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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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塑造未来4年的中美关系

王湘穗 来源: 2021.01.06 10:00:17

 

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拜登当选第46届美国总统。有理由相信,美国内政与外交政策都会有所调整。中美关系在经历了充满不确定、疾风骤雨式的特朗普周期后,目前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特朗普遗产:美国分裂、疫情失控与萧条迫近

 

    4年短暂的执政期中,特朗普狼奔豕突、反建制、反主流,四处出击、广泛树敌,把内政与外交搞得一塌糊涂。如今盘点,面临分裂与混乱的美国、失控的疫情和日益迫近的经济大萧条,成为特朗普给美国留下的遗产。

大选展示美国的深刻裂痕

当选总统拜登自豪地说,他得到了7400万美国人的选票,是美国历史上得票最多的当选总统。同时需要看到的是,特朗普获得了7300万张选票,是获得选票最多的败选总统。7300万人对7400万人,这近乎5:5的对立,构成了美国政治分裂的民意基础。从地图上看,东西部城市的蓝色地区与美国中部的红色地区形成一条以财富为界线的裂痕,象征美国内部斗争的极化景象。在红与蓝的对立背后,存在着城市与乡村、城里人与乡下人、年轻人与老年人、白人与有色人种、穷人与富豪、靠全球化生存的白领与靠本土就业的蓝领和“红脖”之间的深刻矛盾与尖锐对立。经济基础的巨大裂痕,引起了建立在其上的美国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这就导致了在大选中本土红与全球蓝的尖锐撕裂。大选之后,美国需要疗伤,弥合其社会的巨大分歧,政府才能获得稳定施政的基础。

已经失控的疫情

白宫办公室主任在回应记者采访时宣称,特朗普政府已经放弃了对疫情的控制政策。目前美国的疫情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截止到1114日,美国累计确诊1106万人,累计死亡25万人。从114日起,连续10天日新增确诊患者人数超过10万人。是目前全球新冠病例确诊最多、病亡最多的国家。

失去控制的疫情,对美国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和破坏。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进而又导致了以种族矛盾为焦点的社会危机、并触发了危及宪制的政治危机,一系列危机的叠加对美国机体造成了共振性破坏。在疫情失控情况下的复工和持续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又导致暴发新一波疫情,“让美国再次病倒”(Make America Sick Again疫情给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连锁性、叠加性的破坏,导致美国综合国力的加速衰落,使美国社会遭受严重的冲击。

疫情大萧条日益迫近

疫情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各项经济运行指标出现断崖式下跌,有可能导致疫情大萧条。美联储祭出史无前例的举措,美国政府推出救援计划,只是勉强稳住了暴跌的股市,却难以改变金融市场紊乱、实体经济下滑和服务业停摆的局面。制造业指数、工业产值环比、设备利用率、零售销售环比等经济指标均出现大幅下滑,剧增的失业人口已经赶上了大萧条时代的水平。美联储发布的褐皮书报告称,美国所有地区的经济活动在陡然地急剧萎缩。高盛预计,美国经济将衰退34%,冠状病毒大流行已经使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美银美林认为,疫情蔓延将导致美国企业被迫大规模关门,美国经济恐陷入“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摩根斯坦利预计,美国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收缩5.5%,为1946年以来最大降幅。据统计,标普500指数报告美国2020年以来11个行业中有10个净利润率同比下降。许多机构估计,如果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美国经济可能会经历数年的经济大萧条。

多位华尔街金融家已经发出了有关美国进入经济萧条的警告。分析预计,或将有23万亿美元的国际资金将陆续从美国市场撤离。罗杰斯称,“美国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将来临,美国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国”, “下一次金融危机可能比我们今年看到的还要严重,这肯定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

美国国税局预测,美国就业岗位减少的局面可能会持续数年,美国经济复苏前景十分悲观,萧条或将持续至2027年。

 

内政优先: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

 

社会对立、疫情冲击和经济下滑,是摆在美国当选总统目前最紧迫的三大内政问题。如何处理特朗普留下的烂摊子,是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

一是稳定政局减少对抗。美国社会的分裂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人一时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拜登所要做的,是缓解社会对抗,避免大规模冲突。正因此,拜登在胜选演讲中强调,我虽然是个民主党人,但我现在是美国的总统。我看到的没有红州、没有蓝州,我看到的只有美国。选举尘埃未落,拜登就开始着手弥合被大选进一步撕裂的美国。然而,由于特朗普不肯承认败选,还在努力煽动支持他的7300万选民积极抗争,为赢得“公正的选举”努力。如果这种抗争长期化,将进一步激化红蓝对立,导致更持久的社会对抗。

二是努力控制疫情。自113日大选投票日后,美国确诊新冠患者人数激增,连续10天日增超10万,其中两天超过15万人,1113日更是达到18万人。严峻的疫情形势,迫使拜登将控制疫情放在优先事项的首位。据118日拜登成立的“过渡网站”发布,新总统任期的四大优先事项,包括应对新冠疫情、促进经济复苏、恢复种族平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119日,拜登组建“新冠疫情过渡顾问小组”,并任命了12名专家和研究者。同时还宣布,将制定“拜登-哈里斯新冠计划”,在明年1月上任第一天付诸实施。

三是稳住经济。在社会动荡不安和疫情加剧的情况下,美国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为了扭转经济颓势,拜登政府将会加大支持财政刺激计划,并推动基建、科技、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拜登计划对气候和环境投资1.7万亿美元。据预测,如参议院仍在共和党控制下,政府将可能推出1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如民主党能够控制参议院,政府刺激计划将达到2万亿美元。拜登将提高富人和大企业的税收,增收资本利得税,为美国工作家庭提供税收减免。

为促进经济复苏,拜登计划将“向州、地方政府提供所需的援助,以免教育工作者、消防员和其他重要工作者被解雇”,并将“扩大新冠危机保险的覆盖范围,以帮助那些失业的人”。在就业方面,拜登将扩大短期补偿规模,挽救工作岗位。采取提高最低时薪,为家庭、小企业和社区提供即时救济、扩展失业保险,调动美国企业制造和创新提供新就业机会。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与走势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美国新政府对外政策将根据美国内政的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从目前的已有信息和情况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与政策将会做出调整,形成与民主党理念和全球战略配套的对华战略框架。其主要包括:

1、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遏制中国发展以巩固美国全球领导者的地位,是美国两党政治精英的共识。拜登在选举前发表文章、在大选中接受采访时多次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拜登及团队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不会是奥巴马政府早期的“伙伴”或“利益攸关方”,也不会是特朗普政府后期的“敌手”,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竞争对手”。

2、对华战略的基调:“遏制为主、接触为辅”。拜登团队对中美关系恶化的看法,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放弃了克制政策,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因此,美国必须改变对华“接触”战略,要对中国的“掠夺式发展”和“外交扩张主义”予以坚决地遏制。基于中国长期发展对美国带来了全面挑战,加之目前美国社会反华情绪高涨,拜登政府将不会全面重置(reset)已严重恶化的美中关系。拜登会在保持“遏制为主”的基调下,在抗击疫情、恢复经济、维持人文交流等美方迫切需要中国帮助的方面进行有限的接触,既作为博弈手段,也争取获取实际利益。

3、继续与中国展开全方位、多领域的竞争。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是美国不允许中国继续发展以威胁其全球霸权地位。因而,拜登主导的中美战略竞争与特朗普时期一样,也同样会在全方位、多领域展开,而且可能表现得更加强硬。

4、对华竞争将延续的全政府方针。拜登政府未必完全照搬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方针》,但有可能吸收其有效部分。其中最有可能的是延续其对华的“全政府方针”,以协调政府各部门对华政策和行动,提高对华竞争的效率。拜登政府可能会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使用特朗普现有“已设定桌子”的元素作为自己的工具,追求新政府的目标。拜登政府会系统化、多边化地使用另一些工具,寻求与日本和欧盟协调,在商业和安全问题上联合对付中国,包括投资审查,在自由航行和贸易等方面制定规范、标准和规则。

5、推进有选择的部分脱钩。拜登最信任的外交政策顾问布林肯认为,中美彻底脱钩是“不现实”,也是“彻底有害的”。从一些智库的建议来看,拜登政府可能采取有选择的部分脱钩,主要是在高技术产业方面。

6、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拜登曾经是投票赞成“台湾关系法”的初始参议员之一,他习惯在中美关系中打台湾牌。近年来,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通过多项“涉台”法案,民主党在大选前修改其党纲,删除了“一个中国”原则。拜登外交政策顾问把台海局势的紧张归结于中国大陆。从以往拜登对台政策表述中可以认为,拜登对台政策的目标将是维持台海现状。他曾表示,若台湾宣布独立挑起战争,美国就不该出手相助。利用台湾而不被台湾所利用,这应该是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底线。

7、运用人权大棒全面打压中国。人权问题一定会是拜登政府攻击中国的重要武器。近期美国最有可能做的,是拉拢西方国家,利用新疆问题向中国发难;他们将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力图给中国带上“种族清洗”的帽子,借机推动各种制裁活动,遏制中国的发展。拜登政府也可能支持达赖集团在美国的政治活动,对西藏问题进行干预。香港是美国推动亚洲颜色革命的重要基地,《香港国安法》颁发后,重挫了美国在香港的政治势力,拜登上台后不会放弃对香港的干预。香港与新疆、西藏等问题都会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

8、积极构建反华遏华的“民主国家联盟”。拜登长期担任美国参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主张美国积极发挥全球领导者的作用。他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表示,“我若当选总统,将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他宣称,在执政第一年,美国将组织主办一次全球民主峰会,以重振“自由世界”各国精神和共同愿景;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及其盟友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使“自由世界”国家能够获得中国无法忽视的影响力和全球事务的塑造能力。

9、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威慑。民主党政府历来有对外动武的传统,事实上,在奥巴马-拜登时期,美国发起了多次对外战争和军事行动。因而有评论指出,拜登有可能成为新一位的“战争总统”,在拜登团队中也有极端鹰派,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美国仍会依仗其军力优势、保持并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中美之间发生局部性、低烈度的混合型战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中美关系未来可能走势

 

综合目前的各种信息,我们有理由相信,拜登政府有可能调整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阻止中美关系走向无底线的恶化。同时,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不应期待中美关系在短期内就发生重大改善。

其一,难以摆脱的特朗普遗产特朗普政府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对华采取全政府方针实施全面打压,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的基础。面对特朗普的反华遗产,拜登肯定不会照单全收,但也存有机会主义的想法,会利用特朗普打下的博弈空间与中国进行新一轮的战略竞争。

其二,美国内政问题的制约。恢复美国团结、控制疫情和稳定经济是拜登政府面对的紧迫问题。批评中国、打压中国可强化渲染外部威胁,对团结美国内部有正面作用,因此拜登不会把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自身紧迫任务。但是,美国要控制疫情和稳定经济,则离不开中国的配合支持。这就使得拜登在对华关系上必须保持平衡,至少要阻止中美关系的继续下滑,以换取中国对其实现内政目标的支持。

其三,外交团队对华政策理念和目标的导向。拜登外交团队的骨干人物把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基本归结于中国的“不克制”和“扩张主义经济政策”,认为“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对中国要采取遏制政策。

其四,美国国力的制约。能够干什么,对于想要干什么是最基础的制约。相信拜登政府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力是不足以支撑彻底打垮中国的目标。其对华政策和战略目标,应与其实力相匹配。

其五,世界格局的变化。拜登十分重视团结盟国,一再表示会通过结成民主国家同盟来组团制约中国。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力量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国家不愿意按照美国的意愿选边站。1115日,RCEP的正式签约标志着东盟主导、中日韩澳新等15国参加的世界最大的自贸区启动。可以预见,美国要组团遏制中国发展的做法,越来越难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

其六,美国国会法案的影响。近年来,美国国会通过了12个涉华法案。这些法案与总统行政令不同,具有超越行政当局任期和权力之上的约束力。国会的这些法案,对拜登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形成了重要制约,限制了行政部门的权力。特别是如果由共和党继续控制参议院,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调整的自由度上将大受影响。

其七,中国的意愿、能力与行为。中国对美政策和行动,对美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实际上,两国政策具有相互塑造的能力。如果拜登政府决心对特朗普对华政策改弦易辙,释放善意、表现出行为的可预见性,中方也会相向而行,双方政策将实现建设性互动、保持稳定性,无疑有利于中美关系的逐步改善。

可以预见,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受内外多种因素制约的复杂决策,难以一蹴而就、一键重启。我们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不应抱有过高、过急的期待,而应保持耐心和定力。从目前已知的信息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有可能出现以下趋势。

一是内政优先,对华政策服从并服务于内政。外交服从并服务于内政。就任初期,拜登政府会集中精力和资源解决美国内部问题,在对华政策有可能出现1-2年相对缓和的空窗期。在内政的制约下,拜登政府会倾向对中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根据美国内政和利益的需求,去塑造中美关系。

二是降低对抗保持遏制。从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角度衡量,中国就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把中国当作敌人,并挑起走向失控的中美对抗;新当选政府可能会调整对华策略,但仍会坚持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采取以遏制为主的对华战略。

三是中美战略竞争将长期化。从现在起到2049年,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30年,也是中美综合国力发生交错的30年。中美战略博弈与竞争,将贯穿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全过程。

四是寻求中美的竞争性共处。美国较为理性的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靠强力打压、完全遏制中国的发展,是无法实现的政治目标。他们提出通过与中国的“稳定竞争”,阻滞中国发展,减缓美国衰落,更持久的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

五是中美有可能共同塑造未来的中美关系。长期以来,美国是中美关系的主导方,是中美矛盾的主要制造者。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特别是在抗击疫情、恢复经济中的优异表现,使拜登政府在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中更需要与中国合作,这无疑增加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塑造能力。未来的中美关系,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去塑造。

(编辑 季节)



* 王湘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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