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当弗朗西斯·福山抛出轰动一时的著名论断“历史的终结”时，他显然没有想到，历史并非思想者的一个断言便可盖棺定论。就像日月交替、斗转星移，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面对并未终结的历史，福山在2009年坦承：“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当今世界，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中国的崛起，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重创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之后，中西方思想界都开始检讨现有的制度模式，探索新的制度模式。在这当中，中国模式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对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吸引力。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模式是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成功而独特的发展道路源自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的崛起对西方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构成了极大挑战，为未来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而另一方面，当下中国受到种种问题的困扰，面临不少困难。诸如对道路、制度和方向认识上的分歧，经济面临宏观稳定和结构调整等艰巨任务，贫富分化加大，民族宗教问题激化，价值观混乱和信仰缺失，等等。尤其是，腐败正严重侵蚀着执政党的肌体，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种种矛盾因外部力量插手而更加错综复杂，内外敌对势力乘势加紧“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方向、道路”的问题再次成为国内思想和舆论之争的热点。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解读，也出现了种种和中央精神相悖的噪音。我国周边环境日趋复杂，面临尖锐挑战。中国寻求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
习近平总书记在“2·17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要自主地选择国家发展道路，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和完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不能不顾国情照搬照抄他国模式，更不能丢掉我们自己的制度优势。要高度重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坚守民族道德传承和精神独立性，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前媒体和舆论界出现的偏差要加以治理。这是保证我们在历史风浪中站稳脚跟、固国安邦的关键。
机遇与挑战并存，自信与忧患同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在这个时候，终结了“历史终结论”的中国模式能否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能否实现，成为中国严肃的思想者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完善中国模式，建立“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也成为中国严肃的思想者们的理想与追求。
怎样看待当下中国的问题与进步？7月5-6日，《经济导刊》杂志社举行“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24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研讨会围绕“中国的制度模式选择与话语体系构建”主题，对各种现实问题和重大挑战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并通过政治、经济、战略和人文社会各学科的沟通交流，相互启发碰撞，深入分析阐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本刊将连续摘要刊登部分与会者的发言。
金一南[1]：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也充满了前所未有的风险
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话语权。先讲个例子。去年，由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军队正军级干部组成的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班与我校防务学院外军军官组成的拉美班举行座谈。哥伦比亚一名上校发言说，你们中国人过去支持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现在都在贩毒，让我们大受其害。你们现在发展很快，很有钱了，不应该对我们哥伦比亚今天这个局面多作一些补偿吗？
他的问题一提出，我方学员一片哑然。与我共同主持座谈的防务学院领导出来打圆场，说中方学员中没有外交官，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又说：我们现在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不会那样做了。他讲完后，我说，我要做一些补充。首先，我们中国的确支持过很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国家要革命，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这是20世纪的历史洪流。20世纪初成立国联，成国员只有40多个，21世纪初，联合国成员已经达到190多个，就是说，整个20世纪有150多个国家获得独立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今天在座的很多军官，你们的国家与我们中国一样，都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独立和解放的，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我问那位上校，你说中国支持哥伦比亚游击队，你知道我们还支持过南非的曼德拉吗？今天曼德拉成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声名享誉全世界，东方西方把他捧到了天上，但当年这个非国大青年领袖、非国大军事组织负责人，有谁支持他、帮助他？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中国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美国人英国人当时在干什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终身厌恶曼德拉。美国给南非政权提供情报，就是靠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曼德拉才被抓住的，在监狱关了27年。除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美国当年还大力支持西班牙的佛朗哥，韩国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维，智利的皮诺切特，南越的阮文绍、阮高其，都是声名狼藉的独裁者。这些记录今天就忘记了？自己就据于道德高地了？美国当年照样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被追捕的黑人领袖威廉·罗伯特跑到中国来避难，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就在人民大学附中上学，难道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做的正确的事？我们没有愧对时代、没有愧对世界，我们主持了国际正义。至于我们支持过的人有些后来跑去贩毒或干其他什么事，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自己负责，与我们支持的目的毫不相干。我们中国人支持所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苦斗争，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中国在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我们没有做错，用不着今天跟这个道歉，明天跟那个说对不起，后天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们为整个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正能量。
我讲这些的时候，哥伦比亚上校坐在那里，手扶着下巴，听得很专注，频频点头，没有继续再问。晚宴时他过来跟我握手，说很感谢，他没有想到我讲的这个角度。
现场一些同志后来说，听了哥伦比亚军官的提问，内心憋气，又不知怎么反驳。我这些话，把他们心里憋的这股气发出来了。
我觉得，共产党人的社会正义，是我们话语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正义奋斗吗？今天很多人对此发生动摇了，开始琢磨“忏悔”，还要出“忏悔”的书。今天有一批人，觉得中国共产党没有做一件好事。说共产党基本错了是客气，说根本错了、从头到尾都错了才算彻底。于是出现所谓“两头真”——参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间跟着共产党干的那一段全成了假的。就像黄永玉画的那幅讽刺漫画：这个人的一生，正确的 + 错误的 = 零。白活了。还有刊物遥相呼应，热衷于以小博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这种扭曲心态，哪里还能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社会正义？
我觉得，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为人民服务，到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这是我们的资本，是共产党民心归一的源泉。我们今天讲话语权，当然需要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需要在原则面前的坚定性。我们今天一说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好像只要经济能发展，就什么都可以做，这在无形之中，必然侵蚀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我正在写一部电视纪录片《血性军人》的脚本，其中一个典型，是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主任王三欣。这位我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就倒在了讲台上。最近看王三欣一些材料，他的理想是什么？是他年轻时讲的一句话：“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有时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哪像我们今天，路见不平掉头就走，哪有什么拔刀相助啊！这种顶天立地的正义感消失了。我们今天富起来了，钱包鼓了，衣服穿得好了，但是内心越来越自我，越来越羸弱。那一代共产党人对除恶的担当、对平等的向往，对正义的力挺，这是共产党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共产党人一旦失去这种英雄气概，必然失去担当精神，必然绥靖的空气、委曲求全的空气、是非不清的空气、“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的空气都来了。
2008年6月28日“瓮安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贵州给省委中心组讲课。石宗源书记那天没来听课，因为“瓮安事件”发生，紧急到前方处理去了。瓮安县委书记王勤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7年内让瓮安的GDP翻了一番，抓经济建设有成绩。当石书记找他谈话追究责任时，他觉得冤得不行，说党的要求我都做到了，GDP也翻了一番。石书记说，你现在不要讲这个，你就说说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怎么都让人给烧了？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对追求社会正义的丧失。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成为目标本身。就像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只要发展、只要增长，可以不在乎正义，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绥靖主义空气弥漫。“一切通过发展来解决”成为普遍的思路，“以空间换取时间”成为普遍的方式。包括对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也是一样，增大投入、促进发展的确重要，但用钱来摆平一切的思路行不行？能不能摆平？我觉得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共产党人在原则面前失去了坚定性。我们在内部失去了群众，不再像过去那样，登高一呼云集者众；对外失去了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一段时间我们集中精力搞大国关系，想加入富国俱乐部。去年底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一个名牌大学的著名学者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在一起。这种心态和论调，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一种理论。
这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西点军校，当时美国驻华陆军副官胡伯中校陪同我参观，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当时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上甘岭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在西点上学时学过这个战例。他说，这两个高地你们只有两个连守卫，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给我印象至深。我们当年守住了高地，就两个连，美军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而在今天，思想战线也是这样的高地，我们有没有这样坚强的队伍？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仍然让大家看到高地上的旗帜？好象没有。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旗下，主动地、全面地、大张旗鼓地放弃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就是这种放弃的高度概括。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是这种放弃的世俗注解——执政了嘛！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最后只能导致被列为2009年最牛网络语言、一位地方官员说的那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共产党人走到这一步，毛泽东当年解决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再次出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还能存在吗？还将怎样继续存在？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一位军职干部跟我讲，前几年“两会”，军队一位领导参加他们小组讨论，推荐大家一定好好看看《忠诚与背叛》这本书，就是《红岩》的内部本，讲地下党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叛变，出卖了基层组织。这位军职领导跟我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泪花闪烁。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我回去马上要求机关给大家每人买一本。可是今天他也出问题了，而且就是腐化，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跟干部战士解释？！”他的提问很诚实、很尖锐。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周围监督机制、制约机制都不健全的时候，如果再失去内心来自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就可能连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一步一步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
苏军战将朱可夫，二战胜利后当了驻德苏军总司令，把德国的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搞了好多回来。克格勃向斯大林举报，说朱可夫贪污。斯大林把他派到一个地方出差，克格勃趁机去他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沉痛不已。最后署名都不敢提苏联元帅、陆军总司令的头衔，就写“布尔什维克朱可夫”，要求保留他的党籍。你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没有监督机制，没有制约机制，胜利之时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可以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垮塌的危机。这是一个相对照的事情。
去年我在一个省委讲课，讲完后书记问我，金教授，你今天讲了美国、日本、南海、东海、热比娅、达赖，还有我们很多内部问题，你觉得所有危险中，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当时我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就凭自己的直观回答：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不在美国、不在日本、不在达赖、不在热比娅，在我们自己。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按小平同志的讲法：关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本事”。我们今天讲话语权，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否在精神上已经被人缴械了？除了经济增长，我们还有没有理想，还能不能登高一呼云集者众？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精神产品？我们今天思想匮乏，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中科院一位领导同志说，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信息技术与能源结合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了？明显是忽悠嘛。对这本并非严谨的书我们如此重视，连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这是什么问题呢？不接地气，山寨化别人的思想，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正义。正义离不开精神高地，离不开捍卫这一高地的斗争精神。共产党人最有力的精神就是斗争精神，不是维稳压倒一切，不是只讲和谐、不讲斗争。
1949年6月，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在最后离开大陆前检讨他的失败。老蒋打了一辈子仗，东征西讨、南战北伐，可最后概括他失败的原因全部是政治。他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加以对比，将共产党优点概括为七条：第一，组织严密；第二，纪律严厉；第三，精神紧张；第四。手段彻底；第五，军政公开；第六，办事调查；第七，主义第一。
蒋介石在大陆全盘失败后作出这样的概括，说明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军事全盘失败的时刻，也算成熟了。这是对手概括的共产党的力量，真正的力量、最大的力量。丢掉这些，只会丧失自己的力量。看看今天的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今天在香港呼风唤雨的一些人当时都跑了，觉得共产党的斗争精神太厉害。后来一看没什么动静，“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又都回来了。我们回归多少年了？经营多少年了？“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我们一些人只记住了“两制”，忘掉了“一国”。今天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2017的大选吗？我认为，更为关键的是去殖民化的工作。这个工作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做。去殖民化和“一国两制”完全是两回事。任何一个过去被人家统治、今天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都要进行大量去殖民化的工作。你看印度的去殖民化，你看韩国的去殖民化，你再看看老蒋在台湾进行的去殖民化。印度独立后，德里、孟买、加尔各答这些城市，英式拼法全部改成印式拼法。老蒋到台湾后，日语教育取消，日本教材停用，日本名字不许再叫了。李登辉原来就叫“岩里政男”，老蒋不让他叫了，只好又叫李登辉了。今天的“台独”分子，不管是陈水扁，还是苏贞昌、蔡英文，都讲一口标准的国语。谁让他们讲的？老蒋让他们讲的。台湾从小都是国语教育。今天台独分子都在讲标准的国语，这就是老蒋当年强制推行去殖民化工作的成果。
而我们在香港，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动作。维多利亚湾，今天还叫维多利亚湾。麦理浩道，今天还叫麦理浩道。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教育体制、学校教材，都未触及。我们说“一国两制”，这是“一国两制”吗？资本主义体制也要进行去殖民化啊。《基本法》23条立法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允许国家分裂啊。国民教育教材无法实施，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实行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的基本教育啊。任何国家获得主权独立，必须进行去殖民化工作，我们在香港基本没有做，以至于近来越来越多出现打着前殖民地旗帜游行的队伍。这真是其他获得独立的国家未出现的奇景。这一奇景在香港出现，让人思索殖民地意识的老根，也让人思索如何去除这一老根。必须从最基本处开始。
某种程度上说，这类事情也是内地问题在香港的反应。别人都说我们有全世界最强的新闻管控能力。可是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些节目，可以明显看出我们一些管意识形态的人不懂意识形态；以“维稳”、“和谐”为最高追求，导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权有意无意放弃。联系到今天很多党的领导干部不想抓也不会抓党的建设，不想抓也不会抓思想建设，不着力信仰的培育，不着力干部的监管，不关注社会公平。省委书记的工作重点也在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开发上面，最终导致党不管党，政不议政，忘掉正义，丧失纯洁，全部动力只剩下经济驱动。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们今天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我们今天思想太多了，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什么思想没有啊，但是没有力度。什么叫思想的力度？毛泽东说：马克思的思想势如破竹，鲁迅的思想势如破竹。势如破竹就是力度。同样，毛泽东思想也势如破竹。势如破竹的基础在哪里？第一，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第二，能够找到解决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问题的办法。我们今天舶来的思想、山寨的思想比比皆是，就是缺少根植于这块土地的思想，所以没有力度。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讲，大脑不是一个等待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点燃的火炬。中国共产党人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点燃人们大脑火炬这件事情。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实现的。而我们今天一些领导同志追求所谓开明的国际形象，倡导个人独立的人格，特别在意西方的评价，实际上是在精神上放弃武装。说重些，就是精神上被人俘虏，觉得人家在道德高地，我们在道德低地。这还是带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共产党人吗？还能感觉到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吗？
共产党人不管职位高低，首先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你有没有正义感？有没有原则？能不能坚持这一原则？国际国内都是一样，你不主持正义，没有原则，有谁愿意跟你走？国际上很多小国家不愿意跟你走，就是觉得今天中国人没有原则，关键时刻缺少挺身而出的精神。讲话语权，特别是国际话语权，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本身正不正，有没有一股正气。今年初我给《人民日报》写评论，引用了抗日战争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候一位学者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优秀分子。这样的共产党人，才能真正带领全民族前进，是人民的希望，而不是人民的包袱。真正的生命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第三个问题，进步中国。从进步中国来说，我们今天的机遇前所未有。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首先是国力的全新起点。2004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连续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历史性的变化。1978年小平同志访问美国，筹5万美元都作难，银行费大劲，好不容易才拿来。小平1988年春节在上海，问上海的领导同志财政节余还有多少？镕基市长实实在在回答，还有30亿。小平说：好，我全拿走。镕基市长急了，说你全拿走，我们上海春节怎么过？小平说，你过不了春节，你知道全国还有多少个省市过不了春节？你看看，这就是1978年、1988年我们的财政状况。你再看看今天，现在每年财政收入都在10万亿人民币以上。中国的这种发展、这种变化，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国力的全新起点。
第二，军力的全新起点。富国强军，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家底子薄，国防建设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长期在低水平循环。小平当年设想，什么时候我们GDP达到1万亿美元，那时候拿出100亿美元投入国防，就能大大改善装备，提升战斗力了。现在我们的国防投入已经达到小平同志当代设想的10倍多。毛泽东设想的富国强军、邓小平设想的富国强军，最终都没能实现，关键是我们国家不富，强军只能是梦想。而我们今天正在实现。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我们已经走过军队建设的瓶颈期，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你到我们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看看就知道，武器装备明显改善，军人待遇显著提高，军事能力逐步增强。航空工业集团的老总林左鸣讲，我们以前和美国空军的差距叫望尘莫及，差距太大。今天可以叫望其项背了，距离接近了。再用20年、30年，我们要努力争取做到并驾齐驱。
这是航空人的雄心壮志，也是我们今天国力、军力发展的全新写照。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举个例子，十几年前轿车进入家庭还是梦想，今天你看上海，一副车牌8万人民币，被称为是“全世界最贵的铁皮”。北京购车的政策是摇号，撞大运，中签率0.8%、0.9%，我看还不如上海。上海的方式起码能增加公共积累，公共积累多了，还能改善交通。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长安街上的自行车洪流什么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我当年也是自行车洪流中的一员，骑自行车上下班，现在自行车大军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虽然我们今天讲各种的缺陷、各种的弊端，但进步是不可否认的。
第三，国际关系的新起点。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中心，国家经济状况、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股市行情、国内政策调整等等，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大，开始深刻地影响世界发展进程。今年“两会”周小川行长和易纲外汇管理局局长那场记者招待会，字斟句酌，谨小慎微。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央行行长一句话稍有不慎，就会影响中国股市，影响全球股市。毛泽东时代，央行行长随便说，放开了说，对国际也没什么影响，今天不行了。这是中国国力全新的提升，中国今天塑造国际环境的能力非常强。
近平同志讲，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当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巨大的风险。我们就像一个攀岩者，已经攀得很高了，但是要进入一个反斜面，能攀过去，才能登顶。所以，我们今天讲问题中国，决不否认进步中国，我们的进步是历史性的。包括今天知识界这种深入的讨论，也是历史性的。我们过去不可能这样深入地讨论问题，畅所欲言。
李玲[2]：社会主义的新版本：“计算社会主义”
我发言的重点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认为，我们需要新的话语权背后是需要新的理论支撑，我们面对的大时代呼唤新的经济学。中国过去30多年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但是我们整个学术界都是用西方理论来诠释中国的实践，以我们丰富的实践来论证西方理论的正确性。这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所以越论证，我们中国反而越不对。
为什么说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大时代？我认为，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眼前的困境也是前所未有的。说得严重些是“内外交困，进退失据，左右为难，上下不通”。现在经济下滑的压力很大，中央已经出台了微刺激措施。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是上一轮刺激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所有的资产价格都抬升，劳动力、资源、土地都升上去了。这其实使得我们的竞争力在下降，而且扭曲了发展的行程。如果又刺激，再下一步怎么办？但是不刺激又有什么办法？这背后还没有成熟的理论来支撑。
从国际看，虽然中国的问题非常多，但是我们的对手问题更多，问题更大。20世纪所向披靡的资本主义制度碰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08年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及不断蔓延的债务危机、社会危机，世界进入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多发期。指导当代西方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遇到挑战，金融危机引起人们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和反思。
最近一本全球畅销书，就是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克提的《21世纪的资本》，被称为《资本论》的2.0版。它是用数据来说话的，它的基本结论是，西方两个多世纪以来，除二战时期外，整个的趋势就是资本的回报率远远高于劳动的回报率，贫富差距加大，所谓市场根本就没有均衡。这对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是一个挑战。经济学所谓看不见的手是能够自动达到均衡，均衡是资本的回报率等于劳动的回报率，而事实上均衡在哪里？这一重大问题的提出是很有感召力的，它在推动我们研究的深入。
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是被国际大势裹胁着往前走。包括1978年的改革开放，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大势里。下一步整个国际大势将会发生根本变化，那我们能不能顺势借力，独占鳌头？就像习总书记说的，能不能基于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一百多年的实践，特别是新中国六十多年的经验，独立自主地走出我们自己的路，提出我们的理论。
具体到政府和市场，我们知道，政府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其实最早咱们中国的政府是最厉害的，这套行政管理体系是中国人造出来的。现在英国学得最好，他们认账，说我们是跟你们中国学的。政府和市场之间你退我进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整个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不断遇到危机。西方资本主义起步时，先是完全自由发展，遇到危机了，政府就来解决问题。政府干预过多后，又出现效率问题，又往后退，新自由主义又兴起了。所以不光是中国，历史地看，国际上也一直存在着“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至今没有解决。中国政府的力量更强，这种周期更短，看得见的手一抓，一把就捏死了。捏死又不行，又一放，就乱得一塌糊涂，不停地折腾。
所以，政府和市场各有各的功能，两种机制都不完美，都有缺陷。既存在市场的失灵，也存在政府的失灵。
但是现代社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境。按理说，谁出事谁来解决，而现代社会危机频繁，天灾人祸什么都有，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经济社会危机，谁来解决？我们常说市场是看不见的手，若它的手都看不见，你找谁？所以，无论出了什么事，还得找政府，因为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代理，是永不退出的责任者。无论哪个党执政，它都要负责任，否则国家要垮台。于是我们发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一个悖论：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但政府的责任却是无限的。
美国自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到现在还在兜底，还没有从这个圈里出来。按理说，金融最应该是市场主体，不应该是政府，可它要是不兜底，美国就垮了。所以无论是政府失职造成的问题，还是市场失灵造成的问题，或天灾人祸，最终都要由政府来负责。因此如何解决有限政府无限责任的问题是现代社会和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
经济学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从历史进程看，亚当·斯密的第一代经济学是“看不见的手”，市场自我调整，自动有效配置资源。这个自我调整的机制是价格，市场上东西多了，价就会降，少了，价就会升，最终达到一个均衡。这就是所谓“空想资本主义”的理想境界。其实，在现实世界，从来没有完美的市场，所谓看不见的手，大多是失灵的，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
所以，第二代经济学强调修补市场，在市场失灵的领域由政府来干预，或者政府来解决。这也就是为什么大萧条以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家靠政府。可是政府介入后，又存在政府的失灵，因为政府管理能力和手段有问题。所以到了70年代，新自由主义又卷土重来。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好的机遇，就是经济学正在创新，我称为第三代经济学理论。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赫维奇、马斯金和迈尔森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基础”，“让我们能将市场运行良好的情况与运行不佳区分开来，有助于经济学家确定有效的贸易机制、规则模式和投票程序”。就是说，市场是一系列的机制设置，要平衡生产方、需求方，你是需要设计的，并不是自动达到均衡。到2012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授予罗斯和沙普利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稳定分配理论和市场设计中的实践"。市场设计理论是对整个市场来做设计。市场不能自动地解决我们所说的配置资源效率的问题，所以它是需要设计的。
凯恩斯早就讲过，均衡是长期趋近的。但是长期人都死完了，问题还没解决。西方其实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要做市场设计。什么是市场设计？其实就是一套明确的交易规则。只要交易双方按照规则进行匹配，就像过去媒婆给男女配对一样，最后就可以达到有效率。
这是可以人为设计出来的。那么这个设计——制度的设计，其实是一个中央决策的过程。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它充分注重参与者的个体差异，不是过去传统僵硬的指令经济。这个能够成功，在于我们这个时代有了一个新的手段——信息化。所以罗斯等成为2012年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这反映了一个趋势，就是西方在反思，并正在成功地推出理论成果。
罗斯教授是我80年代在美国读书时的老师，这些年我一直关注他的研究。他应用市场设计理论在英国做了肾脏捐赠匹配的网络，这比一般市场交易要复杂得多。因为器官不是谁出价高就给谁，价钱解决不了问题。即使你出价高，还有血型和各种生物匹配的问题，还有伦理道德和其他社会约束等。英国因为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所以罗斯在英国用大数据设计出一套制度，成功地让器官的匹配的效率显著提高，拯救了很多生命。另外，他解决了纽约公立高中的分配，就像我们的择校问题，还有医学院毕业生的住院医生体系分配。
市场设计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它让我们重新来认识这个大家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更有效地结合，也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存在合理性、可行性？我认为，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可能有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此市场非彼市场，这个市场是科学设计出来的。它保证效率，同时兼顾公平，也就是它既能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又能完成社会主义的功能，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这个框架里，市场和政府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合作的，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配合有序才是正确的方向。政府看得见的手要避免市场失灵，它要做整个规则的设计，并且保证参与者遵守规则，实现有效率的分配；同时它也要避免自身的失灵，就是我们说的政府的失灵。那么通过信息化的手段，信息可以公开，以保证公平正义。而且全过程都是动态的调整，不是僵死的，不像我们过去，计划了就多少年不变。大数据的背后是可以随时调整的，数据变成了决策依据，就是西方最流行的所谓基于事实的循证决策。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要解决要什么样的效率的问题。我们这些年的改革一直都在追求效率。经济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投入和产出，投入少产出高就是效率。
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包括现在的市场设计，都注重微观领域，强调微观效率，也就是生产者、消费者个体的效率，单个企业的效率。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来说，经济学还应该有中观效率、宏观效率。中观效率可以是一个地区、行业、领域，比如金融、信息产业、制造业，方方面面。然后是宏观效率，就是整个社会的效率。这个效率就不单纯是我们要的经济效率，而是总的社会效率。政府应该着眼于宏观效率，中国现在强调国家治理，这其实就是宏观效率；然后是中观效率，然后才是微观效率。
习总书记最近批评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观点。我们这30多年过度强调微观效率，忽略了宏观和中观效率，所以才会有这种认识。从微观效率来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没错。因为要造自己原来不会造的东西，基础设施投资、研发投资非常大，而且就造几个出来，单位成本多高啊，当然是不如买，更不如租，租的短期成本最低。但是这没有考虑中观和宏观的效率，因为如果自己造，带动的是一个产业。就像航天，是唯一我们自己造的，它带动的是整个产业，中观和宏观效率就出来了。
习总书记这次访问韩国参观了三星。三星的历史馆我上世纪90年代去看过，当时就恨不得哭一场。我是1978年半导体物理专业的，那时候中国的半导体已经搞了20多年，在世界第一阵营，否则“两弹一星”上不了天。而三星公司是1979年才开始建立，但是今天已经超过GE了。我们现在每年进口最多的就是电子元器件，因为我们的半导体工业垮掉了。为什么会垮掉？半导体投资巨大，如果从微观上考核半导体厂，它就是亏本的，我们仅看微观效率，使得我们作为大国陷入世界加工厂。为什么连我们北大物理系的学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因为没有相关的产业，我们损失了宏观和长远效率。
过度强调微观效率还有一个后果，就是造出了太多坏的GDP。所以尽管我们经济上是世界第二强，但实事求是说，老百姓得到的福利是有限的，没有达到世界第二强应该得到的福利。我最近到某市调研，它的人均产值1万美元，人均财政收入1万元人民币，但是政府却没有钱投医院。我问为什么？你们很富呀，为什么医院现在还在宰病人？他们市长一脸尴尬，私下告诉我，他们的GDP水分太大，真正可用的财政没有。他们人口不到100万，可是财政负债200多亿元。
按西方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是简单的微观经济的加总。我认为这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弊端。在物理学里，粒子的碰撞，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从量变到质变，宏观和微观完全不是一回事。那经济学怎么就能把一个代表性的企业或一个代表性的个人，一加总就是一个总体的？因而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无法顾及，也无法解决在从个人到社会整体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破坏性地解决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不平衡。
同时，从美国这一轮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我们也看到，美国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微观机制设置上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宏观上垮了？就是它的系统垮了。而西方经济学没有合适的宏观理论，所以金融危机以后，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救市。为什么过去西方经济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从理论到技术，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能力从总体把控经济。
我认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这套计划经济理论其实是没有错的。当年社会主义实践遇到了重大的挫折，是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达不到计划的要求。苏联当年搞计划很厉害，但是那个时候跟今天的计算机信息化不是一个概念。你做计划要基于信息，而当时搜集信息的手段有限，没有现在的信息化手段。中国当年的计划就更粗糙了，它一定会遇到挫折。而今天是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是崭新的生产力，那么它一定会带来新的经济组织形态以及新的理论。比如阿里巴巴的“网上金融”，为什么可以做？其实是基于它的消费信息。它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要抵押了，就基于你的消费信息，就可以给你贷款。大数据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机会。
我还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我们错过了工业革命这个机遇，但是西方现在遇到的挑战其实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这个模式难以为继。西方整个这套思维是定量化的、微观的，科学上是还原论的。而中国文化是总体系统的，跟西方还原论定点、定量的理论是不匹配的。所以中国的学术动辄就是“不科学”的，中医不科学，中国文化不科学，因为总体系统的这套东西没有科学来阐述、来支撑。而信息网络这个思维和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它就是一个总体的思维。但是它微观上又是灵活的，不像我们缺乏客观细致的分析。所以我觉得，借助于这一轮的信息革命，我们有机会重新书写经济学理论，包括新的政治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管理的理论。
我们要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比如，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必须充分解释，是什么样的市场？我们倡导的是新一轮的市场，不是传统的小经济、小作坊的市场。这个市场是新型的、信息化的市场，是一个可以准确模拟和可以设计的市场。
我们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已经被妖魔化了，就像王绍光老师[3]讲的，我们需要新版的社会主义。我个人能贡献的就是这个“计算社会主义”。计算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率，要有计划、按比例，统筹协调发展，实现手段是市场设计和信息化。现代信息生产和处理的高效性正在为“计算社会主义”带来现实的可能性。在信息化时代，它完全是可以精细化的，而且是动态的、随时可以调整的。罗斯教授的市场设计在美国仅能应用与单个或局部市场，而在中国是可以对整个国民经济做市场设计。
总之，我们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背后其实是中国理论的现代化。这套新的理论需要集成和创新，集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智慧、新中国的丰富实践以及西方理论实践和现代信息技术之大成，开创社会主义新理论。这个挑战非常之大，但是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机遇，我们将会愧对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