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台之后，提出“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口号，对内他通过减税，团结共和党内的建制派，促进资本回流；对外他又频繁制造事端，为潜在竞争对手的发展设置障碍。对此，我们既要密切关注、积极应对，同时对国际经济格局应有基本判断。特朗普目前的这些做法，改变不了美国政治经济的基本面，也改变不了中国崛起的光明前景。为避免被对方一时的战术牵着鼻子走，应该以两手对两手，以斗争求合作、求和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从内政看，特朗普的经济改革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美国经济的困局。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是减税，但目前这个措施已不具备20 世纪80 年代里根政府以减税振兴经济的条件。当时里根政府面对的是强政府、高税收、高福利、低债务，贫富差距相对较小，还有很大的减税空间。而今天情况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财政增收和节支的空间都不大。况且，里根政府实施的减税政策，实质是“劫贫济富”。在里根任期内（1981-1988 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 人群的收入所占比重从4.8% 降到了4.2%，而收入最高的20% 人群收入所占份额则从42.7% 涨到了45.1%。全美收入最上层10% 的纳税额在1984 至1988 年之间减少了8.6%，次层10% 的纳税额减少了2.4%，而收入处于最底层10% 以及次层的贫困民众，在同期内税负却增加了3.8% ～ 3.9%。可见，这是以“减税”口号进行的劫贫济富，并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与此类似，特朗普减税计划首要的受益者是收入较高的人群。据美国有关方面预测，收入在100 万美元以上的0.9% 人口的平均税后收入将增加14%（逾21.5 万美元），而中等收入阶层的拟议平均减税额仅1000 美元（约为税后收入的2%）。废除遗产税，将为富豪的财富传承大行方便。减税涉及到普通民众的医保、社保等福利，必然遭遇不断增加的社会阻力。美国国会一些民主党议员表示，特朗普的减税对富人有利，违背了其为美国劳动人民争取更多利益的承诺，他们将反对这一政策。
即使特朗普减税政策可以实施，对美国经济短期有一定刺激作用，但改变不了经济的基本面。美国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二战以来经济长周期的结束。20 世纪70 年代的滞胀，就是由分配失衡、需求不足、生产过剩所导致的，80 年代以来的产能转移、全球化、金融化和削减税收，这些问题可以暂时得到缓解，但并没有根本解决。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并未触及这些基本矛盾，因此在短期虽有一定作用，但长期效果并不明显。从短期看，减税政策能促进投资、增加工作岗位，刺激经济增长，但政策效果有限：就个人而言，税收减免主要有益于高收入人群，对消费拉动作用不明显。就企业而言，基建、钢铁、石油、化工等对税收敏感的传统企业有回归的动力，但苹果、IBM 等高科技公司，所得税下调难以弥补涉及的配套供应链和综合成本。同时，这些跨国企业都普遍有避税行为，减税对它们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从长远看，减税不仅没有解决美国经济的基本矛盾，还将增加联邦政府的债务压力，进一步恶化分配格局。如果通过削减福利来减少政府支出，还将加剧民生困难和国内的两极分化，削弱政治基础。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有其深刻根源，这决定了西方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走出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两极分化、经济金融化、生态破坏和全球经济失衡等问题，都不可能通过短期政策调整来恢复。况且，难民问题、民族问题等社会危机尚未见底，都可能让经济雪上加霜。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20 世纪30年代，曾经成功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以罗斯福新政和欧洲战后重建为代表，当时的政府之所以能够遏制垄断资本，调整社会关系，是由于大萧条和战争所付出的巨大代价，造成了“资本抑制”的条件。从欧美国家2008 年以来应对危机的措施来看，仍然是试图通过向第三世界转移危机，比如实施将国外投资向国内转移、实行更严格的贸易保护等等，这些办法短期内会有一定效果，但属于“拆东墙补西墙”，对改善全球经济作用有限。在欧美国家内部，垄断资本集团对政治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底层对改善社会公平、遏制资本特权有很大呼声，但是实际上很难实施有效政策。奥巴马大力推动的美国医疗改革，仅仅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温和改良，但是由于实行公共医保会影响商业保险和医药公司的利润，其改革方案受到资本集团的强力打压。特朗普目前没有表现出抑制大资本的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信息技术的发达，容易使民意走向另一个极端，产生民粹主义和国家治理的碎片化，更难就重大改革措施达成一致。
面对这些情况，我国最重要的是增强战略定力, 坚持做好国内自己的事情。密切关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动向，防范全球出现竞争性减税。对我国独具特色的发展方式要充分总结和善于宣传，让世界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环境和制度的优势，增强信心。从调整融资、社保、住房等费用入手，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加快税制改革，实现将税收主体由流转税向收入税的转型，提高税收的累进性，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征稽力度，为降低企业成本腾出空间。整顿金融秩序，遏制金融部门的超额利润和投机炒作，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加快社会保障筹资改革，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推进社保收费向税收转变。遏制住房炒作，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降低住房成本。
美国通过减税吸引一些传统制造业回归，对我国并非是坏事，可以为我国形成发展新动能腾出空间，避免低水平竞争。应以此为契机，加强除资本之外其他要素的建设。在当前美欧经济波动的情况下，可大力吸引海外华人回国创业就业。加强政产学研用的协作，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大对基础性、战略性科研领域的支持。制定进口产品国产替代规划，支持有潜力的国内企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逐步实现进口产品的国产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