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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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征

周文 来源: 2018.02.09 14:03:27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这一论断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所取得的历史性变革成就,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矛盾运动的当代表现。从这一角度来看,“新时代”的具体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要指示。因此,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研究尤其是特征问题研究,从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其关键命题,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观

 

从理论属性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作出了两方面的重大贡献:一是研究并揭示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并进一步对资本主义及其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二是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即确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立场和本质属性。就理论本质而言,“为什么人”是所有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以人民为中心”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质。

就继承性而言,“以人民为中心”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的继承;就发展性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2]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更直接地体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上。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对此,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是人民在满足了物质文化的基本需要之后,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是作为主体的人民对社会生活领域提出的主观诉求;二是社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摆脱落后状态之后,更加强调兼顾发展的公平性、均衡性和充分性,这是作为客体的社会生产发展对当前人民需要的客观反映。无论是主观诉求还是客观反映,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研判都更加有力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观内嵌于具有国家主体性的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发展理念、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结构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可以从两条线索切入研究:一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该命题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等理论上;二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则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理论上。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直接反映当代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制度和体制。基于此,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即基本经济制度成为首要需要回答的具体特征问题。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4]

 

第一,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实行公有制。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为了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其次,西方国家尊崇私有产权强调私有化,是一种“商人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物,[5] 从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来看,必须克服私有制导致的劳动与资本的异化。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我们既有建国初期搞“一大二公三纯”的历史教训,也有基于苏联模式的公有制实践的前车之鉴。更重要的是,“任何一种所有制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利益的激励机制”。[6] 现实中的公有制并不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基础上的所有制实践必须通过兼容非公有制经济的方式最大限度激活社会生产率。

第三,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针对我国所有制结构问题,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政策取向涵盖了诸多现实命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新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具体而言,就是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构建完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强化国有经济的引领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配观

 

收入分配关系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决定我国的分配制度,即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摸索逐渐成型的分配制度,涉及到“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等重要命题,其核心命题是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当前,在“强起来”的“新时代”背景下讨论分配问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必须意识到,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收入分配问题往往被作为敏感问题而加以回避。理论上出现偏差,实际的收入分配问题也令人堪忧: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分层明显,行业间和区域间的分配不平衡也十分突出。因此,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观,必须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

为什么存在居民生活持续改善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或者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另一部分人却并没有富起来?究其原因,随着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比的下降,多种分配方式在市场经济中强化投入-产出激励机制的同时,造成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尤其在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情况下,基于效率原则的资本运动非但无助于改善贫富差距,甚至会造成结构性系统性危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正面临这一困境。如何切实解决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观的核心命题。收入分配涉及到上层建筑,也涉及到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观的价值指向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曾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 在“富起来”时代“做大蛋糕”之后,“强起来”时代需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分好蛋糕”的关键一步。针对上述的现实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从根本上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解决财产分布不均且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问题。[8]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强起来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强调公平正义,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观

 

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关于发展的内涵、本质和目标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我们称之为“发展观”,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实践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经济体制改革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问题。

总体来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并回答了发展动力(创新)、发展方式(协调和开放)、发展性质(绿色)和发展价值(共享)问题,其问题导向就是我国当前发展的结构和质量问题。新发展理念从理论上回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观,树立新发展理念,首先要解决为什么人、由谁享有这个根本问题。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把发展问题解决好,才能有效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才能从根本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真正以人民为中心

具体来看,新发展理念谋求创新型、平衡型、可持续、包容性、共享型的“新时代”。创新发展,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包含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知识创新在内的全面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发展推动生产技术、组织方式、产业结构、产品服务以及用户体验等全方位变革;协调发展,则更加注重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及东中西地域性均衡发展,兼顾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和均衡性,通过结构型改革创新增长方式;绿色发展,一言以蔽之,就是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之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开放发展,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全球化,通过开放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跨文化合作交流,以开放型经济解决全球性难题;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路径选择上,新发展理念力求突破既有的范式和框架,以生产力为着力点,但不局限于自我中心式的粗放型发展,以经济发展为主导逻辑但兼顾均衡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新发展理念是一条创新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市场观

 

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行稳致远。在此基础上,解读中国奇迹、认识中国发展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命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方面,在传统西方理论中,政府与市场之间是零和博弈如果按照萨伊定律的话,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市场自动调节生产,那么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爆发的危机尤其是生产过剩危机无疑将这一观点“证伪”;如果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即基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强调政府干预,那么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经济增长率构成的“滞涨危机”宣布了凯恩斯主义“失灵”。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更是强调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必然导致经济金融化、虚拟化,对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危害。因此,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基于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建构了政府与市场关系。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贯穿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个轴线: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历了从十五大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九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嬗变。从规律性层面来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

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从系统的角度考虑“市场观”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竞争公平有序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要求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推动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重构和调整,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球观

 

改革开放具有两个面向:一是对内改革,即从以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到“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二是对外开放,即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范围和水平,在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竞争中获得发展利益。后者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球观。十九大报告描绘了一幅美好的世界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愿景及其背后的新型全球化主张凸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球担当。

首先,新型全球化超越过去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很久以来它一直展开着。然而,长期以来,全球化叙事存在一个“欧洲中心论”的理论预设,即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把欧洲视为世界历史的唯一创造者,从而假设欧洲及其分支(如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地位是必然且持久的。从本质来看,欧洲中心论是“一个神话、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理论或者一种主导叙事”。[10]

 

唯物史观和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西方的兴起只是自1770年以来的一个历史阶段,全球化则是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新型全球化首先要破除这一逻辑陷阱。

其次,新型全球化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注重文明多样性,避免了国强必霸的西方全球化的历史逻辑。过去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是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心—外围”的依附状态为特征的,这种依附特征既表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经济上,然而,二战过去后的70多年里,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富国更富、穷国更穷,除了极少数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陷入更深层次的贫困和落后状态。究其原因,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至关重要,而不应照搬西方模式、一味接受西方方案。鉴于此,新型全球化要突破“中心—外围”依附理论,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尊重各国国情。

再者,新型全球化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当前,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等问题已成为人类共同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步,新型全球化应重塑全球生产价值链,超越工具导向回归价值属性,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旗帜鲜明地反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强调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和持续性,着力解决贫困、失业和收入差距问题,推动全球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共处,实现世界各国发展繁荣。

                                           (编辑  迟晨光)



* 周文,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72日。

[3] 洪银兴:《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126日。

[4]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6页。

[5]杨春学:《私有财产权理论的核心命题:一种思想史式的注解和批判》,《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4期。

[6]杨春学:《论公有制理论的发展》,《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10期。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8] 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5页。

[9] 洪银兴:《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126日。

[10]马立博:《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第三版),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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