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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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失衡有了新的特点，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呈现双重风险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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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宏观经济变化正在呈现的最主要特点，可以用“新常态”来总体表述，但是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判断经济增长的前景和发展趋势？
刘伟：宏观就是总量，经济总量如果发生问题，突出的矛盾就是经济总量失衡，失衡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过多的货币追逐供给不足的商品，由此带来通货膨胀。另一种失衡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过多的商品追逐供给不足的货币，由此产生销路不畅，经济萧条，并带来就业问题。宏观经济失衡最典型的表现，一是高通胀，二是高失业。
（一）新常态下的新失衡
问：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采用了一系列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这次经济总量失衡的程度与历次宏观经济失衡有什么不同特点，为什么用新常态来表述？
刘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失衡特点为“需求膨胀，供给不足”。当时长期处于经济短缺状况。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防止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生了三次大的通胀，都是发生在1998年以前。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根本原因就是一个，那是一个短缺的年代，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稍有风吹草动就去抢购，造成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年底，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1998年那一轮产能过剩集中在工业消费品方面，短缺经济时期，乡镇企业生产的大量传统工业消费品面临产能过剩和淘汰，需要有新的结构升级。2008年金融危机，出口大幅下滑，内需不足，很多工业投资品产能过剩，增长动力不足，失业问题凸显。1998年之后的几年，总计3600多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三分之一乡镇企业倒闭，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实际原因是增长动力不够。2008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下行。我们采取了和此前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再是紧缩，而是扩张，特别是扩大内需。
1998年，我们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应对经济衰退。2008年，我们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强有力的刺激经济，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三个阶段，201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特点为“既通货膨胀，又经济下行”。在这个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出现了新的现象，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呈现出双重风险并存。
前两个阶段，虽然经济增长失衡很严重，但是方向清楚。第一个阶段的应对之道是“紧缩”；第二个阶段的应对之道是“扩张”，政策方向和目标也很清晰。而现在双重风险同时发生，宏观政策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若是扩张，全面刺激经济，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有可能把潜在的通货膨胀激活。若是紧缩，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可是加剧了经济下行。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确实遇到了发达国家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虽然我们用“双重风险”来表述，但是和“滞胀”的内涵是一样的，表明我们在新常态下遇到新的失衡，应对系统性风险将是我们面对的新的挑战。
（二）产生双重风险的根源
问：双重风险有什么特征？是如何造成的？
刘伟：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滞胀，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治理，但仅在短期上有一定缓解，长期累积的弊端非常严重。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全球首次出现负增长。过去多次发生周期性危机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应该是历次全球性危机中最为严重的。这就说明，西方经济学并未给发达国家找到有效的发展和治理的药方。
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我们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双重风险问题。
第一重风险：潜在的通胀压力，根源是投入产出结构失衡。
表面上看，这是总量问题，是一个经济速度快慢的问题，是经济下行与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深层次确是一系列矛盾导致的结构性失衡。从PPI来看已经45个月为负，这是典型的通货紧缩。从CPI看，2013年以来一直稳定在3%以下，很多时候降到2%以下。一个国家的CPI如果降到2%以下，货币政策不应再是治通胀，而是防通缩。但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对于治理通缩非常谨慎，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潜在的通胀压力非常大。通货膨胀的两个主要动力——需求拉动，成本推动，我们都存在。
从成本推动来看。我们做过一个测算，中国通胀大概50%多来自需求拉动，其余来自成本推动。当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国民经济收入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各种要素成本价格接连大幅度上升，严重影响竞争力，过去的投入产出结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效率的改变是以创新为动力的，而创新是长期的事。结构改变滞后，对应不上新的需求，造成产能过剩，库存难以消化。这些成本进入价格，价格的提升自然推动产生通胀。
从需求拉动来看。我国M2货币存量现在达到130多万亿元，2015年底GDP为67.7万亿元，这个比例很成问题。我国外汇储备约30多万亿元，是金砖国家外汇第一大国。我们实行定期结汇制度，但是我们的外汇不能流通，央行结汇即从商业银行买进外汇时现汇结，是增发货币。付给商业银行结汇量越大，货币发行就越多，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控制货币投放量，就要控制结汇量。我国在国际收支领域中长期是收大于支，结构失衡。
实现再平衡最简单的办法是限制出口，这是不现实的。在争夺国际市场竞争中，不仅不能限制出口，还要扶持和保护出口企业。理想的办法是将外汇用来增大进口，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很困难。
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工业制造规模成为世界第一，我们不可能再大量引进制造产品了。我们需要购买高科技、买能源、油田、矿山，但是我们却受到这些国家的限制买不进来。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形成了需求拉动的另一种威胁。
第二重风险：经济下行，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经济下行的另一面是需求动力不足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
从投资看，投资需求疲软不是因为银行没有钱或者说流通中货币供应量不够，而是结构性的问题。在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中缺少投资机会，尤其是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的融资问题不太大，在境内外都有上市渠道，要贷款国有银行也是支持、甚至是追捧的。但如果在企业生产结构不变、技术不变、产品不变的情况下，扩大投资就是低水平重复，加剧产能过剩，也不可能产生投资效益。
问：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伟：消费需求疲软，表现在社会消费零售品总额增速下降，深层次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在三个层面出了问题，这里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
宏观层面。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包括政府、企业、劳动者。中国长期以来在这三个部分分配中，政府税收增长最快，平均18%以上，而劳动者工资增长最慢，而且比重还在下降，由此导致消费上不去。
中观层面。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收入水平差距大，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差距非常大。我们分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城乡差距，主要来自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2014年我国GDP为63.7亿元，其中农业占了9%多一点，剩下60%多的非农业劳动力分享了90%以上的GDP。
微观层面。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国家统计局从2002年开始公布基尼系数，到2014年的12年中，基尼系数每年都在0.4以上，大部分年份甚至在0.45以上，也就是说20%最富的人分享了40%甚至45%以上的国民收入，剩下80%的人分享了不到60%的国民收入。这使得全社会消费倾向下降。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动力。所以经济增长动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不公平现象，这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
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双重风险并存的新失衡，根源是结构性失衡，因此，政策的着力点应聚焦于结构性改革上面。
二、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遇到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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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实现三个阶段性目标。在新常态下遭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系统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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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还需要经历三个阶段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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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能否实现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
2030年之前，经济总量能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2050年，中国能否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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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还将实现什么样的阶段性目标？
刘伟：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创造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随后中国台湾地区以26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打破了纪录，韩国又以30年高速增长再创新纪录。中国大陆从改革开放到2014年，平均每年GDP增长9.7%，连续36年持续高速增长。目前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2014年人均GDP将近5万元人民币，也就是人均75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方法，人均GDP 在4056至12476美元之间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已成为“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要达到“高收入”的历史穿越，中国还需经历三个阶段的跨越：
2020年正是中国实现发展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两个具体衡量数字：（1）到2020年，中国GDP总量比2010年41万亿翻一番，就是80万亿， 即17.6万亿美元（按2010年美元），美国2014年为17.4万亿美元，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2）到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达到68000多人民币，也就是12600多美元。世行划定的高收入的起点线是12476美元，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
这样，到2030年之前，我国经济总量可能超过美国。在19世纪初叶，中国经济规模是世界老大，GDP曾经占到世界30%多，而美国当代占比最高的2010年是32%。1840年后，古老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撞，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913年到现在，美国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上已经一个世纪了，中国如果能够重新回到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这在我们民族发展历史上有重大意义，而且重拾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国际范畴，不同时期“现代化”的内涵不同。在国际上领先发展才叫现代化。2050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是当年邓小平给中国提出的中国经济分三步走战略的具体实施：
第一步，20世纪80年代起，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温饱，达到按世行标准的“下中等收入”的起点。
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初步小康。当时是按工农业生产总值指标达到1000美元。十三大报告改为GDP达到和接近1000美元，基本实现初步小康。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
我们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再给中国五年时间，中国将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再给中国15年左右时间，中国有可能重返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再给中国35年的时间，中国将赶上西方列强，实现现代化。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遭遇系统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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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成本强势拉高，供给变化中隐藏着严重的衰退风险，
从需求旺盛变成疲软，总需求不足带来高失业风险。
破除中等收入陷阱，核心问题是公平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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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注意到，你最近就“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多次发表看法，你认为这是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系统性挑战，只有少部分国家能够跨越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在新常态下是否也遇到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刘伟：有机会就有挑战。挑战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归结为，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系统性变化。
供给方面的变化就是人工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使得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从以往主要靠要素投入量，规模扩张带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带动增长。如果再不进行这种转变，效率滞后，成本难以消化，就会推动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将没有竞争力，难以持续，经济就会出现严重衰退。这就需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需求的变化是投资需求疲软和消费需求疲软并存。目前，银行有钱贷不出去，很多投资机构在市场上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投资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国家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如何，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会形成投资需求疲软。从消费看，居民收入提高会带动消费能力提高，但是如果分配不合理，两极分化，就会造成消费需求疲软。投资和消费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将形成总需求不足。市场不活跃，购买力不强，大量企业的资金循环周转不灵，企业破产增加，将带来高失业风险。
问：当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提出时，有人就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个伪命题。我们已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是否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
刘伟：2006年，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全球目前有70个“高收入”国家，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世界上有116个发展中国家，真正向“高收入”穿越阶段的只有15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贫困出发，一个一个阶段完整穿越，最后走到高收入的目前只有两个国家和地区，一个是韩国，另一个是中国台湾。大部分国家没有实现成功穿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常提的“三波”，“拉美旋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各自情况不同，但是就经济发展的背景而言，它们都遇到相同的问题，在上中等收入阶段，一系列条件发生了变化，没能跟进。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没有转变，就会停滞不前。
我们国家也已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在新常态下，我们所遇到的挑战，以及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所有因素，在我们国民经济发展当中可以说基本都存在，某些方面还非常典型。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也提出：“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在中国，防止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问：你认为破除中等收入陷阱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刘伟：进入这个阶段之后，各种原来的发展条件相继发生变化，尤其是社会财富的增加，收入分配问题成为重要社会问题，解决公平、公正和效率问题，也成为发展的核心问题。没有公平调动不了社会积极性，没有效率就没有持续发展的能力，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社会矛盾必然凸显。
问：很多国家徘徊了半个世纪都跨越不过去，像拉美国家已经停滞在这样的阶段40多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刘伟：习总书记多次讲到“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正是破除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要领。这五大理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公正、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针对效率而言，首先需要有创新等一系列因素来驱动，所以创新理念尤为关键。创新大致分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制度重于技术。权力寻租从根本上否定了效率，在这种情况下资源不是按照效率原则进行配置，而是依照腐败指数运作，打破了公平、否定了效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要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市场的私权一定要保障，政府的公权一定要规范。最终，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微观领域起决定作用，让政府在社会长期发展的宏观领域起主导作用。
三、供给侧改革是解决道路问题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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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宏观经济政策体现“松紧搭配”的格局。
需求侧无解需从供给侧找原因，供给侧改革也要需求管理。
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胸怀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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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常态下的新举措（三级标题）
问：针对经济发展中遇到种种新问题，你认为在政策调整和相关应对方面有什么有效措施？
刘伟：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关注和讨论这个问题：第一，政策控制和增长目标；第二，潜在的增长力，及自然增长率；第三，预计实际的经济增长情况。对这几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可能会使的我们对经济增长以及它未来的变化有比较客观的把握。
提出政策控制和增长目标是基于中国现在的一些客观上的条件约束，一是承受能力，二是需求。现在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5%到7%，这不仅是年目标，大体上也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总体目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阐释这个政策目标时，讲了三方面考虑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目标要考虑就业，这是“奥肯定律”在中国现阶段具体经验的体现。据统计中国这两年失业率在4.5%左右，如果不超过这个数据，要求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5%以上。每年要增加约200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现在每年实际需要新增就业大概1100万。当然还要考虑原有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不下降，不是要降低原有的工资水平来腾出就业机会。满足这两个前提条件，实际失业率就没有上升。就业率目标是制定经济增长速度要考虑的一个基本约束条件。
其次，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要考虑通货膨胀因素。2011年之后，经济增长率如果不超过7%，就有把握将CPI控制在3%左右。奥肯定律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时期所反映的具体数据不一样，但这个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即经济增速和就业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稳定联系。这是政策目标控制经济增长率的约束条件的一个下限。而人们往往把通胀政策目标的要求视为相对应的经济增长的上限。上下区间大体可以根据就业目标和通胀目标加以分析和衡量。
再次，所谓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它还要考虑将短期增长目标和中长期目标相互衔接。从2010年到2020年要实现翻一番，要求年经济增速7.2%左右。从今年算起，“十三五”期间，平均增长率如果不低于6.5%，2020年就可实现翻一番的目标。
问：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这个问题，究竟该怎么理解？
刘伟：中国仍处在强劲的经济增长期，潜在增长率并无大幅下滑的趋势。重装备、重化工、高科技的投资需求相当强劲。中国经济处在城镇化加速期，受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城市聚集效应带来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等推动作用。中国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还很大，当发达地区经济超越快速成长期之后，相对落后地区可能刚进入高速增长期，这也是大国经济的特点。所以现阶段，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不会出现大幅度长期下滑。
支持潜在增长最主要有三个方面，劳动力的增量、资本的增量、全要素效率的提高。除了劳动力增速开始下降之外，全要素效率和资本的增长量不仅没有显著变化，而且还在提高。而中国劳动力的增量在GDP增长的贡献中占比很低。
（二）需求侧无解需要从供给侧找原因
问：在当前经济出现新失衡、双重风险并行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有什么新举措？
刘伟：现在既不能“双紧”，也不能“双松”，于是形成“松紧搭配”的组合，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财政政策是积极扩张的，它的首要目的是保增长、稳定就业。后者说明总体方向从紧，首要目标是遏制通货膨胀。二者的宏观政策方向不同。现在宁愿损失一部分政策的有效性，也要确保政策风险的可控性，体现“稳中求进”的基本指导思想。
问：目前中国经济失衡表面是总量问题，深层次是结构失衡问题，松紧搭配的方式能否解决问题？
刘伟：它能为解决问题赢得时间，但本身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松紧搭配政策会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它可以缓解矛盾，而不是解决背后的原因。根本的是解决一系列的结构失衡问题，这要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们此时面临全面、深刻的挑战，从总需求方面入手可能作用不大，因为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是相互矛盾的。由此引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供给侧结构改革也需要需求管理
问：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对待需求和供给的关系？
刘伟：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管好需求，这才能真正推动有效的供给侧管理，要做好协调。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定的有效需求作为前提，经济增长还是要靠需求拉动，但不能是无效需求。要靠创新来驱动形成有效的需求。另一方面，需求和供给侧之间要结合好。需求在短期内恐怕要适度的扩张，但过度扩张又将从根本上瓦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加剧产能过剩，不能够把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产业进行淘汰。因此，我们要有高质量的需求来支持供给侧增长，同时也要适度把经济增长控制好。
问：供给侧管理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刘伟：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供给侧的政策直接影响的是生产者，而需求侧政策更多影响的是消费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直接影响企业，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在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和尊重，就可能导致政府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直接干预。比如关停并转，计划经济时采用行政干预，轻车熟路去做，这个现在要通过市场来实现而不是以行政干预去实现，所以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四）供给侧改革考验地方政府的责任心
问：需求管理带有一定的短期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长期的，这与西方供给侧结构性政策管理有什么不同？
刘伟：结构性改革一定是长期的，我们要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和贯通起来。中国和西方管理的不同不仅在经济理论方面，根本点还在政治制度上。西方政府只做任期内有限的事。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所以一定要有对社会长期负责的责任心，不仅仅是在任期内负责，尤其是在制度建设方面。西方政治制度就没有体制病吗？中国共产党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传统，西方政府有没有这种胸怀？不仅需要有这种胸怀还取决于有没有制度保障。
另外，地方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的政策空间会更大，需求管理对地方政府来说有限，因为货币和赤字不归地方管。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不同了，调结构的范围很大，包括地方资本投入结构，教育结构等等。但这同样不能仅考虑短期效应，要求地方政府官员同样要对此长期负责。
四、千万不要低估中国经济的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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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来源于中国的实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可能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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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失衡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问：各国经济复苏缓慢，很多人担忧中国经济会进一步下滑，担忧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你怎么看？
刘伟：任何事物都有事先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会带来风险。人们的估计可能有一定根据，但是也有信息不对称之处，它会影响到我们判断的准确性。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对经济出现波动的承受能力。信心同样是承受能力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速放缓，或者通胀压力增大，国民经济能否承受？我们分析总量结构、讲供求均衡是理论假设，在现实中失衡是常态。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是政策能否控制得住，对各方面潜在的风险能否有准确把握，对中国客观上承受失衡的能力的判断，这个非常要紧。如果还把中国经济假定为早先的情况，当出现经济波动就可能出问题了。比如说过去所有制结构中以国有经济占优，一旦出现大量失业，风险都集中在国有部门和政府身上。现在分散在各种经济成分上，承受力就不一样了。三大产业的关系和当年也不一样，特别是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50%，对失业的承受力也不一样。很多新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可能有所提高。我不认为短期内中国经济会出现大崩溃或者大萧条。我同意中国经济走势呈L型，但这是至少持续三五年，在一定范围内不断波动的L型。
中国的体制和目前发展阶段，政策的作用能力很强。这次反危机中，西方给中国政策优势排序，认为中国为什么反危机举措比较有效，第一位原因就是政府在动员投资方面比西方有更强的能力。特别是应对短期出现的危机事件冲击的能力很强。我们应通过一定的政策，把失衡的严重性加以调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问：结构调整其实涉及到产业调整，而且是一个中长期的大问题，应该通过市场还是通过行政来调整结构？
刘伟：这的确是中长期的大问题，上世纪50年代法国人提出产业政策理论，日本在本国大力推广。但是直到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予承认，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应当是通过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不应当是政府制定的政策，而是竞争性的，自发的。当时美国主流经济学也持这种观点，但现在美国出台了系统的产业政策，包括战略技术发展等。这说明，西方开始意识到，仅靠需求总量政策不够，要有结构性政策，首先是产业结构政策的政府战略。
几百年的西方经济思想史，主要不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吗，什么时候统一过。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旦提出来，就需要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简单地靠市场调节做不到影响全局，必须要政府发挥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又容易影响生产者，容易和市场规则发生冲突。需要在实践中摸索，也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
问：这是否和中国国情有关，和西方的学说是否有很大差异？
刘伟：上面讨论的问题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全面、深刻的挑战，按西方的供给学派理论能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问题吗？我们无论是从反危机的政策，新常态下的失衡，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对之举的提出，都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来源于中国的丰富实践。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出新鲜经验，总结问题，在实践中把它上升为学说和体系。说老实话，我感到现在还真的提出新希望来了。
问：你指的是什么方面的新希望？是探索我们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和治理方式吗？
刘伟：对。我们应该有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我认为，我们目前最大的理论创新目标，就是对公有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讨。在私有制的市场条件下，要想协调自由竞争和国家理性干预，永远不可能，只能是一个时期强调一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这源于私有制的制约。我国在新常态下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坚实的制度基础就是将公有制和市场统一在一起，如果能统一，就是一个创造。
问：这样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意义，并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500年协调不了的难题，私有制市场竞争的自发性和社会自觉性都存在问题，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现代市场经济两者之间，不能实现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市场性的统一。
所谓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弱点。现在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探索，不论正反两方面经验都是非常宝贵的，是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推进。
中国现阶段在实践中，如果能将政府和市场之间更好地统一，就可以同时兼顾需求侧的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进一步完善经济制度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国理论工作者的幸运就是我们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改革实践，并面对着寄赋希望的增长点。
中国是否能成功尝试将全社会的整体的计划性，和市场竞争的有效性结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在这场伟大的实践过程中，中国有可能走出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道路。
（编辑 苏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