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目前社会上一些看法是从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定义社会主义，有很多文章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的最大优势。但仅在制度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天下为公》一书从中国和西方数千年文明传统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平等”和“觉悟”是社会主义的道体，有助于我们深化、拓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平等”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分配关系等。但是，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平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体现在一项项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平等的具体的经济社会政策中。
平等主要是指经济社会地位和生存发展能力的平等，不是不承认差距，不是平均主义。合理的差距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但差距过大则会损害经济效率，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阻力。普通老百姓为什么感觉生活负担重？根源在于教育、住房、医疗、养老这四大民生领域的过度市场化、资本化和干部特权化，造成各阶层收入和财产的不平等。
目前，中低端产品生产过剩与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同时并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经济的依赖也反映了一些领域生产过剩、实体经济不振。如何振兴实体经济？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如何在抑制高房价的同时，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改革意味着不同阶层间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的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如果任由以资本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经济社会政策，只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让矛盾越积越深。
一是提高劳动所得、限制资本所得，促进收入平等。
目前存在的收入不平等表现在多个方面，最核心的是劳动与资本间的不平等，即劳动者的劳动所得远低于资本所有者的资本所得和有产者的资产增值。促进收入平等应抓住这个“牛鼻子”。
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的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方案，有利于提高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缓解收入不平等。但我认为个税法还有改善的余地。为了促进收入平等、鼓励劳动致富和知识创新，今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应该大幅降低劳动所得的税负，提高财产所得的税负。
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不平等还体现在实体经济从业者与金融从业者的收入差距上。为何金融从业者薪资高？因为我国金融部门的利润率远高于实体企业，税负却低于实体企业。就税负而言，以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为例，减税后，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由17%降到了16%，而金融业的税率仍为6%。因此，企业减税降费不宜搞一刀切，应区分不同部门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为提高劳动所得、治理脱实就虚、振兴实体经济，减税降费的重点应该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部门；而对于金融部门、房地产业则应提高税率。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税负减轻了，利润提高了，就有条件给劳动者涨工资。
另外，目前中国金融违法犯罪的成本低，加剧了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不平等。对于那些在资本市场上兴风作浪、搞内幕交易、非法投机的金融大鳄和其他金融违法犯罪分子，应该加大行政处罚和刑事打击的力度。可以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金融违法犯罪者处以高额罚金，或者将其列入另类“征信黑名单”。
二是促进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平等。
争取平等且良好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条件，是老百姓辛勤劳作的基本动力。这四个基本的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乎民心向背和经济增长。
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推出的房地产市场化以及与之相伴的土地财政，在一段时期内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房地产后来的过度市场化和金融化，导致一二线城市房价畸高，而且自2017年以来，高房价向三四线城市蔓延。高房价制造了财富鸿沟和不平等，导致政府调控房价的动作左右为难。过高的房价还透支了工薪家庭的消费能力，扭曲了劳动创造财富的社会价值观，间接增大了实体企业的人力成本、地租成本，并导致大量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涌入房地产业。这是造成目前生产过剩、实体企业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必要调整贷款的流向，政府推出更多的保障性住房、公租房、廉租房，对拥有多套房的家庭征收累进的房产税，把控好货币化拆迁的节奏和力度。采取这些办法中的一种或多种，对于降房价会立竿见影。
教育、医疗、养老是最基本的民生，理应由政府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并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政府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但在经济增速减缓和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有人又打起了教育、医疗、养老产业化的主意，主张以这三个领域的市场化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这样的增长会增大中下层老百姓的负担和痛苦，加剧阶层间的不平等，不但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而且从长期看反而会压抑整体内需，拖累经济增长。房地产已是前车之鉴。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养老领域，是为了满足富裕阶层的个性化的高端需求，但应严防资本逻辑侵蚀基本民生保障。近年来在这几个领域发生种种引起社会关注的事件，都暴露出社会资本办教育、医疗的隐患。
教育、医疗、养老领域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促进均等化，强化公益性，合理平衡家庭、企业、政府的责任，降低普通劳动者的负担。目前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在递减，国家的投资应该更多投向这三大民生领域。当然，对医疗、教育的投资，不是要建更多豪华的住院大楼和教学楼。应提倡节俭办医疗和教育，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培养更多优秀的医护人员和教师，以更好的待遇和条件吸引高水平的医生和教师到基层和落后地区工作。一些城市对于养老问题已在实践中摸索出不少好办法，比如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服务为辅的方式。这里的社区服务应由基层政府牵头，把社区居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而不是交给资本来办。
以上述社会主义的方式办教育、医疗、养老，提高劳动所得，就能为解决房地产问题创造条件。如果老百姓在教育、医疗、养老上的负担降下来，劳动所得增加，就能提高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从而扩大内需，进而缓解生产过剩，实体经济就会焕发活力，政府的税收会增加，就可以对冲房价下跌引发的影响。
三是以自主创新赢得在全球产业链中平等的利润分配权。
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大体处于中低端，在一些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在利润所得上处于弱势。有学者提出，要赋予职务发明人科研成果所有权，以激励创新。但对于一些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项目，更需要大规模协作、大兵团作战，一方面周期长，另一方面职务发明、团体单位合作也不适合强调个人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否则我国的“两弹一星”就搞不起来，高铁也搞不起来。改革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优势改没了。
如何激发创新人才的积极性？以互联网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为代表的新型企业，在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上更强调扁平化和去中心化，企业内部关系是较为平等的，全体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精神得以激发。科技创新是系统性的、高度创造性的活动，更需要调动组织内全体成员的主动性、自觉性、协作精神，在科研机构和企业中形成平等的创新共同体。科层制的管理只会压抑创新。
自主创新需要巨量资本的投入。截至2016年底，中国理财市场总规模已达百万亿元。如何把这庞大的社会资本引向实体企业、高科技产业，以促进创新和转型升级？目前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税负和利润分配的不平等，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实体经济的流动；而且实体企业融资成本高、杠杆率高，再加上企业自主创新的周期长、回报慢，社会资本更是不愿投资。政府可以通过区别性的税收政策，并发展创新金融产品吸引社会资本，投向有发展潜力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
（编辑 碣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