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走过的引进道路

 

 

建国初期的引进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我们现在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础上，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进行的。所以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有必要简略地回顾近七十年所走过的路。

毛泽东亲自到苏联谈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不承认、严密封锁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视野宽阔。[1]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苏联首都莫斯科，经过两个月的坚持，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中苏之间新的关系，并且从苏联借回来3亿美元的贷款。这对经历了38年之久的战争，中国大陆全境还未完全解放，满目苍夷，一穷二白的中国的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52年9月，周恩来到苏联谈判，争取苏联援助中国，后确定为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这些项目在“一五”、“二五”时期大部分完成，使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实现了飞跃，为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当时不能走出去，就将外国商人请进来。从1954年起，中国每年都在广州举办春秋两次交易会（简称广交会）。美国对中国封锁极为严密，不允许美国公司与中国打交道，许多公司只能派它们在第三国的子公司出席广交会，和美国贸易也只能用第三国货币结算。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但是随着国际大环境的改善，中国开始从日本、法国、英国、古巴等国引进我们需要的技术、设备和专利。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对外经济工作不得不停顿。

四十三亿引进方案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的外交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冲击。后来在毛主席的过问下，恢复了与各国的交往。

1971年8月15日起，毛泽东离京到南方视察。他问列车员，星期天干什么去。列车员说，排队去买“的确凉”。列车员告诉毛泽东“的确凉”如何好。（如不用布票、经久耐用、挺刮、不起皱等）。毛泽东回京后对周恩来、李先念谈了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的确良”？周恩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到国外买生产技术？周恩来说：当然可以。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要李先念、余秋里研究引进技术这件事情，把急需引进的项目搞一个全面规划报给周总理审批。

搞化纤厂，先要搞石油，从石油提炼乙稀、化纤，需要具备提炼的设备和技术。规划先是在大庆、北京、上海各安排一个基地，后来增加了胜利油田。

1971年林彪事件后，恢复了部分工作秩序。11月，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消息传出，大批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纷纷与我国建交，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封锁。国际格局的变化，外交工作的突破，提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的契机。

1971年12月16日到1972年2月12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会上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经济工作的干扰，摒弃了林彪一伙所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口号。

周恩来决定抓住机遇，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由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写一个报告。1972年1月初，李先念和华国锋专门听取了计委主任余秋里和有关部委的汇报。

华国锋1937年参加革命，1958年起担任湖南省的副省长、省委书记，一直管农业、财贸等。他很清楚：全国棉花每年产量就是4000万担，相当于200万吨。扩大种植面积有限，再增产，中国八亿人中，每人最多增加2尺布，也就是只够做一条裤衩。[2]国外的经验就是发展化学纤维，当时发达国家化学纤维在纺织原料中占40%，而我们只占5.5%。相差太远。

成功领导大庆油田的余秋里知道引进设备、技术的重要性，大庆炼油厂的设备就是从日本引进的。他顶着四人帮的压力，领导计委及有关单位领导讨论决定先引进4亿美元设备。1975年四届人大余秋里被任命为计委主任。1972年1月16日，他起草《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上报至周总理。[3] 1月22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联名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2月5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并报毛泽东批准。[4]引进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2月7日，这项工作正式组织实施。[5]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设备引进中重大的突破。5月，李先念批准了计委出国考察报告，国务院兵分两路，一路由轻工部、燃化部组织考察组分别到西欧、日本考察了2个月。一路由轻工部焦善民带队，和国家建委、燃化部、交通部、水电部等到四川、辽宁、上海、天津实地考察厂址。决定在四川长寿、上海金山卫、辽宁辽阳、天津北大港建设四个厂。

同时，李先念委派正在干校劳动的柴树藩回京主持对外谈判。9月2日，周总理将柴树藩上报的《进口化纤设备谈判进展情况报告》批给李先念，并批复提前从日本进口设备，由此，第一批进口化纤、化肥设备正式被批准。1972年9月20日，国务院批准计委成立进口设备领导小组。[6]引进工作进展顺利，冶金、燃化、机械、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闻风而动，纷纷写报告要求引进先进技术，出国考察，了解国际这些年的发展情况，货比三家，引进技术、设备。[7]

1972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即将赴美访问的中国科学代表团和医学代表团全体成员，强调：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吸收，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做到洋为中用。医学代表团回来要做报告，有一个军代表说：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结果他们不敢讲了。周恩来在听取计委汇报的会议上，痛心地说：“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出去花了不少钱，回来连报告也不敢做。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自己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出去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8]

身经百战的余秋里是一个敢负责、敢担当的领导。他对引进很积极，让计委汇总石油、煤炭、化工、机械、军工、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的报告，又准备了大小两个方案，11月7日，计委将小方案《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报周恩来。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11月30日，周恩来看这个报告，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些，指示将关于进口33亿美元的大方案一起送他阅。

周恩来为什么要看大方案？在一个以农民为主、文盲众多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理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决非一蹴而就，只能一步一步向前走。文革前台湾与大陆发展水平基本相当，1968年以后发展很快，台湾与日本、香港、新加坡成为发展迅猛的四小龙，为世界关注。美国人也在研究台湾起飞的原因，1972年6月16日，周恩来会见并宴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夫人时了解到，“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还在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9] 周恩来说：“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10]赶不上就要急起直追。心中有数，决心就大，所以他要看大方案。

1973年1月5日，余秋里签发了计委《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简称：“四十三亿方案”。后来追加8.8亿美元，整个方案共计51.8亿美元。[11]

资金从何而来？建国初期，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我国和美国贸易都是用第三国货币结算。这个局面一直到1973年6月，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載维.洛克菲洛到中国才打破，他和中国银行董事长乔培新达成谅解：中国银行可用大通银行直接办理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有了开端。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现在中国银行同你们办了第一个交涉。我们派一些人去你们大通银行那里考察市场和学习接触，你们派一些人来，接触一个时期，作为临时办法。考察相互的市场和国家需要，有好处。我们所有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国有机构来进行的。我们的国家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12]

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产品过剩，他们的产品、设备、技术急于找出路，找市场，很愿意卖给中国。可以赊账购买，等建成后用产品还本息。或者延期付款。后来发现，对方也是从银行贷款。我们就改为直接从银行贷款，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利息。[13]资金方面的工作多由熟悉西方规则和中国财贸工作的段云负责，具体由中国银行办理。[14]1974年6月，邓小平复出，周总理病重，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工作，他说，四十三亿引进“这是一个大政策”[15]。作为一件大事，他抓得很紧。

当事情成功了，人们认为这是必然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当时做这些事的人们顶着多大有压力，费了多少心思，过程中有多少周折，这是后人难以体会和想象的。为了写此文章，我重读《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文中断言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是什么？文中说：“南斯拉夫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大量存在着，而且迅速发展。”“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府扶植私人资本。”“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力。”宪法规定“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佣劳动力。”“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制度，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南斯拉夫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经济组织”。“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根据是：工人自治“将企业交给‘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三评”强调：“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将买西方的产品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利用西方资本说是“帝国主义投资的场所”；将出口说成是“帝国主义原料基地”；将来料加工说成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装配车间”。因而断言南斯拉夫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别动队。[16]文章是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

重读“三评”后，深深感到1972年周恩来、李先念、华国锋等领导国务院、计委及各部委的同志敢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外资、设备，这是多么不容易，需要多大的魄力、胆识，才敢坚持，才能一抓到底，完满完成。

引进工作不但打破了文革以来保守、封闭的极左思潮，也打破了长期以来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荣的思想观念，更重要是：重新开始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冲破了社会主义不能用西方国家贷款的禁区，为此后我国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进行了有益尝试。

但是好景不长，1975年11月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江青竟然要把正在建设的大庆化肥厂拆掉。1976年5月31日，谷牧去政治局汇报工作，江青一见谷牧，厉声质问：“为什么把一套进口的化肥设备放在大庆，你给我拆掉！”谷牧冷冷的说；“这不是我的决定，要拆的话得请政治局决定。”这时华国锋走进会场，问清原因后，严肃地说：“这是毛主席批准的。”江青说不出话来，张春桥不甘心，说：“我就反对你们这个办法，动不动拿毛主席来压我们。”[17]

四十三亿引进的成效

克服“四人帮”制造的重重阻力，到1977年底，26个项目已有20个建成投产，到1979年，1977年前签约的项目基本建成。完成实际签约成交39亿多美元，比预定43亿少花了3亿多美元。这些项目有：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设在大庆、北京、上海、胜利油田）、三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项目。

这是建国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引进，对国内需要的项目选得很准，产生了较好的效益。到1978年6月，累计生产尿素361万吨，是1979到1984年农业连续5年增产的因素之一，以全世界10%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1%的人口的吃饭问题。1981年南京的烷基苯厂建成投产，洗衣粉可以敞开供应，结束了20多年买肥皂要票的历史。解决了穿的问题，可以敞开供应纺织品，取消了实行几十年的布票。1982年26个项目全部建成，使我们的工业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大大提高技术、质量、效率，物品逐渐丰富。

在文革期间，由于四人帮把持着宣传口，在报纸上常常发表批判“崇洋媚外”的文章，从不宣传“四十三亿”方案的进展情况。直至2000年前后，逐渐公开发表一些亲历和参与者的回忆文章，这些情况才逐渐为社会了解。四十三亿的资金，期中大部分是引进和利用外资解决的。

 

通过考察了解外面的世界

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把改革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之前，中央领导经历了一个考察、讨论、酝酿的过程。

谷牧率中国代表团考察西欧

1978年，经济工作提上了重要的日程。为了借鉴国外经验，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让谷牧率团去西欧考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派出的第一个高级别的政府经济考察团。成员中有6位副部（省）长以上的领导，他们是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农林部副部长张根生、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还有6位司局级干部。出发前邓小平同志专门找谷牧谈话，主旨是要代表团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问题。

肩负着重托，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重点考察了发达国家工农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水平，以及这些国家五六十年代发展较快的原因，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等。谷牧深感到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并认为追赶西方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他归纳了三方面的突出印象：第一，二战以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经有相当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工资和生活福利有明显改观，这些国家在经济运作，政府调控和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第二，西欧一些国家对于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与中国做生意。第三，国际上有很多通行的经济合作方式，都属于“今天先拿货，明天再给钱”之类，借鉴这些方法不但可以缓解我国外汇支付方面的困难，还可以吸收外国投资或进行中外合作生产等等。

1978年6月22日，谷牧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了正式的考察报告，这份报告客观反映了一批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专家型领导，对欧洲发达国家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观感。报告中的许多建议后来被吸纳、完善，并逐渐形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法律。1978年6月下旬，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听取了谷牧的详细汇报，会议从下午3点半开到晚上11点，历时近8个小时。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领导都做了讲话或插言。

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其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指出：“在1978年的所有出国考察中，对中国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谷牧所率领的考察团，它和1978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以及同年12月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

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来组织实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经过了一段充分的酝酿讨论过程。1978年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各部委领导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谷牧在会议报告中敞开思想谈了自己的意见：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国际形势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科技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它。谷牧强调：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解放思想，多想点子，开拓路子，绝不能自我封闭，贻误时机。这次会议是在全民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声浪中进行的，各部部长都发了言，发展速度成为大家反复讨论的重点。一系列重要思路被打开，包括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等。特别是对如何加强引进技术、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外资等，讨论得很热烈，提出很多建议，这些成果很快就被凝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中。会后不久，邓小平给了谷牧以支持。他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在此次国务院务虚会上，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

1978年底，中国向世界宣布实行改革开放。人们眼界大开，看到差距。十年文革，使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开放是先导，看到差距才知道改革的路径。所以先有开放，后有改革。人们认识到，中国再也不能封闭下去，否则真要被开除出地球。引进，不仅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更主要是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这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更主要促进人们思想和观念的转变。

解放思想，加快建设速度

1977年7月16日，十届三中全会开幕，第二天，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今后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划，除抓紧完成四十三亿引进项目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共需65亿美元。[18]中央政治局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华国锋说：决心下定了，要干，出点毛病难免，但要出得少点，搞得好点，精心筹划，现在原则批准，要抓紧科学技术。1977年10月9日 ，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华国锋讲话指出，现在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学习，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切实整顿好党的作风。这件事情办好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大大前进一步。1977年10月18日，华国锋主持国务院会议，他在会上说：中央常委开会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点。邓小平说，我也有这种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点，挤出石油出口，换回材料设备，把速度搞快一些。华国锋几次同余秋里谈话商讨此事。华国锋身体力行，在视察中、在题词中，反复强调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他就经济建设问题频频接见外宾。1977年4月2日下午，他会见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和以他为团长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访华代表团全体团员，华国锋接见日本客人与宝钢建设有关。宝钢是建国以来引进的最大一个项目，他很重视。

在上海建设现代化宝钢

1975年1月，谷牧任副总理，他上任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邓小平搞整顿，将文革中停滞的经济和生产抓上去。钢铁工业是重点整顿的行业之一，为此国务院成立了整顿钢铁领导小组。整顿一抓，当即见效。欠产严重的鞍钢、武钢、包钢、太钢的生产就达到了计划水平。据谷牧回忆，毛主席从加速经济建设和增强国家实力考虑，很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提出“工业以钢为纲，”毛主席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就提出要用15年赶超英国，使中国钢产量达到4000万吨。

为了使钢铁生产解决铁矿资源，谷牧组织了地质队伍在全国进一步查找富铁矿资源，可惜储量不足以大规模开采利用。鉴于此，谷牧和一些专家提出设想：在沿海建设港口，同时在附近建设“吃”进口富铁矿的大钢厂。后来宝钢的兴建，由此肇始。[19]由于四人帮再次打倒邓小平，谷牧也被批判，此事搁置。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派到上海接管的中央工作组成员林乎加负责经济工作，发现上海每年缺铁300万旽。上海炼钢和铸造用的生铁主要靠武（汉）钢、本（溪）钢、马（鞍山）钢等钢铁企业经冶金部调拨。不仅影响了这些钢铁企业自身发展，使这些企业的炼钢、轧机系统长期吃不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也增加了铁路部门的负担，增加了成本。1977年元旦，他与冶金部部长唐克通电话，希望在上海新建高炉。唐克认为鞍钢已经落后，要搞就搞像日本那样的。1977年春节期间，苏振华去看望了上海几家钢铁厂在坚持生产的干部和职工，他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商量，提出新建两座容积为2500立方米的高炉。年后，冶金部派人到上海考察，向国务院报请立项。

1977年6月，冶金部决定在上海建设两座各2500立方米的高炉，以彻底解决上海生铁供应问题。[20]9月16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团日本考察，发现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冶金和日本差距拉大了，至少差20年，受到极大震撼。10月22日，叶志强等人到中南海向中央汇报考察情况，并放映了新日铁赠送的一部电影短片。[21]华国锋指示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冶金技术水平，促进全国钢铁工业现代化的发展。

11月9日，冶金部向政治局汇报钢铁工业长远规划：今后3年在上海抢建一个现代化的、年产500万吨生铁的大型炼钢基地，全套设备从国外引进。[22]不仅进设备，买新日铁的技术，同时要照新日铁君津厂的样子，在中国也造一个。[23]12月14日，冶金部关于《拟和日本技术组商新建钢铁厂主要问题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24]12月，确定在上海建设宝钢。

1978年1月，华国锋决定宝钢工程建设的领导体制以上海为主，冶金部参加。1978年1月10日，苏振华等人考察了长江口航道和宁波北仑港。北仑港原有海军的港口及进出的航道，决定将海军的码头让出一部分。[25]这就为宝钢确定港口打下基础。

1月25日，上海市委常委、计委主任陈锦华为团长到日本考察。[26]回来后，陈锦华向林乎加汇报，建议林乎加去日本考察。1978年2月1日，成立中共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工程指挥部。3月11日，国务院批复国家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三委一市一部”给中央写的《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厂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钢铁厂。建设规模为年产钢铁各600万吨，每年所需的1000万吨铁矿石从国外进口，经浙江北仑港转驳运往上海。整个工程投资为214亿元。[27]为了落实宝钢一事，特派林乎加率团访问日本。

1978年12月23日，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公报的这一天，宝钢工程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在改革开放后决策的中国第一个特大型现代化建设项目，在上海吴淞口举行动工典礼，彭冲主持宝钢打第一根桩的开工仪式，谷牧副总理从北京来剪彩。

    中国经济代表团考察日本和港澳

1978年3月起，党中央、国务院派出四个考察团到海外考察。按时间顺序，第一个出去的是3月9日到4月10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和中联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了为期3周的考察访问，重点是南斯拉夫。回国后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第二个是3月28日到4月22日，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房维中（计委副主任）、高修（商业部副部长）、卜明（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副团长，段云为顾问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到日本考察。第三个是4月9日到5月6日，段云为组长、房维中为副组长的计委、外贸部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第四个是5月2日到6月6日，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赴西欧五国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考察。这四个代表团为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制定起到了侦察兵和决策参谋的作用。

    华国锋为什么派林乎加和段云率中国代表团访日？林乎加1937年年参加革命，建国后从1955年起任浙江省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负责全省的农业工作，到1965年，省内的粮食供应取消了粮票。1965年，组建国家小计委，毛主席亲自点名，让他到小计委当副主任，负责全国的农业工作。1967年浙江造反派来北京揪斗林乎加，在省里斗了，在专区斗，在专区斗了，在县里斗，在浙江的各个县都斗了一遍。1972年春节，林乎加终于解除关押，回到北京参加接待尼克松的工作，陪尼克松到浙江。[28]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成为被四人帮批判的“三大毒草”之一，林乎加和段云等领导天天与造反派周旋，斗智、斗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工作组接管四人帮盘据十年之久的上海，余秋里推荐了林乎加去工作组。[29]197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委领导班子时，林乎加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付主任，分管计划，工交，郊区，财贸，科技。

段云1937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即加入共产党，投入抗日战争，是党内熟悉日本情况的专家。1954年曾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1971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从五十年代起他参与起草国务院、计委诸多文件，熟知中央政策。大家称他为“夫子”“秀才”。在“四人帮”肆虐的时期，段云敢于讲真话，敢于纠左。

这次考察就是要搞清日本、港澳能在一二十年间取得这样飞跃的进展，窍门在什么地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做准备。

段云一直负责外贸，知道十年前我国出口远远高于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文革十年，我们大大落后了。1977年我们出口是是75亿美元，而韩国是100亿，新加坡是80亿，台湾是93亿，香港是95亿。[30]令人心焦。

因中日邦交没有正常化，林乎加、段云率的中国经济代表团是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中经济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等有关经济贸易团体邀请的。经过财贸总会联系上日本铁钢联合会会长稻山嘉宽，他详细地向林乎加、段云等介绍了新日铁的基本情况及日本钢铁发展经验。他说：你们应该搞最现代化的钢铁厂，中国完全可以参照我们的发展模式，我们都能解决，你们更能解决。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设计，照我们的样子做就行。林乎加问：我们拿什么来建钢铁厂？稻山嘉宽说，你们可以贷款，美国就可以贷款。矿石都是精矿，可以买的地方很多。

代表团看了新日铁及下面的三个分厂，并到东京、大坂、横滨、神户等地，看了化纤、造船、交通、银行贷款。[31]自五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高速度增长，成为一个经济大国。197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183万亿日元，约合6800亿美元，钢产量10200万吨，发电量5000多亿度，汽车产量850万辆，造船1000多万吨，乙烯产,400万吨，电视机产量1500万部。对外贸易.1500亿美元，顺差近100亿美元。1978年3月底外汇储备近300亿美元 市场商品丰富，人民生活水平较高。据统计，日本总的劳动生产率，自1960年至1976年提高3倍，而西德为1.4倍，美国仅0.5倍。主要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劳动生产率高战前日本货质量不好，称为“东洋货”。战后他们派出大量人员出国考察，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就是必须下大力量改进产品质量，靠生产大路货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在提高质量上，日本政府和企业花了很大功夫，制订了质量管理立法和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

为什么日本能在一二十年间取得这样飞跃的进展，窍门在什么地方? 林乎加、段云等同志研究后，认为关键是三条:

第一，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里。据日本官方统计，自1950年至1975年，共引进外国技术(主要是技术专利，不包括成套设备)26000项，约58亿美元，其中五十年代引进2900项，六十年代12000项，七十年代前5年超过一万项。他们的原则是，谁先进就引进谁的，兼采世界各国之长，他们引进技术后，迅速加以吸收、消化、革新、创造，广泛适用，并逐步出口。目前日本进口技术的金额仍然超过出口技术的金额。引进的方式，初期以进口设备为主，六十年代转为购买专利和设计图纸为主。近年来，日本企业竭力购取实验室技术，抢先投产，以占领市场，并向国外有关企业开展技术和情报的对等交换。由于引进新技术，节省了大量的摸索时间和研究经费，使许多产品由落后状态一跃而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日本企业的自有资金，一般比重很小，70%至80%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银行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 (1) 国内存款。 (2) 海外借款和发行债券。 (3)吸收外币存款。有的资本家为了发展生产，不惜出较高的利息从国外借款。银行有了大量资金，并善于加速流转，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加速地增强了企业偿付银行贷款的能力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培养科技人才。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原动力在于重视教育，大力培养技术人才。日本有大专院校千余所，工厂非常重视工人的技术培训，每个企业都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产品设计和研究机构，人员一般占全厂职工的15%至20%，从事新技术的开发、新产品的试制和实验研究工作。资本家非常重视这种机构，不惜付出大量经费，从中取得新的技术成果。[32]

林乎加、段云认为，这三条经验，我们也可以运用。要加快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发挥我国人民的创造力，同时学习世界一切民族的长处，并且实行列宁所说的“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日本采取“拿来主义”后来居上，我们在引进技术上也可以采取“拿来主义”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拿过来，以七十年代的水平作为我们的起点。日本可以充分地适用国外资金，我们在保持国家主权的条件下，也可以灵活地运用国外资金，以补充国内资金的不足。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需要有一定的时同。但是，只要我们认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并采取有力的措施，相信也难不倒我们。[33]

在日本，许多厂家向代表团推荐进口装配线的做法，即不是进口全套生产设备，而只进口装配线，由日方供应部件和零件，并负责技术指导，由我装配，保证装配出的产品质量同日本的质量相同。其成品可以由中国自己使用或出口，也可以用日本的商标，由日本工厂包销一部分，作为偿付进口装配线的费用。随着中国部件和零件制造能力的提高，日方逐步减少部件和零件的供应，以至最后全部由中国自己供应。进口装配的好处主要是:开始可以用少量外汇，迅速形成装配能力，用进口零部件组装成品，从中获得加工费。更重要的是，随着装配线的引进，可以迅速掌握技术，从而带动我们自己技术水平的提高，逐步提升零部件的制造能力。

林乎加、段云等认为，这种做法可以试办。扩大新技术的进口，必须相应地扩大出口，增强我们的国际支付能力。林乎加、段云着重同日方和日本朋友交谈了如何扩大我国出口的问题。日方认为，这方面潜力很大，大有可为。如，日本和美国1976年进口服装约44亿美元，其中从亚洲进口23亿美元，主要是从香港、韩国、台湾等地进口，它们能做的成品，中国完全可以做。中国应当争取在二、三年内把这笔生意扩大到5到10亿美元 日本今后每年进口鱼类将达到100万到200万吨。中国可以买进渔船，用出口鱼的方式偿还船款。他们说“外汇在水上漂，你们就是不去捞”。[34]

从日本回来后，他们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的一些同志研究了怎样利用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当前设备、技术、资金过剩的状况，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形成报告后，向中央建议：

1.不能什么都要进口，分散力量，应当集中地解决燃料、钢铁、有色和化工，打好四个现代化的基础。

新增加项目的设备，分别从日本、西德、英、法、美国或其他技术先进的国家引进。设备、钢材国内供应不了的再从国外买，其他土建材料自国内供应。设备费和建设所用的资金，尽量采取在这些项目投产后用产品偿还的办法，有的采取延期付款的办法。

引进这些项目，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一，我们的条件，基本上是出了产品还钱。有了产品，不怕还不上钱。在引进这些设备所增产的产品中，要把还钱的部分单独列出，保证有偿还能力。二，现在每年进口的钢材、有色金属和化工原料约花掉四、五十亿美元。国内生产搞上去了，可以少进或不进，这笔钱省下来也可还设备欠款。三，1980年以后，每年出口商品将达到100亿美元以上，出现特殊情况，可以减少进口偿还欠款。

引进成套设备，一定要严加控制，认真搞好综合平衡，由国内供应的部分要跟上去。凡是能引进专利自己制造设备的，要尽量由国内制造供应，不能什么都要进口。

2. 在三、五年内，引进几千项或上万项国外专利，改造机械工业，把各行业生产技术提到一个新的水平。

当前我们每个行业和企业，特别是机械制造工业，生产技术相当落后，面临一个采用新技术的问题。应当由有关部门统一组织，首先开出一个在进1千项到2千项专利的产品名单，经过综合研究，有组织地派人出国考察，或请国外技术小组到我们这里来考察，抓紧时机，把必需的国外专利，包括技术、设计图纸买进来。8年内，争取引进1万项，花几十亿美元，把机械工业的生产技术和其他工业技术来一个大改造、大提高。这样，1985年以后，就有把握做到设备的供应立足于国内。现在不抓紧，1985年以后还要大量进口设备，那就不好了。

引进专利和设备，使用、研究、消化的工作必须跟上，每个企业，都应当有一个科学技术研究小组或实验中心，专门进行这项工作。在这方面，要制定一个检查考核制度。

3. 进口一批装配线，用外国的零部件装配成品，用于国内需要或出口。

4、扩大同国外的技术交流。

日本为了扩大产品和技术出口，愿意向中国派遣技术、设计小组，接受中国的实习生和留学生，并派遣专家和技术人员到中国工作一段时间 我们要掌握现代技术，除了积极发展我们自己的科学和教育事业以外，应当利用日本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积极性，有计划地大力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聘请外国专家来我国共同研究如改进生产技术的问题。

5. 扩大出口，多搞外汇

在出口方面，除了前面所说引进装配线，既可以增加国内供应，又可以增加出口产品以外，有几件事情可以大干:

一是来料加工。即由自外提供原料、辅料、技术指导，甚至提供少量必需的设备，由我们按来样加工，按时交货，收取外汇加工费。这种做法的好处:一可以利用外国原料，二可以带进新技术，三可以增加就业，四可以增加外汇技入，五有利于把国内市场搞活。建议在上海、广州、北京和天津先搞起来。

二是搞农产品出口基地。主要供应香港、澳门和日本。

三是充分利用香港、澳门，做好外贸工作。

日方提出，要扩大从中国的进口，必须大力改进产品的质量，按照合同的要求，提供花色品种，并确保按期交货 他们认为，从中国进口的许多商品质量次，品种单调，装潢差，不适合日本市场的需求，特别是不按合商规定期限交货，是日本商人最头痛的问题。这次我们在日本看到，我国的商品能够摆进日本大百货公司的很少，许多商品由于质量、式样不好，或者不合时令，放在小摊上削价处理。我们认为，改进这些问题，必须实行几个转变:

(1 )从以产定销转到以销定产。

(2) 从以量胜质转到以质胜量。

(3) 担负出口任务的企业，从生产的数量作为考核标准转到以换汇率作为考核标准。

(4) 从关门做生意转到开门做生意。

最后的建议涉及到体制问题：

要把技术引进和对外贸易搞大搞活，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必须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1.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定了的事情要有人办

2. 改进外贸体制，改进计划工作

3. 简化程序，简化手续。[35]

林乎加说，看了日本，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加强了，日本15年时间进展很快，我们25年时间应当能搞上去。

考察港澳经济发展

4月10日，段云提前从日本回到香港，率领考察组在香港、澳门连续进行了实地调查28天。华国锋说：要利用港澳，并指出外贸工作要越做越好，思想要解放，胆子大一些，决心大一点，路子宽一点。[36]

当时，香港被称为远东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澳门被称为旅游中心。这两个地方，一没有什么耕地，工没有原料资源，过去经济上长期依赖转口贸易。六十年代以来，大搞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先搞轻、纺织、服装，接着发展手表、电器、电子产品。1977年，香港工厂达37000多家，工人75万人，工业品出口总值76亿美元。香港出口总额中，转口占20%，本地产品占80%。[37]工业的发展速度在资本主义世界是很突出的。

段云率考察组到我们办的天厨味精厂、南洋兄弟烟草厂，这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厂，直到现在还是老设备、老工艺，还有不少手工操作。两个厂的厂区都很宽敞，很有发展余地。而港澳当地一些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是不久从国内出去的大学生、中专生、工人或店员，他们向银行借点款，有的就是向中国银行借款，从小作坊开始，滚两三年，添置设备，修建厂房，就成了相当规模的厂子，产值增长了十几倍，而我们基本上还是那两个厂。

商店里摆着的国产的照相机、手表、收音机等不论样式和质量，与香港当地和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鲜活市场的早市，与其他国家相比，数量不足。1977年香港对外资易总额达到196亿美元 ，比我同期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148亿美元还多。其中，进口102亿美元，进口最多的是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其次是轻纺产品，第三是食品。出口94亿美元。有些出口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澳门发展比香港慢，但是十多年加工工业和对外贸易也是发展的，1977年达到43000万美元。旅游业发达，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年接待游客257万人次，旅游收入14000万美元。[38]

段云同我驻港机构华润、南光公司、招商局、中国旅行社、少数爱国厂商座谈。1966年我供应商品占港澳总进口的20.4%，1977年下降到16.6%，由第一位，变成第二位。[39]

我们在港澳14家银行,100多个分支单位,多年来,主要的活动是吸收储蓄存款,提供国内使用,放款很少,活动面不广,存款额也增长不快。在资本主义市场,一般说,金融资本有很大的神通。他们用集中起来的资金,支持各行各业开展业务活动;同时也直接投资经营仓库、房地产等事业,赚取大利润。我们在港澳的银行,也应该打破原来经营范围的限制,扩大业务活动,不能完全按照国内的一套办法行事。今后，除了扩大港币和人民币存款以外，还可以吸收美元存款，积极开展同业存款；可以放手支持我在港澳所办的各项事业。

现在我国除港澳以外，只是在伦敦有一个中国银行分行（新加坡有一个分行，没法开展业务）。大量进出口贸易，包括我成套设备进口，收支结算大部分委托外国银行代理，经济上要受到一定的损失。同时，国外没有机构，也不容易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情况。我南洋银行,是单独在香港注册的银行。建议银行也利用港澳这个基地，向省外派出分支机构。是否可以利用南洋银行的名义,到外国设立分支机构,先从同我贸易往来较多的国家作起,逐步把我在国外的金融网建立起来。[40]

段云经过与香港华润、澳门南光座谈，看到我们的对外贸易机构，基本上还一直保持开国初期的那种作法，主要是坐在家里等客上门，有什么卖什么。常驻外面的贸易机构，只有香港的华润公司和澳门的南光公司。这两个公司，主要是在港澳地区推销我国出口商品，或临时就地购买少数进口物资。要研究尽快发展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港澳是两个“自由港”利用它们把生意做活，大有文章可做。这两个公司驻在港澳这样的地方，可以把华润、南光两个公司办成像日本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那样的大型贸易公司，又卖又买、工贸结合、立足港澳、面向海外的综合性机构。华润、南光不仅经营出口，也要搞进口业务。这两个公司常驻港澳，完全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动，掌握时机，争取有利价格，为国家省外汇，直接向厂商采购机械设备，还可以省一部分佣金。他们不仅搞贸易，也要通过购销业务组织生产。

现在我国出口商品，基本是以产定销，产销脱节，往往货不对路。有些商品，国际市场上需要，有时缺乏原材料，不能生产。改变这种状况，贸易机构在这方面是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的。他们可以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向国内生产企业提供原材料、设备，组织定货；可以介绍国外厂商，同国内企业，订立加工装配合同，可以提供国外样品，组织技术交流，帮助企业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也可以在港澳当地，通过购销业务组织生产。做到工贸结合，以销定产。不仅在港澳活动，还要派出分支机构，到其他国家开展业务。

华润、南光两个公司，是以私商身份在港澳注册立案的企业。用他们的名义，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不发生同我国对等的问题。我们每年进口大量物资和设备，都是通过国外的贸易商进行的，他们从中收取很大一笔佣金。比如，我国每年从日本进口20多亿美元，在日本有了贸易机构，就可以减少一部分佣金。如果在欧美，我贸易机构可以直接向生产厂订货，佣金可以全部省掉。在国外设有贸易机构，也可以直接推销商品，可以及时掌握外面的经济信息，对发展贸易大有好处。我们应当走出去，开门做生意。首先利用华润、南光这两个牌子，派人出去。

段云和刚到招商局的交通部外事局局长袁庚深谈，袁庚1939年入党，一直在东江纵队。建国后曾任中国驻印尼总领事馆领事，对国外的情况比较了解。文革中受迫害，曾被关进秦城监狱6年。1975年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大陆的招商局则仍然在香港设立营运总部，成为拥有金融、营建、运输、造船、码头等极具规模的企业集团。

袁庚汇报，招商局的香港扩大经营无需得到香港当局的批准，提出打算利用当地银行外汇贷款,抓住船价大跌的有利时机,增添一批新船和半新船,建成一支比较有竞争能力的船队,开辟班轮航线,开展对外揽载业务。有些挂五星红旗船只不能航行的地区,可由这支船队承担运输任务;也可以逐步把外贸部门现在租用的外轮代替下来。他们还打算利用当地港湾,增建一个浮船坞,发展多船业务,增加外汇收入。他的建议得到段云的认可。段云说：“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在香港搞个集装箱码头,改装我出口货物,航运方面,要发展我在港澳的远洋船队,补充国内航运事业的不足。”[41]

    在与中国旅行社座谈中，发现中国旅行社没有相应的设施。连经港澳入境的游客,也都介绍到当地旅馆去住宿。鉴于港澳是旅游中心,旅游事业发展很快,赚钱很多。建议：,要配合国内旅游事业的开展,在港澳修建旅馆。在香港和澳门,分别建一个大型旅馆,接待途经港澳来我国的游客,代办入境手续和有关事宜,并在当地开展旅游业务。[42]

港澳两地市场的繁荣程度让考察团受到了震撼，也为大陆错失发展良机而深感痛心。要尽快夺回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我们必须下决心狠抓出口商品生产，增大出口货源，千方百计挤出一些商品，保证港澳市场的需要;必须切实保证商品质量，按照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质量不好的宁可不出口;必须努力改变商品构成，增加工矿产品和日用消费品出口;必须重合同。[43]段云知道，计委和有关部门，根据《今后8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先后同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省市研究了增加出口商品生产的具体规划，初步确定了一些项目,将进一步研究安排，搞生产基地，搞专厂、专车间，狠抓落实。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力争到1980年或者再多一点时间，把我们供港澳的商品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充分发展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44]

段云认为，通过这次考察,深深体会到,中央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意义十分深远。这些年,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是不够的,许多应该办而又能够办的事情，我们没有办,不少很容易发展的事业,我们裹足不前。我们要充分利用港澳这种特殊地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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