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世纪初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及研究这两个不同的角度上，必须要有三个领域的视角，这些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际问题。
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三个视角
推动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从结构、体制、行政机构纵向关系的三个领域的视角去探讨问题。
第一是结构性问题。即如何调整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关系，这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以及相关研究的基础。毛泽东主席当时非常注重这个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就是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今天，我们分析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应当基于对社会关系的深刻认识。但现在政治学界讨论这个问题并不多，好像把这个问题拱手让给社会学界了。实际上，社会结构问题是个基础问题。比如中美两国的关系，中美关系归根结底是由这两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引出的，而不是说国际关系决定国际关系、中美关系决定中美关系。
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也是中国最大的基本面的问题。
第二是体制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各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党政关系、民主集中制等。解决这个问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民主集中制是我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十分重要，但其中有大量的差别性问题需要我们去分析研究。党中央实行民主集中制，政府也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在国家机构的运行中，怎么让民主集中制更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并充分体现其国家机构的特点？再比如，我们经常讲领导班子、班子建设。党委叫班子，行政领导机关也叫班子，党委是委员会制，行政是首长负责制，都要当好班长、带好一班人，而委员会制和首长负责制应该有所区别。没区别怎么能做好工作呢？
第三是行政机构的纵向间关系问题。这些关系包括一些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比所谓难点还难。为什么我称之为纵向间属地关系而不是央地关系呢？因为现在一般说到中央和地方关系大都是指中央和省的关系，但省以下还有三级行政机关。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大都普遍认为两者关系就是集权和分权的事情，权力上收，一会儿下放，还没有真正把思路调整好。
结合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我谈谈对央地职责关系和构建简约高效地方管理体制的几点初步认识。
理顺体制，提高政府管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次机构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高度的整体性。总书记在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解决中央和地方“上下一般粗”的问题。中国的行政政治体制结构的一大特点就是“上下一般粗”，政治学者们对此早有批评，但领导很少提到这个问题。这不是个小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决定》还是第一次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论述中，明确提出要理顺央地职责关系；提出“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提出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基层管理体制怎么“简约”？我的理解是工作不能都推给领导，大家要各司其职，每个人都得做工作。还有“职责同构”问题，等等。
理顺央地职责关系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近些年来，一个突出现象是县长都想管银行。现在还有些同志批评若干年前的银行体系改革，说过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不只对天津，还对山西、内蒙古、河北负责，银行体制不顺，地方上更觉得不顺。但我们从宏观调控的角度仔细想想，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不就为地方干预、阻扰国家宏观调控打开方便之门了吗？诸如此类我们过去的习惯，想清除非一日之功。
赋予省以下机构更多的自主权。这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的决定，有的专家把它概括成说是二十字职能，是将原来十六字职能加上“环境保护”4个字。我觉得这种理解有失偏颇。《决定》在全面阐述“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职能，全面提高政府效能”之后，还专门论述了“统筹优化地方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构建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令行禁止的工作体系”。它第一次分开讲了中央和地方的政府职责，这是《决定》中一个很大的亮点。当然，中央什么职责、地方什么职责还得具体化，这是我们政府的任务。地方还有很多级，还得具体分析。中国地域之间差别很大，不同特点的省份，经济社会管理的职责怎么安排，也需要认真研究。
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怎么简约？比如，我们乡镇政府的机构设置有没有可能调整？中国的乡镇管理范围往往很大，而且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合理安排乡镇办事机构，也有很多具体的事要做。
还有城市的整体结构调整。比如，把北京中心的四个区整合成两个区，怎样分析其利弊？城市的特点是什么？市区和县的区别是什么？现在一些城市把区的地位摆的越来越高，区长和市长没有多大区别了，但是区长又管不了市长那么多的事，这样的城市调整就没有可持续性。城市应该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市辖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区，而是行政分治区，这些事情都需要明确。改革首先要有科学的布局，精准的施策，这样才能使我们提高政府的效率，让改革更有实效。
（编辑 三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