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和“洛希极限”
前不久热映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中提到了“洛希极限”的概念。它指的是当地球接近木星时，在某个（临界）距离上，由于木星质量比地球要大得多，地球所受木星引力会形成试图将地球撕成两半的潮汐力。这和转型经济国家，特别是东欧那些较小的经济体，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撕裂社会的力量非常相像。前苏联解体相当于“太阳系”迅速毁灭，东欧一些小国“星球”只好自己跑路，被美国体系所吸引。这样的小国家如果凝聚力不强，在接近美国体系的某个距离上，很容易被撕裂，乌克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洛希极限”这个概念，对转型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其实许多国家的问题都是由于美国体制所引起，或者是冷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所导致。美国控制了经济、政治、军事、金融、媒体、文化等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当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来自美国体系的巨大影响时，它们需要做的，就是与美国体系保持一定距离，政策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审时度势能力非常重要。否则，本国内部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可能加剧，甚至本国社会有被美国体系“撕裂”的危险。
其实，这次从中美贸易争端，就能看到美国不自觉地运用“洛希极限”原理的影子。当中国与美国在经济贸易等方面靠得足够近时，如果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发展到足够大，中国体制的吸引力也很可能把美国社会“撕裂”。当然从中国这方面讲，也需要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洛希极限”概念可以说明经济转型中的很多问题。
再比如，小国如何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生存，也可以理解为如何在一个“二体”系统中，寻找“拉格朗日”均衡点的问题。是采取“等距外交”，还是与某个大国结盟（相当于“卫星国”）。在这种情况下，小国需要选择一种对民族生存和发展最有利的方式。
可以把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政策的组合，看作太阳系中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的大大小小的天体，这些天体受到具有不同社会制度、采取不同政策的国家的影响。改革开放类似于在既定轨道上运行的经济体需要进行“变轨机动”，即从一种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经济制度的转型，或者是经济政策的转变，这时需要“有为政府”作为推动力。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政府的制度选择能力，以及通过社会动员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
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研究一般均衡理论时，借用了经典力学中的“均衡”概念。此后经济学对自然科学的借鉴，往往仅限于数学和统计学方法的“拿来主义”态度。西方主流经济学文献和标准教科书，对以新古典计划经济模型为基础的阿罗-德布鲁竞争市场模型的诠释，也仅限于机械论式的理解，抛弃了其中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内核。人们在新古典和传统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之间找不到交集，使得现行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全无还手之力，并且对学生理解现代经济学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下面我们以一般均衡模型为出发点，以胡鞍钢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经济理论质疑的典型论述为例，对中国建国70年来走过的工业化道路进行理论上的解读。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框架的复杂系统含义
胡鞍钢在一篇谈到“现有理论为何难以解释中国奇迹”的文章中认为，根据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政治因素为中国最重要也是最难得的成功经验”。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内部推动型，应对内外部的挑战，领导人主动提出，主动推动；这种改革是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自适应性，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简单地强调的改革和经济转型是以“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干预”为准则。
为什么东西方学者对以新古典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解读有如此大的不同，这需要从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发展的脉络中去寻找答案。
根据阿罗和德布鲁的说法，瓦尔拉斯是第一个考虑如何把在任意时间点上的经济运行状况，看成是一系列代表消费者和企业的联立方程组的（均衡）解。一般均衡思想故此得名。这类模型假设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而企业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均衡价格由市场竞争决定。在瓦尔拉斯这个想法的基础上，经过兰格的努力，1936年发展出了新古典一般均衡计划经济模型，并由阿罗和德布鲁在1954年完成了一般均衡市场竞争模型的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证明。兰格模型其实是依照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定价的前提下，试图在劳务市场和最终产品市场，模仿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范式的竞争市场定价。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十分明确的。而阿罗-德布鲁模型虽然保留了兰格的（完美）竞争市场假设，但强调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质，以及市场定价的重要性。
当存在收入分配失衡、规模效益和市场失灵问题时，新古典理论也照顾到了政府干预的需要，有“社会计划员”的概念（social planner），其目的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这一点往往被流行版本的西方教科书和政策文献忽略了。比如曼昆（2014）一方面认为，经济学应该像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那样没有意识形态偏好。但另一方面，他对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概念不很肯定，认为经济学家在做出政策选择时，会受到不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概念无非是提供一个“参照系”或者“基准点”，而实际情况容许距离“基准点”有多远，则是需要实践来检验的问题。
即便竞争市场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达到均衡，但长期来讲，在外力的作用下，均衡往往会被打破（比如向垄断市场发展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政府干预仍然是必要的。西方经济学者往往没有意识到，从一般均衡状态到均衡被打破，往往是一个经济系统从有序到无序的过程，这在热力学上称之为“熵增原理”。可以说，中国学者从改革之初就十分注意经济学理论中的不完备性，并不断地在政策实践中对理论进行（完备性）检验。
胡鞍钢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现代化”。他说，工业化是一个资本密集度增加的过程，中国的工业化属于后发型，中国基本实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订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成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从胡鞍钢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体现了丰富的系统科学思维，远远超前于西方学者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认识。
一般均衡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概念，或者可以看成是复杂经济系统的一阶近似。比如当考虑到不同市场之间的产业链联系的时候，局部的市场失衡会影响到全局失衡，类似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在与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有着紧密联系的“投入产出分析模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而在西方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建立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就是复杂系统经济思维的具体体现。而西方流行版的经济学教科书和政策文献，处于维护自身主导地位的考虑，对此基本上采取了回避的做法。中国学者能够注意到西方政策文献在这方面的缺陷，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一般均衡系统除了要求产业结构的完整性之外，对经济体中其他结构性变量也很敏感，比如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等。本来，产业组织理论作为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框架的补充，讨论了一系列政府如何对非竞争型市场进行干预的措施。但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影响，在西方有关经济发展政策的文献中，在非竞争型市场上，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了。胡鞍钢敏锐地察觉到西方流行理论在这方面的缺陷，指出“中国奇迹不仅需要经济学的解释, 也需要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各种学科理论的解释”。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的方式，是一种典型的系统科学思维。
这个看法实际上是与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相当一致的。在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帕累托提出最优效率概念，这是与他本人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关的。斯密“看不见的手”范式之所以引起注意，主要是其中暗含的竞争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思想。而兰格的第一代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本身就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理念而开发的计划经济模型。但一般均衡框架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在阿罗-德布鲁模型被提出并进入西方标准教科书之后，就被弱化了。
其实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不仅体现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人们通常所说的平等、民主、自由，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得到简单准确的数学定义。比如“耕者有其田”作为一个绝对平等概念，就可以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被严格地定义，它在阿罗-德布鲁的竞争市场模型中，是通过对生产资料平均私有的方式来定义的。而且它同时还定义了经济民主的概念。纯粹的市场经济又和“自由”概念相联系，理想情况下它不需要政府干预，这也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普世价值”依据。
“天下为公”的理念，其实也可以从一般均衡模型中找到基础性的理论依据，尽管它与生产资料的平均所有问题稍有不同。因为阿罗-德布鲁模型的均衡解要求十分苛刻，比如它假设企业的管理者既是生产者也是所有者，并且还是消费者；资源禀赋以及收入分配情况的绝对平等（比如每个人在企业中都拥有股份）是保证均衡解的存在性、唯一性以及稳定性的必要条件之一。而这一点，许多西方经济学标准教科书和政策文献都没有注意到，没能从一般均衡系统的初始要求来理解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所以西方文献和理论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基于意识形态偏好的选择性解读。这些局限性反应到政策层面，就难免显现出浓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
除去上面提到的结构性变量的变化会引起一般均衡系统失衡，需要有为政府的作用之外，由于一般均衡模型所直接对应的，可理解为一个类似小农经济的系统，没有考虑到工业化社会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委托代理关系、交易成本问题、以及金融市场中的非理性等等，都会对系统均衡造成不良影响和困扰。因此，我们对政府作用的必要性绝不应该低估。
结合中国学者对新古典理论的理解，胡鞍钢一直强调，不能对立地看待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从‘一只手独揽’提升到发挥‘两只手合力’的作用，再提升到充分用好‘看不见的手’、切实用好‘看得见的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线性化
陈平教授在《中国道路的争议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迷思》一文中指出，“更多的人是被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简单数学模型所迷惑，以为市场供求会自动保证市场稳定和社会公平，否认垄断竞争和群体效应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忘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人类发展的历史，似乎普遍理性和自愿交易可以克服利益集团的冲突与战争。”
陈平认为，“世界是复杂的，是有结构有历史的，发展是多样演化的；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线性简单的，是没有结构没有历史的社会趋同理论。”“复杂科学提供了马克思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用非线性动力学模型的路径依赖和分岔现象来描写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可逆性。” “改造世界要研究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向实践学习。”
而反观西方经济学文献和教科书，近30年来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本来应该作为一个整体的萨缪尔森时期的“新古典综合”体系割裂成了几块，比如把新古典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割断。不久前，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百所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上，有些分论坛的院长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的困惑是，为什么在西方经济学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之间找不到交集？
其实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本身是触及了（企业）所有制问题的，即便是在阿罗-德布鲁的模型中也是如此。比如纯粹的竞争市场要求企业一定要足够小，可以小到人人都是个体户，象陈平曾经形容的"原子经济"，或者像文一理解的小农经济（耕者有其田），也就是所有者管理的企业，并且不排斥股份制。这样的基本模型假设其实涉及到了分配问题，就是绝对平等的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可是还有经济学者认为，收入分配不应该是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分配问题应该交由政治程序来决定。这样就把收入分配问题从传统的新古典体系中进一步切割出来。这恐怕就是曼昆的教学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引起学生们质疑的原因，尽管曼昆一再强调经济学是“科学”。
曼昆曾经在2013年的《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百分之一辩护”的文章。后来索罗对此批评说，百分之一的富人根本用不着你给他们辩护，他们许多人的收入根本不是像乔布斯那样通过创新所得，而是通过金融交易获得的。把收入分配问题推给政治程序也不能解决问题。2014年福山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历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和政客的无能，以及政治体制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的困境。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不作为”已经成了政治圈子里面的普遍风气。美国政治上的衰败，特朗普当选应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且这个趋势似乎还在加剧。而美国的经济学者指望把本属于经济学范畴的问题（如收入分配问题）推给政治程序来解决，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其实，既便这样的问题有50%可以找到经济学理论依据，也总比完全没有理论依据要好很多。
曼昆的教材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对新古典微观一般均衡概念理解的不全面。曼昆虽然说他把经济学看作科学，但实际上还是没有突破意识形态局限。比如他的微观经济学本科教材基本上回避了一般均衡概念，这样就跳过了经济系统中需要讨论的结构问题。更为离奇的是，国外商学院里教的经济学，几乎完全改变了经济学的本质，被称之为“商务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完全忽略了一般均衡概念的讲授，而且往往忽略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社会福利分析和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应用。把本来属于 “经世济民”学问的经济学，变成了私人和企业的所谓“决策理论”，为培养学生的“精致的利己主义”提供理论依据。而西方民间往往把商学院看成为散布“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发源地和堡垒、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所以，如果我们试图与国外典型商学院的学者讨论国企的重要性或者讨论公共政策，无异于“对牛弹琴”，因为关于经济学作为“政策科学”的基本定义已经被篡改了。
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概念还是十分重要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希望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强调突出“结构”的概念。陈平的文章中也提到了结构概念，对流行的新古典理论的缺乏结构概念提出了质疑。其实新古典理论本身是有结构概念的，比如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市场结构”概念。但产业组织理论似乎被生硬地套以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名义， 被从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体系中剥离了出来。导致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本来含有的“结构”概念，通过打造所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被弱化了。
林毅夫理论中与一般均衡框架相关的结构概念是十分重要的，而这恰恰是曼昆教材中缺失的问题。应该说这是林毅夫的一个重要贡献。一般均衡系统中的结构性变量包括市场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治理结构、国家/企业目标、政府角色、以及收入分配等，它们其实都涉及到均衡的问题。而且它们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失衡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陈平认为需要把经济体看作一个复杂系统，他强调的观点与胡鞍钢在政策分析中的具体做法不谋而合。
西方文献在把传统政治经济学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以及产业组织理论从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体系中分离出去之后，有意在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的框架下，突出意识形态倾向极强的所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将它用科学和数学的形式加以包装，做为“新自由主义”以及“华盛顿共识”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依据，结果导致经济政策研究领域日益意识形态化。
2010年巴西一位资深经济学家发表的关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危机的长文，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新自由主义自上世纪80年代兴起后如何一步步走向经济金融化，以及新自由主义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具体组成。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并没有人们印象中的那么强。这是因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套用新古典一般均衡方法直接做宏观模型，就可以绕过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内核，包括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和收入分配等等，为（金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服务。
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主流”经济学者这样做的效果，是可以打着“科学”的旗号宣扬（金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强调“小政府，大市场”，而不需要提供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方面的理论依据。人们对这类“理论”的抱怨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意识形态化问题。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是由西方右翼学者打着“科学”的旗号，通过可以得到唯一解的线性数学模型来推动的。而有些极端的左翼观点则主张讨论经济问题不许用数学，并进一步认为经济学不是科学；北欧有人还曾试图发起取消经济学诺奖的运动。金融危机之后，左翼学者愈发坚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说法。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确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理论脱离实际，的确很不科学。但这并不妨碍当我们做经济学研究采取独立的、科学的态度，而且适当的数学还是需要的，数据处理也需要数学和统计学。
目前，西方左翼和右翼对经济学的两种认识僵持不下，导致学科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学界甚至连经济学是为公众服务的“政策科学”，还是为私人和企业的“决策理论”这个问题都不大注意。但是，经济学性质和地位未定的状况，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是很不利的。因为主要的学术期刊目前仍然被美国人把持，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它的性质和地位定不下来，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学生在学习和理解现代经济学时感到困惑，不利于他们国家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林毅夫认为如果搞得不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015）。
动态非线性与“经济混沌”
应该说，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线性思维，为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化提供了方法论依据。由于线性思维的简单化，很容易被缺乏独立分析能力的学者和政客所接受，并使得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泛滥。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古典理论本身的局限，但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机械地理解和应用基于线性模型的新古典理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体系中，缺乏动态非线性思维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毕竟在产业组织理论当中，这个局限性得到了一些弥补。比方说，具有规模效应的生产函数，会导致投入产出之间存在一个非线性关系，并可以推导出垄断定价导致利润最大化和市场失灵，结果是一般均衡系统的崩溃。这就使得反垄断和鼓励竞争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中十分重要。即便不直接考虑非线性问题，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矛盾、生产与消费的外部性以及交易成本等问题，都可能导致市场机制的低效或者失灵。这些早期被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框架所忽略的问题，截至上世纪90年代，基本上都被纳入了广义的新古典框架和标准教科书。
但在另一方面，新古典教学似乎忘记了它与物理学的渊源，除了比较被动地采用宏观以及金融时间序列数据的“混沌”建模之外，在吸收物理学的动态非线性理论方面，进展缓慢。这里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以非线性为特征的复杂系统理论，不但不能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意识形态化线性思维提供理论依据，而且会像胡鞍钢的政策研究那样重视“路径依赖”概念，以及像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那样强调“结构”的重要性，并且像文一的中国工业化研究中那样注意到经济人之间以及经济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
比如最近这些年，采用国际贸易数据计算的经济复杂性指数的研究，就是复杂系统理论在工业化方面的应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有学者采用了世界各国的贸易数据计算复杂性指数，包括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复杂性 (Hausmann 和 Hidalgo 2014)。据说这个复杂性指数用来预测经济增长潜力，比传统方法（比如计算人力资本，政府治理指数，以及国家竞争力指数）都要准确。这类研究形成了一个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具有颠覆性的结论，就是创新能力与产业的多元化有关，产业结构的复杂性反映的是经济竞争力的强弱，所以需要注意“产业结构陷阱”。换句话说，只有技术不断升级，经济才能不断成长。《中国制造2025》是符合西方“复杂经济学”理论的。
其实，复杂系统理论可以为现有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弥补的空白还很多。比如本文开始提到的经典力学中的三体问题，对经济发展以及转型经济路径就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胡鞍钢很强调改革的“初始条件”以及“中国道路”的提法，都蕴含了复杂系统科学思维。这些提法和三体问题中的“混沌”现象相关联，所谓“混沌”，即三体的运动轨迹的不可预测性及其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之间的联系，尽管系统是建立在确定性关系基础上的。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比如张培刚先生的理论），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往往需要依靠中央政府主导（王绍光、胡鞍钢，1993），都可以解释为和它们的初始条件相关，而且稍有闪失就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由美国桑塔菲研究所的学者阿瑟所著《复杂经济学》一书最近发行了中文版。作者说，他不否定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的有用性（可以看作是复杂经济学的一个特列和基准点），但在有些情况下，需要考虑经济系统的非线性动态特征、复杂性以及路径依赖等问题。他还说，现代经济学越是采用数学，越是希望科学和精准，就越是发现复杂经济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上的重合，比如历史的重要性、结构变化、以及小事件的重要性等等。结果复杂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又把人们带回了近30多年来在西方被忽略、如今又被深深困扰的经济民主问题、产业结构及收入分配问题。
西方文献中，一般把复杂系统定义为具有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但组成整体的部分之间又相互作用（例如 Bar-Yam 1992）。这时可以注意，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假设中，往往不提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但与之密切相连的投入产出分析模型，的确又会根据产业之间的（线性）关系来帮助进行（可计算）一般均衡建模。符合上面复杂系统定义的例子，有地球上的天气系统、人脑、电网和交通、通讯系统等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和经济系统等。另外，“三体”系统、双摆、蚁族、雁阵、鱼群等都符合这个定义。国内也有学者将这样的定义称之为根据“还原论”方法定义的复杂系统。
阿瑟在1999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复杂性与经济”的文章认为，复杂系统具有适应性、过程依赖、以及不停地演化这三大特征。这与胡鞍钢在中国改革过程中观察到的“自我改革、自我完善, 也是自我发展”的情况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也说明陈平所倡导的采用复杂系统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转型和经济学是非常有道理的。文一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在解释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为什么无法进行工业化时，引用英国学者的话“国家可以调和个人愿望、行动和社会目的，并增强个体在集体协作的表现。整体效应大于各部分的总和。”因此通过现代复杂系统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的工业化以及现代化过程进行科学的解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工业革命的复杂系统科学视角
文一在他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写道：“中国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却无力解释中国的崛起。作者认为只有彻底重新阐释被制度经济学所误读的工业革命和西方崛起的历史，才能真正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以及为什么中国义无反顾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与此同时，中国从一个贫穷积弱的农业社会向工业超级大国的惊人转型所蕴含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逻辑，不仅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而且也为非洲难以逃离的贫困陷阱，拉丁美洲失去的年华和不断滋生的债务危机，19 世纪的大分流和欧洲的异军突起，以及貌似神秘的英国工业革命本身提供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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