备的项目已超过200个项目,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分行24家,全口径融资金额超过4000亿元;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重工、中信建设、中信国安、中信资源、中信工程、中信环境等集团兄弟公司投融资金额近3000亿元,投融资项目近100个,遍及“一带一路”沿线的10余个国家。

在区域布局上海陆并进,基本涵盖了“一带一路”重点省份和沿线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布局方面,在境内沿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辽宁、四川、重庆、云南、广西、黑龙江11个省、市及自治区,以及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等沿线国家;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布局方面,在境内沿线山东、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6个省、市,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等沿线国家。

在项目的选择上,以各方有需求、有共识、符合国家战略布局、行业政策、企业自身发展要求为原则,紧扣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积极布局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生态环保、新能源、现代农业、文化教育等“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推进中信银行福建长平高速建设项目、中信建设土库曼斯坦铁路客车供货项目、中信重工蒙古国乔巴山火力发电项目等27个重点项目,总投融资金额近900亿元。能源资源方面,推进中信银行四川天然气管网建设项目、中信资源哈萨克斯坦KBM油田项目和印度尼西亚Seram油田项目、中信建设乌兹别克斯坦钾肥厂项目、中信重工老挝KSO金矿项目、中信国安哈萨克斯坦铜冶炼项目等2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金额约400亿元。生态环保方面,推进中信环境广州京溪地下净水厂项目和新加坡裕廊岛SCU石化污水回用项目等24个重点项目,投融资金额90多亿元。新能源方面,推进中信信托东南亚地区电力投资项目、和中信环境三峰环境项目2个项目,总投融资金额320亿元。现代农业方面,推进中信银行广西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项目、中信证券雨润集团农产品物流项目2个项目,总投融资金额近40亿元。文化教育方面,推进中信证券1912商业文化街区项目、中信国安北海第一城项目等4个项目,总投融资金额344亿元。

中信银行和集团兄弟公司还积极参与了“一带一路”沿线省级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所设立的投资基金项目,目前有4个基金项目的投融资金额近400亿元。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和中信信托还为主营业务涉及“一带一路”相关行业企业的30多个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项目,将提供超过1100亿元的融资支持。

另外,中信银行在业内首创了“一带一路”基金,旨在发挥政策性资金和社会资本之间的衔接作用,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创设“一带一路”基金是中信银行贯彻落实国务院国资委618会议精神,勇于开拓,充分发挥中信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平台优势,打造“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举措。

中信银行“一带一路”基金由中信银行全资的信银振华(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和管理,按照母基金方式运作,通过PPP、走出去、并购重组、产业投资等四类子基金,专项投资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生态环保、新能源、现代农业、文化教育等相关领域,力争5年内基金规模达到1000亿元,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达到5000亿元,为区域内重点项目拉动1万亿元融资。中信银行“一带一路”基金将依托集团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独特竞争优势,发挥集团立足境内、覆盖全球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境内外投融资平台的管理能力,成为中信银行深化公司金融、金融市场、零售金融一体两翼联动,构建综合化服务平台的重要载体,全方位地满足海内外客户综合金融服务需求。

 “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银行业发展既是一个契机,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挑战。这一宏伟战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覆盖区域广大、涉及行业多元、项目结构复杂、参与主体繁多,沿线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环境、商业基础和法律体系非常多样化,沿线涵盖近60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人口接近44亿,多民族交杂,自然、人文资源丰富,很多国家和地区经济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跨境贸易高速增长,基础设施需求广阔,蕴含着广阔的发展机遇。但同时风险隐患不容忽视,由于贫困、冲突、国际势力争夺等因素,“一带一路”国家企业投资存在诸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中,既要“谋势”,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抓住用好重大机遇,优化项目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时限,高效率推动“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的实施落实;又要“取实”,更多地要熟悉国外的经济贸易规则,了解当地市场的投资风险,建立起系列的风险防范机制,聚焦重点区域、优先领域、关键项目,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同时,抓住市场机会,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已经铺开,本次新闻发布会的召开既是对中信银行和集团兄弟公司前期“一带一路”战略推动落实情况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工作的展望。新阶段,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与集团兄弟公司一道,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大格局中,形成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强大合力,携手合作,筑梦丝路,共享发展机遇,共赢美好未来,为国内经济建设和对外经济合作做出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

 

《中信人》报讯2015年6月8日,中信银行与台湾中国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北京签署了股权合作协议。常振明董事长,李庆萍行长,中信银行(国际)行长张小卫,以及中国信托商业银行

《中信人》报讯201568日,中信银行与台湾中国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北京签署了股权合作协议。常振明董事长,李庆萍行长,中信银行(国际)行长张小卫,以及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董事长童兆勤、中国信托金控总经理吴一揆、中国信托商业银行总经理陈佳文等出席了签约仪式。

此前,中信银行已于526日发布公告称,该行将认购台湾中国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602,678,478股普通股股份;同时该行下属境外子公司将向中信金控之子公司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出售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100%股权。

两项交易将于中国银监会、台湾金管会和香港金管局等政府部门审批同意后进行交割。以上交易如果能够成功达成,中信银行将成为首家赴台投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大陆金融机构首次赴台参股金融控股公司。

信银国际(中国)是中信银行与BBVA共同持有的香港子公司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信银国际在大陆地区的全资子银行,2009年中信银行收购中信国金时一同并入整个中信银行集团。但由于信银国际(中国)与实际控制人中信银行同在大陆开展业务,存在一定重叠,导致其各方面优势难以完全发挥。本次中信银行拟以2014年上半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作为基数,以1.7倍市净率的价格出售信银国际(中国)100%股权,交易金额约为23.53亿元人民币。

中信银行拟通过购买新股的方式持有中信金控3.8%股权,这将有利于中信银行搭建新的业务平台。中信银行入股后,预计将成为台湾中信金控名义第三大股东。

依据目前计划,双方同意以上两项交易的成功将互为条件,即两项交易必须全部完成才能宣告成功,如其中一项成功而另一项未能成功,双方将另寻合适时机或放弃相关计划。

依托海峡两岸的共同文化背景和日益密切的经济交往,交易完成后双方将在多个业务领域开展合作,前景十分广阔。中国信托金融控股公司在台湾地区经营状况良好、客户基础广泛、综合实力较强,具有很强的现实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中信金控旗下的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品牌影响力和号召力很强,是当地主流银行。中信银行表示,成功参股中国信托金融控股公司后,中信银行可凭借在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分支机构和参股公司,形成“依托港澳台、辐射东南亚”的有力竞争格局,推进其拓展总体布局的进度。

此外,中信银行作为中信金控的策略投资人,拟与其在联合发行信用卡、零售客户互惠支持和服务、跨境人民币及贸易融资、跨境融资及银团贷款、债券承销及征信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实现两岸银行业务的更好延伸。随着股权关系的正式建立和双方互相了解程度的加深,两家公司将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开展多维度、多元化、多层次的业务合作。(李才元20150626

链接:大事记

68日,中信银行与台湾中国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北京签署了股权合作协议,实现历史性握手。荣毅仁先生、辜振甫先生分别是两岸中信奠基人,都是著名的华人商界领袖,在他们手中共同开启了两岸中信的友谊。王军、孔丹、辜濂松等两岸中信历任当家人,将彼此的友谊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在常振明、童兆勤、吴一揆等两岸中信领导者的共同促进下,几十年的友谊终于结出了硕果。双方拟进行的两项交易,既是彼此之间桥梁的建立,也开创了两岸企业相互投资之先河。中信银行私募参股中信金控,是首家大陆银行赴台投资上市金控公司,中信银行也成为了首家赴台进行股权投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信托银行收购信银国际(中国),是首家台资银行全资收购大陆的外资法人银行。今天的签约,是两岸中信人之前所有辛苦努力的成果,同时更是我们今后发展的新起点。两岸的中信人,必将携手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1.20141月,朱小黄监事长(时任中信银行行长)赴台参访中国信托,启动了双方交易的正式谈判。朱小黄行长和陈进福执行长商讨签署了交易备忘录,双方开始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2.20146月,中国信托银行童兆勤董事长和陈佳文总经理专程率代表团赴京,李庆萍行长率领中信银行高管在京盛情接待了童董事长一行。在此期间,双方高层进行了第一次全面业务交流,加深了相互了解。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中信银行各业务部门的代表与中国信托银行的各位同仁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业务合作的灵感火花开始在基层萌生和蔓延。

3.20149月,李庆萍行长率领代表团赴台北,就私募入股中信金控的交易开展尽职调查。在此期间,中信银行代表团受到了中国信托金控的热情接待,双方高层进行了公司银行、零售银行、金融市场、风险管理、财务管理等不同领域的业务交流,中信银行代表团一行因此能有机会从不同角度了解到台湾中信金控及旗下银行、保险、证券、投信、彩券、创投等各类金融子公司的业务状况。中国信托银行的零售银行业务给到访的中信银行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成为双方后续合作的重点领域。李庆萍行长还在黄思国执行长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国信托银行的特色营业网点。此外,李庆萍行长还应邀拜访了中国信托金控的最高顾问江丙坤先生,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交流。

4.20152月,孙德顺常务副行长率代表团一行,赴台北中国信托总部所在地进行回访和交流,促进双方进一步加深相互了解。除与中国信托各位同仁深入开展业务交流外,代表团一行还赴新竹、苗栗实地拜访了重要客户——阿里山卷烟厂、三阳摩托和中华汽车。

5.2015526日,经过长时间的磋商与沟通,大陆中信银行与台湾中信金控终于就私募入股案和出售子行案两项交易达成一致,双方分别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有关议案并对外发布公告,消息宣布后市场反应积极正面。至此,几代中信人的努力终于结出成果,两岸中信人之间的桥梁即将竣工。

链接:台湾中信金控简介

台湾中国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517日,最初单独由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以股份转换方式成立,公司创始人为台湾知名企业家辜振甫先生。公司总部设于台湾省台北市,是台湾大型金融控股公司之一,自成立以来,中信金控在内部自发性业务增长的基础上,通过并购方式加速资产和业务的扩张,先后并购包括美商大都会保险金融集团、富鼎投信、日本东京之星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逐步形成了覆盖银行、保险、证券、资产管理、投信、彩票等业务的综合化金融平台,其中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为最重要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在台湾共有147家分行,海外共计100个分支机构,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香港、新加坡及大陆等11个国家及地区,是台湾最大的民营银行,也是台湾最国际化的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