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平等的形式与根源

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正在加剧。本文对《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6年）》进行了评估，强调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参与和结果平等（the equality of outcomes）都将影响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鉴于目前美国经济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得以恢复，美国的政策取向应将重心置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以促进美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2015年，美国经济进入了复苏期的第七个年头。现在，美国失业率已回落到最高峰2010年的一半，名义工资正在以金融危机之后最快的速度高速增长。密切关注短期的宏观经济形势非常重要，尤其是对那些来自美国之外的风险保持警惕，但是我们不应就此忽视已经影响美国经济几十年的长期经济挑战，尤其是中产阶级收入的不充分增长。

2015年，我分析了影响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大要素，即生产率水平、不平等程度和劳动市场的参与程度。今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6年）》（由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起草）考察了相应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这些理论和政策旨在提升生产率水平，解决不平等问题，促进强健的包容性增长，从而使广大美国百姓受益。

一般而言，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增长和社会不平等之间总要做出取舍，即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并不能同时兼顾降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但是最近的研究和政策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要比以上的传统说法表现得更加复杂。我们将依据不平等的各种表现形式（如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以及不同根源（如竞争性市场和经济租金）来对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进行分析，揭开这些现象背后的面纱。降低机会不平等和减弱经济租金影响的针对性政策，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提升生产率水平，其它的政策也可以有效减低不平等程度、增加收入。这些政策构成了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总统议程（the President’s agenda）的主体和基础。

不平等的表现形式：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

不平等结果（unequal outcomes）会激励个体做出努力，以此在经济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丰厚的回报将激励创新者、企业家和工人，以此作为对个人冒险的补偿。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冒险的抉择可能会使更多的百姓从中受益。努力工作加上私人资本，共同研发出了第一代个人电脑。电脑发明人获得了巨额回报，社会的整体生产力也有了巨大提升。不平等也可以影响两个其他方面相同的个体做出抉择，比如如何平衡工作和闲暇、如何在无聊的高薪工作和有趣的低薪工作间做出取舍。

过度的不平等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而这些自食其果的报应将在从机会到经济租金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虽然适度的不平等可以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作用，但是过度的不平等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却不是必需的，相反将会阻碍经济增长。特别是，当不平等源自于对竞争市场的妨碍（interfering）、对资本或劳动通过设置壁垒（自然的壁垒或其它的壁垒）取得高额回报的保护时，过度的不平等就更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为了理解如何推动共享的经济增长，我们有必要区分经济不平等的各种表现形式，以此来理解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和相关政策措施。

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虽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是从不平等的程度和近年来的变化趋势来看，收入不平等问题在美国尤为重要。发达国家中收入最高的群体占有总体收入的大部分，这使得发达经济体面临长达数十载的不平等加剧状况，而且此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截止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历同其他国家颇为相似。如图1所示，在美国同其他G7国家中，最上层1%的人群的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比例是相似的。但是，从可获得的数据看，从1987年开始，美国前1%人群所占的收入比例已经超过其他G7国家。不仅如此，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正在与其他国家拉开距离。从1990年到2010年，美国前1%人群的收入比例以每年0.2%的平均速度上升，这远高于英国0.1%的平均上升速度。2010年之后，虽然可供比较的国际数据比较稀缺，但是美国前1%的人群的收入还在增加。在2014年，前1%的人群已经拥有18%的国家总收入；而在1975年，这个数字只有8%。

注：所有国家的数据（去除资本所得之后）

来源：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Alvaredo et al. 2015）

图1：前1%的人群收入所占的比例（1975-2014年）

财富不平等

当不平等分配的收入被储蓄起来以后，就将导致财富上的不平等分配。美国不断加剧的财富不平等，与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一样，而且会导致许多相同的趋势。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尤其难以精确衡量，这是因为我们无法像追踪收入一样去追踪财富的流向，而财富不平等集中在一小部分家庭中。

财富不平等的一个视角，源自于美联储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Federal Reserve’s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见图2。调查显示，自2007年以来，前3%的家庭拥有财富的数量超过全部财富的50%。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一比例就呈现持续不断的上升趋势。接下来的7%的家庭在财富分配中，大约拥有全部财富的25%。这一比例在此期间内一直相对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最底层的90%的家庭，在2013年只拥有全部财富的25%，他们损失的财富份额源自于前3%的家庭增加的财富份额。这并不是财富分配的均匀展开，而是财富向社会最顶层的不断积聚。基于资本收入税收的估算数据提供了另一个关于财富不平等的视角，数据显示了收入最顶层人群聚集的财富数量要更加巨大。

来源：联邦储备委员会，消费者理财调查

图2: 家庭财富所占的总财富份额（1989-2013年，）

机会不平等

传统的说法认为，不平等是源自于经济竞争，即奖励不平均分配会激励人们提高生产率。但是，当不平等的程度开始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每一代人都继承了这种不平等，由此限制了发展机会时，这种不平等将减少可供互相竞争的人力资本的源头。这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它会造成潜在的创新者和工人无法全部投入到经济活动中来，从而影响生产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如果既得利益群体能限制未来的竞争，无论是通过影响政策制定过程还是滥用市场力量，劳动力市场和企业进入的流动性都会被减弱。机会不平等的潜在影响要比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简单得多，即机会不平等是在用错误的方式去获得平等和效率。

理解机会不平等的展现方式，以及探索维持这种模式的制度结构都是十分重要的。最近，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在一系列报告中发现了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三种特别的基于不平等的例子，它们包括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所面临的不利条件、刑事司法体系的不平等、妇女在美国经济中所面临的挑战。在上述的每一个案例中，与很多其他领域里机会不平等会限制经济活动的参与一样，关于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取舍（trade-off）关系是更加微弱的。给定其他条件一样，这种不平等的机会，毫无疑问对我们的经济是有害的。

不平等表现形式的相互作用

上述三种不平等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它们之间密切地相互影响。财富不平等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收入不平等的结果，因为将不平等的收入储蓄起来会产生不平等分配的财富。但是机会不平等在许多方面来讲，既是收入不平等与财富不平等的原因，也是收入不平等与财富不平等的结果。因此，不平等分配的机会将固化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将导致低收入家庭、低财富家庭的孩子面临许多其它的不平等。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由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Alan Krueger首次提出，阐述的是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在美国收入不平等更严重的地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会缺乏更多的流动性。相似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之间依然成立。“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显示不平等和社会的低流动性是相关联的，而一个重要的传播机制就是机会的不平等。当教育、培训、社会关系和刑事司法体系，与总财富一样不平等分配时，贫穷的家庭在这样一个经济体里取得成功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注：美国通勤区（commuting zone）被按照基尼系数排序，然后分成20个相同大小的区间。每一个蓝色的点代表一个单独的区间。向上流动性（upward mobility）是由如下方式决定的：在每一个区间中，找出父母在1996年和2000年之间处于全国收入分配第25个百分位的位置的人，取这部分人群在2011－2012年处于全国收入分配里的位置的平均百分位，这个平均百分位就代表向上流动性（upward mobility）。

来源: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根据Chetty (2014)计算.

图3: 美国“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不平等的根源：竞争性市场和经济租金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是竞争性市场演变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诸如科技变革和全球化等力量，会带来生产率提高的正面经济进步。技术提高了技能的回报率，但是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并没有跟上来，这导致技术含量高的工人们会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不断增加的收入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不同工人间生产率差异的扩大。但是，只有当竞争是面向最广大的潜在劳动力市场和可投资资本（investable capital）时，竞争才能发挥最有效的作用。因此，公共政策在通过扩大机会公平以确保竞争渠道有效运作方面，显得至关重要。这些公共政策不仅包括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投资、低收入家庭孩子的福利保障、改革刑事司法体系，还包括建构一张安全网，以保护那些在日趋竞争化的市场上面临成功阻碍的人们，譬如可以提供再就业培训、失业保险、稳固的社会保障、获得医保以及其他总统所倡导的政策。

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许多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其实源于市场的无法竞争。当垄断、某种偏好的政府管制变成竞争的阻碍，阻止其他人进入市场时，市场的既存者们就会搜刮超过他们生产率水平的收入，即经济租金。证据显示，经济租金的产生、经济租金日趋加剧的不平等分配，恶化了最近的不平等问题。由于更多的经济租金被少数投资者和高收入群体攫取，不平等加剧而生产率却没有提高，这与包容性增长背道而驰。

租金的分配

每当一家企业雇佣一个工人时，企业愿意支付的最高工资和工人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之间的差距，即由工作匹配创造的剩余，就会变成经济租金。经济租金在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取决于他们的相对谈判能力。当市场变得日益集中，同时一些种类的劳动力日趋商品化，那么谈判的天平就会向企业倾斜。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结合一些如最低工资的政策，将有助于平衡不公平竞争，迫使企业将一些经济租金拿出来与劳动者分享。传统上来讲，这些处理方式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从而降低不平等。

但是如图4所示，美国工会会员人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不断地逐年下降。在1955年，大约全美国1/4的工人参加工会，但是到2014年，工会人数下降到全体就业者的不到10%，这大致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似。在一些州，只有3%的工人参加工会。Western 和 Rosenfeld 2011年的研究显示，日渐衰微的工会组织造成了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不平等增加了1/5到1/3不等。工会可以增加工人们获益和在安全环境下工作的可能性。

注：美国工会成员人数比（union membership）是由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表示的。从1901年到1947年的总体就业人数是由在weir(1992)中估算的数衍生获得的。从1948年到2014年的就业数据是从每月当前人口调查中取年平均值得到的。

来源：Troy and Sheflin(1985)；劳工统计局；当期人口调查；Weir(1992)；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

图4:美国工会成员人数比和最高10%的收入人群的国民收入份额（1917-2015年）

经济租金增长的证据

挑战不仅仅是来自租金分配依据相对的谈判能力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看起来正在产生更多的经济租金，而且使这些租金有利于利润和盈利公司的一方。支持经济租金正在上升的一份重要证据是企业利润正在上升、而实际利率正在下降的分化趋势（divergence）。当没有经济租金时，企业利润应该跟随利率的脚步，从而反映出在经济体中资本的普遍回报率。但是如图5所示，在过去30年中，公司利润已经上升，但是实际利率却已经下降。这显示出来，一些企业利润可能反映出由企业收取的经济租金的上涨，而不是纯粹的资本回报。当然，这种分化趋势可能由其他因素影响，比如信贷危机，但是这些因素不太可能去解释公司利润和实际利率之间的全部差额。

注：2015年的公司利润是这一年前三个季度利润的平均值。美国实际国债利率（The real U.S. Treasury rate）定义为：美联储估算的nominal constant-maturity rate减去由消费者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定义的实现的通货膨胀率。

来源： 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劳工统计局；美联储。

图5: 公司利润和实际利率（1985-2015年）

另一项支持经济租金愈发重要的的证据是在众多产业中的日益加剧的市场集中（increased market concentration）。在1997年到2007年之间，最大企业的收入所得份额在大多数行业中都已增加。之前的一系列研究显示了在航空运输、电信产业、银行业、食品加工业和经济中的其他产业的市场集中。而这一观察补充了既有的研究。

主要大公司的投资回报有着巨大的并显著增加的差异，而不断增强的市场集中度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作用（Furman & Orszag，2015）。如图6所示，排名前10%的公司的回报率要比中等规模公司的回报率高出6倍，而1990年只高了不到3倍。

注：投入资本回报率（the 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的定义是根据Koller et al(2015)得到的，这里呈现的数据是那一卷第6章里数据的更新和增加版本。考虑到金融企业在计算投入资本回报率时的实际复杂性，麦肯锡数据包括了麦肯锡关于标普指数的分析，但是从分析中剔除了这类金融企业。

来源：Koller et al (2015);麦肯锡公司；Furman and Orszag (2015)

图6:不计商誉的投入资本回报率，美国公开交易的非金融企业（1965-2014年）

同时，证据也表明，在执业许可方面的寻租行为正在增加。执业许可是政府对某些职业雇佣的许可。通过各州对美国劳动力许可的法律，在20世纪后半段增长了5倍。这一比例从1950年代早期的5%增长到2008年的25%。从事持有执照的职业的劳动力比例上升至了29%。虽然发放许可证在保护消费者健康和安全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有证据显示，一些许可证的要求会为持有许可证的从业人员创造经济租金，而这是以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劳动者和消费者为代价的，这会增加低效率和潜在的不平等。

土地用途的管制也在经济租金加剧过程中发挥作用。在房地产业的管制可以完成一些合理的、提高福利的目标和意图，比如禁止在居民区或靠近居民区的地方进行工业产业活动的管制，或者是因为当地供水条件脆弱限制居住规模等。但是，当过度的管制主要是为了保护土地拥有者的利益，包括他们的房产价值时，土地用途管制就会降低房屋供应量并且降低全国范围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此外，在房地产市场中经济租金的出现，可能还会限制劳动力流动并且加剧不平等。

推动包容性增长的政策

根据目前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选择即能以一种包容性方式促进增长同时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减弱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学家关于美国不平等的多样表现形式和根源的分析，有助于阐明一些通过竞争渠道或租金渠道来降低不平等的促增长政策的运作机制。

推动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可以被分为四类：一般将通过增加总需求、促进机会平等来使竞争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通过降低低效率的经济租金和减少寻租行为来降低不平等程度，保护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并提供向上流动性的跳板。而美国总统的工作议程包含一系列覆盖以上领域的政策。

增强总需求

当一个经济体没有释放其全部的经济潜能时，增长导向的经济政策能帮助其缩小产出缺口，并自动削减不平等。失业或者次优的就业本身也是一种不平等的表现，会导致一部分工人没有收入或者没有充足的收入。那些被采用的旨在刺激增长并且促进全部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减少这种收入不平等的循环方式。美国现在所采用的激进的需求管理策略，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分配政策。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一方面通过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里的财政扩张来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大规模的资助，同时在其他项目中提供失业保险金。扩张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的货币政策在促进总产出和总收入方面发挥了作用，使得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失去工作的人们再次获得收入。

促进机会平等

当竞争是面向最广大的潜在劳动力和可投资资本时，竞争市场才会发挥最好的作用，而这取决于机会平等，一种可以让美国人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释放最大潜力的平等。教育和培训在这方面至关重要，向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投资的同时增加贫民窟中机会的政策也同等重要。美国总统已经增加对劳动力家庭的儿童照顾工作，投资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提高早教质量和学龄前儿童教育的项目，用以帮助最年轻的学习者们取得成功，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总统还提议，社区大学要对学生全部免费，同时提升在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和成人教育项目上的商业参与、问责、路径和密切合作程度。所有的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提高熟练劳动力的供给，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好好利用源自技能的回报，同时也增加对不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进而提升他们的工资，同时减少收入水平的差距。

减少市场势力的集中和寻租行为

某种程度上，不断增加的总体租金源自不断增强的市场势力，这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那么改变这种势力或者培育更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就可以提高效率、削减不平等。譬如，提高最低工资和支持集体谈判的政策，可以帮助那些与雇主协商的工人们获得更为平等的环境。因为这些政策改变了租金的分配，这些政策可以在不降低总体效率的情况下、减少不平等的程度。事实上，只要政策制定得当，这些政策可以创造出之前讨论过的经济增长收益；这些经济增长源自于收入更高的劳动力，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好的教育，并拥有更强的企业家精神。

对市场势力的适当平衡、就业执照要求的合理化、减少园区和土地使用的限制、知识产权制度的适当平衡，都有助于降低过高的经济租金。那些拥有过度的市场势力的公司，能采取许多反竞争的行动（anti-competitive actions）来确保获得无效率的租金。通常，这会存在一些法规来阻止此类行为。因此，严格执行这些反寻租行为的法规，有助于提高效率并削减不平等。

此外，金融行业的增长显示，在无效率租金加剧方面，金融部门扮演着极为突出的角色。多德弗兰克法案之华尔街改革（The Dodd-Frank Act’s Wall Street Reforms）已经在金融体系更加安全和加强消费者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总统现在正在提议更进一步改革，比如建议收取新的税费、以阻止最大的金融机构的规模和风险过于庞大，并逐渐堵上金融系统在税收方面的漏洞，比如附带权益（carried interest）可以被当成普通收入而避税。

最后，正如寻租行为会扭曲管制，人们或企业可以通过政治改革和其他减弱监管游说影响力的行动来获得经济租金，而政策制定者要减弱他们的这种成功获得租金的能力。正如前两种渠道，减弱经济租金的政策也可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去降低不平等的程度。

促进流动性，同时帮助家庭避免不平等带来的负面结果

无论在给定的一年中是否会面临经济衰退或者长期面临不利境地，累进税制结合现今存在的重要社保措施，比如失业保险金、平价医疗法案以及总统已经提出的新的议案（比如工资保险等），都有助于降低不平等并保护那些在市场中面临挑战的人们。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政策不仅会影响税后收入，随着时间流逝，还会帮助增加税前收入。比如，劳动所得收入抵免可以增加单亲母亲的劳动参与程度，提高他们的收入和税后收入。此外，越来越多的经济研究已经证实了如下事实：资助低收入家庭的项目，包括医疗补助计划、住房券和补充营养救助项目，不仅可以提高这些家庭自身的地位，也对长期生产率的提高有益处。在收入分配的低端，经济增长与平等的联系更加明显，对于收入底层的人而言，机会不平等分配是最重要的问题。

小结

中产阶级收入是由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参与水平和结果平等程度来决定的。鉴于目前美国经济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得以恢复，美国的政策取向应将重心置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以促进美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为了更好地解释和阐述达成这个目标所采用的方式，今年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区分了不平等的不同表现形式和根源。通过促进机会平等、强调经济租金的影响，同时坚持提升总需求的承诺并保护有工作的家庭，可以确保长期增长是稳健、可持续和共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