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已有定论，然而无论是近十年引进模仿舶来的金融业务模式，还是新近借鉴创新的交易产品，无不打着服务实体经济的旗号，却热衷于金融交易，自我服务，长此发展下去，不仅中央要求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重大战略决策无法落实，而且万众期待、刚刚风生水起的股票市场，牛市气象也将难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短暂宿命。
资本市场的两大功能
我国资本市场多年来熊长牛短，特别是近年来牛市往往疯狂而短暂，而熊市则低迷而漫长。人们大多将其归咎于中国股市投资者中散户的比例过高，非理性、投机性过强等因素。虽然此说不无道理，但也有失偏颇。
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市场实践看，正是所谓的机构投资者诞生之后，他们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的权重逐渐增加，但市场的换手率却不断提高，市场的投机性却更强了。机构投资者和传统的企业家大股东相比，后者并非致力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与治理，而更加追求短期的市场资本利得。同时，这也是如今误导市场的“市值”概念风行的主要原因。同样，被寄予厚望的中国机构投资者也差强人意，其投机性比起散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被市场视作“大散户”。至于有人开出的“用外国机构投资者对冲中国散户”的市场治理药方，不仅荒唐而且十分危险。我们应该明白，在某些方面来看，资本市场是一个逐利的场所，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无孔不入的逐利方式出自人的本性，无可厚非，寄希望于自律、节制、内控甚至监管的制度前提所产生的政策必然失灵。因此，我们要改变金融机构将金融创新立足于自我服务的现状，将其导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改变牛短熊长，要么疯狂、要么死寂的局面，就必须从制度检讨入手，按照资本市场的定义检验选择制度与政策，用制度去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的各类行为主体。
中国的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一是为实体经济融资，为企业在一、二级市场配置资源；二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搭乘中国经济列车，分享中国经济成果，增加财富收益渠道。
鉴于此，要使资本市场胜任服务实体经济、让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两大任务，就要主题明确，去芜存精，排除一切干扰，让资本市场回归本原。
首先，上市资源有限且宝贵，应该珍惜和优化上市资源的使用。
（1）发行上市安排与再融资安排应该以实体企业为主，优先安排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产业政策方向的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
（2）限制娱乐业上市。娱乐业不仅有满足人民群众娱乐休闲的文化功能，而且有社会教化的作用。娱乐业上市受市场利益驱动，会过度追求商业利益和票房价值，扭曲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妨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将挤占实体经济上市资源。
（3）限制金融企业上市。金融类上市公司在整个上市公司中如今已占据了太多的比例。截至2019年3月15日，金融类上市公司达95家，总股份2.05万亿股，占比31.19%。金融类上市公司在整个上市公司中占比过高，势必助推中国经济的金融化，拉长实体经济资金供给的链条，增加实体经济成本，助长经济杠杆化和泡沫化。过多的金融企业上市供给，挤占实体经济资源，其短、平、快的赢利模式和高额的金融利润，还会误导更多的实体企业放弃投资周期更长、利润更低的制造业等实体产业，转而投向金融，造成金融与实体经济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应该约束限制金融类企业上市比例。
（4）禁止教育、医疗类公司上市。教育和医疗是社会领域中最重要的民生保障，是提供公共品的部门，是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担负的重要责任。社会领域不同于经济领域，不应当走市场化和资本化的道路。市场有市场的规律，资本有资本的逻辑，放任市场配置进入社会领域的教育、医疗资源，让学校和医院变成资本逐利的工具，人民群众就无法公平享有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而且将不堪重负。因此，作为典型市场化的、为经济领域配置资源的资本市场，不应染指社会公共服务和保障等领域。鉴此，应禁止教育、医疗业上市。已经上市并控制教育、医疗资源的，应该剥离有关业务，或重组，或退市。
（5）实行坚决的退市制度。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是生命进化的基本规律，也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无论从辩证认识保护投资者利益，还是“腾笼换鸟”为服务实体经济集约化配置资源来讲，规范资本市场发展，都应该义无反顾地实行退市制度。深圳早期实行坚决退市制度的经验，和深圳证监局2009年向证监会建议的退市实证方案，都说明上市公司退市处置的风险是可控的。
其次，要树立以一级市场为主，二级市场为辅的正确理念。
从中国资本市场20多年的实践来看，我们在资本市场建设中没有始终把一级市场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对二级市场给予了太多的关注，搞了太多的交易创新。毋庸置疑，二级市场为一级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必须紧紧围绕一级市场融资主线，其创造的流动性是以满足一级市场融资为目的，而不能以金融交易为目的自成体系、自我扩张，以金融创新为借口，投机套利，肆意加杠杆，制造泡沫。这样的二级市场，不仅难以为继，不能为一级市场提供持续支持，而且会引爆金融危机，洗劫投资者，制造经济社会灾难。因此，应该重整资本市场价值取向，旗帜鲜明地大力支持直接融资，严格把握金融交易的底线。
第三，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要改变对中小投资者的偏见，不应该将中小投资者视为资本市场的负资产，将机构投资者放在比中小投资者更高级的地位。中小投资者的广泛积极参与是中国的国情、民情，而且这种中小投资者作为中国股市重要投资者的状态还将长期存在。他们的参与，支持了中国股市的发展，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的股市提供了流动性，他们是中国股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因此，监管者不应该寄望于机构投资者收编并取代中小投资者，应该重新审视现有政策，注重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让他们参与并分享中国经济红利。
无论从资讯掌握、投资经验还是技术手段等方面来看，中小投资者都是资本市场的弱势群体，是最容易受伤的。因此，监管机构应该针对他们的弱项，制定切实可行的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除信息披露改进之外，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防范市场强势主体伤害；二是防范非公平交易制度伤害。
（1）改进信息披露。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已经十分详尽了，未来需要改进的，一是信息披露的可读性，二是加大对违反信息披露法规的处罚力度，特别是对财务造假等虚假信息要依法加大刑事处罚力度，震慑图谋不轨者。针对中小投资者对信息披露解读能力较弱的特点，应该改进信息披露方式，在年报摘要版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做一些简明扼要的专门提示。要求证券商对其中小投资者客户投资的产品，向客户提供针对性信息的提示服务。
（2）、加强对证券信息咨询机构等其他市场主体股评信息的监管，尽可能保护中小投资者，使其免受误导干扰。
（3）对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严重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高压监管。无论市场形势如何变化，坚持无差别严厉打击惩处，重新反省检讨“市值管理”政策，对打着“市值管理”旗号的市场操纵行为严厉打击，对“市值管理”过程中的内幕交易严查深究。
（4）坚持三公原则。我们应该审视资本市场现行的交易制度、交易模式和交易产品，是否有违公平原则，是否侵害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广大中小投资者无法参与或大多数不能参与的高频交易、金融衍生品交易，应该反省检讨。在零和博弈的二级市场中，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拥有雄厚资金和技术优势，采用高频交易的一方利用其优势谋利，没有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另一方就只有“挨宰”的份。同理，大多数中小投资者不可能参加的衍生品交易，虽然伤害方式相对复杂曲折，但有利无缘、有灾陪葬，同样属于不公平交易。如果监管机构允许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存在，那就意味着失职，坐视广大中小投资者遭受非公平交易制度伤害。在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市场可以放任这种弱肉强食的规则，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公平观必须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免受非公平交易制度伤害。
我们应该有意识安排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首发上市，不能让这些企业流失到海外市场。当初我们因为市场规模所限，不能满足大规模融资需求，只好让一些相对较大的优秀企业去海外上市。今天我们有了这个能力，就应该尽可能安排优秀大企业在国内上市，让中国投资者参与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中国优秀大企业在国内上市，也有利于国家经济安全。需要说明的是，安排中国优秀高科技企业在国内首次发行上市，不包括从海外市场回归。
中国金融对美国金融的误会
当今中国金融发展的悖论表现在：一方面国家战略要求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为实体企业提供融资特别是直接融资服务，要求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但另一方面在市场实践中，我们的政策又允许以金融创新为名在金融交易中允许使用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虽然愈益复杂化的金融市场存在巨大的风险隐患，在市场运作中，大家还是把风险防范重任交给了监管者。但金融风险防控需要用制度规范把金融资本关进笼子，使其有所为有所不为，使其服务实体经济而不能自我服务。否则，不要指望金融机构可以在金融交易中自律、节制、内控，贪婪会冲垮任何自以为固若金汤的监管大坝。因此，我们不能一方面放任金融自由化、复杂化，另一方面又幻想通过监管控制风险。
中国金融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悖论？问题出在我们对美国金融的迷信上。有些人一直认为，今天的美国金融应该就是明天中国的金融样板，美国金融制度、金融交易模式和金融工具产品都应该是现代金融市场的标准配置，连美式金融危机大概也是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与宿命了。
这些都是我们陷入了对美国金融认识的误区。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放任、贪婪、邪恶的美国金融，是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所描述的背离了“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的美国金融，是由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中介，蜕变为金融自营交易商自我服务的美国金融。
我们要学习借鉴美国金融的经验与教训为我所用，就要了解美国金融历史，包括应该了解1929年大危机、罗斯福新政和2008年金融海啸这近百年的美国历史上的金融三部曲，从而思考这其中能给我们什么启发。
虽然在2015年我国股市异常波动中我们以体制之力控制住了风险，但杠杆融资买股的喜悲剧逻辑却与美国股市上演的一次次下跌与反弹的悲喜剧如出一辙。遗憾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健忘。
1929年美国大危机给美国经济社会和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大萧条中，有30%的工人失业，甚至有占总人口7.72%(700多万)的人被饿死。美国的股市在1932年仅相当于1929年9月3日道琼斯指数381点的20%，直到25年后才重新回到当年的这个峰值。
而断送了当年在科技进步推动下欣欣向荣的经济成果、造成全球灾难的，正是我们今天乐此不疲的融资融券和金融衍生工具，这些金融工具为人们的贪婪插上翅膀，帮助人们在疯狂中自我毁灭。殷鉴不远!
罗斯福新政对许多国人而言可谓耳熟能详，但大多数人往往对罗斯福应对大萧条的经济刺激政策更熟悉，而不了解罗斯福的金融抑制政策。罗斯福已经认识到自由放任、利用杠杆和金融衍生工具投机套利的金融资本对市场秩序和实体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必须采取较为全面的社会改良政策。因此，罗斯福新政改革一方面以财政刺激为手段，从公共工程建设入手创造需求，增加就业，解决生产过剩和投资不足，缓解贫富差距；另一方面，限制金融自由化、限制各种金融投机，禁止商业银行利用社会存款参与金融投机，禁止利用储户存款为购买股票提供融资，禁止融资融券，禁止具有高度风险的金融衍生品。虽然罗斯福时代也保留了如农产品期货等少数利大于弊的衍生品，但明确要求期货交易规模与现货避险需求相适应，限制投机。
罗斯福新政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制定了限制金融投机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实施分业经营，吸收存款的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证券类投资和经纪业务，从事证券交易的投资银行不得吸收存款。
罗斯福在位12年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和金融抑制，使美国的GDP增长了2.8倍，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32年的6300美元上升到1944年的16181美元(按2009年美元计算)。这12年是美国历史上仅见的持续高增长时期。
大萧条的记忆和罗斯福新政在美国成功的示范效应，在二战之后一直影响着西方各国。他们的共识是金融自由化会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因此都采取了金融抑制政策。
20世纪80年代，随着里根、撒切尔夫人的上台，美国和英国带头抛弃了社会改良和金融抑制政策，转而推行新自由主义，奉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侵蚀实体经济发展资源，造成了经济空心化，为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种。2008年危害全球的美国金融海啸，正是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产物。
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结束不久，中国金融界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共识”：美国做过了头，中国还不够。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推波助澜的金融衍生产品——信用违约互换（CDS），今天甚至被人以“对冲风险”之名引进中国。总之，推动泡沫增大、造成金融海啸的，主要是金融自由化下宽松的监管制度，金融机构利用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疯狂投机套利的结果。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对这场金融危机进行了反省，制订了金融改革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沃尔克规则”，改组了监管机关，限制大型银行利用政府担保的客户存款进行各类投机性自营交易（买卖股票、债券、商品期货、期权及其他衍生品交易），限制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等。应该说这场改革是在与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博弈之后的妥协产物，是对金融自由化的有限改良，但华尔街依然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为所欲为，主导左右着美国经济。华尔街认为金融改革法案束缚了他们，不断地在游说抗争，希望推翻“沃尔克规则”。另一方面，美联储救市的一次次量化宽松，换来的不是实体经济的复兴，倒是成就了美国股市的再度繁荣，让华尔街赚得盆满钵盈，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让泡沫再度积聚，酝酿下一场被索罗斯称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知道怎么处理的特大金融危机。
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自觉
我赞同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的定义，“资本和资本利润至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正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中一定要有制度自觉，要借助资本而不是放任资本、服务资本。我们改革资本市场，学习的对象不应该是现行的美国金融制度，而是借鉴罗斯福加强金融监管，实行分业经营，遏制金融投机，强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
1929年、2008年两大金融危机和罗斯福新政金融抑制的实践，给学习美国金融的中国金融人从正、反两面上了最生动深刻的一课。有一位40多年前就随父亲来过中国，随后多次与中国音乐界做过交流的美国音乐家大卫·斯特恩，在与中国音乐家合作时感叹：“如果说20年前这里的一切都希望向西方看齐，那么现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只会在这里发生。”中国资本市场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面对音乐界中国同胞的自信，我不知道中国的金融人会作何感想？
中国的金融要回归本原，服务实体经济，其制度原则就是鼓励直接融资，限制杠杆，限制金融交易。特别是要限制投机套利交易，这也是罗斯福新政至1980年代之前最重要的美国金融监管政策。限制金融交易，就是要限制金融在交易市场、交易环节的所谓创新。限制金融交易，就是要将二级市场限定在为直接融资提供流动性的前提下，禁止任何投机套利行为，包括约束限制以“对冲风险”为幌子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
今天的中国金融自由化现状让人担忧。我们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混业或变相混业严重，所开展的直接或间接、甚至利用客户资金进行的杠杆化股票、债券、衍生品自营交易如火如荼，早已超出了“沃尔克规则”的禁止限制，风险巨大。我们要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只靠被动监管，必须采取制度规范。
（1）禁止融资融券。融资融券是以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为名而登场的，但事实上它是杠杆炒作的投机工具。虽然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需要二级市场良好的流动性支持，而交易活跃的二级市场不仅需要投资者也需要投机者的参与，融资融券的理由正是投机。
我国的股市从来都不缺投机者，但投机者是否入市和大多数投资者一样，是要看大市氛围的。市场低迷时你鼓励投机，投机者也不会挺身而出为你制造流动性，这就是在市场冷清时很少有人使用融资杠杆的原因。而当市场进入上升通道时，虽然我们已不需要投机提供流动性支持，但此时的投机者不仅踊跃入市，还会疯狂使用融资杠杆工具，把慢牛刺激成疯牛。而当市场反转进入下行通道时，投机者手里的融券工具又派上用场，在为其做空套利的同时，加速股市下跌。
不仅如此，在股市反转下行时，恐怖的一是融入资金的投资者可能被平仓而血本无归；二是融出资金的金融机构如出现恐慌性集体平仓行动，那将势必出现集体踩踏，无路可逃，只得坐以待毙。2015年5月29日，我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了《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与国家战略》一文，对融资融券助长疯牛并将引起集体踩踏以及股指期货与之呼应跨市做空的风险做了预警。仅仅过了半个月，我的预警(不是预测)就不幸言中。2015年6月之后的那一幕幕想必人们还记忆犹新，但是似乎没有人对此深刻反省，我们仍在重复着昨天的动作。
总之，融资融券不是为股市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必要工具，而是投机者手里的套利工具。它助涨助跌，制造杠杆疯牛和股市恐怖。1929、2008和2015的市场实践告诉我们，融资融券是股市的灾星，我们应该学习罗斯福的胆识，禁止融资融券。
（2）限制金融衍生品。理论上，金融衍生品可用来对冲交易风险，平抑市场波幅，微观推理似乎可以成立，但市场实践却给了相反的答案：一是鲜见因使用衍生工具对冲交易风险挽救了谁；二是近几十年来，不断有西方金融百年老店或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被金融衍生品葬送、要么给金融市场带来重创。1995年，英国百年老牌贵族银行巴林银行因投机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和看涨期权倒闭，震动了世界，伦敦、东京股市暴跌，纽约道琼斯指数狂跌29%。1998年，由华尔街套利之父麦利威瑟和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组成的号称全球金融史上最耀眼的“梦幻团队”，及衍生品交易达万亿美元的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因俄罗斯债券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机构集体抛售七大工业国债券而濒临破产。但这伙人不甘心失败，后来原班人马又东山再起，并大幅降低了杠杆率，却因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而再度败走麦城。一群最顶尖衍生品理论模型的创造者、业界领袖，却两次失败，是运气不好，还是衍生品的宿命？2008雷曼兄弟因次贷危机破产；2008年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收手次贷、得以全身而退。然而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2012年的“伦敦鲸”在债券衍生品指数上的对冲风险交易，让摩根大通巨亏65亿美元。
从宏观上来看,衍生品错综复杂的叠加效应会释放出无法估量的破坏力。随着科技和服务等非周期性行业在经济结构中权重的增加，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改善，使得来自实体经济的周期风险越来越小，但金融危机却屡屡爆发，而且频率和强度越来越高，这些危机无一例外，都可以在衍生品交易和金融市场本身的创新和日益复杂的结构中找到根源。正如《金融魔鬼》一书的作者――一位长期在华尔街从事金融衍生品开发和交易模型设计的理查德·布克斯塔伯所说，“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就是金融衍生品交易制造灾难的最大例证。
首先，金融衍生品不是风险管理的工具，而是给资本市场本身和实体经济带来巨大风险的投机套利工具。其次，市场上从事衍生品交易者都声称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但事实上金融衍生品交易和实体经济没什么关系，参与衍生品交易的鲜有实体企业。例如全球外汇市场目前一天的交易量超过5万亿美元，其中98%的交易量和实体经济的外汇需求（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是没有关系的。正如香港金管局原总裁任志刚所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2%的实际需求，需要98%的非实际需求交易（投机）来帮助发现价格。又如，美国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发行量超出保险标的物的上百倍，荒谬至极。美联储原主席保罗·沃尔克曾说，“谁能给我一丝客观证据，证明金融创新带来了经济增长，只要一丝也行。”
总之，金融衍生品并非风险管理工具，而是制造风险的工具。我们不能一方面放任衍生品以“风险管理”为名泛滥，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监管控制衍生品惹事生非。我们应该明白，风险防控不能靠被动监管，最好的监管就是制度规范，让市场有所为有所不能为。要管理防控金融风险，最安全可靠的方法就是限制金融交易，禁止金融机构利用存款等客户资金参与股市、房地产投机，禁止融资融券等杠杆投机，禁止衍生品交易。唯此，方可长治久安，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攻坚任务方可完成。
（3）禁止高频交易。有人认为金融市场拥抱技术进步的潮流不可逆转，这实际是伪命题。在任何时代技术都是创造财富，为人类社会进步服务的工具。但是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造福社会，也会为害社会。在技术进步面前，首先要判断其是否能够造福社会，要趋利避害，做出正确的使用选择。前几年以技术进步为名的互联网金融乱象，也是因我们被技术进步所迷惑。线下的非法集资换了“互联网”马甲就被当作金融创新，结果给投资者造成了不应该的损失。资本市场高频交易的无政府状态，大概也是被技术进步的潮流所迷惑，投鼠忌器，犹豫未决。
判断高频交易是否适合中国资本市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看其是否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高频交易的借口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但它提供的高频流动性会产生严重的流动性爆裂风险，有别于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所需要的稳定流动性。就连赌博业亿万富翁也参与其中，为谁服务不言自明。
二是看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价值观，是否符合资本市场最基本的公平原则。高频交易的使用者多为财力雄厚、拥有计算机科学博士、技术实力强大的专业公司。为了提高交易速度，纽约交易所、纳斯达克等交易所为其提供美其名曰“主机托管”服务并收取巨额费用，允许高频交易公司将电脑直接连接到交易所的服务器上，这样就能抢在其他公众前率先得到信息，在其他人未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之前，他们已进行了无数次交易。这也是交易所容忍高频交易横行无忌背后的利益动机（这就是美欧交易所公司化的弊端之一，中国主张交易所公司化者应该深思）。除此之外，他们还铺设了光缆专线、建造微波发射塔，或者租用通信卫星，以使其凭借其“潜伏套利”在其他基金、证券公司，在银行和散户还不知道价格改变之前，利用股价波动牟利。由此不难理解，高频交易这种掠夺式盈利方式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价值观，同时也不符合资本市场的公平原则。一般市场主体和广大散户完全没有能力和条件与他们竞争。毫无疑义，这是地地道道的不公平、不公正竞争，只要你参与了这个有高频交易者参与的市场，你的利益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静悄悄吞噬，这差不多就像其他所有的投资者都在无意识中被动为高频交易者“赋税”。
高频交易不仅对普通投资者不公平，近年来我国本土建立的高频交易团队也不是海外高频交易公司的对手。从2012年开始就陆续潜入（有的竟然以“商贸公司”为名在我国注册）中国资本市场的外资高频交易公司，利用压倒性技术优势，如今已经占据中国高频交易市场的制高点，并呈现出垄断中国高频交易业务的趋势。2015年时，他们就曾趁火打劫，掠夺式斩获惊人。放任其发展，国家安全堪虞。
三是高频交易具有很大的系统性技术风险隐患。2010年5月6日，美国标普500指数闪电崩盘，20分钟下跌了6.2%，账面损失8620亿美元。事发当天，所有的人都深感震惊却不知祸起何端，直到很久后才发现，原来是高频交易惹的祸。2011年10月，笔者在伊斯坦布尔参加美国证监会组织的一个会议，美国证监会有一位专家用了两个半天时间介绍他们对高频交易的跟踪研究，对其风险深感忧虑。
总之，高频交易与服务实体经济无关，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不符，与资本市场公平原则不容，并潜伏着巨大的系统性技术风险。它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横行无忌，但在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不能任其在监管真空下咨意妄为，无政府状态发展。因此，应该禁止高频交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今的中国资本市场现状，既有认识方法论的问题，也有利益集团或市场不规范的问题，但改革资本市场这一重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目前，万众期待的牛市似已在途。这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极具积极意义。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持续的慢牛周期，其财富效应能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对中国经济提供良好的支持。因此，培育与呵护牛市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治大国如烹小鲜，牛市亦如小鲜，需要轻烟慢火，如果耐不住性子，用火过猛，不仅可能一把火烧掉牛市，还会引火烧身，引发金融风险。
历史是一面明镜，要培育牛市、呵护慢牛一定要以史为鉴。不仅要以他人为镜，也要珍惜自己经历过的经验与教训。笔者经历和旁观了中国资本市场创建至今的全过程，多年来一直感觉，我们缺乏检讨反省的传统。例如，2007-2008年的南航认沽权证的交易与创设、2015年的股灾等等，我们至今没有深刻的反思，包括内部也没有开展过这项工作。其实2018年的系统性股权质押融资风险我们也应该认真检讨总结。
小结：呵护牛市的政策底线
呵护牛市的指导策略：轻烟慢火、细水长流、遏制投机。
1.严格控制融资融券。
（１）坚决禁止场外杠杆配资。严禁证券商为海内外私募等机构理财提供接入其交易系统的服务，防止各种变相配资。证券、银保监管机关应统一政策，防止银行资金流入股市，合作查处各种为股市提供杠杆融资的行为。
（2）严格控制场内融资融券规模。在总规模控制的前提下，市场交易活跃时不再增加融资额度，市场呈现下跌时不再增加融券额度，遏制投机。
为防止流动性塌陷风险，调減融资融券额度时，应该从增量入手，存量到期前不动，自然渐进调整存量。
2.严格限制金融衍生品交易。
（１）禁止场外衍生品交易。场外衍生品因为信息不透明，非标准化、分散化，结构复杂，合同嵌套，杠杆叠加，风险非常大。再加上它往往是纯粹套利性的，应该禁止。2008年美国危机之后，我国开始发展衍生品交易，当时的理由是：美国金融海啸的原因是场外衍生品，我们搞的是场内的，没什么风险。然而，近年来，我国场外衍生品泛滥，其风险状况与程度监管者无法估量，必须高度警惕，坚决禁止。
场外衍生品的渗透蔓延，说明衍生品的发展是得寸进尺的，只要错误地为衍生品开头，就不要指望能够轻易得到控制，它一定会利用一切机会做大，直至彻底失控，引爆金融危机。
（2）严格控制场内衍生品。最近以来，不仅场外个股期权投机疯狂，场内期权也随着C2800期权合约一天暴涨192倍的示范效应而大热，大批散户冲进期权市场豪赌，其他期权合约也有出现暴涨暴跌，期权市场的投机风险显现。
随着股市回暖，一些机构在主流媒体呼吁放开股指期货限制，并通过各种方式游说监管机关放松管制。面对这些意见，监管机关应该站得更高，把金融衍生工具严格限定在对冲风险的范围内，限制投机。首先，应该坚持套保额度现货和期货匹配原则，限制非套保客户。其次，继续坚持现行的保证金率、交易手续费、挂撤单次数等方面的限制。
总之，应该加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压力，限制投机套利，防止其对股票市场产生负面冲击。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更要严格衍生品交易规则，防止被人利用，导致金融市场失控。
（3）严格监控高频交易。在高频交易法律地位未定之前，要谨慎处理，严格监控。建议过渡期由开展高频交易的企业向交易所实时报备业务，严格限制业务动态资金规模不得超过原有业务资金规模上限。
（4）依法监控外资金融投资。目前外商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A股投资价值，开始加大对我国股票市场投资，客观上对股市回暖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外资股票投资作为一种流动性强的短期资金，是一把双刃剑，管理得不好，积极作用就会骤然巨变为一场金融灾难，发生在拉美和东南亚割韭菜的一幕幕就会在此重演。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趋利避害。
扩大对外开放是中央既定的战略决策，吸引外商投资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吸引外资还是应该以直接投资为主，这样可与实体经济对接，利大于弊；而债券、股票，特别是金融衍生品投资弊大于利。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量化宽松的刺激政策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什么作用，美国股市的风险却已经积累到相当高的程度。我们的金融政策一定要高度关注这个问题，防止美国股市的外溢风险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我建议：一是不宜继续扩大QFII、沪港通、深港通规模，尽量使我们的股市景气减少遭受我们没法控制的外资干扰冲击。二是立刻投入资源建立我们的资本市场外资进出实时统计、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外资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流入流出动态、趋势，以便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及时采取处置控制措施。我们不能依赖在彭博社上找数据。不仅要自己掌握实时数据，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切实可行的金融风险处置实战预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我们憧憬牛市，因此要呵护牛市，而呵护牛市最重要的是制度与政策的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