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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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4万亿美元的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平教授向广大读者推荐美国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Journal)在几年前发表过的一篇题为《1.4万亿美元的问题》的文章。该文认为,中国已经达到类似当年美苏“恐怖平衡”的地位,但现在中国靠的不是核武器,而是手中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甚至可以决定美国的命运,但却仍让美国掌握着金融市场的话语权。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上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编者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平教授向广大读者推荐美国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Journal)在几年前发表过的一篇题为《1.4万亿美元的问题》的文章。该文认为,中国已经达到类似当年美苏“恐怖平衡”的地位,但现在中国靠的不是核武器,而是手中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甚至可以决定美国的命运,但却仍让美国掌握着金融市场的话语权。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上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中国人补贴美国是我们耍他们?还是他们在耍我们

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也许自知在美国的形象有问题。他是黑石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史蒂夫和他的公司在中国一度非常出名,博客、报纸和电视谈话中常提到他(他的中国名字苏世民)。在美国,施瓦茨曼因贪婪令人嫌恶。 2007年,为了自己60岁的生日宴会,他耗资500万美元。美国专栏作家安德森称他是“这个贪婪时代的代言人”。。在中国,施瓦茨曼则被怀疑卷走了老百姓的血汗钱。

2007年黑石上市之前,中国的主权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花了30亿美元外汇储备,以每股29.61美元的价格购买了1.01亿股黑石股份。美国新闻界赞此为精明老练之举。美国政府常对中国敲敲打打,要求中国在国际社会运用新增财富时做个“负责任的参与者”,投资黑石看来正如美国所愿。中国政府将三十亿美元的国民储蓄投入美国最著名的私募基金公司,只买了8%首次公开发行且无投票权的黑石股票,用不取得控制权的方式入伙西方的一流公司,同时没有引起政治疑惧。当初,日本人与沙特阿拉伯人在暴富之时,招摇摆阔买下西方著名企业及地标建筑,惹来愤怒与嫉妒,中国人与他们的差别显而易见。

但六个月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综合指数飙升时,中国持有的黑石公司股票账面损达到失约十亿美元,至少从账面上看这笔投资不能算是精明之举。我曾在两所大学演讲,学生都指出,施瓦茨曼是共和党的“大金主”。还有消息说,2007年布什总统前往施瓦茨曼位于曼哈顿的公寓,参加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募款活动。

黑石公司的案例体现了中、美关系较深层、较不公开且有可能更具破坏性的矛盾对立。中国的老百姓一直在补贴的不仅仅是施瓦茨曼的公司,而是每一个美国人。

中国对世界贸易开放已25年有余,领导人一直刻意压低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来支撑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真正含义(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4万亿美元,约每天增加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库债券)。实际上,这等于被(富有的)每个美国人在约十年间向(贫穷的)中国某人借了四千美元。就像许多失衡的经济情况一样,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此也一定会终结。但结束的方式是突然或渐进;有可预见的理由,还是在一阵恐慌中?不同的结束方式在未来几年会对美国及中国经济带来极为不同的影响,且不说对欧洲和其它地区的局外者

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会说,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高于其实际应该所处的水平——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消费总额大于生产总额。经济学家也会指出,尽管中国的大城市看来耀眼夺目,并且出现亿万富翁阶层,但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低于实际应有的水平,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消费额只有其生产额的一半。

中美两国政府都希望别人注意到这种局面,因为这对双方来说都有利。对中国来说,这有助于政府依其想要的方式来引导经济发展。“难以置信的快速增长”与“失控的通货膨胀”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这样做也能防止国内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恶性通膨。就美国而言,它意味着便宜的iPods、低利率、较低的按揭给付、较轻的税负。但是由于双方国内的政治紧张,也由于这项经济失衡的规模庞大,而且有增无减,现在已有迹象显示这种安排将难以为继。

我在2005年撰文《崩溃在即》,描述了一个想象中的未来景象:美国房地产暴跌,信用市场摇摇欲坠,造成中国等外国投资人恐慌,余殃多年不息。真实的世界最近已略有类似的忧虑(编者注:实际上,这种忧虑已经演变成了现实的2008年金融危机)。过去半年来,中国官方机构的某些非重量级人士曾暗示,中国可能不会再供应这么多钱给美国,而这样的言论竟然在外汇市场引起一阵恐慌。20078月,一位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方面学者何帆,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到:假如美元持续贬值,中国可能转移部分资产至较强势的货币。这话并无威胁之意,不过是老生常谈,但该篇文章很快就在欧、美激起危言耸听的报道,说是中国正在考虑使用其“核爆选项”——减持美元。

数月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表达了与何帆大体相同的看法。就在他发言数小时后,国际汇市便一阵交易频繁,迫使美元对欧元及其它货币的汇率跌到当时的最低点。。随后的几个星期,“美元挤兑”及“信心崩溃”之类用语越来越常出现在金融文章里。当年11月,更有影响力的温家宝总理表示:“我们担心如何保住中国持有的美元价值。”此话一出, 人心惶惶。

在美元强势时,下列的(好)事全来了:食物、燃料、进口品、制造品以及其它一切(包括欧洲旅游)的价格都下跌,而股票市场、房地产以及其它一切美国资产价格都上扬。抵押贷款、卡债及商业借贷的利率下降。税率也可能降低,因为外国借钱给美国会降低国债融资成本。唯一的问题就是美国货对外国人而言变贵了,因此伤害美国的出口。

而美元疲软时,下列(坏)事就会发生:食物、燃料、进口货等等价格都会上涨(也不再有欧洲旅游)。股票市场、房地产以及几乎其它一切美国资产价格都会下跌。利率升高,税率也可能升高,以弥补国债融资所增加的成本。唯一的好处就是美国货对外国人而言变便宜了,有助创造就业,并且能提高以出口为导向的美国公司(加州的葡萄酒商、新英格兰的医疗设备制造商)的价值。

美元维持高价已经许多年了——高得有些离谱,大部分是因为与中国人心照不宣的交易。中国的生活水平(虽然上升快速)也因同样的理由一直低得离谱。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奇怪平衡的起源和运行机制,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这种情形难以为继,以及美元崩盘或其他事件后这种情形将被何种情形取而代之。

为何一个穷国家有这么多钱

截至1996年,中国的国外资产首次累积到一千亿美元,主要是以美元持有。此后,金额又增加六倍多,远超过一万亿美元,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居世界首位。日本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以官方汇率计,日本经济实力几乎是中国的两倍,但外国资产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二;其次是阿联酋和俄罗斯。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大部分都放在保守、获利低的金融工具,如国库券、联邦债券,而不是惹眼的黑石股票。国库券与债券有美国政府的背书,被认为是世界最安全的投资,这些票券所付的利息低于公司债券,过去两年给付的年息是4%5%,而美元对人民币便已贬值5%6%,利息勉强抵得上贬值。

美国人有时(但不常)争论说,如此严重依赖外国政府控制的钱是不是一件好事?这种辩论再切题不过了,因为美国以前从未欠一个国家如此多的债务。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在争论这样的交易对他们是否划算?中国官员已经意识到,他们购买股票支撑了美国的401(k)退休基金的价值,维持了美国的低利率,而他们购买美国债券亦复如此,而且还让美国政府花钱却不必加税。

美国前任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曾经提到的怪现象就是,一个有那么多的需求尚未满足的国家,竟会让 “一万亿美元资金从年富力强的地方流到一个垂垂老矣的富有地方。”

虽然有些中国人富裕了,但中国在很多方面还达不到发达国家标准。更好的学校、更多的公园、更健全的医疗、更干净的空气和水、更完备的都市下水道——在中国,所有能想到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跟“工厂─出口经济”搭边。就个人的生活水平来说,情形也一样,大工厂的工人平均现金收入每月约160美元,农村则只有这个金额的一小部份,大部份中国人都感觉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起点非常低。

那么,中国为什么还一直把钱输送给美国?经济学家会描述这个怪现象说,中国目前已是全世界国民储蓄最高的国家。这听起来令人称羡,但像中国这样搞得太过头,显得和世界其他经济体不协调,使人民生活低于应有水平。相较之下,印度的储蓄率大约25%,即印度人民消费掉他们所生产的75%。以韩国与日本来说,储蓄率往往维持在20%多到35%左右的水平。近年来,美国的储蓄率有时会低于零,也就是说美国经由进口外国商品消费了超过国内生产的东西。

中国的储蓄率徘徊在50%上下,这可能是和平时期任何国家前所未有的,但这并不表示一般家庭储蓄占收入的一半,虽然个人储蓄率在中国是非常高的。很多中国国民收入以外国资产的方式“储存”起来,这几乎是看不见的。一直到现在,大部份中国人都心甘情愿地忍受,因为经济增长较高,即使消费水平受到压制,仍会使大部分人的财富逐年增加。

然而,说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仅描述了状况,却没有解释原因。为什么中国要从国内老百姓手中取走这么多钱去给美国?更加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中国明明知道美元对人民币肯定会持续贬值,还甘愿把这么多财物换成美金?中国的人民和国家需求甚殷,却有那么多他们赚得的收入不允许享用?中国政府曾作过一些明确的选择,,这些选择都源自政府的控制,中国的经济在其它许多方面都已大幅开放,但对于至关紧要的部份政府仍维持管控。为了解释这种情形,我们可以追寻一元美金从美国某位顾客手中到中国的一家工厂,然后再转回到美国中期公债(T-note)拍卖场的历程。

一美元的历程

假若你在美国CVS商店买了一支30美元的欧乐BOral-B)电动牙刷。我选择这个例子,是因为我在中国看过一家可能制造这种牙刷的工厂。试想这30美元绝大部分会留在美国的CVS商店、经销商与欧乐B公司本身,最终只有3美元左右会回流到中国南部。这是小型消费品价格中能回到中国南部的平均比例。

中国工厂都用美元为欧乐B报价:X百万支牙刷,每支Y美元。但是中国制造商不能直接使用美元,他们需要人民币——每月付1200元人民币(约合160美元)工资给工人、向中国其它工厂买零部件、缴税等,所以企业主拿着美元到当地商业银行 (假设是深圳开发银行)带着支票或货运单(证明这些美元是真实交易所得,而非投机买卖的流入款)换到人民币。

此处中国开始了第一道管制。在其它主要国家,像深圳开发银行这类机构,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处理他们所收入的美元,比如拿到外汇市场换成欧元或日币;直接投资在美国;或者发放美元贷款等任何一种他们认为收益最高的方式都行。但根据中国 “结汇规定”,中国的银行不能做这类事情,他们必须把美元当“违禁品”看待,将大部分或全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指示)美元给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美联储”),以当时的官方汇率换成人民币。

这样每天有成千上万笔的交易进行,人民银行的美金疯狂地累积,说得更精确点,每天超过十亿美元,累积的速度甚至比对美贸易顺差所显示的还要快,因为其它许多国家的客户也是用美金结账的。

实际上,人民银行必须设法处理这笔钱,而目前中国僵硬的指令只容许一项选择,即把美金交给国家外汇管理局,再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想办法把美元存放在最能获利的地方:有些买美国股票、有些换成欧元,而绝大部份则转为收益低但相对安全的美国国库债券。

于是我们的美元又回到美国老家。先是在CVS花掉,钱转到欧乐B,再付给中国南方某工厂,然后在深圳的银行换人民币,接着“上缴”人民银行,再经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投资,最后到美国国库券拍卖场叫价,随时等着重新注入美国的货币供给再被花掉——理想的话,买的还是中国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百姓从没决定要将这么多钱弄到美国,事实上大部分钱在每一阶段都不由他(她)们支配,这些实际上都是强制储蓄。

强行规定人民币与他国货币的兑换价值,不让人民币像美元、欧元、英镑等货币一样由市场供求的力量决定,这样做明显的理由是为了维持中国产品的低价格,中国工厂就会有忙不完的接单生产。正因如此,美国人抱怨中国在操纵世界货币市场。还有许多较不明显的理由。管控货币价值的作法本身也许是比汇率被实际设定的价位更重要的扭曲因素。就许多美国演讲常讨论的汇率而论,只要中美生活水平维持巨大差距,即使人民币大幅上扬,中国对其他地区的制造商仍保有价格优势(要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一倍,工厂工人每月收入会从160美元涨到320美元,这虽不会让美国增加多少就业机会,却足以伤害中国的出口经济活动)。政府一旦决定要阻挠市场驱动的货币兑换率,就必须控制金融体系其它无数的层面,比如透过一些操作工具,像外币上缴及“冲销债券”等(防止外币交易造成通货膨胀的方法)。

中国用这些以及其它类似的工具实现了难以置信的高储蓄率,虽然非常复杂,但结果是不能使全体消费者获得出口带来的购买力。个别的中国人手中的确有很大的购买力,尤其是那些引起世界注意的挥金如土的亿万企业家。但从巨额国际储备来看,中国花费的并不多。

中央政府采取的上述决策,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能保持前所未有的增长路线。政府不让市场决定人民币的币值,认为那样会打断持续不停的经济增长,打乱小心翼翼用高昂代价确立的“工厂─出口”经济路线。近忧方面,政府担心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的价值会飙升,使上海等高价地区的工厂产品价格贵到没生意可做;远虑方面,他们视不稳定的货币为讨厌的扰乱因素,因为币值波动使一切涉外交易变得更加复杂,公司很难预计海外的年收入,很难商定契约,很难吸引外资,也很难预计燃料、零件和其它进口货的成本。

中国一直创造新的工厂就业机会,从而缓解中国本身的社会紧张关系,为乡下穷人创造机会。中国人会过得一年比一年好,虽然比正常预期的生活水平差很多,但也会免受恶性通货膨胀的灾难,恶性通货膨胀可能让中国数十年经济增长的成果化为乌有。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中国把大量的国家财富换成在美国的账面资产,防止了美元挤兑,支撑中美关系,让大笔的美元现钞洪水般倒流回美国人手中,供他们继续使用。

中国人希望看到的情形

2007年成立的中投公司负责创新渠道,让中国至少二千亿美元的国外资产实现增值。中投开始投资黑石公司时引发了关注。2007年年终,该公司表示要采取更谨慎小心的投资方式,新闻说公司下一轮投资会支持一些信用出问题的本国银行。看起来他们正在研究胆大而心细的方法来管理巨额款项。

布拉德·塞泽尔最近所作的分析表明,尽管有这样那样放弃美元的说法,中国仍照旧将大部分钱财换成美元持有,约占国外收入的65%70%。中国政府不会轻易放出对美元失去信心的讯号,因为那样会导致人民币急剧上升,从而伤害中国的出口商,更会损及中国现存的庞大美元资产。

外国观察家只能揣度中国的意图而无法确知。不确定性部分源自外国人不了解中国金融界的新领导层及他们制定政策的背景。外国观察家也表示,中国金融的领导阶层也许还没完全了解别国对中国的金融意图到底有多么疑虑重重,有的疑虑合乎情理,有的则完全没必要。不合情理的疑虑是对一个新兴强权的所有意图都惴惴不安。一位在中美两国都有丰富经验的金融业者说:“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给当成有政治涵义,不管他们买什么,以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看成‘中国公司’所为。”

合情理的疑虑则是透明度的问题。中国是否会随其富裕变得更透明?中国官员说他们将朝这个方向迈进。艾德温·杜鲁门曾经通过一份管理优良程度评价表,分析了外管局和中投等数十个主权财富基金。他比较了新加坡、南韩、挪威及其它地方的基金,就其管理架构、开放程度及相关性质排列等级,结果中国的基金排在倒数第三——只比伊朗、苏丹、阿尔及利亚好些,但是比墨西哥、俄罗斯、科威特还差,在最高可得12分的“透明度与负责任”这一项,中国只有半分。

恐怖平衡

把外国对中国富强的恐惧推想到合理的极致。美国与中国对贸易、外交政策、环境等问题时常意见相左,有一天分歧可能恶化。

无论面临何种挑衅,中国都会考虑他们拥有的杠杆力量和武器,从中找出最强的一种——也就是别国无法运用的武器。假若没有中国每天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美国就不能保持经济稳定,或不能挽救美元于崩盘。

中国人会用这项武器吗?合理的回答是,不会,因为他们也会严重伤害到自己。他们多年的国家储蓄是以同一种会被他们摧毁的美元持有的,一旦发生抛售恐慌,他们只能收回狂跌前价值的一小部份损失;此外,他们的工厂制品也是靠使用美元的客户来消费的。

但是这种回答实际上是令人心惊胆颤的。萨默斯把现今这种安排称作“金融恐怖平衡”,并说它的缺点如同冷战时期的“相互毁灭”。当时的信念是,美国与苏联都不敢使用核子武器攻击对方,因为反过来自己也会被对方毁灭。夸张一点,中美的美元僵局也可以应用此类说法。中国承受不了不把美元回馈给美国人,因为如果他们这么干,他们自己持有的美元将会全毁。只要这种逻辑站得住,这样的体系就行得通,一旦不管用,我们的问题就大了!

什么情形会把这种逻辑戳一个大洞?不见得要为台湾的未来而发生殊死斗争,才有此忧。只要一个简单的错误就够了。比如,中国经济学界为回应来自美国的挑衅而发表另一篇演说。或者,产油国不再以美元购货而改用欧元计价的谣言。有走漏的消息说,中国政府希望买下英特尔公司,结果惹来美国国会愤怒的谴责,传出中国不参加下一次美国国库券拍卖会的消息。世界悲剧的造成,起因于误判的次数绝不亚于起因于敌意的次数。

各个方面被压抑的政治对立也会惹祸。中国的不均衡增长可能会使得国家越富裕,而社会越不稳定;同时,中国的扩展打乱了世界其它各地的工业,引起紧张;中国每星期注入美国数十亿美元,反而令人惊诧地让美国更难面对自己的结构问题。有一天,维系这局面的绳子断了,他们就得找兴师问罪的对象,而美国这边也已准备还以颜色。

这必然造成大灾难吗?没人能知道,知道也太迟了。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家普拉沙德(Eswar Prasad)最近在一篇关于金融不平衡的论文中写道,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是,是否有“足够的灵活弹性,承受住国内或国外强大的震撼,并恢复正常”,他表示,内含的矛盾实在太大了,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当今美国经济体系的价值变动剧烈,这种情况我们看太多了,因而我们在较长时间里仍不在意。但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人都知道,真正的经济混乱会有多大的痛苦。现在的中国人只要回顾上一世纪他们国家的遭遇也能明白。如今美国人想象不到悲惨的局面,已浑浑噩噩陷在一种由中国提供低利美元支撑美国生活方式的政策设计中,在这种政策持续的期间,生活是舒适的,这可能会再持续一阵子,但不会太久了。

多年前,中国人若选择慢一些但较均衡的经济增长途径,便可避开现在的各种压力。而美国本来也可能选择非常不同的路子:少依赖中国的补贴,多靠自己的现金支付。但现在提这些想法已经有点迟了,唯有准备好对付在各自选择的道路尽头碰上的事了。

(编辑:王生升)


*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曾任卡特总统首席演讲稿撰稿人。本文刊登在《大西洋月刊》20081/2月刊。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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