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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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的崛起

Martin Kenney John Zysman贾开 来源:《经济导刊》2016年06期 2016.06.29 17:28:01
大数据、新算法和云计算的普遍应用会改变工作性质和经济结构,但这场变革的本质却决定于我们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做出的政策选择。

数字平台经济正在兴起。Amazon、Facebook、Google、Salesforce、Uber等诸多公司正在构建网上平台以推动范围广泛的个体生产活动,这将彻底改变人们工作、社交、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传统方式,数字平台构建的多边市场框架将控制并塑造参与者的行为方式。作为“第三次全球化”的必要组成部分,平台和云正在重构全球化本身。

数字平台的功能和结构多种多样,它们正在重构各领域的市场结构和分工,并将最终影响价值的创造与分配。例如Google和Facebook是提供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服务的数字平台,但同时也作为基础设施为运行在其上的其他平台提供支撑;Amazon和Etsy、eBay是网上市场,但Amazon云平台同时也是其他平台的基础设施;Airbnb和Uber利用这些云端工具为用户提供服务,并对传统产业产生了极大冲击。

一些人将数字平台称为“创意经济”或“分享经济”,而另一些人则称其为“零工经济”、“1099经济”或者“不稳定生产者的经济”。与知识社区平台Wikipedia、音乐分享平台Napster、以及开源软件平台Linux不同,Uber、Airbnb和Facebook并不是建立在“分享”基础上,而是充分利用其他人的努力和消费者的资产以赚取利润。事实上,平台公司的优势通常建立在制度套利的基础上。它们所采取的平台策略不同于传统企业所遵循的运行规则,而这些规则通常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社区、工人和市场而设立。例如,Lyft和Airbnb推动了诸如汽车和公寓等耐用消费品向资本品的转化,尽管它们都宣称自己只是中介平台,但这种“共享”却类似于工业革命之前的“门口经济(Putting Out Economy)”:公司将零部件运到每家每户的门口,后者则在其家中组装衣服、鞋、枪械等商品。不同的是,当前的平台管理者对“门口经济”的组织分工和报酬分配拥有前所未有的控制力,但它们却仍然宣称自己只是中介平台。在此,我们使用“平台经济”这个更加中性的名字,以同时涵盖多种类型的数字平台。我们正在经历经济结构的巨大变革,如果说工业革命是围绕着工厂的变革而展开,那么当前的产业革命便是以这些数字平台为中心,平台所有者拥有比工业革命早期的工厂所有者更为强大的权力。平台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无论走向何方,其影响都将是史无前例的。

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

技术进步究竟会带来何种影响的争论始于信息技术革命早期,平台经济的兴起,使得乐观派的观点再次盛行,旧金山也正在经历或许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淘金热”,投资家、创业者、数据科学家都在狂热地打造“颠覆性”的新商业模式。

平台经济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平台、吸引用户,调动用户参与生产,Google将搜索行为转换为可货币化的商品,Facebook利用社交网络,LinkedIn利用职业网络,而Uber则利用私人汽车。

以利润为行动指南的平台经济,在调动用户参与生产的同时,也对后者产生了巨大影响。乐观派认为,平台经济将改变社会结构并使每一位用户都能够成为具有灵活工作时间并从平台收益的创业者。他们坚信,平台经济将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且不会产生不良影响。这些美好图景真的能够实现吗?举例来说,提供匹配服务的平台或许将使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率,但成为普遍现象并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流后,那么它们很有可能出现工作时间的碎片化以及兼职者比例迅速增加,而这将使得劳动者难以享有与基于雇佣的全职工作相匹配的保障权益。数字平台是否仅扮演了中介角色,是否会导致“零工经济”或合同工比例的大幅上升?即使在对于技术进步的这种“乌托邦”幻想最为兴盛的20世纪70年代,同样存在很多质疑者担心新技术将会导致意料之外的不好结果。人们越来越担心数字机器、人工智能、机器人将取代大量人口的已有工作。

数字平台对于就业和工作性质的影响只是评估我们将会拥有一个“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未来的一个方面。虽然现在做出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我们必须做出政策预测以应对使用这些能够决定未来的新技术。平台经济发展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平衡因技术进步而更换的工作岗位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预见到传统常规工作哪些岗位有多大数量会被替换。相比之下,新创造的工作岗位则难以估计。未来将会出现新的产品、新的服务以及新的生产服务流程,而这些都是需要大量的智力密集型劳动力。很多平台公司正在以全新方式对接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既有产业造成冲击。数字平台取代或者威胁到了传统公司,而后者往往作为服务提供者受到现有法律的规制。数字平台正在不断重组并整合组织化程度较低或者区域性较强的传统公司。这些平台共有的问题是:平台对于生产者的控制水平如何,而什么才是合理的价值分配方式?

笔者认为,数字平台并不一定导致工作岗位的减少,它们甚至可能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事实上,我们很有可能看到又一轮的创新浪潮和新增就业。其实,数字化、自动化进程存在一个典型的两难困境:任何可以被程序化的产品或服务都是容易被模仿与复制的。因此,在通过数字化、自动化方式提升效率的同时,所有公司都需要更多的创新和突破以保持竞争优势。工作岗位的变更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劳动者与雇主间关系将变得前所未有的薄弱。数字平台引起的产业变革虽不一定导致“无工人社会”的出现,更可能出现的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价值创造极度分散化的社会,而平台所有者则因此有能力去控制所有交易并攫取主要利润。

平台经济对工作岗位的争论不断,最终将取决于我们在技术使用、公司策略、公共议题等方面的政策选择。我们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侧重点具有明显差异:德国试图维系其建立在中小企业基础上的制造业优势,而美国则似乎更加强调发展服务于航空和军工产业的高端精密装备。在消费端,一些城市已经直截了当地禁用了Uber和Lyft,而另外一些城市却非常欢迎它们。这不由得使我们产生疑惑,究竟哪些城市才会从正在兴起的平台经济中受益,而哪些又将最有可能被淘汰?

平台经济及其相伴随的市场和社会重构进程,真的会促进经济增长并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吗?数字平台究竟是会激发新一波的创业高潮并释放创造力,还是会导致一大批无依无靠的失业者陷于打零工或临时合同维持生计?我们要对风险有所认识,同时要认清平台的技术结构及其运行规律。

数字平台的核心技术

云计算和算法革命是平台经济的基础。计算能力的提升仅仅只是起点,将强大的计算能力应用于大规模原始数据的处理并进而转换为经济工具才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算法架起了软件与经济活动的桥梁,计算机程序被延伸至制造业并推动了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传感器网络的兴起。如果说以前是软件被嵌入到应用环境之中,那么现在所有的产品、服务乃至物理客体都被嵌入进了基于软件的网络结构之中。算法革命降低了数字工具以及经数字化改造后的传统工具的使用门槛,而得益于开源软件、云存储、云计算,以及类似于TechShops这样能够提供工业级别先进设备的平台的存在,个体生产的成本被进一步降低。

云服务实现规模效应非常关键;而对于用户(个体,中小企业,创业企业)而言,云计算则意味着计算资源和通讯工具使用成本的大幅降低。应用平台如今只是生产者的运营成本,而非资本支出。

数字平台是软件、硬件、运营和网络的复杂结合体,它们为各类用户提供了可共享的技术工具和通用接口,使得后者可以在稳定的数字平台上生产和发展各类产品或服务,安卓系统和苹果系统便是这样的数字平台。事实上,平台之上还可以再形成新的平台,例如许多互联网平台都建立在Amazon网络服务平台之上。许多这样的数字平台将吸引无数主体参与生产,共同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对于核心平台来说,这些互补的商业模式共同帮助其锁定用户。

在信息技术的范畴里,“平台”意味着通用、共享的工艺、技术和接口,它们向用户开放并允许后者在稳定的基础架构上生产开发产品和服务。在广泛的应用环境中,“平台”也指代一系列协调人们社会、经济互动行为的软件体系。

数字平台的经济后果

数字平台正在瓦解经济活动的传统组织方式,它们重置了进入门槛、改变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逻辑、利用了监管漏洞以追求制度套利、重新调整了劳动分工并改变了经济系统的权力结构。具体而言,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数字平台带来的经济后果。

价值是如何创造的

平台经济是由以互联网、计算机程序和大数据为基础的全新经济关系组成,建立在平台之上的生态系统是价值创造的源泉。

谁俘获了价值

与此问题紧密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平台用户承担了多少风险而其回报又是多少?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一些平台会对交易“收税”,而另一些平台则通过广告来获取收入。就平台公司的雇员而言,如果该公司成功在股票市场上市,那么他们将获得巨额回报;如果公司衰落或者失败,那么他们便不得不寻找新的工作。此外,与平台相关的另一类劳动者被称为“微型企业家”,他们为诸如应用商店、YouTube或者Amazon之类的平台提供商品——通常是虚拟商品。尽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不成功,或者仅仅只有很微薄的利润,但少部分人却能够获得非常大的回报。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应用程序开发或YouTube的内容生产,这些“微型企业家”的产品可能获得迅速的成长并拿到风险投资,一些应用程序本身也可能成长为新的平台。

谁拥有并控制平台

不同的平台存在极大的差异性。Wikipedia是基于共识机制运转的知识网络平台,它由网上社区共同管理;丹麦农业合作社平台具有非常清晰的边界,内部成员享有平台的管理权;Uber平台则由少部分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所有,他们当前通过买卖Uber的股份来获得收益。

怎样组织平台内的工作

平台经济下,工作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Microsoft、Google、LinkedIn、Facebook的员工虽然维持了传统的雇佣关系,但这些公司并不要求固定的工作时间,而是采用了弹性工作制度并提供各种各样的免费食物、饮料、交通及其他福利,这使得它们看上去像天堂般的企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数字平台的外围工作者,他们或者为数字平台打零工,或者生产数字平台的托管内容,或者承担合同外包工作。尽管他们也可以自由支配工作时间,但他们很少得到作为雇员享有的其他福利。例如Uber将出租车公司的雇员转换为合同关系,平台自主设定交易费率,司机只能接受该费率并通过Uber平台获得收入。这些司机是“微型企业家”还是雇员,抑或是其他种类的工人?对于那些编写应用程序、生产YouTube内容的个体来说,他们又该被归入哪种就业类别?在这些生产活动中,生产者的回报呈现指数递减规律:只有非常少的生产者能够通过广告、产品付费、粉丝付费,甚至是众筹的方式获得高额回报,而大量的其他生产者则处于长尾之中,生产了平台上的大多数内容却得不到任何物质回报。平台经济究竟是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还是导致了唐顿庄园般的社会结构:少数平台所有者构成了精英群体,与此同时则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规模巨大的下层阶级。

当前面临的政策选择

在数字平台经济发展及其对全球经济重构的进程中,我们将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做出何种选择?

我们将首先阐明两个观点。首先,正如莱辛格所提出的,“代码就是法律”。数字时代,算法和数字平台塑造并约束着相关主体的行为,而书本上的法律却往往难以执行。就像在美国司法部门和苹果公司的冲突中体现的那样,如果不能在代码中得到相应的体现,法院的许可便没有任何效力。为了使法律能够被执行,代码必须进行修改。平台企业家越来越坚信,如果他们能够获得先发优势,那么他们便可以通过在事实上制定新的行为规则而修改现有法律。但另一方面,代码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又提出了两个新的问题:谁来编写代码,谁的价值取向将表达在代码之中?政府规制可以影响新技术的使用方式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但在平台经济中,政府决策的效力却受到了软件代码的约束。

此外,尽管公共政策非常重要,但公司策略也已经显现出深远影响。公司是将员工视为“成本”,还是值得开发并提升的“资产”?如果是“资产”,那么它们属于公司吗,谁应当承担维护与升级的成本?

针对代码的约束力以及公司决策的影响力,当前的政策选择至关重要。在数字平台时代,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陈旧的规则、过时的标签及分类原则都正处于逐步瓦解的过程中。以“公司”为例,它作为协调经济活动和组织市场行为的主体出现于19世纪晚期,但这些功能在21世纪将被云端的平台所取代。作为平台经济巨人的Google,其2014年营收达到660亿美元,雇员却只有5万名;Uber仅有大约1500名员工,其业务范围已经遍及全球。不同于诸如福特汽车、通用电气、通用汽车这些传统大公司,当经济活动日益由这些小公司来协调组织的时候,这将造成什么样的政策和政治问题?

显然,数字平台提供了很多创业的机会,其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一些企业家已经预见到了数字平台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例如,汽车共享模式的持续扩张将导致汽车需求量的减少,这会剧烈冲击汽车生产商。可以预见的是,数字平台的“共享”解决方案将对整个经济系统产生了未曾预料到的连锁反应。

平台经济明显体现了“赢者通吃”的法则,只有一两家公司可以存活,平台所有者因此能够从平台的所有用户中攫取相当大的利润。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因为平台是集中化的,平台所有者也就成为虚拟世界中事实上的独裁者,而平台所有者会倚仗其权力压制其余生产者,后者包括Uber或Lyft平台上的司机和消费者、YouTube平台上的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任何该生态系统的参与者。平台间的竞争或许能够削弱平台的统治力,但即使如此,垄断型或寡头型的市场结构仍然可能严重束缚创新和初创企业的活力。

但问题在于,我们很难制定并执行合适的规制政策,因为不同主体的利益很难协调一致。甚至是同为胜者的不同平台,其利益也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在反垄断领域,欧盟正在不遗余力的制裁美国高科技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通信公司与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利益诉求远不如看上去那般一致;在网络政策领域,诸如AT&T的网络运营商与Google、Netflix的利益完全冲突;在竞争政策方面,无线运营商宣布将封锁智能手机上的移动广告,这将极大冲击Google和Facebook的商业模式。

数字平台究竟是刺激了企业家精神还是导致了垄断,当前还不得而知。同样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包括微型企业家、内容生产者、零工工人在内,围绕数字平台而建构的生态系统是否会导致一个更不平等社会的出现?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取决于平台本身的性质,而是取决于我们针对平台经济所采取的相应政策。

企业家精神和分工组织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现在采取的规制政策可能会决定未来所能实现的平衡。如果我们偏好企业家精神并试图推动平台经济遍及全球,那么我们可能会选择鼓励企业家冒险的政策。但如果是这样,我们又该如何说服工人接受弹性工作制的安排,并保证他们将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不是成为平台经济的牺牲品?所有关于新技术应用的研究都表明,那些认为他们会成为新技术应用牺牲品的人们都将选择抵制。如果他们相信自己会成为受益者,那他们就会帮助促进这种转化的发生。而更多的人则位于中间,他们加入平台经济仅仅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他们没有能力去抵制或反抗。为了促进创新精神,同时又要缓冲剧烈社会经济变革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不仅需要关注经济政策,同时也需要关注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有时也被称为福利政策,它控制工人或企业家所承担的风险,并帮助他们判断是否支持或抵制变革的发生。在美国语境下,宽泛的福利政策被认为将损害工作积极性,福利政策的反对者总是以欧洲为例说明社会保障将如何限制经济活力。但在我们看来,减轻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被淘汰者的负担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真正的问题绝不在于社会保障本身,而在于这些社会政策是如何组织和实施的。

正在兴起的平台经济,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北欧社会政策模型。丹麦灵活的社会政策说明其能够有效地促进转型的发生。具体而言,丹麦的许多保障政策是由公民身份决定的,而不是与是否具有雇佣身份相联系。这既使得雇主能够根据需求灵活调整雇员数量,同时也能够以职业培训、工作安置、基本收入等方式保证工人的基本权益。北欧本身也在反思其社会政策的成效与不足。在鼓励企业家冒险精神的同时,以社会权利的名义为工人提供社会保障是否能够使平台经济成为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该为风险承担者提供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政策?

和任何一次经济转型一样,破坏性创新总会同时带来胜利者和淘汰者,那么谁来决定新增价值的分配呢?事实上,不存在没有规则的市场,胜利者和失败者往往决定于谁能以何种方式参与竞争。当非常重要的游戏规则都由平台所有者制定时,权力结构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平台经济时代,所有的政治斗争都将围绕规则的制定而展开,而这些斗争也将成为定义市场和社会的一部分。一些斗争将围绕保护数据、消费者和工人权益而展开,另外一些斗争则将围绕如何规制进行制度套利的商业模式。围绕平台的经济重组将不可避免地重构利益格局,并最终影响法律和代码的制定和实施。由此展开的斗争将会相互交织并重塑我们的市场和竞争结构,以及我们的社区和社会生活。

中国的平台经济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平台经济同样正在兴起。陆金所是提供P2P借贷服务的金融平台,滴滴是网络约租车服务平台,优酷则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在线视频平台。在“互联网+”作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这些数字平台不仅被视为经济转型的重要工具,围绕它们的经济生态系统也被视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数字平台的兴起,它们对传统社会结构、政治关系的冲击与影响也与日俱增,当前围绕规制网络约租车平台的争论便是具体体现。平台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并不仅限于规制领域,其更大意义在于改变了价值创造的生产方式和价值分配的生产关系。

与美国类似,中国的数字平台同样依赖调动用户生产并从中获取利润。但不同的是,政策环境、发展历史的差异使得国内数字平台的垄断性和控制力更强。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为代表的国内互联网企业巨头,通过不同形式在各个领域都形成了垄断性平台;近年来屡屡发生平台合并案例更进一步加重了平台经济的垄断或寡头性质。平台的强势地位使得它们在价值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国内游戏产业的绝大部分利润为游戏平台所占据,而移动应用程序开发商也往往受制于分发平台的约束。这不仅有可能伤害创新活力,同时也减弱了“风险劳动者”或“微型企业家”试图打造新平台或获得足够收入的激励。

另一方面,不完善的社会政策和税收政策可能阻碍中国平台经济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相比于美国,中国更为充沛的劳动力人口以及更为庞大的服务业市场正在成为平台经济迅速扩张的新领域。数字平台在出行、外卖、物流、医疗、个人服务等领域不断细分,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正在从产业工人转变为平台经济下的“不稳定生产者”。服务质量的规制是该领域的挑战之一,但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而言,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为劳动者提供合适的社会保障,增强其抵御不确定风险的能力,同时获得有尊严、可持续的生活水准。如果说以建筑工人为代表的“零工经济”只是前一阶段经济结构中非主流的一部分,那么当前数字平台影响下的“零工经济”比例则正在迅速上升。到目前为止,完整的社会保障和劳动合同体系在中国尚未完全建立,这会阻碍平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仅如此,不完善的税收体系,也无法有效应对更加灵活的收入来源。

“互联网+”背景下的新一轮改革中,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仅限于经济制度的调整,同时还有相伴随的社会政策的创新与突破,而后者可能更有力地影响了平台经济的最终结果。

(编辑  王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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