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改看中国道路

江宇：在研究医改的基础上，您把对医改的研究与对中国道路的认识相联系。您最早提出社会建设优先于经济建设是中国道路的独特的经验，并且主张通过医改等社会建设为经济建设凝聚新的动力。

李玲：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全球都更加充分认识到美国模式的缺陷，如果再把视野扩展到上下几百年人类社会以及医疗卫生制度的发展历史，就会对方向看得更加清楚。世界大势浩浩荡荡，人类发展的新模式、新理论正呼之欲出。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回归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在40多年的发展中，我国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发展基础是中国拥有大量年轻健康、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这一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力群体，在发展中国家是罕见的。我们之所以具备这样的优势，是因为1949-1978年，我国在人力资本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突出表现在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的下降。这种劳动力素质的迅速提高，为改革开放后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是“中国经济奇迹”不可忽略的要素。

新中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极大地提升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新中国深刻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奇迹，是与当时强调社会公平的执政理念、政府主导的中国独创的教育和医疗体系以及群众路线的保障模式分不开的。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经历这样的社会革命的过程。通过社会革命和建设，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公平且有保障、有组织力的扁平化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贫富悬殊、脆弱和充满风险的社会结构。这是共产党能够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原因。

我国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保护运动”，建立了完善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得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初期，比西方国家相同阶段的发展要高速、平稳和公平，这体现在五个方面：为改革提供了公平的起点和强劲的内需；健康和教育水平跃升，同时提供了一支取之不竭的产业后备军；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农村集体组织的传统，支持了农村和城镇化发展；社会建设的成就为改革提供了政治资源和民意基础。中国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也注重兼顾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所以能够基本做到平稳的转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改革在深化过程中社会建设的“欠账”。面对社会建设的繁重任务，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把社会建设放到和经济建设相比肩的高度，形成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并进行了有成效的“社会保护运动”，相继实行西部大开发、低保、教育、医疗和养老改革等，大力推动社会建设的进程，真正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民生事业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江宇：医改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在医改过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曾经一度以经济改革的思路去进行医改。你一直强调医改等社会领域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特点，强调回归公益性，强调发挥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探索系统化改革的创新之路，为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进行了很多努力。

李玲：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协商民主”，这是中国式民主重要的特点。某种程度上，医改实际也是中国式民主的体现。当年我国政府在医改政策的制定时在全球征集意见，同时充分凝聚全国各方面的共识，西方发达国家并未这样做。所以，医改是汇集民智民意的中国式民主，我将此称为选“事”的民主。民主可以选人，但是又是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的事，也可以选“事”。

2010年，我们发现了安徽省基层医改的经验。安徽基层医改的突破，让我们不仅找到了回归公益性的路径，而且探索了发挥中国制度的优势去推进改革的路径。安徽的基层医改首创了一整套改革顶层设计、制度转换、推动实施、巩固完善的综合改革方法，形成了一条符合实际的医改道路。同时，发挥政治制度优势推进医改，坚持党领导社会领域进行改革的探索。例如，安徽提出，医疗卫生工作不仅是一项业务工作，更是一项政治责任。要求各级党委一把手要经常亲自过问医改，建立一支善于领导医改的干部队伍，建立强有力的推进和督察机制等。总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鼓励地方试点。这种自上而下地领导和推动医改，自下而上地探索和试点，以及上下联动，有机集成的符合实际的医改道路，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是其他一些国家很难做到的。基层医改是社会领域改革的伟大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系统化改革的新路。与改革初期在经济领域“摸石头过河”、“放权让利”的方式不同，社会领域的改革更需要整体设计，统筹兼顾。

中国的医改，对于“搞什么样的改革、怎样搞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增添了新的内涵。坚持正确方向，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1] 坚持正确立场，就是坚持一切改革都是为了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

江宇：2009年，你到广东省委有关部门挂职工作。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广东和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如何继续深化改革、如何坚持中国道路的大讨论。当时您对我国如何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进行了哪些思考？

李玲：在金融危机之后来看，解放思想要着重破除几种迷信，包括对于西方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迷信、对于过去三十年中我们自己经验的迷信、对于单纯经济发展的迷信、对于市场机制的迷信。

目前，我国改革开放的阶段进程，已经从少数领域试点，推广到多个领域统筹兼顾；已经从局部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区域统筹发展；已经从以企业等经济领域为重点，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综合配套的改革。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特征变化，要求我们不断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和规律。在一个领域成立的规律，在另一个领域就可能不成立；对于局部有效的经验，推广到全局就可能不再有效；对于一个地区成功的做法，对其他地区就可能不成功。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不能被任何经验、规律的教条所局限。如果意识不到这种差别，就容易把过去在其他领域行之有效的经验照搬到新的领域。少数地区在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改革过程中，曾经照搬照抄过企业领域改革的经验，不适当地采取了“放权让利”等改革方式，实践和理论都证明，这是不符合公共事业的发展规律的。

我国居民的消费模式已经发生了两个转变：一是从日用消费品向大额耐用消费品需求的转变；二是从个人消费品向公共服务需求转变。我们要着眼于这两个重大转变，为满足耐用消费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创造条件，经济转型才有持久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已经到了重新认识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时候了。30年前，面对平均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我们解放思想，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今天，当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影响到经济效率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原则，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通过提高社会公平，满足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人认为，公共服务是花钱的领域，并不创造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从经济领域本身着眼，又要从经济领域之外下功夫。解放思想是为了实事求是。真正要花气力研究的是，怎样才能把政府、社会、市场、民间的创造活力充分发挥出来，共同为加强社会建设增添力量。

江宇：在医改的研究中，您是否一直将医疗卫生制度放到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背景下去看待。

李玲：新医改方案的出台，恰逢世界格局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之际，这是百年难遇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即便是美国占尽各方独特优势，以GDP发展论英雄的模式也难以再持续了。我们面临的危机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发展模式的缺陷，美国模式其实没有能保障老百姓的健康。

全球医药卫生遇到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源于工业革命之后形成的“以物为本”、“以病为本”的医学模式。这种医学模式的特点是：重视微观生物学基础和试验，分工越来越细，忽视人的整体性，重视外部治疗、尤其是晚期病人的治疗，忽视预防和调动人自身的免疫力；以利润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使得医疗卫生服务日益商品化；过度竞争导致医疗器械不断升级，费用不断上升，对健康的直接作用越来越小。以利润为导向、过度竞争的发展模式造成的生态和资源危机，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人们的健康。这样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重复的，在发达国家也是无法持续的。

我个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可能最具有亮点的是医疗和卫生健康领域。在21世纪，中国以什么来引领世界，有什么东西拿出来，让别人不得不佩服你，而且是中国原创的？中国在健康和卫生领域有显著优势。

原因有几个：第一是制度优势。医疗是美国社会发展问题最大、最薄弱的环节。医疗卫生是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的医改，已经尽显制度优势，执行力强，而且有问题可以很快得到纠正。第二是文化优势。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文化和模式的缺陷。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只解决了几亿人的问题，但是以消耗了全球的资源、污染了全球的环境，来支撑这几亿人的现代化生活。这种模式，是不可能推广到全球的。中国现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占尽各方优势，顺应国际大潮和人民需求，在健康领域我们最有希望成为国际上新型的样板，以健康为中心理念具有号召力和感召力。第三是现代信息技术优势。现代信息技术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而在医疗领域的利用是最广泛的。利用信息技术，未来可以建设一个覆盖全民的终身健康维护模式。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在试点，从人的出生到生命的全程，通过信息系统跟踪健康状况，调配医疗资源，推广正确的健康知识，在每一个生命周期都给人们必要的健康维护，尽可能防病于未然，一直到老年。我们应该回归中国文化提倡的修身养性、无疾而终，而不是使人到了老年以后就放到现代仪器设备上折磨他，不仅影响生命质量，而且耗尽所有的经济资源。我坚信，中国可以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维护人民健康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中国模式”，这条路就是以人的健康和幸福为目标，是大多数人的现代化。

江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中，包含了“个人”和“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创新？

李玲：我认为现代西方的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比较肤浅的。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58年提出，孤立的个人是没有意义的，个人的任何行动都只有在“他人”在场的前提下，才有进一步讨论价值的空间，这其实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是相通的。

在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里，个人与社会的天然鸿沟是由市场作为桥梁的，只有在自由的市场交易中才能达到个人的最优与整体社会效率的联系。但事实上，人天生就是一个“社会人”，基于人类任何看似的“个人选择”的“私有行动”的物品，都十分正当地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公共产品元素。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就曾明确地点到，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他生动地将伦理对于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归结为“共财之义、分财之义、通财之义”，三义的根本，在于“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之目以为不义。”这不仅仅蕴含着现代的公共产品理念，更在朴素中概括着中国社会中个人与社会整体天然的合一性。今天，当西方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深刻的挑战之时，中国文化中这深邃的“公”字，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对世界和人类所需要的更为科学、正义的新启蒙力量？而“中国模式”也许是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公共产品。

政府和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绝非水火不容。上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兰格和哈耶克等爆发了一场关于市场经济的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到底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既发挥市场的灵活性，又避免市场的无序和价格机制的高额成本，实现资源有计划、按比例的合理配置。苏联等国家的教训表明，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搞计划经济无法解决必需的信息处理问题、无法制定科学的计划。

今天，兰格的理论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将信息等先进技术与计划进行有机结合，就可以产生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在现代的沃尔玛体系中，高效的中央计算系统通过对各个零售卖场需求信息的搜集与计算，并同时规划生产部门的订货和存货状态，在严格的计划标准下对生产和销售环节进行组织与调节。这种有计划、按比例不是官僚系统的长官意志，而是一种科学决策。如果是订制，就是尊重亿万消费者个人的意愿，做出一个最终决策。

信息技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最广泛的生产力变革，必然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为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模式提供了崭新的天地。信息化和信息技术的兴起，再次把科斯（Coase）的经典发问呈现在人们眼前：“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自由市场机制在生产模式、金融运作模式、分配模式等方面的种种弊端，使人们对市场经济中的制度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正如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指出的，经济危机凸显资本主义制度亟待改革，以往的传统决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眼下的新情况。

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和沙普利，表彰他们的“稳定分配理论和市场设计中的实践”，也就是市场设计理论，即对整个市场做设计，不是通过价格机制，而是通过信息系统，实现供给和需求一对一的精确匹配。市场设计理论让我们重新来认识社会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更有效地结合？也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存在合理性和可行性？我认为，这对我们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此市场非彼市场，这个市场是科学设计出来的。它既能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功能，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

提炼中国模式要有历史观

江宇：十八大之后，社会对中国道路认同度越来越高，但是从理论上怎么去解读、阐释，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李玲：其实中国模式是西方学术界先提出来的，2004年库珀就提出来了。非常有意思，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而中国一些学者却更认同华盛顿共识，恰恰是外面的人最先认识到中国道路的价值。也许是旁观者清。微观上看中国问题很多，每一个点看上去都有问题，但从宏观上看，中国变得越来越好。而西方人能够看到西方自己的问题。2004年，库珀提出“北京共识”之后，遭到了很多国内学者的抵制，直到今天，不少学者还认为，没有什么中国模式，或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个坏东西，是需要改革的对象；中国模式是华盛顿版的山寨版，等等。

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道路，都是党领导人民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目前缺乏的是从学术上进行提升。而这种总结和提升要有历史感，至少要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道路上都遇到很多的挫折，曾经都付出过昂贵的代价。但是我们善于干中学，学中干，让付出的代价成为成功之母。中国不断地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好的东西，并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融合，不断创新发展。

江宇：现在对改革开放的评价，有一些流行的说法，认为我们跟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有样学样就可以发展起来。

李玲：实事求是地说，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在当时是先进的模式，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把它先进的东西融合起来？ 苏联就是没有看到这一点，没有与时俱进，失去了变革能力，其结果是改旗易帜。所以中国模式要总结是很难的。新中国70年发展中，每个时期要解决的问题都不一样，所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们在建国初期发展重工业确实违反了“比较优势”，但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难道这不是新的比较优势的基础吗？我们今天都受益于它。国家没有完整的工业能力，将无法实现现代化，这是近代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提炼中国模式、中国理论，我们的学者需要有真正的历史观、国际观，不能仅从局部、片面地去看问题，还是要进行综合分析，包括历史和理论的综合、各个学科的综合，不同学科各个理论流派的整合。我的体会就是，我们微观的问题确实很多，但在宏观上却把握得很好。尽管在具体问题上不断犯错误，包括医疗改革犯的错误，但都不是颠覆性的，在各个重大关头都做出了正确选择。而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宏观上出现问题，虽然各种金融衍生品微观上设计得尽善尽美，但是宏观上无法避免危机，这是最大的风险。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能力进行宏观调控，出现危机只能事后去修补。中国的制度优势使我们的政治家们有展现他们能力的舞台，美国政治家也有很多厉害的人，但是他们没有施展能力的平台。美国“911”之后反恐用力过度了，消耗了大量国力，而且到最后被利益集团影响，甚至成了政治正确。我认为这是美国衰退的原因之一。

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后曾经一度产生对西方的迷信，这种观念还是占主流的地位，主要是缺乏自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历史观，缺乏对资本主义的深刻认识。其实，美国老百姓生活普遍改善也是在二战之后，但是我们一些人以为美国200年一直是先进的，一直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我们很多人对自己，也是取了其历史的一个截面来映射5000年的历史，认为中国历史上就是专制、独裁，所以是落后的。列宁说过，人的认识是无限地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都可能被片面地看作是一条完整的直线，而这样的认识能把人们引到泥坑里去。

江宇：看来确实需要新一轮思想解放。我们在学术和理论上的内核还没有建立起来，缺乏理论创新，一些关于中国道路的解读和宣传比较粗浅，让读者觉得缺乏理论基础。

李玲：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的。英国从工业革命到最后形成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经过了很长时间，美国也一样。中国现在还刚刚开始，创建中国学派的任务更多是要年轻一代完成的。

其实，学者的观点是一方面。真正在一线基层工作的人，思想更容易扭转过来，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有些学者一直在各种场合宣传“中国崩溃论”，他们一到企业、省市，就跟人说，中国是一条四面漏水的大船，马上要沉了，赶紧想办法自救。忽悠很多企业家赶紧变卖企业，出国移民，使他们错过了中国最好的发展机会。最近马云、刘强东都在讲演中宣传大数据、新型计划经济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实践变化总是比理论更快。中国90多年的道路，就是实践中探索出来的。

国家治理应该有顶层设计。中国之所以能在大风大浪中闯过来，不犯颠覆性错误，就在于我们将宏观把握住了，而让地方充分放开，使地方有灵活性，地方犯的错误是局部的错误，有回调的空间。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也是这个考虑。过去各地都在试点，但成功的经验很难推开，现在一竿子插到底，尽快把基层成功的经验提升到全国，现在改革需要加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不能再单纯强调摸“石头过河”。贵州省最近提出了“五步工作法”——政策设计、工作部署、干部培训、督促检查、追责问责，这也是在医改探索中得出来的经验，顶层设计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这只有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才能做到。中央指明方向，地方有自主权，才能收放自如、能上能下。

中国经验有特殊性，就是必须有这种大一统的制度基础。同样的事，在美国就没有制度基础去推动，美国总统对州长没有控制力、州长对市长没有控制力，基层出了再好的经验，也没办法推广。比如，奥巴马医改的基础是马萨诸塞州的医改，但是没法在全国推广。为什么美国经济学迷信“小政府”，因为美国是联邦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美国经济学者根本没有机会去研究政府怎么做顶层设计。而我们有一些经济学者盲目在中国推崇“小政府，大市场”理论，认为这是中国的改革方向。

如果是先入为主，就会忽略中国很有亮点的一些东西。我一直批评西方经济学，没有宏观理论。它们的宏观就是微观的简单加总。但中国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宏观经济学，因为政府有条件做顶层设计、综合平衡。例如卫生领域，西方的卫生经济学研究对患者、医生、保险各自的行为的研究比较透彻，但是很难对医疗体制进行总体设计，实现效率、公平和质量的平衡，而中国就有条件做这样的设计。

江宇：总结中国道路，需要历史的视角、实践的经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现有的理论经典？目前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般是前两年先学西方经济学，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再学政治经济学，但到这个时候学生的思维范式已经形成了。

李玲：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是创造模式。如果我们跟着美国走，我们做得再好，充其量也就是二流。美国的发展阶段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平衡或者均衡的一个状态。因此，它有财力可以养大量的经济学家，他们正在做的东西都是非常微观的，很细、很窄小的题目。而我们中国现在发生的这种变革可以说天翻地覆，我们研究的都是制度性的大问题。

读原著非常重要，不要去读被简化过的、索然寡味的解读物，而是回到历史情境下去读原著，马克思就是集大成者。还应该多读哲学。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需要克服形式主义的问题，克服理论和现实脱节的问题。现实中大量的经济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释，如果说不出来，这就是理论的危机。回想抗战时期，全国最优秀的青年都去延安，那时候没有政治课，学马克思主义的人首先不是为了搞理论，而是为了救亡图存。

人的正确思想应该从实践中来，年轻人应该到基层，到一线去了解现实，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江宇：向西方解释和阐述中国道路，怎样才能既让别人信服，同时又不造成误解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

李玲：中国与美国，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统迥异，但并不意味着无法对话。早在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在教育我国干部理解中美建交的意义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要把美帝国主义和美国人民区分开，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20世纪60年代，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和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遥相呼应，这说明人民之间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有共识的。

习近平主席在一次访问美国时，娓娓地讲述一个多年前他帮助一位美国老人圆“中国梦”的故事，一段中美友好的佳话。

1992年春天，习近平在福建省福州市工作时，从报上看到一篇“啊！鼓岭”的文章，讲述一对美国夫妇难忘中国一个叫“鼓岭”的地方，渴望故地重游而未能如愿。故事主人翁密而顿•加德纳生前是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1901年他随父母来到中国，在福州度过9年快乐的童年时光，福州的鼓岭给他留下难忘印象。此后的几十年里，加德纳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再回到儿时的中国故园看一看。但是无奈当时中美尚未建交。这之后，加德纳先生就不幸瘫痪在床。加德纳念念不忘鼓岭，一直保持着儿时每日喝稀饭的中式饮食习惯。每当加德纳妻子用轮椅推他到花园时，他总是回忆着儿时在鼓岭的家。在他家的院子里种着红色的野草莓。弥留之际，加德纳仍旧喃喃不绝地念叨着“Kuling，Kuling……”，加德纳妻子虽然不知丈夫所说的“鼓岭”在什么地方，但为了实现丈夫心愿，她多次到中国寻访，却都无功而返。后来，在一位中国留美学生钟翰的帮助下，终于查明加德纳所说的地方就是福建省福州市的鼓岭。钟翰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啊！鼓岭》的文章。当时得知这个故事的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联系加德纳妻子，并邀她访问鼓岭。

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绝对是“好莱坞”大片的素材，一位对中国童年故乡无限眷念的赤子，一位为实现丈夫夙愿不辞辛劳的忠贞妻子，一位为实现老人愿望热心帮忙的留学生，一位帮助老人实现梦想的当年的地方官员，现在中国的领导人。人世间最美好的真情跨越百年沧桑，跨越太平洋，跨越一切障碍。这个真实的故事所展现的不正是中美友谊的美好愿景，也是中美对话要传递的信息。

江宇：十九大报告里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根据您的了解，国际上对这个说法接受的程度怎么样？

李玲：国外学术界有一些学者，对中国道路很早就开始研究，包括斯蒂格利茨等。但他们身在国外，对中国的了解还是有限。我们写了福建省三明医改的文章，到国际上讲，外国人非常惊讶：你们还可以做这样整体系统的改革，而美国的改革只能在局部，如医保支付方式、费用控制等方面做一些改革，所以对我们的改革赞不绝口。我认为，中国学派应该分领域努力，先一块一块地拼图，最后拼成一个整体性的大图。西方社会科学形成完整的体系，也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中国的很多改革，微观上还不完善，但宏观是成立的，要通过学术论述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近代中国和西方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的还原论和中国传统的系统论不匹配，而中国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把自己的传统优势抛弃了。现在到了大数据、智能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系统综合的方法，也许可以用智能化、大数据来支撑。有了新的技术手段，我们的实践就可以走在前面，而不是沦为西方的注脚。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改革时代，国家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古人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们的改革由过去40年“分”的文化：分权让利，调动积极性；进入了现在“合”的文化：全面、全局，整合、统筹安排、公平正义。同时，我们的改革由过去的碎片化的改革，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全面集中统一的改革，基本的改革理念是统一思想、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和统一行动。改革的方法也转变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前两天我刚接待了30多年前和我一起出国的老朋友，他们说，我们在美国折腾了30多年，变成美国公民，现在回来一看，中国人过得比我们还舒服。

新中国70年实现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跨越性发展。中国有制度优势，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市场，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最生机勃勃，勤劳能干的人民，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超越。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