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为《福州古厝》作的序中指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他同时指出，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是辩证统一的。他说：“在经济发展了的时候，应加大保护名城、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的投入，而名城保护好了，就能够加大城市的吸引力、凝聚力。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与传统文物和名胜古迹相比，工业遗产是一种离当代并不遥远但不易引发关注的文化遗产。工业遗产不仅是工业社会历史的见证与记忆的凝结，还是企业家精神与工匠精神等工业文化的载体，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青少年的家国情怀，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工业遗产的形成：工业文明记忆的凝结
工业遗产（Industrial Heritage）这一概念脱胎于工业考古学，后者最初是英国老工业城镇的学者提倡的事业，在英国工业衰退与去工业化的大背景下，具有浓厚的地方怀旧情结。1973年，英国工业考古学会正式成立，在工业革命发源地之一的伯明翰附近建成了铁桥谷博物馆，随后召开的国际会议以“工业遗产”一词取代了工业考古学，工业遗产正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文化遗产概念。1978年，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简称TICCIH）创立，成为目前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工业遗产组织。2003年7月，TICCIH通过了《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对工业遗产进行了定义，成为工业遗产概念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2011年11月28日，第17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简称ICOMOS）通过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联合准则：工业遗产、构筑物、区域和景观的保护》，简称《都柏林准则》（The Dublin Principles）。该准则对工业遗产的定义为：“工业遗产包括遗址、构筑物、复合体、区域和景观，以及相关的机械、物件或档案，作为过去曾经有过或正在进行的工业生产、原材料提取、商品化以及相关能源、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过程的证据。工业遗产分为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的维度，有形遗产包括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遗产，无形遗产包括技术工艺知识、工作组织和工人组织，以及复杂的社会和文化传统。”《都柏林准则》对于工业遗产的定义更为丰富和完备，在关注工业建筑物等物质遗存的同时，强调了包含精神文化的非物质层面的工业遗产，分析了物质工业遗产与非物质工业遗产的辩证关系。目前而言，《都柏林准则》对工业遗产的定义最具官方性与权威性，是工业遗产认知与实践的重要基础。该准则的中文版本以中英文对照形式发布于TICCIH网站。
中国接触工业遗产这一概念的时间较晚，直到2002年之后，在学术刊物与媒体上才开始有一些讨论。2006年是中国工业遗产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当年4月18日的“国际古遗址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发表了《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简称《无锡建议》），以文物界为主体的学者开始明确提出要重视和保护工业遗产。《无锡建议》对工业遗产的界定与《下塔吉尔宪章》相仿，重点强调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工业遗产受到了各种威胁，包括工业外迁导致城内旧工业区废置、传统工业衰退导致不少企业“关停并转”、未被界定为文物的工业建筑物正急速消失等。因此，《无锡建议》呼吁：1.“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呼吁全社会对工业遗产的广泛关注”；2.“开展工业遗产资源普查，做好评估和认定工作”；3.“将重要工业遗产及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登记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4.“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发挥媒体及公众监督作用”；5.“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6.“鼓励区别对待、合理利用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7.“加强工业遗产的保护研究，借鉴国外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经验和教训”。时至今日，这些仍然是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
工业遗产和传统文化遗产一样，都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既见证了历史的发展，又传承着精神文化与价值观。18世纪中叶发生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工业社会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然而，工业革命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进程，工业化加速了人类的创新，但也使工业本身的自我淘汰速度远远高于农业和手工业。可以说，工业遗产是工业创新的某种副产品。从社会角度看，作为工业历史遗留物的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自我记忆的凝结，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新的“乡愁”。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人们的乡愁寄情于在工业社会中不再作为主要活动场域的乡村，而到了工业化自我革命的阶段，人们对工业与城市自身的遗迹产生了怀旧与眷念，这就是工业遗产本质性的起源。因此，工业遗产作为现代社会历史的一部分，是城市文脉的重要构成，是现代人自己创造与留下的文化传统。这也是保护工业遗产的基本依据与出发点。
工业精神与国史叙事：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
工业遗产不只是老厂房与旧机器，而是一种综合的工业化进程的遗留物。工业遗产具有见证工业演变的历史价值、记录技术轨迹的技术价值、凝结社区记忆的社会价值、充当城市地标的景观价值、提供利用空间的经济价值等等。然而，工业遗产最核心的价值，还是其传承优秀工业文化或工业精神的教育价值，其工业遗产教育价值的发挥，也和国家历史的叙事有密切关系。记录工业技术的演变轨迹，对于推动工业技术的进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工业遗产的技术价值在于，对已有的工业技术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归档整理，使其成为发展新技术可资利用的参考依据。那些已经丧失原初功能的老工业建筑与旧工业厂区，构成了工业遗产的主体，它们有独特的风貌，可以进行再利用，这使得工业遗产具有一定的景观价值与经济价值。然而，大部分工业建筑在设计之初考虑的是工业生产的实用功能，在审美上缺乏追求，其独特的工业风貌是否具有美学趣味则见仁见智。对它们的再利用，涉及到经营业态改变后新的审美要求，既面临着潜在的高改造成本，又与原有的工业活动无涉，不再存在原有的工业发展价值，利用它一方面要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对工业遗产的认定和保护，必须超越其物质遗存，挖掘其内在的工业文化，而这一工业文化的价值就是历史形成的工业精神。
工业发展需要一定的精神动力。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本身就取决于以瓦特、阿克莱特等为代表的、以创新为内核的企业家精神。在英国工业的鼎盛时代，一大批传记作家和科普作家撰写了不同层次的读物，宣扬创新、敬业、勤奋、专注、崇尚科学等有利于工业发展的价值观。因此，工业革命的扩展需要辅之以工业文化氛围的营造。法国的工业革命也大大得益于圣西门倡导的实业精神。
培育工业精神以及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化工程，需要学校教育、图书出版、新闻传媒等各个方面的努力，工业遗产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工业遗产所见证的工业史值得被铭记的最重要理由，就在于它包含了工业企业的艰苦创业与开拓奋进历程，以及企业艰苦奋斗背后的精神源泉。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技术不断换代，设备不停淘汰，生产场所也可能迁移，惟有内在的精神力量能够穿越时空得到传承，鼓舞一代又一代人去拓展工业革命的新边疆。各种有形的工业遗产就是无形的工业精神的载体，是激发后人工业精神的可依托之物。
事实上，有一些工业遗产属于“活态遗产”，即老厂房与设备等物质性的工业遗产本身还在发挥着工业生产上的作用，这一类工业遗产更加具有凝聚企业文化和进行工业精神教育的功能。例如，济南二机床集团是一家将大型数控锻压设备成套出口到发达国家汽车厂的企业，该集团虽然不断革新拓展，但依然保留了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老厂房，后者被工信部评为国家工业遗产。济南二机床将最老的厂房设为企业博物馆，其他一些老厂房则在保留原建筑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内部的技术改造，生产制造出具有前沿技术的产品。置身这些活态工业遗产中，人们将直观地看到企业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感受到创业的艰难，体悟创业与发展的初心，更加容易激起传承发扬的意志与信念。可以说，工业遗产就是学习工业精神的重要课堂。
中国近代工业的诞生与应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有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业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锐意创新，由小变大、由大变强，形成了一批与国家历史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工业遗产。因此，中国的大批工业遗产是工业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的产物，是培养家国情怀的教育基地，是开展“四史”教育的重要教材。例如，福州船政工业遗产见证了中国工业化的开端，是近代中国应对千年大变局的创造之举，其精神内涵鼓舞着当代人勇敢面对新的历史大变局。中信重工所继承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业遗产，不仅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白手起家干工业的奋斗史，也传承着不忘初心的焦裕禄精神。一批深处内陆偏僻地区的核工业遗产、航天航空工业遗产、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等，不仅凝聚了老一辈工业人无私奉献的青春，也展示了在封锁状态下中国工业自力更生的不屈精神，在当前形势下更加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工业遗产尽管数量有限且不易用传统文物标准衡量其价值，但作为最能展现改革开放历程与成就的时代遗存，昭示着历史转折的意义，启示着创新、包容、开拓进取的工业精神。因此，中国的工业遗产不仅承载着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等一般性的工业文化，还是构建国家层面集体记忆的原材料，是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宝库。
工业遗产不是价值中立的，这是因为工业发展不是中性的技术演化，而是嵌入国家与社会中的综合性的人类活动，人的立场、价值观与利益会影响到工业演化的路径，进而影响到对工业遗产文化价值的评价。围绕工业遗产的价值争议，最有名的案例或许是日本与韩国之间有关日本明治产业革命遗产群的纠纷。毋庸置疑，日本的明治产业革命遗产群见证了日本乃至亚洲地区的工业革命，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但是，该工业遗产也涉及到强制征用韩国等国劳工的历史，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史的一部分，其对于日本的光荣纪念性恰恰是韩国的惨痛血泪史，这使得韩国对于明治产业革命遗产群申报世界遗产强烈不满。而明治产业革命遗产群申报世界遗产的成功，既说明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定本身具有一定主观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协调的结果。再如，2012年TICCIH 在中国台湾召开会议通过的《台北宣言》，肯定了殖民地时代工业遗产对于亚洲工业遗产的价值，实际上也具有美化殖民历史的倾向，其背后的政治意味不言而喻。这些事例说明，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工业遗产保护事业的同时，一定要认识到相关事业的价值非中立性，建立自己的工业遗产文化价值体系，守住国家利益底线，使保护工业遗产的价值与意义真正得到实现。
工业遗产的利用：创造新的地区经济循环
工业遗产不同于一般的文物或传统文化遗产，在保护的同时，必须妥善加以利用，才能真正将其价值发挥出来。由于工业遗产的物质遗存体量大，维护成本高，维护周期密集，其保护费用等同于再度投资，在不可能完全依靠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只能采取以利用促保护的途径。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杨浦区滨江公共空间杨树浦水厂滨江段，指出滨江的“工业锈带”如今已经变成“生活秀带”，城市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城市、老百姓的幸福乐园，将“工业锈带”变为“生活秀带”，就是对工业遗产进行保护与利用的过程。
如前所述，工业遗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本身仍在从事工业活动的活态工业遗产，另一类是退出工业领域而丧失原初功能的工业遗产。活态工业遗产的主体即工业企业，或者仍在利用其遗产要素进行工业生产，或者拥有充裕的资金投入到遗产要素上，其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通常问题不大。真正需要从外部获取大量支持的工业遗产，是那些已经退出工业领域的主体，这些主体构成了“工业锈带”。“工业锈带”的形成，意味着该地区原有的经济循环被切断，而其留下的物质遗产，必须设法进入到新的地区经济循环中，否则只能在荒废闲置中不断破损，最终被彻底拆除清空。从保存工业历史和城市文脉的角度说，对“工业锈带”中有价值的工业遗产必须进行保护。将“工业锈带”转变为“生活秀带”，惟有对工业遗产进行利用，发挥其经济价值，才能为保护工业遗产找到资金来源，并聚集社区再生所需的人气，将保护落到实处。
如何结合工业遗产的实际情况，进行空间再利用，积极发展工业旅游等产业，既是工业遗产保护的必由之路，也是创造新的地区经济循环的现实路径。非活态工业遗产的形成，意味着当地的生产要素已经不适合发展工业，但旧的工业建筑和厂区，提供了可以再利用的空间。例如，一些老工业城市“退二进三”，将制造业迁出市区，而在老城区利用原有的工业厂区发展创意产业、餐饮业、娱乐业等服务业。这样既保留了城市的工业记忆，又能使城市经济继续保持活力，还为工业遗产的维护等提供资金，解决了工业遗产保护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样打造的“生活秀带”就是一种新的经济循环。此外，依托工业遗产开展工业旅游、工业研学，既传播了优秀的工业文化，发挥了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又能刺激地区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在经济与文化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在此基础上，不同地区可因地制宜，发挥本地工业遗产的特色。例如，福建泉州的工业遗产与传统的食品、茶叶、陶瓷等产业有密切关系，当地规划的工业遗产旅游就以海上丝绸之路的茶叶和陶瓷串线，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打造当地消费品工业的品牌。再如，以湖北黄石为代表的资源型城市，为了应对自然资源枯竭的挑战，利用矿冶业雄奇的地质景观开展工业遗产旅游，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开辟了新的路径。
2017年开始，工信部每年开展国家工业遗产的评选。2020年，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印发了《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各地越来越重视工业遗产的保护。但从总体来看，中国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仍然落后于日本、德国等工业发达国家，后者非常重视以工业遗产为依托发展工业旅游，从而将地区经济发展与工业精神教育融为一体。中国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最大的阻力，来自社会对工业遗产及其价值认知的普遍缺乏。因此，保护与利用工业遗产，要做好宣传与普及工作，将工业遗产的利用与劳动教育场景的构建结合起来，真正使工业遗产这一优秀工业文化的载体，发挥其核心价值与应有的文化传承功能。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