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的两位资深编辑约翰•迈克尔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和亚德里安•乌尔雷奇（Adrian Wooldridge）的新书《第四次革命——全球重建国家的竞赛》（The Fourth Revolution --- 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在欧美引起热议。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陷入财政和治理的双重危机。长期的福利国家政策已让多数发达国家不堪重负，金融危机之后急剧上升的失业救济更是让它们雪上加霜。但是，危机反而引起社会更加分裂，并由此导致政治治理的失败。在南欧，经济至今看不到走出衰退的希望，而民众又不愿忍受长期勒紧裤腰带的痛苦，他们的情绪让严肃的政治家们都望而却步。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走向极端，尽管债台高筑，经济复苏乏力，共和党的唯一目标是阻止奥巴马政府实施任何有效的政策，而民主党也摆出一副绝不妥协的架势，两党互不相让，在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GDP的220%，且仍然没有下降的迹象，日本政府只能依靠不断向未来借债维持；然而，面对未来日益下降的人口，这种做法无疑等于自杀。在这个背景下，这本新书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促成内部革命的最好办法是构造一个外部威胁。本书所构造的这个威胁就是所谓的“亚洲选项”，即以李光耀的新加坡为代表、并在中国大范围实施的威权—贤能体制。中国通过系统性地培养官员，大大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而西方政府却在沉重的财政包袱和民粹主义的双重压力下举步维艰。这是两位作者拿“亚洲选项”说事的原因。他们并不是要求西方国家或其他任何国家借鉴“亚洲选项”，而是提醒西方国家领导人，中国把国家竞争力放在首位，“亚洲选项”极有可能让中国——至少是暂时性地——领先西方发达国家。这是这本书副标题的含义。
他们不认为西方民主需要根本的改造，而是把矛头专门对准了福利社会的膨胀。他们总结了西方社会有关政府的三次半革命，即霍布斯的利维坦、穆勒的最小国家、20世纪的福利国家以及弗里德曼对大政府的批判。他们所谓的“第四次革命”，就是完成由弗里德曼开创的、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未贯彻到底的反福利国家的半次革命。然而，他们开出的药方多为老生常谈，还有一些新意的，就是建议政府采纳新兴技术手段，把政府职能尽量多的分散给社会和企业。正如两位作者自己所认可的，他们所秉持的政治倾向是《经济学人》长期的政治倾向，即倡导自由资本主义以及对政府的约束。但是，这个政治倾向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认识，让他们把一个宏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简化为一个关于政府大小的技术问题。因而他们所提出的重建西方国家的主张，也不大可能取得成功。
三次半革命
两位作者认为，现代国家起始于霍布斯的《利维坦》。《利维坦》里表达的核心思想是：要使人类避免“猥琐、残酷和短暂的”生活，社会就需要一个无所不能的国家。而在现实中，欧洲民族国家却是在战争中形成的。经过三百多年的战争，欧洲从无数的小国整合为几十个民族国家，这期间的残酷和牺牲，让中世纪人们 “猥琐和短暂”的生活相形见绌。作者认为光荣革命让英国避免了法国式的绝对主义国家
把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和法国政治学家皮埃尔•罗桑瓦隆在《平等社会》里对法国大革命的赞扬对比一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更倾向于古典自由主义，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导致法国式专制的起点；而罗桑瓦隆却倾向于现代自由主义，他把大革命看作平等理念的起点。前者强调个人的自立，后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光荣革命真的像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相信的那样“光荣”吗？它可能的确让英国进入了宪政和渐变的轨道，但它不是孤立的，而是17世纪英国革命的延续和终结。和其他革命一样，英国革命也是残酷的。查尔斯二世复辟的时候，克伦威尔被从坟墓中拖出来，重新处以绞刑。光荣革命不同于其他革命的地方在于，革命方（议会）和被革命方（国王）达成了和解。
进入19世纪后，英国工业革命进入高潮，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资本主义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无数农村贫民被抛入城市，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在这个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追问和谴责此起彼伏，这就是卡尔•波兰尼所谓的“社会的反动”。在这种状况下，资产阶级需要一个理论来合理化资本主义秩序，约翰•穆勒的“最小国家理论”应运而生。约翰•穆勒留给世人的最大贡献是对“守夜人政府”的论述：即国家除了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持秩序之外，应该完全不管社会。穆勒是边沁功利主义的倡导者，主张社会应该最大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和。但事实上，这种功利主义忽视了穷人的福利，社会可以通过增进富人的福利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之和。这显然为资本主义秩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辩护：这个社会只关心个人福利的加总，而不关心加总福利的分配结构。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说法，功利主义的基础是每个人在效用单位上的平等，即富人和穷人的福利可以一比一的互换。在这个平等的基础上，功利主义却可能造成结果的严重不平等。功利主义和最小国家理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石：前者设定了一个允许不平等的理想社会图景，而后者则为这个图景的实施提供了保证。
约翰·穆勒提出了“最小国家理论”
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把穆勒的最小国家理论看成是对国家的第二次革命。罗桑瓦隆的见解让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另一面。对于独立后的美国，两位作者和罗桑瓦隆的取向完全不同。前者大量引用托克维尔在《美国民主》里表达的思想，即美国的民主是一种有限的民主，美国的运转不完全靠政府，社会和个人发挥了巨大作用；而罗桑瓦隆更多地关注美国革命中的平等诉求，并把它和法国大革命的平等理念相提并论。
关于福利社会的起源，两位作者和罗桑瓦隆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政治思潮的重要性，但他们所追思的对象不同。他们着重回顾了费边社重要代表人物悉尼•韦伯和碧翠丝•韦伯夫妇（特别是后者）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在他们看来，“英国政治传统的基石——特别是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理念——被重新定义和解释。在经典的自由主义传统中，自由意味着免于外力控制的自由，而平等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 …… 但是，现在自由被重新解释为免于贫瘠的自由，而平等变成机会平等（在某些情形下，也包括尊重的平等）。这导致一个关于政府的更加干预主义的主张。提供机会平等意味着为每个人提供上学机会、为出身贫寒的人才提供高等教育：教育不再是人们社会身份的象征，而是越来越决定社会身份。”
罗桑瓦隆则回顾了欧洲工人运动的转型，特别是伯恩斯坦所代表的“修正主义”对福利国家形成的影响。在他看来，伯恩斯坦的思想促使欧洲工人运动放弃夺取政权，转而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改善无产者的处境。欧洲因此实现了阶级和解，而这个和解又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加强。自拿破仑之后一百年来，欧洲国家内部再次感受到民族国家的存在，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战争中发扬光大。与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态度不同，罗桑瓦隆对20世纪初福利国家的建立持肯定态度。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及的是19世纪工人运动的作用。正如卡尔•波兰尼在《伟大的转型》里所指出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摧毁社会纤维，把人贬为纯粹的生产工具，因而必然导致社会的反抗。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反抗上升为阶级斗争，工人运动应运而生。工人运动的作用不仅为工人阶级争取到了自身的权利，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的民主化进程。民主化是统治阶层向平民阶层让渡权利的过程，没有平民阶层的反抗，统治阶层是不可能自动让渡权利的。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在很短时间内陆续建立起完整的福利制度，在一些国家，政府包办了民众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的事情。这必然导致社会部分阶层的反动，弗里德曼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滞胀”日益严重，保守党派纷纷掌权，并随后实践了弗里德曼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地实施私有化，因而赢得“铁娘子”的称号。但是，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认为，这场对政府的革命是不彻底的，即使在英国，撒切尔夫人也没有显著地降低政府支出规模，因此，由弗里德曼发起的这场革命只能称为“半次革命”。
亚洲选项
两位作者对“亚洲选项”的兴趣来自于他们的一个信念：即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把国家建设当作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工具。对于他们来说，中国的政府具有更长远的眼光，可以抵制民众的短期要求，专注于长期经济发展；在操作层面，中国政府依托国有企业实现快速经济增长。这个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而成为其他新兴国家模仿的对象，俄罗斯、巴西等国也在采取国家主导的方式发展经济。但他们认为，这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国有企业本身没有效率。最终，他们否定了亚洲选项对重建西方政府的借鉴意义。
可以看出，两位作者对亚洲选项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肯定、甚至赞赏中国和新加坡官员的长远眼光，另一方面又尽量否定建立在其上的经济增长奇迹。他们有意回避了亚洲选项最本质的内容，即政府官员为什么具有长远眼光？而恰恰是在这点上，亚洲选项对西方政府和民主制度的重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东亚国家的政府都深受儒家精神和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贤能政治深入人心。这是指一种社会信念，即政府官员具备比常人更多的知识和能力来为国家做事。科举制度为这个信念提供了制度基础，而儒家的教诲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官员的实质性约束。在当代，贤能政治在亚洲各国的表现各有不同。在新加坡，它表现为李光耀一人领导下的高效、廉洁的柔性威权体制；在中国，它主要体现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官员选拔制度上。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国家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它在其中扮演的最重要角色是选拔官员。经过历次革命的洗礼，中国社会结构变得比较平均，这使得中国政府面对社会可以采取比较中立的态度，无需为保持执政地位而偏袒任何社会群体。中国政府可以卸下利益集团的羁绊，为长期建设制定统一的方案，这很好地体现在官员的选拔过程中。从乡镇一级起，官员就开始了层层选拔，要达到较高地位，须做好终生奋斗的准备。显然，如果中央政府没有长期眼光，这种选拔制度是无法推行的。
选拔制对于民主政治的一个意义在于，它能够遴选出有能力的领导人。对于每位想晋升的官员来说，他必须面对其他官员的竞争。竞争的标准是多方面的，但是，经济增长是最显著的指标。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增长对于目前的中国很重要，而且还因为它最容易度量，是最显性的指标。竞争不能保证选出的官员都是道德高尚的清官，但基本上能够保证选出有能力的官员，这部分地解释了中国贪腐和高速经济增长共存的现象。事实上，腐败和政治制度的关联度并不高，实行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并不比中国更清廉。今天的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严重的腐败，如美国在19世纪末的情况。
选拔制对于民主制度的另一个意义，是它能够培养出更加自信的领导人。经历了第三波民主浪潮，民主在世界广为传播，但民主的质量却下降了。其中一个表现，是多数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失去了应有的领导力。两位作者引用卢森堡前首相容克的话，准确地描述了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心情：“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一旦我们做了，我们就不知道下次该如何当选。”这是民主的不幸：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当选与否可能和一个候选人的个人成就没有多大关系，而更多的是和他“代表什么”有关。这样，领导人完全沦为“民意”的代表，而丧失了采取主动行动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国的高级官员具有丰富的从基层到高层的管理阅历，这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自信心。选拔体制不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体制，也不太可能成为中国的终极体制，但是，它的精髓可以给民主制度的改造和再设计提供有益的指导。对此，两位印度裔学者感慨道：
“值得记住的是，中国和印度在经济表现方面的差异不在于这两个国家拥抱市场的程度，因为它们都已经这样做了；毋宁说，差异来自于中国的党国体制，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比印度的国家组织更加主动、更加贤能，也具有更好的人力资本。在坚实的基础上重建印度国家组织，不仅关系到印度将有什么样的未来，而且关系到它是否有未来。”
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他们被亚洲选项中的贤能政治所吸引，另一方面又有意回避它对于改造西方国家政府的积极意义。一个可能原因是，实施贤能政治需要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彻底改造，而他们没有魄力提出这样的改造方案；或者，他们不认为民主制度需要根本性的改造。另一个可能原因是，他们排斥亚洲选项中的国家因素，因而恨屋及乌，把贤能政治也一概否定了。再一个可能是，两位作者写作本书的一个初衷，是提醒西方世界，中国正在把国家能力建设作为和其他国家进行竞争的手段，因而他们在潜意识里把国家治理方式也看作国家间竞争的一部分，希望西方民主制度战胜东亚政治体制。无论哪种可能，两位作者迈克尔斯维特和乌尔雷奇对贤能政治的回避，让他们注定无法提出重建西方民主制度的有效方案。
如何重建民主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选拔和培训体制极大地丰富了民主制度
两位作者对民主的分析以及对改造民主的建议，都是偏技术性的。在解释发达国家的民主僵局时，他们给出的原因是国家管得太多、人口的老化和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却没有分析隐藏在背后的更深层原因。对于如何改造西方政府，他们提出的方案完全是技术性的，比如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手段降低成本、让社会组织承担更多的政府职能，等等。由于没有认识到西方民主政治陷入僵局的真正原因，这些建议不可能完成他们所谓的“第四次革命”。
西方国家政府为什么会越管越多？根本原因，是西方民主制度陷入了民主的斜坡效应，即民主没有得到应有的节制，日益沿着极端政治的斜坡滑落下去。民主制度是一架精巧的机器，除了选举，还有许多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些非民主的机制，如权力制衡、协商以及民众的公民意识，等等，是它们保证了民主的良序运转。民主的基础是一人一票，但是，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不能成为制定公共政策的方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财政困境，正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加州长期全民公决确定重大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的后果。对于分散的投票人而言，所有增加税收的政策都是坏的，而所有增加民众福利的政策都是好的，结果当然是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但是，两位作者没有对加州全民公决进行应有的批判，而是把希望寄托在现有框架的修修补补上。在西方世界，代议制政府是在直接民主和独裁之间的一个平衡，而议会制是它的典型形式。就选举而言，民众选举议员，他们的权利到此为止。议员们应该是那些既代表民意，又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的贤能人士，他们选择和监督政府领导人——后者通常也从议员中产生，并制定法律。尽管议员们要受到民众的监督，但是，在必要时候，他们应该敢于站出来，用他们的智慧引导民众。在代议制下，民众没有“做主”的权利；他们的权利是“选主”，“主”再来为他们“做主”。这是一个精巧的平衡，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里，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值得玩味的是，这个平衡的破坏与西方在全世界推行西式民主有关。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铁幕将世界分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推行西式民主，是资本主义阵营战胜社会主义阵营的武器之一。当这种民主成为一个战斗武器时，它必然要被简化为简单的原则，如个人自由、一人一票；而支持民主运作的复杂机制和社会、政治条件，则被丢到一边。苏东巨变后，西式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但是，这些匆忙建立起来的民主往往采用了简化版，几乎无一例外地仿效美国采用总统制，而不是更加精巧的议会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新兴民主政权纷纷仿效美国的时候，美国自己的民主制度却在走向堕落，其中一大症候是选举完全成为一场金钱游戏。奥巴马以“改变”的口号参加2008年总统选举，竞选过程中大力抨击政治献金，但到2012年竞选连任时，他从“超级包”（Super PACs，即“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接受个人和公司的捐助，在竞选中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得到的政治献金比谁都多。在这种情形下，美国政府要想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很难，它不能摆脱无数利益集团的左右。奥巴马已失去了多数选民的支持。
既然民主在美国都推行不畅，可见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民主经常失败了。这些国家既没有民主的公民文化，也没有辅助民主的其他机制，民主要想在短期内见效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第三波民主的胜利，反过来又促进了发达国家进一步民主化。传统秩序不断受到挑战，族群和身份政治泛滥，道德相对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权威日益式微。追求权利平等和社会多元化没有任何错，但是，任何追求都应该有所节制。
如果不发生大的危机，西方民主的下坡路还很长；但一旦发生大的危机，深渊就不远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一个危机，它把西方民主所面临的困境暴露无遗。在美国，这表现为民主、共和两党的极端对立；在欧洲，则是民粹主义的泛滥。西方社会面临的政府财政危机，实际上是民主的危机。（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编辑 萧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