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刊在第8期中刊登了《华夏时报》总编辑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的访谈，为本文上半部分。最近，本刊编辑部就有关问题对孔丹理事长进行了进一步访谈，作为本文下半部分刊登。
消灭私有制的道路漫长——社会主义体制可能持续一千年
经济导刊：我提一个敏感的问题，很多人都关注前一段网上转载你的一篇文章，标题说共产党的终极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你指的是现在还是未来？
孔丹：其实这个真的不敏感，但你问的很好。
经济导刊：这个应该是事出有因吧，你的阐述应该有前因后果，它是有语境的。现在为什么大家对这个问题特别关注和敏感，从去年以来，国内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特别是金融控股的民营企业碰到较多问题。比如民营财阀，当然有的是真财阀，有的也是穿马甲的财阀，现在都面临行业监管机构的一些清理，2016、2017两年都有一些企业面临清理的问题，所以大家从政策和趋势上比较敏感，清理民营经济会不会发生政策上的转变或影响，您的讲话是不是一个信号？
孔丹：我觉得这个事，跟批判“孔丹们”不一样。当时我看了许章润对“孔丹们”的评论，我觉得他注意的不只是我孔丹，他点别人都是一个一个，点我是“孔丹们”，讲我是自以为是这样一个政治后裔，讲我是什么“红二代”的意思。他有好几个界定。我把它反解：半吊子，就是说孔丹你们这些人，你们现在开始对西方理论进行挑战，你们自己到底有没有西方理论的基础？但是他其实是提醒理论界、学术界，就是“孔丹们”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一个体系了。
你刚才提到的这篇文章是在我们组织的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研讨会上，我发表的一段看法，标题是“坚持党的领导，善于驾驭市场和管控资本”，后来被一个网站转载时将大标题改了，说我要消灭私有制。而我原标题的要点，一个是驾驭市场，一个是管控资本。
善于驾驭，善于管控。这话从何说起的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同时如何进行有效监管，尤其是善于管控资本，我谈了几点感想。
一是关于资本问题，资本的逻辑是什么？《共产党宣言》讲，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分化为资本家、无产者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资本主义就必然产生出自己的掘墓人，所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就是消灭私有制。但是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像中国、前苏联这样，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挫折和起伏的，相比私有制，可以对历史的逻辑这样去理解。如果社会主义要搞上千年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由此推算，那需要一千年。这意味着，我们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建设成共产主义，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
习总书记讲，雄安的建设是千年大计。社会主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要长期的领导市场经济，不是一个短期可以一蹴而就的。共产党本身的性质和它的价值观是革命的。习总书记告诫我们，作为执政党，我们党并没有改变革命党的性质。党的终极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然而达到终极目标的历史进程将极其漫长。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市场经济中含有大量非公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资本，资本和共产党的价值观是有内在悖论的。这句话我思考了很久：又有内在悖论，又要长期共存，怎么办？资本的本性是增值，资本是资本家的灵魂，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他的价值取向是追求个人利益和市场主体的利益，所以资本的逻辑含有对社会主义的消解能力。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严重的，从现实运行看，我们不断地讲资本的正面作用，但是资本的负面作用却很少提及。三年前，我在接受你访谈时说过，应该把资本关到制度的笼子里。2015年，在股灾中兴风作浪的就是资本，包括外国资本和国内资本，其实可能也有某些国有企业的资本参与。所以我们要驾驭这种资本，我们要把它正面作用发挥出来，同时要对它极强的负面作用进行有效的控制、管控。这是对我们党的一个极大的挑战。
这是我思考很久的想法，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中，有对我的一个访谈，题目叫《陕北七年，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简单》。我在访谈中提到了把资本关到笼子里。
回到你的问题。那句话是“标题党”干的事，我不知道是“左边”的标题党还是“右边”的标题党，他是要举我这个旗，说孔丹主张消灭私有制。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难以忍受的攻击，这是在羞辱我呢。说我希望现在消灭私有制。这不是对我很大的羞辱、相当于说我智商这么低吗？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说，网上炒作他主张人大禁止人民随便说话，李希光气得说，我怎么那么蠢呢。
我想说的正好与标题党改的标题意思相反，党的终极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我说这是上千年的事。党要长期领导市场经济，而不要被市场经济腐蚀、消解。我的意思是说，离终极目标还很远很远，走到那里可能要上千年呢，社会主义必须要有长期的市场经济，要有长期的非公经济成分在其中运行。所以驾驭市场就成了首要的事情。驾驭市场中间如何去管控资本又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回到你提的现实问题，就是民营企业的问题，民营经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应该充分肯定。但这里面也产生了负面作用，在资本的本性驱动下，它们也是人格化的资本。在西方国家，对于资本也是有制约的。所以管控资本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有的要求，即使是西方国家，为了社会的稳定也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就愈发重要了。
管控资本的问题是很严峻的现实问题，已经不是我们当初设想的情况了。我提出把资本关到制度的笼子里也有两年多了。
而且前两年水皮访谈我的文章的标题，一些朋友看后跟我说，我们也跟你一样，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实事求是派”。是问题导向，从实际出发。那个时候和后来2015年发生的股灾情况，以至于到现在管控资本问题，始终是一个挑战。你提到“明天”系、“安邦”系，毫无疑问是资本管控中间出现的问题。
所以说，消灭私有制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目前有很大的非公成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怎么消化，怎么吸收，怎么融合，怎么消解，而不是反过来被它消解？如果被它消解，我们就不是社会主义。今天的分配问题值得研究。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日本的企业高管，收入相当的平均化，而且收入不是很高，和美国模式很不一样。
经济导刊：是的，德国也是这样的。
孔丹：是呀，为什么不可以那种模式呢？资本使得钱赚钱容易，资本有巨大的力量。也有人说，会不会将来在一定情况下出现新的超人，什么样的超人？资本在手里，技术在手里，人才在手里。其他的普通劳动者就成为真正的弱势群体，什么都没有，资本也没有，新技术也没有，而仅有技能，只能说是普通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新的超人会不会成为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负面因素？这是一个挑战。
经济导刊：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实际上也是点出这么一个现象。资本增殖的速度永远高于劳动产出这个速度。造成财富分配中两极分化。
孔丹：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耸人听闻，我觉得标题党改我的标题就是在恶意的误导。
经济导刊：安邦这个事情，保监会宣布接管处理意见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地指出，安邦后面的股权转让，要保持民营性质不变。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维持一种稳定性吧。
孔丹：反过来说，民企不但要遵规守法，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国家必须要研究资本和劳动分配的距离越来越大的现实。一次分配解决不了，二次分配现在没有看到有效的方法推出，类似于所得税的方式。那就只有靠慈善了，靠人的良心了。所以那天我们谈到这个新的“超人”，就有人说，超人是有道德底线的。马上有人说，这话有什么根据，站得住脚吗？
经济导刊：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没有任何前提条件说所谓新的“超人”一定是道德高人一等的。而且贫富差距加大是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碰到的问题。中国有这个问题，美国也有这个问题。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偏偏巴菲特这些首富的收入是增长的。
孔丹：香港也出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下降和草根阶级的固化、没有向上的成长性等状况。1984年我到香港，那时候看到香港的经济社会状态，有资本，有劳动，劳动者生活可以一点一点的改进，现在则面临很大挑战。
经济导刊：现在香港已经失去活力了。
孔丹：对，越来越失去活力。我碰到有些同志跟我说，孔丹，这么多年你老是在提把资本关到笼子里，你看现在我们把资本关到笼子里这件事是不是已经有进展啦？我说只是晚了一点。
经济导刊：是在做。
孔丹：另外没有把制度这个笼子完全扎好，因为金融各行业互相连通，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股市震荡当时为什么要救市呢？如果是自然的波动就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把银行系统很多资金全带进去了，又把互联网金融这种强大的融资杠杆也拖进去了，所以整个股市就变成那样具有系统性风险了。
经济导刊：制度上的设计本来就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虽然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经营主体又往往是混业经营，它跟不上市场的变化，管理能力跟不上。
正确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
经济导刊：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的成绩，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是国内外都认可的。但是在改革中也是需要在大方向正确下有所反思和探讨。例如，在医疗体制卫生改革方面，李玲等专家提出，我们曾经将市场化认为是唯一方式，以为市场真能搞定一切，而实践中，市场却往往失灵。特别是在民生领域和市场建设方面，现在仍有不少人依旧沉浸在市场迷思中，医疗、教育等领域市场化带来的问题都已显性化。完全通过市场化解决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选择看来是不现实的，在利益的驱动下可能资源配置更加扭曲。改革是要巩固和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而不是弱化它。前一段，您和我的谈话中提到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市场和政府结合有一种好的结合，也有一种坏的结合，这对我们正确总结改革是很大的启示，我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探讨。
孔丹：你提的这个问题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重点探索的，我认为也是需要重点总结的问题。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道路，我认为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我们非常重视如何把政府的作用，把市场机制的作用都发挥好，通过改革，能够更好地使市场发挥对资源起决定性配置作用。并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有效结合起来，既能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又能抑制市场经济中间那些负面作用，这是我谈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立脚点。
提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我们在改革实践中都是有很多可以总结的经验和教训的。你刚才提出的公共事业改革，涉及到民生方面的改革。例如吉林长春长生公司的问题疫苗案件，最近引发社会公愤和中央问责调查。这些产品关系到公共卫生和国家安全。这起疫苗生产者逐利枉法的重大案件，既暴露出监管不到位的漏洞，也反映生产流通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党中央提出在整顿中要重典治乱，去疴除弊。这是一个典型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就反映了市场经济坏的一面，一些人铤而走险，可以挑战道德底线和良知底线。我在多种场合谈过要把资本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资本的唯利是图、市场的自然竞争机制是不能制约住它的负面作用的，我们也看出政府在监管方面的薄弱、缺位。疫苗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推行的药，在人民群众眼中，强制推行的药都出了问题，政府和药监系统的信用就会崩塌。即使医药进行市场化改革，这类药品必须按国家特许方式进行生产。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生产，药监对整个生产流程和检测以及流通过程，都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而不能全部交给市场。在这样一个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药品的研制、生产、检查、监督、销售等各个环节，还是需要一个很强的政府的监督力量。刚才提到的医疗卫生、教育问题，更多的要靠政府的供给、政府的推动。
我认为在民生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房地产的改革。房地产在走向市场化的中间是存在认识缺失的。作为一种产品，房子可以是市场化的产品，但居者有其屋，也要从政府必须满足公共供给的角度来认识。据说，深圳市政府提出2030年住房公共供给的增量将达到60%，届时存量（新建比例
）大约不低于2：8，政府将有强大的调控能力了。新加坡比例是倒过来的，香港的公屋比例高于内地，远低于新加坡。
我们在房地产改革的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应该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政府来提供。这个领域具有很强的公共性，我们却将这个领域几乎全部交给了市场。现在调整房地产行业，我们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公共供给不够。在房地产改革方面，我们在政府和市场的结合方面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这么重要的、具有很强的公共性的领域，我们基本上把它交给了市场，以至于我们要调整房地产市场时，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假如我们像新加坡那样，政府有一个比较大的公房供给，比如60%、70%、80%,就会健康的多，而现在，如宁南山文章中所谈，北上广深都是高度的市场化，实际上城市的竞争力下降了，因为它们不能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给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而这些都应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房地产方面，如果把资源全部交给市场配置，改革就会遇到困境。
有人说，新加坡比较小，政府可以采取这种模式。我说这话不对，提供公共产品与国家大小毫无关系，而是我们到底要制定什么样的改革目标。如果把资源配置全部交给资本、交给市场去运作，就会出现我们遇到的困境。医疗、教育也是一样的。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养老问题上也会遇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果政府公共供给占的比例高，这个挑战、压力就没有这么大，它就不会被资本、市场牵着走，变成市场迷思。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资本的负面作用能够靠市场自我去更正调整吗？如果一方面任由资本牟利，形成无序的坏的市场经济环境，而政府的监管又是形同虚设，就会造成坏的结果。
说到这里，自由派又该讥讽了，市场经济还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啊。
政府和市场作用关系，有两种可能性。政府和市场好的结合，是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而坏的结合就是市场机制发挥不出作用，微观主体没活力，宏观调控或者过度，或者缺位。搞得不好后一种情况会出现。现在所谓自由市场派的基本看法就是中国应该进一步市场化，他们认为放的还不到位。但实际上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是简单的市场化。两者结合得好，情况就比西方的好。当然政府也存在不少的过度干预，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出来，而搞企业的肯定希望主体活起来。如果结合得不好，宏观调控出现问题，市场无序也就会成为问题，所以资本的问题必须认识清楚，严格管控。经济运行中间政府和市场两者结合得好成为优势，结合得不好就成为劣势。
经济导刊：您讲到坏的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坏的结合一面，那么也有好的政府与市场的结合？这是不是也是在中国体制改革中进行的一种新的探索？
孔丹：确实是这样。如果说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经验，我觉得中国发展的特色是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相结合，我们国家之所以取得成功是依靠市场和政府两手的合力，而不是自由派所宣扬的不要政府作用的市场化。两手合力真正配合好，结合好的时候，就是好的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我们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经验和教训很多，在中国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发展阶段，这是我们成功的法宝，是不可以放弃的，也是发展中最根本、最基础的东西。
经济导刊：谈到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您最近有一个很新的提法，在与水皮的访谈中谈到，就是“举国体制”的问题，这里是否可以更深入谈谈？
孔丹：我前一段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举国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刚才我们提到，我们国家在发展中是两手抓，既发挥了市场机制作用，也发挥政府作用，发挥了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新中国刚成立，面临战争威胁，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们建设了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我们靠什么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我们靠什么搞出了“两弹一星”？就是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
经济导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追赶型的，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超英赶美”，提出我们要立足世界民族之林。计划经济是否就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实行的？
孔丹：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方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党和政府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勒紧裤腰带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进行追赶，我们党发挥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政府集中制定从国家到行业企业的生产计划，对财力、人力、物力等资源全部纳入计划之列，政府进行集中配置，解决了当时生存发展的根本保障。我把这个时期的发展成为是举国体制的1.0版。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拉开了与很多国家的发展差距，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显现出体制僵化，缺乏效率和机制的弊端，但是中国并没有停止赶超世界强国的决心和步伐。1978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我们打开国门，举国家之力迅速建设四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改善对外开放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引进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培养大批技术人才，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经济法律规则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向市场经济机制转型。在体制改革中，加强现代企业治理和国际竞争力，使中国迅速崛起，我国GDP达到世界第二位。我认为，通过40年改革开放，经历了艰难曲折，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是“举国体制 ”的2.0版。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后，实行举国体制的方式在演变，继续发挥作用，例如产业规划、产业政策就体现了这种作用。在改革开放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例如经历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发挥了“举国体制”的力量，使我们最早从全球金融危机的谷底走出来。
我们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注重加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在市场经济运营中，要约束资本和市场体制的弊端。这都是在发展中产生，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今天我们又面临新的巨大挑战。中美博弈将成为常态，中美贸易争端也不是短期能够平息的。我相信这将催生出“举国体制”3.0版。历史面临着新的重大转变。
建立举国体制3.0版，需要总结1.0版和2.0版的实践经验，需要探索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举国体制和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以致融合起来，更能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更能与国际规则接轨。美国对我们根本制度的攻击，就是看到了我们制度的优势和潜力，我们就要动员起新的举国体制之力加以应对。
经济导刊：您在一些采访中特别关注中国的产业政策问题，尤其是在一些学者对产业政策作用进行争议时，您多次组织回应。目前产业政策一方面被自由派学者视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对立面，予以否定，另一方面，也成为近期中美贸易争端的一个话题。受到美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中西方成员国的批评和关注，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导致了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扭曲，不利于公平竞争。美国认为《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为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包括补贴在内的各种支持，使这些领域的国外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其实，对中国产业政策的质疑不是新问题，中国加入世贸谈判时，就经过多次磋商，但当时中国政府财力有限，有限的补贴并不是用于对特定产业的发展和激励，用于工业补贴的预算规模较小，主要是用于国有企业的亏损和下岗人员安置，并没有成为特别的争议话题。世贸组织对发达国家的工业补贴争议也时有发生。许多国家产业政策模式不同，政府都是有所作为的，怎么做是关键。也就是说，要用更合理的办法，更加有效地实施产业政策，既不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约束，又能够推动国内产业的提升和升级。中信基金会是否能发挥智库的作用，重点研究如何实施更加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
孔丹；产业政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资源的合理配置、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是决定宏观经济效益的关键所在，在我国现阶段，仅靠市场的作用，仅靠企业、地方、部门的自由竞争是不可能做到的，要靠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企业组织结构政策进行干预，要使干预达到预期目的，必须运用经济手段，运用一系列调控手段，体现国家规划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因此，美国指责和干涉我们制定产业政策是没有道理的。在“举国体制”中，如何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正确的产业政策要总结实际经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实际上我们在新的国际竞争形势中，不仅面临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存在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市场环境变化，国际贸易规则的演变等，应对新的挑战，研究如何实施更加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通过产业政策的落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
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学派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经济导刊：作为央企主办的一个公益性组织，你们主动解读中央领导理论思想，将自己的作用定为“偏师”是出于什么考虑？
孔丹：“偏师”是针对正师而言的，有人对我说，你们不要太谦虚。我说我可不是谦虚。毛主席说“偏师借重黄公略”，我要说自己能发挥黄公略的作用，已是“自诩甚高”。正师就是我们官方的整个系统，那我作为一个央企在后面的一个支持者，我们公益性基金，“偏师”是我自己的定位，也逐渐被接受，被社会，也被领导们接受。以前我们提出的提法，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理念放在那里，现在我觉得条件日益成熟，刚才我举证很多，习总书记的很多论述都说明中国学派呼之欲出，是不是用这个概念没关系，我看到有学者反对，说怎么叫“学派”，有人说自然科学才可以说学派，社会科学怎么能叫学派？我觉得都可以，大家争论，没关系。
但是我这个倾向性是说，我们不但不要妄自菲薄，而且我们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从我们的先人、先贤那里走到今天，我们绝对不能做不肖子孙，怎么能放弃我们自己的、本土的这样一种学术追求呢。
经济导刊：还是要中学为体。
孔丹：其实越是这样越是能吸收人家的好的东西，越是这样越是国际的，越是民族的。“不唯上、不唯书、不唯西”，这句话是有一个同志提出来的。可能几十年来我们逐渐有一些偏差吧，有些地方有比较严重的偏差，还是要回到正确的认识论上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了这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了这样的历史的传承和现实的创新，中国学派的发展就带有历史必然性。
经济导刊：中国道路这么多年下来，很难用现成的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越是解释不通，老外越是困惑。中国体量越大，他们越担心。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中国人自己也解释不清楚怎么回事，用现有的理论框架解释是不成的。所以当初做这个事情，就是应和了天时地利这个需求。到十九大时，习近平思想正式确定，也是需要包括你们这一批人，包括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实业界不断地给予完善，包括提示。所以我在访谈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把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概念和提法，到现在恐怕别的学者不敢这么提，不会这么提。因为觉得就好像……
孔丹：不合时宜。
经济导刊：好像跟传统经济学的原理有点不相吻合，对吧？但实际上这是巨大的资本，就是遏制住资本天然的攻击性，也就是所谓的动物本能。对于大资本来讲，它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标准。《21世纪资本论》说的实际上也是这个问题。而且真的像“超人”如果有道德感的话，实际上也应该是能够关注到这种负面的影响。
孔丹：是的。我们提出来中国学派，是否可以理解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理论的创新？面对新的世界环境，我认为是的。它既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继承和发展，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历史逻辑是什么呢？是无产者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所以目标很明确。政治局会议学习《共产党宣言》时，不会忽略掉这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是你怎么去认识这个问题呢？消灭私有制要有长期化、复杂化的过程。就必须因应这个实际，所以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按照这样一个方向前行。但是在过程中间可以看到资本的逻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不能把资本简单的中性化了，资本的正面作用，我们必须得看到。马克思认定了资本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它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到今天也还在发挥作用。而资本的负面作用在西方的现实运行中已充分展现，经济出现结构性和周期性危机挑战，还有很多礼崩乐坏现象出现，社会问题都出来了。资本也在展现它的恶。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框架里面不注意遏制资本的恶呢？这直接关乎全体人民的利益。人民当然包括资本的所有者，也包括劳动者，但必须得看到劳动者的思维和感受，要做好这件事，所以我提出管控资本，将资本关到制度的笼子里，不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困兽，而是要将它放在一个轨道上，在轨道上夹着它走。一方面是动力，一方面不让它跑偏，要有规矩。
经济导刊：我觉得你们这两年做的工作很有成效，也是跟习近平思想渐渐形成非常契合的一个过程，说明社会发展确实是有这个需求。在与水皮的访谈中谈到发展中国学派在现实中的意义，你说的“此其时也”，具体指什么？
孔丹：我们中国学派的发展，从根本上不能脱离中国发展的基本点和归宿。传统的士大夫有家国情怀，中国学派应该有学术报国的情怀，我认为这也是中国学派发展的重大历史时代背景，而不是一群学者聚在一起搞脱离实际的纯学术讨论，把学术只看成一个独立的、脱离中国实践的一种追求，这样是无立足之地的。我们上述所谈的中国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和探索，都是需要中国学派去研究，为我们国家提供对中国的认识，对世界认识的基本理论。中国学派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就在此。“此其时”就是指我们已经走在中国民族复兴的道路，中国道路。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学派一个要实事求是，一个要学术报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理论。习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认为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需要新思想、新理论的新时代，发展中国学派正当其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把它作为自己的使命，学者们也应该把它作为自己的使命！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