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近些年来成为一个引起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研究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在未来是否仍然具备，使我们对经济增长基本条件的变动趋势了然于胸，从而增强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的科学性，提高政策制定的预见性。
所谓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是指对一国经济长期增长持续地起决定作用的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基本因素。这里集中讨论经济因素，而将一些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尤其是国内政治稳定、无严重国际冲突，作为研究的既定背景。经济因素又分为供给条件、需求条件和环境条件三类。供给条件主要包括影响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储蓄率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供应状况的因素，需求条件包括影响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个方面需求的主要因素，环境条件则包括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对经济活动的承载限度的各种因素。供给条件决定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需求条件决定经济能否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运行，环境条件则会对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相互作用决定的经济增长绩效形成进一步的限制。
本文以2010年为基期，将“中期”定义截止到2020年，“长期”定义截止到2030年。我们假设2010-2020年我国GDP将翻一番，2020-2030年再翻一番作为全部分析的基本参照。
依据对影响供给、需求和环境三个条件的重要因素的逐一分析，我们得出了关于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条件的一系列结论和政策建议。
供给条件分析
劳动生产率提高将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不利影响
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缓慢甚至可能减少，是不利于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但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前景，却为经济增长的持续提供了最重要保障。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贡献远高于劳动力数量的增长。认为我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所谓“人口红利”的流行说法，得不到统计数据的支持。未来20年，在劳动生产率继续以足够速度提高的的条件下（年增长8%，即不低于过去20年的水平），老龄化带来的抚养比提高和储蓄率下降等不利后果，是可以被抵消而有余的。
2010-2030年我国的储蓄率会维持在47.1%-42.9%之间的较高水平，以较充分的储蓄为基本依托的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的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多年来，推行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所带来的科技成果，将成为我国未来保持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保障。
土地和水的供应能够支持GDP翻番目标
在自然资源供给方面，土地的供应并不会形成对未来经济增长不可逾越的限制。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需土地与粮食安全的矛盾，可以通过土地的集约经营和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以及合理的城镇规划得到解决。尽管水资源供应被某些国外学者视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挑战，但事实上，我国的水资源总量就支持未来经济增长而言是充足的，而且多年来用水效率的提高是明显的。
自本世纪以来，中国每万元GDP耗水量持续下降。2010年万元GDP耗水量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60%，年均下降率达到8.63%。未来20年，中国用水效率仍会持续提升。
土地和水这两种基本自然资源的供应，在未来中长期的增长过程中，是能够满足GDP翻番的需要的。但应当强调的是，土地和水资源的供求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这种平衡的保持，是以在未来继续实施并强化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以保证土地和水的利用效率持续提高为前提的。
对石油、铁、铜、铝等矿产供应持谨慎乐观态度
在自然资源中的矿产方面，从我国过去20多年高速增长期的情况看，尽管一些重要矿产的进口依存度很高，但供应大体上有保障。这些矿产的全球已探明经济储量和已形成的开采能力巨大，足以满足世界各国上百年内持续增长的需求。在正常情况下，资源生产国的经济增长也要靠出口来支撑，它们没有理由长时期、大幅度地减少出口。对未来中长期内石油、铁、铜等矿产资源的供应，总体上可持乐观态度。但这是谨慎的乐观，因为很高的进口依存度毕竟意味着较大的潜在风险。
在我国能源矿产和金属矿产中，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在2020年之后有可能降低，但石油、铁、铜、铝等矿产的进口依存度2020年后仍会提高。这些矿产品的使用强度（每生产1万元GDP的消耗量）在过去十几年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未来20年很可能延续下去。与城市化进程相伴随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制造业中机械及装备制造行业比重的提高，机动车辆的增加和航空运输的发展，等等，都会使得对这些矿产资源的需要增加。我们可以采取节约措施减少各种有关产品生产中这些资源的消耗，例如采用降低消耗的技术，对废旧材料加以循环利用，等等。但是，由于这些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比重的增大，光靠节约措施，很难使这些资源使用强度的上升趋势发生逆转，也难以改变相关矿产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局面。在国外供应商处于垄断地位，我国有关企业没有定价权的情况下，它们的价格会不断上涨，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会不断被推高。在极端情况下，普遍的成本上升可能使整个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同时原料的短缺又使实际产出减少，从而出现滞胀局面。此外，有关资源的供应还容易受到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发生供应不稳定的情况，从而引起国内生产的波动。在所需资源大多需要海运回国的情况下，保障航路安全也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总之，石油、铁和铜等重要资源的稳定供应，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应当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采取一系列开源节流措施，减少潜在风险的冲击力。
对资金流出应实行“有限度、有选择”的管制
资金供应是另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影响供给条件的因素。在未来中长期，我国仍然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同时，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也规模较大，资金供应不应当有大问题。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由于资金净流出增大，未来中长期资金供应的增长速度将大大低于2010年之前。虽然目前资金净流出占全部资金供应的比例还不算太大，但如果资金净流出规模在未来中长期持续加大，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最终会受制于国内投资需求的资金供应不足。
我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之所以有比较充分的资金供应，不仅是因为本国的高储蓄率和大规模引进外资，而且是因为没有放开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控制，对资本流动进行了较严格的管制。国外有学者指出，不为完全解除资本管制的资本自由流动所惑，坚持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未来20年，为保障国内的资金供应，我国不能盲目放开资本管制。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应放弃“走出去”的战略，但“走出去”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和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应当以是否有利于国内经济增长为准则，实行有限度、有选择的资本流出管制。所谓“有限度”，就是要将资金净流出的规模，控制在不会造成国内资金供应小于国内投资需求的范围内。所谓“有选择”，就是要限定对外投资的领域，使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用在保障国内短缺的战略资源、获得国内需要的先进技术、开拓本国产品的国外市场等与国内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领域。在实行有限度、有选择的资本流出管制的同时，还应当以不影响国家安全为基本条件，增加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使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长。
从总体上说，在未来20年（2010-2030年），在供给条件所包含的诸因素中，不存在使得设定的GDP翻番目标无法实现的短板。这意味着，在2030年之前，我国潜在的GDP年增长率不低于7%。2030年之后，我国潜在增长率将落到7%以下。
需求条件分析
2020年前后可能出现需求缺口
通过相关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相对于设定的GDP增长目标（即总供给），在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需求缺口，其规模为目标GDP的3.19%；而在2030年前后，则可能出现供给缺口(这意味着GDP的潜在增长率落到7%以下)，其规模为目标GDP的1.99%。要弥平缺口，实现目标GDP条件下的均衡增长，须在前后两个时间段分别实行扩张和紧缩两种作用方向相反的宏观经济政策。2030年之后，由于我国投资率达到峰值而趋于下降，供给缺口很可能因此逐渐收窄以至消失，短期内可能存在的较轻通胀压力也会随之消失。也就是说，届时有可能不必实施紧缩措施。即使有实施的必要，由于缺口不到GDP的 2%,需要的也只是十分温和的紧缩。因此，将集中考虑如何在2020年前后实行需求扩张政策。
提高政府公共消费支出，填平需求缺口
相对于通过增大净出口和投资来实现供求平衡的可能性而言，扩大消费需求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最终消费需求由居民和政府两个部门的消费支出构成。如果要通过增大居民消费需求来扩大总需求，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也可以提高平均消费倾向。但在实际中，提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办法是不可行的。
平均消费倾向主要由抚养比和基尼系数决定，其中抚养比由长期形成的人口特征决定，即便现在立即完全中止计划生育政策，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人口特征。而基尼系数的变动，则受到既有经济结构的制约。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此后进入下行通道：2009-2012年分别为0.490、0.481、0.477、0.474，五年间年均下降0.0034。由于不同社会阶层居民的收入差距会随着劳动力市场供需格局的变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而趋向于缩小，同时城镇化、城乡统筹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也将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基尼系数的下降应该能够成为我国未来一定时期的趋势性现象。但在既有的经济结构条件下，要达到较快降低基尼系数，必须立即实行从以间接税为主转变为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实行高额累进税，使转移支付水平大幅提高，同时在初次分配领域推行劳资集体谈判等制度安排，而这些都是短期内难以做到的。同时还应看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规模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固定的，提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必然导致储蓄率的相应下降，从而引起投资率的相应下降。这样一来，如果不能相应提高净出口在GDP中所占比例，总需求缺口将仍然存在，而提高净出口比例又与减少顺差、实现贸易平衡的政策取向相矛盾。
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办法来增加居民消费，同样不可行。在预测居民消费需求时，已假定居民可支配收入与 GDP同步增长。从2009年以后的发展看，在未来中长期中，无论初次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都存在有利于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条件。就初次分配而言，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将发生有利于劳动者的变化，使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份额的提高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城乡的全面推进和进一步完善，也发挥着促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增大的作用。
但如果要进一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则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将超过GDP增速。同时，在居民平均储蓄倾向一定的情况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不仅增加消费，还会增加储蓄，从而引起新的不平衡。因此，增加政府消费才是扩张最终需求的可行途径，也是一条最为直接和有效的途径。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增加的政府消费应集中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消费所包含的人员和办公经费应排除在扩张范围之外。具体说，需要增加政府消费支出的项目有：（1）用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扩大其范围的支出（包括低保、失业救济和医疗等方面）；（2）用于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的支出（例如，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增加中小学教师工资和培训经费、增加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投入等）；（3）加大对节能环保产品消费的价格补贴范围和力度；（4）增加国防经费。
在消费与经济同步增长条件下保持较高常态投资率
在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三、四年内，由于实行反危机的强刺激政策，我国经济中确实存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偏低的问题。投资率过高造成许多负面影响，使得经济中积累与消费之间、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与生活资料生产部门之间应有的平衡难以保持。但是，在提高消费率的同时，也不能犯“矫枉过正”的错误。过高的投资率固然不可取，低投资率也会导致经济停滞的灾难。世界上经济业绩较差的国家，无论是陷入“贫困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具有低投资率的特征。相反，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经济体，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都是以投资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保持持续上升势头，然后稳定在适当水平为特征的。保持适度的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将投资与消费绝对地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
我国是一个刚刚迈过中等收入门槛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20年，要经历由工业化和城市化叠加而成的向发达阶段前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肯定需要盖更多的房、修更多的路，需要用大量先进技术装备来提升各个产业的发展水平。因此，我国的投资率应当比已进入发达阶段的国家更高。而这又意味着，在消费率上，我们还无法向美国、西欧等老牌发达经济体看齐，甚至也不能与韩国这样的新兴发达国家攀比。现在虽然要下调反危机时期的超高投资率，但不能过度，正常状态的投资率还应保持在43%-44%的较高水平。对未来20年我国经济以翻番为目标的增长来说，这个水平的投资率较合理。也就是说，在最终消费与经济同步增长、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的条件下，我国的消费率在未来20年中仍应处在低于60%的水平。在2020年的预测值（52.9%）基础上加上政府为填补当年需求缺口而额外增加的消费（3.19%），当年消费率应在56.09%左右。较大的投资规模加上投资的较高效率，是推动我国过去2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今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
住宅、城乡基础设施、交通和先进制造业应成为投资重点
未来我国对服务业的投资与过去相比会有较大增长，这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大的各类服务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增大社会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力，无疑是必要和有益的。但在不能过度投入。就投资重点而言，城镇化是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因而城镇居民住宅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建设将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从近现代经济史看，从英国产业革命开始，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走向富强的道路是由证券交易、娱乐、旅游、餐饮等服务行业的发展铺就的。国家富强的基石，始终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即制造业。我国目前正经历产业升级过程，第一、二产业的现代化，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设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由它们的发展引致的传统物质生产部门的更新改造。这方面的投资需求，也应当得到更重要的保障。
在服务业投资问题上，一个尤其要注意的问题是，必须抑制对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主的虚拟经济领域的投资需求。这类投资风险较大，一旦结构比例失调，金融虚拟产品大于实体投资比例，将导致物质生产领域的投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继续实行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浮动制度，以渐进方式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在进口较快增加、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合理下降的条件下，我国的出口规模仍然具有扩张潜力。虽然世界贸易还没有走出2008年危机的阴影，但由于世界市场范围广阔，各国贸易互惠空间巨大，贸易量稳步增长的前景是可以预期的。同时，由于较低的单位劳动成本和出口结构的升级，我国在国际竞争中仍然具有优势地位。随着进口规模和出口规模的同步扩大，我国进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会进一步增加。到2030年前后，这个比例可能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接近。人民币的继续升值和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是这个发展进程的基础。
2005年至2013年8年间，人民币名义汇率累计升值超过35%，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30%。同时，作为“币值被低估”重要指标的经常性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7年的最高值10.1%，下降到2013年的2.1%。现阶段人民币升值压力实际上已经得到较充分的缓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也改变了过去关于人民币被大幅低估的不客观论调，称人民币“币值略微低估”。有西方学者指出，人民币现在已相当接近“公允值”。2014年初人民币汇率短期迅速下调的现象预示，人民币汇率未来不再会强势连续升值，而将进入一个由我国外贸规模的持续扩大和购买力平价长期变动趋向决定、在市场供求短期小幅波动影响下的缓慢升值过程。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在未来中长期，仍然有必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外贸规模的扩大和购买力平价的变动状况相匹配，呈现出在市场供求短期小幅涨跌影响下缓慢升值的态势，避免其强势快速变动可能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冲击。同时，应通过扩展人民币境外结算中心和鼓励以人民币结算的双边贸易，逐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从长远看，这样一种逐步国际化过程，最终会使人民币逐渐成为国际结算和储备的主要币种，从而形成对以美元为核心的现有货币体系的挑战，而这将威胁到美元的地位。对于因此而不可避免会产生的博弈，我们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设计应对对策。
环境条件分析
既定环境控制指标不构成GDP翻番的限制
就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两个指标而言，只要近些年形成的下降趋势不改变，不仅《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制定的相关控制指标不会被突破，而且还存在提高控制指标的余地。同时，我国政府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规划也不构成对GDP翻番的限制。因此，对未来20年翻两番战略的实施，我国的环境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环境控制指标的再提高
2008年美国、德国和日本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依次是0.957公斤/万元、0.186公斤/万元和0.22公斤/万元。虽然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一直保持较快的下降速度，但按此速度得到的2030年预测值，仍然远高于德国和日本在2008年的水平，只略低于美国2008年的水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于今后20年的经济增长，在不影响翻两番目标实现的前提下，环境控制指标还可适度提高。
综合以上所有分析，可得出这样一个总体判断：在未来中长期中，我国经济仍然具有以较高速度增长的条件。为了今后20年经济持续增长，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需求管理。2030年之前的多数年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调控方向应当是使总需求保持在能够使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的水平上。中国人既不应为不负责任的吹捧而头脑发热，更不应为别有用心的唱衰而裹足不前。我们应当有足够的“增长自信”。
[1] 本文为作者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之内容摘编，课题项目号：13AJL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