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基金会召开的学者座谈会上，正式提出推动“中国学派”研究与出版工作的倡议，与会专家与学者就构建“中国学派”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与建议。
“中国学派”现在推出“此其时也”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认为，在十九大召开之际，现在推出“中国学派”丛书 “此其时也”。通过“中国学派”丛书，可以把很多学者多年的积淀和研究成果向全社会推出来。践行中国道路，是实践在前面，而“中国学派”就是在这条路上走出来的。孔丹说，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首创者，他并不拒绝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受西方理论和教条主义的约束，而是带有批判性地理解与吸收。孔丹期待“中国学派”的构建能够带有一定的普及性，形成的理论成果要有学术性，而不是追求学术化，能够让更多的大众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理论和实践的成果。
孔丹提出，“中国学派”的研究“要站得住脚，真正地能够实现创新”，体现出“理论自信”。“中国学派”应当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求和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话语创新。“中国学派”并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要进行世界性研究，但是要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目前在中国这样丰富和良好的研究条件下，正是启动“中国学派”的大好时机。
“中国学派”应当“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解读世界”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认为，目前有很多学者正在以中国文化和中国实践的视角，来诠释对世界、对历史、对全球当下重要议题的看法与见解。大批这样的研究与著作都应当放在“中国学派”的体系中。构建“中国学派”不仅要立足中国，更要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拥有更广阔的研究视野。“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解读世界”，这是构建“中国学派”主要的侧重点。
“中国学派”应当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认为，以中国当前这样伟大而丰富的实践，目前西方理论体系没有办法对中国的道路进行解读和诠释，中国应当构建自己的理论和评估体系，并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王湘穗说，他参加了一些国际关系的研讨活动，不少国外学者表示，中国的实践和一些做法对他们颇有启发，但是我们自身却并不注意总结。而当下的中国在解决很多国际事务时所采取的方法，都具有很重要的创新意义，值得好好总结。王湘穗对“中国学派”的定义给出了这样的表述：“‘中国学派’是具有中国文化自信，从中华民族及国家立场出发，研究各类社会问题和进行思想探索的学术群体，是秉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以建构中国话语，传递中国声音为已任的学人共同体。”他认为，“中国学派”不应当局限于某个学科，应当更多地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中国学派”不应当只限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认为，“主要受中国特殊性的启发，在社科人文各学科里对已有知识做出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就是‘中国学派’”。而这种本领域内的学术贡献应当对现存的主流思想提出挑战。潘维指出，“中国学派”不应当只限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不是因为中国人做的研究就叫做‘中国学派’，这个定义应当更广一些”。纳入“中国学派”的研究要更看重其学术贡献，是否为现有的知识结构做出重要的贡献。
当下很多学者都在各自的领域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与探索，比如王绍光关于整个西方史中“抽签理论”的研究著作，就是以中国人的视角来诠释西方文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所进行的历史哲学问题研究，令西方学术界耳目一新，这些都应当纳入“中国学派”。
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中国学派”理论体系日益迫切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表示，既然被称之为“学派”，其功能之一应当是一部分研究成果要能够进入大学课堂，作为基本的参考书。“中国学派”的理论成果不但要进入中国的大学课堂，还要进入整个世界的大学课堂，包括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汪晖介绍，他曾经与一位在拉美国家开展业务的基建类国企的负责人进行过交流，这位负责人告诉他，尽管企业的业务在这些国家开展得非常顺利，但是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却是如何解释中国“一带一路”背后的理论体系。“一带一路”是一种全新的模式，这个过程并不是要在国外完全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企业在业务的“在地化”过程中会碰到很多问题。比如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的问题，而媒体、政府和学者在解释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还在大量使用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实践与西方式的解读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就导致中国的资本在海外进行投资的时候，面临巨大的文化压力。
中国的发展模式非常成功，如何在理论上阐释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如何再解释西方的经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发展模式的理论构建，需要建立新的联盟。“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输出，还需要在文化思想上结成统一战线。“一带一路”背后的文化、哲学和政治体系到底是什么，也需要我们讲出来。现在我们更多地是从实践层面去做事情，但是将其理论化的工作却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
汪晖指出，“中国学派”应当立足于这些发展经验，不仅是讲中国的，还应当包括那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理论化。他认为，“中国学派”的某些界限具备一点模糊性是很有必要的，不必过于精确界定，以便能容纳更多的学者与研究观点。
当下，中国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发展，非西方地区、第三世界国家，都处在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重新发展起来的过程中，它们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释其来龙去脉的困境。因此，非洲、拉美、亚洲周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及其相互比较性的解释，都可以放在“中国学派”的理论构建范围内。而且当下这个部分显得特别有必要。中国有现代化和历史传统的支撑，而很多国家并不具备中国这样的条件，因此西方的文化霸权在这些国家显得格外突出。汪晖在拉美国家不止一次地遇到当地学者提出编撰中国教科书读本的需求。这些国家所读的理论读本大多是从英语世界传过来，关于中国的解读更是如此，而“中国学派”完全可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
“中国学派”应当在世界范围内讨论和推广。这种理论性的构建工作目前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了。而且，理论构建要放在中国自己真正的经验里去谈，寻找我们自己的语言，而不是再用别人的语言。汪晖说：“要讲‘中国学派’，不能光对我们自己讲，还要对外讲，让别人能够信服。那些我们曾经熟悉、而今天已经抛弃的知识，要把它们重新加以改造，重新澄清理论的是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开创“中国学派”需要学术的“三自”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日前在他的新书交流会上介绍，他与杨竺松著、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道路丛书之一《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正在通过境内外出版社的合作，来推动中国学派、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影响。目前，这本书中文版出版后，日文版已定于11月上旬正式在日本发行，英文版翻译工作也已基本完成。
胡鞍钢认为，“中国学派”就是“要在第一时间、第一课堂、第一信息渠道总结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也创造了建设强有力执政党的奇迹。可是西方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还是习惯性地拿着“集权”、“威权”等标签化的概念说事。胡鞍钢说，“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国际交流确实在不断增强我对中国的自信。现在西方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体制，再像过去那样大贴‘集权’、‘威权’的狗皮膏药已经不灵了。”中国的学者有义务对中国的创新进行理性客观专业化的总结，并及时介绍给世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中国学者的缺位。胡鞍钢总结，学术有“三自”：从学术自觉到学术自信，进而到学术自强，开创“中国学派”，就特别需要这种自觉、自信和自强。
（编辑 杨利红）
