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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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之治

鄢一龙 来源: 2020.01.03 11:02:14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逐步走向万物智能、万物互联的时代,信息、数据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生产力之一,哪一种治理模式能够代表、引领、解放这种先进的生产力,就能够拥有更光明的未来。

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方向不是以西方为标准模式的改革。现代西方制度模式是几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总体上可以视为工业革命的产物,当时合理的今天未必合理,当时有效的今天未必有效,当时先进的今天未必先进。

中国的治理体系的特点,一方面体现了我们独特的文明母体与国情条件,另一方面则是需要适应与引领时代的变革,推进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制度模式。

互联网时代具有两个相反相成的趋势——去中心化与强中心化。中国制度模式的特点是“一统多元”,治理模式既不是单中心,也不是多中心,而是“1+N”中心,政治集中与行政分权结合、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结合、社会主义优势与市场经济结合、民族共同体与民族多样性结合、共同价值与多元观念结合。正是这种相反相成的结合,使得中国体制既能表现出高度集中统合的力量,又能表现出高度的活力,这与互联网时代的两个基本趋势是互相契合的。

互联网时代的治理思维

互联网时代正在改变与颠覆工业革命以来的治理逻辑,占据统治地位的旧逻辑逐渐让位于蓬勃兴起的新逻辑。

首先是从科层思维到联通思维。科层制是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而到今天,权力控制为中心的科层思维却要逐步让位于以信息链接为中心的联通思维。韦伯式的科层组织形态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扁平化、液态化的新型组织形态与网络化的协作平台。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其特点就是联接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和社会群体。党在执政条件下,单纯依靠政府、简单按照行政逻辑进行治理,就会造成政府与社会、与群众的关系由鱼水关系转变“舟水关系”,只有接触,不能融合。我们要按照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让党员干部与群众重回血肉联系、鱼水关系。这就是四中全会要求的“始终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

此外,有必要跨越科层组织,整合民政、群团、信访、社区、党的基层组织部门的职能,设立党的群众工作委员会,专门代表群众的利益,专门从事群众工作,以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向联通思维转型,在体制上创新。

与互联网时代的要求相结合,政府需要从条块分割的科层制政府向平台型政府转型,推动构建真正一站式的、以用户为中心的、无缝隙的政府。政府负责的审批等事项,一旦提交到服务窗口,就表明政府接单,整个流程推进责任由个人(企业)转移到政府。政府有关机构按照既定程序运作,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服务,其中的衔接由政府内部自我协调,无必要事项不需要个人(企业)再跑腿。通过流程管理信息化平台,对于大部分已经标准化的工作完全可以进行流程操作管理,而对于个性化的诉求,进行定制化服务,同样可以进行项目单流程管理。同时,用户可以方便地对项目审核的流程进行跟踪,这和网络购物可查询服务跟踪记录类似。甚至人员的激励与协调也可以依托信息化平台进行。

我国的社会治理就是一种网络型治理模式,我们有400多万个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组织的细胞单元结合,并通过群团组织、协会、社团等纽带型组织,将全社会联接成一种超级的网络型组织。它联接着14亿人民,延伸到不同类型的企业组织、各级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之中,它兼具集中控制的星型结构与分散控制的分布式结构的特征,从而能够构建四中全会要求的“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我国在国际关系上也是互联互通思维,不搞结盟关系,而是建立伙伴关系,就是要实现国家节点之间的彼此联结。西方人搞不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除了有意抹黑之外,也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成从工业时代权力思维向互联网时代联通思维的认知升级。我们所提倡的“一带一路”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本质上就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通过基础设施联接、发展政策对接、贸易往来、资金流动与人员交流,从而构建一个庞大的共同发展网络,而不是像某些“小人”所揣测的,中国要进行所谓海权与陆权的地缘扩张。

第二,从私益思维到共益思维。工业革命以来大肆流行的市场经济基本教条,就是鼓励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福利最大化,并将自利性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引擎。与工业时代的私益性特征不同,互联网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共益性,而这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是高度相应的。

在生产端,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性使得对于公共性基础设施的依赖远高于工业时代。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具有最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制度密切相关。中国不但能够创建一流的交通基础设施,也能够创建更好的信息基础设施。著名的“脸书”CEO扎克伯格在美国国会作证,回答为何他们不能像支付宝与微信一样做移动支付时承认:因为中国建立起的基础设施要比美国先进的多。中国的抖音、快手等软件之所以能比其他国家领先一步,成为全球短视频、内容电商APP的巨头,是中国的4G网络、智能手机普及、快速物流几个方面条件配合的结果。对于三大电信运营商而言,他们作为国有企业,不能只从企业盈利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需要推进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让4G网络覆盖到中国的每个角落。2018年底,中国4G网络覆盖率达到了95%[1] 今天推进5G建设也是如此。中国高铁等现代交通网络的迅猛发展,也为快速的物流体系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

进而言之,互联网巨头也要成为共益性的软件基础设施。互联网巨头的用户规模达到了宏观规模,字节跳动旗下APP月活用户数已经达到了15亿(未扣除不同APP的重复计算),比中国的总人口还多。2019年天猫“双十一”一天的成交额为2684亿元,相当于2018年海南省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56倍。这种类型的互联网企业已经不能按传统的微观企业组织加以看待,而是要将他们视为具有基础设施特征的“共益性企业”。传统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是外部责任,而这种类型的企业社会责任就内嵌在企业之中,中国的制度有助于引导这些企业体现更强的共益性特征。

我们看到了共益性的层层嵌套、层层支撑逻辑。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支撑起了提供信息基础设施的国有运营商,而信息基础设施又支撑起了民营互联网巨头的发展,互联网巨头又通过提供软件基础设施支撑起企业、商家的发展。

在消费端,消费行为也越来越表现出共益性。西方经济学过度侧重私人福祉,而实际上人民福祉是由私人福祉与公共福祉两部分共同构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为人民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公共产品、公共福祉越来越成为更重要的消费。

互联网时代的消费逻辑,正从产品为王、服务为王转向注意力为王,背后原因就在于供给稀缺正在向供给充裕转变。互联网信息供给是无限充裕的,而反过来人的时间与注意力却成为稀缺的宝贵资源,就造就了“免费经济”、短视频、微博等的成功,而这一点日益在实物经济消费中表现出来。消费的刚性需求在下降,甚至产品的质量、品牌忠诚度的重要性也在下降,而追新品,消费有故事、有趣味、有文化的产品正在成为潮流,因为特定的消费场景、社交与关注引致的消费成为新的爆发点。

第三,从赋权思维到赋能思维。TH·马歇尔区分了西方社会公民身份的三个维度:公民的(civil)、政治的(political)、社会的(social)。[2] 工业革命以来经历了这三个维度的赋权过程,公民权利的赋权,带来了公民社会;政治赋权,即投票权的扩展,带来了选举民主;社会赋权,将人民的权利扩展到经济社会领域,形成了福利国家。

互联网时代更重要的不是赋权而是赋能。赋权给予个体追求梦想的自由,但是并不能给予他们追求梦想的能力,赋权给予的是形式自由,而赋能给予的是实质自由。互联网时代通过信息赋能、科技赋能、平台赋能提高了网络节点上的组织与个体实现自身梦想的能力,例如随着移动支付的出现帮助小商店解决了融资难的问题,顾客偏好信息可以被准确的收集、储存与挖掘,顾客流信息能够提供小商店的信用基础。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移动手机成为农民的“新农具”,随着快手、抖音等短视频软件的出现,使得农村农民的活动与产品能够被看见,被关注,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流量,基于此延伸出来的内容电商、乡村打卡旅游,已经成为乡村脱贫的新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职能经历了党政分工、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的职能转型,但是并不是单纯地赋权型转型,而是由“全能型国家”转型为“赋能型国家”,从而能够从不同层面对于企业和个体进行赋能,包括资源赋能、政策赋能、组织赋能、民生赋能、信息赋能等。

中国政府的大量政策其实都是赋能政策,包括双创政策、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等。中国市场主体高度活跃。中国政府在民生领域进行了大量公共投资,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就业水平,通过投资于人,对个体进行赋能,扩展他们参与市场竞争的“可行能力”。赋能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组织赋能,例如乡村扶贫、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就是组织振兴,通过组织党员、组织群众,给农民赋能,使得他们能够摆脱贫困,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第四,从制衡思维到监督思维。工业时代避免政府官员作恶的关键是限制权力,所谓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解决的方法是要对官员的权力进行分权与制衡。但是这种平衡的制度设计模式也带来了权力运行效率下降的问题。互联网时代避免政府官员作恶的方式关键是充分信息。中国没有走分权制衡的道路,而是走了一条监督为主的道路,监督要有充分透明的信息为基础,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权力监督体系做了严密的系统设计,通过监督而不是制衡能够使得我们有可能去建设既高效又清廉的体制。

监督思维是和互联网时代高度相应的,在这个时代,监督者一定程度上会比被监督者更了解他自己。现在副处级以上干部每年都要申报财产状况等个人事项,我们了解到一个案例:有位地方政府干部有个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股票账户忘记申报,不久就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告诉他某年某月开了股票账户,目前还有一千多元的余额,没有按照规定申报。今天政府官员的出行、用餐、支付、转账等等都会留下数字痕迹,任何违规行为都无处遁形。

第五,从纠错思维到迭代思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快速决策、快速行动、快速调整是互联网时代克敌制胜的关键。西方政治体制由于分权制衡,程序冗长且遍布否决点(veto players),加之利益集团的干扰,经常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而中国的分工体制能够快速决策、有力实施,这使得它能够快速响应时代的变动。201311,现任英国首相、当时的伦敦市长约翰逊访华时体验了中国高铁,回国后在《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大发感慨:这条从北京到上海全长813英里(约合1300千米)的高速铁路,沿途经过多个新建的漂亮的大理石车站,宽敞的大厅一尘不染——整个项目历时多久?两年!朋友们,这是我们空谈高铁2号项目的时间,两年间我们花费数亿英镑进行设计、协商、规划,却到现在还没有铺设铁路。[3]

当然,西方决策迟缓的一个原因是避免出错,所谓“民主是一种纠错机制”。问题在于,所有决策都不可能完美,都需要在决策质量与决策速度之间取平衡。互联网时代是瞬息万变、以快打慢的时代,纠错思维要让位于迭代创新的思维,边推进、边学习、边升级。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机制,就是一种应用场景的“制度训练”与“政策训练”,需要根据实践反馈进行迭代创新,不断打补丁,不断升级。中国已经形成了若干决策——实施的政策循环,包括:党代会、中央全会、五年规划、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等,这些都是中国制度体系中的迭代创新机制。

国家治理模式和能力现代化升级

从与西方制度竞争的视角看,有一个概念是“代差”——非线性的代际变化带来的差距与差异。真正的颠覆者不是和你一个模子,但比你更好、更强大的竞争对手,而是那些现在看起来不起眼的,但是具有新一代的思维模式和做事方式的潜在对手。不但企业之间的消长是代差竞争,大国崛起的竞争也是代差竞争。

近代中国之所以在西方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中华帝国体系在西方冲击下崩塌,是因为对方是降维打击。而今天大势发生了逆转,进入互联网时代,所有的国家制度与治理模式都要做出调整与升级。美国制度体系主要是工业时代的产物,虽然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但是很难自我革命与自我调整。中国制度模式与治理模式则与有互联网时代治理特征相契合,很有可能逆袭而上。中国的制度模式能够很好地与互联网的技术条件、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相结合,中国制度对于西方制度的超越,有升维超越的可能性,我们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充分发挥出来,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编辑  季节)

 



* 鄢一龙,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1] 工信部:2020年前我国4G网络覆盖率将提高到98%,人民邮电报,2018-10-23

[2] T.H. Marshall, citizen and social class, 1950,from: Inequality and Society, edited by Jeff Manza and Michael 2009,W.W.Norton and Co.:New York.

[3] 新华社伦敦2013115日新媒体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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