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党中央举行了隆重纪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讲话。结合2013年12月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这两次纪念活动传达出一个共同的信号：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共产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实事求是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奋斗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一条土生土长、承前启后、不可割裂的中国道路。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和邓小平，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他们的理想信念，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坚持沿着他们开创的中国道路走下去。

在纪念邓小平的热潮中，也有一些观点有意或无意地曲解邓小平，曲解邓小平理论。有人认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由于与毛泽东时代进行了彻底决裂，朝“普世价值”靠近。也有一些人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皆是源于改革开放，他们甚至责备邓小平是“修正主义者”，背叛了社会主义；是“实用主义者”，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这两种观点虽然立场不同，但都是把邓小平时期和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割裂开来，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1]。”这个标准，对毛泽东、对邓小平、对一切历史人物都是适用的。

按照这个标准，把两位伟人放到历史长河中，我们清晰地发现：虽然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不少具体问题的做法上有区别，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这种区别是在共同理想信念、共同远大目标的前提下关于具体路径的区别，是在同一场万里长征中不同阶段战略战术的区别。他们的区别，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阶段性目标不同、工作重点不同和外部约束不同而导致的。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坚持独立自主地走中国道路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道路问题。和一切落后国家一样，中国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过政治经济上依附于外部大国、发展模式上照搬外部大国的倾向。从世界历史上看，除了少数具有地缘战略特殊性的小国可以依靠依附和效仿发展起来之外，依附型发展道路并不成功。能否摆脱在政治经济和发展模式上对大国的依附，关系到落后民族能否真正自立于世界。

近代以来，中国出现过三次比较严重的依附和迷信的倾向，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这三次倾向，正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努力下才得以避免和纠正的。

第一次是国民党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得到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和武器支援，其内部高级官员以欧美留学生为主，在政治倾向上高度迷信美国。这种迷信就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美国记者白修德写道：“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政府如此彻底地被美化分子所渗透，被美国的理念、援助和指导所毁灭”，“这个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 [2]。而与之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解放道路，坚持全民族抗战，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赢得了人民支持，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依附道路的结束，避免了沦为美国附庸的命运。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中国共产党内领导了对照搬苏联模式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毛泽东领导的，也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完成的。

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苏联的迷信和依附。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当时国际形势出发，选择了“一边倒”，因为当时只有苏联能够给予中国安全保障和重工业支持。但是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强调独立自主。特别是1958年之后，随着苏联对中国提出搞共同舰队、驻军、服从苏联全球战略等要求，中国果断地坚持原则，不惜同苏联分道扬镳。在国内政策方面，早在1956年就开始反思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做法，逐步向地方下放企业管理权、调动地方积极性，推行体现工人民主管理的“鞍钢宪法”等等。虽然在探索中国独立自主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失误，但总的来看，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成为一个灵活性和分权化相当高的国家，避免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和固化。如果没有这些努力所奠定的中国道路的内生活力，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基础，中国也极有可能在苏联东欧剧变中出大问题。

这次摆脱对苏联的依赖和迷信，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1956-1966年，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在摆脱对苏联的迷信和依附中，邓小平承担了大量工作。他多次带队赴苏联参加谈判和论战。阐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立场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重要文章，就是由邓小平主持讨论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提议恢复邓小平工作时，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3]可见，在坚持独立自主方面，邓小平和毛泽东是高度一致的，并且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的迷信和依附倾向。改革开放，在扭转了一种倾向之后又逐步出现了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对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迷信，邓小平对此坚决地进行了纠正。改革开放初期，他顶住党内外的压力，坚决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亲自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且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4]。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党内一些迷信西方模式的领导人，邓小平领导全党坚持了改革的正确方向。在中国一度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时，他又领导中国顶住压力，在原则立场上绝不妥协。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造。我们自己不足、不好的东西，要努力改革。外国有益、好的东西，我们要虚心学习。但是，不能全盘照搬外国，更不能接受外国不好的东西；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数典忘祖”。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都是照搬照抄的反对者，都是独立自主的坚持者，都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这一独立自主的精神，在新一届中央领导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群众路线、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说，对外坚持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信念。那么，在国内发展道路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走群众路线、实现共同富裕，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最大公约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只有具体做法的区别，没有方向和本质的区别。

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群众路线和共同富裕，这是大多数人认可的。值得指出的是，这并非仅仅出于信仰，而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是从中国历史血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中国的现代化，要解决的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贫穷大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走那种“先形成贫富分化再缩小差距”的西方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一方面，这不仅将带来巨大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封建士大夫、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要么自身过于弱小，要么依附外国列强，出卖民族利益，都不可能承担起现代化的重任。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正是由于走了“先解决公平问题再解决发展问题”的道路。通过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树立了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建立了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基础，建设了一个“扁平化”的国家。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工业化的社会成本，而且做到了公平分担工业化的成本，避免了仅仅由中下层民众承担。同时，在经济水平较低的那个历史时期，创造性地为人民提供了基本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社会福利，从而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护，有力地巩固了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的公平正义，和对外关系中的独立自主，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把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看作是不可打破的生命线。

1965年，毛泽东已经察觉到党内的某些倾向，他在重上井冈山时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5]

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阐述过同样的道理。他说：“公有制占主体，实现共同富裕。这两条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6]，“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7]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是一以贯之的。20世纪90年代初，当贫富差距的问题已经开始出现时，邓小平及时提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他主张，应该把缩小收入差距、克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问题提上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之后会见记者时强调，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是对共同富裕这个毛泽东、邓小平的“最大公约数”的继承。

毛泽东和邓小平：矛盾中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一些问题上看似对立，实则是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矛盾的重点有所不同，不能把他们对立起来、割裂开来。

例如，包产到户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先声。但是，也有一些观点把包产到户绝对化、教条化，得出“体制改革，一抓就灵”的印象，从而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之前的人民公社完全对立起来，进而得出今天应该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主张。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农业集体化，解决了农业机械化、良种和技术传播、农田水利建设、农村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投入问题。全国水库库容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00亿方增加到1976年4200亿方，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8.6万个水库，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新中国成立初全国发电量的7.5倍^[8]，农民的预期寿命从30多岁增加到60多岁，农民普遍享受到基础教育。这些都使得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生产条件，已经同建国初期大不一样，远远不是“一改革就吃饱饭了”那么简单。如果脱离了毛泽东时期的农业成就，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都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

人民公社管理不善，固然会导致劳动积极性不足，但是要看到，在传统农业最稀缺的并不是劳动力投入。在我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劳动力对提高农业产量的作用已经接近极限，如果不解决机械、水利、交通、通讯、良种、工业化支持等主要属于公共产品的要素（毛泽东将其总结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即使把人累死也不能显著提高产量，而人民公社恰恰提供了这些公共要素。一旦具备这些公共要素，再进行包产到户，就能够有效激励劳动者使用这些要素，发挥家庭经营精耕细作的优势，还能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而在毛泽东时代，我国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也不具备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条件。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农业集体化，和邓小平时代的包产到户，是前者为后者打基础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

类似地，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包产到户的体制红利已经消耗殆尽，而小农经济面对市场经济冲击时的脆弱性暴露出来之后，邓小平又及时提出了我国农业发展“两个飞跃”的设想。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9]

在许多问题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有这种“否定之否定”、“正题-反题-合题”的现象。

又如对外开放。毛泽东时代，我国没有全面开放，并非是主观上要闭关锁国，而是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条件不断成熟，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无原则地全面开放。再如发展战略的选择。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战略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中国既不能像英美等国那样通过对内圈地、对外扩张来完成原始积累，也不能像一些小国那样通过牺牲主权、充当大国的军事基地来换取经济援助，而只能集中国内的有限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10]改革开放之后，有条件引入市场机制，发展消费工业，改善人民生活，一度在一些战略性基础产业上减少了投入；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重新加大了重视，这也是一个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的过程。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打破传统社会主义教条的束缚，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实事求是地根据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并且排除阻力予以实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和感召力。

邓小平领导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11]有人认为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并且认为“改革开放能成功，就是因为放弃了不切实际的理想”，这是对邓小平的误解。邓小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表现在他对个人及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上。邓小平年轻时就加入了共产党，那时候的共产党，没有丝毫物质利益，革命的前途也很渺茫。如果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那时有一千一万条路可以选择，但是不可能选择提着脑袋干革命，不可能忍受长期残酷的革命战争。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事业出现挫折的情况下，他不惜排除党内外巨大阻力，坚持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阻止了一些人试图把中国引向歧途的做法。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2]正是邓小平维护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抵制了新自由主义，没有使中国像苏联那样改变颜色，这是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贡献。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具有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他们都认为，中国只有走一条新路，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律，而这条新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出的理性选择，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中国的历史和其他发展中大国的教训证明，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靠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简单地加入全球分工来谋求独立与发展的道路走不通；只有走一条新路，才有可能建设一个更好的新世界，才可能跳出兴衰成败的周期律。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需要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事业。要打破旧的发展模式、旧的利益格局、旧的思想文化，就会遇到重重阻力甚至出现反复。没有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就不可能应对探索新路所要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同时，毛泽东和邓小平又都不是空谈理想的人，他们坚持理想百折不挠，为了理想敢于和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社会主义毕竟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它的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明确的：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灭两极分化，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是，这条新路怎么走？谁都不知道。只有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成果，同时又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社会主义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在邓小平那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等，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是不可亵渎的教条。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可以利用资本，但是必须要搞清楚这些手段为谁服务。正如他所说：“市场和计划都是工具”。他在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交代中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13]可见，邓小平从来没有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绝对化、教条化，而是敢于和善于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中国人民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再次强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这是一个具有哲学高度的认识，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的，静止和停滞的论点是错误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能够继续保持繁荣，就是因为保持着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从包括社会主义运动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中不断吸取营养，完善自己。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今天，从东方到西方，从华尔街到广阔的拉美大陆，都在反思原有的发展模式，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对全球带来的危害。作为经过五千多年辉煌历史、一百多年苦难抗争、六十多年艰苦创业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停滞和迷信呢？“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如果把改革变成了教条和迷信，改革就没有生命力了。

习近平纪念邓小平的讲话，在关键时刻为改革开放再次把关定向，使借助纪念邓小平推动中国“西化”、新自由主义化的愿望落空。外媒称：“中国媒体对习近平讲话的报道中，解读邓小平遗产——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自然发展，而不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继续走好中国道路，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开创的道路走下去，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也是对老一辈革命家最好的纪念。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吸收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包括吸收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文化，从党史国史中获得启迪，创造新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失去理论自信，关键是中华民族不能失去文化主体性，这样才能“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编辑 萧枫）

[1]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 刘永峰：《时代》如何塑造中国，《时代教育》 2009年07期。

[3] 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8月14日，引自金冲及等《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39章。

[4]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5]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6]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7] 《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8] 董忠：《下决心解决农田水利建设滞后问题》，《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第2期；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第1310-1311页。

[10]《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88—989页。

[11]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2]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笫365页。

 

编者按：共和国从建立到今天取得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中国政府却总是受到无端的指责与诟病，大到贪污腐败，小到中国游客在国外随地吐痰，只要是出现了不好的东西，一定有人会跳出来指摘“政府干嘛去了”，问题根源就在于“体制”；而与此同时，西方制度和民主则成了包治百病的“良方”。事实却是，没有实行西方制度的中国在飞速发展，“民主”的西方国家却在停滞不前。这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目前中国社会主义亟须理论创新，亟需建立自己的有解释力的话语体系。

伟大的理论源于伟大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是党和人民将近一个世纪不断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如何创新我们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不走“老路”和“邪路”的中国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在《经济导刊》举办的“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这些问题展开研讨。本期摘要刊登三位与会者的发言。

潘维：话语系统的进步和体制的再认识

我谈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意识形态。

我国当前的民间意识形态出现了很强的西化倾向，表现为对西方政治、经济与社会思想的全盘接受。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严重落后于现实的发展状况。其次是因为迄今为止我国依然是落后国家，7000美元的人均收入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六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

在“21世纪理事会”于北京召开的会议上，与我同组的福山认为，对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于西式的选举政治，而是来自于中共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陈旧，落后于现实，落后于世界的发展。

葛兰西和列宁都表达过类似的想法：资产阶级的统治严重依赖一套话语系统；推翻其统治首先要击破这个话语系统的霸权。这个观点让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学家都对话语系统的进步很敏感，重视意识形态的创新。

由于表达我国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系统严重滞后于现实，越来越无法获得青年一代人的接受。在大学必修的公共政治课上，教师为了保持学生出勤率和喝彩，越来越倾向于公开质疑官方意识形态。

因此，我们确实需要立足中国的现实，重新审视我们的意识形态和表达这套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我认为主要包含以下几项核心内容的创新。

第一，要简明真实地叙述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讲授《共产党宣言》，不能再断章取义，量体裁衣。全世界的大学都讲授马克思主义，却同我国官方所称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在全球化的时代，断章取义马克思的思想反而会损害政府的信誉。

第二，要考虑按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不能按照失败的原苏联的模式做狭隘定义。拒绝资本利益至上，要求社会利益至上，以平等求团结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而且自古至今都有。比如《礼记》中的《礼运篇》，宋代以社区为基础扶危救困的祠堂和祠堂田。今天的累进税、遗产税、不动产税，以及男女平等、种族平等、民族平等观念，都是以平等求团结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成果。

第三，要考虑重新定义我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首先，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功能是凝聚贫富尊卑，让大家认同社会团结。其次，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表达应当简洁，单一“核心”体现社会团结。再次，社会核心价值观应当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否则就站不住脚。因为我们的社会与国家是“家国同构”，从小家到大家，所以历朝历代都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读书人要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分远近亲疏的“大家庭”，小到社区，大到国家，还可以扩展到全世界。亲兄弟明算账，但我们的“大家庭”里不仅有市场，还有一家人互帮互助的义务，还有大家长照顾所有子女的责任，手心手背都是肉。“大家庭”继承了中国历朝历代“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传统，更发扬了现代社会主义的精神。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基本任务是无私地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走向社会主义。我们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在努力实践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本土化的世界楷模，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创新的实践。

第二，关于“体制”。

冷战后兴起了“制度决定论”，或称制度主义，企图说明西式政治体制优越，能解决所有国家存在的所有重大问题，号称一个仅包含民主、法治两个制度概念的药方能包治百病。

制度决定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制度来自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历史唯心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来自“顶层设计”的政治制度。

中华体制非常特殊，与西方世界流行的政体不一样，因为中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很特殊，同时中国的社会构成和历史经历很特殊。对西方主导的“世界主流”思想舆论而言，中国不像其他欠发达国家那样模仿西制，这一现实是令他们难以接受的。中国不采用西制，不仅意味着西方没能完全统治世界，而且意味着西方制度文明遭遇了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严峻挑战，遑论这个大国还有可能在几十年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在这个流行制度决定论的时代，所谓“一党专制”的“威权”政体下发生了经济奇迹，令人非常烦恼。于是，中国奇迹与对中国政体的围剿同时发生。国内外的西化派群起围攻中国现行体制，把一切坏现象都归结为“体制问题”，寄希望于中国进行“根本的”体制改革。然而，如果一切坏的、落后的现象来自“体制”，中国奇迹归结于什么？

与神的世界不同，人的世界没有完美的政府体制。每种现存政体都有其优势和缺陷，更有其存在的原因。不顾及地理条件和历史经历的差异，不顾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制度决定论不仅属于唯心主义，还是文化偏见和种族主义在今天的主要载体。

人类不可能有永动机式的、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政府制度。制度不可能自动保障国家兴衰。活人很容易绕过死制度，制度会被由俭入奢的人腐蚀而失效。秦立郡县、隋立科举、民国立宪政，这三大重要制度被后代继承，但三个创制朝代却都短命，分别仅存活了14、37和38年。罗马制度再好也阻止不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美国制度再好也没能阻止19世纪的大内战和21世纪走向衰败。换言之，建“治本制度”的思想不仅懒惰而且肤浅。

我们要警惕唯心主义的制度决定论，不能陷入别人或自己的制度陷阱。今天很多人声称国家治理的结果来自好制度或坏制度，体制落后被说成是社会弊端的总根子，体制变革则被说成一切成就或动力的来源。西方体制被说成是“好东西”，千方百计塞给欠发达国家。世界上有免费送的“好东西”吗？好东西，比如高科技，要高价才能转让，甚至高价也不肯转让，还要禁运。千方百计要对方接受，甚至用飞机导弹不惜杀上百万人也要强迫对方接受的东西，能是“好东西”？通过引发社会动荡来实现分而治之，有助于维持西方统治世界的地位。有政治稳定不一定有经济发展，但没有政治稳定就肯定没有经济发展。

国家出了问题，不应像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那样照经书里的抽象概念“改制”，而应针对问题检讨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毛泽东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国家兴衰不取决于政制，取决于政策。在当代中国话语里，决定国家兴衰的政策分为四种：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抗战时延安胜过西安，我们归结为三条“延安经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国政体没有根本变化，但有了改革开放政策就有了21世纪的中国发展奇迹。近四十年前，我国的大政方针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路线从“无产阶级革命”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用干部的组织路线标准从能办批判会的本领变为能发展经济的本领。政体未变，我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我并非看不到国家出现的问题，但我旗帜鲜明地反对把问题归结为“体制”，归结为所谓“威权”体制，归结为所谓“一党专制”。是政策而非体制决定成败。

体制决定论不对，但“拆”体制就是大问题了。“拆”体制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导致天下大乱。拆易建难，拆故宫与建白宫是两码事。即便在北京建了白宫，也是假白宫，甚至伪白宫——白宫的附庸。法国热衷改制，英国和美国却以不改制而自豪。制度保守主义比制度改革主义深刻得多。西汉末王莽照着抽象的书本概念义无反顾地大搞“改制”，他的悲惨下场成了千古笑料。

古今中外的所有国家都需要为解决新问题而不断调整政策，在政策调整中走向进步和文明。这个看法引发了我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政策。

第三，关于大政方针。

我们在讨论社会治理时，首先需要警惕神秘主义。比如说同人均GDP水平挂钩的所谓“深水区”论，完全没有历史和逻辑根据。再比如社会变迁的“利益多元化”论，也完全没有历史和逻辑根据。人类利益从来都是多元的，多元的利益未必导致社会不稳定。还有所谓“转型论”，往哪里转？我们的体制、道路、目标是非常成熟和清楚的。

社会稳定与否与社会治理的质量有关系。治理国家的主体是政府，治理社会的主体不能没有社会。社会组织成各种社区和会社，有了社会组织才可能有社会治理。古今中外没有任何官僚科层系统能够单独治国。

我国依然有很多落后现象，其根子是相对的贫穷。我国而今不到7千美元的人均GDP仅是发达国家4-5万美元的六分之一乃至七分之一。因此，所有欠发达国家的所有落后现象我国都有，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根本原因。高速发展经济，每十年翻一番，是我国解决落后问题的根本，是在人民共和国百年诞辰时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是中华复兴大业的根本。

然而，在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需要回答以下的六大新问题。

（1）为什么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正确关系”总也说不清？

（2）为什么群众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群众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

（3）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劳动大众的文明素质却越来越低？

（4）为什么政府官员的学位越来越高，政府的质量却越来越低——拿百姓的钱不当钱，胡作非为、奢侈浪费、贪污腐败？

（5）为什么我国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但群众与党和政府却日渐离心离德？

（6）为什么我国经济水准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却骤然失去高速发展动力？

在经济政策上强调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抽象两分，却忽略了第三方，即百姓的要求。忽略了经济是“经世济民”就说不清市场与政府的“两分”关系。在公共政策上，我们与医疗和教育均等化的世界文明进步趋势背道而驰，“一流”的大学和医院越来越多，生活起点的公平却越来越少，生命终点的公正也越来越少，10亿人养2亿小孩、送2亿老人的生活就越来越艰难。在社会政策上我们强调个人主义的“以人为本”而非传统的“以民为本”；还强调行政体系机械的网格化“覆盖”而非把群众组织起来“参与”。人民没有了自己的、有机的自然社区组织，还被行政“覆盖”，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成了空中楼阁。从此，群众变成了以钱为本的“屌丝”，不仅成为“治理对象”，还成为无法治理的一盘散沙。

人民在自己居住和工作的社区无法当家作主，导致了四个严重后果。（1）有组织的科层体系面对无组织、无权力的群众，政府官员就胆大妄为甚至贪污腐败。（2）日常生活里缺少自组织、缺少公正，群众就被迫个人自保，自私自利，彼此占彼此和公家的小便宜。于是，公德沦丧，人人不满。（3）现代化惠及的人越来越少，文化和体育日渐属于少数人，高素质属于少数人，群众就不再信任政府，不再与政府同心同德，对各种反党言论听之任之。（4）群众的“小事”办不好，转而无赖化，同情和效仿“钉子户”，就让政府疲于维稳，让建设“大事”办不成。

出现六大新问题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但搞建设是否只需要亲近资本？搞建设还需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组织起来才会有的“人民”，依靠人民的权力和维护人民的权益吗？

载舟覆舟，广大群众支持共产党执政，不是因为抽象的利益，不是因为过去获得的和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而是因为具体的、眼下的利益。改革政策如果仅惠及少数人，要啃的“骨头”就越来越硬，路也就会越走越窄。

在今天全球的激烈竞争中，若要北京不被华盛顿吞噬，我们仍需延安战胜西安的法宝，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张维为：对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的看法

现在在国际上，仍然是西方主导着民主话语体系，我们应该进行一种新的民主话语建构。最近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和牛津大学的中国中心搞了一次中国模式研讨会，我在会上的发言就是有关这个问题的。

我先从一个小故事讲起。今年3月我去德国柏林，晚上看电视看到BBC播出一个叫“自由2014年”的节目，一个加拿大退役宇航员，拿着一张冷战时期从外空拍的柏林夜景的照片，对观众说，明亮的地方是西柏林，黯淡的地方是东柏林，这说明了什么？一个是自由的、繁荣的、民主的发达国家，另一个是落后的、封闭的、专制的国家。所以说，现在西方的主流话语还是这种“民主还是专制”的话语，而“民主”又是西方一家界定的程序民主、形式民主，基本上就是多党制加一人一票。

我们去德国，大家都感觉柏林明显比上海落后很多，我们各个省会的机场都比柏林的机场漂亮，德国的城市也空空荡荡，夜景恐怕比上海要落后20年。如果一定要用那位宇航员这么简单粗糙的逻辑的话，那今天中国一定是繁荣富强的民主国家，德国一定是落后封闭的专制国家。换句话说，这种民主与专制的范式是一种冷战思维的后遗症，已经不能说明今天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太精彩了，我们可以随意找出50、100个例子来证明，西方制度没有搞好，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失败的国家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谈民主问题，首先要突破民主与专制这个分析框架。这不是特别难，我很早以前就提出过：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类的话，那么只能是良政和劣政。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例如新加坡的治理。中国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总体上要比可比的发展中国家好很多，比转型经济国家也好，甚至与一些发达国家比也不差。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下没有治理好的国家太多了，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结果基本上是两种：从希望到失望，或从希望到绝望，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实际上，我的这个观点开始越来越获得接受。

那么，良政善治和民主是什么关系？中西方民主最大的差别是，西方把民主定位在一种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认为由此会自动地产生正义。但这种看法是相当荒谬的。中国的定位则是实质民主，即民主首先要达到特定的目标，我们是在追求良政，追求实质民主的过程中来探索最好的民主形式。

邓小平在1980年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比西方更高的、更切实的民主，其核心就是要能够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整体利益，而不是空谈的形式民主。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探索，这是可以跟老百姓说清楚的，中国这个民主模式是可以跟西方民主模式竞争的。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西方模式的不成功。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创伤超过文革对中国的创伤。从经济方面看，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在美国的中等收入水平低于25年前（1989年）的水平，大部分家庭的资产也贬值了，这对西方社会造成了巨大心理冲击。另外，“颜色革命”的负面例子接连出现，这些都可以说明问题。这也意味着现在是我们建构中国话语权的大好时机。

邓小平讲政治体制质量的三条标准：一是能不能保持政治稳定；二是人民生活水平能不能提高，人民能不能团结；三是能不能保障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中国是从这样的目标出发，从实现实质民主的目的出发，来探索民主的具体形式。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我们主要的民主表现形式是协商民主，这是有道理的，它表明中国民主有自己的文化基因，这是大量实践后的合理产物。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13亿人口。在任何一个小国家里，如果一个决定10%的人不同意，90%的人同意，那这个决定一定是非常好的决定；而在中国，10%的人不同意也有1.3亿人，所以还是要协商，尽量把他们的反对程度降低一点。正是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协商民主的传统逐渐形成了。

曾经有美国学者对我说，你们人民代表的选举很不民主。我告诉他，我们的选举制度是有改进的余地，但是美国的国会代表选举也要好好改革。美国今天的参选比率一般不超过55%，而当选者大都是微弱多数当选，比如52%就当选了；这意味着那100个人当中，只有55个人参加投票，52%的当选率意味着当选者只获得了20几个人的赞成票，这也叫民主，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实际上，这无非是你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程序，认为这就叫民主。坦率地讲，中美双方在民主程序方面，都有很多改进的余地。但是从实质民主，也就是民主的实质内容来看，美国国会对美国老百姓问题的回应，远远不如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对老百姓的回应。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已经完全绑架了美国国会讨论的议题。事实上，西方民主在西方国家内部已经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金钱政治。美国现在的公司捐款和个人捐款都取消了上额限制，这种金钱政治甚至连一些右翼政客都开始担心。另一个困难是治理失灵，也就是福山讲的否决政治，共和党否决民主党，民主党否决共和党，其结果就没法真正地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美国的整体国力也因此走衰。第三个困难就是腐败问题。这里我顺便讲讲德国柏林机场，自2006年投资12亿欧元，至今尚未建成，但今天的预算已经是42亿欧元了，现在的柏林机场还非常原始，像我们一个地级市的机场。为什么没有建成？各种各样的腐败，各种各样的官司。

所以，中国的民主探索可以概括为从实质民主出发来探索形式民主，包括协商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贤任能制度，组织制度，这些都是富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十八大形成的新一代领导团队，连西方也认为确实相当优秀，一般的西方政客远远比不上这些经过实践锻炼的领导人。我们国家新型的民主集中制，是真的民主决策。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基本上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上上下下无数次的咨询、磋商，最后拿出的东西就具有很强的可行性。而美国则是小圈子决定，然后出售给公民。我们的决策做得比较好，执行过程中还要强调因地制宜，这在中国已经形成的一套传统。当然，我们的基层民主，包括村民委员会等等基层选举，不是很成功。恐怕政治文化中也有一个比较优势，英美主要族群的自治传统比较强，中国则是考核选拔的传统比较强。只要我们发挥好自己的比较优势，我们就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尽管中国现有的制度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已经可以跟西方的制度，包括跟美国制度相竞争；因为美国制度在过去几十年间没有提高，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甚至出现了下降。西方是形式民主决定论，我觉得这是简陋的、粗糙的、低智商的；而我们的目标则是实质民主，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实现实质民主的具体形式，这个过程是不断展开的，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

我的新书《中国超越》里谈到了几个对美国的超越。其中经济总量的超越不用多说，还有一个是中产阶级人数的超越。我估计十年之后，我们的中产阶级人数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还有一个我称之为政治制度的超越，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代表尽可能广泛的人群，而不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直白地讲，就是美国最富的20个人、30个人、50个人可以左右白宫，而中国最富的100个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从所有的社会民意调查（包括皮尤中心和零点公司所做的民意调查）看，中国中央政府的威信一直是非常高的，最低也是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跟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传统，多数地方上的危机和问题，甚至不用中央政府出面，一个省委书记甚至县委书记出面就解决了。

关于今天我们讲的话语体系问题。我们要逐步调整和完善共产党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话语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在我看来，平等是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与社会主义传统是吻合的，所以中国的大部分群众也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还有就是爱国主义，现在西方想污名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但这是徒劳之举。爱国主义一定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选择，西方或者自由派挑战这个东西是愚蠢的，因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不是简单的西方狭隘的爱国主义，而是爱一个文明，唐诗、宋词，黄山、峨眉山，都是爱国主义的一部分，这远远超过西方的范畴。

中国是有很多问题，但总的思路应该是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谋求改进，而不是彻底否定。以腐败问题为例，要有全球的国际比较。西方是合法化的腐败，我们现在最多的是官员腐败，特别是在招商引资中的官员腐败。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在中国有数千年的传统，老百姓对政府的期待跟一般国家是不一样的。在上海，菜市场价格稍微涨一点，老百姓就开骂了，政府怎么不来管管呢？而西方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与西方通过社会中介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模式比较，中国通过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发展的模式，虽不完美，但交易成本相对更低。在西方，企业需要付出很大的交易成本，支付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游说组织，其中不少情况属于“腐败合法化”。中国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套，我们不应该盲目照搬西方的做法，而应该结合中国的传统进行制度创新，从而更好地解决腐败问题。

曹锦清：从“西学东渐”到“再造语词”

关于问题中国，我想谈两点。第一点是“名实”问题。社会大转型时期会出现“名实的分离”，名找不到实，实找不到名。老子在《道德经》的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孔子提出“必也正名乎”，因为那个时代出现了“名实相怨”社会现象。名与实的关系在先秦诸子的辩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诸子百家中的名家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带来了新名词大爆炸。据有人研究，白话文当中运用较多的术语大概有627个属于译语，我们的政治、经济、哲学、法学等学科的关键词，概无例外的源自英语、法语、德语的翻译，许多还是借道日本转运而来。共产党、进步、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等词皆属此类。在中西交汇之初，我们还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发现在“体”与“用”的关系上不得不继续让步。1905年，晚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它针对的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支撑这种教育体系的知识分类体系。就此而言，1905年以后我们就开始全盘西化了。现在想在我们的高等学校里设立国学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传统的国学是按照价值高低来分类的，共有经、史、子、集四大类。西学则是按照学科来分类的，二者无法互嵌。我们的“新学”是按照西方的知识分类和学科分类来组建的，把中国的经典看成是资料、材料或史料，根据西学的分类系统加以重新梳理，由此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中国经济学史和中国法学史等。这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当我们讨论现代和传统的关系时，并没有跳出西体中用的框架，这一点千万要重视。

这些西方语词被引进以后，不仅成为分析和认识中国的工具，还要执行价值规定的功能，以西方为标准，把中国经验作为改造的对象，罢免了中国经验申诉自己存在理由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做的相对比较好。他坚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强调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突出的是矛盾的特殊性，而不是矛盾的普遍性。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2年，提出研究中共党史要“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问题”。

我们当前面临的悖论是，不借助于译语，完全依赖中国的传统语言根本无法有效思考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但利用这些语言，又往往会让我们胡乱思考，进而乱开药方。

第二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这两大核心概念的变动直接关系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共十四大指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解释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想要回答“如何建设党”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从而实现党的第二次建设。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意识形态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三个核心观念。

先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原来的历史观，我们次第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有其理论贡献，它指出我们过去高估了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执行了一系列“极左”政策。初级阶段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这个结论有它的道理，但是没有回答和原有史观的关系，实际上，它对原有的史观根据实用主义原则进行了调整。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没有回答社会主义有没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共产党是否将继续引领中华民族通向共产主义。

再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邓小平看来，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性质无涉，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两大核心。但是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根本无法兼容，只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才能兼容。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被提出以后，相关单位才组织人员来研究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兼容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得到明确回答。

1996年以后，中央明确接受了苏南模式的失败和温州模式的胜利，集体所有制企业全面改制。现在的很多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相当一部分是从原来乡镇集体企业转化而来的。有人说，我们明明在搞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讲社会主义。这种情况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兼容，那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必然就会演变成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轨。现在的国有企业和原来的国营企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国有企业里，劳动者是被雇佣的，比如江南造船厂现有各类职工3万人，其中2.4万人是农民工。在一些所谓的乡镇集体企业里，只有村集体才拥有对利润的追溯权，庞大的底层员工不过是打工者。有人说全国还有200多个村在实行集体经济，我去过其中的十多个，概无例外的都有个别德才兼备的人在支撑着村集体经济，一旦这些人不在了呢？恐怕这些集体经济难以避免被瓦解的命运。市场经济具有多重效应，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只能够用政策来消除市场经济过度的负面效应，但无法解决贫富分化问题。

最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种稳定且有效的经济形态，如果拒绝回答社会主义是否存在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最终是否通向共产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什么？

总之，如果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保留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这两个概念。现在的问题是，语词令人想到“封闭僵化的老路”，实践令人想到“改旗易帜的邪路”。新自由主义承认改旗易帜，但不接受“邪路”一说，党内有一部分人也认同这个观点。“左翼”承认“老路”指的是社会主义，但不承认这条道路是封闭僵化的。现在，“左翼”和“右翼”有结合的趋势，他们在民主选举上寻找到了结合点。

我建议，一个进步的中国需要在语词方面对这两个概念进行重新解释。要让百姓觉得，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社会主义，是这样的共产党，并且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党执政的合法性也就有了，而且可以有效应对来自“左”和“右”的过度攻击。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1.0版本，邓小平时代的是2.0版本。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3.0版本。李玲提出了“计算社会主义”，崔之元提出了“共有资源的增值部分让集体或者全民来分享”。

除了对语词进行再定义，传统文化里有很多语词可以被重新利用，这就是古为今用。我们可以用传统的语言，但内容必须是当代的。小康、大同、和而不同、中庸和人民等概念都值得重视。“人民”这个概念奠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却成为毛泽东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念，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民检察院、人民内部矛盾和为人民服务等。马克思的著作里只有阶级没有人民，列宁谈到过民族但没有谈人民。虽然市场经济把谁是“人民”也高度模糊起来，但这个概念仍然是可以用的。

政改纷争的本质是管治权之争

玛雅：香港政改纷争发展为非法“占中”行动，严重损害了香港的社会、经济和民生，引起国内外密切关注。在内地民众看来，香港人放着好日子不过，瞎折腾什么？但是不难想见，“占中”背后的原因颇为复杂。你在新著《香港的独特民主路》中分析，过去30多年香港走了一条独特的民主化道路。从香港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怎样认识这场政治风波？

刘兆佳：我一向主张从香港的独特性思考香港的政治现象，包括香港的民主发展。认识香港的民主发展不但要着眼现实，还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香港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和英国的关系、香港的历史背景和香港内部政治势力的对比。这样才能比较清楚地辨析香港的民主化道路，认识它的独特性；也才能了解，为什么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不能解释香港的民主化现象，其他社会的民主发展经验也不能生搬硬套于香港。

玛雅：香港回归前在英国统治下一个半世纪，与西方世界紧密接轨，成为一个高度自由化、法治化、商业化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西方的”华人社会。为什么香港没有走上西式民主道路，而走了一条独特的路？

刘兆佳：纵观香港数十年的民主化道路，其民主发展来源于一些独特的因素和动力，是在一个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发生，拥有它独一无二的变化规律，所以呈现具有本身特色的民主形态与运作模式。

香港的民主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起因是香港前途问题的出现。当时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在1997年后的政治安排展开谈判，香港将面对从英国殖民地到中国特别行政区的政治身份巨变，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社会和心理变迁。在此之前，英国人在香港一方面实施开明的怀柔管治，包括尊重法治、人权和自由，保护私有产权，有限职能政府，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等，另一方面将政治权力牢牢掌握在殖民政府手中。在回归问题出现前，英国人因为没有“撤退”的需要，从未在香港启动民主化计划，反而尽可能隐瞒真相。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论是出于反对殖民主义或是为了争取政治权力，香港都没有出现过强大的民主运动。在香港，政治学关于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发展的理论完全不适用，民主化没有伴随自由化而发生。

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前途问题乍现，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也随之启动。由于缺乏强大的政治组织和公民团体来推动民主，香港人虽然民主诉求上升，但香港的民主进程却只能由中英两国来主导。英国人为了稳定香港人对殖民政府的支持，从而实现“光荣撤退”，在回归前十几年加大了怀柔管治的开明度，包括开启所谓民主改革。中国政府认为，香港在结束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后，能有一个民主程度更高的政治体制，将是香港人和内地同胞乐见的事，同时也彰显香港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新的政治权利和当家做主的地位。但另一方面，民主化只能配合和促进一国两制下香港政治、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有利于香港与内地的融洽相处，特别是要建构良好的中央与特区的关系。显然，中国政府的这个目标是英国人不能认同和接受的，中英双方对香港民主化的内涵、目标、规模和速度有着严重且不可弥合的分歧。

在香港人中，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九七”回归的恐惧和忧虑，无论是反对派还是建制派，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从两国政府手中夺取政治权力上。在声称为香港争取最大的“高度自治权”的同时，两派势力之间展开了权力争夺。

玛雅：争夺对香港的执政权？

刘兆佳：是。他们的权力争夺以及与中英政府复杂的政治互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香港的民主化过程。这个过程迄今尚未完结，还在跌宕起伏中持续，不断造成社会的分化和内耗，损害香港的稳定与发展。

玛雅：由此观之，眼前发生的“占中”行动是一次权力角逐，是管治权之争？

刘兆佳：直观的看，这场政治风波，是各方政治势力就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展开的激烈政治较量。背后的问题，关涉香港未来民主发展的路向选择、香港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以及一国两制下国家和香港的政治、经济利益。

玛雅：用内地的话说，是方向道路问题。

刘兆佳：香港学界很多人，尤其年轻一辈，早已服膺西方民主政治。他们想在香港建立西方民主政体，实行一人一票选举、政党轮替执政。他们甚至希望，香港的西式民主实践能够拉动中国的民主发展，使香港成为中国走向和平演变的桥头堡。即便西方民主最终只能在香港植根，至少也可以让香港发展为独立政治实体，达到完全自治，在一国两制下发挥“民主抗共”的作用。

这样的立场是中央和香港的建制势力坚决反对的。中央和建制派基本上从落实一国两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角度来看香港的民主改革，强调要服从大局，民主政治只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达致其目标的手段。即便作为目标，民主化发展也不能凌驾于其他重要目标之上，不能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破坏中央和特区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香港不能蜕变为“反共基地”或“颠覆基地”，让境外反华势力有机可乘。以此为故，香港特区政权绝不能落入与中央对抗的人手中。

玛雅：这对反对派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既然他们想要香港成为独立政治实体，就一定要将中央政府置于特区门外，以免干预香港事务，那香港的管治权就必须由他们来执掌。

刘兆佳：反对派中有些人相信，香港回归并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香港推行民主政治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种急迫感的驱使下，这些人在接受香港回归的同时，要求中国政府承诺在香港实行全面民主。在他们“民主回归”大旗背后，当然是想成为回归后香港管治者的“雄心”，希望“九七”能为他们带来执掌政权的机会。

反对派民主改革的立场甚为具体，争取的决心也很大。但是在推动民主化和香港的经济社会改革上，他们的主张却颇为空泛和模糊。毕竟，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比夺取管治权更重要；唯有权力在手，其他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才可能实现。为此，他们视中央政府为对手，集中力量向其施压，同时与建制派争夺权力，形成尖锐对立。

基本立场南辕北辙，使香港不同的政治势力难以在共同接受的政治框架中共存，香港社会各界在回归后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命运共同体”，以致政治冲突连续不断。各方争斗不休的一个后果，是一套颇为复杂和臃肿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在这种恶劣、紧张的政治环境中，不但特区的管治效能被削弱，稳定和发展受损，香港的民主化道路也崎岖不平、前景不明。

玛雅：“占中”行动失控，使得香港的民主之路雪上加霜，这对香港长远的民主发展意味着什么？

刘兆佳：不论“占中”最终结果如何，香港的民主化进程远未完结，与其相关的政治冲突会延续不断。这意味着，香港在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探求民主的道路注定是艰辛和曲折的，而其“终点”也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对于追求民主政治的人来说，维持理性、耐心和包容共济的精神十分重要。事实上，香港政治的未来，必须通过中央与香港人的共同探讨，来找寻在一国两制下对国家和香港都有利的民主发展路向，找到一种切合香港实际的民主改革方案。这种探索过程将是漫长的，甚至是相当痛苦的，最后结局未必对所有人都是最理想的，但却对减少分歧和摩擦，以至香港的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有正面意义。

一国两制在香港基本成功

玛雅：有观点认为，香港在回归17年后出现政治动荡，表明一国两制的实施不成功。你有何评价？

刘兆佳：我认为，一国两制基本成功。一国两制方针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原本是用来处理台湾问题。由于香港回归问题出现，就把这个构思稍加改变，用于香港。当时中国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这与中华民族的荣辱息息相关。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到1997年6月30日，英国对新界为期99年的租约到期，就要把新界交还中国。而交还新界，就意味着交还整个香港，因为离开了新界，香港和九龙也难以为继。中国政府认为，1997年是合适的时机。那个时候不收回香港，往后恐怕更困难。如果不能收回香港，照邓小平的说法，他就成了“李鸿章第二”，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所以，中国决定收回香港。

但是怎么处理香港问题？中国提出了一国两制方针，以期和平地与英国解决这个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当时来看，要达到几个目的：首先，要让中国在恢复香港行使主权后能够保持香港人的信心，尤其是投资者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中国政府深知香港的资本家和专业精英对共产党和“九七”回归的恐惧，为此，作出“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的承诺至为重要。同时，要维护香港长远的繁荣稳定，保持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使香港在回归后能够继续发挥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通过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施，发挥推动台湾与大陆统一的战略效用。

玛雅：就是说，一国两制是从现实出发，理性作出的符合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战略选择。

刘兆佳：一国两制方针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同时照顾并促进国家和香港的利益。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之时，从阶级斗争转向改革开放，推动现代化发展。在这个历史时刻，香港回归问题出现，国家和香港之间产生重大的利益重叠。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国策下，香港对国家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冷战时期，在西方围堵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利用香港独特的地位，还能保持一定的外交和经济的主动性。中苏交恶之后，香港成为中国和西方接触的一个桥梁。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府认为，香港能够在新时期为国家的发展继续发挥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利用它独有的各种优势——自由市场经济体系，高度现代化和与国际接轨的各行各业，作为世界贸易、服务、金融、资讯中心的地位，等等，为国家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本质上，一国两制方针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的延续，是为在香港回归后使国家发展与香港发展能够有机融合。所以，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香港人在这一关键历史时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基于彼此的实际需要而制定的，因此是“互利共赢”的安排。一国两制让香港得以保持繁荣稳定，而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会让共产党得以通过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提升管治权威，巩固执政地位。既然一国两制方针是建筑在重大实际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坚固基础之上，则其生命力和持续力无可置疑。

玛雅：从实施情况来看，一国两制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

刘兆佳：整体来说，一国两制是一个对各方——中国政府和内地同胞、大部分香港人、西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都比较合适的安排。中国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同时保留了一个对国家发展有价值的特区。香港得以保持繁荣稳定，在新时期继续为国家现代化事业发挥作用。

一国两制也保持了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满足了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的需要，使他们能够体面地从香港撤退。同时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香港的利益也得到了照顾。美国国会在1992年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US Hong Kong Policy Act）。这表明，美国接受香港回归中国这一现实，愿意继续支持香港。

最后一条涉及台湾问题，我反而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玛雅：为什么？一国两制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设计的，如果在香港成功，不是可以起到示范作用？

刘兆佳：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西方民主体制，在政治发展方面比香港走得快得多。无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如何成功，都不会对台湾有太大的示范作用，不会增强台湾人对实现统一的愿望。反而它的重要性在哪呢？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可以让西方以及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政府有诚意、有能力履行国际协议。香港回归后能保持繁荣稳定，西方对台湾的将来就会增加一份信心，减少支持台湾独立的动机。西方原来就不想因为台湾独立跟中国过不去，既然中国提出一国两制来实现两岸统一，既然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西方对台湾不论是政治责任还是道义责任都会有所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少了西方介入中国统一进程的可能性。

玛雅：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实施情况评价如何？

刘兆佳：香港人大体上持正面评价，当然不是所有人。到目前为止，虽然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时高时低、起伏不定，总体来说，还没有哪一股力量想要放弃一国两制，或者说认为还有更好的对香港前途的安排。有极少数人提出所谓本土主义或“港独”意识，但只是一种情绪宣泄，而不是针对现实的政治纲领，在社会上也没有得到共鸣。

回归之前，很多香港人惶惶不可终日，担心香港原有的“好东西”——自由、人权、法治等会失去，几十万人移民走了。回归后，香港人惊喜地发现，不但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保留了下来，而且繁荣稳定超乎想象。很多外国人来香港，也觉得回归后发展不错，与他们国家相比并不逊色。但是慢慢的，香港社会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令很多香港人产生不满。这种局面的出现恰恰说明，香港人已大体上认可一国两制，回归前最大的担忧已不存在，所以开始有新的期许。现在人们关注的是新问题，比如国际竞争力、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贫富悬殊等。这些问题在回归前根本顾不上多想，也不是重点。

总体来说，虽然碰到不少问题，一国两制基本是成功的。它是适合香港的一种安排，也是适合国家的一种安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其他更好的安排，能够取代一国两制。

玛雅：有分析认为，香港政治风波表明，“爱国爱港”理念没有被香港人接受，国家认同没有树立。香港回归，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一个协议，就在1997年实现了。但由于长期在英国统治下，香港与内地社会制度不同，香港人与内地人社会文化交往甚少，没有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的感情基础。在这种形同路人的情况下履行一个两国间的政治协议，香港虽然回归了，人心却没有回归。现在出现问题，意味着需要回过头去构建思想基础，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身份认同和观念的转变远比一个政治安排的落实困难得多。

刘兆佳：假如是这样的话，它所带来的问题，应该在回归后马上出现，而不是十六、七年后才出现。根据香港的民意调查，回归以后，即使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很多人，特别是中等阶层，承受了资产大幅贬值的痛苦，又遭遇了非典冲击，香港人对一国两制都没有动摇。2003年发生《基本法》23条立法风波，几十万人上街，但事件平息后，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优惠香港政策——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旅客赴港“自由行”、内地企业来香港投资或上市，以及人民币业务的开拓等，帮助香港渡过经济难关。这反而让香港人更加感到一国两制对香港的重要，对中央的信任度有所提升。假如还是在英国统治下，中国政府会不会这么积极帮助香港恐怕也有疑问。

香港现在的问题是最近两年出现的，需要具体分析，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央政府和部分港人——不是全部港人，多了一些矛盾。你说的情况的确存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大部分香港人跟内地同胞处于一种隔绝状态，彼此在社会、文化、制度、价值观上形成了分歧。这个分歧现在还在困扰着香港人跟内地同胞之间的关系。再加上发展水平不同，物质条件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这种隔膜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化解的。但话说回来，一国两制正是针对这种差异的情况提出的，就是要让香港保留原有的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让香港人可以放心回归。所以，尽管在回归之后经历了不少挫折，也有对中央不满的情况出现，但总体来说，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没有动摇。

中国崛起改变了香港人的心理预期

玛雅：那么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一部分香港人的不满情绪，让反对派可以呼风唤雨，有这么大的煽动力？

刘兆佳：首先我要说，第一，还没有太多香港人说一国两制对香港不好，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安排。第二，现在出现问题，不是因为一国两制本身，而是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使部分香港人对香港的未来多了一份忧虑。这方面的大前提是，因为中国崛起太快，对香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些港人害怕自己原有的“好东西”保不住，会逐步消失。

一路以来香港人有一种看法，就是在一国两制下，内地长期依靠香港，香港源源不断地向内地输出各种各样的影响力，经济上的、金融上的、价值观和制度上的。的确这种看法也不完全错误，香港有不少法律、制度可以让内地一些城市参考，来改善它们的法律和制度环境。

玛雅：尤其是广东地区。近水楼台先得月，深圳魔幻般崛起，无疑得益于它特殊的地理优势。

刘兆佳：香港一些城市管理经验或民间团体参与公共服务的经验，都可供内地参考。香港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内地吸收外资的地方。香港金融机构对内地的金融改革，特别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基地，还在继续发挥影响力。

但问题是，回归以后，中国崛起太快了，中国作为经济体相对于香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到香港投资，现在香港股票市场超过一半的市值来自内地企业。内地人才来香港工作的越来越多，内地学生来香港念书的越来越多，内地游客来香港旅游购物的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人原来的心理预期改变了，一部分人开始感到忧虑。

以前香港人的心理预期是，香港单向对内地的影响和内地单向对香港的依赖，以及这种想象连带出来的优越感。现在随着中国崛起，香港对内地经济依赖越来越多，内地同胞来香港就业、念书、旅游购物越来越多，香港人跟内地同胞接触也越来越多。本来大家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不同，产生碰撞是难免的，香港人对这种情况并不担忧，觉得香港比内地优越，不怕跟内地接触，更不怕竞争。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香港人开始忧虑，觉得自己的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可能不保。与内地往来越来越密切，内地不好的东西会不会传到香港来？比如贪污腐化、不按程序办事、经济垄断，以及一些不文明的行为。还有，内地人才济济来香港发展，不可避免挤压了一些香港人的发展空间。比如我们中文大学，本地学生面对内地优秀生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奖学金或者是出去交流、进修的机会让内地学生拿走了。

对于国家崛起，香港人喜忧参半。一方面产生了民族自豪感，一些过去有成见的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不断提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忧虑，越来越怕来自内地的竞争，怕失去自己原有的优势，所以对自己的信心有所下降，同时对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

玛雅：香港人出现这种失落感，是因为觉得自己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受到了影响？

刘兆佳：这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怕失去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这关系到什么是香港人的问题。一路以来，香港人都认为自己是一种独特的中国人。独特在哪呢？根据我的研究，就是对内地同胞有一种很简单、同一、典型化的看法，觉得内地同胞差不多都一样。见到一个内地同胞的典型，一个心态就是把这个典型跟香港人的典型进行比较，来建立香港人独特的身份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就夸大了香港人优越的方面，也夸大了内地同胞落后的方面。比如说，内地同胞没有拼搏精神，我们有拼搏精神；内地同胞过分依靠政府，我们讲个人奋斗；内地同胞没有法治，我们有法治；内地同胞没有自由，我们有自由；内地同胞没有公德心，我们有公德心……

这种对比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认为香港人之所以是香港人，是因为我们具备了一系列现代社会的特征，而这些很多来源于西方。所以，香港人一方面跟内地同胞比，把自己当成另类的特别优秀的中国人。同时跟西方人比，用西方标准来建构自己的社会认同。香港人没有办法把自己跟西方人分开，因为相比西方人他没有独特性。没有独特性他无所谓，觉得被当成西方人更好，这突出了他相对于内地同胞的所谓自豪感。

玛雅：香港人在英国统治下一个半世纪，难免被“同化”。

刘兆佳：香港人的西方身份认同跟殖民统治是联在一起的。英国人对香港的管治一路以来都是怀柔政策，这使得香港和其他殖民地非常不同。英国人想在这个荒岛上建立一个商埠，需要各方面的人来这里开发。所以使用比较文明的怀柔管治，通过法律手段建构一个稳定的投资发展环境，吸引人来香港做生意、做劳工，特别是内地中国人。

英国人也不担心香港独立，因为来香港的人都是为了发家致富，不是推翻殖民统治。有些人是来逃避内战或政治动乱，或者逃避政治迫害。这些人不愿意任何一个中国政府来统治香港，无论是满清政府、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可以说，在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管治中，英国人其实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特别是共产党政府的“政治补贴”，很容易实行怀柔统治。所以，虽然是殖民地，没有民主政体，香港所拥有的自由、人权、法治和善治，相比西方国家绝不逊色。

玛雅：1997年我在美国留学。香港回归那天，有位教授对我说，“香港回归中国，殖民统治结束了，你一定感到非常自豪。”我当时不知道，对于香港人来说，结束殖民统治并不是一件自豪的事。

刘兆佳：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殖民统治不是一件难受的事。他不是因为中国不行才被迫接受殖民统治，他是自愿接受殖民统治。香港人知道，中国要收回香港很容易，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所以不收回，是因为保留香港为殖民地对中国有好处，所以他不觉得继续成为殖民地是一件丢脸的事。加之在英国统治下，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商埠，吸收了很多来自西方的思想，香港人觉得殖民统治是西方向香港传送价值观的一个纽带。所以殖民政府在香港的认受性很大，是香港人习以为常、安身立命的一种统治。这也是香港人抗拒回归的原因，觉得殖民统治是好事，换一种统治还有不确定性。之所以香港人感到比内地人优越，这也是一个原因。

从内地人来看，特别是近十几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对香港人缅怀殖民统治的心态很不以为然。这也是两地同胞，尤其年轻人，产生矛盾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认为，香港现在出现问题，主要是部分港人多了一些担忧，怕原来的“好东西”保不住，而原来的“好东西”又跟殖民统治有关。为什么有些人回归后很多年没有提港英政府，最近两三年却突然缅怀殖民统治，有些年轻人还把港英时期的旗子拿出来飘扬一番？为什么有些人产生了所谓本土主义，甚至“港独”意识？我想，一定程度上也是害怕失去原有的东西，失去他赖以感到自豪的身份认同。

玛雅：近几年香港人与内地游客多次发生摩擦，是不是与这种既优越又失落的心态有关系？

刘兆佳：有关系。在这种心态下，一部分香港人对内地同胞产生了抵触情绪。在大家面对面接触时，这种抵触情绪演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一些小事情都可能爆发言语间的伤害。甚至容许西方人做的事情，比如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他不容许内地同胞做，采取一种比较严苛的态度。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把对内地同胞的抵触情绪转向中央政府。

实际上，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使香港人产生了一种自豪感。但同时，有些港人，特别是年轻一辈就觉得，既然中国国力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就更不能容忍内地出现违反法治、人权的事。内地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贪污腐化、贫富悬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香港人看到也不高兴。这些问题经过媒体广泛报道，引起一些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央和内地的负面情绪，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崛起带来的对国家的向心力。

玛雅：香港人对内地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回归后，内地一些贪腐现象侵入香港，破坏了法治和廉政。十八大以来，中共加强廉政建设，反腐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对香港人改变对中央的看法应该有积极作用。

刘兆佳：这肯定。一些大老虎被抓，对香港人改变对中央的看法有正面作用。更重要的是，如果香港人到内地工作、跟内地做生意，越来越能按明文规定办事，而不需要潜规则，肯定对改善香港人跟中央的关系有好处，对改善香港人跟内地同胞的关系有好处。

国民教育的目标是“不要跟中央对抗”

玛雅：此次风波，经济原因占多大成分？众多普通市民和青年学生上街，但是真正追求民主的人并不占多数。1992年克林顿和老布什竞选美国总统时，克林顿阵营打出一个口号：“It’s the economy，stupid！”我最近在网上也看到这句话，说香港问题“是经济，蠢货！”

刘兆佳：其实从经济来看，回归这些年来在中央的“惠港”政策下，在香港与内地经济紧密联系下，香港的发展是不错的。假如你回归前在香港居住，现在的繁荣超乎当时想象。香港过去5年平均增长3%-4%，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是高的。而且就业情况理想，几乎全民就业。当然，香港人对经济情况肯定也有不满。第一是贫富悬殊，第二房价太高，第三年轻人就业和发展机会不比从前，第四就是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特别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玛雅：一方面“惠港”政策和两地合作带来香港经济发展，一方面贫富悬殊加剧引发不满情绪，这是否意味着，回归给香港带来的红利没有被普通民众共享？

刘兆佳：这的确是个问题。中央2003年后的各种“惠港”措施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促进了两地之间、香港人与中央之间的良性互动，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效果正在逐步减退。此外，两地经济合作带来的好处没有能够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平均分配，而是集中在一些既得利益者——商界、金融界、旅游和高端服务提供者的手上。部分香港人感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居住环境受到破坏，原来相对于内地的“优越感”受挫，对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的怨气也油然而生。

但是据我看，经济层面的不满并不是抗争行动的主要原因，抗争行动的核心不是经济目标，是政治目标。你很少看到什么行动是针对大财团，或者针对贫富悬殊，主要是针对特区政府的一些政策和处理问题的手法，比如国民教育。2003年之前，“七一”游行很少人参加，就几千人。只是2003年反对23条立法，再加上对特区政府管治的不满，才引发大规模游行。这两年游行参加人数有所增加，而且年轻人比较多，主要还是针对一些政治问题。年轻人受西方政治理念影响更大，对香港殖民地的过去往往从正面看，因为他的成长过程是在英国人怀柔统治达到高峰的时期。年轻人也有向往民主的一面，不满意政府被大资本家控制。经济上，楼价太高他们买不起，也产生了怨气。所以他们渴望通过争取民主来改变社会经济状况，认为改变选举办法是一条出路。当然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玛雅：有观点认为，香港回归后有一个必要的工作没做，就是去殖民化教育。而且只讲“两制”，不讲“一国”，造成香港人“我行我素”，对国家缺乏认同感。你怎么看？

刘兆佳：坦白说，无论是西方价值观，还是反共意识，在香港教育界都十分明显，很多老师、教授都有这种心态。但另一方面，从一国两制的构思来说，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教育方面的要求。没有说要改变香港人对共产党的态度和对中华民族的态度，或是放弃他们原来的政治观点。基本是说，你只要不搞颠覆内地政权的活动、不做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就可以。回归以来，在中央长时间“不干预”的情况下，香港的反对派得到了广阔的政治空间，把他们那套观念通过学校和媒体向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进行宣传，造成一部分港人对国家和中央政府的负面看法越来越多。

问题是，在香港推动国民教育，要说服香港人也不容易。从他的角度来说，你允许我保持原来的政治立场。即使改变也不是通过教育，而是通过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强大了，香港人对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态度自然会越来越正面。这方面的确有效应。中国经济发展了，香港对内地经济上的依靠越来越多，这让香港人改变了原来跟中央对抗的立场，知道对抗中央对自己不利。但是香港人还没有到主动、积极照顾国家利益的地步，只是从愿意对抗到不愿意对抗。

搞国民教育，目标应该放在哪？假如是使香港人改变对共产党的态度，恐怕在短时期内很难做到，毕竟很多人在政治立场上跟共产党差距很大。通过学校教育，你找不到老师跟你配合，还会引起香港人的反感。他会觉得，为什么突然我要爱国，我要考虑国家的利益？一国两制没有这个要求啊。而且他会把国民教育当成是爱国教育，爱国教育又等于是爱党教育。这种情况下，你要在这方面推动，要香港人支持共产党、支持中央政府，短时期内没有这个政治条件。

玛雅：比较切合实际的目标是什么呢？

刘兆佳：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不要跟中央对抗，对抗对香港没好处。特别是两地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跟中央对抗对香港经济发展没好处。要有一些国情教育，让香港人认识到，香港和内地都需要发展，香港的发展机会跟内地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要让香港人多了解一些国家的情况，问题在哪里，在发展过程中面对什么困难，在国际上又遇到什么挑战。而且要让他们知道，这和香港日后的发展有实际联系。

第二是增强历史教育。要让学生多了解一点中国古代历史，这可以产生民族向心力。而且也不会触动一些老师的神经，以为要把他变成共产党的宣传工具。

总之需要一步步走，不要以马上就使香港人拥护共产党为目的。要用事实加深香港人对国家发展的了解，让他们更加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分子，减少跟中央对抗的意愿。坦白说，在13亿人口中，有几百万人不太爱国也没什么关系。由于香港殖民地的历史，又是一个国际商埠，香港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淡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重要的是，你要让他知道跟中央政府对抗无益。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很大的成绩了。

玛雅：要对他晓之以理。

刘兆佳：晓之以理，某种程度上也动之以情。的确回归以来，中央给香港的支持不少，所以才有香港人的民族自豪感上升，跟中央对抗的意愿下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年轻人在学校、在社会上，特别是从媒体上，得到反对中央、丑化内地的信息还是不少。怎么把这种情况改变过来，应该说是一个长期的政治斗争，需要用一些比较务实和有效的方法去逐步改变。

在我看来，由于西方目前所遇到的困难，不少国家在走下坡路，以及西方在很多事情上双重标准，西方价值观在香港人当中的影响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兴起，也迫使香港知识界重新思考，究竟香港将来往哪走？哪个发展模式才是最有利于香港的？香港怎么处理与中央和内地的关系？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通过政改争论，也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带出来了，让大家重新去思考。

西式民主不是香港的明智选择

玛雅：反对派既然把西式民主视为香港政治的未来，就应该“遵守游戏规则”。以破坏法治的“占中”行动向中央施压、逼迫梁振英下台，以损害香港的社会、经济和民生为代价，来达到极少数人的政治目的，这不是民主，是亵渎民主。据一些已经退出“占中”的学生说，很多学生示威者是被硬拉进去的，并没有所谓“民主诉求”。这让人不能不质疑：假如反对派得到特区的管治权，香港真的会有他们想要的西式民主吗？即便有，西式民主真的有利于香港的长治久安吗？

刘兆佳：不少香港人认为，在原有的法治、自由、人权、廉政和善治的基础上，民主政治能让香港与西方世界完全接轨，至于如此的话，会对香港和国家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则不在他们考虑之列。特别是反对派和有“本土”、“港独”意识的人，认为只有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变成西方式民主国家，香港的前途才有保障。香港如果能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起到先锋作用，这不但是香港的光荣，也是香港人的“历史使命”。我认为，这是背离现实政治发展的幼稚观点。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表明：结束“一党专政”不可能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必然经历艰辛痛苦，国家和人民付出沉重代价，能否“成功”也未可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一旦出现政局动荡，香港能否经受得起没有人能说得准，但香港人珍而重之的繁荣稳定必将告吹。

退一步说，就算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姑且不论是否真的对中华民族有利，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能否取得全国人民同意，给予香港人特殊优厚的待遇呢？事实上，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人作为中国公民所得到的权力和利益远比内地同胞多，但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却少得多。况且，中国国内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在“民选”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制定财富“再分配”和“平等化”的政策下，香港人能否保有自身的利益也是未知数。因此，从任何角度来看，只有中国共产党的一国两制方针才能为香港带来清晰的未来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漠视共产党和香港的“共同利益”，意图改变中共在中国执政的现实只能是“搬石头砸自己脚”。

从香港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出发，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至关重要，关系香港的存亡续绝。任何试图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和特殊条件来改变内地体制和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地位的行为，只会贻害香港，是置广大香港人的利益和命运于不顾。事实上，中国政府早已发出严正警告，对来自香港的威胁不会置之不理，必然采取果断措施保护共产党政权和国家利益。早在回归前多年邓小平就说过，“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玛雅：很多人认为，“占中”行动的实质，是极少数香港人依托西方势力、以政改为借口煽动民众闹事，挑战中国政府，反对共产党。他们意图搞乱香港，以搞乱香港来搞乱中国，遏制中国崛起。据报道，美国一些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与“占中”不无干系。香港立法会已发起动议，对“占中”的幕后策划和资金来源展开调查。你对这个问题如何分析？

刘兆佳：香港回归时，西方人和香港的反对派一样，把民主化和政制改革作为一国两制的主要目标，并把这一目标的实现作为检验一国两制成败的试金石。他们坚持香港走西方民主道路，希望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对内地产生政治、经济影响，推动中国走向和平演变。

现在不一样了，西方人越来越把香港当成中国的一部分，不像以前当成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对香港的动机恐怕也会转变，在遏制中国的意图下，是不是有意让香港成为中国的麻烦制造者？起码是叽哩哇啦。最近的政改方案，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都出来发声，给予香港反对派道义上的支持。这代表什么？是不是在他们的对华政策中，香港的角色有变？是不是在他们和中国的大国博弈中，香港不需要再是稳定制造者，而是麻烦制造者？

玛雅：西方人把香港当成一颗棋子，由他们来操控，与中国博弈。

刘兆佳：从遏制中国这整个一盘棋来说，大棋子有大棋子的作用，小棋子有小棋子的作用。在这方面，西方人也不是什么阴谋，他是阳谋。香港回归时，西方人说得很清楚，香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会对内地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逐步把中国跟西方拉近，使中国效仿西方发展模式，成为西方的追随者或附庸国。

问题是，这么多年过去，中国没有走亲西方的路，中国崛起反而对西方模式构成挑战。我最近看了很多分析中美关系的书，美国的主流看法是，中国不会走西方的路。一个崛起的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越来越大，更加维护自己的利益，蓄意改变现行国际秩序，挑战美国霸权。特别是东海、南海争端，中国想把美国从西太平洋赶出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重返亚洲，建构美日军事同盟，恢复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建立TPP……这些在中国人看来，肯定是要遏制中国。所以整个来看，香港在西方对华政策中是什么角色？西方对香港究竟是什么盘算？值得留意和思考。

当然，西方不会图谋香港独立，也不会指望反对派成为香港特首，因为没这个可能。但西方目的何在？是不是让香港产生不稳定因素，给国家带来麻烦，削弱中国国力？同时使香港失去对台湾的示范作用，拖慢中国统一的进程？又或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成为威胁中国金融安全的地方？

玛雅：这使得香港局势更加复杂，更具变数，给中央政府解决香港问题增加了难度。

刘兆佳：中央把目前的问题视为管治权之争，所以要考虑一系列问题：假如反对派当权，会不会把香港变成反共基地？会不会跟西方势力勾结，推动中国和平演变？会不会使一国两制走向另外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对香港不利，对国家也不利。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政改问题上，中央和部分港人之间有无法调和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特区政府权威薄弱，中央政府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同时保护特区政府不受太多冲击，采取了主动积极的态度，先把这个球接过来，主导整个政改。

另外，香港回归这十多年，不断有人挑战中央权威，策动对抗中央的行动，试图搞坏特区的环境。所以在过去几年，中央越来越积极地使用它的权力，希望能够拨乱反正。过去中央和内地学者很少就香港事务发言，现在要夺回话语权，改正一些偏离《基本法》、不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的情况，重新树立中央权威。《白皮书》的发表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肯定会让一部分港人，特别是争取民主的人，对中央更加不满，导致冲突步步升级。

从中央来说，必然更加从保险的一面来处理香港问题，从国家主权和安全方面来考虑。是不是在某些方面减少对香港的依赖？比如人民币离岸中心，以前只有香港一个，现在新加坡、伦敦、纽约、法兰克福，越来越多。这是不是减少对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依赖的一个部署？所以，不管西方的图谋是什么，中国政府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对香港产生了新的担忧，并采取相应对策。

在这种种情况下，政改方案不可能有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只能由中央说了算。未来一段时间，反对派的对抗情绪可能还会增加，矛头不光是中央政府，还有特区政府。中央和一些港人之间、特区政府和一些港人之间，建制派和反对派之间，主流精英和传统爱国力量之间，各种矛盾还会继续发酵，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香港的稳定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

中央政府与反对派的政治角力

玛雅：中央自始至终态度都很明确，特区政权不能由对抗中央的人来掌握。邓小平说得很清楚，香港的事，必要时“中央就要干预”。可是为什么过去30多年香港的反对派势力发展到这么大？能与中央支持的建制派和“爱国爱港”力量分庭抗礼？

刘兆佳：这起因于英国人的“光荣撤退”大计。香港的反对派主要是公共服务、自由职业、媒体、教育、社会服务等行业的精英，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作为新兴力量，他们需要借助殖民政府开放政治空间在政治上冒起，所以希望英国人在回归前实施最大限度的民主改革。英国人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怀疑和厌恶，对香港人的“同情”，希望在殖民管治结束前“还政于民”，在香港建立完全自治的政治体制，从而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价值观，以及延续英国的影响力，让中国政府的权力徒具空文。于是，他们扶持新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认同西方政治理念和怀抱反共意识的反对派，与他们结为“非神圣同盟”，共同对付中国政府、建制派和“爱国爱港”力量。

由于香港人普遍对“九七”回归感到忧虑，对内地同胞怀有政治优越感，认为民主政治可以维护香港的法治、自由和善治，这使反对派势力及其主张颇有市场。尽管在中国的反制下，英国人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落实“光荣撤退”大计，但却为香港后来的管治和长远发展制造了障碍，留下诸多后患。尽管在英国人离开后，反对派失去了“靠山”，但在部分香港人挥之不去的“恐共”情绪阴霾下，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能量。相对于“爱国爱港”力量而言，在民意、舆论和选举等方面仍占优势。

回归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很多挑战中央权力、不符合《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事，反倒是反对派指责中央。比如香港法律界老是说，人大释法就是破坏香港法治，就是破坏香港司法独立，有些事情法院的判决不符合《基本法》，也不做什么。

十八大报告说，要在香港问题上更积极、更进取、更有所作为。从中央角度来说，这是要把香港拉回正轨。但是对部分港人来说，特别是反对派，中央政府要改变对香港的政策，破坏香港高度自治，减少香港人所拥有的政治空间和权利。这种情况下，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手法出现变化，自然会与一部分港人产生摩擦。虽然在我看来，《白皮书》没有改变一国两制的内涵，只是肯定中央在一国两制发展中的角色。但要把这个情况扭转过来，当然引起香港人一些疑惑。

玛雅：反对派得以兴起是拜港英政府所赐，英国人走后“靠山”就没了，却在17年后掀起这么大的风浪。而中央一直扶持的建制派却没能起来，这是为什么？

刘兆佳：我的看法是，由于过去的一些做法，让反对派及其支持者产生了一些现在看来是不切实际的期望，助长了反对派里的激进势力。因为反对派老是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且觉得中央在最后关头可能会做出让步，这纵容了反对派里的激进势力，让相对温和的务实势力抬不起头。

玛雅：反对派屡试不爽，每每逼迫中央让步，这次“占中”也是打的这个算盘。

刘兆佳：可这次不同了，他们错误估计了中央可能作出的强硬反应。过去两年来，中央政府高调表明立场，认为这种情况非得扭转不可。这肯定会引起香港人反弹，因为香港人已经习惯了反对派的说法。现在突然说，你们的看法不是中央的看法，那他肯定不满意。最不幸的是，这种冲突随着特首普选这一政权争夺的过程出现，必然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这种局面很不理想，但是这个坎儿恐怕绕不过去，只能慎重去面对，逐步把冲突一一化解，起码约束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

总的来说，很多问题都是过去两三年发生的，不是源于一国两制，而是源于内地的变化、香港的变化，以及国际上的变化。但是从一国两制的角度来看，必须面对这些变化，积极妥善把问题处理好，理顺香港和内地的关系。

我不认为中央政府希望改变香港原有的制度和价值观，那样一来，香港对国家的价值就没了。中央政府要改变的是一些港人在回归这么多年后还不接受共产党在中国执政这个事实，还要挑战中央权威，还要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之外搞对抗性行动。这些根本不是一国两制之下想见到的。一国两制没有说要把香港搞成独立政治实体，没有说要不断挑战中央权威、否定国家现行制度的合法性。

所以对反对派来说，必须接受共产党在中国执政这个现实，不要妄图冲击中央的权威和权力；要在《宪法》和《基本法》的框架下进行活动，把政治目标和行动都局限在香港；不要妄图让香港扮演它不应该扮演的角色，把香港变成一个“反共基地”或“颠覆基地”，让香港来左右内地政治发展，推动中国和平演变。反对派及其支持者在经过一连串斗争、冷静下来后要想清楚，究竟是要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框架下来运作，争取自己的权益，还是不断挑起风波，试图改变一国两制的安排。这就是目前斗争的核心所在，也是香港将来走哪条道路的关键时刻。

香港不会成为动乱之都

玛雅：分析认为，“占中”的最大危害是撕裂了香港社会，造成支持者和反对者尖锐对立。同时，短期内对香港经济造成严重伤害；若长期持续，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国际信用评级都会受损。你对香港的前景担忧吗？

刘兆佳：我不太担忧，香港不会成为动乱之都。大部分香港人不热衷于民主斗争，主流民意希望保持繁荣稳定。这次“占中”行动风起云涌，但你看过去数十年，虽然民主化和政改争议闹得沸沸扬扬，香港社会基本是安定的，经济也取得了一定发展。一般而言，政治与社会、经济的联系相当紧密，但在香港，政治纷乱并没有完全渗透到社会和经济领域。

这与香港人的政治文化、尤其是“矛盾民主观”不无相关。香港人的民主观又与殖民统治的历史不无相关。政治学讲“路径依赖”，香港独特的殖民地经历“限定”了香港的民主发展。

首先，对大多数香港人来说，既然香港的繁荣、稳定、自由、人权、法治、廉政、平等机会等“好东西”都来自威权型的殖民管治，则民主改革便不重要。不但不重要，人们甚至担心民主化会对这些“好东西”产生负面影响。第二，既然大多数人在殖民管治下或多或少都得到了实际利益，成为既得利益者，除非有足够强大的理由，变更现状就不是选项。第三，在对殖民管治颇为满意的情况下，香港难以孕育反对力量和反对派领袖，民主运动纵然有规模也有限。第四，在英国人怀柔管治下，香港出现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华人精英阶层。这些人是香港的中流砥柱，是维护既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保守力量。既然民主化会让民众力量抬头，危及主流精英的利益，他们自然对民主改革持反对或保留的态度。

玛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主流精英大多是建制派，是一国两制“天然”的支持者。

刘兆佳：主流精英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和照顾，不需要动员香港人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事实上，发动群众对他们不利，因为他们必须愿意牺牲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满足群众的诉求，才有可能取得民意的支持。因此，香港人因“九七”问题而上升的民主诉求，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利诉求和民粹情绪，对主流精英来说是严重的政治威胁。香港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和隐约出现的要求政府实行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声音，更让主流精英感到如芒在背，促使他们对民主改革采取更谨慎的态度。民主化同时也意味着“反共”势力抬头，以及由此衍生的香港人与中央政府的冲突和对抗，这对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绝对不利。所以，主流精英选择与中央政府合作，作为应对香港政治环境变化的策略，对民主改革则主张渐进和缓进的步伐。

玛雅：这也就是说，香港的民主运动没有群众基础，更没有主流精英的支持，民主派在香港很难成大气候。

刘兆佳：所以我们看到，回归十几年来，香港人民主诉求的升与降往往是实用或功利思想驱动的。当人们对时下一些社会经济情况不满、对特区政府的施政不认同、对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有意见、对内地侵犯人权的事件感到义愤、对财团的巧取豪夺表达愤怒的时候，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呼声便会骤然响起，激烈的抗议行为也会突然爆发，但往往冲动过后便无以为继。当真的有人提出政制改革时，人们的热情往往开始冷却，无法支撑一场经久不息的运动。

所以，尽管在中央和建制派眼里，反对派所领导的民主运动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战绩”，但对于大多数反对派来说，香港的“民主”发展步子太慢，全面民主化的目标甚为遥远。这种急切感使得反对派内部怨毒不平之气不断走高，斗争手法也愈发走向偏激。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派里的激进势力冒起，与相对缓和的务实派产生了分化。群龙无首和激进趋势导致他们与中央和建制派的斗争不断升级，香港的政治斗争没完没了。这种紧张局面窒碍了特区的有效管治和香港的长远发展，加剧了香港人对政治的厌恶和疏离感，越来越不信任连同反对派和建制派在内的所有政治势力。尤其是高度依赖群众支持的反对派，明显损失了推动民主运动的政治能量和动员能力。

玛雅：“占中”行动渐失民心，遭到香港社会强烈反弹。有市民说，“占中”是违法行为，不是民主。参与者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他们“没有资格争取民主”。

刘兆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占中”会被年轻人的激烈行动劫持，而主要的民主派政党失去了领导力，反而被年轻人牵着鼻子走？其实这正揭示了香港民主运动的危机所在。香港的抗争行动越来越由年轻人主导，说明反对派的主要政党失去了社会支持，其领导力被更激进的反对势力所取代。而年轻人比较偏激，政治现实感不足，在情绪化的情况下容易引发更激烈的对抗行动，必然导致主流社会越来越不接受他们的行动。根据政治学理论，当一个运动或行动出现年轻人主导和激烈化趋势，就表示正在走向衰落。衰落过程中，也是社会冲突甚至暴力行为最容易出现的时候。“占中”行动也一样。但这并不表示香港的反对力量越来越强大，反而凸现其走向衰败的颓势。

玛雅：所以你不太担心香港目前局面和未来发展，因为民意希望尽快结束混乱，社会恢复理性和正常？所谓“阳光总在风雨后”。

刘兆佳：一路以来香港人习惯了平静的政治生活，不习惯冲突和对抗。香港是个商业社会，香港人总体来说很理性，注重稳定与发展。当社会冲突超出一定范围，演化为激烈对抗，人们会担心破坏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和民生，打击投资者信心，损害香港与中央和内地的关系。这个时候，主流民意会出现保守主义的反弹，对这种行为进行阻止。换句话说，香港社会具有自我调控能力，不会成为动乱之都。

我不太担忧香港未来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矛盾冲突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将潜在的问题暴露出来，有助于双方看清对方的底线，了解对方的关切，减少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找到重新调整各方关系的契机，从而建立比较合适的关系。

毋庸讳言，现在的情况不乐观。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一国两制是有效的，不需要放弃或改变。相比155年的殖民统治历史，回归17年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建立一种适当的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香港人与内地同胞的关系，以及香港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来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总的来说，国家还会不断发展，还会为香港的发展带来很多机会。而香港大多数人是理性的，主流意见是要和内地继续发展经济合作。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的民主派只能在政治现实的夹缝中找出路，量力而为，不可抱有不切实际的理想，勉强争取，走向对抗。要知道，香港回归中国后，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必然出现重大变化。而且西方很难再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动力，因为西方自身难保、自顾不暇。香港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中央的对港政策，离不开香港和内地的良好关系，因此香港人必须要与中央政府合作，与内地同胞和睦相处。在这个基础上去思考，香港未来往哪走？走一条什么样的民主路？

（编辑 苏歌）

 

“自费改革”到“自费留学”，中信人如是概括整体上市的艰难历程。

“自费改革”既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压力。中信的发展历程中，经过了多次的整合，这些整合工作没有依靠国家一分钱。中信仅仅依靠国家投入的2.5亿注册资金进行了滚动发展，至2013年末，中信集团总资产达42997亿元，净资产2719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751亿元，净利润378亿元。在这条道路上，无论是1992年在王军引领下的公司内部整合；还是孔丹统帅下的中信银行改造最终完成，都是中信在发展进入新的转折期时为了摆脱自身经营困难主动进行的自费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WTO，各股份制商业银行都需要在2005年达到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8%的基本要求，但当时中信银行显然不能满足此要求。在政府的支持下，当时国有商业银行一次性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资产，随即启动的股份制改造，这些银行也得到了国家大量的资金注入，使身染沉疴的金融系统一次性根除病根。此时，中信银行没有向国家伸手，完全依靠自救自行消化解决了高达270亿的不良资产，将资本充足率从5.2％提升到8%，脱胎换骨，成为中国领先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充分体现出中信的发展改革不是依靠政府的投入，而是走了一条自费改革，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的道路。中信依靠自身力量，利用自身良好信用在境内外市场发债筹集资金，同时，完成了对旗下重要子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被誉为“自费改革”的典范。

“自费留学”——到海外去融资，去寻求更大的发展平台。2009年，时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孔丹常常在各种场合宣传他对中信未来发展的战略构想：“中信集团整体上市，借资本市场，再融资600亿到700亿，搞100亿美元回来，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各种业务整合。……我现在不能仅仅想一个淮海战役,我得想整个解放战争呢！”

孔丹说:“我们希望把集团整体上市作为一个契机，把加强协同效应、风险管控、战略管理及相应的资源配置作为推动集团经营方式转变的抓手。”对于中信集团来说，整体上市之所以重要，其意图在于实施推进国际化战略，以上市倒逼体制机制的新型改革以破解中信集团所面临的规模和利润增长的客观瓶颈。

而今，中信集团又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走上了去海外整体上市的“自费留学”的探索之路。

成功的交易

2014年9月1日，随着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中一声清脆的锣声，“新中信”登场。

这一天，中信股份境外整体上市仪式在联交所展览大厅举行，在近百名各方代表的见证下，交易代码为“0267”的中信泰富更名为“中信股份”。中信集团整体上市之梦成为现实。

整体上市

这是一项令全球资本市场瞩目的交易，也是牵动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改革大局的尝试。

2014年3月26日，中信泰富正式对外公告，与控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将以现金及配售新股形式收购中信股份100%股权。中信股份包含中信集团绝大部分净资产，股东权益高达2250亿元人民币，所覆盖的行业和领域与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高度契合，包括金融业、房地产及基础设施业、工程承包业、资源能源业、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等行业。

此次交易中，中信集团顺利将其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全部资产注入中信泰富，中信泰富更名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通过此次整体上市，加强了新中信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常振明董事长表示，中信必将成为投资者投资中国市场、直接参与中国未来发展的理想选择。

对于中信的此次交易，《华尔街日报》评论道：中信集团的新计划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标志着中信集团再次成为中国改革的先行者。

此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中信泰富改名为中信股份。至此，作为新一轮国企改革范例，并被境内外市场高度关注的中信股份境外整体上市工作已顺利结束。

“此次整体上市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举措，是国企改革的一次尝试和探索。”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如是说。

买中信就是买中国

中信集团整体上市是迄今中资企业最大规模跨境并购交易，也是香港市场最大规模的上市公司配售。

在此，我们拿中信和其它的交易进行比较，可以一窥中信交易规模之巨。2014年1月7日，中国房地产企业绿地集团在伦敦签署房地产收购投资协议，宣布总投资达6亿英镑的RAM啤酒厂住宅项目；1月9日，葡萄牙政府宣布，中国复星国际有限公司成功中标，以10亿欧元的报价购得葡萄牙储蓄总行保险业务80%股权，凡此种种，虽皆是大宗交易，但规模不过百亿，业务品种单一，和中信此次大规模、综合性极强的交易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此笔交易对于香港市场而言，其巨无霸形象更是直截了当。新中信在2013年的营收达到4100亿港元，高于亚洲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香港和记黄埔(Hutchison Whampoa)。这些营收中，三分之一来自金融服务，五分之一来自资源和能源，超过和记和九龙仓(Wharf)的营业利润之和。按资产计算，和记和九龙仓目前是香港最大的两家企业集团。

中信在路演中不断被提及的，就是中信集团充分发挥了经济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窗口的重要作用，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走出了一条通过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创新发展之路，在国内外树立了良好信誉与形象，取得了显著的经营业绩。中信集团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其中，金融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资产管理等行业和领域；实业涉及房地产、工程承包、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机械制造、信息产业等行业和领域。

可见，按资产和行业跨度来说，买中信就是买中国。

两大创举

说中信集团上市成功，绝非虚言。

本次交易中，中信集团通过与在港上市子公司中信泰富签署认购协议，由后者收购中信集团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100%的资产，实质上是将中信股份整体注入中信泰富，一举实现境外整体上市和迁册香港两大创举。

交易模式亦是大胆创新。中信的整体上市以大宗交易方式，由中信泰富以173亿股股票及425亿元人民币现金作为对价，支付给中信集团，购入经评估后的中信股份225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此宗交易创下香港股市历史上最大规模交易，新中信从总资产、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等方面，都是香港市场综合性企业之最，由此新中信取代中信泰富成为香港恒生指数成份股公司。    

中信集团以利税形式将现金上缴财政，实现了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减持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回收现金的一次成功实践。这种形式，为财政部一直尝试编制的国有企业资本预算提供了借鉴。简单说，这次交易是国家拿了现金而上市公司分文未取。新中信的股权结构中，财政部占据78％的股份，持股约200亿股，这就意味着，中信股份的股价每上涨1元钱，国家就多200亿元的价值。通过交易结构不难看出，本次交易成为盘活国有资本的一次有益探索，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到国有资本管理的转变提供了实践经验，为国企以更少的资本撬动更大的资产做出了积极探索。

与此同时，迁册香港实现了中信股份股东结构多元化和全球化，将进一步推进中信集团整体的“走出去”战略，中信股份可借鉴香港成熟的公司治理经验、健全的法律体系及专业化的国际人才，成为一家更为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企业。

常振明指出，此次交易有利于增加公司业务的多元性和规模，扩大资产和资本，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力。他强调香港拥有独特竞争优势，是继续发展的理想基地，香港也是中信的“家”，中信会“一如既往地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财政部王保安副部长在出席中信上市仪式并致辞时，对中信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中信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并稳步发展，在“引进来、走出去”，探索现代企业制度，创新应用先进商业模式中始终处在最前沿的位置，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几年在深化改革、先行先试的过程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一刻，常振明想起了美国经典电影《MISSION  IMPOSSIBLE》（《碟中谍》）中无所不能，屡屡完成在他人看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传奇英雄，他引用此著名影片的片名，回眸惊心动魄的上市征程，心潮澎湃。知易行难，这种感受的背后却是中信人为整体上市付出的智慧与汗水。

战略选择

最大的问题浮出水面：中信该选择何种方式上市？

关于上市路径的选择，当时在内地市场和香港市场两个可能性，最终的思路更加倾向于通过香港市场实现整体上市。

中信为什么不发A股，为什么不能IPO呢？

中信自有难处，困难之一是市场估值和监管要求的矛盾。

中信公司作为一家综合性企业集团，在国际市场上有综合企业折扣。举个例子来说，综合企业的资产估值如果是100元，资本市场的出价可能只有90元，甚至80元，这就是所谓“综合企业估值陷阱”。在香港，像中信这样金融与实业并举的企业更是少见，投资者面对庞然大物，习惯简单化地在估值上打个折扣。但财政部明确规定，国有资产不能以低于净资产的价格卖股票，用打折的价格发行上市是财政部不能允许的，因此无法选择IPO的方式。

为什么选择“借壳”而没有选择国内发行IPO的原因比较简单：囿于目前A股市场同一资产不能两次上市的规定，中信集团可选择的只能是海外整体上市。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实现多层次的价值，比如说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对于公司成立以来只从国家获得过2.5亿元资本金的中信，它的发展始终离不开资本市场。很多国有机构的股改上市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注入，但我们这次整体上市希望保持一个特点，即自费改革。”2010年时孔丹说。

困难之二是资产评估问题。中信股份旗下资产大多数已经上市，而其三分之二的净资产来源于中信银行，当时中信银行正面临银行估值的低谷，其H股股价仅为每股净资产的0.7倍。实际按照国际惯例，上市公司的资产价值就是其市价，也就是说，中信银行的股权价值只能以股价来计算，中信股份所持的中信银行近67%的股权价值在其净资产的基础上折了600多亿元，如果按照这种对价去发行新股，国有资产将遭受严重损失。

对于没有在香港IPO，常振明也指出，目前整个中信股份下面已经有很多上市公司，如果再去IPO，投资者会感觉非常困惑。通过注资中信泰富借壳上市的模式，对中信泰富和中信股份都会是双赢的局面。

考虑到中信系公司已有很多在内地和香港上市，担心集团再IPO给投资者造成混乱，所以最终选择了注资的形式。可见，中信集团的整体上市，虽然众多公司是二次上市，但绝非二次融资，而是二次创业，是“专科”检查与“全科”之关系：透过CT或是核磁共振，中信的每一个子公司都是健康的，但这就如同一个健康的人一样，每一个器官的健康并不代表这人的整体健康，还需要血脉、筋骨、精气神，中信的整体上市犹如将一个个已经检查健康的器官，如何在一个人的整体上，通过血脉骨骼联通起来，打通任督二脉，展现精气神，展现炯炯有神、孔武有力、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新中信。

借壳机遇

几经权衡，注资中信泰富映入眼帘。

1986年就已上市的中信泰富是地道的香港本地企业。中信集团于20世纪90年代初收购了中信泰富的控股权，一度达到80%的持股比例。在中信的倾力支持下，中信泰富曾经创造了辉煌的业绩。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中信泰富相继入股国泰航空、港龙航空，投资建设了海底隧道，进入了香港的货运物流业、买入香港电讯，还在新界拥有垃圾处理站等，在香港经济中影响力不断增加。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期间，外汇期货危机使得中信泰富元气大伤。当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布巨亏公告，预计总亏损为155亿港元，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随即向大股东中信集团求救。中信集团调集了集团总部和中信集团在香港的人员组成几个工作组，分别从中信泰富的核心业务、衍生品、银行贷款、审计、法律等领域协助中信泰富“善后”。11月1日，中信集团确定了解决中信泰富问题的方案：一方面紧急向中信泰富提供15亿美元备用信贷，随后中信泰富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向中信集团定向增发14.5亿股股票，替换上述备用信贷。增发完成后，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的持股比例增加到57.6%。

由于中信泰富的股价较低，使得中信集团在资产注入后还能获得较高的股权比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信泰富在经济下行阶段遭遇的困境正好给中信公司整体上市创造了一个机会。

综合考量

如何确保维护股东利益，成了中信决策层重点考虑的大事之一。

由于本次资产注入由于属于关联交易，必须获得中信泰富占比42%的公众股股东的认可。这些股东中间，很多是常年追随中信泰富的老股东，也有加入的新股东，近两年来中信泰富的股价一直低迷，发行价格如果太低，对小股东不利。而对财政部来说，股票价格高又会增加其入股成本，不利于国有资产未来的保值升值。中信集团过去有97%的股份属于财政部，上市后的中信股份按照港交所规定要保障15%流通股，财政部股权要减到最多85%，12%的股份将主要卖给机构投资者。

常振明解释，如果收购采用全部向母公司发行新股的方式，新的中信股份股权将有超过90%的部分由集团控股，这会违反港交所规定的最低公众持股比例（15%）。因此，中信泰富必须对外部股东配售一定数额的股份，这将变相摊薄了国有持股。

“引入外部股东客观上是为了满足交易所的流通要求。合理摊薄国有持股本身已经是一种突破，混合所有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可能一步到位。”常振明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界定了不同企业功能和混合所有制，我们作为国企改革也是一次新的尝试。整个中信到香港上市或说注资到香港，则有利于促进国企改革和下一步商业模式的创新，亦是混合所有制的实践。”

一步险棋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中澳铁矿项目风雨飘摇之际，常振明以黄蘖禅师此语自勉，绝非偶然。厘清了上市的路径，明晰了上市的难点，更艰难却现实的挑战摆在了中信团队的面前：如何稳定中信泰富的股价和如何讲述新中信的故事。

稳定股价

本次交易不仅交易规模大，其复杂程度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既是大宗并购又具有IPO的性质。上市工作启动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论证和监管审批的工作历时冗长，而一旦启动，又必须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把握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交易，这期间内部工作的艰难自不必说。对外的信息保密也至关重要，万一信息泄露导致股价波动超出各方承受范围，将使交易窗口立刻消失。

中信泰富的股价每天都在交易，未来如何波动无法预测，而此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的临时停牌、信息披露、公告、股东大会、监管审批等复杂的流程，任何一个环节把握不好都可能导致股价异动，从而对投资者的心理和小股东情绪产生影响。任何风险，都会导致交易随时停止。

常振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情忐忑：“公告前担心定价太低小股东不满意，公告后担心涨的太多投资者不认可，跌了又担心是不是市场不认可本次交易，每天都如履薄冰。”

股价是关键，毕竟“涨也不行，太低了也有点问题，跌的太低了，小股东投票就有问题了。”此时，股价成了常振明最担心的，根据香港的证券法规，如果交易得不到小股东同意，那么中信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因为对于很多小股东来说，长期持有中信泰富股票损失很大，不过，若是没有中信集团的反向注入，中信泰富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太好，这种局面下，小股东没有“为难”。但到了投资者这里就有了问题：嫌贵！

引入战略投资者

引入投资者的压力也不小。

2014年从3月公告到6月股东大会，要在短短两个多月内，锁定至少满足15%公众股比的认购规模，在当时低迷的市场环境中谈何容易。

于是乎，中信采取了大胆的行动。

新中信配售一没有举行大型投资者路演，二没有公开接受认购竞标，想要入股必须得到来自中信集团的独家邀请。获得邀请后，由来自中信证券和中信集团的高管一对一现场约谈，买卖双方谈的不是入股细节，而是未来合作的可行性以及机构对中信整体战略的意见。

就这样，与传统IPO招揽财务基石投资者不同，收到邀请的战略投资者本身熟悉中信的业务优势，更在乎国企改革的前景。

最终，战略大获全胜，中信共引进了27家中外战略投资者，投资者结构既为多元化又有全球背景，国家社保基金认购股份最多。这些投资者都比较认可中信集团的长期发展战略，有的在产业上与中信有长期合作。

中信的比较优势

中信拥有丰富的“卖点”：中信的资本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在国企改革中能释放出潜在红利；中信的各项业务布局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域高度契合，如城镇化建设、资源能源的进口需求及环保等可持续发展行业等；中信在金融实业方面均有较强的实力，在境内外拥有良好的口碑和品牌；中信管理层十分稳定且经验丰富。

总的来说，买中信就是买中国，上市后“新中信”凭其体量和市场地位将成为港股市场上不可或缺的蓝筹股，而且中信多年的骄人业绩也说明未来能够给股东创造长期回报。

随着交易的不断推进，市场情绪逐渐由质疑转为支持，股价稳步上涨，到8月底交易最终完成前，股价最高涨到16.88港元，相对于入股价格，涨幅超过25%，市场热情可见一斑。

2014年9月1日，新中信如期上市。

新中信扬帆

整体上市并非是中信集团功成名就的标志，却是集团开启新的漫漫征程的起点。

新商业模式

对于新中信而言，下一步主要工作是进行整合，将两家的部分业务真正实现合二为一。

常振明表示，中信作为综合性企业集团，金融和实业应并举发展；“将来希望能成为50%对50%的比例，目标是希望金融和非金融能够并行发展、更加平衡，实业业务的利润能够上升。”

目前，中信金融资产无论是从收入还是利润等方面都占据了集团的大半壁江山，但是未来集团要在巩固中信金融综合优势的同时，充分发挥集团的整体优势和协同效应，将实业类资产做大做强。

“一方面，我们在地产、装备制造等业务领域根据新的市场形势和行业发展趋势，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业务结构，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环保、农业、新能源和医疗养老等领域积极拓展。”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炯说。

 “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所涉及各个领域的领先者，如果我们做不到行业的领先者，我们就会和这个行业的领军者合作，带动我们的快速进步。” 王炯进一步说。

倒逼改革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

王炯表示，经过各方齐心协力，中信股份完成了整体上市这一艰巨和复杂的工作，成为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大型上市企业集团。公司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开拓创新，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管控体系，提升公司管理效益和质量，实现中信持续发展的整体目标，成为一家受市场信任和让股东满意的公司。

本次上市，中信直接引进了包括国资、外资和民营资本等27家投资者，他们和中信泰富最初的中小股东一起，共计占据公司总股本的22%，这些投资者的引进也成为中信对国企混合制改革的一次积极探索和实践的“软性约束”。

中信还将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国际化人才资源、健全的法制环境、先进的公司治理架构等方面优势，更为深入地推进集团的国际化和市场化进程。

上市后，中信将接受国际资本市场的审视，将符合境外的监管要求，这是一次自我挑战，将倒逼中信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公司治理机制。这场改革将新中信内在的巨大发展潜力和活力极大地解放，必将使得中信向更加治理完善、管控有力、运作高效、文化先进的现代企业集团大步迈进。

常振明指出，中信坚持“改革、开放、创新”的精神，在过去30多年里取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已成长为一家国际大型企业集团。今天，中信再一次站在了中国国企改革的前沿，并凭借中信与中国经济高度契合的业务结构，依靠中信经验丰富并具有远见卓识的管理团队，努力打造更加专业化和国际化的现代企业集团，并继续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这不是结束，甚至不能说是结束的开始，只是开始的结束。” 常振明在上市后一次内部通报会上引用了他所钟爱的丘吉尔先生的一句名言，这也预示新中信二次创业已扬帆起锚。

在中信集团发展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每一个中信人所释放出向上的能量，也能洞见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将中信办成真正的公司

中信的历史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可以说，中信的历史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创新的典型案例。改革开放缔造了中信，中信几任董事长在多个场合都曾表示，中信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一直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紧密相连。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什么样的路，中信就走过了什么路。

探索一条与过去不同的路

35年前，中国刚刚从“文革”浩劫中走出，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老一辈革命家凝聚共识，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请荣毅仁出山，为改革开放发挥作用。

1979年10月4日，以荣毅仁为代表的一批中信事业的开拓者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此后的岁月中，中信肩负国家对外开放窗口的重任，多次冲破体制障碍，走出了一条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成长与发展道路。

邓小平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他希望中信能以公司的运作方式走出一条新路，看看按照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行不行。小平同志给中信的任务是引进外资、引进管理、引进技术，被称为三个“引进”。但到底怎么做，谁也没有经验。

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起点，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种种理论羁绊。如何走出一条适合时代发展方向的国有企业发展之路，如何探索出一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路，当时谁都没有把握。阻力越大，冲破阻力的力量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在改革开放中，中信的窗口作用得以迅速放大，具有了推动制度变革的示范作用，它所承载的时代价值早已超越了发起者最初的设计。

改革开放之初，来自体制的缺陷和弊端让人们期待破题之策和破解之人；急需一个勇于开拓却又埋头实干的先行者开辟出新的战场，用当时的话说“得用资本主义的方式与资本主义打交道。”中信以一股全新的力量，撬动了体制变革，成为第一个按经济规律办公司的开拓者。

创业时的艰辛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国家百废待兴，国力有限，除了政策上的一点优势外，中信和其他国有企业相比，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何况当时中信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夹缝中求生存，被认为是国有企业中的“另类”。原董事长王军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回忆创业伊始，他感叹地说：“中信公司创办初期，国家实际拨给的资金只有200万元，公司该怎么办？中信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是中信曾经面对的重大考验。”

荣毅仁为中信公司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公司化运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模式。那时市场经济被认为是异端，谁也不敢冒此大不韪，但又不甘不明确公司的经营规则；荣毅仁明确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体现了改革的魄力。按经济规律办事正式写入中信公司章程，当社会上还在为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争论时，中信已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试行。

对此，王军深有感触，他说：“许多年来，我在多个场合都反复强调，荣毅仁确立了中信走什么路的问题——这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将中信办成真正的公司。”借鉴和采用资本主义国家能为我们所用之处，大胆探索和试验，把国际上通行的一些方法在国内经济建设中逐步推行。

中信公司投资的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

当时，在长期封闭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信在众多业务领域中，吸收和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不能不说是历史的突破。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这一论断今天已经为社会广泛接受，而中信恰是最早的实践者。

由于中信公司所选择的发展模式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创业的艰难是今天难以想象的。曾经有人预言，中信的模式必定会失败，但是中信人顶住了各方压力，在体制的围堵中执着地开拓前行，一点点打破原有的格局，不断建立新的市场规则，不仅在国家对外开放中起到先行作用，也为国内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让中信人深感自豪和欣慰的是，中信公司所开创的事业，今天已经为中国成千上万的企业所模仿推行，在国内普及，这是最大的奉献！

创新是中信的生命力

很多人汇入中信这个大舞台，是渴望投入到这样一个刚刚起步的崭新事业。他们谈到自己为何加入中信时都说，吸引他们加入中信的不是它的条件而是它的体制，它所干的事业是“与众不同”的。的确，中信从创业开始就不断在各个领域创造“市场第一”。

中信所涉足的领域没有一个是国家垄断性行业，从诞生就是在竞争性领域生长，它是如何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障碍和旧观念的束缚？王军说：“创新是中信的生命力所在。”

仪征模式

中信注定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荣毅仁的第一支螃蟹就是创造“仪征模式”。

1978年，江苏仪征化纤一期工程开工建设，这是当时我国乃至世界上特大型的化纤企业，但是当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后，因缺乏资金面临下马，荣毅仁决定采用在国际上发行债券来解决仪征项目的困境。新中国奋斗了几十年，固守着“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局面，虽然在国外发行债券已经成为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近乎是天方夜谭。在传统思维框框下，为什么要到国外发债？突破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就要迈过无数难关。

1982年1月，中信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私募债券，这是新中国首次在国外发债，此举使得国际资本找到与中国发展对接的轨道。时隔不久，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相继在国外发行了债券。

中信的融资方式不仅解决了建设资金，还解决了效率和机制问题。过去，国家与企业长期是“父子关系”，企业赖国家的账，这相当于儿子不还老子钱，早已经习以为常；现在借钱给“儿子”的是外国资本家，有严格的法律契约约束，儿子再也无法赖账了。投资模式的变化带来整体效益的变化，仅仅用3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仪征一期工程，这一投资模式后被称为“仪征模式”。既集借钱者、用钱者和效益享有者的利益与建设单位于一身，让建设单位自负盈亏，用借来的钱增值，再用增值的钱还债和进一步发展。破除了过去在项目建设中，给钱的是一个部门、用钱的是一个部门，收钱的又是另一个部门，大家都不负责任，国家资金投入很多产出却很少的弊病，在利用外资的同时，倒逼中国企业投资建设体制的改革。

从“巧克力大厦”到PPP模式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之初，上百家外商常驻机构落户北京，涉外饭店和公寓却屈指可数，市场需求显而易见。当时中国不存在商业房地产，中信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发展商业房地产业务的房地产部门，首度试水商业地产。中信没有用国家一分钱，自己投资、自己建设，冲破了房地产不能作为商品买卖的限制，建成首个涉外办公大楼——国际大厦，被为称“巧克力大厦”，后来也被称作“小联合国”。国际大厦进入市场，让北京乃至全国其他城市看到了房地产的力量。

经过几十年的创新整合，中信地产成为细分领域的排头兵。随着中信集团整体上市，中信房地产面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新的格局，从过去简单的土地红利带动增长向集约、有内涵、注重公共配套，夯实产业的方向转变。中信地产加大“转方式、调结构的力度，在新一轮的区域开发中，探索以PPP商业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城市运营业务，形成具有中信特色的城镇化品牌和中信地产差异化发展优势。

首开中国咨询业务

中信成立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1981年在中国首推咨询业务。当时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弄明白什么是咨询，更不了解做项目还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计划批准了还需要什么可行性咨询呢？面对封闭多年的中国，外商进入中国没有可靠的资源，没有法律保障，没有专业的中介服务，商业咨询业的短板极大制约了外资在中国的落地。

咨询公司编写的大型工具书《中国投资指南》，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地向海外介绍中国投资环境及有关政策法规的书籍。中信与英国朗曼公司合作，在全球同时发行中英文版本，后来又相继在海外出版日文本、繁体字版本，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高层案头必备的工具书。该书在英国推介时，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场讲话，可见其影响力。

当时，咨询公司开展的所有业务都成为市场首创，例如可行性研究、律师事务、会计师事务……随后，经济咨询业务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租赁落地中国

中信是第一个在中国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第一个成立中外合资租赁公司的。中信成立伊始，荣毅仁就注意到国外迅速兴起的融资租赁这一商业模式，并设法进入中国。融资租赁是集融资和融物、贸易和技术更新于一体的产业，在全球发展为仅次于银行融资的金融业五大支柱产业之一。1981年4月，中信与日本合资成立中国东方租赁公司，并与物资部发起成立中国租赁公司，得以将这一全新模式引入中国。1987年，中信实业银行租赁部在国内第一次以租赁形式为中国民航引进大型飞机，成为唯一进入我国民航飞机租赁市场的金融机构。整个80年代，在外汇资金极其短缺和多数企业没有进出口经营权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争相进入租赁市场，推动这一朝阳产业在中国孕育成长。

海外投资先行者

中国是海外投资的后发者，而中信是海外投资的先行者。

海外战略是中信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支撑力，凭借其在海外30年积蓄的宝贵经验，中信公司“走出去”的先发优势无人能及。

中信公司投资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信就成为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领军者。1984年，中信率先走出国门，在境外利用外资。这本来是符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指导思想的，但是报批项目被某主管部门打回来，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流入，而不是资本流出，到海外投资根本是南辕北辙。”有些人从意识形态上扣帽子：“列宁说过，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行为。”本来从发展经济学上来讲，这是最基本的开放阶段性的道理，当一个国家真正发展起来，形成进入全球市场的初步能力时，开放将从第一阶段的“引进来”转入第二阶段，“走出去”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中国也必然要从开放初期阶段的产品贸易、购买资源转入资本和企业走出去，形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整合生产要素的能力。目前中国企业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世界各个角落，“中国海外军团”也成为全球投资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当年中信出海显然是犯了“天条”。由于存在观念的障碍，中信每走一步，都要受到来自其他部门的“管”：政策管制、计划的管制……，这些阻力都没有挡住中信出海的步伐。

为了解决国内日益高涨的木材需求，1984年，中信在美国投资了第一家海外企业——中信美国西林公司；1985年12月，中信澳大利亚公司以项目融资方式收购了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其中采用的杠杆租赁模式成为许多中国公司学习的典范，也成为MBA课堂上必讲的案例。随后，中信到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越来越多。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外承包工程成为中信大规模“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数个来自西亚和非洲的“总统一号”工程给中信走向全球市场带来数张名片，建立起投资、资本运作、实业带动工程承包相结合的商业模式，对传统工程承包的方式进行了创新。

率先“走出去”的战略给中信带来了深层价值。中信不仅为国家引进了资金和资源，同时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进行磨砺，不断创新投资模式。中信集团副总经理张极井是中信最早的海外征战者。他说：“海外投资经营的‘试错’就是宝贵的学习过程，培养了一批人。”这都为今天中国大批企业走出国门进行了积累。

企业首家创办银行

中信是第一家开办银行的企业，也是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企业。

为了最大限度地引进外资，上世纪80年代，中信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不同币种的债券。然而对中信来说，拿美元相对容易，得人民币却更难。为了一些国内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中信公司不得不用外汇购买人民币，这也让中信的汇率风险日益加大。尤其是日元升值，加大了中信偿债的负担。如何利用市场手段找到新的发展动能，办银行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出来。1987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信实业银行，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企业办的全国性商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成立后创造了中国现代金融史上的诸多第一。

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市场

中信是中国第一家进入国际商用卫星市场的公司。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用卫星需求大涨，国内的通信卫星资源匮乏。由于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控制，卫星进口没有可能。中信冲破了长期封闭垄断的中国通信市场，成立了亚洲卫星公司。作为我国为国外发射的第一颗卫星，亚洲一号卫星对我国卫星发射服务打入国际市场有着重要意义。

继亚洲卫星公司诞生后不久，中国国内陆续成立了不同资本背景的卫星公司，使电子通信产业得以迅速发展。亚洲卫星组建8年后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心脏，1996年6月18日，亚洲卫星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和纽约证交所同时挂牌上市。

中信独特的DNA

中信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公司，并且也是当时中资企业中唯一的蓝筹股公司；

中信是第一家企业办出版社、企业办国家期刊杂志；

中信成立了国内第一家金融性控股公司……。

35年以来，中信在相对封闭的社会条件下起步，开创了无数市场第一，走了一条艰难探索的道路，始终如一地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成为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先行实践者和领军企业。

是什么使得中信有了今天？中信的魂究竟是什么？王军曾不无感慨地说：“是市场化的道路，是创新精神！”

改革是根本，开放是使命，创新是动力。改革、发展、创新，中信的三位一体构筑了中信独特的DNA。

中信整体上市后，有媒体将中信此举说成是“中信变轨”，这恰是对中信改革发展的误读。中信的每一步都不会是、不能是、不愿成为“变轨”，中信的发展是一以贯之的创新精神、改革动力和开放视角完整的统一。

中信的道路不是单一的特定创新，不是盲目的改革，不是没有方向的开放。在中信的发展道路上，在开放中改革、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寻求市场机遇、发掘市场潜力、创新市场模式。改革、开放、创新是密切联系、彼此依托的整体。

邓小平同志为中信公司成立五周年题词

回顾中信35年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一条主线，这就是邓小平为中信题词所说的“勇于创新，多做贡献。”开拓创新赋予了中信一种敢于改变和推动历史的勇气，一种对于中国走向强盛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中信不断探索建立新的具有竞争力的业务组合和组织架构，业务发展的布局更加清晰，为中信整体上市奠定了坚定的基础，最终在中信人的共同努力下实践了上市的梦想。

梦成于今，路行已久。

香港是海外发展的桥头堡

1979年中信公司刚刚成立，就将目光投向香港，同步成立了中信香港公司。当时，香港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对于内地改革开放和中信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中信走过初期创业，就开始调整战略，在香港规划发展新的版图。

力挽狂澜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银行危机中，因为经营管理不善的香港嘉华银行在挤兑风潮中摇摇欲坠。

嘉华银行向中银集团和汇丰银行求援。1985年6月，中银与汇丰达成一致，联手支持嘉华银行，帮助嘉华银行暂时渡过了难关。但是到1985年12月，受新加坡新马财团财务丑闻拖累，嘉华银行再度陷入困境。1986年3月，中信公司对嘉华银行进行重组，成为我国第一家企业在海外收购上市的商业银行。

此次收购对中信来说是商业模式的又一杰作。1992年中国内地才恢复股市，而中信通过海外兼并收购方式拥有了香港上市金融机构。

20世纪90年代，中信嘉华银行年年盈利增幅都在30％以上，1992年更是高达42％，中信入主嘉华银行，不但对收购双方有利，更是对香港金融界和整个商界都大有裨益。“嘉华模式”后来成为政府处理问题“银行”的样板。

香港回归前夕出现了一个新词：“九七大限”。无论褒贬，这反映出香港各界对前途的担忧。一些企业迁移到其他国家，但是也有一些香港的重要企业选择与中资背景的企业合作。香港电讯是香港主要通信经营公司之一，属于环球通信机构英国大东电报局集团的成员公司。香港电讯的股东急于出手20％股份给具有实力的中资公司。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中信香港集团认为此时股价下跌，正是参股的大好时机。但中信收购意向报到国务院有关部委时，有些专家却对这一收购行为“上纲上线”，居然认为中信是帮助英国人在“九七”前撤出。中信领导认为：“英资要跑，谁也挡不住；中资不进来，美资、法资、德资就要进来。在香港回归以前中资企业应该尽可能地进入香港有关国计民生的领域，介入香港经济，尤其是公共事业。”这种高屋建瓴的见识，体现出中信作为大型国企的使命感，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他指出：“在收回香港的过程中，中国的国有公司加入香港基础设施领域，应该受到鼓励。”这也为国有企业进入香港起到一个带头作用。随后，中信香港没有动用国家一分钱，超额完成收购的全部融资安排。中信的进入，给香港很多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随后，中信香港持续持有国泰航空、香港电讯、港龙航空、香港东区海底隧道、澳门电讯等股权和权益。

为国家、为民族的复兴和改革、发展开放搭桥铺路，一直是中信人的信念。

获得发展资本

中信香港的并购资金主要来自借贷，在相当程度上透支的是政府的信用，债务负担过于沉重，且回旋余地极小。如果能够拥有一家上市公司，就可把中信香港旗下的资产注入其中，这样就能把中信香港依靠借贷所购资产的债务转移到上市公司。此时，中信香港急需一个连接资本市场的新平台。若想在短期内上市，只有一条路:买壳上市。这就是说，通过购买一家上市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取得上市的地位，然后注入自己有关业务及资产，实现间接上市的目的。

此时，泰富发展映入眼帘。1989年8月，中信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专门负责收购泰富发展。泰富发展成立于1985年，是一家小型地产公司，1986年，通过收购新鸿基旗下新景丰上市。经过一系列运营，中信香港成为中信泰富第一大股东， 获得了对泰富发展的“壳”的控制，中信香港将旗下的优质资产，包括港龙航空股权、国泰航空股权及澳门电讯股权、香港电讯股权等分别注入中信泰富，使得后者跳跃性地实现资产扩张，实力迅速壮大。这一过程其实是一种双向流动：中信香港将资产及业务注入中信泰富，中信泰富则不断从证券市场筹集资金来收购这些资产和业务，以此来实现集团公司的资产变现，从而使中信香港获得了继续发展所需的雄厚资本。

在全面收购恒昌完成后，中信泰富业务迅猛发展，1990年净资产为7亿港元，到了1996年12月，中信泰富市值达到了957.8亿港元，居香港市值最大上市公司第十位。

以创新谋变求强

1993年8月，中信在美国发行扬基债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市场发行的第一笔债券，也是自1911年湖广铁路债券在美国发行以来，美国投资者认购的第一笔中国公募债券，对此国内外给予高度评价。但此时，中信也渐渐步入还债高峰期，每年连本带利所要偿还的金额平均在5亿元左右，必须尽快“输血”。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中信公司18年来的运营轨道，依靠发外债起步并发展的中信，到了90年代中后期处在高额外债偿债的压力下，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全部用于偿还外债。戴着镣铐跳舞，中信怎能展翅高飞？

中信的债务融资曾经创造了中国第一，但随着时代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外债融资遭遇偿还问题，“借新债还旧债”的路子越来越窄，这成为发展的重要瓶颈。中信的调整是，把工作重点由债务融资转向股权融资，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负债率。

突破分业经营籓篱

1997年，中信的金融业已经具备了银行、证券、基金、保险、信托、期货等金融板块，中国还没有哪家公司有着中信如此门类齐全的金融业务。但根据中国法律，金融混业经营被严格禁止。同年，中信联手央行对全球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深入的研究，参考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方向，设计自身的金融业体制。

1997年，王军提出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设想。

2002年12月5日，中信控股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中信集团本部不再是一个金融机构。集团下成立了中信控股，由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过渡到“法人分业、集团融合”。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

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中信控股公司的成立和运作，成为一个最好的实验室:打破绝对分业模式，积极探索混业方向。中信控股交叉产品的设计紧锣密鼓，但前提是严守分业经营的原则。

2004年1月，中信控股的第一项金融交叉产品——中信金融通在上海推出，这款旗帜性的产品让客户们真正体会到了与其他金融机构不同的服务。作为一名探路者，中信控股的设计和实践，成为中国金融业前行的宝贵经历。

随后，中信提出了在香港建立中信国际金融控股公司的方案。其基点就是以中信嘉华银行为平台，整合中信在海外的金融业务，打造中信海外金融舰队。王军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设想， 5年后在香港得以实现。

在中国资本项目还未开放的时日，中信国金就拥有了一个成就自己的特殊机会:让那些在中国内地、香港及中国台湾从事投资和经营活动的企业成为中信国金的重要客户，并利用中信国金的金融控股平台以及与内地中信金融企业的协同效应，为这些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业务。

有了中信国金，在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战略中，中信集团凭借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已经先人一步了。不断求新，不断求变，中信一直在尝试各种模式。

虽然中信集团几乎拿到了全部的金融业牌照，当时真正能为集团贡献价值的部分还仅限于中信实业银行和中信证券。

不久，证券业务快速成长起来。中信证券一开始仅有2亿元资本金，但是按规定资本金达到10亿元才能做全国的业务，2002年底，中信证券顺利上市，充实了资本，改善了公司治理结构。中信证券迅速成为中信集团投资银行业务的龙头，并快速成长为中国证券业当之无愧的第一。

从2007年起，中信实施了再造信托工程，短短三四年中，中信信托急速发力，从行业第25位跃升至行业龙头。中信信托公司董事长蒲坚总结了中信信托的服务模式，简练地写下了中信信托的经营理念：服务境界＝无边界服务＋无障碍运行。无边界是一个贯通边界的动态过程，清除障碍，满足需求，创造价值;对外无边界，对内无障碍，实现无边界需要创新，实现无障碍需要协同;服务和运行的关键在于态度和艺术，服务和运行以客户满意为最高宗旨。

2009年3月，习近平同志视察中信重工

2002年底，中信实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5.85％，不良贷款270亿元，这成为中信的最大难题，这离巴塞尔协议的要求（2005年前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相距甚远。

时任总经理孔丹分析：“中信实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它的问题是历史遗留的窟窿，唯一的方法是拿钱注入，增加资本金。”钱从哪里来？向国家、央行伸手吗？中信决定走最艰难的一条路——自费改革。用八个字表述这条路就是“先注资，再股改上市”。为达到自费改革目标，中信集团要求各部门勒紧裤腰带向银行输血，消化不良资产。经过整整5年艰苦奋斗，直到2007年中信银行在沪港两地成功上市。

面对国内银行业的激烈竞争，中信没有向国家伸手，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承担了巨大的财务成本，共向中信银行注资272.5亿元，累计核销不良资产248.7亿元，使中信银行净资产大幅提高，资本充足率提前达到监管要求。在此基础上，中信顺利完成了银行的重组、改制、上市工作，开创了中国国有企业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商业银行改制上市的成功范例。

实业兴邦

在国家提出振兴装备制造业和世界制造业产业转移的重大战略机遇降临的时刻，中信重型机械公司的改革被提上议程。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洛阳矿山机器厂，是我国“一五”期间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之一。进入90年代，这家企业和很多国有企业一样，濒临破产。作为政治任务，中信接下了这个辉煌不再的包袱。1996年该企业亏损近9亿元，长期拖欠职工工资。

2004年，新任总经理任沁新提出“云层理论”。他说：“海拔高度超过云层，在人们的眼中不过几座山峰而已，你只要紧盯这几座山峰，就会永远位居全球市场竞争的第一方阵。云层之下，极易被激烈的竞争所淹没。因此，要保持云层之上的优势必须不断地进取和创新。”

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伟大的精神。焦裕禄同志曾在这里战斗、生活了9年。习近平同志说：“焦裕禄精神孕育形成在洛矿，弘扬光大在兰考。”中信对焦裕禄精神的追寻一直不曾停止，中信重机事业在艰难转型时期，总是用激情和意志战胜一个一个困难，这种艰苦创业、奋发有为的精神，正是焦裕禄精神的生动践行。焦裕禄的精神由杨奎烈续写，他用生命诠释了新时代焦裕禄精神的内涵。

凭借顽强拼搏，中信重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06年公司收入突破50亿元，企业跨上一个新的发展平台。此后，公司开始实施“新重机工程”，构建一个包括重铸铁业工部、重型锻造业工部、重型热处理工部的全新制造工艺体系在内的系统性工程。经过持续大规模、高起点的技术改造，中信重机形成了整套现代化、高水平的工艺加工制造体系，成套能力和工程承包能力。这样一个制造体系和生产制造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极为稀缺的资源，这使得中信重机在大型设备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

中信重机一举成为世界一流的高附加值的大型铸锻件生产基地。习近平主席在考察中说：“这里代表了世界先进制造业的水平”。

同样走在产业最前沿的还有中信戴卡轮毂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品牌知名度最高、技术最先进的世界级轮毂制造基地。

中信戴卡的研发中心有着很强的自主研发、同步研发能力，在海外设有欧洲研发中心、北美研究中心和日本研发中心，是中国第一家能与国外主机厂进行同步开发的轮毂企业。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使得中信戴卡有着稳固的地位，掌控国内几乎所有高挡车的市场份额。

面对中信实业板块中的若干优势企业，可以总结出多种商业模式，但所有这些成功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找到了自己的利基，并成功实施了利基战略。中信这些成功企业通过“归核化”的战略成为细分市场上的领先者，并构筑各种进入壁垒，逐渐建立起持久的竞争优势。

海外战略

30多年来，海外战略是中信做大做强的重要支撑力。

2008年6月，中信集团召开海外工作会议。会上，时任董事长孔丹把新时期下中信“稳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提高到“中信集团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和实现集团愿景的必经之路”的重要高度。

对外承包工程是中信“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1995年中信承接了德黑兰地铁项目，伊朗人把此工程称为“总统一号工程”。这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工程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中东第一条地铁，也是中国公司第一次按照国际惯例实施海外工程。德黑兰地铁项目已成为中信公司在中东的一张名片。

2005年，中信与巴西电力集团签订了坎迪奥塔二期工程承包协议，这是中国公司在巴西签的最大火电厂项目；同年，中信又与委内瑞拉住房部签署2万套社会住房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合同，这是中国在委内瑞拉正在施工的最大工程承包项目。

2005年10月， 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向全球招标，这是一个世纪工程。中信的竞争对手来自全球64个顶级工程公司组成的7个投标联合体，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承包商。虽然高手如林，中信并未退却，精心准备，前后不到三个月时间，仅参与招标的法文标书就达760公斤，最终中信中标成功。

建设中的阿尔及利亚高速公路项目

在这个“技术集成”能力极高的项目实施中，中信帮助中国近百家勘察、设计、施工、物流企业和设备供应商进人阿尔及利亚市场，带动中国近6亿美元的机械设备出口和上万人的劳务输出，同时也为阿尔及利亚提供近10万人的就业机会，打破了中国走出去企业单一作战的格局。时任总经理常振明总结：“这就是中信的管理模式，我们自己队伍不大，但能找到最好的合作伙伴。这是创新，也是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

中信将此工程作为“政治工程”来完成。“经济工程”与“政治工程”有何差异？常振明在战前总动员时说:“东西高速公路是政治工程，是总统工程，是中阿两国的友谊工程。因此，工期第一、质量第二、成本第三，确保工期是我们的最大目标，最后才是我们挣不挣钱的问题……，我们的措施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变被动为主动，帮助政府解决问题。”讲政治就是要勇于担责任，在这种原则下，工期就是最大的目标，虽然及时全面竣工中有道不尽的苦涩和汗水。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称赞：“这不仅是你们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张名片，更是你们在整个非洲的名片。”

这张名片把中信人又带入了更多的国家。

2007年，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总承包商将参与安哥拉的重建和开发。安哥拉社会住房项目成为我国国外承包工程的又一里程碑。在安哥拉这个最大住房项目中，中信建设集团摒弃传统工程模式，帮助安哥拉规划了一个覆盖建筑产业链和社区配套本地化运营计划。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中信深耕安哥拉市场创造了条件，目前形成了包括住房、农业、矿业、旅游等在内的多个业务板块。

中国新一阶段的“走出去”势必将集中我国各个领域的优势资源，共赴海外开辟更高层的业务。中信建设以“中信联合舰队”的模式整合资源、集中优势，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超大型工程交付能力，实现与国际领先承包商相抗衡的竞争优势，促进中国企业有序地走出去。同时配合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输出部分过剩产能，引进更多国外资源，形成以工程为核心的资源全球优化配置。中信建设在安哥拉项目中将中国在家电、建材领域的产能有效转移到国外，同时为我国引进矿产、粮食等资源提供有利条件，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为国家获取战略资源和缓解建筑工程相关产业产能过剩承担了作为国有企业的责任。

经过多年的实践，2014年中信建设依托中信集团的综合优势，创新性地提出了“以投资、融资和为业主前期服务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差异化经营战略，打造了“中信联合舰队”的商业模式，探索并形成了工程、金融、资源、实业“四位一体”的业务架构。

不辱使命

金融、实业，国内、国外，中信集团各个行业都在不断整合、创新，正在从“若干领域领先，综合优势明显”转变成“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大型企业集团，并在更多领域同时发力。

在中信35年的跋涉中，“创新”是贯穿全部发展历史的精神和从来不变的发展方式。几代中信人不辱使命，贡献了自己的精神和汗水。今天的中信已经家大业大，扬帆出海整体上市。但是中信人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创业和创新精神。

这，就是中信的生命力所在！

链接：

中信上市大事记

·2008年，中信集团将“若干领域领先，综合优势明显”的企业发展战略的表述调了一个个儿，改为:“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

·2014年3月26日，中信泰富正式对外公告，与控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将以现金及配售新股(代价股份)形式收购中信股份100%股权。新中信成功引入了境内外共27家投资者，总认购金额达532.7亿港元。

·2014年8月25日，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宣布,在获得所有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后，已完成对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改名为“中国中信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收购。

·2014年8月27日中信泰富更名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CITIC LIMITED)”。

·2014年9月1日起公司以此名称开始股票交易。

中信的改革、开放与创新大事记

·1979年，在邓小平直接倡导和支持下，由荣毅仁出面创办中信公司。

·1979年，中信成立时设立房地产部，是中国第一家发展商业房地产业务的企业。

·1980年2月，成立中国第一家开展国际经济咨询业务的子公司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

·1980年11月，成立中国第一家开展租赁业务的子公司中国东方租赁公司。

·1982年，中信公司在日本发行企业债券，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发行债券的企业。募集来的资金投入江苏省仪征化纤。

·1985年12月，与美铝签约投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是第一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

·1986年，组建中信嘉华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的企业，同年，中信泰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是中国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公司。

·1986年，中信房地产公司成立，是中国首批具有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

·1987年4月，经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信实业银行正式成立。

·1990年4月，亚洲卫星公司发射亚洲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成为亚洲地区第一家涉足国际商用卫星通信和商用卫星运营的公司。

·1993年7月，中信实业银行代理中信公司在美国成功发行2.5亿美元扬基债券，这是自1911年以来，中国企业首次进入美国市场发行的公募债。

·1993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并入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

·1994年，中信实业银行代理中信集团向日本金融机构发行0.5亿美元和50亿日元商业票据，这是中国企业首次以自己的信誉在国外发行商业票据；是国内银行业首家开展速汇即付业务的银行；是国内唯一承销国外债券的金融机构。

· 1996年，中信实业银行作为牵头行和代理行筹组2.69亿美元伊朗地铁项目，是当时国内融资规模最大、参加银行数量最多的出口信贷业务，开创了国内银行以银团方式提供出口信贷的先河。

·2000年，由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和英国保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

·2002年12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中信证券向社会公开发行4亿股普通A股股票，2003年1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

·2006年11月，中信银行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2006年12月，中信银行整体改制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4月，中信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同步上市。

·2009年5月，中信银行收购中信国金70.32%股权，中信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上交所发出公告，宣布以135.63亿港元现金收购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70.32%的权益，每股对价为港币3.35元，市净率为1.43倍。此次收购对中信银行的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

·2011年7月，中信银行先后完成A+H配股融资工作。本次A股配股认配率达到99.01%，H股总体认购股数达到此次配股总数的300%以上，均居同业前列，最终共募得资金人民币257.86亿元，成为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迄今为止最大的再融资项目，以及2011年以来香港市场最大的再融资项目。

·2011年9月－10月中信证券首次完成H股发行。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中信证券总资产2714亿元，净资产877亿元，净资本348亿元，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证券公司。2013年，中信证券各项主营业务排名继续位居中国证券行业前列。

（编辑  季节）

 

2014年10月9日，《经济导刊》编辑部举办“中国分配问题再认识”研讨会。来自人民大学、政法大学、清华大学、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人事社会保障部、中国黄金集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我国当前分配问题的现状、原因和解决途径，发表了意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急剧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且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央提出“五统筹”，开始采取多项措施，缓解分配差距问题。理论界的讨论，将分配不公的原因多归结于政府越位、腐败、国企“垄断”以及城乡和区域差距等，回避社会“阶层”分化这一根本问题，以及主张用“进一步市场化”来解决分配问题。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目前主要集中在调整国有部门的收入方面。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通过历史资料的整理得出鲜明结论：在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下，资本收益增长快于劳动收入增长是客观趋势，不存在所谓“倒U型曲线”。一石激起千层浪，它激发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知，触动他们正视当代社会出现的问题，关怀广大人民的利益。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回避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形式是分配形式的决定因素。脱离基本的生产关系讨论分配问题和分配改革，不可能抓到问题的根本。在今天，这一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

以下是到会专家意见的概括整理。

中国收入分配的现状

改革开放前，在普遍公有制条件下，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平均化程度很高，形象地说，当时的收入水平是城乡两大“平台”。1981至1987年，我国基尼系数不超过0.3。改革初期引进竞争机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公有制企业中打破平均主义和铁饭碗。激发人们获利的积极性，拉开收入差距。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急剧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基尼系数为0.47。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长期看趋于下降。

十六大以来，中央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方面，有了明显变化。一是从之前的效率优先，转为兼顾效率和公平、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公平。二是明确“两个比重”：提高个人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三是强调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操作层面形成了“提低调高扩中”、取缔非法收入的分配改革思路。但实际上，十年以来“两个比重”在继续降低；国家提高了低保和最低工资标准，但效果不显著。初次分配的情况更不乐观。对资源的私人占有不断扩展（如地产），资本势力不断扩展。会上有专家认为，近十年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成效。

关于分配不平等的根源

近些年，关于当前分配不平等的原因的讨论，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多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发展历史形成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二是政府腐败；三是国民收入中财政比重太高导致居民收入份额减少；四是国企垄断及国企职工高收入。其政策含义所指，就是“进一步限制政府权力、推进国企产权改革和破除垄断”等等，通过推进市场化解决分配公平问题。

在会上，部分学者也表达了上述意见。有人指出：目前主要问题是政府权力过大，地方政府全面介入经济活动，作用类似“总公司”，干扰经济、助长腐败，严重损害政府威信。因此要把腐败作为解决分配问题的重点，同时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

也有人认为，由于我国要素市场不成熟，国有企业的人员流动性差，体制内人员工资和市场不（完全）接轨、没有按市场调节形成劳动力价格，导致体制内外工资不平等。对此，人社部专家介绍：当前，国有企业平均工资和非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的比例（不考虑企业规模），大体是10：6的关系。问题不在于国企工资太高，而是非国有企业、小微企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偏低，增长慢。但政府每次出台调高工资标准的政策，都引起私企一片抗议“成本无法承受”，要转投东南亚。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还要留住它们。实际上，我国现实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对企业工资水平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也有专家指出：收入分配差距大，实质是发展中的问题；收入分配和政治上的腐败，两者性质不同，不能画等号。关于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是否合理，只能在具体环境中评价，现在还没有国际公认的评价标准。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近20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迅速超过了公有制经济，这是当今社会的基本现实。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劳资矛盾，是分配不公平问题的要害。上面所列四方面原因，有些只能说明部分问题，有些则似是而非。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学受自由主义肤浅理论的影响、理论混乱的状况。甚至有人有意把大众的不满情绪导向从根本上否定政府、否定国有经济的方向。

当前国内各类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经济总量、在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均占到80%或80%以上。“改制”使国有企业大量破产或被私营收购，用极不公平的方式造出了一个富人群体。在财富分布不平衡导致收入的不平衡，一小部分资本所有者得到财富的大部分。我国初次分配中，资本份额不断上升，劳动的份额下降；而且资本通过市场加倍扩展，工人、教师等多数民众的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总量增长，在初次分配中没有有效调节措施。

几年前，有学者用“综合权重”方法，经调查研究测算出影响基尼系数的各种因素所占比重：私有经济占58.9%，地区差距23.4%，城乡差距8.5%，其它高收入6.3%，垄断2.9%。研究方法可以讨论，但这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基本吻合。

有些学者回避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把批评矛头指向“国企工资高于非公企业”，认为这是导致社会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这是缺乏基本常识。和其他经济成分相比，国企内部分配的差距不如私企，工人和管理层的对立较轻，员工收入、社保、福利待遇较好。而且国企照章纳税（百元税负国企为8元，民营和外资分别为2.3元、3.2元），足额交纳社保基金。让广大职工的收入稳步提高（在竞争性领域国企工资并不高），这是发展经济的本意，应当成为其他经济成分学习的榜样。这才是“提低”。“调高”的结果是砍下劳动收入而不是调节资本收入，“两个比重”就更加无法提高，整个收入政策错位。这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是激励手段的错配、不符合市场规律。

至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的提高，这本是税制改革的成果，有利于国力的提高。一般来说，财政占GDP比重和经济发展程度正相关。财政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混淆概念（当然财政管理有待改进、需要扼住腐败源头）。

关于政府过分干预市场的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不是简单用“关进笼子里”一句话可以解决的。

有人把分配不公主要归结为腐败问题，主张尽量限制政府干预，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来解决问题，所谓“改革中的问题要靠深化（市场）改革解决”。腐败是分配不公的次要因素，市场化本身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目前党和政府正在大力整治腐败，在制度层面实现监督常态化是治本之策。城乡、地区和行业之间，劳动者收入的不合理差距需要调整。

资本主义的历史证明“倒U型曲线”不存在

西方经济学的“倒U型曲线”论认为：随着市场化推动经济发展，最终可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但这不符合近100多年的历史事实。

按照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分析，政治比经济、政策比市场对收入分配、财富积累的影响更大，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的加剧与减缓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包括欧美国家，凡是自由市场盛行的时期，贫富差距都是加剧的；而其国内贫富差距缩小的时期，要么是由于打仗，要么是管制资本主义，也就是政府干预，劳资力量对比变化所致。最近三十年，自由市场再次盛行，世界各国内部贫富分化都在加剧。

西方一些经济学家也承认，“倒U型曲线”理论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理论，它的作用就是要劳动阶层相信，顺从资本主义市场最终会带来公平。但市场竞争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赢家通吃，必然拉大贫富差距。如果没有政府的分配政策，靠市场解决贫富分化是不可能的。

观察劳资关系需要全球化视角

有学者指出：看分配问题要有系统的眼光。分配的格局取决于整个经济结构，包括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变动。至少要考虑三方面：一是在体制改革过程中财产的再分配，包括对国企改制的经验教训，要全面客观地分析。第二，资源资本化和资产价格波动的进程中，少部分人的财产迅速膨胀，如少数房地产商的暴富。对2009年以来资产价格的巨大波动和所谓“财富效应”需要加以关注，尚待理论化、细化。皮凯蒂的书强调了这一点。第三是全球化因素，我国庞大的出口加工业，拉动2.5亿农民进城做工，以极低的工资受雇于国际资本及其代理人，他们的工资水平成为广大职工的基准参照系。

正是我国经济和全球市场高度“融合”，大量外资企业在中国建厂、雇佣中国劳工，造成“企业高管向外资看齐、广大职工向农民工看齐”的局面。这是今天中国劳动市场的现实，也是造成当今收入分配格局的决定性因素。我们看分配问题，同样要有历史眼光和全球眼光。

这一分配格局，也是今天中国经济结构基本格局的外部表现。正是“依赖外资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的拉动，形成了今天以中低档技术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它曾支持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今天已临近终点。再循着这条路走下去，结构将会极度扭曲，未来将被迫进行代价更大的调整，也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由于80%以上的劳动力受雇于非公经济，所形成的“就业竞争”机制把工资尽可能压到最低，使整个分配格局出现失衡。至于所谓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主要谈的还是劳动收入，而且都是技术性的。如果不看清这一原因，还要进一步降低国有企业比重，要想解决贫富分化，就是南辕北辙。尤其是在我们目前二次分配调解力度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进一步私有化的结果必然是拉大贫富分化。

国有企业薪酬改革：如何进一步完善

据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113家中央企业平均工资为6.9万元，集团副总经理以上干部年薪平均不到70万元。高管薪酬为平均工资的10-11倍（各企业的情况有区别）。高管薪酬分为职位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分别占1/3和2/3），绩效年薪中的30%留待任期考核发放。

来自人社部的专家介绍了国有企业工资改革情况。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企高管薪酬和企业平均工资之比不超过2-3倍；之后又规定不超过本企业的4倍、不超过社会平均工资的6倍。经反复调查研究，2003年国企薪酬改革方案出台，规定高管薪酬与企业平均工资之比为12-13倍。应该肯定，这一改革对近十几年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果国企老总还拿不到10万元，那他们的动力在哪里？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工资改革总体是比较成功的。当然，最近几年职工的工资增长也较快。

当前的问题，是部分国有企业（特别是金融行业）高管工资水平偏高，尤其是五大银行之外的金融企业。企业内绩效考核也不完善，而且有许多非主观因素决定企业绩效（包括时间），影响当期绩效和高管收入挂钩。国企工资具体条例涉及多方面问题，比较复杂。

今年秋季出台的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是按照2013年春发布的《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的精神制定的。这一指导意见经过了充分的酝酿过程。

有些人认为：限制高管薪酬反映了社会的要求。国企高管和政府公务员之间的选拔程序大体一致，管理办法也差不多。国企高管和政府干部的角色常有互换。一些交换国企任职的干部工作能力一般，但国企高管的收入远远高于同职级的公务员。这是限薪的一个重要原因。工资改革从国企起步，阻力也相对小些。

来自大型国企的高层管理人员认为，中央企业有不同类型，比如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军工集团），重大公共服务的（民航铁路），关系国家能源安全的（三桶油），其他参与市场竞争的，国企管理者承担繁重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国企高管薪酬是参照国内各类企业经理人的一般薪酬水平从低制定，但客观上存在人才市场和薪酬的竞争。如果不顾实际情况“一刀切”，不利于发挥人才的积极性，不利于留住人才。

有人说中央企业能从银行拿到便宜的资金。其实，效益好的大型民营企业（联想、华为等）照样可以拿到，不比大型央企差。银行融资难，关键是中小企业难，主要是企业信誉问题。小微企业里工资低且拖欠工资，但政府调控不到位。央企贷款没有“跑路”的。而且国有企业的实际税负远远高于私营和外资企业。

建议高管薪酬的调整，要分类考虑、统筹兼顾，并根据企业负责人较长期的经营绩效及对企业发展作出的贡献，体现收入的差别。

货币政策和国际资本对分配的影响

有专家指出：谈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不能只看国内劳资关系、国有资本与私营资本的关系，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等问题，需要考虑国际资本这一重要变量的作用。

从资本角度来思考，中国的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所产生的利润之比是20%（不足）和80%（多）的关系；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利润之比是30%和70%的关系。这一情况和皮凯蒂的分析基本一致。

皮凯蒂指出，在经济政策中，货币政策比其它经济政策（如产业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更大。例如，通货膨胀对一般储蓄者的影响比对一般投资者的影响要大得多，对穷人的影响比对富人的影响要大得多，扮演的是“劫贫济富”的角色。一战及二战之后，德国的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令大众苦不堪言。德国人至今仍谈通胀色变。

国内利率与汇率政策也会直接影响收入与财富的分配。近年来对存款利率实行管制的同时，贷款利率实际放开。这实际上是把储户的收入转移为金融机构的收入。

金融对外逐渐开放后，美元等外币资金大量进入中国、兑换成人民币。这样国内人民币供给被不断压缩（因为央行实行货币总量管理）。因银根偏紧，“影子银行”兴盛，大批资金经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进入民间资金市场，利率通常在15%-20%。

另一方面，近十年人民币汇率一直呈上升势头，2005年至今累计升值达25%；次贷危机以来中美之间的银行利差稳步扩大（美联邦基准利率0.25%，中国人民币1年期贷款名义利率6%）。这两个因素吸引低成本的外资不断涌入，仅美国“量化宽松”释出的资金大约有60%-70%进入中国。这些美元只需兑成人民币趴在银行，就可轻松赚取8%的年收益率，比皮凯蒂估算的国际资金平均收益率5%要高得多。这实际上是把中资企业的利润转移给外国资本，也就是国民收入的流失。按每年2-3千亿美元流出量保守估计，非正常资金流出（也就是国民收入的流失）在5000亿人民币以上。（套利资金卷走利息160-300亿美元，富人转移资金500亿美元，估计跨国公司避税300-500亿人民币）

总之，今天在金融方面遇到的问题，是“拿了房子就赚钱，拿了美元就赚钱”。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全球金融家联合吮吸劳动者的血汗。财富积攒不到国家和老百姓的手里。财富都流走了，还拿什么分配？

如何改善收入分配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专家一致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我们今天必须把处理好分配问题提到一个高度和日程上来。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在今天的条件下，没有公平作为保证，效率的提高也会受阻。

有专家提出，一次分配还是要深化体制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明确产权关系，如发展员工期权和持股，作为维系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呼应；农村以土地承包权为基础的股份制等。

还有专家认为，政策是解决分配问题的关键。我们恰恰是由于不能正视财产不平衡这一实质问题，分配体制改革方案迟迟拿不出来，只是在工资分配、个人所得税调节劳动收入上打转转。在二次分配方面推出一些关键措施，如财产公示，征收房产税和遗产税等等（一些西方国家遗产税甚至达到50%）。改革要实现收入公平、共同富裕，就应该重点从限制财产收入、提高劳动收入的分配政策着手。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新自由主义正式走到台前，由经济思潮逐步转化为一系列的政策主张，进而被作为主导性的治理范式推向全球。如今30多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在各国付诸实践的效果究竟如何，它向历史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经济成绩单，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探究和思索。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其基本政策主张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作为一种经济学说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但由于其保守的立场及其不合时宜的政策主张，在相当时期里不为学界和社会所接受，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战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失效。为了解决通货膨胀以及更为根本的劳资力量对比不利于资本积累的问题，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并推动了其兴起和向全球的传播。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先后在英美两国胜选后，开始实施自由化改革，措施包括公共部门企业和服务的私有化，政府放松市场管制，特别是“金融去监管化”，削减税率、刺激供给，实行货币紧缩、抑制通货膨胀，减少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压低工资、打击工会等等。英美进而在西欧推行其治理模式，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仍盛行一时。后来西欧诸国藉由“第三条道路”与新自由主义拉开距离，英国也在陷入衰退后疏远了这一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体现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华盛顿共识”[1]出笼，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具体转化为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的政策纲领，迅速向拉美、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广泛蔓延。

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政策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即被智利采纳，在美国培养的一批经济学者“芝加哥弟子”影响下，皮诺切特实施了以开放市场和减少国家干预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1985年美国趁拉美爆发债务危机强制拉美国家接受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要求这些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及其主导下的国际金融机构还更多地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推销“华盛顿共识”，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从20世纪末到本世纪以来，拉美国家汲取了教训，出现了政坛集体左倾化的趋势，开始疏远新自由主义。

在苏联、东欧地区，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盖达尔等一批政府领导人主张采用新自由主义学说来指导俄罗斯的经济转轨，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向俄罗斯政府推荐了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改个模式，其内容包括全面放开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管制，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财政、货币双紧缩政策等。后来东欧国家也大部分采用了类似的经济政策。随着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普京的上台，“休克疗法”宣告破产。

在亚洲，印度尼西亚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由美国培养扶植的所谓“伯克利黑帮”执掌经济战略和政策制定大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1991年，美国国会议员和知名学者组成代表团到东亚国家游说，宣称该地区加快实行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将为该地区创造数千亿美元的巨大利益。在其直接推行下，一些亚洲国家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中尤以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最为积极。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才有所警醒并开始调整经济政策。

在北非，1991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为了免除债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一项关于经济结构改革的协议，开始实行自由化、私有化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规划，着重实施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

以“华盛顿共识”为典型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三化”，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行的“经济全球化”。所谓“市场化”是基于对市场的盲目崇信，主张把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都交给市场去自发调节。所谓“自由化”是指反对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不仅在国内让市场自由配置各种资源，还要求实现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自由化。所谓“私有化”是基于对公有制天生效率低下的偏见，主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旨在清除其他地区对国际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设置的壁垒，使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能够占据更多的资源、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获取超额利润。

新自由主义泛滥的经济后果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时期，发达国家的资本利润率有了一定回升，拉美国家一度恢复了短暂的低速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不断加强。然而，这些有限的成绩是以加剧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为代价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总的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施行不仅延缓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步速，而且造成了全面的经济困境。

经济增长显著减速甚至陷入衰退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提速反而明显减缓，一些国家甚至陷入严重经济倒退，这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施行于欧美、拉美、苏东及俄罗斯、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时期（1981-1998年），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与前一个时期（1951-1980年）相比，从4.5%下降到了2.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则下降了一半（从2.6%下降到1.3%）。[2]

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恢复经济增长，而结果令人失望。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增长呈现一种明显的前高后低、逐步衰退的态势：1991-1994年经济增长率不足4%，1998年后，拉美由于接连发生经济危机或金融动荡，1999年和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5%和0.3%，2002年又下降了0.5个百分点。这远远低于国际金融机构1997年时的估计，基本上重新陷入80年代债务危机后的那种停滞和衰退状态。[3]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公布数字，拉美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1960年为8%，到21世纪初仅为4%。

在俄罗斯，实行转型的10年里经济大幅下滑。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多，而10年后仅为中国的1/3。前苏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基本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都没能取得预想成效，而是迎来了令人沮丧的“转型萧条”。到2003年，在26个苏东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其1990年的水平，其中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其1990年的40％左右。直到2007年，仍然有5个国家经济总量没有恢复到其1990年的水平。[4]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的“转型萧条”要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大约是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战争。[5]

印度尼西亚在亚洲国家中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时间最长，所受伤害也最深重，经济表现远不及东亚以及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印尼1985-2007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2%，在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处于最下游水平。[6]1997年金融危机时印尼曾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进行干预，而在这一年它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负增长高达12.8%。[7]泰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在美国的游说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后，短短几年后就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蒙受了几千亿美元的重大损失，有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倒退了十多年。1998年，泰国、印尼和韩国都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印尼-13.1%，泰国-10.5%/10.8%，韩国-6.7%。[8]

事实上，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即使是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其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之后也遭遇了严重打击。20世纪90年代初投机泡沫的破灭，使得日本到90年代中期资产价值损失达1000万亿日元，为GDP的2.4倍，和1929年后美国大危机造成的资本损失是其GDP的1.9倍相比，损失更为巨大。[9]

作为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的始作俑者，英美两国的经济也在世纪之交走向衰退。互联网泡沫破裂不久，美国走出了经济低谷，一度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最佳范例。然而，美国经济增长凭借的是对外推行美元霸权和经济全球化，为了控制资源和市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对内则依靠推行金融衍生新工具，这是以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和财政恶化为条件的，特别是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巨大风险和灾难，使得这种范例不可重复、不可分享。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断深化，标志着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遭到致命性重创。

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经济主权削弱

在拉美国家和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国家因此遭受巨大社会和经济损失。俄罗斯500家最大的企业在私有化时，有324家的平均出售价格还不到400万美元，1993-1996年为俄罗斯私有化的高潮时期，这期间国家私有化的收入，只占GDP的0.02%-0.04%，占预算收入的0.13%-0.16%。[10]俄罗斯在私有化期间的损失总计为9500万亿卢布，约合1.7万亿美元，其中经济损失为一万亿美元，社会损失为0.7万亿美元。这相当于1996年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损失的2.5倍。[11]

更为重要的是，大规模的私有化再加上迅速的自由化、市场化，使这些国家的产业迅速向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集中，为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外资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大开方便之门，结果并没有形成原来预想的企业家阶层和私有经济的效率，而是令本国的经济安全大为削弱，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大大降低。

1992年，阿根廷由外资控制的银行资产仅占12%，到1997年上升到52%，2001年进一步上升到67%，在阿根廷最大的10家银行中，被外国资本控股的银行达到8家。伴随着金融私有化和自由化，阿根廷货币的美元化趋势日益加深，外债迅速增长，金融主权受到削弱，金融动荡不断，以致2001年爆发了金融危机。由于货币贬值、银行瘫痪和存款冻结，阿根廷发生了波及全国的社会动乱，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仅在一个月内就更换了5位总统。在外资的控制以及进口商品的冲击下，拉美国家的民族工业遭到严重损害，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20世纪80年代的制造业产值分别占GDP的31%（1989年）、35%（1982年）和26%，2001年时这个比率已经下降到了17%、21%和19%。[12]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埃及曾被标榜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典范，政府在几年之内将利润丰厚的国有企业拍卖给了国外跨国公司或本国少数私人资本，2004年之后又开始出售国有银行，其中埃及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亚历山大银行出售给了外国资本。与此同时，埃及放松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并先后取消了红利税、资本收益税、债券投资利息税，助长了房地产和证券投机。而曾经作为埃及经济支柱的民族工业日益衰退，埃及经济成为名副其实的“依附经济”，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埃及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干脆以“自由主义病毒”来称呼新自由主义。

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和银行业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丧失了主导权。在匈牙利、波兰、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这7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外国资本占银行业的65%以上，在爱沙尼亚居然达到了80%；外资对这些国家的工业的控制程度也很高，有3个国家超过了50%，其中克罗地亚甚至达到了85%。外资的涌入并没有为东欧带来经济繁荣，在这方面，匈牙利的例子十分典型。由于国内的新兴阶级没有能力购买大中型国有企业，导致最终收购者多是外国资本。在1998年私有化运动结束的时候，原来属于国有的生产资料80％以上成为私人财产或外国资本的囊中之物，国家保留的国有资产减到社会总资产20％以下。在此期间，经济不进反退，尤其在1990-1993年间，经济连年衰退，国内生产总值总共下降了近20％。即便到了2006年，也只有1989年水平的126%。[13]

失业问题和贫富分化急剧尖锐

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措施后，许多国家的政府以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经济和市场化为由，限制工会权利，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有意识地提高失业率，迫使工人阶级接受低工资。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图1反映的是欧盟委员会提供的欧洲核心15国和美国的平均失业率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些总体的失业率水平是快速上升的，从4%左右上升到了9%左右，之后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在高位。尽管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2008年危机之后这个数据又开始上升。

图1 欧美平均失业率水平（%）：1960-2009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MMECO）

由于失业率较高而且工人斗争性减弱，加之新自由主义推行的资本自由流动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纳入到国际垄断资本的雇佣范围内，大大加强了资方在工人和政府面前的谈判地位，因而，在资本利润率有所提高的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出现了下降趋势。以拉美国家为例，1980-1991年，玻利维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73%；1980-1992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工人的实际工资分别下降了68%、65%和53%；1980-1994年，阿根廷、乌拉圭工人的实际工资分别下降了14%和21%。[14]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下，各国内部出现了越来越深的贫富鸿沟。在英国，社会不平等的扩大成了保守党政府下台的重要原因；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也在短期内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极少数人暴富（多为非生产性手段），绝大多数人赤贫的畸形社会，1997年俄罗斯的基尼系数达到0.5，贫困人口由1988年的2%上升到1995年的50%[15]；阿根廷则出现了一个新的、被社会学家称为“新穷人”的群体。一些前苏东国家由转型之前处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阵营，跌入到最不平等的国家行列，最为突出的是亚美尼亚，在1996-1998期间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高达0.61。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多年来持续扩大，1979-2007年，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长了51%，而最富的10%家庭收入增长了116%，最富的1%家庭收入增长了241%。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近期一项研究显示，2009-2012年，美国最富的1%人群攫取了美国新增财富的95%。[16]

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据世界银行统计，在新自由主义刚有所抬头的1973年，世界最富有国家人均收入是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44倍，到2009年则达到330多倍；高收入国家的10亿人口拥有全球财富的60%，中收入国家的15亿人口和低收入国家的35亿人口各拥有20%。[17]

由于国与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收入差距都在拉大，全球的贫富分化极其严重。根据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家庭财富分布情况》，在2000年，世界上1％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高达40％的全球家庭财富；世界上2％最富有的成年人口则拥有一半以上的全球家庭财富；世界上10％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85％全球家庭财富。全球家庭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892，相当于如果全球总共只有100个人和1000美元的话，其中一个人拥有900美元，而其余的每个人拥有1美元。

全球性两极分化，经济增长缓慢，导致了世界贫困问题日趋严峻，也成为世界动荡不安、冲突频繁、恐怖主义泛滥的重要根源。

全球范围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结构失衡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使得许多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大量民众相对和绝对贫困化，导致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减少，从而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现象。1999年2月，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曾警告说，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计算机芯片、钢铁、汽车、纺织以及化工等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并指出当时世界工业生产能力的实际利用率水平接近于1930年以来的最差水平。[18]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情况更加恶化。以美国为例（见图2），其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在1948-1980年期间平均为82.9%，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平均只有78.1%。[19]欧洲的情况和美国比较类似，而拉美的产能利用率在上世纪最后20年也在低处徘徊。由于相对过剩的资本在生产领域不能获利，转而进入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房地产市场等投机领域，吹起了大量资产泡沫。

图2 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1948-2010年

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推行的经济全球化和美元霸权，使世界经济积累了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从日本、欧洲以及近年来从中国的大量进口，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除了1991年外）其出口一直小于进口，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贸易逆差。从2003年开始，其经常账户赤字超过了5000亿美元，并在2006年达到了8000亿美元，即便是在危机之后的2010年仍然高达4700亿美元。目前，美国已经形成巨额外债，到2011年9月，美国的外债总额已经达到近15万亿美元[1]，超过了其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出现高额顺差，积累大量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资金为保值和增值又回投到美国金融市场，推动美国资产价格上涨。

随着全球资本过剩和经济失衡不断加剧，金融泡沫也在加速膨胀。新自由主义推行的金融自由化，解除对金融部门的管制，更为各种金融欺诈、投机泡沫铺平了道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现象。以美国为例，美国金融业在国内总利润当中所分割的比重越来越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30%左右，并在本世纪初一度达到45%，而同期制造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一度降到10%以下，目前也低于20%。尽管在一段时间内，金融资本可能依靠吸纳更多的资金进入金融部门而获利，但金融领域利润毕竟最终来源于实体经济部门，因此，这一过程是不可能持久的。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发

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推行的后果之一，是使这些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以拉美为例，继20世纪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在90年代初接受新自由主义方案之后的短短十年时间里，又接连出现多次较大危机：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1998-1999年，巴西在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严重金融危机；2001年底，经济发展百年不衰、人均年收入曾达到8000美元，又成为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明星的阿根廷，由于连续数年负增长，经济衰退达到创纪录的11%，接近崩溃边缘；2002年，巴西和乌拉圭又陷入金融动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近30年时间里，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出现过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没有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破产。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也不时发生。导致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标志的深化，可以说是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急转直下，全球GDP在2009年下降了2.2%，失业人口总数近2.12亿人，失业率为6.6%，比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增加了3400万人。

在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美国股市大量财富蒸发，其标准普尔500指数从危机前最高的1562点，之后一度下跌到677点，跌幅高达57%。同时，其经济总量跌幅也达到了4.2%，失业率从4.4%上升到了10%，失业人口从673万上升到了1535万。危机中，大量家庭失去住房，据估计，从危机爆发到2014年3月，已经有500万套住房被银行收回，而且这个数据还在不断增长。[21]按照美国官方统计，美国贫困人口在2010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618万，大约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处于贫困之中。[22]危机迅速向其他发达国家蔓延，金融市场风雨飘摇，经济迅速陷入衰退，欧洲相当一批国家到现在尚未完全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

很多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利用金融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繁荣的国家都受到沉重打击。欧洲小国冰岛十多年来由于金融业的超常发展，使经济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曾排世界首位。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冰岛的金融体系遭受沉重打击，货币大幅贬值，外债高筑，国家濒临破产。

危机还广泛波及到亚洲、东欧、拉美、非洲，尤其是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后，对外资依赖程度过高、经济主权受到削弱的国家和地区，受冲击更为严重，例如前苏东地区，2009年整个地区产出下降近6%，拉脱维亚、乌克兰、立陶宛、亚美尼亚甚至出现了高于14%的大幅倒退。

对新自由主义风潮的反思和矫正

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经济在改革中暴露出重大问题，产生的后果招致批评始终如影随形，一些曾经将其奉为救世良方的政府不同程度地改变和纠正了原有的一些政策做法，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在实践中遭遇了批判、抵制和抛弃。

在率先启动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变革的英国，撒切尔主义早已衰落。进入新世纪以来，英国的两大党派对新自由主义的热衷态度明显发生变化。保守党领袖邓肯·史密斯在一次讲话中承诺，他的党不会再继续撒切尔内阁的“物质主义”的模式，而工党也同样急于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划清界限。[23]2013年撒切尔夫人去世后，英国《卫报》刊文称：“她留下的遗产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个体的自私和贪婪的物质崇拜。这些东西加起来对人类精神的禁锢，远多于他们所释放的自由。”

巴西著名理论家多斯桑托斯将里根经济学称为“灾难政治经济学”，认为巴西等拉美国家“落入了新自由主义陷阱”[24]。在饱尝新自由主义的苦果之后，拉美人呼吁探索一条适合拉丁美洲和本国国情的新发展道路的呼声不断高涨，查韦斯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就是其中较为激进的选择。不仅拉美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存在一种普遍的不满，一贯支持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美洲开发银行也承认，拉美结构改革的效果“不甚理想”，许多国家“遭受结构性改革之苦”。[25]

正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拉美改革效果不佳，1998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以强调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等为核心内容的“圣地亚哥共识”[26]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从厄瓜多尔（1997年）、秘鲁（2000年）、阿根廷（2001年）到玻利维亚（2003年），大选中获胜的各国领导人，在竞选演说中无一例外地主张反对新自由主义，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获得人民支持。经过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抵制和纠正，拉美正在逐步走向经济自主和成长复苏。

对于“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曾评价道，“说得好一些，‘华盛顿共识’是不完整的，说得坏一点，‘华盛顿共识’具有误导性。”从事转型经济学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指出，“俄罗斯的经验基本上可以看做‘华盛顿共识’缺点的证明”。甚至连当年参与主持“休克疗法”改革的盖达尔，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改革是失败的”。普京任总统后，从1999年至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反击寡头对经济的控制。

2008年以来，被称为“百年一遇”的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的蔓延，进一步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当然，以金融资本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仍然垄断了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新自由主义势力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例如，美国在利用巨额财政资金挽救大金融资本的同时，又不断削减中下阶层的各种福利以减少赤字。这种挽救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做法，只能使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并逐渐演变成为社会和政治危机。经历了这场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可能在全球失去其主流地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内的一批主流经济学家站出来公开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直接以“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为题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政治信条，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撑。曾以提出“历史终结论”名噪一时的斯坦福大学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在与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合写的《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一文中明确宣布，“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中谷岩过去是在日本鼓吹和推广新自由主义的急先锋，在本轮危机爆发不久就出版了名为《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的著作，并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他在书中指出新自由主义让世界蒙受了巨大灾难，并宣布“我们终于要与主张越不限制越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诀别了。”[27]

西方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在金融危机后，纷纷要求转变原有的主流经济治理范式。2008年1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刊发题为《经济史拐点》的文章，指出世界经济正在步入一个拐点，即全球主流经济政策正在由自由放任转向政府干预。日本《每日新闻》指出，“危机的元凶”是“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即市场至上主义”，是“数十年的自由放任这一过度自由主义”。金融巨鳄索罗斯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华尔街危机）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在2012年达沃斯论坛上提出：“我们必须改造资本主义，使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更加负责任，对于社会的需要负责任。”

一些西方政要也在反思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在2009年的20国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公开宣布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28]。2009年2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专门撰文批判新自由主义，指出“本次危机正是过去30年来自由市场理论主宰经济政策的最终恶果。这种理论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原教旨主义、撒切尔新政或华盛顿共识，其理论核心是应限制政府活动，最终由市场力量全面取而代之。”[29]

[1]1990年，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起，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会议。会议形成的共识包括十个方面内容：（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这只是最初意义上的“华盛顿共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真正向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意义上的“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内容更加宽泛并且更加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往往还会包括资本账户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打击工人力量的内容。

[2]资料来源：Pollin, Contours of Descent: U.S. Economic Fractures and the Landscape of Global Austerity.2003

[3]陈平、王军：《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什么必然失败？》，《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4期。

[4]TransMONEE 2011 Database, UNICEF Regional Office for CEECIS, Geneva.

[5]World Bank,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2002

[6]何秉孟、李千：《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7]朱安东：《“伯克利黑帮”与印度尼西亚40年来的经济发展》，《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1期。

[8][俄]坦基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危机抑或全球美国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9][日]伊藤诚：《日本新自由主义评价》，见[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等《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页。

[10]唐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别名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11]褚鸣：《批判的新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批判》，《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12]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见[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等《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页。

[13]朱安东：《匈牙利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国财富》2007年第11期。

[14]Duncan Green, Silent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5), Appendix A.

[15]ISCCIS（独联体国家间统计委员会），The Main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1991-1999,Moscow,1999.

[16]http://eml.berkeley.edu/~saez/saez-UStopincomes-2012.pdf

[17]《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人民日报》2012年6月7日。

[18]“Could It Happen Again?”, Economist, 22 February 1999.

[19]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在上世纪60年代是最高的，平均达到了84.9%，70年代下降到81.5%，80年代进一步下降到78.7%，90年代略有回升，达到81.2%，但在过去的十年里下降到了有统计以来最低的74.5%，在本次危机中的2009年更是下降到了66.2%。

[20]见美国财政部网站，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debta2011q3.html

[21] http://www.corelogic.com/research/foreclosure-report/national-foreclosure-report-march-2014.pdf

[22]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数据计算，数据来自http://www.census.gov/hhes/www/poverty/data/historical/people.html

[23]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24][巴西]多斯桑托斯：《新自由主义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25]美洲开发银行：《拉美改革的得与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6]“圣地亚哥共识”的含义是：a必须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b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c不应该降低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d健全法制，实现社会稳定；e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f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

[27][日]中谷岩著，郑萍译：《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8]程瑞华，《盘点各国政要观点解析G20峰会成果》，载《金融时报》2009年4月4日，见http://business.sohu.com/20090404/n263201156.shtml

[29]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变革》，见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3/18/content_11030473_1.htm，原文标题为"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载The Monthly杂志(http://www.themonthly.com.au/monthly-essays-kevin-rudd-global-financial-crisis--1421)

 

编者按：9月14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京举办《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学习心得报告会。

与会同志高度评价《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求是》杂志2014年第16期，署名李文）。该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站在世界历史运动的高度，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基本内容和对世界经济的严重破坏性，对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政策水平，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与会同志认为，我们应当在该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扎实研究，深刻认识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以至全人类道德生活领域造成的巨大破坏，深入认识新自由主义反人民、反人权、压榨第三世界的本质，对它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算。对于广大学者来说，这既是对中国前途应有的担当，也是对全人类命运负责的使命。

与会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不是一个真空，对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泛滥和影响要有求实的估计。国内的一批新自由主义者，是一股反改革、反开放的社会势力。在西方霸权主义的唆使、支持下，他们无孔不入地兜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经济主张和政治主张，企图占领中国的思想文化阵地，演变和颠覆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让改革开放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背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为霸权主义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奔走。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新自由主义不仅渗透到教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且还渗透到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中间，甚至企图影响国家决策，对中国改革开放构成了现实威胁。它之所以未能在中国造成拉美、东欧那样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排除干扰，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是由于党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永远是我们战胜新自由主义挑战的法宝。

以下是与会同志的发言摘要。

张全景: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深刻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开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药方，有些药方可以缓解于一时，但不能从根本上挽救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几十年后发生了蜕变，但这仅是历史曲折前进中的迂回，归根结底迟早要迈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战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65年的建设，走向繁荣富强。尽管也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例如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制裁，以及我们自己的工作失误等等，但总是战胜了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2008年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实际就是经济危机。苏东剧变，实行的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搞所谓“休克疗法”，不是也带来严重灾难吗？日本某些专家指出：“资本主义已经终结！”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敌对势力极力向我们推行“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等等。不管什么口号，什么形式，实质、目的都一样，就是要搞垮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已经用血的教训揭示出，帝国主义指出的不是什么阳光大道，而是“通往奴役之路”。我们应当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科学分析，看清他们的本质，戳穿他们的阴谋，使自己保持清醒的认识，战而胜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卫兴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

新自由主义是区别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新派别。十八世纪中后期，亚当·斯密确立了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经济人”假设是其理论基础。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自由主义分化为两派：凯恩斯学派和哈耶克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由于应对大危机需要，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滞胀”，凯恩斯主义失灵，新自由主义流行起来。广泛流行于20世纪80和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等各个领域。仅就经济领域来说，它主张彻底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普遍自由化。它反对公有制；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是否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其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

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推行，造成了巨大的恶果。在拉美国家，新自由主义导致企业大量破产、资本外逃、债务深重、贫富严重分化，经济增长缓慢。苏联实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导致国破党亡。资本主义国家也导致一场严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至今没有完全走出危机的泥沼。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主要表现为改革以来日益强势的私有化思潮，也表现为迷信市场万能，主张靠市场来解决一切矛盾和问题，贬抑政府的作用。

国内私有化的主张之一，是高调宣扬“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即要求国有企业让位于私有经济。其实中央是不赞同这种观点的。《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为传达中央的精神

，曾发表过多篇否定这种观点的文章，但收效甚微，至今还有人将“国退民进”宣传为国有经济改革的方向。

私有化的主张之二，是公开宣扬《人间正道私有化》，污蔑国有经济“像冰棍，在滴水了，一天天滴下来，最后只剩下一根棍子了”；有的来自境外的学者，在全国各处做报告。去高等学校，去社会团体、机关，去中央党校，公开否定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大肆宣传“人是自私的”，主张经济私有化。

私有化的主张之三，是错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私有化张目。恩格斯批判过将俾斯麦的国有化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冒牌社会主义”。有人将其移植和泛化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中来，断言我国的国有经济也是恩格斯批判的“冒牌社会主义”。反之，又错解邓小平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将其作为区分“姓资”“姓社”的标准，据此，断言私有制经济“姓社”，是社会主义经济。这样一来，不但私营个体，连本是外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外资企业，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了。这是打着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旗号，曲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是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私有化的主张之四，是从各个方面给国有企业泼污水，否定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国有经济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点，特别是某些国企高管过高的薪金和腐败为世人不满，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治理以获得健康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士硬要从根本制度上否定宪法规定的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否定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要求国有经济退位，包括从垄断行业中退出；公开提出反对国家和国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非公经济已经发展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到70%以上，国有经济在工业经济中只占20%了，还提出种种 “理由”说国有经济“与民争利”，要求摘掉“所有制”标签，消除“姓国”、“姓民”的鸿沟，总之，最后目标是以私有制完全取代公有制。

近两年，有人用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解读三中全会的《决定》，似乎以为《决定》为他们打开了彻底私有化、全面市场化与自由化之门。有人极力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同国有经济对立起来，甚至有政府研究机构的人公开主张中国13万多家国有中小型企业“应该彻底民营化”。大型和国企可搞混合所有制经济，然后“整体上市，逐步释放国有股”。国有股可以降到20%以下，甚至零；其二是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作用来削弱和排除政府作用，避而不提“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或是将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对立起来，着力于批评“强势政府”，否定党和政府在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新自由主义观点对我国的改革实践也带来了负面效应。我国在国企改革转制中，在“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MBA大行其道的喧嚣中，名卖实送，半卖半送，自卖自买等化公为私的的行为，时兴了一阵。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对立的思潮，如任其泛滥，让其得逞，会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

尼克松在其《透视世界》一书中讲：“在经济方面，中国朝自由市场制度前进的过程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它的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在帮助私营经济，逐步销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2000年9月的《背景材料》中提及克林顿的讲话：要在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使中国“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私营企业取而代之”，可以“为人权和法制而奋斗的人们增添力量”。可见，西方政要和平演变我国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支持以私有制经济“销蚀”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

近些年来，中国学界也进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且得到中央的支持。但有人激烈反对，认为这种批判是“否定改革”，甚至上纲上线，称“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这样一来就……否定了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实际上这是误将改革与邓小平理论同新自由主义混淆起来。

国际上新自由主义已经声名狼藉，成过街老鼠。但在国内，新自由主义思潮并未偃旗息鼓，还在顽强地占领理论阵地，力图影响改革与发展，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有林：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包括党章和宪法，一直是坚持这项基本经济制度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成为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人攻击的对象。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是以“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内容的。其中私有化尤为重要。

而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中，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大有人在。其中有些人则成为其在中国的代言人。

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符合中国国情，是二者的密切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认定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诸关系的总和又决定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因此可以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社会的性质。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时强调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我理解，习近平同志的这段论述，是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重大作用的深刻和全面的论证。

第一，这些占支配地位的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我们并不否认非国有经济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应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其发展，激发其活力和创造力，但是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起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则是中坚力量。有人卖力地贬低国有经济，什么国有经济效益低下、与民争利不一而足。持诸如此类论点的人，无法回答私有制的旧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何无法和新中国相比。旧中国号称以农立国，但粮食产量很低；约占国民经济10％的近代工业，也主要是轻工业；重工业仅占整个工业的30％，又主要是采矿业和生产初级原料的工厂。从19世纪末开办近代冶金工业到1949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钢的年产量才达到15.8万吨，连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出于掠夺的需要在内，最高年产量也只有92.3万吨；从19世纪末建起第一座用机械采煤矿井到1949年，同样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原煤最高年产量也不过6188万吨；从1882年外商在上海设立第一个电厂起到1949年，花了67年的时间，年发电量最高年产量也不过59.6亿度。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许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原有的工矿业也由极端落后发展到比较先进，产量几十倍、上百倍以至几百倍地增长。这期间还研制出“两弹一星”和核潜艇。两相对比，是资本主义（包括官僚资本和受官僚资本压榨的民族资本）所有制经济有效率，还是社会主义国营所有制经济有效率，难道还能是非颠倒吗？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经济发展更快、效率更高，我国已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期间，各种经济成份所占的比重也有很大变化。2012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私营经济占56%，外资经济占21％，国有经济占23％。而在全国企业总资产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已降到20％以下。即使这样，该年向国家缴纳的税金及附加中，国企占了70.3％，而私企仅占13.0%。这表明，国有企业尽管也有局部利益，但从根本上说，其生产和经营的目的，是为了国家所代表的全体人民的利益。从企业初次分配来说，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主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这不仅伤害劳动者的积极性，甚至加剧劳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现在中央正在通过改革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但非公企业这方面的问题比国有企业严重得多，也应设法解决。还应看到，新自由主义整垮我们的国有企业，使其由公变私，由中变外，其目的就是要阻止我们的发展，因为国有企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且比私营企业更能和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抗衡。从许多被美国用新自由主义坑害的国家可以看到，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就是服食美国推销的“自残毒药”。

第二，占据支配地位的国有企业，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起支柱作用。

我国对1982年宪法的原则条款和部分内容作过四次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修正。现行宪法中第六条和第七条，属于经济基础方面的规定。习近平同志讲的“关系国家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都包含在这两条所规定的“国有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之内。判定它们在“经济基础中也起支柱作用”是完全正确的。

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把这些企业搞好，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大厦是离不开支柱的，失去支柱大厦将倾斜。从这个角度去学习习近平的讲话，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刻。

不可否认，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还存在很多问题。有的企业不仅管理不善，不正之风严重，而且一些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深陷贪腐泥坑。这些问题中央正在通过深化改革和反对腐败等办法加以解决。但是决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说得一无是处，不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而是要把国有企业搞掉。这种主张是绝对要不得的。

卫建林：全面、系统、深入地清算新自由主义

《求是》发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从世界历史运动的客观进程中，论述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基本内容、破坏性，对于提高全党同志的理论政策水平，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心得之一，新自由主义制造了世界经济的巨大破坏。这种破坏性在2008年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中，尤其得到充分的暴露。

1973年，美国在智利策动军事政变颠覆民选总统阿连德和他领导的左翼政权，首先在拉美推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然后有“华盛顿共识”，有在苏联东欧推行的“休克疗法”，有在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在亚洲就直接称为“改革”，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造成世界经济的严重倒退。

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2003年出版《世界经济千年史》，把1950-1973年称为世界经济的黄金时代，“然而在1973年以后，世界经济的增长放缓了，亚洲的进步已经被其他地区的停滞和倒退所抵消”。“1973年以后”，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猖獗的时代。他提供的数据是，1950-1973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91%，1973-1998年倒退回3.0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01年的报告承认，过去的15年，10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减少，60多个国家人均消费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

心得之二，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系统的政策思想，作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模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向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进行的全面的、疯狂的阶级复仇和民族复仇。它不仅是一种经济政策，对世界人民的危害也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仅仅它对于人类文明的破坏和精神的腐蚀，以及它导致的世界范围、社会各个层面的道德崩溃，就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包括“道德沦丧全球化”、“坏思想全球化”、“犯罪全球化”、“黑社会全球化”、“腐败全球化”、“贿赂全球化”、“欺骗、造假、谎言全球化”、“教育倒退全球化”等等。（《全球化与第三世界》，卫建林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这仍然是不全面的。但是能够说，世界已经走出这种全球化带来的苦难吗？

心得之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第三世界陷入重新殖民地化的悲惨过程。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的罪孽，可归结为：削弱国家主权、民族独立；打击和毁灭健康力量，改变、颠覆维护本国人民利益的政权；剥夺文化主权；制造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盲目崇拜；剥夺经济主权，毁灭民族经济；抢劫、占有自然资源；制造农业困境和食品危机；破坏生态，使环境急剧恶化；套上“自由贸易”的枷锁；抛入金融赌博机；制造债务陷阱；“援助”成为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的工具；用“知识产权”扼杀第三世界的自主创新；血汗工厂化；挑起争端；发动侵略战争；直接制造经济灾难；制造两极分化；等等。总之是维护和加强导致第三世界永久殖民地化的国际秩序。

谁能够说，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这个悲剧已经终结了呢？

心得之四，新自由主义没有因为被全球公认为2008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罪魁祸首、声誉扫地而退出舞台，至今仍然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的模式。《求是》文章列举的它破坏经济乃至破坏世界社会进步的种种“成绩单”，还在拉长。

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学术问题，不是一个过去时的问题，而是世界人民活生生的苦难境遇甚至鲜血流淌的现实问题。2014年1月5日阿根廷南南网站发表《新自由主义八论》，说新自由主义尽管失去信誉却仍然在寻求加强“新的”概念和加速内部重构，“使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得以重建”。

9月9日，基辛格新作《世界秩序》出版，提出通过“推广普世原则”来构建他的世界新秩序。书未出版，美国当局战略级的政治家已经就此发出声音。一个是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奈，4日在《彭博商业周刊》网站发表《针对一个正在衰落的俄罗斯的西方战略》，要求西方不要简单地孤立俄罗斯，而是设法熄灭俄罗斯的“反自由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日《华盛顿邮报》有《希拉里·克林顿评亨利·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一文，特别强调“美国应领导世界新秩序”，高度评价基辛格关于在亚太地区提高东盟地位应对中国崛起及“推广普世的准则和价值观”的见解。

这里就透露出新自由主义寻求加强“新的”概念和加速内部重构的某些迹象。

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和整个进步知识界声讨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在这一斗争中，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承担着重大的职责。

周新城：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

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不仅在理论上错误的，而且是违反《宪法》的。我国《宪法》第14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捍卫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各级党政机关、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公开反对公有制为主体、公开反对国有经济为主导、公开主张私有化的言论，在我们的报刊上比比皆是，甚至一度成为舆论的主流。连篇累牍、肆无忌惮地发表违反《宪法》的言论，这是任何法治国家都不能允许的。而发表此类言论的人，往往也是嚷嚷“宪政民主”最凶的人。

长期以来，我国有一种怪现象：鼓吹私有化的言论，尽管是违反《宪法》的，却堂而皇之出现在各种媒体包括中央大报上，得不到任何制止，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言论，却被当作“左”的东西，遭到抵制甚至谴责。是非颠倒，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

由于《宪法》、中央文件规定公有制为主体，有的干部嘴上宣传基本经济制度，但一到实际工作中，一到制定改革措施，就把公有制为主体置诸脑后，好像只有发展私营经济、出卖国有企业才叫“改革”。结果形成了两张皮，说一套、做一套，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

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改革必须依法办事，首先要依照《宪法》办事。改革的任何措施都必须为完善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服务，都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非公有制经济不能只讲鼓励、支持，还必须讲引导。改革绝不能违背、损害基本经济制度，否则改革就走了邪路，就犯了颠覆性的错误。

必须造成一种舆论氛围：鼓吹私有化是违宪行为，我们必须从法律上遏制新自由主义的气焰。

程恩富：必须肃清新自由主义在中外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西方在反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说。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其统治地位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然而，仍有少数经济学家坚持主张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普遍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陷于重重矛盾的境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又重新抬头，并获得一定的市场。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包括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产权经济学派。

中外新自由主义主张以下理论和政策：

第一，主张非调控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国家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的调控与干预越少越好，一切顺从自由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这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第二，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制经济具有自身内在的稳定性，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能够自动地实现经济的均衡，使经济稳定在可接受的失业水平上。同时极力反对公有制，认为在公有制社会，穷人名义上成了公有财产的主人翁，但却不得不服从于拥有极大的垄断权的国家管理机构并受其支配；“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要比一个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更好些”。

第三，主张全球自由化：推行私人跨国公司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颂扬实行霸权主义的美国通过控制国际经济组织来主导世界经济运行，控制世界各国，拒绝建立或健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合理意见。

极力支持西方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指出：实际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都是单一统治秩序下的可互相调换使用的面具，许多规则是由他们共同制定的。它们会在每个国家都实施“结构调整”的“四部曲”：第一步是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第二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投机的“热钱”只是单方向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了。第三步是价格市场化。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引发骚乱和动荡，引起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外国公司就趁机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资产。第四步是“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斯蒂格利茨把它比作以金融和财政手段进行的鸦片战争。（参见《一个冰凉的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你去地狱的四个步骤》，英国《观察家》杂志2001年7月号；《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2期）

第四，主张福利个人化。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认为，基于高税收政策的“福利国家”导致经济上的低效率，弱化了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动机；“充分就业”政策减少了私营部门的劳动力供应，使经济发展缺乏弹性；以养老、就业和医疗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民福利，摧毁了个人自我照顾的能力，增加了个人依赖国家的惰性。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倒退”、“回归”（回归斯密）的现代自由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激进经济学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尽管也有某些合理的思想颗粒，但总体上、本质上是保守和落后的。包括萨缪尔森在内的西方众多学者，都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称之为“右翼经济学”或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条件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取得了思想“霸权”的强势地位。西方左翼学者、中间派学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都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特别是世纪之交的近几年，形成了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及其产物——“华盛顿共识”的批判浪潮。这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进步性的，也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前沿创新。

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强调，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障碍，这是颇有见地的。极少数经济学家宣传私有制的效率高于公有制高而主张私有化，认为公平与效率是替代关系而贬低社会公平，神化自由市场而轻视国家调节。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是不利的，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和反对，尽快消除其影响。

 

2013年6-7月，我在美国一个月专题调研美国政党政治。到访美国华盛顿特区以及弗吉尼亚、明尼苏达、堪萨斯三个州，访问了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堪萨斯城、托皮卡、威奇卡等8个城市。调研紧扣美国政党政治主题，与50多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治精英面对面深度访谈，受访者包括美国两党全国委员会、州委员会、县委员会的领导人，以及联邦/州级两党资深众议员、参议员、州长、大使、政治法学教授等。整理形成约60余小时的采访录音和近25万字（中文译稿）的采访记录。

2013年6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奥巴马会晤时强调，在新形势下要“深入审视两国关系”，并提出了“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合作来实现共赢”和“中美应该怎样携手合作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三个重大问题。因此，我们不仅要正视美国、应对美国、与美国博弈，还要团结美国、携手美国、与美国共赢。试想，在处理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与世界的关系时，如果我们都不甚了解美国政治与社会运作的内核——美国两党以及两党政治，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掌控趋势、应对挑战呢？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访谈着眼于现实中的美国“政党政治”，而不局限于“政党制度”。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果”，它能够延续近200年，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其“两党”、“议会”、“三权分立”都是这一制度的组织与国家运行的特征，这是由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无意去评说。而“政党政治”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既包括政党的产生和发展，也包括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的矛盾与协作关系等等。[1]

打破美国民主选举的神话

美国两党50名精英给出的重要结论带有颠覆性，对某些特定群体或者人群而言甚至是残酷的：

首先，打破了崇尚美国民主选举制度优越性的人群的错觉。两党受访者以他们参与美国政党政治游戏“内部人”的身份，真实地展示了美国民主选举实为“选主”乃至“金主”的逻辑链，“一人一票”表象错觉的打破，不得不让人们重新思考以往盲目的民主选举崇拜所造成的歪曲知觉。

长期以来，国内有一些人是美国选举民主的拥趸者，在抨击中国政治制度的同时，虚构出一幅幅关于美式选举民主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美国人民当家作主，参政各方平和务实，社会各界团结统一。然而，在这次采访中，美国两党政治精英们亲手将这个“神话”击碎，为痴迷于美式选举民主幻象的人开出了三支强效“清醒剂”——这也是本次系列采访的意外收获。

美国两党精英有值得学习之处

在采访期间，我的受访者经常问我：你在美国采访最重要的心得是什么？由于在给定时间内获得海量的信息，我没有轻易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返回北京后，我一次次地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近似残酷，那就是：美国两党精英“忠诚为党服务”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当你看到他们当中每个人对所在党理念的高度认同、为党服务的思想境界和全身心的奉献时，不能不联想到中国共产党。在8600多万党员中间，究竟有多少党员将党的理念视为生命的追求？究竟有多少党员为党的崇高目标而无私奉献？

中国或将创造世界民主历史的先河

这次采访所获得的信息和教益却值得我们用更多时间来消化和思考：美国的政党政治将向何处去？中国又该从中学习些什么、汲取些什么？美国的政党政治又该带给中国哪些思考呢？我在访谈中再一次发现，在对民主的理解上，有些美国人要比那些崇拜美式民主的中国人看得更加深刻、更加透彻。前世行驻华代表皮尔特·鲍泰利就指出：“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

[1] 闫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第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013年6月25日，皮特·鲍泰利（Pieter Bottlier）和他的太太格瑞丝Grace）邀请了他们的朋友阿兰·皮萨（Alan Piazza）和夫人詹尼丝（Janis）参加一次晚宴，并共同接受了赵忆宁的采访。鲍泰利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1999年以来，鲍泰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担任高级兼职教授。鲍泰利是一位在华盛顿具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而他的朋友阿兰曾在中国生活30年（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主要农村反贫困项目，所以很多讨论不知不觉中转到讨论中国问题上。基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他们从一个特别的视角评述了诸如美国政党体制以及美国民主选举之利弊。鲍泰利针对美国当前两党相互争斗评论进行评论：“在某个历史时期，可能一党制更有效率。”

美国民主没有良好地运行

赵忆宁：在与您沟通的邮件中，您说“在某个历史时期，可能一党制更有效率”，这可不是一般美国人的见解。美国两党制发生了什么情况，让您这么认为？

鲍泰利：在美国，有许多人对于政治体系的不作为表示了焦虑和愤怒。在过去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国会的情况非常不妙，无法就争议问题达成一致，例如教育、移民、财政改革、政府借款、医疗改革等很多你能想到的大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这时候，像我这样对中国政治体系稍稍有些了解的人，难免会想，或许一党制没有那么糟糕，还是能发挥不小的作用的。我并不是觉得中国的政治体系是最好的，它也需要改革，但美国自身也有不少的问题，民主没有良好地运行，这就是我在邮件里这么说的原因。

美国现在两个主要政党都在维护这种所谓的“两党制”。但是两党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似乎两党的目的只是击败对手，而不是领导整个国家。而让整个事态复杂化的，就是奥巴马作为一名黑人当选了美国总统。我和格瑞丝对此非常骄傲，因为美国终于可以摆脱种族偏见，选出了属于自己的黑人总统。但是许多来自美国南方的人，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南方大部分地区都是共和党占优势。很难说这种不满是出于种族歧视还是政党的偏见。我个人认为，种族偏见在这种不满中仍然占了一定的比例。针对奥巴马总统的反对声非常强烈，尤其是在南方。在华盛顿可不是这样，华盛顿是民主党占优的地区。美国在政治上分化很严重，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东海岸的那些地区基本上是属于民主党的。而广大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是属于共和党的。现在我们选出了一名来自南方州——伊利诺伊州的黑人总统，这就使事态更为复杂了。

阿兰：我认为这只是部分的原因。当然，我同意皮特说的，当你看到美国政治处于如此不作为的状态时，难免会想到，至少一党制可以做出决策，而做决策是很重要的。这种不作为会让你怀疑，在我们这种两党制体制下的国会无法做出任何决策，这时候民主是否真的能够运作？在决定各项事务的优先次序以及做出决策等方面，近年来中国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

鲍泰利：中国至少有长远的目光，真正地在实施自己的规划，这是中国的特点，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真正做到。这要归功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有的政治体系。

阿兰：印度算是民主国家，但它的政治体系也无法正常工作。我一直觉得这些大型的民主国家都存在问题。

一党制可以实现民主政治

鲍泰利：几个月前，我曾经受邀就中国政治改革在世界银行发表演讲。在演讲中，我提到了几点：首先，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我是从弗朗西斯·福山那里学到这一点的，他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几个月前，我曾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讨论中国问题。

赵忆宁：福山最可敬的地方是他总是能不断修正自己以往的观点，这需要勇气。

鲍泰利：他思路非常清晰。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讲演中，我提到或许中国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一党制来实现民主的国家。尽管之前没人做到过。如果你希望保留一党制，同时提高国家的民主程度，那么就需要做到创建真正的法制体系，将党的权力和法律的权力分开来。其次，在党内必须要有激励机制，人们不仅需要领导的喜欢，还需要下属和民众的支持，才能获得提拔。当然，还需要给新闻言论足够的空间。如果能够做到这三点，那么就可以在保留一党制、国有企业的同时，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体系。

赵忆宁：无论是几党制，政党核心的要义是能够反映民意、代表民意，其实这也是民主的要义。

鲍泰利：根据一般的逻辑，的确是必须有多党制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但是一党制的运转，其优点在于能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政党有很强的决策能力，而这些恰恰是多党制的缺点。在多党制下，人们的视野局限于如何赢得下一届选举的胜利，但是一党制没有这种顾虑，况且，美国的民主就能正常运转吗？没有几个国家的民主是在正常运转的。

阿兰：是的。美国的民主几近瘫痪。

是共和党出了大问题

赵忆宁：评价任何一个制度是否成熟与稳定，或许看看一国政体的健康程度与自我维持和更新就可以了。从当下美国的政体运转看，很难证明民主政体比其他政体更为健康与稳定。在美国调研的这个月，我一直在求解一个问题。美国两党在相互争斗，而不是在解决问题。但是据我所知，之前两党的关系并非如此。这种变化的外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国会连续多年不能通过财政预算，包括不久前无法通过农民预算？

鲍泰利：是的，农民预算前两天被否决了。我们认为原因之一就是奥巴马成为了第一名黑人总统。其实，在美国还是有很深的种族偏见。

詹尼丝：你认为“黑人总统”这个原因影响了国会的决策能力吗？

鲍泰利：如果你仔细观察过去5年共和党的举动，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奥巴马的日子不好过，让他什么也做不了。还有茶党，他们是反奥巴马阵营的一部分。

阿兰：我认为除了种族偏见，茶党的出现也拉大了两党的距离，共和党变得越来越趋向保守，这是个很大的变化。

詹尼丝：即便是温和的共和党人也这么说，有人甚至表示自己不再认同共和党了。

鲍泰利：今天的美国和我在1962年刚来时的美国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不知道是意识形态、种族歧视还是其他原因导致了这个变化，我对此也感到非常困惑。但我认为是共和党出了大问题。

美国尚未适应国际地位的转变

赵忆宁：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二，或许未来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美国精英们非常聪明，但在国家竞争非常激烈的背景下，美国两党的精英们考虑更多的是国家利益还是政党利益？美国是不是还要继续保持自己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保持其强大的软实力？如果内耗如此严重的话，对美国的未来是不是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鲍泰利：这个问题非常好。许多高层精英并没有意识到国际上发生的变化，他们还沉浸在美国是超级霸主的想法中。但是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降低，我想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所有发达强国都有这个问题，不愿意让位给新兴强国。在美国，现在没有人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在19世纪末，英国和法国也不愿意给日益强盛的德国让出位置，但是美国有所不同。因为当美国在二战之后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时候，英美两国人口种族相同，语言相同，信仰体系相同。但是未来，或许在5至10年内，一个将在经济、金融、政治等方面取代美国的国家，是和美国在本质上不同的国家。而允许新兴大国来到国际谈判桌上，成为与现有力量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一支力量，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战争，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此中美双方都面临许多挑战。我想，或许中国的困难更大，因为中国是崛起的一方，可能在经济、金融等等方面取代美国。如果中国也认同战争无法解决任何问题，那么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任务就更为艰巨了。目前，中国在国际上的盟友不多，在国际上还没有获得足够的信任。

对美国来讲，不能适应国际地位的转变，是目前面临的问题所在。因为美国在过去近百年里一直独领全球，美国的对手——那些曾经引领世界500年之久的国家也甘拜下风。而现在，唯一有可能在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超越美国的，就只有中国了。印度不可能，日本也没戏。我看到，在华盛顿，许多身居高位的人很难接受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出现。他们认为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理所应当。如果他们无法承认这个事实的话，那么就会面临历史性的问题。

赵忆宁：格瑞丝女士，您讲过“美国政治系统出了问题”，能不能更详细地阐述一下这个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需要怎样的修复呢？

格瑞丝：我认为现在两党之间的频繁争斗已经导致政党无法为整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美国现在处在分裂的状态。但是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50个州中每个州在政治上有很强的独立性，尽管在华盛顿也有联邦政府。但同时联邦层面的想法未必能够在州一级得到完全的推行，因为州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在许多地区，关于医疗保健、教育等问题，意见并不一致。除非我们能够处理好两党之间的对立和美国内部的分裂，否则无法从根本上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美国。

选举民主与经济发展无直接关联

赵忆宁：在明尼苏达州采访的时候，我了解到，由于两党的交替，前一届政府（共和党人）免除了富人的所得税，而这一届政府（民主党人）又开始向富人征收所得税。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拉锯的循环。这种政策的颠覆性变化，似乎加剧了美国政党与社会的分裂。

阿兰：明尼苏达州的情况说明，由于两党交替导致政策不断地循环往复，缺乏切实的方向。但是你仔细分析美国200年的历史，就会发现许多巨大的变化。公共电视台曾经播放过美国女权运动历史的节目。女权运动兴起的时候，美国妇女甚至还没有投票权。

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里，或许形势的走向都很不明朗。但是如果你把目光放长远，看看100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其实变化还是很大的。在华盛顿，过去在公共洗手间门口还会挂上“仅供黑人”或者“仅供白人”的牌子。但是现在我们甚至有了一位黑人总统。缓慢的变化其实是最好的方法，一步步来，让人们有适应的过程。美国政府现在看上去似乎运转不良。而中国政府在决策方面可以说是所有政府中效率最高的。如果共产党决定要做什么事情，就能够做成。但是如果共产党的决策出现了什么错误——这在历史上也发生过——那么也可能会很快出现错误，甚至犯大错。即便是现在，这种高效的决策体制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鲍泰利：人们总是为自己的国家和制度说话。但是，众所周知，当前美国的政治体系确实存在着一些相当严重的问题。即便这一系统运行良好，我也还是要强调一点，那就是选举民主并不能保证政府制定的政策会有助于维护大多数选民的长远利益。实际上，选举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

选举民主最大的问题在于，投票的选民和当选的政客在所决定的问题上都表现出短视的缺陷。大多数政客为了实现连任，倾向于短视；相似地，大多数选民希望政客们更关心与自己密切相关而不是看似遥远的问题。大多数选举民主由此而产生的短视性，可能对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构成障碍，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近期出于平衡财政收支、提高能源效率、促进气候变化控制和节能等考虑而大幅增加能源税一事，美国政治体系表现得力不从心。

中国的一党制政治体系有一个重要的优势，那就是执政者有条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着眼长远、从长计议，并且政府能够以坚决的行动积极跟进，哪怕这些行动非常艰难，或者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受到欢迎。

 

在政治学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我自以为对美国政治是相当了解的。但赵忆宁的这本《探访美国政党政治》还是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在“学术”著作和新闻报道中很少提及的东西。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党”（party）都是指议会内政客们拉帮结派形成的小圈子，与中文里“朋党”同义。不过，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底层民众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美国的政党政治出现了两个与别国显著不同的特点。一是美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党，或工党、社会民主党）；二是美国始终没有出现大众党（mass party）。这两个特点显然具有相关性，因为社会主义政党一般都是大众党。尽管其它国家的非社会主义政党往往也采取大众党的形态，美国的两大党却始终都是精英党（cadre party），将大众政治参与限定在十分狭小的时空里。20世纪50年代，以研究现代政党著称的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把美式精英党看作落伍的象征，而将大众党视为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

美式精英党是“三无”政党：它们没有党纲，只有每次为竞选临时提出的政纲（platform）；它们没有党员，只有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党候选人的“党员”（paty affiliation）；它们没有严密的党组织，只有为筹备下一次选战而搭建的平台。

大众党的组织方式使得普通党员有可能影响党的走向，从而影响国家的走向。而精英党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它们只关心一件事，即在下一次选举中，本党政客能否上台。精英党希望看到的是粉丝型“党人”：选举时，召之即来，很热闹；选后，挥之即去，春梦无痕。它们为什么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约束？这大概就是奥秘所在。

在美国这种两个精英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绝大多数“党人”的作用限于每隔几年在选举中投一次票，其它时间便几乎无声无息，留下党派活跃分子或精英分子为下一次选举进行筹备（其关键是募款）。对这些“党人”而言，他们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是在选举中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他们的选择其实十分有限，要么是目前台上这个党，要么是几年前下台的另一个党。这好比朝三暮四或者暮四朝三，选民到底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们把票投给其它党的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那就等于浪费了几年才有的一次投票机会。

虽然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也自称“政党”，但它们与其它国家的政党太不一样了。在政治学中，对各国政党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是欧洲学者，他们比较的对象也往往集中在欧洲政党身上。在欧洲学者看来，美国的“政党”应该入另册，不应与其它国家的政党混为一谈。反过来，美国学者似乎也不太会从比较的视角来剖析本国的政党。

美国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近年来，欧洲曾一度引以为傲的大众党也开始衰落了，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这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这种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如果这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民主质量，美国民主质量可以说从一开始便不太高，因为美国政党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党员。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美国自己的标准衡量其民主的质量，危机的苗头也十分明显。在欧洲政党政治美国化的同时，美国本身的政党政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任何一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

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这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现状。不过，从忆宁的访谈中，读者可能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表象背后，另有一股政治势力异常活跃，这股政治势力掌控着美国选举政治的命脉——金钱。几乎所有忆宁的访谈对象都会提到钱的重要性，不少党务工作者日常工作的重心就是筹款、筹更多的款。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选战主要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展开，虽然两党的各级组织开足马力为选战募款，候选人的竞选经费却主要不是来自他们所在的政党，而是直接来自那些拥有金钱的特殊利益集团。两党的政客可以不在乎一般选民，甚至可以不在乎自己所属的政党，但为了赢得一场场永不休止的选战，他们必须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小心伺候。站在两大党背后的这股势力俨然形成了一个法力无边的隐形政党。这个隐形政党似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政治的走向，甚至连号称“独立”的最高法院对这个隐形政党也不得不退避三分。本书多个访谈对象反复提到“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在这个判决中，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由，允许属于这个隐形政党的非党派组织无限制地花钱参与政治。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议公报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立法先行，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2014年10月13日、10月1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分两组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经济、社会（及政治法律传媒）、文史哲、战略等学科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是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发起，吸收部分社会资金组成的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将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等课题，聚合各方力量，深入开展专题研究，以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发挥好带动作用。

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主持会议，他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孔丹表示，基金会是聚合社会科学各领域健康力量的平台，将探索多种形式资助并开展相关课题研究和学术活动，在科研实践中鼓励和培养年轻一代学者脱颖而出，不断扩大正面发声的阵地。他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发挥好学科带头作用和引导作用，直面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关的重大基础理论、紧迫现实问题和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搞好学科间的协同，拿出有份量的成果，为中国学派的成长贡献一份力量。

到会专家学者对基金会的课题管理、成果宣传、学术活动形式，以及课题的设置等，提出了很多积极的意见和建议。

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看来，印度成为世界新的制造业中心时机已到。日前，莫迪正式推出了他的“印度制造”计划(Make in India Campaign)，希望将制造业占印度GDP的比重从目前的15%提升至25%，并为每年进入印度劳动力市场的逾1200万年轻人创造就业。

在向印度受邀企业嘉宾以及印度驻外使节发表的一篇激情演讲中，莫迪希望让怀有疑虑的国际企业以及忧心忡忡的国内企业家相信，印度能够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他承诺将提供“有效”治理，促进创造就业的工业投资。

“那些认为印度是一个巨大市场的人们从未想过印度公民是否具有购买力，”莫迪表示，“联合起来让穷人中的最穷人群获得就业，能够延续我们的增长曲线，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印度是全球IT服务的强大供应商。但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限制严格的劳动法以及臭名昭著的官僚主义，尽管印度年轻人口众多，但该国一直难以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上发挥作用。在2013年的全球出口中，印度仅占1.7%，高于1990年的0.5%，但远远落后于中国的11%——制造业在中国占GDP的34%。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今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3%，是自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同比增幅——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幅只有6.6%。不过，这次与当初的情形有所不同，当时经济下滑是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

房地产业在过去10年的内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如今，房地产业的调整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拖累。多数分析师预计，考虑到中国房地产业巨大的供应过剩状况，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今年前9个月，中国对房地产的投资仍在扩大，不过涨幅却在放慢。以建筑面积计算，今年头9个月的住房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0.8%，这意味着房地产投资的放缓还会进一步加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其他月度数据还包括工业产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比前两个月，9月份这两项数据出现了温和反弹。不过，多数分析师预计增长放缓现象还将持续。截至9月底，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32个月处于通缩区间，这是当代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下滑期延续最长的一次。

世界银行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为7.4%，2015年将为7.2%。最近几个月，中国政府加大了定向刺激举措的力度，以期在提高经济增速的同时避免再次吹起信贷和投资泡沫。这些定向刺激举措包括向主要银行注入流动性、放宽旨在抑制投机者的购房限制、以及加快建设部分政府基建项目。

中国总理李克强对未来经济形势充满信心。李克强认为，中国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来看仍处在合理区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深刻的趋势性变化。中国政府将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实现全年主要任务。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正处于金融危机过后的最低谷，原因包括中国活力减弱、东欧表现不稳以及拉美增长放缓。

在西方国家继续挣扎、油价跌向4年低点、欧元区主力德国增长下滑之际，有关新兴经济体正进入一个较低速度增长的新时代的证据，将加剧人们对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

研究公司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整理的19个大型新兴经济体的数据显示，2014年8月工业产出和第二季度消费者支出双双跌至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8月出口增长也大幅下滑。这些趋势正在强化人们的一种感觉，即较慢的增长正成为全球一些最具活力经济体的长期特征。凯投宏观首席新兴市场经济学家尼尔·希林（Neil Shearing）表示这是新的常态，而且是今后10年里能够达到的最佳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也认为，巴西和俄罗斯等国家显然在出现严重放缓，量化宽松政策结束的冲击波将震荡新兴经济体。

凯投宏观今年7月预测，新兴市场经济体整体今年将增长4.3%，而6月预测的增幅达到4.5%，8月的初步数据似乎表明出现进一步放缓。尼尔·希林表示，就新兴市场的GDP增长而言， 8月将是自2009年10月以来最疲弱的月份。

 

中国房地产市场将放松“限贷”政策的传闻，在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天终被证实：中国央行放松了对“首套房”的认定：拥有一套住房、但已还清贷款的家庭，再购房时可享受首套房贷款优惠（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贷款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不少人将此举解读为中国楼市调控政策转向的信号。

以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看，放松“限贷”有必要。不过，最新政策调整仍不意味着楼市调控的全面转向，至少“北上广深”和三亚这5个城市还没有取消“限购”。与“限购”政策的放松程度在全国不同地区有所差别一样，此次“限贷”的放松程度也有可能因地而异。“因地而异”正是新一届政府的楼市调控基调。李克强总理曾发表过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思路：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是政府奋斗的目标，对房地产市场应“因城因地”分类调控，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对于合理的自住需求，也要有相应政策支持。

中国房价仍处于高位是不争的事实。此次“限贷”放松主要体现在首套房的认定上，更多针对的是本地民众的改善型需求，可以理解为楼市调控政策的局部调整。而各地“限购”政策的放松过程，也体现出“因城因地”的差别。二、三、四线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发展情况和建设需要，放松限购，以稳定当地资产价格和经济增长，是一种正常的政策选择。一线城市因为丰富的教育、医疗、文化、经济、政策资源，一旦放开限购，可能会引发全国需求的涌入，再次造成房市供不应求，加重区域公共资源的负担，因而不放松“限购”也在情理之中。

 

2014年9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于求是杂志社《红旗文稿》2014年第18期的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道路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该文运用马列主义国家理论，指出阶级分析方法在今天仍然适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的基本原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王伟光的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在社会各界引发争议，一些“公知大V”对王伟光进行围攻，某权威刊物引人注目地刊登文章批评王伟光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网则发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签不能乱贴》予以反驳，指出在学术理论的讨论中，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能乱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签。思想理论界的分歧，值得思考。

 

中国反腐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凸显党中央打造“党内生活新常态”的坚定决心。

中国正在不断加强境外追逃追赃工作，追捕外逃贪官的大网逐步收紧。今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让国外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在这次全会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指出，“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给妄图外逃的腐败分子以震慑”。

从7月份开始，落马高官陆续进入“审判季”。与此同时，在中纪委的协调组织下，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人民银行等多部门打击外逃贪官行动提速。截至今年9月，我国已先后与63个国家缔结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共同打击贪腐犯罪。此次跨国刑事司法协助体系的建构，有效扩展了中国国内反腐法治体系的效力范围。

海外反腐是中国整体法治反腐事业的“第二战场”，主要处理腐败的“存量”问题，是对既有腐败行为的合法追惩。与之相比，国内反腐则具有抑制腐败“增量”和改善内政治理的全面法治意义。个案性的反腐是治标，构建制度之笼，一手抓反腐，一手抓善治，则是治理腐败的治本之策，是要清理腐败的制度土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所以引起全社会关注，是因为这是中国改革史上的“法治全会”，这是一次融合“反腐”与“善治”双重目标、服务于“治理现代化”整体事业的重大改革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