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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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新动向

林毅夫 来源: 2019.02.13 00:30:40

 

今年达沃斯论坛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是由经济危机、逆全球化和中国这三个原因引起的。

算起来,我到达沃斯论坛来不下10次,从天气来讲这是最好的一次,没有雪,阳光明媚,气温也不太低。但从气氛来讲,可以说是最清淡的一次,而且大家的交谈,充满了焦虑。

 

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这是一个新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呢?我想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发达国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过来。

从历史数据来看,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危机之前,长期以来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3%-3.5%之间。现在美国的复苏是最好的,去年即使在特朗普那么大的减税幅度之下,美国经济增长也只有2.9%,而且会持续乏力。按照现在的预测,美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可能降到2.5%,后年可能为2%。从2008年以后,欧洲国家就在1.5%上下增长,日本从1991年以后就在1%上下增长。

危机已经10年了,为什么发达国家仍然没有复苏?因为发达国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在过去的10年内,发达国家普遍用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利率降到零或是零以下来支撑经济。本来这么低的资金成本是应当进入到实体经济去投资,提高生产力,创造就业。但是发达国家把这些资金拿去做投机了,投资到股票市场。

20086月,我到世界银行去当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当时美国股票市场道琼斯指数是12000点,世行的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还有其他从事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太高,泡沫太大。直到现在,实体经济没有复苏,但是道琼斯指数高的时候可达26000点,现在是24000多点。为什么呢?那么低的利率政策,只不过鼓励把钱投机到股票市场去了。实体经济没有恢复,股票市场却翻了一番还多,如果说2008年的时候泡沫已经很大了,现在泡沫是不是更大?因而每当市场出现一些风吹草动,像惊弓之鸟一样,一下子就跌几百点。

    在这次论坛上,我听到很多人讲,可能要进行比较大的调整 。而这个调整可能在2019年,或是2020年发生,用“调整”这个词是不愿意危言耸听,用另外的话讲就是可能出现股市崩盘的危机,所以大家情绪上面比较低落。

    第二个原因是逆全球化。达沃斯论坛本来是推动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来了很多跨国大企业家,很多政府领导人,都在倡导全球化,但是现在全球化受挫了。过去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推动的,现在,反全球化的推力仍是来自发达国家。为什么?因为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不少问题。

    一个问题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很多工人的真实工资,三四十年没有增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本来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但在美国,在一些欧洲国家,中产阶级的比重正在下降,并且收入分配急剧恶化。当这些问题和全球化同时发生,不少人就认为,发达国家出现这些问题是全球化造成的,把它的罪魁祸首归结为全球化。如果进行比较好的分析,经济学家不会同意这个观点。比如说,发达国家像美国,工资长期不增长,并不是说它那些工作被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抢走。因为中国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卖到美国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附加价值很低,是发达国家早就不生产的。现在工资水平没有上升不是因为工作机会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被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抢走,而是因为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高,企业就用自动化替代工人,这是主要原因。

    在这种状况之下,全球化对一般家庭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工人的工资没有增长,但是他买的消费品的价格是下降的,真实生活水平应该是提高的。

   另外,中产阶级比重下降跟收入分配恶化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使很多财富利润集中到华尔街去,以及80年代以后高科技发展,创造了很多科技神话,让一些人转眼之间变成了亿万富翁。但一般人不在金融机构就业,也不在高科技产业就业,这种情况下,一般人的工资没增长,但是华尔街的金融家,以及高科技的精英,他们的财富急剧增加,造成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比重下降,收入分配急剧恶化这些让人不满的问题。

    可是一般人不是经济学家,他们只是看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也感受到了财富分配不均、工资不增长的压力,有一些政客就煽风点火,利用这种不满情绪,造成了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反全球化逆流。它的结果大家也清楚,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新政,法国在闹黄马甲抗议,中美之间出现贸易摩擦。中国有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达沃斯是一个推动全球化的论坛,感受到这种全球化的逆流的压力也就特别大。

    第三个原因,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每年全世界的经济增长30%来自中国, 2008年以后,中国是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来源。而中国在2018年经济增长出现了下行的压力。

    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行。2016年降到6.6%2017年回升到6.8%201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经济增长为6.6%

对这个6.6%的增长,可以从其它指标来佐证是相符合的,造假不了的。可是,大家对国际经济、对发达国家经济没信心。如果中国这个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也减速的话,就更增加大家这种悲观的情绪。

 

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对中国来讲,前面讲的这些问题都存在。今天下午听了王岐山副主席的演讲,他指出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了自己的事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也是对世界做了最大的贡献。

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必须去了解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以及为什么2018年下半年经济下滑的压力突然增加。对此问题,学者有很多分析,有的观点认为,是因为中国的体制的问题,比如国企的比重太高了,国企没有效率;有的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人口数量达到顶点,现在开始往下走了。

这些问题都存在,但都是老问题、长期的问题。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慢变量的问题,它不可能在短期内有那么大的影响。

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我做过不少分析,主要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问题。201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为何加速下滑?我认为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主动地进行了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以后,每个国家都在讲结构性改革,但真正推行的国家很少,中国是提出并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有什么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但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做得比较多的其实是前面三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而这些都是压缩性的,都是把经济增长往下压的。而且不止如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企业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去产能。主要是指属于上游部门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煤炭等行业。产能适度调减以后,好的结果是供给量减少了,价格上升了,所以2018年上游部门的盈利状况是增加的,上游部门国有企业比重较大,2018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改善了。但是,另一个结果就是让下游部门承受了更大的成本压力,而下游部门大部分是民营企业。

去杠杆。去杠杆信贷资金减少,可贷资金减少了以后,民营企业绝大部分是规模比较小的,在借贷上处于不利的地位。紧缩信贷,第一个感受到的是民营企业。再加上现在银行以盈利为主,下游的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了,获利空间小了,那么银行给它的贷款也就更少了。在这种状况之下,有些人讨论是不是中国政府采取了“国进民退”的政策,对民营的前景感到悲观。其实中国政府没有这个政策,政府一直坚持发展国有和民营经济两个毫不动摇,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民营企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政策总是要调整的。展望2019年、2020年,我觉得状况会有所改变,也就像王岐山副主席讲的,做好中国的事情,对中国来讲是重要的。做好中国的事情里面有一点,稳增长,稳就业,这是必要的。

在这种状况之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会继续推行,但将有所调整。因为前面的“三去”,基本上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会继续加强,而是巩固成果。第四项降成本、第五项补短板,我觉得在2019年、2020年会在这上面下更大的力量。

降成本指的是政府的管理成本、税收成本,这一点其实政府已经在去年年底给中小企业大幅度减税,一年的营业收入在300万以下的这些中小企业,它的所得税率降到了10%。在100万以下的,它的所得税率已经降到5%。这是非常显著的降税,会有利于这些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

补短板。中国还有很多短板要补。我们有一些产业是产能过剩的,但是,这些产业是中低端的产业,中国还可以升级到中高端产业。我们的基础设施可以继续完善,尤其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是不足。我们环境绿色发展也要投资。中国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这一点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的地方。

发达国家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应该多投资,但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了,当它出现产能过剩的时候,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不像我们发展中国家,好的投资机会到处都是。它的环境是好的,它的基础设施应该都齐备了,无非就比较老旧,但它城镇化已经完成了。

在投资这一点,中国的回旋余地较大。我们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还是属于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投资平台等等的负债都加在一起,也差不多就是GDP60%,而且中国跟其它国家的财政赤字有很大的不同,其它国家财政赤字一般是用来支持消费的,中国的财政赤字一般是用来支持投资的,是有净资产的。如果用净财政赤字衡量,那么比前面讲的GDP 60%低多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出了一个报告,指出在讲政府财政赤字的时候,一般只看它名义负债,但现在要看净负债。如果政府的投资创造了资产,这笔净资产应该把它抵扣掉。中国可以用的财政政策的空间还是很大,货币政策还有宽松的余地。除此之外,中国的民间储蓄较高。有了投资,就会创造就业,家庭收入会增长,消费也会增加。

所以,我觉得在2019年稳增长、稳就业,完全可以利用我们的回旋空间、我们可用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我相信,中国在2019年达到6.5%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到底是高于还是低于6.5%,要看国际,要看国内。但是,我相信,不管国际形势怎么样,做好自己的工作,实现这样一个增长,而且是高质量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编辑  季节)



¨ 本文是林毅夫2019123日在2019冬季达沃斯论坛“全球化4.0与中国包容性增长”主题晚宴上的主旨演讲摘编。

*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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