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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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谋幸福:新时代 新理念 新目标

徐景安 来源: 2019.08.22 13:12:17



共产党的理想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怎么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关系共产党的命运和人类前途的大事。

中国有九千万党员,近十四亿人,只有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深入人心,才能产生巨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诞辰,建国七十周年,改革四十年。共产党的理想与目标,一定是与民众的感受息息相关,一定是与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定是指导实践、展示未来的行动纲领。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党的执政新理念,为全中国人民所拥护、向往、追求,并且具有世界意义,能为世界起借鉴和示范作用。

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而诞生的。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是这个社会是公共的、集体的、大家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本质特征,如果社会主义是一部分人利益至上、既得利益至上,必然会失去民心。

传统社会主义把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践证明,这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和手段。改革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带来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提供了物质基础。至于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要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不适合非公经济投资或非公经济没有能力投资的领域,应该由国家投资或实行国有控股,其他领域可以放开。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个极端,一种视非公经济为敌,主张全部公有化。一种视公有经济为敌,主张全部私有化。

所有制的本质,最终体现在经济收益归谁所有。如果名为公有、但收益的主要部分为少部分人占有,这就是借公有为名、行私有之实。私有制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通过税收再分配给全体民众,也能体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华为成为中国的骄傲,它的技术与产品为美国所惧。2018年华为交纳税收710亿元。中国有10个、100个华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更强大。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应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平分配,在社会领域健全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法治,在文化领域倡导道德文明,在生态领域实施环境保护。

如何综合衡量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义要体现出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主张和社会模式。价值目标一定是所有社会成员幸福,而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在实际的社会过程中,由于个体因素等原因,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有不少人认为幸福是不能度量的。幸福有体现主观感受的幸福感,但是可以设计问卷向民众测评,有客观指标的幸福度可以设计指标统计,加权成为幸福指数。2011年,笔者为汕头设计了“汕头市居民幸福感调查问卷”,从生活状况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治理满意度、生态环境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婚恋家庭满意度、自我状态满意度、汕头未来满意度等八个方面,一共提了114个问题,在全市随机抽取2100户居民样本入户调查。设计了幸福汕头客观指标评价体系,一级指标8个:扩大居民消费、改善居住环境、健全社会保障、维护公共安全、完善社会治理、彰显公平正义、提升文化内涵、关爱民众健康,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76个。主客观指标以64比例加权成为汕头幸福指数。这两套指标都与居民的切身利益相关。相比之下,多年来我们片面强调以GDP总量和人均GDP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会造成环境破坏、忽视民生、贫富悬殊,其弊端已为大家公认。

总之,社会主义就是要体现民众普遍幸福的主义,要求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应以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何谓中国特色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按人均财富,中国注定赶不上美国,中国人永远不可能仿照美国人那样的生活方式,因为这需要6个地球的资源去支撑。中国不能走高消费、高负债、高福利的欧美之路,不能奉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

当今中国,出现了以财富最大化为价值追求、以对物的占有与消费为成功标志的社会潮流,在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的诱导或驱使下,人人恨不得一夜富起来。于是,靠山吃山、有权吃权。无山、无权的,就不择手段,抢劫、诈骗、贩毒、造假……,追求物质,欲壑难填;以钱为准,心态不平。

我们不是主张人不该追求财富。然而,对国家、对家庭、对个人来说,物质、财富、金钱不是唯一的追求、唯一的尺度、唯一的标准。单一的金钱价值标准,不可能为不同社会角色、不同文化修养、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智力特质的人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

中国特色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幸福之路,我们的基本国策应该强调:

   第一、注重公平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财富向少数人集聚;

   第二、健全公共服务,实行全民福利,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资源的侵占;

第三、实行民主法治,建立公共财政,约束政府的自利倾向;

   第四、推行集约经济,倡导节俭生活,改变浪费资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五、倡导情感关爱,改善人际关系,遏制损害他人获利的行为;

 第六、创建幸福文化,普及幸福知识,走出以金钱为目的的认知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具有六大特征: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

什么是新时代

新时代意味着核心理念和价值目标的转变。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提出了新理念与新目标。

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幸福”最早出现在《东方红》的歌词中。但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党的初心和使命写入党代表的报告,还是第一次。

我们党一贯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为人民谋幸福的含义则在于,幸福是不能代表的,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幸福是个体的感受,既要重视人民整体的利益,也要尊重每个个体的权益。所以,为人民谋幸福,要求我们提升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一切工作都要以提高人民幸福感和幸福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谋幸福”并不矛盾。“为人民谋幸福”是为人民服务”的延伸,使“为人民服务”方向更明确,目标更具体

习总书记考察深圳时进一步提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1]

过去40年以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发展和改革开放,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都要以人民幸福作为检验的标准。这可以说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与革命。但目前,这一新的理念在认知上没有引起重视,在工作中没有跟进的措施。

所谓新时代,就是从发展为目标转向幸福为目标。这不是不重视发展,发展是人民幸福的基础和条件。但发展毕竟停留在物的层面,幸福在广度上将覆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领域,深度上将深入到人的物质、情感、精神层面。任务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

全面理解邓小平理论

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邓小平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从方法论上,一定要抓住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使其他问题迎刃而解。

邓小平是怎么启动改革的?当时面临的任务,是要扭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从政治挂帅转向以发展经济为主。他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要把经济搞上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又提出“实现四化是最大的政治”。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的支点。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断,在当时国贫民穷的情况下,取得了全党和全民的共识,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从这个支点出发,他提出经济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实现了改革开放40 年的高速发展。

邓小平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将中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先发展起来,二是再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今天我国显然已处于“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不少的阶段。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十分明显,“发展第一”的方针是解决先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就要采取其他手段、方法、方案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把人民幸福作为奋斗目标、检验标准、执政理念,能够以此为纲,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这就有了抓手、有了重点,也有了路径和方法。

制定民生长远规划

目前,提高民众幸福感最迫切、最直接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我国制定了十三个五年计划和规划,过去以工农业总产值,后来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目标,重点是发展,有量化的指标,以产业政策和项目建设作保障。其中也有民生问题,大都是定性的承诺,没有或者很少量化的指标,资金更没有保障。所以,政府采取一年办几件实事的做法去实施,导致民生问题打补钉、碎片化。民生问题需要系统化、制度化、目标化地解决,需要专门制定长远规划

保障发展的成果落到改善民生上,这就能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率,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不仅如此,民生改善了,社会分化缓和了,社会就稳定了;民生改善了,不满情绪缓解了,就能巩固执政基础;民生改善了,有利于提升道德水平;民生改善了,为破坏生态环境减少经济动因。所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改革要紧紧围绕民生这条主线推进。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提出发展第一,是因为不发展经济,无法改善人民生活。但是后来在实践中,人们把发展作为唯一的目标、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指标,产生了重发展、轻民生的倾向。我们在认识上要摆正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的关系。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保障民生,发展经济是为保障民生提供物质基础。为人民谋幸福,保障和改善民生无疑应放在第一位,这不是不要发展,而是明确了发展的目的。

保障和改善民生应以公平、共享为核心理念。现在,从中央到各级政府都开始重视民生,我们到处可看到,政府的报告中民生投入增加了多少,民生占比提高了多少,民生实事办了多少。但民生建设是否实现了公平共享,是否惠及全民?

      分配制度改革应提到议事日程

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不必然等于社会主义。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优胜劣汰、两极分化。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在发展经济基础上要搞好分配,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政府应该运用看得见的手,通过财政分配,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公共福利制度,并且向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倾斜。

目前,财政分配某种程度出现逆向调节的倾向,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城乡之间、户籍与非户籍之间、高学历与低学历之间,总之条件越好的越多保障,越需要保障的越少保障。

第一、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外来务工人员、非户籍居民,获得的社会保障少,它带来的后果是居民消费率仅为39%,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导致拉动经济的动力不足;

第二、贫富悬殊,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政府与民众的冲突与不同群体的冲突频发,部分人质疑改革,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第三、社会不公,带来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第四、损害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需要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提供物基础,更需要公平、合理的分配,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健全的社会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分配。

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3万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5万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7.2万亿元,国有企业上交利润0.28万亿,中央国债余额15万亿,地方债20万亿以上(不包括地方隐性债务)共计68.28万亿,占2018GDP总值90万亿元的75.8%。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这实在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头等大事。

第一、财政信息完整、透明、公开

财政的钱计划怎么花,最后花在哪里,要让社会公众知道,让人民代表看懂,这是接受监督的基本前提。我国预算支出按功能分成10,每一个又划分若干。在编制到的情况下,资金用途的具体去向不明确,也就无从监督与审议。建议改为按经济分类的预算公布到款,按功能预算分类公布到款与项;其中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等机关运行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应当公布到项级科目。

第二、控制政府运行支出

强化预算约束的重要目的,是控制和降低我国政府的运行成本,从而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对“机构运行支出”制定刚性支出标准。为此有必要把政府支出分为“机构运行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两大类。

对“机构运行支出”,按各级党政机关(不包括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部门)公务人员占常住人口的千分比制定合理的“财政供养人口标准”,以界定各地政府规模。用几年时间,把目前各地编制内外的财政供养人口压缩到标准以内。

按“财政供养人口”设立人均行政经费支出(包括人员工资和一般行政管理费用、职务消费、离退休费用)的刚性分项标准。

鉴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大,由中央提出制定支出标准的指导性意见,由各省市制定标准试行。

第三、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地区差别逐步缩小的原则下,分几档制定地方各项“公共服务支出”标准,例如中小学教育经费标准按辖区常住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制定;医疗卫生经费标准按辖区常住人口数制定;社保费用标准按辖区应保人数制定;农林水利投资和补贴主要按各地务农人口数和农业生产条件制定。标准确定后,每年根据预期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增长率进行调整。各项公共服务支出标准合计,形成一个地区总的“公共服务支出”标准。

制定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财政支出基准,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民族和历史因素等差异,分类制定调节系数,形成各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标准。应制定时间表,逐步缩小不同地区差别,逐步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服务的占有,缩小政府公务员、企业人员、城乡居民等各类人群之间的差别。

第四、强化人大监管功能的制度安排

改变过去人大对财政监管 “实质虚置”的状况,对人大审议制度进行相应改革。一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预算草案与预算调整进行初步审查时召开专家座谈会、听证会、质询会等方式;二是将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归属于各级人大,新增财政供养人员由编制部门召开听证会等方式,进行初步审查;三是将各级审计部门归属于各级人大,负责对决算草案进行审计。四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决算进行初步审查时,政府部门应接受质询

   以上审查会议应适当允许公众代表参加。

社会体系再造、价值理念重塑

要让中国人民幸福起来,走幸福中国之路,这是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也涉及政府、社会、民众等所有层面。

政府层面,改变评价目标和评价主体,由反映民众幸福的幸福感与幸福度合成的幸福指数代替GDP,用以考核政府的政绩,每年由政府提出整改措施,民众参与,人大审议。从民众幸福入手,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与建设。创建幸福城市,将从根本上改善政府行为,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公共决策的改进、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社会层面,创建幸福社区,居民幸福成为社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建幸福企业,员工满意、顾客满意、股东满意成为企业治理准则。

民众层面,改善家庭行为与个人行为,推进幸福家庭、幸福人生的建设。政府与社会为民众幸福创造环境,民众幸福不幸福,最终取决于自身。

幸福中国的核心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价值目标的改变,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财富最大化转为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

一是金钱与幸福的关系。

现在盛行以金钱为标准的价值观、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以获得为尺度的幸福观。

从全社会来说,对于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兴趣的人来说,用金钱来衡量是不合理的。逼迫公务员、医生、教师、文人抛弃或背离自己的职责追求金钱,是不道德的。舆论导向、社会氛围对财富的过分炫耀,使人们以为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以至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择手段,既造成对他人和社会的伤害,也使自己走上不归路。

二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现代人崇尚自我,首先考虑满足自己的需要。上什么学校,选择什么职业,到哪个单位就业,以什么为兴趣,这都是出于自我的需要。但是以自我为中心,要求他人都要以你的需要为上,不顾忌他人的利益与感受,这样的自我是不会幸福的。

爱集体、爱家乡、爱祖国、爱人类。随着爱的扩大,造福社会和世界,生命价值提升,幸福感提高。

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道德的凝练,是完整的人性追求。

三是获取与付出的关系。

现代人重于获取,升官、致富发财、出名、票子、车子、房子拿到手,才感到幸福。但社会中每个个体都以获取为前提,必然带来矛盾与冲突。其实一个人能获得会感受幸福,能付出也能幸福,而且是更大的幸福。

因为付出,代表你有能力,说明你有财富,或者有智慧,或者有才华。一个乞丐把跌倒的人扶起来,说明他有体力、有爱心。

因为付出,代表你被需要,一个被他人需要的人,就有存在感。一个不被需要的人是废物。

因为付出,代表你有价值。一个人的价值,最终是由社会来衡量的,你能造福他人、社会、国家、人类,就会受到爱戴、表彰、荣誉,这就是伟人。一个普通人能给家人、同事、朋友、顾客带来幸福,也会受到肯定、信任、喜爱,因感受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而幸福。

四是幸福与道德的关系。

经济水平提高,道德水平下降,成为困扰社会的问题。于是,呼吁人们要讲道德。幸福与道德同在,离开道德越远一定越不幸福。

他人是否讲道德,不应成为我们每个人讲道德的前提。一个讲道德的人,一定受人尊敬和信任。人际关系好,社会信誉高,是一个人幸福的来源和前提。在信任成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道德是商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个人讲道德,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你自己的幸福。反之,一个不讲道德的人肯定不幸福。

中国梦就是创建幸福中国

2013317,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阐述了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这里提出了三个目标,一是国家富强,主要以国力来体现,集中表现为财力、综合国力、军力。二是民族振兴,主要以治理来体现,集中表现为法纪、道德。三是人民幸福,主要以民众的感受来体现,集中表现为幸福指数。

这三个目标中,国家富强为人民幸福创造物质条件与安全保障,民族振兴为人民幸福提供社会环境与民族自信,人民幸福则是终极目标与衡量标准。习近平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中国梦的正确解读就是幸福中国,幸福中国就是幸福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就是全面小康。把幸福中国作为中国梦,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这就从理论与实践上与忽视民众个体幸福的传统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从而把公共利益至上与民众普遍幸福结合起来,真正为人类创造美好的理想的新社会主义。

今天重新回顾社会主义倡导者的话,可以坚定幸福社会主义的信念与建设幸福中国的决心。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说:“我们的一切行动,应以快乐和幸福为最终目的。”圣西门更为直截了当地说: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以实现普遍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社会制度”。

青年马克思曾充满激情地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指出: “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人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

上述种种表明,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们所倡导的就是幸福社会主义,今天中国就要坚定不移地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创建幸福中国。占世界人口5%,却消耗世界资源的30%的美国并不能代表世界的未来。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中国实现幸福之路,对国际社会来说具有世界意义。幸福中国也将为港澳台的各阶层所接受。

(编辑  季节)



* 徐景安,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深圳市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现为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

[1] 20181024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深圳考察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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