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下）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市场失灵和国家的经济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关键之一是提出一个系统而全面的国家经济理论，以解释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

国家内生经济作用的界定，来自上文所述参照系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而凯恩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论证了国家经济作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是由内生性理论和外生性理论共同构成的。前者主要从克服市场失灵出发解释国家的经济作用；后者说明：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目的，还在于维护和巩固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进一步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等各项规律的要求。还应注意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党和国家一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经济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同时也是其政党-国家的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国家理论，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与特定历史制度因素的结合，在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制度型式也嵌入了市场，无论是参照系理论还是市场失灵理论，都须接纳与之相关的新的内容；国家的经济作用的理论，也相应地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除了克服市场失灵以外，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首要原因是维护特定阶级关系的形成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经济史的种种事实说明，和内生性作用相比，国家的外生性作用是更为根本的，那些以克服市场失灵为目的的干预和介入，一旦从根本上危及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就有可能被终止或废弃，反映阶级力量平衡、具有高度路径依赖特点的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决定了国家的内生性作用的社会性质、内容和限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根据，还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规律。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都将在社会的范围内按照社会的需要，尽量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具有鲜明的制度属性。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经济作用也有可能违背甚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旦我们将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作为参照系来解释市场经济的效率，该参照系也就同时成为这样一种标准：当国家的经济作用促进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其作用便是生产性的，即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反之，就具有榨取性或汲取性，即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国家经济作用的生产性和汲取性的区别，同时也给出了评价相关制度（或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绩效的标准。一个例证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竞争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作为三维市场经济的主体，推动了高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然而地方政府竞争也导致了一些负面现象，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和经济的脱实向虚。

国家理论研究的内生进路和外生进路是相互补充的，就需求侧而言，在面临产能过剩和危机的威胁时，要求国家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为了实现经济赶超的目标，客观上要求国家通过各种战略投资活动、产业政策等促进企业自生能力的提高等等。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会以不同形式嵌入市场，转化为基础的一部分，即在经济内部发挥作用。

然而，那些从需求侧影响国家形成的力量，并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市场失灵解释了国家干预和介入经济的必要性，但国家究竟能在多大范围和程度内发挥作用，以克服市场失灵，取决于一国政治力量的平衡、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经济发展愿景以及国家主权者的政治决断，这些因素定义了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可以更为主动地、更有创造性地界定其内生性作用的边界，并将这种内生性作用与服务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外生性作用相结合，两者共同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宏观调控为例，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审慎宏观管理”，大体囿于内生性作用的范围，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战略性宏观管理的作用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西方的宏观管理，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优势。图1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体系的全貌。

图1   国家理论体系全貌示意图

五重市场的失灵和国家的经济作用

国家的内生经济作用的理论，可以在五重市场结构的框架中得到进一步深化。

第一，普通产出的市场，也就是由投资品和消费品（这里排除了纯粹的农产品）这两大部类构成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凯恩斯在《通论》里系统地论证，在一个完全由私人主导投资权力的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必须由社会接管一部分投资权力。

第二，劳动力市场，这一市场服从波兰尼所揭示的矛盾，即劳动力作为所谓“虚构商品”，一方面为市场的无限扩张带来了动力，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社会解体的危险，从而构成当代市场经济的根本矛盾。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明斯基强调，只有让国家作为最后的雇主，才可能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充分就业问题。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过国家权力带来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保护运动，维护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之一。

第三，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市场，也就是战略性基础设施的市场。在这个市场，由于投资的结果缺乏可独占性，收益的不确定性较高，如果由私人资本占主导的话，会造成供给不足的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组织和协调生态、国土、能源的再生产，并负责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从而主导了这一部分的发展。

第四，金融资产市场。因为普通产出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产生过剩，所以迫切地需要在金融资产市场寻找投资机会。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这带来了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并使得金融资产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日益相脱离。这意味着，这一市场的可持续运行，需要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和最后的安全保障提供者发挥作用。[1]

第五，农产品市场。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平均水平，使农业生产由以往的结构性稀缺转变为结构性丰裕。由于农业部门难以通过产品创新重新制造产品的稀缺，该部门不再适合以纯粹市场经济的方式组织生产。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农业部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计划干预和调节。在美国，在这种干预从1930年代就开始了。

由五重市场结构的视角出发，一方面可以深化我们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市场失灵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具体地界定国家的经济作用。现代市场经济的内涵是复杂的，不同市场的市场失灵形式也是多样的，国家干预为此也需采取不同的方式。[2] 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农业为例，国家干预和介入甚至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如何基于这一视角，构建更为切近而具体的市场经济理论（这同时意味着对前述参照系和市场失灵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并从中引申出更为丰富和具体的国家的经济理论，是未来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小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完善，要求“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实现良性互动和转化。但在较长时间内，一些学者过于强调政策-制度话语的重要性，其研究成果缺乏严谨的学理性分析；一些学者则试图放弃政策-制度话语，放弃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经济学话语中寻求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这两种思路都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性学说的构建。

长期以来，中国道路一直没有被正确解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市场经济3.0”的国家理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市场经济只能是“强市场、弱政府”模式，用这样的理论解读中国道路，得出的必然是诸如“国家资本主义”“新权贵资本主义”等玩弄污名化把戏的一类结论；给出的也必然是诸如“政府退出”“国企私有化”等一类暗藏杀机的“毒药方”。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就必须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当前，系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但不少学者却陷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逻辑主线等问题的无休止争论之中。争辩这些基本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拿出一个完整的且具有学理性的理论体系。致力于构建这样的完整理论架构，将能够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向繁荣。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中很难真正看到“中、西、马”之间的有机融合。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长期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理论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则可以看作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体地位，进一步推动“中、西、马”有机融合的一种有益尝试。

笔者致力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即市场经济3.0理论，对国家的经济作用从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维度加以阐释，从而对中国的“强市场、强政府”新市场经济模式给出了学理的证明，对竞争性地方政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党的经济作用等“中国特色”也给以系统的学理化阐述。只有这样，试图解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密码”，从而扭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尴尬局面。[3]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知，解析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权的尝试，这对于清除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造成的种种不良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辑  苏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