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政策的设计需要对主体和理念有着准确清晰的认知，不同的理念和假设之下设计的制度会截然不同，比如基于员工是可信和不可信两种假设前提下设计的公司管理制度就会是截然不同，管理的可操作性、管理成本和结果也会完全不同，所以就创新体制来说，对创新的理念和创新主体能否有清晰的认知尤为重要。这里就我自己的经历，谈一些个人的理解和看法。
从一个案例看基础研究的重要支撑作用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创新的案例，从这个案例我们来看看，创新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理念。
华为有一款业界首创的分布式基站。这个分布式基站不用风扇，采用自然散热技术，能在各种极限环境下可靠运行。2012年底，产品线提出让分布式基站RRU散热的能力进一步提升的需求。电子设备的散热是一个业界的难题，由于集成电路的摩尔定律，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芯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使得散热技术成了一个瓶颈，这个分布式基站也同样面临这种困境。
在前期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散热能力通过反复优化已经逼近极限，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上提升的难度，就相当于百米赛跑的世界纪录每提升0.01秒都是一个极大的突破。显然依靠公司内部的研发人员肯定无法达到这个要求的，所以研发团队向全球业界专家发出邀请，联合学术界一起攻关。最后是一位姓夏的教授跟研发团队合作，参加了这个项目的研发。不出意外，在研发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方案讨论了很多轮一直没有突破，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13年的8月份，有一次午饭后，夏教授与研发的几位同事在湖边散步，他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盯着前边一片树林不走了，然后弯腰捡起一片叶子，笑着说：“也许这片叶子就能解决你们的难题。”，他说叶子通过光合作用吸收阳光，阳光会将叶子的表面温度大幅提升，如果不能够快速散热，叶子就会被灼伤。那为什么叶子不会被烤焦呢？是因为在上亿年的进化过程中，它得以发展出最优的散热结构，可以通过叶脉快速蒸发水蒸气来散热。由此，他想到了仿照叶脉的功能和结构来设计散热系统，提高散热能力。按照这个思路，在进行了无数次计算后，夏老师的假设得到了验证，最终他跟研发人员一起合作设计出了“仿生散热器”。这个仿真散热器作为首创技术应用在RRU上，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散热效率提高了15%，而原来连提高1%都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作为基础研究在应用创新中的价值和作用。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钱变知识”和“知识变钱”
在这个项目合作的过程中，夏教授是大学老师，具有很强的模型抽象和机理分析的能力，而华为的员工又有很强的实验表征和设计应用的能力，强强结合，获得了应用技术的突破，并且在一系列产品上都用上了这个技术原理和功能部件，使得产品的竞争力得到全面增强。
从这个案例里可以看到，技术创新可以分成两部分，大部分人看到的是产品的应用创新，比如这个研制成功的仿生散热器。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前期基础研究的理论积累，就像夏教授这样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学术积累。如果没有前端基础科学的进步，后面产品的应用创新就是无源之水。
现在的媒体舆论有很多误解，谈到创新往往只聚焦于能够“变现”的技术发明也就是应用创新。但是从全社会层面看，创新是由两大部分组成：企业把知识变成产品，也就是把知识变成钱，向国家交税；国家收取的税收再投入到高校和研发机构，让他们把钱变成知识，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大的循环。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前面的“钱变成知识”那一部分，而对后面产品创新能够“变现”的部分比较重视，尤其是对所谓一夜暴富津津乐道。当然从人性来看，大部分人不重视“钱变成知识”也是正常，因为看不到它的经济效益，但是在国家层面不能以这种理念去设计创新的体制或政策，否则创新将不能成为一个能够良性循环的体系，是不可持续的，产品研发的应用创新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因为我们没有前面知识的积累，所以尤其应该从制度上重视把“钱变成知识”的基础研究这一环节。
我们今天媒体上宣传的所谓“中国新四大发明”，实际上是享受了全球基础研究的溢出效应，在这个基础上所做的应用创新，当然这个应用创新也是对社会的极大贡献，但决不能因此忽略基础研究的巨大贡献而片面地强调应用创新。
“钱变成知识”和“知识变成钱”这两部分功能结构通过国家税收把它串起来形成循环，后面部分将“知识变成钱”，是应用创新、产品创新的环节，他的驱动力在于企业，其实国家并不需要花太多钱去投入。因为在市场机制下，创新产品的稀缺性使得企业能获得高额回报，所以企业逐利的本质可以成为应用创新或产品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即使创新具有高风险，企业也会在高回报的驱动下投入到研发活动中去。
但是，企业和资本又是厌恶不确定性的。这里所指的不确定性不是说创新本身的不确定性，而是指规则或者说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愿意投入巨资、甘愿冒创新的风险，是因为能看到高额的回报；但如果环境和规则不能保障他冒险获得的回报，那他是不愿意投入研发的。
打个比方，假如我投入10个亿研发一个新产品，但产品出来后，别人花100万就把我的技术和产品“山寨”了，很显然研发和“山寨”这两条路回报最高的是“山寨”，逐利的本质一定会驱使我走“山寨”那条路，绝对不会去走巨资研发这条路。所以，在知识变成钱的这个应用创新环节，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规则的确定性，也就是知识产权制度。如果不能保证企业研发成果，不能够保证企业和风险资本的投入能够有效产出，那它绝对不可能往那个方向去走，国家投入再多的钱都无法驱动，因为人性使然。一个好的创新制度一定是像黄河的堤坝一样让人性的欲望之流浇灌万亩良田，而不是成为洪水为害一方，这个堤坝就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而在“钱变成知识”这个环节，和“知识变成钱”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因为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不能变现，甚至完全不能变现的创新过程，是需要“板凳要做十年冷”的，所需要的研究经费，企业也是不可能承担的。因为企业是逐利的，它不可能把钱投进看不到回报的项目。这个社会功能是要国家来承担的。这一部分是知识创新的源头，没有这样的源头，后端的应用创新将无以为继。
比如关于5G的创新贡献，无论是以华为等中国企业为主导的控制信道编码Polar码，还是以高通等美国企业主导的数据信道的长码块编码方案LDPC码，都不是由企业提出的。LDPC码是由美国麻省理工的教授Robert
Gallager在1962年提出来的，这是最早提出的逼近香农极限的信道编码，由于受限于当时难以克服计算复杂性而被人遗忘，直到1996年才引起通信领域的关注，后来被WiFi标准采纳。Polar码是2007年土耳其毕尔肯大学E.Arikan教授提出的，2009年开始引起通信领域的关注。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事实，一是信道编码是数学家们原创出理论，通信企业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上不断研究实验，并使其落地与实际应用，数学家的基础研究是5G编码应用创新的源头；二是LDPC码在数学家提出之后三十多年才被采纳应用，之前的几十年没有变现的可能性，而更多的基础研究成果沉寂在那里等待哪一天能重放异彩，业界通常有一个说法，“一千篇论文才有一篇能转换为工程应用”，但如果没有那一千篇，就绝无可能有转换为工程应用的那一篇，所以，在“钱变成知识”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太功利，它强调的是“无用之用”，需要去功利化。而后面的“知识变成钱”那一环则是要以知识产权来保护好功利心这个市场源动力的；第三个事实是创新是需要全球化开放合作的，5G的创新就是全球化开放创新的合作典范，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和研发人员共同合作把理论基础变成应用实践。在基础研究领域尤其需要开放合作，基础研究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开放合作才有更大的可能更快地使之成为应用实践，在造福于人类同时也获得价值变现。
通过上面的这些例子，对于自主创新的理解，我认为，创新一定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创新，脱离了这个全球化背景就会陷入封闭，而所谓自主，一定是要建立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自主，脱离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去强调自主创新是不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国家倡导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创新体制更应该以开放创新来面对全球化进程，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来保护创新的源动力。
开放合作的基础是尊重和承认他人的智力成果
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创新的基础是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西方公司相比，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的中国企业起步较晚，欧美公司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成长，积累了大量的智力成果，我们只有在继承他人成果基础上进行开放式创新，才能跟上全球化的潮流，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尊重和承认他们的智力成果，通过合理的付费，学习和继承领先的技术。
尊重和保护所有人的创新成果是平等对话和寻求合作的前提。创新尤其是基础研究往往是几句话或者是一个公式就能在产品研发中发挥巨大作用产生价值变现，所以不仅仅要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来构建知识的价值体系，更要营造一个普遍尊重智力成果的环境，才能在全球的范围获得合作与发展。
新发展阶段要“以人为主体”
上面的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人，人才是最核心的要素，是创新的主体。在以往40年改革开放中，我们主要依靠资本加劳动力的方式，依靠人口红利使我们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制造大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产业升级的阶段，需要从世界工厂进一步成为创新社会，但过去的成功并不是未来可靠的向导。过去的成功主要靠资本加劳动力，我们今天产业的升级，则需要靠激发和提升人的创新能力，这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发展方式。
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时代，也即将进入智能时代，跟过去传统的物质时代相比，人的要素更加凸显。在物质时代，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不大。比如流水线上最优秀的工人和最差的工人、最优秀的出租车司机和最差的出租车司机，他们的产出和收入差别不过是几倍；但是在信息时代、数字时代以及未来的智能时代，人和人的之间的贡献可以相差百倍、千倍甚至更大，一个算法你能研究出来，成果就全是你的，否则就是零。
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最大的区别，差别在于社会财富的构成；低收入国家最大的社会财富是自然资源，高收入国家最大的财富是人力资源。我们在中等收入国家往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要约过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把人力资源的财富提高上去。制度的核心，也必须从“资源、资本”转向“人”。这个思想观念的转变如果不能实现，就可能总是在传统观念中兜圈子，解决不了问题。
建立有利于激励人的创造力的制度
所以，实行创新驱动战略，一定要贯彻“人本主义”理念，如果不能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出来，这条路将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的媒体上喜欢讲中国现在有工程师红利。确实，我们一年有七百万到八百万大学毕业生，其中有大量学工程的人才，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我们这样的规模。但是在创新这个领域，工程师只属于“把知识变成钱”的环节；我们现在最弱的，还是前面的“把钱变成知识”那部分，也就是基础研究。就拿刚才的例子看，如果没有夏老师提供模型抽象和机理分析的能力，我们再多的人扑上去也出不来“仿生散热器”。如果没有雄厚的基础理论研究的知识，后面“知识变成钱”这个环节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没有源头。而我们现在恰恰缺失基础研究，这是需要长期积累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要让每年毕业的800万大学生产生工程师红利效应，就不仅仅要重视基础研究，更要以开放的心态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来获得全球基础研究的合作，只有嫁接全球基础研究的成果，才能有真正的工程师红利。
要补齐基础研究的短板，制度的设计就一定要围绕人这个创新的核心要素。如果不能够给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够解决各种后顾之忧，他们是做不到“板凳要做十年冷”的。如果一位教授坐在办公室，天天想着明天的奶粉钱在哪里，下月房子的按揭钱在哪里，他是不可能安心做研究工作的。
人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核心要素，但我们现在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主要是适应之前以“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为主要动力的发展方式，所以现在很多政策，并没有把“人”（投身技术创新的企业家和科研人员）作为关键要素，真正着眼于激励人的创造力。
比如说鼓励技术创新的优惠政策有“按研发经费加计扣除税收”这一优惠政策，也不能把人员费用计算在研发经费内。其实在创新活动中，企业投入最大的就恰恰是对人的投入。当然，这个规定可能有历史的原因，因为早期的研发机构都是事业单位，所有的工资都是国家发的，所以当时认为不应该把工资放在研发成本中。但现在的高科技企业大量是民营企业，它的研发投入中最大的一块支出就是用于人的支出。
好的创新体制是小心呵护人性而非挑战人性；好的创新政策会让人的欲望成为创新的源动力，这是创新制度设计的核心所在。总之，建立以人为本的创新制度，坚持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基础的开放创新，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通过合作共赢获得世界的尊重。
（编辑 苏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