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毛泽东等人面对的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却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就是在这种落后于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下，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创建了现代国家制度，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人民解放、民族团结和天下大治。36年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人面对的是一个因长年政治运动而致使多项制度遭破坏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领导人重建了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实现了经济起飞、社会进步和对外开放。之后，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中国领导人又不断完善与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使中国迅速崛起，全面开放，不断创新，终于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至今日，中国崛起已是不争事实，中国道路的成功发人深省。中国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其成功是否有迹可循？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回答。

中国道路优越于西方

中国道路优越于西方，这样的结论，不是任何“权威”能够擅自确定的；可以给出具有说服力答案的，唯有事实本身。事实是，当代中国与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美国、欧盟的同时期相比较，中国的治理绩效最好、国家治理能力最强。

下面，以西方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为例，依据中美两国政府提出的施政方针，如中国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围绕六个维度来同时考查中国与美国政府的实际治理绩效。具体讲，就是比较两国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财政可持续性、扩大国民就业能力、改善社会保障能力、促进科技创新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安全和保障公民人身安全的能力。这些关键性指标具有很高的信息含金量，更具可比较性，也更直观、更客观。最重要的是，这种比较能够经得起其他研究者的检验与核对。在这里，我们选择了2000-2012年期间两国的公开数据，对中国而言，还包括2013年的数据，由此作为依据，来评价中美两国政府的治理绩效。

这一段时期，对美国而言，是指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的两届任期和民主党奥巴马的一届多任期；对中国而言，包括三届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任期。

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大大高于美国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按200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2000-2012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1%，美国为1.8%；其中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0.4%，2009年又进一步下降至-3.1%，而同期中国仍保持在9.6%和9.2%（见图1）。如计入2013年的最新数据，中国仍然保持了7.7%的经济增长率，美国仅为1.9%；中国从2000至2013年的年均经济增幅为10.6%，美国仅为1.9%（见图1）。

图 1  中美GDP增速比较（2000-2012，2005美元不变价）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

从国民生产总值（GDP）情况看，根据IMF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00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为30.3%，到2012年已增加至79.4%（见图2），平均每年缩小4.1%。

图2  中国GDP相对美国追赶系数比较（2000-2012，购买力平价）

（计算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从国民人均收入情况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从2000年的6.6%增长至2012年的17.9%。这意味着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美国国民人均收入相对中国的领先优势从15倍缩小到了5倍多。在过去十多年间，美国打了两场战争，又制造并出口了一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而中国却牢牢把握并充分利用了战略机遇期，保持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为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为进一步全面超越美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水平显著优于美国

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是衡量一国财政可持续性水平进而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公布的资料，在2000-2012年间，美国一般性政府债务相对于GDP的比重从不足55%上升至近70%。这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紧密相关；小布什在任期结束前，又推动国会通过了“七千亿救市”计划，这一指标进一步攀升，到2012年已增至106.6%。相比之下，尽管中国一般性政府债务水平占GDP比重于2010年间陡增至近35%，但很快在2011年又回落至低于26%，2012年再下降至22%，接近2002年以来20%左右的平均水平（见图3）。

图3  中美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比较（2000-2012，%）

（计算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

中国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表现远在美国之上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最大、最重要的治理绩效。根据中国的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十五”期间，城镇年新增就业人数为900万人，“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均为每年950万，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统计结果显示，从2001年到2013年，中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1.38亿人，2013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1%。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不仅对扩大就业向人民作出了郑重承诺，也兑现了承诺（见表1）。

表1中国城镇就业目标与实现情况（2001-2013）

资料来源：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2011）；

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2月24日。

相比之下，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整个衰退期共损失800万个就业机会：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就净减少340万个。奥巴马2008年承诺在2011年前为美国民众新增250万个就业岗位，，2009年1月加码至400万个。承诺与实现值之间，存在740万的巨大差距。2012年的失业率为6.6%，高于中国4.1%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水平。

中国的基本社会保障取得更大成就

以医疗保险覆盖情况为例，在2001-2012年间，中国城乡无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从2001年的94.3%，大幅下降至2012年的1%；而同期美国无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2001年的13.5%升至2010年的16.3%，之后随着奥巴马医改法案的通过才略有下降，回落至2012年的15.4%，但仍有4774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见图4）。

图4  中美两国基本健康/医疗保险未覆盖人口比例（2001-2012，%）

（注：中国数据2008年（含）前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2009年（含）后将城镇居民也纳入其中。数据来源：美国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

http://www.census.gov/hhes/www/hlthins/data/historical/HIB_tables.html，中国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美国医疗开支存在占GDP比重过高、投入效率低的情况。从2000年到2012年，中国公用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从4.62%增至5.36%，累计增幅为0.84%；美国从5.74%增至2011年的8.28%，累计增幅2.54%，是中国的3倍。但尽管如此，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并未实现相应的显著增长。从2000年到2012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7岁提高至78.49岁，平均每年增加0.124岁；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1.40岁增加到75.2岁，平均每年提高0.317岁，比美国高出0.193岁。这也反映了虽然美国医疗卫生开支世界最高，但由于社会不公平，并不能有效地提高人口预期寿命。 

中国的科研创新赶超势头强劲

在推动科研试验、促进技术与研发创新方面，中国表现出非常强劲的赶超美国势头。一方面是研发（R&D）投入增长情况，从2001到2012年，中国R&D投入占GDP比重从0.95%增至1.98%，增幅超过一倍，2013年又进一步增至2.09%；美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则基本没有增加，2011年水平仅比2001年高出0.08个百分点。不难发现，尽管2012年中国R&D投入占GDP比例与美国2011年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但这一差距已比2001年缩小了一半（见图5）。

图5  中美研发投入占GDP比重（2001-201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截至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2009-2012年数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科学与工程指标（2014）》（美国2009-2011年数据）；《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2013年数据）。）

另一方面是科研产出的情况（见表2）。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4年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2年，美国和中国的国内专利申请量分别以5.2%和23.5%的年均增幅增长，其中中国的主要增长来源是本国居民，美国的主要增长来源是本国非居民。这表明：中国国内技术创新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善。从专利授予量看，2000年到2012年，美国和中国分别以4.0%和26.4%的年均幅度增长，中国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从8.29%提高到85.76%，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不久可能超过美国与日本。

表2  中国与美国发明专利申请与授权情况比较（2000-2012）

注：国内专利申请量和授予量均为居民、非居民两项来源的总和。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4年1月）http://www.wipo.int/ipstats/en/statistics/country_profile/#U。

中国的社会秩序明显优于美国

美国长期自任“世界警察”，但其国内的社会秩序与安全水平堪忧。UNDP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将杀人犯罪率（每十万人中故意杀人犯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人身安全水平和社会综合指数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此指标来看，2004-2011年期间，中国为1.1（世界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组平均为2.1），美国为4.2，相当于中国的近4倍，死亡总数在1.3万人。可见，中国是世界上相当安全的国家。

上述中美治理绩效各项指标比较的实证分析表明：在2000-2012年间，中国已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之势。总体的对比形势是，美国在相对退步，中国在相对进步。

这种比较，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创新，也显示了中国独特的道路优势。所以，中国人不要害怕国际比较，应打破长期以来对西方的“盲目迷信”，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确实在有些方面还需要学习西方的长处，但这种学习不是“邯郸学步”，一味模仿别人，而应该是 “迎头而上”、“后来居上”，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能够超越西方。

那么，上述21世纪最初的十余年间，中美国家治理绩效存在明显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今天的中国道路，是在毛泽东时代的基础上，通过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最终确立，逐步完善起来的。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设想：“如果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30年（时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之长。”形象地讲，前者是铲除旧中国的地基（指旧制度），后者是建立新中国的地基（指新制度）。毛泽东是新中国新制度的创意者、创建者。1949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等有形或无形的一整套新制度，不仅实现了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根本转变，而且也超越了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还超越了被视为最好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以强有力的制度创建，开启了中国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将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用极短的时间彻底终结了20世纪上半叶长达50年的旧中国山头林立、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

文革结束后，中国曾面临三条道路的选择。

一条是老路：“按过去方针办”，即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路线的“两个凡是”，继续走传统的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的老路。

一条是邪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模仿和转向“西方之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受到严重挫折，所以主张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放弃“共产党领导”的原则，放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公开拒绝了社会上极少数人主张走资本主义的邪路，避免了后来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大转轨”中所发生的“大崩溃”、“大解体”、“大衰落”。

一条是新路：由邓小平独辟蹊径开创的“中国之路”，换言之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方向下，以渐进改革方式，对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主动对外全面开放，创新式开辟了一条中国发展的新路。对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而言，这条新路，既是最适宜的，也是最稳妥的。这条新路，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就是人间正道，就是中国崛起之路。

这样一条中国道路，形成了鲜明的自我特征。这种特征可以称之为“1+1>1”，它指的是一种能够兼收并蓄、取各家之长、行中道而非走极端的发展方式。具体表现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在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关系上，“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一个积极性”。

“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

在一个社会中，政府与市场是存在其中的两个主要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单纯依靠政府一种“无所不能”，或者单纯依靠市场一种“万能药”，都是无法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我们既要了解两者之间的不同方面、不同作用、不同优劣，又要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的对立方面还可以转化为统一方面。这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唯物辩证法。

如果把一个经济体比作一个人体，那么有政府和市场的“两只手”，比只有“一只手”好。历史经验也表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不是简单地从“一只手（计划）”转向“另一只手（市场）”，砍断一只真手，安装一只假手（所谓“坏市场”）；而是转向了“两只手”，调整政府之手（转变职能），扶植市场之手（放开并培育市场），建立并完善混合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两只手”的优势，也注意避免“两只手”的劣势。在明确政府之手是服务于市场之手的基础上，更要认识到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不同地区也有着自己不同的特点。在有些地区市场发育不够完全，政府的作用可能多一点，也是适当的；但如果政府过度干预或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可能就有问题了。怎样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度，是一门重要的政治艺术和治理艺术。两者并行不悖。

正是在这两大互有联系、又互有区别的发展脉络中，要求我们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既用好市场的“无形之手”，又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

那么，如何用好这“两只手”呢？大体上有两大原则。

一是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各发所长。市场之手在资源配置、有效竞争、激励创新、以价格杠杆调节供需方面，具有极强作用。但另一方面，在资本逐利性的推动下，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市场主体极端追求个人利益也会对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乃至环境利益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在一些领域，必须管住市场的“掠夺之手”。而政府之手在组织有效市场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基础设施的硬件投资和对公共卫生、教育、知识、信息的软件投资，促进各类市场资源更有效率的配置。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宏观调控保障宏观经济稳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保障民生，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遏制地区发展差距。但另一方面，政府也存在过度干预市场、从政府主体出发、获取或掠夺经济利益的冲动。因此必须要让这“两只手”在应该发挥的领域展其所长，在不应涉足的领域避其所短。

二是以透明公开的秩序监督“有形之手”，保障“无形之手”。对于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都需要以公开透明的秩序管理进行监督，即以制度的手段约束“两只手”。只有通过可预见的公平制度，才能够使“两只手”都在阳光下运作，避免潜规则破坏既有的良性局面。

总之，我们应当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两只手”要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两只手都要硬，两只手都要活”。“两只手都要硬”，是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更加发挥政府作用；“两只手都要活”，是活而不乱，充分发挥“两只手”各自的优势，使之产生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同时避免或减少各自的劣势，也有相互制衡、相互对冲、相互抵消的意思。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所印证的卓有成效的中国经济治理经验，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

从中国的经济所有制发展实践看，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前30年，是从新民主主义的混合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当时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但是用“一条腿走路”还是走不远，也走不下去。

后30年，中国经济改革迅速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所有制，形成公有制、私有制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外溢、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新格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有序发展”，这就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导、不同经济成分共存、齐头并进的混合经济结构。这一结构，如同中国这个“东方巨人”的“两条腿走路”。

“东方巨人”的“两条腿走路”，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公有制经济的“一条腿”，也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主要基于私有经济的“一条腿”；还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即通过对国有企业私有化，锯掉“这只腿”，安装一只“假腿”（所谓“私人寡头”）。中国是通过改革医治国有企业“这只腿”，大力扶植民营经济，形成“两条腿”走路，这就要大大优于“一条腿”走路，走得稳、走得快、走得长远。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新的里程碑，中国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必将进一步完善、成熟；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质量在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组成结构基础之上，必将进一步壮大和提升。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还要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做活、做精、做细”，使“两条腿”都很强壮，使两类企业都能健康成长。中国将形成一个混合经济的良好发展模式。

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大大超过美国和27国组成的欧盟。据统计，欧盟有2070万家中小企业，美国有500万家中小企业，而中国实有企业超过了15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4400万家，总计有近6000万家中小企业。因此，中国进入了一个企业家创业、创新、创造的时代。他们既是创造中国GDP的主体，也是创造新增就业的主体；既是创新技术发明的主体，也是创新各种财富的主体。衡量一个企业的好坏，不能从所有制类型去判断。好企业与坏企业划分的标准十分简单明了，这包括：一是技术创新企业与假冒伪劣企业；二是诚信企业与欺诈企业；三是“绿猫”企业与“黑猫”企业；四是劳资两利企业与劳资冲突企业；五是社会责任企业与社会失责企业；六是基业长青企业与昙花一现企业。凡是满足了前五个好企业条件的企业，就会成为基业长青企业，反之就是昙花一现企业。

“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一个积极性”

自秦始皇建政以来，中国的大一统制度已经绵延两千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制度和央地格局，既具有承继于古代中国“华夏一家”的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又不同于古代中国“以一人治天下”的君主专制，而是一个现代政党领导下的新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有机结合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这个“东方巨人”，是靠“两个积极性”来治理国家和地方的。中国是世界上实行单一制的13亿人口大国，基本行政架构为“条”“块”并存、以“块”为主。这就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面临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称的局面。解决“两个不对称”，需要不断改革，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大幅度降低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这“两个成本”；要建立激励相容机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实质，是实行“激励相容”原则，有效地解决全国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使两者的目标函数一致性并且最大化。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分工，总体上形成中央决策、国家规划、部门指导、省级政府负总责、地市级和县市级政府实施的分工合作体系和激励相容机制。既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又可以发挥地方的创造性。中央要相信地方，依靠地方办事，支持地方创新，帮助地方纠错，指导地方发展。

变革是道路成功得以延续的唯一途径

中国道路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兼顾制度延续与制度创新，进而形成了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国家治理需要相因应。

实际上，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并非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或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成不变，而是经过了一个不断成熟、不断定型的变迁过程。譬如五年规划，从早期党的领导人个人直接主持规划编制工作，到改革开放后先由中共中央全会审议通过关于五年规划编制的建议，指导国务院编制规划，再到“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编制过程中更多地吸收专家学者的专业研究成果、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其决策机制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从相对较低转变为相对较高；其内容也从经济指令计划向发展战略规划、从经济计划向全面发展规划、从微观干预领域向宏观调控领域、从经济指标为主向公共服务指标为主转型。正是因为有了在治理实践中的不断学习、不断调适、不断变革，中国治理体系才能够以主动的制度变迁，成功应对发展环境变迁、发展阶段变迁所带来的挑战。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不难发现，变革是制度生命力得以延续的唯一途径。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也同样适用于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无论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先驱者还是后来者，都需要坚持自我完善、革除制弊，才能顺应时局变革，再建造福于民的新功。

我们完全有理由坚定对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自信、对中国道路的自信。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苏联迷信”要破除，“美国迷信”也要破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打破迷信、探寻新路的历史。未来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要继续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以更具竞争力的国家治理机制和更具说服力的国家治理绩效，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增进全人类的福祉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编辑 萧枫）

新中国65年的巨大发展以及在21世纪的快速崛起，深深吸引了整个世界，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在2004-2010年短短7年时间里，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率先于世界各国走出了危机，在2009年实现复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不用很长时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然而，由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没有依据西方主流理论所提供的方式进行，多年来，国外学界不断预言，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定不可持续，崩溃很快就将到来…… 在国内，中国发展模式的优劣同样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尤其近年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中国经济也遇到了困难，增速放缓，国内外“中国崩溃”的论调更为高昂。不少人为中国经济开出药方，主张完全市场化、彻底私有化，与日渐呈现颓势的西方体制全面接轨。

中国经济问题关涉什么样的政治问题？未来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证？是坚持中国成功而独特的发展道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还是借“深化改革”的名头皈依市场原教旨主义，将中国引向西化和分化？在2014年7月5-6日“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此展开了热议。

本期摘要刊登四位与会者的发言。

李若谷：中国与西方之间是道路之争

关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西方力量对比。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总量上看，中国1978年占世界GDP的比重是2.8%，排在第15位；美国是25.8%，排名世界第一。到了2013年，中国已经占到世界GDP的12.5%，排名第二；美国下降了3个百分点，占22%。世界银行估计，按PPP计算，中国今年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这个我们不太相信，这种计算方法我们就不同意。

我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已经不是问题。现在普遍预计在2019-2022年之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但人均要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37年日本的工业实力排名世界第六，它用了30年的时间超过了英、法、德、苏，成为世界第二。中国从世界第六到第二仅仅用了不到10年时间。从GDP看，1978-2013年中国年均增长9.8%。从经济发展史看，能够连续五年保持10%以上增长的世界经济体，只有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的新加坡。而有13亿人口的中国连续30年保持近10%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人均GDP看，中美的差距大幅缩小。1980年中国人均GDP是300美元，仅占美国的2.4%；到了2013年中国人均6700美元，已经是美国的12.8%了。从产业发展看，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制造业国家。2010年制造业总额占世界的比例是19.8%，超过了美国的19.4%。当然，在质量和层次上中国和美国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这打破了美国连续120年独占制造业鳌头的局面。在500多种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位居世界第一。从进出口总额来看，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达到今天的4.16万亿美元。这是200倍的增幅。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达到4万亿美元，2万多倍。城镇化进程，198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19.4%，预计到2020年能够达到60%，2030年达到70%。从国际上看，城市化从26%到70%多，英国用了90年，法国用了120年，中国只需要50年。

中西方软实力对比也有了很大变化。一个最主要的变化，我认为是华盛顿共识的失败。苏东剧变后形成了华盛顿共识，美国以所谓的“良治”来统治世界，在整个非洲、拉丁美洲都实行所谓华盛顿共识。但这并未给这些地区和国家带来繁荣和发展，反而使有些国家发生倒退。中国的实践主要是靠摸着石头过河，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现在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反思，而原来它们都是诋毁中国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我和世界银行的人一起讨论的时候，他们说，你们的改革没希望，不承认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第二个变化是，承认中国道路取得了成功,20世纪90年代我去越南时，越南人不承认他们的革新开放是跟我们学的。到了2010年我再去时，他们承认全是学我们的。我跟基辛格谈过，像他这样在美国比较有战略思维的人士已经承认中国成功了。当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部有位女经济学家，是个犹太裔美国人，她退休时，我们请她来中国访问。回到北京后她跟我说，将来你们对我们美国人一定要好一点啊。特别是你们的子女，对我们美国人的子女要好一点。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这一圈转下来，发现中国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了。你们以后一定要对我们好一点，不要欺负我们。

美国有真知灼见的人已经看到，中国的发展势头不可阻挡，所以在2008年就有美国学者提出“中美共治”。尽管我们不接受中美共治这个观点，但这证明美国学界有人开始认识到，没有中美共同努力，美国要想独自处理世界上的事务是困难的。

第二个问题，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原因。我写了一本书，《制度适宜与经济发展》，我把中国成功的原因归纳为7个方面。首先一条是思想解放。中国如果还是墨守成规，搞“两个凡是”，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我们不是教条地以西方，包括马克思的，书本理论作为改革开放发展的模式，而是在实践中摸索。只要是符合中国发展的，就是邓小平说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符合的我们就去做，不符合的我们就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最重要的理论思想基础。

第二条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无论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还是习近平，这四代领导人都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我走过世界上将近120个国家，非洲54个国家，我去了42个，绝大多数的总统、总理我都见过，还有部长们，他们都对中国扭住发展这个主题不放松有深刻的领会，说中国成功就在于坚持发展。

第三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先讲个小插曲，我和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交谈时跟他们讲，你们搞西方那一套，我们不能搞。有一次在刚果共和国，一个西方记者非常不客气地问我，为什么中国不支持民主，一定要支持独裁？我问他，刚果有议会，算不算实行民主呢？你知道它的议会在哪儿办公吗？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援建的议会大厦(原名人民宫)里办公。如果中国不支持民主，刚果共和国的议会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法国在这里殖民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也没留下一个可供“民主”运作的建筑。究竟是中国不支持民主，还是你们西方不支持民主？

中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我对近平同志主政以来惩治腐败坚决支持，因为共产党如果垮了中国就垮了，而腐败正是搞垮我们党的主要隐患。如果再不治理，我们就没有资格再领导人民了。党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取得今天这么大成就的关键因素。现在很多人鼓吹西方民主，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搞两党制、多党制，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我有一次跟基辛格谈，我说你们一个党在台上，一个党在台下，互相拆台，什么事也干不成，还怎么发展。他承认，美国这个体制已经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西方议会民主初期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到后来一成不变，不与时俱进，那就不行了。

西方国家已经把民主给极端化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就是个人利益的无限制的实现。我有一次跟一拨西方人辩论民主，我说，你们查过《大英百科全书》吗？你们以为一人一票就叫民主，这只是程序上的民主。你去查查《大英百科全书》，对民主的解释是多数统治，rule by the majority。你们的选举参选率只有40%，就算80%的人都选你，也只有32%的得票率，你凭什么说你是民主？

他们被我问得哑口无言，恐怕他们谁也没查过《大英百科全书》，民主被他们推向极端了。现在中国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在强调保护群众利益的同时，还要强调教育群众的问题。不强调教育群众，群众可能会走向个人利益至上。在这方面，我们做得有缺陷，应该保护群众利益，也应该教育群众。

第四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发生过多次争论，到底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取得成功的一个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第五是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这是我们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然这里面也有弊病，地方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问题总是会有的，有问题可以不断地解决，解决了就发展了。

第六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利用自己的金融体系，进行了原始积累。这个积累到今天也没有完成，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要搞消费拉动增长，不要搞投资了，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什么时候消费能够拉动增长？就是你可以借钱花了。也许中国永远也到不了这一步。我们13亿人，最高人口可能达到16亿，16亿人借钱消费，全世界也供不起。中国的消费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扩张，尤其不能像美国那样占到GDP的70%。推动消费是西方别有用心者一个非常恶毒的战略误导，但是我们很多经济学家却跟着跑。拉美一些国家就是超前消费的例子，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自己头脑不能不清醒，必须继续利用我们的金融体系完成原始积累。我们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还差得远，远没有到可以让消费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

第七个方面是坚持与时俱进的制度设计，不墨守成规。邓小平讲“三个有利于”，这就是与时俱进的制度设计，也就是我说的“制度适宜”。实际上还是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要不断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以上七条是中国成功的内部原因，还有一些外部原因。比如说，我们赶上了全球化大发展的阶段，很多国家产业转移，我们正好承接了这些产业。现在美国着急了，连袜子都要拿回去生产。奥巴马喊出的口号是，再工业化，把制造业拉回美国。所以，一个是产业转移，再一个是外资的流入，还有国际关系的缓和，这些对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都是极大的利好。

第三个问题，中国制度的优与劣。中国制度的优势，我觉得是渐进性、灵活性和不对称性。那么它的劣处，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始终处理得不好。改革开放后，我们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实行双轨制。这带来了一些问题，腐败也出现了。可是后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太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太弱，始终没有把这个关系处理好。我们的成功，是让这两只手同时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不成功之处，是政府这只手管得太宽，把国营企业给管死了。

企业经营，还是得给它一个指标。国有资产保值升值的目标都达到了，你管它那么多干吗？谁是市场主体啊？企业是市场主体，是纳税人。现在倒过来了，纳税人不能自主活动。这个制度安排需要调整。公司有公司法，银行有银行法，上市公司有上市公司的法，要按法律办。当然，企业也有社会责任，不能只是市场经济中的“弄潮儿”。

由于对经济管得太多，造成创新不足。缺乏创新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什么老是不能创新？因为关卡太多。每年科技投入几千亿，都到哪儿去了？科技投入没有评价机制，结果花了很多钱，创新效果却不理想。科技投入没有投到点儿上，这个机制有问题。邓小平讲教育是最大的失败，我们的学生缺乏创新能力，这也许是最大的问题。

然而，不能因为出了问题，我们就对自己的理念、道路产生动摇，还是得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腐败的问题确实严重。其实西方一样有腐败，但它法制健全，只要不违法就可以。例如，美国到了4月初，所有的人都让律师给填报税表，律师一填表，少交不少税，付给律师一定报酬，这称为合法避税。我跟一个美国律师辩论过，我说你们也未必不腐败，只不过你是法制化了，他没有否认。

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是道路之争。我们自己可能看不到，人家已经看到了。人家觉得这个道路之争已经到了关键点，如果再不打压中国，可能中国道路就会形成未来世界的样板。所以人家把航母派来了，强化在亚太的同盟关系，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思想理念的传播。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有人总结，是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我看现在美国是在错误时间、错误地区、与错误的对手搞一场错误的“再平衡”。

我到过很多发展中国家，它们都是“向东看”，向中国学习。如果我们自己不把中国经验总结好、发扬好，那我们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中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经济总量终于在世界上居于第二位，很快就到第一的位置，如果我们还不总结经验，让它理论化、系统化，能够传播，那我们将愧对历史。所以我就不畏艰难写了那本书，虽然不出色，但是我努力了。中国这条道路已经成功在即，如果我们再向前推进一步，可能就成功了。而如果我们稍有不慎滑下来，就有可能失败。

王绍光：有计划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体制优势

我讲的题目是五年计划，或者用现在说法叫五年规划，它是中国制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过去60多年的历史里，有一样东西如影随形，那就是五年计划。这些年我们对计划讲得比较少了，但实际上一直有争论，比如张维迎教授就一直讲，不要有那么多的计划，计划都是失败的。世界上今天仍坚持制定五年计划的国家不多；像中国这样，依然花很大气力制定五年计划的国家更少。按照张教授的逻辑，中国应该是最失败的国家之一。但我们都知道，现实并非如此。

全世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一般的书店都卖哈耶克的书，这在全世界是极少有的。即使是在美国，哈耶克的书恐怕也是在非常少的书店里的犄角旮旯放着一本，但在中国却卖得非常多。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叫《致命的自负》，说社会主义者都有一种致命的自负，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断言人类不可能全面、准确、及时地把握现实和未来的所有细节，这个论断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以这个论断来反对计划是站不住的。他说不能全面了解所有细节，那是不是可以部分了解？不能事无巨细全面规划，那能不能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规划？他的观点有一个逻辑上的跳跃，我觉得这恰恰是他的一种“致命的自负”。只要现实与未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知的，计划便是可能的；只要计划是可能的，就有必要制定计划，明确努力方向，力争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尽量扩大人民的福祉。

中国的领导人从来没有像哈耶克说的那样，希望对人类社会进行全面的规划。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人类认识世界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毛泽东《实践论》讲的那个认识的过程是一步一步的，没有那种全面的计划。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就讲，“事无大小，统统计划是不行的。应该是大的方面计划，小的方面自由。”这种话他说了很多次，改革开放以前讲，改革开放以后也讲。

毛泽东在这方面是逻辑的辩证思维。国史学会编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里，这种评论非常多。他激烈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经济规律，毛泽东批评道：这是“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教科书没有讲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他还明确指出，“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毛泽东认为，“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所以，放在中国的语境中来讲，哈耶克式的批评是无的放矢。中国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也没有那种全面的计划。苏联的计划是比较全面的，它的国家计委管的物资可能达到几千项。但中国当时有三类各级政府分管的物资，国家计委和各部委管的物资在改革开放前从未超过700种，其他是由地方政府分配的三类物资。

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不能说与计划无关。图1把中国放在全世界各个经济体当中来做长时段的观察。从公元1年到公元2008年，中国占全世界GDP的比重曾高达三分之一，但到解放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中国的伟大复兴是从1949年开始的，从图1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图1

尽管存在各种问题，苏联的计划经济总体而言也是成功的。从图1也可以看到，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份额非常之小。革命以后，苏联的份额是扩大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转型后，它的份额缩小得非常快。现在国内对苏联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牛津大学一位教授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书，是西方关于苏联计划方面研究最新的一本书。他认为，西方老是拿苏联跟西方发达国家比，这完全不对。因为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水平跟中东、亚洲和拉丁美洲差不多，而不是跟西方差不多。如果跟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比较的话，苏联的发展是极好的（extremely good），不是一般的好，是非常非常好。虽然1980年以后苏联的发展放慢了，但即使把这个情况考虑进去，苏联的经济表现也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战前的头三个五年计划期间，GDP增长达到百分之五点多，这在人类历史上到那个时候为止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他认为，这样一个纪录，如果说苏联计划体制没有产生作用的话，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图注：Robert C.Allen所著Farm to Factory

谈到计划经济，大家往往会引用科尔奈的一本书，叫《短缺经济学》。这本书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内热卖，火得不得了。当时中国确实也短缺，苏东一些国家也出现短缺。但短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都试图保障人们的基本需求，就是使用票证来保障基本需求。我做了一个计算，用联合国的数据来看1980年的情况（即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前）。可以做两个排序，一个是人均GDP排序，一个是HDI（人类发展指数）排序。这两个排序是不完全一样的，人均收入高的地方，人类发展指数不一定高，比如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都是这样。然后我计算这两个排序之差，来说明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某种制度更容易保障人民的基本需求；之差越大，就说明这个制度的优势越大。

这样一排序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全世界135个国家，排在最前面的除了汤加王国以外，大部分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即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实行计划的国家。比如芬兰、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在1980年的时候都是实行国民经济计划。这些国家不管有其他什么问题，在保障人的基本需求方面的表现是非常好的。这个结果在我们的主流叙事里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大家看表1(截取前35个国家)，135个国家排下来，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排在上面。资本主义国家很多都在下边，就是因为它们人均收入还不错，但在保障人的基本需求方面表现并不好。

数据来源：UNDP，“2010 Report Hybrid-HDI data of trends analysis”，http://hdr.undp.org/en/media/2010_Hybrid-HDI-data.xls

谷歌已经把全世界3500万册书扫描到它的数据库里，通过搜索谷歌数据库中的关键词five-year plan（五年计划）的出现频率可以清晰地看到（见图2），计划体制在人类社会史上经历了一个兴衰的过程。从1928年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兴；这中间除了二战期间下落，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是兴的过程；80年代以后又开始衰。

图2 英文“五年计划”一词在Google Books Ngrams中出现的频率

计划理念不吃香以后是什么情况？图3显示人均GDP在转型国家的变化情况。在28个苏东转型国家中，只有5个勉强在10年之内人均GDP恢复到转型前水平。有17个国家花费了10-20年，人均GDP才恢复到转型前水平，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更糟糕的是，直到转型的第21年（即2010年），仍有6个国家的人均GDP尚未恢复到转型前水平。比如乌克兰，2010年的人均GDP只相当于转型前的3/4，即使一切顺利，也许还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对这些国家而言，转型的代价是，它们经受了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严重很多倍的经济衰败，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如此，在不少转型国家，犯罪横行，不平等急剧扩大，并且出现了人类在和平年代鲜见的预期寿命大幅下降，成百万人过早逝去。与之相比，中国的表现堪称绚丽。1989年，中国的人均GDP大大低于所有这28个国家；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其中半数国家。

图3 转型国家人均GDP变化情况：1989-2010年（1990 年国际元计算）

数据来源：Bolt, J. and J. L. van Zanden (2013). The First Update of the Maddison Project; Re-Estimating Growth Before 1820. Maddis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4.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中国在过去60多年里走过了三个阶段，我称之为匮乏阶段、温饱阶段和小康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是匮乏阶段，中国的人均GDP按PPP（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编者注）计算，在1978年刚刚达到1000美元。然后从1978年到2002年是温饱阶段，2002年十六大前后达到4000美元。4000美元以后是小康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因为需求不一样，中国的计划或者规划，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第一个阶段是匮乏阶段，即使平均分配，人均GDP也仅够人的生存，要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当时实行指令性计划，在很大意义上说是必须的。今天很多人恐怕难以理解，但我认为可以这么评价。第二个阶段是温饱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前后。这个时候按联合国的标准，中国还有6亿贫困人口，需要满足这部分人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就是邓小平讲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需要满足一部分人的欲望。所以这时候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市场”，官方在提法上也是这么说的，一直持续到1992年前后。2002年以后是小康阶段，人均GDP可以满足中国人的基本需求了。这时候要扩大公共消费，满足大多数人的欲望，而不是少数人的欲望。这时候实行“计划+市场”，也就是“规划+市场”，我觉得是必要的。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现在仍然有计划或有规划，尤其是中长期规划。这仍然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体制优势。在这方面，有些外国人看得比我们还清楚。我在这里提三位美国人，一位是一家大公司的中华区主席麦健陆（James McGregor），他在中国已将近30年。另外一位是学者夏伟(Orville Schell)，前不久刚从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位置上辞职，在美国中国学研究方面非常有名。第三位是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恩格尔(Robert Engle)。他们三人都讲到，中国有计划、有规划，这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特点。他们一致表示遗憾的是：在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时，美国人却只是在规划下一次选举。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实施了十二个五年计划（规划），其中三个是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制定与实施的。虽然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拖累了中国经济，但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仍以领跑他国的速度持续增长，当之无愧地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中国有计划的这种制度优势，我们必须要把它讲清楚，不然就会被一些人当作垃圾给抛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重新回来讲计划的原因。

温铁军：把中国自身的经验认真总结出来，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从大历史的角度分析，整个人类世界仍然处在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时期。美国已完成升级，是处在金融资本阶段的第一大国，我们则总体上是处在产业资本阶段的第一大国。因此，新型大国关系是两个分别处于不同阶段的第一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处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国家和我们之间既有对抗性，又有互补性；对抗性是因为，它一定要在虚拟金融资本的流动性扩张上借助软实力推进“去国家化”，才能形成长期竞争优势。

我们看得很清楚，量化宽松造成两个直接结果。第一个是，量化宽松所形成的大量的货币增量超过绝对比重地流向了与世界实体经济最相关的两大市场，一个是原材料市场，一个是能源市场。这导致两大市场价格高企，所有的实体经济只要进口原材料和进口能源，就会形成国内通胀。因此，中国的国内通胀是不可能靠本国的宏观调控来压抑的，因为是输入性通胀。第二个结果是，当大量的流动性被制造出来后，不是只在美国待着，一定是去战略性地攻城掠地。因此，中国现在21大类产业中的2/3是外资为主控制，这是大量制造流动性的必然结果。更何况，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量化宽松的同时是维持零利率的，所以超级量宽很大程度上是零利率地大量制造流动性，这使得西方跨国公司的投资打遍天下无敌手。而在国内，输入性通胀一定是高利率的，因此我们的资金成本一定高于西方金融的投资成本。所以我们不得不壁垒——高筑墙缓称王。那为什么要搞上海自贸区、温州金融自由试验区？很大程度上是地方部门及相关利益集团要对接低利率的外部资本。

目前财经部门一般都主张金融应该市场化。从利率市场化入手，逐渐推进金融市场化，推进外汇和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在这种观点的主导下，有两个情况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由于我们与发达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不可能按照同一个规则来竞争。第二个是关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编者注）。我们知道，TPP的真实内含是要求各个国家取消自己的金融边界。这个取消恰恰有利于金融资本主导国家以大量的量宽政策制造出流动性，对其他实体经济国家实现货币化和资本化的收益占有。因此，中国现在不被纳入TPP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自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后，以所谓Capital control（资本控制）作为主要政策，至今仍然是一个货币不能自由兑换、资本市场不允许外资自由流动的国家。当然，这并不一定是我们的缺点。

客观看，1999年欧盟发行欧元，接着发生科索沃战争的时候，我们就曾向中央建议，美元和欧元在金融资本阶段具有对抗性的主要矛盾方面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最好的方式是作壁上观。不要急于介入国际金融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冲突。不过，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早晚会殃及我们。我在1991年苏东解体后对7个实体经济崩溃的国家进行考察时也曾明确提出，苏东国家的主要问题不是主义对错的问题，而是没有从实体经济进入货币经济。现在来看，十几年、二十几年来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我们过去的很多提法。

从国内情况来看，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后，我们在政策圈内部的讨论很清楚，就是中国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只有“罗斯福新政”。1998年的所谓“朱镕基新政”，或者铁腕调控，很大程度上是两手，一手是4500万国企工人下岗，国企大规模破产倒闭；另一手是大规模启动国债投资。从1998年到现在，已经历经了15年投资拉动性增长，这对中国当前的很多问题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你想，当经济基础的整个发展过程是以投资拉动，并且是国债主导的投资拉动的，对应的上层建筑会发生什么变化？

中国今天的很多问题，无外乎是15年来以投资拉动增长所派生的问题。1998、1999年林毅夫就明确提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也就是生产过剩的同时劳动力过剩。当然后来劳动力又短缺了。

大家都清楚，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当西方遭遇生产过剩的时候会怎么样？靠战争解决问题。我们遭遇生产过剩的时候当然不能靠战争，于是就把庞大的过剩工业生产能力转向基本建设，用基本建设扩大实体资产的总规模，同时也为货币增发创造了基础。也就是说，实体经济总量越扩张就越可以增加货币总量，因为货币总量相对于实体经济总量是个百分比是否合理的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并没有因为1998年遇到严重的坏帐危机而垮掉，相反，因为有这套政策而有效地化解了危机。

所以，林毅夫从世行回来以后说，中国还有20年8%高增长的潜力。他之所以这样认为，在于中国还有20年的投资空间，也就是还有大量的对内基本建设改造做投资的可能。我记得很清楚，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也是林毅夫在1999年提出的。

这十几年来的基本建设投资，有效缓解了三大差别中的两大差别。第一大差别是区域差别。我算了一下，我们大概用了8万多亿元，投资于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这三个计划导致现在西部各省GDP是红灯区，而东部沿海地区进入蓝灯区。这也就是说，区域差别相对缓解。这件事是我们的举国体制优势，可是没有学者去认真研究，也没有宣传部门、媒体去宣传它。

第二大差别是城乡差别。自2005年中国开始加大新农村建设投资以来，8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投入8万多亿元。现在农村的开支是财政开支中的最大项，每年一万多亿，主要定向是解决农村的两大问题，第一是基础设施，第二是社会伞（Social  umbrella）。这两项都是大规模投资的，这也就是说，城乡之间的再平衡，我们用了8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得到有效缓解。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下一轮继续维持投资拉动增长中能否有效缓解第三大差别，也就是贫富差别。当然，它还包括一系列的财政税收等其他宏观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配套。

总的来说，我们的理论界、媒体应该好好宣传中国是如何在遭遇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生产过剩大危机的条件下，没有走西方道路，走的是自己缓解三大差别的道路。我们做成了，这一点在任何西方体制条件下都是做不到的，却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经验拿出来。

这几年我在海外讲这些实际情况，没有遭遇过任何挑战。我一年中有1/3时间在海外讲，可以说是外战不败。包括讲2009年中国沿海地区6万家企业倒闭，2500万打工者失业，我问外国人，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挺过来的吗？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每一万亿投资投到农村基层能带动1000万就业，因此我们就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就业的劳动力的卖方市场。而且我们中央一个政策，把13%的出口退税转化成对农民的折扣率——农民消费国家出口不了的商品，能得到13%的折扣率，这立刻促使农民在一年之内把彩电买回家。中国现在农村每百户人家彩电拥有率104台，你们哪儿有？中国99%的农户通电，你们哪儿有？中国98%的农村通车，你们哪儿有？我们五通进村了——通路、通电、通水、通电话、通宽带，五通进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成千上万中小企业在农村地区获得广泛发展，你们谁能说我们不是市场经济？

所有这些事实，我们不必非得按原来老的理论体系去争论，只要把中国自身的经验认真总结归纳出来，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在理论上立于不败之地，在舆论宣传上，我们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

我还从应对危机的角度给外国人讲。我问，你们20世纪30年代遭遇大危机，你们怎么着了？打世界大战，导致全世界上亿人口死亡。那你们说，西方应对危机的方式和中国相比，谁更人道，谁更人权，谁更代表人类发展方向？再往下多讲一点就更清楚了。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使实体资产总规模现在上升到600万亿，而金融资产只有150万亿，请问健康不健康？我们的债务资产40-50万亿；40万亿的债务资产对应750万亿的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请问是大是小？占比不到10%，大概7%左右，中国的债务是严重还是不严重？所有这些事情，海外交流的任何场合都可以拿出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挑战。我自己不仅是对海外的学术界讲，还对海外大投行讲，结果没有谁能挑战我。所以我就不明白，我们的理论界到底在讨论什么？

接下来就更简单了。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政府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那这个无限责任政府相对于西方的有限责任政府，它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应该是对应的。西方是有限责任政府，因此它的公司就是有限责任公司。西方制度有它的优势，我们可以借鉴。但是西方的有限责任政府可以关门。对我们来说，如果你是无限责任政府，那你对应的企业是无限责任公司。什么是无限责任公司呢？全民所有制。我曾经很多次问西方人，中国的中国工商银行会不会破产？他说会，为什么不会呢？我说对不起，它不会，因为它是全民所有。它70%的资产是政府注资，那怎么可能破产呢？全民所有制，破谁的产，破全民的产？能破全体中国人民的产吗？因此我们的体制叫做，无限责任公司的经济基础支撑无限责任政府的上层建筑。

我前面说，美国处在金融资本阶段，我们处在实体资本阶段，不同阶段适用的制度不同，因此不必一定对立。我们看，金融资本阶段的金融资本的信用本源是什么，其中最重要的既不是黄金储备，也不是生产多少商品，而是国家政治强权。当我拿ICBC来说话时，它当然有储户利益，也有投资人的利益，这是一般的考虑。但对于金融资本的信用本源来说，它其实是国家的政治主权，或者叫做国家政治强权决定金融资本的信用体系到底有多大的信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可能倒，因为它是国家政治强权对金融体系的信用赋权。

当今社会很多现实问题和学者们的讨论，都涉及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说到底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应当清醒地看到，经过30多年的深入改革，我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资本的力量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阶级关系、政治结构、思想意识。这种变化与西方敌对势力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渗透相结合，对我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驾驭市场经济特别是驾驭资本的任务极其复杂，主义之争、道路之争空前激烈。

对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中央说得很清楚，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取得巨大的成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更为复杂更为困难的课题是，社会主义要同资本特别是私有资本和跨国资本相结合共发展，其中当然存在着利益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这是我国主动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依据所在。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轻描淡写，否则就要犯重大的颠覆性的历史错误。这是毫无疑问的。要害是，共产党以及党所领导的国家与资本之间，谁控制谁，谁驾驭谁？依靠谁又为了谁？

这就需要明确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通常的回答是，旧的计划经济的残余或者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管得过多、市场作用不够充分。比如，行政审批范围过大、权力过分集中，一些重要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未理顺，国有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中行政化倾向严重，市场秩序不规范、规则不统一，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城乡体制分割，等等。因此，必须围绕着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增强市场活力。这样的回答无疑是正确的。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如产能过剩、贫富差距、金融风险、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民生建设和社会保障不足等，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旧的计划经济残余或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相反，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不可避免，甚至还更为严重。因此，寄希望于用所谓彻底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市场化固有的缺陷，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克服这些弊端的根本途径，在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增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和因素。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是有前提的，这就是党的领导、政府的作用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失去了这样的前提，市场的决定作用就必然会转变成为资本的决定作用，使资本成为支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普照之光”，政权蜕化变质，制度改变颜色，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因此，从全社会发展和宏观层面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应当是市场，而是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作用。微观经济领域的市场决定作用与社会发展和宏观经济层面党的领导、政府的积极作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根本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新型市场经济。这种结合，一方面发挥了市场机制信息灵敏、效率较高、激励有效、调节灵活等优点，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发挥了社会主义经济具有的党政有为、政府有效、统筹兼顾、共同富裕、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等制度优势，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俗教条，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与众不同、成就斐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用好市场经济的长处；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就是，更多市场，更多社会主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进而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改革总目标。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基本的一贯的主张。十四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时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即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我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然必须坚持这一基本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不出现颠覆性错误。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真正体现和落实这一基本主张，而不使其仅仅成为一种口号和修辞。这是当前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最为重要、最为根本但又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更多发挥市场作用的成熟经验和做法很多，可供选择的政策和措施也很多。那么，更多的社会主义又应当从何入手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出现，主要有：一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搞私有化，不断推进公有制的自我革新，更好与市场经济结合，更好满足全体人民的利益。二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鼓励劳动、鼓励创造，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三是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四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在对外开放中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五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六是发扬经济民主，在企业、国家各个层面的经济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参与管理的权利。七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归根结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了人民而改革，依靠人民而改革，才能使改革真正成为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谁来种田？恐怕没有哪个现代大国像中国这样关心这个问题。人们综合各方面信息后得出的判断是，这个问题已经发展到非常严峻的程度，必须赶紧解决。办法就是扶植家庭农场，鼓励资本下乡，发展规模经营，建设现代农业。在这个思路中，小农经济实在是面目可憎，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必欲灭之而后快。

在笔者看来，谁来种田变成了问题，还把责任推到小农身上，这实在是对三农国情的最大误解。这种认识是在误解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将农业问题从三农和现代化的完整体系中割裂开来。在这种认识指导下的决策实践，可能会因局部盲动而引发系统性的连锁反应。

在此，笔者结合近年来在华中村治研究中的认识，讨论一下现在的农业经营模式与农民生计方式及城市化过程的关系。分析这种模式如何构成了乡村社会良性的自我循环机制，进而使农村成为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最后揭示该模式的制度基础，并反思当下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是如何消解这一基础的。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模式

当下农村究竟谁在种田？社会的一般认识是所谓“386199部队”，即妇女、老人和儿童。而老弱妇孺的劳动力素质是比较低的，由他们来经营农业必然效率低下。其实，这是对现有农业经营方式的误解，将农村留守人口当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这是缺乏基本常识的表现。

这种认识有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以田间管理代替了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实际上，在农业生产最紧张的抢种抢收阶段，在外务工的劳动力（特别是中年人）大部分都会返回农村。农忙时，村庄人声鼎沸的热闹场面并不比春节逊色。

第二个错误是，看不到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不再是以往主要靠劳动力“过密化”投入的方式来维持，农业的机械化与化学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除了少数山区耕作不便，大多数农业地区的劳作强度已经大为减弱，田间管理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并不高。如果农机推广体系完善的话，靠老弱妇孺完全可以管理得比现在更好。

第三个错误是，认为这种小农经营效率低。从劳动力和时间精力的投入来衡量，小农经营确实要比传统的精耕细作粗放了很多，但科技要素的大量投入可以弥补这一点。我国粮食产量的“十一连增”正是建立在以小农经营为主体的经营模式基础上的，这十余年来一直是老弱妇孺经营农业，说他们效率低，就无法解释粮食的连年增产。真实的情况是，现在的农业经营方式是以机械化、化学化为基础的代际分工、性别分工的家庭经营，青壮年劳动力参与最繁重的抢种抢收环节，老弱妇孺负责较轻便的田间管理。

自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以来，这种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的家庭经营开始形成并稳定运转至今。这种经营方式形成的外部条件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带动了加工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力此时也发展到相当水平，将大量劳动力释放出来，务工与务农兼业型的生计方式得以形成。近年来，为刺激经济增长而持续高额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是为大量中年农民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同样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这样就大致形成了青年夫妻进工厂、中年男性上工地、中年女性或中年夫妻搞三产的进城务工格局，加上务工收入已经远超农业收益，进一步巩固了家庭分工基础上的兼业型生计模式。我们将这一模式称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

可见，半耕半工模式有内外两方面的客观条件，是农民基于生存理性在既有经济结构和制度环境下自主创造的生计方式。它充分利用了中国式家庭的伦理文化，实现了家庭内部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尽管不乏代际间的“苦乐不均”，但总体上保障和促进了家庭继替。

其经济意义在于，老弱妇孺经营农业的收益基本可以应付家庭日常生活支出（以普通农户年均1-2万元农业收入计），可称之为生存保障金；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为家庭发展提供积蓄，可称之为发展基金。对绝大多数普通农户来说，这两项缺一不可。缺少发展基金，小规模纯农户的经济状况就会比较困难，在村庄就处于边缘地位；缺少务农收入就会稀释发展基金，对家庭发展同样不利。此外，对于老弱妇孺来说，他们进城务工几乎没有空间，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基本上只能是纯粹消费者，若贸然进城，势必大大提高家庭生活成本。他们留在农村还能从事生产创造财富，并节省了一大笔生活成本，这项隐性收入对小农家庭同样不可或缺。

其社会意义在于，对留守村庄的人来说，农作安排了生活节律，日常化的零碎的田间管理强制性地让他们劳动起来，对保持身心健康不无益处。对一些有劳动能力的老人来说，他们与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农业劳动不仅有助于锻炼身体，更是一份情感寄托。在农民闲暇生活普遍空洞化的情况下，农作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一种“休闲”。季节性农忙实际上也可以强制性地促成家庭团聚，让那些青壮年，特别是中年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回家一次，尽管脚步匆匆相聚甚短，但对促成家庭团聚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保障让农民有了充分的选择空间，可以根据家庭发展状况自主地安排进城落户的节奏和方式。一般的规律是，举全家之力为子女在城里买房，父母和老人继续采取半耕半工的模式为进城子女输送资源（甚至包括粮食蔬菜等生活资料）。若子女奋斗成功，好的可以将父母接进城安享晚年；一般的也可以各得其所；若遇到挫折，则还可以返回农村。只要年龄允许，这种进退可以反复几次，直到最终进城或不得不退回农村。农民进城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难免有挫折有反复的过程，可能需要两代甚至几代人的接力才能完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模式正是支撑这种家庭接力的关键机制。

“中农阶层”的形成、重构和乡村社会的稳定

半耕半工模式在形成和稳定的过程中，已经与乡村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结构高度匹配，成为调节城市化速率和保持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微观基础。每个家庭都会理性决策确定农业经营规模，由此形成了乡村社会自发的土地流转。有的家庭老弱妇孺劳动能力有限，不得不减少或放弃务农收入，会释放出部分土地。有的家庭则是务工收入比较可观（尤其是经商成功者），就可能缩小甚至放弃务农，会释放出部分土地。有的家庭因家庭成员考学、从政或其他原因而成功地举家迁走，也会释放出部分土地。前两者比例较大，后者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这些释放出来的土地一般会通过私下商量的方式，无偿或低租金转给留在村里的亲戚朋友耕种。这部分转入土地的农户，有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全家都无法外出，凭借机械化和科技化手段有能力扩大经营规模；有的是因为家庭妇女或老人劳动能力比较强，同样可以扩大规模。他们转入亲戚朋友的土地以后，可以使自家经营规模达到三五十亩甚至上百亩的水平，获得与兼业农户大致相当的经济收入，同样可以在村庄中获得比较体面的社会地位。

由于自发流转几乎全部建立在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上（特别是自己人关系），信任度非常高，转出农户要回土地时，很少发生公然毁约（尽管是口头约定）的事情，我们的大量调查从来没有发现这类情况。

这种非正式的人情化的自发流转，实现了村庄内部（也就是集体土地所有制单位内）土地的有序流转和有效利用，并且悄然重构了乡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了一类我们称至为“中坚农民”的基层（可简称为“中农阶层”）。中农阶层就是依靠转入土地形成规模效益，从而获得了与兼业农户大致相当（甚至更好）的经济收入的农户。这类农户数量不多，据我们统计大概占村庄人口的十分之一，但他们却构成了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年龄多在40-60岁之间，正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黄金时期。该群体的主要社会关系和生产生活集中在村庄内，是目前与村庄利益关联最为紧密的群体。他们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怀有很深的感情，对村庄稳定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热情，对国家惠农政策持有高度的认同，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村社会中最核心、最稳定的力量。

为什么这个阶层对于乡村社会的稳定具有特殊意义？我们可以将其与其他阶层做一个简单对比。首先来看兼业户。常年性外出务工的群体只有春节返乡，在村时间太短；季节性外出务工群体在村时间相对较长，但其参与程度受外出节律制约，无法全身心投入。其次是非农户。迁出村庄的非农户即使热心村庄公益事务，其参与和影响也极有限。工商业经营者受业务牵绊，时间精力有限，且其利益与村庄关联度较低（与村庄以外的市场和社会关联度很高）；离退休老干部等时间充裕，也可能很有责任热情，但农村社会经验可能有所欠缺，同时，年事已高也构成一个约束条件。再次是小农户和弱势群体。该群体自顾尚且吃力，遑论参与公共事务。

中农阶层的优势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经验丰富，生产能力强。这个群体的农民始终从事农业生产，对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借助小型机械的辅助和科技要素的投入，可以通过家庭经营的方式实现规模效益最大化。二是生活经验丰富，社会声望高。自发流转具有筛选精英的功能，只有那些在村庄中社会资本较为丰厚的民间精英最能获得人们的信任。他们是靠遵循地方性规范积累起来的声望资本，故而也是地方性规范最坚定的维护者。他们不仅要自己身体力行地践约，而且面对那些破坏村庄道义、秩序的行为也能够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三是与村庄利益关联紧密，社会参与性强。他们长年在村，与村庄利益关联最为紧密，对村庄事务最为关心，而且具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和农业生产的特点，也为他们提供了参与村庄治理的时间和精力，是目前村庄治理精英的主要来源。

中农阶层的形成是乡村社会因应城市化、现代化而内生的一支社会力量，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户之间自发的土地流转的结果。这种流转是可逆的，不会重蹈私有制下土地兼并的历史覆辙，却促成了乡村社会内部阶层结构的循环再生。

具体地说，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会随着家庭生命周期和进城节奏而调整。在进城务工比较顺利的时候，可以将部分甚至全部土地流转给他人耕种。随着年龄增长，劳动力优势消失，又没有足够资本在城市立足，就可以退回农村，将土地收回，继续从事农业经营，虽不能发家致富，但至少可以保证基本生存。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总是对城市有更多浪漫的乐观预期，而对务农缺乏理性的认识。早年他们更倾向于将土地给父母，或者干脆流转出去。同样，随着年龄增长，现实会教育他们如何更理性地安排生活。人到中年时就可以收回部分或全部土地耕种，将进城的希望再寄托到下一代人身上。

正常情况下，这种按生命周期（也是劳动力衰退周期）展开的土地吞吐会在村庄中形成规模效应，而比较自由的流转模式也可以较好地保障各方利益。许多人认为，缺乏固定合同和固定期限，不利于保护转出方和转入方双方的利益。但问题是，一旦土地流转制度化、固定化，就必然挤压农民自主调节的空间，反而是不利的。

维护乡村社会的自我循环体系是长久之计

近年来，学界和政府部门有些人热衷于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其出发点自然是对目前的农业经营体系不满。持这种观点者显然没有注意到，乡村社会已经自生自发地形成了具有相当活力的内部循环机制，没有注意到兼业模式对农民的重要意义，没有注意到中农阶层的崛起对稳定乡村社会的重要价值。他们片面地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待农业现代化问题，对农业与农村、农民甚至整个现代化系统的关系认识严重不足。

据我们的调查，所谓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工商资本为主体的企业经营，另一类是家庭农场。资本下乡流转土地是最便捷的“垒大户”方式，实力雄厚的工商企业主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承包土地动辄成千上万亩，规模不可谓不大，且已经持续数年。资本下乡经营农业有两类，一类是发展新型特色农业观光农业，一类是从事传统种植业。前者利润高风险大，后者则基本难以盈利。

新型农业注定不可能推广。一来市场有限，二来于粮食安全不利，却最容易出政绩工程，往往成为地方政府涉农工作的“亮点”。传统种植业利润太低，更要命的是，企业经营大面积粮食作物的管理成本高、管理效率太低，应对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也比较低，与小农家庭经营根本没法比，且其粮食亩产普遍下降。我们调查中，就没有发现种粮赚钱的企业——它们无一例外是靠政府各种补贴维持（以及其他利益交换）。资本下乡会引发乡村社会重大的利益重组，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且对我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构成了挑战。

相比之下，家庭农场似乎稳妥得多。它立足于支持家庭经营，其“新型”的意义在于，经营规模要比小农大，但又控制在家庭经营能力范围内。具体规模根据各地自然地理条件、农业基础设施状况以及科技要素投入水平会有差异。现在，认定、扶植和培育家庭农场已经成为各地政府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点。表面看来，家庭农场与中农很相似，都是家庭经营适度规模的土地。但要害在于，中农与小农在乡村社会中是共生共存的，他们之间经由自发的土地流转可以相互转化，这是个动态的阶层结构。而当家庭农场成为行政力量主推的经营主体后，涉农资金投入等三农政策就发生了重大偏移，小农就变成了家庭农场的对立面，动态的阶层结构就很可能被固化。

经过30多年代际和性别分工的家庭经营的稳定运转，乡村社会已形成了充满活力且很有效率的、与经营模式和人口流动相匹配的阶层结构。这种存在于巨变过程中的动态的稳定结构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容忽视，何苦要去强加干涉，引发不必要的社会风险呢？

农民采取的以家庭内分工（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生计模式，是家庭接力式的反复的进城过程的理性选择。它催生了乡村社会自发的土地流转，重组了以中农阶层崛起为核心的农村阶层结构，而这种动态的良性循环的阶层结构，有利于乡村社会的稳定。其中关键环节在于自发的土地流转的存在，它一方面在集体土地所有制范围内有效配置了土地资源，另一方面也让乡村社会能够在人财物净流失下保持基本活力。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的涉农政策重点应当是，依据上述情况和变化，保护乡村社会的自我循环体系，比如强化集体所有制的调控权，以增强国家资源下乡的效率。总之，维护好建立在半耕半工生计模式与自发土地流转基础上的乡村社会自我循环体系，才能更好发挥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作用，才是乡土中国的长久之计。               

（编辑 楚佳）

党的十八大作出关于加快健全土地流转机制的决策非常正确，它可以有效地解决农业生产力中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置问题，从而有力推动农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和工业化的方向发展。但土地流转的具体政策，需从认真分析中国“三农”实际情况入手，找准症结，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方能确保深化改革。

全国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已初见成效，目前，制约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不是产权不明晰、程序不到位，而是主要有两种情况造成土地承包权流转不畅：一是极少数农民尽管自己有利可图，但由于他们的思想意识障碍，比如因计划生育、村级“三公”管理、司法不公等原因对村干部和政府有意见，甚至存在极少数“仇官”和不愿让“老板”赚大钱的“仇富”的人，有意设障碍，不配合；另一种情况是，有一部分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怕失去土地承包权以后生活无以保障，确实不愿意转让。有效解决以上两个问题，是化解土地流转瓶颈的关键。而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按照“个人或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的意愿”的理念，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性质的前提下，明确规定：“在80%以上村民赞同的前提下，村、组两级组织有权按大多数人的意愿流转本级集体土地的承包权。”把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法定权利交给基层组织，让村、组集体依法流转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同时，对于部分不愿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不搞一刀切，让他们有出路、有保障，就是同时规定：“对少数不愿意转让自己土地承包权的村民，本级组织可以按就近、同质、同量的原则，重新调整土地给他们。村民必须配合。”

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做法，实际上进一步误导了农民对土地“私有化”的概念，模糊甚至混淆了农民对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性质的认识，加深了农民土地私有化的意识。目前一些领导干部分不清方向，因此会埋下颠覆性的隐患。从管理体制上而言，有些法学家推崇的理念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少部分农民因此将更加有理由阻碍土地的流转，土地流转机制更易出现“死结”，从而导致农业规模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以及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用地难以落实。历史已经证明，公有化程度越高，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来得越快。私有化的土地制度，将出现层层阻力，像印度等国家，连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都无法实施的教训，就是最好的证明。

此外，目前的操作办法将大大提高行政成本。一是耗费人力资源。确权、登记、颁证、微机化管理等手续太繁杂，其实只要有以村、组集体组织为监证的经济合同，就已有法律效力，不需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政府每天喊着转变职能，却总习惯于包办代替。二是增加社会矛盾。土地确权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程，工作中会不断出现新的社会矛盾。原来本是集体土地，界限是否十分清楚并不重要，农户只要有原来分配到的“面积数字”就行；现在要确权，农户将出现分厘必争的心态，矛盾纠纷将大大增加。全国上一批的林权确权发证，很多地方填了证却不敢下发（对上报告已经全部发放）。三是浪费财政资金。土地确权的技术要求较高，工作量大，投入的工作经费数量惊人。以江永县为例：全县26万人口，土地确权工作初步预测就要1400万元，而全县国、地两税去年仅完成了1.75亿元，这几乎是全县年税收收入的十二分之一！以此类推，全省要耗费近30亿！全国要耗费近800亿元人民币！如此高的成本，广大基层干部都深深地担心，推行土地确权颁证会劳民伤财，适得其反，政策最终落实之前还需三思而行。

此外，促进土地承包权流转，国家还可以制定一些宏观的优惠政策：一是将承包经营大户（或公司）优先优惠纳入农业保险；二是土地承包的种植大户，可凭承包合同和标准化生产（避免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和确保食品安全）的方案到银行贷款，国家甚至可以对粮、棉、油等种植户实行贴息和保护价收购等政策，这样既可推动土地流转，又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而原有的粮食补贴、粮种补贴等政策可考虑取消，因这项政策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有限。

国有企业效率的高低，既事关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性选择，也事关我国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与选择。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围绕国有企业效率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国有企业效率的高低、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国有企业效率改善的来源、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等四个方面展开。

关于国有企业效率高低的研究进展与评述

关于国有企业效率进行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结论有三种，即低效率论、非低效率论、高效率论。

林青松（1995）依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3》的数据，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的数据，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计和测算，发现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最低的。刘小玄（2000） 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为基础，对我国20余个产业大约17万家企业的效率进行了测定和比较，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中效率最低。姚洋、章奇（2001）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的数据，对影响企业技术效率的各个因素进行了检验，发现集体、私营、外资企业的效率比国企分别要高出15.1%、45.5%和11.4%。刘小玄（2004）利用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2001年)，通过相关效率模型的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对于效率具有明显的负作用，私营企业、股份企业和三资企业则都表现为积极的正相关推动作用。胡一帆、宋敏、张俊喜（2006）根据一份世界银行对中国5个城市、覆盖6个行业的近300家国有企业（SOEs）1996—2001年间的调查数据发现，由民营机构控股、整体民营化的企业比那些仍然是国有控股、部分民营化的企业绩效表现更好。

李楠、乔榛（2010）利用1999~2006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对国有企业改革绩效进行评估发现，国有企业经济绩效自2003年前后发生明显好转，国有企业绩效已经与非国有经济较好的三资企业无差异。洪功翔（2010）利用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系统的上市公司数据，收集了2002~2009年间的6720个样本，数据包络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综合效率不存在显著差异。马荣（2011）收集2003~2008年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数据中按行业分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工业企业数据，全要素生产率核算和分解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地高于外资企业和行业平均水平。张晨、张宇（2011）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别考察了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国有工业企业的效率表现，发现所有制对于企业微观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魏峰、荣兆梓（2012）基于竞争性领域20 个工业细分行业2000~2009 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在此期间，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总体上趋同。郝书辰、陶 虎、田金方（2012）利用熵权评价方法，运用2003—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37个工业行业中的效率变动情况，结果显示企业效率与所有制、行业的竞争或垄断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

李济广（2006）通过引用大量文献证明，就社会贡献率等指标而言，公有制企业微观效率高于非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也是很强的。国有经济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分配、投资特点带来的宏观效率上。较强的有效需求和较高的宏观效率是公有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原因。不同经济制度国家的绩效比较也充分说明公有制是高效率的。程恩富、何干强（2009）的研究表明，新中国建立以来，公有制的平均经济效率明显高于资本主义经济。陈波、张益锋（2011）利用有关年份各类统计年鉴数据，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国有企业整体效率并不比私营企业低；相反，前者无论在经济效率还是社会效率上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并且近年来不断提高。

表面上看，学者们前后研究结论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导致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效率是动态变化的，研究者们使用的数据时间段不同，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根据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字，1978—1997年20年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呈不断扩大趋势，由1978年的42.06亿元扩大到1997年的830.95亿元。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的确存在效率低下、包袱沉重、技术落后、亏损严重，甚至资不抵债而不得不实行“破产”的情况。所以，从时间段上看，林青松、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刘小玄、姚洋、章奇、胡一帆、宋敏、张俊喜等学者关于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实证研究是可信的。

但自从1992—1994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来，我国就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经历了1997年开始实行的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政策和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剥离，特别是实行了以“抓大放小”为内容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使国有企业的整体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经营机制看，国有企业已较好实现了从政府行政机构附属物向市场经济主体的转变。从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看，大多数国有企业在2002年前后都相继完成了公司制改造，拥有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从经济效益和社会贡献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明显提高，国有资产和企业利润均实现了较快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提供的数据，2003年—2011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由2003年的34280家，减少到2011年的17052家，资产总额由94519.79亿元增长到281673.87亿元，累计增长198 %，年均增长23394.26亿元，年均发展速度为37.25%；利润总额由3836.20亿元增长到16457.57亿元，累计增长329%，年均增长1577.67亿元，年均发展速度为53.63%。另外，财政部企业司公布的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财务决算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法人企业15.5万户，同比增长5.8%；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04.1万亿元，同比增长16.3%；营业总收入47.1万亿元，同比增长10.8%；利润总额2.6万亿元，同比增长5.3%。另外一些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国有单位人均工资38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而私营单位人均工资为207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43%。可见，众多学者关于国有企业并非低效率甚至高效率的实证研究也是可信的。

关于国有企业利润来源的研究进展与评述

面对新时期以来国有企业绩效的显著改善的事实，有部分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利润来源于垄断，有的甚至认为国有企业的利润来源于政府的利益输送。

严海宁、汪红梅（2009）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析认为，国有企业主要利润来源高度依赖于个别行业的行政垄断，而不是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普遍提高。韩朝华、周晓艳（2009）利用2000—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工业分行业数据，对1999年以来国有工业利润增长源的分析显示，国有企业利润增长的主要源泉不是国有企业的高效率，而是国有企业在部分基础工业领域中的垄断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厂商定价权势。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2011）^]称，2010 年中央企业共实现利润13415亿元，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67.5%。2009 年，在央企实现的利润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石化等10 家企业占到70%以上，因此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是由垄断企业实现的。不仅如此，国有企业表现出来的绩效并非其真实绩效，如果扣除国有企业在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方面获得的各种财政补贴，2001～2009年国有企业并没有盈利，其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

针对国有企业利润来源的垄断论、利益输送论，也有学者用自己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反驳。

张晨（2010）的研究揭示，分布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占国有企业总数量的90%以上，国有企业利润增速较快的行业主要处于竞争性行业。尚启君（2011）的研究发现，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烟草制品、电力、石油加工四大国企主导行业的比重明显下降，国企非主导工业行业已成为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而国有工业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强是其利润增长的根源。魏峰、荣兆梓（2012）选取我国具有代表性的15个国有工业行业在2000～2010 年的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效率对利润指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国有企业利润的效率来源不容置疑。洪功翔、董梅生（2012）一方面以同处于竞争性领域518家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2002——2009）为研究样本，对预算约束指标的检验显示，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均不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国有企业并没有获得政府更多的利益输送；另一方面指出，软预算约束并非只是国有企业的专利。如，民营企业拿地也很廉价，甚至是零地价、负地价；商业银行对资信高、风险小、市场地位稳固的优质客户都有优惠利率，而并不问企业的性质。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绩效的提高有中央企业的贡献，但中央企业的利润并非完全来源于垄断。如中石油近一半的利润来源于国外市场，而国有石油石化企业在国内市场同样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统计数据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随着市场化进程和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的加速，国有企业绩效得到了显著改善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国有企业利润是否来源于政府的利益输送，我们认为，随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不少已股改上市，而且“政资分开”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也已经逐步建立起来。所以，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体制根源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对有关部门的实际调研也支持这一结论。

不仅如此，有关资料显示，国有企业的税收贡献率远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2011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和增值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8元，私营企业为3.2元，外资企业为2.3元。在充分竞争的钢铁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吨钢税负203元，高出其他所有制企业平均水平69元。

关于国有企业效率损失的研究进展与评述

还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国有企业不仅本身效率低下造成效率损失，而且会因为效率低下得到政府补贴才能生存，从而加重民营经济负担，拖累国民经济增长。有的学者把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挤压了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当然也有更多学者，用自己的实证研究和事实进行了反驳。

刘瑞明、石磊（2010）研究认为，国有企业包含两种效率损失，一种是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损失，另一种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拖累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进度，从而对整个经济体构成“增长拖累”。他们选取1985—2004年中国内地29个省级（直辖市、自治区）非平衡面板数据，计量检验表明国有经济比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因此认为对国有企业拖累民营经济和国民经济增长的逻辑进行了验证。袁志刚、邵挺(2010)研究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垄断程度不断上升”，不仅影响到“整个市场经济秩序的培育、市场体系的完善”，“带来市场化进程的倒退”，而且“造成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和内外结构失衡”。周明、冯钢、叶航、张旭昆（2011）在讨论中提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企根本没有效率可言，其利润完全依赖垄断地位取得。国企的所谓利润是以社会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垄断利润越高，社会承担的成本就越高；国企已经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阻力，国企的存在极大地扭曲了政府行为，封杀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

崔之元（2010）的研究显示，从2002年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从1700亿增长到7000亿，增加了4倍；到2009年，已经突破了9000亿元，2010年超过了1万亿元。但国资增值，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至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的水平。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对企业只征收15%所得税，但只有重庆自始至终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征收33%的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需缴纳较少的所得税。洪功翔（2010）选取2000—2008年中国内地29个省级（直辖市、自治区）非平衡面板数据，计量分析表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增加值增长率上涨1个百分点，将会促进人均GDP增长率增长2.4%，表明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和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宗寒（2011）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国有经济延伸效率相当高，按固定资产投资计算比全社会产出率高50～70%，按产值增长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00%。国有经济不仅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私有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发展国有经济，不是“双重拖累”，而是“双重促进”。

国有企业的“增长拖累”理论，是建立在“国有企业低效率”这个前提上的。而大量数据和实证研究表明，虽然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确存在效率低下、经营困难的情况，但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效率有了明显提高，“国有企业并非天然低效率”。因此，“增长拖累”理论成立的前提已不复存在。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研究国有企业，就应该研究“新国企”，运用最新的数据，而不能套用某些学者过去的研究结论，更不能依据过去的研究结论来设立今天的假设条件。实际上，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效率低下或破产倒闭，对国民经济都有“增长拖累”效应。

那种认为国有企业发展会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阻碍市场体系完善的观点，则是完全把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对立起来。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均是以私有经济为基础，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调节手段的体制，奉行的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即便如此，由于经济的周期波动、战争的破坏以及国际市场的开拓，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转向由国家进行宏观调节和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宏观调节的基础和手段，各国都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形成了规模不等、管理方式各异的国有经济。另一方面，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是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关系，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关于国有企业宏观效率的研究进展与评述

刘元春(2001)认为，国有企业作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者”、作为“后赶超时期”的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中心、作为“次优世界”的市场公共品的提供者，以及作为转型时期的“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在宏观上是有效率的。但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状况必定呈现出“从微观财务角度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全要素生产率 (TFP)来看是有效率的；从微观竞争和经济比重的变化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经济影响来看是有效率的；从生存竞争指标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来看却是有效率”的“悖论”状况。

黄险峰、李平（2009） 依据中国各地区1992—200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存在显著的产出效应。宗寒（2011）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国有经济延伸效率相当高，不仅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私有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程恩富、鄢杰（2012）研究认为，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公有制经济的巨大优越性。张宇、张晨（2012）认为，国有企业在促进社会整体效率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张春雨、洪功翔（2014）利用2004-2008年面板数据，通过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专业技术人员、科技经费支出等指标，对国有企业技术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科技投入对我国的生产率的影响非常显著。

针对刘元春的宏观效率论，杨天宇（2002）通过对中国宏观的数据分析认为，国有企业“宏观效率”的三种主要表现，即“宏观经济的稳定器”、“技术扩散中心”、“社会福利的提供者”，或者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或者从全社会范围来看是得不偿失的，从而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具有“宏观效率”。

虽然杨天宇对刘元春的宏观效率论进行了反驳，但并没有提供坚实的实证支撑。此后，又有多名学者从多个层面论证或阐述了国有企业具有宏观效率。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论是成立的。第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表明，多种所有制之间存在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技术溢出、财政收入、市场协作等各类效应，尤其是很多民营企业就是为国有企业配套而发展起来的。第二，我国国有企业在确保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以及引领中国民族产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排头兵、领头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一定比例的公有制经济，证明其具有宏观效率。

结语

无论是国有企业“低效率论”、“增长拖累论”、“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论”，还是国有企业利润的“垄断来源论”、“政府利益输送论”，以及否定国有企业具有“宏观效率”，都是为全面否定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推动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营造舆论压力。而我们的分析显示，这些“理论”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就需要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用事实说话，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旗帜鲜明地批驳在“国有企业效率”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论证和观点。如果任由“国有企业低效率论”等观点传播、扩散，无疑会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根基，我们不能不重视。

同时，企业效率是动态变化的，尽管新时期以来国有企业发展状况较好，但不等于国有企业能长期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从长期看，企业竞争力是决定其存亡的唯一因素。要想国有企业不被淘汰并保持可持续发展，要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就务必要在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与活力上多想办法，在健全内部监督约束机制上多下功夫，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上多做文章，不能掉以轻心。

土地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制度是最具基础性的社会经济制度。

农村土地流通问题的提出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农村大量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进城务工经商。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制条件下，离乡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流转（或土地流通）问题逐渐突出。

当前，农村土地（在务农者之间）的流转，已达到相当的规模。[1] 但即使达到如此流转规模，由于流转方式的不规范、以及土地使用权流动的“制度性摩擦”，十分不利于土地的合理利用。不少地区出现了土地闲置抛荒现象。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设计合理的机制，让离乡农民愿意从土地中退出，合理地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让渡、交易、转换和受益。

另一方面，家庭经营为主的“包产到户”所激发的微观效率增长空间已经基本用尽，小规模分散经营已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农村人地关系的变化，迫切需要对土地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这同样涉及土地流通问题。

我国土地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我国实行土地的国有制（全民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制。按照相关法律，农村土地属于村集体所有（少数是乡镇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向村内家庭发包（荒山荒滩可招标拍卖）；法律也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权限做了规定。[2]

农村土地法规面临需要讨论的实际问题

农地权属的界定问题。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集体”的界定包括乡（镇）、村两级；但《农业法》、《土地管理法》还加上了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界定。目前的解释基本限于耕种权和收益权。但经营权属于使用权，从中可衍生出转让、转租、入股、抵押、收益等项权利。关于农地使用权的主体、地位、界限、获取与转让，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对农村土地流通（流转）的限制。法律不仅限制土地流通后用途的改变（这是必要的），还包括对抵押和继承的限制（抵押权限于“四荒地”，继承限于林地）。此规定是为了防止农民失地（农地有社保功能），但土地的转让又使农民现实地失去土地。关于对继承权的限制，如果土地流通不能限制在村内，就不能以继承人非本村社成员为由否定其继承权。

上述限制的出发点，是为了保障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村社农民集体的土地权利。但随着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土地权益的转移和流动已成为客观的需求。

法律对土地流转（流通）方式的限制，导致土地权益的不稳定，同时带来一些具有长期性的问题。

一是农民耕种的短期行为。对地力的超负荷使用，导致耕地质量下降、生态环境失衡，草场退化和沙漠化等，种种现象触目惊心。

二是耕地流转不畅使农地趋于细碎化。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从1990年的0.53公顷减少到2000 年的0.49公顷（7.34亩)、块数达5.86块，导致农业生产成本高、效益差，适应市场能力低，制约农业生产力发挥。

土地流通不规范，侵权和非农化倾向较严重

按中央文件规定，农地承包权流转不得改变其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农业用途，不得侵害农民的正当利益。[3] 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农民社会知识占有量不足，土地流通中违规侵权现象严重。一些地方用变相的行政手段干预土地流通，土地流通双方主体不合法，有的流通合同无农户签名、无书面委托，不尊重农民的主体资格和意愿；土地流通定价不合理（一般为400-600元/亩年，且租期过长。2012），农民仅仅获得眼前实惠，侵害了农民的长期合法权益。农民土地流通收益不稳定。流转后土地用于非农用途的情况较多。

看来，问题的主要根源，是以“块块”为主的土地管理体制。

立足国情推进土地流通的新视角

研究土地流通问题，离不开对土地和人的研究。土地流动，一方面是财富的流动，同时也是人的流动，也就是“人的城镇化”、人力的解放。

近些年，关于中国土地制度走向的讨论很热烈。例如，有人建议将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化，但这意味着农村基本制度的重大变革，不利于农村的稳定发展。

更有人主张集体土地私有化，似乎只要私有化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农地私有化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它将导致土地兼并和急剧的贫富分化，不可能提高多数农民的收入、调动生产积极性。私有土地更有可能被转用于收益更高的非农产业，危及基本耕地红线。中国并不具备美加澳等国土大国在土地私有制下实现“大农业”的条件。如果仅凭抽象的“原理”、照搬外国教条，或囿于臆想的“顶层”设计来为改革发展“支招”，不是对国家负责的态度。

要从中国现实出发，从宪法逻辑出发，以全民族集体知识为依归，探索和创新土地流动方式及运营效率。

我国农村土地流通制度改革的目标体系，应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社会公正。以共治、共享、共有为前提，以共同富裕为本质追求。让农民在新型土地财富的实现中，安全、稳定、可持续地共享成果，缩小城乡分配差距。

二是经济效率。挖掘土地潜力，释放土地价值。实现土地集约、资产活化、权益流动、持续受益。

三是服务三农。在市场化、城镇化潮流中，焕发农民的知识性进步、农村的现代化活力和农业的科技化效率。

要设计有利于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和机制，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共有、农民承包权不变这一前提下，明确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存在形态及权利界限，给农民以生产的安全感，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更好地实现农村土地的综合效益。

要兼顾公平和效率。既要发挥市场力量对现代知识农业集约效率的正面作用，同时坚持共同富裕原则，警惕大资本介入土地流通以及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效应”，依法从严监管，防止权钱交易，不能出现新一代大地主、扩大贫富鸿沟。

经过具体的实践，我们认为，将信托这一金融工具引入土地流通领域，形成新型土地信托模式，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新途径。这是在市场化大环境和现行土地制度条件下，探索内在逻辑完整性和现实操作可行性统一的、兼容并包的土地流通制度的很好的切入点。

信托的基本功能和“共有制”特点

信托的基本功能

信托业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共同成为四大金融支柱。信托的最初含义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基本制度设置是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受益权分离，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分立。[4]

信托制度具有财产独立、风险隔离、产权分离及权益重构的特点。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在财产管理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可以衍生出金融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

信托的金融中介功能，首先体现在资产的转换和配置功能。通过推出不同期限的信托产品（信托贷款、贸易融资、股权投资、资产证券化等），聚集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调节，以适应融资主体和受托人不同期限、不同规模的投融资需求。投资类业务也可借助其他金融工具（如个人和中小企业小额贷款）筹集资金。

通过信托方式，受托人将委托人的财产，进行集中的、专业化的管理经营（投资），既满足委托人的资产多样化管理需求，同时节省了分散的多个委托人的信息处理成本（交易费用），从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其次，信托的金融中介功能体现在受托激励及监控功能。受托人须接受委托人的监督，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严格内部管理和激励机制。利用风险隔离和权利重构功能，在信托产品的投资策略、投资领域、组合性、避险性，以及交易结构、收益结构、信用增级手段等方面，实施严格的风险控制措施。

信托作为金融集成平台的整合与扩展功能

信托业的兼容性和延展性好，具有横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产业市场的优势，可结合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拓宽融资渠道。信托业务模式广泛，工具多样灵活。间接融资业务如提供存款合同、提供信托贷款、买入返售、固定回购及各类收益权信托等负债类产品，促成社会资金向投资的流动。以及证券投资、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及权益信托等形式。通过系统性服务，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多层次的融资需求。

随着市场环境、法律与政策的逐步完善，信托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渗透到各经济领域。通过“集合信托”服务中小企业融资就是其中一例。将多个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财产（动产、不动产或知识产权等）打包，集合管理，再统一发行信托计划进行融资，然后将资金分配到各家企业。这种形式手续较简便，在融资规模、期限、利率等方面比较灵活，使用限制较少。通过信托的多功能优势，可形成信托、担保、银行等多方互动的融资平台，是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有效尝试。

当前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业务只能满足约1/3的资金需求，在农村地区发展信托业务，也有利于带动贷款、抵押、担保等金融业务，改善农村融资环境、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信托业具有“共有制”特点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信托业已进入大发展时期。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2009～2012年，全行业管理资产规模分别为：1.22、2.02、3.04、7.47万亿元，年增长率在50%以上；至2013年6月，资产规模已突破9万亿元。

信托业兼有产权明晰和收益共享的特点。据2009-2012年有关数据，银行业自身收益占总收益的41.3%～49.1%，信托公司自身收益仅占总收益的10.7%-17.5%。在信托公司的收益分配中，受益人得到了较大部分。

信托项目的运作也体现了产权多元化和包容性，实现了金融普惠和资本民享。一般情况下，信托业务的投融资方式，是在设定项目的基础上再集合资金；项目执行中如遇到问题，委托人可以介入项目，与受托人共同商议解决之道。这是信托和其他融资形式的重要区别。

信托制度的“三权分立”和“集合分享”机制，决定了它不单纯是一种金融工具，而且是一种中间制度安排：即在法律框架内，实现个人财产社会化、权利清晰化、利益分享普惠化；体现了内涵更丰富、形式更自由、目标更包容的产权制度。既遵循市场规律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又以共同富裕为公约数。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新型的“共有制”。[5]

信托机制为土地流通提供新途径

土地信托业务的操作特点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简称土地信托），是在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民承包权的前提下，将分散于农民手中的土地使用权集中于信托平台之上，厘清法律关系、明确各方权益。

委托人（农民）在一定期限内将土地使用权委托给受托人（信托公司），受托人按照土地使用权市场的需求，通过规范的程序，以土地出租等方式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依法、有偿转让给其他公民或法人从事农业开发经营。

通常的操作方式是二次代理。一次代理即委托代理，依照农民本人意愿，把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给村委会（或与政府有关的某机构）。二次代理即信托代理，村委会（或与政府有关的某机构）作为土地所有者，将整理好的土地信托给信托公司。由信托机构统一管理和经营。

对农民来说，通过土地信托制度，可以规范土地代际传承，防止失地；可保证农民获得租金形式的固定收益，并分享农业集约化科学耕种带来的增值收益。

也可以用财产收益信托形式，将土地流通与社会保障挂钩起来。国家对农村社保“垫底”，土地信托的部分收益则用于提高保障水平，维护农村发展与稳定。

土地信托化：农村土地流通的新体系

土地信托化，就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利用信托制度的特点，将土地分解为价值资产和实体资产，农民享有受益权和最终处置权，而信托机构享有经营权。土地信托化是农村土地流通的新体系，具有产权清晰、利益直接、风险共担、效益明显、操作简便等特点。土地信托化具有以下重要功能：

明晰农地产权主体和产权结构。土地信托通过信托登记、合同、委托人大会等法定表述系统，将土地资产间接地具象化、量化到每个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保障了委托人（农民）的权益，也界定受托人的使用权。农户拥有土地受益权和最终处置权，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拥有暂时经营权。这样就防止土地向少数人集中，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实现利益分享普惠化。

将土地承包权进行金融化和资本化改造。通过信托平台，土地资产活化为可以携带的信托资本，农民作为受益人参与土地收益分配，并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这将使农民对实物土地的占有观念逐步淡化，让他们在转入非农就业的过程中摆脱小块土地的牵挂，安心务工创业。土地承包权的转让也不影响信托机构行使实物土地的经营权。

推动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通过土地信托，在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前提下，能把细碎的土地适度集中，流转到专业合作组织或种植大户手中，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向现代农业转变。通过返聘农户，还可以使他们得到务工酬劳，跳出传统的种植模式，获得稳定的农业收入，并提高农村组织化水平。这同时也有利于构建“土地看护人”机制，让农民把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认真管护，实现可持续利用。

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的实践

浙江绍兴、湖南益阳、福建沙县、安徽宿州等地农村，率先引入信托方式，创新农村土地流通机制。其中，绍兴的土地流通率超过50%，沙县达到62%。河南安阳、江苏、北京等地也开展了土地流通信托试点。这为新阶段农村改革发展探索了新路子。

浙江省绍兴县案例

该县2001年率先试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操作也比较规范。该县设立了县、镇、村三级土地信托机构。县镇两级设立土地信托领导小组，主要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负责土地信托日常工作；村级土地信托服务机构是村经济合作社。责任分层，垂直管理。

三级土地信托服务机构是土地信托流转的受托人，负责登记和发布土地供求信息、推介土地开发项目、协调供求双方、指导签证、追踪服务和调处纠纷等。

农户如愿意转让土地（耕地、滩涂、山林）承包经营权，或种养殖大户和工商业主需要受让土地，可委托三级服务机构办理相关信托业务。

农户将拟转让的土地承包权委托给村经济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将该地块信息（类型、位置、面积、承包权证）汇总到镇信托服务站登记建档，镇信托服务站发布土地信息。本镇种养殖户可优先投标，如本镇农户无力消化本镇拟流转土地，可由县信托服务中心招标发包。经镇、县两级配对，村经济合作社与招标者谈判，签订土地使用权承包（倒包）合同。

这一模式（操作流程概况详见图l）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信托。因为县镇中介信托机构仅起到信息归集和中转服务作用，并不受让土地的各项权利。村经济合作社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与农户签的合同是普通的委托代理行为。

福建沙县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案例

随着“沙县小吃”在各地城市走红，沙县大批农民外出经营务工，土地闲置问题突出，甚至连片耕地被弃耕抛荒。

该县2009年启动县级土地交易市场，2011年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试点工作，成立了源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有限公司（县级，简称农地信托公司），在各乡（镇、街道）设立了农地信托分公司。形成了政府指导下的企业运作的土地流通模式。

由于该县夏茂镇可成片流转的地块较多，故在当地设立镇级金茂农地信托公司，由县级农地信托公司对进行其业务指导。

信托业务程序：信托调查→信托申请（村委会向信托公司提出）→信托公司实地调查核实→土地委托（村委会与农户签协议）→土地信托（村委会与信托公司签合同）→信托登记（土地信托公司向县农业局办理）→土地信托公司对信托土地行使经营管理（自主经营、流转给第三方等）。对信托土地实行统一对外流转。

收益分配：达成流转意向后，农户获得定金（为年租金的10%-20%）；签订土地流通合同后，项目业主向农户付足一年租金。对所信托土地的改良产生的增值溢价部分，农户得到其中的60%，其余由信托公司支配作为发展基金。土地流转后，由信托公司申请对接的市、县项目配套资金，其中60%为无偿扶持项目业主，其余作为信托公司的投入，在流转期内逐年向项目业主收回。收回资金的60%返还村集体。

沙县农地信托流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流转土地全部纳入信托流转，面积12.3万亩，其中规模种粮3万亩，机械化耕作70%以上。这一形式主要有以下优点：

一是规范管理，保障各方权益。早期的代耕代种、转包租赁等属于松散型流转，期限短，合同不规范。通过土地信托进行集中流转，按章程规范管理运作，可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土地信托公司作为中介，要对委托和受让两方负责。

第二，土地信托是企业行为，对项目的引入更为审慎严格，这有助于提高银行机构信心，方便信贷。集约经营和技术投入提高了生产经营效益，使农民从农业中增收，促进了抛荒地的开发与复耕。

三是提高流转效率。项目业主可直接受让农地信托公司收储的土地，其他繁琐的流程及优惠政策的落实，可由信托公司代办，从而有力推动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四是引导长期投资，促进农业项目做大做强。沙县土地信托机构是国有企业，为项目业主提供有力的经营保障、对接惠农政策，通过合约形式鼓励项目业主长期投资、完善农地基础建设。如金农高优农业合作社，对所经营土地统一规划布局，累计投入200多万元，建设50个温室大棚，完成喷灌、滴灌及机耕路硬化建设，建立无公害蔬菜种植、立体特色养殖、水稻新品种、高标准水稻等示范区。合作社销售收入、盈利和社会股金分红均有显著增长。

中信信托的安徽农地信托计划

为满足规范农地流转、解决“三农”融资问题的需求，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了“安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计划”。该计划设立A类受益权，将农民零散的土地进行集约化经营；引入B类和T类信托受益权，前者所募集资金用于土地整理，后者主要向A类基本受益权提供流动性支持。

通过结构化设计，使A类信托受益权可以向银行或中信信托等金融机构进行质押贷款，或在土地交易所内柜台转让。土地信托流转被赋予金融属性，便利了农民进城就业。

信托计划存续期内，受托人可根据项目内土地整理等投资需求，发行适当规模的B类信托单位募集资金。条件成熟时，也可与商业银行、专业性农村小微贷款机构合作，向参与土地信托流转的农户提供贷款资金支持，以土地流通信托为平台构建服务“三农”的金融生态链。

T类信托单位，是在信托计划出现兑付A类基本收益、B类投资本金或预期收益的流动性资金缺口时，由受托人决定发行以补充资金需求。

以安徽宿州农地信托项目为例：

此项目中，委托人是宿州市埔桥区政府，受托人是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受益人即委托人，承租方（兼服务商）为安徽帝元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保管人（兼监管人）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信托财产为埔桥区朱仙庄镇朱庙、塔桥两村的540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是基本农田和一般农田，农户承包期1995-2025）。

涉及该信托计划的农户分别与两村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指定用途为适度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转包价格为1000斤中等质量小麦/亩年（或按国颁指导价兑付，1000元保底）。经村民大会协商同意进行土地流转（两村村委会与朱仙庄镇政府、镇政府与埔桥区政府，需分别签署土地委托管理合同）。

埔桥区政府以委托人的名义，将该540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信托财产，委托中信信托设立信托（受托人）。承包期限12年（2013.9—2025.10）。双方签署《A类信托合同》，附件规定：“委托人保证其有权处置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承担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过程存在瑕疵而造成的损失”。

A类基本租金1000元/亩年（贴现率10%，期限11年）。土地预估价值1万元/亩。扣除资产维护费用，A类信托单位规模5400万元（折5400万份A类信托单位）。B、T类信托收益权暂不发行。

中信信托设立“中信·宿州农村土地流通集合信托计划”，对信托计划进行管理经营，出租给安徽帝元。由该公司运作“帝元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总投资预计9.41亿元（温室、农业辅助设施、基础设施等）。帝元农业作为服务商，需提供土地流通、土地整理方面的专业管理服务，并按合同确保所获租金收入覆盖全部A类基本收益。

总结和建议

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是在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下，为适应城乡要素大规模流动的形势，有关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规则创新的重要尝试。在实践中，它也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运作方式。

通过土地信托机制，规范了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动，保障土地流通的合法、公平和有序，保障农民权益；有力推动各农业要素优化组合，支持适度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吸引资本形成多元、长期的农业投入机制，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有利于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土地流通信托为平台构建农业金融生态链，可以改善农业融资环境。

为进一步创新土地流通实现机制，提出如下建议：

基于土地信托化，创新农村金融机制。为发挥信托制度优势，弥补其不利因素，创新土地流通机制，有必要构建土地信托银行，以信托为主要投融资形式、兼顾信托与银行功能。

政策支持。鼓励从事集约型农业生产的企业或经营大户，通过土地信托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对上述企业或个人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包括项目补贴、贷款贴息，在确保农民不失地的前提下以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在土地信托化过程中，政府应给予重视并加强引导和规范，发挥乡镇和村组的作用，不搞强迫命令，按市场规律推进土地流通。

建立多层次的农村保障体系。健全农村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制度，推进农村合作医疗，为土地流转解除后顾之忧。

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严禁耕地“搭车”入市。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交易中心，依法流转。构建土地收益分配机制，明确增值收益用途（社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惠及农户。扼制地方政府乱占滥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造成大量农民失地的行为。

保障农民分享土地市场化成果。规范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收益方面的分配行为。将土地流通收益优先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让农民享受土地增值收益。

[1] 2012年，全国耕地流转面积2亿亩。有6个省的流转面积超过30%，3个省低于10%。流转形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入股、转让、代耕及其他；其比重分别为49.3%、28.9%、6.5%、5.9%、4%、5.5%。在受让流转土地面积中，农户占64.7%，专业合作社15.8%、企业9.2%；土地向专业大户、合作社、企业集中的趋势明显。

[2] 参见：《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担保法》。

[3]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4] 根据《信托法》，在信托这种财产管理制度中，财产权利被区分为名义所有权、实际所有权及管理权，三者分别为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受托人拥有财产的名义所有权，可以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受益人拥有实际财产的所有权，可享有财产权产生的经济利益。

[5] 笔者认为，共有制是以财产社会化为特征，既能容纳多元产权主体化，又能激发个人知识性潜能的一种新型所有制模式。

今年4月5日到26日，世界上最大的运动鞋代工生产商台湾宝成公司在东莞高埗镇投资的裕元鞋厂，工人因厂方未依法足额缴纳五险一金，进行了历时20天，规模最大时达5万人的罢工。这是近年来工人群体性抗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较典型地反映了当前劳与资、政府与劳资之间的问题。罢工虽已经平息，但劳资矛盾的新发展以及动态矛盾值得关注。

近年来劳资纠纷突出，2013年全国较大规模的有几十件。此次裕元罢工的直接导因是厂方长期以来对工人的五险一金缴费不足，但从罢工期间工人们的QQ群聊、媒体的报道和对一位裕元工友的访谈，以及近年来深圳、东莞等地所发生的劳资纠纷中可以看出，引起罢工的原因更为复杂。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从裕元罢工来看，当前我国的劳资矛盾处于什么状态？为什么地方政府在维稳的框架下依法处置这次罢工事件，却失去了工人们的信任？

当前我国的劳资矛盾与工人的阶级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商业已基本转变为以资本为主导、通过市场来组织，以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生产方式。到2013年3月底，我国登记注册的1374.88万户企业中，私营企业达到1096.67万户，占近80%，私营企业成为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同时，工人的主体已由来自农村的“农民工”组成，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迫使他们加入城市的产业大军，多数为非公有制企业的雇佣工人。

裕元罢工是典型的代工私企中劳资矛盾的反映。在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以后，出现了很多作为跨国品牌公司产业链末端的代工企业，这类企业中的劳资矛盾较为突出。在整个国际分工的生产链中，品牌公司靠技术和品牌垄断了利润的大头。代工企业本身也受跨国企业的压迫，所获利润有限，只有通过减少成本来获取利润。为此，通过降低劳动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来增加利润是其最通常的做法。

根据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私企社会欠账课题组的报告，长期以来，中国的私企依靠低廉劳动力在全球市场取得竞争优势，很多企业没有对劳动者的超时劳动做出应有的补偿。这种转嫁给劳动者的潜在成本，既是对劳动者的社会欠账，也是私企超额利润的来源。报告指出，2003-2009年中国的私企社会欠账总额估算达到4.1万亿元，占同一时期利润总额的9%，占劳动报酬总额的6%，相当于2009年GDP的14%。如果去掉这部分利润，私企与国企的利润率大致相当。[1] 近20多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工这个群体承受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今天中国的繁荣，不能不看到他们付出的劳动。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却成为弱势群体，仅被看作劳动力“要素”。即便是在国家法律规定他们应有的权益中，也难以得到真正的兑现。他们以罢工这种激烈的行动所要争取的，只是法定的权益，以及在劳动中的尊严，是因为在体制内他们没有政治参与和得到利益保护的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崛起，中国形成了一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主体是农民工，2013年总量已达26894万，其中31.2%从事制造业，22.4%从事建筑业；其中8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46.6%。[2]

农民工本身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他们已没有父辈那种基于翻身感而对共产党的热爱，绝大多数也没有经历国企“改制”所带来的挫折和失落。农村有限的土地和城乡之间的差距使他们从农村进入城市讨生活，同时也在打工经历中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正像一位裕元的工人所说：“我们只想有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然而，多年打工的经历却使他们从满怀希望与热情走向失望。裕元工人在访谈中表示：“我在高埗呆了15年，一直在裕元，说实话，对裕元厂，对高埗镇有很深的感情。”“高埗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裕元厂就像我的家。”“可是，裕元，高埗，你们拿什么来让我爱？很多人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都奉献在这里了，可是，当他们老无所依，难道他们真的只能活在新闻联播里？”[3]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工人们如此失望？从工人们的劳动环境中可窥一斑。在流水线上作业的正式工人，必须以秒为单位完成某个机械性的动作，承受着极高的工作强度和压力，每一班持续工作10－12小时，工人成为流水线的附着物。有的还必须在高温、有毒的条件下生产。有的企业虽有食堂，但伙食不好，工人吃不吃都得缴伙食费；有的企业还规定了很短的吃饭时间。有的企业规定工人一天只能上两次厕所，还必须要有人顶班行（见裕元工人4月19日的微博）。在私企中，为完成生产任务，往往采用非常严苛的管理方式，管理层对工人辱骂、羞辱、惩罚是家常便饭。工人不仅出卖劳动力，而且被剥夺尊严。[4]

参与罢工的工人们持有的政治立场是：“我们热爱党，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也希望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罢工期间，英国BBC来采访，工人一方面觉得这下有救了，同时又觉得自己给祖国丢了脸。工人们在自己的打工经历中强烈地感到：“如果当经济持续发展而工人不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这不是一种正常的局面。”

裕元这次罢工虽是以企业在社保缴费上的问题为由，但却是多年在工厂内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与屈辱，在情绪上的总爆发。选择社保缴费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最具法律正当性，资方难以否认，地方政府也难以用维稳来压制。从整个罢工过程来看，工人们最大的动因是出于长期累积的对资方的强烈不满。此次罢工没有明确而统一的策略，具有情绪化的特点。工人们对社会上维权组织的介入是警惕的，意识到其背后有敏感的支持力量。罢工本身因而带有强烈的发泄性特点。

从农村走入城市的这一代工人，大多数还只是为个人利益打拼的个体，有的还怀揣着攒钱自己当老板的梦想。对于在工厂里自身权益受到损害，许多人只是认为自己的命不好，部分工人以跳槽来应对，个别的甚至以自杀来表达自己所受的屈辱。大多数工人对现状只能“忍”，很难形成有意义的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能够形成这样一次5万人规模、历时20天的罢工并非易事。

政府依法处理，为什么会失去人心？

纵观整个罢工事件，政府部门力求依法处置，但结果却是从工人们开始对政府部门抱有期望，到最后失去信任。其原因究竟何在？

对裕元罢工事件，人社部通过新闻发布会正式表态，认为裕元鞋厂确实存在未如实申报社保缴费的问题，并向企业发出了《社会保险限期改正指令》，责令企业依法整改。裕元厂承认在社保缴费上存在问题，同意从2014年5月起按照规定缴纳职工的社保费，并考虑到工人的收入在当地较低，每月发放230元生活补贴。对以前欠缴的社保费同意补缴，属于个人缴纳的部分由工人补缴。对此工人仍然不满。因为按照规定缴纳五险一金后，每人每月要承担个人缴纳的400－500元。即使增加230元补贴，工人的实际现金收入仍少于过去，进而提出要求加薪30%，这样方可使工人的平均月收入能达到当地3000元左右的水平。同时，工人认为欠缴社保和公积金责任在企业和政府监管不力，个人补缴部分大部分工人承担不起，应由企业和政府承担。

对于工人的要求，东莞市有关部门分别作出不予支持的答复。从内容上看，政府部门的答复都是依法有据的。在政府部门答复后，裕元工厂也作出了相应答复：补缴社保个人承担部分应由个人承担；不支持员工以未足缴社保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企业补缴部分不打入个人账户；底薪每年增加30%没有法律依据（工人的要求是一次性增加工资30%）；每月支付员工230元生活补贴，但不纳入底薪；愿意将管理粗暴、不尊重员工、伙食差等问题纳入整改；愿意与工人选出代表沟通协商；完善高温津贴发放；希望尽快复工，共创双赢。[5]

但工人们对裕元的答复仍不满意。这种不满，既有对长期受资方压迫的问题未得到政府正面回应的原因，也有受情绪支配的因素。由于没有组织化和较为完整的谈判策略，工人们很难把握收放分寸。随后，在公安部门的强力介入下，裕元工厂于4月26日实现了复工。尽管工人中对复工有不同的认识，但共同的情绪是被迫的，不满的。不仅对资方，也对当地政府充满不信任。

这次罢工，是工人长期形成的积怨的总爆发，开始工人只是想出一口气，增加一些待遇，但资方的态度非常强硬，个别台干甚至说“大陆人就是贱”，激起工人的强烈义愤。此时因鞋厂处于订单旺季，罢工无疑给资方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在社保问题上明显理亏，所以做出一些让步，但一些台湾媒体一味把责任推给工人；在罢工过程中资方曾悬赏5000－50000元奖励举报者。正是在这种劳资对立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罢工规模越来越大。

作为农民工，他们是“草根”群体，身处办事要付钱、找熟人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没有在直接的体验中确立政府是为他们服务的观念。在这次罢工中，政府和工会对罢工的处置使他们失去了工人们的信任，被认为是资方的保护者，劳资矛盾进一步延伸为劳方与政府的矛盾。这正是这次罢工值得深思的地方。

罢工结束以后，工人们认为：“罢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1.政府强力打压，甚至警察封住厂门不让员工出来，到车间强迫工人复工。2.部分工人受前述情况影响，产生悲观、畏惧和失败情绪，觉得反正搞不赢了，捞了230元，见好就收，无奈复工。”“虽然复工了，但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怨气。今天大家心里都特别难受，感到很屈辱。表面看来，罢工已平息，但矛盾仍然存在，问题没解决。”

“这次罢工事件是三败俱伤，员工被打压，资方需付出几十亿的补偿和罚款、滞纳金，政府的威信下降。”

“这次罢工的前期，员工还企望政府协调，当工会介入后镇压加剧，员工的幻想都破灭了，这种觉悟会让下次斗争更有力量，至少思想上不再那么软弱。可以说，只是明火被扑灭了，仍有暗藏的火种，下次遇到诱因，可能会更加爆发！而且经过这次的洗礼，下次的罢工，肯定会更有组织性和战斗力！”[6]

为什么政府依法处置，反而会引起工人们的反感呢？问题在于政府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与工人的实际诉求存在很大的差异。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最基本的责任。“发展第一”造就了地方政府更多地站在资本立场，这也是政府长期以来对于资方违法监管不力的原因所在。而作为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对罢工的处置依照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思路。从维稳和依法治国的框架来看，东莞政府的处置是符合逻辑的，为什么会失去工人们的信任？

笔者认为，基本原因在于现行的发展模式下，劳资双方的对立关系已是客观现实，“发展和维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地方政府没有找到妥善处理劳资矛盾的立足点。

这次裕元罢工，工人们的认识和态度已经从单纯的劳资矛盾层面上升，认为政府应该站在工人一边，希望政府能够理解工人的立场，帮助工人们建立有尊严、体面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建立“劳资两利”的发展模式。他们并非一味仇富反资，也了解目前外资方办企业对就业的作用，但反对资方无视劳动者权益和尊严。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罢工工人们既有具体的权益诉求，也希望建立一种新的劳资关系。而地方政府还是就事论事地依法处理“群体”事件，回避劳资矛盾。

相比之下，台湾15家劳工团体声援裕元工人罢工；香港劳工界八团体给裕元各代工品牌的公开信，更旗帜鲜明地指出Nike、Adidas、Timberland等这些裕元为之代工的国际品牌公司更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它们是整个国际生产链上获取最大利润的一群，而处于整个生产链尽头的各国工人就是其奴隶，也是唯一受害者。” [7] 因此，工人应补缴的社保费用部分应由裕元和所有向裕元下订单的品牌买家共同承担。

要求国际品牌商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不仅合理合法，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1993年深圳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大火，导致47名女工死亡和87人受伤，经香港及各国劳工团体多年抗争，多个国际品牌商答应共同承担赔偿工人的费用。2013年孟加拉达卡发生整座厂房倒塌，导致三楼制衣厂千名女工死亡，2400多人受伤，经国际及各国消费者权益组织和劳工团体抗争，多个国际品牌商最终答应共同承担赔偿工人的费用。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清醒地、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更多地考虑工人的立场而不是简单的“维稳”，就能意识到自己对资方监管不力的问题，采取必要措施为工人们争取合理的权益，推动建立更合理的劳资关系，营造有利于劳资两利的环境。这才是对我们人民政府的本质要求。

这次罢工的一个明显后果，是工人们形成了“政府和工会不站在自己一边”的观念。目前体制内并没有给一线劳工提供充分有效的参与渠道来表达意见、争取改善自身处境，体制外的抗争成为其唯一的出路。这必然会促使他们情绪性的意识向自觉的阶级意识发展。

现行发展模式的局限性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方政府将工作重心牢牢地固定在发展经济上。在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在苏北某县的中心大街上挂着这样横幅，反映了这个时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千中心，万中心，经济建设是中心；千重点，万重点，工业经济是重点；千条线，万条线，招商引资是主线；全员发动抓招商，积蓄后劲谋跨越”。

地方政府还负有为地方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而财力资源主要靠本地财力的增长，最快捷的办法还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成为地方经济发展、政绩考核的关键所在，也因此决定了地方政府“亲资本”的立场，体现在对投资企业在税收政策和土地出让价格上的优惠、在环境污染上的迁就、在执行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障政策上的“变通”。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激烈，更加剧了这种行为。由此造成了难以治理的环境污染和劳工合法利益严重受损，成为这种发展模式沉重的社会成本。在私企中，超时加班、劳动条件差、工人不受尊重的现象大量存在，不能按照规定支付报酬和缴付社保基金的现象十分普遍。这都与地方政府对企业违规用工的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甚至放纵的态度有关。

对于企业应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等社会责任，地方政府往往网开一面，允许企业以各种名义为工人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国家统计局《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的只占15.7%、工伤保险28.5%、医疗保险17.6%、失业保险9.1%、生育保险6.6%。[8]有的即使缴纳了，但并未足额缴纳，或拖长工人的实习期少缴，或没有按照实际收入缴，只按最低工资标准缴纳。

总之，现行发展模式决定了地方政府把追求经济发展和财力增收放在第一位，造就了我国私人企业采用损害劳工权益来获利的政治环境。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国家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要求越来越明确，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有所改善，但基本的行为逻辑与偏向资本的立场并没有改变，通过牺牲征地农民、工人的权益维持有利于资本投资环境的做法没有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劳资矛盾发展到今天日益激化的局面，地方政府负有重要责任。

裕元工人的这次罢工，和近年来出现的多次规模较大的罢工和劳资冲突，虽然从全局来看，涉及的企业和工人数量还只是一个不大的比例，但是它自有其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阶级分化和劳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社会不容回避的问题。它已经超越了现在使用的改革、发展、维稳这些话语和框架能够包括的范围。

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现有的政治体制安排，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政治协商制度，都没有能够较好地把“农民工”这个已经形成、并日益壮大的社会群体包容在内，没有给他们提供表达诉求、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

作为一个群体性事件，裕元罢工平息了，但劳资矛盾对现有的政策、理论和发展模式构成挑战。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一问题，关系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之根本。

（编辑  蔡万焕）

[1]马萨诸塞大学私企欠账课题组：《生存工资、超时劳动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私有企业社会欠账问题研究报告》，https://sites.google.com/site/puluoreview。

[2] 国家统计局：《2013年农民工监测报告》。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3]  工人小邱对裕元工友的访谈。http://blog.sina.com.cn/s/blog_ed2baf420101wdoo.html。

[4]《富士康，你改过自新了吗？－2012年度“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参阅文稿》2014年11期。

[5]  东莞政府部门和工会的回复意见、裕元厂的回复意见均见：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4086&extra=&page=4。

[6] 见小邱对裕元工友的访谈。

[7] 香港八劳工团体给裕元鞋厂代工品牌的公开信（4月23日），http://sacom.hk/zh。

[8]参看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与绝大多数初级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下行的行情不同，国际石油价格依然维持在100美元/桶左右，相当坚挺。如此高的油价能否持续维持，市场对油价的预期是否真的切合实际？在当今油价形成机制之下，实际供求关系只能对油价产生部分作用，还有很大一部分作用源于投机，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之类卡特尔控制石油生产配额的操纵行为。当前的高油价与国际原油市场产能和实际供求关系走势不符，实际供求关系和货币政策变动走向正在削弱油价基础，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压制石油生产配额、人为维持了油价，投机炒作推高了油价，但这些投机题材中不乏不实想象，甚至有的因素与实际影响可能完全背道而驰，所谓地缘政治风险的冲击就在于此。

全球原油市场需求增长正在减速

2012年以来，全球原油市场实际供求关系已经从偏紧转为偏松，而且还将进一步放松：

世界经济总体上正在减速，新世纪前10年的高增长逐渐逝去，对能源消费增长贡献最大的新兴市场减速尤其显著，2013年5月以来甚至出现了持续半年以上的大面积经济震荡，新兴市场摇身一变，被划入“脆弱五国”行列，就连中国经济增速也在下台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份预计2014年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为3.4%，远未达到次贷危机之前的水平；预计新兴市场2014年实际GDP增长率为4.6%，低于2012（5.1%）、2013（4.7%）两年。[1]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变迁，服务业占比上升而高能耗产业占比下降，意味着同等幅度的中国经济增长只能带来比以前更少的能源需求增量。在此前十年的油价上行周期中，“中国需求”正是国际炒家们口中推动油价上涨的最强劲炒作题材之一。

而能源补贴改革将进一步削弱石油需求增长的动力。许多国家此前的能源消费增长相当一部分建立在不合理的能源补贴之上，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突出，但这种补贴已经令这些国家财政和整个国民经济不堪拖累。如印度能源补贴一项，2011/12财年接近GDP的2%。[2]埃及每年能源补贴总额达220亿美元，而教育、卫生部门支出仅98亿美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源补贴改革——经验与启示》报告的计算结果，美、中、俄分居世界能源补贴绝对金额前三名，依次高达5020亿美元、2790亿美元和1160亿美元。中国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必然会对全世界能源补贴的削减产生较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经济减速和政府财政困难日益显著，必然会有一些国家陆续把压缩、取消能源补贴提上行动日程，从而削弱全球能源需求的增长动力。

全球原油市场供给的增长

持续的高油价必然加剧来自替代能源的竞争。就长期而言，油价过高，将迫使石油消费国转向水力、核能、煤炭、天然气等替代能源。石油之所以成其为财富，是因为存在需求，需求的减少意味着石油财富的贬值。

就总体而言，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是维护民族经济利益的成功之举，西方经济学者们称之为“世界历史上垄断力量的最大胜利”、“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人为大提价”。但也正是廉价石油时代的结束，推动水力、核能、煤炭等替代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开发取得了长足进展：二战时德国开发的煤炭液化技术在战后长期被束之高阁，石油危机爆发之后，又被从故纸堆里翻出来并一度大放异彩；巴西大规模推行酒精燃料汽车计划；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投入巨资开发山西安太堡煤矿……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1981年新年，时任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谢赫·扎基·亚马尼（Sheikh Zaki Yamani）发出警告，油价过高将破坏西方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的需求，“如果我们迫使西方把大量资金投向其它可供选择的替代能源，……这要不了7年的时间就能有个眉目，那将导致减少（西方）对作为一种能源来源的石油的依赖性，从而使沙特阿拉伯的利益受到危害。”[3]也正因为如此，沙特阿拉伯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多年扮演了“浮动的产油国”角色。

在过高的油价使得替代能源具备了经济合理性后，天然气、核能、水电乃至太阳能、风能等替代能源的发展得到了强有力的激励，兴起的过程比第一、第二次石油危机时快得多。正是在这样的机制下，中国石油消费的绝对数量虽然增长甚多，但在全国能源消费构成中的占比从2000年22.2%的高峰一路下跌到2009年17.9%的低谷，近两年也只有18%出头。[4]这些替代能源需求增长强劲，液化天然气（LNG）不仅越来越多地用到了轿车、公交车等城市交通工具上，而且船舶、工程机械业界也兴起了改用液化天然气（LNG）动力的潮流。

另一方面，持续的油价高涨已经激励了大规模的石油开发新投资，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北美、拉美等非中东地区的石油投资与产量增长最为迅猛，美国页岩油开发尤其有颠覆性意义，还有一大批新增产能将陆续投产。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新增产能绝大部分不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原油生产配额体系控制之下，其控制下的全球石油产量比重已经下降到1/3左右，意味着出现竞争性的“增产—油价下滑螺旋”之概率已经相当大，而且与日俱增。

能源补贴改革也从供给方刺激油气生产。高油价带来的丰厚的油气收入，会投向更新石油天然气产业装备，改进该产业部门的人力资源，扩大勘探开发规模等，这一切在原来油价低于成本时期常常可望不可即。最典型者莫过于印尼。这个国家本来油气资源丰富，世界石油巨头壳牌石油公司就是依靠荷属东印度（即今日之印尼）的油气资源起家的。OPEC成立仅仅两年后，印尼就加入了这个组织。20世纪60年代末，印尼石油产量高速增长，70年代中期达到接近年产8000万吨的最高峰。然而，此后这个国家石油开采设备日趋老化，石油开采和提炼能力不断下降。[5]按桶计算，20世纪90年代，印尼原油日产量为日均150万桶至160万桶，其后便一路下降到2007年的95万桶。这个昔日的石油净出口国早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却还要继续向OPEC缴纳会费，最终在2008年退出OPEC。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后果，皆因印尼实行多年的油气补贴和低油价制度。比如印尼2002年制定的价格调整制度，印尼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每个月按照国际市场价格的75%来确定国内石油产品价格；2005年，印尼政府向印尼石油公司受管制的零售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的差价提供补贴，而后者是预期的国际价格基数加上一个每年调整的销售利润。在这种制度下，印尼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不仅始终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而且是亚洲非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最低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能源补贴改革——经验与启示》报告提供的数据，2011年印尼石油产品直接补贴（能源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相当于其GDP的2.58%、政府财政收入的14.51%。印尼政府长期实施的低油价制度损害了石油公司的盈利和发展能力，使其丧失了自我投资、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却刺激了石油消费需求的增长失控。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和某些国家能源出口管制政策的变动，正在推动其对能源高价地区（东亚最甚）的油气出口，提高其闲置油气产能的利用率，增加石油市场供给。这方面潜在影响最大的是伊朗原油出口可能全面恢复。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明显放松，预计未来一年、甚至半年之内我们还会看到对伊朗制裁的大幅放松，甚至朝全面取消迈出决定性步伐，这意味着伊朗作为石油出口大国的潜力很可能将在短期内大幅释放。今年上半年，伊朗对华石油出口成倍增长，已重返中国原油进口第三大来源国地位。

美国国内油气供求关系大变，也正在放松其油气出口禁令，液化天然气出口管制放松已经启动数年，近40年来第一船销往海外的美国国产原油也即将装船运往东亚，预计今年8月可完成交付。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对油价釜底抽薪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动的走势正在进一步给全球油价釜底抽薪。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供给减少必然带来价格下行的压力；此前美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油价上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美联储缩减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初级产品行情则是十足的利空，石油产品也不例外。

从2013年12月到2014年6月，美联储每月购买债券的规模已经从850亿美元下降到350亿美元；根据新公布的6月17-18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美联储计划7月、9月再各减少1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在10月完全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由于美国6月失业率已经下降到6.1%，新增就业岗位28.8万个，连续第五个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20万，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相当扎实。在这次会议上，美联储的决策者们预计2015年中期之前不会加息，这一点被某些市场参与者视为对商品市场的利好因素；但从另一个视角审视，这个表述也表明，2015年中期之后，美国加息的概率很高，届时初级产品市场会进一步蒙受打击。

中国的货币政策同样不能激励初级产品市场参与者的热情，尽管经济减速，但中国政府对放松货币政策极为慎重，至今也只是采取了一些定向降低准备金率的措施，不能指望中国人民银行全面、大幅度降低准备金率和利率。

虚妄的能源市场地缘政治风险

在上述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走势之下，借助地缘政治风险、自然灾害等题材的投机炒作已经成为目前支持油价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地缘政治风险，更是“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投机炒作的最大题材，从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动荡和马航飞机遇难，再到伊斯兰圣战者横扫伊拉克北部、进而宣布建国的“哈里发冲击”，地缘政治风险成为今年国际市场油价的一度上涨最大的因素。“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已更名“伊斯兰国”）之类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力量多年的最大资助者就是沙特等海湾石油输出国，它们对地缘政治动乱的资助客观上已经构成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通过对极端组织的少量资金资助来大幅度推高市场油价，从而在石油出口收入上获得十倍百倍的收益。然而，这种持续占据全球媒体头版的地缘政治动乱风险，果真如投机者热炒的那样巨大吗？答案是否定的。

乌克兰和叙利亚本身产油量微乎其微，不管对乌克兰局势的炒作何其炽烈，其对国际石油生产的影响都微乎其微。在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国伊拉克，“哈里发冲击”也远远不足以撼动国际石油市场供求全局。伊拉克是OPEC的第二大产油国，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五位；天然气已探明储量居世界第十二位。在“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席卷伊拉克北部之初，市场产生了恐慌，但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恐慌更多地是基于无知的非理性“羊群行为”。

首先，横空出世的“哈里发帝国”迄今并未控制伊拉克主要原油产区。伊拉克3/4原油产量来自南部什叶派地区，其余绝大部分来自库尔德人控制的基尔库克油田，这些地区都不是作为逊尼派组织的“哈里发帝国”能够轻易夺取的，西方列强也不会轻易容许“哈里发帝国”夺占这些地区。

其次，这个自命的“哈里发帝国”虽然夺取了伊拉克最大的拜吉炼油厂，但只能影响到国内部分成品油供给，影响不到原油生产和出口。相反，伊拉克南部油田生产的原油倘若不能供应“哈里发帝国”控制下的拜吉炼油厂，其出口动力反而更强。实际上，根据装船数据和行业信息判断，就在“哈里发冲击”引爆国际石油市场的6月份，伊拉克南部的石油出口量甚至逼近了历史最高纪录。

从建立了“哈里发帝国”的“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一贯行为作风来看，其兴趣不在于减少或切断原油生产出口，而是要掌握其财富。“伊斯兰国”武装力量是一个财务和管理系统严密程度堪比西方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恐怖组织，绝不是只会泄愤式破坏的流寇蟊贼。以至于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也载文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惊叹“伊斯兰国”对占领地区实施公共管理水平提高之快，评判这个“哈里发帝国”正在迅速适应治理国家的挑战。“伊斯兰国”和“哈里发帝国”的“圣战”大业需要源源不断的金钱支持，而在整个区域，只有油气生产及其出口才是最稳固、最庞大的财源。

叙利亚叛匪、菲律宾阿布塞耶夫武装、隶属于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哈里发运动”等伊斯兰恐怖主义武装相继宣布效忠“哈里发帝国”，尼日利亚博科圣地武装宣布支持“哈里发帝国”，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玛琅、梭罗、比玛等城市接连发生支持“伊斯兰国”武装和“哈里发帝国”的集会……，这意味着“哈里发帝国”要由此承担资助的潜在义务。

“伊斯兰国”武装当初占领叙利亚主要石油产地代尔祖尔省之后，就大力生产石油，然后在黑市抛售，套取了巨额利润。现在，面临更大的金钱需求，“哈里发帝国”领导层只会在更大规模上复制这套做法。

同时，从需求方来看，无论是十足的黑市油源还是灰色市场的油源，都有着广大的需求。黑市和灰市油源价格往往只有公开市场的一半乃至1/3，有着强大的诱惑力，某些国家、地区和政治力量因为遭受国际制裁，很难从公开市场获得油源，只能转向黑市。

地缘政治变局可能削弱能源卡特尔的控制力

不仅如此，某些“地缘政治性风险”带来的变局甚至会稳定、增加原油生产，因为它通过显著增加石油产区主人的数量而削弱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旨在维持油价的生产配额机制的约束力，大大增强了石油产区新主人增产的内在动机。

在将近10年的牛市中，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卡特尔”对推高并长久维持石油高价“功不可没”，但由于存在卡特尔成员的竞争性“背叛”行为，卡特尔组织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卡特尔所有成员都明白，共同维持垄断高价对所有成员均有好处，但在垄断高价刺激之下，所有成员都有着强烈的动机“背叛”卡特尔协议，隐瞒实际产量，用稍低于卡特尔协议的价格私下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较小的成员此种动机尤甚。卡特尔协议价格越高，成员竞争性“背叛”的动机就越强烈。一旦最初的一两个“背叛”的成员没有受到制裁，别的成员就会争先恐后效仿，最终导致价格卡特尔瘫痪或解体。因此，价格卡特尔一时的“成功”本身就蕴藏着导致其自身最终瘫痪或解体的因素，这就是卡特尔的悖论。

如今石油输出国之间的利益分化远远超过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大国又刻意分化、拉拢部分欧佩克成员国，欧佩克各成员国步调不一的几率很高。如果这个市场上的玩家数量陡然增多，就有可能引爆卡特尔成员之间的竞争性“背叛”行为。

在“哈里发冲击”的政治混乱中，库尔德自治政权2014年6月份就拿下了伊拉克北部最大城市基尔库克市，7月11日进一步拿下基尔库克、巴伊哈桑两大油田生产设施，其中前者为伊拉克北部最大、全国第二大油田，探明储量24.4亿吨，并用库尔德人替换了油田的阿拉伯工人。库尔德自治政权和“哈里发帝国”，具有更加强烈的增加本地石油生产和出口的动机，并已经开始着手落实。同样，其它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产区倘若分割落入不同武装的实际控制之下，一个产油国将变成事实上的多个产油“国”，竞争心态和你死我活的战争压力将驱使他们竞相增加石油出口和生产，而不是遵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配额。而一旦这些武装组织开启了油气生产和出口的竞争，其它那些欧佩克产油国会如何反应？

“哈里发帝国”、库尔德自治政权和未来其他武装对外销售运输石油的能力也不可低估。库尔德人控制的基尔库克、巴伊哈桑油田自不待言，有现成的基尔库克-杰伊汉管道（Kirkuk-Ceyhan Pipeline）可供其出口原油。掌握着杰伊汉港口的土耳其对库尔德自治政权的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官方公开声明愿意接受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政权独立。同时，通往叙利亚港口巴尼亚斯、利比亚港口的黎波里的巴尼亚斯输油管道（Banias Pipeline）也是基尔库克油田可以利用的出口通道。

即使“哈里发帝国”和其它武装控制下的油田暂时无法大规模利用管道，他们也有能力运用其它交通走私出口石油产品。回顾第一次海湾战争后遭受制裁期间，联合国监督下的伊拉克官方石油净出口量平均为200万桶/日，但通过卡车、小油轮等工具走私出口的原油和其它石油产品就高达20—30万桶/日，土耳其、约旦、伊朗、叙利亚都成为萨达姆政权的石油走私出口通道。今天，当地四分五裂的战乱局面给走私者创造了更多的漏洞，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哈里发帝国”和其它武装届时没有能力把石油走私出口推向新高，没有理由认为周边国家没有强烈的内在动机配合、乃至鼓励伊拉克石油走私出口，也没有理由认定其它国家没有强烈需求要从这类灰色市场上开辟廉价油源。事实上，有关“哈里发帝国”控制区的报道已经显示，自从“伊斯兰国”武装占领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石油产区之后，该区域私营炼油厂、原油和成品油走私生意都颇为兴隆。笔者判断，根据国际上对灰色市场和黑市油源的需求，根据“哈里发帝国”目前控制区的石油产能，每天走私出口数千万美元、乃至上亿美元石油，很可能现在已经做到了。

埃及政局的动荡也曾不止一次成为油价上涨的题材；利比亚油气主产区——东部地区近两年一直动荡不止，对其油气正常生产出口秩序构成了重大妨碍，也曾推高油价上行。但国际上有传言称，利比亚东部的政局动荡背后有阿拉伯世界国际势力操纵，其目标是肢解利比亚，将盛产油气的东部纳入埃及军方实际控制之下。这种构想一旦成为现实，可望大大削弱利比亚东部政局动荡，对埃及经济更是助益良多。这样酝酿中的地缘政治变局假如成真，对国际石油市场更多的是稳定作用。

（编辑 蔡万焕）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关键预测更新（2014年7月24日）》。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源补贴改革——经验与启示》（Energy Subsidy Reform：Lessons and Implications），第8页，2013年1月28日。

[3]《华尔街日报》，1981年4月13日。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3》，第13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

[5] 王安建、王高尚等著：《矿产资源与国家经济发展》，第215页，地震出版社，2002年。

“不对称全球化”战略使一些国家崛起

许多人认为，英国是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理论指导下崛起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这是违背史实的。实际上，至少从1721年开始，英国不仅对工业而且对农业都实施着全面的高关税保护。在这个过程中，英国迫使其印度殖民地实施自由贸易；当1830年完成工业革命后，英国才在1846年通过废除《谷物法》开始了自由贸易的进程。英国推销自由贸易是有宏大目标的，完全是为了其民族国家利益：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变成其“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的殖民地。

当时美国和德国效仿英国的手段，在对英国工业品实行关税保护的同时，它们也照葫芦画瓢，同样要求对那些比其落后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这两个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而英国却沉迷于自身所宣传的自由贸易信条，全面实施自由贸易，1900年在工业实力上全面被美国和德国所超越。而那些盲目接受自由贸易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日本虽然和满清一样关税不自主，但参照美德榜样，一方面对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进行抵抗；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把东亚特别是中国变成其殖民地，从而成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不对称全球化”战略使一些国家崛起为发达国家。

自由贸易和投资贸易保护是一种经济手段

目前流行的思潮把贸易保护或保护主义看作是“经济民族主义”加以诋毁，把自由贸易看作灵丹妙药。16世纪西欧民族国家的竞争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推动力，正如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指出的，经济民族主义才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真正动因，只不过在那时，经济民族主义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而已。

英国在与其它国家的长期竞争中，摸索出了“进口原材料、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国家致富原则，但由于印度棉纺织品在18世纪是高附加值的国际贸易大宗商品，英国竞争不过印度，才不得不实行保护主义以培育和提升其纺织业的竞争力，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在这种贸易保护之下发生的。

英国在取得工业领先地位后，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打扮成具有普世价值的经济理论，但正如19世纪德国李斯特指出的，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代表的只不过是英国的利益而已，更有人指责英国推行的是“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所以，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站在领先国家立场上的经济民族主义。

后起的一些国家吸取了英国当年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政策思想。例如，美国工业19世纪末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1820年至“二战”爆发时一直实行高达40-50%的保护关税。目前的美国算不上是保护主义国家，但是，在对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无疑一直在实施选择性的保护主义。

由此看来，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只不过是不同的经济手段，在何时何地选择哪种手段，国家利益是其决策的基本原则。对发达国家来说，当某种产业的国家竞争力受到其他国家威胁时，它们就会不遗余力地采取保护手段；但当其他国家无法与其竞争时，为了打开别国市场并获取垄断地位，祭起自由贸易的大旗就成为其必然选择。

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内涵发生变化

“贸易保护”这个术语完全是19世纪“关税保护”的产物，在那时，国家间经济关系基本上是商品贸易关系。英国为了遏制乃至摧毁美国的工业力量，主张自由贸易；而美国因经济发展落后于英国，所以实施贸易即关税的保护。但自20世纪初至今，对于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投资保护的重要性超过了关税保护，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制度）在1971年崩溃以来，金融保护则成为重中之重。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外国直接投资（FDI）成为经济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在外国直接投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会更加轻而易举地摧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企业因为使用成本高昂的本国劳动力，难以与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的产品进行竞争；但在直接投资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直接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其本土企业展开短兵相接的直接竞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仅有的一点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也就被极大地削弱。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竞争，只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固化在价值链低端“担水劈柴”的地位上。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金融保护还是金融自由化（包括资本项目开放）成为当前国家利益斗争的制高点，这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密切相关。以美元为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变成了没有黄金和任何实物支撑的不兑现货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增印美元的“量化宽松”在本国没有产生通货膨胀，却把通货膨胀输出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从理论上说，通过热钱流入和直接投资的途径，美国只要印刷美元并在某国换成该国货币后，就可以买下该国的全部资源、商品和企业。与过去通过发展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掠夺落后国家经济相比，这种办法何止是“事半功倍”！这就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什么极力诱骗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原因。

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只不过是贯彻国家经济战略的不同手段而已。自由贸易不能被当做教条，更不能扯上“自由民主”。就其本质而言，保护主义主要是防御性的，而自由贸易则更多的是进攻性的。

贸易保护与闭关锁国毫无关系。长期流行的思维之所以对保护主义深恶痛绝，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加区别地把保护民族产业或国内市场等同于清朝的闭关锁国。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是通过贸易保护而崛起的。这些国家的高关税保护之所以不会导致落后，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现代工业和科技力量的推动；其二，它的保护或“自由”是有选择的，对自己的强势产品的贸易政策是进攻性的。

经济史告诉我们，第一、二次工业革命都是落后国家通过保护主义而实现的，而现在对于工业领先的美国来说，有选择的保护主义仍是保护其国内弱势行业、同时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础。这难道不令人反思吗？对于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来说，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信奉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和金融自由化显然是非常有害的。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界来说，经济民族主义的启蒙已刻不容缓。

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增强，确立怎样的国际核心价值观，日渐成为热议话题。从深层看，这一话题涉及到奉行何种外交理念（或外交哲学）的问题。本文借用“愚公移山”中的愚公与智叟为象征符号，梳理和分析当前国际政治中两种基本思维模式及其最终结果。

愚公与智叟：国际政治中的两种思维模式

“愚公移山”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闭幕词中，专门引用这一典故[1]，由此使“愚公精神”成为新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基本成分。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使经济理性泛滥，部分人推崇机巧的智叟，而质疑愚公的执着，致使很多人对两种思维/行为方式的优劣不甚了了，对其背后蕴含的哲学和政治寓意及最终引发的后果，更是茫然不知。

显然，“愚公”与“智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性人物，分别体现了不同的世界观和生存哲学，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本体论上，是立足多数民众，还是依靠少数精英。愚公走群众路线，动员全家和邻里共同行动；而智叟则“眼中无人”，看不到民众蕴藏的力量。认识论上，是坚持内因决定论，还是外因决定论。愚公思维力图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智叟则否定、低估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不自觉地将命运寄希望于外力恩赐和善意。方法论上，是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愚公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战略与战术有机结合；而智叟模式坚持“理性人”思维，力求阻力最小，因此倾向于否认和回避现实矛盾。在国际政治中，这两种模式均有对应的理论及实践[2]，因此比较两大模式差异及最终效果，对形成正确的战略思维不无借鉴意义。

国家政权“依靠谁，为了谁”直接决定国力强弱

政治的本质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3]。对国家来说，最关键的不在于采取何种政体，而是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哪个或哪些阶级——是依靠少数精英，还是多数民众。用马列经典作家的话说，就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有什么样的阶级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利益分配和思维方式，反之亦然。在“愚公移山”故事中，愚公之所以敢于移山，其信念来源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因此“人多力量大”。而智叟看不到这点，所以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

国家强大与否，同样与政权基础是否牢固直接相关。在综合国力构成中，国家士气是国家能力强大与否的灵魂性因素，“人民同本国政府的行动和目标越一致，国民士气高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4]政府只有依靠和服务多数民众，才会换来民众真心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潜能。反之，如果政府主要依靠和服务于少数精英，社会基础薄弱，则这样的国家势必外强中干，缺乏强大的行动能力。

在现当代，法国、俄国、中国先后发生过社会革命，其主要目的是为多数民众争取权益。这些政权也得到广大民众拥戴，使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在短期内出现了飞跃式增长。1789年法国大革命，法国政府实行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废除封建赋税、出售教会产业、取消行会、增加公务员等政策，由此使法国民众“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得到好处，因此全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业。”“全国抵抗外敌的力量因而大有增长。”[5]这为拿破仑后来带领法军横扫欧洲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有学者指出，“革命后的法国顷刻间就变成了欧洲大陆的一个政府性强国；俄国革命则产生了一个工业和军事性超级大国。” [6]

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奉行“向上看”的精英路线，自然不容易看到人民群众蕴含的潜力。而且，政权越是脱离民众，对外政策就越是底气不足，越倾向于畏惧强权、走依附性发展道路。一些中东国家领导人就存在这类问题，“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住在政府中的位子，以及让个人获得好处。”[7]由此产生一种恶性循环：领导层越是一味与西方大国妥协交好，就越将引发国内民众的反感和抗议；反过来，政府越是得不到民众支持，就越需要与西方搞好关系，以换取外部势力的政治支持。这使国家朝野之间离心离德，社会危机四伏。这种状态发展到某个临界点，就会引发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政府与民众矛盾超过与外部列强矛盾。此时政府走上靠出卖国家利益、勾结列强镇压本国民众的反动道路。这样的国家在面临重大挑战时，很难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采取重大战略行动。

更深一层看，这种依附性道路还会反噬执政者自身。一旦政府与外部势力对本国民众的压榨达到极点，民众便可能奋起反抗，引发剧烈社会革命，推翻亲西方统治者。而对西方大国来说，这些第三世界领导人不过是借以实现霸权利益的工具和棋子，一旦因失势丧失利用价值，西方主人很快便会把这些昔日“盟友”抛弃。伊朗巴列维国王，对外自甘充当西方大国在中东的战略工具，对内则专制独裁，严厉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经济上大搞“裙带资本主义”，听凭西方跨国集团攫取巨额利润；引进负面的西方生活方式（如赌场、妓院、色情电影、毒品等），结果导致腐败盛行，上下离心，最终政权像纸房子一样倒下，而美国却拒绝了巴列维流亡美国的请求，“像扔一只老鼠那样地把他给扔掉了”。实际上，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马科斯等亲美的智叟型领导人，最终无不面临类似下场。1963年11月吴庭艳政府被推翻并被杀害后，巴基斯坦总理阿尤布汗曾对尼克松说：“做美国的朋友是危险的；中立要付出代价；有时做美国的敌人倒会有所收益。”[8]亲西方却最终被西方抛弃，这是看似聪明的智叟型领导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悲剧。萨达姆政权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牺牲品。

自主掌握国家命运，还是相信异己力量

从认识论角度看，“愚公移山”涉及到一个重要哲学问题：面对外部挑战，人是否具有主观能动性，通俗地说，就是是否要有点志气。智叟面对重大挑战只会被动承受。这种思维差异推演到国际政治中，就是愚公型思维自强不息，强调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战略抱负；而智叟型思维得过且过，自我矮化，将国家生存发展寄望于大国善意。战略思维境界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实践效果差之天壤。

从政治角度看，是否将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直接决定国家生存安危。

国际格局直接关乎国家生存环境优劣。国家奉行何种战略，才会使国家外部环境更安全——矢志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还是默认霸权，乃至纵容、助推业已存在的单极化倾向？愚公思维强调自助和制衡；而智叟模式喜欢“搭便车”，主动追随或被动屈从外部大国，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的善意。

在近代大国争霸史中，英国的称霸历史最久，外交手腕最圆熟、老练。在英国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而只有永恒的利益。“朋友”与“敌人”的身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9] 因此，国家安全不可能依靠强者恩赐，而是建立在实力平衡的基础上。为保证自身安全，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防止欧洲大陆被最强国的霸权统治。因此英国从来不加入强大一方，而是坚定地奉行抑强扶弱的均势政策。对此，丘吉尔曾总结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10]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先后坚决反对过意欲称霸欧洲的法国、俄国和德国，最大限度保证了自身安全。甚至二战后英国日趋衰落，不得不依靠美国保护伞后，仍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核武，最大限度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有实力才有资格谈善意，有力量才可能有和平。基辛格曾说过：“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11] 冷战时期，正是由于美苏力量相对平衡，才使双方相互节制，没有使“冷战”变成“热战”。而冷战结束，美国在失去苏联制衡后，在国际事务中肆无忌惮，短短十几年已接连发动科索沃、海湾、阿富汗、伊拉克等四场地区战争。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1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是立足于防止和应付“最坏情况发生”。一般说，促使国际格局多极化是国家对外政策的较佳选择。扶弱抑强的均势政策，不仅是西方对付第三世界的主要法宝，而且也是西方世界内部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20世纪90年初，面对德国即将统一的前景，法国极度恐慌，总统密特朗称“一个统一的德国会标志着对欧洲的双重危险。”他直言不讳地告诫德国外长根舍，如果德国统一不拖到欧洲联盟达成后，波恩将会不由自主地面对一个三国同盟（法国、英国、俄国），“而且会以战争了结”，但“如果德国合并在欧洲联合之后生效，我们将会帮助你们。”[13]有学者对此评价说：“快捷的新一轮欧洲一体化的加速发展是均势思路的一种延伸，而不是抛弃均势追随一个没有领土世界的欧洲这一普世主义理想。”[14]。

智叟思维则是按照“最好情况”来设计安全战略的：他们认为西方大国实力过于强大，只有逆来顺受或主动追随西方大国，才能降低崛起成本，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一厢情愿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纵容单极化甚至助强凌弱，看似使国家安全成本最小，但它不仅使国家成为大国的仆从和跟班，国际环境也更加险恶和危险。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了：萨达姆自废武功，轻率消除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使美国打击起来无所顾忌；而在伊朗核问题上，正是因为顾及伊朗报复能力和坚定的国家意志，美国才一直迟迟不敢下动武决心。相反，戈尔巴乔夫回避现实矛盾，主动将虚幻的“全人类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不断向西方释放善意，导致国家发展方向出现重大失误，最终使苏联走向解体。叶利钦继续向西方示好，结果北约照样东扩，俄罗斯自取其辱。

从经济层面看，是否坚持自主性发展，直接决定了国家行动能力的强弱。

近些年，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加，以及国家间合作的增多，使相当一部分人对当前国际政治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全球化会自动实现国家间的互利双赢，国家利益将淡化，世界将更加和平。《世界是平的》一书认为，世界正日益平面化，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15]然而，500多年的历史表明，全球化既不可能平息国家间纷争，更不会自动实现“共同发展”。据统计，第三世界在世界总收入中的份额，1850年为65%，1960年降到22%，20世纪70年代又降到2.7%。[16]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以来，世界贸易是大发展了，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由20多年前的30：1拉大到现在的70：1。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对那些主导世界贸易和贸易规则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来说，西方新技术和资本的“推土机”日益将世界削成一块没有边界的平地，使其畅通无阻地掠夺第三世界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而对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过程则意味着民族工业的解体和国家财富的不断流失。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意识到自由贸易暗含的不平等性和残酷性，不加辨别地为全球化现象鼓掌叫好，自甘接受西方给第三世界分配的附庸角色，结果使本国与发达世界差异越拉越大，相对落后的状态日益固定化。

事实上，这种主宰—附庸/剥削-被剥削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已经成为西方大国保持繁荣强大的重要霸权手段。从战略上看，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强大的重要前提，就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继续保持落后状态。西方最喜欢那些认同西方国际体系、愿意依附性发展的智叟型国家；而最害怕的就是拒绝认同所谓“国际体系”，谋求自主发展，并有可能打破这一金字塔型结构的愚公型国家。

西方强国基本都是走自主性道路（也就是愚公道路）实现崛起的[17]，他们所推崇和敬仰的，也都是诸如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这种目光远大、意志坚定、矢志维护国家利益的愚公式领导人。面对后起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却刻意诱导其走上一条与西方成功经验截然相反的依附性道路：经济上，不遗余力地宣扬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否定和诋毁主张产业保护的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上，刻意分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层，扶植亲西方的所谓“改革派”和“温和派”，诋毁和打压所谓的“强硬派”。然而，不难发现，凡是西方认可、扶植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如李承晚、吴庭艳、巴列维等等）大多是智叟型，他们对内代表落后生产关系，对外依附于西方强权。“西方列强支持第三世界最保守的分子，不管他是反共的蒋介石、反凯末尔的奥斯曼帝国势力，还是对付当地民族主义领导人的非洲部落酋长。”[18]相反，对那些政治主张和秉性与西方历史先辈相似，同样要求走愚公式道路的领导人(如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西方国家则不遗余力地进行诋毁和丑化。显然，西方希望自己一直当老虎，而其他国家永远当绵羊。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设法使这些国家沿着西方为其“量身定做”的道路发展。

表面上看，依附性道路减少了这些国家的安全成本，扩大了国际活动空间（即所谓“融入国际社会”），但实际付出的代价惨重得不成比例：政治上自我矮化，成为西方大国的跟班和附庸；经济依附使其日益被固定在金字塔分工体系的下游，并由此导致国民财富不断外流，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南美的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国秉承亲西方的依附性道路，现代化进程历时二百年，但仍是“有增长，无发展”，至今徘徊在发展中国家行列，形成发人深省的“拉美陷阱”现象。因此，智叟型依附性发展道路，实则就是一条通往衰亡之路。

以斗争求和平，还是以妥协求和平

在现实世界中，矛盾是一种常态现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过：“理想主义者渴望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分歧都得到解决，所有野心都得以泯灭，所有咄咄逼人和自私自利的冲突都化作对个人和国家有利的行动。但这样的世界过去未曾有过，将来也决不会出现。”[19]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全局性问题，但“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20]：少数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之间称霸与反霸的矛盾日趋突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仍趋激烈。

国家的安全感本来就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一国发展军备必然引发对手的疑惧和不安全感，并使对手提高军备水平。这种矛盾始终无法回避——除非你愿意“自废武功”，彻底投降。总体看，矛盾无外乎三种解决结果：一是对立面一方压倒另一方；二是对立面双方势均力敌，形成胶着状态；三是对立面双方同归于尽。当前，选择“同归于尽”战略的国家越来越少，前两种情况仍十分常见。

但不管哪种情况，既然矛盾是客观普遍的，也无法回避，就要敢于正视并设法解决。大体来说，有两种处理问题的思路：一种是坚持辩证法思想，既承认矛盾的艰巨性、复杂性，但更强调主观能动性，相信依靠坚忍不拔的意志，尤其是依靠群众力量，可以克服矛盾，改变现状。另一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用静止、片面的眼光看问题，“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不会从问题中看到希望，从黑暗看到光明。只看重数量对比（如GDP大小，军费开支高低），无视其性质和结构，尤其看不到人民内部和被压迫者蕴藏的力量，容易被事物表面的强弱对比迷惑，强大时冒险，弱小时投降，从而将妥协退让作为与强者的相处之道。

毛泽东主席曾指出，“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会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21]智叟思维本质上正是这样一种机会主义思维。它处处讲求利益最大化和代价最小化，看似深通事理，机巧权变，实则目光短浅，胆小怯懦。它看待和处理问题时局部大于整体，眼前重于长远，战术高于战略。这种思维一旦成为国家指导思想，注定会使国家陷入局部/短期获益，整体/长远受损的“追求理性却最终导致非理性”的恶性怪圈。尼克松早就说过：“那种向他人献媚就能保住自由的天真想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还是危险的。这一想法的支持者越多，就越容易招致侵略者。”[22]

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并不断向对立面转化。毛泽东曾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23]简言之，就是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国家要想实现繁荣强大，必须有藐视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铁一般的意志力。不经艰苦斗争乃至必要牺牲，不可能赢得最终胜利。1950年美军入侵朝鲜并逼进鸭绿江。毛泽东基于多年斗争经验，根本不相信美国的口头承诺，而是将国家安全寄希望于捍卫和拓展国家安全空间，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24]同时，毛泽东客观分析了美国军事实力，这种真实的力量对比，使中国反而以弱胜强，最终迫使美国全面收缩，为新中国赢得了50多年的和平建设环境。这场战争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但它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至今值得回味和咀嚼。

中华民族崛起离不开愚公精神

自近代被纳入国际体系、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以来，中国先贤志士前仆后继，不断探寻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先后尝试了依靠技术引进（洋务运动）、依靠君主改革（戊戌变法）、依靠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等不同道路，但无一成功。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之经验”得出结论：“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25]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政治遗嘱，而中国共产党则认真践行这两大原则。现代史上，共产党与国民党长达28年的斗争，实际就是愚公道路与智叟模式的较量。蒋介石对内依靠江浙财团，对外依靠英美势力。一旦遇到重大挑战，蒋介石总寄希望于外力：日本占领东北，坐等国联调停；1937年中国已与日本全面开战，但直到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才敢正式对日宣战。蒋介石善借天时，堪称现代智叟。而毛泽东走的是典型的愚公路线：不信邪不怕鬼，对内依靠劳苦大众，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对外借助苏联但不失独立自主，并最终打破了美苏企图牺牲中国的雅尔塔秘密条约。不仅止此，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战成平手，一扫近百年来面对列强屡战屡败的屈辱经历。按照西方的说法，只有在战争中打败大国军队的国家，才具备公认大国的条件。当时，中美实力悬殊，中国打平了就是打胜了。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真正实现崛起始于新中国建立。愚公道路是中国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只有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能变得成熟起来，只有正面教材而没有反面教材，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正确的认识的。”[26]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智叟似智实愚，愚公似愚实智。追随和依附外部异己力量的智叟思维，看似减小了崛起阻力，实则使国家陷入政治矮化、经济依附的怪圈不能自拔，发展道路越走越窄；而愚公道路看似荆棘坎坷，实则使国家赢得长远和最终利益。这就像家猪与野猪的区别：野猪风餐露宿，随时面临饥饿、疾病及猎人或其他猛兽威胁，每天充满了不确定性，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家猪生活在圈好的猪圈内，每天定点吃喝，有病还有兽医医治，看似最理性、最趋利避害，但它们的最终命运却是被主人杀掉或卖掉。

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战略是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强国事业，尤其是将中国建成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事业，如同愚公直面家前的太行、王屋二山一样，没有捷径可循；唯有弘扬愚公精神，几代人矢志不渝，“挖山不止”，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在“愚公移山”故事的最后，愚公的不懈努力最终感动天帝，帮其把大山搬走。共产党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不相信真的还有天帝。对共产党人而言，人民就是天帝，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胜利。                 

（编辑  王先叶）

[1] 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1-1104页。

[2] 这有点像国际关系理论中常说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但准确地说，二者实际是“以正为本，以奇为用”与“以奇为本，以正为用”的战略原则差异。另外，本文主要探讨那些幅员较大的国家，而诸如新加坡、卡塔尔、科威特这样的小国则不在讨论之列。

[3]（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4]（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5] （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10、23、47页。

[6]（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7] 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8]（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9页。

[9]（美）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10]（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07-308页。

[11]（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版，第56页。

[13]（英）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346页。

[14] 同前，《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第339页。

[15]（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16] 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页。

[17] 详见拙文：《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启示》，《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2期。

[18]（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60页。

[19]（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21]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22]（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24]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士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121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

[26] 1972年9月6日，毛泽东与法国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转引自韩毓海：“别了，美国式发展道路：‘反面教材’的价值”，载《绿叶》，2008年第11期。

经济学是当代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其中，理论经济学不仅是应用经济学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家制定各种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因而，理论经济学（以下简称经济学）及其教育在经济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我国经济学教育的三个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学及教育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基本上是前苏联经济学的中国版。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相适应，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基本上是以前苏联的经济学为主，但开始介绍“西方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在我国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的客观背景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时并存，但“西方经济学”逐步取得了“主流”和话语权地位。目前，中国经济学及其教育仍然处于这种基本状况。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学理论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其性质和内容总是由一定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状况决定的。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正是由我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状况决定的，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就目前来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存在，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教育中的并存。

需要指出，在我国目前的学科分类目录中，理论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6个二级学科，其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主要的学科。在习惯上，我国学界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指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理论流派繁多，其中新古典经济学被称之为“主流经济学”。虽然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差异和对立则是被普遍认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主要是建设资本主义的经济学。

按其事物的本来性质说，中国是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与此相适应，在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所当然应该居于主流和支配的地位。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事实上逐渐占据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主流”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经济学的话语权。这里所说的我国经济学教育存在严重西化倾向，首先是指这样一种现象。

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倾向

2008年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策在全世界都备受质疑，甚至在发达国家出现了“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社会思潮。然而，时至今日，中国高等院校经济学教育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甚至还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

这种倾向表现在各个方面：

在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面。许多重点综合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教学中，围绕“西方经济学”开设的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等等，这些课程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同属经济学学科下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专业的课程数量总和。许多大学开设这些课程的教师都直接采用西方原版教材（英文版）或其中文译本。受教材影响，教师在教学中大多是照本宣科，而较少甚至没有分析与批判（科学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这种状况实际上使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上深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在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方面。绝大多数经济学博士点和硕生点的招生考试中，“西方经济学”所占考分比例超过一半以上，有的达到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这种情况同样导致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和考试复习中把主要精力用于钻研西方经济学。

在科研考核和职称评定方面。在有关“国际化”政策的导向下，许多大学所制订的职称晋升或科研奖励标准中，都将教师在SSCI（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建立的综合性社科文献数据库）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标准和评定依据。在许多高校制订的核心期刊或重点期刊中，SSCI期刊都排在第一位，并且有重奖措施（有的学校对于在SSCI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所给予的奖金高达8万元甚至更多）。这种政策导致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无法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而是把更多的甚至主要精力用于撰写符合SSCI标准的学术论文上。

在教师队伍方面。近些年来，同样在有关“国际化”政策的导向下，许多名牌重点大学竞相花重金大批引进海外而且主要是英美国家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有些经济学院的“海归”人数已经占到全部教师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从专业特长方面来说，各学校主要引进的是擅长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并有可能在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专业人才。这种情况导致同一个学院内的“海归”与“土鳖”在经济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的严重不公平，国内许多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生感到进入高校任教的前途缈茫，这严重挫伤了他们学术研究的积极性。

在专业学术媒体方面。国内一些经济学专业“核心期刊”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主要选文标准，少数期刊甚至规定无模型或计量分析的论文不予刊登；等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被严重边缘化。这主要表现在：除经济学专业外，许多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的经济学相关专业（如财政学、金融学等）不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或者学分极少（绝大多数不超过4学分）；即使是经济学专业，政治经济学及相关课程的数量和学分也大大少于“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课程；在硕士生或博士生的入学考试中，政治经济学及相关课程所占考分比例严重下降，有的只占到四分之一及以下；在一些重点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刊或刊载政治经济学论文较多的综合学术期刊不被认定为核心期刊或重点期刊；一些大学的经济学院在引进人才时基本不接纳国内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优秀博士生或博士后；一些国内经济学专业的学术期刊基本不刊登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论文；等等。所有这些情况，不仅导致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急剧萎缩，同时也沉重打击了从事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积极性。

把握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正确导向

我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甚至“英美化”倾向已经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并且已经产生了各种严重危害。对此，我们必须进行认真分析和严肃对待。

我们应该看到，形成中国经济学教育这种格局的原因或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政策导向的作用，又有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后果；既有整个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又有西方国家长期采取的对华战略所产生的重大作用，等等。现有的中国经济学教育格局正是以上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次，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无疑是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党的几乎所有重大文件也在不断重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然而，当前的经济学教育中却是“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据了“主流”地位和话语权地位，这正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导向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和弊端。

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中，也并不是“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例如在日本的一些大学，马克思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甚至享有同等的地位。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众多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发表了大量质疑和批判“主流经济学”的著作和论文。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是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能够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因而，“主流经济学”不仅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甚至反对任何政府干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在本质上是一种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高度数学化，并且利用数理方法来证明，通过计量方法而被广泛运用，从而使一些人尤其是青年学生误以为这样的经济学才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一些人甚至认为它是惟一科学的“现代经济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继续大行其道，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中国经济学教育不仅存在严重西化的倾向，而且即使在“西方经济学”本身的教学中，又存在偏重于宣扬和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排斥其他各种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倾向。这种过度西化甚至“英美化”的结果，不仅产生了大量充满形式主义、工具主义却无真正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而且导致大量青年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迷信和对资本主义的崇拜。

我们应该看到，在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中，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的指导下，中华民族才找到并迈入复兴的伟大之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正确的改革原则与方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与指导，需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和教学，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过度西化，以及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严重边缘化的现象和事实，与这一要求格格不入。

再次，从中国经济学教育以及经济学本身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这种倾向贻害无穷。现代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和塑造人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受教育者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的形成，需要教育者提供科学的、开放地认识世界和事物的方法和知识。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有格局与这一要求相距甚远。在本来存在多种和多元经济学理论和知识的背景下，过度偏重于给学生灌输其中一个流派的理论和知识，同时有意排斥、否定和边缘化其他各种流派的理论和知识，显然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是对学生的不尊重和不负责任。在这方面，前几年在法国兴起的高校经济学专业学生联合反对“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的运动，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曼昆教授被学生罢课等案例，都值得我们引以为鉴。另外，从中国经济学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来看，我们必须以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为对象，在广泛吸收一切优秀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融会贯通和创新，创造出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中国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流派。惟其如此，中国经济学才能适应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然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显然与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冲突。

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以及各高校，应该高度重视和纠正这种不健康不正常的格局，通过改革与调整，使我国经济学教育的生态环境回归正常健康状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正确地开展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使我国经济学教育真正实现其本质和根本目的，即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有利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有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创建，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

近10年来，中国经济学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作都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运用其具体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很少有人再强调创建独立于现代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了。

从国际比较方面来说。如同其他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也可大致分为两类，思想型和学术型研究。直到50年前，思想型研究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一些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最近50年来，学术型研究几乎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全部。

学术型研究又可大致分为问题导向型研究和技术导向型研究。问题导向型研究包括以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为推动力的研究，而技术导向型研究包括以数据和方法为推动力的研究。当然，技术型研究最终也必须落实到具体问题。但这类研究之所以得以进行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层面上的优势。

经济学的主体是应用学科。理论问题导向型研究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的基础，技术导向型研究则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的重要补充。这是当前经济学研究在欧美国家的基本架构。

20年前，中国经济学以思想型研究为主，针对经济体制的基本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成果。近20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全面市场化，以及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国际化，学术型研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和科学方法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经济学家的共同语言和主要研究手段。事实上，近10年来，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都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下展开研究。这种认识上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型研究的发展。

“日益增长的现实问题需求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矛盾。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也是经济学全球化的体现，而且是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

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技术型研究稍多了些，其中有用新的中国数据研究中国问题的工作，也有用新的中国数据进行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工作，还包括用新的理论模型来重新阐释一些中国问题的工作。与此相对应的是，很多重要的现实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研究。虽然在各类媒体上各式各样的观点看法也层出不穷，但有深度有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

对比欧美国家，我们的差距不小。在美国，如果出现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一般都能找到几位在该领域做过系统研究的学者，发现一些参考价值很高的成果。即便是全新的题目，也可以预期在几年内就涌现一批专业的人才和成果，比如有关金融危机的研究。

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很多。一些学者虽然热情高涨，但欠缺系统训练和批判性思维，研究往往流于表面。比较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从经费划拨到职称评定，国际和国内权威期刊的论文数量已经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另一方面，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对较多，研究周期相对较长，对学者综合能力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对中青年学者来说，他们要面对一个投入和产出的权衡。做技术导向型研究要相对简单一些，时间较短，成果发表的概率也有一定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项目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得不为其生存需要让步。

需要明确的是，在学术发展的初级阶段，计算高质量论文数量的做法是有积极意义的。在过去的20年间，对高质量论文的重视是对中国经济学客观评价体系缺失的一种纠正，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但是 “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体现了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经济学全球化。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就无法甄别背后隐含的负面因素。

这种全球化的结果，是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外籍学者构成了主流经济学的主体，非美国学者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如果全球95%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所谓理论问题，难道会有助于全人类的福祉吗？

经济学主要是一门应用学科，研究涉及各类现实问题，不少具有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及一个政治经济体制比较特殊的大国，我们自然有必要反思这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倾向。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投身于全球化有好的一面，但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

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体。由于远离美国，非美国学者无法深入研究美国的现实问题，很多人最终选择了技术导向型研究。

偏重技术导向型研究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对于现实问题的判断力。过去几年美国的政界、媒体乃至学界都在批评中国通过操控汇率来实现贸易顺差，从舆论上给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发展施加了很大压力。其实，从操控汇率到贸易顺差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做不到。

贸易顺差和净储蓄（即储蓄与投资之差）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而通过操控汇率来影响净储蓄几乎是天方夜谭。有趣的是，在我们这次获2013年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的论文《中国式增长》发表之前，竟没有经济学家站出来挑战这个显然的谬论。西方学者的沉默不难理解，但中国学者的沉默就值得探讨了。

国家利益永远站在第一位，似是而非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中国有一批精通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又立志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对内可以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对外还可以增进交流，减少言论上的摩擦，消除观念上的误区。

但变相的思想灌输、“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更有倾向性。我最近做了一项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绩效提升很快，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明显。有趣的是，我们在宣讲这项研究工作的时候，一些学者告诉我们他们几年前就有类似的发现。当问及他们为什么不做深入研究，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他们对这一发现有所保留。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学术界更容易接受国有企业绩效相对下降的结论，因为这符合西方主流观点。而要发表违背西方主流观念的研究成果，需要更多的努力，冒更大的风险。但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先验地排斥国有企业绩效提升这一发现，觉得一定是哪里出错了。这里的问题在于学者对各种可能性是否抱有同等开放的研究态度。这些学者不自觉地偏向某些观念，比如国有企业一定搞不好，对一些确实存在的事实持有盲目否定的态度。     

中国现在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呢？我在复旦大学的老师袁志刚曾经讲过，我们要做的事是“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和“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我觉得这两句话就是对中国目前所需要的经济学研究的高度概括。

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其实就是以中国经济现实情况为导向，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和发展现代经济学，也就是用中国元素去丰富现代经济学。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是更高更长远的纲领。中国经济已经注定要成为世界第一。相信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问题成为最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这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实现这两个目标呢？我觉得首先需要避免过分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标准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可以简单有效地甄别出那些采用非科学方法或者胡乱套用现代经济学的低水平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标准化学术评价体系的局限性，特别是认识到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有关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实际困难。鼓励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延长考核周期，减低论文数量的重要性，都应当有助于年轻学者专注重大的、有意义的现实问题，而非解决那些美国人自己都不大在意的“美国小问题”。

同样重要的还有人才队伍。学者要有独立思想，有现实意识，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有全球的学术视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具备全球视野，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问题的国际化。

（编辑  蔡万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