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两个舆论场”到无数个舆论场——传统舆论引导手段的困境
在“人人均是媒体”的今天，传统的官方、民间两个舆论场已裂变为无数个舆论场，每个自媒体人都是一个节点，通过网络互相联结成集群，舆论生态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突发事件现场直播已经成为“新常态”。上海踩踏事件、“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天津港爆炸事件，微博、微信的图文直播已经成为第一信源，传统媒体无法抢夺第一时间，也放弃了在第二落脚点的定义权、解释权和话语权。
二是舆论发酵主要依靠微博、微信，而不是传统媒体的密集报道。在柴静《穹顶之下》的网络营销中，网络大V的推手作用超过了传统媒体。对《穹顶之下》的传播渠道进行统计就可以发现，此事件在微博的传播量占一半以上，为60.6%，而新闻报道不足整个传播渠道的五分之一，仅为16.7%。今年淘宝网天猫举行的“双十一”购物晚会，同样是通过邀请微博大V造势，而不是通过主流媒体进行宣传。
三是出现了碎片化的谣言信息、冲动型言论。由于自媒体新闻素养的缺乏，造谣、传谣、侵犯隐私等有悖新闻伦理的传播行为更有可能发生。比如庆安枪击案中，部分现场目击者公布了现场录像片段，但实际上该录像片段由于其选取了特定的拍摄角度和时间段，并不能代表真相。由于自媒体信息呈裂变式传播，其辟谣难度更大。
自媒体环境下，官方引导舆论面临更大的挑战。若官方沿用过去的传统思维和管控手段，控制传统媒体的报道，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在信息高度流动的环境下，政府引导舆论更多靠“疏”，而不能堵，只能顺应民意，不可遮蔽真相，压制舆论。
2. 社会思潮的新风向：新自由主义式微，意识形态领域需细分
无论是抗战胜利阅兵期间高昂的爱国主义情绪，毕福剑事件的严肃处理，还是柴静事件的舆论反转，都传递出当下社会思潮的悄然变化。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世界经济衰退下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的失败，在意识形态领域，新自由主义逐渐式微，国家主义情绪增强。
在2015年的重大舆情事件中，微博大V虽然还有一定的活跃度，但对舆情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在《穹顶之下》的舆论营销中，起较大作用的还是@人民网发布的相关微博，而不是传统的非官方微博大V。这些都可以看作新自由主义势力减弱的表现。
但与此同时，和原先的新自由主义和反新自由主义互相对垒的局势不同，随着新自由主义逐渐失去市场，传统意义上的左派正在分裂——涌现出“工业党”、“国家主义者”、“新左派”、“中国道路派”。在舆论事件中，不同的社会思潮产生了不同的舆论阵营。例如柴静事件中，批评《穹顶之下》的声音之间也存在分歧，对待中石油、中石化的态度，对环保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看法都有着较大的差别。
3. “反转”新闻频发——主流媒体是否需要重新定位
今年舆情的另一个特点是出现较多的“反转”新闻：许多媒体追随网络热点，抢夺第一时间，结果报道失实反被“打脸”。这是微博、微信直播速度对主流媒体的一种“倒逼”，但主流媒体并不具备第一现场的优势，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些事件一旦发生，瞬间通过微博、微信、客户端传递给每一个人，主流媒体追求第一时间是否是舍本逐末？
从充分配置资源的角度，主流媒体理应与自媒体进行优劣互补。基于自媒体真实性差、碎片化的特点，主流媒体应发挥自身优势，当扮演权威的“确认者”、“定义者”和“整合者”的作用。
4. 媒体与资本结合更为紧密
这是一个媒体全面产业化、资本化的时代，也是媒体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充分相互渗透、相互交换、相互转换的时代。
从2015年的舆情来看，媒体与资本结合这一现象更为普遍，尤其是媒体在股市中扮演的角色。年初的牛市和年中的股灾显然都不是中国经济正常运行情况的体现，许多经济学家把年初的牛市看作是“政策牛市”，其实换个角度也可以被称为“媒体牛市”，媒体的口风对股市这一信息不对称的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而部分与资本结合的媒体，可以成功地帮助利益集团在中国市场实现套利。
（编辑 杨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