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国寻常街市的旧城改造到泱泱大国的恢弘场所，从雪域高原的博物展览到繁华都市中心的文化呈现，从对侵略者屠杀同胞的倾诉与愤怒到对大地震逝者的默哀，从伊斯兰文明之瑰丽再现到汉族生活的缤纷铺陈，从数亿百万平方米的城市住宅高楼，到200多所大学新校园的美丽……都有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何镜堂院士的建筑作品。
“何镜堂院士的建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崛起中的大国的灿烂，呈现了一个激变的，在继承中寻找突破的时代的波澜。他垒起了一座文化之山，让后人们——无论是建筑学人或是普通百姓都无法绕开，他所塑造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将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以上是中国建筑界大师，俞孔坚教授在2017年“何镜堂：为激变的中国而设计”展览的观后感言。
何镜堂院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中国建筑师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建筑发展道路，孜孜以求，不断摸索出一条建筑设计与研究相结合的发展方式，持续不断地探寻建筑的真谛和思想哲学。他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为理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进行理论创新，总结出两观（建筑的总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地域性，即建筑环境；文化性，即建筑传统；时代性，即建筑的现代技术）等一系列思想方法，持续地创造出更多的优秀设计作品，建构了一个从理论方法到作品创作的完整体系。他以突出的技术优势和饱满的民族精神主持设计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建筑作品，获得了广泛的影响。
本刊近期对建筑大师何镜堂院士进行了专访，在与他深度交流中，理解他丰富的人生，领略他硕硕成果后面的建筑设计理念。
“两观三性”塑造了卓越
经济导刊：一个建筑大师是靠眼光和思想来探索建筑的，它的表现力不仅仅体现在专业技术层面，同时也存在学术思想，学术道路问题。您的“两观三性”是一个既有高度，又有深度的建筑理论，在当代中国建筑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效应也具有相应的示范性意义。
何院士：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必须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各行各业都要走这条道路，在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范畴，具体怎么去践行和实现，我们就要思考。比如我们建筑设计，它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钱学森说过，建筑是科学的艺术，艺术的科学。用哲学的角度来讲，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既是技术的，又是艺术的；这种综合性将具体体现在我们的规划与设计之中，在一个现代化的层面去体现一个好的建筑，一个好的城市。我想在跟你重点讨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时，要强调研究中国道路必须要研究国情。
第一个问题，建筑的文化特性。刚才讲了，建筑设计是一种艺术。它不像纯技术、纯物理、化学；但是它也不是纯艺术，天马行空不行。因为建筑是给人使用的，不是用来欣赏的。我们常常说，建筑是以人的需求作为它的出发点。检验一个建筑好不好，要看它能不能满足人的最终要求，作为它的终极，建筑应该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建筑除了功能使用的要求，同时还是通过精神，通过文化起作用的。
经济导刊：有人说，建筑的外观作用于精神，建筑的内部催生情感。建筑是刻在石头上的史诗，它既是物质的财富，又是精神产品，能传递一定的精神内涵。历史上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一批具有很高文化品位的建筑，像埃及的金字塔，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它的文化和艺术感染力会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标志。建筑的作用能够凝聚和拔高人的精神。
何院士：是这样的。特别是标志性的建筑，那些国家代表性的建筑，那些体现时代，体现我们民族的意识和追求的建筑，它的精神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不能仅考虑专业技术，它有文化的一面，好的建筑是最具生命力的文化，这是一个前提，对建筑的内涵要有更深刻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建筑没有唯一性。因为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同一个建筑，有人说它好，有人却不喜欢。建筑没有100分，它常常是多元的，要满足不同人的需求。为什么很多建筑竞标前三名评价意见分歧很大，或者出现这个方案那个方案定不下来，就是因为它没有唯一性，它侧重点不同，风格不同，这是建筑的一个本质。
建筑三性的和谐统一
经济导刊：从建筑的起源和发展来说，由于政治、经济、宗教、技术等差距，以及各国各地气候、资源等差异，各个国家和各个地方建筑形态发展产生了各自的特色，没有唯一性和共通性。在建筑类型上，也没有统一性而言，是否存在多元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何院士：确实存在多元性和综合性。我总结了建筑的社会性、多元性、综合性三性。社会性是很明确的，综合性是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各种因素的综合。多元性体现出对建筑的不同理解和表现。
我研究了建筑的本质，它是受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各种各样外来的影响，通过对建筑多年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我总结出“两观三性”理论。“地域、文化、时代，以及建筑必须要有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地域就是地区。华南跟东北区域气候不同，建筑要求就不同。东北要求保温和防风沙，华南要求通风。我们广东那个地方建筑要遮阳、隔音，通风好。全世界不同地域对建筑物的要求都是不同的。还有各地的传统及文化不同，中国的幅员广大，有中原文化，也有岭南文化等，有汉族文化，也有新疆等少数民族文化。
文化是三种元素组成的，第一个是本土的历史。2000多年前，秦始皇派兵到南粤，现在的广东，就把中原文化带过来。广东这个地区历史上是古代丝绸之路，它一直在和外部交流，近几百年外来文化更多了，所以它是三种文化的交融。任何一个建筑，它离不开所处地区，离不开所处环境和气候，离不开当地的文化。各地曾经的风俗习惯、爱好都不一样，都有传统影响。第二个，文化是建筑的最高境界。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建筑，常常是文化起主导作用。一个城市虽然GDP很重要，但最终那个城市有没有持久的影响力，它的文化作用是非常大的。第三个，建筑必须跟时代相结合，反映时代，建筑是一个时代的写照，时代精神决定了建筑的主流方向。新的知识体系、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科学技术，必将带来新的设计观念，建筑师必须立足创新，不断调整自己创作思路，适应时代特点和要求，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现在特别强调环保。
以上是我对建筑本质的基本理解。 关键是不能孤立地理解这几个要素。
经济导刊：您的“两观三性”不仅是具体的形式语言，更多是表达了一种价值观和处理专业问题的原则，同时，它是整体性的，综合性的，相互融合的。
何院士：我一直在研究如何把这三点融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基础上，我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总结出来两个理论，这个理论不仅是针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这样考虑的。
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的结合
经济导刊：您强调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必须要融为一个整体，并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摸索总结其规律性，并将其理论化。我看了您的传记[1]，在这本书里也阐释了您的这种思想。
何院士：是的，在作者专访中，我谈了我的建筑理念。上述是我对建筑的理解，不管美国也好，英国也好，中国也好，考虑建筑就离不开这几条特性。
我在美国、意大利、纽约，米兰等很多地方讲过我对建筑的理论的认识。我认为，搞建筑必须要有理念，有理论指导，不能盲目地搞。
另外一个要谈的重要问题，我们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有曲折的，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还比较保守，封闭嘛。
经济导刊：这反映在建筑上也是这样吗？
何院士：也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国外的发展趋势，缺乏基本的交流和沟通，那时，我们专业设计者出国都很难。而国外的资料很难搜集到，信息和眼界上都有局限性。在那个年代，尽管我们有一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但国家的基础薄弱，发展相对缓慢。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对国外的发展现状没有基本的参考和了解，更不要说学习借鉴和赶超。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打开国门，国外的东西进来了，也可以合作了，当时我们都觉得眼界一下子打开了。
经济导刊：刚开放的时候，国家要创造一个开放的环境，要搞好基础设施和外商投资的环境。首先要盖饭店，当时外国人来了都没有地方住和办公，那就先盖几个大饭店，在北京像京伦饭店、兆龙饭店、香山饭店都是外国设计所设计的。
何院士：当时五星级饭店初期建筑多为外国人设计的。引进一些现代饭店设计，当时我们觉得很先进，要赶上人家首先就要学习，学习消化吸收是缩小差距和赶超的基础。我们先引进来，接着派人出去留学、交流、参观考察，改变我们的落后局面。
经济导刊：当时引进的规模很大。在广东的经济特区，例如深圳，一个小渔村，一个贫穷的小镇，几年就神话般的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了。很多城市都拔地而起各种异国风格的建筑，建筑日趋多样化，百花齐放，迅猛发展，却没有让我们感到逐渐形成民族的独有风格，多数是简单的模仿和移植。
何院士：改革的起始阶段需要大规模引进，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发展与技术不在一个层面上，三个引进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当时确实引进与合作设计很多都是洋的东西，确实是比较新鲜，也确实是有很多先进的地方，但完全替代不是我们的目标，不能没有自己的设计风格，缺乏自己的文化。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博大精深，很多国外设计在历史上都曾经是从我们这儿取经的。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们有点找不到发展方向，北京的建筑就体现出来了。从那种“千城一面”没有个性的设计不断地蜕变，一会儿是沿着长安街的建筑都上大屋顶，一会儿又全是欧派风格；一会儿全用洋的，一会儿一点洋的都不要，全是本土的。一个指令下来要用我们传统的东西，可是传统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用，就盖一个大屋顶，体现一个建筑符号。来回反复，体现出转型阶段的理念变化。
经济导刊：表现出简单化、概念化，在设计风格上追风，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理念。日本著名的建筑史学家藤森照信在他的《人类与建筑的历史》一书中讲述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探讨历史主义建筑缘何消失，以及现代主义与日本传统的关系，日本建筑学者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共同面对的困惑。他说，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包括工业革命时代，世界各地建筑的多样化逐渐消失，清一色地尽归欧风，各国貌似多姿多彩，但终究还是热了希腊罗马哥特的剩饭，毫无创新。到了20世纪至今，19世纪全球尽染的欧洲历史主义建筑风格却消失殆尽。如今我们漫步纽约、巴黎、罗马、埃及，或是东京、北京，街头建筑的模样都似同宗兄弟一般，那些钢筋水泥制成的四方玻璃箱式建筑，在世界各大都市都随处可见。由此，有些人提出，希望突破趋同风，打破仿制趋势，挖掘出突破性的新形态。那么，我们在引进过程中能否趋利避害？
何院士：我们首先要打破那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式。如果学人家仅是从表面上、形式上去做，就永远找不到结合点。其实国外好的东西确实对我们很有帮助，但是不等于外国所有东西搬来都是适用的。洋的东西不能都说是现代的、先进的，其中有精髓也有糟粕。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建筑方面始终找不出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对此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是一个好的建筑，怎样才能吸收人家好的东西，并形成自己的东西。我在设计和实践中一直注重研究传承与创新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包括建筑文化，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建筑是长期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不断适应的过程里面发展起来的。我始终执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在实践中，你合乎潮流了，合乎发展规律了，你就能够长期持续地发展。如果你做的事情与整个时代、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背道而驰，那注定要失败。
传承是基础，关键要创新
经济导刊：您讲的这种认识真是实践经验教训里得出来的，我们国家在建设发展中有很多经验教训，曾经也是这个也搞过、那个也搞过。
何院士：我们要注重传承，但是传承就必须立足于创新，要把握好这中间的辨证关系。没有传承就没有根，就没有血脉，就会飘浮。
传承是基础，关键是创新。特别现在，习主席特别强调，核心的技术必须要自己掌握。我们要立足于创新，任何东西创新的价值远远比原来一成不变高得多，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建筑也是这样，在传承与创新的问题上，还应认真研究我们要传承什么，创新什么。
在中国文化中，孔子也好，儒家也好，都讲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证明，一些东西只有和谐了，才能够往前发展。建筑也存在与大自然的和谐，跟当代的科学技术的和谐，跟文化传统的和谐。我们要传承我们几千年建筑史中比较好的技术、材料、做法，我们更要传承建筑的本体。建筑是有社会性的，有多元性的，有综合性的，建筑最终是为人服务的，这是建筑的本质。
我们创新什么呢？建筑创作是有文化状态和特性的，一个建筑有有形的一面，也有无形价值的一面，我认为要从地域、文化、时代三个方面去创新。从根本上讲，我们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的符号传承，而是文化内涵，即好的思想、好的精神的传承。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谐的理念，这都是文化精髓。
传承不仅仅是具体怎么做，这是较低层面的问题。我认为，不管什么建筑，要将建筑设计理念跟地域、文化、时代融合在一起来考虑。不是简单的抄人家，这样才能有生命力。齐白石说“学我者生，像我者死”。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学得变成我了，已经有一个齐白石了，再来一个齐白石是没有用的。在这方面日本做得比较好。
经济导刊：日本在科学研究上的能力很强，得了很多诺贝尔奖，建筑学上也做得很好吗？
何院士：不错，确实不错。它也经历过引进吸收阶段，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开始还比较落后，就引进模仿国外的技术，在吸收中结合自己的文化来发展，现在它那些主要的建筑都是自己搞的，而且也做得很好。
今天，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需要不断探索，大家对建筑的理解，要始终立足于跟中国结合，这是一个很艰巨的、漫长的过程。我相信我们终有一天能够立足于世界之林。
2014年，建设部曾把我们找去谈中国建筑的发展，他们提出中国的建筑缺少大师，缺少国际的影响，缺少国际的奖项。过去，中国建筑师真正在国外搞个人展览的很少，怎么能让世界了解你、关注你呢？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要发扬它，走出国门。
以发展的视角纪录时代变迁
经济导刊：去年，您的作品展在威尼斯展出反响热烈，这说明中国的建筑师能够走出国门，在国际上施展影响。我听说有一个国际期刊登载一篇评价文章《当代中国建筑的24个关键词》，其中一个关键词为“中国性”，评价的代表作品就是您设计的中国馆，看来，国际上认为您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主流作品。您到国外去进行讲学和交流，是否很明显的感到你们已经融入主流？
何院士：应该是吧。当然，这也与国家的强盛有关系。如果国家不强大，没有坚强的后盾，你到国外，人家根本看不起你。
以前国外只知道有几个零星的建筑师。现在他们认为我设计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全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建筑。我们在国际上一炮打响，通过宣传，我认为世界将对中国的建筑逐步了解，慢慢地就会得到改观。
经济导刊：您通过国际和国内巡展，把建筑作品，还有建筑思想理论带到国际上，为国家赢得了很多荣誉。他们觉得您是一个中国的主流建筑师的代表。听说，一些国外著名大学者和建筑大师称您是“事件建筑大师”？我看过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前院长彼得·罗德的一篇评价文章，他说，您的创作成果并不是通过任何一种形式和风格特征的重复来建立可辨识度，而是每个项目都有自身的形式逻辑和特别表达方式，而且不同项目之间看起来差异很大，很难归结于单一的创作源泉。他在评价中说，您的创作真正的卓越之处在于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非同寻常的结合，在概念上回应了用特定主题来标记“事件”的要求。这是否表明你的作品被认为是有很强的时代的代表性？
何院士：这两年我在国内外做了很多展览，非常成功。我在北大做展览的时候，请专门研究中国的著名美国评论家彼得.罗给我写序，他在序里称我是“事件建筑师”。我开始还不理解，怎么我变成了一个“事件建筑师”了？他是说，我的作品聚焦了中国一些重大的事件。
我想“事件建筑师”这个称谓也许表明我的作品对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应，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所等，回应的都是民族灾难的历史事件，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则是中国民族开始走向富强的标志，也是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典型性设计，同样的还有钱学森图书馆，因为“两弹一星”也是我国走向民族振兴的重要事件。
经济导刊：时代是由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节点组成的，如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改革开放等历史，以及世博会、奥运会、大地震等重大事件。而您的创作有一大特点是，很多建筑作品是表现历史和时代的，以及这些时代的重大事件。
何院士：对，历史是由这些大节点组成的。我做了很多反映这些节点的建筑，所以我会被称为“事件建筑师”。历史上要谈到中国这些事件，肯定要联想这些建筑。中国第一次举行世博会，中国馆是一个典型的标志形象。
你谈中国现代史上受人欺凌，不强大，中国现代的民族灾难，南京大屠杀是民族灾难的代表性事件，国家公祭每年都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我的作品就是要表达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历史，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表达中国的文化符号
何院士：外国人对我的第二个看法是什么呢，他说建筑师的作品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风格，就像艺术一样。比如做SOHO建筑设计的扎哈，她说一般建筑师的作品都是一种类型，他们的作品，一看就是他的。而我的建筑看不出来，一会这样子，一会儿那样子，一会儿是红的，一会儿是黑的。她说我像“明星建筑师”一样。
经济导刊：另外，是否她认为您的作品有强烈的差异和标记？这也表明她认为您的作品非常的多样化，并没有通过重复的形式或者风格特征来建立辨别度。
何院士：叫标签吧，这个就是明星设计师。我的设计会显现不同的建筑风格。建筑必须要和它的主题、环境、地域文化等紧密结合。首先要解决功能与环境结合。另外建筑也是艺术，要体现文化是传承的，有根的，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我们的根，如果脱离了文化，就没有生存力量。
我是按时间、地点、条件不同来设计。但是我的理念是不变的，不同的项目，针对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地域，我会呈现出不同的建筑特色，适应性更强。通过具有强烈意向的建筑形体和色彩，直截了当地表达设计概念。如果说文化形象的营造可以用中国馆为代表的“红”色系来概括，热烈的“中国红”就更加强了这一主题。另一类作品的特质则可以表现为自然或人为的灾变、苦难及其带给我们沉重、悲怆的纪念性感受的“黑”色来体现。侵华日军大屠杀扩建工程用“暗灰”色调，低缓匍匐的建筑体量和结合基地形态绵延展开的线性轴线串联起了一系列庭园、小广场和隐喻着“尖刀”的建筑体量，引导着参观者的脚步，长长的路径和边缘锋利，几乎没有窗户的建筑体，表达了深沉而有力的纪念性主题。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充分地因应了山地环境，断裂而又重新连接的形体体现出地震的破坏，象征着灾区人民的坚韧和震后重建的意志。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地是在原有遗址上建造平缓建筑斜向嵌入地面，表现出一种挣扎抵抗的姿态，是对这段黑暗历史的映射，黑灰色的碎石和带有燃烧痕迹的条木指向建筑主体，与建筑一起完成无声的纪念和反思，我设计了这种很消沉，很震撼，令人心灵颤动的建筑。
建筑设计都不是凭主观臆想，首先要有一个主题定位，体现中国特色的时代特征。假如中国馆没有中国特色，就不能叫中国馆。但是又不能仅仅体现中国特色，因为上海世博会主题之一是人类科学进步，所以要把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相结合，建筑形态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得到启发，中国馆建筑外形设计成像中国传统鼎的造型，既非常中国，又非常现代。建筑没有唯一答案，但是不是无章可循。第二，我做了大量的创作实践，第三，建筑有很强的社会性，建筑师要为社会负责，是有历史责任感的，所以我们要敢于针对中国重大事件来进行设计。
探求建筑的真谛和哲学思想
何院士：建筑要评标，所有设计都要竞标。我靠什么做呢，第一，靠理念作为后盾，针对每一个建筑的特点，我要把它解题。第二，我之所以回归大学，是要通过项目把设计、研究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现在不都讲究产学研吗？我们既是一个设计单位，搞设计，又是一个研究单位，并进行人才培养。而且把它融在一起，成为现在这个时代一种三结合的模式。这样我就有很大的团队。我的团队既要有理论，又要有人才，还要有团队精神。 我们面对这么多影响因素，就要讲辩证思维，抓主要矛盾。
经济导刊：我看您的传记里头多处提到学习毛主席著作。您刚参加工作时，就已经在反复地读《矛盾论》和《实践论》。我认为您的建筑理念和思维中，有哲学思想基础，它体现于您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何院士：特别重要，特别清晰。哲学基础指导我怎么抓主要矛盾，在所有因素的影响中，我总结了“地域、文化、时代”，这六个字即是主要矛盾。我要求我的团队思考对建筑有影响的因素，要分析主要的矛盾是什么，主要的定位是什么。比如对中国馆的设计理念，我定了八个字，“中国特色，时代精神”。没有中国特色不能叫中国馆，但必须体现时代要求，时代的思想观念的要求，以及现代时代科学技术的要求，将两方面的要求融合。
中国馆承载着地方发展中的“中华智慧”的文化主题，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当代演绎。中国馆的设计，从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哲学思想中，表达中国的文化符号，它唤起了我们对历代建筑的根本联想，但并不是照搬，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代表了中国，真正实现了“中国”的标志性。中国馆既有中国特色，它又是一个现代化完备的建筑，架空起来通风非常好，见太阳，它本身就是一个环保建筑。
我设计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个馆的定位是“从战争到和平”。不仅让大家了解这场真正的灾难，震撼心灵，永远不忘记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是促进人类共同走向和平，这是我们的目标。不是通过这个馆让我们去仇恨日本，要在设计中体现共同走向文明才是和平。我们要在设计中表达很高的境界。此前，我看过世界上很多建筑，他们主要强调灾难。比如说，德国的大屠杀纪念馆，犹太人进到里面整个灾难的过程都表现出来。但是却没有体现出什么意境。我们的和平宫非常漂亮，最后就是一片宁静、和平的气氛，而和平之前我要反思，冥思嘛。就像写一本小说一样，有序言，有开头，有主题的高潮，高潮以后结尾，有回想，这样去写。建筑也是这样，到大屠杀看完之后，你会震撼，而最后让你有珍视和平、热爱和平的强烈欲望。地震馆也有主题，就是从记忆到希望，让我们记得这样一个事件，这是一个自然灾害，它不是一个人为的灾害。最终呼唤人类共同走向人与大自然和谐，这就要靠学会分析各种各样的矛盾，抓住主要矛盾，表达你的主题，写一本书也要抓住纲领，这个是很重要的。
建筑大师的职业态度
经济导刊：您已经是院士，年纪较大了，为什么还要参加很多大工程的竞标，不断的琢磨创新？而且每天奔波于各地，亲自参加很多大型项目的竞标，很多年轻一些的院士都已超脱具体工程了？
何院士：像我这样的年龄，为什么还要参加很多代表国家的大工程呢？如果你不参与你根本连机会都没有。这就是因为我们有点勇气，敢于竞争。当然这就要敢于创新，而创新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关键。
经济导刊：您取得这么多的成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何院士：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没什么特别经验，就有两条。
第一条，找准方向，跟社会同步发展。当你做的工作与社会的需求是同步的，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发展。我的努力跟国家、跟民族、跟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不能跟它反方向，方向正确，就有可能成功。
第二，要有人生目标。很多人都立志，年轻人都下决心，立一个志愿。等到五六十岁回头再看，一些人做得很成功，大部分人都不是很成功的。我们要找好实现目标的办法，这也是相当重要的。
“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是学校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但是分配专业不对口。1973年调到轻工业部的造纸厂，文化革命结束时，我已近40岁了。邓小平主持工作后，才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那时候我就考虑人生，要怎么样发展。我一直想搞建筑设计创作， 就开始筹划，找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单位。我是广东人，20世纪80年代初，母校希望我回去。我就想，光是搞设计还不行，还得跟研究结合，这样促使你不断思考，不断提高。我要找一个可以把设计、研究跟教学相结合的单位，只有学校具备这个条件。所以1983年的5月4日，我从北京调回学校。这是时代的变化，也是我人生经历的一大变化。1983年至2017年，我都在学校任职。这就让我找到一个方向，这时候国家正在大发展，我就紧跟国家的发展。
经济导刊：在这个过程中，您也遇到三个转折点，但是都是要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第一个是您1983年下定决心从北京回广东发展；第二个是您爱人和孩子要去美国，你面临选择去留，这对你也是一个考验。第三个是当了院士以后重新奋斗，在国家大发展中紧跟需求，找到新的突破口。
何院士：除了这两个选择，我还有三个节点。第一，1983年，我决定回母校。回来第三天，正好碰到一个设计竞赛，深圳科学馆。深圳科学馆当时是深圳的八大文化设施之一，是很重要的一个建筑，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从此一脚迈入门槛。
经济导刊：这是您的第一个作品吗？
何院士：这是我转向建筑设计的第一个作品。我那时候刚调回广东，住在招待所里面，还没分到房子。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预感机会来了，我就跟我夫人商量，马上借了几个工人，做了20天设计和模型。交卷前一天晚上，一个通宵把模型做好，第二天一早就坐车到深圳，中午交卷，下午评标就通知我中标了，这是打响人生的第一炮。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说今后我做的每一个设计，都要做到三到位：第一，任何工程必须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作品来做，认认真真做，不是应付，更不是挣钱，每一个都要做成精品。第二，要做到这个精品能够拿到设计奖。第三，必须对这个精品进行总结，写论文。一直到现在，我每做一个重要工程，都有作品，有设计奖、有论文。这叫做三到位。
经济导刊：后来我看您发表了好多论文，还出版了好几本专著。
何院士：对，我第一个获奖作品就是深圳科学馆，获得国家二等奖。在《建筑学报》发表论文，就是《造型、功能、空间与格调——谈深圳科学馆的设计》。后来我就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我主持的所有的重要工程都要出好的作品，获建筑奖，发表论文。已在《建筑学报》发表了六七十篇的论文。
从1983年开始，我发展得很快，用了16年时间，1999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而且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自己培养的院士。后来我总结这段人生经历时有两点体会，首先要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你的大方向跟国家发展应是同步的。第二，在业务发展上要找到方式，要有持久性。也就是我上面讲的三到位。
经济导刊：在工程院院士里，建筑学科的院士多吗？
何院士：到目前为止十来位吧。因为建筑面是很大的嘛，有历史，有园林，各方面都有，我是前五位吧。
经济导刊：您对自己要求非常高啊，要做到这些会付出很大的努力，也是很艰难的。
何院士：真的很艰辛，但没有这种奋斗你不可能实现理想，所以好多媒体这样报道我，一个45岁起步的建筑师，前半生是空白，说我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做到了一般人要几十年做得出来的事情。就是厚积薄发吧。
经济导刊：这样您理论结合实际，三结合也做到了。
何院士：对。我当了院士后，我们校长、书记给我总结了成功源于这八个字，“勤奋、才能、人品、技艺”。要想成功，这八个字缺一不可。1997年我当了副院长了，2002年就当院长，前年才退下来。
刚才讲了我的三大人生转折的决定，第一，从北京回广东。第二，是否出国。我夫人的家庭是华侨 ，她通过家庭关系申请我们全家移民美国，1992年美国使馆通知通过了我们全家移民，我就马上做出决定我不去。我的夫人就带我的两个小孩去美国读书了。我的夫人大半年后也回来了，这个决定很重要。第三，重新奋斗。1999年我当了院士之后，我下了一个决心，万里长征重新开始，那时候正好遇到全国城市大建设，教育大发展，这给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校园规划的掌门人
经济导刊：全国大学都开始扩招，这给您带来什么机会？当时全国范围内校园规划设计和施工建设的数量惊人，据说您是在以“鱼骨式”建筑平面布局的全新面貌发展？
何院士：浙江大学首先将4个学校合并。有70多个单位报名参加招标，我带我的学生参加，中标了。从那时起步就不可收拾了，我开始研究大学的建筑，时至今日，我们团队参与了很多校园规划，在全国搞了300多个校园规划，遍布大疆南北，我本人就主持了100多所大学的校园规划。人家说我是“校园掌门人”。不断地有新作品出来，技术奋斗不停步，这一条非常重要。好多人以为我一生很顺利，其实我前半生是不顺的，没办法发挥作用。45岁之前没有作品，但是我积累了知识，做了思想准备，奠基了对事业的热爱和追求，抓住机会，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找到办法，就坚持下去。我的主要作品是在这十年、八年的，是当院士之后，好多人的成果都是在当院士之前，我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地探索中国特色的道路怎么走，探索一条适合于中国建筑创作的一个道路、方法和理论，包括中国的理念、文化，也包括怎么做人，也包括思维方法和理论创新。
文化自信的力量
经济导刊：您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也去过很多国家考察，有学术上的交流，还有前一段，您的作品也在国内外进行展览，尤其是在欧美国家，听说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以前我们是学人家，现在国外的这些同行或者学术界的人，他们是怎么看咱们国家现在建筑学领域的发展、设计水平？您刚才说，我们与别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咱们还处在飞跃发展阶段，而人家都逐步停滞了，慢下来了。我们有很多实践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学了人家，我们也在创造我们自己。其实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实践充分展现了这个特点。
何院士：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处于起步阶段，做得还不够。好多人对中国仍然不了解，比如说，我到一些著名大学演讲和进行展览，原来中国的主要建筑，那些高水平的建筑，我们并没有出去宣传。我前年去威尼斯展出，过去中国出去展的都是皮毛，没有反映中国真正的面貌，人家以为中国就是搞那么一点东西。国外对我们中国的发展，始终有怀疑，他们不了解中国，这是很重要的因素。但一旦他们了解之后，就很认可我们的水平和能力，他们也愿意跟我们合作。
这几年，我们参加了很多国际竞赛，都是同台竞标。比如这次雄安新区起步区规划设计的竞标，大部分是请外国人，第二轮的设计只有3个是中国的单位，其他几乎都是外国的机构。我们也参加了雄安新区起步城市竞标，被评为优秀方案。海南岛自贸港海口江东新区的规划设计项目，我们一举夺得三个奖项的第一名。国外来的建筑师都是一些很有名的强手，我们中国建筑师在竞标中要应对这么多国家的建筑师，我们即使被淘汰也是自然的。我们不是不怕输，不过输多了就赢了。关键是要是有好的理念，好的团队，好的人才，有好的平台和团队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经济导刊：4 月2 日，中国贸促会发布了2020 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最新建筑设计方案，并公布您担任迪拜世博会设计总顾问，您能介绍一下它的特点吗？有没有可能将来也是像“一带一路”似的，你们更加注重国际化，走出去发展，到那些发展中国家去设计。我看了你们的设计后，觉得将来有这样的发展机会。
何院士：很有可能。我们最近去了迪拜，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和机遇”为主题，外观取自中国传统的红灯笼，代表光明、团圆、吉祥和幸福。但是开始的时候，外国人对中国不是那么认可，总觉得我们还不如他们，这跟国家的强大有关系。例如，美国不认同你的时候，连底下的人都不认同的，但是我们顶住他们，也不跟他斗，而是不断激发我们自己的奋斗，迅速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经济导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定自信了。
何院士：对，现在我们不会输给他们了。建国70周年，全国评了300个大奖，我们单位中了15个奖。
经济导刊：这么高密度啊。您真是老当益壮啊！
何院士：其中我本人主持的有13个奖。排在全国第一名，这个不容易。现在真正像我这么大年龄的院士，没有像我这样还敢于去招标、竞标，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再去竞标，输了不好看。我自己认为输了没关系，要放得开就赢了。我们是在中国走向复兴之路的新时代，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上，也是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之路。
（编辑 苏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