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环球扫描

 

 

在世界贸易中,海运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中欧班列具有安全快捷、高效经济、绿色环保、全天候等特点,目前以三分之一的海运时间、五分之一的空运价格,吸引了大量客户,受到了市场的青睐,优化了运输结构和产业布局,为中欧经贸往来提供了有力支撑,已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系最为紧密的路径,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扎实落地最成熟的典范。

《中欧班列——全球供应链变革的试验场》一书从全球视角出发,以供应链为理论框架,中欧班列为实践案例,结合对从业者和相关人员的深度访谈,对中欧班列的发展历程、未来发展趋势以及融入全球供应链变革进行系统阐述和研判。此书对中欧班列可持续发展,绘制细腻“工笔画”,讲好中国“一带一路”故事,助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作者把握历史脉络,娓娓道来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开辟了新商道,创造了地区大发展大繁荣。中欧班列的诞生,给沿线国家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成为亚欧物流陆路运输的重要骨干;改变着城市命运,中国重庆、德国杜伊斯堡等城市国际产能合作发展迅速,扩大了当地就业;努尔肯特和霍尔果斯口岸城市经贸欣欣向荣。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这些中西部城市变成了经济高地,深入影响着人民社会生活,使古丝绸之路升华为新丝绸之路。

为促进中欧班列发展,近年来中欧各方制定了中欧班列发展规划、合作协议和机制保障。2016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标识;同年10月,发布首个顶层设计《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20174月,在中国铁路总公司主导下,中国、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波兰、俄罗斯7国正式签署《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20175月,成立中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

条条大路通罗马,中欧班列不断积极开辟新线路,广袤的中东欧地区将是下一片蓝海。匈塞铁路、中欧陆海快线等打通了中欧贸易的国际通道,三海港区让中东欧实现海陆体系;在这条动脉上,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资源、成果等实现共享。

今天,中欧班列仍然面对很多挑战,诸如沿线国家政策协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运营管理一体化以及信息智能化建设等问题;明天,机遇大于挑战,融入全球供应链,推进数字化转型以及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将是中欧班列未来希望,这正是《中欧班列——全球供应链变革的试验场》带给读者和行业的启迪和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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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荣,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常务副会长

 

 

20143月,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见证了“渝欣欧”列车顺利抵达德国杜伊斯堡港,中欧班列第一次进入全球公众的视野。2011319日,首趟中欧班列成功开行,成为全球化时代下供应链变革的一个里程碑。那时,它还不叫中欧班列,它还是中欧班列的探路者。

带动全球供应链变革的试验场

当时,在海运和空运两大运输方式以绝对主导地位分割国际贸易运输市场的情况下,这是大多数国际进出口商、物流企业难以改变的选项,在国际贸易中很少关注铁路运输这种供应链模式。正因为如此,中欧班列的诞生才显得意义非凡,从无到有,是历史性的突破,从最初年开行17列到20195月,已开通14691列,联通中国62个城市,欧洲15个国家、51个城市、68条路线。现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可以通过国内阿拉木善、满洲里、二连浩特三个出口,经中亚、白俄罗斯、俄罗斯三个通道,可以达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与这些日益飞速蹿升的数字相比,中欧班列带来的供应链变革更具颠覆传统商业模式的贡献。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中欧班列已经以先行者的角色,在探索亚欧大陆互联互通方面发挥了开拓作用。

中欧班列比海路的运输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二,缩短了企业的生产周期,从采购、生产到发货、运输,企业可以重新规划与安排。以往海运中,集装箱从中国东部沿海到欧洲西部港口经半个环球航行,需要45天。中欧班列使中欧之间大批量货物的运输,不再需要从内陆腹地绕道沿海口岸,可以更快速地响应市场和客户的需求,有效地降低了在途库存和现金占用。

重庆、成都、武汉以及阿拉木图、布达佩斯、罗兹、华沙、布拉格等国内外城市成为新的进出口集散地,跨国物流的新兴市场。中国中西部和欧洲中东部内陆地区逐渐成为开放的前沿窗口。

中欧班列为中亚打开了新的贸易通道,使古丝绸之路升华成为新丝绸之路,为中亚众多国家加快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中国西部口岸也孕育出惊人的增长潜力。

阿拉山口口岸是新疆最主要的中欧班列出境口岸。经这一口岸常态化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10条(渝新欧、汉新欧、郑欧、蓉欧快铁、义新欧、合新欧、长安号、鹏新欧、厦新欧、临汾-慕尼黑)。截至201811月,经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境的中欧班列已突破7000列。目前,每年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的中欧班列占我国开行班列总量的近七成。

阿拉山口西南的边境小镇霍尔果斯,是连接中国和中亚的另一个门户口岸,众多新企业的垂青之地。2016年,霍尔果斯口岸通行中欧班列共70列,2018年已有404列中欧班列在这里出入境。途经霍尔果斯的列车可以连接伊朗、土耳其等国家,成为分流阿拉山口口岸的选择。

城市的命运因中欧班列而改变

被中欧班列改变的城市,首先是出入境口岸和边境城市,它们因中欧班列的通行需要有更完整的服务配套设施;其次还有连接班列线路两端的城市。货物在这里汇集,产业在这里汇集,政策也在向这里倾斜。

“渝新欧”试水

“渝新欧”班列是中欧班列最早的探路人。

中国有句俗话,要致富,先修路,所谓路,就是交通。2010年,重庆市政府为寻求产业转型升级,开始与各大电脑生产商接洽。尽管有优惠的外资政策,但重庆地处内陆,走海路到欧洲,通常要60天左右;如果走西行路线,铁路运输是最好的选择。20113月,重庆开通了通往德国杜伊斯堡的首趟渝新欧班列,作为其主要客户的惠普、华硕、宏碁、富士康等跨国公司的货运量,足够班列每周发行一趟。

2014年,“渝新欧”首次实现返程班列。通过返程班列,大批跨境电商企业从欧洲诸国进口当地生产的母婴产品、红酒、厨具等商品。依托良好的物流条件和优惠的政策,众多电商公司成为新一波特色企业群。来自中国和国外供应链及物流行业、铁路行业的众多不断思辨求新人士的发展需求,撬动了这项伟大事业的启航。

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地区经济发展,重庆依托长江航运优势,联通长江上中下游地区,从一个远离改革开放前沿的内陆腹地成为高科技企业云集的西南地区制造中心和中西部商贸重地、国际性物流枢纽城市。

中欧班列的开行,也深刻改变了跨国企业的供应链。这条从中国出发,穿越中西亚到达欧洲的铁路线路,将给世界带来惊人的变化。在哈萨克斯坦贫瘠的土地上,新的城市平地而起,欧洲的传统工业城市正在焕发新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德国鲁尔区城市杜伊斯堡。

兴旺的杜伊斯堡

杜伊斯堡作为“渝新欧”班列的欧洲端,在中德双边货物运输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这里是多条直通中国的货运班列枢纽(分别到达重庆、上海和北京),这些跨洲过境的铁路,使杜伊斯堡成为中国和欧洲最重要的物流中转地之一,并成为全球供应链的聚焦点。这里也是欧洲最大的内河港口之一,发达的公路、铁路和航运网在这里汇聚,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货物可迅速转运到德国和西欧的其他地区。

目前,这里成为德国最受外资欢迎的投资目的地。渝新欧、汉欧、义新欧等班列平台公司相继入驻。2017年底,该市的中资企业已超过100家,包括著名的华为和三一重工;在北威州安家的中资企业已有1000多家,涵盖照明、机械、家电、通信、汽车等行业。中欧班列带动了杜伊斯堡地区的物流业发展,也将带动更多区域的发展,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中欧班列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欧洲最大的铁路运营商——德国铁路股份公司计划加快发展中欧班列运营,力争到2020年实现年运输10万标准集装箱的目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芬兰等国也看好中欧班列给自身发展带来的机遇。

中欧班列迅速发展

中欧班列发展势头迅猛,辐射范围快速扩大。货源品类不断丰富,由开行初期的手机、电脑等IT产品,逐步扩展到衣服鞋帽、汽车及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等品类,并吸引了很多价值密度高的商品,涵盖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生产生活的多个方面。

2018年,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已超过6000亿美元。由于需求强劲,中欧贸易的铁路运输潜力巨大(尽管不可能取代海运主体地位)。德国物流协会预计,到2030年,欧亚大陆间铁路运输量将达到95万标准集装箱。

中欧班列不仅创新了国际铁路货运方式,带来了供应链的变革和传统商业模式的创新。而且中欧班列的布局与其相配套的产业正在形成一个经济贸易链,从而引领了沿线地区的产业配套和转型升级。

目前,中方正在积极探索通过“中欧班列+”,进一步利用中欧铁路联运大通道的综合优势,积极与各参与方开展国际贸易、双向投资、人文交流等全方位合作。

统一品牌,管理和品牌建设

随着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和范围的大幅增加,出现了名称标识不统一、市场运营不规范等问题,削弱了中欧班列的品牌影响力。经过国家发改委和中铁总的协调,20166月,中欧班列正式启用统一品牌,实行统一班列命名、统一标识,统一品牌使用和宣传。自此,中欧班列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铁路总公司免费向运营商提供印有统一标识的集装箱,这是中国政府对铁路货运发展的补贴。这些集装箱行驶千里穿越亚洲大陆,到达欧洲后以卡车分拨运输到各城市,集装箱上统一印有中国制造,这的确是一个聪明的做法。这些集装箱标准化的规格,不再需要反复卸货和装载,它们能够在火车、卡车和船只上进行运输,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环球旅行”,同时实现了大型物流公司对集装箱使用采取的代码共享系统,而集装箱是否属其独有,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20174月,中国、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波兰、俄罗斯七国铁路部门签署了《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并将其纳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果清单。

蓉欧班列后来居上

2013年,成都抓住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快构建航空、铁路等骨干国际物流网,筹备运营直达欧洲的国际铁路货运班列,即“蓉欧快铁”。

蓉欧班列2013年开通。作为向西开放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通道之一,“蓉欧快铁”一头连接中国西部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会城市四川成都,一头对接欧洲大陆的新兴交通枢纽波兰罗兹,改变着成都产业发展的轨迹。当年开行31列,2018年开行1587列,国内排名第一。现已连接境外19个城市和境内14个城市,形成“一主多辅,多点直达”的跨境班列网络。

“蓉欧快铁”全程运输时间为12-14天,是传统铁海联运时间的1/3。其运输时间虽比空运多5天左右,但费用仅为空运费用的1/4。其运输成本直逼海运价格,吸引了大量货源。“蓉欧快铁”从最初的每周1列单向运行发展至每周“去119”双向稳定运营,成为国内运行最稳定、运行时间最短、发班频率最高的中欧班列。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形容历史上蜀道之难。它曾是诸侯战乱年代一个易守难攻的堡垒,技术的落后让西川蜀地几乎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欧班列的开行,让中国落后的西部完成一次转身,由后方变成前方,不仅带动了四川,更延伸至幅员辽阔、发展受限的西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型和发展。

从成都到波兰的主线开通后,在波兰方向西欧、中欧、东欧之间实现互联互通;在成都方向,正在打通经云南河口、广西凭祥出境的多线物流通道,逐步将站点延至越南、缅甸、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国内,“蓉欧快铁”向东南延伸至深圳、昆明、武汉、上海、广州、桂林、日照、宁波、天津、青岛、厦门、泸州等多个城市。未来,“蓉欧快铁还计划开行至万州的班列,与日韩、北美形成联运,并延伸覆盖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对接中国港澳地区以及东盟各国。

开通“蓉欧快铁”是提升成都投资环境、增强城市国际化及竞争优势,变西部内陆地理劣势为出口欧洲前沿主阵地优势的战略选择。“赶超沿海”,从地理上的盆地变成经济上的高地是这个“天府之国”的目标。现在已有多家国际知名物流公司组织华东、华南、华北及成都本地外贸企业,通过蓉欧班列将IT产品、汽车零配件、家电、服装鞋帽等日用品运往欧洲。戴尔、TCL、格力、神龙汽车、一汽大众等也是该线路的大客户。

一直以来,借助中欧班列东向运输的货物较少,返程货源成为瓶颈问题。对于欧洲企业来说,它们的许多产品是在中国进行加工,输往欧洲市场;对于中国来说,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最新的“世界工厂”,越来越多的东南亚企业承接中国企业的来料加工订单,将这些货物运送到中国的销售市场。与此同时,一些附加值低但对运输时间要求很高的水果、海鲜产品能够更快地进入成都市场。此外,借助东南亚与中亚、欧洲已建立的贸易关系,更多欧洲产品也多了一个市场选择,通过中欧班列完成待加工零部件或者成品商品的东向运输。蓉欧返程班列的主要货物是整车、肉类等商品。成都铁路口岸先后获得了肉类和水果口岸资质、汽车整车进口指定口岸资质等。身处内陆的成都日益成为国外产品的入境门户。未来可期待的是,更多的企业、产业不断汇聚于成都,“渝新欧线”和“蓉欧快铁”使四川和重庆从传统的内陆城市变为向西、向南开放的前沿城市,助推西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与亚欧大陆桥国家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向纵深发展,并连接成为亚欧经济新版图。

铁海联运勾画浩渺蓝图

201815日,中远海运首条独立运营的“中蒙俄班列开始周班运营。这意味着,中欧班列迎来了重量级的联盟者——中国传统海运巨头的加入;中欧班列队伍进一步扩大。中远海运在航运上的优势和资源网络,给亚欧铁路货运、多式联运模式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目前国内港口形成两种整合模式:一种是以港口专业运营为核心的模式,一种是以“航运巨头+港口整合”为核心的模式。中远海运在新的市场环境中,不断进行“联姻”。

中远海运与天津港开展了战略合作,它整合已有资源,将其在中国东部沿海以及东南亚等各支线资源向天津港集结。在国内,与武汉汉欧国际物流公司展开全面合作,整合双方资源,构建一个全面铺设的陆海运输网。

在航运企业参与铁路运输方面,中远海运携手世界上最大的多式联运海运公司——韩国现代商船株式会社,它们拥有各类不同的船舶,提供多样的运输服务。韩国现代又联合了韩国西中物流公司合作,提供覆盖铁路和航运的综合运输服务。它们通过跨中国铁路,从韩国向欧洲推出了跨铁路班列服务,货物从韩国釜山、仁川和平泽的港口运往中国青岛港和日照港,再陆运至成都,货运到哈萨克斯坦和波兰。在联合的供应链上,三星系统开发、LG电子、现代等公司对使用铁路班列运输的电视、冰箱、空调、汽车零部件及其他高附加产品都进行了配套合作。作为欧洲领先的港口和运输物流公司,汉堡港口集团也不甘落后,它在铁路运输质量和距离方面有明显优势,它的船舶、铁路和卡车已经形成多式联运体系。

随着更多海运企业、海运码头加入中欧班列和铁路货运的行列,中欧班列有了更广阔的协作机会。这有利于推动多式联运通道建设,推动铁路、港口、站场的互联互通,实现业务融合和资源共享,拓展市场;有利于实现铁路枢纽和水运枢纽、铁路班列与江海直达班轮的无缝对接,使更多多式联运模式成为可能。

中欧班列的下一片蓝海

条条大路通罗马,中欧班列的“条条大路”将在何方?

中欧班列线路单一和对少数几个场站的依赖,导致了节点拥堵,并可能造成服务质量的下降。中欧班列各方也在积极开发新项目。

开发新线路的尝试

匈塞铁路:2015年,李克强总理与中东欧各方签署了合作协议,计划建设一条连接布达佩斯(匈牙利)和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的高铁线路。中国将中东欧视为加强与欧洲联系的“窗口”,是丝绸之路经济延伸至西欧的必经之地。而许多中东欧国家非常渴望被中国视为“通往欧洲的桥梁”。

匈塞两国都有心改造这条铁路,但迟迟未能启动;中国资金的投入,让匈塞两国看到了欧盟之外的希望。根据规划,升级后的匈塞铁路成为双线电气化客货混线快速铁路,由中国铁路国际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组成的中国企业联合体承建。

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不同,它是欧盟成员国,它的合作项目要经欧盟批准。20165月,欧盟开启了对匈牙利路段的预调查,只有取得项目招标、规划许可证之后(2020年),匈牙利段工程才能正式动工。

匈塞铁路是“中欧贸易国际大通道”的一部分。这条快线起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经马其顿的斯科普里到达贝尔格莱德,接入匈塞铁路,进而打通地中海南部至欧盟的地理障碍。届时,中欧陆海联动成为现实,这也将是中国产品从希腊到西欧最快捷的运输路径。

海港区合作:中国与中东欧还有另一项备受关注的大型工程,即三海港合作区。201511月,李克强总理提出倡议,开展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和黑海“三海港区”合作,在有条件的港口合作建立产业聚集区,包含物流通道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双方企业参与其中,拓展中国装备、欧洲技术和中东欧市场的结合,形成更多产能合作的亮点。亚德里亚海港区主要涉及前南斯拉夫各国和阿尔巴尼亚;波罗的海港区涉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及波兰。欧洲南北两岸实现港口铁路联通,将使得南北欧地区的货物流通更为便捷,免去绕行大西洋的遥远航程。黑海港区涉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对接的是土耳其、中亚地区和未来远东的通道。中欧班列未来规划的南二线,即以该地区为重要接入端点。

2016年,“三海港区”合作的内涵更加丰富,从单纯的企业参与,发展为产能合作,演变为对产业园区、物流通道和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的综合模式的深入探讨与对接。波兰总统认为,这一合作的核心是创建一个真正的南北欧轴心。依托三个海,联通三角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是“打通欧洲的生命线”。

芬兰对中欧班列也有较大兴趣。2017年,芬兰已经发出首趟北欧至西安的班列,将纸浆、机电设备等产品运至中国,这也是中欧班列运行路程最短的线路之一。

当然,三海港区建设面临不小的挑战。中东欧国家体量较小和互有差异,增加了中国在该地区开展大型合作项目的难度。在发展同中东欧国家的双边关系时,要与欧盟的发展战略做好对接。只有了解各个国家的不同需求,才能有利于项目的有效推进。

波兰等欧洲一些国家,是中国至西欧许多线路的过境国家,货物很可能在此只是稍作停留,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想只做一个单纯的货物过境国。成为价值链的一部分是每个国家的追求,它们不会忽略任何新的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机会。对于中欧班列来讲也是一样,价值链存在于中欧班列的每一个环节,才能保证中欧班列服务畅通。

开发南线

201710月,BTK铁路(连接阿塞拜疆巴库—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土耳其卡尔斯)正式开通。该铁路总长846公里,连接了亚欧东西两端,使高加索地区和欧洲铁路网连为一体,对阿、格、土三国均具有重要意义。

阿塞拜疆:BTK铁路使其位于里海的港口和航线融入欧亚运输网络,摆脱内陆国处境。位于南高加索的巴库是欧亚大陆东南西北走廊交汇的十字路口,该国为石油天然气重镇。阿塞拜疆提出了“大丝绸之路”计划,目标是成为欧亚大陆的能源、交通和信息枢纽。BTK铁路正是该计划的重要基础设施。

格鲁吉亚:位于高加索地区的黑海沿岸,BTK铁路可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争取更多外国投资,并有潜力成为连接中国与欧盟的物流枢纽。2017年中格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两国互免关税额度占其进口额的93%以上。

土耳其:作为横跨欧亚的地区大国,与中国一向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高铁第一次出海试水(伊斯坦布尔—安卡拉高铁项目)就是一个标杆。丝路基金安排的“铁路丝路”项目,即构筑从中国新疆、中亚到土耳其和欧洲的铁路运输网络,也得到了土耳其及沿线周边国家的支持和参与。

中国希望加快在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发展,并成为该地区稳定、发展和融合的力量。通过土耳其可以连通欧亚,贯通南部货运走廊。中国货物可以经过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经里海到巴库,再经格鲁吉亚、土耳其运往欧洲,中国经巴库到欧洲的货物运输时间可大为缩短。

改变世界,从融入全球供应链开始

中国的广大西部地区可以通过对接中欧班列释放其潜能,让很多过去难以出口的商品出海成为可能。借助中欧班列,内陆腹地可变成对外贸易的前沿,古丝绸之路节点城市可以重现昔日辉煌。

中欧班列为外界提供了接入网络的节点,最终能结成一个什么样的网,取决于每个角色参与的程度。“一带一路”建设给全球化资源配置带来了便利,也有利于中国众多企业在国际市场施展身手。中欧班列融入了公司的科学管理并优化了其供应链,使其在面对多变的欧洲消费市场时能够快捷反应,以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中欧班列连接了中国与中亚和欧洲的市场,给大大小小的企业提供了运输方式的选择性。未来的中欧班列将融入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城市的建设。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选择中国城市的时候,往往会将有无中欧货运班列考虑在内。

国际供应链对货物快速集散、通关、商品检验检疫,以及多语种的人才需求很高。中欧班列的从业者需要更具国际视野,能理解欧洲文化和中亚文化。中欧班列的发展也给海外的中国人带来了很多机会。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成功与否,不只由中欧两端的贸易成绩单决定,还在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能否得到合理的刺激和发展。在环境治理、高技术产业发展、沿线物流以及新建工业园区等方面,中国与中亚、中东和欧洲各国有很多可以互相借鉴学习的地方。

随着公路运输和空运市场的膨胀,铁路运输份额逐步衰减。铁路公司已不能满足于“铁路行业”的定位。铁路运输业的复兴,将不只是技术的创新,也在于商业模式和客户服务的创新。对中欧铁路货运而言,值得强调的是国际物流供应链的有效整合,以及对高附加值产品这一利基市场的准确定位。

现代国际经济,产业的竞争已经超越企业,扩大为整个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供应链的表现如何,有时候能够决定供应链中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中欧班列这种运输方式,相对空运和海运而言,帮助企业节省的不仅仅是时间和费用。不同的产业融入还会给中欧班列带来不同的利润。短短几年的发展,中欧班列渐渐成为全球供应链的试验场,目前很多产业都在尝试以中欧班列为基础的供应链新模式。

中欧班列融入全球供应链势在必行。作为全球供应链的新星,中欧班列在不断尝试和经历挫折中获得成长。这颗新星虽已融入全球供应链,但彼此之间还在小心翼翼地适应对方。中欧班列行进的每一公里,都是一个时代的记忆,都注定成为焦点。

                          (编辑   碣石  季节)



¨ 本文摘编自《中欧班列:全球供应链》,中信出版社,20196月第一版。

* 单靖,中国中铁公司;张乔楠,《欧洲时报》德国分社。

中国企业

 

中国的本土体育产品,在轻工业产业中比较突出,出现了一批本土品牌。同时,从国内外近十年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以运动鞋为核心的体育用品有望成为一个产值达数千亿元的产业,并产生重要国际文化影响力的大产业。

以高质量品牌运动用品为主的体育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体育用品产业,从20世纪60年代诞生以来,在发达国家的地位一直在上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运动鞋为核心的体育用品市场,成为西方最先复苏而且销量翻番的领域,也成为美国诸多消费产业中最繁荣的市场板块。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经过三四年的库存调整,体育用品产业至今仍然持续着长达7年的景气期。

好的体育产品对内能凝聚国民精气神,对外能传递中国文化和中国体育精神。建立持续发展的体育产业与全民健身相结合形成正向循环,意义重大。

当前体育品牌产品已经形成庞大的市场规模,这也是全球泛轻工业类产品中增长最快、科技含量最高的板块。体育品牌产品的核心和科技含量最集中的是运动鞋,并以鞋带动服装等其他产品。2016年,美国的体育用品市场销量为400亿美元以上,其中运动鞋为200亿美元、3亿多双。而2018年,中国的运动鞋市场为1134亿元(10.85亿双),体育用品总销量接近2400亿元,中国人平均每人一年在体育用品上消费约180元,其中鞋类约84元(0.8双运动鞋)。

体育品牌产品占据整个体育用品价值链的很大部分。品牌产品的特点是高毛利:以耐克、阿迪达斯为代表,其零售标价和批发价格比例是1.81(计入企业收入的只有批发价,因为世界各地的店面是由下游的商业企业经营),而在批发价值基础上,耐克等公司尚有超过40%的毛利润。中国本土品牌企业产品毛利也在这个水平上下。2012年之后,因全球电商日趋普及,则有可能把整个终端售价计入企业(中国品牌企业电商销量到2017年已经占总销量23%)。因此,这种品牌企业的利润能力和养活上下游的能力是很强的。下游可以养活零售链条、广告传媒、商场等相关方,上游能够为化学化工科技创造的新材料(以鞋中底[1] 为主,兼及服装鞋面的面料)提供很大的市场。

因此,近几年一些世界级体育品牌的收入、利润和资本市场市值持续扩大。如耐克公司的年收入预计将超越400亿美元,毛利接近200亿美元,净利润预计接近50亿美元(2019-2020财年预测),市值已经超过1400亿美元(201910月初),即万亿人民币。阿迪达斯收入、毛利、净利也将达到235亿、123亿、20亿欧元(2019年预测),市值达到500亿欧元。中国的安踏收入将达到或超过300亿元人民币(不计入并购的海外资产),市值已突破1800亿港币。体育品牌企业群体源自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但通过品牌效应已进入正向循环,并且不断扩大企业科研结构和力量。如果中国能走出几个类似耐克、阿迪达斯这样科技引领的体育品牌企业,那么完全有能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先锋力量。

然而,自2011年以来,中国本土体育品牌企业大部分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一些在北京奥运前后崛起的品牌甚至倒闭了,大部分中国本土品牌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下降了一半左右。而耐克、阿迪达斯的产品生产上游则是和欧美的化工科技企业在供应链上协同的,这种趋势显然对我国产业升级及参与国际竞争不利。

以厦泉地区企业群体看中国本土体育品牌的发展历程

中国本土体育品牌的分布呈高度集群化的结构,除北京的李宁品牌之外,主要企业集中在福建省泉州市,尤其以泉州所属的县级市晋江为中心(这些企业多在厦门和泉州设立双总部,故一般称为“厦泉地区体育品牌企业”)。到目前为止,厦泉为代表的中国本土体育品牌企业的发展,可大致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本土崛起期。从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品牌意识兴起,本土品牌崛起,到2007年左右进入高峰期,泉州体育品牌企业发展迅猛,速度超过耐克和阿迪达斯,规模膨胀数十倍的案例并不鲜见。在这一轮本土品牌出现之前,中国大陆以运动鞋为核心的体育用品产业,主要以代工形态存在,以1990年与台湾宝成集团合资的东莞台资裕元鞋业为代表。后来,出现了东莞、苏州太仓、青岛、福州为代表的合资代工企业和小分包厂,也出现了福建莆田的假鞋产业群体,以及走品牌道路的福建泉州晋江群体。

1999年,名不见经传的安踏邀请乒乓球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孔令辉代言上央视,打出永不止步的品牌口号,当时安踏年产值低于5000万元,利润只有400万元。安踏一炮打响后,泉州群体一拥而上,一度出现一百多个品牌,形成了德尔惠、特步、361度等十几家品牌公司,成为当时央视五套和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的主要广告主。虽然当时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居民消费能力快速增长,但仍然不足以承受当时售价近千元的耐克等国外品牌产品,于是售价两三百元,样子又与耐克“相似”的本土品牌产品快速崛起。从2003年到2007年,本土品牌企业每年销量翻番不算稀奇。2007年,安踏收入从最初的几千万元快速达到30亿元,李宁品牌也从2004年的19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43.5亿元。

第二个阶段是资本扩张期,时间从2007/2008年到2012年初。2003-2004年期间,李宁及衍生的“中国动向”(Kappa中国)上市成功,泉州企业纷纷效仿,在2007-2009年间密集上市(以香港上市为主),上市融资为这批企业加速扩张、大规模开店提供了资本。从扎堆上市到2012年扩展发展巅峰,这批企业有的营业收入成倍增加,门店普遍达到4000-5000家以上。但奥运会后,耐克、阿迪达斯在中国市场启动了大规模降价清库存的战略,重新定义价格区间,国外品牌降到300元或以下价位。李宁率先出现营收下降,从2010年顶峰的94.8亿元,降到2012年的67.4亿元,同时清库存造成19.8亿元的亏损。

第三个阶段是挫折、停滞与分化期,从2012年至今。在耐克、阿迪达斯以降价清库存战略攻势取胜后,中国体育产业被逼重新洗牌,从2013年起重拾升势。尤其是马拉松赛事引领的全民慢跑风气,在一线城市大范围推广并向全国扩散,创造了四大/五大跑鞋等概念。[2] 但这些红利大部分被国外品牌所分享。而厦泉军团为代表的本土品牌企业,奥运前后生产了过多的体育鞋服产品,以及门店过多导致管理混乱、耗尽上市融资资金,企业经营普遍举步维艰。除安踏在2014年走出困境之外,大部分企业止步于“50亿元收入瓶颈2011年至今,很多企业的营业收入一直没有超过2011年的高点。[3]德尔惠、喜得龙、金莱克、贵人鸟四家中型品牌企业在2015年之后走向衰亡。

 

为何本土体育品牌大多出现停滞

本土体育品牌持续发展动能不足的核心在于技术问题。

体育产品中的灵魂——运动鞋的鞋中底是要害,其不断进步的材料或结构是各家企业树立品牌的核心。耐克、阿迪达斯及其他国外中小品牌产品均为消费者提供了独到感觉,并不断加强专业化。比如综合缓震和弹性的“软+组合,以及在确保运动保护结构下尽可能的减轻重量,追求柔顺与脚、肌肤的贴合感(包裹性、足鞋一体等等)。这些效果并不是容易实现的,其科技含量带来的品质越好,定价中枢越高,在零售端要让渡出去的价值量相对就越小,留下来的毛利和用于支撑上游材料的空间就越大。国外品牌运动鞋在国内的售价,从2004年左右到2015年之后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而从2012年起,国际品牌的运动鞋又出现了科技上的一轮新的革命,更加舒适,外观上也更加美观,受到中国消费者的青睐。

厦泉区域的本土品牌企业,虽然2005年前后不少企业建立了核心鞋类产品的运动实验室,但多停留在表面,只有外观模仿,并没有实质功能,且抄袭模仿的现象严重。在21世纪初,几十个本土品牌市场竞逐时,产品缺乏核心功能,出现靠文艺明星代言(而非真正的体育运动员)、只重视时尚外形的现象。在价格中枢被挤压的情况下,本土品牌又面临各种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成本刚性上升的问题——而相对价格越低、品质越低的鞋,其销售收入被分销渠道挤占的比重越大(因为商业地租的刚性),这样很容易就陷入到进一步压低材料成本——品质停滞降低——进一步流失客户的恶性循环中。

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8年左右,本土品牌只是赶上了国内消费能力上升的一个特殊阶段,但是市场是不断变化的。2012年以后,如果无法真正走出科技研发高品质产品的那一步,厦泉地区的本土体育品牌就只能逐渐消亡。

近七年来,有的本土企业虽然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市场脉搏,但却没能摄取相应红利。比如特步,2015年之前它一直定位于时尚运动,由谢霆锋代言,2015年为中国马拉松起步年,特步宣称要从演唱会回到运动会,着力打造以马拉松跑鞋为核心的产品形象。但是,特步的核心产品始终不能吸引客户,并没有享受到更多红利。

安踏和李宁的情况相对例外,它们是中国市场领军的本土品牌。李宁原本是中国体育服装用品企业的老大,独居北方,一开始就走了耐克专注专业设计、外包生产的道路。李宁一路走来,一直对专业设计很下功夫,追求原创,较好地渗入了中国文化因素。同时,李宁很早就研发了诸如B+C(回弹Bounce+缓震Cushioning)SAS中底支撑、李宁弓、弧、云等中底结构科技,十几年来打造了不少经典系列。2009年,由于产品定价偏高,曾经连亏三年。2012年,李宁签约NBA球员韦德,打造了“韦德之道”系列,在产品设计上也比较成功。2018年,李宁搞起了“国潮”(中国风“潮牌”),香港资本市场为此狂热,不过争议很大。李宁的强项偏设计,在材料科技方面,还不足以抗衡国际大牌。同时,李宁近几年强化的“高价-限量的市场策略,消费者评价并不高,导致其社会口碑两极化。

2014年以后,安踏持续高增长,要害是踩对了消费风尚的潮流。安踏走出低谷,一方面是快刀斩乱麻解决快速开店带来的混乱、建立了强健的下游零售商统一门店管理体系,另一方面,2009年,它收购了国外品牌Fila (中国区权益)Fila 2012年起持续发力,赶上了2010年代中国城市消费者的“轻奢”消费心态——愿意购买那些设计理念清新、价格较贵但仍可以接受的外国潮牌。源自意大利的Fila正是这种“时尚体育”产品。安踏再凭借Fila的市场业绩,撬动了资本市场,连续收购了一系列小品牌或其国内权益,形成了所谓“多品牌”战略。

其实,安踏到今天仍然没有真正能让用户赞不绝口的产品,其核心拳头产品——KT篮球鞋(KT为安踏签约NBA运动员克莱·汤普森)评价并不算高。行业普遍认为,安踏长于销售+资本运作,但短于产品力。为此,2017年以来,安踏不惜重金请来阿迪达斯等诸多国际品牌的研发专家,但迄今还没有推出里程碑产品。可见,中国本土体育品牌成为国际知名品牌仍然任重道远。

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品牌发展历程

当前,国际上的体育品牌格局是“强弱两超+多强”(耐克、阿迪达斯及美日欧其他中型品牌企业),并已经维持很多年。研究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发展历程就可以了解国际体育产业的规律。

 “科技+体育明星代言人”商业模式

以运动鞋为核心的现代体育产品,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德国巴伐利亚小镇的达斯勒兄弟公司。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达斯勒兄弟公司通过资助德国队和美国黑人运动员欧文斯一举成名,在二战后分家为阿迪达斯和彪马(Puma)。阿迪达斯在世界体坛(田径、足球乃至篮球)上是早期的世界霸主。

1962年,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的田径爱好者菲尔·奈特(Phil Knight)在一次赴日旅行中发现了鬼冢虎(即日后的“跑鞋之王”亚瑟士)的产品,遂于1964年与其教练鲍尔曼成功创办了蓝带体育代理鬼冢虎品牌。1972年,奈特创办了自己的品牌——耐克,并从一开始就打造品牌产品。70年代,耐克赶上了美国反越战运动催生的长跑风气,运动鞋被社会接受为日常穿着,企业迅速成长,于1979IPO上市。

在发展过程中,基于耐克深入美国高校训练体系(田径、篮球为主)的网络,依靠“科技+优秀体育运动员代言人”的方式,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商业模式,更新了制鞋业和体育用品产业的理念。耐克在上世纪70-80年代经历了两次大的进步,首先是鲍尔曼教练发明的华夫饼鞋底,第二次是采纳航天工程师弗兰克·鲁迪(Frank Rudy)的气垫鞋概念,产品从体育行业的经验摸索逐渐走向科学化。在形象代言人方面,耐克一开始选择全美长跑冠军普雷方丹为代言人,1984年首创了现代体育产业新模式:为当时刚崭露头角的乔丹打造了个人品牌“飞人乔丹”(Air Jordan),这个系列产品与1983年推出的飞马跑鞋(Nike Pegasus)并列成为耐克历史上寿命延续最长的系列产品之一。

1987年,以锐步(Reebok)为首的休闲鞋品牌对从专业体育出发的耐克等企业发起挑战,最终以科技致胜。在此之前,弗兰克·鲁迪引入的气垫鞋在耐克一直处于实验阶段,并未得到重视,直到锐步依靠女性有氧健身操鞋等休闲品种反超耐克成为市场第一时,耐克才重新重视气垫鞋,用一年时间拿下产品研发,并配合充满体育精神的“大变革”广告,取得竞争的决定性胜利。科技与产品的充分结合,改变了耐克发展模式。之后,耐克进入了十年黄金发展期,此时正值奥运会商业化、全球推广体育文化的大浪潮,耐克又在1990年与台湾宝成-裕元鞋业形成上下游联盟,耐克的代工产能也在中国东莞爆炸性扩大,同时开发了压缩气垫(Zoom Air)、shox气柱等新的发明。耐克收入从1986-1987财年的8.8亿美元上升到1996-1997财年的92亿美元。这个十年黄金期也激发了阿迪达斯、锐步等公司相应开发自己的新科技产品(如阿迪天足结构、锐步Dynamic MotionX气垫等),大大推动了现代体育产业成型。之后,耐克又经历了一段高增长,并购了老牌企业匡威(Converse),收入翻了一番,达到186亿美元(2007-2008财年)

在这个过程中,阿迪达斯先是被耐克超越,后又经历创办家族退出企业经营的重大变动,一度濒临破产。20世纪90年代初,被法国路易达孚收购,阿迪达斯进行了管理重振、亚洲代工、IPO上市等一系列改革,在90年代末形成略逊于耐克的全球“两强”格局。阿迪达斯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前十年一直处于被动追赶者状态。直到2006年阿迪达斯收购锐步,化三强为两强,开始与耐克直接较量。

耐克和阿迪达斯的技术较量

耐克和阿迪达斯从2012年开始新一轮你追我赶的技术较量。技术较量的起步是飞织技术,以及气垫技术从篮球鞋向跑鞋的推广。

2013年阿迪达斯正式发布Boost材料。从2013年起,阿迪达斯稳步起飞,年收入从200亿欧元起步,每年收入增加20-30亿欧元,到2019年仍不停歇。2015年,阿迪达斯通过Boost产品的升级版和Boost技术在休闲潮鞋上应用的产品椰子鞋(Yeezy Boost)的发布,火遍全球。近几年阿迪达斯有力压耐克的意思。阿迪达斯产品已大半Boost化,把自己历史上的各种产品都用Boost材料替换升级。

针对阿迪达斯持续得手的Boost攻势,耐克从2017年起又在跑鞋中底的材料上发力,此前的飞织技术及设备已在中国推广。同时推出了ZoomXLunarlon/React两大类新材料。2017年之后,又不断推出新材料,以体育活动推动技术产品化、商业化。

在持续了六年多的耐克-阿迪达斯拉锯战中,两家企业的收入、利润都持续上升,成为西方实体经济中能在金融危机后实现大比例增长的产业代表,其中耐克收入从2011财年的201亿美元上升到2019财年的391亿美元;阿迪达斯收入从2011年的133亿欧元提高到2019年预期235亿欧元,净利润20亿欧元。

国际体育品牌的技术特点

美欧日不少中型体育品牌企业已成为国际企业,在发展中有自己的特点或科技方面的诀窍。

一类是有百年历史的老牌欧美制鞋企业,20世纪70年代以后,抓住体育用品潮流,转型成为体育品牌,此类企业多带有潮牌色彩,如美国匡威、锐步、新百伦、范斯(Vans)。还有一些二战前后出现的老牌体育专业产品企业,包括美国的索康尼、布鲁克斯、德国的彪马、日本的美津浓和亚瑟士。

一类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品牌,有独到特色,如美国以健步为主的斯凯奇(Sketcher)、以尼龙弹性健身衣为起家的安德玛(Under Armor)、2007年后出现的科学跑步品牌牛顿、HokaOneOne等。除此之外,还有以满足欧洲工薪阶层需求为目标的中低价品牌法国迪卡侬(Decathlon)。这类企业以其独到特点会坚持多年。比如日本的美津浓和亚瑟士这两家企业,分别形成了以Wave系列机械减震结构和以G.E.L胶为主体的材料-机械减震结构,支撑了日本自二战以来国民健身运动的推广。

体育产业的“第三名”现象

在当代国际体育产品历史上出现过几次“第三名”现象,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锐步和金融危机后到2016年的安德玛。但往往是时间不超过8年的中短期现象。中国本土品牌企业销售量最高的安踏(不包括并购的亚玛芬)相当于这批中型企业中较大的公司,但市值已经超越这些公司成为世界第三。

为什么历史上“第三名”现象都是昙花一现?核心原因还是科技。耐克、阿迪达斯每10年就更新一代重大科技投入,且敢于尝试新的试验性科技,而其他企业则主要靠一招吃饭,在此基础上修补改进。

中国本土体育品牌下一步的目标是赢得中国进而全球消费者的心,成为全球领先公司,与耐克、阿迪达斯一比高下。

                             (编辑  杨利红)



* 简练,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本文某些观点受隆中智库创始人张露启发,特此感谢。

[1]20世纪70年代开始,运动鞋鞋底变厚,中间出现一层依靠材质或机械结构实现缓震或回弹或兼具二者的功能性部分,称为鞋中底(mid-sole)。今天几乎所有体育用鞋都有鞋中底。

[2]指美国新百伦(New Balance)、索康尼(Saucony)、布鲁克斯(Brooks)、日本亚瑟士(Asics)、美津浓(Mizuno)。这是中国国内的说法。

[3]泉州企业中,特步、361度、匹克在2011年都在50亿元收入上下,但到2018年,除了特步达到64亿元之外,其他的还是30-50亿元,而且净利润只有2011年的30%-70%不等。李宁则是到2018年收入(105亿元)才超过2010(95亿元),但净利润(7.1亿元)仍低于当年(11亿元)

专题研究

社会主义再出发

2019-11-19 15:14:33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习惯于把美国或西方的现行制度当作“理想模式”,以此衡量中国各方面体制的不足,甚至把“全盘西化”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需要检讨的。

首先,美国和西方,它们的经济、社会、政治现实是否与它们所宣传的这套制度相一致?它们做的和说的是否一致?如果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以西方所宣扬的这套理论为模本的全盘西化就成为一个伪命题。

其次,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是怎样产生的?工业化作为人类历史上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到底与西方所宣传的这套制度是什么关系?如果西方现存制度和工业化之间并没有合乎历史和逻辑的因果关系,那么西方这套理论从根子上就是一个伪命题。

第三,基于对前两个问题的深刻审视,考察人类历史的趋势,人类的未来之路到底在哪里?西方所宣传的这套制度能够终结人类历史吗?如果不是,那么全盘西化就不仅仅是一个错误认识,它更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错误指引,甚至可能把人类引向大规模的毁灭性战争。这不是危言耸听,西方所有严肃的历史学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500年来,西方在传播文明的光环下对人类的大规模屠杀史不是可以轻易抹掉的。

第一个问题是现实之问;第二个问题是历史之问;第三个问题是未来之问。本文主要从经济的角度讨论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

 

新现实:中国改革开放40年对西方理论提出的质疑

 

中国的主流学者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现象。但是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西方人一度宣称中国的制度是“落后”的,认为这是生产力不发达和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参考了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部分,但并没有全盘照搬,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生产力以前无古人的速度迅速发展,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已处于世界前沿,追赶的步伐日益加快。以中国巨大的消费和生产能力来看,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具有全面竞争优势的国家。

同时要看到,中国学界受自由派学者的误导,严重歪曲了向西方学习的内涵。他们不研究西方经济体系的实质,不研究那些形成西方经济结构的基本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也不研究西方经济的现实运行及其发展轨迹,仅凭他们在西方学到的一点经院派理论,就在一些领域力推连西方都没有实行的自由经济政策,这给中国经济一些领域的改革进行误导,产生了很大麻烦。例如在房地产、医疗、教育以及环境、资源、食品等为人民提供基本服务或基本生活条件的领域,由于向“完全”市场化转型,致使全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

中国发展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经验颠覆、或至少质疑了西方从政治学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是,引导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制度,仍然被国内外很多学者看不顺眼。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和主流学者的教条认知之间,产生了巨大落差。

这一现状反映出国内思想界长期的混乱。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及其突出表现,也使西方学者一时无所适从。

 

弗里德曼等主流经济学家是怎样认识美国经济的

 

美国的经济现实,和美国的媒体所宣传、并被中国某些学者奉为圭皋的制度特征,两者一致吗?美国人做的和说的相一致吗?

1980年,弗里德曼在他的堪称自由资本主义纲领的《自由选择》一书中批评了美国几乎所有经济政策。实际上,关于美国经济的性质,美国很多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是有共识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凯恩斯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汉森、加尔布雷斯和萨缪尔森就认为,美国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经济。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现代的社会经济制度,没有一个是其中的一种纯粹形式。相反,社会是带有市场、指令和传统成分的混合经济。从来没有一种100%的市场经济。”

所谓混合经济就是社会资本主义。美国经济的基本法律政策框架及经济运行的特征都表明,美国经济的实质是社会资本主义,虽然美国所有学者都不愿意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而用“现代资本主义”来定义。

2019年去世的安德鲁·马歇尔曾担任六任美国总统的高参。他在20186月发表的《以苏联为例:评估计划经济与集权政体的可持续力》一文中指出:“总体来说,美国政府和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苏联经济制度至少初期取得了巨大成功”。“上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认识,并不像此后那样坚定。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上世纪30年代的记忆尤为深刻,特别是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当时普遍流传一个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过去创造的一个时代已经终结……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以个人利益为基石的经济制度,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

美国人一边在做着社会主义的事,一边又极其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彻底污名化,声称自己的经济制度是绝对自由主义的。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文化的强烈的双重性、虚伪性。这种双重性源于其深刻的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的根源。

 

社会主义在欧洲是名正言顺的主流价值观

 

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卢梭,在《论不平等》一书中抨击了私有财产权。他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指出,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契约论是一种“自然权利”的假设是荒谬的。他说:“法律总是于有产者有用,于无产者有害,由此,只有人人都有而谁也不多有时,社会状态于人类才是有利的。”他指出“社会秩序乃是构成所有其他权利之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为了实现一个良序社会,必须使“正义取代本能,并赋予人们的行为与此前所没有的道德含义。”也就是说,是良序社会的要求而非个人的欲求,才是各种经济政治权力的基础。卢梭就此建立了集体主义或称为“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可以说,以卢梭为代表,18世纪的西方思想界产生了一种思想体系,其核心是只有在财产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自由民主等价值。因此,卢梭被称为“法国大革命之父”。法国大革命影响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大陆的传播与合法化。

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它以赤裸裸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丛林主义而著名。自由主义的这种二元性,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左右摇摆的基本来源。当自由主义向左摆时,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就占上风,由此推动了持续近百年的进步主义和新政;当自由主义向右摆时,强盗资本主义就会复苏,西方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延续至今。而在美国,自由主义的存在有相当显著的美国特色,它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

在人类历史上意义深远的五次大革命中,只有美国革命是纯粹自由主义的,它根本就不是社会革命。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掺杂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想成分,下层民众被资产阶级动员参与革命,但最终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则是社会主义的。

20世纪初,资本主义体系内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俄国革命则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作为新中产阶级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大量转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欧洲已深深扎下了根,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欧洲的主流思想。

 

社会主义在美国被污名化

 

极端利己主义偏见、种族偏见、新教偏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美国国家主义偏见,这些偏见是美国社会的本源性问题,是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强烈敌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

1980年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分水岭,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当时的里根总统尽管其新自由主义调门很高,但只是进行了一些小改小革,主要是减税政策;在金融监管方面主要是放开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小布什总统则在里根的基础上进一步减税,这就大大增加了贫富差距。

1978年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开始,到2018年的40年中,美国的GDP增长不到两倍,标准普尔指数增长不到6倍,公司CEO的平均薪酬却增长了10倍多,而工人的收入只增长了12%。大公司的成长远高于整体经济成长,大公司的投资者获利将近6倍。这清楚地说明,美国经济已被泡沫化、空心化;受到冲击的主要是中小企业和他们的职工。这同时也说明,美国的CEO们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导下,美国产生了两类影响深远的贫富分化:一是大资本集团和中小企业的分化;二是经济掌权者和经济无权者的分化,经济权力更为集中化。

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基金的数据,美国CEO与工人的收入比值,1956年约20倍,1978年上升到约30倍,而从1978-2000年的22年间,比值上升到368倍。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比值有所下降,现在仍达到278倍。一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说,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挽救经济危机,实际上挽救的是富人,而穷人什么也没得到。

 

                1 美国历史不同阶段GDP增长率

1930--1933

-6.98%

1934--1941

8.47%

1942--1945

10.43%

1946--1947

0.05%

1948--1980

3.70%

1980--2018

2.71%

          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统计局数据分析

 

1是对美国不同历史阶段GDP年复合增长率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到,1934-1941年罗斯福新政时期和二战时期是美国历史上GDP 增长的最快时期。

1948-1980年为新政延续时期,年复合增长率为3.7%1980-2018年是新自由主义统治时期,总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7%,比新政延续期低1个百分点。其间民主党的克林顿和奥巴马都取得了不俗的经济成绩,而共和党总统在位时则要差的多。

1表明了两个重大问题:第一,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经济成长率负相关。新政时期贫富差距低而成长率高,新自由主义时期则正好相反,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政策比较,优劣立见。第二,站在富人资本家一边的共和党不是经济能手,相反倾向于大政府、严监管、高补贴、高税收的民主党才是真正的经济能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不断提出这样的结论,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也不断指出这样的事实。但在美国,上层精英们对这些事实却视而不见。

伯尼·桑德斯在其所著《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一书中指出:“如今,大多数媒体为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所有,控制着美国人民的所见所闻……利用媒体的覆盖面和宣传数量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媒体塑造了我们的政治意识,告诉我们什么是‘现实的’范围,什么是‘可能的’范围。

这真是一针见血。桑德斯告诉我们,美国所谓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不过是统治意识形态的遮羞布而已。美国内部也对所谓西方制度到底应该走哪条路争论不休,共和党主张弱肉强食的富人自由主义,民主党则主张政府对经济强干预和高税收的穷人自由主义,两派已经势不两立。

永远不要忘掉这句话:学术的背后是资本。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下,美国政府的各种经济监管机构中所雇用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是凯恩斯学派的;而大公司雇用或赞助的经济学家主要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

 

公平发展:社会主义新解

 

什么是社会主义?美国到底有没有社会主义?各国学术界为此讨论了100多年。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诉求,只要满足这些诉求,社会主义就是存在的。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一书中系统地列出了社会主义诉求和自由资本主义诉求的分界线。而美国政治学主流意见认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诉求,其标志是群众运动、夺取政权、剥夺私产、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特别是后冷战时期,政治学界的这种认识成了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的主要表述,并在媒体和民众中固型化。

社会主义思想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经济公平和社会公正的诉求。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的要求是有安全而稳定的环境,能够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能够有尊严地生活。一个政体如果能够让绝大多数人得到这些要求,这种政治就是良政。政治的根本问题是能不能实现这种良政,或有没有实现这种良政的趋势和前景。

有一派意见认为,人应该遵从物竞天择的规律,“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意味着生存竞争的胜败取决于人的努力程度,失败者只能说明自身的低劣、理应被淘汰。这种意识形态的总标签就是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个人主义、部族主义、种族主义、资本主义等等就是建基在这样的主张之上的。

与之相对的另一种意见,认为人皆有同情心、有正义感,人和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与合作。不同的人,其财富、知识和能力是有差别的,人们应该致力于消弭部分差别,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人的待遇;不同的人种创造了不同的文明和文化,相互间应该平等,不应该自相残杀。这种意识形态的总标签就是社会主义。

应该说,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来源于人性本体,前者来源于人性中的自我约束部分,后者则来源于人性中的自我放纵部分。而民族主义正如汤因比所说,来源于原始时代人的生活实践,在内部有所约束,在外部扩张放纵。在现代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是崇尚某种单一价值观的。关键是有没有绝对化?有没有虚伪成分?人类的未来更依赖于哪种倾向?

一个公平的经济获得和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是所有人得以生存的基本需求,满足这些需求就是所谓“人道”、“人性”、“人本”的基本内容。在人类文明史上,这类诉求的明确提出至少有2000年了——孔子孟子的主张,世界三大宗教的主张,本质上都属于这一类社会诉求。在人类历史上这些诉求却始终难以达到,相反,工业革命使更多的人陷入了贫困。

20世纪迄今的社会主义发展演变,形成了三类模式:一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和前苏联模式;二是欧洲模式;三是美国进步主义和新政模式。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已被证明不成功,而欧美模式可以概括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保留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即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同时也引入了社会主义的一些要素,并形成了法律制度框架对资本主义进行约束。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引入部分资本主义因素,包括私有产权要素。之所以引入了部分资本主义因素,首先来自中国的实践经验。

 

         2:中国不同阶段GDP的增长率(%

1949--1957

15.8%

1958--1965

7.2%

1966--1979

6.3%

1980--2018

9.5%

资料来源: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整理

 

2是新中国70年四个发展阶段的GDP复合增长率。其中前9年的增长率特别抢眼,内含倾全国之力打了一场为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一阶段的发展速度显著高于美国的新政时期和二战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在一个弱小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底盘上,加入了社会主义因素。

第二个时期是大跃进、三年困难及调整恢复时期。第三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其中既有对经济造成破坏,也有经济恢复增长时期。第四个时期是改革开放至今,其基本特点是在社会主义的底盘上引入部分资本主义因素。

第一个时期和第四个时期的高速增长,显然可以将其归因于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而第二和第三个时期经济造成破坏的因素,是极端片面的教条盛行,但是它给改革开放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它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如果认为改革开放只是由于西方经营和理论的引入,那是对中国领导人智力的侮辱,是对他们长期革命实践经验的侮辱,是中国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无知。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述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发展的最新成果。

在这个论述中,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个程序正义。所有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法律、政策、制度,都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因素。官方的表述是,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它区别于传统的、教条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程序正义即“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这是对第一个程序正义的一个限定。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剥削”,如何定义“两极分化”。

“剥削”是个古老的概念,马克思第一次将剥削与剩余价值挂起钩来,赋予了“剥削以科学的含义。但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企业基本上都是小企业,所雇佣的工人基本是从事重复性劳动。那时还没有“创新型企业”、“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概念,在计算劳动的回报之后,剩下的也只是资本的回报,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实在而明显的。但在当今时代,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的回报,创新型企业家的回报,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劳动和资本的概念去规范。

合理的贫富差距而不是两极分化的贫富差距,其合理性在于人的体力和智力是有差别的。不问贡献、一味要求拉平收入是不合理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里的“劳”不仅指体力劳动,也应该体现智力劳动、特别是创造性劳动的价值。所以在给定条件下,合理的收入差距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

什么是两极分化?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的强盗资本主义,以及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就是两极分化。中国在目前阶段由于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因素,也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是毋庸讳言的。中国两极分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商勾结的腐败,以及偷税漏税等。中国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和矿业是两极分化的主要领域,其中也包括演艺界。所以中国的两极分化有制度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结构性因素。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结果正义。我们可以把“共同富裕”理解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公平。公平与平等、平均是不同的概念。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旗帜和核心价值观,但这个概念的涵义容易模糊,许多人用“平均”来定义“平等”。公平则是指公正的平等,即承认能力差别带来结果差别的合理的平等,这更适合社会主义的定义。

综上所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可以理解为用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思路去发展生产力,同时用政策、法律、制度来匡正这种发展,使发展符合公正原则,最终实现公平的发展。这是邓小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横行了40年,美国中下阶层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美国的公共产品提供也几乎没有增长。美国国内的种族矛盾、阶级矛盾、文化矛盾很难解决。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住房、医疗、教育方面给中下阶层带来沉重打击,他们在选举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选择了特朗普。但是特朗普告诉他们,他们的苦难并不是资本家和华尔街的错,而是因为中国和移民的低工资竞争抢夺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的收入长期得不到改善。特朗普把国内中下阶层的愤怒引向国外,在美国政客看来,这是调和美国内部矛盾的唯一办法;而一旦对外霸凌政策失败,国内必然陷入混乱。

截止20192月底,在六名宣布参选美国总统的民主党参议员中,有五位有社会主义倾向。他们的竞选主张主要是实行全民医保、免除大学学费和向富人征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伯尼·桑德斯。桑德斯在2016年民主党总统选举提名战中败给了希拉里,评论认为,如果不是民主党上层动用党的工具进行干预,桑德斯将获得民主党提名,并可能在与特朗普的对决中胜出而成为美国总统。

根据美国最近的民调,社会主义观念受到更多人欢迎。 连美国之音和福克斯这样的极右媒体都在公开谈论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复兴,说明整个社会都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说明美国政治风向的微妙变化。

斯蒂格利茨在题为《新自由主义可宣判死刑 之后的路该怎么走?》一文中指出:“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最有利于人类福祉?这个问题定义了当前的时代,因为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经历了40年的新自由主义之后,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行不通的。降低富人的税收、放宽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管制、金融化和全球化——这些新自由主义实验被证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在几十年的停滞甚至收入下降之后,新自由主义必须被宣判死刑。”他将未来的方向称为“进步资本主义”。他主张:

第一,重建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平衡,政府有责任通过环境、卫生、职业安全和其他类型的监管来限制和塑造市场,有责任积极投资于基础研究、技术、教育和卫生等市场不会做的事情。第二,承认“国家财富”来自科学探索,市场在促进社会合作方面仍起关键作用,但只有在依法治国并受到民主制衡的情况下,才能服务于这一目标。第三,解决日益增长的市场集中力问题。政府要发挥比新自由主义更积极的作用,否则由于信息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进步,不平等问题会变得更糟。第四,断绝经济权力和政治影响之间的联系,对资本主义的制约必须从减少货币对政治的影响和减少财富不平等开始。

概括起来说,斯蒂格里茨的主张就是通过市场来发展生产力,通过政府来消灭两极分化,通过完善法律来消除权贵勾结。

美国主要企业的经营者团体——商业圆桌会议819日发表标题为“为所有美国人服务的经济”的声明,改变了此前认为最重视股东利益将拉动经济整体这一美国式经营理念,认为广泛顾及客户、员工、合作伙伴和地区社会等利害相关方,才能长期地提升企业价值。摩根大通、亚马逊和通用汽车等有代表性的美国企业的181名经营领头人签署了声明。

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风靡全球。这本书采集了重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上百年的数据,证明在不加干预(即自由经济)的情况下,资本的膨胀将会加速进行,而在经济增长中绝大部分人的经济状况,与极少数拥有资本的人之间出现了极大的分化。解决之道就是要用累进的办法,对收入、遗产和资本利得等收税,也就是用社会主义的办法对资本主义进行限制和调整。皮凯蒂特别针对中国的情况指出:“把反腐作为当前要务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若以为腐败是导致极为不公的财富不平等和财富过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过于简单了。”

 当然,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至少要包括对市场行为严格的前端监管,以避免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食品有毒、药品缺陷、职场危险、过劳致死等等危害。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主张的经济制度,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正在实行或曾经实行。它只是美国经济学某一学派的构想,而且从来没有得到过实践检验,而且永远也不会成为已被实践检验的理论,其原因就是由于它的反人道性质。正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警告的:任何持有这种观点的政党,将在西方的政治版图上永远消失。

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西方做的”,而只是“西方说的”,用“西方说的”替代“西方做的”,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扭曲。更何况,“西方说的”并不只是新自由主义这一种思路。用新自由主义取代“西方说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扭曲。然而最严重的扭曲在于,在将新自由主义引入中国,致使中国改革在一些重要方面失败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居然进一步将这种原因归结为“没有全盘西化”,这就不仅仅是学术认识问题,而是学术道德问题了。

这些经济学家缺乏用事实和勇气来检验他们大半生都陷入其中的理论的谬误,相反却更积极地用他们扭曲的理论去扭曲现实,并且用他们扭曲的理论去教导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这些学生已经或将会掌握中国社会各领域的权力,他们所形成的精英认知基础,正在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困惑,即精英的理论和广大群众所感知的理论实际严重脱节。

自由资本主义被中国主流学者搬到中国,不但致使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所谓改革遭到失败,而且给中国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它给极端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和无政府主义披上了合法外衣,加剧了社会的道德沦丧。这导致中国社会曾面临长时间的思想混乱局面;目前中国面临艰巨的道德重建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持有和鼓吹的那些理论,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其中某些人在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中,无耻地恐吓中国人民,主张向美国投降,向美国投递投名状,实际上成为美国谋利益的工具。

一个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政策不满意、有异见,这本属正常,理应得到社会的宽容。但是如果他公然站在外国的立场、敌视自己的国家,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甚至主张分裂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这样的敌人来教导年轻一代。最近香港暴乱,已经充分展示了某些以教师、经济学家和其他什么学者名义出现的思想敌人的危险性。

毫无疑问,中国需要继续开放,继续向西方学习,但是这种开放式的学习必须建立在对西方深刻的分析和认识基础上,而不是简单的搬用西方教条。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重心,应该是再一次竖起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旗,深刻总结4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分析和认识西方的历史、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从思想方法的角度客观认识,西方今天的发展历程也有其成功和失败的方面,只有经过一个去糟粕取精华的过程,才能提炼出对我们真正有用的“营养”。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在总结了欧洲式社会主义和中国70年发展经验的一个高度理论概括,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而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显然社会主义在发展道路上,通过不断进行修正和调整,正在重新出发。

                             (编辑  季节)



* 于中宁,国家一级导演,国家有特殊贡献专家;赵瑜,中信里昂证券董事长特别顾问。

 

科学知识的内涵

 

在西方历史上,最早对科学的内涵进行概念界定的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但是他对科学的理解仍然支撑着我们对科学的基本认识。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阐释大概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科学是分格之学,是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对事物进行研究。其次,科学研究的对象是那些恒定不变的事物或者事物当中不变的部分。第三,科学发现的目标是从不变的事物或者事物不变的部分当中寻找事物的普遍性,也就是共性。第四,科学研究的工具是逻各斯,这里的逻各斯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语言,特别是概念化的语言;二是基本的逻辑规则,后来人们很精确地称之为理性。

    从科学的规律可以看出,普遍性与普通是科学知识的两项基本内容。这里所说的普遍性,又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科学关注事物的共性而非个性,二是强调科学知识能够被人们所共享。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应该是一种公共性的知识,而不是私人性的经验或者体验。  

    这种着眼于事物的普遍性和不变性、通过逻各斯加以把握和表达的科学知识,是否构成了人类知识的全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亚里士多德其实非常清楚,科学既非人类知识的起点,亦非人类知识的终点,更非人类知识的全部。所谓科学并非人类知识的起点,是指科学并不能为自身提供基础,特别是科学基础知识建立于其上的那些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并非科学的产物。产生这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判断的能力,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直观。他特别指出,直观不是知识而是感觉,是对事物整体而非对个体事物的感觉。总之,科学需要直观地提供基础或者出发点。

同时,科学也并非人类知识的终点。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知识的终点应该是记忆或者实践,记忆和实践针对的不是抽象和普遍的人和事,而是具体的人和事。在与具体的人和事打交道的过程中,抽象的知识必须转化为实践的智慧,并且超越其自身。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科学是整个人类的认识,在实践过程的中间阶段有一个入口,即与人类的实践生活相连接;还有一个出口,就是实践的智慧或者叫做明智。

 

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区别

 

在西方,人文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在我国,人文的概念也有着十分古老的起源,最早出现在《易经》中。《易经》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简单的话语包括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人文,另一个是文化。人文,与天文及天象相对,是指人类的文明之道、文德之教,也就是诗书礼乐等人类文明的成果。“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以文明、文德化成天下,通过这些文明成果来教育人、说服人、感化人,简而言之就是以文化人。人文可以化人,即改变人,这就是中文语境下关于“文化”的最早定义。

    按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身不发生变化的事物和事物中不变的部分,而人是可以“化”的,所以严格地讲,对人的研究和理解不应该是科学的功能,至少对人的可变部分的认识超越了科学的能力。那么对于人这个对象,能否用某种知识加以把握,或者应该用什么样的知识来加以把握?

这就涉及到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人的认识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用来考察那些不变的存在物,另一个部分则用于考察那些可变的存在物。亚里士多德将前者称为认知的知识或者科学性的知识,将后者称为规范的知识或者深思熟虑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可变的事物分成两大类:具有普遍性变化的知识叫做记忆,具有特殊变化的知识叫做经验。和记忆相比,与经验相关的明智,就是实践的智慧,是人类一种更高层次的能力。明智则让行动者明了行为的环境以及行为的可能性,意味着人们在具体的环境下针对具体的事物采取行动的时候能够审时度势、慎思明断。

亚里士多德特别注重实践。他认为,实践与记忆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关注对其他事物的制作与改造,而后者主要涉及人本身,因为在实践过程中发生改变的除了行为者之外,还包括行为对象。良好的实践就是目的,人们实践的目标就是实现良善的生活。因此,希腊人把关于不变论的知识叫做智慧,“索菲亚”就是希腊语智慧的意思;而把关于智慧的结论叫做哲学。

对于那些可变物,特别是关于人的实践的结论或者关于明智的结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为它创造一个特别的称谓。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中国传统对人文概念的理解,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明智的知识称为“人文”。

 

政治学的人文学性质

 

    政治学是由亚里士多德本人创建的一种科学,按照他对科学的定义,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政治现象当中那些不变性和普遍性的因素。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解释遵循了他对科学的要求,他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政治学搭建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并且据此对现实中城邦的政治生活以及政策变化的规律进行考察,这使政治学表现出一些与研究物体运动变化规律的物理学相似的特征。

    但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又反复强调,政治学研究中,必须高度重视那些可变的、个体性的因素,因为政治是与人相关的实践,而非与物相关的记忆,有关可变性和个体性的知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对政治学研究者来说,只看到普遍和不变的因素,可能远远不足以帮助人们理解政治生活丰富生动的内容,也不足以养成公民们的政治品质与政治智慧。如果缺乏针对个体性的、可变性的因素的认识,政治学研究的内容就会变得十分空洞,而且不切实际。

    总之,对于政治学的研究者来说,不仅需要理论的智慧,更需要理解与实践相关的明智。政治学研究的特殊性还不止于此,在政治活动过程中,人们通过对政治的参与,不仅希望改变别人,而且也会被别人所改变。如果政治学不能容纳这些极富个性的变化,它就不仅难以揭示政治活动当中各种各样的现象,而且会大幅限制政治行动的空间,从而对政治实践而言就变得有害无益了。

    政治学的实践特征源于人的可塑性,也就是可改变性和可完善性。而这一点恰恰也是人文能够得以存在的根据。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人文的可变性与这种变化的个体性是高度兼容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变化可能各不相同,从而产生“性相近、习相远”的结果,这种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对人格养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多彩,也使不同的人在各个方面的成就表现出高下之别,在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向善的方向和动力,而这一切成果又丰富了原有的人文。

就此而言,中国古代以讲述历史的方式传授关于政治的知识,就不仅仅是因为缺乏政治学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这样一种通过讲述历史传递政治智慧的方式,恰恰体现了古人以人文的精神理解政治,同时这当中也包含了一种方法论。

 

呼唤全新的政治学

 

我们深知,历史知识不可能重复,历史不可能重复。那些真正需要政治资本的重大抉择也没有成例可循,所以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以史为鉴只是希望为政者通过了解丰富的历史知识,形成对人和社会的一些理解,形成自己审时度势、慎思明断的能力,形成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识,养成明智的德性。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全新的政治学。对政治家而言,政治学研究不仅需要掌握当下的政治学教导的那些知识即基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规律,而且需要通过钻研历史、深入社会,养成进行政治判断和政治决断的智慧与能力,尽可能做到在政治上知自、自知,知中、中知,看破自己,知进退存亡,从心所欲不逾矩。

对于普通的公民而言,则需要养成政治品性和公民责任,培养自身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与其他公民良性互动的能力,进而提高政治生活的质量。

                                (编辑   宋斌斌)



* 唐士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在二十一世纪初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及研究这两个不同的角度上,必须要有三个领域的视角,这些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际问题。

 

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三个视角

 

推动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从结构、体制、行政机构纵向关系的三个领域的视角去探讨问题。

第一是结构性问题。即如何调整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关系,这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以及相关研究的基础。毛泽东主席当时非常注重这个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就是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今天,我们分析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应当基于对社会关系的深刻认识。但现在政治学界讨论这个问题并不多,好像把这个问题拱手让给社会学界了。实际上,社会结构问题是个基础问题。比如中美两国的关系,中美关系归根结底是由这两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引出的,而不是说国际关系决定国际关系、中美关系决定中美关系。

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也是中国最大的基本面的问题。

第二是体制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各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党政关系、民主集中制等。解决这个问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民主集中制是我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十分重要,但其中有大量的差别性问题需要我们去分析研究。党中央实行民主集中制,政府也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在国家机构的运行中,怎么让民主集中制更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并充分体现其国家机构的特点?再比如,我们经常讲领导班子、班子建设。党委叫班子,行政领导机关也叫班子,党委是委员会制,行政是首长负责制,都要当好班长、带好一班人,而委员会制和首长负责制应该有所区别。没区别怎么能做好工作呢?

第三是行政机构的纵向间关系问题。这些关系包括一些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比所谓难点还难。为什么我称之为纵向间属地关系而不是央地关系呢?因为现在一般说到中央和地方关系大都是指中央和省的关系,但省以下还有三级行政机关。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大都普遍认为两者关系就是集权和分权的事情,权力上收,一会儿下放,还没有真正把思路调整好。

结合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我谈谈对央地职责关系和构建简约高效地方管理体制的几点初步认识。

 

理顺体制,提高政府管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次机构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高度的整体性。总书记在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解决中央和地方“上下一般粗”的问题。中国的行政政治体制结构的一大特点就是“上下一般粗”,政治学者们对此早有批评,但领导很少提到这个问题。这不是个小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决定》还是第一次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论述中,明确提出要理顺央地职责关系;提出“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提出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基层管理体制怎么“简约”?我的理解是工作不能都推给领导,大家要各司其职,每个人都得做工作。还有“职责同构”问题,等等。

理顺央地职责关系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近些年来,一个突出现象是县长都想管银行。现在还有些同志批评若干年前的银行体系改革,说过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不只对天津,还对山西、内蒙古、河北负责,银行体制不顺,地方上更觉得不顺。但我们从宏观调控的角度仔细想想,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不就为地方干预、阻扰国家宏观调控打开方便之门了吗?诸如此类我们过去的习惯,想清除非一日之功。

赋予省以下机构更多的自主权。这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深化改革的决定,有的专家把它概括成说是二十字职能,是将原来十六字职能加上“环境保护”4个字。我觉得这种理解有失偏颇。《决定》在全面阐述“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职能,全面提高政府效能”之后,还专门论述了“统筹优化地方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构建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令行禁止的工作体系”。它第一次分开讲了中央和地方的政府职责,这是《决定》中一个很大的亮点。当然,中央什么职责、地方什么职责还得具体化,这是我们政府的任务。地方还有很多级,还得具体分析。中国地域之间差别很大,不同特点的省份,经济社会管理的职责怎么安排,也需要认真研究。

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怎么简约?比如,我们乡镇政府的机构设置有没有可能调整?中国的乡镇管理范围往往很大,而且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合理安排乡镇办事机构,也有很多具体的事要做。

还有城市的整体结构调整。比如,把北京中心的四个区整合成两个区,怎样分析其利弊?城市的特点是什么?市区和县的区别是什么?现在一些城市把区的地位摆的越来越高,区长和市长没有多大区别了,但是区长又管不了市长那么多的事,这样的城市调整就没有可持续性。城市应该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市辖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区,而是行政分治区,这些事情都需要明确。改革首先要有科学的布局,精准的施策,这样才能使我们提高政府的效率,让改革更有实效。   

                             (编辑  三友)



* 朱光磊,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原南开大学副校长。

 

全球治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制定规则

 

全球治理针对的是全球问题。所谓全球问题,它的影响范围是全球的,必须靠世界各国共同解决。但是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国内有政府,国际没有世界政府——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各国政府参与全球治理,大家要一起解决我们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比如物种灭绝,现在全球每20分钟就有一种物种灭绝,全世界现存的物种是1000万种左右,有生物学家估计,最乐观的情况是到2050年灭绝9%,但绝大多数生物学家则认为,2050年物种将灭绝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这是我们人类面临的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等等问题。

所有问题的解决都要付出成本,但如何承担这些成本,就会产生共同利益和利益的冲突。今天,我们讨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问题都是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并存。这就像两个人分一百元钱,分钱的规则是让他们把想要的份额写在纸上,如果两个人写的份额数加起来少于一百,那他们写多少就拿多少;如果两个份额加起来大于一百,那么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这种博弈实验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最后都会选择写五十,他不敢乱写。因为不知道别人写多少,如果自己写多了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这个例子虽然很简单,但很生动,它说明,面对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并存,大家必须配合,必须考虑别人的利益才可能获得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共同利益。冲突利益是什么呢?两个人的收益是零和博弈,自己多得的就是对方少得的。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我们处在这么一种状态,这就是我们讨论的没有政府怎么办的情况下,大家通过国际会议,坐下来谈出一套规则来处理全球问题,这就是全球治理。制定规则的过程中我们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各种各样的。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旧体系瓦解的时代,同时也是创造一个新时代,很多重大问题需要制定相应的共同遵守的规则,包括WTO的问题,气候变化的问题,生物多样性的问题等等,各国代表围绕这些全球性新问题,讨论要付出多少成本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制定新的规则,这个过程就是全球治理。

经济学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当年长江拉纤,几十个、上百的纤夫拉纤逆江而上,大家的共同利益是把船拉出去,冲突利益是自己少花点力气、别人多付出点力气也能过去,而且也能拿我那一份,更何况大家都使劲的时候,谁也无暇关心别人。所以,这些纤夫就定了一个协议,出钱雇一个拿鞭子的人在边上看着,谁偷懒就抽谁,纤夫们自己出钱雇人来监督自己。实际上,全球治理也有一个类似的自我约束、分配权利的过程。

但是国际规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几乎所有的规则都是非中性的,同样的规则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例如,现在WTO在讨论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了,并列出几个标准。讨论这些标准问题背后有什么深意呢?因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是不一样的,一旦这些定义变了、中国身份变了以后,中国享受的权利和义务马上就变,涉及到关税转让、援救助、投资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国家之间如果不是在战争等极端情况下,在平时,国际治理中的冲突和矛盾主要是围绕国际规则的制订,因为规则是非中性的,这些规则在很大的意义上决定了国家间的竞争。

100米赛跑中,我们在现行的规则下都会输给那位世界纪录保持者——牙买加人博尔特。如果改变一下规则,跑50米的时候,停下来解两道数学题,边上有裁判,答对了以后接着再跑,很多人会跑得比他都快。这个极端的例子说明了一点,就是规则决定胜负。实力、能力这些因素如果不和规则结合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是。所以,全球治理要和政治过程结合起来了,它是在国家之间争夺规则的制订权,只要制定的规则对自己有利,那这个博弈就赢了。

 

美国对中国的“规锁”战略

 

当今世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多边治理体系正处在瓦解过程之中,这个体系是二战后美国建立并主导的,而现在它要打碎亲手建立的这套东西。它为什么要打碎这套体系?因为特朗普认为美国吃亏了。但是美国真吃亏了吗?1978年美国人均GDP10000美元,中国是200美元。40年后,我们现在人均GDP将近10000美元,美国人均GDP6.2万美元,两国人均GDP差距是拉大了。为什么特朗普仍然不满意?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规模大了以后,在国际的博弈中特别是在国际规则的制订上发言权就大了。中国现在的GDP将近美国的90%,而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规模决定了在国际规则、全球治理上的话语权,所以美国要拼命打压中国。中美之间的博弈,美国主要是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之前在这一领域是垂直分工,美国居产业链上游;现在则开始水平分工了,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与美国开始竞争,比如在武器、量子通信等方面对美国产生冲击。

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规锁”的概念,就是美国现在对中国做的是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用一套新的规则来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中国生产鞋、服装,出口再多美国也不在乎的,它真正关心的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美国就是依靠新的规则千方百计地限制中国。原有的规则如WTO不能约束中国了,我们是WTO非常好的成员国,我们有时候也违背规则,我们也被人家告过,我们也败诉,这个不说明中国不是WTO的好成员。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不是不犯规的人,他犯规后愿意接受处罚而尊重这个裁判就可以了。美国另起炉灶,是因为在WTO规则下,它不能约束中国的发展,它只好制定新的规则来约束中国。这就是我们说的“规锁”的含义。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利用全球治理新的规则来为其谋利,这是当下全球治理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应对?从党的十九大以及其后一系列的政府文件中,都谈到中国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改变。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自己,还为了世界其他国家,我们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就是我们的理念。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赵汀阳研究员谈到一个概念。西方经济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帕累托改进”,就是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人利益受损,只要有一个人的利益改进,就是可取的。赵汀阳认为这个概念过于狭窄。孔子讲过,“己欲利则利人,己欲达则达人”。中国不仅要自己好,还要带领大家一块好。所以他把这个东西称之为“孔子改进”,这个新概念非常好。

“孔子改进”的内涵,代表了中国人的基本理念,就是在追求本国利益的时候,要兼顾他国的关切,考虑他国的利益。这个理念是一以贯之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两侧有两条标语,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条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70年前,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第二条标语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1950年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个理念我们一以贯之直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对外交往就两个目标,一是服务民族复兴,二是促进人类进步,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也是一脉相承的。

                        (编辑  三友)



*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多元化关系

我们经常说,中国的经济成就显著,经济改革一往无前、突飞猛进,但是政治改革滞后。如何看待这样的命题?显然这个命题的背后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从大的历史脉络来看,其实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非常多元化,比如古希腊、古罗马,他们的经济制度是奴隶制,政治制度是共和制。美国开国的时候是奴隶制,但最终建立的也是共和制。

从案例比较研究来看,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美国和前苏联三个国家都曾处于危机当中。今天看来,我们说国家好是相对意义上的——中国和美国度过了危机,前苏联却在危机当中解体了。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政治制度动摇了,这个国家就消失了,这里面涉及到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是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文化权力、政治权力四种权力的综合;其中,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的结果。

比如,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博弈的结果。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归因于政治上出现问题;如果把结果当原因,很多改革往往就改错了方向。以前苏联为例,在改革中把结果当原因,首先改动政治体制,结果政治制度赖以生存的根基没有了,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

再看美国的历史。美国最初的时候是农奴制或者奴隶制,但现在却是共和制。美国的共和制经历了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包括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到现在的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无论从大历史到近代史,还是中国、美国、前苏联的比较,我们都可以看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关系是非常多元的,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

中国道路体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如果问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是什么,根源在哪里?经济学家肯定会说出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发展民营经济、市场化等关键词。但是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私有化程度都比中国高,为什么发展成这样?答案是,经济的背后还有政治。

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的模式可以归纳为:坚持方向,混合至上。其中,“坚持方向”是从国家治理的政治逻辑上说的。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时,学界有人对此不理解,认为提出政治原则是对经济改革的约束,称之为“左”。今天回头看,当初改革开放起步时,我们不知道怎么搞改革,也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从自由化等倾向中,党中央纠正方向,明确提出“不能搞什么”,这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看世界的政治秩序,它是多元的、竞争性的。可以把竞争性的政治秩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资本秩序,一类是民本秩序。

从逻辑上看,资本秩序是非常抽象的类型。市场经济带来社会分化,社会分化是产生多党政治的基础,实现多党政治的方式是代议制民主,但是代议制的结果,其实是保护政治。西北大学教授在研究1981年到2001年美国政治议程的过程时发现,有利于资本集团的动议很容易成为法案政策,但是弱势群体的动议成为法案的可能性的,还不到资本集团的三分之一。由此得出结论:美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国家。经过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民主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纷纷转型为资本秩序。

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秩序是民本秩序。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也是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分化。但是在社会分化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的方式就是民主政治,它的结果是以人民为中心。当今的世界政治依然是两条道路的世纪之争,中国和美国之争其实就是道路和制度之争,这一点我们回避不了。

如果没有民本秩序,或者没有党的领导,中国转而走向资本秩序,结果会怎样?我大胆假设,中国只不过会成为另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绝不会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好。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有一些比较有说服力的大数据,比如191150。其中的“1”代表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和民本秩序,而“9”或者“150”都代表资本秩序。“19”的样本来自10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人口过亿的国家有13个,其中3个是工业化国家即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亚洲有6个,非洲有2个,拉美有2个;“1150”的样本表明,发达的新兴国家基本上走向了资本秩序和多党民主,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因为走向资本秩序而走向发达国家。

从政治上来说,讨论政治和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国的经验和道路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民主集中制体现了“混合至上”

 

从国家治理的政策逻辑上看,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混合至上。为什么要实现“混合至上”?大历史告诉我们,再好的意识形态,只要绝对化,最后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一百年,从放任自由主义到经济大危机,后来罗斯福新政使得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推行,再到1980年至2008年的新自由主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大历史的经验教训。

任何时候,人们的需要在利益上是多层次的,反映在人的观念上,就分为左中右。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或迎合一部分人的观念的政治决策,在某些人看来是好的,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不一定是好的。在现实当中,也许你听到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但是对某个群体来说,他们看待这些抱怨的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过去40年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

研究中国政治学30年来的发展,我得出一条基本经验:不要妄加导向。尤其是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各人对一些公共问题都可能持有确定的观念或主张,如果按照自己的观念看待现实,可能存在差异。有些政策不符合你的观念,或不符合你的利益,但可能符合另一部分人的观念和利益。

我们根据朱云汉教授做的ABS调查(亚洲民主动态调查)认为,现实当中,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以自利为诉求,换句话说,中国人更多地要求实质性民主。杜克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中国人多数时候是以民主的话语表述民生的诉求。

人的需要如何混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政治学理论上可以称为混合。民主和集中,这两个在西方人看来相互对立的东西,在中国人看来是可以混在一起的。两个对立的东西为什么能够相互并存,这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的变化很多,不变的东西就是民主集中制。如果说革命时期的民主集中制是1.0版,毛泽东时期的民主集中制是2.0版,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集中制就进入了3.0版。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关系总是在动态调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民主集中制的宪制结构之下,很多政治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实行单一制或中央集权制:地方的一把手或者副省级以上干部都要中央直接考察和任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表现在经济上则是联邦主义:在城市治理、土地开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实行权力的分享与共治,并且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大。

在政治与经济的维度,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政府对实际经济生活还保有不少直接管理的功能,比如对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和重大投资项目的决策,对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命,所以国家机构包括发改委、组织部等;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利益集团在政治生活当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我国政府对政治、法律、民族、宗教等社团实行严格的管理;同时文化类、经济类等其他社团则实行登记制,现在登记在册的社团已经超过150万个。由此可以看到,在民主集中制的政体之下,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变量、政治关系和权力关系,其实都在不同程度地和金融资本发生横向联系。

 

“好政治”考验治理能力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政治的变与不变。不变的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变的是各个领域的结构性变革。因此,到底什么是政治?我们认为政治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形式上的政治,就是体制和制度;另外一个是实质政治,就是治理能力。

40年前,美国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说过一句话:国家与国家之间最大的政治差别不是政治形式,而在于国家的统治能力。那个时候他所说的统治能力,今天就叫做治理能力。

我认为,民主政治是回避不了的。但是,民主政治离不开权威和秩序,如果没有秩序,民主政治就会被无理性的民粹势力所俘虏,甚至变成暴力政治。因此,无论是民主还是权威,都离不开法治,法治主义就是一切以法律为准绳。法治既可以约束民主,也可以约束权威,它们之间的动态平衡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好政治”。

                             (编辑  宋斌斌)



*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几十年时间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7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2年,我国的GDP679亿元;2018年,GDP突破90万亿元大关,绝对值比1952年增长了约1325倍。现在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稳定剂和引擎。

新中国70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奇迹,开创了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破除西方自由民主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和自由市场模式的神话。新时代的中国正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

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给那些身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为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民族和人民带来了希望、勇气和信心。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在为争取世界和平和多极化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中国在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中也有过历史性的曲折,但是在世界政治版图中独具特色与优势。中国的发展道路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兼容并包,一方面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同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独立的探索,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之所以能在短短70年取得巨大成功,关键还在于正确的政治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照搬照抄的死路和全盘西化的绝路,我们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政治发展。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非凡的政治抉择、政治智慧和政治定力。

中国如果选择了一条错误的政治道路,可能会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引起民族冲突、国土分裂,不仅不利于自身的发展,还会给全世界带来灾难。

中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完备的工业体系优势,有很好的政治基础。中国的政治稳定保证了中国发展的确定性及可持续性。世界上有些标榜“民主”的国家,却是政治短视,政党相互倾轧、空头政治许诺,“民主”过度、治理“赤字”。四年或五年任期一过,下一任的政策又陷入不确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则能够保证长远规划的连续性。

新中国70年坚实的发展成就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被外界誉为“21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与自认为是“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模式不同,中国发展道路的全球意义和理论价值在于为世界贡献了“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把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他指出,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在理论研究中要多下功夫,多搞“集成”和“总装”,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

20148月,中信集团履行起央企的政治责任,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基金会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中信基金会积极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是国家高端智库培育单位。毛泽东曾有诗云:“偏师借重黄公略”,中信基金会力求发挥“偏师”的作用。

中国学派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我们中国自己的需求、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中国学派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我们要研究世界,包括中国,但是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我认为,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开创者,是中国学派的杰出代表。他在哲学、政治、军事、经济诸多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邓小平也是中国学派的杰出代表,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推动者。此后,我们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应该说都属于中国学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砥砺前行。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认为,这是中国学派的集大成,习近平总书记是新时代中国学派的践行者和引领者。

中信基金会作为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大军的“偏师”,将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全面总结70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研究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编辑  季节)



¨ 本文是孔丹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举办的“新中国70年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摘编。

*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信集团原董事长。

文史沉思

 

 

新民主主义

 

真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随后展开的国共合作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13位代表,代表着59位党员—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最终,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7人脱党。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完全不可想象,中华民族的前途也完全不可想象。

中共一大的代表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文化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所擅长的是写文章。

关于什么是文化,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说,文化就是“器物”。他也是从这个角度几乎完全否定了文章和文人的价值。章太炎是从文字学出发来定义何谓“文章”的。离开了甲骨文、青铜器、经典的辨识与出版编纂,就没有了文化,语言离开了器物就是空的。然而,晚清以来,这一切都反转了。作为器物的中国文化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被西方的器物打得落花流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章太炎看来,空谈误国,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文化,近代以来的文章无非是空谈。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军队

毛泽东结束了近代以来的文化空谈,他使中国新文化成为器物,更成为武器。他以学问治军,把战争上升为哲学。他不仅恢复秦汉唐的农战制度,恢复并发扬了阳明学的军事哲学性质,而且锻造了一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自19211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狭隘的小组织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学会了武装斗争

中华民族的衰落集中表现为积贫积弱,特别是在武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和国内反动派。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目光短浅,他们认识不到西方现代国家是一部暴力机器,要使中国站起来,必须先建设一支人民的武装。打不过敌人,说什么都没有用——这是一条简朴的真理,当然,也是一条极为残酷的真理。

毛泽东以土地革命组织农民,通过古田会议,他使农民士兵了解到什么是中国国情,什么是世界大势。也正是从古田会议开始,他使人民军队成为一所“大学校”。

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是通过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实现的。是什么力量把道德与法律结合在一起的呢?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军队,军队的纪律就是古人所说的“武德”。他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建立了一支有思想、有道德的军队,使人民军队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与道德的楷模和标杆。治兵之要,在于治心。统帅之责,首先在于冷静地分析、观察敌情,分析地势、敌势、我势。这是阳明学之精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纪律最严密的组织,这个坚强的组织首先是在红军时期锻造而成的。“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建在班上,随时随地的学习、谈心、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形式与汇报工作,这不是宋代的“养兵”,而是每时每刻从思想上、技术上“练兵”。

如果没有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就没有中央党校和全党组织严密的学习、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就来自这种每日每时的学习与锤炼。毛泽东说,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更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把融历史、地理、治国理政于一体的中国学问发展到了极致,并用于残酷的战争。他指出,适用于欧洲平原的正规阵地战不适合山地遍布的中国。他从中国的前人那里学习运动战,更把运动战发展为突击战和游击战。他的《论持久战》不仅改写了人类军事斗争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他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中国革命是漫长的革命,中国革命是持久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持久战,中国共产党人和人类解放事业是持久战。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要在冷静观察和分析中,把握历史变化的契机,增加我们的勇气,积蓄我们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论持久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教科书,而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教科书。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

1939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这一年是五四运动20周年。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发表了《永久奋斗》,还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开启了延安整风运动。

当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的时候,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有缺点的,如果不能改正这些缺点,就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这些缺点包括:对于世界局势缺乏深入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缺乏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总结分析革命经验教训的能力不够。中国共产党有了一点物质基础,这不值得骄傲,因为我们缺乏的是思想的基础。万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开动了两条腿的机器,但更需要开动的是“思想机器”。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呢?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最大的短处就在于脱离人民,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危险也在于脱离中国实际,脱离人民群众。

毛泽东说过,我们是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必须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

旧中国的第一个问题,在于治理者不行,在于治理者实际上的缺位。因为长期治理中国的就是士大夫阶级,而这个阶级的问题也不仅仅在于腐败,还在于消极无能,不能干事、不敢干事、不想干事。政治上的消极束缚社会发展,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至于学风、文风、政风的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其实都是士大夫政治消极的表现。

这种消极是指在态度上——精英分子对民众特别是对农民的消极。无论鲁迅还是孙中山,他们对于农民的认识都是消极的,而毛泽东后来把这种弥漫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消极思想描述为“小资产阶级情绪”。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说,一是因为敌人太强,二是因为我们自己太弱。于是就有了革命的长期性。而“我们自己太弱”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启蒙者不知道与人民结合,就在于革命者还没有很好地与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

传统中国之弱,体现在读书人的软弱、文弱,根源就在于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是“两张皮”。毛泽东青年时代说过:“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中国的读书人一向就是特殊阶级,读书,就是把自己从社会大众中超拔出来的基本方式。

尽管士大夫阶级也都懂得“大学之道在亲民”的道理,但是,正如竺可桢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一旦成为读书人,一般就不会参加体力劳动,士大夫阶级对于生产劳动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以为那是“贱业”。因此,脑与手的分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遂造成了中国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一个致命缺陷——鄙视劳动、鄙视动手,而这就是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中国要有合格的治理者,这就要求精英阶层成熟起来,要克服对于民众的消极态度、对于生产劳动的消极态度。

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为什么忽而高亢,忽而绝望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人民群众,他们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因素,而且几乎是难以改变的。毛泽东则说,要克服这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关键就在于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动员群众,发动群众。

群众路线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方法,是调查研究、分析归纳、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改造群众的一系列方法,是一个破坏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基本方法。

要使中国社会有一个真正的领导力量,首先在于党的建设,而其中关键在于搞清楚我们的党与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到中国人民中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是继秦、汉、唐、宋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深刻的一场人文精神的革命,它重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使中华民族摆脱“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大法宝。

伟大的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残酷革命战争的洗礼,使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的锻造。经过了残酷的斗争,牺牲了无数英雄儿女,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从亡国灭种的境地重新站立起来了——光明的新中国就这样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形象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深刻的社会革命中诞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但一举解决了宋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问题,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持续衰落的趋势,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由此开始。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28年的革命,使中国农民空前组织起来,为最基础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公有制奠定了基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更为坚实。但是,中国搞社会主义有着一块严重的短板,即中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现代工业的基础几乎一片空白。

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就指出,未来之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果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个伟大戏剧的序幕,今后的道路更长,工作更艰苦,成就更伟大。

马克思论述了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工人阶级夺取工业生产资料,同时掌握资本。关于后一点,《共产党宣言》指出:

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成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2]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不是要取消资本,也不是要把个人财产变成社会财产,而是要使资本成为公共的,使资本为人民服务,使资本“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马克思向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提出了两项重要任务:第一,掌握工业化的生产资料;第二,掌握资本。所谓资本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服务。马克思说,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发展尺度。

毛泽东一贯强调人与生产力的结合,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开篇,梅斯纳这样指出:新中国的奋斗目标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即社会主义和现代化。

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一场工业化运动和经济现代化运动,而且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法则、社会主义治理体系而进行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的革命,是一场“文化革命”。这是一场更为艰难但也更为深远、更为彻底的革命。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无产阶级要建立的新的社会法则究竟是什么呢?无非三种:第一种是按需分配;第二种是按劳分配;第三种则更为普遍,就是按照对于集体和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按需分配”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在没有找到一个“按照对集体和社会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的确切、可操作标准之前,最切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按劳分配”。

列宁提出,社会主义乃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他的原话是“第一阶段”),它要保卫的就是按劳分配的法则,核心就是通过能者多劳、多劳多得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是由列宁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个优越性。他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个优势,即“苏维埃加电气化”。在列宁看来,相比只会吵架的议会而言,奉行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制度是推动现代化最高效的方式。

斯大林则继承了列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观点。今天看来,斯大林被骂得最厉害的地方,其实也就在“极权主义的计划经济”。因为西方的经济学完全不能想象在没有市场自发作用的情况下能够建立一种“经济”。斯大林指出,市场经济对于工业化有排斥作用,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不能带来工业化,而资本主义国家是掠夺财富和资本积累的工具,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并不等于发展生产力。推动工业化,关键在于机器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斯大林恰恰在这一点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都会导向财富积累,但财富的积累并不意味着工业化。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结论与黑格尔相似:市场经济的国家体制与工业化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

斯大林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关注点在商品,但是,对现代经济体而言,居于中心地位的是生产资料生产。简而言之,没有生产商品的机器,就不会有商品。因为工业化生产包括:原材料的生产;生产机器的设备——工作母机的生产;机器设备的生产;利用机器进行的产品的生产。狭义的市场经济,所论述的只是产品的交换与生产,而没有涉及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产品这4个部门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更没有看到上述4个部门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就是现代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的生产,也就不可能有产品的交换。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持续工业化的排斥,是商品交换的体系对于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的生产交换体系具有排斥作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视为“头足倒置”的。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提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竞争的充分和经济体系的日益庞大,必然出现生产领域“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就是指在工业化的生产体系里,利润主要发生在生产活动的最末端——制成品的生产与交换,随着销售部门的扩大、生产的扩大,生产活动的上游——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的生产所能分享的利润则越来越少。通俗地说,这就会出现“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赚钱的现象。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经济是完全利润导向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是斯大林提供的,他的意见是:在“一般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不应追随市场,而应主动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彼此互为供需的生产部门,以各部门彼此间的供需关系代替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供需关系。取代市场的是由互相具有需求和供给关系的完善的工业部门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生产体系。它构成了与“商品交换体系”不同的“生产资料生产与交换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因此,所谓计划,主要是指机器设备生产部门之间互相的供需关系。简而言之,斯大林所谓的国家经济主干,是以许多工业部门和国有企业为主体构成的。

斯大林的贡献在于澄清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市场化与工业化不是一回事。世界上有许多市场化的国家,但只有极少数工业化国家。英国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首先是实现工业化。

要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仅仅靠所谓通过商品经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交换体系是鸡,商品交换体系是蛋,没有鸡,就没有蛋,否则,你要么买人家的鸡,要么就买人家的蛋——斯大林的发明,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实际上,按照斯大林的模式,苏联经济的发展被当时的世界学术界公认为“创造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3年俄国生产水平最高的年份,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7%,相当于美国的7%、德国的17%、英国的22%、法国的40%。英国用了近8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又用了近80年的时间实现了国家工业化,而苏联仅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一个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到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

特别是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一片萧条,唯有苏联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1928—1932年的一五计划期间,工业产值年增长率达19.2%1933—1937年的二五计划期间为17.8%1938—1940年的三五计划前期为13.2%195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了17.2倍,其中工业产值增加了12倍,工业中生产资料产值增加高达26倍,国民收入总额也增加了7.8倍。

建立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其实质就是建立彼此具有供需关系的多个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彼此的供需关系可以创造市场,而不是依赖自发的市场。如果这些部门之间的啮合如同齿轮一般有效,便可以节约交易成本。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立即搞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基本路线乃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按照当时的设想,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而这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中国缺乏起码的工业基础,而非缺乏市场。

中国共产党选择这样做,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曾经说,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中国能生产什么?能生产粮食,还能磨成面,但连一辆汽车都不能造。中国有一点商业资本,而产业资本基本空白。中国要恢复经济,只能先发挥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扩大商业,逐步积累资本,为工业化创造基础。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估计是:如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而没有现代化生产力作为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空中楼阁。

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初期,苏联给予了多方面的援助,特别是“一五”时期援建的156个项目影响深远。平心而论,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技术以如此大的规模转让给另一个国家,何况当时的苏联经济奇迹乃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与苏联接轨,这就是向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看齐。因此,选择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

早在195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等组成的五年计划编制领导小组。19528月,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征求苏联的意见。直到19532月,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指导下,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才制定完成。“一五”计划基本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计划期间中,国家对于农业的投入不足10%,主要的投资重点是工业。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同时面临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大国的封锁,这是当时我们的基本国情。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将派往中国援建的专家和技术资料在一夜之间撤走,导致一大部分在建工程停工,这给一个新生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关键时刻使新中国顶住压力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

如果现代化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理性化的“祛魅”过程,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却完全相反——因为它恰是一个高扬信仰的时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新中国靠什么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

1960年,正是新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这一年,解放军某部战士雷锋,从每月8元津贴中积攒起来的100元存款匿名捐给了农村灾区。这样的事情,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还有许多。1962年,雷锋因公牺牲,雷锋所在部队的驻地抚顺当时只有40万人口,却有10万人自发走上街头为这名普通士兵送葬。雷锋牺牲时只有22岁,他把“为人民服务”和帮助他人作为自己人生最大的幸福。

雷锋精神首先代表一种新中国的人格。这种人格把社会理解为互相扶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等价交换的市民社会。约翰·穆勒和弗洛伊德都说,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抑制痛苦。而雷锋说,人生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雷锋精神也是一种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这个始终脸上挂着灿烂笑容的“大男孩”,其实是个孤儿,他有着苦难的童年,而他对于苦难和幸福的理解,建立在对于新旧社会的清醒、理性比较之上,建立在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分析与认同之上。正是由于这种理性、这种清醒,他方才说,心甘情愿地做革命事业的螺丝钉。

雷锋精神代表着新中国的世界观:在一个上帝已死的世界,人民就是上帝,人民就是观世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福音。

雷锋代表着的既是信仰,也是新中国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5000年所锻造的人文精神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升华。

雷锋最崇拜的偶像是毛泽东,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见过毛主席本人。毛泽东曾经说,鲁迅是圣人,而他自己不过只是“贤人”。雷锋牺牲后,翻阅雷锋日记,毛泽东感慨万千,他称雷锋是新中国的圣贤,慨然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为圣贤——毛泽东极为重视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和中国革命的遗产中去汲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力。群众路线对基层的强大动员能力,无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自我克制、自我约束的意志,在关键深刻发挥了作用。当时的党员干部,不但生活方式与一般群众并无不同,而且亲身参加体力劳动。于是,在共和国的脚手架上,我们的人民挥汗如雨。毛泽东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河北省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互助组,农民们从山上背回了生产资料,支持了处于困境中的集体合作,让每个人感动得落泪。“穷棒子互助组”,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则由此开辟。

毛泽东曾经这样预言:“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被封锁“十年八年”之后,我们有了什么呢?首先就是有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自主的中国财政金融体系,创立了中国的工业体系。这两项伟大成就把中国的治理体系建立在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基础之上,为中国的一切现代进步奠定了根本基础,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财政金融体系的建立,使中国彻底摆脱了货币发行对外部的依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完成这一伟大历史创举的原因,在于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具“信用”的国家政权,在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对于“人民政权”的衷心拥护,更在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而这为人民币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

而所谓“完善的工业体系”,具有如下两个基本特质:第一,由“原材料生产—母机制造—机械设备制造—产品生产”构成且彼此联系的工业部门,能够形成彼此间多元的供需关系;第二,能够为产业部门提供大部分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这就是以若干工业部门为龙头建立起来的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要建立这样的工业体系,就不能采取所谓“比较优势”的思路,即按照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循序渐进的步骤来建立、布局产业部门,而必须采用体系化、系统化、协同化的战略,即通过建立主导机器设备研制开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与布局核心产业的六大工业部相配合,采用全部门整体推进战略,采用“部委—院所—企业”协同的战略。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这就是“大推进”战略。

一旦通过这样的“大推进”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就会产生出自我持续、自我强化、自我扩张的势不可当的趋势,从而打破“报酬递减”,使一国经济走上“报酬递增”发展的康庄大道。

中苏关系破裂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究竟靠什么来推进这关键的一跃呢?中国的工业体系始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体系的建立不是单纯依靠国家的行政命令,不是依靠外援,而是靠站起来的中国劳动人民的艰苦奋斗、忘我牺牲精神。

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没有什么别的优势,但我们拥有“人的优势”。而所谓“人的优势”绝不能等同于“人力资本”的优势。这里的人,不仅指作为“劳动力”的人,而且指中国人的精神。以苦为乐,越挫越勇,这是一种心理优势。我们的人民缺吃缺穿,但却不缺乏心灵的幸福。

我们的人民对于中国与世界,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大势,有着明确的认识,这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优势。爱憎分明,敢爱敢恨,“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这是道德的优势。世界归根结底是属于人民的,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这是世界观的优势。正因为有了世界上一流的人,我们才干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

1952—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1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78.7亿元,年均增长率为6.1%。这期间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道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了大规模的垦荒、造林和扫盲等活动。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发展到1978年的3178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2.9%;发电量从1952年的73亿千瓦时发展到1978年的2566亿千瓦时,年均增长率为14.7%;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64亿吨增加到1978年的3.05亿吨,年均增长率为2.4%。兴建各类水库8.5万座(目前依然在满足中国90%城市人口的饮用水需求)。完全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新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

既然这期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人民普遍感到贫穷呢?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4亿多,几乎翻了一番,衣食住行需求因此就增长了一倍;二是我们采取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三是这期间有大量的劳动投入但没有产生相应收入,如大规模水利建设和铁路公路港口建设、大规模垦荒、扫盲等都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基础建设;四是我们面临着美苏两霸的打击与封锁,在极为险恶的国际条件下,我们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进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反抗苏联核打击的军事斗争,如果没有这些斗争的胜利,我们就不能取得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1]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M//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0–1081.

[2] 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

特别关注

 

在实物资产交换时代,人们交换商品的中介是黄金。在数字资产交换时代,人们交换数字资产的中介将会是“数字黄金”吗?本文将从时下热点问题开始讨论数字货币的本质及数字货币所有权归属等问题,并讨论数字主权货币面临的国别和全球管理风险等问题。

数字货币及发行成为财经热点问题

美国互联网龙头企业脸书(Facebook)在今年6月发布了关于天秤(Libra)加密货币的白皮书。此后,关于数字加密货币的话题迅速在全球范围发酵。

天秤加密货币白皮书提出的主张,比一个匿名为中本聪的人(疑为一个小组)发布的比特币(Bitcoin)白皮书晚了10年,但由于比特币使用开源软件并在互联网空间通过加盟章程、引入加盟会员的方式,在网络空间构建比特币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P2P),数年间在网络空间迅速蔓延,到2017年,单位比特币在平台上的交易价格达到20000美元以上。即使各国央行在随后的一年中协调了立场,限制比特币的交易范围,但直至今天,比特币的单位价格仍然逼近10000美元。若按单位价格计算,比特币的总价值为2100亿美元,约相当于目前美国流通中现金总值的十分之一,价值总量骇人。天秤币白皮书的发布,无疑是受到了上述巨大铸币收益的吸引。

在天秤币方案公布一个月以后,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就脸书加密货币Libra举行了听证会。第二天,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了网络空间货币的听证会。一个月后,法国和德国就共同抵制脸书旗下天秤加密货币发表了政府声明。

与此同时,中新网报道了我的观点——Libra带来的危险与机会并存,数字货币在创造巨大收益的同时,会刺激各国央行对数字货币的广泛关注,倒逼数字主权货币相关政策加速出台。”

中新网还报道说,在美国两院举行听证会前一个星期,中国人民银行发言人周学东在2019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中央银行对这件事情也很关注。全球已经有多个国家和金融监管机构宣称,在未经严格审查的情况下,不会允许脸书推出其计划中的数字货币。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指出,Libra可能造成四大问题:第一,Libra将影响非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主权地位,发展中国家尤甚;第二,Libra缺少透明稳定的运行机制,进而威胁金融稳定;第三,Libra将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扰乱经济调整周期;第四,Libra加大了金融监管难度。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对网络空间加密货币的管制口径进一步收窄,不少非网络核心技术型的天秤币发起机构,如PayPal(阿里使用了该支付理念)、Visa(信用卡联盟)、eBay(电子港湾)和Stripe(英国电子支付)宣布退出该联盟。显然,美国政府和各国政府不会让数字经济时代的货币无限制地流入私人机构或联盟之手。

数字货币,一个具有未来挑战意义的热点大题,各国和全球都在行动。

数字货币的本质及工作原理

当数字货币出现的时候,去传统中央银行化的支付和结算机制向我们提出了重新理解货币本质及讨论数字货币运行机理的问题。

商品时代货币的本质

有体系且对现代货币理论有重要影响的是古典经济学的货币理论。李嘉图(1772-1823)依据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认为货币本质上是一种劳动创造的特殊商品,或者叫劳动货币。

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先驱之一杰文斯(1835-1882)继承了斯密关于货币是交易中介的思想,但更强调需求的作用,认为货币不是由供给—劳动形成的,而是在“物-物”交换中,两个交换者同时需要对方的物品——双重耦合。杰文斯的需求货币论和李嘉图的供给货币论启发了门格尔(1840-1921),在他那里,货币产生于供给和需求互动的市场体系当中。古典经济学家们探寻了货币的本质:货币是生产和消费两种力量在市场均衡和收敛过程中找到的度量价值的单位尺度。因此,金银天生是货币,但货币不必是金银(马克思语)。货币可以是纸币、支票和数码单元。当然,在数字经济中,比特币能否成为像黄金那样的流量单元还待进一步观察。

商品经济中货币的生成机理

通过凯恩斯的努力,鲍莫和托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构造了一个模型——B-T Model:在一个纯粹的交易经济中,经济人在手持现金货币和手持金融资产方面进行机会成本均等意义上的权衡取舍,得到了一个在现实经济中可以用于计量的货币函数——人们的货币需求是收入y、利息r和交易成本(制度度量参数)γ的函数。

              

反过来写,则可以写成利息等于货币、收入和手持现金制度参数的函数。图1描述了新主流经济学框架中总均衡理论中的货币动态过程:收入增加,货币需求增加;利息提高,货币需求减少。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需求函数。后续的经济学家,包括斯蒂格里茨等发现了在信息不对等以及其他外部性条件下,上述行为都有所变化,但上述基本关系的存在还是恒定不变的,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货币的本质被延伸到了新主流经济学的总均衡模型当中(货币需求函数)。

1  新主流经济学的总均衡理论中货币的动态过程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B-T模型使关于货币本质的讨论告一段落,因为没有人比他们讨论得更好(Blanchard and Fisher,1990[1]。虽然央行很早就公开了货币市场制度和上海银行间市场(二级货币市场)制度,但是要等到21世纪结束后,在比特币出现时,经济学家们才开始理解价值尺度单元化程度逼近货币单元化的程度,其流动性之强,从而将杰文斯的双重耦合和克鲁沃限制结合起来讨论央行和商业银行的结算清算体系本质。在这之前,银行家只是在机械的操作货币一、二级市场,没有意愿思考货币的本质,就像一件艺术品,画家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画出来的。

数字经济货币的生成机理

无疑,中本聪们发现了货币在一级市场生成和在二级市场上交换的整体运行过程中的秘密。2008年,一个取名叫中本聪的网络极客发表了一篇名为《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记账系统》的白皮书。在书中,中本聪设计的比特币系统是一种基于密码学的数字货币。

比如一个经济体中,有ABCD四个经济人,根据自己的交易需求,相互之间有了转账的需求,转账需要支付。支付时, A先支付了10个比特币给B,把这个账单信息告诉B,同时又告诉CD,在一个网络平台上,任何想知道该信息的人都可以去核实这个信息。因为,一旦公布信息被核实后,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去更改这个信息。

A B转账10个比特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将转账的数目记在自己的账本上。在商品经济中,记账首先是作为私下的台帐留给自己和客户用。但是,在数字货币系统中,可以通过远程系统向整个经济体公布说:我已经支付了预付款,货物正在路上。

由于都是在网络上的第三方平台当中,ABCD能够同时看到这个转账信息。如果B有转账需要,比如说他把自己的5个比特币转给C,他只要在比特币网络平台上,把这个信息同时发送给ACD,就会发现整个经济体中,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转账记录。换句话说,账目在经济人之间变得透明。如果CD有转账,也是同样道理,这个交易经济共同体的账目信息是透明的。

按照中本聪的设计,在这个透明的信息平台上我们可以根据一定的存储规模打一个包,或者叫一个区块(block),一个区块规定信息存储空间是一兆,大体上可以存储4000多条记录。区块的信息储满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通过存储语言,链接到前一个区块上,这就叫区块链(block chain)。

有了这样一个系统后,就要解决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以谁为准?因为每个人的账单顺序,可能是不一样的。你在自己个人的账单上可能把自己的记录先发送给B,再发送给C。可是由于网络的延迟效应,在C那边可能先收到了信息记录,从而造成混乱。

第二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记账,凭什么你把信息发出来我就要记录呢?这实际上是一个激励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防伪。A在平台上公布说,他给B发了10个比特币,但是B并没有收到,那么这条信息是真还是假,很难判断,防伪也变得非常重要。

在中本聪的设计中,如果进行记账,系统会给你奖励。用户记账有手续费收入,如果A 付给10个比特币给B,那么A就要多付一点,这一点就是记账费用,和银行收取手续费一样。当然,使用比特币,手续费会变得非常低,电子记账的成本不到前台柜员成本的万分之一。

第二个奖励是针对打包人。2008年,中本聪设计每10分钟打一个包,打包人可以收到50个比特币的奖励;过了四年之后,每打一个包会奖励25个比特币,再过4年会奖励12.5个比特币。以此类推,每四年打包奖励就会减半,一直记录下去,这一无穷等比数列的极限值是2100万个比特币。正是因为有手续费和打包奖励这两个制度设计,大家都抢着去记账和打包。

以谁为准,只能是一个人打包。中本聪想到一个办法叫工作量证明。每一个参与的用户都要去做一个很难的数学题,你把它做出来了,就有权利打包,会获得手续费以及打包奖励。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挖矿”,是一种典型的货币一级市场行为,寻找最捷径流量——黄金流量。

这个数学题取决于CPU的运算速度,具体的原理是通过一种叫做哈希函数的散列函数来完成。比如说,哈希函数里面著名的算法叫做SHA256,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发明的一种算法,如果我们把一个字符串输入到这个SHA256函数里面,就会输出了一个256位的二进制数,而且没有什么规律。而且如果输入值改一点,它的输出值都不一样。显然,这种函数正向算比较容易,而反向算则非常的困难,这就是加密函数。

“挖矿”就是基于这个SHA256的运算,有人运气好,第一个数就算出来了,直接就能打包;运气不好,算很长时间也算不出来。平均来讲,谁的矿机计算能力强,谁就更有希望打包这个块,所以大家都拼命去买矿机。显然,“挖矿”的过程就是寻找黄金流量,是一种给定互联网技术和网络“态征级别”的条件下,最短时间获得发行货币牌照的资格。而加盟章程的设计和邀约新的会员进入比特币挖矿系统,并管理这个系统让其持续存在,匿名是最好的防范方式。

数字货币及对应区块链体系面临的国别风险展望

数字货币区块链是一种具有经济体系升级意义的国家战略技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之上,以数据存储区块和区块之间的哈希目录检索关联为表,以内置理念设计的价值“干-支”链自生长账户系统为里,区块链将会以细胞自生长的方式进化成价值之树、价值之林及价值生态群。孽生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之上,成长于网群之内,区块链技术具有类原初生命体征式的自生长过程,以高于历史上人类至今形成的交通及通讯基础设施网一个“态征级别”的方式与存量国民经济体系叠加,其迭代升级的良性作用是可以预期的,其冲击公共治理体系的作用是需要预先绸缪的。

数字货币及其对应的区块链体系是一种新型公共品

数字货币区块链的铸币收益应该由建设和运营互联网的所有线下和线上成员所共同拥有。因为,数字区块链是一种新型公共品,基于数字存储技术及互联网基础之上:(1)通过一个匿名的或者彰名的中央顶层账户系统设计;(2)在始发点区块内置了一个类似于干细胞性质的、只可正向延伸不可逆向生长的树枝状逻辑函数;(3)每一个新生长的特种数字区块体如果连结在干链上,既可保存自己区块的原始数据,也同时通过哈希函数——一种供联网互动用的特征目录检索函数——保存支链区块的副本内容(开放式接口);(4)当干链区块体的数据信息覆盖一定数量门槛线的区块网集时,其自身便获得支链区块数据和边际区块数据的验证区块资质;(5)当所有的区块在互联网中连成一个两两闭合、整体开放——类似于拓补学中的开球空间——的赋值系统时,区块被赋予了资产存储、保值、传递的第三方功能价值。单是获得这种第三方功能体所有权的收益(不仅仅是比特币等)驱动,就可以使该特种区块链在互联网中以细胞繁殖的速度成长。

区块链在设计上是一个开放式的,联网后又以点点为中心的,类似于生命体中干细胞成长过程的独立智慧网生成过程。这种区块网集的生长,具有由区块干链向脊索干链,由脊索干链向寻的干链,由寻的干链再向涵盖脊椎、五脏六腑和心脏大脑等的超级网“智能-智慧”体的自整合和加速态势。这是一种超越机械战士的体力和增强现实人智力的一种未来网智慧体。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是一个缺乏形而上学高度的判断。根据我们的认知,区块链是一个设计上高度智能智慧前置,替代社会网络组织生成后的大量后置管理问题,是一个具有“中央顶层核心账户-外网开放繁衍”的自智慧成长特征的非人类、非机器的超级“生命体”。

区块链的年轻设计者,比如中本聪们还没有勾画出这种超级网智能智慧体的整体画面,仅仅达到宇宙混沌初开后早期细胞单体和三叶虫类脊索“生物体”盲目但有序地自生成自组成的程度。但这种缓慢的自生成自组成过程一旦跨越过智慧门槛线——我们称之为“伏羲-女娲”或“亚当-夏娃”门槛——之后,互联网中的春秋战国时期将会到来。那时候可不再是整体互联网系统的上呼吸道小感冒,或者肠胃感染式的休克式大感冒所能比拟的。

区块链技术的核心贡献在于,它在数据存储和交易方面的单向成长性、双向透明性和过程不可更改性,能够更正因人的参与而带来的行为不确定性和巨大的社会交易成本。而且,区块链技术在从事这类活动时,比人类存量经济主导的过程体系更加安全、更加公平透明和更加大众化。数字货币是建设和运营它的全体经济公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公共品。

数字区块链管理的国别风险及全球展望

区块链对金融业的正面影响巨大。区块链技术有三个基本特征:(1)一个顶层设计使得区块节点在目录数据(用哈希目录函数来实现)上是共享的,起始点目录数据和节点目录数据在接入到区块链中的目录信息上是等价授权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中央,每一个节点都不是中央——所谓的去中心化。从而使得价值可以被认证,不仅是中心和起始(中央)中心认证,而且是全部中心被认证(赋值);(2)任一有价值信息都被赋予资产资质(比如比特币)——认证后,新生区块都不可能更改这一前序区块的内容(保真);(3)任何一次交易之后,该区块都会以哈希目录函数方式为对方所分享。换句话说,在一个类似于(中央)顶层账户的分级(比如五级)清结算——清算是一个时段交易会计环节的加总,结算是所有权的过户——系统中,价值(资金)和系统(市场)被隔离开了,从而系统性风险被排除掉了,剩下的只是行为道德风险(共谋)和技术道德风险(黑客)了。这是一个比现在“央行-商业银行”五级清结算、财税系金融机构五级清结算和证券系金融机构清结算“人然系统”更为客观公正的第三方“机(自)然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存人类700多年累积起来的货币一级市场(流动性动员-储蓄)和二级市场(流动性交易)制度将升级到2.0版本。或者说,坊间关于去“央行-商业银行”业务化在技术上讲已经出现了。而比特币、以太币等货币系统,只不过是这种中央顶层账户系统的小市场试验而已。我们估计,区块链技术对货币一、二级市场的替代可能要迟滞一个时代,就像纽约交易所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类红马甲交易员的交易方式,拒绝使用类似纳斯达克交易所那样的电子盘交易,但是,由于纽约交易所的交易规模在经济中份额呈指数级增长,拒绝转型的交易损失成本是高昂的。

各国政府要拥有数字货币的发行权,必须要拥有数字货币区块链建设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区块链技术是互联网规模逼近人类经济规模边界时,由外生力量主导向内生发展逻辑的“生命化之树”迭代递进的国家核心战略,更确切地说,是超国家的人类战略技术。该技术迭代在存量互联网基础之上,非常有可能使人类经济超越工业信息化经济,上升到数字智慧经济时代。同时,由于区块链技术是在传统国家公共品熟悉的治理领域之外的一种超国家技术,其与存量国家公共品群(包括俱乐部品和亚公共品)的冲突,体现出存量公共品和新生公共品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存量公共品与市场私人品之间的冲突。目前全球具有有效的国家管理而欠缺有效的全球管理,如果一个霸权国家拥有领先一代的区块链技术,尤其是领先一代达到数量级差距的技术时,将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由此,不仅仅是政策性应对而且是国家战略意义上的应对,已经成为我们面对的新经济技术线上的安全问题,或者可称为“危---重”四合一的超大问题了。

区块链技术,已经出现技术和工程发展超越管理边界的逼宫边界,中国应该未雨绸缪。就今天一些甚嚣尘上的所谓“去中央银行化”、“去中心化”做出超越技术专家和工程专家的战略意义上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在一定层级以开放式、全体科学、工程和管理学科共同体参与的方式来进行。

                             (编辑  季节)



* 曹和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原副院长。

[1] Blanchard, Oliver Jean and Stanley Fisher: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 The MIT Press. Pp154-188.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所谓突破,就是中国政治学要跨出借鉴与移植西方政治学的阶段。其实早就应当这样做,可能现在的条件更加成熟了。海峡两岸的中国政治学者完全有条件另辟蹊径,应该旗帜鲜明地跨出这一步。

为何要突破,为何要超越

我们过去追随的西方政治学基本上是美国的或美国化的政治学。美国政治学有严重的偏差与缺陷。它背离了理论与实践应有的联系,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很多美国政治学者的专业态度。

我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尤其是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其成果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实践意义,学者是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的。你是为谁做学问?你要把学问跟谁去分享?你希望如何改变这个世界或者这个时代?这都是学者必须面对的。我说要超越,是因为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已经忘了这些基本点。我们要回归经世济民的中心,要重新建立理论和实践的密切联系。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传承里,这样的一种关怀和思考是极其丰富的。于右任的书法大家都很熟悉,他书写的北宋大思想家、代表宋明理学集大成者张载(张横渠)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达了儒家学派对理想的追求和实践,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它是中国人精神上的坐标,表现出一个中国学者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怀、担当和使命感。这是可以指导我们去思考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非常重要的思想结晶。

目前,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难以预见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全球金融危机让主流经济学陷入巨大的困境,西方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危机让政治学者非常彷徨,他们无力直面并回应这个历史巨变时代的知识挑战。

1、西方主要社会科学理论架构难以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中国的发展经验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西方主流理论的一种基本设想,西方学者或者是刻意进行回避,或者是在这方面显得非常苍白。

2、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带动的世界秩序重组,没有思想准备。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兴起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机遇,无法正确地或者认真地对待中国的复兴,以及中国带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的机遇。其实在这方面的研究,连中国学者自己都未展开,更不可能期待美国学者、西方学者能够更前瞻地对中国兴起从事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

3、美国主流政治学陷入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美国主流社会学者无视科学哲学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死守已经被扬弃的科学哲学理论,一直将其作为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知识建构的指导原则,犹如问道于盲。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领域的共识是,逻辑实证论严重误解了科学活动的本质:首先,科学知识的主要探索对象不是仅限于经验世界,而是经验世界现象背后的产生机制;其次,科学知识活动的目的在于发挥真实世界的构成本质与基于必然性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发现经验性规律。

这种脱节困境的根源:首先是源于其固执的意识形态立场,其次是源于其所依赖的社会哲学理论,最后是源于其所凭借的局部而片面的历史经验。

相当多的美国学者存在固执的意识形态预设立场,产生多方面认识的偏差,主要体现在:(1)自由主义偏差:认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与选择;(2)历史终结偏差:认为西方展示的代议民主、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位一体,代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而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处于顽抗的过渡阶段;(3)西方中心偏见:认为西方创造了近代的人类进步,西方经验是界定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坐标。上述三个预设立场,严重阻碍了美国学者认识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

4、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拒绝面对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的来临。最近几年,我与很多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进行对话,在交流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在面对时代潮流时的一种抗拒心理。面对客观现实,这个世界已经一步一步地脱离西方秩序,正在进入一个后西方的世界秩序时代,他们却找出各种理由,不愿意承认世界秩序的变化,以他们的主观意识对新的世界秩序进行解构。

5、美国政治学存在严重的方法、理论、经验的基础缺陷。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哲学基础全面动摇,但是主流政治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自己建构的一种封闭的知识体系里面去抗拒科学知识的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在过去30年中,科学哲学理论已经产生巨大的变化,早已进入后逻辑实证的发展阶段。然而我们很多研究方法论的学者,还在教学中以逻辑实证论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理论。

6、美国主流政治学理论涵盖的经验范畴有严重的时空局限性。存在“当下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国家中心主义”五种主流国际理论的偏差与谬误。美国政治学者的很多理论,尤其是比较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所覆盖的经验的时空范围很窄。例如国际学,基本上就是在西伐利亚合约之后,以西方主权国家为构成单元的那些历史经验。

7、西方政治学者难以跨越意识形态的窠臼,美国政治学者无法超越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美国霸权,包括“霸权稳定论”、“安全的困境”、“金德尔伯格陷阱”。他们用所谓“自由制度论”与“民主和平论”,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他们推行的“典则理论”假设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价值与行为准则可以成为普遍性的规范,而基本上忽视非西方世界可以另起炉灶,可以根据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建立新的合作模式与体制。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与行为模式来理解非西方行动者。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中国领导人倡议的“义利之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他们又刻意忽视霸权的两面性。例如,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捍卫美元霸权,阻止SDR扮演超级货币功能,美国为了防范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为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又如,在美国财政部主导下,IMF对外债危机实行严格的纾困条件,优先维护国际债权人的权益,而不顾纾困方案对债务国的巨大社会与经济损害。并长期推销华盛顿共识,加剧全球化造成的两极化分配与排除边缘群体。

   美国的国内政治与意识形态让国际公共服务产品长期供给不足。例如,IMF的可融资额度严重不足,但美国长期反对增资,避免稀释其投票权与影响其否决权。又如,世界银行的资本规模长期冻结,远远不能满足开发中国家的需求,还试图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设。

    美国的霸权已经成为国际秩序不稳定之源,国际社会饱受美国强加于人的“公共之恶”(public bads)。美国主导金融全球化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在各国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并让华尔街有毒金融资产泛滥全球;美国以多种名目强推知识产权,维护美国跨国企业暴利与市场垄断、阻碍创新与知识共享,将药品专利凌驾生命价值之上;美国将相互依存作为战略武器,采用霸凌手段搞金融封锁、贸易战、长臂司法管辖,网络封锁打击竞争对手。

8、选择性地诠释西方崛起的历史经验。西方学者对他们自身的历史诠释是选择性的、甚至是有意漂白:对于他们国家历史中的剥削、残暴、阴暗的一面,基本上略过不表。很多西方学者对自己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取得的成就大书特书,但是对于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对外侵略、殖民主义、奴隶制度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他们却轻描淡写、遮遮掩掩。在解释西方兴起的历史文献中,他们往往是笔锋一转,不去正视这些野蛮的、血腥的、丑恶的因素在其原始积累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像流行于西方学术界新制度学派学者诺斯的历史叙事就是选择性的,采用简化和压缩历史以削足适履。他的分析让读者相信,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正确的制度演进路径,克服了交易费用过高的难题。在交易费用学派的理论框架中,是容不下英属东印度公司这种靠征服、占领、掠夺与独占的殖民商业帝国,也与《棉花帝国》这本经典之作呈现的历史证据格格不入。

历史的趋势正在走向转折

巨变时代正在来临。今天,二战后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一个全面松动的阶段。美国过去30年主导的全球化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反全球化的运动风起云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新世纪的巨变中已经被唾弃。“第三波民主化”在新世纪已经失去主动力,正在明显退潮,西方民主体制出现退化,陷入社会裂解与合法性基础的动摇危机中。欧盟面临解体的危机,脱欧的政治势力方兴未艾。西方中心世界加速没落的同时,非西方世界正在崛起,后西方世界秩序呼之欲出。

世界经济中心将转移到七个新兴经济体

在我们思考未来世界格局时,有一个基本的数据很重要。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2017年对世界经济结构的中长期作了一个预估,认为制定国际经济合作游戏规则的主角,即今后的世界经济中心,将会从G7(七大工业国家)国家转移到E7(七大新兴经济体)国家。E7国家包含了多数的金砖国家,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

如果用购买力等值分析,E7国家都是人口超过1亿或接近1亿的国家,也是持续高速度增长的国家。1995年,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以及购买力等值GDP计算只是G7国家的一半,但是到2015年,他们的经济规模和购买力已经与G7国家并驾齐驱了,E7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3.5%,而G7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到2040年,预计E7国家就将超过G7国家。可想而知,今天我们熟悉的国际秩序、国际组织、国际规则,所有这些都可能在未来发生巨大的变化。

G20杭州峰会跨越三个历史分水岭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秩序交替的过渡期。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非常鲜明的指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在三年前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用了所有的影响力,试图劝阻它的传统盟邦加入亚投行,这真是典型的美国霸权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个事件。到2018年底,全球有86个国家成为亚投行的正式会员。亚投行得到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响应,因为现有的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它们在美国主导下,其主导思想与政策已经与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求脱节。

中国不仅在引领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而且对全球议题、全球治理问题带来了很多新的倡议和改革的提议。这也表明,中国正在转型,正在从过去被动的回应西方的议程和适应角色,逐步转为具有更多话语权和更加主动的角色。

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峰会,这次峰会发表了具有前瞻性的领导人宣言,一举跨越三个历史分水岭。首先,第一次把G20峰会的关注从解决世界经济转型面对的挑战,转向关注中长期性结构转型议题,启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系统性改革。其次,全球治理议题主导权由西方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过渡。再次,中国跃升为全球经济治理议题的主要倡议者与形成共识的营造者。

中国开启了多元化竞争时代

从金砖五国厦门峰会开始,BRICS Plus的新模式开始运转,中国所带领的金砖五国希望把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也纳入这个很重要的对话平台和政策协作平台,他们将在这个平台上讨论如何对重大全球议题形成共识,并且推出他们认为急需的全球改革议程。

2017年在厦门召开的金砖峰会,成为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键协商平台。金砖国家主张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及更包容、均衡、公平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他们主张稳步推进这个长远目标,推动渐进改革与有序转型,不希望国际秩序出现混乱或崩解。

中国在金砖峰会采取明确立场维护现有全球多边体制,全力推进“联合国2030社会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目标。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良好、更宽松的外部环境做出了贡献,而这将涉及到全世界88%的人口,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中国在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时代,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第一,重新开启现代化的多元竞争时代。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道路,已经被很多国家认真研究和参考。世界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自由市场和自主性社会,被普遍认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新自由主义当道,华盛顿共识成为不可更改的教条。非西方国家精英不由自主向西方社会发展模式靠拢,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发展道路选项被高度窄化的困境。

最近十年产生了很大变化。意识形态领域逐渐打开,不再是只有一种选项。中国的经验最为突出,而中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从1840年以来,付出了几千万人生命的代价才争得独立自主的发展机会。当然这些经验是很难复制和模仿的。各国的发展模式只能是因地制宜、尊重国情、与时俱进。

第二,中国的兴起重塑了全球贸易格局。过去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被颠覆了,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平台,提供各种价廉物美的高科技产品与高端设备,在政治上削弱了美国式代议制迷信,在经济上打破了西方跨国公司的寡头垄断。而另一方面,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抬高了初级产品的价格。许多落后国家可以享受更有利的贸易交换条件,它们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而需要进口的工业产品与软件价格不断下跌。中国企业让几亿非洲百姓迅速跨入移动通讯时代。例如,深圳的“传音控股”在中国市场没有销售过一台手机,而在非洲市场占有率竟达到48%,它的入门机基本款只要10美元,让非洲的每一个人都买得起。中国的手机制造企业让广大的非洲人民快速跨入移动通讯时代、网络时代。如果没有中国的兴起,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第三,中国开启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完全超越了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300年来,第一次一个正在兴起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发展中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提供了各种协助,促进经济合作。中国推动经济合作的主体是政府搭建的政治协商平台,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与国有企业为推动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并带动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中国不以资本回报最大化为唯一标准,这种发展模式是西方国家所不曾采取的,甚至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所排斥的。

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发展中的瓶颈,其中最大的瓶颈就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它既没有外汇、更没有足够的融资条件来突破这个瓶颈。中国具备空前庞大的工程建设能力,可以同时帮助上百个国家克服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包括港口和深水码头、电厂、铁路、公路等设施的建设,这些都是中国可以发挥能力的领域。全世界没有一个超级大国有这种能量,更不要讲有这种意愿了。这些都是中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格局里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中国作为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尊重这些国家的国情,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这些国家削足适履,不强迫买卖武器,不输出颜色革命,这些都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的信心。

中国模式兴起打破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

我们要在理论上形成超越和突破,否则不足以解释或者应对新的发展趋势。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知识体系重新构建的切入点:

第一,西方主流科学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不会改变立场,接受社会主义民主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概念,这个理论构建工作中国学者责无旁贷。

第二,美国主流社会科学所奉行的理论早就被扬弃了。中国学者应充分掌握70年代“后实证主义”的哲学理论演进趋势,汲取科学史、知识社会学、科学实存论、批判实存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等重要科学哲学相关理论的精髓。

第三,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所凭借的历史经验有很大的局限性。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只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为核心的主权国家体系,对超过千年以上的伊斯兰教世界与东亚政治秩序,处于无知状态。对16世纪以前阿拉伯世界以及东亚世界的多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如何长时间共存的问题,并没有深入的研究。

我认为中国学者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无论从科学哲学理论的源头重建开始,或是大幅拓宽政治学的历史视野,或是重新构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可以使中国学者在政治学领域进行超越和突破。

我们要特别关注,中国模式的兴起打破了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产生了哪些影响?

1)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使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不再代表普世价值,西方主导的发展机构不再垄断最佳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话语权。

2)中国模式激发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帕雷托最优(Pareto  0ptimaliti)资源配置之间取得平衡。

3)中国发展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以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

4)中国的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既开辟了构建政治体制合法化的有效机制,又能兼顾治理能力与执政绩效。

中国模式的兴起重启了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竞争格局。中国发展经验强调尊重国情差异,在实践中探索最佳道路,启示了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与难题,需要与时俱进;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中国在实践中探索的基本思路给许多发展中国家追求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参鉴。

中国学者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标,通过实践来检验知识与理论的正确性。要有知识全面的素养。纵横古今,放眼世界,不要故步自封,不要重蹈覆辙,先从深刻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和继承的历史经验入手,全面开展与不同文明体系的社会交流对话,不忘初心。要重新建立以人文涵养为根底的学术传统,要有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批判性思考的训练;要有自主的人才培育机制,不做学术附庸。

                           (编辑  季节)

 



* 朱云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兼政治研究研究员,台湾大学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海外顾问。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中华民族由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历史征程。

改革伊始百废待兴,改革路径需要探索,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项举措,在邓小平同志倡导和支持下,荣毅仁同志于1979年组织创办了中信,肩负起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的历史使命。可以说,中信的成立因应了时代的需要,中信的发展始终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紧密相连。4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在历届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关怀支持下,几代中信人胸怀使命、勇于担当,团结拼搏、锐意进取,推动中信集团不断做大做强,较好地履行了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责任,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发展进程中进行了不懈探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而独特的贡献

一是实现国有资产大幅保值增值,切实履行了国有企业经济责任。中信成立初期,国家初始投入资金为2.4亿元。成立10年后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267亿元、27亿元,成立20年后分别为2682亿元、367亿元,成立30年后分别为21517亿元、1374亿元,每10年为一个台阶,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截至2018年年底,集团总资产68000亿元、净资产3348亿元、营业收入4674亿元、利润总额852亿元,分别较成立30周年时增长316%144%124%141%2009年中信首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2019年为第137位;2018年在中国品牌价值百强榜名列第18位,品牌价值918亿元,居综合性企业之首。40年来,中信累计为国家贡献税收4072亿元。从国际大厦到京城大厦再到今天的中信大厦,不断刷新的北京地标新高度,也是中信不断取得新成就的象征。

二是服务改革进程,根据国家需要与时俱进地完善业务结构、推动转型升级。成立初期,中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拾遗补缺”作用,通过“三个引进”支持国内建设,聚焦国民经济急需而又薄弱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与外国投资者合作成立了一批合资企业,打破了“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观念,率先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利用外资救活了“仪征化纤”项目,促进了对外开放;除大力开拓投资业务外,中信还前瞻性地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创建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建设了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组建了亚洲第一家区域性的商业卫星运营企业,首家成立由国有企业创办的商业银行,逐步开展证券、信托、基金等多领域金融业务,在诸多领域创新探索、引领发展。2000年以后,改革经营体制,成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积极拓展有发展前景的实业投资业务,整合重组房地产、境内外银行业务和工程承包业务。党的十八大以来,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节能环保、现代农业、机器人、汽车零部件制造、消费等领域,不断巩固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并举的综合经营格局。

三是打造龙头企业,巩固竞争优势,一批子公司居于行业领先地位。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中信按照“做行业领导者或者与行业领导者合作”的理念,注重打造行业龙头企业作为中信的主要力量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信银行成立于1987年,依靠中信自身力量完成改制重组,2007年实现A+H股同步上市,近年来屡获英国《银行家》杂志“中国最佳银行”等殊荣,是国内领先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信证券成立于1995年,2005年成功兼并华夏证券并化解其经营风险,2003年和2011年分别实现A股和H股上市,目前综合实力居亚洲证券公司第一。2002年更名重组的中信信托,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信托公司。1993年进入中信泰富的中信特钢,通过并购湖北新冶钢、大冶特钢和青岛特钢,2019年实现整体上市,成为全球最大的特钢生产企业,年产能超过1300万吨。中信重工1993年进入中信,2012年在A股上市,昔日的洛阳矿山机械厂今天已跻身我国装备制造业高端之列。2009年整合国际工程承包业务成立的中信建设,卓有成效地开拓国内市场和亚、非、拉市场,承建了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等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项目。1988年兴建的中信戴卡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铝车轮和铝制底盘零部件供应商,铝轮毂全球市场份额近30%。中信出版的经管类图书占国内市场份额第一,全国图书零售市场占有率第二。1992年至2012年,中信作为开发建设主体成片开发的宁波大榭岛,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一个实质由企业管理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是服务开放战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化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20世纪8090年代,中信发挥对外窗口作用,根据当时国家短缺、长期依赖进口物资的需要,率先在海外投资资源能源领域,先后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新西兰等国家投资了波特兰铝厂、加拿大纸浆厂、美国钢厂等一批项目。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力发展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在亚非拉的伊朗、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承建了地铁、高速公路、社会住房以及一大批工业和农业等项目;同时继续深耕海外资源能源领域,先后在澳大利亚、印尼、哈萨克斯坦、秘鲁、刚果(金)等国家投资了磁铁矿、石油、有色金属等项目,持续为国家资源能源供应贡献力量。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信依托海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的丰富经验,发挥品牌和人才优势,重点聚焦在沿线亚、欧、非洲国家开展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社会住房、装备制造、资源能源、信息通讯等业务,累计提供金融资金支持超过200亿美元,国际工程总承包已签约并开工项目31个,在施项目合同金额49亿美元。中信戴卡摩洛哥工厂是中摩现代工业产能合作的第一个项目,中信银行收购了哈萨克斯坦阿尔金银行,中信欧洲公司承接了华信在捷克的资产和项目缅甸皎漂深水港及工业园项目合同金额100亿美元,对我国西南地区面向印度洋方向开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对外合作过程中,中信与项目所在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信成立以来,多次成功举办国际性经济研讨会,宣传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在1989年特殊背景下举行的研讨会,邀请和接待外国政要来华交流,以独特方式促进了中外沟通,对打破西方国家制裁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是在港澳投资布局,积极促进港澳顺利回归和“一国两制”的实施。中信成立后不久,即于1987年在香港设立中信香港集团,并于1990年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泰富发展,1991年重组后,中信泰富成为中信在港主要经营平台,陆续在香港投资了银行、贸易、航空、基础设施、电力、电讯、房地产等业务。1986年,中信收购濒临倒闭的香港嘉华银行,创造了香港处理“问题银行”样板的“嘉华模式”。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信泰富发生澳元期货合约危机,中信采取一揽子市场化、专业化解决方案,帮助中信泰富恢复正常运营,维护了香港金融稳定。2011年,中信集团完成整体改制并成立中信股份,2014年,中信集团将中信股份成功注入中信泰富,实现在香港联交所整体上市,不仅支援了国家财政、改善了自身经营结构,而且完善了自身的资本金补充机制。2013年中信国际电讯收购澳门电讯,并加大投资,将其发展为澳门最具实力的全业务主导电讯运营商和澳门智慧城市建设的主导运营商。多年来,中信以实际行动为促进港澳经济发展、稳定民心信心、确保港澳顺利回归和保持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六是创新商业模式,推进业务协同,打响了中信综合服务品牌在服务改革开放过程中,中信逐步发展成为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并举、我国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之一。综合经营是中信的鲜明特征,也是独特的竞争优势。近年来,中信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经营理念,与客户共生共享、共创新可能,通过开展内外部业务协同提供综合服务,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金融子公司联合开发和销售交叉产品;实业子公司以项目为先导开展联合投资,深度参与和支持区域发展;中信建设打造“联合舰队”模式,与国内企业“抱团出海”,在境外建成了一大批工程承包项目;中信戴卡开创“国民共进”模式,联合和带动一批民营企业发展;中信农业科技通过隆平高科打造“产业平台+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使中国种业企业首次进入全球前十行列。面对风起云涌的信息化浪潮,2016年集团启动“互联网+转型”战略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平台,通过联结内外资源、客户、服务等,推动传统企业向数字化企业转型,进一步释放综合性企业的协同效应。中信银行与百度合作成立的百信银行是国内第一家法人直销银行,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打造“百信模式”;中信重工等子公司也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应用项目。

七是投入大量资源,积极回馈社会,切实履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20世纪90年代起,中信先后承接洛矿、541总厂等当时遇到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和改制剥离企业,通过持续投入资金、改善管理和引入市场机制等措施,已成功推动其走上良性发展轨道。中信积极主动承担对口支援西藏申扎、定点帮扶云南元阳和屏边以及重庆黔江等少数民族贫困县任务;按照党中央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等部署要求,三十年来累计投入扶贫援藏资金6.67亿元,通过开展产业和消费扶贫、小康示范村建设等,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较早参与美丽中国建设,成功打造了河北黄羊滩治沙造林等绿化工程;第一时间参与抗击地震等各类重大自然灾害行动,大力支持教育、体育和文化事业发展。此外,中信在实施境外项目过程中也注重履行社会责任、促进民心相通,在当地树立了中国企业负责任的社会形象。

同志们,40年栉风沐雨,40年春华秋实。今天的中信已发展成为“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综合性企业集团”。中信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中信的成就是我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真实写照。中信取得的所有成就,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归功于历届领导班子和几代中信员工的顽强拼搏,归功于股东、投资者和客户的信任与支持。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荣毅仁、魏鸣一、王军和孔丹同志,他们是中信不同历史时期的领路人,为中信各个阶段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我们要特别感谢广大中信员工,40年的奋斗历程融合了几代中信人的智慧、心血与汗水,他们用勤劳勇敢、创新卓越、诚信奉献,凝聚成推动中信前进的磅礴力量,成就了今天的中信事业。我们要向这些前辈以及所有中信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40年发展历程中,中信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一是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成立初期,中央专门为中信制定了“党组六条”,确保中央的决策意图在中信得到贯彻。历届党委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信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作为自己的“根”和“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新形势下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持续探索具有国企特色的党建之路,以政治建设引领中信始终行进在正确方向和轨道上。二是坚持服务国家需要。中信始终以服务改革开放事业为己任,根据国家需要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优化业务格局,积极履行国企责任。三是坚持开拓创新。创新是中信的基因,中信始终敢为人先、锐意进取,在业务、技术、商业模式和管理方面主动创新的同时,始终保持自身的生机和活力,为综合性企业改革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四是坚持走市场化道路。荣毅仁同志亲自制定的中信第一个章程就明确了公司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中信多年来始终按照市场规律参与竞争、运用市场资源推动自身发展;同时采用市场化激励机制,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专业技术能力的优秀人才。五是坚持打造优秀品牌和企业文化。荣毅仁同志亲自倡导的“32字中信风格”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12字核心价值理念”,是中信40年形成的最宝贵无形资产和文化财富,激励着一代代中信人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重义守约的义利观,扎根中信、弘扬品牌、服务社会、奉献国家,推动中信事业行稳致远。

党的十九大明确规划分两步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长征目标和路线图,中华民族正昂首行进在强起来的新征程上。中信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国家战略、助力民族复兴,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认真弘扬中信优秀企业文化,把自身命运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紧密相连,以打造百年基业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积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全力推动各项业务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无愧于新时代的辉煌业绩,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中信集团应有的新贡献。

                                (编辑  季节)



* 常振明,中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道路

组织起来的力量

2019-11-19 14:50:59

 

 

    编者按1028-30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烟台召开了“党的领导和乡村振兴”现场研讨会,听取了烟台市推动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工作情况和经验介绍。

    近年来,烟台市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强化党支部政治引领功能,充分利用合作社联结群众,发展产业优势,通过股份合作、规模经营,建立起集体和群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走出一条强村富民的共赢之路。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烟台市委立足统筹解决农村支部弱、集体穷、群众散、产业衰等现实问题,将党支部政治优势和合作社经济优势有机结合,主动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而进行的探索和创新。

    到会学者指出,烟台市准确地把握了新时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深刻理解并正确贯彻了党中央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通过思想引导和组织推动,典型起步,带动全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470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呈现出星火燎原、蓬勃发展之势,有效提升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丰富和发展了“双层经营体系”的内涵,在振兴产业,优化环境、改善乡村治理等各方面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激发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也成为乡村振兴新的重要抓手。烟台的实践,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体制创新,也应该是其他农村地区可借鉴的样本。

    国家的发展赖有真正坚定党的信念、理论,并不懈地身体力行的同志,我们在此向他们致敬。

    199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农村体制改革“二次飞跃”的重要思想。十八大以来,中央文件一再强调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农村基层党组织有责任带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写入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壮大村集体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引领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事关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到会学者指出,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双层经营,统分结合,是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农业生产力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乡村基层治理涣散等问题。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农业技术装备条件的进步,国际竞争的压力,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是必然发展趋势,一家一户的生产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更难以实现村民的共同富裕。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集体所有、统分结合”,应该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原则。

    烟台的实践,在贯彻农村土地承包制和集体资产确权等改革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各级县乡政府的工作和千百个村庄的合作化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新型股份合作社以资产为纽带,将集体和农户连接为利益共同体,既坚持了共同富裕的初衷,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新型集体平台不但适合发展规模经济、技术提升,而且适合引进资本,适合融资安排,有效地将集体经济和市场经济对接起来。

    烟台在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需要认真研究总结。本刊拟分期登载“党的领导和乡村振兴”烟台现场研讨会有关材料,供读者参考。

 

 

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  发展乡村新型合作经济   

 

    林贤(栖霞市蛇窝泊镇东院头村党支部书记)

    2013年,东院头村党支部领办成立合作社,组织群众抱团发展苹果产业,取得民富村强、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良好效果。我们村的做法先后被各级媒体宣传报道,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村”、省“干事创业好班子”,合作社获得“中华供销合作总社示范社”、“山东省党建带社建村社共建合作社”等荣誉称号,并作为全国典型案例进行推广。

    一是只有思想重视、根基牢固,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

    我们村共有319户、852人,常住人口不到600人,44名党员,土地面积近4000亩,老百姓靠种苹果为生。上世纪70-80年代,是有名的先进村,获得过山东省优秀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村里派别林立,党员队伍“一盘散沙”。

    为打开工作局面,我首先从理顺关系入手,对村党员干部逐个走访,了解所思所想,对症下药,在沟通中增进了解、取得理解,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局面。

    之后,我从加强党性入手,通过开展好“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党内生活,外出参观、邀请专家授课等,党员在学习和实践中增强了党性、加深了感情。为了让“两委”和村民有更好的交流学习条件,此后我们筹措资金新建了村级场所,专设了村干部办公室、党员活动室、村民说事室、娱乐室等,统一制作了刊板,做到制度上墙。在此基础上,又在村级场所附近新建了篮球场、文化广场等,为我们下一步更好地组织发动群众奠定了基础。

    二是只有凝聚人心、兴办实事,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群众基础

    上任前,村里没有一点水泥路面,“三大堆”到处都是,成了全镇的垫底村,老百姓怨声载道,恨班子不争气,怨党员没骨气。在当时情况下,别说乡村振兴,就连给老百姓办个小事都实现不了,村子一点生机也没有。

    20119月份,我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从群众最关心的难题入手,整治村基础设施,修路、修桥、清河道、运垃圾、建场所,以及安垃圾箱、配保洁员等,村容村貌、老百姓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伙看到我们是真心为村办事,积极性特别高,能出工的就出工,能出力的就出力,让我们感受到了民心的力量。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如今我们村摆脱了落后的“帽子”,党群干群关系融洽,村子充满勃勃生机,为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只有发动群众、规模经营,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村容村貌有了改观,如何让村民生活更加富裕,通过多次考察研究,我们认为还是得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搞规模化经营、走集体化道路,这样才能将全体村民聚拢在一起,攥紧拳头,形成合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支部领办合作社。十八大提出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镇党委组织我们去枣庄、蓬莱等地参观学习合作社组建、土地流转的经验和做法,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十八大后,我们对成立合作社的事进行了深入讨论,并邀请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院长李中华教授和有关专家,到村举办座谈会并发放调查问卷,征求老百姓意见。

    通过入股、置换、租赁三种方式,我们发动了140户,筹集了2200万股,注册成立了栖霞市第一家土地股份制合作社。入股,就是老百姓以土地入股,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每亩地折价8000元,1元为1股,并且按照这个标准接收现金入股。置换,就是村民之间土地互换,将规划区内的土地流转过来。租赁,就是按照每亩地每年4000元的价格,租赁群众的土地。这个租赁价是比较高的,之所以定得这么高,主要考虑当时每亩地纯收入在4000元以上,为了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利益,所以就定了这个最高价。当然,由于前期宣传发动到位,最后租赁的只占到了10%左右。

    第二件事,就是建设苹果示范园。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建立一处占地200亩的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选用优质富士品种——矮化自根砧苗木,采取“宽行密植高纺锤”的栽培模式,按照有机产品标准进行管理,实现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水肥一体化和信息化,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增加了苹果的附加值。此外,我们还借助外力,主动与青岛农业大学合作,创立了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果创新团队示范基地,通过线上做终端、线下做超市的方式推向市场。2013年示范园建成后,2017年已经挂果,2018年每亩地产量5000斤,每亩收入2万元,净利润1万元。按照每股分红0.5元计算,社员一亩地分红4000元左右。实现了规模经营、优质高效,奠定了发展的根基。在示范园的带动下,老百姓看到了合作社的前途,也坚定了继续发展苹果产业的信心。

    四是只有带民致富、集体增收,才能夯实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

    在制定合作社分红政策时,坚持农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每年纯利润中,首先提出5%的公积金用于合作社发展和弥补亏损,盈余部分用于二次分红;再提3%的公益金用来做公益事业和职工培训。我们规定,从2019年开始,70周岁以上的社员可以免费进住敬老院,如果土地分红不够住敬老院的标准,合作社就从公益金中给予补助,从而形成土地养老的模式。剩下的92%,我们全部按股进行分配。2018年的年度分红,合作社共分红116万元,其中村集体分红12万元,社员分红104万元,每亩土地分红达到5050元(每亩土地分红4000 元,同时合作社免费提供1050元的肥料)。另外,还优先让社员到示范园务工,按照市场价付劳务费,每天100元左右。农民的收入主要有三块:一是股份分红,前年每股0.3元,去年每股0.5元,今年预计每股能分到1元以上,每亩地仅分红就能拿到8000元;二是务工收入,每年五六千元不成问题;三是公积金盈余再分红,这个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目前我们村集体增收主要有四个渠道:一是成立合作社时,将示范园原有土地整理后多出的土地,连同集体的一个水塘、一块荒滩,作为集体股加入合作社,占到16%的股份。二是将村里的一块预留地收回来,发展苹果苗木,每年收入50万元左右。三是前年在村级场所上了120千瓦的光伏发电项目,一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四是为了让老百姓少花钱就能买到好化肥,我花钱把之前村里卖出去的一块地买回来,然后捐给集体,通过村集体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引进一家投资1000万元的生物肥厂,村集体占股10%,也就是100万元。以上这四部分加起来,村集体一年可收入100多万元,大大提高了村里的办事能力。发展集体经济看起来很难,实际上只要有想法,善于学习借鉴、积极探索,就能找到出路。我们村党支部之所以能够领办合作社并取得成功,归根结底在于不等不靠、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下一步,我们打算把村里现有的项目巩固发展好,力争到2020年,把全村可利用土地全部加入合作社,使村民都有工资性收入和分红,人均年收入达到5万元左右。另外,还打算为村集体再上几个项目,这些目标实现后,我们村集体年总收入可达到600万元以上,届时将全面建成小康村、乡村振兴示范村,使村民全部过上安康美满、幸福富足的生活。   

 

    杨建军(蓬莱市南王街道党工委书记)

    南王街道共有59个村,2.3万人口,是典型的半城半乡的街道。村型普遍较小,100户以下的就有18个,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村级集体经济比较薄弱,村级运转难以保障,党支部作用发挥不够突出。今年蓬莱市全域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我们选取了20个村,先行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占村庄总数的34%。截至目前,入社群众总数949户,平均入社率37%,已开展项目20个,投入资金800多万,产生经营收入200 多万,预计年内村集体平均增收3-5万,社员户均综合收入增加800元。

    进入新时代,要求我们乡镇党委在发展集体经济、实现精准脱贫、完善基层治理、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做出新作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实现这些要求的必由之路。

    政治影响力。一方面,激发了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前,老百姓认为,村委会主任是“实权派”,而党支部是务虚的,党支部的领导地位被弱化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明确合作社“姓党”,突出了党支部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中的作用,真正把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老百姓认为只有跟党走才有出路、才能致富、才有希望。老百姓变股民以后,觉得合作社的事就是自己的事,集体开会讨论合作社发展,积极参会,踊跃发言,气氛热烈;杏吕村合作社的40多亩桃子熟了,党员自发带头义务采摘、选果,连续15天从凌晨忙到半夜:徐沟村合作社的樱桃和地瓜因天旱面临绝收,党员和群众头顶烈日,自发领着勘探队漫山遍野找水源,党支部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真正得到了提升。

    另一方面,通过创新合作社模式,促进党建工作又上新台阶。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够在坚持以往“党员联户”、“三联三诺”等基层党建好做法的基础上,继续注入新内容。我们结合区域化党建工作,试点发展合作联社,开创了“党总支+合作联社十企业+农户”的发展新模式。在联合党总支的辐射带动下,由合作联社统一与企业对接,统一发展规划、种植标准和生产销售,提供了党组织在引领片区集体经济发展方面的有益探索。

    经济效益。一是为党支部带富兴村提供了有力抓手。过去的党支部想干事,但苦于没有思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好为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支部班子指明了方向。2018年,我们选择了党支部班子坚强有力、书记年富力强的七里庄村,启动合作社试点,当年实现集体增收12万元,社员户均增收2000元,被评为“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示范社”。试点成功后,周边的村书记和群众有些坐不住了,说人家能做我们也能做。为充分调动周边村庄的积极性,我们本着“以点带面、连片打造、扎实推进”的原则,在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综合研判,每个片选取1个村作为重点扶持村。同时,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指挥部,设立100万专项发展基金,用于扶持街道层面的15个重点推进村,挂图作战、定期调度、快速推进,辖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形成燎原之势。

    二是为社员群众持续增收提供有益探索。丰产不丰收是群众经常遇到的事情。发展合作社之初,支部和群众也担心产品卖不出去。为了拓展增收渠道,我们引进了电商能人,让合作社产品搭上电商快车,先后邀请CCTV、京东等平台进行网络直销,与斑马会员、淘集集等农村电商平台签订合作协议,并承办了山东·蓬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品牌产品电商发售仪式,短短5个月,通过电商销售农产品600万斤,不仅富了村集体和社员,还惠及了周边没入社的群众。另外,我们还鼓励引入专业管理团队帮助社员增收,筑巢引凤。比如,今年七里庄村引入中国非遗葫芦雕刻传承人宋玉良建设葫芦展览馆,发展生态采摘大棚、民俗文化展示和儿童研学基地,打造乡村旅游综合体,社员通过到合作社务工、发展农家乐,户均增收5000元。

    三是村级财务规范化得到了全面加强。以往村级经济基础薄弱,往来账目较少,账务管理不规范。发展合作社以后,蓬莱市专门成立了顾问团,并印发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规范化指导手册、合作社章程模板、支持合作社发展的二十八条措施等,提供了专业化的规范和指导。我们也聘请了第三方,一揽子解决注册、可行性报告和项目运营、账目处理等各环节问题。现在,合作社账目达到专业水平,也促进了农村三资管理规范化。

    社会效益。一方面,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发展合作社以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发展合作社以后,特别是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后,我们发现,有三个合作社片区之间的连通道路条件差,不利于合作社的发展。由此,我们实施了辖区三大路段共计3000米的整修改造工程,既打通了连接这三个片区10个合作社的环形发展路线,又方便群众出行、卖果,初步形成了“由点到面”的连片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村风民风进一步改善。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村,入社群众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干得热火朝天;村风正了,社会也和谐稳定了,乡村振兴的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也就实现了。长期坚持下去,既强化了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又实现了乡村的全面振兴。

 

迟义江(莱阳市沐浴店镇西石河头村第一书记)

    我是烟台市委组织部的一名机关干部。去年2月到西石河头村担任第一书记。

    村庄基本情况。西石河头村是烟台市重点帮扶的贫困村,共有350户、1050 人,土地1800亩。村“两委”成员5人,党员28人。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23户、33人,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农业村。通过深入调研走访、思考,我找出庄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四个不强”:

    一是党支部组织力不强。村党支部在强村富民、服务群众、村庄治理等工作中找不到有效抓手、有劲使不出,支部工作不能很好融入百姓生产生活,导致在教育引导、组织动员群众方面没有话语权、力不从心。

    二是村集体发展能力不强。村干部发展思路不清,畏难发愁,集体多年没有经营性收入,每年只能靠上级拨付的工作经费维持运转,陷入“越穷越愁、越愁越穷”的怪圈。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不强。村里仅有一条水泥路,没有路灯,没有活动场所,河道内垃圾成堆,小桥被大水冲毁,严重影响村庄发展和群众生活。

    四是群众精气神不强。村里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占52%;村中果树老化、管理粗放,一般一亩地年收入在3000元左右,仅够年吃年用;没有集体生活,缺乏文体活动,整个村庄活力不足,暮气沉沉。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具体做法:

破解“四个不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市推行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体会,这是一条以组织振兴推进产业振兴,进而带动实现人才、文化和生态全面振兴的好路子。实际工作中分“三步走”:

第一步,支部带头,打响发起成立“第一炮”。通过组织村干部学习《塘约道路》和有关政策文件、外出考察学习等形式,20184月,达成共识的五位“两委”成员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了振兴果蔬专业合作社。刚开始,大部分村民持观望怀疑态度:合作社能不能挣着钱,村干部会不会把钱装进自己兜里?要打消村民顾虑,只能靠事实说话。我和五位村“两委”成员自掏腰包流转了60亩土地,与相关企业签订合同,统一种植土豆和玉米青储饲料,不到半年便获利10万元。这些收入全部归入村集体,村干部不拿一分钱。这给群众很大教育和触动:合作社能挣钱,村干部不为钱,认同、信任和支持也在他们心中不断加深。

    第二步,发动群众,汇聚加快发展“内动力”。为再加一把火、彻底“破坚冰”,村党支部决定为群众办实事和做思想政治工作“双管齐下”。我们村多年来饱受水患,旱时村民要到10里外拉水吃,汛期洪水常进村。经多方协调,请了钻井机进村打井。一口井激活“一池水”。群众看到了党支部真用心、真用力,重新燃起了干事的热情。之后,村里整修浆砌河道时,党员干部组成突击队,群众积极参与,省下20多万元人工费,人心在慢慢向一起聚拢。党员干部按照“双联双诺”分工,到所联系户中了解情况、宣传发动,个别户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直到用真诚和执着打动群众、做通工作。经过不懈努力,合作社最终流转土地330亩,全村90%的村民入了社,拉开了规模经营、抱团发展的大框架。

    第三步,共建共享,构建强村富民“共同体”。为把产业项目选准建好,确保长远稳定发展,合作社多方考察,最终与烟台市农科院、烟台群樱汇大樱桃专业合作社等合作,建立大樱桃和优质梨种植示范基地。2018年,合作社发展了10亩大樱桃设施栽培和苗木,2019年又发展了50亩大樱桃苗木、270亩优质梨。预计2020年合作社收入将达到50万元左右,2022年梨盛果期时村集体可增加收入100万元左右。入社群众有地租、务工和分红三块收入,每亩土地每年可增收4000元左右。

    为强化规范管理,合作社制定了工作章程,健全了组织架构,明确规定收入的10%作为公积金,10%作为公益金,其余80%由村集体和村民按46比例分红,并为村里的贫困户设立了看护、锄草等6个公益岗,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利益、壮大集体经济。

    取得的初步成效。今年以来,我们村先后被评为“省级美丽乡村创建示范村”、“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示范村”、“烟台市乡村文明家园示范村”,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关做法被人民日报、“学习强国”等媒体报道。实践证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抓住了乡村振兴的“牛鼻子”,可以做到“一举四得”:

    党支部威信得到增强。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干部越来越自信,群众越来越相信,干部自信加群众相信,就是党支部的威信。党支部威信上来了,许多问题就下去了。去年下半年,我们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以“零信访”顺利拆除65个违章建筑,清理700多个“四大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发展活力得到激发。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把群众组织起来、调动起来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土地流转中,许多村民主动砍伐了正在盛果期的苹果树,支持合作社连片经营;有的村民拒绝了种植大户的高价合同,低价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今年天旱,果农自觉排队向村里申请灌溉用水,主动让合作社优先用水。现在全村上下可以说真正拧成了一股绳,这是我们加快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最大潜力。

    人居环境得到改善。群众加入了合作社,看到了希望、有了奔头,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要求,掀起了整治环境、美化村庄的热潮。我们顺势而为,聘请规划设计部门为村里制定了中长期建设发展规划,建成1100平方米的党建文化广场,对村内主要道路进行了硬化,安装了太阳能路灯,种植玉兰、银杏、国槐等绿化苗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文明程度得到提高。合作社有了收入,我们发起成立了爱心餐厅,每天免费为全村贫困户和75岁以上老人提供午餐;定期举办农业、科技、卫生等便民服务,开展文体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生活,提升文明素质。共同劳动、集体生活让村民联系更加紧密、相处更加融洽,两年来全村没有发生一起违法案件和上访事件,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越来越强。

    下一步,将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按照“稳中求进”主基调,通过领办合作社不断提升党支部的组织力,通过强化党支部的领导不断做大做强合作社,发展好大樱桃、梨等主导产品,叫响“永思源”品牌,进一步规范合作社管理,让集体和群众双受益、都满意,推动村庄早日实现全面振兴。

 

    宋立元(海阳市二十里店镇邵伯村党支部书记)

    邵伯村是海阳十大古村落之一,现有460户、1120人,党员54名,村“两委”成员4人,耕地2520亩,山林4900亩。原来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靠土地发包,美丽乡村建设、道路硬化等都要靠上级扶持、借款垫资;村集体没钱办事,村党支部号召力不强。20191月,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组织党员群众抱团发展,目前入社人数1120人,村集体占股49%,社员占股51%,流转土地1300亩,发展“软枣猕猴桃”产业,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

    工作开展情况:

    第一,支部引领开启二次创业。上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我村老书记宋奎带领社员群众在村南的莲花山种植了几百亩板栗树,让村集体有了收入,也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这是我们村的第一次创业。

    去年,烟台市委组织部号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并组织我到浙江大学进行专题培训,实地参观了浙江余村、鲁家等村庄,我们下决心办合作社,决定再次开发九顶莲花山。我们反复召开党员会、村民代表会,统一思想,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发动,得到了村民的支持,调整出了莲花山上1300亩土地,解决了土地问题。

    为了确定产业项目,我们先后到东北丹东、淄博、博山等地考察,通过反复对比,觉得软枣猕猴桃适合我们这的土壤,收益也可观。我们一期规划,既种植软枣猕猴桃,还设置了育苗区、采摘区,同时还种了新梨7号、软籽石榴、花椒等经济作物,山上还上了光伏项目。目前,已种植猕猴桃400余亩,三年产果后,预计收入4000万元,其中村集体占股49%,拿出35%的收益为村民分红。预计村集体收入能有500多万元,每户可分红3万元左右。

    第二,党群齐心共创致富道路。今年我们结合主题党日,组织党员上山栽种梨树,头天喇叭一广播,第二天,全村56名党员,有44人上了山,年龄最大的93 岁;另12名党员因在外无法赶回来,家属主动替着上山劳动。85 岁的老党员宋西仁,去年春天在毓璜顶医院做了大手术,这一天也上了山,叫走都不走;党员宋作柱有事回不来,他的74岁的母亲把患病的老伴锁在家里,也上了山,叫她回去也不回去。这些老人让我非常感动,让我感觉有一股力量在推着我坚持干下去!

    去年10月份以来,村党支部带领党员群众干事创业,义务栽树、修路、立桩,短短两个月,我们开山平地,修了3条盘山路,出动机械200余班次,人工近2000余人次,挖石方6万方,运送土肥30吨,立水泥桩2万余根,架设铁丝线37吨,种植猕猴桃3万余棵、梨1万余棵、石榴3000棵,产业园拔地而起。

    在发展产业过程中,积极为本村和周边村的村民提供就业机会,经常性雇工有15人左右,临时性雇工能有70多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干活赚钱。看到他们领到工钱后的笑脸,我们心里也高兴,感觉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第三,长远谋划发展乡村旅游。我们村有500多年的流苏古树,每年来看花的人非常多。我们请济南大学作了乡村旅游规划,一期打造的邵伯党群服务中心,占地1600余平米,也作为游客接待中心。我们已经建了乡村大食堂,正在进行内部装修,既可以接待游客,也为村民提供饭菜,80岁以上没法做饭、行动不便的,由党员轮班上门送饭。我们准备在流苏树附近建村史馆;发展民宿产业,目前已登记空心房屋30余栋,准备成立房屋合作社,力争用3-5年时间打造集特色产业、民俗民宿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带动周边村抱团发展。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条路走对了。现在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更强了,党员的带头作用更明显了,老百姓的生活也更有奔头了。我村村民祁洪祥写了一首诗:荒山变成金银山,绿水浇出幸福园,支部领办合作社,手握金树摇金钱,小康路上跟党走,日子一步一层天。这首诗写出了邵伯村全体村民的心声,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村一定会越来越好!

                                  (编辑  苏歌)

 

 

从工业国变成工业大国

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宪法》涉及到工业化与国有企业。《宪法》序言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当时已经是工业国,但工业整体还不够先进,需要逐步实现工业的现代化,由工业国变为工业大国。

在过去30多年,随着《宪法》发生变化,国企、资本、工业与经济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国有企业的壮大

自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多轮改革。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调整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在1978-1984年间,国企改革偏重国企的外部关系,如与政府财政的关系、与银行的关系。这个时期出台的重大改革包括拨改贷、利改税等。以前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企业的投资、技术改造等所需经费是由国家财政拨付,现在改由银行贷款,企业要还本付息,这就是拨改贷。以前企业的利润要上交财政,没有什么留成;现在则实行利改税,依法纳税,税后利润归企业支配。两项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扩大企业的自主性、提高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1984年底,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后,在1984-1993年间,国企改革的重点转向偏重国企的内部关系,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等等。当时还曾经借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企业改革中推行承包制,让厂长、经理、车间主任、班组长层层承包,试图以此提高其效率,兼顾国家与企业的利益。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现代工业与农村的小生产毕竟不同。

1993年底,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后,在1994-2013年间,国企改革的思路偏重转换国企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此期间推行“抓大放小”,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出售、破产等多种形式,对一大批中小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其间有几千万国企与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分流

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那时到现在,国企改革的思路是以管资本为主,推动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这几轮改革,每一步都对国企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描绘了在1950-2010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种形态的变化轨迹。第一种形态是企业向国家财政上缴的利润。第二种是各项税收,企业与个人向国家财政缴纳的税赋。第三种是其它,包括各种非税财政收入。三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从1978年开始,发生了一项趋势性变化,即企业上缴的份额减少、各项税收的份额增加。到1985年出现了断崖式变化,企业上缴的份额缩至微不足道,到1993年后彻底消逝,各项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唯一形态。这个演变过程就是企业利改税逐步推广的过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破除软预算约束,一方面让企业有更强的动力去创造利润,另一方面迫使企业在使用利润时更精打细算。

        1: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1950-2010

“利改税”让企业留下了更多的钱,但“拨改贷”让企业不再能从国家财政那里轻易拿到钱。直到1979年,国有企业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钱,三分之二来自国家投资。这样依靠国家投资的体制,会鼓励企业染上投资饥渴症,千方百计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投资,而不考虑投资效益。1979年以后,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国家投资份额迅速下滑,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其份额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取而代之的是企业自筹资金,即企业利润留成。与此同时,国内贷款成为国企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拿银行贷款投资要还本付息,企业不得不认真考虑成本收益。这也正是拨改贷的目的。

不过,相比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利改税可以让东部企业有更多的留利,拨改贷可以让东部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结果,投资便慢慢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到了九十年代初,这个比重已经上升到约三分之二。投资集中到东部,中西部投资匮乏的后果是,地区差距逐步拉大。

“利改税”与“拨改贷”都可以看作是意在打破大锅饭的改革。相比起来,端掉铁饭碗的改革更难。早在1986年,国务院便颁发了关于改革国企劳动制度的四个规定,开始推行劳动合同制,即对国企新招收的工人不再提供“铁饭碗”。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但由于存在争议,到2006年,全国人大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从1992年初,举国上下曾一度推行企业改革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但阻力太大。 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核心任务,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思路: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但1993年后国有工业企业的单位数量和职工数量仍上涨了一段时期。这说明,仅靠改革政策设计或政策宣示,能带来的变化其实是有限的。

真正导致国企砸掉“铁饭碗”的恰恰是国企造就的一项历史性转折。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短缺经济”,大多数商品,包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无法满足全国人民的需求。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初,新情况出现了。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不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到9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过剩,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1999年,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带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告别短缺经济的中国工业》,它正式宣告:“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工业品和供给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严重短缺转向了相对过剩,工业的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需要指出的是,短缺经济是国有企业在工业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实现的。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和国有职工数量都达到峰值,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过1600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与集体企业仍占比70%以上,当时还没有太多的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据此,我们可以说,告别“短缺经济”是国企造就的一项历史性转折。

一旦告别“短缺经济”,随之而来的便是竞争加剧、盈利困难。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下半年开始,外贸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到2002年才恢复持续增势。一方面是国内市场产品过剩,一方面是国外市场东西很难卖出去,或者增长率很低,双重压力叠加,国有企业(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利润下滑(从1993年的1667.3亿元下跌到1998年的213.7亿元),亏损面扩大(从1992年的22.7%扩大到1999年的53.5%),破产案增长,其表现是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国有职工人数出现断崖式的垮塌。“铁饭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端掉的。

如果把国企职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都算上,90年代中期以后的10年中,职工人数从1.4亿人下降到7000万人,减少了约一半。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多的人下岗、失业或提前退休,几乎涉及每个城市家庭,却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也算是一个世界奇迹。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换来的是国有企业的浴火重生。1998年跌入谷底后,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开始快速回升,到2018年已高达33877.7亿元,是国企改制前极值(1993年)的20.3倍。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盈利面也开始上升,近十余年里一直维持在55%上下。

国有工业企业数量于2011年降至谷底后,不再继续此前16年不断下滑的趋势,且增加了约2000家;2005年后,国有职工人数的下滑势头也有所缓解。按这两个指标,虽然国有企业确已失去了往日的霸主地位,但国企是真正做大做强了:随着每年创造的利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拥有的资产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1999年的8.05万亿元猛升至2018年的42.5万亿元,翻了5倍,年均增长率高达9.8%

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企进入了《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1990年,中国进入这个排行榜的企业仅一家国企。在过去30年间,上榜的中国企业数目猛增。到2018年,已有120家中国企业排入世界500强,远超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26家。如果过去30年的趋势持续,中国超越美国应该就会发生在几年之内。在120家上榜的中国企业中,83家是国有企业,约占70%

国家资本的壮大

虽然国有企业经历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制,但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萎缩,而是持续增长。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下滑了不少,但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本身的体量已今非昔比,增加了20多倍。更重要的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不仅是壮大国有经济的手段,也是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的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暴发后的2009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比一般年份要高许多。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后,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止跌企稳,出现反弹;尤其是2016年经济增长率下滑至6.7%后,该比重大涨约10%。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社会投资意愿不足的背景下,需要由政府运用国家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掌握一定规模国家投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在国企改制的同时,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不减,累计形成的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也快速成长:1985年不到6千亿元,1989年破1万亿元,2007年破10万亿元,2016年已接近30万亿元,30年增长了49.3倍。固定资产原值反映的是企业在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和企业的生产规模、装备水平等。很明显,国有工业整体的生产规模与装备水平如今已经越过了好几级台阶,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地上。

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比重,在过去30多年里下降了近一半。八十年代初,在全国独立核算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中,国有工业一枝独大;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民营、外资工业已经长大了很多,国有工业的份额相应缩小;到2014年以后,该份额稳定在45%的水平上。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仍然占据着中国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

国家资本壮大了,但现在它的投资方向与以前已大不相同。近年来,中国政府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进而有为、退而有序”的原则,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步伐。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只是选择性地保留了少部分国有企业;除此之外,则按照市场化原则,适当收缩战线,尽量为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广阔市场空间。不过,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本投入力度不减;同时也放宽行业准入,引导社会资本、民间资本进入,提高相关行业竞争性业务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行业运行质量和效率。

中国工业可分为三大门类,即“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共有50个大类,509个中类,5090个小类。如果我们查看工业各个领域的实有资本构成,就会发现有些领域国家资本的比重比较高。表1表现了国家资本的大类投资重点。在采矿业门类中,有3个大类由国家资本主导,即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以及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在制造业门类的众多大类中,国家主导的只有3个,即烟草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而整个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门类都是由国家主导的。很明显,这些由国家资本主导的产业恰恰就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而其它领域则是竞争性行业。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空话,已经化为现实了。

 1:国有资本主导的行业,2016

 

中国工业的壮大

在世纪之交,中国已在钢、煤、水泥、化肥、化纤领域居世界首位;到2016年,除受自然资源禀赋限制的原油外,中国已在八大类产品的产量方面位居第一。

事实上,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在全球稳居第一。1990年,我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的比重为2.7%,居世界第九位; 2010年占比提高到19.8%,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自此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到2017年,中国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8.6%

发电量可以看作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1975年,中国的发电量相当于美国的10%。此后直到2000年前,中国以大约每年一个多百分点的速度追赶美国。2001年,中国的发电量相当于美国的40%。在接下来的9年间,中国每年进步6-7百分点,到2010年,中国的发电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到2018年,中国的发电量已超过美国63%

中国的整体工业也是如此。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竞争指数(The 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简称CIP指数),1990年,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排32位。此后,中国的排名平均每年至少前进一位;2015年超过韩国,排全球第四位;2016年(2019年公布的最新数据)超过美国,排位第三;在排名领先的十个经济体中,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年,中国的得分是0.3764,比排第二位的日本(得分0.3998)相差0.02,已是很小的差距。在工业竞争指数方面,中国超过日本,应该是指日可待。与排名第一位的德国(得分0.5234)相比,中国还有较大差距,赶超德国应该是中国工业下一个十年的目标。

工业竞争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数,它还可以细分为其它一些分项指数,它们从不同角度评判各国工业的发展水平(见表2)。国家总量份额衡量制造业在各国经济中的分量。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指标高达0.32,高于韩国、德国、日本,更高于其它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0.96,仅低于韩国的0.97,高于其它经济体。

“全球份额指标”衡量各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我们看到,中国遥遥领先其它9个先进经济体;无论是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影响,还是对全球制造业产品贸易的影响都是如此;充分凸显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上两类指标衡量的是各国制造业的量级,它们明白无误地显示,今天的中国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工业大国。

     2 :工业竞争指数及其分项指数,2016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 2018https://stat.unido.org/database/CIP%202018

 

不过,第3类指标“中高技术活动份额”却揭示出中国工业的短板。这类指标衡量的不是各国工业的而是。从表2看,用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衡量,中国低于其它所有9个经济体;用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全部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份额衡量,虽然中国得分略高于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但远低于其它5个工业强国:美国、瑞士、德国、韩国、日本。同样,如果用人均MVA指数衡量,中国与其它9个经济体的差距也相当大。能够名列全球工业竞争指数10名,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强国俱乐部;但与强中之强相比,我们还不是最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迈向工业强国是我们的光荣使命。

经济的壮大

在现代世界,工业弱则经济弱,工业强则经济强。由壮大起来的工业做支撑,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

刚解放时,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但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占世界总量的4.2%;而美国当时是无可置疑的霸主,一家独占26.4%。欧、美、澳其它各国加总的占比高达35.8%70年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的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中国的全球占比已增加到18%,是日本占比的四倍,超过美国的16.8%,距欧、美、澳其它各国的总和18.4%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经济整体壮大了,受惠的是全体中国人。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中国从来都属于低收入国家,且1949年时,中国是低收入国家中的低收入国家。1999年,中国终于从低收入国家毕业,进入中低收入国家之列。2010年,中国进入更高的中高收入国家序列。目前,中国正在向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迈进。事实上,世界银行2019年设定的高收入门槛比8年前还低。按照过去十余年的趋势,未来5年左右,中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如果这真的如期而至,世界经济的版图会大不一样:世界上,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会超过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的人口。

                                 (编辑  季节)



* 王绍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学派

 

从医改看中国道路

江宇在研究医改的基础上,您把对医改的研究与对中国道路的认识相联系。您最早提出社会建设优先于经济建设是中国道路的独特的经验,并且主张通过医改等社会建设为经济建设凝聚新的动力。

李玲: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全球都更加充分认识到美国模式的缺陷,如果再把视野扩展到上下几百年人类社会以及医疗卫生制度的发展历史,就会对方向看得更加清楚。世界大势浩浩荡荡,人类发展的新模式、新理论正呼之欲出。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回归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40多年的发展中,我国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发展基础是中国拥有大量年轻健康、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这一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力群体,在发展中国家是罕见的。我们之所以具备这样的优势,是因为1949-1978年,我国在人力资本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突出表现在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的下降。这种劳动力素质的迅速提高,为改革开放后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是“中国经济奇迹”不可忽略的要素。

新中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极大地提升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新中国深刻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奇迹,是与当时强调社会公平的执政理念、政府主导的中国独创的教育和医疗体系以及群众路线的保障模式分不开的。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经历这样的社会革命的过程。通过社会革命和建设,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公平且有保障、有组织力的扁平化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贫富悬殊、脆弱和充满风险的社会结构。这是共产党能够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原因。

我国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保护运动”,建立了完善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得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初期,比西方国家相同阶段的发展要高速、平稳和公平,这体现在五个方面:为改革提供了公平的起点和强劲的内需;健康和教育水平跃升,同时提供了一支取之不竭的产业后备军;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农村集体组织的传统,支持了农村和城镇化发展;社会建设的成就为改革提供了政治资源和民意基础。中国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也注重兼顾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所以能够基本做到平稳的转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改革在深化过程中社会建设的欠账。面对社会建设的繁重任务,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把社会建设放到和经济建设相比肩的高度,形成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并进行了有成效的社会保护运动,相继实行西部大开发、低保、教育、医疗和养老改革等,大力推动社会建设的进程,真正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民生事业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江宇医改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在医改过程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曾经一度以经济改革的思路去进行医改。你一直强调医改等社会领域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特点,强调回归公益性,强调发挥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探索系统化改革的创新之路,为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进行了很多努力。

李玲: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协商民主”,这是中国式民主重要的特点。某种程度上,医改实际也是中国式民主的体现。当年我国政府在医改政策的制定时在全球征集意见,同时充分凝聚全国各方面的共识,西方发达国家并未这样做。所以,医改是汇集民智民意的中国式民主,我将此称为选的民主。民主可以选人,但是又是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的事,也可以选

2010年,我们发现了安徽省基层医改的经验。安徽基层医改的突破,让我们不仅找到了回归公益性的路径,而且探索了发挥中国制度的优势去推进改革的路径。安徽的基层医改首创了一整套改革顶层设计、制度转换、推动实施、巩固完善的综合改革方法,形成了一条符合实际的医改道路。同时,发挥政治制度优势推进医改,坚持党领导社会领域进行改革的探索。例如,安徽提出,医疗卫生工作不仅是一项业务工作,更是一项政治责任。要求各级党委一把手要经常亲自过问医改,建立一支善于领导医改的干部队伍,建立强有力的推进和督察机制等。总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鼓励地方试点。这种自上而下地领导和推动医改,自下而上地探索和试点,以及上下联动,有机集成的符合实际的医改道路,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是其他一些国家很难做到的。基层医改是社会领域改革的伟大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系统化改革的新路。与改革初期在经济领域摸石头过河放权让利的方式不同,社会领域的改革更需要整体设计,统筹兼顾。

中国的医改,对于搞什么样的改革、怎样搞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增添了新的内涵。坚持正确方向,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1] 坚持正确立场,就是坚持一切改革都是为了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

江宇2009年,你到广东省委有关部门挂职工作。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广东和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如何继续深化改革、如何坚持中国道路的大讨论。当时您对我国如何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进行了哪些思考?

李玲:在金融危机之后来看,解放思想要着重破除几种迷信,包括对于西方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迷信、对于过去三十年中我们自己经验的迷信、对于单纯经济发展的迷信、对于市场机制的迷信。

目前,我国改革开放的阶段进程,已经从少数领域试点,推广到多个领域统筹兼顾;已经从局部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区域统筹发展;已经从以企业等经济领域为重点,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综合配套的改革。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特征变化,要求我们不断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和规律。在一个领域成立的规律,在另一个领域就可能不成立;对于局部有效的经验,推广到全局就可能不再有效;对于一个地区成功的做法,对其他地区就可能不成功。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不能被任何经验、规律的教条所局限。如果意识不到这种差别,就容易把过去在其他领域行之有效的经验照搬到新的领域。少数地区在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改革过程中,曾经照搬照抄过企业领域改革的经验,不适当地采取了“放权让利”等改革方式,实践和理论都证明,这是不符合公共事业的发展规律的。

我国居民的消费模式已经发生了两个转变:一是从日用消费品向大额耐用消费品需求的转变;二是从个人消费品向公共服务需求转变。我们要着眼于这两个重大转变,为满足耐用消费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创造条件,经济转型才有持久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已经到了重新认识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时候了。30年前,面对平均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我们解放思想,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今天,当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影响到经济效率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分配原则,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通过提高社会公平,满足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人认为,公共服务是花钱的领域,并不创造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从经济领域本身着眼,又要从经济领域之外下功夫。解放思想是为了实事求是。真正要花气力研究的是,怎样才能把政府、社会、市场、民间的创造活力充分发挥出来,共同为加强社会建设增添力量。

江宇在医改的研究中,您是否一直将医疗卫生制度放到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背景下去看待。

李玲:新医改方案的出台,恰逢世界格局发生天翻地覆变化之际,这是百年难遇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即便是美国占尽各方独特优势,以GDP发展论英雄的模式也难以再持续了。我们面临的危机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发展模式的缺陷,美国模式其实没有能保障老百姓的健康。

全球医药卫生遇到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源于工业革命之后形成的“以物为本”、“以病为本”的医学模式。这种医学模式的特点是:重视微观生物学基础和试验,分工越来越细,忽视人的整体性,重视外部治疗、尤其是晚期病人的治疗,忽视预防和调动人自身的免疫力;以利润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使得医疗卫生服务日益商品化;过度竞争导致医疗器械不断升级,费用不断上升,对健康的直接作用越来越小。以利润为导向、过度竞争的发展模式造成的生态和资源危机,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人们的健康。这样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重复的,在发达国家也是无法持续的。

我个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可能最具有亮点的是医疗和卫生健康领域。在21世纪,中国以什么来引领世界,有什么东西拿出来,让别人不得不佩服你,而且是中国原创的?中国在健康和卫生领域有显著优势。

原因有几个:第一是制度优势。医疗是美国社会发展问题最大、最薄弱的环节。医疗卫生是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的医改,已经尽显制度优势,执行力强,而且有问题可以很快得到纠正。第二是文化优势。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文化和模式的缺陷。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只解决了几亿人的问题,但是以消耗了全球的资源、污染了全球的环境,来支撑这几亿人的现代化生活。这种模式,是不可能推广到全球的。中国现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占尽各方优势,顺应国际大潮和人民需求,在健康领域我们最有希望成为国际上新型的样板,以健康为中心理念具有号召力和感召力。第三是现代信息技术优势。现代信息技术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而在医疗领域的利用是最广泛的。利用信息技术,未来可以建设一个覆盖全民的终身健康维护模式。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在试点,从人的出生到生命的全程,通过信息系统跟踪健康状况,调配医疗资源,推广正确的健康知识,在每一个生命周期都给人们必要的健康维护,尽可能防病于未然,一直到老年。我们应该回归中国文化提倡的修身养性、无疾而终,而不是使人到了老年以后就放到现代仪器设备上折磨他,不仅影响生命质量,而且耗尽所有的经济资源。我坚信,中国可以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维护人民健康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中国模式”,这条路就是以人的健康和幸福为目标,是大多数人的现代化。

江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中,包含了“个人”和“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创新?

李玲:我认为现代西方的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比较肤浅的。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58年提出,孤立的个人是没有意义的,个人的任何行动都只有在他人在场的前提下,才有进一步讨论价值的空间,这其实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是相通的。

在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里,个人与社会的天然鸿沟是由市场作为桥梁的,只有在自由的市场交易中才能达到个人的最优与整体社会效率的联系。但事实上,人天生就是一个社会人,基于人类任何看似的个人选择私有行动的物品,都十分正当地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公共产品元素。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就曾明确地点到,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他生动地将伦理对于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归结为“共财之义、分财之义、通财之义”,三义的根本,在于“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之目以为不义。”这不仅仅蕴含着现代的公共产品理念,更在朴素中概括着中国社会中个人与社会整体天然的合一性。今天,当西方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深刻的挑战之时,中国文化中这深邃的“公”字,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对世界和人类所需要的更为科学、正义的新启蒙力量?而“中国模式”也许是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公共产品。

政府和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绝非水火不容。上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兰格和哈耶克等爆发了一场关于市场经济的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到底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既发挥市场的灵活性,又避免市场的无序和价格机制的高额成本,实现资源有计划、按比例的合理配置。苏联等国家的教训表明,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搞计划经济无法解决必需的信息处理问题、无法制定科学的计划。

今天,兰格的理论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将信息等先进技术与计划进行有机结合,就可以产生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在现代的沃尔玛体系中,高效的中央计算系统通过对各个零售卖场需求信息的搜集与计算,并同时规划生产部门的订货和存货状态,在严格的计划标准下对生产和销售环节进行组织与调节。这种有计划、按比例不是官僚系统的长官意志,而是一种科学决策。如果是订制,就是尊重亿万消费者个人的意愿,做出一个最终决策。

信息技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最广泛的生产力变革,必然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为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模式提供了崭新的天地。信息化和信息技术的兴起,再次把科斯(Coase)的经典发问呈现在人们眼前: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自由市场机制在生产模式、金融运作模式、分配模式等方面的种种弊端,使人们对市场经济中的制度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正如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指出的,经济危机凸显资本主义制度亟待改革,以往的传统决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眼下的新情况。

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和沙普利,表彰他们的稳定分配理论和市场设计中的实践,也就是市场设计理论,即对整个市场做设计,不是通过价格机制,而是通过信息系统,实现供给和需求一对一的精确匹配。市场设计理论让我们重新来认识社会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更有效地结合?也就是说,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存在合理性和可行性?我认为,这对我们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此市场非彼市场,这个市场是科学设计出来的。它既能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功能,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

提炼中国模式要有历史观

江宇:十八大之后,社会对中国道路认同度越来越高,但是从理论上怎么去解读、阐释,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李玲:其实中国模式是西方学术界先提出来的,2004年库珀就提出来了。非常有意思,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而中国一些学者却更认同华盛顿共识,恰恰是外面的人最先认识到中国道路的价值。也许是旁观者清。微观上看中国问题很多,每一个点看上去都有问题,但从宏观上看,中国变得越来越好。而西方人能够看到西方自己的问题。2004年,库珀提出“北京共识”之后,遭到了很多国内学者的抵制,直到今天,不少学者还认为,没有什么中国模式,或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个坏东西,是需要改革的对象;中国模式是华盛顿版的山寨版,等等。

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道路,都是党领导人民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目前缺乏的是从学术上进行提升。而这种总结和提升要有历史感,至少要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道路上都遇到很多的挫折,曾经都付出过昂贵的代价。但是我们善于干中学,学中干,让付出的代价成为成功之母。中国不断地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好的东西,并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融合,不断创新发展。

江宇:现在对改革开放的评价,有一些流行的说法,认为我们跟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有样学样就可以发展起来。

李玲:实事求是地说,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在当时是先进的模式,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把它先进的东西融合起来? 苏联就是没有看到这一点,没有与时俱进,失去了变革能力,其结果是改旗易帜。所以中国模式要总结是很难的。新中国70年发展中,每个时期要解决的问题都不一样,所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们在建国初期发展重工业确实违反了“比较优势”,但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难道这不是新的比较优势的基础吗?我们今天都受益于它。国家没有完整的工业能力,将无法实现现代化,这是近代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提炼中国模式、中国理论,我们的学者需要有真正的历史观、国际观,不能仅从局部、片面地去看问题,还是要进行综合分析,包括历史和理论的综合、各个学科的综合,不同学科各个理论流派的整合。我的体会就是,我们微观的问题确实很多,但在宏观上却把握得很好。尽管在具体问题上不断犯错误,包括医疗改革犯的错误,但都不是颠覆性的,在各个重大关头都做出了正确选择。而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宏观上出现问题,虽然各种金融衍生品微观上设计得尽善尽美,但是宏观上无法避免危机,这是最大的风险。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能力进行宏观调控,出现危机只能事后去修补。中国的制度优势使我们的政治家们有展现他们能力的舞台,美国政治家也有很多厉害的人,但是他们没有施展能力的平台。美国“911”之后反恐用力过度了,消耗了大量国力,而且到最后被利益集团影响,甚至成了政治正确。我认为这是美国衰退的原因之一。

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后曾经一度产生对西方的迷信,这种观念还是占主流的地位,主要是缺乏自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历史观,缺乏对资本主义的深刻认识。其实,美国老百姓生活普遍改善也是在二战之后,但是我们一些人以为美国200年一直是先进的,一直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我们很多人对自己,也是取了其历史的一个截面来映射5000年的历史,认为中国历史上就是专制、独裁,所以是落后的。列宁说过,人的认识是无限地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都可能被片面地看作是一条完整的直线,而这样的认识能把人们引到泥坑里去。

江宇:看来确实需要新一轮思想解放。我们在学术和理论上的内核还没有建立起来,缺乏理论创新,一些关于中国道路的解读和宣传比较粗浅,让读者觉得缺乏理论基础。

李玲: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的。英国从工业革命到最后形成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经过了很长时间,美国也一样。中国现在还刚刚开始,创建中国学派的任务更多是要年轻一代完成的。

其实,学者的观点是一方面。真正在一线基层工作的人,思想更容易扭转过来,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有些学者一直在各种场合宣传“中国崩溃论”,他们一到企业、省市,就跟人说,中国是一条四面漏水的大船,马上要沉了,赶紧想办法自救。忽悠很多企业家赶紧变卖企业,出国移民,使他们错过了中国最好的发展机会。最近马云、刘强东都在讲演中宣传大数据、新型计划经济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实践变化总是比理论更快。中国90多年的道路,就是实践中探索出来的。

国家治理应该有顶层设计。中国之所以能在大风大浪中闯过来,不犯颠覆性错误,就在于我们将宏观把握住了,而让地方充分放开,使地方有灵活性,地方犯的错误是局部的错误,有回调的空间。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也是这个考虑。过去各地都在试点,但成功的经验很难推开,现在一竿子插到底,尽快把基层成功的经验提升到全国,现在改革需要加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不能再单纯强调摸“石头过河”。贵州省最近提出了“五步工作法”——政策设计、工作部署、干部培训、督促检查、追责问责,这也是在医改探索中得出来的经验,顶层设计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这只有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才能做到。中央指明方向,地方有自主权,才能收放自如、能上能下。

中国经验有特殊性,就是必须有这种大一统的制度基础。同样的事,在美国就没有制度基础去推动,美国总统对州长没有控制力、州长对市长没有控制力,基层出了再好的经验,也没办法推广。比如,奥巴马医改的基础是马萨诸塞州的医改,但是没法在全国推广。为什么美国经济学迷信“小政府”,因为美国是联邦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美国经济学者根本没有机会去研究政府怎么做顶层设计。而我们有一些经济学者盲目在中国推崇“小政府,大市场”理论,认为这是中国的改革方向。

如果是先入为主,就会忽略中国很有亮点的一些东西。我一直批评西方经济学,没有宏观理论。它们的宏观就是微观的简单加总。但中国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宏观经济学,因为政府有条件做顶层设计、综合平衡。例如卫生领域,西方的卫生经济学研究对患者、医生、保险各自的行为的研究比较透彻,但是很难对医疗体制进行总体设计,实现效率、公平和质量的平衡,而中国就有条件做这样的设计。

江宇:总结中国道路,需要历史的视角、实践的经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现有的理论经典?目前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般是前两年先学西方经济学,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再学政治经济学,但到这个时候学生的思维范式已经形成了。

李玲: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是创造模式。如果我们跟着美国走,我们做得再好,充其量也就是二流。美国的发展阶段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平衡或者均衡的一个状态。因此,它有财力可以养大量的经济学家,他们正在做的东西都是非常微观的,很细、很窄小的题目。而我们中国现在发生的这种变革可以说天翻地覆,我们研究的都是制度性的大问题。

读原著非常重要,不要去读被简化过的、索然寡味的解读物,而是回到历史情境下去读原著,马克思就是集大成者。还应该多读哲学。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需要克服形式主义的问题,克服理论和现实脱节的问题。现实中大量的经济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释,如果说不出来,这就是理论的危机。回想抗战时期,全国最优秀的青年都去延安,那时候没有政治课,学马克思主义的人首先不是为了搞理论,而是为了救亡图存。

人的正确思想应该从实践中来,年轻人应该到基层,到一线去了解现实,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江宇向西方解释和阐述中国道路,怎样才能既让别人信服,同时又不造成误解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

李玲:中国与美国,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统迥异,但并不意味着无法对话。早在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在教育我国干部理解中美建交的意义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要把美帝国主义和美国人民区分开,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20世纪60年代,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和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遥相呼应,这说明人民之间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有共识的。

习近平主席在一次访问美国时,娓娓地讲述一个多年前他帮助一位美国老人圆“中国梦”的故事,一段中美友好的佳话。

1992年春天,习近平在福建省福州市工作时,从报上看到一篇“啊!鼓岭”的文章,讲述一对美国夫妇难忘中国一个叫“鼓岭”的地方,渴望故地重游而未能如愿。故事主人翁密而顿加德纳生前是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1901年他随父母来到中国,在福州度过9年快乐的童年时光,福州的鼓岭给他留下难忘印象。此后的几十年里,加德纳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再回到儿时的中国故园看一看。但是无奈当时中美尚未建交。这之后,加德纳先生就不幸瘫痪在床。加德纳念念不忘鼓岭,一直保持着儿时每日喝稀饭的中式饮食习惯。每当加德纳妻子用轮椅推他到花园时,他总是回忆着儿时在鼓岭的家。在他家的院子里种着红色的野草莓。弥留之际,加德纳仍旧喃喃不绝地念叨着“KulingKuling……”加德纳妻子虽然不知丈夫所说的“鼓岭”在什么地方,但为了实现丈夫心愿,她多次到中国寻访,却都无功而返。后来,在一位中国留美学生钟翰的帮助下,终于查明加德纳所说的地方就是福建省福州市的鼓岭。钟翰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啊!鼓岭》的文章。当时得知这个故事的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联系加德纳妻子,并邀她访问鼓岭。

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绝对是“好莱坞”大片的素材,一位对中国童年故乡无限眷念的赤子,一位为实现丈夫夙愿不辞辛劳的忠贞妻子,一位为实现老人愿望热心帮忙的留学生,一位帮助老人实现梦想的当年的地方官员,现在中国的领导人。人世间最美好的真情跨越百年沧桑,跨越太平洋,跨越一切障碍。这个真实的故事所展现的不正是中美友谊的美好愿景,也是中美对话要传递的信息。

江宇:十九大报告里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根据您的了解,国际上对这个说法接受的程度怎么样?

李玲:国外学术界有一些学者,对中国道路很早就开始研究,包括斯蒂格利茨等。但他们身在国外,对中国的了解还是有限。我们写了福建省三明医改的文章,到国际上讲,外国人非常惊讶:你们还可以做这样整体系统的改革,而美国的改革只能在局部,如医保支付方式、费用控制等方面做一些改革,所以对我们的改革赞不绝口。我认为,中国学派应该分领域努力,先一块一块地拼图,最后拼成一个整体性的大图。西方社会科学形成完整的体系,也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中国的很多改革,微观上还不完善,但宏观是成立的,要通过学术论述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近代中国和西方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的还原论和中国传统的系统论不匹配,而中国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把自己的传统优势抛弃了。现在到了大数据、智能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系统综合的方法,也许可以用智能化、大数据来支撑。有了新的技术手段,我们的实践就可以走在前面,而不是沦为西方的注脚。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改革时代,国家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古人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们的改革由过去40年“分”的文化:分权让利,调动积极性;进入了现在“合”的文化:全面、全局,整合、统筹安排、公平正义。同时,我们的改革由过去的碎片化的改革,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全面集中统一的改革,基本的改革理念是统一思想、统一领导、统一部署和统一行动。改革的方法也转变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前两天我刚接待了30多年前和我一起出国的老朋友,他们说,我们在美国折腾了30多年,变成美国公民,现在回来一看,中国人过得比我们还舒服。

新中国70年实现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跨越性发展。中国有制度优势,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市场,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最生机勃勃,勤劳能干的人民,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超越。

 

                           (编辑  季节)

 



* 江宇,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1]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4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