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油价暴跌，国内外一些专家预判“低油价时代已经到来”，甚至认为“碳氢能源依赖的时代即将结束”。尽管“高油价”与“低油价”是相对的，很难用精确的数字加以界定，但是既然谈论的是“时代”，那就不是短期现象，而是长期趋势，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是更长一段时间的国际油价基本走势。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判断，如果这一判断能够成立，国际能源关系和世界战略格局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动，而我国建立在“高油价时代到来”预测基础之上的能源发展战略和能源外交战略必须据此进行根本性调整。
然而，对各种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表明，目前的国际油价暴跌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今后相当长的时间、甚至是几十年内，世界仍将处在“高油价时代”，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运筹仍应立足于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的大趋势，而不应因油价一时下跌做出错误决定。
多种临时因素叠加导致国际油价暴跌
此次国际油价连续下跌是多种临时因素叠加所致，既与供需基本面失衡有关，也与其他驱动因素相联。
第一，国际石油供需关系失衡。过去几年随着油价不断攀升，资源国投资开发的积极性不断增高，新增产能不断扩大；加之美国页岩气技术革命取得突破，多国非常规油气的开发取得进展，国际石油市场供给量增多。与此同时，欧洲经济持续低迷，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减速，致使世界范围内石油需求增长放缓。供给增长与需求增长的非协调性，导致石油供需基本面出现失衡，这构成了国际油价下跌的基础性背景。
第二，地缘政治因素推波助澜。国际油价短时间内如此大幅下跌，远远超出了供需基本面失衡产生的影响，本应拉抬油价的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等地缘政治因素出现“逆向驱动”，这显然很不正常。大量事实表明，这种反常现象与一些国家的地缘政治操作直接相关。美国利用石油武器打压地缘政治对手的历史，足以证明美国不可能放弃这种机会。美国决计搞垮普京政权，无所不用其极，低油价显然会沉重打击对原油出口高度依赖的俄罗斯的软肋。至于美国打压油价对其非常规油气开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显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取舍问题。沙特甘愿蒙受油价下跌带来的巨额损失而拒绝欧佩克限产保价，显然也有自己的地缘政治考量，那就是打压对手伊朗的油气产业、抑制美国非常规油气的发展。不论将美国、沙特的这些行为称作“阴谋”还是“阳谋”，确定无疑的是，地缘政治因素正在对出现下跌走势的国际油价推波助澜。某些专家认为“地缘政治因素对油价的影响日益弱化”的判断，显然远离事实。
第三，国际投机资本对油价的逐利炒作。最近几十年国际油价暴涨暴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的多家投机资本对油价的逐利炒作一直是背后的重要“推手”。国际油价从本世纪初不到30美元/桶攀升至2008年的147美元/桶，此后短短几个月里又急跌至30多美元/桶，在油价的暴涨暴跌中，炒作油价的“金融大鳄”从中牟取暴利。石油期货交易量8倍于实际交割量这一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按照国际知名能源问题专家恩道尔的说法，国际资本投机炒作对国际油价大起大落的影响占到了70%。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呼吁发达国家加强对投机资本的监管，发达国家也做出过相应的承诺，但是投机资本仍在国际石油市场横冲直撞、兴风作浪，这是不争的事实。此次油价下跌的过程中，投机资本的逐利冒险本性再次发作，这无疑是油价短期内非正常暴跌的重大牵引因素。其中是否有大国政治操作在起作用，不能不令人生疑。
第四，美元升值产生的账面影响。美国经济恢复增长、美联储计划退出量化宽松，引起世界经济对美元升值的预期，导致美元对多国货币汇率升值。石油美元在国际能源金融领域、特别是期货交易中居于主导地位，以美元计价的石油自然会随着美元趋于坚挺而在账面上出现相应下跌。
但是，供需基本面的失衡不可能长时间持续，市场的修复功能必将发挥矫正作用，而地缘政治因素更不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无休无止地下跌。
目前50美元/桶左右的国际油价已经过低，对世界石油生产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多个产油国财政收入减少，陷入资金短缺危机，高成本油田开发难以为继、产能开始收缩。特别是遭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各大油气公司资金紧张、开发投资受到制约，东部地区新油气田的开发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其他高开采成本的国家，例如委内瑞拉已在叫苦连天。开发成本普遍高于传统石油的页岩油更是难以承受长时间的低油价，投资动力必然下降，就连美国的页岩油气开发也已开始收缩。深海、北极石油的开发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低油价的负面影响。在油价持续低迷、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欧佩克成员国对市场份额的争夺迟早也会让位于“限产保价”合作。
今后一个时期，世界主要石油产地的局势可能进一步动荡。与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国直接相关的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问题，短时间内均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存在进一步激化的可能性。随着石油收入锐减，中东多个产油国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将会下降，不排除爆发“民主动乱”并对其石油生产造成冲击。上述情况很可能引发国际市场的恐慌性预期，从而推动国际油价非理性上扬。
另外，乌克兰危机正在“倒逼”俄罗斯加速“再工业化”进程。尽管相当长的时间里，俄罗斯难以改变经济和财政对油气出口的高度依赖，但是存在其对国际石油市场供应逐步减少的可能性。其他一些产业结构过于畸形的石油输出国，也会从俄罗斯的遭遇中汲取教训，努力摆脱国家财政对石油出口收入的过度依赖，这对石油产能增长及国际市场供给也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石油的供给量很可能逐步减少，从而建立起新的供需平衡。如果世界经济增长不继续减速，今年上半年世界石油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很可能发生逆转，国际油价有可能以较大幅度反弹，尽管重回110美元/桶之虚高价位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石油仍将是世界主导能源
从今后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世界能源的发展趋势看，石油作为主导能源的地位几乎不会发生根本性动摇。这就决定了“低油价时代”不可能很快到来。
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多是以石油作为基础能源。世界石油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占到1/3以上。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都居于主导地位。而石油生产国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还处在“煤炭时代”。就连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还处在摆脱“煤炭主导”的漫长历史阶段，经过多年的“减煤”努力，煤炭在中国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仍然占将近70%。虽然扩大天然气、水电、核能、新能源的利用有利于减排二氧化碳，有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它们在能源消费结构中逐步扩大占比是必然趋势，但由于存在成本、技术、储量和开发能力等诸多问题，相当长时间里其对石油的替代作用仍然有限。如果油价长时间处于低位，石油对煤炭的替代作用可能进一步增强，从而进一步增大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
发展中经济体的石油需求将随着经济发展进程，长时间处在增长通道上。世界级和地区级新兴经济体必然不断涌现。其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基数的扩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将以增加石油等现代能源的消费为基础，石油是其不断扩张的制造业的主要原料。由于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其石油消费规模的扩大很可能远大于发达经济体石油消费规模的缩小。这意味着，石油的“消费峰值”远未到来，而且很可能迟于“生产峰值”的到来。因此，几十年里世界经济不可能进入“后石油时代”、“廉价石油时代”，国际石油供不应求、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很可能将是一种长期现象。
世界经济转向以新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将是一个漫长过程。新技术革命的进步、气候环境变化的压力，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开发利用低碳、清洁、高效的新能源。但是，新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不仅需要技术上的革命性突破，而且需要对基础设施、生产设备、交通工具进行根本性改造，这些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国防部门是石油“消费大户”，几乎所有武器装备都是以石油作为基础能源，要向新能源为主转变，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武器装备更新，这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新能源的替代目标首先应是煤炭，其次才是石油。因此，石油作为主导能源的地位几十年内难以动摇。
美国在世界石油领域拥有重大影响力，它是不愿看到“低油价时代”的到来。页岩革命的成功正在使美国发展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美国正在由最大石油进口国转变为石油净出口国。尽管世界油价下跌有利于美国广大消费者，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这绝不是美国石油巨头们愿意看到的。美国已将中国锁定为主要战略对手，让中国及其他新兴大国从油价长期低迷中获益，更不是美国所愿。今天用低油价打压俄罗斯，明天完全可能用高油价打压中国。长期看，美国必将是国际油价走高的重要推动者。美国在世界能源领域、特别是能源金融领域拥有霸权地位，美国投机资本的期货交易对国际油价拥有重大影响力，因此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取向对国际油价走势的影响不容低估。
另外，还要其他一些重要因素。例如，化石能源总是越采越少、越采越难。尽管随着技术的进步，探明储量将会进一步增加，开采同等条件下成本会降低，但这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石油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的长期趋势。所谓“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石油将成为无用资源，资源国不得不加速开发”的说法，纯属一厢情愿。
总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经济对石油的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国际油价走高将是一种长期趋势，油价的短期下跌构不成“低油价时代到来”判断的过硬依据。
中国中长期国家能源战略应立足于国际高油价
国家能源战略必须建立在准确判断世界能源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我国能源发展与国际能源关系运筹绝不应该因为某些专家所谓“低油价时代”的说法所忽悠，而应继续立足于“高油价时代”的长期延续。
首先，应下大力气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鉴于我国能源禀赋“多煤少油”的特点，相当长时间里仍应以煤炭作为基础能源，而不是大规模“弃煤改油”。考虑到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我国应在减少煤炭消费比重的同时下大力气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力争在煤制油、煤制气领域实现实质性技术突破。
其次，抓住每次油价下跌的窗口期强化国家能源安全。低油价不是长期趋势，每次油价下跌对于我国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机会。应抓住机会扩大国家石油战略储备，争取并购一些海外油气资产，调整国内油气价格。同时也要高度注意防范低油价对我国海外油气资产和金融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
其三，坚定不移地推动新能源与核能的发展。切不可因为油价一时下跌而影响新能源的开发投入。应努力争取在新能源技术研发中率先取得重大突破，这是关系到我国在新一轮世界产业革命中能否占据制高点的大问题。在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方面，似应争取越过石油主导阶段，直接跃进至新能源及其他清洁能源主导。更加安全、高效的核能是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应对油价长期居高难下的重要选择之一。
其四，在改造国际能源秩序上拥有更多“大国作为”。努力推动国际能源关系“去美元化”进程，扩大油气贸易中的本币结算，以应对美国对国际油气价格的操纵和国际投机资本对国际油价的炒作。努力推动新型能源合作组织和机制的建立，构建生产国、消费国、过境国的“能源战略同盟”、“利益共同体”，争取国际油气领域的更大话语权和影响力。利用外汇储备优势，扩大对周边地区及世界油气主要生产国的开发投资，争取控制更多的世界油气资源、确保我国油气供给安全。（王海运，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